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基因编辑婴儿已被明令禁止，科技巨头却在暗中尝试）几个月来，旧金山一家小型公司一直在推进一个秘密项目：制造一个基因编辑婴儿。在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及他的丈夫，以及Coinbas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的支持下，这家名为Preventive的初创公司一直在低调筹备一项或堪称生物学首创的成果：他们正致力于创造一个由经过编辑的胚胎孕育出的婴儿，旨在预防遗传性疾病。据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月来，该公司高管私下表示，他们已找到一对患有遗传疾病、且有意参与的夫妇。用于出生后治疗的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已可应用，使科学家能够切割、编辑并插入DNA，但将这一过程应用于精子、卵子或胚胎则引发了更大争议，科学界曾呼吁在伦理和科学问题未解决前，在全球范围内暂停此类实践。在美国和许多国家，以创造婴儿为目的的胚胎基因编辑是被禁止的。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信函，Preventive一直在寻找允许进行胚胎编辑实验的地点，包括阿联酋在内。许多专家担心，这项科学仍然高度不可预测、难以保证安全，并可能导致私营公司主导、缺乏公众或政府参与和讨论的人体试验新时代。一些人还提到了可能重现的优生学“幽灵”。目前公开确认的经编辑胚胎后出生的婴儿只有一例：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培育出三名经胚胎基因改造以抵抗HIV的婴儿，震惊了国际社会。贺建奎因非法行医在中国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于这些孩子的身份他未予公开说明，仅称孩子们很健康。在一些硅谷权势人物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正在推动生育领域的边界，并致力于将生殖遗传技术商业化，Preventive正是其中的先锋。一些公司正在研究胚胎编辑，而另一些公司则已经在销售基因筛查工具，这些工具试图解释数十甚至数百个基因对某一性状的影响。这些公司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新生儿不携带遗传性疾病，并对疾病更具抵御力。一些人说，这些技术还能让父母挑选出智商更高、或在身高、眼睛颜色等方面更符合偏好的胚胎。阿姆斯特朗曾告诉人们，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更不易罹患心脏病、胆固醇更低、骨骼更强健从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孩子。根据文件和了解其计划的人士透露，他已对胚胎编辑公司进行了投资或正与相关企业洽谈合作。他偶尔会举办私人晚宴，将硅谷精英与基因编辑专家请到一起。据与阿姆斯特朗交谈过的人士透露，他曾提出一个设想，由一家企业秘密推进，在科学和医学界尚未来得及提出异议前，直接公布一名健康的基因编辑婴儿——通过这种“飞跃”震撼世界、促使社会接受。阿姆斯特朗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确实提到过秘密推进的想法，并称这是别人的主意，并表示阿姆斯特朗与在场其他人一致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主意。她说：“阿姆斯特朗绝不会建议Preventive以这种方式运营。”Preventive于5月成立，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一处WeWork办公点，员工人数不多，近六个月来一直低调运作。和许多初创企业一样，公司至少与一名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不做公开招聘，官网也几乎没有披露具体信息。在《华尔街日报》上月就其业务范畴向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询问后，Preventive在网站上宣布，已筹集到3,000万美元投资用于探索胚胎编辑。该声明承诺，“若大量研究无法确立安全性”，不会推进到人体试验阶段。Preventive的首席执行官卢卡斯·哈林顿(Lucas Harrington)表示，关于公司已找到或正在与一对夫妇合作编辑其胚胎的说法“完全不实”。他说，公司目前专注于研究，先要证明胚胎编辑的安全性，之后才会尝试真正让婴儿足月出生。“我们不会急于求成”，他说。哈林顿补充说，Preventive被迫在美国境外开展工作，因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被禁止审查涉及胚胎编辑的人体试验申请。他说：“我们致力于研究的透明化，在考虑任何潜在临床试验之前会公布研究结果，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他表示，保密“与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方式完全背道而驰”。在《华尔街日报》向阿姆斯特朗及其代表寻求置评后，他在X上发文称，他“很高兴成为Preventive的投资人！”他写道：“全球有超过3亿人患有遗传病。在疾病尚未发展之时进行干预——比如在胚胎阶段，对少量细胞进行矫正要容易得多。”阿尔特曼的丈夫奥利弗·马尔赫林(Oliver Mulheri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Preventive的投资由他主导。“我之所以选择投资Preventive，是因为我重视那些能帮助人们避免疾病的研究”，马尔赫林说。“山姆对我的这一事业表示支持，正如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所有的工作一样。”暂无法确定阿尔特曼及马尔赫林、以及阿姆斯特朗对Preventive的具体投资规模。科学界一些人士对该公司的计划与目标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并不是在研究遗传性疾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主任费奥多尔·乌尔诺夫(Fyodor Urnov)说。“他们要么在撒谎，要么在妄想，或两者兼而有之。带着一大笔‘被滥用’的资金，这些人是在搞‘婴儿改良’。”科学界指出，他们仍未完全掌握人类基因组及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对胚胎基因的任何编辑、改变或删除都可能遗传给后代，包括意想不到的错误。今年4月，阿姆斯特朗在X上表示，他设想“未来的体外受精(IVF)诊所”将由一套“Gattaca”技术栈驱动——借用1997年描绘反乌托邦式优生社会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一词——把胚胎基因编辑与遗传筛查结合起来。他写道，这些技术的结合可能“开始加速进化”。基因优化软件撇开胚胎基因编辑不谈，初创公司正极大扩展遗传筛查技术的能力。一些针对胚胎的基因测试，比如性别和囊性纤维化、泰-萨克斯病(Tay Sachs)等疾病的测试，早已向接受IVF的父母开放。一些父母会据此决定植入哪枚胚胎，同时选择冷冻、丢弃或捐赠未使用的胚胎。现在，一些初创公司正专注于一种所谓多基因筛查的过程，该过程涉及从胚胎中提取DNA，用统计算法进行分析，进而生成关于该胚胎更广泛特征与疾病的概率评估。已有少数几家公司开始销售这类服务，投资方包括阿姆斯特朗、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以及Reddit联合创始人兼风险资本家亚历克西斯·瓦尼安(Alexis Ohanian)等。Orchid和Genomic Prediction提供疾病风险的概率，Herasight与Nucleus Genomics则称还可以提供关于孩子可能的智力、身高等特质的见解。父母可以登录平台查看多色图表，了解其胚胎在不同疾病与特质上的基因表现如何。例如，有的检测可能显示某枚胚胎的预测IQ为130，或某枚胚胎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为1.5%，亦或某枚胚胎比其兄弟姐妹患焦虑症的可能性高14%。类似的概率评分还覆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双相情感障碍、糖尿病，甚至男性脱发。这些公司称，其产品属于实验室自研测试，不受FDA监管。遗传学家和遗传咨询师的专业组织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去年得出结论认为，多基因筛查没有提供任何经证实的临床益处。该医学会表示，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多基因筛查中对胚胎提示的疾病风险在其成年后是否仍然成立。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行为遗传学家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说，向市场推销尚未证实、模糊的“优化”承诺，等于是“企业版优生学”。“科技人士掌控着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会想，‘我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个完美的孩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IVF诊所的主任医师马塞尔·锡达斯(Marcelle Cedars)博士说。“但孩子有很多先天特质，我认为你无法预测这一点。”上述四家多基因筛查公司表示，他们的方法是合理有效的，这些测试为孩子的未来健康和特征提供了参考性见解。其中一些公司表示，许多批评意见基于对相关科学的误解或认识不足，而他们的客户主要关注的是通过筛查来降低疾病风险。Orchid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不是追求基因优越，而是为了减少疾病风险。那些能够长大成人且没有患上危及生命疾病的孩子，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属于幸运儿。”Orchid创始人、现年31岁的努尔·西迪基(Noor Siddiqui)的投资者包括阿姆斯特朗、23andM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等。Orchid对每枚胚胎收费2,500美元，进行一系列基因测试，并为阿尔茨海默病、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生成“风险评分”。Nucleus的创始人基安·萨德吉(Kian Sadeghi)和西迪基一样，都是前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获得者，这是一个为大学辍学生设立的资助和指导项目。他将多基因筛查描述为“基因优化软件”，并称其为“新进化”的一部分，在一则现已删除的X帖文中，他将该术语定义为“以大规模方式对我们自己实施基因工程”。萨德吉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基因优化产业已经到来：从胚胎选择到基因编辑研究，这些技术正在扩展父母能够理解——并为其未来子女作出选择——的范围。”Nucleus已筹集3,2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由蒂尔与瓦尼安创立的风投机构；该公司收费9,999美元，可为至多20枚胚胎提供多基因筛查。25岁的西迪基和萨德吉都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更多的夫妇通过IVF创造胚胎，从而能够选择基因上更优的胚胎。“性爱是为了快乐”，西迪基曾说，“胚胎筛查是为了生育下一代。”改变DNAPreventive及其他一些初创公司希望走得更远，希望提供一项技术，直接修改胚胎的遗传密码，培育出父母所偏好的婴儿。目前，前沿的基因编辑疗法已可用于成人与儿童，其中包括一项名为Crispr的突破性技术，该技术已被用于改变导致疾病的遗传密码。医生们今年春天报告称，一名婴儿通过定制的Crispr疗法成功治愈了一种罕见且致命的代谢性疾病。Preventive和其他公司现在正提议将基因编辑推进到胚胎阶段。其他胚胎编辑初创公司包括由蒂尔奖学金获得者Cathy Tie联合创立的Manhattan Genomics，以及计划在洪都拉斯进行测试的Bootstrap Bio。这两家公司都处于早期阶段。34岁的哈灵顿表示，Preventive目前将重点放在临床前研究上。该公司发布的成立声明中称，聚焦于“为那些别无选择或选择有限的家庭预防严重遗传病”。哈林顿说，该公司可能会在美国境外开展部分工作。他补充说，希望国会能重新考虑对胚胎编辑的限制。两个研究遗传与胚胎的知名实验室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公布突破性进展，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迪特尔·埃格利(Dieter Egli)的实验室；阿姆斯特朗曾与他就胚胎编辑的商业化问题进行过交流。埃格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的研究与基因编辑安全性广泛相关，但称其即将发表的工作并无“直接商业应用”。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基因编辑仍存在无意间插入或删除DNA片段的风险。“负责任的成年人一致认为，我们现在不能这么做，因为它的不安全超乎寻常的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生物伦理学家汉克·格里利(Hank Greely)说。“就目前而言，风险/收益比非常糟糕。”硅谷精英萨德吉在6月Nucleus的多基因胚胎筛查产品发布会上说：“作为一门生意，我们相信，胚胎选择、遗传优化，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属于所有人。”知情人士称，包括阿尔特曼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内的多位硅谷名流，已采用多基因筛查对用于生育的胚胎进行评估。其中一位人士称，马斯克曾通过Orchid为他与希冯·齐里斯(Shivon Zilis)所生的两个孩子选择胚胎，齐里斯是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高管。马斯克、齐里斯及其代表未回应置评请求。临床医生表示，非科技精英家庭采纳多基因筛查的步伐相对较慢。成立于2019年、迄今已获资1,650万美元融资的Orchid，部分通过由私募股权支持的连锁生育诊所Kindbody来推广其检测。知情人士称，该连锁机构仅在患者要求下做过寥寥数例此类检测。Orchid一位发言人则表示，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诊所都“看到对其检测强烈且持续增长的兴趣”。萨德吉表示，Nucleus已为数千个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其业务范围“远不止局限于硅谷”。Herasight于今夏正式成立，得到了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Associates的支持，该公司对至多100个胚胎进行为期五年的测试和分析，收费5万美元。Herasight的“驻场哲学家”乔纳森·阿诺马利(Jonathan Anomaly)表示，公司正在探索推出更低价的替代方案。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封5月风投致潜在投资人的邮件，Herasight的80名首批客户中包括“知名亿万富翁”。该邮件将该公司定位为一家可“帮助父母获得在预测上最优特质子女”的服务商，所指特质包括智商、冲动性、身高以及常见疾病患病风险。9月的一个晚上，阿诺马利在名人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曼哈顿公寓里，向大约60名来宾发表了演讲。阿诺马利在大学时更改了自己的姓氏，他曾是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该活动被宣传为一场关于定制儿童未来的高端沙龙，建议来宾着装“性感、时髦、独特、优雅”。阿诺马利是自愿优生学的积极捍卫者。他在2018年写道，人类应做出能“让未来的人茁壮成长”的生育选择。在活动中，他展示了一张纳粹用于杀害残障者的流动毒气室图片，以强调Herasight的目标在道德上与“最恶劣的国家强制优生学模式完全不同”。尽管如此，阿诺马利说，持续数个世代的最优胚胎选择可能会带来社会变革。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因增强者”和“基因未增强者”之间的智力可能会出现显著差异。阿诺马利说，总有一天，那些为后代挑选“高智力”胚胎的父母，可能会对没有给孩子做“增强”的家庭感到同情。他说：“这将导致不平等。”鲁比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对多基因筛查“持严重的疑虑和担忧”，尽管共同主办了这次活动，但他并不完全认同阿诺马利的所有观点。数周后，Herasight推出了其宣称为市场上最强的遗传智力预测模型。该公司表示，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可从检测的胚胎中选出一枚智商比其他胚胎高出最多9分的胚胎——该公司一位科学家称，这种智商差距与更高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较低的心脏病风险存在相关性。31岁的马克斯·豪瓦尔德(Max Howald)和他的妻子使用Herasight在他们创造的五枚胚胎中选择了一个。豪瓦尔德说，他们选择的胚胎“在大多数疾病方面的风险被评为较低，同时智商更高，身高也略高”；豪瓦尔德是一家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这对夫妇的预产期在二月份。豪瓦尔德从LessWrong上的一篇帖子中了解到了多基因筛查，这是一个在有效利他主义圈子中颇受欢迎的博客，专注于寻找有实证依据的“行善”方式。豪瓦尔德说，他与妻子之所以被这项技术吸引，部分原因在于觉得这项技术能让他们掌控生育未来。豪瓦尔德是犹太人，他的妻子出生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整个领域将拭目以待尽管麦肯锡(McKinsey)的市场研究显示，美国IVF市场预计将从2023年的约35亿美元增长至2028年的逾50亿美元，但对胚胎技术投资的回报仍不明朗。胚胎编辑将如何商业化、多少人负担得起也尚无定论。首个获FDA批准、用于成人的个体化基因编辑治疗（治疗镰状细胞病）的标价为220万美元，但患者实际支付金额尚不明确。在2024年11月的一篇个人博客文章中，Preventive的哈林顿写道，胚胎编辑最终可能只需花费2,000美元。他写道：“若把这笔支出摊到几代人头上，费用就可忽略不计了。”他指出，这项技术对于双方都患有相同遗传病的夫妇可能尤其有意义，例如在尼日利亚，许多人都患有镰状细胞病。哈灵顿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举该例是为了说明全球确实存在大量面临生育与遗传性疾病抉择的夫妇，并非在把2,000美元当作临床启动价来建议。据知情人士透露，阿尔特曼非正式地建议哈林顿将Preventive注册为一家公益公司——即在追求利润之外也承担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类公司。Preventive在公司章程中把其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为：“负责任地推进应用于出生前的基因组编辑技术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以造福人类”。在Preventive注册地特拉华州，公益公司在防范股东诉讼方面享有额外保护。哈灵顿表示，这一安排有助于此类公司把重心放在社会公共利益上，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哈林顿曾在珍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实验室获得了博士学位，杜德纳因其在Crispr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于202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两人都是专注于基因编辑疗法的公司Mammoth Biosciences的联合创始人。在被问及Preventive成立一事时，杜德纳表示，哈灵顿带来了“必要的严谨科学标准和透明度，以审慎评估CRISPR技术是否已足够成熟，能安全地用于预防性地应对严重遗传性疾病”。她说：“整个学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看看这门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否允许以负责任的方式向前推进。”...

