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时间里，25岁的李铭仅有三天“空闲”时间——作为一名短剧演员，这并不符合劳动合同，公司希望他保持每周都有两天休息。但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他一个月内出现在三部不同短剧拍摄现场，快速地进出剧组、背诵台词和磨合使得他只剩下三天休息。“其实三天都不算休息……我要时刻保持身材，所以其实我三天都在健身房里，要么就是找前辈寻求精进演技和职业发展的建议。”他告诉BBC中文记者。李铭毕业于华中一所“211大学”的古汉语文学专业——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三年疫情、以及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低迷，按照原本的人生计划，毕业后他本该前往其它高校深造，念博士、甚至博士后。或者，按照他父母的规划，他应该回到老家，快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端上“铁饭碗”的教师，朝九晚五，“尽享人生”。“但经济形势太差，高校教职‘非升即走’让青年教师留不下来。生育率每年都创新低，今年我做小学老师有饭吃，明年都不知道小学还在不在，”李铭说，“好在我上学时候一直在话剧社活跃，师哥师姐把我介绍给短剧团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2023年入行至今，他称自己的职业道路逐渐稳定。念研究生期间，李铭已经开始在各种剧组之间奔走。去年毕业后，他入职一家位于武汉的“集成式”短剧公司——这是近年来中国的一种新型模式，一个集编剧、制作、演员、经纪人、投流于一体的综合型短剧公司。“投流”即流量投放，这是网络时代影视剧行业的一个增长环节，指通过付费或自然方式将内容或广告推送给抖音等指定平台的算法系统，以获取更多曝光、用户、互动和转化。在过去半年里，他以男二号或男主角的身份出演25部短剧，男二号以下角色也算上的话，这个数字还要更多。过去几年，中国短剧行业持续蓬勃发展，甚至在海外亦一路长虹，形成一条新产业链。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报告，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下同），超过了电影票房规模，这个数据仍在上涨，业界预计到2027年将突破1000亿元。对于位于郑州的编剧杨开来说，这个数据“不算大”。从撰写网络小说发家，如今30多岁的杨开入行已经近10年。“对我这种市场老油条来说，这个数字都是被政府政策管控之后、压低一头之后的数字，”杨开对BBC中文说，“现在只是市场更加稳定了，各方玩家该进场、离场的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看到的是一个新兴产业正规化之后依然有得涨的样子。”“在这个经济环境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行业让人感叹‘真是好稳定’。”李铭这样形容。接受BBC中文采访的所有短剧从业者都有类似表述，他们是演员、编剧、场务、导演，都在“感谢短剧”。在李铭的工作日程表里，他每个月只有两到三天休息时间，其余时间都在拍摄。短剧流水线从观众视角来说，短剧是出现在抖音、快手、甚至微信上随时可以弹窗的分集竖屏短视频，免费内容够看，但就算购买全剧也并不贵的一个选择：一集一块钱，如果充值平台会员，打包后的平均价格甚至可以更低。但对于屏幕后的短剧制作部门来说，短平低价的市场线依赖的是以“快”为整个行业的基调，最常见的模式就是“7+7+7”，即筹备七天，拍摄七天，整个后期的“投流”也是七天。这个模式概括了整个行业的三个主要环节，从上游到下游分别是：剧本、制作和投流。传统影视行业亦有三个对应环节，也就是剧本、摄制和发行。只是和这些“正规军”相比，短剧的这三个部分互相之间非常独立，三个部分直接成立业务高度垂直的公司，也就是单独的剧本、制作及投流公司。它们两两之间随机合作，并不固定。制作团队从剧本公司手里买走剧本进入制作准备阶段，开机，然后将拍摄好的所有材料全部交给统一的后期“投流”。这三类公司和团队互不干涉、互相独立，陌生到了这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几乎完全不互相认识的地步——这样的运行模式对于传统影视行业来说几乎不可想像，传统影视行业几的不同部分几乎完全混合在一起、互相制肘、互相影响，一个剧从筹备到进入后期动辄以年为单位进行时间计算，剧本和制作之间多有扯皮，剪辑加入之后更是一场混战。“7+7+7”这样的时间周期，对于传统影视行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杨开曾给传统影视剧写本，他说：“以前导演总是跑过来找我谈话，要我改剧本，给谁谁谁加戏加台词，要么就是改掉整个故事线，哪有这样的道理。现在短剧好了，我写什么就是什么，制作团队是不能改我的本子的——我甚至可以直接跟他们说，你们敢改我的本，我就敢保证你们这个剧会扑（会亏）。”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由于切片视频、剪辑节奏非常重要，后期的投流公司几乎将决定一个片子是否叫座，所以把整个材料直接打包交给专业的剪辑团队是几乎所有制作公司都会做出的“高明选择”。短剧制作团队人数非常少，一个剧组人数常常维持在20到30人之间。过去一年里，行业生态逐渐变得明朗，短剧行业开始出现一些被戏称为“黄埔军校”的集成式大公司，也就是将这三个部分全部纳入一家企业、作为不同的部门并肩林立——但实际运营方式和散拼、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合作的短剧企业依然非常相似。李铭就在这样一家大型短剧企业内，他笑称这样的公司运营模式和日本的宝冢歌剧团高度相似：固定的、轮岗制的剧本部门，四个轮流开机的制作组，以及统一操作的投流后期。“即便如此，大家都在一个公司内，我也未必认识别的部门的人，”李铭说，“大家的业务还是互相独立，我作为演员部的人，拿到剧本就开始背台词，和搭档磨合，我几乎完全不认识任何一个其他组别的人。实际上，我们一个月要开机数十部戏，节奏很快，几个部门之间流水合作，就像多个部门之间有无数种排列组合模式，我就算工作之余有闲情去认识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我奇怪，大家都很紧凑，很忙。”这样的模式允许短剧行业轻便且高速运行。