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在线招聘平台之一智联招聘已悄然停止发布其持续十余年的薪资数据。据彭博社报道，总部位于北京的智联招聘，已连续两个季度没有发布其追踪全国38个主要城市新入职员工平均工资的报告。按往年惯例，该平台通常会在季度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公布相关数据。这项数据没有如期发布，反映出相关部门近年来在统计数据披露方面日益收紧的趋势。尤其在就业领域，能够替代相关部门官方数据的独立指标日渐稀缺，令分析师和投资者难以了解现实的具体情况：青年失业高企、企业普遍降薪、裁员现象的持续蔓延。智联招聘定期发布的薪资数据，曾是中国少数能系统反映全国工资变动趋势的独立来源之一。该平台上一次公开相关数据是在去年10月初，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全国平均薪资同比下降，延续了自2023年中旬以来的下行趋势。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这类替代性统计在判断就业市场状况上的作用愈发明显。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当前相关部门公布的失业率和收入数据，未能充分揭示劳动市场所面临的实际压力。北京智库中国就业研究所自2022年起，不再对外发布季度就业市场报告与指数。中国央行每季度对储户进行的调查，曾是另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数据来源。但自2023年年底以来，该调查的发布出现了显著延迟。...

近日，江西第三大水库南城县洪门水库水面承包经营权的拍卖成交，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和担忧。一家成立仅6天、注册资本1500万元且采用认缴制的公司，以每年130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面积5.5万余亩的水库水面20年承包经营权。网友们的担忧不只是因为此次交易的过程有可疑之处，更重要的是，此次交易触动了大家对公共资产变相私有化趋势的忧虑。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水资源危机也引发了多国民众的抗议。水资源危机与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农业扩张直接相关。在金融投资者看来，水资源危机正是攫取高额利润的契机。在当前水资源变得愈发稀缺的情况下，他们加紧了全球范围的圈地和水资源掠夺，用以生产高经济价值作物。这些农业公司圈地的区域往往位于水资源已经稀缺或枯竭的地方，其所发展的耗水农业很难持续几十年，但这些金融公司通常计划在10到15年内退出，只要能在此期间获利，他们并不关心当地水资源的枯竭问题。金融资本和大型农业公司对水资源的攫取，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地方社区的用水，一些地区甚至连饮用水都受到了影响。因此，农业企业与当地社区居民和小生产者之间的水资源冲突在各地都在爆发。抗议者反对水资源私有化，并提出了“集体控制水资源的流动和集体控制资金的流动”的危机解决方案。对中国而言，水库不仅是公共资源，更是老一辈劳动者辛辛苦苦建设出来的集体资产。金融资本攫取下的全球水资源危机和冲突，已经愈演愈烈。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前车倾覆之辙就在眼前，中国对公共水资源的经营管理，切莫重蹈覆辙。养老基金经理、私募股权公司和其他金融参与者正大肆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抢占有灌溉用水的土地。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抽水，用于生产水果和坚果等这些在出口市场上价格高昂的农作物。从智利、墨西哥、摩洛哥、秘鲁、西班牙和美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目标是那些水资源本就稀缺且竞争激烈的地方，而且这些公司所追求的那种高耗水农业在那里几乎不可能维持超过几十年。2023年，联合国水资源组织发出警告：全球水资源危机迫在眉睫。对于许多社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来临——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受到缺水的影响，还有许多社区正在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毁灭性洪灾。联合国预测，未来几年情况将急遽恶化，为冲突爆发埋下了导火索。这些新出现的“水资源战争”主要与农业有关。农业用水约占全球用水量的70%，由于含水层枯竭以及因气候变化和森林砍伐加遽的干旱，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农业区处于缺水困境。今天和未来的大多数水冲突，都是农业企业与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当地社区甚至与城市居民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到了机遇。水变得越稀有、越宝贵，它对拥有水的人来说就越有利可图。而这种赢利的可能性，也没有逃过金融领域从业者的眼睛，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可能性发家致富。我们在全球农田掠夺的监测工作中，发现金融公司购买农业生产所需的关键水源控制权的案例越来越多。往往也是这些公司，在2008年粮食和金融危机之后，大肆收购农田。它们包括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管理人、保险公司、大学捐赠基金和开发银行（见表 1）。有些通过专门的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投资，有些则直接大量买进水资源。表1 | 图片来源：GRAIN组织水资源一向是土地侵占中的重要因素，但最近我们看到更多的情况是，获得水源比获得土地更能激发金融公司的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收购或租用的地块都有丰富的灌溉用水，而且往往不受限制。然后，这些公司种植高耗水量的作物，因为这些作物可以在出口市场上卖出高价。与涉及数千公顷土地的农田交易不同，在这些情况下，土地面积可能相对较小（通常只有几百公顷）。这似乎是交易的动机之一，因为这样做有助于避免被指责为掠夺土地，尽管掠夺水资源对当地社区造成的影响，可以和前者同样严重。这些交易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往往位于水资源已经稀缺或枯竭的地方，而且这些公司所追求的那种耗水农业几乎不可能持续几十年。投资者并不是为了长期发展而建设农场，而是像打油井一样，尽可能多地开采，直到水资源枯竭。这些金融公司通常计划在10到15年内退出，只要能在此期间获利，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当地水资源的枯竭问题。就算与当地依赖相同水源的百姓之间发生冲突，这些金融公司似乎也不会动摇对交易的决心。加拿大养老基金深陷水资源冲突PSP投资公司（公共部门养老金投资委员会）是加拿大公职人员的养老金管理机构，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全球农田的狂热买家，也是这场水源争夺战的领头羊。2022年5月，PSP斥资9000万美元收购了秘鲁奥尔莫斯一个500公顷的蓝莓农场，该农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私合营灌溉计划之一的一部分。该项目通过隧道将水从安第斯山脉的一条河流引入这片太平洋沿岸的干旱地区，它最初本应为圣多明戈-德奥尔莫斯的农民社区提供灌溉，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政府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通过一项法令将该社区的111656公顷土地全部划拨给了这个灌溉项目，然后，通过高度腐败的程序将其承包给了巴西工程公司Odebrecht。灌溉工程几乎完全集中在38000公顷的土地上，而这些土地被划分为500公顷或1000公顷的地块，Odebrecht公司随后将这些土地出售给几家秘鲁和外国的公司，并在此过程中攫取了数百万美元。奥尔莫斯灌溉项目耗费了秘鲁政府超过1.8亿美元的公共开支，但并没有依照所宣称的初衷做事，即为当地居民供水。当地居民们被迫离开灌溉区，而他们和农场工人居住的城镇仍然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现在，几乎所有从安第斯山脉输送过来的水都被用来灌溉新建立的企业农场，这些农场种植牛油果、蓝莓和其他高耗水作物，在海外赚得盆满钵满。这个由政府出资的项目几乎没有给公众带来什么好处，但却为PSP和其他公司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公司现在可以不受限制地免费获得水源。PSP最近在世界各地收购或投资了众多农场，奥尔莫斯农场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农场让PSP获得对水源的控制权，同时这些地方也是高价值农产品的成熟出口生产地。这些农场包括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坚果种植园、加拿大的温室、毛伊岛的果园、新西兰的奶牛场以及各大洲的浆果农场（见表2）。PSP没有回应我们的采访请求。表2 | 图片来源：GRAIN组织被遗忘的社区在西班牙西南部，PSP参与了重要农业出口中心发生的水资源冲突。韦尔瓦市周边的浆果生产业蓬勃发展了二十年，严重耗尽了为多尼亚纳湿地提供水源的地下蓄水层——多尼亚纳湿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也是鸟类在非洲和欧洲之间迁徙的关键中转站。气候变化和干旱在过去几年里加剧了这种耗水状况。尽管西班牙政府和强大的浆果出口商早就知道这迟早到来的水危机，但却仍然火上浇油。韦尔瓦现在生产着西班牙98%的草莓，其中80%出口到国外。与秘鲁的情况一样，韦尔瓦的浆果种植业利润丰厚，因为这里有充足的阳光，有廉价的移民劳动力，最重要的是，这里还可以从地下蓄水层的水井免费取水。虽然韦尔瓦的水危机已经成为国门内外的政治丑闻，但这并没有影响资金流向该地区的浆果农场。恰恰相反，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收购了该地区的顶级浆果生产商。其中就有PSP投资的Hortifrut公司，它在2021年收购了400公顷的农场，成为韦尔瓦地区最大的蓝莓农场主。还有欧洲私募股权公司Alantra，该公司利用西班牙和欧洲开发银行的资金收购了韦尔瓦最大的草莓生产商Surexport。为了可以从西班牙其他受干旱影响的地区调用水资源，从而挽救其产业，这些公司游说耗资巨大、备受争议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与此同时，这其中的很多公司正在向如摩洛哥等水源尚未枯竭的新地带扩张。Hortifrut和Surexport是目前在摩洛哥扩大浆果生产的主要的两家公司。其他公司包括阿联酋的Elite Agro公司和澳大利亚的Costa集团。后者一直在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因为它已经给其母国造成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Costa集团的小股东、美国私募股权公司Paine Schwartz于今年7月对该公司提出收购邀约，这将助推该公司的扩张。（编者注：今年是指2023年）在域外投资的支持下，摩洛哥的出口水果产量近年来激增，自2016年以来产值翻了一番多，大部分是浆果和其他耗水作物，这使得该国本已接近枯竭和受干旱影响的水资源更加紧张。浆果公司宏伟的扩张计划与该国暗淡的水资源前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十五年来，政府鼓励作物灌溉和外国投资，包括对灌溉基础设施的大量公共补贴和公私合作支出，这些政策加剧了摩洛哥当前的水危机。由于工业化农场迅速摧毁水坝、耗尽含水层，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切断其他农场的用水渠道，优先照顾生产出口产品的农场，而其中许多农场与王室和其他精英阶层有关联，有些农场还归王室和其他精英阶层所有。目前，工业化农业用水已占全国总用水量的85%。这给该国的小农和牧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来自奇图卡-艾特·巴哈省的小农Lehsein说：“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说，小农户别无选择，只能设法卖掉牲畜和土地，或者到本地甚至西班牙的工业化农场去寻找条件恶劣且苦不堪言的工作。去年，水危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被迫改变补贴政策（编者注：去年指2022年）。但许多摩洛哥人对这一措施能起到的作用不抱期望。摩洛哥环境2050集体运动的Salima Belemkaddem说：“首先，总有投资者能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土地上做生意。