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1、由于人口结构性别比失衡，大龄单身男青年数量巨大，年轻的女工会有很多的追求者，这就导致几乎所有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甚至00后农民工的婚礼提早提前。有的女工打工没一年，只要一回老家，就会有好几拨人去相亲，因为她们特别受欢迎。2、第一代女工（50后60后）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安度晚年。她们普遍的情况是早年打工没有交够社保，一旦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只能回农村领农保。她们现在最担心的是生病，小病基本上不看，能忍就忍，一旦要去看了基本都是大病，这样反而得不偿失。3、在性别化的家庭责任分担机制下，男性只要“挣了钱不在外面花，把钱拿回来”就OK了。女性不仅要挣钱，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也是她们的责任。这部分新增的压力加在女性身上，会打破男女通过打工挣的差不多所形成的相对平等的结构。4、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打工城市能够真正放开异地中考和高考。很多女性把孩子带到打工地，看到孩子读书不错就会把他们送回老家，性别压力又加在她们身上。如果这些孩子能够在打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解决亲子分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973万人，其中女性占37.6%，超过1.12亿，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44.2%，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7%。女工，更准确地说：进城女性农民工，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既展示了新时代的“她”力量，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她们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具体是什么？又有哪些切实的解法？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学人说》联合《陌生的乡土》，邀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一起聊聊农村进城女工的话题。学人简介：王欧：2019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后任职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担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从城乡结构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观察农民工及其家庭，特别是农民女工在城乡之间的处境，也关注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先后在《社会学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期刊发表过多篇相关研究成果，获得过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费孝通社会学优秀论文、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社会学优秀成果奖”等学术荣誉。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倾向：频繁换工作，追求浪漫的亲密关系陌生的乡土：每位来《学人说》分享的学者我们都会先问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王老师你的研究缘起是什么？王欧：为什么会做农民工研究，尤其为什么关心女工群体？这跟我的博士训练相关。我就读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它有长期的劳工社会学传统，坊间的说法是“劳工研究的清华学派”，我很多师兄师姐都在做劳工研究。2013年我开始读博，因为调研的机会跟我的导师去江苏昆山做留守儿童项目，留守儿童跟农村家庭相关，很容易就关联到女工。我记得2014年我们在昆山的工业区请工人填问卷的时候，就来了很多女工，她们身上有很多特点，当时的学术界没有太关注。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女工的。陌生的乡土：第二个问题，目前为止最能代表您研究的作品是什么？王欧：非常惭愧，我从2019年博士毕业后到现在转眼就工作六年了，研究成果不多。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我想说一下2022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家庭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型》。这篇文章的核心结论我用三个要点来概括：我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80后90后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如何消费，如何交朋友，如何处理浪漫关系等。我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个群体在农村社会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他们很多直接从学校到打工地。在打工的早期阶段，他们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个体化倾向，尤其体现在换工作和浪漫关系两方面。工作做得不开心，就换一个工作，换工作非常频繁。浪漫关系表现在他们非常追求男女之间的本真性的爱情，追求浪漫的表达。我当时做田野调查就发现，青年男性农民工追求女孩子，要特别会说话，嘴巴要甜一点，重要的节日要送花，要有一些表示。我的第二个发现是这个群体在结婚成家，特别是生了小孩后，生活方式会发生非常巨大的转变。他们从结婚之前比较随意地换工作变成因为要养家养小孩而非常勤勉地工作，很多夫妻因此长期两地分居，早期阶段的恋爱浪漫关系被挤压，甚至被部分牺牲。大量新生代女工被迫留守农村老家，夫妻两地分离。男工成为“养家者”，生活从丰富变单调；女工则是“家里人”，带孩子做家务甚至干农活。第三个发现是，有很大一批结不了婚成不了家，我概括为“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他们的数量非常大。陌生的乡土：具体有多少？网上说中国存在3000万光棍，真有这么多吗？王欧：我没法给出一个整体的数据，但是我算过，从2012年开始，32岁及以上未婚的80后人口大概每年增长100多万，到现在加起来就有1000多万。虽然没有网上说的“3000万光棍”那么多，但超过1000万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广西偏远农村调查时，经常看到一个村子有一半的青年男工找不到对象讨不到老婆。这个群体因为结不了婚成不了家，家庭化的影响因素就发挥不了作用。随着这个群体年龄的变大，他们挣到一点钱就会花完，不会卖力工作，没有多少积蓄，也不会回家建房。陌生的乡土: 某种意义上也是所谓的躺平，对不对？王欧：对，是他们那种意义上的躺平，没有家庭没有归宿的一种躺平。陌生的乡土:王老师，你这个调研是怎么开展的？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王欧：我自己提出了一个研究方法叫“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我认为仅仅在他们的打工地，或者他们老家，都不足以了解这个群体，而要把城乡结合起来调研。简单的结合还不够，还要追踪。2014-2015年我在昆山看到这群农民工，就跟其中一个工人回到他江西南部的山村老家，那个村子离县里四五十公里。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2016年我又跑到广西的一个村子，认识刚回村里为小孩办户口的男性农民工，后来跟着他去深圳打工地。2018年我又回了一趟他老家。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看到这个群体历时性的一面，以及历时性背后的社会力量对这个群体的影响。通过城乡之间的追踪，展开研究他们的生命轨迹。陌生的乡土:第三个问题，王老师你现在主要做哪方面的研究？王欧：我现在手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是我想把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刚才我讲的那项研究其实是我博士论文的一章，我的博士论文核心章节有三四章，我一直在努力把它修改成一本书。我认为一个社会学学者或者人文社科的学者不仅要发文章，更应该有一本著作来代表自己的学术成果。第二个工作，也是我正在努力做的，是从县域城镇化的角度去看中西部县城房地产开发、教育资源集中、农民工到县里买房等趋势，对我所关心的农民工群体，包括女工的影响。比如我会特别关心女工陪读现象，因为过去几十年农村的教育资源都空了，有能力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都进城买房，相应地也会在县里边陪读边工作。我也关心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女工在工厂做工的情况。二、成为女工：主动选择还是“不得不”的无奈？陌生的乡土:说到农村进城女工，你能否用几个关键词帮我们梳理一下她们的特点？王欧：首先是“城乡”。女工是指在城乡之间跨地区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除了从老家迁移出去的女工之外，还有一些女工留守在老家陪读或者进入其他产业，这一部分也属于广义的女工范畴。这个群体的职业稳定性非常低，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她们会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陌生的乡土:所以在你看来，女工指的就是女性农民工，城市里在工厂上班的女性不属于女工范畴吗？王欧:我是这样理解的：在中国当前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的背景下，女性农民工从事的是基层工作，劳动力市场会把城市户籍的女性托举起来，她们可以去做更高层级的工作，当然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人力资本更强，劳动力再生产资源也更多，她们面临的处境显然更好。所以，我把女工放在女性农民工这个范畴去理解。第二个关键词是“产业”。女性农民工分布在多个产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工厂女工，因为中国是世界制造的中心，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工厂里的女工， iPhone的组装很多都是女工在做。其次是服务业，比如家政护工、保洁、服务员等。另外，在一些男性为主的行业中也有女工，比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我的一个老师就在专门调查女性卡车司机，还有随车的卡嫂。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兴起，大量女工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从事劳务活动，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甚至还有网络主播。陌生的乡土:主播也算？王欧:有的工厂为了推销产品，会让流水线上的女工直播。