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1日，备受关注的投毒杀人者、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三体公司”）原CEO（即“首席执行官”）许垚，被执行死刑。2026年5月22日至26日，多位消息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5月21日当天，许垚投毒案中的一位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感慨：“正义，虽迟但到。”许垚一案，发生于2020年。许垚，男，1981年3月生于贵州贵阳，本科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后又在法国保罗塞尚大学（Université de Toulouse）和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获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先后在美国杜威陆博（Dewey & LeBoeuf））律师事务所、复星集团工作。2017年，许垚跳槽至温州富豪林奇麾下的游族集团，任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风控官。2018年8月，他出任林奇掌控的另一家公司，即三体公司的CEO职务。林奇，1981年11月生，浙江温州泰顺人。2014年，他通过借壳上市登陆A股，控股的公司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002174.SZ，下称“游族网络”）。游族网络是A股主板第一游戏股，林奇也是当时A股最年轻的董事长。林奇及许垚的日常办公地均在位于上海宜山路的游族大厦。位于上海宜山路的游族大厦，是此前林奇、许垚的办公地，也是许垚被司法认定向林奇投毒并致其死亡的案发地（图：李微敖摄）多位游族集团老员工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林奇与许垚开始时的关系不错，但后来两人分歧渐大，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林奇对许垚采取了降薪、削弱其管理权限等一系列措施。至2020年，林奇已经找到候任人选，准备取代许垚。2020年12月16日，林奇“突发疾病”，送往上海本地医院抢救。次日晚间，林奇的妹夫报警，称林奇可能被人投毒。报警约20个小时后，即2020年12月18日18时40分许，警方将许垚抓获。2020年12月25日，即林奇病发住院后第9天，林奇经医治无效，被宣告死亡。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证明：林奇死因是“河豚毒素”和“a-鹅膏毒肽”成分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林奇死因是“河豚毒素”和“a-鹅膏毒肽”成分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资料图）游族集团多位老员工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林奇死后，游族集团诸多员工亦被组织进行了身体检查。三体公司时任副总裁赵骥龙、其妻子张女士，林奇物色的许垚的接替者赵宇尧，以及一位宋女士，共4人在血液中检出了较高的汞含量。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还证明：赵宇尧、赵骥龙的血样中，均检出“氯化甲基汞”成分：宋女士的血样和尿样里，也检出了“氯化甲基汞”成分。2020年12月25日，即林奇宣告死亡的同一天，许垚被批准逮捕。此案后进入检察院、法院阶段。2022年1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许垚通过在药品、饮料等物品中向林奇、赵宇尧、赵骥龙等人分别投放不同的毒品，并致林奇死亡，犯故意杀人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0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许垚否认了对他提出的指控，说自己没有对林奇等人投毒。对于他被证实购买了“河豚毒素”“a-鹅膏毒肽”“氯化甲基汞”等毒素的行为，许垚辩称是用于自杀，并说此前他曾因精神疾病就诊等等。2024年3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许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许垚出庭受审（资料图）许垚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1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当年6月做出裁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许垚以投毒方式故意杀害被害人林奇，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许垚还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致四人中毒，其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许垚精心策划、预谋犯罪且犯意坚决，作案动机卑劣，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社会危害性极高，到案后拒不认罪，无认罪、悔罪表现，应予严惩。原判认定许垚故意杀人、投放危险物质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许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因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许垚的上诉，维持原判。随后，这一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复核权是指对死刑的判决和裁定进行复核的权限。1949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曾数次将部分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之后，又将全部的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许垚案的一审、二审及死刑复核阶段，其聘请的多位律师及“有专门知识的人”（即专家辅助人）——一位前法医均提到，对于林奇的死因鉴定，缺乏毒物检验的质谱图。所谓毒物检验的质谱图，可简单理解为毒物鉴定的“CT片”。有三位担任过许垚辩护律师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在他们的观察里，自2014年福建念斌投毒案终审无罪之后，类似投毒案件中公诉方不提供质谱图已成“惯例”。“但是在如此重大且引人关注的案件中，只给看报告不给看质谱图，这样的判罚多少会存有遗憾”，其中一位辩护律师表示。而作为许垚案公诉方的检察院以及负责审理的一、二审法院则都认为，质谱图本身并非鉴定意见，且“并非需要当庭出示并质证的证据”。林奇是“河豚毒素”和“a-鹅膏毒肽”成分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死因确凿无疑。知情者介绍，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核准了对许垚的死刑判罚。5月21日，许垚被执行死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投毒杀人案，尘埃落定。...

