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周三表示，正在调查有关Temu对其德国市场上卖家定价设置非法要求的指控。图片来源：KIRILL KUDRYAVTSEV/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德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发起了一项调查，旨在查明平价电商平台Temu是否一直在干预其平台商户所售商品的定价。德国联邦卡特尔局(Federal Cartel Office)周三表示，正在调查有关Temu对其德国市场上卖家定价设置非法要求的指控。Temu的德国市场于去年推出，此外该公司还在美国、中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设有平台。该局局长安德烈亚斯·蒙特(Andreas Mundt)表示：“此类要求可能会严重限制竞争，并最终导致其他销售渠道的价格上涨。”Temu以其在线市场上销售的各种消费品价格低廉而闻名。该公司通过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名为Whaleco Technology的子公司在欧洲开展业务，德国当局已针对这家子公司提起了诉讼程序。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希望向德国消费者销售其产品的卖家的条款和条件的审查，涉及Temu可能影响其德国在线市场上卖家的定价，包括可能由其自己设定最终销售价格。”该局称，还收到了一家德国行业协会的投诉。Temu表示，该公司遵守其运营所在市场的适用法律和法规。该公司表示：“我们努力确保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良好合作，并为我们的用户提供积极的体验。我们相信，任何相关担忧都能得到圆满解决。”在德国此次调查之前，欧盟已进行了一项单独调查，欧盟在该调查中表示，Temu在评估其平台上销售非法产品的风险方面做得不够。与此同时，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们正在调查Temu可能存在的其他违反欧洲法规的行为，其中可能包括令人上瘾的设计功能和其算法缺乏透明度。...
据法新社、《哥本哈根邮报》等媒体消息，当地时间10月7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宣布，该国政府打算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当天，弗雷泽里克森在丹麦议会的秋季会议开幕演讲中宣布了这项倡议。她表示：「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夺走我们孩子的童年.... 我们释放了一个怪物，以前从未有这么多儿童和年轻人遭受焦虑和抑郁的困扰。」她援引一项调查补充道，丹麦11岁至19岁的男孩中，60%的人宁愿宅在家里，而非外出与朋友交往。此外，弗雷泽里克森还称，许多青少年在阅读和集中注意力方面也面临困难。2025年10月2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发表演说。（Reuters）据弗雷泽里克森披露，根据禁令，13岁以上的青少年将可在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但她并未具体说明哪些社交媒体平台将被纳入禁令范围，也未说明该禁令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执行。丹麦并非首个面向青少年出台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去年年底，澳洲议会通过法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囊括Facebook和YouTube等平台。社交媒体企业如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其平台，最高将被罚款5000万澳元（约2.56亿港元）。社交平台：这张摄于2021年7月13日的插图显示，智能手机上安装了Facebook、TikTok、Twitter、YouTube 和Instagram应用程式。（Reuters）目前在德国，13至16岁未成年人需要在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今年6月也表示，将推动欧盟禁止15岁以下人群访问社交媒体，如果欧盟不采取行动，法国将考虑自行立法。荷兰、挪威、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针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着手采取限制措施。此外，今年6月，希腊也提议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设立「数字成年年龄」，未成年人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使用社交媒体。...
躲进复杂的离岸信托架构并不能高枕无忧。2017年3月28日，香港，许家印参加中国恒大2016年业绩说明会。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就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家族信托案作出历史性判决。法院不仅授权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资产，还将其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这一裁决首次明确宣示：当信托被用来规避债务人责任、欺诈债权人时，其“资产隔离”的防火墙将被法律彻底击穿。此举冻结了许家印可能高达5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击碎了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海外信托绝对安全”的幻想。这一事件在法律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关注，标志着香港法院在大型债务危机中捍卫债权人权益的决心，也为全球高净值人士的资产规划敲响了警钟。23亿美元的离岸家族信托架构许家印、丁玉梅夫妇早在恒大暴雷之前据传已为子女搭建起庞大的离岸信托架构。他们在2019年前后在美国设立了高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指定两名儿子为受益人。巨额信托资金主要来源是许家印夫妇多年来从恒大获取的股息分红和套现所得。公开资料显示，自恒大上市以来（2009-2022年），许家印和丁玉梅合计分得红利逾500亿元人民币。通过恒大红筹架构，这些利润以股息形式层层上划至许家印夫妇控制的离岸公司账户，最终转移出境注入海外信托。信托设立的表面目的，是实现家族财富的跨代传承和资产保护，使家族资产在债务风险来临时能够隔离于债务人的责任范围之外。许家印在规划信托时对两个儿子的安排各有侧重，体现出“分灶吃饭”的用意。据报道，这笔23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被设计了严格的分配规则：长子许智健只能定期领取信托收益，不得动用本金，而本金则留待孙辈继承。这一安排意在确保长子及其后代“衣食无忧”，同时保持家族财富的长期稳健传承。相较之下，次子许滕鹤并未获得同等信托安排。2023年，他因恒大财富事件被内地部门带走调查。而长子许智健虽有离岸信托“防火墙”，却仍被香港清盘人起诉并冻结全球资产——信托终究未能挡住法律和债务风暴的穿透。香港法院击穿信托的四大法理支柱香港法院之所以能够击穿许家印精心构筑的家族信托屏障，靠的是四大法理支柱的支撑和综合运用。首先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Substance over Form）。法院坚持透过信托的法律形式审查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和控制权。如果发现信托的设立仅仅是债务人用来掩盖实际支配权、规避债务的工具，则可认定其为“虚假信托”而不予法律承认。在许家印案中，法院通过调查信托文件和资产运作，怀疑许家印作为委托人仍对信托财产保有实质控制。此类离岸家族信托往往赋予委托人过多权力（投资决策权、撤销权、更换受益人等）。若委托人对信托资产依然呼风唤雨，如同自家账户，则信托名义上的独立性形同虚设。香港法官据此揭开信托的合法面纱，直指其本质，认定许家印家族信托更像是委托人的延伸而非真正独立的财产主体。其次是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Fraudulent Conveyance）。香港《破产条例》等法规明确规定：任何意在损害、迟延或欺骗现有或未来债权人的资产转移行为均属无效，法院有权予以撤销。判断关键在于信托设立时的时间点和财务状况。许家印案件中，清盘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恒大早在2017年便埋下巨额财务黑洞，之后数年公司仍大规模对外分红。许家印作为实控人对此了然于胸，却仍在危机爆发前夕将巨额个人资产匆忙注入海外信托，以图在债务“雪崩”来临前将财产转移到“安全港”。法院认定这一系列操作符合欺诈性转移的典型特征，许家印将资产转入信托的行为被裁定为可撤销的恶意转让。法律不允许债务人“一边欠着巨债，一边用信托为自己和家人保留巨额财富”。第三是信托独立性缺失造成的隔离功能丧失。家族信托之所以具有资产隔离功能，前提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独立管理，委托人和受益人均不得随意支配信托资产。然而在许家印案中，法院认定该信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真实性质。许家印作为委托人疑似过度保留控制权，使得受托人沦为傀儡，信托财产实际仍由许氏家族掌控。这种情况下，信托形式上的法律独立性被法院一举否定：信托资产被视为委托人实际可支配的个人资产，应当对其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官强调，信托不能成为债务人的“避风港”，在恒大案中许家印借信托之名行自益之实。