从今年4月至今，各类存储产品价格普遍“翻倍式上涨”，有产品价格大涨3倍。“内存条已经不是一天一个价了，是一天几个价，有时候上午和下午的价格都不一样。”在位于深圳市华强北的华强电子世界，有主卖原厂内存条的商铺老板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有商铺老板甚至敏锐把握住这轮“存储涨价周期”的到来，去炒股或者采用“压货不卖”的方式博取更高利润。记者在华强北了解到，受存储产品“涨价潮”的影响，从今年4月至今，各类存储产品价格普遍“翻倍式上涨”，有产品价格大涨3倍。这轮存储“涨价潮”究竟因何而来，会持续多久，又会对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造成怎样的冲击？记者采访了华强北商户、行业专家以寻求答案。有产品价格涨3倍内存条炒成“黑金条”“像这个产品，今年4月的时候价格还在1000元出头，今天已经涨到了4200元一条，价格翻了3倍。”11月13日，一位华强北商铺老板指着搭载国产的长鑫存储第五代芯片（LPDDR5）的64GB内存条向记者表示。另一位主卖内存条和固态硬盘的商户向记者表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产品，价格涨幅都不一样，以16GB的DDR4内存条为例，年初的时候价格还不到200元一条，截至11月13日，报价已经超过400元一条，各类固态硬盘的价格也普遍呈现“翻倍式上涨”。记者了解到，华强电子世界许多专卖内存条的“一米柜台”老板们在半年时间内“纸面身家”涨了上千万元。有商业嗅觉敏锐的商铺老板提前囤货并压货不卖，等待存储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也有商铺老板依靠对行情的判断，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一位商铺老板向记者表示，“我们就是做这行的，对产业前景有预判，下半年我买了A股的存储概念股，9月份海外厂商开始提价之后，有的股票价格已经翻倍”。但并非所有商铺都在这轮存储“涨价潮”中挣到大钱，很多商铺一边进货一边卖货，成本也在持续抬升，仅抓住了一小波价差。不少华强电子世界商铺老板还表达了对存储产品价格波动的焦虑，有商铺老板向记者表示，现在是“不敢进货”，也“很难卖货”，产品价格涨了但销量在往下走。“就和今年深圳水贝的黄金一样，存储芯片价格涨得太猛，有人把我们卖的内存条比喻成‘黑金条’。未来市场会怎么走，我们也不确定，不少人都说会继续涨，但已经也有人开始大量出货回笼资金了。”在华强北销售存储产品的小李告诉记者。供给收缩、需求扩张存储进入“超级周期”各类存储产品价格飙升的背后是“供不应求”，主要受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大基建”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表示，近年来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加大算力领域的资本开支，AI算力基建的“爆发式增长”显著拉动了存储芯片的需求。近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宣布计划投入500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纽约州等美国多地建设定制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微软也宣布，将向葡萄牙一数据中心项目投资100亿美元。此前，阿里巴巴宣布，在未来三年投入超过3800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云和AI硬件基础设施，这超出了其过去十年相关投入的总和。如果把数据中心比作一个“大型图书馆”，存储设施就是其中的“书架”，用来存放和管理海量数据‌。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向记者表示，“单台AI服务器对DRAM（内存）和NAND（闪存）的需求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到8倍，造成了高端存储产品供应紧张”。Trend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许家源向记者表示，应用于AI服务器的存储产品主要是HBM（高带宽内存）、高容量DDR5 RDIMM内存及LPDDR5X内存。据了解，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三大巨头是SK海力士、三星、美光，这些厂商为了保证利润，优先将产能提供给上述高端存储产品，策略性放弃了低利润产品线，明确宣布停产曾长期占据着消费电子等领域的核心市场的DDR4等产品。尽管各类存储产品的具体涨价各有不同，但“供给不足、需求扩张”成为了共性原因。这轮存储产品的涨价周期将持续到什么时候？许家源表示，进入2025年四季度，北美的云端服务大厂（CSP）陆续释放出对2026年DRAM需求的积极展望，预计DRAM的整体需求和价格上涨动能会延续到2026年。许家源认为，“进入2026年，SK海力士、三星、美光三大原厂预计持续快速将产能升级至先进制程，积极争取高端产品市占率，减少成熟制程产能的比重。”郑磊认为，这轮“存储涨价周期”会持续到供需平衡恢复，如果上游厂商新增产能顺利释放，可能会持续1年到2年时间。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了上市公司证券部，江波龙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来看，今年四季度存储涨价趋势应该仍会延续。”佰维存储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来说，在行业上行周期，国内存储厂商的业绩都会受到积极影响。”下游消费电子被动提价华强北商户订单下滑存储产品的涨价潮，影响的不仅仅是华强北的商铺和AI服务器的建设，还有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记者在华强北了解到，过去半年时间，由于内存条和固态硬盘的价格上涨，华强北组装电脑的商户订单量出现明显下滑。一位电脑组装商铺的老板表示，“很多时候一天就几个客人，因为存储涨价，组装一台电脑的价格至少涨200元，最近几个月订单都很少”。新品手机的价格也受到影响。10月红米K90系列新品发布，不同内存的产品价格出现明显差异：红米K90标准版12+256GB版售价为2599元，而12+512GB版的售价达到了3199元，飙升了600元。对此，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公开表示，“我们无法改变全球供应链的走势，存储成本上涨也远高于预期，且会持续加剧。”小米集团创始人、CEO雷军也在微博上发文表示，“内存涨价实在太多。”除此之外，近期OPPO Find X9、vivo X300等国产手机旗舰新品也集体涨价。郑磊表示，“存储产品价格大涨，会对下游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厂商将被迫提高产品售价，或者减少存储配置、寻求替代方案”。不过，对国内存储厂商来说，这轮存储的“缺货潮”将成为宝贵的市场机遇。高政扬表示，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NAND和DRAM产品的国产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国内厂商通过持续的技术升级与产品迭代，正逐步承接海外厂商退出的市场份额。...

11月初，杭州萧山，丽晶国际。这是一栋近30 万平方的超大单体建筑，也是中国网红直播行业的象征。媒体如此形容它曾经的盛况：“活跃着近2万名主播和打工人，创下的GDP相当于一个镇。”无数初入行的年轻人，把它当作“杭漂第一站”。正值2025年双十一如火如荼之际，这个符号性建筑却显得有些冷清。走进星级酒店般的大门，大理石装饰的金色大堂两侧，都设置了生人勿近的闸机。早上10点，等电梯的人不多，不复鼎盛时期挤到“等十分钟是常事”的景象。出入的住户衣着入时，多牵着狗，言语间很少谈论直播、数据或销量。“早些年，网红都住这边，”一位房产中介介绍道，“现在住的也有，但主要做个人拍摄，没有大型直播间了。”丽晶国际的LOFT户型能商住两用，上楼睡觉、下楼直播，2019年前后，曾是四季青服装档口老板们的首选。现在，房东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一居室的租金从三千多降到了两千出头，即便如此，还有房东在网上发问：空了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今年这么难租？据丽晶楼下的房屋出租告示牌显示，至少有50套房源空房以待，正在登记招租，而在安居客上，这一数字是147套。这个网红楼盘的沉寂，似乎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陨落。这样的退潮不止于丽晶国际。今年4月，辛选从杭州滨江撤离，搬回广州，曾经灯火通明的海威中心3号楼已人去楼空，楼下的星巴克也因失去客源关门；港圈豪门的向太也退租了在滨江花重金打造的办公楼“智慧之门”；“疯狂小杨哥”则在同一时间离开了滨江的博地中心；杭州写字楼空置率在今年第二季度创历史新高，达到27.7%……于是，这一年坊间盛传：杭州网红正在大撤退。的确，直播的淘金时代过去了，伴随直播间流量和销量下滑，主播们的收入也在集体缩水，那些自认以命换钱、但月入3万愈发困难的人们正在考虑转行；电商老板们也被套牢在巨额库存和居高不下的退货率上，渴望天降流量起死回生；双十一前夕落地的“电商税”，更是可能成为压死“刷单玩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应届生主播们涌入，接受越来越低的薪资，行业也越来越卷了。但我们接触的四位直播从业人员，无论前主播还是策划、运营、商务，他们坚持认为：杭州仍是直播行业的天花板，留在这里继续做网红直播或是周边工作，仍然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兜兜转转，不少人还是决定留在这座城市，继续寻觅下一个风口。从丽晶国际的阳台望出去，钱塘江、亚运村可尽收眼底。这里属于杭州的头部板块之一，交通便利，附近聚集着诸多直播机构：薇娅的谦寻、罗永浩的交个朋友、号称“宇宙第一MCN”的无忧传媒……吃饭时间，随意走进一家丽晶国际附近的餐馆，还是能高频碰到网红主播。路过美甲店，也能看到身材高挑、五官精致的女孩，在为下一场开播烘干甲片。通过美貌，你很容易将她们从人群中分辨出来。李雯在杭州的头部MCN机构遥望科技，做过直播策划，“我们公司的所有主播，不管能力怎么样，至少看上去是美女，是介于普通人和明星之间那一层的人”。在杭州，努力很重要，但颜值是门槛。后来她去了广州，她感觉，广州主播“更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普通人努努力也能当主播，对于颜值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丽晶国际楼下至少50套房源空房以待刘惠住在离丽晶国际不远的小区。三年前，做主播的朋友介绍她来杭州，说这里“赚得多”。大学毕业后，刘惠在长沙做了三年综艺后期，一开始是零工资，每月只有餐补300元，“那几年只吃到了苦，钱根本没赚到”。后来，她把杭州称作“改命的城市”。来杭州后，她在辛选做短视频剪辑。今年4月份，她跟着公司搬去了广州，之后，部门裁员，她所在的那层楼，连同保洁阿姨，所有人都被裁了。她没多想，很快搬回了杭州，“同样的剪辑岗位，广州的工资至少要比杭州少三千块钱”。刘惠老家在辽宁沈阳，背井离乡的唯一目的是挣钱：“我可能工作到35岁左右，赚到目标的钱，就回老家养老。”在东北，以大连举例，编拍剪全做，工资可能也就2400元左右；但在杭州，28岁的她可以轻松月入过万。过去七年，在杭州滨江，许多年轻人抱着和刘惠相似渴望“改命”的心态。刘惠的主播朋友，2021年来到杭州，那时候，直播电商行业还在迅速发展，只要愿意做，没经验的小白也有工作机会，靠打工，三四年攒够一百万没问题。在短视频平台上，靠自己的能力买宝马、小米SU7，是最时髦的大女主人生。李雯还记得，2022年她刚来杭州，公司还在大量扩招直播方面的人才：共计1400多名员工，1200多人都在直播团队。做直播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做综艺的，做品牌的，也有像她这样，原来在北京从事音乐行业的。来杭州后，她觉得生活比北京“赶”多了：一整个月她都在加班，凌晨两点下班，早上十点又出门上班，忙起来的时候连大小周也没有。“可能大家都急着在年轻的时候把钱赚了，”她说，当时，一个月拿两三万的人很多，“普通人凭本事拿到高工资，大家都很有冲劲。”直播间里，李雯每天都在面对金钱数字的冲击。刚入行的时候，一晚上成交额100万也让她“觉得很夸张”，时间久了，卖1000万，也很难让她感到兴奋。在这种“搞钱”的氛围下，每年618、双十一，甚至团建，公司都会组织团队，去西湖灵隐寺的财神庙拜一拜。