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实行这种集约耗水农业的大型农场已经存在，单单是它们就可以让一切干涸。”“你闻所未闻的水业大鳄”对于公司来说，在水源正在消失的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似乎有悖常理。但金融公司并不按照常理出牌，它们在进行投资时，通常会考虑10到15年的时间框架。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华金河谷，PSP和其他金融公司的资金助长了该州某地区耗水杏仁生产井喷，而那里含水层已处于极低水平。彭博社的一项调查发现，随着该地区的水危机日益严重，当地社区和小农户无法获得水源；与此同时，金融公司一拥而上，买下土地，挖掘越来越深的水井，用更多的能力从枯竭的含水层中抽得更多的水。在2019～2022年间，加州圣华金河谷六分之一的深水井，所在土地都是由外部投资者拥有或管理，其中最大的投资者有PSP、美国教师养老基金TIAA和加拿大保险公司宏利金融（通过其汉考克自然资源集团分部）。彭博社发现，这些公司非常清楚该地区的水正在干涸。但是，这些公司在生产杏仁和其他高价值作物所得到的短期利润足够多，超过了干旱时期可能带来的任何损失。当地水务经理Ralph Gutierrez表示：“水井挖得越深，腰包就越鼓。这就是这里的基本情况。不管是谁在做这件事，都不在乎普通人的生计。”在临近亚利桑那州的地方，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公司设立了一个4.3亿美元的基金会，于2013年在一个低收入县的临界地下水位上收购了5000多公顷的土地。该基金会随后将大部分土地租给了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农业综合企业阿尔达哈公司（Al Dahra），该公司从含水层抽水生产苜蓿出口回国。由于该农场影响到了该州本就稀缺的水资源，人们一直在反对该农场，而且这家农场已经影响到了当地居民填井的能力。但直到2023年8月，通过新闻网站Reveal的报道，居民们才知道亚利桑那州自己的公共养老基金是这家基金的最大投资者，此外，还有来自纽约市教师和加利福尼亚州和密歇根州工会工作人员的养老基金。“这让我很生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州政府居然用我们的退休基金干这种勾当，”民选出来的县监督员Holly Irwin一直试图阻止农场的扩张，他说，“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保持这里的水源而奋斗，但结果令人沮丧——环顾四周，你就会知道这些水源正在枯竭，苜蓿干草正在运往海外。”掠夺美国南部水源的金融机构和农业综合企业现在正越过边境向墨西哥扩张，该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为私人水资源特许经营打开了大门，并加速了耗水水果和蔬菜出口生产的扩大。墨西哥正处于严重的水危机中，它确实对农业用水进行了管制，但在实践中却没有监管到位，各家公司很容易就能随心所欲地取水。例如，该国最大的浆果生产州，也是牛油果和葡萄产量最高的州之一——哈利斯科州只有两名水检查员，据来自与该州农民和土著社区合作的“集体争取自治”（Colectivo por la Autonomia）组织的Eva Robles 所说，“当农业综合企业第一次来到哈利斯科时，他们忙于购买土地，但现在他们只向外出租，因为他们知道，按照他们用水的速度，几年后一切都会消失。”可再生资源集团（RRG）是加州当前面临的水资源掠夺以及这一现象向墨西哥的蔓延背后的主要公司之一。RRG被描述为“你从未听说过的最大的水资源操盘手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里，它抢占了大片农田，在加州干旱地区获得了宝贵的水权，这样它就可以生产杏仁和葡萄等高价值作物，或者为其客户，比如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设立详尽的水资源交易项目。RRG在2018年的一份招股书中表示，其在墨西哥的战略是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特种作物”将水“货币化”。该公司表示，截至2018年，已收购了墨西哥、美国、智利和阿根廷超过1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以及美国、智利、澳大利亚的私有水权，为包括养老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保险公司和富裕家庭在内的投资者带来了超过20%的年回报。“对稀缺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各种用水需求争先恐后，这意味着将水资源作为一种宝贵的经济资源进行管理，并把水分配到最能发挥其使用价值的地方会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最高使用价值指的是农业方面，特别是永久性特种作物，在这些作物中，水可以通过生产高价值产品来货币化”，招股说明书中写道。RRG的战略是利用墨西哥的多个子公司购买土地或以长期租赁的方式出租，以绕过限制单个公司可以拥有的土地总量的法律。它还表示，它将专注于需要很少土地但大量耗水的集约型作物，因为它有信心找到针对高耗水束缚的解决方法。“RRG明白，用水不仅由水权法决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相关者和当地政治的影响。RRG团队知道如何驾驭这种政治，”招股说明书如此陈述。全球各地区取水量占全部可用水的比例（中东北非最高，超过40%）| 图片来源：Development Updates除了墨西哥，RRG收购了拉丁美洲几个主要灌溉出口生产区的顶级水果生产商，并将其整合到其新的子公司Frutura中。其中一家是智利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商和出口商Subsole，拥有1300多公顷的灌溉土地。此举正值智利整个农业部门苦于水资源短缺危机之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依托自由贸易协定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建立的私有化供水系统，智利的水果出口激增，这使得大型果农能够获得关键的水源。少数智利公司和家庭将其私人水权转化为葡萄和牛油果等高价值作物的出口，赚取了大量资金，却牺牲了依赖相同水源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社区。智利所有的水果产区现在都在与水资源短缺作斗争，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使水资源短缺更加严重。然而，这并没有吓退RRG或其他投资者，比如美国养老基金管理公司TIAA，该公司最近一直在收购智利樱桃农场。一位智利农田基金经理估计，机构投资者在过去两年中获得了至少15000公顷的农田用于出口水果生产，相当于该国种植最多的水果鲜食葡萄的占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RG正在通过一个9亿美元、名为“水资源可持续影响”（Sustainable Water Impact fund）的基金对智利投资。该基金由RRG与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共同设立，并得到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等数个美国基金会的支持。尽管该基金本应进行节水投资，但它持续购买缺水出口农业区的土地（如智利瓦尔帕莱索地区和秘鲁伊卡谷地），用于耗水作物牛油果和葡萄的种植。哈佛大学捐赠的500亿美元基金也在相同领域进行投资。哈佛大学从2010年左右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大片农田，特别关注巴西塞拉多地区的大豆生产区。迫于财务亏损和公众谴责，哈佛大学于2020年将其农田收购部分分拆出一家名为Solum Partners的独立私募股权公司。该公司目前为哈佛管理农业投资，并已从大型农田交易转向收购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灌溉水源和较小的土地面积，可供生产牛油果、浆果和其他高价值作物。在智利，Solum正在通过子公司投资牛油果种植，这些子公司拥有超过3，400公顷的灌溉种植园。生产一公斤牛油果需要1200多升水，牛油果产量的激增是造成智利农村地区水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不是旱灾，而是抢劫！”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圣伊西德罗社区，8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重获墨西哥革命时期的集体土地。终于，事情有了较大突破。墨西哥政府于2022年6月下令，要求美国安利公司（目前占据他们土地的公司之一）必须归还他们非法获得的280公顷土地。虽然迄今为止安利公司只归还了一部分土地，但社区已经开始种植当地作物。然而社区遇到了另一个大问题：没有水。社区的所有传统水源都被安利公司其他在该地区种植蔬菜、葡萄、浆果和牛油果以供出口的农业综合企业夺走，以至于他们日常生活都缺水，更遑论种植粮食了。圣伊西德罗面临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社区所面临的问题：极度耗水的工业化农场污染了他们的土地，抽干了他们土地的水。人们不仅失去了水源，还失去了食物，因为工业化农场只生产出口产品。许多人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在农场工作，那里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且危险，对于妇女来说更为糟糕。农场大量使用塑料、化学农药和化肥，这也对人们的健康和他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讽刺的是，企业农场却自诩用水效率高。他们利用最新的滴灌技术和其他“智能”技术。其中一项技术是在农场旁修建巨大的蓄水池，在雨季蓄水，以减少旱季对水的依赖。但这些技术也无法使耗水作物的生产持续下去。农场的设计是为了输出水，而且输出水的速度总是快于补充水的速度。水的流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环境破坏，也造成企业农场与其他被剥夺用水权的用户发生冲突。2023年3月，25，000多人聚集在法国第二大湿地普瓦图沼泽地（Marais Poitevin）。他们在世界最大的农业蓄水池项目之一的施工现场，参加反对掠夺水资源的国际动员活动。抗议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压垮农民、破坏生态系统”的掠夺水资源的农业模式必须停止。他们指责数十年来的工业化农业造成了该地区水资源的枯竭，并斥责“大型蓄水池”被当作一种手段，用来保护少数大农户“自杀式”生产用作动物饲料的耗水作物，不仅损害了环境，也损害了小农户亟需的、可持续的本地粮食生产。他们说：“这不是旱灾，而是抢劫”，这与拉丁美洲反对工业化农场抢夺水源的类似抗议活动遥相呼应。法国政府对该活动的反应则是禁止示威，并部署了3200多名武装警察，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向示威者发射了5000多枚催泪弹（即每两秒钟一枚催泪弹），造成近200人受伤和致残，其中数十人伤势严重。随后，法国政府宣布抗议活动背后的主要运动“地球起义”（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非法。与哈利斯科州的圣伊西德罗社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原住民和农民社区一样，法国的抗议者也认为，水应该由集体管理，不能将水与土地分开，不能将其作为一种金融商品，由农业综合企业攫取和开采。国际社会对水资源私有化的反对，也延伸到了对采矿、工业用水和瓶装水行业等抢夺水资源行为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发生反对水资源私有化的抗议活动时，该国工会也正在领导一场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反对该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因为该改革也被视为向私有化转变。与加拿大、英国或美国的金融化养老金制度不同，法国的退休制度并不掌握在金融部门手中，因此不会助长全球为出口农业抢夺水资源的行为。（编者注：贝莱德等国际金融投资集团给法国政府提供咨询，促进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则是为了可以将法国养老金金融化，为自己所利用，也就是所谓的银色经济。）从这两个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摆脱水危机的出路：无论是水资源的分配，还是资金的分配，都应该由集体来统筹计划。反对水资源私有化和反对退休制度私有化的斗争休戚相关。从法国政府对这两场运动的残酷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必要的斗争将是多么举步维艰。文章来源：https://grain.org/en/article/7039-squeezing-communities-dry-water-grabbing-by-the-global-food-industry...

