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旭集团的造假之路，走到了尽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对东旭集团证券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据查，东旭集团及其旗下上市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业绩造假累计数百亿元，并以此募集资金、发行债券超百亿元。东旭集团的掌门人是李兆廷。李兆廷曾以235亿元财富成为石家庄首富，巅峰时期手握东旭光电、东旭蓝天、嘉麟杰等三家上市公司实控权。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东旭集团注册的一批关联公司，常年出现在集团及两家上市公司东旭蓝天（000040.SZ）及东旭光电（000413.SZ）的不同业务板块中。有时候，这些壳公司是东旭集团环保建材业务的供应商或大客户，有时候，同一家壳公司又会成为东旭光电玻璃基板业务的最大供应商，同一时间，这些壳公司又从大客户，摇身一变成为东旭蓝天收购光伏电站的交易方。而东旭集团及其掌控的上市公司，可能利用这些关联的壳公司充当销售业务的上下游，以“左手倒右手”的模式推高虚假业绩。而在客户或供应商中出现隐秘关联方的情况，最早在2012年就已出现。除了业绩造假，东旭集团更通过预付账款等方式，侵占了上市公司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合计169.59亿元，更以财务公司存款名义挪用超过100亿元资金。清流工作室发现，除了此类资金外流，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蓝天，还曾收购外部公司及光伏电站、代偿股东借款，此类交易累计流出资金也达数亿元。这些交易，被包装为东旭蓝天与第三方公司的公平交易，实则交易对方均为东旭集团的关联方。随着东旭集团造假及侵占资金的罪行被揭露，其公司及高管已被罚处。然而，被侵占的百亿元规模资金仍未获得归还，追踪东旭集团的资金流向，将是监管的下一个工作要点。“左手倒右手”推高业绩？经河北监管局调查，2015至2019年期间，东旭集团虚增收入累计478.25亿元，虚增利润累计130.01亿元，虚增货币资金447.9亿元（最高）；上市公司东旭光电虚增收入累计167.6亿元，虚增利润累计56.27亿元。在监管介入后，东旭集团、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承认了部分关联方，这些隐秘的关联方多年来出现在东旭系的供应商、客户名单中，暗中推高东旭系的业绩，并助其从A股市场、债券市场获得巨额融资。清流工作室发现，早在2015年以前，东旭集团的上下游就出现隐秘的关联方，或常年进行“左手倒右手”的游戏。2013至2015年，东旭集团以环保建材销售为主要业务，其第一大客户、第二大客户分别是北京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晟源”）和北京熠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熠彩照明”）。这两家大客户，是东旭系明显的关联方。工商信息显示，北京晟源、熠彩照明2014年及2015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监管介入后，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蓝天曾在2024年承认，熠彩照明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之一。2014年，这两家关联客户贡献的销售额高达29亿元，占据东旭集团全年营业收入的半壁江山。到2015年，两家客户贡献的销售额仍然逼近29亿元，占据全年营业收入的三成。更诡异的是，东旭集团的供应商也是其控制的关联方。2015年，东旭集团向3家供应商北京曼尼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曼尼奇”）、宁波皓元凯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皓元”）及天津卧盈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卧盈涵”），总计预支付材料、设备采购款高达31.6亿元。上述三家供应商，都曾在2015年与前述客户北京晟源申报了同一个企业电话。2024年，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也公开承认，北京曼尼奇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这意味着，在2015年，东旭集团向三家关联供应商支付了31.6亿元的货款，又同时从两家关联客户获得了近29亿元的销售订单。如果这些所谓的交易并无商业实质，其虚增的营业收入或达29亿元。东旭集团另一块重要的业务，是“装备及技术服务、玻璃基板生产销售”，由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经营。然而，带着“高科技”光环的玻璃基板销售业务，其交易链条似乎与环保建材销售业务并无二致，其供应商及客户中均出现东旭系的关联公司。由于东旭光电一直隐藏其客户及供应商名单，最早能追溯到其交易名单的时间为2012年，彼时恰逢东旭集团收购东旭光电控股股东满一年。这一年，东旭光电的前五大客户清一色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这些公司总计贡献了6亿元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77%。