还有一些小店主，开个小面馆、小废品店、小服装店，大多是开在工业区或者城中村，以家庭为单位，其实她们都算女工。陌生的乡土：她们不应该属于小老板吗？王欧: 不是的，她们其实非常辛苦，赚的钱交完房租后剩不了多少，收入可能会比工厂工资略高。第三个关键词是“代际”。女工一般分为老一代女工（出生于1980年之前）和新生代女工（出生于1980年之后）。当前学界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提法，比如“零零后女工”“第三代女工”，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分成两代。1980年之前出生的女工，大多在农村完成婚姻和生育，她们有农业劳动的经验，很多人在生完小孩以后就选择留守，不再出去打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女工，很多是直接从学校出去打工的，她们的结婚对象多数是在务工过程中认识的，而且可能建立起跨省婚姻。结完婚后，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返乡留守，但更多的人还会继续打工。第四个关键词是“性别”。性别背后是家庭责任的分工和性别规范下的各种家庭义务。女工在结婚以后要回老家生养孩子，在孩子慢慢长大进入教育的关键时期，她们还要去陪读。家里老人身体出现问题需要照料时，她们也要承担照顾老人的工作。陌生的乡土:在很多人看来，城市女性选择工作更多是追求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农村女性也是同样的逻辑吗？她们成为女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不得不”的无奈？王欧：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她们的生命历程视角下去讨论。我个人认为，在她们结婚成家，有家庭责任，特别是子女抚育、老人赡养这些责任之前，成为女工几乎完全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选择。因为如果她从学校毕业后，不外出打工，而是回到老家，她可能只能进入农业劳动，或者在附近县城做一份收入很微薄的工作。如果她通过同学关系、老乡关系或者网络介绍，进入城市成为女工，就可以获得工作和独立收入，还能体验城市文化和基础设施。举个例子，我自己访谈的那么多新生代女工，她们在这个阶段都非常开心，第一个月的工资除了给家里寄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女工不会给家里寄了，你想想她会做什么？陌生的乡土:给自己消费，打扮自己。王欧: 是的。姐妹们会约在一起去逛街。我访谈的女工们就跟我说，她们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非常开心，姐妹们三五成群去逛街，逛街逛到什么程度？逛到脚走不动了还要走。要去试各种衣服、鞋子，买各种东西。通过这些情景，我们可以看到成为女工，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对她们来讲非常重要。尽管在工厂里工作比较辛苦，但是她们通过职业进入城市，体验城市的文化，而且作为有经济能力的个体，可以追求自己的个性和美。但是，当她们结婚成家，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成为女工的意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她们面临着抉择：是留在老家带孩子，陪孩子成长，还是亲子分离，出去打工。当然有些家庭可以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她要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去工作，兼顾起来非常辛苦。这个时候，工作对她们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完成家庭的经济责任。因为如果她不工作，家里只有一个男性打工的话。陌生的乡土:会少一份收入。王欧:对。用我访谈对象跟我说的话就是，每个月挣的钱正好够家庭花。如果两个人都打工的话，可以留下一个人的钱用于孩子消费。把孩子养大需要花钱，如果孩子将来能读高中上大学，花费就更多。如果不能继续读书，还要考虑给他结婚成家，现在结婚村里建房已经不够了，要在县里买房。陌生的乡土:还要考虑彩礼。王欧：对。正是这样的家庭责任让她继续成为女工。但即便是这样的背景，很多女工也没有完全放弃自我，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点空间。我就看到很多很节省的女工，也会留一点钱花在自己身上，比如染头发，打扮得跟老一代女工不一样。和老一代女工完全被家庭淹没不同，新生代女工尽管会把赚的钱的大头给家庭，但还是会给自己留一点。这对她们的意义非常大。陌生的乡土:所以女工年轻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发展需求，等到结婚生子后，完成家庭的积累就更重要了。王欧: 对的，不像早年只考虑自己，她要考虑的目标更多元。陌生的乡土:她们既有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有不得不的因素在里面。王欧: 对，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力是不同的，权重也不一样。陌生的乡土:回到农村结婚生子，然后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是女工群体普遍的选择吗？王欧: 首先，这个现象肯定是普遍的。实际上，不只农民工群体，城市中产阶级坚持不婚的也是少数，我们通常称呼为打引号的“剩女”，她们基本上都是精英，属于塔尖上的人。中国目前流行的结婚观念要么是门当户对，要么是女性向上匹配，处于塔尖上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大量的普通女性，尤其是农民工女性，还是普遍会结婚。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结构性别比失衡，大龄单身男青年数量巨大，女性结婚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她们会有很多的追求者。这就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南、河北、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新生代农民工，甚至00后农民工，她们的婚礼会提早提前。有的女工打工没一年，只要一回老家，就会有好几拨人去相亲，因为她们特别受欢迎。从早年个体独立到结婚成家承担家庭责任，这个过程在女工群体里非常普遍，由此也带来她们职业生涯的中断，短期内她们可能选择在老家留守养育孩子，等孩子大了要权衡继续陪孩子还是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后一旦家里孩子和老人有什么需求，她又要立刻回去。但是有没有差异呢？有。这个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农民工家庭积累不一样，这决定了她能够在哪里养育小孩。有的农民工家庭可以把小孩接到打工地，像江苏昆山就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女工就不用往返迁移，等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她们可以做全职工作，也更像城市里的职业女性。也有一些家庭没办法把孩子带到城市，而是在老家买一套房。等孩子读书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回去陪读，这就出现了“陪读妈妈”这个群体。更多的家庭，孩子依然在村小或者乡镇学校读书，她们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陪孩子，只能选择出去打工。三、女工的增长：农村女性持续进城，女工占比接近40%陌生的乡土：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开点，从时间的维度看，女工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线？王欧：改革开放以来的女工群体是缓慢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内部本身就存在性别分化，男性占绝对主导，女工的比例比较低。最早一批进城女工大致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数量比较少，主要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保姆，她们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传统方式形成了社会网络。其次是跟着丈夫一起出去打工。另外还有少数没有结婚的女性单独跟着老乡出去，进入的也是老乡所在的行业。这个阶段的进城女工数量非常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限制比较严格，再加上很多地方有乡镇企业，农业在当时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大量女工选择留在农村。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第一代女工大量进城，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在农村结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到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这批女工基本上是60后70后，像我妈妈就有好几个姐妹是那段时间出去打工的。社会上出现了“打工妹”这个词，说的就是她们。学术界也开始大量关注女工，我记得有一本书叫《中国女工》，讲的就是1990年代第一代女工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情况。陌生的乡土：第一代女工大量进城的原因是什么？王欧：第一是人口因素的影响。假定1990年代出去打工的女性20岁，那她出生的时间是1970年前后，当时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人口基数本身就很大。第二，农业收益越来越低，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的负担重，有“三提五统”，在老家种地收益非常低，很多地方出现农地大量抛荒的情况。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年轻的女性离开学校之后，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选择进城打工。当然，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虽然中国2001年才加入WTO，但大量港资台资在1990年代末就涌入了，城市就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迅速增加，出现了第一波女工的高峰。农村女性往外走的趋势是持续向上的，女工的数量也一直在增长，之前我写文章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数据，女工占所有农民工的比例已经接近40%。陌生的乡土: 不到一半。王欧: 是的，还不到一半，但原来的比例就很低。经过19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高峰，还有本世纪20年来的线性增长，我判断女工数量未来还会持续增长。陌生的乡土：为什么这么说？王欧: 首先，老一代女工即使年龄变大，如果家里没有极特殊原因，她也还能在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话，她仍然会出去打工。