导演高凯觉得短剧这样的模式对于投资人来说是“最舒服的”。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在30万人民币到50万人民币之间，这个价格相当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一部15分钟左右剧情片创作的成本。一部100集以上的短剧，整个制作成本就是30万到50万——这甚至不足传统影视剧成本的十分之一。“筹备七天，拍摄七天，剪辑和投流加在一起七天，你把每个部分都拆开，一个拍摄组就能一个月开两到三个戏，剪辑投流也能开两三个戏，以前三、五百万做一个长剧，不保火不保利，周期长风险大还要走审批，现在同样的钱可以在一个月里扔给十个组试错，你不可能十个都扑，节奏快，收益高，试错好，换做是我，我也这么干。”高凯说。有从业者表示，短剧爆火原因中“运气”占多数成分。他们常在开机前普发彩票、集体拜财神爷、发红包以求好运。政府各种扶持在中国，短剧公司多聚集在郑州、武汉、长沙、西安、贵州等地，并形成地方协作效应，成为一个个地方区块产业链。从分布来看，不难发现以中国中部地区最为集中突出。瞄准短剧的发展势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扶持短剧产业，协助给短剧拍摄提供场景。以河南郑州为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同省的登封提出，70%以上取景于该市地标、场景的短剧，综合播放量达1亿以上的话，综合价值评判后可以给制作团队最高50万元奖金。在福建，政府直接牵头给短剧团队建设拍摄基地，尝试去培养百家短剧机构。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等数个省份都有不同程度对于短剧的政府扶持政策。今年27岁的李卓琪在2022年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短剧行业，到今天也没想过换行业。“以长沙为例，它最近对标横店做了一个‘竖店’，专门给短剧造景，你去这里拍片开项目，政府直接给你减税，这地方最早开机的那一周还每天给你发1000块，”李卓琪说，“这钱很多了，你在短剧剧组里做场务的话，一天也就只能挣800块呢。”规避审核规避审核，是几乎所有短剧从业者都对BBC中文提起的短剧特色。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规避了中国关于公映许可的数量、类型限制，二是规避了对于内容的限制。在中国，一部传统影视剧要走上电视、电影院的屏幕，需要走漫长的立项审核流程。近几年，这道审核逐渐收紧，数量和题材上都有控制。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明说到底严控到什么程度、每一年有多少数量额度允许电影电视剧通过，从业者的共性结论是：太难了。中国国家电影局官网公布的10月全国允许备案立项的影片数量为34部，从制作单位上看，几乎完全是头部影视公司的天下，小企业难以生存——与此同时，仅仅在浙江横店一个片场，一天之内就有上百部短剧开机，郑州一天内也有上百部短剧开机，长沙、贵州、西安，每天新开机剧组的数量几乎只增不减。此外，从内容上看，“烂尾楼、开大G（奔驰的一类越野车）进故宫，这些都是新闻媒体都不让写的敏感东西吧，我们短剧可以做，”杨开说，“我们下三路能写，那这些民生内容我们也都能写。”从表现来看，这些和民生议题高度结合的故事往往有很好的市场。一些短剧非常善于利用短剧“要爽”的拍摄重点，去绘制民众心里郁结的苦楚：权势之子强压人三头，那么天选男主就要去找他报复。政府不作为导致烂尾楼出现，那么天选男主就要去报复政府、为民请命。哪怕是以婚恋为主题的“女频”（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频道），离婚冷静期这些中国新闻媒体奉为报道红线的议题成了主流题材——反对包办婚姻，嘲讽相亲、离婚冷静期以及“依附男性”这个传统观念，这些剧作开始占据“女频”短剧的排行榜。而这些都是在中国媒体报道禁区的题材，编剧、制作团队、剪辑、投流、短剧的观众全部对此照单全收，蓬勃的市场完全展示了这些内容在民众心里的地位。在这些题材的短剧评论区里，最常见的高赞回复就是“看春晚不如看这个”。这样的剧本模式有迹可循。纸片人李卓琪透露，短剧在制作中就会选好自己的目标受众，这个画像会非常清晰，比如“广东40到45岁之间的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安徽30到40岁之间的失业男性”，短剧直接瞄准这类群体的社会关注点、痛点去进行撰写，然后拍摄。这个现象近年有所收敛——今年2月，中国当局宣布新规，要对短剧事实分级分类，甚至表态要给短剧做发行许可证。但实际上，李卓琪告诉BBC中文，行业内并未“太多”感受到审核逼近的压力。李卓琪说，“我们公司如果和平台方关系不好的话，那我们的男二号就不能殴打男一号，只能推搡。那我们关系好一点了的话呢，就可以让男二号去给男一号两巴掌，这都是好商量的。”谁赚到钱了？短剧到底有多赚钱、是否值得入场，这是过去几年里，随着这个行业逐渐成为显学而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议题。十多位受访的短剧上中下游从业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共识是：短剧创造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环境里最为稀缺的东西——就业机会。至于谁赚到了“大钱”、足以“发家致富”，多名从业者都表示并不知情。对于剧本写作者来说，他们获得的资金非常固定。杨开告诉BBC中文，一个剧本卖价在八千到两万之间不等，写完只需要八到十天，在这样的时间轴里，一个写手一个月可以产出两到三个剧本——在公司抽成之后，在杨开的公司里，最高产的那一位写手每个月能拿到两万元。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大陆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是高薪。李卓琪对BBC中文表示，对于中游的制片部门来说，付款方式非常多元、变数很大。从2022年至今，她经历了三种对制作组的付款方式。最早是一鎚子买卖，由短剧平台全款预付制作费，制作团队30多人赚的就是这个已经到账的固定金额。之后逐渐变成平台仅支付少量制作费，但允诺在片子上线之后进行分红，分红模式是“平台跑够了多少钱，平台赚回本了之后再在此基础上分账”。如今的更常见模式是平台不再给制作费，制作团队甚至需要自带剧本经历平台审核，由制作团队自己预付成本拍完上线，最终收益完全基于票房分红。