2009年11月，56岁的哈罗德·迪拉德被诊断出患有腹部恶性肿瘤。短短几周内，这位每天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裤的得州“万能修理工”就进入了临终关怀阶段。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一家名为“生物护理公司”的公司找上门来。他们问是否愿意将遗体捐给医学研究——比如供医生练习膝关节置换手术。公司承诺会火化未使用的部分，并免费返还骨灰。

“他当时眼睛都亮了，”女儿法拉·法索尔德回忆，“他觉得这样能减轻家人的负担，捐献遗体是他最后能做的无私之事。”

平安夜那天迪拉德去世，几小时内，生物护理公司的车就载走了他的遗体。

几个月后，法索德接到警方电话：他们找到了她父亲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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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护理公司”的仓库，警方发现了45人的100多块人体部位。“所有遗体似乎都用粗切割工具（如电锯）肢解，”当时侦探记录写道。

法索德说，她原以为父亲会得到尊重对待，但事实上遗体被“摧残”了。“每晚一闭眼，就看到装满人体组织的红桶。我失眠了，根本睡不着。”

该公司曾通过律师否认虐待遗体。如今这家公司已不存在，前所有者联系不上。

法索德由此第一次接触到“遗体经纪人”的世界：这些私营公司获取遗体，解剖后向医学研究中心出售肢体获利。

对批评者而言，这行业是现代盗墓。但也有人认为，遗体捐赠对医学研究至关重要，私营公司只是在填补大学获取遗体不足的缺口。至少从19世纪医学教育扩张开始，一些有科学精神的人就愿意将遗体用于医生培训。

加州大学解剖捐赠项目主任布兰迪·施密特表示，去年他们收到1600具“全身捐赠”，还有近5万在世者已登记捐赠。她说，捐赠常出于纯粹利他主义：“很多人受过教育或对教育感兴趣。”

但经济因素也在起作用。施密特说葬礼昂贵，免费处理遗体对许多人很有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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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医学院一样，加州大学不从遗体捐赠项目中获利，且有严格的处理指南。

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出现了一批营利性中介机构，它们获取遗体后进行解剖和转售。这些被称为“遗体经纪人”的机构，自称是“非移植组织库”。

它们的客户包括需要遗体进行医学培训的大学，以及需要人体组织测试新医疗产品的企业。

虽然营利性人体组织交易在欧洲多国被禁止，但美国较为宽松的监管让这个行业得以发展。

路透社2017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有25家营利性遗体经纪公司，其中一家在三年内通过此业务获利1250万美元。

《生命的价格》作者珍妮·克利曼指出，美国监管体系的漏洞导致这个行业的发展。

英国《人体组织法》几乎禁止所有人体组织获利行为，而美国虽然禁止出售人体组织，却允许收取“合理处理费用”。

这种法律差异使美国成为全球遗体出口国。克利曼发现，美国一家主要业者曾向50多个国家（包括英国）运送人体组织。

“许多国家面临捐赠短缺，于是转向美国获取来源，”克利曼表示。

由于缺乏官方登记和统计数据，路透社估算2011至2015年间，美国私人经纪人至少处理了5万具遗体，分销超过18.2万个人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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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家庭来说，私人遗体经纪人体现了最恶劣的逐利行为。

格罗在调查中发现，经纪人与美国殡葬业“纠缠在一起”：殡仪馆将经纪人介绍给新近逝者的亲属，并收取介绍费（有时超过1000美元）。

恐怖故事不难找到，而由于美国监管宽松，出事往往无法追责。法索德希望“生物护理公司”被刑事起诉，不仅因父亲肢体可能被链锯切割，还因收到公司寄来的自称父亲骨灰的密封袋内容物不像人骨灰。

“生物护理公司”所有者最初被控欺诈，但指控后被撤回，因为检察官无法证明欺骗意图。当地检察官告诉她，“生物护理公司”未违反州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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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恐怖故事，也有人指出遗体捐赠在科学发现中起着关键作用。

加州大学的施密特说，尸体最基本用于培训医生或练习复杂手术。对医学生来说，这是第一次接触真实的血肉，这是教科书无法复制的体验。

还有遗体会被用于帮助开发新疗法。施密特指出，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机器人手术和起搏器在内的多项技术，都是在尸体上测试后才得以发展。

一些私人经纪人表示，他们被妖魔化了。大型“遗体经纪”公司员工凯文·洛布雷拉说，其公司获得美国组织库协会认证，必须遵守有关尸体处理和储存的指南。认证是自愿的（只有七家公司获得），但没有认证的私人经纪人也可以合法经营。

“问题不在于合规公司，而在于缺乏监管的害群之马，”他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美国需要加强监管。

加州大学的施密特教授建议，美国可以效仿欧洲国家，禁止营利性遗体公司的存在。

她说处理遗体会产生“合理成本”（如运输和防腐化学品），公司收费是合理的，但营利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出售或从人体遗骸中获利复杂化了为教育捐赠的利他理念。”

作家克利曼则认为，在禁止营利性捐赠前，需先解决遗体短缺问题。

技术进步也可能提供解决方案。2023年，凯斯西储大学成为美国首批用VR模型替代真实遗体的医学院之一。

该校教授马克·格里斯沃尔德表示，虚拟模型能提供“解剖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清晰3D地图”。

但克利曼认为，VR技术尚不能完全替代真实遗体的培训价值。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遗体仍将是医学进步的重要资源，这也意味着相关伦理讨论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