我前两年在江西某个村子回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案例，老太太已经63岁了，把公公养老送终以后，她还要去广州、惠州那边的小厂打工，因为厂里需要清洁工，需要人扫地做饭，和从事农业相比，在厂里打工收入更好。其次，新生代农村女性在结婚成家之前出去打工已经是一个趋势。即便结婚成家了，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继续在外打工，留守农村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少。我之前看到一份关于农村留守妻子的数据，从之前的2000多万变成了现在的1700多万，并且一半多不住在农村，而是住在老家城镇。以前我们将农村留守人口称为“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但现在的农村“38”（女性）的数量已经很少了，你在农村很少能见到留守的年轻女性。反而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生代女工身上出现了“母职的经济化取向”，就是说她们越来越迫切地想出去挣钱。我在访谈时就看到，很多年轻妈妈在孩子周岁，甚至不满周岁，只有两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出去挣钱。这个现象是违背常理的，因为作为父母谁都想多陪陪孩子，但今天的农村女性大量离开农村，背后的原因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努力，不得不出去。关于这个现象我近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小文章，进行了更详细地说明。说到女工数量的增长，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原因，这跟搞了这么多年的中西部县域城镇化有关，很多农村女性会去县里陪读，陪读间隙她们也会在县里的工业园或者服务业找一份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女工数量的持续上升，而且我判断会持续上升。陌生的乡土:会出现峰值吗？上升到某个阶段就不再上升了？王欧: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会，这个趋势和三个因素有关，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我认为移民群体的女性化在全球是一个趋势。你可能了解东南亚地区、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度等地对外输出的劳动力很多都是女工。陌生的乡土:菲律宾的菲佣？王欧: 对。因为产业结构向后工业转型，制造业的占比没有原来那么大。服务业在不断扩张，需要的劳动力早就超过制造业。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现这个趋势了。我推测新的产业结构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比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院的护工、家政服务等，都需要很多女工。所以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女工需求会持续增加。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我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迁离村庄，农村没有村小，农村医疗资源越来越弱，大量的学校办在县城，女性也会随之进城。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慢慢也开始向流动人口开放，这样她就可以把小孩带到打工地上学。所以公共服务的变化也会增强女性往外走的趋势。除了上面两个原因，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就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现在中西部很多乡镇，初中毕业直接打工的女性越来越少，再怎么着也要读个中职，甚至大专。我个人的判断是，随着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她们更不愿意进入农业，而是会跟城市里的产业更加亲和、更加匹配，更不用说她们在学校所接受到的一些观念，比如她用手机上网、看剧，她交的朋友，她们的消费都是城市化的。基于这些因素，我判断将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差异会缩小。至于说女工数量会增加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接近男工，甚至超过男工，这个不好判断，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因素在影响。陌生的乡土:这个趋势不会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吗？比如金融危机，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大量农民工返乡，女性农民工的数量是不是也下降了？王欧: 你观察的很对，但经济的波动不只影响女工，而是会影响整个农民工群体。我们也要具体分析每一次经济波动，看它怎么影响产业结构。从我们追踪的情况来看，比如疫情期间，农民工返乡之后，他们没有进入农业，而是闲着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农业需要投入，要买化肥买种子，还要搞土地，农业的周期又很长。等到后面疫情一结束，他们马上就出去了。所以我的判断是，经济周期对他们的影响是暂时性的，背后根本性的因素是老家没有产业，没办法吸纳劳动力，即便有产业，农民工自己也会比较，发现老家产业带来的回报和城市产业带来的回报差距很大。据我了解，现在农业收益非常低，尤其是传统农业。不扣除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一亩水稻一季纯收入大概是1000多元。如果女工去建筑工地，可能两三天就能赚1000元，进入服务业一个月也能赚几千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工群体还是非常理性的。四、女工的困境：第一代女工担心如何安度晚年，新生代女工遭遇职业“断裂”陌生的乡土：我们今天关注女工，更多是关注她们可能面临的困境，在王老师你看来，女工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王欧：第一代女工中有很多还在外面打工，比如在一些城市，我们依然能看到头发花白的清洁工、建筑工、家政服务员，还有做园艺园林的，她们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飘在外头打工？我觉得她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养老资源不足。第一代女工，尤其是50后60后，她们普遍的情况是早年打工没有交够社保，一旦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只能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回到农村领农保，那个是比较低的，只有几百块钱。她们仍然打工的考虑是，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如果动不了了怎么办？如果不能再挣钱了怎么办？对她们来讲，有积蓄就用积蓄，剩下的只能向子女要。问题是她们的子女可能没有赶上大学扩招，即便赶上大学扩招了也不一定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好多也是农民工，有自己的负担，所以第一代女工也不愿意跟子女要钱。她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小病基本上不看，能忍就忍，一旦要去看了基本都是大病，其实这样反而得不偿失。这个现象我看了很心酸。除了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缺乏外，她们还欠缺养老知识和健康知识，但又没有系统的渠道去获取。对第一代女工来说，她们最大的困境是如何安度晚年。陌生的乡土:说到这儿，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请教王老师，关于农村养老金的问题，有所谓的“学者”说单纯提高养老金不能解决问题，但网友不买账，说你先提高了再说，你怎么看？王欧: 我觉得，差异化非常重要，要考虑哪个群体的需求最迫切？比如60岁到70岁是一个梯度，可以少一点，70岁到80岁是一个梯度，相应提高。现在也有梯度，但梯度太小了。实际上越到生命晚期，农村老人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我也看到有学者提出，可以根据当年为国家交的税，像农业税，三提五统，为基数进行测算，来提高养老金标准，这个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另外我还想说，其实农村老人，只要她们还能动，能动的意思是能干活，即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她们还是会干活的，退好多步来讲，她们仍然可以通过劳作来吃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最担心的是两种情况，第一是生大病，一旦生了大病，她们的积蓄和子女的积蓄很快就花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大病医保方面做一些调整安排。另外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老人的照顾，尤其是失能以后的照顾。我看到的情况是农村照顾资源在流失。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中是夫妻俩相互照顾，最可怜的是老太太，因为一般是老头先走。说到这个我就有一点动感情，我在湘西农村就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她一个人过，能做什么饭呢？只能热个米饭，搞一点菜，每天都这样。她当然有子女，但是子女在外头打工。谁来管这个老太太？谁来管第一代女工最后那段动不了的日子？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加剧了这个问题，比如教育资源开始离开村庄。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到乡镇甚至县里读书，这个时候如果老人陪不了小孩，只能年轻的女性去陪，她们也就不在村子里住了。不像以前，义务教育阶段还在村里的时候，年轻女性照顾孩子的同时，还可以顺便照顾老人。随着教育资源的上移，年轻女性也离开村庄，留下没人照顾的老人。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当她们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她们“动不了”之后，她们的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包括失能之后的照护护理，是很大的问题。陌生的乡土:这是第一代女工的困境，新生代女工呢？王欧：新生代女工的困境更加多元。对于很多初中或者职校毕业的女工来说，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城市里打工对她们来说不是一个有发展性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没有职业资本的积累，没有发展的轨迹。比如在工厂里做女工，两三年最多做到一个线长或拉长，在海底捞做服务员，可能最多做到小组长，后面就没有了。如何能让她们有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她们普遍面临的情况是，我今年到这里打工，回去过一个年可能就换工作甚至换城市了，高流动性的背后是职业技能和人力资本没有发展性。