“其实就是平台越赚越多，制作团队的制作成本在被不断挤压。”李卓琪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样的分账模式几乎完全是利好于平台方的。由于制作团队的资金几乎完全压在成本上，很容易就出现资金链断裂。刚入行不久时，李卓琪即经历过由于平台拒付分红导致制作团队直接濒临破产的险境。“本来应该分账200多万，平台死活不付给我们钱，我们去讨债，最后只给了我们五万，算了五万就五万吧，我们当时确实就缺这五万块让公司跑起来，”李卓琪说。“说白了，对于制作方来说挣的只是制作费，给我们制作也就留个10%到20%的利润，剩下的全部都归平台了，因为他们走充值的形式，和开会员一样没区别。”大多数演员的情况并没有更好。在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里，短剧演员被描述为“月入斗金”的超级职业，但李铭认为这些报道“几乎在拍脑门”。由于短剧是竖屏形式，画面太小，一个画面没办法呈现太多内容，导演大多更关注演员表现而不是场景氛围。李铭笑道，“当然了，现在那位‘短剧一哥’肯定赚到钱了，他日薪都五位数了，但人家的表演、技术和投入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但是除了他，这么多同行，我没见过一个靠做演员发财了的，只是饿不死。”BBC无法独立获取所有中国短剧演员收入状况。但上述业内人士指出，演员的薪酬和他们是否出过爆款直接挂钩。李卓琪说，她合作的演员里，最常见的情况是：前一个月，这位演员的日薪可能还在1200元人民币左右，期间这位演员出了一个“爆款剧”，于是日薪立刻涨到三千、甚至五千。但这也可能导致这些演员难以长期、稳定接到戏，因为制作团队难以负担这样的日薪；同时制作团队得重新寻找新演员，只是好在演员总是足够多，总有更新、更年轻的演员想要加入这个看起来蓬勃发展的行业。整个行业更加核心的投流部门甚少出现在中国媒体视线里，但几乎所有短剧行业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一个短剧能不能卖爆，几乎一半要看投流。网络时代的市场逻辑是：只要投放的量足够大，就有一定概率会吸引人买单。从上游剧本走到中游制作团队，一个剧的成本到这里一般不会超过50万人民币，但对于投流团队来说，50万是他们第一轮投放“买流”的起步数：用50万买投放量，如果有1%的付费回报，就算开始回本，那么他们将开始第二轮投流：100万。这是一场博弈，双倍累积的金钱去买观众覆盖率，赌观众会付费。期间现金流是制作团队笑称“从来没见过的富有”。“投流的逻辑没道理的，你搏赢了就是赚了，输了就是血本无归。”高凯这样说。家人“希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即便持续爆火、甚至被称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少有的持续生长的朝阳产业，围绕短剧的迷思始终存在。尽管资金源源不断被投入这个市场，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进入这个行业，真个产业不断更新迭代规模堪称庞大，中国民众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短剧：觉得这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产业。李铭直言，家人对自己进入短剧行业这件事“不置可否”。“我完全理解他们的顾虑，一个古汉语文学的人去做短剧，名不正言不顺，说出去都不好听。现在家里人都不告知其他亲戚我在演短剧，只是说我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李铭说，“可能短剧太多了，他们也有暗暗祈祷、期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吧。”李铭说家人对于他把短剧作为新职业发展路径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目前“没有别的稳定工作”。“去做老师，一个月三千块，累死累活还没有未来。去做学术，一个月六百块补贴，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现在做短剧，虽然不好听，但一个月一万多加上分红提成，来未来两三年都有涨，很少有这种工作了。”李铭说。李铭和其他一些受访者告诉BBC记者，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不少演员都曾是专业话剧演员，有的如今依然是。他们拍完短剧、拿到报酬，立刻回到那些观众寥寥的小剧场，从事那个在如今经济低迷的中国市场环境下更低迷的戏剧行业，把短剧赚来的钱贡献给他们热爱的戏剧行业，等钱花完了，又回到片场，继续拍摄那些看起来前后剧情没有逻辑的短剧。梦想和现实的平衡亦是短剧从业者们在访谈中最常提起的话题，导演高凯是黑龙江人，曾在山西念书，毕业后加入一个官方电影制片厂，觉得体制内的创作干得实在不开心，“每天都是在开会”，于是离职，前往长沙加入了短剧行业。“学这个的、喜欢拍摄的每一个人的梦想和愿望都是拍出好的片子，厉害的片子。但很少有人能实现，尤其是中国电影现在这么不景气，扯淡。但挣钱不磕碜，不磕碜。”高凯说。“我们如今也就是拍摄间隙偶尔吐槽一下，说这剧情真弱智，算了吧拍就行了。”他笑说，作为导演，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部剧里都有一个看不起人的男二号，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婆婆，和一个欺软怕硬的男三四五六号角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动不动就互相扇巴掌”。但他明白，观众其实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没有逻辑的东西。就像那些话剧演员一样，在短剧拍摄节奏之余，他会去接一些电影学院学生的拍摄作业，做做指导，一起创作。“学生时代的创作很纯粹，”高凯说，“但是离开了校园，就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了。很多外行的老板想进短剧但是铩羽而归，因为这个市场不是说你花了20万去拍一部戏，发个抖+（在抖音上买流量）出去他就能赚到钱了，因为你要做平台，要做投流，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剧再好都没用。”