在明星光环、高收入等光鲜叙事的吸引下，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学生参加艺考。有人希望进入高等院校接受科班训练，也有人想走捷径进入演艺圈。然而，竞争激烈的艺考并不只是单纯的教育选择，而更像一条被多重利益形塑的赛道。从培训到招生，艺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落差明显。（插图／陈锐勤）又是一年高考季，50岁的刘晓回想起当年陪女儿备战高考的日子，仍恍如昨日。举家投入近700万元（人民币，下同）后，一心想走艺术道路的女儿终于考上中国一流的艺术院校，却没进入第一志愿表演系，而被调剂到冷门的专业学习民俗艺术，每天和木偶打交道。刘晓告诉《联合早报》，女儿所在的专业更像是为未能进入表演系、音乐剧系或电影电视系的考生“兜底”的去处。中国艺考分为省级统考和高校校考，科目主要包括美术、舞蹈、音乐、表（导）演以及播音主持等。考生凭统考成绩能报考绝大多数艺术院校，而真正被视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是少数顶尖院校独立招生的校考。拼天赋也拼殷实家底 备考衍生出灰色空间截至2026年，中国仅34所高校的部分艺术类专业保留校考资格，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明星”院校。以中戏表演系校考为例，业界普遍估计，每年报考人数可达上万人，最终录取仅几十人。2023年12月10日，艺考生在浙江杭州的浙江传媒学院校外，等候参加全省艺术类专业统考。（路透社）刘晓直言，想挤进这条赛道，不仅拼天赋，“绝对也得要更殷实的家底”。艺术类院校入学竞争激烈，催生出庞大的艺考培训产业，专门为有意走这条赛道的学生提供备考准备。据智研咨询等机构测算，去年中国艺考培训市场规模介于432亿9000万元至700亿元。学生在广东深圳一家艺考机构进行体态训练。（互联网）而漫长的备考与校考周期、激烈的竞争，以及家长为让孩子挤过“独木桥”穷尽财力、动用人脉，也让从考前培训到录取的多个环节，衍生出各种灰色空间，为突破规则底线的行为提供了土壤。“中间人”替家长运作送礼 教授谨慎租房专门放礼财据刘晓透露，她女儿所在的知名艺考机构里有一名毕业自女儿意向院校的“中间人”，专门替家长运作送礼事宜。通过对方，她向可能参与校考评审的高校教授送出数十封万元红包。这名“中间人”还熟知不少教授的“喜好”，有人喜欢烟酒，有人偏好玉器、字画或现金。刘晓说，这名“中间人”会以“探望老师”为名把东西送出去，“那些老师也很谨慎，有的专门租房放（礼财）”。除了送礼，刘晓还安排女儿上意向院校教授的“小课”，其中一些授课者后来已因违纪被调查。她说，小课每小时收费2万元，10节起报，目的不是提升专业能力，而是在教授面前“混个脸熟”。这样到了校考，即使考生没有名字、只有考号，教授也能凭印象认出学生，“打分时多少会照顾”。刘晓透露，真正“咖位高”的教授很少亲自出现，很多时候都是由他们的学生代课，“所以只能不停上，才有更多机会见到教授”。仅在女儿上小课上，她就花了100多万元。校考拿到合格证、高考也过线后，“中间人”告诉刘晓，女儿的成绩仍不足以进入表演系，只能进入冷门专业。即便这些专业名额也有限，如果愿意接受，就得再支付“尾款”。女儿最终选择妥协。刘晓又汇出一笔巨额“尾款”后，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当时我拿到那张通知书，我说它比钻石还金贵。”刘晓女儿的经历，在艺考生中并不是少数。作为进入艺术类高校的敲门砖，艺考中的校考一直是暗箱操作的重灾区。学者：艺考依赖主观臆断 招生掌握极大自由裁量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周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艺术类招生最大的特点，是有较大的主观裁量空间。普通文化课考试主要靠标准化分数，但艺术考试往往依赖评委主观臆断，这使招生教师与评委掌握极大自由裁量权。2023年12月2日，艺考生步入江苏常州大学考点，参加江苏省美术与设计专业统考。（路透社）她指出，即使近年推行匿名评分、考评分离、线上录制等改革，也难以彻底消除人为裁量的空间。另一方面，艺术行业、尤其是影视表演领域潜在的高回报，让更多人愿意不惜掷重金，为此拼资源、拼人脉。过去20年，中国娱乐产业快速资本化，流量明星、天价片酬，以及综艺、短剧兴起，都让这一行业充满诱惑。周娜说，艺考已从教育竞争，异化为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艺考、招生环节的寻租空间，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近年来高等艺术院校干部、教授因腐败落马屡见不鲜。去年12月，中戏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郝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不到两个月后，该校两任表演系主任陈刚和王鑫先后主动投案。（左至右）中戏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郝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去年12月主动投案；不到两个月后，两任表演系主任陈刚和王鑫先后主动投案。（互联网）据不完全统计，上述三人落马至今，中戏还有戏剧系、表演系、舞美系和导演系的至少六名教职人员的信息被官网撤下，或被取消博士生导师资质。其他业内公认的顶尖艺术院校，近年来也有腐败案例。去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原副院长尼跃红严重违纪违法，退休多年后被查。中央传媒大学原副校长蔡翔因贪污罪，2020年获刑三年六个月。官方通报虽未详细披露这些艺校教授落马的具体原因，但中共上海市委去年8月对上海戏剧学院的巡视工作报告点出，“招生领域保密工作漏洞较大”。上戏随后承诺，制定更严格的处置措施，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营造风清气正招生环境”。此外，其他艺术类高校的反腐工作也在持续推进。2023年至今，南京艺术学院原副院长谢建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原院长宋协伟及原副院长张欣荣、沈阳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董亲学等人落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原副主任常平则于去年10月主动投案。师门形成稳定“师承体系” 艺术类专业圈层现象严重围绕艺考形成的利益链之所以能从培训环节延伸至录取结果，关键在于培训体系与高校招生评价机制之间的隐性衔接。据了解，一些高校教师既担任教职，也参与社会培训、行业项目，甚至与经纪公司有交集，使得校外培训网络得以通过社交人脉与行业活动，间接触及校内评价与选拔过程。一名资深艺考机构负责人告诉本报，他从中国一所知名艺术类高校毕业后，曾帮导师挂名一家艺考机构的总经理，并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请老师去当艺术顾问，以此为由分批将上百万元的家长“打招呼”礼金及其他盈利，作为“咨询费”汇到导师户头。2026年3月，艺考生在中国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门外排队参加校考。（互联网）据悉，部分教授门下逐渐形成稳定“师承体系”，导师与艺术培训机构、影视传媒及舞台设计公司等机构利益交织。学生毕业后进入产业，又通过探望老师、资助排戏、捐赠等方式回馈大量资金。