干细胞(上图培养皿里正在生长的细胞)能够分化为人体内任何类型的细胞，包括那些能生成和修复因疾病受损组织的细胞。｜国家地理图片集1986年电影《星际迷航4：抢救未来》(Star Trek IV: The Voyage Home)中，麦考伊医生(Dr. McCoy)递给一位透析患者一颗药丸，她随即长出了新的肾脏。这正是再生医学的终极目标，但它始终难以实现。当疾病损害心脏或肺等关键器官时，医生通常能做的最好的事不过是阻止病情恶化。如今，经过三十年的反复试验，激活人体自身干细胞、使其成为高级器官修复工厂的前景已触手可及。干细胞是制造负责组织生长和修复细胞的关键生物工厂。加州拉霍亚(La Jolla, California)的非营利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利用药物扩增这些细胞。该技术已在实验室细胞、小鼠、猪和少数人类身上使死亡组织复活。与此同时，其他科学家终于通过较传统的技术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实验室对干细胞进行重新编程，然后将其植入体内以生长新组织。如果进展如预期，这些方法有朝一日可能显著提高严重疾病患者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其中许多疾病(如骨关节炎)与衰老有关。大多数药物通过减缓疾病进展发挥作用，但这些新候选药物旨在修复损伤。“我们有可能在未来两到三年内证明，我们可以逆转肺损伤和心脏损伤，”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皮特.舒尔茨(Pete Schultz)说，“如果我们做到了，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逆转疾病的看法。”所有相关科学家都强调，仍需在人体中进行测试以确认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任何治疗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获得医疗批准。但在再生医学经历了许多次失败的开端后，他们乐观地认为终于迎来了转折点。富血小板血浆注射是目前骨关节炎的治疗选择之一。尽管这些注射可以刺激愈合，但效果因人而异。｜国家地理图片集再生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一直是从患者体内提取干细胞，对其进行处理后再重新植入患者体内。｜国家地理图片集促使天然干细胞发挥作用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这一过程始于筛选数百万潜在药物分子，以确定哪些分子能刺激器官的天然(或内源性)干细胞。研究人员发现了可增加肺、心脏、关节和眼睛中健康干细胞数量的化合物。“这种方法既有趣又有效，” 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 Keck School of Medicine)伊莱和埃德yth.布罗德再生医学与干细胞研究中心(Eli and Edythe Broad Center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Stem Cell Research)主任查克.默里(Chuck Murry)说，他并未参与斯克里普斯的项目。默里说，斯克里普斯的技术向《星际迷航》中的著名场景迈出了一大步。斯克里普斯的肺部药物可激活下呼吸道的干细胞，即II型肺泡细胞(type 2 alveolar epithelial, AEC2 cells)，这些细胞负责制造将陈旧氧气交换为新鲜氧气的关键细胞。在健康人中，新的气体交换细胞会不断替换受损细胞，但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特发性肺纤维化等疾病中，或当肺部被野火烟雾或新冠病毒(COVID-19)等病毒感染损害时，这一过程会受阻。小鼠研究表明，这种每周一次的吸入药物可刺激足够的AEC2干细胞，修复因肺纤维化(一种严重且通常致命的疾病)受损的肺部。目前，约70名健康人的安全性测试正在进行中，计划随后纳入一些肺纤维化患者。耶鲁大学医学院(Yale School of Medicine)比较医学和遗传学助理教授毛里齐奥.乔乔利(Maurizio Chioccioli)说，使用药物刺激肺部干细胞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因为它可以广泛应用。“你可以想象它很容易被使用，因为人们可以吸入直接针对细胞的药物，” 乔乔利说。他自己通过对肺干细胞的实时成像研究发现，它们在修复过程中会出人意料地移动和改变形状，设计治疗方案时必须考虑这些过程。这个实验室培育的心脏由多能干细胞制成。研究人员希望使用药物诱导心脏组织在体内再生，而非在实验室中培养。｜国家地理图片集心脏病发作后修复猪心脏斯克里普斯的另一款药物稍晚进入研发阶段，用于在心脏病发作后重建心肌组织。如今，支架和药物可以重新打开血管并恢复血流，这一技术在近几十年将心脏病发作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以上。“我们显著提高了存活率，但仍有大量心肌死亡，”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心脏病专家理查德.斯塔克(Richard Stack)说，“如果我们能让那个失去功能的区域重新开始跳动，那我们就真正有所成就了。”斯塔克是心血管大师联盟(Cardiovascular Masters Consortium)的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由顶尖医生组成的咨询公司，正与斯克里普斯合作开发该药物。这种药物是一种氢凝胶，在心脏病发作数天后注射到心肌周围的囊中，它会激活一种蛋白质通路，而这种通路在心脏达到成年大小后通常会处于休眠状态。新激活的干细胞会生成健康细胞，填充心脏受损区域。斯克里普斯称，该药物在实验小鼠和少数猪身上有效，尽管结果尚未发表且未经过同行评审。一头猪的成像显示，其射血分数(衡量心脏向身体泵送富氧血液能力的关键指标)在心脏病发作后骤降，但在治疗一个月后恢复正常。更多猪的测试正在进行中，人体试验预计于2027年开始。斯塔克对早期动物实验结果“惊叹不已”。“在44年的从医经历中，我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结果，” 他说。传统技术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默里和他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同事正在对成人血液干细胞进行重新编程，使其成为心肌细胞，然后进行移植。经过数十年的断断续续的进展，这种方法终于奏效了。“我们正在心脏中制造新的肌肉，改善心脏功能；科学依据就在那里，” 默里说。该技术已在小鼠、大鼠、豚鼠、非人类灵长类动物(nonhuman primates)和猪身上进行了测试，人体试验预计于2027年开始。“我有合理的依据说，我们已经克服了所有主要障碍，” 默里说。最后一个障碍是，在恒河猴中，新细胞在移植后的头几个月跳动过快，引发心悸。给动物服用调节心律的药物，或者在植入前对细胞进行基因编辑(gene editing)，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24年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两只猴子在心脏病发作后接受治疗，顺利接受了新细胞，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它们的心脏跳动得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再生医学过去和未来的障碍与传统技术一样，使用药物刺激人体天然干细胞的方法也并非没有挫折。斯克里普斯还试图针对干细胞生成新的关节软骨来治疗骨关节炎，但该药物在最后阶段遇到了障碍。未发表的研究显示，这种药物在动物模型中通过诱导干细胞制造新的关节组织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早期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中，将药物注射到60人的膝盖中并未产生足够数量的软骨，无法产生有意义的效果。斯克里普斯已暂停进一步研究，直到开发出更持久的配方。诺华也在测试一种刺激软骨再生的药物，已成功完成了一项针对约24名患者的小型安全性研究。该公司正在对更多人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公司官员尚未对进展发表评论。尽管再生医学的终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但新的挑战可能仍会出现。其中之一是确保在生长所需组织和过度刺激细胞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度刺激细胞可能导致癌症。“未来的真正挑战是试图弄清楚何时、何地以及多大程度上激活这些通路，以增强修复而不引发意外后果，” 耶鲁大学的乔乔利说。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对小规模安全性研究和默里的猪研究中未出现这一问题感到鼓舞，后者发现心脏或其他器官中没有异常细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化学副教授迈克.博隆(Mike Bollong)说，经过数十年的实验，也许很快就有可能以一种让患者重获优质生活的方式修复受损器官。“这正是再生医学的意义所在。”...

2025以来，江西因大批官员被官宣落马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引起舆论关注，媒体纷纷以此作为新闻点进行报道，但没有一家媒体对这种集中出现的特殊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深入报道。媒体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我这个“过气的前时政记者”的关注，地方官场集中出现“主动交代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特殊的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我去江西省纪委监委的官网查一下了，粗略统计发现2025年以来，江西至少已经有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键、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原主任辛卫平、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戴晓慧、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王水平、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金明、省民政厅厅长李明生、省司法厅原巡视员夏太华、原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景德镇市人大主任曹雄泰、抚州市二级巡视员周国华、吉安市人大副主任孙劲涛等近10名落马的厅官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比较发现，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厅官比例之高，全国罕见，为什么这么多官员“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呢，这意味着什么呢？官方的宣传口径说，投案的多、主动交代问题的多是因为反腐的震慑作用所致。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抓了这么多官员，屁股不干净又心虚胆小的官员不可能不怕，主动交代的应该是有不少。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中纪委前日公布了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10名官员违规吃喝时有一名叫夏宇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酒后死亡。讽刺的是，他们聚餐前在一起开的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部署会，八项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止违规吃喝。可是，他们刚散会就吃上喝上了。大中午的，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检察院检察长等五名政法官员喝了四瓶白酒，人均八两，结果喝多了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夏宇当日下午死亡。最新的消息说，罗山县最近公职人员聚餐喝死的还不仅仅是夏副书记，前些时还有一起，同桌喝酒的官员们凑钱平息了事情。此次事发，是因为赔偿金与上一次的相差太大，家属不满，于是事情被揭发了出来。前两年，青海也出过一起类似的事情，参与酒局的六人都是一把手厅官，也是喝死一个，举国哗然。这种事，我相信其他地方肯定也还有。由此可见，八项规定等三令五申对这些官员毫无作用，有时候真不能过分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所以啊，我们必须冷静理性看待“主动交代潮”。复杂的反腐现实告诉我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有一些是被震慑的，有一些官员心里恐怕则是打着别的算盘的。我们先学习一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很清楚，主动交代问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有些官员其实是奔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去的。但是，官场复杂，有些官员内心不堪，未必是真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交代轻的隐瞒重的、交代小的隐瞒大的，企图蒙混过关。这可不是我臆测，现实中这样的官员可不少。我们还是以江西为例，2024年11月11日，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原一级巡视员赵东亮落马消息时也称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但是，2025年4月18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其被双开的消息时却措辞严厉地指出，赵东亮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工作和生活五大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看看，当初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查完发现其实存在“对抗组织审查”的问题。类似的，还有萍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罗璇，官宣落马时也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最后也是“对抗组织审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钟志生，2024年9月官宣落马时同样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2025年2月11日被官宣双开时同样也是“对抗组织审查”，要严肃处理。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官员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都是真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为了忽悠当地纪委监委，企图蒙混过关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官员虽然很多，但最终被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的也不少，这些官员仍受到了“严肃处理”。如何识破这些心怀鬼胎的贪腐官员的真面目，十分考验地方纪委监委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有被识破的，肯定也会有漏网之鱼。理性看待江西官场的“主动交代潮”，莫急着盲目叫好，也莫过于小看纪委监委的专业能力。...