比如，第一大客户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后者的控股股东为东旭集团创始人李兆廷。第二大客户东旭（营口）光电显示有限公司，则由东旭集团和五矿（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等合资设立。而在这一年，东旭光电的上游也出现东旭系的“老熟人”北京曼尼奇，其作为第三大供应商向东旭光电供货3600万元。这是否意味着，东旭光电所谓高增长的玻璃基板业务，也是通过关联方充当上下游实现的？到了2016年，“装备及技术服务、玻璃基板生产销售”销售额大幅增长，逐渐成为东旭集团的主营业务。在此业务加持下，东旭集团的年收入从2015年未足百亿，到2016年超200亿规模，到2017年涨至380亿，2018年营业收入更突破500亿。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正是凭着这几年的业绩，成功获得了巨额融资。据监管查明，依靠虚假的业绩，东旭光电于2017年违法募集资金75.65亿元，东旭集团于2018年违法募集资金35亿元。“一鱼多吃”掏空上市公司除了业绩造假获得巨额融资，东旭集团还通过各种手段从两家上市公司挪走了百亿级别的资金。根据东旭光电披露，其曾于2018年至2019年，向东旭集团关联公司北京曼尼奇预付了高达34.57亿元的采购款，委托其代采玻璃基板等生产所需的设备。而这只是东旭光电与关联供应商交易的冰山一角，据东旭光电此后披露，其以采购设备、支付工程设备款等名义，总计向不同的关联供应商支付了95.95亿元。这些公司最终并未交付任何设备，甚至部分悄然注销，最终被认定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至今未能追讨。东旭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东旭蓝天，几乎套用了同样的模式。其声称从事光伏产业，年营业收入达七八十亿元，但也从未披露供应商及客户名单。据其披露，东旭蓝天也是向东旭集团大量的关联公司采购光伏设备支付预付款，其又声称从事EPC工程，又向大量关联公司支付巨额工程款，合计无法收回金额高达75.27亿元。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除了大额预付款流向大股东关联方，还有部分资金，是以股权收购的形式流向关联方。2020年6月，东旭蓝天子公司东旭蓝天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厚德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厚德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6亿元收购鼎晖恒业集团有限公司23.84 %的股份，后者是一家年利润亏损的公司。这家收到6亿元巨额资金的北京厚德义公司，也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后者更直接由李兆廷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9年，东旭蓝天又曾向东旭集团关联方熠彩照明，收购一家光伏发电企业张北熠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到了2022年，因发电量大幅下降，东旭蓝天对其计提商誉减值0.34亿元。此外，东旭系还在收购部分电站后，以代偿还股东借款的形式进一步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东旭蓝天在2021年声称，承债式收购蒙阴及都昌电站，不仅支付原股东0.72亿元的收购款，还代蒙阴及都昌电站当期支付了原股东往来款1.6亿元。而获得这两笔资金的蒙阴及都昌电站“原股东”，正是东旭集团的关联方——熠彩照明。时间往前，东旭蓝天还曾在2018年收购了吉林华众电站，同样在支付0.01亿元收购款后，又支付了原股东往来款约0.3亿元。而获得资金的“原股东”，是东旭集团的另一家关联公司北京晟源。更有巨额的资金，则被存放在东旭系财务公司，难以追讨。资料显示，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分别有28.91亿元及75.31亿元资金存放在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东旭财务公司”），存放后即提取受限，无法自由支配。东旭财务公司由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各持有60%及40%股权。种种现象显示，这可能是一笔有预谋的资金转移计划。东旭蓝天在2018年5月才通过各项程序，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在当年年底就宣布出现经营困难，两家上市公司合计百亿规模资金自此一去不返。随着监管介入，东旭集团业绩造假、侵占资金的罪行得到查处。然而，这些通过种种手段套走的资金，合计超过200亿金额，却至今未能追回。河北、深圳证监局在3月28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公告中表示，将继续督促东旭光电、东旭蓝天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追回被东旭集团及相关主体非法占用的资金。...