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教授唐任伍受访时说，由于艺术行业中的师徒关系较为紧密，学生在知名导师的推荐和引介下，往往能获得更理想的就业资源，因此艺术类专业中的圈层现象确实较为严重。既是教育机构也是行业入口 使腐败易成系统性结构问题除了圈层化的师承体系与缺乏客观评判标准，艺术院校腐败滋生的另一原因在于其双重属性：既是教育机构，也是行业入口，在培养学生的同时掌握通往影视、媒体与演艺产业的关键资源与关系网络，使腐败更易成为系统性的结构问题。周娜分析说，中国近年来推出艺考匿名评分、考评分离及培训机构整治等措施，显示监管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要一个教授既能决定录取，又能开培训班、带工作室、对接行业资源，那么利益输送就会持续存在。”唐任伍也指出，高校是中纪委反腐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艺术类高校的独立招生环节则是重点关注对象。随着中央对艺考领域的规范和整治力度加大，相关寻租现象已经变少，可尽管如此，“总是有人要打擦边球”，用不同的手段来规避反腐监管。艺术梦下 无数身体被无声献祭除了金钱上的投入，一些艺考生在升学路上还可能沦为潜规则的受害者，付出难以量化的身体与精神代价。在新加坡一所私人院校读书的小景（化名，20岁）回想起在北京参加艺考培训的那一年半，仍浑身止不住发冷。他告诉《联合早报》，机构一名男老师常在朋友圈晒和名校老师去看戏、聚会的照片，声称他认识很多明星大咖，和高校招生的人也私交甚好，“在我们眼里他就是王，过着我们向往的生活”。据小景描述，男老师平日喜欢找男生出去喝酒，和学生“打成一片”。一次聚会上，他在走廊被老师堵在墙角，对方突然借着酒劲做出猥亵，“我当时大脑直接关机，人就懵了”。21女学员血泪控诉引爆网络 培训机构创始人判无期徒刑艺考机构男老师和女学生的故事，小景则听闻更多，“甚至你都不知道是哪方先主动的”。他说：“何况我们都被教导要听话，说有些事反正进了（艺校）也会发生。”小景的个人经历和他身边所发生的事并非个例。2022年9月，一篇题为《21个艺考圈房思琪的血泪控诉，关于影路杜英哲》的文章引爆网络，21名女学员指控知名艺考培训机构“影路站台”创始人杜英哲，在教学过程中实施猥亵及性侵行为。据受害者向媒体描述，有17岁的女生在机构被诱骗后怀孕，并生下杜英哲的孩子。杜英哲在事情曝光的同月被刑事拘留。今年4月23日，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极目新闻报道，检方建议判处杜英哲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宣布择期宣判。杜英哲案曝出一个月后，中国教育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展艺考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包括全面摸排建档，核查从业人员资质，严厉打击性侵等违法犯罪行为等。...

（原标题：被指计划“干掉”竞争对手员工 哈啰单车否认并称已举报）媒体报道共享单车公司“哈啰”存在多项经营问题。图为深圳街头的哈啰单车。（互联网）媒体报道共享单车公司“哈啰”存在多项经营问题，包括超量投放单车、涉嫌通过策反或身体恐吓等方式“干掉”竞争对手核心员工等。哈啰否认指控，并称已举报不实信息。钛媒体本上周二（6月9日）发布《困兽哈啰，全面失控》调查报道，揭露哈啰（原名哈啰单车）正站在被上市计划压垮的悬崖边缘，经历着竞争、监管、财务和安全的加速失控，在经营层面存在多项严重问题，包括违规超量投放、恶性竞争、安全隐患等。报道称，在未获政府投放配额的城市，哈啰长期实施所谓“渗透”策略，操作方式十分隐秘：趁每周五深夜监管人员休息，大批货车在城市边缘秘密卸车，待周末过后车辆自然流向市区中心。公司内部甚至将单次超投规模突破十万辆视为喜讯，私下举行庆功会，将此称为“惊喜开城”。文章称，哈啰也有巨大的上市压力，为了向投资人证明其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能力，内部存在多套数据：报给监管部门的、报给媒体的、报给股东的、报给投资人的，各不相同，“给老板看的那份是相对真实的”。此外，文章还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啰曾制定过一个“猎鹰计划”，意图“干掉”竞争对手中的关键人物，方式包括策反甚至直接的身体恐吓。员工被告知，“如果能把名单上的人‘干掉’，可以获得高额奖金。” 甚至曾有几名哈啰员工要把一个竞争对手里的关键人物“揍一顿”，“连要打的人住在哪里、日常行迹、怎么打人，都计划清楚了”，但该计划最终因对方警觉而未能实施。随这舆论发酵，哈啰回应这篇报道通篇大量使用匿名信源、传闻表述、主观推断和片面材料，对哈啰进行系统性污名化，已明显超出正常舆论监督范畴。哈啰否认报道指控，并表示已就涉事不实信息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举报。钛媒体星期六（13日）再次回应哈啰，称这篇报道内容均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原标题：498万人民币买百强县排名 辽宁海城市一二把手被免职）辽宁省海城市花费498万元（人民币，下同）向一家“百强县”榜单评价机构购买咨询服务，由客观指标得分第118名、调整至综合得分第91名。事件受到中共中纪委严厉批评，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披露，已对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免职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中共中纪委通报指出，相关问题暴露出一些地方和部门政绩观存在偏差，有的为了政绩不惜花钱买虚名，谋求在“百强县”“千强镇”等各类榜单上榜进位，加重了财政负担，并助长了榜单评价机构的牟利行为。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星期一（6月8日）刊发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署名文章，披露辽宁针对事件专门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对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免职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同时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和专项审计。同时，辽宁还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参与榜单排名，一律不得安排资金谋求上榜进位。公开资料显示，事发时中共海城市委书记由鞍山市委副书记陆荐援兼任，后已调任葫芦岛市委副书记；当时的市长是杨野，后已调任鞍山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原标题：家长听AI建议每次只给孩子喂60ml奶，娃饿得大哭，医生：体重一斤没长）近日，广西南宁一对夫妇按照豆包的要求，严格按每次60ml的奶量喂养满月的宝宝，结果孩子哭闹不止，直到送孩子去复查身体，被医生告知喂养方式错误，才惊觉不对劲。听豆包的话孩子饿得哭闹不止阿强（化名）夫妇的宝宝出生后曾因黄疸住院，夫妻俩对孩子的健康格外谨慎。随着孩子满月，这对新手爸妈发现孩子总是动不动哭闹，缺乏育儿经验的他们选择到网上查阅信息。根据豆包的建议，阿强夫妇严格控制每顿只给孩子喂60ml奶，不料这种严格的喂养方式反而让孩子哭闹得更厉害了。