失去独立性的信托不再享有法律庇护，其财产与委托人固有财产无异，理应纳入清算范围。最后是债权人保护优先的公共政策原则。香港作为普通法法域，历来重视在破产清盘程序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本案中，法院明确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在涉及大规模债务危机时，保护债权人免受不诚实债务人侵害是一项优先的公共政策考量。信托制度固然有其合法目的和功能，但当其被滥用于逃避债务时，法院会倾向于突破信托的表层结构，以维护司法公正和商业信用。这些法律实践反映出英美法系法院普遍认可的一点：防止法律形式被滥用于逃债，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使命。香港法院正是基于破产法框架下保护债权人优先的公共政策，结合上述实质原则和反欺诈规则，裁定将信托项下财产纳入执行。这一裁决逻辑昭示：无论是公司还是信托，都不能成为债务人逃避责任的法律避风港。2009年11月5日，在香港恒大上市会议上的许家印。“刺破公司面纱”与“信托击穿”香港法院的本次判决之所以敢于突破信托的“法律防线”，不仅依托于信托法本身的原则，更体现出普通法体系在防止法律形式被滥用方面的一贯精神。事实上，无论是公司、信托还是基金会，其“独立性”都建立在合法目的与诚信行为的前提之上。一旦这种制度被债务人利用为规避责任的工具，法院都有权“穿透”其形式结构，直达实质控制人。这种司法逻辑，正是从公司法中的“刺破公司面纱”原则演化而来。“刺破公司面纱”与“信托击穿”在法律操作上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本质区别。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防止法律主体形式被不当利用来规避责任，但侧重点有所不同。首先是法律客体与原理的不同：“刺破公司面纱”针对的是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格。当股东滥用公司结构，将其作为个人“工具”或“幌子”以逃避法律义务时，法院可以不承认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令实际控制的股东对公司债务负责。近年来的典型案例有“乐视系债务连环案”。在该案中，贾跃亭通过层层控股、交叉持股与境外架构，将债务风险分散至多个关联公司。债权人诉至法院后，部分案件中法院依据“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认定若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公司被用于损害债权人利益，则应“刺破公司面纱”，追究实际控制人个人责任。这类案例显示，公司法上独立人格的保护并非绝对，而是一种有限责任的制度边界。相反，信托击穿关注的是财产归属的真实性。如果信托被用来掩盖实际受益权、规避执行或隐藏资产，法院会认定信托财产实质上仍属设立人或实际受益人所有，从而撤销信托的独立财产地位。“刺破公司面纱”是对公司人格的否认，而“信托击穿”是对财产独立性的否认。前者强调公司结构的滥用，后者关注信托安排的虚假性。两者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共同目的都是防止制度被滥用、维护交易公正与债权人权益。其次是适用条件与严格程度的不同：在现代法治实践中，公司面纱刺破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浙江金华吴英非法集资案”为例，吴英通过旗下多家投资公司名义进行集资、融资和借贷，形成复杂的公司体系。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定，这些公司并无真实独立经营，而是吴英个人意志的延伸，被用于规避监管和转移债务风险。最终，法院“刺破公司面纱”，直接确认公司与个人财产混同，对吴英个人承担责任。这类判例明确了刺破公司面纱的边界——仅当公司结构被滥用于逃避法律义务或损害债权人利益时，法院才可否认其独立人格，而不能因笼统的“公平”或“正义”理由随意适用。总之，“公司面纱刺破”与“信托击穿”虽然表面类似，实质逻辑各有侧重：前者关注公司法人格是否被滥用，后者关注信托财产独立性是否真实存在。但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防止当事人钻法律空子、逃避债务清偿，从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和债权人保护。判决的国际连锁效应许家印家族信托被击穿的判决，立即引发了跨境资产保护和追索领域的连锁反应。清盘人和债权人紧随这一先例，展开了对许家印及其家人其他境外资产安排的法律攻势。清盘人和债权人首先瞄准的是许家印在美国设立的23亿美元单一家庭信托。按照美国信托法，一旦合法设立信托，信托财产法律所有权转移至受托人名下，原则上独立于委托人债务。然而，香港法院的裁决无疑对该信托形成巨大压力。清盘人可能会寻求美国法院的协助，以欺诈转让为由挑战信托的有效性。如果能够证明许家印在明知债务危机将至时将巨资转入美国信托具有恶意避债目的，那么即使在美国法下，法庭也可能考虑撤销信托转移或判定该信托为委托人的自益工具。许家印的美国信托是否会步入“安全着陆”的成功案例，还是因欺诈嫌疑而被攻破，目前取决于美国法院对香港清盘人提交证据的认可程度。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丁玉梅资产冻结与家庭内诉讼的进展。作为许家印的前妻以及多年的商业伙伴，丁玉梅在此次资产追缴风暴中也未能幸免。早在2024年7月，香港和伦敦法院即应清盘人申请，对丁玉梅发出了全球资产冻结禁制令，要求其披露名下价值超过一定金额的所有资产。据报道，丁玉梅在英国坐拥包括33套伦敦豪宅在内的大笔财富，亦在冻结之列。冻结令使她在海外的资金调度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日常开销也须向法院申请豁免。英国法院允许丁玉梅每月支取2万英镑作为生活费，但拒绝解除对其资产的全面冻结。更令人瞩目的是，今年2月丁玉梅将自己与许家印的小儿子许滕鹤告上香港法院，诉请追讨一笔逾10亿港元的款项。这一“不寻常”的家庭内讼诉，可能是丁玉梅为主张债权优先权或厘清资产归属所采取的策略。在本次香港法院判决中，法官已任命清盘人作为许家印资产的接管人，并签发全球范围适用的财产禁制令，禁止许家印及其代理在全球范围内处置价值高达77亿美元的资产。清盘人接下来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展开跨境执行：其一，向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法院申请承认香港判决和禁制令，例如已经取得伦敦高院的协助令，从而冻结了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账户及英国境内资产。其二，调动国际合作，通过跨境破产协助机制和情报共享追踪资产线索。其三，如资产转移涉及复杂的信托与公司嵌套结构，清盘人将通过诉讼逐层击破。许家印案由此成为各国法院加强合作、打击跨境避债行为的典型案例：一地法院的判决正在通过法律协助网络产生全球连锁效应，震慑着试图通过离岸安排来规避债务的行为人。对高净值人群的启示许家印家族信托的崩塌，为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财富规划敲响了警钟，也暴露出现行法律制度在防范资产转移逃债方面的不足。这一案件无疑能给关注家族信托的人群多重启示。首先是信托结构的合法性边界问题：家族信托作为财富管理和传承工具，本身并无原罪，其资产隔离效果建立在委托人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若信托的设立目的或资金来源触碰法律红线，则该信托将被认定无效或可撤销。高净值人士在设计境内外信托架构时，应充分了解信托的法律边界，即信托不能被用作规避债务、掩饰非法所得的工具。一旦逾越边界，再精巧的离岸信托安排也可能被法院击穿。其次是欺诈性转移的高风险后果：许家印案昭示出，企图通过技术性离婚、突击转移资产等手段来逃避债务清偿，最终很可能得不偿失。根据中国民法典和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放弃权利致使债权受损的，债权人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该行为。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应摒弃“危机来临前鲸吞公司利润且转移资产”的做法。诚信履责始终是最可靠的自我保护，反之以身试法者终将自食其果。第三是财富管理的透明化趋势：近年来，全球金融监管趋严，“避税天堂”及各类离岸工具的匿名性和安全港效应逐步下降。国际社会通过《共同申报准则》（CRS）等机制强化跨境资产的透明度，各国法院在大型跨境诉讼中也更倾向于互相承认和执行对方的资产冻结令。许家印案的后续发展表明，即使将财产分散在多层境外信托和离岸公司名下，只要存在逃债嫌疑，最终仍可能被跨境协同的法律之网所捕获。与其费尽心机钻法律空子，不如将重心放在合法经营和适度负债上。最后，此类案件也为我国完善“穿透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建议。许家印案已经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在信托和公司穿透性规制方面的薄弱环节，我国公司法虽明确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适用门槛较高；而信托法对“虚假信托”或“自益信托”的认定缺乏明确标准。未来立法和司法应从以下几方面改进：其一，在信托法修订中引入类似普通法的“虚假信托”条款；其二，加强信托法与公司法在穿透规则上的衔接；其三，提高司法对实质控制的审查能力，从形式审查走向实质审查。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信托和公司正常功能的同时，防范其被不法之徒用作逃债工具。香港法院击穿许家印家族信托的案例表明，在法治社会中没有绝对牢不可破的“财富避风港”。对企业家和高净值人士而言，遵纪守法、审慎履行义务才是财富保全之本。倘若以为躲进复杂的离岸信托架构就能高枕无忧，一旦行为背离法律与诚信，精心构筑的财富“防火墙”终将因法理的薪火而轰然崩塌。在全球法治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法律的边界才是财富安全的真正底线。...