“杭州人赚钱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李雯说，“他们喜欢交流，也敢做。”李雯的老板，遥望科技的CEO谢如栋，在2018年看到了直播电商的商机：这一年，散打哥在快手直播10小时带货1.6亿，在淘宝崭露头角的李佳琦则凭借“OMG，买它！”成功出圈。谢如栋“非常震惊”，之后他把公司的办公室都改成了直播间，找明星合作带货。谢如栋没有赌错。直播电商后来创造的财富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巅峰时期，李佳琦在2022年双十一预售首日，创造了215亿的惊人交易额。网红带火了钱塘江两岸的大平层。2020年薇娅买下四套嘉润公馆，时值3500万元。◎ 丽晶国际的阳台视野如今，薇娅因为税务处罚退居幕后四年，辛巴也在今年8月称，因肺部患严重疾病永久退出直播行业，仍活跃的李佳琦直播间，也是平平淡淡地卖货，热闹不复往年。头部主播尚且倦怠，小主播就更难熬到出头之日了。今年，刘惠的主播朋友打算回东北老家。等租的房子到期就走，她“太累了”，行情也不好，一直在降薪。过去她时薪160元，一天播4小时，赚五六百块钱没问题。现在，主播太多，时薪腰斩到80元都有人抢着干。杭漂三年的程星瞳则已经在年初回了山东老家。临走前，她观察到：B级以下的主播都不是很好找工作了——在主播行业，B级主播指时薪300元以下的普通主播；“可替代性很强，在那种单品直播间，背熟了话术，加上一些镜头表现力就很容易上手，现在，大批量的‘廉价’大学生涌入直播行业，淘汰掉了这些主播。”程星瞳说。一些新人主播还面临公司给低薪却要求播6小时的情况，“我觉得纯属是‘招黑奴’，不把主播当人了”。但S级主播，时薪在500元以上的，能跨多品类、有控场能力的，程星瞳认为，还有生存空间。程星瞳今年31 岁。2023年来杭州时，她的第一份主播工作是卖女装，底薪8000元，无提成。之后一年多里，她换了五家公司，底薪递涨，到最后一份工作，旺季时，她一个月已经能赚十多万了。“临走前我是不缺市场的，但身体真的受不了了。”她说。在杭州，她的工作节奏通常是这样：上班，播女装，穿高跟鞋，每场过一两百件衣服，复盘，下班。每天4小时播了半年，有段时间她感觉自己“已经虚得快死了”。“审问犯人的时候有一种刑罚：在犯人面前照一排灯，用强光刺激他，然后一步一步逼问他，直到他崩溃为止。主播就是这样子，”程星瞳说，“直播需要你时刻保持高亢奋高紧张的状态，你只要干这行，你不可能不焦虑。”开播时，她得时刻关注流量曲线图，掉量了怎么办？要不要上福利款？“流量其实就是赛马机制，同时段开播的同类型的主播可能有10多个，就看谁的数据做得好。”她告诉凤凰网。让她感觉恐怖的是，流量曲线图某种程度上和自己的活跃度是同步的。通常，程星瞳会在开播前喝杯咖啡，播到两个半小时，她一进入疲惫期，流量图就开始掉量，这个时候，她必须喝杯奶茶，被咖啡因一刺激，她回到亢奋状态，流量才能拉起来。长此以往，程星瞳的睡眠成了问题：整宿整宿地睡不着。除了流量焦虑，容貌焦虑也是悬在主播心头的剑。做带货主播之前，程星瞳做过几年游戏陪玩和语音主播，都不用露脸。后来她短暂做过一阵子唱歌主播，“小火了一下”，签约的MCN公司就让她露脸。“我当时脸长得肉，有婴儿肥，（五官）也比较平面，不适合上镜，可能现实中算小漂亮，但镜头里绝对谈不上好看，非常焦虑。”她先是去割了双眼皮，后面又去做鼻子，自认被整容医院“坑”了11万。开始双眼皮做得挺自然，但她不满意，重做，二次修复后“天都塌了”，“跟鬼一样”。有半年时间她没有照过镜子。“可能是人痛苦到极致也就释怀了。”现在，她接受了自己不完美的样子。做了带货主播后，她避开和年轻美女卷，去了“中大淑”（中年大淑女风）赛道，卖50多岁阿姨穿的连衣裙，也是风生水起。不过，她还是认为，“整容整得特别值，如果当初不去整容，我其实拿不到带货主播的入场券”。做主播两年，程星瞳状态最轻松的时候是去年年初，她第一次做兼职卖羊毛衫，只用播早班。做兼职给主播带来的成长有限，她也不需要考虑团队配合，没有心理压力，“就是纯挣钱”。早上4点起床，6点开播，10点她就下班了。回到家，看到上午的阳光洒进房间，“就觉得特别治愈，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都属于自己”，因为早睡，身体也健康了不少。但是兼职很不稳定，春天一到，羊绒消费进入淡季，没什么人买，播一两小时就得下播了。迫不得已，她又开始找工作。为了拿下最后一份高薪但要求一口气播5小时的工作，她花了7000元报了私教课，健身一周后，体能终于达到了要求。但撑到去年9月，程星瞳的身体彻底垮了：气血两虚，说话说一两个小时就喘不上气，播不到三小时就双腿发软，站不住了。过去，她看过中医，医生建议她，要么换工作，要么别播晚场了，“不然到了40岁这身体就没法儿要了”。从那以后，她开始惜命，酒、冰西瓜、冰淇淋，再也没碰过。但这次，只播下午场，她也撑不住了。她休息了两个月。程星瞳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一年到头除了两三个月旺季，大多数时候一个月的收入是三五万，听着很多，但刨去她每月1.5万的生活成本，一个月撑死攒2万，一年下来就是24万。“这年头24万你是能买车还是能买房？我觉得这24万跟我的身体健康、我的快乐相比，真的没有可比性。”程星瞳觉得，她不是物欲特别高的人，赚钱无法让她持续兴奋，相反，她会陷入迷茫，“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圈里有名气的头部主播，一场直播，淘宝、抖音、小红书三个平台加起来能卖300万左右，但她们每天要播6到8小时。程星瞳的身心都无法接受。成为大主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程星瞳评估了一下，这条路太难走了，这位接近S级的主播选择了退出。临走前，程星瞳换了赛道，做了一个月主播经纪人。她发现，老板们也不好做了。拿她的最后一份工作举例。老板自己选品、备货，虽然每场能卖几十万销售额，“看起来好像挺唬人的，但是他的库存积压是巨大的，手里压了2000万的货”。这些年女装退货率高居不下，退回80%是常态，老板的钱都压到货上了。团队已经把利润空间压到很薄，还是不断有同行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卷。今天出现一个女装爆款，立马就有对家把样衣买回去，换个便宜些的布料，等比例地抄。有些扛不住资金压力的老板，直接倒闭，大量清出尾货，这甚至也成了另一些人的商机。“我们之前有一个对家，专门收尾货，他的衣服按斤收，在直播间卖19.9，你怎么跟他卷？”更令老板们“难熬的”是电商税，今年双十一以后，单笔利润只有几毛钱的刷单商家、靠投流换取高流水的付费玩家，都要交税了。老板不赚钱的情况下，也就没法像往年那样，给主播开出高薪了。能开出高薪的老板，对主播的要求也更高了。“现在项目压力大，资金也紧张，老板们都很焦虑。大多数老板渴望的是，我可以给你高薪，但是你过来之后，你能带我们起死回生。”程星瞳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的老板彻底放弃做货盘后，程星瞳出来看过别的工作。有个老板，欣赏她曾经的业绩，辗转了几个主播经纪人，买到她的联系方式。他们协定好，能卖到一定销售额就涨薪，卖不到，程星瞳就只拿能力范围内的钱。但是即便是在这个说好按劳分配的前提下，两天内播了两场流量平平的直播后，这位老板提醒程星瞳：“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直接带我们原地起飞的主播。”在程星瞳看来，这显然不现实，熟悉团队至少要一个星期，把数据拉起来也需要时间。但老板没有这个耐心。丽丽也遇到了类似的老板。2023年，丽丽从杭州一所本科院校毕业，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头部带货主播的公司，做商务助理。她在那里工作不到一年，因为接受不了加班到凌晨的常态，辞职了。今年年初，她再次回到杭州，发现房租降了不少。即便如此，丽晶国际的房租对她而言还是太贵了，她住到了滨江更偏远的地方。她频繁看工作，却感到就业市场的形势更严峻了。从今年2月到6月，丽丽面试了30多家公司，找到了两份还算满意的工作。3月份入职的那家，她只工作了三周，因为业绩不达标，被辞退了。4月份入职的那家，重复了这个过程。后面这份工作，是在一家护肤品白牌公司做品牌商务，她的工作内容是，联系达人主播，谈带货合作。为了让产品尽快上播，卖出销量，像丽丽这样的商务，老板一口气招了四五十个。公司实行末位淘汰，“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业绩谁就留下”。尽管达人资源需要积累，寄送样品、待达人选品也需要时间，但“急于求成”的公司，等不了了。不到两个月，没完成35万销售指标的丽丽失业了。除了货品过剩，更残酷的是，人大概也过剩了。杭州政府的人才补贴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应届毕业生能得到1到10万不等的生活补贴，和三年内每年1万的租房补贴。工作第一年，丽丽也拿到了综合1万元的补贴。她直言，当时留在杭州，“也是奔着补贴去的”。不过，很快，丽丽感受到这个政策的另一面影响：“有些公司想着，既然你能拿到补贴，就会在工资上压低一点。”而且，再低的工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也是事实。她后来面试的30家公司，几乎没有哪家能保证双休，单双休但不加班的也屈指可数。回过头看，丽丽才发现，只有加班问题的前公司“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双休，有年终奖，五险一金按最高比例缴纳。“走了之后才发现，外面这么难找工作。”可她已经回不去了。失业以后，丽丽一边回想毕业那年，市面上月薪四五千的新媒体运营岗位都不要她，现在竟然比那会儿还艰难，一边想到，即将有1222万比她更便宜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和她竞争同样岗位，不禁感到绝望。◎ 滨江街头的房屋出租信息不同岗位的人在不同面向上体验到了电商环境变差的事实。对丽丽来说，是今年6月她面试直播招商的工作，发现一个抖音粉丝几千万的账号，坑位费高达几十万：商家想让主播在直播间里带自家产品，就得付这个钱，哪怕最后产品没卖出去多少，也要照付不退。丽丽需要在这个前提下，和商家谈合作，“我一遇到这种招商我就头疼，感觉良心上过不去”。7月，丽丽决定离开杭州。试用期打折的底薪，覆盖不了她在杭州的生活成本。她把房子转租，搬到了浙江乡下。在遥望科技的李雯，2024年就已经感受到行业不景气。标志是，那会儿公司开始做跨境直播，和北美主播合作卖货，去发展北美市场了。公司的直播成本越来越高，一场成交额1000万的直播，实际利润也就只有一两万百。今年年初，因为业务调整，李雯也被裁员了。回老家后，程星瞳开始尝试她看中的下一个“风口”，短视频带货。“我入行的时候，主播基本都是打工仔了，实现财富自由的不多。但通过短视频带货买房买车的，我倒是见过很多，前两年真是满地捡钱，非常夸张。”她注意到这一现象是在去年7月，现在入场已经有些晚了，但程星瞳还是准备试试。钱不是终极目的，攒够钱后，她想去学心理学。不过，尽管市场不再景气，但几乎所有对话者都认为，和其他行业相比，杭州的直播电商依然是有发展空间的行业。程星瞳觉得，就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来讲，应届毕业生去做主播还是不错的选择，“我见过外形条件很好的，入行几个月就月入五万了”；在其他传统行业，这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年积累的时间。快速攒钱，锻炼销售能力，每天和公司的核心层打交道、学习，“之后你再去做其他事情，肯定事半功倍”。李雯现在去了广州，给品牌方做店播策划。区别于李佳琦式、卖各品牌产品的达播，店播指品牌方自己开直播间，主播是工作人员，一天直播18小时是常态，有时直播间可能就十几个观众在。日成交额在10万左右，品牌方就觉得还不错。店播不像达播那样，要求每一场直播都精心准备、有漂亮的数据。“达人直播很重视场景，可能得花20万的成本去打造，但在广州，花20万成本根本不可能，你花个两万都要跟老板申请。”有时候，李雯也挺怀念在杭州时的直播氛围：促销机制搞得特别热闹，一个直播现场，十几号人因为成交额激动。“你会觉得在杭州，你的天花板更高。”李雯说。从7月到现在，丽丽在浙江乡下待了快半年。离开杭州的时候，她感到身边所有人眼里好像只有工作，没有生活。“辛辛苦苦上了十几年学，上完大学出来以后，发现努力也没有用，也没有机会。”她想要寻找一些不需要花钱就能拥有的快乐。在那个小县城，丽丽租下两层小楼，一年租金3000元。她找了份工作，还是做品牌方商务，把县城老板的白牌产品送到直播间。工资五六千元，月休三天，没有五险一金。好处是工作压力不大，县城生活成本也低，没有了大城市的隐形消费后，她欲望减少，也不怎么花钱。但她还是感到迷茫。“躺平一段时间可以，但我也知道不可能躺平一辈子。”当初，她执着于做品牌商务，也是因为这岗位有提成，能挣到钱，业绩做起来的话，工资会很高。她不甘心一辈子只拿死工资。只是现实让她屡屡受挫。丽丽打算躺过马年春节再看看机会。但还要回到杭州和直播行业吗？她开始犹豫了。应对方要求，文中李雯、刘惠、程星瞳、丽丽为化名...