第二，她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结婚成家对她们职业生涯的负面影响，家庭化转型意味着她们要中断职业生涯，回老家生养孩子，甚至在老家留守。新的家庭责任对女工来说是巨大的冲击，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断裂”，职业生涯的断裂。她们只能离开城市，回到她的老家或者丈夫的老家。如果是跨省婚姻，还需要适应夫家的环境，她可能连那个村子的话都听不懂。等完成了早期的结婚成家，也抚养了一段时间孩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亲子分离”，毕竟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农民工家庭不多。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很多新生代女工最头疼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性别结构下，小孩读书不好，往往妈妈要承担更大的心理负担，因为大家对父亲的要求是你把钱挣回来。所以很多女工在子女教育的关键期，比如小升初，初升高，甚至高中阶段回去陪读。陪读妈妈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配置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新生代女工群体的社保缴纳问题。我自己心里比较高兴的是，新生代女工在缴社保这个层面比老一代女工更积极，她们更追求这个东西，比如我看到一个研究，郑州富士康的女工，虽然工资很低，工作很枯燥，但是她们看中的是公司会给她们交社保。她就在那里坚持，目标就是缴满15年社保。当然这是相对规范的公司，其他行业像外卖女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有商场里的服务员，小店主等等都没有社保。我从2014年开始跟踪女工群体，到现在也十多年了。之所以跟踪这个群体，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女工。如果新一代女工又重复我妈妈那一代女工她们的社保养老状态，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我们社会在很多层面都在进步，大家收入更多，工作更体面，但在社保层面如何能让新生代女工进入社保体系，缴满这15年，避免重复老一代女工的养老困境，我觉得是当前很迫切的问题。你看80后女工最大的也45岁了，到60岁正好还有15年。我希望更多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新生代女工的困境。陌生的乡土:相比于王老师你说的女工困境，我一开始可能关注的是工作环境的恶劣，或者工作时间长等，跟你说的这些困境实在没法比。王欧: 工作的确不容易，比如她在工厂工作要加班倒班，她在服务业工作晋升机会也有限，还有技能不能发展，工作稳定性不高等问题。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尤其是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所谓的新就业群体，比如女骑手工伤了怎么办。但是我个人认为刚才讲的那些家庭化冲击，亲子的长期分离和子女教育带来的女工职业生涯的断裂，还有社保的问题等，对她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无论是第一代女工还是第二代女工，她们在工作上都非常能吃苦，她们的双手制造了非常多的产品，创造了非常多的劳动价值，但反过来我们对她们的工作、劳动和职业的关注远远不够。我看到一些男性，哪怕他有老婆孩子，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努力挣钱把钱拿回家，结果导致家庭里的女性负担更大，她们既要去挣钱，又要管这个家，这样家庭里的女性多半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我曾经接触过很多在城乡之间开车的女司机，一开一两百公里。这些女司机要么丧偶，要么家里男的不挣钱，在这样的性别结构下，女性的压力更大。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也越来越倡导男女平等，我所关注的女工群体，她们更需要帮助去化解她们身上的性别化压力，她们显然比城市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困境要多得多。中产阶级女性育儿可能还有婆婆帮忙，老公也会参与，至少礼拜六礼拜天要参与。当然，即便城市中产女性经济资源更好，她们身上也有性别压力，但远远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女工肩上的压力大，纠结多。陌生的乡土:这么说的话，外出打工真的能够提升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吗？“女工”的身份带给她们的是更多选择的自由，还是让她们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束缚？王欧：如果女工可以工作，哪怕是她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她的地位都会更高。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女工挣的钱跟她老公是一样的。一个在老家长期留守的女性，每个月都等着老公打钱，哪怕她承担了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责任，她在性别结构里也是不平等的。工作会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第一。第二，家庭的责任存在性别化的分担，对于男性，社会一般期待他挣钱，他能挣到钱，在家里就有正当性。虽然现在普遍存在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的“父职缺位”现象，这个现象肯定比中产阶级严重，以至于留守儿童跟父亲之间关系很淡，父亲不知道怎么去管教孩子，通常就是把孩子打一顿。即便如此，男性在家庭里的角色依然是只要他“挣了钱不在外面花，把钱拿回来”就OK了。在这种性别化的家庭责任分担机制下，女性需要承受的显然更多，一方面要挣钱，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养孩子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性别观念又认为照顾孩子和老人是女性的义务，孩子将来没出息是女性的责任。这部分新增的压力加到女性身上，就会打破男女通过工作挣的差不多所形成的相对平等的结构。家庭责任在男性身上是比较单一的，男性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个责任，但女性就会各种纠结和拉扯，物理上的表现就是她们会在城乡之间移动，责任方面的表现是她们会在一个时间点去挣钱，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回去陪小孩，心理层面上她们会纠结和焦虑。陌生的乡土:那外出打工还有有意义吗？听完你的分享我甚至有一些丧气的想法，她们与其出来打工再回去承担家庭责任，还不如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外出打工反而让她们承担了双重的压力？王欧: 回答这个问题也需要有生命历程的视角。女工什么时候地位最高？结婚成家之前。因为年轻的男性会追求她们，会甜言蜜语制造浪漫。一旦结婚成家，就会面临您刚才说的两难：做一个主妇留守，还是像她老公一样外出打工承担经济责任。我个人觉得，跟她在家做主妇相比，放弃家庭养育出去挣钱，甚至挣跟老公一样多的钱，实际上她出去挣钱也是为了孩子，这个时候她的地位更高，在家庭的话语权更大，说话也更有分量。陌生的乡土:所以你还是鼓励她们走出去？王欧: 对，我鼓励她们走出去。我希望她们在走出去的同时，能够把家庭和孩子也带出去。我也希望我们的城市社会更有包容性，这样才能解决我说的两难，至少可以让这些女工和城市女性趋同。五、如何避免新生代女工重复老一代女工的困境？陌生的乡土:所以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最后要聊的话题，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困境？王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当前最迫切需要公共部门关注和支持的，就是老一代女工退出劳动力市场返乡之后的养老、医疗和照护问题。无论是互助养老，农村养老院建设，还是县级医疗机构统筹医疗资源，甚至国家层面针对农民工输出比较多的落后地区实行转移支付，给那些不能动的或者到了生命后期阶段的女性提供照护服务。这个要成为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希望乡村振兴不仅关注产业、组织、生态等方面，更不能仅仅关注那些吸纳了无数资源的典型村，而是要真正回应农村社会最迫切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包括这里说的第一代女工的养老、医疗和照护等就是这样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方面，新生代女工如何进入社保体系缴满15年以便她们成为大龄女工后每个月能领几千元，像城镇居民一样，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农民工如何把子女和家庭带到打工城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严重依赖外来人口的地区，像江苏的昆山、太仓、江阴等地，当地村里和乡镇的人都到市里买房了，加上生育率的降低，很多教育资源，比如校舍就闲置了，我们能不能把闲置的教育资源更加有效地和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匹配，这是当前完全可以做的。多说一个建议的话，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打工城市能够真正放开异地中考和高考。很多女性会把孩子带到打工地，看到孩子读书不错，通常会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回老家，女性又会跟回去，刚才说的性别压力又加在她们身上。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开了，但只有职校开放。如果这些孩子能够在打工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亲子分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省就能解决的，可能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陌生的乡土：听起来王老师你还是比较乐观的，有很多可作为的事情去推动女工困境的改善。王欧：我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经历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且我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经济体系的价值链会不断攀升，社会的公共服务也会逐渐完善。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向现代转变，农业社会的功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农业部门所吸纳的劳动力都是很少的，不说美国和欧洲，就像日本、韩国，农业所吸纳的劳动力都是10%以下，我们国家是多少？超过20%。随着代际的发展，一代一代人往前走，后面一代人她们能够进入的产业，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会更加多样和完善，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些困境也将会逐渐减轻。...