又有连锁宠物医院陷入闭店风波。近期，关于萌兽医馆多店关门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拖欠员工工资及消费者充值卡无法使用等相关帖子均有较多评论。4月9日，就部分门店暂停营业以及资金链相关事宜，时代财经致电萌兽医馆求证，截至发稿，未能拨通。同日，时代财经从美团平台检索发现，在北京和杭州，分别有1家和3家名为萌兽医馆的宠物医院显示暂停营业。时代财经分别致电上述医院，仅有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萌兽医馆能接通电话，杭州暂停营业的3家则显示电话为空号或未缴费。对于当前营业情况，北京市德胜门外大街的萌兽医馆的工作人员对时代财经表示，目前该门店正在营业，但是换了一批人，“我们是在4月初全部换了一批新的人。后续我们有可能会更换掉萌兽医馆的名字。”就充值卡消费相关事宜，前述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没办法确定，可以优先考虑去增光路店的萌兽医馆使用。”同日，时代财经联系北京市增光路店的萌兽医馆，其工作人员表示，（其他门店充值的卡）暂时可以在其门店使用，不过其亦提到，“后续能不能用现在不太确定，需要看公司会不会给我们结账。”萌兽医馆微信公众号显示，萌兽医馆成立于2018年，隶属于启晟（天津）宠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启晟宠物”），是一个提供宠物医疗服务的连锁品牌。据天眼查，启晟宠物注册资本为6092.056万元，实缴资本为5142.056万元。目前，启晟宠物已经显示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标签。2018-2023年，启晟宠物已完成5轮融资，唯一一次披露融资金额的是B+轮，显示融资数亿元。从资方背景来看，启晟宠物的投资人不乏知名投资机构。根据萌兽官网，其获得红杉资本A1、A2轮投资，获经纬中国、沂景资本、58基金、昭阳资本B轮投资。在资本的加持下，萌兽医馆迅速扩张。萌兽医馆在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的一篇推文中称，自2018年成立至今，随着4年来的快速发展，萌兽医馆从最初的几名员工成长为拥有1500余名员工，60余家宠物医院，4家转诊中心的多元一体化宠物医疗服务企业。到了2025年，官网显示，作为专注于宠物健康的医疗连锁机构，萌兽医馆旗下拥有超100家宠物医院，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宁、成都等一线、准一线城市。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宠物医院受到资本青睐，门店数量不断增长。万联证券研报显示，目前宠物医院主要分为大型连锁宠物医院、小型连锁宠物医院以及单体机构。企查查则显示，我国现存1.7万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注册量方面，2020年以来，我国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每年注册量保持在1800家至2500家之间，2024年全年，我国累计注册1922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截至今年4月9日，2025年我国已注册516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相比2024年同期增加11.9%。在高速增长后，相应的问题亦逐渐暴露。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关于宠物医院倒闭的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宠物医疗行业相关人士黄海军（化名）告诉时代财经，经营不善关店是宠物医院资本化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宠物医院）开太多，门槛降低，兽医靠技术、经验能力，资本催熟太多了”。...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中新社）中国纪检部门节假期间打虎不歇，在清明假期首日通报舞蹈领域三人落马，再次释放反腐无禁区的信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个星期五（4月4日）晚上9时通报，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和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以及安徽省马鞍山市监委监察调查。16分钟后，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落马三人为舞蹈界核心人物同时被查的这三人，可谓中国舞蹈领域的核心人物，也算是中国文艺界的大咖。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1岁的冯双白身兼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他是一名舞蹈理论家和评论家、编剧、大型晚会策划人和撰稿人，先后创作了《咕哩美》《妈勒访天边》《水浒》《玉鸟》《风中少林》《花木兰》《水月洛神》《大禹》等多部舞剧、舞蹈诗作品。作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一把手，冯双白也策划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等国家级赛事，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2015年当选中国舞协第10届主席，2021年连任第11届主席。