周末刷到一条相当讽刺的报道，一民政局的财务，侵吞3万多户低保家庭的补贴。是不是很讽刺？什么叫低保户，那钱是用来“保命”的，可即便如此，他们照吃不误。更可笑的是，这起事件之所以被“曝”出来，还是因为一个72岁的低保户没收到“两年共141块钱”的电费补贴，于是去投诉.... 是不是感觉揭穿的有点太简单了？如果不看报道，我还以为该财务何某把事情做得多么天衣无缝，以至于负责监督的人无法察觉到半点蛛丝马迹。可看完报道，只想讥讽一句：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负责监管的人，渎职渎到了什么程度，连一个低保户都不如吗？再看这个侵吞低保户补贴的何某，她的行为，只能说漏洞百出，毫无人性。先是伪造个借条，弄了106万出来买理财；接着又搞了20万出来做美容；后续一发不可收拾，前前后后吃掉低保户170万余元....可以说是没心没肺，丧尽天良了。她要是从其他地方弄这种空子，我都不想骂得如此粗俗。可低保户啊，有时候网上那些路边上可怜老人的视频，我都不忍点开了去看。她倒好，再插一刀。低保户的钱虽然少，但滋味好——因为吃了没人管，抢了没人追。上个月，该女性何某因为贪污被判5年，但彼时，钱已经被她花完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抓她，但你已经没法让她赔钱，这个老赖她当定了，低保户只能自求多福。穷人钱少也能偷，偷得干净不发愁；有人监督全是摆，真正负责都在溜。写到这里，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负责监督的人，他们的缺失，是这起贪污低保户补贴案中最重要的一环。出纳岗位形同虚设，一个会计，能随时随地使用银行印鉴和电子印章，这不纯搞笑么。而第二个问题，是报道中所提，却被读者忽略的一句话。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涉及3万多户困难群众的420余万元民生资金，2年时间未能及时发放，居然无人问津。为什么无人问津？说难听点，应该是无人在意。普通人办点事，都跟求爷爷告奶奶一样，低保户呢？更是可想而知。3万多人里真的没有一个人发现问题吗？那怎么可能呢，只可能是“发现了也没用”，甚至他们发现了，都不知道该找谁去反映，说不定连反映都不敢去反映。这样一来，卑微的低保户，更容易成为那群人下手的目标。周末那条报道并非个例，同样是这两天曝出来的事情，河北一个59岁的低保户直接成了“千万贷款的担保人”。一句话，前后矛盾到令人乍舌，可这样的事情，却又能真真切切的发生了。都穷成低保户了，还能担保千万贷款，就问你可笑不可笑。根据报道显示，这个低保户郭某成因为疾病原因，每个月就靠拿200多块钱的低保活着。结果村干部段某某把他带到银行签字，欺骗他是“介绍门卫工作”，稀里糊涂就签完了一大堆合同，让他为当地一家矿产品公司签下了1000万元贷款担保。并且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还是个废弃矿场，根本就没有实际经营。低保户郭某成年过半百，又遭受打击，你说他傻他不懂，我没任何意见。难不成银行负责签担保的人也傻也不懂，这说出来就有点把群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样子了。不知道的还以为银行的审核标准变了，不再是看你财产多少，而是看你愿意被骗多少。再者来说，万一出事了，低保户郭某成不可能有钱还，那坑的是谁的钱？不是银行那些领导的，而是国家的，是群众的，是公有账户上受到监督的钱。讲得再简单点，按照他们这操作，随便找个流浪汉来，就能签个字，从银行贷走1000万。1000万是什么概念？就算月薪1万，一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挣到1000万，更别说存下来1000万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找个流浪汉，玩上这么一招空手套白狼，这辈子就算毕业了？可以跑路到国外，享受生活了？可笑一件板上钉钉的违规事件，金融监管机构介入调查。然而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狡辩“流程合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果这也算“合规”，那就真的是连装都不装了，把潜规则放到桌子上，光明正大的当作行业准则了。当然，这种“准则”只能挑弱势群体下手，越弱势越好，因为越弱势，他们越没有反抗能力，越没有话语权，甚至越不敢提出质疑与反对。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为政不察，祸起毫厘。糟糕的事情总是那么多那么频繁，但现在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人干坏事”，而是“有没有人管得了干坏事的人”。他们吃得心安，是因为知道没人查；他们查得糊涂，是因为从不担心要担责。就像低保户签下1000万担保的事情，直到东窗事发，还有人在说流程合规。现实还在一遍遍提醒我们：漏洞不仅仅是出在制造问题的人身上，更是出在那些“负责盯漏洞的人”早就睡着了。这不是小事，这是警示。是苏轼所说的“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巨大的隐患，是罪魁祸首。...

中国纪检部门近期通报第一季度全数据显示，各地纪检监察部门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涵盖各级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13万人，村干部1.9万人。根据中纪委监委网站4月22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3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3.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0.2万件，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被处分和立案调查人员涵盖各级各类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分别有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高达13万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1.9万人。夏粮补贴、农药开支成“黑洞”记者在网上搜查发现，两年前，官方公布的村干部贪污人数每年约6万人左右。对此，山东临沂村民韩翠华5月12日接受采访时说，村支书或村主任虽然职位低，但掌握这全村的财富分配权力，而在当下的环境，有权就有贪腐显现。她说：“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获的利益太多了呀，打一个比方，农村的夏粮补贴、农药补贴，还有说为了帮助老百姓，租用小飞机集体洒农药，但洒的农药比例低，说是用3瓶农药，但实际用半瓶农药，还有的甚至用假农药，甚至不用农药，他们向农民家庭收取的费用不就被村官贪了嘛。另外，喷洒农药的亩数也可以虚报。”村官被指“最直接的施害者”在中国某些地区，村官利用权力克扣低保补助金。河南安阳农民何慧芹告诉记者：“农村仍然有贫困户，比如低保户、五保户的补助金，村干部也会克扣，给低保户的节日慰问金也会克扣，还有农民的拆迁房、危房改造、回迁房，村集体土地出让金、村内工程款，村民孩子去当兵，很多人问农村干部怎么贪污这么多，我说他们其实贪污很多。”何慧芹说，相比省部级高官贪污需特殊渠道，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基层领域可谓无处不在。她继续说：“村官是对中国农村村民迫害最直接的施害者。”对比中纪委去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中国已有7.7万名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超过2023年全年6.1万人的总数，显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情况日趋严重。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在工程项目、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惠农补贴、低保评定等事项中谋取私利：不得收受贿赂或变相接受“回扣”“好处费”：不得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处置或占有村集体财产：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必须公开透明。新修订《规定》防农村腐败《中国新闻周刊》援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近期对该周刊说，《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江苏泰兴新街镇村民顾大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村官通过各种工程项目非法获利，百姓苦无证据：“村支书通过绿化工程、村路建设、河道维修、农田面积造假等，凡村干部参与的工程，村官都可从中获利。我们村里，村官可赚钱的地方不算多，但在有些富庶的村，村干部参与企业经营，他们获取的非法利益就很多。”受处分人员七成来自基层通报显示，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受处分人员占比超过七成。相比查处受贿官员，当局对行贿者的查处较少。根据官方通报，一季度共立案查处行贿人员7027人，向检察机关移送954人。...

“《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村干部腐败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信息，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2万件，其中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9万人。这一数字一经公开就引发了公众热议。4月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的试行版于2011年颁布施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指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新的《规定》能够顺应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趋势、新问题、新变化。”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事实上，自2024年以来，有关村干部的立案和处分数据就持续受到关注。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披露的数据，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87.7万件，其中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88.9万人，其中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61.3万人。袁柏顺是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24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和处分最多的一年，同样也是各项数据大幅增长的一年，“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就来自农村”。在此背景下，农村反腐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而原有的试行《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李莉指出，试行《规定》是在2011年颁布施行的，距今已有14年，“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党的中心工作、农村的治理现状，还是反腐败工作推进的情况，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需要依据实践的变化，修订相关政策法规”。王立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腐败治理形势发生改变，“但一些基层性腐败仍然存在，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向基层不断延伸，深挖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纪委监委机关一直在强调管好基层“小微权力”、治理“微腐败”。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蝇贪蚁腐”。今年1月6日至8日，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部署了2025年反腐败斗争的新任务，其中就包括“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群众身边延伸，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并强调“聚焦县以下这一关键环节、薄弱环节持续抓下去”。李莉认为，修订后的《规定》既对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全面回应，也契合了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今年的工作重心，“会对今年反腐工作的落实起到政策引导的作用”。