近期，国企领域多起“逃逸式辞职”案件的通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5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鹏“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任职取酬的案例。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是“逃逸式辞职”的典型。图片来源：资料图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已有十多名国企高管涉嫌“逃逸式辞职”被查处。6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紧盯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 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介绍了多地瞄准国企领域探索出的多种防范和查办机制。事实上，“逃逸式辞职”并非新生现象。早在2022年，“逃逸式辞职”就被列入当年反腐十大热词。此后，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和四次全会上连续提出治理“逃逸式辞职”。与正常的退出机制有别，“逃逸式辞职”通常指为逃避惩处而提前退休或辞职，借此掩盖其腐败行为的真实意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少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逃逸式辞职” 作为一种长期隐蔽存在的现象，不仅在党政机关中存在，在国企领域则更为突出。此次中央纪委发文紧盯国企，既是对国企系统的明确警示，也为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提供方向性指导，便于提高对国企内部“逃逸式辞职”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假退真逃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梳理公开的通报案例，结合腐败行为发生阶段、是否暴露、辞职动机及兑现方式，将“逃逸式辞职” 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掩盖型辞职”。即当事人在职时腐败，担心东窗事发，借助提前退休或辞职的方式蒙混过关，意图“安全着陆、旧账归零”。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便是其中代表。2019年，58岁的江传宝未到龄就主动辞职。2022年落马后，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揭露了他在任职期间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怕纪检监察机关发现其违纪违法行为，想通过辞职实现“平安着陆”的细节。这类操作往往伴随“提前筑巢” ——即在职期间扶植亲信、绑定资源，为辞职后的利益转化做铺垫。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的案例尤具代表性。张华宇生于1958年10月，早年在河南省金融行业工作多年。2001年，他调入中国光大银行，其后历任中国光大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光大金融租赁董事长等职。2018年8月31日，就在离60周岁只差一个多月时，光大银行发布公告称，张华宇因年龄原因，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该行副行长职务。四年后，张华宇被查。通报指出，张华宇利用职权违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是“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第二类，可称为“应激型辞职”，是由于腐败线索被发现而萌生离职念头，企图以离职逃避追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公布过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某二级分行涉案人员因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被上级行纪委调查，萌生离职念头。他找到多名曾在授信用信等方面接受过自己帮助的商人老板，表露离职经商意愿，希望他们届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相比“掩盖型”与“应激型”的辞职动机，第三类的“期权型腐败”更具隐蔽性。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其主要特征是“先办事、后拿钱”，不急于在任职时兑现，而是在退休或辞职后再变现。例如某央企高管在职时向特定企业倾斜资源，约定离职后获关联企业20%期权，行权条件与在职时审批项目挂钩。第四类，则是“旋转门式辞职”。他们在退休年龄前主动辞职，其后迅速进入业务关联的企业任职，以获取高额薪酬或其他经济利益。如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 2018年辞职时，她不到54岁。一个月后，她便加入地产公司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2022年5月，黄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更隐蔽、认定难多位专家指出，国企系统的腐败高度集中于金融、能源、工程建设等领域。与党政机关干部相比，国企系统的“逃逸式辞职”迷惑性强、更隐蔽。王立峰指出，一些国企高管离职后常披着“职业转型”外衣，通过职业经理人转型，加入民企担任CEO或独立董事，甚至向学术机构过渡，先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担任客座教授，再以“学者经商”名义参与关联企业。例如，某核电公司高管离职后挂名大学教授，实际控制核废料处理公司。腐败周期长期化，是多位专家共同指出的另一特点。王立峰指出，国企系统的腐败常常是跨周期交易，甚至存在着“十年期权”现象，利益兑现延迟至离职5至10年后。例如，某交通国企领导退休后通过子女代持股份，待企业上市后套现。甚至出现跨代际交易，安排子女或亲属入职关联企业，形成“二代接力”式利益链。至于国企领域 “逃逸式辞职”的趋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上官酒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从个体行为演化为隐性合谋，辞职人员与在职人员形成“腐败联盟”，通过交叉持股、联合投标等方式捆绑利益，“抱团化”趋势明显。值得警惕的是，对抗监管的手段也不断升级。上官酒瑞指出，有辞职人员采用加密货币等新型工具转移资产。“有国有企业干部还刻意选择审计空档期、巡视间隙辞职，利用监管时差来脱身。”这一趋势还伴随着年轻化的倾向。《半月谈》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曾援引中部地区县级干部消息称，一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取好处。腐败周期更长、手段更隐蔽的特征下，对其认定也变得困难。上官酒瑞指出，首先是动机认定难。“理由可能有因病早退、自谋职业、下海经商、志于学术、追求理想等。”周少来指出，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和可靠线索，便很难有正当依据来拒绝或推迟其辞职离职，这就给管理组织审定其辞职离职理由带来很大的不便和挑战。其次是证据认定难。上官酒瑞表示，涉案人员离职前可能会销毁电子数据、财务记录等制造取证障碍，或以空壳公司、虚假贸易合同、境外账户分层转移资产，再以“合法薪酬”名义获取利益。王立峰以“期权化”交易为例，“离职后高薪聘任、股权分红这些在职时的承诺，往往无书面协议，仅靠口头约定，加上有的腐败行为分阶段完成，时间跨度大，证据易灭失” 。此外，腐败行为的定性也较为棘手。王立峰指出，国企人员离职后，原职务影响力可能持续数年，但现行法律对“影响力变现”的期限，如离职后几年内禁止从业的规定模糊。例如某央企干部离职3年后利用原下属关系获取项目，是否属于“逃逸式辞职”存在争议。“特别是金融、能源等领域专业性强，腐败手段涉及复杂金融工具，如对赌协议、股权代持，没有专业知识辅助很难认定。”如何防治？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逃逸式辞职”高发于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行业地位和运行机制。“与依赖财政拨款、监督链条相对清晰的党政机关不同，国企往往拥有资源、权力地位甚至垄断优势，涉及大量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往来。”周少来表示，部分国企“一把手”权力过大，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他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形式主义与“内卷”现象严重，企业运转陷入“空转”，缺乏创新活力与效率，或会令部分技术骨干缺乏发挥空间与成就感，选择辞职。因此，周少来提醒，必须厘清正常人才流动的辞职与意图掩盖腐败行为的“逃逸式辞职”， “纪检监察机关需要明确定义、厘清认定标准和边界”。周少来特别指出，目前多数腐败问题仍依赖巡视、突击检查或群众举报，日常监督薄弱。“许多国企下设多级子公司，呈现典型的科层制特征”， 周少来表示，随着组织层级的拉长，“治理距离”不断拉大。与此同时，最了解企业运行情况的内部职工，往往缺乏参与监督的机会，加上国企系统内部运行较为封闭、信息不透明，社会监督也难以有效介入，进一步削弱了监督效能。由此，王立峰提倡“吹哨人”保护制度，在国企内部设立腐败线索匿名举报平台，查实后给予举报人追缴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离职人员从业行为开展“飞行检查”。“监管重在职、轻离职，是当前制度的盲区。”上官酒瑞提出，很多国企对离职后的行为、从业限制审查不力，导致带病离职漏网。王立峰补充指出，离职人员从业去向依赖个人申报，部分人员离职后可能跨省甚至跨境任职，如果地方监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就为企图蒙混过关者提供了可乘之机。2024年，南航集团出台的《南航集团防范“逃逸式辞职”管理办法》就指出，员工辞职信息与执纪执法信息不相通是造成“逃逸式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明确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在收到员工书面辞职申请当日，即抄送同级纪检监察机构。从系统治理的角度看，王立峰认为，治理国有企业“逃逸式腐败”需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体系。关键在于压缩腐败操作空间。王立峰认为，可以采取分权制衡的思路，推行“一把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将重大项目审批、采购等关键权限拆分为“分段式管理”，例如招标、履约、验收由不同班子分管。也可探索试点“AB角互斥”机制。互为监督的岗位如财务总监与投资总监禁止同期离职。对于“利益冲突”问题，可探索“强制公示”制度，如涉及亲属关联企业需公开披露。与此同时，周少来指出，要加大查处力度，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王立峰建议，将“离职后兑现利益”纳入刑法“受贿罪” 构成要件（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影响力交易”条款）；对“期权腐败”按受贿时间点计算涉案金额，即利益兑现时追溯至权力行使期。