高凯甚至告诉BBC中文，他曾花40万粗制滥造了一个短剧，当时市场反应很好，几乎成了一个小爆款。第二年他多攒了一些钱，花80万把这个剧重新精致做了一遍，但赔得血本无归。市场、数字、资金流、如何衡量艺术、如何折现，这些萦绕在影视从业者头上的问题在疫情过后中国相关行业的寒冬里再次被放大。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董事长公开表示，公司将持续加大对微短剧的投入。“周星驰和王晶都在拍短剧了，我们也没得选，”高凯说。在传统影视从业者之外，短剧实际上在低迷的中国经济环境里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开说，在他们公司，最常见的自荐剧本写手就是全职主妇和工地民工，他们的共性是中年危机，需要补贴，且没有很特别的专业技能，这也意味着将他们培养成一个职业写手、写出能卖能赚钱的剧本需要时间。在中国，35岁一直被称为“被优化的边缘岁数”，这也导致中年再择业成了中国员工的痛处。此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生命力、门槛看起来相对不高的产业——短剧，它成为了一些有中年危机的人转向的方向，和更年轻一代尝试在这片尚未收到严重监管产业里放手一搏。“其实小说家很难干我们这一行，并不是你能写东西就能在短剧行业里受欢迎，不是这样的。”杨开本科期间学的是会计学，但毕业后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转去影视公司写剧本，写了半年也觉得市场不好，于是开始写杂剧，最终转向了短剧。他说，在自己公司，每个月都有上百人投来简历、想要求一份工作，但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现在，杨开的生活从半夜开始，打开文档一直写到早上八九点，然后才有别的生活部分。“现在大家都不希望被管理，不喜欢制度性的工作，我们相对比较自由，拿效率说事，能拿出稿子，你就能留下，能摸透网络小说逻辑的人更容易在短剧行业里发光。”“说实话，就是钱难挣，恶心自己，成全他人。”高凯这样形容自己在短剧产业的生活。（尊重受访人意愿，文中受访人均为化名。）...

不少人热衷于找AI分享个人创伤并寻求真实的情感联结，倾诉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对方有可能是真人。近日，“数据工作者调查”国际研究项目披露，澳大利亚公司New Media Services让真人伪装成机器人陪用户聊天。这名伪装者名为迈克尔・杰弗里・亚洲，他本是航空学校毕业生，因没能找到对口工作，便接受了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文字聊天运营员”职位。其实际工作是用公司创建的虚假个人资料，扮演虚拟身份和用户聊天，且工作日每天要同时扮演3-5个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人设。他时常需要接手持续数日的对话，还得保证回复风格和前文一致，避免用户察觉异常，对话内容多是和孤独的用户展开亲密甚至露骨的交流。报酬按消息条数结算，每条仅0.05美元（约合0.35元人民币），但每条消息必须达到规定字符数。同时，迈克尔得保持每分钟至少输入40个单词的速度，还要时刻盯着屏幕上的消息累计发送量，一旦绩效不达标，他就可能遭警告、被减少派单，严重时还会被解雇。由于和公司签了强制性保密协议，无法向家人透露实情，只能谎称自己是远程IT技术人员，负责处理工单、修复故障服务器，而这也让迈克尔在情感上备受折磨。...

12月16日下午消息，据网传截图，前360高级副总裁玉红，在朋友圈和多个群聊中对周鸿祎进行“攻击”。玉红在群聊中表示：“我帮周鸿祎做假账就至少几十亿的，我都有数据。我会全网公布，他的游戏全部财务造假。”玉红在群内强调自己没有被盗号。据公开信息，2014年趣游集团被360收购后，玉红加入360，并担任360高级副总裁，与陈杰共同负责360游戏业务。在360期间，他参与了花椒直播等项目的孵化，并在搜狗并购案中起到过作用。标题：前高管称做假账几十亿？周鸿祎：极端失实！来自北京商报12月16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在社交平台发布集团声明称，近日，玉红在多个微信群组内恶意诋毁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先生及多位企业家，言辞极端失实，影响恶劣。360集团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如下严正声明：一、经核查，玉红曾担任Gamewave游戏公司负责人，该公司十多年前被原360美股上市主体Qihoo360收购。玉红2014年入职360集团下属公司，一年后2015年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在职期间从未担任360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二、玉红所称“财务造假”等言论完全背离事实。360集团始终坚持合规经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市场规则，定期接受权威机构审计，财务公开透明、健康合规。三、针对玉红对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先生及相关企业家的恶意诽谤，360集团将依法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坚决维护企业声誉与合法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360集团呼吁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文明、理性、健康的网络生态。据新黄河此前报道，12月16日，三六零（601360.SH）遭遇前高管实名指控。原360高级副总裁玉红公开称公司“做假账几十亿”。12月16日下午，新黄河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三六零证券部。针对玉红的指控，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公司没有财务造假。”他表示相关事项正在调查中。对于公司是否会发布澄清公告、何时能出具详细调查结果，工作人员未给出确切时间。...