更进一步看，李莉说，《规定》的修订是服务于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尽管是基于农村干部监督这个小切口，但其实是面向整个基层治理，以基层治理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两大重要修订农村基层干部究竟包括哪些群体？这一问题关乎《规定》的适用范围，也是本次《规定》修订的重要内容。在2011年版的试行《规定》中，适用对象和参照执行对象规定为两类，一类是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人大主席团负责人以及乡镇其他干部，基层站所负责人以及其他人员；另一类是村（社区）党组织（含党委、党总支、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含党委、总支、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村民小组负责人。而在2025年修订印发的《规定》中，农村基层干部所涉的群体有所扩大，适用对象进一步细化完善。比如，村务监督委员会、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成员、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等被纳入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者监事、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等也被纳入适用范围。另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街道、社区等相关管理人员也作为参照适用对象。“《规定》适用范围的修改，是要解决对农村公权力主体的精准识别和应纳尽纳的问题。”王立峰认为，旧版《规定》主要针对农村“两委”成员，但近年来的驻村帮扶主体、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等未被明确约束，导致有些成员以“非干部”身份钻空子，逃避监管。他指出，明确适用范围能够更好地对农村基层新出现的腐败风险点进行查漏补缺，不放过一个腐败分子。袁柏顺则指出，《规定》适用范围之所以需要细化完善，既有制度变化的原因，也有政策原因。“比如村务监督委员会，原本在很多地方是虚化的，现在实化了，担负了更多行政管理的职责，那么就需要纳入适用范围了。”再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例，为落实精准扶贫，2015年全国层面部署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2021年中办印发意见，明确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如果按照之前的试用《规定》，驻村第一书记就没有被划入农村基层干部，因此《规定》需要完善。”李莉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形式上的农村已经没有了，村民都上楼成为居民了，但村集体经济还保留着，还在创收，还有董事会、监事会，那么管理者的身份怎么识别？需要有一个新的《规定》作为现在执法中对象识别的依据”。李莉说，“三资”领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多发地带，并且“三资”领域一旦监管出问题，风险极大，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个村干部可能管理着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有一些村子可能拆了，用地皮建了写字楼去出租，每年有大量收益，但是在管理中会出现很多确权问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也会非常复杂”。她认为，《规定》对于适用范围的修改十分重要且及时。本次《规定》修订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做了调整和完善。具体来看，《规定》按照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对相关行为规范的领域进行分类，分为强农惠农富农补贴资金发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建设项目管理、村级组织选举等8个方面，同时列项细化“负面清单”。在袁柏顺看来，基层反腐败工作已经总结出越来越多规律性的内容，因此《规定》也与时俱进地对此作了归纳和分类。“《规定》列出的8个方面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在农村一线工作的人一看就明白，每一项都和农村治理紧密相关，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李莉说，自己在县、乡镇、村调研时发现，有的执法者认为法律法规在执行时较为抽象。而《规定》通过列项细化“负面清单”，清晰列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这样具体的指引很接地气，更容易被基层管理人员领会，能够提高执行的准确性”。需要系统出招多位专家指出，治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需要系统出招，对此《规定》有所回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新修订的《规定》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管理监督的实践做法进行系统总结，从5个方面予以细化完善。王立峰认为，《规定》在监督管理方面，细化了监督手段，直面了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盲区。“一是体现在财力监管方面，设计了联审联签制度、代理记账制度、工程招标硬约束等三重保障机制；二是强化科技赋能，大数据比对惠民款项和村务公开平台建设；三是构建全域覆盖的监督网络，把县、乡、村都纳入监督领域，改变以往的‘上面管不到、下面不敢管’的监管局面。”在治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几种监督手段中，科技手段尤其受到关注。《规定》第十七条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基层监督信息化建设，结合实际建立或者运用信息化平台监督基层公权力，监管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畅通检举举报渠道”。李莉从2018年开始关注福建省福州市的惠民资金网平台建设，这是一个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的监督平台，村民可以自行查询惠农资金发放情况。“国家每年下放到农村的补贴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全都是国家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这么大一笔资金如果监管不力，会给国家带来很大损失。如果仅仅依靠纪委一个村一个村地核实，不现实，这时就很适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资金监管。”据李莉调研，如今这类平台已经逐渐在全国全面开花。“在农村基层，我认为公开胜于监督，因为最好的监督实际上来自人民群众。”袁柏顺说，相比2011年的版本，新修订的《规定》对于 “公开”有了更多篇幅，例如第十六条提出“县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制订农村公开事项目录，规范和细化公开内容、公开时间、公开程序、公开形式”，未来还应该进一步借用信息化平台加大公开的力度，“不能只是在公开栏上贴几张纸，写一些笼统的内容，而是要用科技赋能，让公开的范围更广、公开的形式更接近群众，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参与进来”。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治理农村基层干部的“微腐败”？王立峰认为，首先应该继续完善和优化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规范村干部的“小微权力”。“虽然村干部过度集中的权力不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必要条件，却是腐败发生的充分条件。村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是其能够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他们拥有的‘小微权力’应当为村集体社会谋福利，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村干部的权力范围。”因此，王立峰认为《规定》也要适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修改。此外，王立峰认为，还应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发挥立体监督体系的整体性效能。他指出，在“监察下乡”的时代背景下，巡察制度进入农村社会已经是一种常态，不少农村“微腐败”是通过巡察监督形式获得腐败线索的。不过，“当下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王立峰还指出，治理农村“微腐败”应该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清除“微腐败”存在的社会土壤。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机制，“农村的项目开发建设、人居环境治理等公共问题，不能仅由村‘两委’人员内部决定，而应当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通过优化村民议事会、村级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机制，让村民参与决策”。...

在异地就医虹吸患者到大城市就医的浪潮中，最坚定的一波人，是奔着就医地医保目录去的那一部分患者。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人工心脏等新技术、高值耗材不断涌现，但它们在各地医保目录中的“待遇”却天差地别。比如，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一项目，仅有上海、北京在2021年先后将其纳入医保。在上海，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做4项指定的手术，医保可以报销80%，但在上海周边，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两省，想要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只能自费。再如，近百万元级的人工心脏、近20万元的心脏瓣膜这类高值耗材，在浙江被纳入了当地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但由于省内设有2~4万元的医保报销封顶线；而上海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并无此规定，患者在上海治疗，医保报销更多、价格更便宜——两地差价能达到几十万元。根据异地就医“在哪里看病，享受哪里的医保报销政策”（即按就医地目录）的规则，这些超一线城市对于新技术、高值耗材实实在在的医保报销政策，于患者而言是真金白银，源源不断吸引着各地患者前来就医。虹吸之下，追求新技术的患者涌到大城市看病，相当一部分医保基金也流向了大城市。新技术治疗的临床经验也在医疗高地反复聚集；被虹吸的中小城市，则面临着患者流失、医保基金外流，医疗发展正在受到制约。2024年，全国人工心脏植入量达到779例，而浙江一家三甲医院的医保办人士叹息道：“我们医院做人工心脏的科室主任比较有名，技术也很好，但由于浙江的报销政策限制，我们开展例数很少。去年，浙江全省只开展了20多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无法避免的异地就医潮背后，新技术与高值耗材的“虹吸效应”正在发挥更大作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进医保，患者从江浙引到上海居住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位老人汪剑，今年过年前被确诊出直肠癌，当地医生建议可以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原本是在苏州一家三甲医院住院手术，手术前，家属却犹豫了，用女儿汪纯的话来说，“离上海这么近都不去上海看，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这代表了江浙地区一批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相当常见的一种想法。自2020年8月长三角医保结算一体化后，长三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实现了门诊和住院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像汪剑这样苏州的病人到上海就医更加便捷，跳过异地就医一般需要的备案环节，直接医保刷卡结算，可以用丝滑无感来形容。