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留学生蒋中懿今年4月因谋杀未遂、强奸等罪行被判入狱11年三个月，他在慕尼黑法院接受审判时试图遮掩面部。（互联网）机器人学硕士、医学博士、知名企业经理.... 隐藏在这些德国华人男性“精英”身份背后的，是一张庞大的迷奸犯罪网络。上月14日，德国慕尼黑法院宣判，在当地留学的一名中国男子因谋杀未遂、强奸等罪行，被判入狱11年三个月。法院披露的细节显示，这名男子一年内用高剂量麻醉剂强奸女友至少八次，即便女友呼吸骤停仍不停手，甚至拍下作案全程。这起案件震动德国华人圈，大量当地华人在社媒上讨论相关案情。由于德国文件和报道中使用的是“Zhongyi J.”，部分中文媒体将当事人音译为“钟义”。但有网民通过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等渠道抽丝剥茧，发现男子名为“蒋中懿”，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专业研究生。德国《日报》报道，蒋中懿案件与此前德国警方调查的一个跨国网络犯罪群组有关。这个犯罪群组的核心是一个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德语：Fahrschule für Experten in Deutschland）的加密群组，成员在群内交流如何迷奸女性、分享药物来源等资讯。“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下设多个相关群组，其中一个大型群组成员规模达约4500人，长期活跃、参与讨论下药经验及分享偷拍视频的成员，则超过2000人。更令人震惊的是，群组八名核心成员中，有七个人都是中国籍，主要在德国与荷兰活动。随着多名核心成员被陆续逮捕和定罪，他们的真实身份也浮出水面。IP地址在德国的小红书用户“DB还我血汗钱”综合整理出几名核心成员的中文名和背景。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手段残暴的强奸犯，竟都有着光鲜履历，是世俗定义下的“精英人士”。两年前已案发最先被捕的，是“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的管理员张大鹏（Dapeng Z.）。综合媒体报道与网民整理的信息，今年45岁的张大鹏曾就读于中国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随后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被捕前，他在跑车生产商路特斯（Lotus）信息技术部门担任经理。张大鹏的领英页面显示，他被捕前在跑车生产商路特斯（Lotus）信息技术部门担任经理。（网络截图）2024年下半年，法兰克福警方接获多名受害者报案，称她们在看房过程中遭不明人士下药后失去意识并遭性侵。同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局罕见地以德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发布警告，要当地年轻中国女性谨防一名针对华人社群的连环强奸犯。经由对受害者体内残留药物及现场DNA证据比对分析，警方确认多宗案件具有相似作案模式，并锁定居住于法兰克福近郊的张大鹏为主要嫌疑人。2024年11月，张大鹏被警方逮捕。德国媒体报道，他冒充女性身份，或借口为女朋友租房，通过小红书和微信与受害人预约看房，在看房过程中用药物迷晕受害者并实施性侵。此后，中德两国警方透过执法合作，先后在慕尼黑、柏林和洛杉矶等地抓捕了蒋中懿、周同（Tong Z.）、邵之霆（Zhiting S.）、许徐开元（Xukaiyuan X.）与翁偲喆（Sizhe W.）等主要成员。去年下半年以来，德国多地法院陆续对相关案件作出判决。去年8月，柏林地方法院判处周同五年九个月徒刑。今年2月，涉及22项罪名的张大鹏，被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刑14年徒刑，蒋中懿上月在慕尼黑被判处11年三个月监禁。团队另一名核心成员邵之霆的案件，预计本月中旬宣判。32岁的邵之霆来自上海，在北京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后，赴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攻读博士学位。网民还扒出，他曾是中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在核心医学期刊上发过关于晚期尿路系统癌症治疗进展的论文。邵之霆没有将丰富的医学知识用于悬壶济世，而是为迷奸作案提供技术指导。检方指出，自2024年加入核心群组后，邵之霆多次在聊天纪录中指导如何配置可使受害者失去记忆的药物，并曾在张大鹏进行性侵过程的直播中提供用药建议，以维持受害者处于无法反抗状态。德国检方也指控，邵之霆2019年至2021年在中国居住期间，也曾实施多起性侵犯行为。由于德国法律对部分严重性暴力犯罪具有域外管辖权，相关海外行为也被纳入柏林地方法院的起诉范围。未被发现的受害者根据德国警方及检方调查，已确认的受害者分布于德国多个城市，以及荷兰部分地区。受害者多为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女性，她们中有当地留学生、寻找租客的房东，也包括被告的邻居、朋友或当时的交往对象。然而，对通讯内容及影像资料的分析显示，这一系列案件可能存在大量未被发现的受害者。德媒报道称，被告所使用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具有引发顺行性遗忘的效果，部分受害者也称在事后无法记起遭受侵害的经过，仅将相关身体反应误认为疾病或疲劳。这一系列案件令许多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女性心有余悸，担心身边就潜伏着尚未伏法的罪犯。除了作案手法隐蔽，“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在沟通中还使用暗语指代受害者及犯罪行为，降低被外人发现的风险。警方调查显示，群组内把女性受害者称为“汽车”，其中熟人或伴侣被称为“私家车”，外貌较为出众者则被称为“豪华车”。此外，成员将下药称为“加油”，将麻醉药物称作“汽油”或“机油”。当受害者因药物影响而失去意识后，则被称为“死猪”。上述细节曝光后，有网民发现，小红书等社媒上也有使用类似暗语的贴文，例如有人发文称“江苏南通私家车找代驾”，评论区有人回复“蹲无锡的车”“昆山很近，能借开吗”。有网民在社媒小红书上发现以“私家车”等暗语指代女性伴侣的贴文。（网络截图）中国留学生海外性侵案频发近几年来，中国男留学生在不同国家频频爆出性侵案件。去年3月，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邹振豪被控对中国和英国的至少10名女性进行迷奸，英国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英国警方称邹振豪为“我们在这个国家见过最猖獗的性侵者”，并指可能还有50多名尚未确认身份的受害者。英国警方在通告中指出，邹振豪案可能还有尚未确认身份的受害者。（网络截图）去年8月，同为“德国老司机驾校”核心群组成员的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生翁偲喆被捕，警方在他电脑内发现大量偷拍视频。检方指控他涉嫌在食物和饮品中投药，对至少三名女性实施性侵。翁偲喆目前正被羁押，面临25年至终生监禁刑罚。“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及其下设群组的数千名成员，不可能只分布在德国。性侵犯看似远在天边，实则可能近在身旁。如果没有获得足够舆论关注，或许难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要是性侵者的“精英”面具没有被揭穿，普通人更难以识别和防范。...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清盘人，以审计工作出现疏忽为由，向普华永道索要57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的企业索赔案之一。据路透社报道， 香港法院星期一（5月18日）就索赔案召开聆讯。清盘人要求普华永道国际，以及普华永道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成员机构共同赔偿380亿元人民币；另向香港和中国大陆成员机构索赔190亿元人民币。聆讯焦点是普华永道国际应承担多大责任。代表普华永道国际的律师辩称，审计方不应成为案件当事方，因为普华永道是由多家成员机构组成，香港和中国大陆实体并非其子公司。他也指出，普华永道国际与恒大之间没有沟通往来，也不对这家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审计负有“注意义务”。代表清盘人的律师则辩称，普华永道国际位于集团架构顶端，负有监督责任，负责维护成员机构（包括香港和中国附属公司）的标准（维护品牌的标准和声誉等）。针对普华永道国际申请从被告名单中剔除，法庭听取双方陈词，将押后裁决。各方认为，此案可能有助于界定，在企业被指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下，审计师应为其审计工作承担多大责任。这起诉讼对清盘人历时多年的追偿工作也至关重要。恒大集团破产后，债权人索赔约450亿美元，但截至去年8月，清盘人仅变卖约2.55亿美元资产，追回进展有限。此次向普华永道大规模索赔，显示清盘人正试图通过追究更多外部机构责任，争取更多偿付来源。美国企业重组咨询公司安迈顾问的杜艾迪（Edward Middleton）与黄咏诗是代表恒大债权人的清盘人，他们2024年3月提出上诉，最初针对普华永道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关联实体，包括香港的罗兵咸永道、大陆的普华永道中天。随后，清盘人将普华永道国际作为负责协调全球成员机构的实体，也列为被告。诉状涉及普华永道为恒大2017年及2018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清盘人指控，审计方未尽审慎职责，在审计工作中存在疏忽和失实陈述。此前，普华永道已被陆港监管处罚。恒大2021年底发生境外债务违约，并在2024年被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清盘。中国监管部门认定，普华永道中天在恒大地产2019年和2020年的年报审计中未勤勉尽责，相关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普华永道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甚至纵容恒大地产财务造假和欺诈发行公司债券。普华永道中天被罚暂停经营业务六个月、撤销广州分所，并被罚没4.41亿元人民币。香港当局也认定罗兵咸永道在审计恒大时严重违反专业责任，处以3亿港元罚款，并拨出10亿港元用于赔偿恒大的独立少数股东。恒大清盘人目前正多管齐下追偿，除了公司和高管资产，外部索赔对象还有曾于2018年为恒大及其子公司制作估值报告的世邦魏理仕（CBRE）和艾华迪（Avista）。...