离职审查，是另一道重要防线。上官酒瑞表示，应聚焦国有企业中审批、资金、项目、人事等重要领域和关键人员，健全权力履行清单，查找权力漏洞。至于离职后管理，上官酒瑞认为，对干部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定“红线”。王立峰指出，可将禁业范围从“直接关联企业”扩大到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如电力国企领导离职后禁止进入新能源设备制造、售电等领域。此外，建立“黑名单”共享平台，跨地区禁止违规离职人员再任职。 针对隐蔽性难题，王立峰建议，构建“国企人员职业生涯数字图谱”，整合组织人事、工商登记、税务、银行等多源数据，智能预警异常行为，如离职前突击审批项目或离职后亲属账户大额进账。另外，对国企掌控的核心资源如牌照、配额、客户资源等建立编码体系，离职后5年内追踪其流向关联企业情况。...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启动了器官移植系统改革，并威胁要关闭一个主要的器官采购机构，此前一项调查发现，该机构在患者还有生命迹象时就过早开始进行器官移植。这项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下属部门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HRSA）开展的调查，审查了351起已获授权但未完成器官捐赠的案例。HHS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调查发现，73名患者出现了与器官捐赠不相符的神经系统症状，至少28名患者在开始器官捐赠时可能尚未死亡。该机构表示，调查还发现，在多起案件中，神经系统评估存在缺陷、同意做法存在问题以及死因分类错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已指示国家器官采购和移植网络（OPTN）向监管机构报告有关家属、医院或器官采购组织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停止器官捐赠的数据。HRSA 还表示，如果“希望网络”不遵守某些纠正措施，它将取消其认证。“希望网络”是一家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器官采购组织 (OPO)，为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南部和西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等州提供服务。“希望网络”首席执行官巴里·马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路透社：“希望网络期待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局合作，并鼓励制定支持改善整个器官移植系统的政策。”强制措施包括对未能遵守内部规程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明确捐献者的资格标准。此外，还指示OPO采取正式程序，允许任何工作人员在出现患者安全问题时暂停捐献流程。OPO 是负责从已故捐赠者身上获取器官用于移植的非营利组织。此前，《纽约时报》周日报道了有人试图过早摘除尚有生命迹象的病人的器官。...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16日消息，7月15日，二十届中央纪委常委会举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主持会议并讲话。这是二十届中央纪委常委会第17次集体学习。二十届中央纪委常委会首次集体学习是在2022年11月11日，聚焦的主题是“深入学习领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今年以来，二十届中央纪委常委会已举行了多次集体学习，聚焦的内容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准确把握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等。本次集体学习，聚焦的内容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李希强调：“要强化正风肃纪反腐，盯住科研项目评审验收、经费管理、授牌奖励等风险点，严肃查处利用项目管理权搞权钱交易、内外勾结套取科研经费等腐败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越来越多重大挑战，“科技创新”是破解难题之钥，各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对于我国来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我国的科技创新成效明显。去年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去年上升1位至第十一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今年以来，DeepSeek异军突起，更是向全球展示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其中提到，“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推动科技创新，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伴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科研经费投入也在稳步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6130亿元，比上年增长8.3%，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图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科研经费为科技创新突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但也伴生着“科研腐败”风险。一些套取、挪用、侵占科研经费等行为，侵蚀着科技创新的根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技创新的进程。如何扫清障碍，使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等更好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进一步发展？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的纪检监察机关，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组为例。近年来，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组聚焦科研经费这一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查处了多起违纪违法案件。从查处的案件情况看，套取科研经费问题较为突出，而违纪违法行为大多以弄虚作假为主要手段。比如，有的虚假报销冒领，通过虚列人员或冒用他人名义领取有关费用，有的通过签订虚假或虚增金额的合同套取经费，还有的通过亲属代持股份成立关联公司，隐身幕后做“影子股东”，编造虚假事项谋取利益。接下来，反腐力度还将继续加大。在7月15日的集体学习会上，李希强调，要聚焦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重点任务加强监督检查。他还提到，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坚决纠治影响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四风”问题，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完善科技治理体系。...

中国多地查摆年轻干部“玩心重、混日子、生活不检点”等问题引发关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文称，年轻干部违法乱纪案例令人咋舌，有些人年龄不大职级不高，但胃口胆子不小，为害不浅。《人民日报》6月24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年轻干部是腐败高危人群吗？》一文，称近来有关年轻干部的讨论再次引起关注，有的地方开展专题教育，督促年轻干部查摆自身问题；有的单位加强纪律管理，帮助年轻干部提高拒腐防变免疫力。文章称，“玩心重、混日子、说话随意、口大气粗、精神空虚、贪图享乐、社会交往复杂、生活不检点”，从这些各地专题教育查摆问题的关键词来看，一些年轻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似乎出了问题，“哪一条都很不简单”。文章指出，一段时间里，关于年轻干部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令人咋舌。有为了玩网络游戏不惜挪用数百万（人民币）公款充值的，也有深陷网络赌博、直播打赏、奢侈享受不可自拔的。“尽管有些年轻干部年龄不大、职级不高，但胃口、胆子都不小，为害不浅、影响尤甚。”文章认为，不少年轻人消费观念超前，兴趣爱好多，花得也多。一些工作岗位薪酬待遇不高，压力责任却不少，导致个别年轻干部产生职业落差感，在自己经手的环节捞钱、挤油水。把本该用到工作中的技术实力、创新能力，用到了篡改网络程序、盗取单位数据、侵入系统截取资金上，能力越大、危害越大。文章表示，一些单位对年轻干部重使用、轻管理，只鼓励、不教育，有的任由年轻干部滥用公章，有的随意让年轻干部代笔审批，有的以专业特长为由不区分会计与出纳。种种做法客观上为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创造了便利条件。文章说：“年轻干部不是腐败的天然免疫群体。如果存在个人思想滑坡、环境煽风点火、制度缺位失位，再优秀的天之骄子，稍有不慎也会沦为阶下囚。”文章也提到，腐败与年龄不存在强相关，并指一些报道动不动炮制“80后干部更容易被腐蚀”“90后干部是腐败高危人群”的论调有失偏颇。“事实上，腐败不是哪个群体独有的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权力的制约、党性的淬炼和意志品质的健全。”文章认为，中国当前对年轻干部的警示教育，并不是在污名化或者标签化这一群体，而是关卡前置，把工作做到前面，让年轻干部尽早知道该不该做、能不能干，“避免悔之晚矣”。...