家里老人劝说多喂些奶，夫妻俩仍坚持按照豆包给出的标准执行。5月下旬，夫妻俩带宝宝到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复查黄疸，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曾贵祥了解到宝宝单次仅喝60毫升奶时有些惊讶。足月满月宝宝正常单次奶量可达80至100毫升，60毫升远达不到生长需求。追问之下，这对夫妻才说出实情，他们已经严格按照豆包要求喂养孩子一周，这一周以来，孩子哭闹不止，直到累了才睡过去。“由于喂养量达不到孩子生长需求，宝宝的体重也一斤没长。”曾贵祥说。医生在查看一名新生婴儿的情况。用AI寻求健康建议有人赞同有人担忧如今AI工具越来越多，AI给出的健康建议靠谱吗？对此，南宁市民刘先生介绍，今年春节期间，他频繁出现头晕、胸闷的症状，通过DeepSeek查询后，AI提示他有可能是心梗前兆，随即前往医院检查，结果真查出了相关病症。何女士对此持中立看法。她5岁的孩子此前体检时，被医生评估为发育水平中等。为了改善孩子的体质，她依照元宝给出的建议，每餐严格按克数精准喂养。一个多月过去，孩子体重并未增长，三个月后再次体检，发育程度被判定为基本合格。“还是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喂养，不能一味盲从。”何女士说。如何正确寻求健康建议？曾贵祥表示，AI所提供的准确、实用的健康知识，有助于提升公众健康素养。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AI信息并非万能，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AI不具备面诊条件，例如在育儿指导上，无法精准区分婴儿足月、早产婴儿及体重差异，只能给出笼统、模板化的建议，难以实现个性化指导；另一方面，部分AI产品会根据用户基础信息刻意迎合需求，甚至出现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内容。“且不说把AI当成医生到底靠不靠谱，就连有些专业人士查阅论文时，也常会发现AI提供的数据和内容存在谬误。”曾贵祥认为，每个人都应具备基本的辨别与思辨能力，可将AI信息作为参考，若盲目轻信，反而容易陷入健康认知误区。曾贵祥建议，当需要咨询健康问题时，可先参考AI给出的建议，同时借助各大医院线上云平台，直接向执业医师咨询，既方便又权威。他同时提醒，线上科普与AI建议仅能作为辅助参考，一旦身体出现明显不适，务必及时到医院就诊。来源：南国早报...

近日，广西贵港一位教师在值班时不幸病逝，因为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无法被认定为工伤，引发了网友对相关规定的讨论和质疑。新京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了解到，其实，规定本身已经扩大了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也极大保障了劳动者权益。但如今，由于现代生命支持技术（呼吸机、ECMO等）能在人脑死亡后长期维持心肺体征，拉长抢救时间，也就造成了巨大的伦理困境——在抢救意义不大的情况下，家属要不要为了拿到赔偿，在48小时内给亲人“拔管子”？这一决定背后，可能是人财两空和上百万赔偿的区别。长期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领域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李海明认为，尽管该条款近年来备受争议，但其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不应直接废除，但是在实践中，对于该条款的解释要区分情形。一个总体原则是，如果职工突发疾病是工作原因造成的，可以对该条款作扩张解释（根据立法原意，扩张条文文义），否则不应盲目进行扩大。放弃继续治疗，家属难下决心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显示，2025年5月30日12时左右，韦亮在学校值班期间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学校厕所。当天13时45分，韦亮被送入贵港市某医院急诊，初步诊断为急诊脑血管病。医生在之后三天的查房记录中写明，韦亮“死亡率高”“只依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大量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患者家属表示理解，但强烈要求继续治疗。抢救几天后，2025年6月2日15时45分，医院宣告韦亮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左侧丘脑－基底节区脑出血并溃入脑室、脑干出血。之后，韦亮生前供职的小学向港南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2025年7月16日，港南区人社局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韦亮的情况不符合“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但家属认为，韦亮在发病抢救后不到24小时内就被诊断为脑干功能衰竭，在医学上已经具备死亡条件，后续的抢救是出于不愿放弃希望，是为了维持生病体征的无效治疗。在家属看来，不应机械理解适用法律。双方一直未能就这一点达成共识。诉讼持续到了2025年12月的二审。两次审理中，法院意见一致：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韦亮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认定问题具有专业性，法院应当尊重专业医疗机构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的死亡时间以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最终，法院二审驳回家属上诉，维持原判，不予认定工伤。不止是韦亮的家人面临这样的困境。蒋顺的父亲蒋本武是广东省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丰公司”）的一名巡逻员。2024年11月1日8时30分左右，刚刚上班不久的蒋本武突然呕吐后晕倒，同事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他送到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救治。医院当天9时出具的病历显示，蒋本武当时已经深昏迷，被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半小时后，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当天，蒋本武被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进一步救治。东莞市人民医院当天17时24分的会诊后病程记录显示：患者病情危重，预后极差，随时有心跳骤停可能。查房记录也多次提及“治疗上予以告病危、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根据蒋顺与医生的沟通录音，医生曾明确表示，“已经没有太大的治疗意义。”根据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住院期间，蒋本武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脱开呼吸机一分钟内胸廓没有起伏，而且一直未见好转。