耿同学最近一个多月先后实名举报四所大学的五名顶尖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所发表的论文造假，引起舆论震惊。（视频截图）短短一个月内的五次打假，最近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学术地震，背后的举报人是科普视频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耿同学是何许人？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谦虚地说：“我就是个普通研究生。”可他在外界看来一点都不普通。耿同学原名耿洪伟，以评论科研、教育领域乱象成名，在多个社交平台的粉丝数量都超过百万。截至5月14日中午，抖音账号“耿同学讲故事”粉丝数为134万，获赞超过1420万；在B站上，同名账号粉丝数183.2万，获赞约1700万，播放量2.3亿。耿同学原名耿洪伟，以评论科研、教育领域乱象成名，在多个社交平台的粉丝数量都超过百万。（互联网）根据耿同学的自我介绍，他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2025年选择退学，“努力做生物学科普，因为科学能强国”。偶尔分享科研圈的瓜科普之余，他自称“偶尔也分享科研圈的瓜”。他发布的内容中，涉及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的作品只占一小部分。只不过，耿同学最近一个多月先后实名举报四所大学的五名顶尖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所发表的论文造假，引起舆论震惊。耿同学先是在4月9日举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在国际顶刊《自然》（Nature）的论文造假。同济大学后来证实，王平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将他免职降级，论文作者金佳丽被解雇。4月25日，耿同学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在“Nature Cancer”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造假、浪费国家科研经费。校方约一周后发声明宣布成立调查组。4月25日，耿同学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在“Nature Cancer”发表的论文涉嫌严重造假、浪费国家科研经费。（互联网）5月4日，耿同学又举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自然》子刊“Nature Cell Biology”的论文造假。中大随即表态启动调查程序。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邝栋明，也被拖下神坛，成为第四名被实名举报的知名学者。这波学术打假如烈火般在5月12日蔓延至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苏佳灿在最新《自然》子刊“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随即发布情况通报说，校方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并强调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贯坚持“零容忍”，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苏佳灿被指在最新《自然》子刊“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的论文数据造假。（互联网）普通研究生瞄准 不普通的顶尖学者顶级期刊耿同学这名自称普通的研究生展开的密集打假行动，瞄准的可都是不普通的顶尖学者和顶级期刊。他接受海报新闻采访时承认，“很多普通老师的问题更大，数量多到根本看不过来”，但他从一开始就锁定在“985”“211”高校的学者身上，其中不乏院长、副院长级别的“大牛”。对于背后的原因，他一语道破：“影响力！”他解释：“普通老师的问题，举报了可能也没人关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样了。”耿同学举报后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那些离谱的造假论文被撤稿或被修改。“别误导学生，别污染学术环境。”至于当事人是否受到处分，那是学校的事情。谈及打假之路的起点，他透露其实颇为偶然，最初只是和同学聊天，对方无意中提到，论文里的原始数据其实是“可以查的”，这像一颗种子落在他心里。于是，他开始翻阅那些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尤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验性研究，很快就发现异常。他再通过数据分析、统计学模型和自动化检测工具，揭发了造假的行为。学术界清道夫舆论普遍对耿同学表示支持。有网民肯定他是“学术界清道夫”“赛博啄木鸟”，推动了学术监督权力的下沉。也有人对他站出来表示钦佩，“耿同学，真不怕别人告他诽谤，这种勇气或者鲁莽，实在是令人佩服。我是万万不敢的”。还有人点赞说：“耿同学弥补了没人敢打、外行不会打的空白..... 一鲸落万物生，让这些害群之马窃据大量学术和科研资源，对国家整体科研的阻碍可想而知。”“唯论文”体系的扭曲归根究底，有分析认为，这轮学术造假的背后是“唯论文”数量式科研评价体系的扭曲。一段时间以来，教师的聘任与升迁日益取决于他们在受到认可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一篇顶刊论文，往往意味着巨额的科研经费、职称晋升以及与之绑定的高额薪资待遇。也因此，当发论文即是硬道理时，一些学者在巨大压力下就不惜抄袭拼凑，甚至造假铤而走险。论文俨然已从科学交流的工具，异化为换取利益的渠道。何况，长期以来，这类论文的造假难以被揭发，主要原因是生物医学领域所涉及的数据庞大、周期冗长。校方的处置也一般较轻，以致风险远低于收益，进而导致学术不端的现象屡禁不止。耿同学揭露的造假也暴露出学术同行评价体系的责任真空。《南方周末》评论说，耿同学之所以获得关注，不是因为公众突然都懂了生命科学，而是因为公众发现，一些经过顶刊、学校、同行评议层层背书的研究成果，竟然可以这么不靠谱。评论质问：“既然如此，发表前的评审机制为什么没有发现？如果同行评议本来就不承担事实审计的责任，那么期刊、学校和社会又凭什么把‘通过同行评议’包装成高度可靠的学术信用？”评论认为，耿同学的出现，照出了一个尴尬事实：看似严格的匿名评审，在很多时候可能只是程序上的严格，因此真正的改革方向不是取消评审，而是重建责任链条：一条清楚、可见、可追问的责任链条。可以预见，如果没有耿同学这次挺身而出的连环打假，那些所谓的学术大佬发表的内容或许还会继续被视为科研丰碑。接下来，耿同学还会讲什么故事，料将让学术圈持续坐立难安。...