（原标题：中国医生普遍降薪 部分地区医生兼职送外卖维生）中国各地医生普遍面临降薪，部分降幅超过30%。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医院甚至难以发放基本工资，部分医生只能兼职送外卖、开网约车以维持生计。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今年6月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万9469名医务人员中，2024年薪酬下降的比例高达57.9%，主要原因是绩效奖金减少。此外，医务人员薪酬下降的比例从2023年的37%上升了20个百分点，表明降薪现象正在扩大。上海资深医院管理者李鸣说，医生降薪已成普遍现象，一些基层医院医生月收入仅剩2000元至3000元，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医院连基本工资都难以发放，不少医生只能兼职开网约车或送外卖。他还说：“上海的情况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有些医院医生收入也降了10%至15%。”在中国西南，一家县医院的普外科主治医生郭奇说，从今年8月起感受到明显降薪。过去半年，工资常延迟发放两三天，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工资仅约2000元，绩效从年初的6000元降至4000元，降幅约30%。中国西部某省级儿童医院医生许星的情况类似，她的收入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一。她担心这只是开始，因为最近一个月，高层在院务会上已三次提到降薪问题。北京一家顶尖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林弈则指出，医院近七八年来一直在变相降薪。他虽两次晋升职称，从住院医师升至副主任医师，但薪资几乎未变；过去每次晋升，薪水都会随之上涨10%至20%。多名受访医生认为，医生降薪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环境低迷、医保控费趋严，以及医院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三大因素。...

公共叙事里，生育常被视作女性的「天职」——一个发生在她们身体内部的故事。可在这个看似自然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当生育遇到困难，社会的矛头往往首先指向女性，而男性的角色却长期缺席。在辅助生殖的场域，这种不平等被放得更大。身体的痛苦、时间的耗费、情绪的波动几乎都由女性独自承担，而男性的「在场」或「缺席」，成了婚姻关系与亲密责任的试金石。唐姝琦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生，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过去两年，她将目光集中在了做辅助生殖的女性身上。2023年开始，她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展开研究，访谈了30多位接受辅助生殖的女性及其伴侣、医护人员，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那些女性就诊者生活在一起。她想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主动的选择，还是结构压力下的不得不？在一次次促排、取卵、移植与失败的循环中，她们如何认识自己与伴侣的关系？又将如何重新理解生育？走进田野的过程中，唐姝琦才真正了解「做试管」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这不仅是一个医学过程，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现代婚姻里关于爱、责任和性别的缝隙。在辅助生殖的场域里，性别分工如此不同：男性的参与通常被简化为仅需两三次的「必须到场」，而女性的身体与生活则被彻底「征用」——十次以上的频繁就诊、侵入性的激素注射与取卵手术、被完全打乱的个人日程。她们不仅在承受身体的苦楚，更在「开奖」前的漫长等待中，独自咀嚼每一步都可能失败的巨大焦虑。唐姝琦今年32岁，已婚未育，做田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坐在医院生殖科的诊室外，和这些等待做试管的女性聊天。她将研究写成论文《生殖分工的新脚本：试管备孕的女性经验及夫妻关系重塑》，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些「试管姐妹」，看见她们流动的主体性，看见生育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看见她们的坚韧豁达与脆弱挣扎，看见这些女人最真实的样子。她们并不只是医学技术的使用者，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传统生育叙事中寻找新的位置，在痛苦与不确定中，重新争夺对身体与生活的掌控权。以下是唐姝琦的讲述——文｜罗芊1我今年32岁，是一个在读博士生，已婚未育。入学不久后，我和导师聊起感兴趣的议题，我就提到，家里有人做辅助生殖相关工作，加上我自己也在面临生育的抉择，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的，导师就鼓励我，可以在这个方面寻找相关选题。至于为什么会注意到辅助生殖里面的性别分工？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很容易注意到这件事里女性的处境。20岁出头时，我在国外念过一年多的社会人类学，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想，但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好多东西学得很碎片，朦朦胧胧溜走了，剩下的只是观念上的警示，我找不到一种明确的话语体系去表达想说的东西。我能感觉到，这次这个主题，与我切身相关，我又真的关心，并且想要有所表达。2023年10月，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田野，田野点就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的生殖科，也是我家人工作的地方，我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医院生殖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那里的氛围真的非常生育友好。很多医护都是女性，选择在生殖科工作，肯定对生育这件事比较认同，觉得生孩子好，才会感觉自己工作是有意义的。那个空间里，大家都奔着生孩子这个目标去。在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场上发声较多的，常常是「不生的理由」，比如育儿的巨大成本、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对婚姻质量的担忧等。这些是基于理性计算和现实困境的公共议题，容易形成广泛的讨论和情绪共鸣。你不去医院的话，日常生活中你会觉得，网上特别大的声量是，生孩子很危险，养孩子很辛苦，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调侃，不婚不育保平安。而我所研究的试管姐妹们，全身心沉浸在一场个人的、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助孕过程中，她们关心的是如何能生，而不是要不要生，她们活跃在一个有边界的圈层——线下的医院走廊、微信病友群等等，成为了一个内部共同体。这也让我觉得互联网和现实生活非常割裂，网上都是不生的，线下全是要生的，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是，我们30出头的年纪，工作生活稳定了，婚姻也稳定了，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备孕的，但一打开手机，都说我不生。这也是我最起始的好奇点，我想知道，我的田野对象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想生孩子？明知道生育会经历这么多难受的事情，明知道做试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她们依然很想生。一开始我也有些忐忑，没去之前会想，这个事情（辅助生殖）听起来挺悲惨的，要花好多钱、好多时间，身体也很痛苦，但其实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在诊室外面互相聊天的时候，气氛是非常轻松的，甚至是愉悦的。大家都是同类人，天然能够共情彼此，聊起天来有一种自嘲或者开玩笑的感觉，你做了几次，都是什么经历，大家都很坦然地说出来，讲给其他的姐妹听，用作参考或者安慰。你会感受到一种很友好的、女性之间的情谊，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去之前，我自己会有些预设，和对方谈论一些跟身体经验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不是流产过？你有过几个男性伴侣？这种事情是很隐私的，结果进了田野之后，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大家互相聊得很嗨。你生了几个，流过几个，都很自然，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好像在医院外面，总是有一层「道德」的屏障隔着，到了医院之后，大家就退回到了非常原始的交流状态里面，我的身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毫无道德包袱，就可以这样坦率地讨论。我的好多案例其实都不是正式地坐下来「采访」出来的，而是我就陪着她们，在诊室外头等着打针，就自然地开始聊，你为什么来做试管？这种无意之中表露出来的东西，往往比正式坐下来聊更加真实。第一次田野我在线下一共追踪了9个个案，访谈了15个人，包括女性就诊者以及她们的家属、生殖科医护人员，之后还在线上招募了8个访谈对象，进行了电话访谈。如果说最强烈的感受，我觉得是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没有进田野之前，我会设想，是不是很多女性她不那么愿意去做辅助生殖？她们是不是被迫的？那种被迫不是说被人押着去的被迫，而是迫于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如社会时钟，比如身边环境。进了田野之后，我发现我接触到的很大一部分人，主体性很强，你问她为什么来做试管，她会说因为我想生，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其实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图源剧集《半熟男女》2做试管这件事，它其实很复杂，比如我冷不丁地跟你说做试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干嘛的。试管不是打几针你就怀上了，中间好多过程，官方一点说，一个辅助生殖周期通常包括看诊、促排卵、取卵与取精、胚胎移植等步骤。但是具体到一个去做试管的人，你会发现，每个人做试管的经历都不一样，因为大家的身体不一样，每一步的操作都要看激素涨落水平，和卵泡发育大小的情况而灵活调整。医生会把正式进入试管流程称为「进周」（进入治疗周期）。在进周之前，你需要做体检，把生殖系统从里到外检查一遍，比如子宫卵巢有囊肿，或者乳腺有结节，这些根据情况可能会需要提前处理，因为试管过程需要注射激素类药物，可能会让某些妇科病症病情发生变化，也可能有某些身体指标不利于怀孕而需要在进周前进行调理，处理完，各种指标合格了，才可以进周。从进周开始，就要打促排针，同时根据医嘱进行验血和B超检查。血液中指示激素水平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卵泡发育的情况，B超检查可以看到卵泡的大小和个数，这样去监测。比如说医生看到卵泡长得不行，可能会加药，整个周期时间上的安排可能就会有变化。所以进周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能变化的。只能说顺利的话，半个多月时间里，有符合条件的胚胎，如果身体状况也非常适合鲜胚移植，就直接给你移进去，这个是理想中最快的情况。但事实操作上很难这么理想。比如在促排卵阶段，有的人卵泡发育的速度不太均衡，有一个单独的卵泡长得比较大，那么可能需要提前穿刺把太大的扎掉，让剩下的继续长。还有的人一直不长，可能就要调整用药，打针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再看卵泡发育的情况。如果不是近距离接触，可能很多人对于试管婴儿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很朦胧的印象，没办法知道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什么。首先整个过程侵占性非常强，这种侵占性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比如那些侵入性的医疗操作，激素注射、抽血检查，以及最终通过穿刺手术进行取卵。它更让人难受的点是，你整个生活的安排都被它捆绑了。你没有办法安排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身体的激素水平，这是你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你的一切日常安排——工作、社交、休息——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治疗让路。很多时候你都在等。我有一个访谈对象王姐，她描述自己等待养囊的过程：医院让你过去等，结果过去之后告诉你移不了，或者告诉你没有胚胎，或者告诉你胚胎不好……先养三天去看一次结果，养到六天再去看一次，你就感觉你的(胚胎)个数一直在减少……再到最后筛查还得等一个多月，这种等待过程特别煎熬。王姐把自己的试管日记发在网上，一位试管姐妹在她评论区写下类似的经历，一次，她都换好衣服等移植了，结果告诉她没有可用的胚胎，「你知道换上衣服、又把衣服换下来的失落吗？」做试管的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促排卵时卵子可能发育不好，取出的卵子可能不受精，受精的胚胎可能不发育，发育的胚胎质量不一定好，质量好的胚胎移植也不一定着床，就算是着床了，还有人怀了两三个月还是停孕了。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再多的道理，很多情绪反应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当你体验到这种女性独有而男性很难有具身感受的助孕过程，这种不平衡感就是会出现，而你没有办法用你知道的理论去解决。所以有时候，知道得越多，难受的事情也越多。关于这种不可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步骤是取卵。取卵之前会打一种激素针，他们叫做「夜针」，大概是晚上8-9点的时候打，医院会按照大家打夜针的顺序去排，34-36个小时后，你是第几个取卵，会精确到大概一个小时的级别。你打了夜针之后，到了取卵的时间，工作有天大的安排你都得放下，不然的话前面就全白费了。但是即使这么精确了，上手术台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你的卵泡排掉了。有的人采卵的当天早晨拍B超去看到底有几个卵泡，看的时候还是十几个呢，上去之后好几个都排掉了，就少采了好几个。要知道，等到去采卵那一步，之前你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你会觉得每一个卵泡都是很珍贵的，你打了那么多天针，当然要多采几个出来。而且往往先排掉的那些卵泡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就很可惜。因为这种不确定，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等着看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你整个的日常生活安排会处于一种比较失序的状态，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图源剧集《半熟男女》3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没有过做试管的经验。看到她们这样的过程，我很容易想到自己高考，或者是考研，就是你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要求一个结果，那种对结果的盼望就是这么强烈。对于做试管这件事，胚胎移植之后是否着床，也就是所谓的「怀上了」，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大家对于胚胎移植后的验血验尿，有一种虔诚的期待。她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开奖」。一般医院要求试管姐妹移植后10到14天到院验尿验血以确认胚胎是否着床。但胚胎移植之后，有人会特别特别期待，忍不住在家里买一大堆验孕试纸，每天验好几次。关于移植之后第几天验尿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说法各有不同，有的人说千万不要验，比如你第九天、第十天验出「白板」，心情特别不好，反而可能不利于着床，你一直不验，你的心情还好一点，说不定它就着床。很玄学的。有的人会憋着到医院来验，等的那一下，就像开中奖号码、查考研成绩一样超紧张，查成绩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刷新网页，她们就是一直刷新报告，刷出来一看是阳性，哇，高兴得很，拉着我的手抱着我跳，紧张了十几天，这一刻看到了阳性，真的好开心。也有非常难过的反转。