当“人工智能实习生日薪4000元”“零基础4个月进大厂”等诱人宣传在社交平台甚嚣尘上，AI培训瞬间成为年轻人眼中的“财富密码”。北京商报记者日前调查采访发现，这场由技术热潮催生的“培训盛宴”，表面是职业跃迁的“捷径”，背后却隐藏着“大厂名师”履历不明、“100%包就业”实为空头承诺、“退费无门”等困境。有关专业人士提醒，部分机构瞄准初学者想快速入行的心理，用夸张宣传诱骗报名，实际课程质量低下，还可能不断推销更贵的“进阶课”。对于真正对AI感兴趣但缺乏背景的人而言，选择更踏实、系统化的学习路径才是可靠之举。费用高昂 零基础学习不易“AI将淘汰100种职业”“零基础1—4个月学完易就业”……在各大搜索引擎与短视频平台中，AI培训机构的宣传广告精准击中年轻人对职业危机的焦虑。北京商报记者在百度上搜索“AI培训”，多个培训机构的课程宣传映入眼帘，其中排在首位的是号称“0基础到精通”的达内IT教育培训官网（以下简称“达内教育”）。在记者点进达内教育官网的2分钟内，在线咨询窗口就主动发来9条消息，其中4条让记者留下电话等联系方式。北京商报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不到5分钟，该网站课程顾问“张老师”便回拨过来，进行课程推荐及邀请线下体验。其宣称“AI课程50元/课时”，但记者深入咨询后才发现，AI基础课程需近400课时完成数据内容学习，若想深入学习AI技能还需额外200+课时，总课时超600节。北京商报记者按50元/课时进行计算，基础内容学习需1.98万元，深入学习则需2.9万元，总费用远超普通本科四年学费。“张老师”还强调“线上课程与线下同质，是直播课录屏”，而其线上课程价格同样按50元/课时收费。另一AI培训机构黑马程序员课程顾问“李老师”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旗下的人工智能培训类课程“线下一线城市2.398万元，二线城市2.298万元；线上原价2.198万元，月底优惠后可减5000元”。但记者继续了解后发现，看似“降价”的背后，是课程内容的高度压缩——86天（含7天就业指导面试咨询）需覆盖Java核心、AI开发基础、大模型开发进阶，学习强度远超常规。“该进度对我这个学了一年多的人工智能专业学生来讲都太快了，简直是‘神奇’速成班。”某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大二学生崔婷婷在看过培训机构的课程设置后直言。她坦言，即便自己有一定专业基础，也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消化海量内容，“更别说零基础学员了”。野蛮生长 “名师”资质成谜在资本逐利下，AI培训市场也在野蛮生长。天眼查数据显示，全国涉及“AI培训”的企业超21万家，其中成立一年内的超6万家，半年内的达3.7万家。这一数字背后，是AI技术热潮催生的“速成生意”：老牌IT培训机构转向AI培训，大量资本借风口涌入教培行业。然而，部分打着教培名头的培训机构甚至没有相应的教育资质，仅通过“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等宽泛经营范围规避审核。《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成人教育培训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指导社会成人教育培训机构严格按照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法人登记证照确定的经营范围开展教育培训，不得以教育咨询、科技咨询、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各种咨询名义开展教育培训。此外，北京城市学院人工智能专业负责人周波表示，AI深度依赖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积分和编程等学科。对文科生转行AI行业而言，不仅要新学编程的相关知识，数学内容也需要从零学起。但在多个培训机构的课程推销话术中，通过他们的短期培训，任何零基础都能学成这一技能。“从单词的发音及意思到数学的内容，我们都有老师手把手来教。”达内教育推销人员表示。周波称，“这类速成班通常强调低门槛、宣传课程内容侧重应用并能提供特定的激励，看似很有吸引力。然而速成班往往侧重于教授特定工具的使用和相对基础的应用技能，与人工智能领域核心的算法研究、模型开发与部署等岗位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每家培训机构都宣称自己的授课老师实力非凡，拥有丰富的“大厂经验、项目经验、教学经验”。但北京商报记者向达内教育及黑马程序员的销售人员追问师资的具体证明时，他们也只是重复“都是在大厂待过”“有大厂经验”，并没有发来能佐证“大厂经历”的内容，甚至个别培训机构连老师的名字都未公开。退费存疑 “包就业”成空话当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担心自己学后找不到相关工作时，达内教育的“张老师”反复强调：“还有我们托底。”但当进一步追问“具体如何托底”时，张老师口头表示“100%能推荐到工作”。类似话术同样存在于其他AI培训机构的招生广告中。但在专业人士看来，无论是这样的速成培训班，还是包就业的承诺，都时常被夸大。周波表示，“速成班承诺的‘快速就业’和‘高薪’往往被夸大。AI核心岗位（算法工程师、研究员等）通常要求扎实的理论基础、项目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是速成班难以提供的。企业招聘时更看重这些，而非短期培训证书”。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还咨询了是否有无理由退费的保障。达内教育的销售表示，进班后7天内不产生课时费，可以全额退款；超过7天就按照学习进度的比例扣款，但需要额外收取10%的违约金。但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规定表面给予学员“7天冷静期”，但违约金条款却备受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如果学员在7天后因正当理由（如教学质量不达标、个人突发重大疾病等）提出退费，机构在已经按比例扣除了已上课时费的情况下，再额外收取一笔固定比例的违约金，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存疑。黑马程序员销售则表示，签订协议之前可以随时退款，签订协议之后的7天内不通过任何一阶段的考试可退费，但需要扣除课时费。黑马程序员课时费=应交学费/总服务期×已享受服务期×130%。从表面看该规定存在双重争议：一方面，“不通过考试”才可退费的条件将解释权完全交由机构；另一方面，130%的课时费计算方式缺乏合理依据。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该政策与其中第七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合同，不得利用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减轻或者免除自身责任的规定；第八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合同，不得利用格式条款等方式作出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规定等规定不符。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也存在大量笔记、帖子吐槽“被AI培训坑惨”。在黑猫平台中，包含“AI培训”的投诉超1200条，包含退费难、课程设置与宣传不符等原因。针对调查中存在的现象及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也分别致电达内教育以及黑马程序员进行采访，对方均表示将会有专人对接。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两家教育机构任何回复。针对此类纠纷，杨帅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就业等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若机构无法提供‘包就业’‘推荐大厂’等承诺的书面证据，已构成虚假宣传，学员可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费。”他还提醒，学员应保留宣传资料、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12315平台或诉讼维权。...