纠结了几天，2月5日，女儿汪纯带着父亲从苏州来到了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虽然是异地，但从苏州的家里出门到医院，路上也只用了1个小时。在汪剑一家人看来，到上海就医不仅距离可以接受、医术权威，更重要的是，在上海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可以用医保报销。在江苏省内，该项目是全自费项目，医保不覆盖；但在上海，汪剑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原应花费3万元，根据乙类医保先行自付20%的规定，自费仅6000元，医保报销了2.4万元。最终，汪剑自费了6000元左右，在上海进行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术式。虽然是异地，但经济负担反而更轻了。这也解释了前文中女儿汪纯的话，她所说的“不去上海看有点说不过去”，所指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上海被纳入医保报销后的优惠政策，于患者而言，那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和真金白银。由于新技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纳入医保的速度更快、报销政策更好，一大批江浙地区乃至全国的患者被吸引跨省求医。根据异地就医“按就医地目录”报销的规则，无论患者的参保地是否将其纳入医保，只要看病的城市可以报销，参保地的医保基金就要给患者支付这一笔钱。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新技术吸引异地就医的典型。截至目前，全国仅有上海、北京两地将其纳入乙类医保支付范畴，既对新技术有需求、又在乎经济性的患者，基本都流向了这两座城市。浙江杭州一家大型三甲医院泌尿科主任深有感触，“一到年初，浙江去上海做‘达芬奇’的病人就特别多，因为上海有一些限制，到了年底就不收异地做‘达芬奇’的病人了。”因此，在他所在的医院里，年初收不到“达芬奇”病人，到了年底又人满为患，经常挤得排不下。这家医院医保办人士也说：“在浙江省，达芬奇内窥镜并不在医保支付范围内，非常多的病人都会外流。”邻近上海的城市体会更深，浙江嘉兴某三甲医院的院长也发现，像前文所述直肠癌患者一样，在当地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就出院，转而到上海做手术的情况频频发生。“手术机器人在浙江不报销，上海可以报销，患者都跑到上海去了。毕竟从我们嘉兴到上海看病，可能比去杭州还更方便。”根据复星医药年报数据，截至2024年底，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已在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300多家医院落户，累计装机量超过460台。在上海、北京之外，更多城市的医院需要吸引愿意自费手术的患者。西南证券研报显示，国内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设备的采购价格在2000～3000万元，每年维护费在150万元以上。患者加速向外流失，于当地医保部门而言，使得当地的医保资金外流；于当地医院而言，无疑拉长了回本的时间，甚至对一些医院来说，连日常维护都有一定压力。报销规则不同，高值耗材的各地价差巨大除了“一地报销，一地不报销”的新技术，纳入医保但各地支付标准迥异的高值耗材，也是吸引患者跨省就医的一大主力。这一点在百万级耗材“人工心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供体心脏稀缺，人工心脏是终末期心衰患者救命的稻草，但它高昂的价格也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直到今年3月，一家人工心脏企业承诺将原本高达90万元的人工心脏降至49.9万元，人工心脏手术的费用才从百万元降至70万左右。如此昂贵的费用，能不能报销、能报销多少，成为患者选择手术的关键。浙江一家三甲医院的医保办人士刘璇（化名）发现，因为人工心脏耗材昂贵，患者外流的趋势十分显著。“人工心脏作为一种医疗装置，对晚期心衰患者具有显著的健康改善功能。目前，浙江开展人工心脏治疗已具备较好的技术条件和人才队伍，但由于医保报销政策限制，导致开展例数还很少。对比上海、武汉等报销政策更友好的地区，浙江开展人工心脏手术例数偏少，累计数量仅20余例。”而根据《科创板日报》报道，2024年全国人工心脏植入量达到779例。这里也不得不提到，在浙江，高值耗材的报销基本都受医保“封顶线”的约束。根据《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规定，在治疗过程中，使用某个或某类医用材料，实行最高限额支付，超过最高限额部分的费用，医保不予支付。按照不同的耗材，封顶线一般在2~4万元。也就是说，假设一款10万元的耗材，按照乙类先行自负10%的规定，患者需先付1万元，剩下9万元属于医保报销范畴，若按照职工医保80%的报销比例计算，患者需再自付1.8万元，医保报销7.2万元。但根据上述封顶线政策，即便该耗材属于封顶支付4万元的项目，患者自费的金额总数实际上也达到了6万元。浙江2~4万元的封顶线，相较于一个49.9万元的人工心脏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刘璇表示，“在上海就医，高值耗材的报销没有医保支付限额，也可以说是‘封顶线’的限制，很多患者为了减轻就医的经济负担，流向了上海的医院。”除了上海，北京的高值耗材医保报销政策也不错。在北京，患者在医保指定的四家医院（阜外医院、安贞医院、朝阳医院和北医三院）接受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甚至可以享受甲类医保的报销政策。原本约70万元左右的治疗费用，医保报销后可以降至20～30万元。除了百万级耗材“人工心脏”，⼼脏主动脉瓣的瓣膜的报销力度不同，也使得患者外流。浙江、江苏两省均有医保部门人士对《健闻咨询》表示，在⼼脏⼤⾎管⼿术中⽤到的⼼脏主动脉瓣的瓣膜，这⼀耗材的价格通常在10～20万元。按医保政策规定，⼼脏瓣膜在江苏不纳⼊报销，在浙江纳⼊医保报销，但有3万元的封顶线，⽽在上海既医保报销、也⽆封顶线，“很多病人就到上海去看病了。”⾼超的医疗技术、最新的医疗器械、利好患者的医保报销政策，多条利好吸引着外地的病⼈向超一线城市的大医院里涌去。与病人一起向上流动的，还有外地的医保基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超一线的直辖市，无论是新技术还是高值耗材，纳入医保的速度往往更快、医保报销政策更优，更有利于患者减负。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医保基金筹资能力更强、结余更充裕，因此相应的报销政策也会更优。但新技术的异地就医，也带来了一个悖论——这些从外地到超一线城市就医的疑难杂症患者，使用新技术或高值耗材，享受了报销政策，但这些高昂的治疗费用，反而是由医保基金实力更弱的参保地来承担的。刘璇无奈道：“人工心脏的价格最高接近100万元，如果是职工医保的人外流，高额的浙江医保基金就直接付到外地的医院去了，也就是这部分经济资源未能用于支持浙江医疗发展，发展总是需要资源来支撑的。”医保基金平衡难题，新技术纳入医保为何如此艰难？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样每例费用在3万元的项目，实际上并不十分高昂，为何迟迟未能被更多统筹区纳入医保？不同统筹区之间的医保基金实力，是根本因素。刘璇解释称，尽管江浙两省医保基金结余的可持续性相对较好，但在整个省的范围内，也有一些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区域。“医保目录的制定是省级层面的政策，就必然不能只考虑经济发达区域的需求，而要实现全省的统筹安排。而北京、上海都是直辖市，总体经济水平很高，医保基金的实力也会更强。”医疗技术是持续发展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创新性强的高值耗材、新型的医疗服务项目一定会越来越多，医疗卫生费用的上涨是必然的趋势。另一个无法忽视的背景是，老龄化、供给扩张、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医疗费用增长与医保基金筹资之间的间隙在慢慢扩大，医保基金保持稳定运行的需求愈发迫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在4月18日的《2025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蓝皮书》发布会上发言时，提到了一组数据：在卫生部门的统计口径下，2024年全国医疗总费用增速达到11.2%，而医保基金收入的增速仅为4.36%。她指出，“这种收支增速之间的巨大矛盾，也给医保基金的保安全和保运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刘璇也表示，“比如在浙江，已经有一些城市的居民医保出现了赤字，职工医保相对来说情况好一些，但放长远来看确实是个问题。所以也不难理解目前存在种种报销政策上的限制，政策制定者总归是有考量在里面的。”医保基金在保基本的原则下，能给新技术的使用开放多少空间？这个问题，即使在超一线城市也在被认真考量。比如，在上海，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医保报销，也并非覆盖多项术式，也是有条件限制的。上海一家头部三甲医院的医院管理人士表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上海进入医保的时间较早，2021年起手术机器人收费标准就已经立项，但目前仅有前列腺癌根治术、肾部分切除术、子宫全切术、直肠癌根治术四类手术纳入医保支付，收费标准是3万元。与此同时，其他手术中用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都需要自理费用，“比如说做甲状腺切除，想用达芬奇机器人做得漂亮一点，这3万元都是全部自费的。”在另一座将手术机器人纳入医保的北京，并未限定机器人的厂牌和手术类型，但其支付标准相对更低，机器人的使用费用固定为8000元，可全部使用医保支付，另一部分配套耗材费用，可以部分报销。究竟要不要“卷”新技术进医保，从而拉回外流的患者，对于各个省份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找平衡”的过程。自2025年5月1日起，浙江已取消血管支架、非血管支架、人工血管、人工瓣膜的医保支付限额，但人工心脏等其他高值耗材的管理暂未变化。刘璇表示：“各地都出台了一些DRG对新技术进行激励或者除外支付的政策，但焦点仍在于医保基金要维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可持续发展。只要基金的承受能力未有大幅改善，即使有额外的政策激励，其力度在既定的总额框架下恐怕都是较有限的。”...

“藤德留学”玄关处，各国国旗与国际名校徽标（陈诗雨/图）王珏已经厌倦了现在这份工作。她想出国留学，归国后考个铁饭碗：家中有亲戚在体制内工作，曾给她看过录取名单，“学历很好，都是英国硕士。”她今年27岁，越来越喜欢有保证的事，留学中介说的那种“保证录取”就很符合她的需求。留学机构藤德启迪向她承诺，内推通道一定能录取名校，失败就全额退款。申请费一共34万元，相当于王珏两年多的工资，她出一半，父母出一半。2024年9月，王珏成功入读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在多个大学排名中，曼彻斯特大学位列全球前50，也是英国“红砖大学”之首，诞生过25位诺贝尔奖得主。入学第三个月，王珏收到校方邮件，要求她允许第三方机构对她提交的学历背景进行审查。“你们提交的材料没有问题吧？”她在微信群里问藤德启迪。对方没有直接回应，转而安抚她，说别签字同意，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是同学举报你了，”中介说。王珏没有回复校方。但很快，她又收到两封同样的邮件，校方催促她尽快签署同意。中介的回复日渐缓慢，同王珏说，“你先不用管，我们尝试联系学校处理。”2025年2月18日，王珏收到了“欺诈学位资格听证会”的通知：她的“本科院校”声明没有她的注册记录。邮件附带了她的申请材料——标注为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和成绩单，但她从未在纽约大学就读过。“我想死了，”王珏同中介说，却无人应答。听证会后，王珏被退学。入局陆家嘴的上海国际大厦里迎出来一男一女，自称是一家留学保录取公司“藤桥”的工作人员，从他们39楼的会议室望出去，上海著名地标“三件套”近在咫尺。“我俩都是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戴黑框眼镜的男性工作人员说，自己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年入百万人民币。回国后在这家留学机构工作，是因为“我们服务的都是高潜质客户”。他说这里月租七八万元，“哈佛大学驻华招生办，就距离我们1000米......有需要的话，我们甚至拿材料直接去哈佛招生办沟通，骑个小黄车都能到。”女性工作人员自称Melody，她身材修长，有一张具有亲和力的娃娃脸，就像电视剧里温柔的长姐。她笑盈盈地介绍了三档“降分录取”项目：申请牛津、剑桥、哈佛大学等顶级国际名校需要15万美金，稍次一点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B档学校为9万美金，曼彻斯特、爱丁堡大学则是C档，7万美金。关键是，留学公司表示录取结果可以保证。“我们和这些学校的一些招生官、校董或者是教授都是长期合作的，他们每年会有一些差异化录取，或者是调配的名额给到我们。”Melody温柔地说。除了内推，这套价值不菲的服务还有“软背景提升”，给学生打造漂亮的留学申请简历。