我有一个个案，在家里面测的时候还有，到医院来测就没有了，因为之前打了HCG进去，还没代谢完，在家里面测出来是假阳。那天她去医院我专门过去陪她，她说在家里面验了有，我说那你应该稳了，结果验出来没有，真的挺难受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再坚持下去，那件事情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联系她。2023年那次田野，我完整地跟了一批人做完了一个周期，6个人本来验尿的那一天全部都查出了阳性，后期着床了之后还需要看HCG翻倍情况，翻倍好的话一定程度上指示着胚胎发育还不错，翻倍不好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胚胎发育得很慢，甚至是没有发育，或者是不排除宫外孕的可能性。之后她们中有一个胚胎发育得不好，HCG翻倍不理想，这种可能就是胚胎生化了。还有的是HCG翻倍还可以，但是B超一直打不到胎芽胎心，不是个活胎。那一批最后真正怀上了，现在已经生下来的只有一个人。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她的经历也很曲折。她是生过一个孩子，之后因为老公不做避孕措施，又怀了好几次，但那时候还没做好要二胎的准备，都打掉了。每一次流产都需要刮宫，导致她的子宫内膜变得非常薄，等到两个人想要二胎了，她的内膜条件已经很难让胚胎着床了。她的胚胎质量实际上还不错，就是因为内膜不好移植了两次都没成功着床，第一次促排的胚胎用完了，又促了第二次，第三次移植之后终于怀上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她内膜不好，医生为了提高成功率给她移了两个胚胎，结果没想到两个都怀上了，本来她觉得也还行，双胞胎也挺好的，之后三个孩子热热闹闹的。结果怎么回事呢？她其中有一个胚胎着床在了她上一次剖腹产的伤口上，在我心里这不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吗？怎么就发生在我身边？那着床在伤口上就很危险，就必须要减胎，不然的话最后有可能把子宫撑穿，子宫破裂很危险的。减胎的时候面临的风险是，你可能减了这一个，另一个也保不住，压力超大，不过好在后来还好保住了，所以辅助生殖这件事，以前你觉得怀上了就是终点，后来发现，怀上了原来还不是终点，怎么还有后续的事情发生，平平安安生下来才是终点。在这种强烈的不确定和等待中，很多人受不了希望的落空，会出现情绪问题。比如有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做试管那时候特别害怕下雨。下雨的时候遇到要买药，要提很多东西，再背着工作用的电脑打着伞，把自己弄得非常狼狈。那种瞬间让她很讨厌下雨。她记得倒数第二次去医院的时候，在车上看见外面下雨，莫名其妙地就哭了。再比如我昨天整理的一个个案，她的情况是胚胎移植采用降调周期，就是在使用外源性激素为胚胎移植创造子宫内膜条件之前，先注射一次降调针抑制自身的内分泌波动。那个个案非常倒霉，医生都说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降调针打了之后没有效果的。所以你想想，你打了一针1000多块钱的药，苦苦等待了21天回医院一检查，跟没打一样，非常容易对你造成打击。医生就问她怎么回事？她就各种回忆，我是不是这样了？我是不是那样了？后来她就说了一句，我是不是吃鱼了？医生其实也不确定。只是跟她说，有这个可能，因为有些鱼养殖的时候可能放了激素催肥，但是其实没人能确定。她就归因于，因为我吃鱼了。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归结成，是不是我对自己的生活管理不够严格，我做错了什么，这种责任感，会让人压力很大的。而且这种直接的「反思」往往是停留在女性这边的。甚至在移植失败的时候，其实胚胎质量好不好不是女性一方可以决定的，但是好像大家不太会一下子就想是不是我老公熬夜打游戏了，是不是他影响我了？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就会想自己，我是不是熬夜了？我是不是吃错东西了？这个压力还是挺让人感慨的，而且也让人感到有点无力。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4如果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难发现，男性的声音很少。这是我做田野时的一个短板，因为不怎么有男性会跟我说这些。包括我在生殖科里面也会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女性聚在一起在这边讲，男性坐在另一边，大家沉默地玩着手机。后来我就想办法，把我对象拉到医院去，混入其中，看看他们男性之间愿不愿意聊点什么出来，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说，对这件事情有一种很微妙的讳莫如深。最开始我会想，他们是因为需要辅助生殖，觉得自己可能在无子问题中负有责任，觉得丢脸吗？后面我和身边的朋友接触，我发现，好像不仅仅如此。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夫妻，我们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聊到备孕，我就对那位男性说，要是备孕的话，可以去做一下生育力检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备孕，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早点解决。就聊这么一个事情，对方是很抗拒的，他不愿意去检查，也不愿意再聊下去。其实大家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但也是避而不谈的态度。这件事给我一个整体的感受就是，无论是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好，社会规范也好，在男性身上反映出来的整体表现就是，你在生殖科门诊里面比较少听到男的讲话，那是一个非常整合的状态，不单单只对做试管这一件事情，对生育这件事情也一样。具体到辅助生殖的过程里面，男性的「在场」也比较少。在一次试管的周期里，从医院的诊疗流程来说一般是要求男性必须到场仅两三次，而女性需要十次以上。从进周到成功怀孕至少需要大约20天，由于个体差异和反复失败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可以说，这期间女性的时间投入远大于男性。如果是自然受孕的状态，女性承担生育任务其实主要在怀上之后，但在辅助生殖的过程里，她们这个过程完全被提前了。在怀上小孩之前，就开始付出艰辛的劳动。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生育的主体性，有时候其实是掩藏了男性的缺席。因为生育的时钟在催促，很多女性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不管，那当然只有我管了，这个孩子我现在不生，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法生孩子了，这个紧迫感是在女性身上。试管从技术的操作上也给男性一种错觉，就是我是一个支持者，不是一个共同参与者。虽然医生会说，做试管的期间男女双方都要调整，男性要戒烟戒酒，少用手机电脑，早睡多运动，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容易导致阴囊温度增高对精子不好，但很多男性其实也做不到。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我是在帮你」的心态，而不是这事也是我的事。这一点其实是挺无力的。所以我在田野里面会观察到，当一对夫妻他们面临辅助生殖这个挑战时，夫妻关系也在进行新一轮的重塑，夫妻会在面临压力和不确定的过程中，去思考这段关系里面的责任问题、情绪问题、相处模式问题。可能有些女性依然会比较传统，选择默默承担这一切，保持原有的关系模式，但有些女性会在争吵和磨合中对对方提出要求，找到新的相处方式。比如我有一个叫格格的个案，她的丈夫一开始也是那种甩手掌柜类型，就像一个车接车送的司机和陪诊，你说他完全不出现吧也不是，但是去了医院待一整天他也没做啥，就在那打游戏。格格就会跟他提要求，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她为试管这件事承担了很多，她的情绪也会影响试管的结果，她希望对方关注自己，学习相关的知识，并尽量照顾她的情绪。在这样的引导下，对方才真的有所改善，大家达成共识，不然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没有怀上，对于两个人而言都是很大的损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女性的情绪变得正当化了。平时女性的情绪它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你说你难受，你焦虑，对方会说，你可能就是想多了，甚至有人会批评你，你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到了你做试管的时候，情绪这个事情它可能真的会影响你能不能成功地怀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具身的影响，变得正当了。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会在这种生殖分工脚本的磨合里陷入僵局，发现两个人本质上是不能建立深度关系的人，婚姻走向破裂。医院里大家印象都很深的一个案例叫立云，她其实在做试管的过程里面很顺利，胚胎数量多、质量好，但她移植只失败了一次就选择放弃了，因为她在试管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在亲密关系里一直是缺席的，这种缺席不是物理意义上两个人异地，精神上她也很孤独，她一直在「孤军奋战」，她因为试管这件事意识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立云一共得到了5枚质量不错的胚胎，移植了2枚失败了，还剩下3枚胚胎，挺多人都劝她，要不再试试吧，她很坚决，直接签字放弃了，并选择和男方离婚。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52024年，我又回成都做了一次田野，那次我选择更近距离地和田野对象接触。医院附近会有很多房子租给外地来做试管的患者，大多都叫「好孕公寓」，我选了一个合租房住了两个月，因此，也遇到了很多从外地来做试管的女性。和她们真实生活在一起，我发现了一些更隐秘的关于生育的思考。比如说，之前的田野里，如果我在医院问对方，你做试管是为什么呢？她会说因为我想生，我再问她，如果失败了，你怕不怕因为这件事婚姻出现问题，她会跟你说不怕，我生孩子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她们的回答都是看似非常有主体性的。但真的住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她其实是害怕的，害怕没有生这个孩子，她老公或者她婆家人会怪她，甚至她娘家人都会怪她，会说你们两个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没生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叙事她是不会讲的，她可能觉得讲出来了之后显得自己不够强大。曾经这个叙事是很正当的，之前可能你出去说我不生孩子，我婚姻怎么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所以会看到，现在「大女主」话语，其实会有一种反过来的压抑，会让一部分女性不好意思讲出来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一点其实让我挺感慨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时候，我觉得主体性好像就是对父权制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抗——让我这样我偏不，我就是要大女主的感觉，其实后来会发现，你也不用苛求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人家在自己的体系里面，自洽就行。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她可能生了三胎，跟婆婆一起带娃，工作也不咋样，老公也不着家，但是她觉得还可以，她对自己做试管，也没觉得亏，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让她觉得非常美好。我会觉得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可能不必要求大家都这么战斗。我印象还很深的是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一个姑娘，她没有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她生活得非常开心。她的第一个小孩是一个唐氏儿，染色体有点问题，智力发育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攒了10万块钱过来做试管，我就问她，我说你第一个小孩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想生更多的小孩？人家的说法就是，我第一个小孩不好，我要多生几个孩子，以后一家人都可以帮衬他，她就是这样的观念。但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叙事里面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姑娘，我们聊起关于生育的话题，她的很多思考是非常让我吃惊的。比如，她和我谈到，她看到新闻上说，有人有钱会去找代孕，身体就不用受苦了。她还说，如果她有钱的话，她也不想去找代孕，别人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和我亲吗？和我会不会感情不好？当然也许因为这个人本来思维就比较活泛，但是我相信做试管这个事情肯定对她是有外力作用的，会让她思考，对生育怎么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关系，对自己的亲子关系怎么看，这一系列的问题是都有反思的。她不反思，她说不出这样的话，之前她只是没有理论的话语来表述而已。做试管这个过程，会让有一些人有一点点觉醒，这种觉醒它不一定是指向我要变成一个「大女主」，而是指向你更清楚地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我发现，这些做试管的女性们身上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我和她们聊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人家讲自己的事情都掉眼泪了，她们倒好像比我更平静。我觉得她们的自洽程度和幸福感的程度是高于我的。可能之前我也有些理解不了，有些女性的处境在我眼中已经差得不行了，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但是人家真的过得挺开心的，很自洽，这一点我改观很多，我觉得不要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经验里面去揣测他人的人生，人家有自己人生的活法，而且她们比我快乐，何尝不是比我成功。我还很感动的是她们之间的女性情谊，她们之间会互称为「试管姐妹」。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当你决定做试管，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就给你发个本子，上面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介绍，至于每一步之间要干嘛，好多人会很懵，中间出现好多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试管姐妹互相之间会形成一种自主的「联盟」。她们经常聊天，线上线下都聊，会把非常零散的、个体化的具身经验互相分享。你会发现，你跟一个沉浸在这种经验分享的试管姐妹聊天的时候，她会跟你讲你移植了，如果几天之后你肚子有点痛是正常的，可能着床了，但这句话医生是不会跟你说的，因为没有医疗的证据，但是所有人在一起讨论之后变成了一种好像可以给你提供安慰的知识，很神奇的。而且你每一次去医院，要怎么去医生那排队开单检查，去哪抽血，去哪打报告，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医生不会一一跟你讲，她们会靠着这种联盟自己内部就解决了，可能有的人因为一起做了试管之后还会保持联系，成为好朋友。试管姐妹她们会有很多交流的微信群，这些群里面通常都很友好的，因为大家都很自觉，不在群里面散布焦虑，都是非常正向的安慰。我去的那个田野点，同时进周的人，你们会在同样的日期来打针，来查B超，医院会给大家拉一个群，真的很像同期生，我们这一批，谁怀上了，谁毕业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成功生了孩子，真的会发一个毕业证。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6我没有想到会有人关注到我的研究，我很想让更多人知道，做试管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这些做试管的女性，真的经历了很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她们不容易，也看到她们的强大。我真的很喜欢她们，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没有的东西。她们很有活力，很有精力感，像我这样的「低精力老鼠人」，真的很佩服。如果不是一个高精力的人，或者是一个对生育信念感比较强的人，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或者说做一次失败了就算了，不会一次又一次尝试，所以我经常能在她们身上看到那种——哇，好好攒劲生活的力量。