9月25日，遵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对仁怀市涉企有关问题提级调查的情况通报”： 9月24日，有关媒体发布“重庆泰克公司在仁怀投资建厂遭强行接管”报道，仁怀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情况通报。 遵义市委、市政府针对网上反映问题，已成立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的调查组，提级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我们欢迎并尊重所有投资客商，重视每一位客商的发展诉求，将严格落实“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要求，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严格厘清各相关方权利和责任，严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强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良好营商环境。 此前，据大象新闻，近日，重庆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唐显策向大象新闻反映他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投资建设白酒废水处理厂过程中的遭遇。 其称：“通过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在茅台镇投资8个亿建好的白酒生产废水处理厂，却被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人员拿着一张解除合同通知书，把人都撵走，强行接管处理厂，虽然法院不支持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法律效力，但三年多了，当地政府依然没有解决，投资方如今连厂子大门都进不去！” 据悉，2017年，为解决茅台镇白酒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生产污水处理问题，仁怀市发布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公告，对外招标建设日处理污水1.5万吨的白酒废水处理厂。重庆泰克公司与另外一家国企组成联合投标体，中标该项目。 重庆泰克一方与当地签订的PPP项目合同中显示，仁怀市政府授权相关职能部门作为项目实施机构，重庆泰克和另一家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建设等事宜，并获得30年特许经营权，期满后无偿移交仁怀市政府。 唐显策告诉记者，项目最终总造价达8.2亿元，其中仁怀市水投集团投资2000万，其余8亿元由中标企业投资，这其中重庆泰克投资、融资超过7亿元，占项目公司股份的86%。 2021年1月，安龙场白酒废水处理厂建成投入试运行，经过一年多运行调试，2022年5月24日完成环保验收。 然而在2022年6月10日，代表仁怀市政府的项目实施机构仁怀市工业和商务局（以下简称工业局），向重庆泰克和另一家中标公司下达“解除合同通知书”。 唐显策说，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当天仁怀市工业局和其它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将厂里员工集中到一起，宣读“解除合同通知书”，称重庆泰克方存在重大违约行为，即日解除所签订PPP项目合同。随即厂里员工被要求两小时内收拾私人物品离开。 自此后至今，重庆泰克和另一家中标企业人员被禁止进入厂区。 唐显策表示，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说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违约行为，但合同中对此有明确约定，发生违约行为后，未违约方应首先通知违约方，采取补救措施，并给予90日宽限期，仍未补救或无法补救，则未违约方有权提出终止合同。 唐显策说，仁怀工业局出具解约通知，强行接管前，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通知。 记者发现，合同中约定内容有：“项目期限内任意时间，甲方为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可在给予项目公司足额补偿后，单方面决定终止本合同。” 对“给予足额补偿后决定终止合同”的约定条款，唐显策表示，即便上述条件成立，项目公司也既没有收到通知，更没有收到任何补偿。 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重庆泰克复函仁怀市工业局称，对方解除合同，强行接管污水处理厂的行为涉嫌犯罪。 随后，仁怀市工业局就重庆泰克方存在“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项目建设、发生安全事故拒不按要求整改等5项重大违约情形”，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于法有据。2023年4月遵义市中院审查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范围，驳回仁怀市工业局的起诉。 仁怀市工业局不服裁定向贵州省高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院审查认为，“从实质性解决纠纷和防止衍生案件方面考虑，合同解除与否，按照民事案件处理，可以一次性解决纠纷，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并于2023年9月做出裁定：“本案指令贵州省遵义市中院审理。” 遵义市中院按合同纠纷立案后，仁怀市工业局却未在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2024年1月，遵义市中院裁定：“按仁怀市工业局撤回起诉处理。” 虽然没有获得法律支持，但三年多过去了，安龙场白酒废水处理厂依然处于被接管状态。 唐显策表示，即使当地政府希望提前解除合同，回购项目，他们也愿意协商谈判解决，但至今仁怀市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每次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联系，对方也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9月24日，仁怀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仁怀市涉企有关网络舆情的情况通报”： 9月24日，有媒体发布“重庆泰克公司在仁怀投资建厂遭强行接管”报道，引发关注。 仁怀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已成立专班对该情况展开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我市将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法依规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对侵害企业家正当利益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依法查处，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印尼今年8月出口至美国的一批虾子遭验出放射物质铯137污染。印尼虾农协会3日表示，遭污染的产品来自首都雅加达附近一处工业区。印尼官方周三（8日）说明，此案的特调小组彻查该工业区厂家发现，多达22处工厂遭铯137污染。官方此前在距离冷冻虾业者厂房2公里的一家公司厂内发现700公斤废金属，可能就是污染源头。这次污染事件始于一家名为BMS（PT Bahari Makmur Sejahtera）输往美国的一批虾子。路透社8日报导，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8月19日下令召回一批自印尼进口、在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销售的冷冻虾，理由是可能遭放射性物质污染。生产业者是BMS。印尼官方9月11日针对设于万丹省“现代奇坎德工业区”（Modern Cikande Industrial Estate）的BMS公司厂房展开全面辐射扫描。现代奇坎德工业区官网简介，工业区距离雅加达68公里，占地3175公顷，园区超过270家印尼本土与国外企业进驻，包括食品加工、汽车零件等多种类别。调查小组发言人哈希布安（Bara Hasibuan）说，BMS冷冻虾产制设施已执行除污作业，并由原能监管当局宣布安全无虞。调查小组在同一工业区发现另外21处工厂遭污染，但未透露这些工厂名称，仅称会立即由原能当局去除辐射污染作业。半衰期30年新加坡《联合早报》3日报导，调查员在工业区发现大面积铯137污染。印尼官方说明，铯137是核反应产生的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30年，高剂量接触可能导致严重灼伤、急性辐射病症、癌症等风险增加，甚有致命之虞。印尼卫生部3日检查园区人员与周边居民1562人，其中9人受辐射影响，当局在半径5公里采取扫描除污作业。美国FDA官网说明，铯137（caesium 137）属于危险的放射性物质，进入环境通常是核试验，或者肇因于切尔诺贝利、福岛等核电厂这类事故。FDA此前发布回收警讯时指出，铯137污染的冷冻虾虽未检出引发急性风险的浓度，但反复暴露于低剂量恐增罹患癌症风险。FDA今年9月还通报印尼泗水一家业者出口的丁香抽验显示铯137污染，印尼已展开调查。进口废五金污染印尼没有核武亦无核电厂，这代表上述冷冻虾与工业区厂房的铯137来自境外。哈希布安说：“政府决定加强废金属进口的管制措施，这代表环境部未来不会发布废金属进口的建议事项。”调查小组也把废金属工厂彼得金属技术公司（PT PMT，Peter Metal Technology）列为隔离设施，厂内存放物品发现铯137污染。《联合早报》指出，PMT距离BMS冷冻虾厂房约2公里，当局研判废金属熔化过程产生铯137，经由空气尘埃散播并于厂内多处表面沉积，例如排气扇、发电机，之后再向外传播污染。印尼环境部已扣押700公斤遭污染的废金属。考量铯137半衰期30年，官方计划建造专门设施长期存放污染物。...