语言成绩可以“保分”，还能获得国外高校线上课程修读认证、知名企业实习经历，以及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参与证书，比如高空攀岩、沙漠徒步、跳伞——“我们本身有自己的跳伞公司。”不过，这些活动都仅以证书的形式出现。如果真想要去开具证明的企业实习，则是另外的价钱。最重要的一点，“用你自己的成绩单帮你进行申请”，Melody身后的墙上陈列了几十张标注着不同知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也是唯一可以做到整个申请过程都是公开的。”正是这点说服了李天书签约该机构。他咨询过多家留学中介，只有这一家承诺会把申请的账号和密码在申请过程中就向他公开，而其他机构都会以避免学生误操作、不能泄露推荐人身份信息和防止学生拿到录取通知后不付清尾款为由拒绝。这些理由原本不算无理，但从2024年5月起，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曝出多起硕士研究生以假冒本科学历获得入学资格的事件，掀起彻查的浪潮，学院要求所有在读硕士学生重新提交学历认证材料。到李天书开始筹备申请的7月，风波还在蔓延，三十余名学生被发现材料造假，两名涉事学生被捕。不久后，一名学生因提交虚假大学成绩单及毕业证书，在香港法院被判入狱17周，并遣返内地。港大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称，学校调查发现，尽管有学生及其家长知情并参与造假，但不排除部分学生的申请交由中介包办，学生受到蒙骗，对中介以虚假学历提交申请并不知情。王珏与“藤德留学”的合同明确若有争议协商不成，请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决（受访者提供/图）“保录不成功，费用全部退”李天书来自东北，高中就读于当地一所重点中学，高考时，全班都上了一本线，排名吊车尾的他也够上了一本，但他并不满意：“每年大学生都太多了，就业的话也紧张，只上一本的话将来没有任何竞争力。”在同学们如火如荼填报大学志愿的6月末，他开始在小红书上物色留学机构，大数据算法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保录取”推荐。在小红书上，香港的假学历调查似乎只是一阵风吹过，推广文案换个字眼，比如“低分高录”“内推”继续叫卖，“躺赢”“逆袭”挑动着刷帖的人们。他特地挑选了一些不那么有广告味的信息，比如一条看似普通的咨询留学机构的帖子，“××留学怎么样？”比如下方几条看似路人的评论，“了解过，需要的话可以分享。”李天书私信了他自以为的“路人”，添加微信后，对方告诉他，他们是测评机构，负责帮学生找留学中介和收集中介机构的评价。一位自称测评机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提供全国各地1570家中介的测评，其中，经营保录取业务的有几十家。测评人看上去很热心，他们提供咨询，对接不同机构，不仅不收费，还会提醒咨询者要进行多家比对、指导询问机构服务的要点。李天书很快就顺着对方提供的机构，展开了新一轮咨询。因为与“英藤”的Melody老师聊得不错，2024年7月初，李天书和父母一起专程到北京与机构面谈。同上海的英藤办公点相似，对方向他提供的地址也在北京市中心——231米的众秀大厦与“中国尊”并立，同中央电视台塔楼只隔了一条马路。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致谢机构或老师的酒红色锦旗，另一面墙排列着不同大学的徽标，下方是数字——表明已经帮助多少人申请到该学校。Melody向李天书承诺,若没有保录成功，机构将全额退款，还倒赔8万元人民币。一周后，李天书与英藤在线上签约。与承诺的不同，此后英藤一直拒绝向李天书提供他的申请账号密码。很快，李天书就发现了问题：他上的是国内普通高中，但中介却直接帮他申请英国本科，连预科班都打算跳过——这说明，中介要么伪造了他的高中学历，要么无中生有了一个类似“AP（Advanced Placement）”这样的国际课程体系成绩。他害怕资料造假会有严重后果，于是在中介联络用的微信群里提出抗议，要求终止合同并退还预付的五十几万元人民币。英藤的工作人员坚决向李天书否认AP考试造假，声称申请靠的是他们的内推关系。工作人员在公司里向李天书展示了“教授的推荐信”，但由于“机密”原因，遮去了落款。这并没有消除李天书的疑虑：“没署名这（推荐信）就是一篇英语短文，你能明白吗？”一位工作人员流露出威胁的意思：“我们作为英国大使馆官方认证的机构，我不明白和我们闹对以后拿签证有什么好处？”随后又指出，此前另一位抗议者的申诉被各个政府部门驳回，并轻蔑地说，“您也可以去英国大使馆，问问他这辈子还能不能去英国。”造假的造价打着保录取旗号的留学机构比市面常规申请的价格贵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但成本却可能更低。“我没想到他们手段竟然这么拙劣，”易恒骂了句脏话，“他们直接把我的成绩单给PS了。”2023年年初，易恒二战考研失败，决定转而出国读研。他跟中介签约，申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某经管类硕士，因为是全中文授课，项目很抢手。临近开学，机票都买好了，录取通知书却被撤回了。易恒向学校申请拿回自己的申请材料，才发现成绩单被篡改了。机构提交的成绩单上，平均分从78变成了87，折算绩点为3.74/4.00——尽管易恒的本科院校中央财经大学的绩点满分是4.5分。有着十几年留学申请从业经验的山路哥曾为几十个保录取受害者提供咨询，他分析，保录取机构的手段大致分为几种：最安全的是单纯的欺骗，将常规申请包装为高价的保录取申请，抓住优等生想花钱买保险的心理，实则进行常规申请。这种方法赌的是概率——即便申请失败，也不过是把钱部分退回。而一些机构所称的“换背景”则涉及不同形式的学历或成绩造假。部分机构与国外已经倒闭或濒临倒闭的学校串通，花钱购买其出具的成绩单。还有的机构则伪装海外高校寄出假材料，或以假造的高校邮箱名向所申请院校的邮箱发送假材料，直接P图则是最廉价的造假手段。在中介准备为易恒提交的材料中，甚至还有一份成绩公证书，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公证员名为谷云飞。在非学校也非家乡所在的地方凭空多出一份官方公证的假成绩单，让他百思不解。易恒报警后，民警顺着假公证书的线索追查到了成都的一家公司，对方承认造假事实，返还了他5万块钱，说这是中介向他们委托制作这份公证的营收。至于保录取机构宣传的“内推”，山路哥说，通过投资赞助获取入学资格可能存在，但价格至少在百万美金以上，更不可能随便让普通人在小红书上轻易找到渠道，扣除推广费用和薪酬，保录取机构余下给所谓校内推荐人的不过几十万而已。据山路哥观察，价格高昂的保录取业务是从新冠疫情后开始兴盛的，留学市场萎缩叠加“双减”政策，教培机构难逃凋敝的命运。就港大经管学院调查的合同来看，一份香港的保录取合同收费至少50万，如果学院查出80-100名造假学生，就涉及四五千万元中介费。做一单保录取，能抵得上普通机构好几单的业务，暴利的机会吸引了不少机构入场。如今，这些高额利润则被链条上的主体层层分包。李天书遇见的“热心”留学测评机构，也能从介绍机构那里抽成。山路哥根据经验估计，每签一单，介绍机构能够分成20%。而实际提供造假材料的“源头”，也能分走一部分中介费。“保录取”爆雷后，针对被审查学生量身定制的“保学籍”和“协助退学”业务也火了。开头提到的王珏在收到听证会的邮件后，就去找了个声称可以保住学籍的机构，交了25000元。对方让她两次将听证会延期，然后就没然后了，“什么也没帮我办，（我）就被开除了。”“所有申诉的，基本就是保录取中介的另外一个骗术。”山路哥断定，做保录取和申诉保学籍的是同一批人，因为知道学生的学籍会出现问题，病急乱投医，于是用小号“再骗一次”。哪怕仅仅是协助办理退学或撤销申请，也收费不菲。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向藤德启迪咨询留学业务时，他们承诺会向被机构做假成绩无法入学的学生提供帮助：“我们和学校沟通把他的材料换成真实的，我们再来申请；另一种是申请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校，再内推。”“假如我们上交了一些补充材料，也都能提供背调。”藤德启迪说，“我们学生都不会有被退学风险的。”李天书与中介的合同中，包含申请失败全额退款、额外赔偿8万元的条款，发生争议则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受访者提供/图）“我们有绿色通道”同样可以造假的甚至还有托福、雅思等国际英语测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咨询过的5家保录取机构都表示，他们可以提供“保分”服务，在考试前获取答案，学生只需背诵、填写就行。英藤的Melody说，满分340的GRE考试，他们也可以帮学生考到330分以上。“最开始他们只说帮你考，但具体没说怎么帮你考。”李天书与英藤签约后，被转交至另一机构。2024年9月，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香港参加“美国高考”ACT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考试前夜，李天书来到指定的酒店大堂，有人接应他到楼上的房间。通讯设备被管控，对方发给他一个pad，从pad上登录一个网址，里面是第二天的考试答案。他到得早，抢到一个沙发。很快，二三十人陆续挤进这个标间里，床上、地上都是人，大家彼此也不交谈。半夜12点，李天书背好了答案，心里没有紧张，只是“无聊，困”。凌晨三四点，工作人员才将大家放行。李天书觉得，熬到这么晚可能是为了防止大家向外泄漏答案。托福考试则是线上完成的，在电脑里安装监视屏幕的软件，答案会一点点实时显示在电脑上。口语的部分，李天书也是照着屏幕上的文字念。过程很顺畅，他也没想太多，“既然签了合同，之后就按照他们说的走嘛。”保录取机构成功地钻了空子，但成功入学的申请者们难免暴露问题。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在《香港高校：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一文中回顾，早年到香港的内地生，即便英语口语不够流利，过段时间，英文报告和信件的书写总归能过关。而近两年所接触的港校内地生“从来不用英文与我讨论问题”。明明用英文表述专业词汇更为准确，对方却坚持采用内地特色的表达，“他们在香港已经快毕业了，真是令我困惑。”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学者钟剑华也说，面试时，同一所海外大学毕业的学生水平也差异很大，部分学生明明有漂亮的英文成绩，在对答时却一句英文都讲不出，“当时我们就怀疑有人是用假文件报名。”香港特区政府曾在《2023年施政报告》中提出，将香港建成国际教育枢纽，而假学历风波无疑像横插在香港高等教育声誉上的一把刀。在给学院学生的邮件中，蔡洪滨指出，对造假学历“零容忍”，未来港大经管学院的录取流程中，将加强对学生的学历复核。蔡洪滨希望对保录取机构进行重点打击，并在法律上追究其责任。然而，由于香港警方查出的涉案中介都来自内地或海外，难以进行调查和制裁。一家在澳门科大“黑中介”榜单上被明确公示的机构，在2025年4月仍然声称可以做该校以及香港岭南学院、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保录取业务，“我们有绿色通道。”但审查收紧正在初步见效，李天书与中介原本确定的目标院校是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三所名校，签约一个月后，中介劝说他更换到英国高校，“说香港那边查得特别严。”几家保录取机构均建议申请者放弃香港、新加坡院校，“那边很严......现在还做香港的肯定是假的。”“藤桥留学”办公室墙上排列着国际名校徽标，下方数字示意已收到的录取通知数（陈诗雨/图）斩草难以除根2024年12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署理保安局局长卓孝业在立法会会议上透露，香港警务处已向内地执法部门转交了14家疑似内地“黑中介”或中介人的资料。次日，李天书签约的机构英商美桥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也就是英藤，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虚假宣传，罚款8万元。一天后，另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索沃留学”也因涉嫌伪造申请材料、欺骗消费者等问题被立案调查，它被指在未经学生及家长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美国高中毕业证书和IB（国际文凭组织考试）成绩，帮助学生申请香港大学，涉案学生在入学一年后遭到退学处理。尽管没有公开消息，不同受访者向我们确认，索沃的老板已被捕，这在保录取行业内部并非秘密。然而，多数申请者维权之路颇为艰难。2025年2月，李天书准备跟英藤打官司，却发现合同中存在一项条款——“如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所以李天书无法提起诉讼，只能申请仲裁。律师告诉李天书，仲裁递交后要排队，至少是半年之后的事情，诉讼失败了还能上诉，而仲裁只能裁决一次。合同签订“仲裁”不是个案，王珏与藤德的合同也要求由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定。“因为学生或者家长会比较介意自己的名字被暴露出来，”英藤的Melody这样解释，“要走法院的话，名字在裁判文书网上是一直挂着的，我们觉得对于学生的隐私也不是一种比较好的保障。”仲裁路径具有私密性，一般而言仅当事人可以获知情况，但反过来，机构与学生的纠纷也是无声无息。如今在企业查询页面上，不少涉及保录取诈骗案件的机构相关记录十分干净。多个受骗学生还表示，在小红书上发送控诉保录取机构造假的帖子，也会因遭到大量举报而被删帖。事实上，李天书母亲正是没有查到英藤的法律纠纷或风险提示，才放心签约。捉摸不定的还有保录取机构不断变换的名称。2024年7月李天书咨询Melody时，这家机构以“英藤”为名，2025年4月，Melody则表示品牌名称为“藤桥”。