很多年轻女性可能理解不了她们对孩子的渴望，但你一代入考研，应该能懂这种焦灼，你备战了几年，就上不了岸，那种失落是很具象的。生育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问题。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流产了很多次，最后想要试管一个二胎的个案。她为什么想生二胎？是因为生命里有了一些变故，看法改变了。之前，她是坚定地只生一个孩子的，后来爸爸生病去世了，她是独生女，就感受到在她爸爸临终的这段时间，她压力很大，她的感情也无处安放，因为妈妈年纪也大了，她只能做那个支持者，没有人支持她。那个时候她就想，如果自己有兄弟姐妹的话，还可以相互支撑，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刻，也有人可以相互支撑，就想生二胎，她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非要把这个二胎生下来，自我驱动性非常强。从表面上来看，她结了婚，生了一个，政策允许又生了第二个，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看重家庭的人，但是实际上她的这种生育决策、生育观念是非常个体化的，是出于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人生的体验和反思。而辅助生殖只是生活的一个选择，有趣之处其实在于你如何去接受它的过程和结局。有时候追问一个人生育的意义，就像追问对方人生的意义一样，能触及一个人特别内核的想法。我的一个朋友，她是1987年的，她本来准备不婚不育，和自己妈妈相依为命过一辈子。结果她去年突然查出来卵巢早衰，不到40岁就绝经了，几乎失去了卵巢储存功能，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AMH（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正常的话应该是大于2，她只有零点几。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她就慌了，她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到那一刻她才发现，原来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不一样的。当她知道自己失去了选择的时候，原来真的会难受，虽然她没有打算生，但是不能生还是对她造成了冲击，后来她进行了一些外源激素的补充，积极治疗，有一个月她的月经就正常来了，她很开心，跟我分享说，在那一个月她的想法竟然是，我要不要生个孩子呢？这件事也让我觉得，生育问题是很当下的决定，不到那一步，你真的很难预料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研究这个议题，我其实也在反复地拷问我自己，我对生育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已婚未育，一直都很纠结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它会让我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我很社恐，不喜欢处理人际关系，但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因为要有照顾者，隔代育儿逃不开的，我跟自己的父母都很难再同住，还要去协调别人的父母，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麻烦的事情，而且是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对我的婚姻观、生育观有没有产生影响？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做这个田野，其实解决不了我内心的问题。关于生育，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焦虑，所以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焦虑中，田野给不了我解决焦虑的答案。这次田野让我产生的最大变化是，我对不同的生活态度的理解更深了，我看到了更复杂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女性的处境。原来女人在非常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也是可以很自洽的。之前我对这样的状况，是尊重、理解，但情感上不太能共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自洽，深层还是觉得是不是被洗脑了？但是当你真正和她们接触了之后，我真的能够从情感上更加共情。她们的自洽，她们的主体性实践，她们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自洽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当我们说这些女性有主体性时，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决定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束缚的。相反，我观察到的是一种在结构压力下生成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一种情境化的、挣扎中的主体性。在漫长的试管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学习、决策、与医生沟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主体性实践。她们会将外部的期望（比如家庭的、社会的）进行内化，最终表述为「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自己想要一个孩子来圆满我的人生」的背后，可能交织着对婚姻稳定的考量、对年龄的焦虑，或者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想象。这种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主体性在复杂情境中运作的体现。我想呈现这种在技术、身体、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夹缝中，女性所展现出的坚韧、矛盾而又真实的处境。这种流动的主体性和情境化的主体性，是我调研下来最真实的体会。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发现，辅助生殖和背后的性别分工这个议题最有趣之处在于「模糊」和「关系」，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很多，许多思想在打架，关系也在流动，我会被这种模糊所吸引——它不是一个明确的论断，很复杂，也很有魅力。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在崩塌？去年，硅谷流行一个说法：“AI会干掉你的工作。”从谷歌、亚马逊到各家初创公司，许多企业高调宣布“用AI优化人力”，在投资人面前展示未来的高效蓝图。然而一年过去，现实给了他们一个耳光——越来越多公司正在重新雇回自己裁掉的员工。最近，人力数据平台 Visier 公布的一份全球报告显示，在其追踪的142家企业、240万名员工中，有5.3%的被裁员工最终被老东家重新聘用。这个数字虽然看似不高，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比例自2018年以来相对稳定，但近两年明显上升，且正在加速。这意味着，“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面临着现实的冲击。一场没有兑现的“AI承诺”Visier首席研究员 Andrea Derler 把这种情况形容为“企业与AI之间的冷静期”。她指出，很多公司在去年裁员时，给出的理由是“AI已经能自动化部分岗位”。但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更多只是一种“方便裁员的借口”，而非基于真实的业务效果。根据Visier的分析表明，许多公司在引入AI系统后，确实能在部分流程上提升效率，例如客服问答、数据录入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AI通常只能“接管任务”，而不是接管岗位。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职位（例如市场分析师、开发工程师、项目协调员）中，AI只能取代其中的部分操作，而剩下那些需要判断、协调、经验积累的环节——依然需要人。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发现自己“省了一半人，却还得花更多人力去让AI真正能用”。不仅如此，更现实的问题是“钱”。正如 Andrea Derler 所说，许多高管在推动AI战略时，完全低估了AI落地的成本和复杂度：“AI基础设施不是一个模型接个API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服务器、数据管道、安全审计、模型监控等一整套系统。”——而这些支出，往往会远超公司引入AI的最初预算。尤其在企业级场景中，AI模型需要在内部环境中运行，难免会牵涉隐私、合规和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成本直线飙升。一些公司原本计划通过裁员来抵消这部分成本，但很快就发现：AI上线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业务的复杂性。于是，当新AI系统上线后无法顺利接管旧流程，公司就只能把原来的业务骨干给重新请回来。MIT：95%的企业还没从AI中赚到钱除了Visier，麻省理工学院（MIT）最近发布的一项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全球约95%的企业尚未从AI投资中获得任何可量化的财务回报。换句话说，AI不仅在账面上没有成为“生产力”，反而还变成了新的资本支出中心。Interactive Brokers 首席策略师 Steve Sosnick 对此的评价更为直接：“看起来，AI行业的巨额投资，很多都没花在刀刃上。”所以，这让许多企业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循环：他们裁掉员工，投入AI；但AI没有节省下预期的人力；反而需要重新招人，让系统能跑得起来。结果是——“AI节流”变成了“AI反噬”。更何况，即便是从传统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裁员也并非“稳赚不赔”的操作。根据劳动力规划平台 Orgvue 的数据，企业每节省1美元的工资成本，实际平均要花1.27美元来支付遣散费、失业保险、重新招聘和培训等隐性成本。“裁员从来不是免费的，”Andrea Derler 强调，“而很多公司都低估了它带来的复杂连锁反应。”“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在崩塌？回头看这一轮AI浪潮，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变革，但也暴露出许多被忽视的现实。Visier表示，这波“回聘潮”正在各行各业蔓延，在那些尝试快速引入AI工具的公司中尤为明显。例如，一些科技公司裁掉了客服、运营或测试岗位，事后才发现AI生成的内容不稳定、工单识别出错率高，不得不紧急召回熟悉业务流程的老员工来“补救”。“那些高估AI带来节省空间的企业，最终可能不得不一个个打电话，把自己裁掉的老员工请回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AI裁员潮，或许只是企业试错的一环，而这种“回聘”现象表明他们正在学会“修正预期”——与其幻想AI能替代一切，不如找到AI与人类共存的新平衡点。但从“裁员”到“回聘”的这段反转，至少也提醒了一个现实：技术的力量永远需要人来驾驭。参考链接：https://www.techspot.com/news/110139-new-data-shows-companies-rehiring-former-employees-ai.html...

今日头条操纵热搜和舆论的行为，不是个案，应该是系统性、长期性和普遍性行为。以下提案是业内人士针对这种行为处理方式的建议：泛滥/祸国殃民的被操纵的虚假热搜和热搜榜...https://www.cjz.vip/303746459.html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字节系其它事业部，有一个所谓的名不符实的“专家标注平台”，此平台所谓的“专家”貌似大部分是学生和失业者组成（和专家无关），同时其它问题也非常多。其中他们的一位员工，污蔑某人手写原创的题目思路为AI生成（这涉及底线），在和其私聊沟通无回应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话题此员工找其它理由（后面证明这些理由也是错的）要维持此前他们认为是AI生成的荒谬错误判断的前提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污蔑的某人在他们的社群公开了被污蔑的事情，而他们的这位员工非常恶劣，一二再、再二三的污蔑。飞书社群截图后面和他们的一位领导私聊，他们承认了这个不是AI生成。本想此事件就此打住，不再提，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也过于龌龊：字节系的这个事业部出现的此恶劣污蔑事件可能是害怕被媒体曝光（也可能是此污蔑事件在他们事业部社群公开后某人或者某些人恼羞成怒的报复行为），在此恶劣的污蔑事件在他们社群公开后，字节系的今日头条很快禁言了此人（被污蔑的人）在今日头条注册的一个账户，过了几天后封禁了此账户。窥一斑而知全貌，从此处可见...字节系的这个事业部问题非常多：1、员工问题很多；其中员工捣糨糊的本事一流（沟通接触了他们的7名员工，5人出现了这个情况，还挺严重）；有的员工非常恶劣（喜欢作恶）；除了1人之外，其它人不承认错误，错了也不改。2、非常混乱，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3、此任务平台并非他们号称的“专家标注平台”，貌似大部分是学生和失业者组成（和专家无关）。他们这样的虚假称呼，可能是想给人一种错觉，想拿到或者忽悠到更多融资和资源吧。4、他们所谓的拉小群的“质检委员会”里面学生非常多，大部分的真实水平并不专业，问题一大堆。5、此平台是一个兼职做题平台，9月份兼职人做的工作，到11月底和12月初才给结算拿钱。让人想起了以前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其拿薪的拖延时间和他们类似。(甚至还不如以前建筑业的农民工，农民工每个月至少还能获得基本生活费）6、此平台喜欢白嫖兼职人的工作成果。知名天使投资人郭涛：“今日头条”流量入口有操控舆论嫌疑 易形成“信息茧房”来自：网经社针对近期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美的集团因违反京东‘二选一’要求遭罚款500万元”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大量媒体自媒体集中发布上述谣言，以及京东“二选一”等不实信息，明显有个别舆论平台操纵迹象，误导公众。据悉，“京东对美的巨额罚款”、“京东二选一”等谣言，是因为京东要求在自己平台上的售价不能高于其他平台，引发与抖音直播间之间的价格竞争而产生的。京东发出辟谣信息后，京东二选一谣言仍然挂在“今日头条”热榜上，而同期其他平台并无此新闻的相关热搜。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电商快评供记者朋友参考。关于此次京东“二选一”的谣言，起因是网上流传的一张PC端运营后台的截图，即京东运营系统给美的集团官方旗舰店发送的违约处罚处理通知：京东运营认为，美的集团官方旗舰店有一款商品在京东的标价明显高于同一时段内其他渠道同款商品价格，违反了京东平台相关价格管理规则，属“严重违规”行为，要处罚违约金500万元。据《黑龙江网官方账号》报道，罚单中的“价格违规”，可能与京东在今年双11的最新商家管控政策有关。据多家媒体报道，京东在今年双11期间对家电等领域商家推出“价格约束”规则，要求品牌在其他平台的最终到手价(含平台券、赠品、满减)不得低于京东。同时，京东还明确要求品牌在其他平台直播间不得发放优惠券、抽奖，甚至禁止提及“更便宜”等字眼，否则将面临高额处罚:一个商品罚款500万元、两个1500万元、3个4500万元。对此，知名天使投资人、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郭涛接受数字经济新媒体&智库——#网经社 独家专访。京东“平台价格不高于其他平台”属纵向价格管控，非排他性交易。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相关，若京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滥用该地位排除竞争，则可能构成“限定转售最低价格”行为；反之，若仅为合理商业策略且未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不构成“二选一”。关键判别点在于：是否强制商家放弃其他平台销售、是否导致价格垄断或市场封锁。若京东通过罚款机制干预定价，则有可能引发“变相二选一”争议，需监管部门结合市场份额、实际损害综合评估其正当性。头条系存在技术性操纵舆论的空间。作为流量入口之一，它可通过算法加权、热搜置顶、话题聚合等方式放大特定信息，尤其在热点事件中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比如本次谣言在其平台持续霸榜，而在其他平台却没有热度，这一现象就反映出主动干预痕迹。郭涛这样说到。郭涛认为，这次事件表面是“舆论攻防”，实质是存量市场的“生态博弈”。京东通过低价策略稳固基本盘，抖音依托直播电商蚕食份额，双方矛盾聚焦于供应链话语权与流量变现效率。此事件暴露出两大趋势：一是平台间竞争从显性补贴转向隐性规则冲突，未来或更多体现为标准制定权的争夺；二是舆论场成为第二战场，头部平台利用媒体矩阵塑造叙事主动权。...