2009年11月，56岁的哈罗德·迪拉德被诊断出患有腹部恶性肿瘤。短短几周内，这位每天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裤的得州“万能修理工”就进入了临终关怀阶段。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一家名为“生物护理公司”的公司找上门来。他们问是否愿意将遗体捐给医学研究——比如供医生练习膝关节置换手术。公司承诺会火化未使用的部分，并免费返还骨灰。“他当时眼睛都亮了，”女儿法拉·法索尔德回忆，“他觉得这样能减轻家人的负担，捐献遗体是他最后能做的无私之事。”平安夜那天迪拉德去世，几小时内，生物护理公司的车就载走了他的遗体。几个月后，法索德接到警方电话：他们找到了她父亲的头颅。01在“生物护理公司”的仓库，警方发现了45人的100多块人体部位。“所有遗体似乎都用粗切割工具（如电锯）肢解，”当时侦探记录写道。法索德说，她原以为父亲会得到尊重对待，但事实上遗体被“摧残”了。“每晚一闭眼，就看到装满人体组织的红桶。我失眠了，根本睡不着。”该公司曾通过律师否认虐待遗体。如今这家公司已不存在，前所有者联系不上。法索德由此第一次接触到“遗体经纪人”的世界：这些私营公司获取遗体，解剖后向医学研究中心出售肢体获利。对批评者而言，这行业是现代盗墓。但也有人认为，遗体捐赠对医学研究至关重要，私营公司只是在填补大学获取遗体不足的缺口。至少从19世纪医学教育扩张开始，一些有科学精神的人就愿意将遗体用于医生培训。加州大学解剖捐赠项目主任布兰迪·施密特表示，去年他们收到1600具“全身捐赠”，还有近5万在世者已登记捐赠。她说，捐赠常出于纯粹利他主义：“很多人受过教育或对教育感兴趣。”但经济因素也在起作用。施密特说葬礼昂贵，免费处理遗体对许多人很有诱惑。02与大多数医学院一样，加州大学不从遗体捐赠项目中获利，且有严格的处理指南。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出现了一批营利性中介机构，它们获取遗体后进行解剖和转售。这些被称为“遗体经纪人”的机构，自称是“非移植组织库”。它们的客户包括需要遗体进行医学培训的大学，以及需要人体组织测试新医疗产品的企业。虽然营利性人体组织交易在欧洲多国被禁止，但美国较为宽松的监管让这个行业得以发展。路透社2017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有25家营利性遗体经纪公司，其中一家在三年内通过此业务获利1250万美元。《生命的价格》作者珍妮·克利曼指出，美国监管体系的漏洞导致这个行业的发展。英国《人体组织法》几乎禁止所有人体组织获利行为，而美国虽然禁止出售人体组织，却允许收取“合理处理费用”。这种法律差异使美国成为全球遗体出口国。克利曼发现，美国一家主要业者曾向50多个国家（包括英国）运送人体组织。“许多国家面临捐赠短缺，于是转向美国获取来源，”克利曼表示。由于缺乏官方登记和统计数据，路透社估算2011至2015年间，美国私人经纪人至少处理了5万具遗体，分销超过18.2万个人体部位。03对一些家庭来说，私人遗体经纪人体现了最恶劣的逐利行为。格罗在调查中发现，经纪人与美国殡葬业“纠缠在一起”：殡仪馆将经纪人介绍给新近逝者的亲属，并收取介绍费（有时超过1000美元）。恐怖故事不难找到，而由于美国监管宽松，出事往往无法追责。法索德希望“生物护理公司”被刑事起诉，不仅因父亲肢体可能被链锯切割，还因收到公司寄来的自称父亲骨灰的密封袋内容物不像人骨灰。“生物护理公司”所有者最初被控欺诈，但指控后被撤回，因为检察官无法证明欺骗意图。当地检察官告诉她，“生物护理公司”未违反州刑事法律。......04尽管存在恐怖故事，也有人指出遗体捐赠在科学发现中起着关键作用。加州大学的施密特说，尸体最基本用于培训医生或练习复杂手术。对医学生来说，这是第一次接触真实的血肉，这是教科书无法复制的体验。还有遗体会被用于帮助开发新疗法。施密特指出，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机器人手术和起搏器在内的多项技术，都是在尸体上测试后才得以发展。一些私人经纪人表示，他们被妖魔化了。大型“遗体经纪”公司员工凯文·洛布雷拉说，其公司获得美国组织库协会认证，必须遵守有关尸体处理和储存的指南。认证是自愿的（只有七家公司获得），但没有认证的私人经纪人也可以合法经营。“问题不在于合规公司，而在于缺乏监管的害群之马，”他说。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美国需要加强监管。加州大学的施密特教授建议，美国可以效仿欧洲国家，禁止营利性遗体公司的存在。她说处理遗体会产生“合理成本”（如运输和防腐化学品），公司收费是合理的，但营利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出售或从人体遗骸中获利复杂化了为教育捐赠的利他理念。”作家克利曼则认为，在禁止营利性捐赠前，需先解决遗体短缺问题。技术进步也可能提供解决方案。2023年，凯斯西储大学成为美国首批用VR模型替代真实遗体的医学院之一。该校教授马克·格里斯沃尔德表示，虚拟模型能提供“解剖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清晰3D地图”。但克利曼认为，VR技术尚不能完全替代真实遗体的培训价值。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遗体仍将是医学进步的重要资源，这也意味着相关伦理讨论仍将继续。...
最近，上官正义在砖厂圈子火了。各地砖厂老板、搬砖工头疯狂地刷他的视频、追踪他的IP动态，生怕下一秒，他就出现在自己眼前，坏了生意。从湖南、河南，到山西、广西、云南、湖北……自今年6月以来，不到四个月时间，上官正义跨越多省，举报27家黑砖厂（公司及个体户）强迫劳动的情况，解救了超过200名残障工人。凤凰网《风暴眼》注意到，近期他更是日夜兼程，几乎2天曝光一家黑砖厂。有工人像“水牛”一样被困在砖厂里，不干活就挨打，工资不见分文，多年来只剩一身伤疤与嶙峋瘦骨。而这只是“残障人员被强迫劳动”现象的冰山一角。在奔波的间隙，9月23日，上官正义接受了凤凰网《风暴眼》的专访，回想起每一起解救行动的细节，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历历在目。他发现，有专门家族式团伙长期盯梢、拐骗残障人士，再利用线上平台和熟人网络进行交易，形成非法用工的灰色链条。他们是如何躲过监管的？为何长期无人发现？他感到不解。尽管2007年山西黑砖窑案曾震惊全国，多名责任人被严惩，但这样的黑砖厂至今仍未绝迹。从曝光非法代孕到解救搬砖奴工，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揭开了隐蔽在现代社会的又一个阴暗角落，令人不禁惊呼：“这竟是2025年的事情？”越来越多的线索通过网络集中到他手里，寻亲者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身上，这驱动着上官正义无法停下脚步——“哪有什么侠义不侠义的，说白了就是良心上过不去。”他说。受访者供图一、解救200多名残障人员，只是冰山一角风暴眼：您最近一直在各地曝光黑砖厂，能介绍您的行程和发现吗？上官正义：是的，最近几天去了湖北，此前还有湖南、河南、山西、广西、云南等地。有时候一天跑几个省，昨天一整夜基本一直在路上。一些黑砖厂平时也在观察我的IP动态，所以有些时候在确认安全、把事办完之后，才会在当地发布动态。业内在密切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其实这样也好，至少能起到间接的震慑作用。从我解救的人员情况来看，他们失踪了10年、20年甚至30年，解救后都表示还有更多人在各地砖厂干活，这就印证了这种现象从未间断，一直存在。困在黑砖厂里的残障人员，很多还有一些行为能力，也期待着与家人团聚。我印象很深刻，有个从河北秦皇岛解救的人，1997年失踪，到现在已经28年了。失踪的时候，村里很多人还没出生，现在回去早已物是人非，他的户口都被注销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法律上已经“不在世”的人，还是被找到了。不止家人很激动，整个村子的人都轮流去看望他。今年6月以来，我已经解救了超过200名这样的残障人员，涉及27家公司和个体户。我在网络上曝光的，只是个别特别严重的。有些地方配合解决问题，我就没发出来——我的目的是解决，不是曝光。即便如此，这个数据仍是完全没想到的，而已经解救的人员也只是冰山一角。我最担忧的是那些仍被藏匿、被长期转移的人——他们去哪了？怎么找到他们？风暴眼：找到这些被困的残障人员时，您看到他们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上官正义：这些被解救者有个共同特点：体型都极其消瘦，手已经完全变形了。他们这些年超强度、几乎无休息地劳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连最基本的伙食都跟不上，这对他们身心伤害太大了。我记得有个地方，他们夏天煮一锅面条能吃好几天。高温下面条第二顿就坏了，别说放几天了。但他们是残障人员，没有任何自我保护意识。装砖的上车区域，头顶上是铁皮，虽说用来遮阳遮雨，但夏天接近40度高温下，在铁皮底下就相当于在蒸笼里。地表的温度、刚出炉的新鲜成品砖的温度，多重叠加，那个热浪真的很难形容，人站到砖面前，呼吸都困难。还有粉尘，肉眼能看到颗粒状的粉尘。