从你的体重、面部表情到目的地，汽车会收集关于你的大量数据，其中部分甚至可能提高你的保险费。但你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措施，限制它们对你的了解。汽车曾象征自由。我首次拿到家中那辆旧丰田的车匙时，这是一种成年礼，意味我已足够成熟，可以暂离父母的看管，走进一个时间与决定由自己掌控的世界。然而，时代已变。现代汽车是装在车轮上的电脑，大型企业正利用它们吸取你生活中的私密细节，以牟取更多利润。如果你认为今日驾车仍代表独处与独立，便要再想一想，而且情况看来将会更糟。只要细阅汽车公司的私隐政策，便可得知它们所收集的资讯，包括你到过的所有地点的精确位置数据、车上乘客、车内播放的电台，以及你是否佩戴安全带、是否超速或急刹。部分车辆更可收集你未必预料到的资料，例如体重、年龄、种族及面部表情。你是否挖鼻孔？一些车辆在驾驶座设有内置镜头。而大多数车辆配备网络连接，可在你毫不察觉下，将数据传送出去。这是一个可能令你付出金钱代价的私隐问题。汽车数据的主要客户之一是保险公司，它们利用这些数据向部分人士收取更高保费。然而，你的资料最终流向何处并不透明。部分车厂承认出售用户数据，但毋须披露买家身份。此外，不少消费者对此毫不知情，专家指，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科技创新中心资深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West）表示：“人们会对其汽车收集并传送给制造商或第三方应用程式的数据量之多感到震惊。这基本上意味着，你的生活几乎可以被逐秒重建。”感到不安了吗？一项联邦法律即将增加汽车可收集的数据量。（美国）该法将要求美国车厂安装红外线生物识别摄影机及其他系统，扫描你的肢体语言、追踪眼睛及其他行为，以判断你是否酒后或疲劳驾驶。但同时亦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数据库，涵盖你的健康状况与生活习惯。目前并无规则限制车厂如何使用这些资讯。当然，这亦带来一些好处。配备网络连接的汽车可提升便利性，其大量感测器能提高驾驶安全与舒适度。保险公司亦可能因你驾驶表现良好而降低保费。然而，随着车厂持续扩大其数据版图，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去了解汽车系统背后正在发生甚么，以及这如何影响你。“数据高速公路”如果你的汽车算是较新款，很可能已涉及其中。顾问公司麦肯锡发现，2021年路面上有50%的汽车具备网络连接，并预测到2030年将增至95%。若你的汽车连接互联网，私隐几乎肯定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你把手机连接到资讯娱乐系统，或使用某些驾驶应用程式时，车厂亦可能收集数据。一些司机亦会使用保险公司的车载遥测系统，以监控换取潜在保费折扣。Mozilla（浏览器Firefox开发商）于2023年对25个汽车品牌的私隐政策进行分析，发现全部未达其私隐与安全标准。Mozilla指出，汽车是“我们评估过在私隐方面表现最差的产品类别”。报告指出，车厂保留收集多项资料的权利，包括姓名、年龄、种族、体重、财务资料、面部表情及心理趋势等。以“起亚”（Kia）汽车为例，其私隐政策甚至显示公司可能收集你的“性生活”及整体健康状况等资料。“起亚”公司发言人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表示，公司从未实际收集司机的性生活或健康资料。他称，相关内容出现在“起亚”的私隐政策中，只因公司列出了加州对“敏感资料”的定义。贝尔表示，“起亚”的私隐做法透明，且仅在司机同意的情况下，才会与保险公司分享数据。不过，公司未有说明实际会收集哪些“敏感资料”。私隐专家表示，汽车是我们生活中最具侵入性的产品之一。部分情况或难以想像，但汽车其实布满传感器：座椅、仪表板、引擎、方向盘等，几乎无所不在。例如，许多汽车内外皆设有摄影机。在现代汽车内的一举一动，企业几乎都有方法得知。Mozilla发现，25间车厂中有19间表示可能会出售用户数据，而这确实正在发生。例如，美国州及联邦机构曾就通用汽车涉嫌在未经同意下出售车辆位置数据采取行动。美国参议员亦指控“本田”及“现代”从事类似做法——而这些只是公众已知的案例。负责Mozilla汽车研究的私隐分析员珍·卡尔特里德（Jen Caltrider）表示：“他们收集了关于你的所有资讯——而且数量庞大——并用来推断你是怎样的人、你的智力水平、心理特征，以及你的政治立场。这些正是人们未必会想到的部分。”卡尔特里德表示，基本上没有规则规范谁可以购买这些数据或其用途。这些数据可用于向你推销产品，企业亦可能将其用于招聘决策。当执法机构无法取得搜查令时，也可购买汽车数据。一旦资料离开你的仪表板，你便再无法控制其最终流向。情况或许更坏这不仅关乎企业窥探你的私人生活。例如，通用汽车曾将司机资料出售予名为“律商联讯”（LexisNexis）的资料经纪公司，该公司专门买卖消费者资讯。一名司机取得相关资料副本后据报发现，“律商联讯”掌握了长达130页的资料，详细记录他与妻子在六个月内的每一段行程。他向《纽约时报》表示，其保险费上升21%后，保险代理人告知相关数据是因素之一。“律商联讯”未有回应置评请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采取行动，通用汽车现被禁止出售车辆数据五年；但在取得司机明确同意并符合其他条件下，其后可恢复相关做法。与此同时，“律商联讯”及其他公司仍在出售从其他车厂及驾驶应用程式取得的车辆数据。通用汽车及“律商联讯”未有回应置评请求。保险公司、车厂及数据经纪之间的交易相当普遍，而只要相关做法在你同意的私隐政策中列明，便属完全合法。美国非牟利机构“消费者联盟”（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负责汽车保险研究及倡议的迈克尔·德隆（Michael DeLong）表示：“保险公司一直在收集大量消费者数据，特别是驾驶数据，并利用这些资料试图向部分人收取更高保费、拒绝承保，或将消费者细分为不同类别。”车厂表示，在追踪你之前会先取得同意。实际上，这通常意味着你在设定车载资讯娱乐系统或相关应用程式时，同意了各类表格及私隐政策。在部分车辆中，相关提示甚至会在每次发动引擎时弹出。你有阅读吗？当然没有。在美国，全国层面并无私隐法规。各州的保障措施零散，且有私隐专家认为仍不足够。欧洲的情况稍为理想，包括英国在内，对某些敏感资料设有特别保护，消费者亦拥有部分权利，可存取自身数据并要求企业删除。但在欧洲，问题同样未获解决。卡尔特里德表示：“欧洲人仍受制于私隐政策。你必须指望相关规例得到遵守和执行，但这点并非总能做到，尤其是在汽车领域。”这个并非新出现的问题，但有迹象显示正加速恶化。美国法律规定，未来数年内新款乘用车须安装“先进的受损驾驶预防技术”。这项技术旨在利用红外线摄影机或其他系统，阻止醉酒、疲劳或不适合驾驶的人开车。卡尔特里德等人指出，问题在于该法完全没有条文规范这些系统所产生数据的处理方式。负责执行相关规定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发言人表示，“NHTSA致力运用一切工具减少因受损驾驶造成的死亡事故”，并称当局持续处理包括私隐等关键而复杂的议题。由于技术尚未成熟，该法的实施很可能延迟，但私隐倡议者已发出警告。卡尔特里德表示：“我们需要防止醉驾，若能确保相关数据不会被用于其他用途当然最好，但现实并非如此。许多汽车数据收集技术的进展，都是以安全为名推行。”这可能会让汽车产业获得大量相当于医疗资讯的数据，而且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如同许多私隐问题一样，汽车数据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但仍有一些可行措施。德隆建议：“若对私隐有任何顾虑，切勿参加保险公司的遥测计划。”相关私隐风险显著，而回报亦无保证。马里兰州一项分析显示，31%的司机保费下降，但24%的保费上升，45%则没有变化。在英国、欧盟及美国部分州份，你可要求取得企业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副本，并可选择拒绝资料被出售或分享，亦可要求企业删除资料。主要车厂的私隐工具连结可于相关网站查阅。部分车厂提供私隐设定，可调整以限制数据收集及分享。相关选项可于车载资讯娱乐系统及配套应用程式中寻找。《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引。卡尔特里德表示，这些措施或有帮助，但不应由消费者承担阻止企业侵犯私隐的责任。“在整个制度未改变之前，在我们拥有并掌控自身数据、企业需先取得我们同意方可使用之前，问题只会持续恶化。”...