俄罗斯有关部门称，一些女性为骗取高额抚恤金而与士兵结婚。2023年10月，俄罗斯士兵谢尔盖·汉多日科(Sergey Khandozhko)在入伍的第二天就结了婚，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困惑不已。40岁的汉多日科此前从来没提到过新娘，也没说过要结婚。更让人费解的是，这场仅持续20分钟的婚礼既没有拍照，也没有交换戒指，而且只有一位宾客。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证词和一份法院裁决，婚礼之后，汉多日科的新婚妻子甚至继续和她的前夫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汉多日科的嫂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汉多日科在乌克兰战场上受伤身亡后，他的妻子领取了按规定支付给每名阵亡士兵近亲的一次性抚恤金，这时，一家人才警觉起来。这笔20万美元的赔偿几乎相当于俄罗斯平均年薪的20倍。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一家民事法庭的法官判决汉多日科的新娘叶莲娜·索科洛娃(Elena Sokolova)诱骗他结婚，目的是继承他的遗产。这桩婚姻被判无效，索科洛娃必须支付3,000卢布罚款，相当于37美元。索科洛娃提出上诉，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战时的俄罗斯，女性以牟利为目的而盯上士兵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人们开始把这种女性称作“黑寡妇”。处理这类案件的法院试图判断涉案婚姻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为了在丈夫阵亡后牟取经济利益而签订的“婚约”。俄罗斯议员提议立法，对这类行为的幕后操纵者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或限制通过与士兵结婚而获得的福利。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俄罗斯不得不提供高额报酬来吸引男性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残酷的乌克兰前线。这包括高额军饷、入伍奖金，以及向阵亡者家属支付的大笔抚恤金。根据军衔和具体情况不同，阵亡士兵家属获得的赔偿通常超过1,450万卢布，约合18万美元。大量资金流入许多前线士兵的贫困家乡，引发亲属间为争夺抚恤金而爆发的纠纷，而试图分一杯羹的投机者也闻风而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陈述，有失联多年的父亲重新现身，要求分取抚恤金，还有祖父母开口要钱，以补偿他们多年来照料最终战死的孙辈。但俄罗斯议员和官员们表示，最恶劣的是一些女性，她们单独行动或是与他人合谋，在士兵上战场前诱骗他们结婚，企图在士兵战亡后从中牟利。“这些恶魔想要玷污最神圣的事物——对阵亡英雄家属的关爱！”议员列昂尼德·斯卢茨基(Leonid Slutsky)在今年夏天表示。他将涉案女性比作二战时列宁格勒围困战中的劫掠者。俄罗斯法律专家表示，这种现象的真实规模很难确定。《华尔街日报》搜集了六起俄罗斯法院的案件，根据其中的指控和判决，一些俄罗斯士兵或其家属遇到假结婚骗局，被骗走了从前线挣来的钱。社交媒体让骗子们更容易找到目标。在俄罗斯VK平台上，有几十个专门供女性寻找在乌克兰服役对象的群组，例如“与士兵约会”(Dates with Soldiers)，“与肩章约会”(Dates with Shoulder Marks)，“肩章”是对军人的委婉称呼。俄罗斯的VK平台上设有专门供女性在乌克兰服役人士中寻找未来丈夫的群组。图片来源：UNCREDITED俄罗斯当局表示，有犯罪团伙参与了其中一些骗局——有时试图一次性网罗多名士兵。据俄罗斯中部汉特-曼西斯克地区的调查委员会称，一个在该地区活动的犯罪团伙到处物色单身男子，说服他们签订兵役合同，随后为这些男子安排假结婚，并让他们交出财务控制权。受骗士兵人数尚未公开，案情显示涉案金额约为3,000万卢布，约合37万美元，相关人员已被起诉，罪名是有组织犯罪。今年2月，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名检察官指控一对已婚夫妇诱骗一名46岁的无亲属男子与他们63岁的女性同伙结婚，随后说服他签署了一份兵役合同。检察官办公室说：“他们的目标是在发生可向亲属支付抚恤金的事件时窃取这笔钱，因为他们知道这名男子没有其他继承人。”据检察机关称，当这名男子阵亡后，这个团伙以其遗孀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申请近亲应得的抚恤金，并将800万卢布（近10万美元）瓜分。这桩婚姻随后被判定无效。此案仍在审理当中，涉案士兵与其他嫌疑人的姓名尚未公布。一些议员呼吁对与士兵假结婚以领取国家福利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两名议员则提出一项立法，旨在剥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结婚的妻子在离婚时分得前夫军饷的权利。今年4月，西伯利亚一家法院判决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煽动仇恨和敌意罪名成立，理由是她鼓励女性出于“私利”与士兵结婚。这位名叫玛丽娜·奥尔洛娃(Marina Orlova)的经纪人曾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谈到自己遇到了一些女性，打算用继承的阵亡士兵抚恤金买房。“这很容易。找一个在前线服役的家伙，他一死，你就能拿到800万”，奥尔洛娃在播客中说。“这是个商业计划。”奥尔洛娃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当地警方发布到网上的一段视频中，奥尔洛娃就她的播客言论道了歉，其播客也以访谈形式在YouTube上播出。奥尔洛娃说：“我为这段被发布到网上的视频致以最深的歉意——向‘特别军事行动’(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的参与者、遗孀、母亲和妻子致歉”，这里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克里姆林宫对入侵乌克兰行动的委婉说法。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此类案件中，有些家庭因阵亡士兵抚恤金而爆发纠纷。去年8月，在莫斯科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安吉丽娜·瓦留希娜(Angelina Varyukhina)与27岁的士兵格奥尔基·科斯特尔科(Georgy Kostyrko)结婚。据载明两人关系的法院判决书称，这对在社交媒体上结识的夫妻仅共同生活了11天，之后科斯特尔科就重返战场了。几个月后，科斯特尔科提出离婚，今年2月，一名俄罗斯法官宣布这段婚姻无效，并留出一个月的上诉期。科斯特尔科的母亲奥尔加·科斯特尔科(Olga Kostyrko)向俄罗斯NTV电视台表示，两周后，科斯特尔科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前线阵亡，距此一天后，瓦留希娜对婚姻无效的判决提出上诉。根据科斯特尔科一家的代理律师安德拉尼克·格里戈良(Andranik Grigoryan)的说法，这让瓦留希娜成了科斯特尔科身故抚恤金的受益人。根据格里戈良在网上公布的法庭文件，这位士兵的母亲随后起诉了瓦留希娜，指控她在短暂婚姻中对科斯特尔科不忠，现在又试图从她儿子的死亡中获利。在案件审理期间，瓦留希娜在Instagram上发布了这对夫妇在公寓里嬉闹、装扮滑稽的视频片段。“还有人怀疑我们不是天生一对吗？”她在4月份的一篇帖子中写道，当时距科斯特尔科去世已有一个月。她4月份告诉NTV，她需要这笔赔偿金来偿还科斯特尔科给她的家庭留下的债务。22岁的瓦留希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法庭上也没有律师代理。她在6月份败诉，领取抚恤金的权利被取消。格里戈良说，此案对俄罗斯社会以及被捧上神坛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参战退伍老兵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从已故丈夫的鲜血中牟利不仅不道德，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说。...

对赌协议，英文的对应词为“VAM”（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估值调整机制），在英语的解释中，经常会添加一句：即bet-on agreement。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巍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检索了十余年来美国硅谷的VC投资协议，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硅谷几乎没有对赌。即便是最接近的回赎条款，在硅谷VC协议中的使用率也不到5%，且期限通常为5～7年。而在中国，超过90%的VC投资都包含对赌条款，期限往往只有3年。更耐人寻味的是，“对赌协议”这个词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产物。VAM是个中性的金融术语，但在2004年左右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了带有强烈赌场色彩的“对赌协议”，最终又输入回了英语世界。这个翻译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隐喻：它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创投生态的本质——这不是硅谷式的“估值调整”，而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输赢分明的豪赌。这个巨大的差异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2025年，对赌协议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罗永浩与投资人郑刚的回购纠纷还在发酵，老罗那句“投资不是借款”刺痛了无数创业者；王健林当年万达商业的对赌失败，在其形容枯槁的面貌上得到了具象化。同样是创业投资，为什么硅谷VC可以不要对赌，中国投资人却把它当成标配？当“估值调整机制”变成“对赌协议”，这场翻译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从保护到绞杀2024年1月，王自如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383万元，8月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曾经的数码测评第一人，因为ZEALER未能完成对赌业绩，陷入了债务泥潭。初始回购金额是3383万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年化12%的利息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累积到约1亿元。2024年案件已进入终本程序，意味着法院能用的执行措施都用了，但债务人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王自如的困境，暴露了中国式对赌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投资失败，创始人要用个人资产兜底。但在硅谷，情况完全不同。张巍教授的研究指出，硅谷VC很少使用对赌或回购条款，使用率不到5%。那他们用什么保护投资？答案是优先股制度——一套更精密、更平衡的风险分配机制。硅谷投资人获得的是优先股，这种股票附带清算优先权、反稀释条款等特殊权利。清算优先权是指，在公司被出售或清算时，优先股持有人可以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回报。但更本质的差异不在条款设计，而在退出生态。硅谷VC不需要对赌，因为他们有太多退出选择。IPO只占退出案例的20%，更多的是被收购——Google、Meta、苹果这些巨头每年要收购几十家创业公司。2023年，美国科技公司并购交易超过1000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小型创业公司被战略性收购。并购退出的好处是：不需要等公司成熟到可以上市，只要项目有价值，就能找到买家。Instagram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时，团队只有13个人，还没有商业模式。YouTube被Google收购时成立才一年半。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并购市场虽然存在，但和VC投资的项目几乎是两个世界。腾讯、阿里、字节这些巨头，更习惯自己“孵化”业务，而非通过收购。（相关阅读：防止投资人/巨头“恶意尽调”，保密协议真的有用吗？）IPO通道更是天壤之别。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而美国纳斯达克，即便在2024年这个“小年”，也有200多家公司上市。退不出去，钱就卡在项目里。当前约2.6万亿元的创投基金正处于退出周期，预计未来两年还将新增约4000亿元的退出需求。这些钱要怎么退？IPO通道收紧，并购市场冷清，转让给S基金又要打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在硅谷，投资人可以耐心等待，因为总有出路。在中国，投资人必须逼着创业者回购，因为这是唯一能看到的退出通道。同样是股权投资，硅谷的优先股制度说的是：“我们共担风险，但我有优先保护”。中国的对赌协议说的是：“你必须保证我不亏钱”。前者是股权逻辑，后者是债权逻辑。在一级市场趋弱、VC更求自保的环境下，VC正逐渐变成另类银行。二、一场被困住的游戏2024年，投资机构参与的回购事件共1741起，同比增长8.5%，涉及1687家项目公司和978家投资机构。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诉讼案件，最终只有不到5%能真正拿回本金。深创投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期间，这家老牌机构发生诉讼类招标38起，97%由投资项目退出纠纷引起。2024年1到7月涉及的22起案件，比2023年全年的13起增长了69%。这不是深创投突然变得激进，而是基金到期了，必须给LP一个交代。回购为什么会成为“唯一选项”？因为其他路都走不通了。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并购市场同样冷清——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大多数并购与VC/PE的退出需求根本不匹配。一位投资人坦言：“前几年很少有投资机构通过诉讼途径迫使项目方回购。即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资金最终胜诉，实际也追回不了多少钱。”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问题出在哪里？一位不愿具名的VC合伙人给出了答案：“不是我们想要对赌，是我们的LP要看到对赌。没有对赌条款，募资报告根本过不了。”中国VC基金超过七成的钱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这些钱有自己的考核周期——通常是3年投资期加2年退出期。5年内如果项目没有明确的退出路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这个压力怎么传导？基金管理人拿到LP的钱，就背上了硬性的退出指标。投资的时候，必须考虑3年后能不能上市、能不能被并购。如果都没有，那就只能要求创业者承诺回购。但3年时间对大多数创新型企业来说根本不够。OpenAI成立于2015年，到2025年还是私有公司，期间经历了多次商业模式调整。硬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一个芯片公司从研发到量产到占据市场份额，顺利的话也要5到7年。更讽刺的是，2018年之前，回购方式退出的项目总体收益率基本为负；但2018年之后持续为正，2020年后稳定在3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对赌已经不是“保护机制”，而是变成了“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人实际上在做债权投资，只是披着股权的外衣。创业者这边的困境同样真实。2015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因为对赌失败，失去了公司控制权。万达商业当年的对赌，最终让王健林不得不贱卖资产套现。罗永浩和锤子科技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投资人郑刚后来要求老罗以个人资产回购股份，理由是公司没能上市。老罗反击说：“投资不是借款。”这句话点破了中国式对赌的本质困境。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受理IPO项目中，约有65%的企业在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条款。该律所认为，上万名企业家可能面临数亿元的回购风险，某种程度上，创业成为了一个“无限责任”的游戏。硅谷没有这个困局，因为他们的LP给得起时间，退出渠道足够多元，创业者失败了还能重来。而在中国，每一个环节都在收紧：钱等不起、路走不通、人输不起。对赌协议的泛滥，不是某一方贪婪，而是整个系统在资金、退出、法律三个层面同时失灵的结果。......从VAM到“对赌”，从硅谷的优先股到中国的回购承诺，这一领域这20年的路越走越窄？.........