砖烧出来之后，周围基本上是烟尘滚滚的状态。他们要通过手和钢夹把轨道上的成品砖抱到车上，这个过程就会产生粉尘。有时候阳光从钢棚的缝隙照进来，那些微小的粉尘就像小烟囱冒的烟一样，特别明显。这些地方还装了巨大的排气扇，让粉尘无法沉降。工人在旁边干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这大大增加了患职业病的风险。风暴眼：这些工人的工作时长、劳动强度，您能介绍一下您看到的情况吗？上官正义：正常的工人在工厂干活一般是两班倒，比如从中午12点干到晚上12点，更何况他们这些人。我得到的很多信息都说，他们只能没日没夜地干，砖厂生意好的时候，哪会让他们闲着？说白了，是在多重压力下被剥夺了正常休息的权利。我会特别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比如有没有挨打，有没有明显的伤痕。最近解救的一个人，他一伸手，我就愣住了——他的手已经完全变形了，手指上全是老茧，翻过来看着更严重，连肉都没了，就剩一点皮。受访者供图风暴眼：您与他们能够正常交流吗？有哪些回应或瞬间让您印象深刻？上官正义：他们没法正常交流，有的说话语无伦次，也有少数人能表达出一点自己的情况。比如问他们有没有钱，他们也能有一些反应。在湖南临湘，6月初我关注的第一起涉嫌强迫劳动的砖厂，当天有一个被解救的人在派出所说自己是广东人，我刚好会说粤语，就用广东话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刘付某某，是广东省茂名市某村人。当时旁边的人问我他说的是什么，我随口说：“他胡说八道的”。我心想，一个50多岁的人，哪会叫这种四字名字？结果他可能听懂了，就在桌子上给我写，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这时我仍觉得他只是脑子有问题，在胡说。后来核实身份，他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就是他写出来的信息。这让我特别后悔和内疚。他好不容易被发现，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认真说自己的情况，我却当着他的面说他胡说八道。我发了相关视频之后，他侄女是凌晨3点给我留的言，看得出来家里人特别着急。风暴眼：这说明他失联之前有一定文化水平是吧？解救以后，他的精神、身体状况可能和从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上官正义：我的理解是，在那种环境之下，好人都会被折磨出病来。很多人失踪了十几二十年，一直都没有休息。就说湖南临湘那些人，过年的时候工头要回家，你知道这些人怎么办吗？工头会把他们“寄存”到其他过年不放假的厂子里面继续做工，只需要跟对方说“你管他吃就行，我过完年过来把他接走”。在工头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人”这个概念，不然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人家，更不会有强迫劳动这种事。二、专门平台买卖交易“大傻二傻”风暴眼：您说到的这些工头，他们是什么来历？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上官正义：控制他们的工头大多是家族式、老乡式的。目前我们关注到，河南淅川、云南曲靖和昭通、贵州毕节和遵义这几个地区的人，在全国各地承包装砖工种的最多。结合已有的案例，每次解救时抓到的工头，也基本都是这几个地区的。他们之间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亲戚老表，比如湖南祁阳砖厂，看管残障人士的是工头的老婆，她老公就在广西砖厂，两地不远，他们都是互通消息的，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圈子。要是哪个厂子人少、效益不好、出砖少，他们就会把人调到其他厂子去，总之不会让这些人闲着，而工钱全进了工头的腰包。风暴眼：这样看来，很多当地人、砖厂老板应该都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吧？上官正义：基本上只要用了这些人的砖厂，不管是法人、老板还是股东，其实都知情。这些人在你的厂子里干活，你说不知道，这有点说不过去。我问过当地的工头和老板，他们说淡季时一个人一天能装出300块钱左右的砖，旺季能到500块。你想，工头手里养四五个人，一个月就能赚好几万。企业主之所以默许甚至认同这帮人，首先是因为这些人干活没有怨言，特别听话，不会惹是生非。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个工种招不到健康的人——这活实在太辛苦了，所以残障人员就成了他们压榨的目标。不过不光是砖厂，一些水泥生产商、经销商，还有养殖场这些劳动强度大、特别辛苦的行业，我也曾解救过这类残障人员。受访者供图风暴眼：这些残障人员，是如何进行交易买卖的？上官正义：有些平台打着“介绍所”的幌子做这件事。以前他们很嚣张，直接在平台上发帖介绍“大傻”“二傻”，就像企业招聘一样，明着来；现在可能收敛了，不像以前那么明目张胆。在湖南的案例里，被抓的工头就承认，这些人是从专门的网络平台上找的。而且他们内部圈子里也会交易买卖，比如山西临县鑫宇砖厂的工头，我们去时他正从外地往回赶，打电话问他这些人从哪来的，他说有的人是在河南安阳花钱买的。但这些工头被抓后，大多会说“我看他可怜，在火车站或者路边捡垃圾，就把他带回来了”。这种说辞太冠冕堂皇了，其实查起来不难，就看工头有没有给这些人发工资。三、举报之后，有人紧急转移逃窜风暴眼：大部分案例中，您举报后，官方后续处理情况如何？上官正义：其实我只是协助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辅助力量。我在多地报警后，得到当地的支持，个别省份开始搞排查。但比较遗憾的是，凡是我到现场报案的，都能找到残障人员、抓到工头；可我没去的地方，私下把线索转给当地，往往找不到残障人员。甚至有时候我到当地现场报警，警方还没赶到，工头就已经逃窜了。比如广西钦州贵祥砖厂，我先到现场接触了砖厂老板，也看到了那些残障人员。但在报警后，我在车里等着警察来，就看到工头从生活区冲到搬砖区域，让残障人员赶紧逃窜，现场最后只留下一个人。还有广西百色平果市的解救案例中，我私下把线索转给公安，结果时隔20天左右，属地才去了现场，说问了老板，老板表示没有残障人员。我随后又得到线索，在属地去之前，老板就已经让这些人藏匿到后山去了。后来我发了一条微博，把时间线列出来，质疑当地反应迟缓。之后当地又联系我，说成立了多个工作组，找到8名残障人员，抓到了工头。现在我最担忧的问题，是真心希望有关部门能解救残障人员、打击犯罪，而不是让排查流于形式。否则其实是在驱赶这些工人，驱赶之后反而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受访者供图风暴眼：有些家属也提出疑问，疫情期间全民核酸检测，为什么当时黑砖厂里的工人没有被查出来？上官正义：这确实是大家都想不通的问题。而且砖厂是个特殊行业，管它的部门其实很多：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监管取土、用地是否合法，人社部门负责规范用工，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生产等排查，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保合规，还有属地的镇、社区也会查。这些部门隔三差五就去检查，看到那些人的状态，难道没发现问题吗？特别是湖南岳阳艳飞砖厂，它前身是如斯砖厂，2020年就被查出强迫14名智障人员装卸砖块。再比如湖南冷水江明桓砖厂，2017年8月，里面有个残障人员死亡。后来查到死者是云南人，最后砖厂只赔了35000块钱。这么多年一直还在用残障人员，他们为什么这么胆大？可能觉得成本太低了——35000块钱，一个人两个月创造的收益就赚回来了。如果按正常的死亡赔偿标准，怎么可能才赔这些？有些地方找到人之后，压根不告诉家属他们被迫劳动的实情，只说“我们发现你家人在流浪，你来接走吧”，这种情况下，家属要是能拿到三万多，可能都觉得庆幸，哪还会追问其他？风暴眼：这些工人后续要拿到自己的工资和赔偿，会面临哪些困难？上官正义：我现在每去一个地方，都会给当地有关部门建议，先冻结工头和工厂的资金，防止被转移。有的地方就算厂子没钱，政府也愿意先行垫付，按照国家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标准的折中数额，家属来领人的时候先给一部分，后续还会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家属起诉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工资是应得的，先解决，精神损失赔偿再走法律途径，这就很好。很多残障人员的家庭条件本就不好，他们失踪这么久，家里可能兄弟已经结婚成家，日子也不好过，有的父母都去世了，谁来养他？要是能追回劳动报酬，他回家后至少有基本的安置保障。比如艳飞砖厂解救的河南商丘的一位工人，家里拿到了9万多，加上数千慰问金，对家属来说，会觉得有关部门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可要是没这笔钱，工人回家连房子都没有，买床被子、买个风扇都需要钱，根本没法安顿。