曾经刷屏出圈的网红基金，在一季报之后集体“露了底”。单季218亿份抢筹与178亿份离场，在同一只产品中上演，最终的成绩是超20亿元的单季亏损。冰冷的数据之下是一群投资者的集体错愕——都是热搜上的“网红基”，那么确定的财富捷径，为何净值急转直下甚至亏损？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场由赛道热度、营销造势和短线资金共同编织的“流量盛宴”，实则折射出中小基金公司在行业马太效应下一种近乎本能的突围冲动。多位受访者认为，这已构成一个“负和博弈的三角困局”。谈及那些曾经霸榜的“网红基金”，一位沪上基金营销人士对第一财经感慨，爆款之所以“短命”，通常是因为产品设计、投资能力与营销热度之间存在时间差，即流量把规模推到了能力之前，本质上是用产品的锐度对冲生存的压力。如今，当流量红利见顶、监管铁腕整治“娱乐化”营销，曾被视作突围捷径的“流量打法”似乎已经走到尽头，那么中小基金的差异化之路又该通向何方？而当下，对于基民而言，比追逐下一个“网红”更重要的是看清流量背后的虚火。百亿资金玩“快闪”基金一季报披露后，一组组极具张力的数据，将多只命运相似的“网红基金”置于聚光灯下。今年1月，因“单日吸金超百亿”引发市场热议的德邦稳盈增长，便是典型案例。该产品年初规模合计为10.11亿元，一季度过去后增至50.42亿元，增长近4倍。看似仅40亿份左右的份额变化，背后实则是百亿级别的流量吞吐。一季报数据显示，德邦稳盈增长C一季度涌入218.09亿份申购，同时遭遇178.12亿份的巨量赎回。同期，该份额的基金利润亏损20.56亿元，较上一季度环比激增超290倍，创下成立以来最大亏损纪录。从该产品的业绩表现来看，德邦稳盈增长C单季度跌幅为2.5%。但是，如果细看净值曲线，分水岭清晰可见——1月1日至1月13日，区间回报高达29.45%；13日开启限购，之后的1月14日至3月底，区间回报则转为-24.88%。出现类似短期大幅申赎的产品并非孤例。以主动权益产品（包含普通股票型、灵活配置型、偏股混合型、平衡混合型基金，下同）为例，Wind数据显示，一季度申赎份额均超过20亿份的产品有22只（不同份额分开计算，下同），其中半数同期回报为负。不少热点基金更是出现大额净赎回，资金离场迹象明显。如鹏华碳中和主题C的申购、赎回份额分别为31.55亿份、47.95亿份，净赎回达到16.4亿份；中航机遇领航C同样热度极高，季度申赎份额均超过40亿份，最终净赎回8.81亿份。类似的狂热也扩散至商品型产品领域。例如全市场唯一的白银期货LOF，被资金爆炒导致长期溢价，又在极端市场情形下让大批非专业投资者承受损失，最终引发重大风波，基金管理人不得不启动罕见的投资者和解方案。汹涌的资金热度，与投资者真切的亏损痛感，形成强烈反差。纵观近两年网红基金的运作逻辑，普遍遵循“押注单一赛道+极致持仓锐度+流量造势”的模板。这套打法能够精准捕捉短期市场热点，放大产品短期收益并快速撬动规模增长。然而，多位受访者认为，这套“押注赛道+极致锐度”的规模扩张模式，已构成一个“负和博弈的三角困局”。“依靠单一赛道押注换取流量热度，本质上是用产品的锐度对冲生存的压力。”前述沪上基金营销人士认为，这一模式带来的资金快进快出，会导致基金经理被迫频繁应对申赎，交易成本上升，投资策略的执行被打乱。极致的赛道型产品天然具有高波动的特征，而网红效应恰好放大了“追涨”行为。“多数资金是在业绩最突出、流量最集中的阶段涌入，随后不可避免地在行业均值回归中承受较大回撤，”他表示，资金快进快出进一步放大了投资者的交易损耗，最终呈现出“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甚至“基金回撤大、基民亏损更大”的局面。此外，流量带来的“虚胖”背后实则涵盖了巨大的隐形成本。“资金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仅未能沉淀下稳定的管理费收入，反而透支了渠道和投研资源。”该人士认为，更危险的是，部分公司为了维持热度，会倒逼基金经理进一步提高锐度、加仓更极致的标的，陷入“越赌越偏、越偏越险”的恶性循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将此形容为一种“伤害性沉浸”。他告诉第一财经，这一模式利用投资者追逐高赔率的心理，最终将大多数人困于“追涨杀跌”的陷阱。更严重的是，这种打法正在系统性侵蚀公募基金的立身之本。“对行业而言，这一模式最大的隐性成本是系统性侵蚀了‘专家理财’”的公信力，将专业服务降维成流量商品。”田利辉说。流量依赖背后的信任危机资金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备受争议的网红基金流量狂欢，并非单一产品的偶然现象。那么，为何业内不少中小基金公司依旧热衷于依赖流量突围？“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小机构而言，首先要被人看见。”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人士告诉第一财经，中小基金公司走赛道流量模式，比较容易的路，但可能未必是最优的路。田利辉则用“渠道漏斗下的逆向选择”来概括这一现象。他指出，头部机构凭借品牌与渠道优势形成资源虹吸，中小公司被隔离在传统分销体系的“白名单”外，流量便成了唯一能绕过物理壁垒、直触终端的虚拟通道。“这并非从容的战略布局，而是生存空间被极致压缩后的应激反应。”他说。在公募行业分层固化的格局下，流量模式似乎被中小基金认为是见效最快的破局切口。前述沪上基金营销人士也坦言，核心动因在于行业马太效应已极为悬殊。“头部公司在渠道、品牌、投研资源上全面占优，大量中小公司产品发行进不了主流渠道白名单，投研投入有限、业绩难以持续突出，传统的规模增长路径越走越窄。”他说。在他看来，在这种生存压力下，流量成为成本相对可控、短期见效最快的突围入口。与其说这是中小基金主动的战略选择，不如说更多是一种被行业格局倒逼出来的被动生存方式。“流量可以作为短期内缓解规模焦虑的工具，但它难以构成真正的护城河。”一位中大型基金公司产品部人士表示，对中小基金而言，如果无法在流量热度消退前沉淀出真正的投资能力与客户信任，所谓“出圈”最终反而可能变成最大的风险来源。他进一步表示，流量催生的“网红”标签常常与实际持仓风格或投研能力脱节，一旦市场调整或业绩变脸，短期涌入的规模往往最先被反噬，“不仅伤害跟风买入的投资者，也会加速透支公司本就有限的投研资源和品牌信任”。不过，在该人士看来，这种流量模式并非全无正向价值。对基金公司而言，它能在短期内迅速做大规模、提升品牌能见度，帮助中小公司获得难得的“被看见”的机会。对投资者而言，高锐度工具型产品如果定位清晰，可以成为部分专业资金或高风险偏好客户进行组合轮动的配置选项，满足特定交易需求。但他同时强调，这种“押注赛道+极致锐度”的规模扩张模式，助长了短期投机倾向，背离了公募基金作为普惠金融、长期投资工具的定位。“若不加以约束，容易引发其他机构效仿，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他说。从“吆喝叫卖”到“专业布道”行业乱象之下，监管整治持续加码。去年以来，一系列组合拳接连出击：严禁与无资质大V合作、禁止短期数据“美化”业绩、强制披露长期业绩……监管层正试图将行业从“规模狂欢”拉回“陪伴服务”的正轨，推动行业告别“流量至上”的短期追逐。在监管日趋严格、投资者认知持续成熟的双重背景下，中小基金还能不能依赖流量突围？“旧有的流量打法已触及法治与信任的双重天花板，不具备持续性。”田利辉判断，新规通过资质穿透与责任回溯，宣告了“大V带货”等擦边模式的历史终结。前述沪上基金营销人士也认为，监管趋严叠加投资者越发理性的市场背景，传统的流量打法正在失去生存土壤。“过去那种‘大V带货+短期爆款’的流量打法，在合规层面已经接近‘此路不通’。”他说。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小基金的突围彻底没有出路？受访者给出了审慎而乐观的回答。“生存空间始终存在，但其坐标不在规模竞赛的红海，而在能力差异化的蓝海。”田利辉指出，监管倡导的“特色化经营”已指明方向，即需要在特定资产类别或策略上构建深度认知的绝对优势，才能脱离流量依赖，形成不可替代的生态位。前述基金产品部人士也补充，过去的出路被堵住了，不等于没有新的出路。关键在于理解“流量”这两个字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他看来，过去的流量逻辑是“短平快、以交易为导向”，本质上是把流量工具化，用来催熟规模；而未来的流量运营，核心转变必然是“以陪伴为导向，以信任为目标”。“谁能在新的投教服务体系中率先建立起陪伴能力，谁就能在新的流量格局中占得先机。”他认为，过去不少中小公司把营销重任外包给大V，本质上是把自己的“发牌权”交给了别人。未来的方向应该是自建内容生态，哪怕规模有限，也要在合法合规的渠道上持续输出高质量的投研内容。该人士建议，中小基金需推动内容去营销化、服务前置化，用长期的专业陪伴来自然沉淀流量，而不是用流量来驱动规模。虽然中小基金的资金和团队资源有限，但策略可以借鉴，关键是内容本身的运营能力。“关键在于把流量视为‘触达工具’而非‘增长终点’。”前述沪上基金营销人士强调，产品设计阶段就应预设“热度的折旧期”，控制首募规模节奏，在流量高峰期主动限购；在运作中，将管理重心从“吸引新客”转向“服务老客”，把一次性的流量曝光转化为可积累的用户信任。“真正能帮助中小基金出圈的，不是短期的爆款和网红，而是能够穿越周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投资能力和信任关系。”该人士补充道，归根结底，流量只是一个放大器，能力才是需要被放大的那个“底”。如果底子本身不够扎实，放大出来的不过是更响亮的杂音。...