▲东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受访者供图面对ICU高额的医疗费用，在医院救治13天后，蒋顺决定带父亲回家。2024年11月14日上午，蒋顺租用救护车带父亲返回湖北老家后，父亲在家中离世。同日，针对豪丰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东莞市人社局作出了“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原因为，蒋本武突发疾病非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条视同工伤的情形。蒋顺对这一决定早有预料。父亲住院时，蒋顺就咨询过律师。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容易的决定：一边是律师测算的百万元左右的赔偿，另一边是养育自己20多年的亲生父亲。尽管已经知道抢救意义不大，一番挣扎后，蒋顺还是决定全力救治父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我怎么能下得去手，怎么忍心？”“认定成功的仍然是极少数”2025年5月，蒋顺委托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古玉箫，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东莞市人社局列为被告，豪丰公司被列为第三人。2025年10月9日，该案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古玉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庭审中，人社局表示，根据死亡证明，蒋本武的抢救时间已超48小时。但原告一方认为，蒋本武在入院时已经没有自主呼吸能力，死亡已不可逆，只不过是外接呼吸机维持了生理状态指标。今年4月初，蒋顺被告知此案将延期宣判。“可能法官考虑到死亡标准和死亡时间的认定，还有视同工伤制度的新问题，以及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沟通，所以延期了。”法院工作人员在通话中向蒋顺解释。近些年，随着现代生命支持技术（呼吸机、ECMO等）的发展，抢救时间得以被人为拉长，“48小时条款”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古玉箫表示，相关的判例也越来越多。新京报记者以“工伤保险条例”“超过48小时”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共检索到1985份裁判文书，其中有500余件为近5年的案例。“认定成功的仍然是极少数。”在古玉箫的经验中，“每个案件的情况都不一样，关键是有没有相关诊断可以证明患者在48小时内已经死亡。”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表示，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死亡的判定标准进行明确，但在司法与工伤认定实践中，主要以心肺死亡（心跳呼吸停止）为依据。“但心肺功能可以靠现代生命支持技术长期维持。”某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周璐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患者已经发生脑死亡，哪怕维持了心肺功能，死亡也已是不可逆的事实。▲运行中的呼吸机泵。图/IC photo入选最高检“检护民生”行政检察典型案例的一起案件中，争议焦点就在于患者在入院48小时内是否已出现脑死亡——退伍军人杨某在执行一次救灾任务的过程中急性脑出血，抢救数日后被宣告死亡。他的妻子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但人社局以“从抢救到宣告死亡超过48小时”为由，不予认定工伤。检察机关聘请多家医院及医学院的5名临床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一致认为，根据病历记录，杨某在入院48小时内已符合脑死亡临床判定标准。此后，法院再审改判，支持工伤认定，他的妻子最终获得了99万余元工伤赔偿金。不过，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在我国，脑死亡目前尚未获得立法确认。“虽然脑死亡判定在医学上有规范，但因无法律地位、技术门槛高、医院不愿主动出具证明、家属与伦理顾虑，实际操作难度较大。”邓勇说。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补充指出，目前我国的死亡标准实行双轨制。一条轨是混合标准，即除了判定心肺死亡，也要进行一系列神经系统反射检查，例如瞳孔对光反射、疼痛反射、呼唤反射检查等，这一标准适用于绝大多数临床病人；另一条轨是脑死亡标准，只有在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针对捐献者时使用。王岳介绍，虽然目前在部分发达国家，脑死亡已是死亡判定标准，但是这一判定必须由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专科医生操作，为病人做多次检查，程序复杂，临床技术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很难在中国基层医院推广。此外，这一判定也面临着来自人道思想、传统观念、骗保风险等方面的阻力。在蒋本武一案中，医院也没有为他做脑死亡判定。这是否就意味着，工伤认定将难以突破48小时的抢救时间限制？急诊科医生周璐告诉记者，在少数判例中，一份“无继续抢救意义”的医学说明是能成功进行认定的关键。2024年6月21日22时许，浙江绍兴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林生在值班时突发疾病晕倒。院前急救病历显示，当日22时35分，林生的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均为0。院前急救告知书显示，“急救车到达现场（时）患者已死亡。”林生父母早年离异，他由母亲抚养长大。母亲难以接受这一事实，坚持要求医院抢救，医院用ECMO为林生进行体外循环支持治疗，恢复了部分生命体征。但医生评估后认为，林生脑电波已消失，继续治疗无意义。家属最终决定将林生接回家中。2024年6月24日，林生离世。同样的，绍兴市越城区人社局也以林生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为由，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随后，林生母亲委托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徐丽霞，向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徐丽霞认为，林生在48小时内得到的诊断已符合传统死亡标准，后续使用ECMO进行的抢救属于无效抢救，死亡结果已不可逆，不应以最终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为由拒绝认定工伤。据徐丽霞透露，法院支持了这一说法，随后向越城区人社局发送了一份风险告知书，告知对方可能败诉。经过一番协调，原告方撤诉，越城区人社局于2025年4月11日重新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这份决定书显示：法院认为林生在2024年6月21日已符合传统死亡的标准。