在工商信息中，2023年9月“英藤留学”名为“英商美藤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这是由“北京英商柏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一年后，“英藤留学”又更名为“英商美桥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有受骗学生线下到保录取机构申讨退款，发现现场挂牌的完全是另一个留学中介品牌。”山路哥说。至于诈骗的认定，也各有阻碍。2025年4月，李天书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报警，警方告诉他，由于他未能提供切实的机构造假证据，所以只要对方完成了申请服务，便不算诈骗。有些保录取中介在造假暴露后直接跑路，办公点人去楼空。藤德公司则依然坚挺，有受害者尝试去其成都办公点“闹”，被门禁和安保拦在了楼下。在上海中心大厦，藤德的办公点也需要经过一道刷卡门禁，门禁旁边站着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张映则向来者说，网络上发的黑帖都是恶意商业竞争，公司已经寻求法务处理，“真的出问题了会在网上发帖子吗？出问题的直接就来机构堵我们了。”“技术上要造假并不难”海外学历是保录取机构的核心造假区域，一方面，伪造海外文件，人家也不可能跑来中国抓你；另一方面，海外学历还能为申请人“豁免”语言成绩。在香港假学历风波中，涉事学生的内地及香港学历全部真实，问题学历主要来自海外高校。在香港高校硕士录取流程中，对海外本科学历的核验仅仅是检查信封和邮戳——要求海外高校寄送原件。由于缺乏统一透明的全球认证系统，学校也不会逐个向对应的海外大学确认——“技术上要造假并不难，”香港某院校负责招生的行政主任对媒体说。同时，部分专业如经管学院的修课式研究生项目，申请人也无需参加面试。在香港严打学历造假后，保录取机构转向英美院校，利用背景审查政策的差异继续造假。王珏就读的曼彻斯特大学只对部分入学学生进行背景复核，剑桥大学的公开政策也表示，仅重新检查入学剑桥的部分学生。而2024年秋季的招生季中，伦敦大学学院则是在发放有条件录取通知后，要求学生提交前述委托第三方进行资质审查的同意书，只有学生签署同意，学校才会下发正式的学习录取确认函（CAS）。但英国的审查趋势也越来越严苛。王珏所在的专业人并不多，她了解到有十分之一被退学。2025年2月，学校连续召开多轮欺诈学位资格听证会，王珏估计，在留学生更多的专业，被退学的人数也许会更多。而给王珏介绍藤德这家中介的朋友，已经顺利毕业。“她已经走出这条路，没问题。”王珏羡慕地说。遭退学时，王珏已经交过第一学期学费，房子租了一年，花了20万元，房东告诉她不能提前退租，也不可以转租给他人。在陷入听证会困境后，学校依然邮件催缴第二学期学费。“藤德留学”会议室里，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学生父母提供咨询（陈诗雨/图）完美骗局一场完整的保录取骗局由很多经典的诱饵构成，受害者往往在识破后才会明白过来。比如留学机构的工作人员会显得十分体贴，会问你天“气凉不凉”，叮嘱“北京干燥，多喝点水”，“风超级大，回去让你朋友送你”，口吻像是熟悉多年的好朋友，或者贴心的姐姐。此外，机构通常有一套炫耀式的专业性表演。在藤德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不经意地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起自己是曼大数学系毕业，“这里普通行政人员也要卡留学背景，只要QS前五十的。”位于上海中心中层的办公室里的展柜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还有，“楼下是摩根大通的办公室。”营造紧迫感也很重要。对方一面劝说越早申请越容易成功，或者再不签约就会涨价，一面在朋友圈宣布“××大学内推，最后2个名额”。保录机构不断放大名校的诱惑。帮王珏做申请的“老师”也自称毕业于曼大，微信头像也是摄于曼大校园。拿到录取后，对方说，“卷福（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也是曼大毕业的”，王珏为此很兴奋。而被退学后，她把老师的头像放进小红书的搜图，发现图的来源是另一位博主，工作人员的头像是盗用的。Melody常在朋友圈发他们帮学生拿到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总会在评论区写“同行禁止盗用”。在朋友圈里，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官共进晚餐，与藤校招生官谈下了更多内推的名额，还邀请保送哥伦比亚大学的VIP客户做经验分享。然而，出现在照片中的两位哥大“校友”根本没上过哥大，签署的中介也并非Melody所在的英藤留学。他们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确认，是自己签的中介在朋友圈分享的图片被盗用了。在与中介一轮接一轮的造假质疑和申辩中，真与假彻底模糊了。在2021年10月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起保录取纠纷中，留学中介的律师称“（学生）没有去过（美国）并不代表不能申请本科毕业证。所有的一切资料，都是为了便于获得2021年秋季英国硕士的录取通知书做的修饰。”法官问道，没有就读过，毕业证怎么来的？中介方回答，是公司向学校申请的。山路哥说，找到他咨询保录取骗局的学生中，至少“一半以上是知情的”。利用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名校情结，尤其是渴望以较差的背景申请到顶级名校的执念，造假能够成为一种共谋。比如李天书和王珏，对于中介进行考试“保分”选择配合。底线测试尽管有的学生明确拒绝材料造假，却也会逐渐被卷入造假中。高考失利后，张小乔转向出国申请。妈妈生意上的熟人向他们介绍了保录取业务，他们签约了120万元的合同，先缴了50万定金。接着，中介告诉张小乔，他们可以买到托福成绩，只要进了考场坐在特定座位的电脑前，就有操作空间。“我说不行，我不接受这种，因为真的良心过不去，宁愿不走那么好的，也不能买假成绩。”张小乔坚持用真实成绩申请，中介却说：“你的成绩虽然不是你自己考的，但是你自己过去了，就是真实的。”中介也向张小乔提起过，要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中学毕业文凭（OSSD）帮她申请，她再次拒绝。但收到英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出于怀疑，她要回了自己的申请材料，里面赫然有一份OSSD证书。张小乔觉得，中介会有意给人制造一种选择困境。一开始会提供一条比较正规，但你肯定不符合要求的途径。于是中介会给你提供一个有点越界的选择，你可能会拒绝。然后中介会再给你提供一个更离谱的选择，让你觉得前一个似乎还能接受……如此反复，将申请者的底线意识消耗殆尽，进而将就同意——因为申请者都耗不起。因为对造假部分知情，许多学生和家长自知理亏，在退学后选择了不追究、不曝光。但由于张小乔坚决拒绝，警方认定她证据充分，传唤中介问话，而对方则答应将款项全数退回。张小乔说，如果真的走诉讼，可能要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好在对方见她态度坚决，“先怕了。”提到当下，她明显变得轻快起来，用自己的真实材料，她申请到了美国一所普通水平院校，准备到了大二申请转学。她说，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更加合理，多次考试中可以选择一次最好的计入成绩。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王珏瘦了十几斤，一米六六的身高只剩下不到八十斤的体重。刚收到听证会通知时，她三四天没合眼，医生诊断她低血压、低血糖，并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妈妈为她提前退了休，专心处理这件事。王珏曾以为自己通过出国读书就能跟周围相夫教子的朋友们不一样，就能活出更精彩的生活，活出自我。她说自己在英国极其刻苦，在各个讨论课上逼着自己发言，把其他同学出去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业，她的小组报告还拿过全班最高分。“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我好好结婚生孩子不行吗？好不容易出去读个书，还这个样子回来，谁能受得住？”她打算向中介维权到底，“他们自己本身就有问题……我必须坚持维权！”（应受访者要求，王珏、李天书、易恒、张小乔为化名。）...

提起“学阀”二字，中国人并不陌生。这些披着知识外衣的掌权人士，坐拥资源、卡脖认证、批钱批项目，活得那叫一个滋润，似乎有学历就能封侯拜相。但可别以为这只是学界独有的生态，放眼四周，一种更庞大、更隐秘的“阀族联盟”早已悄然成型：科阀、画阀，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者。过去，“科学家”是多么神圣的称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谁不是倾尽一生，甘为祖国燃尽灵魂的楷模？但今时不同往日，院士评选早就成了“隐形选秀”，比选秀还精彩——不过不是比能力，而是比关系、圈子、门路。现在的院士评选资格，更多的是其背后的资源统筹能力，而远非只看科研本身的能力。“科阀”，早已不是那个在实验室熬夜到掉头发的科研工作者，而是穿西装、打领带、满嘴“战略新兴产业”“卡脖子技术”的“圈内精英”。一些重大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手握的是“国家战略”，心想的却是“我徒弟评上了”或者“我儿子也快毕业了”。据说有一些院士，手下带着几十个博士后，项目多得写PPT都要外包。论文？早就有枪手。技术？不懂没关系，会开发布会就行。什么是先进技术，得他们说了算；什么是创新成果，他们评估；项目资金怎么分配，他们签字盖章。想搞科研你就得进他们的小圈子，否则，别说评奖，连实验室的灯泡都可能批不下来。当一个科研体系的评价标准被少数人垄断，当技术成果变成“人情往来”的副产品，所谓“创新能力”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幌子，论文能飞上天，技术却落不了地。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再来说说“画阀”。现在绘画圈子有种潜规则：会画不如会混，画院不是画室是会所。想办展？混圈子的能力因素远大于你画画的水平本身。“画阀”这个词，你大概第一次听。但你一旦进入当下的艺术圈，那叫一个醍醐灌顶——什么叫“以画养权、以权养画”？看他们就知道了。所谓“画阀”，就是掌握了书画评判标准、展览入口和艺术资源的那批人。他们往往头衔惊人：某协会或者某分会主席、理事，还有什么XX界杰出贡献人物...... 听着就像联合国秘书长都要敬他们三分。但你真让他提笔画一幅，可能连手都会抖。一些画阀的真本事，不在笔下，在酒桌上。画坛评奖，讲究的不是笔墨功底，而是“拜过哪位师父”“是不是谁的学生”“是哪年入的哪个画院”。搞艺术？不如先搞定人脉。拜错师门，十年功力白练；站错队伍，一幅作品进不了展厅。当然，基因还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爹是大画家，那你也能是大画家，即便你根本就不怎么会画画。因此， “画展”也成了权力展示场。有些“艺术展”里一幅画标价800万，画的是一条粗粗的红线配几个墨点，然后旁边一堆人点头说“极具东方哲思”。你以为他们真看懂了？其实，他们只是在赌那张纸背后的关系网。在画阀世界，这些展根本就不是给大众看的，也不是用来培养新的艺术家，而是用来给权力站台的。美不是目的，名与利才是主旋律。于是你会看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名家”，带着一帮“高徒”，占尽展览资源、讲座席位、政府采购的通道，而真正能画、愿画的年轻人，只能在地摊、网络、或者永远无人问津的小角落里默默挣扎。文学界也一样，多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连出版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但“写阀”们凭着文字垃圾一年能出好几本书，还可以大张旗鼓搞“作品研讨会”。其实从“学阀”“科阀”到“画阀”，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知识的世袭化、资源的圈层化、权力的隐性垄断。就像古代的门阀望族，今天的“阀族联盟”们也拥有几大共性：论资排辈，尊卑有序：你再有本事，不如人家“某某的学生”；裙带成风，近亲繁殖：父子皆教授，师徒皆院士，开会像家宴，评奖像族谱；掌握资源，决定标准：不是你努力决定你能不能成功，而是你有没有打入他们的酒局。时间久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强化为一种文化基因，被下一代默默吸收。当每个人都笃信“拼实力不如拼关系，靠努力不如抱大腿”，那社会也将慢慢变质。很多人解释：“这是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嘛。”但如果连科研、艺术、教育这些应当是社会最清澈的地方都变成了利益的泥潭，那我们要用什么塑造民族的未来？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些“阀”，不仅是在浪费资源，更是在损害中国科技、学术、艺术的发展根基，是透支一代人的信念与热情。那么多年轻人躺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阀”们已经让人失望透顶了。面对这些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现实，年轻人至少可以坚持不拜、不捧、不跪、不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