（原标题：为完成指标，引诱少年吸毒，“杀良冒功”的警察只判5年？）作者丨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近日，媒体报道了一起“诱人犯罪”案。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一审被判刑五年。判决书显示，马某为完成查处任务，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徐某等人在一家宾馆内召集6名未成年人吸食，随后马某再将6名未成年人查获。此案中的依托咪酯俗称“烟粉”，滥用率在我国已经远超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的排在第二位的毒品。若此案未发生反转，这6名未成年人的命运，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就已经改写。吸毒虽不是犯罪，但是违法行为。他们会被治安处罚、社区戒毒，吸毒记录终生不会消除。而真相大白之后，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对不当诱惑的诱惑者是否有恰当的制裁，派出所副所长马某的定罪量刑是否准确？对不当诱惑的被诱惑者是否有合理的救济，这六名未成年人的吸毒记录能够消除吗？他们还有明天吗？对于不当诱惑者的犯罪，如何制裁更合理？对于警察的“诱人犯罪”，司法实践中有个术语叫做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经常涉及。一般分为两种：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所谓犯意诱发，是指本身没有犯罪意图，是警察的行为教唆、引诱他去犯罪。所谓机会提供，是指本身就具备犯罪的意图，警察只是给了他一个上钩的机会，被抓个现行。我国法学界对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持否定性评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从比例原则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本条中的“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就意味着公安人员不得为查案进行犯意诱发。这一禁止性规定决定了其法律后果，即侦查机关对没有犯意的人进行引诱的侦查行为系违法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昆明会议纪要》）里也明确回应，犯意诱发获得的相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在很大概率上就等于不追究刑事责任。顺便一提，这种犯意和机会的两分法看上去一目了然，但弹性极大。犯意本身是个主观要件，但主观从何而来？论心，也要论迹。特别是对于被引诱后初次实施毒品犯罪的人，很多时候难以判断其此前是否有犯罪意图，还需要从引诱方式、强度来判断是否构成犯意诱发。但本文重点是探讨不当引诱者的法律责任，对于区分犯意和机会就不再赘述。对于本案中的不当引诱，毫无疑问构成犯意诱发。准确来讲，虽然吸毒并不是犯罪，但未成年人聚众吸食毒品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法律法规，是马某的行为诱发了违法后果。而他同时违法使用了警权，与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行为有高度的契合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违反职务上的责任，除了基于内部关系加以惩戒外，还应进行法律制裁，以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国家行政和司法职权的公正性。一般而言，以正当目的滥用职权的入罪门槛应当高于以不当目的滥用职权。在本案中，马某并非出于打击违法犯罪的目的，而是为了完成查处任务，已经突破了一般公众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必须由刑事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具体应当适用何种罪名呢？一审法院使用的罪名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353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的规定，属于“情节严重”的一档，在法定刑3-7年之间量刑。但如前所述，他制造涉毒假案，对象是6名未成年人，这是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本案应当评价为滥用职权与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根据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3-7年有期徒刑；按照第二款的规定，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本案马某的行为应该适用第397条哪一款，需要考察其是否徇私。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167号中关于“徇私”的理解，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证明，派出所副所长马某构陷未成年人吸毒是为了私利，比如为了个人晋升、立功等等，则应适用第397条第二款。那么，本案更恰当的罪名，应择一重罪为滥用职权罪。如果有证据证明他是为了谋求单位利益，那么就会适用第397条第一款，出现想象竞合的两罪的最高刑相同的情况。此时适用哪一个罪名，一般考虑保护更重要的法益。为了维护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公权力的严肃性和正当性，在我看来，优先适用滥用职权罪可能比欺骗他人吸毒罪更为恰当。当然，媒体披露的判决书内容有限，法院应该也有未被援引的说理部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判决书应当对被告人马某欺骗他人吸毒和滥用职权行为分别谴责，以起到警示教育和裁判指引的效果。对于六名受害者，应该如何救济？显然，大家更为关心的是几个少年的未来。不管在吸食之前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手里的电子烟涉毒，他们都是权力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体、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有来自毒品的，也有来自权力滥用的。域外对受害者的救济，以程序制裁为主。在美国，若有证据证明侦查人员诱使本无犯意的人犯罪，在庭审中可以作为被告人的无罪抗辩事由。在法国，如果侦查人员的引诱行为足以摧毁被告人的自由意志，则构成刑事免责。如前所述，我国在2023年《昆明会议纪要》对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都作出了新的规定，即一方面，明确将犯意引诱获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另一方面，数量引诱介入时，司法机关给予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借用这一规定举重以明轻的话，在本案中，六名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证据当然应当被排除，因此治安违法的处罚决定应当被撤销。但做到这些显然不够。由于这是涉毒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会对吸毒人员进行登记，纳入禁毒信息系统。更为严格的是，依据国务院发布的《戒毒条例》，对涉毒人员要进行动态管控，涉毒记录将伴随终身。他们作为吸毒人员，可能会面临定期尿检，出行住宿都会面临预警，而他们未来的职业、人生甚至子女、家人都将深受其害。如果仅仅看“吸毒”事实就一刀切，这不是法治，这是不公。因此，在此案中应当建立涉毒记录删除的例外情形，他们不是戒毒人员，而是被害人，他们有权申请信息更正，要求公安机关删除此前的违法记录。这是他们应得的正义，本栏目也将密切关注本案中受害未成年人的维权进展。经由本案，我们还可以看到权力对于执法者的异化。明明是扫毒的人，却堂而皇之地制造出吸毒案。他们的核心动机仅仅是完成查处任务、达成破案指标，执法者在这一刻就变成了任务的奴隶，把上级意志看得比天还大，不惜代价要完成。那些被卷入案件的涉案人员，被简化为案件数字，有谁在意他们被改变的人生呢？“人只能是目的，不能仅仅作为手段”这一核心命题，正是法律最底层设计。失去了它，执法者终将面目全非，活成自己最痛恨的样子，就像传说中的屠龙者变成恶龙。“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主编｜萧轶...