当楼市告别单边上行的黄金时代，一场围绕“退出权”的隐秘战争正在买卖双方之间悄然上演。2025年9月中旬，王珂在西安榆林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支付定金加首付共计26万元。虽然已经交钱，但这个房子并不是王珂最心仪的，并且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月中，房子的总价下降了十多万元。他对这套房的保值升值没有信心，决定退房。他希望能够拿回一部分定金，而销售坚称“按合同来，想退就拿不回定金”。焦虑的他将目光投向了退房公司。在退房公司介入一个月后，他拿回了一半的定金和首付共计23万元，并向退房公司支付了5万元服务费。在房地产“止跌企稳”阶段，由于资金周转不畅、房价下跌、房屋烂尾等原因，消费者的退房需求激增，催生了“退房”这门生意。退房公司是指专门帮助消费者退房的咨询公司或有相关业务的律所，是房地产下行期的独特产物，以“不成功不收费”的承诺吸引着进退维谷的购房者。从社交媒体平台的精准推送，到精心包装的成功案例，这条新兴产业链正在快速渗透地产交易的后市场。《财经》调查发现，退房公司通过寻找开发商的违规点、发律师函、找关系等方式协助客户退房，运作逻辑高度依赖信息不对称。虽然市面上有不少退房成功的案例，但是退房公司游走在灰色地带，与退房者常常“貌合神离”，一旦出现分歧，可能抬高退房者的成本，甚至出现法律风险。值得深思的是，退房纠纷既反映市场心态，也折射出楼市深度调整期的制度缺口。当部分城市尝试推出“七天无理由退订”等冷静期机制时，上海头部房企的高管直言这类政策多为营销噱头，开发商也通过各种风控措施，构建更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场发生在购房者、专业退房机构与开发商之间的三角博弈，最终考验的是房地产行业在转型期如何重建交易公平与市场信心。“死马当活马医”去年年底，重庆的吴琦考虑到孩子即将上小学，决定将家中的老房子卖掉，置换一套学区房，交了定金和部分首付，共15万元。但老房子迟迟未能成功出手，新房价格又出现了波动，加上开发商宣传的学区情况与实际不符，纠结再三后，她走上了退房的道路。吴琦先向当地住建委和12345投诉，对方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她先收集相关证据并提交，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如果确有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再对开发商进行处罚。但吴琦觉得这是在为难她，“买房的时候谁想着退呢，当时我没录音也没拍照，现在让我去搜集证据也不现实啊。而且就算处罚了，也不一定能退款给我。”她又尝试委托律师进行退房。在对比了四五家律所后，她选择了一位打过房产交易纠纷案件、与诸多地产公司有过合作的律师。听完她的讲述后，该律师表现得信心满满，称会采用投诉、发律师函等方式进行处理，全案委托共需8000元，先收取3000元作为前期咨询费用。出于对专业律师的信任，也由于已经与销售摊牌、急于退款，吴琦没有纠结费用。但在实地查看、团队讨论后，该律师表示，证据不足，无法退房。3000元律师费也没有退给她。连律师都无能为力，吴琦一度丧失了信心。但打开社交媒体平台，各种退房相关的帖子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到她的面前。她尝试在几个帖子下留言咨询，立刻有十几家退房公司联系她。有了之前的教训，她对这些退房公司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筛选，甚至列了一个Excel表格进行对比：处理的时间越短越好，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必须派遣专人到现场查看；不提前收费，退款成功后再收费；以往的成功案例包含全国的大小城市，而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最好不需要额外配合；话不说得太满，不承诺100%退款。她最后选定的退房公司有两点打动了她。一是对方主动给她讲解了退房行业的发展过程、市场的变化，她觉得对方很专业；二是对方能理解她对跑售楼处非常头疼，主动表示不需要她出面。最终，这家退房公司帮助吴琦拿回了15万元，收取了45%的费用。这几乎是市场上最高的收费标准，但吴琦认为，当时退房已经成了她的“心魔”，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工作效率和家庭氛围，能够处理完这件事，这笔钱花得很值。多位跟退房公司打过交道的消费者都表示，他们最初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找到退房公司的。一位广西的消费者表示，他的定金就1万元，能退回最好，退不回就当花钱买教训了。今年6月，他委托的退房公司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帮他要回了定金，报酬是退回钱款的30%。在这期间，他完全没有操一点心，也不知道退房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方法。“退了就行，我不想管那么多。”他说。而更多的消费者已经消耗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寻找退房公司成了他们最后的自救尝试。市场需求催生退房生意王珂告诉《财经》，最开始接触到退房公司在9月底。当时小红书首页给他推荐了一个帖子：《五万元，两天退房成功》。点开一看，是一个分享自己如何找到靠谱的退房公司、成功退房的帖子。这是他第一次听说退房还有专业公司。《财经》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搜索“退房公司”，跳出很多以“xx退房”“xx咨询”“xx律所”为名的相关用户。这些用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仅能进行咨询服务的公司，在天眼查官网上，这类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房地产评估等关键词；另一类是明确表明律师、律所身份的公司。胡川山是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做退房业务近两年，处理过近百起退房事件。在小红书上，他和团队运营着一个名为“胡律师（无忧退房）”的账号。他告诉《财经》，开始接触退房的业务是因为身边的几个朋友想要退房，前来咨询他。他发现，在市场下行期，很多客户有共性需求，退房公司和退房律师也应运而生。而在房市景气、一房难求时，他们的生存空间很小。消费者想要退房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房屋烂尾、急需用钱、冲动消费后因房价下跌而后悔等等。当前，最后一种原因来退房的消费者是最多的。在他看来，退房律师起到三个作用：协调指导、帮助消费者跟开发商沟通、给消费者提供心理支持。相比退房公司，律师更有优势的地方是对法律更加了解，而这正是大部分消费者最需要的。“开发商的法务都是身经百战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怎么能跟对方抗衡？”他说。《财经》以已交定金、未办理贷款为前提咨询了几家退房公司，并提供了购房地点、楼盘名称、交了多少钱等基础信息，得到的清一色的答案都是——能退。在他们的概念中，单纯退定金的案子比较简单，做起来也比较有把握。如果买房流程已经进行到交完首付、办理贷款的阶段，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位退房公司专员表示，经过与公司合作的两位主办律师对楼盘信息、开发商经营状态的评估，90%以上的可能性可以退全款。“如果说100%能退，那都是骗人的。”他表示。根据《财经》提供的情况，该专员给出了收取退回钱款20%的收费标准，并强调：“你这种情况比较简单，20%是我们的最低价，拿不回钱不收费。”当问及需要配合什么，该专员打包票称，客户全程不用操心。达成委托后，公司的律师和相关工作人员会建群，每天在群里反馈退房进展，客户只需要在前期提供相关材料、最后去售楼处签署退房申请书即可。该退房专员发来的群聊示意，群内有律师、工作人员和消费者。 图源/受访者退房服务合同中写明的委托期限为90天，不过该专员表示，实际上一两个月就可以成功退款。他也表示，公司会处理到客户满意为止，如果委托到期客户仍不满意，公司不收任何费用，客户可以自行选择解约或续约。“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们自己倒霉，前期评估不到位接了没把握的案子。”他说。该退房专员发来的合同样本，其中包含委托期限和违约情况。 图源/受访者他还透露，这两位律师也是公司的股东，处理退房会全力以赴，并不断电话催促签订退房服务合同。灰色地带的“合法生意”退房这么艰难的事，这些专业团队是如何操作的呢？“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我不可以帮消费者退房，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前提下，能帮客户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胡川山表示。《财经》接触的这些退房公司、退房律师均表示，自己的操作完全合法。退房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发律师函、投诉开发商、起诉开发商、找关系。而几年前经常被使用的“捏造假流水”“捏造病例条”等方法，被退房公司们称为骗人的把戏。一般来说，胡川山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了解客户签订认购协议和定金合同的过程，查看客户与销售、中介的沟通记录，核实并评估楼盘资料。如果客户距离较远，他也会线上指导客户拍摄售楼处情况、施工现场状况、周边基础设施环境等。第二步，跟客户一起与销售、中介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果，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向开发商出具正规的律师函。律师函中一般会写明开发商存在的不合法、不合规的地方，如宣传与实际不符、定金未打入监管账户、未告知不利因素、未特别提示义务条款等，并附上客户的退房诉求。以他的经验，70%的退房事件能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第三步，指导客户向开发商的主管部门投诉维权。不过，胡川山认为，投诉会大大增加开发商的负担、占去开发商的大部分精力，对协商退房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前述退房公司专员则在一开始就强调了他们采取的是“非诉”手段，即不打官司，通过投诉开发商来逼迫其与购房者协商。他介绍，前期公司会派出专员去楼盘实地考察、搜集证据，将证据统一发送给律师，律师再进行证据汇总，差旅费和律师费由公司承担。整理好证据后，律师会写好具体投诉内容，使用购房者的个人账号在住建局官网上进行投诉。第四步就来到了诉讼这一步。胡川山同样不建议盲目采取诉讼手段来退房，因为客户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经不起再次折耗。他也会与客户解释，退回定金的70%～80%也是可以接受的。收费标准方面，不同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收费也不同。比如，咨询和帮忙出具律师函的价格是1000元至2000元；全程非诉指导采取计时收费，一般为一小时200元至1000元；标的金额较小的诉讼代理会按单个案件收费，每个案件收费1万元至2万元；大标的金额的诉讼代理一般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即打赢官司或拿到钱后才付律师费），一般不超过拿回钱款的18%，不过需要由客户报销差旅费。最后一种退房方法——找关系，显得尤为神秘。2024年9月，李敏在湖北襄阳购买了一套新房，并在销售的催促下交了25万元首付、完成了网签。之后，他才第一次去小区实地查看，发现房子的实际情况与销售介绍的不一致，决定退房。像他这种已经交完首付、完成了网签的退房者，属于退房公司们公认的“最棘手”的情况。他曾先后找到两家退房公司。第一家采用投诉的方法退房，等了两个多月后没有结果。第二家则信誓旦旦地说会找开发商的湖北区域负责人来处理退款，而且只有他们能找到关系，收费标准也是前一家的两倍。李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委托了这家公司，对方真的帮他拿回了23万元，并收取退款的40%作为报酬。“我问过他们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只说这个是商业机密，不能告诉我。”他说。《财经》以退房者身份咨询了一家以找关系为退房方法的公司。对方表示，公司专做东三省地区的退房业务，跟当地大部分开发商都有联系，但不愿透露细节。当晚，另一位自称退房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询问到底要不要退房，并称他们有内部关系。追问之下，该负责人表示是在某微信群聊看到相关信息的，退房公司之间信息互通，每接触一个新客户都会在群里交流。他还表示，现在市场不好，所有开发商都不愿退房，只有找关系才好使，“不管你是投诉还是找律师都不管用，不用费二遍事。”但那名退房专员和胡川山都认为，找关系只适用于一些地方小型房企或民企，大型房企和国央企并不适用。退房者和退房公司的博弈即使签订了退房服务合同，退房者和退房公司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信任。博弈，可能是对双方关系的真实写照。张宇打算退掉今年初刚买的新房，拿回定金加部分首付，共计20万元。在销售拒绝退款后，他咨询了四家退房公司，与收费最低的一家签订了退房服务合同，服务期为两个月。最初，看到这家公司精心包装的朋友圈案例，听到工作人员透露公司背后有律师指导，他对这家公司非常信任。公司的效率也很高，签订合同的第二天就开始用张宇的账号向当地住建局投诉。然而很快他发现，公司只有投诉这一种方法，所谓的律师并未出现，前期的投诉也全部石沉大海。一个月后，连工作人员回复消息都变得敷衍起来，从原本的“秒回”变成了三四天回复一次。张宇猜测，退房公司大概对他这一单也没有信心。此时，销售又告知他，可以退回15万元首付，但要等开发商走流程。张宇打起了退堂鼓，思考再三后他认为，想要靠退房公司拿回全部钱款已经不可能了，而选择相信开发商可以拿回15万元。最终，他一边跟开发商摊牌，一边提前与退房公司解除合同。没想到，这反而让退房公司变得“勤快”起来。在最后的20几天里，张宇的名下出现了几十个投诉，投诉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清一色的不靠谱。与此同时，退房公司表示，提前终止合同属于张宇违约，张宇依旧需要支付劳务费用。“我其实想让它（退房公司）知难而退，但它觉得我已经跟开发商达成一致了，只要再加把劲、多投诉就能加速退款，来跟我分钱。我们已经不再信任彼此了，而是在博弈。”张宇说。与开发商摊牌后，退房公司不再是张宇的助力，反而变成了妨碍。销售告诉张宇，投诉会影响开发商后续的网签，因此他们会先处理投诉再办理退房。也就是说，退房公司越投诉，退房的进度就越慢。最终，直到与退房公司的合同过期后，张宇才收到退房款。张宇后来也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的退房经历，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共鸣。在他看来，退房公司接单其实是在博概率，成本也极低，有些甚至不会到现场勘察，只是在线上打字。如果再来一次，张宇不会再委托退房公司。有过这段经历后，他认为，退房公司没有门槛，不能真的提高退房成功的概率，但一定会分走退房的金额。“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只是有信息差，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在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郜松江看来，退房公司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含金量，但也确实利用了很多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流程不熟悉，将公开信息包装成“独家渠道”或“内部方法”来招揽业务。他指出，正规的投诉和法律服务（如律师代理）是合法的，但很多运营此类业务的法律咨询公司并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的法定资质。它们可能将案件转包给合作律师，自己充当高额中介，抬高了消费者的退房成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风险张宇总结了退房公司的几个潜在风险：比如，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用户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实际却是退房公司的托，详聊后才能发现其说辞中的前后矛盾，浪费了很多时间。退房公司的合同中也存在很多“坑”。比如，要求退房者需无条件配合、对退房成功的定义不一致、对如何续约和提前解约没有明确规定等等。而一旦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消费者有可能反被退房公司起诉。张宇与退房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中对委托期限、收费和退房者需要配合的工作做出了规定。图源/受访者王楠就曾经被退房公司威胁起诉。在外地工作的他本打算全权委托退房公司处理，也提前告知对方自己无法频繁跑售楼处。签订委托合同时，退房公司保证，全程不需要他操心，委托到期后对方却表示，退房不成功是因为王楠不配合工作，他仍需支付服务费。王楠不接受支付费用，对方反而将他告上法庭。王楠只能额外委托律师处理跟退房公司之间的纠纷，“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在小红书上一搜才发现，跟他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被退房公司威胁起诉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郜松江表示，如果与退房公司发生纠纷，甚至被对方起诉，可以向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投诉和举报。如果最终对簿公堂，消费者也应积极应诉或反诉，若退房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违规风险代理等行为，可以依法主张合同无效。他进一步补充了退房公司存在的其他潜在风险：轻则个人信息泄露、损失钱财和时间，重则因退房公司的找关系涉嫌行贿而被卷入违法行为。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房呢？郜松江表示，法律上没有“无理由退房”的相关规定，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购房者可以申请退房退款，如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开发商擅自变更规划设计、房屋面积误差绝对值超出3%、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等开发商严重违约的情形。此外，如果开发商存在欺诈、胁迫、造成购房人重大误解等情况，购房合同也有可能撤销。电商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能用在房地产吗？对于冲动消费、因房价下跌后悔而退房的消费者来说，或许他们需要的是“购房冷静期”，是“无理由退房”政策，给买房这样的重大决策一个缓冲空间。这种看似“任性”的要求，实际上部分城市的开发商已经有过尝试去响应。2023年，北京市房山区38个在售楼盘项目以自发联盟形式承诺，购房者在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前提出退房的，30天内定金退还到位。2025年初，湖南长沙市长沙县、湖北省宜昌市发布了购房“七天无理由退订”承诺，获得十几个楼盘响应。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此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此类政策相当于购房“冷静期”，目的是增强市场信心、规范市场秩序，能够有效缓解购房者对资金安全的担忧。但是一位上海头部房企高管看来，几天内的“无理由退房”只是一些阶段性促销行为，更像是噱头，而且随意退房很容易扰乱市场。“几天时间太短了，对买房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他表示。郜松江补充，“无理由退房”实际上是开发商赋予购房者的一种单方解除权，在实践中常常会引发纠纷。比如，退房时开发商往往需要购房者提交退房理由和证据，而这些内容开发商可能不会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理由退房”承诺的是退“订金”而非“定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胡川山解释，“订金”指意向性费用，通常在签订购房合同前缴纳，可协商退还；而“定金”具备法律担保效力，如果贸然退房不可退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二者可能会发生混淆。针对客户退房，房企也有自己的应对。一位上海头部房企销售告诉《财经》，退房更多发生在房价波动更大的三四线城市和体系制度不完善的小开发商身上。他举例称，其所在公司在签约时会明确告知客户无法退定金，并将项目的不利因素形成书面文字，让客户签字、现场录像，在前期把控风险。如果客户委托退房公司以投诉的方式尝试退房，住建委会先对开发商进行审查，如果确有客户投诉的问题，就可以退房退定金，开发商之后的网签也会暂停。同时，开发商和客户都需提交退房申请书，以便住建委核查退房原因。“如果这些退房公司确实帮客户找到了开发商的问题，对消费者还是很有用的，也是一种对开发商的警示。但胡搅蛮缠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分析，客户退房本质上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不足，退房公司就是抓住了客户这种心理。但是，买房时只想消费而不想承担风险，既扰乱了市场，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珂、李敏、吴琦、张宇、王楠为化名。实习生叶静怡对此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