四、“把拐卖成年男性纳入刑法”风暴眼：您每天收到诸多线索，是怎么梳理、跟进的？上官正义：我只是个辅助有关部门的老百姓，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好心人主动提供线索，而且线索都特别精准，一查一个准，这都是大家合力的结果。这些精准的线索，基本上都是砖厂内部人或身边人提供的——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虽然业内一直关注我的动态，但即使我到了现场，他们也不会发现。有的地方，工头当着我的面刷我的抖音，声音还挺大。他们也想不到手机里的人就在眼前，因为都抱着侥幸心理，所以也就大胆妄为。还有一些寻亲的家属一直和我站在一起。有位叫杜后琪的父亲，孩子被拐之后一直杳无音讯，现在差不多也该20岁了。有一次我们在砖厂发现过20来岁的年轻人，他就想跟我一起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有他的孩子。没办法，只能到处多试试。后来他常和我一起到一些砖厂，帮着开开车，搭把手。对那些残障工人，他特别能感同身受，会联想到自己的孩子，总是念叨“造孽了”。受访者供图风暴眼：在这些解救过程中，您遇到过阻挠或者威胁吗？上官正义：遇到过。那天在冷水江明桓砖厂，我一个人去的，解救了16个工人。当时砖厂的人还很嚣张，有人威胁要打我。找到人之后，老板赶紧让那些残障人员往后山跑，我冲进去把人拦下来，一边吼一边大声呵斥，“别跑！”这时候砖厂的人围上来我问：“你干什么的！”一直阻挠，直到警察制止了他们。这砖厂还有缅甸人长期在里面干活，这次在湖北也看到了缅甸人，这些属于“三非”人员。当下不管是外籍人员还是国内人口，砖厂有多少人，一统计就该清楚。缅甸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可还是有人把他们藏匿在里面。风暴眼：您评论区有很多人还在寻亲，您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上官正义：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是好事，只有关注了，这类问题才可能慢慢减少。凡是有亲属失踪，特别是残障人员失踪的，直系亲属一定要到有关部门报案并采血。这样才能精准、快速地找到家人。我评论区下面，好多人在找父亲、找舅舅、找叔叔、找邻居，大家一起努力，或许这些人还在某个角落等着我们去找他。此外，买卖男性、强迫劳动这些行为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但现在刑法第240条只将针对妇女儿童的特定情形认定为拐卖，成年男性没有被纳入。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把拐卖成年男性纳入刑法，和拐卖儿童犯罪同等对待，对拐卖残障人员的行为从重处罚。...
风靡半年的“外卖大战”悄悄降温了，外卖商家的烦恼还在继续。一个月前，沈阳的一位外卖商家李优在写字楼旁边新开了一家快餐店，以牛肉饭为主营产品，他很清楚，花钱促销、投流推广是必经之路。一家外卖平台的业务经理找到他，推荐他参与“赏金联盟”活动，活动一级页面显示了6%的赏金比例，意味着平台帮助商家“高效获取用户优质反馈”，同时收取6%抽成。然而，当他点击“新店爆单必选”的二级页面报名时，却未留意到，这项活动的赏金比例为70%—100%。店铺日均出10单，半个月后，他发现这项支出扣除了他1000多元，才意识到抽成比例之高。“最大的感受就是不透明。”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认为业务经理有诱导行为，他更想弄明白：烧钱换来的流量和订单，究竟哪些是真实的？这类问题，已经引起重视。9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有专家评价其为行业“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重点规范了平台和商户价格促销行为，以遏制“裹挟式”竞争、过度“价格战”等乱象。“算不清账”李优坦言，刚注册的外卖新店家，对于如何运营、推广、投流很陌生，也成为平台外卖业务经理和第三方外卖运营商眼中的“香饽饽”。若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一旦有几天销量情况不好，就有业务经理打来电话：“您的店铺权重下降了，订单量很低，如果不参加活动，可能店就废了。”李优表示，他感到恐慌，选择开通对方推荐的活动以求自救。参与上述抽成70%—100%的赏金联盟活动后，李优每一单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抽走了。据他出示的截图，收入21.55元、24.64元的外卖订单，都被活动抽走了20元。此外，他还投了用户取消、食品安全理赔保险，每单固定扣除0.14元。他表示，买保险前，有时会发生2—3单没有骑手接单的情况，商家要自行承担损失，购买保险后，再没出现过类似情况。他明白，商家参与这些活动是“砸钱烧流量”。令他更为困惑的是，如何辨别这些项目的运营效果。“光从营业额看，商家无法详细拆分出哪些是自然流量带来的效益，哪些是运营推广带来的额外的效益。”他举例道，赏金联盟活动为店铺拉来了很多好评，但他无法确定是不是真实订单。“业务经理在介绍项目的时候，不会说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活动的副作用，自己实践了才能体会。”他说。另有外卖商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甚至有外卖平台的业务经理会在未经商家同意的情况下，为商家账户开通各类促销活动。认为业务经理存在诱导行为后，李优打电话向平台反映，客服表示会调出通话记录。两天后，客服表示“业务量太大，找不到通话录音”，承诺会向上反映，帮他申请赔付，要求耐心等待。最后，对方回复“申请被驳回了，实在没办法”。“倒贴”推广开新店以前，李优还经营着一家加盟型鸭货店。附近一条街上共有6家兼做堂食和外卖的店铺，有3家在今年倒闭了。回忆起过去几个月的“外卖大战”，他心有余悸。他指出，消费者仅需几元点外卖的背后，是价值12—18元的大额膨胀券、优惠券，这些券的部分成本都由选择参与促销活动的商家承担。为了跟上流量，李优的鸭货店参与了促销活动。“通常情况下，一张18元的券，平台承担5元，店铺需承担13元。幸运的是，鸭货平均客单价高，大约四五十元，我还负担得起。”他感叹，折算下来，挣到的钱没太大变化，只是店员的工作量大幅增加了。“对比房租，来自平台的压力更大。”汪希在武汉经营着一家独立咖啡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月的租金为5000元，营业额约3万—4万元，扣除平台各项费用后，每月到手只有一万多元，“几乎拿走了一半”。汪希还有商家朋友经历过“负金额订单”的冲击。例如，一则7月的订单截图显示，初始订单金额为32.7元，扣除商家活动支出25.8元、佣金和配送服务费10元之后，商家最终到手只有-3.1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治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近年来，随着平台收费规则、计费方式、包括补贴要求等越来越复杂，常常导致商户出现看不懂、弄不明、算不清的情况，难以准确判断成本投入和收入预期，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局面。新的规范商家们的“烦恼”，已经引起了政策重视。9月24日起，《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文件规定了外卖平台的总体要求、价格行为管理要求、商户管理、配送员权益保障等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在第五章“价格行为管理要求”中，文件对收费管理、价格促销管理做出规定。李强治指出，文件明确限定了外卖平台向商户的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新设收费项目，并从公示方式、公示内容、结算明细、推广效果等方面对平台收费作了细化规定，通过提升各类费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易理解性，防止不透明收费。以李优提到的“推广服务费效果评估”为例，文件指出：“平台应为商户免费提供评估推广服务效果的工具和真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推广点击量、推广点击率、推广引导成交订单数、推广点击转化率、推广引导成交用户数、推广引导成交金额、推广投资回报率等，引导商户科学合理开展流量推广和广告投放活动。”文件也明确要求，平台价格促销成本不应变相或者直接要求商户进行分摊，并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户开展价格促销或者干预商户促销力度。文件还要求平台按照合理匹配原则，科学设定技术服务费、配送服务费和推广服务费。推动平台建立技术服务费下调机制，逐步降低基础佣金；特别是对中小微商户给予费用减免等优惠扶持。（文中李优、汪希为化名）...