为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越城区人社局决定撤销不予认定决定书，作出认定决定。▲医生正在抢救病人。图/IC photo各地法院也陆续有类似的实践。2021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在一起工伤认定案件中，最高检主张“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等弱势群体的立场进行解释和认定”。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同样一波三折。2016年9月，广西某住建局员工梁某某在工作会议结束后返程途中突发疾病晕倒，送医后被诊断为脑干出血、呼吸停止，无好转可能，家属在抢救9天后同意放弃治疗。拔掉呼吸机5分钟后，梁某某被宣告死亡。家属申请工伤认定被拒，此后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认为，梁某某的情况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但二审再次改判。家属申请再审被驳回后，检察机关介入。检察机关认为，梁某某发病后已丧失自主呼吸，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体征，在法律对死亡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出于保护职工的立场，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另一起典型案例中，法院也试图寻求情与法之间的平衡。员工李某某在工作途中突发疾病被送医，入院检查记载：无自主呼吸、心跳。但家属依然选择积极治疗，通过呼吸机维持李某某生命体征，抢救几日后，李某某死亡。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李某某危重之际，家属坚持抢救、不离不弃，属人之常情，李某某是在无存活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医疗手段维持生命体征，应认定为视同工伤。专家：争议焦点不应是“抢救时间”尽管这一条款如今引发了不少争议，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得知，条款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和合理性。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李海明长期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领域，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我国最早的工伤保险实践是基于一种“身份社会”——当年，一位劳动者可以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如果职工在单位死亡，尤其是对单位贡献比较大的职工，即便单位没有责任，单位也会出一笔抚慰金或人道主义赔偿金。1996年，我国发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这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从企业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型的关键一步。《试行办法》列出了十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包括“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形。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改革了工伤保险制度，开启了我国工伤认定的实践，对劳动者权益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图/IC photo《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列出了七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第十五条又规定了三种“视同工伤”的情形，其中第一项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李海明指出，工伤即“因工而造成的伤亡”，指的是因为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情形，强调工作侵害与伤亡的因果性；“视同工伤”将本不属于工伤的情形认定为工伤，强调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性。曾参与我国劳动法论证起草工作的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董保华对此表示，“视同工伤”条款的出台，扩大了保障范围，弥补了那些难以直接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也表示，“48小时条款”用明确的时间限制简化了认定规则，避免因果举证困难，既可以倾斜保护劳动者，也能防止工伤基金被滥用。至于为何是“48小时”，李海明曾发文表示，暂未见到相关的具体说明。“这并非医学黄金抢救时间，与现代重症医学救治规律并不匹配，而是立法层面设定的政策界限。”邓勇表达了他的观点。不过，在多位专家看来，这一条款也有其局限性——它限定了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抢救时间，反而忽视了最重要的条件——突发疾病的原因。“此前的《试行办法》将突发疾病死亡的原因限定为‘由于工作紧张’所致，可以对各种各样的‘过劳死’案件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但《工伤保险条例》将其废除，把和工作无关的突发疾病死亡、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都列进来，使真正需要保护的‘过劳死’案件没有办法得到保护。”董保华表示。董保华认为，死亡标准、抢救时间都不该是争论的核心和重点，真正需要考量的是一个前提：职工突发的疾病是否与工作相关？李海明有类似的观点。他建议，法院在实践中应该考虑到突发疾病的原因与工作的关联度，如果职工有连续加班的记录，或者疾病本身牵涉工作因素的话，应该做扩张解释，即便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也应认定为工伤；如果职工是因为与工作无关的疾病死亡，则应做限缩解释，除非医生能出具相关诊断，证明患者在48小时之内死亡已不可逆，只是家属在情感上不能放弃。“这种情况下，即便抢救超过了48小时，也应认定为工伤。”李海明说。此外，李海明还建议，应建构一套完善的职业病体系和伤害认定理论，让与工作有关的过劳病、过劳病亡、过劳自杀等得到制度上的认可。董保华也认为，更理想的方向是将过劳病亡等纳入法律条款中。但他也坦言，“过劳死”的认定较为复杂。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日本等少数国家将“过劳死”纳入了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而且其认定有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调查程序和标准。▲在工位休息的女性。图/IC photo目前，对于工伤认定48小时之限存在的矛盾和不足，以及在实践中引发的分歧和问题，主管部门已经有所关注。2019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647号建议的答复中称，在对此类情形工伤认定的把握上，既要考虑工伤保险的制度属性和我国现阶段国情特点，还应兼顾与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度扩大。2020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242号建议的答复中再次提到，关于“48小时条款”，各方观点不尽相同。“下一步，在修订《工伤保险条例》时，我们将统筹各方意见……更好地实现用人单位利益与职工利益双维护的目标。”（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韦亮、蒋顺、周璐、林生为化名）...