“又害怕又不敢置信就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傻呢我为什么会给他转这么多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收到1068开头号码发来的短信。事实上，1068号段大有来头。它是经工信部批准的非经营性短消息服务号段，仅限企业申请使用，常被银行、电商、政务等机构用来发送验证码、订单提醒等通知类短信。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正规属性的号段，却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为实施诈骗的工具。2023年7月至8月，该号码共发出涉诈短信6526条，导致全国范围内多人被骗，损失金额共计110万余元。贾女士便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位。一条短信，17万没了？贾女士回忆，她当时想和丈夫一起去看某歌星的演唱会，可等她想起购票时，官方平台上的门票早已售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贾女士开始在网上搜寻购票途径，看到一个“黄牛”声称手里有内部票。贾女士明确表示想要两张880元价位的门票，“黄牛”给出了每张票加价130元的报价。这让贾女士很心动，她便提供了身份信息并转去2000余元。很快，贾女士收到一条1068开头的订票短信。内容显示，这是来自某购票平台的演唱会门票预订信息，上面还写明了具体的场次和订单号。看到这条短信，贾女士彻底放下心来。然而，让贾女士没想到的是，“黄牛”却回复说没能出票成功，贾女士还得再转2000元进行激活。贾女士照做了，还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听信“黄牛”的说辞，累计转去17万余元。直到对方让她贷款转账，贾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警方侦查得知，犯罪团伙藏匿在境外，他们假冒购票平台的名义，利用正规的1068号段实施诈骗。而这个号段是由广东及无锡的两家公司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的，他们将其层层转包，最终该号段落到河北某公司手中。诈骗团伙正是以高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向河北某公司购买了所谓的短信服务，进而通过1068号段发送诈骗信息。河北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到案后交代，他确实出售了短信服务，但他并不清楚买家的真实身份。在警方看来，刘某虽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规定，电信经营者需履行风险防控义务。最终，刘某因未尽监管责任被顶格治安处罚。1068号段被层层转租涉案六家公司被判赔50万元案件侦办至此并未止步。反电信网络诈骗是检察公益诉讼的领域之一，检察官注意到，涉案的1068号码牵涉六家电信业务经营公司，它们本应是法律义务的关键履行者，却客观上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了路径渠道。它们虽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却损害了公共利益，涉嫌构成民事侵权。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所有涉案公司提起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涉案的1068号码是广东及无锡的两家公司从工信部申请而来，它们却在未备案的情况下，随意转租了1068开头的公共号段。此外，在层层转租的过程中，涉案六家公司均未履行审核义务。检察机关掌握相关证据后，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全国首例涉码号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案，要求六家公司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六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判令六被告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50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公益诉讼亮剑协同发力织密反诈防护网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是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破解新型社会问题、守护公共利益的生动实践。它将追责目光延伸至未守好第一道防线的“反诈看门人”，通过依法履职堵住监管漏洞、规范行业秩序，为筑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防火墙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那么，检察机关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公共利益方面，还将持续开展哪些工作？《今日说法》栏目专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记者：《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已经实施三年多时间了，但我们看到电诈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亟需从各个环节去预防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检察机关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应该如何更好地去治理？张雪樵：反电信诈骗形势严峻，任务艰巨。检察机关除了对违法通信经营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侵权民事责任之外，还要坚持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要方式来督促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履责。同时，检察机关要协同开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做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助力解决好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预防电诈犯罪，而且有利于巩固和增强人民群众在数字社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为数字中国建设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检察力量。反电信网络诈骗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打击，而是需要全链条防控、多主体协同的系统工程。唯有司法守护、行业自律、公众防范，三者协同发力，才能织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护网，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

（原标题：江西问责314人 其中厅级19人处级115人）12月10日江西省政府网站发布新消息，通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通报中指出，2024年5月8日至6月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西省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4年8月21日向江西省反馈督察情况，同时移交督察发现的4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要求认真调查、分清责任，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开展调查处理。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有关规定，对86个责任单位、314名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其中，厅级干部19人，处级干部115人，科级及以下干部18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6人，诫勉、通报等处理208人。...