至于今年将满62岁的罗斌，他与冯双白同期当选中国舞协第10届、第11届副主席，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舞蹈系主任等职，并且曾主导制订《中国舞蹈考级》国家标准。中国舞协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曾主导制订《中国舞蹈考级》国家标准。（互联网）49岁的韦立则身兼中国舞协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舞蹈考级》教材执行副主任。中国舞协成立于1949年，是中共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舞蹈家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官网形容舞协是“党和政府联系舞蹈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涉及舞蹈考级腐败？官方没有说明这三人为何被查，也没有透露他们的案件有无关联。经常抢先报道贪腐官员落马内幕案情的财新网，引述一名唐姓的举报人披露，三人被查可能涉及中国舞蹈考级中的巨额腐败问题。举报人认为，中国舞协利用行业影响力和主办方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设置考级教学规则和职业准入限制，并联合各省级舞蹈家协会和承办单位，与各地市培训机构共同违法教学和牟利。根据中国舞协官网的介绍，2006年1月经原文化部（现文旅部）正式批准，舞协开始组织跨省份舞蹈考级，同时推出《中国舞蹈考级》教程。到了2014年11月，中国舞协发布关于规范舞蹈考级工作的声明，称鉴于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成立，中国舞协舞蹈培训学校职能终止，舞蹈艺术考级市场有多个部门组织的多种形式的考级教材，中国舞协官方认定的唯一舞蹈考级培训教材是《中国舞蹈考级》1至10级教材。中国舞协对没有学习过这个教材的教师，不颁发中国舞协的任何教师资格、注册证书；对没有学习过教材的学员，中国舞协将不予考核，不颁发中国舞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据中国舞协2015年3月开始执行的“中国舞蹈考级”简章，使用中国舞蹈考级教材的单位，由持有中国舞协考级师资证书的教师完成教学内容后，参加考级活动，需统一教授中国舞协考级教材，每批考生的名单应附授课教师“中国舞蹈考级”师资证书原件或复印件，不具备此资质不能推荐考生参加考级。中国舞协称，自2020年1月起已全面暂停“中国舞蹈考级”师资培训业务，并停止发放教师资格证及注册舞蹈教师证。不过，举报人透露，舞协并未停止发证，而是将业务授权给各省份代理，他于是向中央巡视组举报，而据他了解，冯双白、罗斌和韦立已在今年1月被带走调查。事实上，考级培训的相关问题早已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文联党组曾在2016年4月通报巡视整改情况时，承诺及时对部分协会举办的考级、培训活动进行清理整顿，规定今后不再收取各种考级、培训班的管理费，只收取教师资格证书和学生考级证书制作的工本费。通报当时并没有点名舞协，但有分析认为当局剑指的部分协会包括舞协。五年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一篇分析“明官暗商”的文章中披露，舞协一名殷姓秘书长以其任职的舞协名义承办舞蹈考级，安排舞协工作人员负责考级的组织实施，但要求相关考级点将考级款汇入某公司。调查显示，殷姓秘书长利用主管单位的管理漏洞，指使其朋友成立公司负责考级业务的资金结算，由其本人与丈夫在幕后实际控制该公司，以看似帮朋友经营谋利的表象，掩盖自己利用“影子公司”贪污单位公款的犯罪事实。家长担忧只是冰山一角如今，冯双白、罗斌和韦立三人落马，据传可能也与考级问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清理整顿的工作展开至今仍有加强的空间。一些家长也担心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人直言，“孩子学钢琴也考级了，这要是也出问题，我真得哭晕在厕所了”。观察者网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总结三人的角色：冯双白长期主导大型剧目创作及资金分配；罗斌掌握人事任免和项目审批权；韦立则被指操控舞蹈考级标准和培训市场，形成利益输送链条。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也是中国舞协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舞蹈考级》教材执行副主任。（互联网）文章认为，案件暴露出艺术领域权力寻租的典型路径：从评奖到考级，从资源分配到行业话语权，均可能成为腐败温床。文章进一步分析，问题的本质在于考级市场的垄断与监管的缺失。一方面，家长为让孩子获取考级证书，不得不向机构支付高昂费用，而机构为维持资质需与考级管理者“合作”，这种模式滋生灰色交易，损害行业公信力。另一方面，舞协兼具行业自治与半官方属性，其领导层常以“德艺双馨”形象示人，但实际运作中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冯双白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反映出“行业自治”与“行政监管”的衔接漏洞。近年来，文艺界的反腐力度已在持续加大，书法、美术、音乐等领域不时有人被官宣落马。而今，舞蹈也受波及，表明又一门旨在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培养人们涵养的高雅艺术，已沦为一些人牟利的工具。