近日，《焦点访谈》用一整期节目解剖了哪吒汽车的死亡。债权人申报的债务 265.8 亿元，工厂落灰，哪吒已死，死于一个资本泡沫与地方冲动共同吹起来的时代。但对 40 万哪吒车主来说，他们只关心一个问题：我的车，以后谁来修？新能源狂飙年代的“牺牲品”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十年前。彼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刚刚成为全球第一。政策的东风一吹，资本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涌了进来，没有人想错过下一个特斯拉。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还记得游侠汽车吗？2015 年 7 月，80 后黄修源在北京开了一场发布会，宣称要做“中国的特斯拉”。问题是，公司成立才 15 个月，团队不足 80 人，没有任何造车资质。所谓的“游侠X”，后来被扒出是用特斯拉改装外壳做的套壳车。那是中国新能源造车最疯狂的年代。最高峰时，国内注册在案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超过 300 个。什么概念？全球其他国家的汽车品牌加起来，可能都没这么多。而哪吒它真的造出了车，而且一度是销冠。2022 年，哪吒汽车登顶新势力销冠，全年交付 15.2 万辆。那一年，哪吒汽车被资本和地方政府捧在手心。江西宜春、广西南宁、浙江桐乡，三地国资砸下超过 80 亿。工厂拔地而起，广告铺天盖地，CEO 张勇意气风发地说：我们要做“造车新势力第一阵营”。那一年，所有人都觉得哪吒要“逆天改命”了。因为在此之前，哪吒一直被视为草根品牌，其主力车型哪吒V，起售价只要 5.99 万，主攻三四线城市和网约车市场。哪吒的故事不算性感，但胜在实在。但你仔细看哪吒汽车的销量构成，就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这 15.2 万辆的销量里，贡献最大的两款车是哪吒V和哪吒U，都是低价的走量车型。这意味着，哪吒虽有销量，但没有品牌溢价。它卖的是价格，不是价值。而在新能源这条赛道上，便宜是最容易被复制的优势。论价格，你能跟五菱和迪王比吗？当 2023 年价格战爆发，比亚迪海鸥杀到 7 万区间时，哪吒 V 的销量直接腰斩。哪吒的潮水，退了。但它没有底裤——既放不下低端市场的销量，又想冲击高端赚取利润。结果就是两边都不讨好。2024 年开始，销量断崖式下跌，工厂陆续停工，供应商堵门讨债。2025 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传闻中的白衣骑士始终没有出现。重组方案一拖再拖，债权人会议开了几轮，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意向的接盘方嫌债务窟窿太大，地方国资想救但力不从心。很长一段时间里，哪吒是靠“卖一辆亏一辆”在维持规模的。数据显示，2021-2023 年，合众新能源累计净亏损高达 183 亿元，平均每卖一辆车亏掉超过 8 万元。和那个疯狂年代里无数倒下的品牌一样，半死不活，弃之可惜。哪吒车主成了“赛博难民”提到哪吒汽车，老狐一位来自广西南宁的同事回忆说，几年前当地随处可见哪吒的广告——本地人对这个牌子有亲切感，毕竟南宁国资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哪吒在南宁也建了厂，地方政府也在卖力吆喝。2022 年，这位同事去试驾了哪吒，价格确实香，配置也给得大方。但他最后还是转身提了一辆比亚迪。原因很简单：他怕哪吒活不久。毕竟新能源这个赛道太卷了，今天还在地铁里铺广告，明天可能就连售后都找不到人。大厂的后期服务、配件供应、4S 店网络，这些在买车的时候觉得无所谓，等车真的出了毛病，才知道有多重要。事实证明，这个粗暴的判断，如今替他挡了一劫。企业倒闭，但对于购买了哪吒汽车的 40 多万车主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从去年 5 月开始，全国多地哪吒车主发现，App 陷入全面瘫痪：远程控车失效、车联网数据停更、导航定位丢失。而这已经是哪吒汽车半年内第三次大规模断网。2025 年初，官网曾因“系统维护”宕机 72 小时；4 月，App 再度瘫痪，蓝牙钥匙失效。有人被锁在车外进不去，有人被困在车里出不来。其实变化从 2024 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先是服务中心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到了 2025 年，全国 300 多家售后网点，关得只剩不到50家。接着，质保承诺变成一纸空文。北京商报报道，有哪吒U车主发现，标称 400 公里的续航开了两年已经大打折扣，她联系 4S 店要求质保维修，却被告知：需要她自费维修，因为 4S 店也无法联系到厂家……更让她崩溃的是，自费维修后想卖掉止损，二手车商给出的报价不到 5 万元，而她买车时花了 14 万，亏了将近 70%。有二手车商说，不敢收暴雷车企的二手车，即便收也会拼命压价。其实一切的原罪，都是因为钱。哪吒汽车曾拖欠某车联网服务商的服务费长达数月。对方忍无可忍拔了网线，所涉及欠费车辆陆续触发系统停机。那能咋办？车主自费买流量呗。一个月几十块，跟各大视频会员差不多。想继续用 App 远程开关空调、解锁车门？可以，先交钱。车主们愤怒，但无能为力。据第一财经报道，一位车主收到哪吒官方短信后愤怒地质问：“购车时承诺的三年内流量免费呢？”没有人回答他。因为承诺的那个人，已经找不见人了。现在还能上车吗？哪吒车主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这条长长的名单上，还有威马、高合、天际、爱驰..... 每家背后，都有一群被“抛弃”的车主。威马的惨状可以说是前车之鉴。2023 年威马破产重整后，车主的 App 彻底停运。远程解锁、远程空调、车辆定位等功能失效，车机导航无法更新。有车主反映，车机账号无法正常登录，虽然车辆还能开，但很多依赖网络的功能成了摆设。更现实的问题是维修。有威马车主在接受央视网采访时说，他的车App失效、车机断网，靠车友群分享的破解版软件勉强操作。维修更是难题，他的车型销量不高，配件稀缺，“特别是三电系统，维修师傅说只有原厂才能准确判断问题”。一位威马 W6 车主向长沙晚报记者表示，她的车“屏幕就起到一个观赏作用”，凡是需要联网的功能都不能用。最麻烦的是保险，“他们已经不接保了，车损险不保，我们只能买交强险”。2025 年高合宣布停工后，车主面临类似困境。据红星资本局报道，高合汽车停产至今已近一年，车主们仍在异常艰难的售后环境中“自救”。修车靠自学，配件靠闲鱼。有车主反映遭到多家保险公司拒保，只能买交强险和三者险。传统燃油车车企倒闭了，车还能照样开，路边哪个修理厂都能修。但智能电动车不一样，它的灵魂在云端。远程控制需要服务器下发指令，导航需要云端算路，语音识别需要后台处理，甚至开车门都要和服务器握一次手。服务器一关，智能汽车就退化成“老年功能机”。当一家车企死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带走的不仅仅是售后维修点，而是整个汽车的“灵魂”。这可能是这个故事里最让人心酸、也最值得所有科技爱好者警惕的部分。当然了，新能源绝对是未来，而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大家需坦然接受一个事实：你买的不仅仅是一个硬件，还是一项持续的服务。只要车企还在，车就是活的；车企一倒，车就只剩半条命。这个风险，是买智能电车需要自己掂量的。...