12月15日，黑海再次传来剧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发布重磅通报：乌方“首次”使用无人潜航器，在俄军认为相对安全的后方，即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新罗西斯克港，成功击伤了一艘俄海军636.3型“基洛”级潜艇。如果属实，这将是人类海战史上“首次”有无人潜航器让正规潜艇失去战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卡米申直言这是“历史性的首次”，而乌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则宣称，这标志着俄乌海战进入了“另一个转折点”，再次颠覆了人们对现代海战可能性的认知。虽然俄方声称，乌克兰袭击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并没有舰艇受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重重防护下爆炸依然发生，而且还被无人机拍到了现场视频，俄罗斯的尴尬显而易见。美国“战区”（The War Zone）网站认为，无论俄罗斯潜艇是否受损，这次袭击再次表明俄乌冲突是“新军事技术发展的熔炉”，尤其是无人技术，“乌克兰无人潜航器拥有攻击潜艇的能力，使俄罗斯舰艇面临更大风险。”而在这场较量背后，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终战谈判正“加速逼近”，俄乌双方都在疯狂展示战果，试图在未来的谈判桌上抢占更多筹码。俄罗斯海军636.3型柴电潜艇（资料图）造价悬殊：24万美元的无人潜航器 VS 4亿美元的潜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与海军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实施联合特种作战行动，用“潜海婴”无人潜航器击中一艘停靠在港口的潜艇。该艇装备可用于打击乌克兰内陆的“口径”巡航导弹。乌国家安全局称，由于乌方“海婴”无人水面艇先前成功的特战行动，这艘636.3型潜艇被迫停泊在新罗西斯克港。从公布的视频看，多艘军舰停泊在俄罗斯港口，海面发生巨大爆炸，水柱直冲云霄。俄罗斯港口发生爆炸。（图片来源：乌国家安全局）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乌国家安全局所提及的“潜海婴”（Sub Sea Baby）是不广为人知的新产品，从名称看或为无人水面艇“海婴”（Sea Baby）的水下版本。传闻单价约为24万美元的无人水面艇“海婴”，曾于10日对俄罗斯躲避制裁的“影子船队”所属油轮发动攻击。乌克兰舆论评价，它是乌克兰维持黑海海上战力优势的“核心资产”。636.3型柴电潜艇属基洛级改进型第三代常规潜艇。乌安全局称，一艘636.3型潜艇造价约为4亿美元，而国际制裁导致其成本上涨至5亿美元。该潜艇因舰体吸音能力强、难以被声呐探测，有“黑洞”之称。由于此前乌克兰使用“海婴”系列自杀式无人水面艇的频繁袭击，俄海军黑海舰队舰艇已经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转移，到了此次遇袭的黑海东部沿岸新罗西斯克港。俄罗斯潜艇受损程度成谜俄罗斯黑海舰队新闻处负责人阿列克谢·鲁列夫15日称，乌克兰用无人潜航器袭击新罗西斯克港俄海军舰艇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并没有黑海舰队舰艇在这次破坏行动中受损，也没有人员因此受伤，目前行动“一切正常”。黑海舰队还发布了潜艇袭击后的视频，希望以此证明“舰队没有一艘舰船或潜艇受损”。但视频中并未显示潜艇的船尾，同时，视频还显示出了爆炸后码头上残留的破碎混凝土碎片。黑海舰队发布视频，以证明“舰队没有一艘舰船或潜艇受损”。（图源：俄罗斯国防部）对于此次袭击，有乌克兰媒体称，乌克兰水下潜航器袭击俄罗斯潜艇的卫星图像显示，爆炸发生在距离目标数十米的地方。12月16日有卫星照片显示，潜艇泊位附近的码头受损，但仅凭卫星图像很难评估潜艇是否受损或者可能受损的程度。同时，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采取了任何紧急措施来保持漂浮，或防止油液或其他潜在危险液体泄漏，这些都是在潜艇损害严重时应有的措施。美国卫星对俄新罗西斯克港潜艇及周边地区的近距离观察，码头的损坏清晰可见。一些俄罗斯专家则对乌克兰方面放出的视频分析后，对袭击有效性“表示怀疑”，称水下无人艇可能“错误地命中了栈桥码头”。但有俄罗斯军事观察家则表示，多个来自新罗西斯克的消息源称，爆炸发生在两艘潜艇停泊位置之间，并对码头造成了损坏，其中一艘潜艇“轻微受损”。军事观察家承认，袭击事件本身“无可否认”地发生了，可能下次就不会这样幸运。神秘“第13组”改写海战规则？乌克兰几乎没有自己的舰船，却能将俄乌海上战线从兹米尼岛（蛇岛）和敖德萨，一路推进到新罗西斯克。即便在那里，俄罗斯军舰也遭受着攻击。主导这些工作的就是乌安全局下属的专门单位“第13组”，该特别小组由一名化名“十三号”的军官领导。《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称，“第13组”的工程师和军方人员，“磨练”出了能够对俄方造成重创的技能水平，已摧毁了二十多个俄罗斯海上和空中资产。乌安全局下属的专门单位“第13组”化名为“十三号”的军官。“第13组”成员不仅被赋予摧毁舰船的任务，还要负责追击俄罗斯直升机及战机。他们在乌克兰的海上无人装备上配备炮塔和导弹，削弱俄罗斯的航空平台打击能力。为了弥补地面雷达灵敏度不足的缺点，俄军被迫依赖基地的被动防御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吊杆障碍——装有链条和网的浮筒，横跨海湾入口以阻挡通行。然而，乌方无人艇操作员学会了克服这些障碍：特种部队能够识别这些障碍中最薄弱的点，并迅速“跳跃”过去。一艘装备AIM-9“响尾蛇”导弹的“马古拉V7”乌克兰无人艇。由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力被限制在新罗西斯克或亚速海，这些地区又难以抵达。因此，“第13组”现在正将重点转移到其他俄罗斯关键目标，限制俄舰队远距离出海的能力。“第13组”指挥官“十三号”认为，海战的新阶段即将到来，这是装备不同武器的无人艇之间的冲突。美国“战区”（The War Zone）网站认为，虽然关于“潜海婴”（Sub Sea Baby）无人潜航器的许多细节仍是谜团，但其已被证明能用作武器的能力，使俄罗斯黑海东北边缘庞大港口的舰艇面临更大风险。无论俄罗斯潜艇是否受损，这次袭击再次表明俄乌冲突是“新军事技术发展的熔炉”，尤其是无人技术。...