“烂尾车”，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沉重副产物。这些车辆的制造商，大多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新势力品牌。2024年初，高合汽车的停摆，只是这场深度洗牌的序幕。进入2025年，行业清算骤然加速：年销量曾一度超越“蔚小理”的哪吒汽车正式进入破产重组；由广汽与蔚来联合创立的合创汽车，也因业务停滞进入事实性倒闭。由此，数十万乃至百万辆已经售出的汽车，与其背后承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一同被搁浅。一场由主机厂倒闭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消费市场和产业链上悄然传导。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瘫痪对于车主而言，制造商的经营失败，意味着一系列核心权益的即时清零。这场清零，首先从构成车辆躯体的硬件开始，以最基础也最致命的售后维修瘫痪为表现形式。以威马汽车为例，其“整车终身质保”的承诺，自2023年起便因其服务网络的大面积坍塌而无法兑现。但这仅仅是困境的开端。到了2025年，随着哪吒、合创等更多品牌倒下，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多家经营遇困的新能源车企的车主讲述了他们车辆的售后窘境：有的等不到配件，有的售后维修店已经关闭。“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一位独立维修站的员工透露，“新势力车型的很多车身结构件、电子模块都是独家开模、协议加密的。主机厂一倒，配件供应链瞬间断裂，我们的诊断设备也无法写入数据。没有原厂支持，这些车一旦伤及筋骨，就约等于被判了死刑。”这种维修困境迅速传导至保险行业。多家保险公司已悄然将这些“烂尾车”品牌列入高风险名单。由于更换配件成本不可控、维修方案无法确定，续保时保费大幅上涨，甚至被直接拒保的情况屡见不鲜。车主们不仅失去了原厂的质保，也正在失去社会化商业保险的保障。如果说硬件瘫痪是让车辆的躯体受损，那么软件与服务的停机，则是对智能汽车灵魂的抽取。2025年6月，在哪吒汽车提交破产申请后的数周内，其官方App服务器便出现连接中断，随后彻底停止服务。远程解锁、启动空调、车辆定位……这些早已融入用户习惯的智能化体验，一夜归零。这揭示了智能汽车的一个本质：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一套硬件，更是一张持续性服务的票据。当发行这张票据的公司消失，车主手中剩下的，是一个无法成长、功能不断衰减的孤岛。其核心的智能化溢价，正随着后台服务器的关闭而迅速蒸发，最终只留下一个功能有限的交通工具。融资驱动下的脆弱增长为何这些一度被资本热捧的新势力，会如此集中地走向衰败？复盘倒下的这些企业，可以发现一种高度相似的资本催熟模式及其内生风险。据公开资料统计，威马汽车从A轮到D轮累计融资额超过350亿元人民币，拜腾汽车融资总额约84亿元，爱驰汽车也累计获得近百亿融资。这些资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被大量投入到品牌营销、发布会造势和销售渠道扩张中。拜腾汽车便是一个典型。其核心高管团队出身宝马、英菲尼迪，自带光环。公司成立四年，凭借标志性的48英寸车内大屏等设计，成为全球各大车展的焦点。但喧嚣背后，是84亿元融资耗尽，却未能实现核心产品的规模化量产交付。据媒体披露，其内部运营成本高昂，与生产制造环节的实际进展严重不匹配。哪吒汽车的失败，则是典型的战略摇摆之殇。它曾是新能源牌桌上最务实的黑马，凭借高性价比的小型车迅速抢占市场，2022年一度问鼎新势力年度销量冠军。然而，为撕掉“廉价”标签，哪吒在2023年后仓促进行品牌向上，接连推出轿跑哪吒S与哪吒GT。这次转型并未成功，高端市场消费者对其品牌认知不足，而原有大众市场用户又因其资源分散、车型更新缓慢而流失。当市场转冷、融资渠道收紧时，前期依靠融资和低价策略积累的销量泡沫迅速破裂。合创汽车的失败，则是组织内耗的必然结果。诞生之初，合创手握广汽制造和蔚来软件两张好牌。但复杂的股东结构，反而成了其发展的掣肘。行业分析普遍认为，合创自始至终未能解决与股东方广汽埃安的内部竞争和产品同质化问题。其车型在技术平台和市场定位上与埃安高度重叠，最终在市场竞争的夹缝中逐渐被消费者遗忘。无论是战略摇摆还是组织内耗，当自我“造血”能力不足时，企业的生命线便完全系于外部融资。而资本，永远是逐利且没有耐心的。主机厂“倒下”之后一台新能源汽车，由上万个零部件构成，背后连接着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供应链体系。当处于核心地位的主机厂出现问题，压力会立刻向上游传导。最直接的冲击，是巨额的应收账款坏账。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天奇股份因威马汽车拖欠其约5765万元款项，在2022年财报中计提了2882万元的坏账准备。另一家上市公司科大智能，也因威马拖欠其智能装备业务款项，计提了数千万元的信用减值损失。这些公开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在威马汽车的众多供应商中，还包括大量非上市的中小企业。对于它们而言，一笔关键货款的坏账，可能直接导致其陷入经营困境。这种动荡同样波及处于下游的经销商网络。经销商前期投入巨资建立符合品牌标准的门店，并承担了库存、资金、人员等成本。主机厂倒闭后，他们手中的库存车迅速贬值，同时还要面对消费者的维权压力和厂家返利的落空，往往最终只能以破产或关店收场。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更深层影响，在于对产业信心的侵蚀。多起新势力破产事件发生后，供应链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与其余非头部新势力合作时，风险评估模型必然会发生改变。供应商可能会要求更严苛的付款条件，金融机构的授信门槛也会提高。这种全行业的避险情绪，客观上会增加其他腰部及尾部新势力的资金压力，可能加速行业的洗牌进程。从消费端的承诺失效，到生产端的模式困局，再到产业链的信任危机，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经历了一轮狂热的“造神”运动后，正被迫直面其背后的风险与代价。如何为数十万“烂尾车”的善后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健康的产业发展机制，已成为整个行业无法回避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