你能想象吗，一位研究生竟然套取1400多万科研经费。中国裁判文书网2026年5月披露的一份裁决书，给出了这起科研经费诈骗案的细节。根据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案件发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系统，直接当事人柴某某案发时为博士后研究人员。这位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攻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的五年期间，通过虚构科研实验、虚开试剂耗材发票、冒签医生姓名等方式，持续从所在医院套取科研经费，累计金额达1426.8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在中国学术界，科研经费腐败案并不罕见。但过去的涉案者，多是手握项目审批权的课题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他们的作案空间，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本身提供。二审判决书未提及柴某某的导师，套取1400多万科研经费的罪责落在了柴某某身上。如果没有其他隐情，此案的不寻常之处在于，柴某某没有任何经费审批权，只是以研究生身份参与导师团队的报销事务，却得以在五年间套取逾千万元而未被察觉。这一案例所暴露的，已不只是个人的道德失守，更是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与日常执行层面的深层漏洞。015年里，1426万元科研经费是怎样被套取的判决书显示，2018年至2023年间，柴某某攻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加入导师科研团队，并作为经办人员协助办理科研经费报销等事务。这一职务安排，给了他接触财务流程的机会。在没有开展任何真实科研实验的情况下，柴某某通过陈某禹、魏某峰等人实际控制的公司，虚开购买科研课题试剂耗材的发票。他同时冒签某某医院多名医生的姓名，将伪造材料提交医院财务部门办理报销。医院将报销款项转入陈某禹、魏某峰实际控制的福州智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康恒实验器材经营部等公司银行账户后，开票公司扣除约定的10%手续费，将剩余资金转入柴某某指定的田某月等人银行账户，最终由柴某某支配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案件认定被套取的科研经费，并不是一次性的大额转移，而是在长达五年的周期内通过重复报销逐步累积形成的资金规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使用了“多次实施诈骗”的表述。也就是说，这条由虚开发票、冒签姓名、关联账户三个环节构成的链条，在五年间平稳运转。如果柴某某凭一己之力套取1400多万科研经费，从他的导师到负责审核报销的医院财务部门，整个医院竟然无人察觉异常？医院内部层层签字与审核，全都形同虚设，无法阻止一个研究生通过并不复杂的方式套取经费？判决书未披露柴某某具体工作于福建医科大学哪家附属医院，但透露被害单位委托人为杨大文。公开信息显示，杨大文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办主任。而这家医院的党委书记陈良万，今年4月还入选了福建省“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拟推荐对象”。而福建医科大学2023年6月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中，确有一位姓柴的年轻人。这位柴姓的年轻人，与其导师，以及下文提及的田某月还有共同署名的专利。判决书中并未详述其他案发契机，仅表述为：“2024年9月18日，被告人柴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随后，柴被刑事拘留，10月被执行逮捕。根据判决书，案发后，柴向医院退出款项524余万元。此外，田某月名下分别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和福州市仓山区的两处房产已被查封。2025年12月30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柴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单位902余万元，以查封的房产处置后所得的属于被告人部分予以抵扣。柴某某不服，提出上诉，理由涵盖四点：其一，已用于完成课题的300万元应从诈骗数额中剔除，立案前退回的524万元也应核减；其二，冒签他人姓名并非刻意欺骗，“多次诈骗”的认定不妥；其三，其系在校学生，应更多从轻；其四，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为六至八年，原判偏重。最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02科研经费腐败并非孤例，行政领导占比高用并不高明的手法套取科研经费，在中国科研腐败的历史上不乏先例。一项2024年的研究通过检索各裁判文书相关数据库，获得了“涉科研经费”刑事案件裁判文书199份。这些案件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行政人员直接挪用或伙同他人侵吞经费，二是非科研人员冒充科研人员身份诈骗，三是科研人员所进行的“涉科研经费”行为的刑事犯罪。第三类的占比最高，有80例。至于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科研人员往往采用虚假发票、虚构合同、虚造账目等手段，在上述80例案件中分别占到约57%、28%和25%[1]。另一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选取了2014年至2022年间北京市高等教育机构发生的14起科研经费腐败案例，简单勾勒了犯罪者的画像。研究显示，犯罪者平均年龄50.1岁，其中50-60岁的人占近60%。许多犯罪者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如院长、校长），控制着资源分配。在14起科研经费贪污案件中，11起案件的涉案人员担任领导职务。在23名涉案人员中，14人担任领导职务其中3人担任校级领导职务，7人担任大学院长、执行院长和副院长（副主任）等职务[2]。科研经费腐败案中，浙大陈英旭案是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远的案件之一。案发前陈英旭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是水环境治理领域的权威专家。2008年，他主持承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苕溪课题。该课题所属的“水专项”是当时中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苕溪课题总经费3.135亿元，国家拨付经费逾1亿元。然而，这位手握重金的课题总负责人，将自己的两家关联公司以“外协单位”名义列入课题，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陈英旭的博士生。之后，他授意学生以公司名义虚开发票、编造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专项科研经费套取变现。2014年1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认定贪污数额为945万余元[3]。2013年10月11日，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曾公开表示“愤怒”与“痛心”，认为经费甚至出现了“恶性问题”。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未点名地提到了这个例证，“一位知名的环境领域专家”“违法违纪，犯了错误”[4]。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案套取经费的手段更加简单。宋茂强系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执行院长，通过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银行存折，以冒名领取劳务费的方式，将68万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研经费据为己有，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6个月[5]。山东大学刘兆平案则以十三年的重刑引人注目。刘兆平曾任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主任、新药评价中心原副主任。法院在2015年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指使张春光、尹某某采取虚开发票方式多次套取山东大学公款共计921余万元，用于支付刘兆平个人公司的设备款、工程款。按照山东大学科研经费管理规定，扣除40%的科研酬金，刘兆平实际骗取公款341万余元[6]。2020年之后，科研经费腐败案件仍然时有曝光。上海交通大学2025年7月官方通报，原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工程师徐某，利用管理科研项目经费的职务便利，于2020年9月至2024年4月间，采取虚构业务支出、虚列人员劳务费用、虚构发放绩效酬劳、虚构人员公务出差等方式，从其负责的科研项目中套取经费总计145万余元，所得款项用于购买房产、个人理财、家庭消费等。案发后，徐某全额退赃，被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7]。2025年4月，《法治日报》报道，江苏省某高校计软学院院长孙某，利用担任院长和深度国际化试点工作组组长的双重身份，通过制定偏向性论文奖励规则、虚构合作期刊联络人、虚设客座研究员等方式，骗取合作期刊奖励和客座研究员奖励以及科研项目经费10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8]。综合这些案件，若干规律性特征清晰可辨。从作案手法看，高度雷同——虚开发票、虚列劳务费、虚假合同、虚构采购，这种相似性本身说明，这套操作已在相关圈子内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惯例。从犯罪主体看，传统的犯罪主体高度集中于课题负责人，因为他们身处资源分配的核心位置，凭借职务权力直接掌控经费流向，作案空间由权力结构本身提供。而福建医科大学柴某某案件中，柴某某并非课题负责人，而是作为经办人员，以研究生身份嵌入报销流程，利用的不是权力，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管盲区。柴某某案件如果没有其他隐情，意味着科研经费的风险敞口，已不再局限于行政领导或课题负责人，而是延伸至整个经费运转链条的每一个经手环节。一个没有任何经费审批权的在读研究生，仅凭接触财务流程的机会，便得以在五年间套取逾千万，这对现行管理体系提出了更深层的追问。03科研经费套取频发的背后科研经费套取频发的背后，暴露出科研经费管理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制度和运作中的不合理之处，也在不断催生新的灰色操作空间。