百年老字号同仁堂陷入了造假风波。上海市消保委近日表示，一款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产品，却检测出磷脂含量为0，涉嫌造假。上海市消保委称将约谈该产品的经销商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是同仁堂集团的“孙字辈企业”。但《BUG》栏目致电同仁堂集团官网电话，工作人员称“我们没有这款产品”。实际上，同仁堂一直存在着贴牌乱象。虽然同仁堂集团多次在官网发布声明称从未允许下属公司使用“同仁堂”商标或者字样，但线上平台上的贴牌产品却层出不穷。同仁堂的业绩压力，或许是子品牌们热衷于贴牌的原因之一。根据同仁堂股份日前发布的财报显示，其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双双陷入下滑。今年8月，张朝华接任同仁堂股份董事长一职。根据同仁堂股份2024年财报显示，张朝华当年的报酬总额为237.87万元，在一众高管中薪酬最高，她上任后能否救场？涉嫌造假？同仁堂回应：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文称，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对市面上热销的15款国内外南极磷虾油产品开展了检测和调查，重点关注磷脂、虾青素、EPA、DHA含量及价格。其中，一款标称“北京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的产品，在网页介绍上写着“高含量”“智利进口原料”“高度提纯”“1粒≈100只磷虾”，其磷脂标识值为43%，看似是品质出众的优质产品，但检测结果显示该款产品磷脂含量为0。专家表示，南极磷虾油产品应该是以南极磷虾为原料提取的虾油，必定含有磷脂成分。针对相关企业涉嫌造假行为，上海市消保委将于近日约谈该产品的生产企业安徽哈博药业有限公司和经销商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要求其对产品的真实情况作出解释。针对此事，《BUG》栏目致电安徽哈博药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官方电话，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则持有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49%股份，也即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是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孙子辈公司”。《BUG》栏目致电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没有这个产品，不负责这个产品。”在北京同仁堂健康淘宝旗舰店上，确实没有“北京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这款产品。店铺客服表示，报道中提及的产品我们从未售卖过，北京同仁堂是企业名称的组成部分，北京同仁堂并不等于“同仁堂”品牌，购买正宗“同仁堂”产品请认准同仁堂“火漆印”及“双龙标”，这两类标识均为同仁堂集团的官方品牌。一边贴牌，一边否认？在电商平台上看到，如果以“北京同仁堂南极磷虾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各种产品五花八门，售价在几十元不等。在一家名为“国信大药房旗舰店”的店铺，其售卖的产品包装上显著标明着“同仁堂”的字样，但其生产厂家为湖北康恩萃药业有限公司，经销商为珠海百悦实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与同仁堂均没有股权关系。湖北康恩萃药业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向《BUG》栏目表示，“我们是给同仁堂贴牌生产的，我们负责生产，然后贴上同仁堂的牌子，产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此前就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同仁堂存在着贴牌乱象。可贴牌的品类覆盖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各类日用品以及各类剂型的食药同源产品等大健康品类，在电商平台能够买到的很多产品，基本上都是子公司对外贴牌的产品。一边是子公司贴牌不断，但另一边是同仁堂不断对外撇清关系。2024年，同仁堂在官网发布声明称，从未允许下属公司使用“同仁堂”商标、字号及任何含有“北京同仁堂”“同仁堂”字样的标识，对外开展招商加盟活动，该类合作、加盟、宣传、销售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今年9月，同仁堂再次发布声明称，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本公司授权，擅自使用与“同仁堂双龙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生产、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用于其他商业活动的行为，均属侵犯本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营收净利双双下滑，新董事长“救场”资料显示，同仁堂品牌始创于1669年，目前旗下拥有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同仁堂国药等上市公司。近日，同仁堂股份发布2025年三季报。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33.08亿元，同比下降3.70%；归母净利润为11.78亿元，同比下降12.78%；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1.63亿元，同比下降11.95%。惨淡的财务数据，或许是同仁堂贴牌乱象背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同仁堂股份从2024年就开始进入业绩衰退期。2024年，同仁堂股份实现营收185.97亿元，同比增加4.12%；归母净利润15.26亿元，同比减少8.54%，这也是五年来的首次下降。今年上半年，同仁堂股份实现营业收入97.69亿元，同比微增0.06%；实现归母净利润9.45亿元，同比下降7.39%；归母扣非净利润同比下降5.03%。业绩下滑之下，同仁堂股份今年也出现了高层大换血。今年8月，原同仁堂股份董事长邸淑兵在未到任期的情况下提前辞去董事长，由张朝华接任董事长一职。公开资料显示，张朝华长期供职于同仁堂系统，由基层逐步成长为高级管理人员，曾担任同仁堂股份总经理、同仁堂集团副总经理等职位。根据同仁堂股份2024年财报显示，当时担任总经理的张朝华当年的报酬总额为237.87万元，在一众高管中薪酬最高。...