（原标题：顶配学校突发关停，国际教育的「地产模式」走到头了）近日一则消息传遍了网络：开学还未满一年的北京清华稻香湖未来城校区，宣布关停。目前在读的130多名学生，可自愿选择并入单程开车45分钟的海淀总校区。瞬间，「暴雷」、「关闭」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传遍了朋友圈，不少家长也非常愤怒：因为信任选择的清香未来城，学校有关停的打算，为什么要说得这么晚呢？校长泪洒会议现场宣布关停的第二天，就是北京学校报名系统开放的时间，打得大家措手不及，虽然给了并入海淀校区的方案，校方承诺提供校车接送，但是不少家长已经在周边租好了房子，甚至有的买了房子。更何况，两所学校单程并不近，如果不选择并入海淀校区，再去找其他学校，是否也来不及呢？■ 稻香湖未来城校区发布公告，回应热议的关停事件。关停的原因也不难猜：招生人数实在太少了，撑不起学校的运营。据悉，这所曾经依托于清华附中、也出过网红总校长的校区，今年招生季仅招了50多个人，按照学费一年均价20万来计算，收入不过1000来万，加上在读的学生，预计总收入不到4000万。而学校光是租金一年就要6000万，还没有加上高师生比下老师人力成本，学校运营成本等等，一算起来就是血亏，况且还有.....其实清香才开学一年，招生数量是匹配的，一般来说，一所学校也需要3年左右才能实现资金正循环，也会得到一些支持，所以学校才有时间有耐心等待慢慢做出口碑，吸引生源。所以，在清香围城来关停的决定的背后，我相信是更深次的判断：国际教育的增量几乎已经消失了，支持力量或许也不如以往，不如当断则断，只是「牺牲」了曾经相信学校的普通家庭和老师们。今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也不只有清香未来城一所学校，这几年来种种知名大校的关停，一个少有人说的判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曾经统治国际教育圈的地产模式，正在一步步退场。什么是地产叙事逻辑？我相信买过房的每个人都会熟悉：翻开近几年国际化学校的招生简章，有一套高度相似的开篇语言：占地×亩，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可容纳学生×名……然后是一串设施清单。游泳馆、剧场、实验室、国际标准球场，件件豪华，样样齐全。宣传手册第一句话一定是占地多少亩，大，成为了当年国际化学校最早的卖点。清香未来城校区如此，占地148亩，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配备50米标准游泳馆、壁球馆、攀岩馆、千人剧场，地下有游泳馆、射箭馆，地上有剧场和电影院，还有专设的Fab Lab数字制造实验室，还拿过建筑大奖。招生简章里把它描述为「集现代科技与国际风范于一体的高端学府」，最高可以容量2000人以上。宣布关停的南京威雅也是如此，占地123亩，建筑面积11.2万平方米，设计容量2088名学生。大校园意味着高端，意味着稀缺，意味着与公立学校拉开物理上的距离。一个有剧场、有游泳馆、有跑道的校园，在家长的想象里能够兑换成孩子的"全人发展"。更重要的是，大校园需要大地块，大地块的取得往往与开发商高度绑定，校园建设本身就是地产项目的配套，有时候也是售楼处旁边的最大卖点。在这样的逻辑下，如果一所学校开得好，那么就会出现通过招商引资进入其他区域，大批国际化学校开了出来，其中有两种模式最多。一种是品牌直营，一种是连锁加盟，短短七八年里，国际化学校从五百多所扩张到接近一千所，最猛的时候一年新开八十多所，资本嗅到了叙事的商业价值，开始大举入场。地产叙事在增量时代是成立的。学校建好，家长蜂拥，生源填满，三到五年回本，这是那个时代不少投资人和运营方的基础预期。土地成本一开始有免租期，或者相对低的租金，学校只需运营，用学费覆盖固定支出，多出来的是利润。在那个逻辑里，大是必要的，占地面积带来的是定价依据，学校的好坏，先用空间来衡量，也是一种信任背书，这么多的钱投进去，学校怎么会「跑」呢？大而美的校园，是曾经国际教育消费决策的起点。但就像卖房一样，这一套叙述的核心要素是买房人数源源不断的增加。资本看重的增量，黄金期时候，国际教育会成为中产家庭的首选，是对优质教育追求的必需品。然而，在人口减少，国际教育退潮的当下，招生不如预期，甚至热门学校也感受到了寒意，以往100个人抢一个名额，现在可能是20个人抢一个名额。对于绝大多数学校来说，这个寒意来得更猛。南京威雅2025年在校生不足400人，稻香湖在校人数才130余人，增量没了，但是固定成本还在，校园还在。这是大校园模式最脆弱的地方，它的财务结构里嵌入了一个必须实现的招生假设，一旦假设落空，越大的校园越烧钱。更深的悖论在于，这批重资产学校往往落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大地块，有支持，有开发商的配套资金。但偏远的位置本身就是招生障碍。南京威雅在汤山，距市区20多公里；北京房山诺德安达的问题之一也是地理位置偏远；未来城校区在昌平，离稻香湖主校区30公里……地块越大，越偏；越偏，越难招；越难招，越撑不住那个大校园。面对同样的困境，不同的学校大多都会选择这两条路：第一条，及时止损。这也是稻香湖关掉未来城校区的最核心的原因，不让其成为一笔烂账。还有一个大集团诺德安达，也接连关闭了宁波，深圳，北京房山第二条，做大最全。学校将资源合并后，押注的方向变了，原来押大校园、押国际品牌、押出国升学，现在押集团化、押双轨制、押AI创新，「做大做全」，而是找到确定性更强的赛道先活下来，如稻香湖海淀学校适时推出了多条升学路径。我们也写过，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大湾区，越来越多学校开出了双轨制。第三，停开新校。如平和临港校区暂时也没有听到声音，还有不少学校开始重新思考是否要扩大版图。因为清香未来城关停这件事，很多人开始唱衰国际化教育，但我却觉得反倒是一次新的机会。越是这个时候，越能活下来的，或许反倒是那些在创校之初就放弃了规模红利，关注更多学生，用质量密度取代体量规模的学校，反倒在当前周期里更从容。规模从不是决定一所学校好坏的根本，大学校有规模效应，小学校有特色关怀，大的有标准，小的有个性。我一直相信，家长对优质需求也从没有消失过，甚至越来越多元，当下在家学习、社群学校、AI学校、科技学校、创新学校等出炉，新概念层出不穷，更需要甄别谁是在探索，谁是换了包装不换内核。自古至今，学校的价值从不在于面积，体量，不在于重资产，就是在回应一个从没变过的核心本质需求：学校到底在为孩子的未来做什么样的准备？我想，国际教育没有衰落，它只是从一种模式脱皮而生——当地产逻辑失灵以后，依托于消费的市场在进入一个「个性化选品时代」，国际学校也不例外。请回答同一道题：你的「品」到底是什么？在千篇一律的招生宣传话术之外，学校也越来越去璞存真，能清晰回答这个问题的学校，不管大小，不管规模，都更能好好活下去。...