前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认为，科研经费腐败犯罪不能只归咎于犯罪者，而是资助方、受托机构以及受资助者三方因素交织产生的问题，作者称之为“机会三角”。首先，资助方与科研人员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断裂和监管真空，导致经费拨付后缺乏持续的实质性跟踪；其次，作为受托机构的高校往往采取“重立项、轻管理”的态度，内部审计流于形式，财务报销审核不严，未能有效履行监管职责。尽管审计原本是科研经费监管中最关键的一环，许多案件也确实最早通过专项审计暴露出来。例如，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案，就是国家审计署工业审计局在审计国家“核高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资金时发现的问题。但相比每年数以万计的科研项目，真正能够进入专项审计和深度核查范围的课题仍然有限。2018年至2019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山东、上海、广西三地49家依托单位的707个项目进行随机抽查，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要资助数万项目。这样的审计规模，仍难覆盖庞杂的科研经费体系。监管乏力，受资助者又面对复杂的内外压力与机会诱惑，同时项目负责人还掌握着过大的权力，能够利用其职务便利，通过虚假合同、关联交易或伪造发票等手段将公款私有化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威，威胁组内的成员为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不少科研人员也有苦衷。科研项目的立项、进行和结项涉及多个部门，课题经费到账不及时的情况并不鲜见，但预算的规定死板。在北京邮电大学宋茂强案中，课题执行期本来有整整两年，但经费实际到账的时候已经只剩四个月。宋茂强事后交代最初他只是为了把经费花完不被收回，才选择了违规的手段，以不同身份冒领了资金。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李燕萍教授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表示，由于科研项目获准和经费到账时间不一致，有的科研人员会用其他项目的结余资金来开展下一个课题。这不符合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但按照科研规律，需要这笔投入[9]。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在开篇明确承认：科研经费管理“仍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项目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经费拨付机制不完善、间接费用比例偏低、经费报销难等问题”。当年的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则指出，“审慎办理涉科研经费案件，对经费使用不规范的，甄别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可不作犯罪处理的移交追究违规责任，促进科研经费有效、科学管理”。合规报销的方式过细过严，也导致了大量灰色地带的产生，一套约定俗成的变通方式逐渐发展成型。研究人员用其他项目的结余经费垫付新项目的开支，以购买耗材的发票冲抵无法开票的实际支出，让学生以不同身份冒领劳务费再交给导师。最初，这些做法往往只是为了让科研能够继续推进，但长期积累之后，却也不断侵蚀正式制度的边界。柴某某案中虚开发票、冒签姓名、转移资金的行为，已远超“经费使用不规范、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范畴。这种灰色空间，对普通青年教师而言，意味着越来越繁琐而高风险的报销过程。但对一些掌握资源与权力的研究者来说，却反而提供了更大的操作余地，也使得真正的监管变得更加困难。柴某某案中那些虚开发票、收取10%手续费的“外协公司”，就是在这种土壤下的畸形产物。科研人员需要报销但拿不到合规票据，于是有人虚开发票。随着时间推移，开发票逐渐从科研经费运作的补丁，演变为一门稳定运转的灰色生意，最终成为套取经费的犯罪工具。参考资料：[1] 康文凯. 我国“涉科研经费”刑事案件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以80例裁判文书为例.Doctoral dissertation, 山东师范大学.[2] Peng, X., Gong, M., & Li, R. (2025). Mapping research grant corrup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Discourse, 10(2), 305-331.[3] 仇飞. (2014).科研经费贪污挪用黑洞：找发票虚假报销套经费.法治周末.[4] 崔筝. (2013年). 万钢痛批科研腐败：感到错愕、愤怒. 财新网.[5] 张雷. (2014). 北邮软件学院原院长冒领科研经费68万. 法制晚报.[6] 教育部. (2014). 教育部专项检查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7]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2025). 关于徐某利用职务便利套取科研经费问题的通报. 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处.[8] 罗莎莎, 沈娟, & 周心怡. (2025). “学术大佬”套取科研经费上千万元获刑. 法治日报[9] 肖岚, 朱彩云, & 何林璘. (2017年). 科研经费乱象：判决书里的“科研经费”犯罪.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连自己的亲儿子项目都不要了，这波撤退已经不讲情面了。向来都是业主不爽物业，这下怎么换成物业“抛弃”小区了呢？你小区门口的物业公司，可能正在悄悄卷铺盖走人。但这次，不是业主非要换，而是物业公司自己不想伺候了。前段时间，“物业大撤退”冲上微博热搜榜首，阅读量破亿。曾经在小区里怎么也赶不走的物业公司，如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集体离开。克而瑞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物业撤场项目达173个，六成以上，都是物业公司主动撤出或者到期不续，而非因服务问题导致的“炒鱿鱼”。就连TOP50物企的主动撤场率，也同比增长了37%，其中住宅项目占比超过八成。当行业标杆都开始撤退，事情往往就没那么简单了。比如万科物业，近期一口气退出了徐州的6个住宅项目，而万科去年首次退出关联地产项目时，董事长朱保全还将其称之为“对历史内部红线的突破”。以前是只拓不撤，现在是撤的快赶上拓的了。中海物业去年退盘面积556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雅生活一年主动退出548个项目，在管面积减少482万平方米。地产龙头碧桂园，也退出了超8000万平方米的服务面积。连自己的亲儿子项目都不要了，这波撤退已经不讲情面了。向来都是业主不爽物业，这下怎么换成物业“抛弃”小区了呢？大家好，我是深氪主播，见微。深挖消费密码，氪定财富乾坤，欢迎收听深氪新消费。至于物业公司为什么跑路，无非就是不赚。全国500强物企的平均收缴率，已经连续四年下滑，去年已经降到了71%。上市物企还能勉强维持在78%，但中小物企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能保持65%左右的收缴率已经不易，部分烫手山芋般的项目甚至能跌破50%。而且一个长期低于盈亏线的项目，基本很少会有翻盘的可能。因为物业费这个东西，收缴率一旦被踩破门槛，就会螺旋式下降。只要长期有人不交物业费，业主们都觉得他都不交我凭啥交，最后索性大家一起都不交。而且还不能为了催收而给优惠，不然已经正常教过物业费的业主们，马上就得来讨个说法了。杭州的北樾府小区，万科物业服务近四年，但物业费收缴率却从92%下滑至76%，亏损约130万元。浙江湖州一小区物业费收缴率更夸张，甚至只有16.5%，物业的累计亏损，高达数百万元。收入螺旋式下降，但成本还是一直在涨。物业费的标准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调过，但人力成本中的最低工资标准，却在持续上调，加上老旧小区设施纷纷进入集中维修期，电梯、管网维护费用成倍增加。光看21家重点上市物企的年报数据，就能发现行业毛利率均值长期都不太乐观。另外，空置房欠费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地产销售放缓的因素，也导致了大量未住房源物业费无人缴纳，欠费越滚越高。按理说接房之后就应该缴纳物业费，但业主们往往觉得我都没住进去，凭啥得交物业费？业主们拒缴物业费的想法通常都是“服务不匹配价格”，而物业公司因为收不上钱，也只能进一步压缩服务投入，双方陷入死循环。从躺赚到撤离，一个时代的终结曾经的物业公司，一直被视作地产行业里的“避风港”。轻资产、持续现金流、还没什么法律风险。过去十年，各大物企的在管面积一路增长了十几倍。但任何行业都逃不过周期。多数企业转向战略收缩，主动退出低效项目，砍掉不赚钱的增值业务，自然便有了这场撤离潮。但真的撤了之后，失去物业的小区们却往往没想象中那么“爽”。没了物业坐镇，大量小区开始陷入管理真空。门禁系统瘫痪，垃圾桶堵塞消防通道，各楼栋门前堆满无人清理的垃圾。直到小区环境越变越差，房价也会跟着下跌，省了三年物业费，却亏掉了房子首付。物业撤离之后，留下的真空由谁来填补？社区兜底？业主自治？新商业模式？目前均无标准答案。即便由政府协调引入新物业，也往往需要“有经济实力”的大公司。毕竟大家也都知道，这很可能是个亏本买卖。至于业委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少人都会提意见，但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真的去解决。小区的大门倒还在那，但守门的人，或许正在越来越少。...

中国四川巴中一村干部将6120元的救助资金违规发给亲戚和关系户，当地对三人立案调查，违规发放的资金被足额追回。据新黄河报道，有网民在社媒发布一张“2025年冬令春荒受灾救助资金”名单，并在评论区称巴中市通江县铁佛镇土门村，村干部把国家下发的救助资金，全部分给亲戚和关系户，引发关注。铁佛镇政府星期六（5月9日）通报，经核查，土门村于2026年2月开展2025年度救助资金申报和发放工作，全村共计88户321名群众纳入救助范围，累计发放救助资金60060元。经查，土门村在本次救助资金审核发放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力、审核不严等问题。该村七户不符合救助申领条件，违规领取救助资金6120元。上述6120元违规发放的救助资金，已于4月28日全部足额追回。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已对三名失职失责、未正确履行职责的责任人立案审查调查，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镇政府表示，此次事件充分暴露出个别村社在惠民惠农救助资金管理工作中审批把关不严、小微权力监督缺位等问题。铁佛镇对此深刻检视反思，并诚恳向社会及群众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