不要让AI成为「垃圾制造机」。谁能想到，一个 AI 生成的视频竟然在 ins 上拿下 2.52 亿次浏览量，仅点赞就达到 325.7 万次。视频中，一个身穿比基尼的胖女人笨拙地踩上船边栏杆，猛地朝海里一跃，瞬间溅起巨大的水花，同时船身也因为她的重量和动作失去了平衡，一整个栽进了海里。眼尖的朋友也发现了不少 AI 作怪的端倪，比如船边看热闹的男人可以像猫头鹰一样 360 度转脑袋，以及不合常理的船身倾斜等。该视频通过夸张的情节触动观众的笑点，但也有着身材歧视的嫌疑。由于赚取了巨大流量，该博主又制作不少类似的视频。如果再往下扒拉扒拉该博主的其他作品，大部分人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不适感，人身猪面的跳水者、丧尸形象的受访者，以及奇形怪状的不明生物…… 一个比一个瘆人。（AI 惊悚含量太高，避免引起不适就不放视频了)现在，打开每个社交媒体平台几乎都能蹦出几个诡异邪门的 AI 视频，最近比较火的就是 AI 生成的「同类相食」视频。里面各种食物不仅长出了人脸，还自相残「食」，柠檬、橙子、小笼包、西兰花、蓝莓松饼等等都闭着眼微笑地等着被勺子投喂。来自 ins 博主 reallyweirdai制作流程过于简单，只需一句提示词，Veo3 就能生成：A surreal orange with a human-like face rests on a sunlit kitchen counter, its textured skin iluminated by warm morning light; a spooncarrying a juicy orange wedge slowly approaches its closed mouth, and as it nears, the orange's lips animate and gently part to accept theslice. chewing with an oddly natural motion before returning to stilnes. the background remains softly blurred. drawing focus to the bizarreand whimsical act;the camera is static in a tight close-up shot with shaow depth of field,capturing fine textures and subtle movements;ighting is natural and directional, casting soft highlights and shadows across the scene, creating an uncanny yet playful atmosphere withdreamlike surrealism.如果你觉得这类视频看上去还有点可爱，那下面这种绝对是让人恶心的程度。这段名为「You Are What You Eat」的视频曾在 Reddit 上疯传，展示了由食物组成的人正吃着这些食物，比如一个寿司人正在狼吞虎咽地吃寿司，或者一个酸奶人端着草莓酸奶杯猛吞…… 要是再配上音，令人毛骨悚然。以上视频出自博主 Bennett Waisbren 之手，他的灵感来源是吃播视频，以暗黑风格凸显了现代人对暴食的渴望。虽然想表达的内涵很深刻，但视觉上给人强烈的不适。网友对这类视频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认为「有创意」、「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巨额广告费」，有人则觉得「太恶心」、「简直是噩梦」。这种恶心的感觉其实是因为它触及到了「恐怖谷效应」，即一个物体看起来几乎像人类但又不完全像时，就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恐惧。视频中的食物被赋予了非常逼真的人脸表情，包括闭眼微笑、咀嚼等，当它们表现出人类特有的行为时，会让人产生一种不适感。这些邪门奇怪的 AI 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大行其道，背后藏着赤裸裸的流量逻辑。平台的算法推崇能够快速吸引眼球和引发互动的内容，怪异、夸张的视频自然能够触动观众的好奇心，引发更多的点击、评论和分享。这种追求流量和短期效益的趋势促使创作者不断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制作更加极端和非传统的视频。再加上 AI 工具的快速发展和低成本创作，让创作者只需简短的指令就能生成高度逼真的视频，创作过程变得更加轻松和高效，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这一现象。更严重的是，AI 生成的「垃圾」不只体现在娱乐视频上，甚至一度渗透到了学术领域。瑞典布罗斯大学学院研究人员曾在一项研究中表示，在谷歌学术平台这一文献索引数据库中，他们发现了上百篇疑似由 AI「炮制」的文章。借助 AI 的低成本「作弊」手段，轻而易举地制造并散播虚假科学信息，这不仅侵蚀学术平台的公信力，也让科学的真正价值被这些低质量的伪科学所消耗。还有一项研究调查了科学家的同行评审。在其中一个会议上，同行评审中使用「meticulous」（一丝不苟）一词的频率是去年的 34 倍，「commendable」（值得赞扬）的使用频率大约是去年的 10 倍，而「intricate」（错综复杂）的使用频率是去年的 11 倍，而这类措辞是 ChatGPT 等大模型最爱的流行词之一。换句话说，AI 领域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依赖 AI 工具来协助、甚至代劳撰写同行评审，特别是当截止日期临近时，AI 的使用频率更高。有些 AI 生成的内容一眼假，比如去年那篇曾让科学家们震惊的医学期刊论文，文章作者使用 Midjourney 生成了一张卡通老鼠长着生殖器的图片，不仅解剖图完全错误，里面还包含了大量乱写的文字，错误如此明显的论文能够通过同行评审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学术期刊上，背后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科学家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的发表记录，比如发表的论文数量、频率，以及是否能出现在顶级期刊中，但这一机制也给一些人可乘之机，他们借助 AI 生成低质量的文章，严重危害了知识的纯粹性和科研的公正性。无论是网络上的 AI 惊悚视频，还是学术上的 AI 低质量论文，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创作本身。如今 AI 发展潮流浩浩汤汤，我们在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请不要把互联网变成巨大的信息垃圾场。参考链接：https://x.com/venturetwins/status/1939535063882027032https://x.com/techhalla/status/1938905997038227921https://x.com/venturetwins/status/1939889476467400986https://www.nytimes.com/2024/03/29/opinion/ai-internet-x-youtube.html...

中国江苏省拟禁止县级以下单位开发政务服务App，为基层减负。据“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消息，江苏省数据局、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6月27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管理质效的若干措施》，其中要求杜绝省级以下单位重复建设政务App。文件还提出，要推动政务服务类应用向“苏服办”整合，已建县级及以下的综合类政务服务App在12月底前完成迁移归并。报道称，政务App本应提升服务效能，但近年部分政务App变形走样、功能异化，加重基层负担，甚至被舆论戏称为“僵尸App”。报道指出，江苏省政府正通过对政务App的优化整合，把使用率低、存在感弱、运行不通畅的政务App“关停并转”，通过不同部门、事务之间联动，打破数据壁垒、打通数据孤岛，破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目前张家港市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已接连停止使用各自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当地农业农村局、水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已关停账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其中规定清理整合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严格建设管理、防止功能异化等。今年7月，有网民反映河北省政务服务App“冀时办”一星和二星的“不满意”评价无法提交，只能打三星以上的“满意”评价才能提交，而这一问题至少已存在一年半。紫牛新闻批评，这种数字时代的欺上瞒下比传统形式主义更具危害性：它制造虚幻的“百分百满意度”，却在后台屏蔽真实民声，“每个被屏蔽的差评都在透支政府公信力”。...

随着印度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期权市场的审查，一些投资者指出，与该国基准指数挂钩的合约出现神秘波动，表明交易活动存在可疑。交易员表示， NSE Nifty 50指数的跨式期权组合是价格异常波动的一个明显迹象。近年来，该指数在到期日出现难以解释的上涨已成为常见现象，尽管这种情况并非总是发生。最近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5月中旬。跨式期权是一种押注波动性的策略，涉及同时买入同一资产的看涨和看跌期权，且执行水平相同。正常情况下，该策略的价格会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在一天内逐渐下跌。新德里量化交易公司Algoquant的董事总经理Devansh Gupta表示：“过去两年，在几个到期日，我们可以看到跨式期权的价格上涨了数倍于起始价格，有时甚至在交易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出现任何Theta衰减。”他指的是期权价值随着到期日临近而受到侵蚀的情况。“这种计算毫无意义。”印度期权的扭曲5月15日 Nifty 50 平价跨式期权不受时间衰减的影响来源：Algoquant Fintech Ltd.本月初，印度市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印度监管机构以指数操纵为由，暂时禁止 Jane Street Group LLC 进行证券交易。这家美国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正在实施套利策略。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在其命令中并未具体提及跨式期权，但指出了期权价格无法解释的波动。该委员会强调的例子主要集中在追踪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Nifty 银行指数的周度合约上。该指数于去年年底停止交易，这是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遏制衍生品狂潮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之一，该狂潮导致散户交易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据彭博新闻社在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命令之前采访的约六名高频交易员称，跨式期权交易已成为一种追踪到期日期权价格是否在较长时间内与标的资产价格脱钩的工具。他们表示，这种异常模式的出现很可能反映了市场上存在巨鲸在进行大额押注。交易员还注意到孟买证券交易所 Sensex 指数等指标中流动性较低的期权交易出现异常。本月早些时候，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 ）的一位官员告诉彭博新闻社，该监管机构将扩大其市场操纵调查范围，涵盖其他主要股票指数的交易，包括 Nifty 50 和 Sensex。SEBI 董事会成员Ananth Narayan在文件中写道，其他指数中可能存在与 7 月 4 日指令中描述的类似的模式，或者反映尚未分析的替代策略的交易行为，并补充说，监管机构在 5 月 15 日到期日观察到了一些可疑活动。自 Jane Street Group LLC 被禁止交易以来，印度衍生品市场活动有所放缓。周四是禁令生效后的首个主要到期日，追踪Nifty 50指数波动率的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波动率指数(NSEVAR)收盘跌至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数的期权交易量也低于近期到期日。印度最大交易所衍生品的总溢价跌至四个月低点。那天，Nifty 50 跨式期权上的奇怪模式不见了。...