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传来重大医疗进展。由该院眼科中心副主任许惠卓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一名失明20年的61岁受试者在术后恢复良好，已初步实现视觉功能重建。据介绍，该项临床试验属于全国首例。此次临床试验的首例受试者是61岁的陈阿姨。20年前，她被确诊为视网膜色素变性，多年来辗转国内多地甚至远赴美国求医，却依然未能阻止双眼逐渐失明。视网膜色素变性等退行性眼病是导致不可逆失明的重要病因，全球病患突破2000万，患者的感光细胞逐渐退化甚至消失，传统治疗手段往往束手无策。2026年4月23日，IMIE智能视网膜项目在湘雅医院临床试验正式启动，植入手术由许惠卓教授主刀，国际人工视网膜领域知名专家、美国国家医学院及美国国家工程院两院院士马克·霍默恩（Mark S. Humayun）到场参与并指导。手术须将直径仅6毫米的高密度电极阵列精准贴附于厚度仅0.4毫米的视网膜黄斑区域，并借助直径250微米的微型固定钉一次定位成功，手术全程及术后未发生重度并发症。这一突破依赖的核心技术，是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IMIE智能视网膜系统。其工作原理可以理解为"绕过"坏死的感光细胞，为大脑重建一条视觉通路：患者佩戴集成高清摄像头的特制眼镜，外界图像经视频处理器编码后无线传输至眼内植入体，由专用集成电路生成电刺激脉冲，通过植入眼内的柔性电极阵列精准施加于视网膜黄斑区域的可用神经节细胞，信号经视神经传入大脑视觉皮层，最终产生仿生视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该系统搭载了我国首创的256通道柔性电极阵列，而目前国外同类产品多为60通道。通道数的提升直接关系到视觉分辨能力——256个独立刺激位点相对于60个点更为清晰和精细，通道越多，患者理解和识别的能力就越强。作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此项突破标志着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自主创新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许惠卓教授形象地解释说："如果把眼球比作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当底片损毁，我们直接用电信号'告诉'后面仍完好的神经细胞看到了什么，相当于给视觉系统架设了一条旁路。"然而，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许惠卓教授介绍，通过外部视觉采集设备和植入系统，患者能够获得光幻视，看到明暗光点以及物体的大致形态，但仿生视觉并非天然视觉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需要大脑重新学习解读的全新感官语言。受试者需要通过持续训练逐步建立新的视觉认知体系，整个观察期将持续一年。经过阶段性规范化康复训练，目前受试者已经能够辨认E字视力表标识，不需要陪护搀扶即可自主完成室内活动和穿行房门。在最新一次E字视力表测试中，受试者视力达到0.03，最高可达0.1。许惠卓同时表示，目前患者尚不具备完全生活自理能力，后续仍需接受长期康复训练，以进一步提升视觉感知和环境适应能力。据了解，未来数年内该产品有望完成注册审评，真正成为广大盲人患者可及的光明选择。目前全球脑机接口视觉重建领域呈现两条技术路线并行发展的格局：一是以湘雅IMIE为代表的视网膜假体路线，适用于仍有部分视网膜功能的患者；二是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的路线，如马斯克旗下Neuralink的Blindsight项目，覆盖人群更广但技术难度更高。...

情 况 说 明近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引发关注。该案件发生后，我县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该案涉及的其他违法人员和查扣货物的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下一步，我县将从严从快调查取证，依法依规深挖彻查，无论案件涉及到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一查到底，决不包庇。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泌阳县联合调查组2026年6月15日早前报道：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进展：涉事公职人员被立案调查，受害货主拒绝庭前调解封面新闻（2026年6月12日）6月11日，曾引发全国关注的“21车冻货‘偏航’河南泌阳”事件，记者从泌阳相关部门获悉，涉事的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食药中队长张某，以及该局局长，均被立案调查。货主黄先生告诉记者，日前接到河南泌阳法院的电话，“法院说，被告希望我们撤诉，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庭前调解。我们果断拒绝了。”2025年10月29日，一辆运有7.8吨冷冻猪脚的货车，从广西南宁出发，原本运往广东佛山，却蹊跷“偏航”一千多公里，在河南泌阳被查扣。2026年1月，封面新闻记者查询得知，此前6个月内，21辆货车运载的冷冻货品在河南泌阳高速路口被查扣。被查扣的货物，涉及猪脚、鸡爪、牛副等产品，货主遍布广西、重庆、湖南、广东等10省市。泌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食药中队长张某曾对记者表示，被扣押的冻货产品，不少都只能视为“无主货物”进行处理，“检测合格的，通过拍卖变现并上缴国库；不合格的，要进行高温化制。”在这场离奇的“偏航”风波中，多位货主都面临跨地域维权困境。湖南的周先生向记者吐槽称，泌阳县执法人员要求货主必须本人到场确认归属，极大地增加了跨区域维权的差旅和时间成本。同时，相关部门拒绝提供或拖延出具关键的检测报告，让货主陷入“自证清白”的死循环，导致货物不得不被长时间扣押。...

（原标题：平田整地要让农民还贷？每亩200元连交15年！甘肃最新回应）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6月13日，总台中国之声报道，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到临泽县提级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4个村农户被收取建设费每亩200元连交15年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化名）。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后，情况变了。多位三一村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100元/亩”；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200元/亩”；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200元/亩”。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芦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芦湾村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被扣了这笔钱，名头是平田整地建设费。△平川村玉米制种田村民杜澍学（化名）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平整土地时说不扣钱，地平掉以后，就扣一亩地200元。”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千元，多则超过两万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两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平川镇的4个村属于改造提升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到富民公司流转，所以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谁受益、谁出资贷款差额由农户补上”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签订。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临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这个贷款总共有7个建设内容，土地整理只是一块，融资合同没有专门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合同内容。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余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平川村玉米制种田除了平川镇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新建3000亩，改造提升3万亩），项目总投资11034.25万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30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4.25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谁受益谁出资，每年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有限，差额这一部分由群众补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实地核查：当地假借农田建设，强行向农户摊派不合理费用报道播出后，6月13日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带队前往涉事村庄实地核查。安国民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安国民指出，深入农户调研后，还发现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一是违背农民意愿用银行贷款搞平田整地建设；二是土地流转也存在违背群众意愿的问题；三是基层政策宣传不到位，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贷款本息。”“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债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不再需要向农民群众筹资筹劳。”安国民表示，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于6月14日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事件的教训。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张掖市成立联合调查组，将严肃追责问责6月13日深夜，张掖市政府向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已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本文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