（原标题：贩卖个人信息获利十余万，唐山俩辅警获刑）唐山两名辅警利用工作之便，私自使用副所长公安网数字证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贩卖，2个月内获利十余万元。2025年11月17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两名辅警犯侵犯个人信息罪获刑。根据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于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5月10日间，通过聊天软件联系了昵称为“聚宝查档"的人，在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某派出所内，私自使用副所长周某的公安网数字证书，按“聚宝查档"要求，为“聚宝査档”及其员工“雪妹”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66166元。王某和陈某共同为“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7986元(王某分得3600元)。被告人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经王某介绍，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5月10日间，在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某派出所内，私自使用副所长周某的公安网数字证书，为“聚宝查档”及其员工“雪妹”、“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40317.33元。陈某和王某共同为“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7986元(陈某分得4386元)。两人的犯罪行为很快被发现，2025年5月10日，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电话通知该所所长，让其带王某、陈某到路南分局网安大队接受调查。王某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且交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与王某的犯罪经过并详细供述了自己参与作案的经过。2025年5月10日22时，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向被告人王某宣布拘留，同日23时将王某送至唐山市第二看守所。2025年6月4日，被告人陈某委托家属退缴违法所得46911.3元(40317.33元+4386元+2207.97元，其中2207.97元部分对应的是买家提前预付的钱款但公民信息尚未出售)上缴到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2025年6月6日，王某委托家属退缴违法所得70288元(66166元+3600元+522元，其中522元部分对应的是买家提前预付的钱款但公民信息尚未出售)上缴到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2025年8月28日，王某、陈某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5年9月2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将上述共计人民币117199.3元移送至法院指定账户。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信息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信息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名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王某售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性质，从而无法准确评估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量刑时建议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量刑方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王某属于自首，建议减轻处罚。二、被告人王某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且自侦查阶段开始即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同样表示认罪认罚建议从宽处罚。三、被告人王某已经全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王某适用缓刑。被告人陈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陈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性无异议，在量刑方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陈某构成自首，建议从轻处罚。二、被告人陈某系初犯、全部退赃且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建议适用于不低于自首的从宽处罚的幅度。三、被告人陈某家庭经济收入低，父母均无劳动能力，且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建议法庭对其处以较低的罚金刑。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主动前往办案单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王某退缴全部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对于其辩护人提出的建议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陈某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主动前往办案单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陈某退缴全部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一、被告人王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二、被告人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随案移送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7199.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述钱款暂存于本院指定账户)。四、扣押在案的手机四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暂存于本院)。...

(原标题：携程与柬埔寨合作引担忧 有网民连夜注销账号)中国在线旅游巨头携程与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合作，引发部分中国网民担忧此前曾发生信息泄露事件的携程，可能会在此次合作中将个人信息暴露给柬埔寨相关诈骗园区，因此不少用户开始注销携程账户。综合香港01和界面新闻等报道，携程集团星期一（12月1日）与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在上海举行营销合作签约仪式。柬埔寨国家旅游局首席执行官金米尼（Kim Minea）与携程集团副总裁陈冠其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旅游推广领域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消息一出，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不少用户称将开始注销携程账户，“账户永久注销成功”的截图据悉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有网民说：“用了八年的携程帐号，昨晚注销了，宁可多花钱买机票，也不想接到柬埔寨的诈骗电话。”也有人连夜解绑手机号和银行卡，“晚一步信息就没了”。网民的担忧除了柬埔寨的安全问题外，还与携程此前的安全记录有关。2014年，携程曾因安全漏洞导致用户敏感信息泄露，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2018年又因过度收集信息被工信部约谈。尽管携程官网列出多项安全保障措施，网民仍对个人信息流向诈骗集团心存疑虑，“在柬埔寨要是被绑架，携程能救我吗？”截至星期五（12月5日），携程尚未就此次帐号注销潮作出回应。有网民认为，如今诈骗手段升级，不法分子常以“低价旅游团”为诱饵骗游客赴柬埔寨进行诈骗，而携程选择与柬合作的举动，令人心寒。...

（原标题：被反诈系统“误伤”的人，半年五次停机）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运营商客服电话。●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他请求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吊诡的是，上海移动的老用户，因为到其它城市出差/没有及时给号码充值导致手机号码被停需要二次实名，在上海移动客服临时开通流量进行二次实名后，在用户完全按照移动客服的要求完成二次实名步骤后，他们又告知用户因为刚刚使用移动流量进行二次实名时产生了高额流量费用，因为欠费几毛钱没有二次实名成功，需要用户再充钱进去进行二次实名；如果充钱充少了就会再次陷入二次实名产生高额流量费手机欠费导致二次实名失败然后让你再充钱的循环之中。用户的疑惑在于，二次实名和号码临时欠费有关系吗？二次实名和欠费完全是两码事！上海移动的这个二次实名和高额流量费用之间属于什么套路？还是其中有利益牵扯？）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运营商告上法庭。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而且，她觉得运营商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运营商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去年，梁秋毫与运营商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运营商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在与运营商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