香港的大亨们/老钱（old money）们正受到严格审查。摄影师：Paul Yeung/彭博社香港的亿万富豪们信誉如何？尽管他们光鲜亮丽、声望显赫，但这座城市的“老钱（old money）”们却接连制造出令人不快的意外。随着银行家和投资者意识到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补偿的现实，长期以来精英阶层享有的轻松信贷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决定不偿还其永久票据的票息，这令人震惊，但这绝非个例。同样销售豪华公寓的开发商英皇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其有166亿港元（合21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已逾期或违反贷款契约，这可能导致其被要求立即还款。大到不能倒？新世界的永久持有者并不期望获得太多回报资料来源：彭博社英皇是香港家喻户晓的品牌。现年82岁的创始人杨受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从一家珠宝店起家，销售劳力士和欧米茄手表。但多年来，这位“钟表之王”已将业务拓展至传媒和房地产领域。英皇娱乐尤其与本土文化息息相关。该公司旗下拥有一批粤语流行歌手和演员，例如谢霆锋。或者以半个多世纪前上市的远东发展有限公司为例。这家建筑商以香港标志性的旧启德机场项目而闻名，并拥有泛亚洲的雄心。该公司已与新世界集团的母公司周大福联手，计划在2032年夏季奥运会前夕在布里斯班开发一个赌场综合体。与新世界一样，远东也正在其3.6亿美元的永久票据持有者中制造混乱。该公司在6月底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中表示，将不再支付股息。投资者现在担心，该公司会步其商业伙伴的后尘，不偿还息票。该建筑商的公开市场操作同样令人担忧。在截至3月的财年中，该公司购买了400万美元本金的永久债券，但随后又亏本转售。事态急转直下。去年9月，远东集团赢得了投资者的让步，争取到了偿还债务的时间。当时，这家建筑商承诺“力争在2025年第一季度启动部分赎回”。但其自身的交易活动表明，该公司尚未这样做。失去信心近几周，远东永续债券价格暴跌资料来源：彭博社直到最近，香港的“老钱（old money）”们还过得挺轻松。“老钱（old money）”这个名牌本身拼写为投资级。截至去年6月，新世界集团近70%的银行贷款都是无担保的。此外，本地借款人可以发行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债券。相比之下，中国恒大集团等内地开发商发行的美元债券则必须遵守纽约法律。对于发行人来说，在征求同意（即公司要求更改其证券条款）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可能会更加严格。但这种宽容正在逐渐消失。诚然，新世界集团勉强完成了一笔112亿美元的贷款再融资——或许是因为当它欠银行这么多钱时，它就拥有了银行。其他公司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贷款机构已经开始对小型开发商施加压力，要求提供更多抵押品，并彻底停止发放新贷款。至于债券投资者，他们不再认为香港商人的做法会与内地商人有任何不同。他们确实如此。是时候审视一下了。香港的大亨们/老钱（old money）们值得更仔细地审视。...

中国民众呼吁对动物保护立法多年，但争议不断近日，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第八次延审，长达三年诉讼过程使得中国再掀关于动物保护立法程序讨论。该案件始于2022年，家在北京的案主李女士家养的小狗在小区遭人投毒，同期受害宠物主人达11人，十余条猫狗一齐因误食含毒食物发病身亡。此后三年里，李女士辞去工作、投入全部精力追踪投毒人，并期望投毒人能为十余条宠物性命负责，至今未果。李女士将法院发来的延审通知短信截图发布在个人影片里，法院并未直接指出出于何种原因此案再次延期，这亦引得民众议论推测。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李女士发声表示：“Papi已经离开1000多天了，我还没能为他讨个说法，让大家失望了。”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多地虐杀猫狗事件时有发生，大部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这导致李女士案成为民众眼里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每每临近开庭，李女士案即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一阵讨论声浪，民众热议动物保护立法和动物权益相关议题。2022年中秋后的一天，案主李女士在微信群组里收到小区狗友的讯息，得知小区在仅一上午时间里即死掉了两三只狗。不久后，她的狗也出现抽搐、大小便失禁等情况，送医不久即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表示他们在上午共接治了10多只有类似情况的犬只——高度疑似中毒。在给犬只做尸检的过程中，李女士得知，有5只同期死亡的狗尸体上发现了化合物氟乙酸——一种早年杀鼠药成分，被中国列为剧毒危险物，对狗来说，嗅闻即可致命。李女士在2023年10月一审开庭现场才知道，投毒人是66岁的一个北京本地男性，他直言自己下毒的原因之一是自己的孙女不喜欢狗，以及曾有犬只对着他的车轮撒尿，这让他很不喜欢。投毒人在一审上拒绝认可11位受害人所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李女士拒绝了BBC的采访要求。投毒在中国是严重的刑事罪名，但因为强调投毒结果针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针对猫狗等宠物的投毒行为是一个灰色地带。中国没有针对动物保护的专门参考法条，即便中国农业部早在2020年即将狗列入“伴侣动物”名单，依然没有转变宠物猫狗作为人的附属财产的定位，这也导致相似宠物投毒案对法院来说处理起来也很棘手：如何判断宠物的“物品价值”、判罚标准是什么都很难界定。在备受关注的李女士案里，她对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表示，她曾委托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做评估，但在一审卷宗里她发现机构的回复是“缺少评估参数”，北京市司法局也表示“已有的鉴定类目中不包含宠物价值”。模糊的标准使得针对动物的投毒案在中国极为常见，并无强力约束。动物保护立法相关议题在中国甚至被称为敏感议题，常伴随争议出现：一方认为动物也是生命、应该被尊重；另一方则常举例自己不堪不文明养宠行为之扰。此外，由于中国流浪猫狗常集中流向餐桌，数量巨大且难以追踪，这给法律的执行也带来巨大压力。投毒案不断针对动物的投毒案在中国并不罕见。中国媒体此前报道，2024年末，在湖北武汉发现6只宠物死亡，其中4条系遭毒杀。这些宠物狗都是在散步途中吃掉路边火腿肠后中伏。宠物主人事后发现这些火腿肠都被从中切开塞进一枚药片，经检验系硝氯酚——一种用于猪牛马等大型牲畜的驱虫药，因为对家养宠物来说剂量过大所以成为“毒”。同年11月，广州亦有40多只犬遭毒杀，毒药被故意塞进宠物爱吃的骨头、猫粮里诱食。虐杀流浪猫相关案件在中国多地亦时有发生，例如上海高校校园内曾多次发生不知名人士砍杀流浪猫事件。今年3月，浙江衢州一男子当街虐杀流浪猫，先剜掉流浪猫眼球、后来再折断流浪猫四肢。此后，衢州街道办事处通报虐猫者已被行政拘留。而在2022年，中国在“动态清零”政策防疫期间发明一个新词“无害化处理”——即检疫人员以防疫为名直接捕杀宠物狗，在未经户主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入室虐杀动物，此举在江西、上海等地均大量发生，群情激愤。流浪狗常被捕杀，中国民间志愿者常自费将狗救出动物保护立法争议不断根据《2023年宠物市场消费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养宠家庭规模超过1亿户，宠物数量超过1.2亿只。国际投资机构高盛集团出具报告称，截止2030年，中国宠物数量或将是幼儿数量的2倍。《澎湃新闻》透过数据调查发现，中国宠物猫狗数量早已突破中国4岁以下幼儿人数，2023年已达2倍。在这样的养宠背景下，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关于动物保护立法的讨论声浪一直很大，争议也从未停息。此前，中国多个城市对于养犬出台规定。例如根据李女士所在城市北京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城市居民所养犬只肩高不得超过35公分。此外，北京执法机关常携带捕狗笼检查没有拴绳、或身形较大的狗。在中国裁判文书上，和宠物投毒相关案件里，投毒人所列明理由常包括“遇到宠物狗没有牵狗绳”、“声音太吵”、“家人被吓到过”等，所采用的案由则有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损坏财物罪——在缺乏专门的动物保护法的情况下，相关案件往往依照《刑法》、《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对宠物投毒、虐杀动物相关案件进行处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教授钱叶芳对中国媒体表示，以上法条都可参考，但是很多基层执法人员缺乏这些意识，认为动物的事情不如人的事情重要。这样的意识缺失导致大量宠物投毒、遭虐杀案最终不了了之。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反对动物保护立法的声量并不小于支持的声音。反对者常提出正是遛狗不牵绳等养宠不文明行为极大威胁到不养宠家庭利益，此外，由于中国农村散养犬猫数量众多，或将导致施行执法成本高。此前自2017年起，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多位代表联合提交法律议案，建议从建立反对动物虐待法律逐步过渡到动保立法——和西方国家针对动物生存福利的强调相差别的是，在中国国情下，虐待一般强调针对动物的暴力行为、虐杀行为等。中国部分地区有出台地方性法规，尝试以此规范、反对虐待动物。早在2014年，《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即规定，动物饲养者不应遗弃、虐待饲养的动物。2016年《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禁止虐待、遗弃、屠宰犬只。长沙、宁波等地亦有追随此尝试，推出相关规定禁止弃养、虐待。但从实际执行层面看，中国距离建立全面、系统性的动物权益保护法还有很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