舞蹈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家长们的希望乃至一个民族的文脉，当中的腐败行为无疑将削弱舞蹈作为承载文化与历史的核心价值及使命。...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星期五（4月11日）社交平台公布，一名中国公民在菲遭绑架遇害，使馆领导也呼吁菲方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该中国公民同其菲籍司机被害。使馆向两名遇害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对凶手予以严厉谴责。使馆也说，获悉当事人遇害后，使馆领导立即向菲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针对近期涉中国公民绑架等恶性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认真倾听华社呼声，与菲华主要社团共同商讨对策，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在菲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安全与合法权益。使馆续称，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对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长期以来，驻菲使馆积极推动中菲执法合作，严厉打击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活动，同时密切跟踪菲当地治安形势，及时发布各类安全提醒，组织预防性知识讲座等，着力提升旅菲华侨华人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使馆也说，下步将继续敦促菲方加大力度，全力侦破有关案件，严惩凶手，严格执法，加强治安，还华社安宁。使馆也提醒在菲及近期拟来菲中国公民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驻菲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遭撕票的是商人郭从愿（Anson Que）。郭从愿和他的司机失踪两个星期后，两人的尸体星期三（4月9日）被寻获。...
4月15日，针对三河市“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底色”等问题，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情况通报表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调查组经初步核查，主要问题基本属实。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三河市委主要负责人免职处理，并责成三河市委、市政府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全面整改。一张绿色的蜜雪冰城的门店招牌图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网友热议，一直以显眼的红色为主色调的蜜雪冰城招牌，却在三河市的“禁色令”下改色。如此强制性规定显然忽视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市场规律。让人不理解的是，门店招牌颜色究竟有何妨碍？“禁色”“改色”又有何依据？这一政策的制定既看不出充分调研，也看不到科学论证，而是简单粗暴的一纸通知，就直接要求商户更换招牌。这是一拍脑袋的决策，还是个人审美偏好经由公权力的扭曲放大？要知道，门店招牌颜色也是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像蜜雪冰城这样的知名品牌，“红色”无疑是其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标志。无端地要求门店招牌改色，一方面是增加了额外的经济支出，另一方面也是在损害品牌价值。实际上，类似的规定也非个例，此前亦有网友晒出某街道上整齐划一的黑底白字招牌。官方对于市容市貌的管理固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无理取闹”的举动，不免有些好笑。一个城市的招牌的美与和谐，不是“一刀切”的统一。中国广告协会在三河店招事件之前，已发现不少城市发生过类似情况，中国广告协会标识专业委员会也通过不同渠道反映过意见，呼吁有关管理部门重视广告店招规律和功能作用，尊重店主的创意。不理解地方历史文化，不尊重商业市场价值，粗暴地以统一的颜色，甚至一模一样尺寸的招牌，试图制造城市的秩序井然，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懒政呢？“一刀切”的统一号令之下，让店铺、城市，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色彩，也就失去了灵魂。缤纷多彩亦是城市活力的体现，街道两侧店铺形色各异的招牌是商业经济的繁荣，也是城市生活的烟火气。“统一店招”的脚步早应该停下，重新审视城市规划的美感。对于店招的管理，相比于看重表面的整齐划一，不如多花些心思，引导店招的个性化和美感并存，与整体街区、城市建筑风貌相匹配。中国广告协会认为，三河市的 “禁色令” 应该是一堂深刻教育课，在城市管理中，应正确处理好城市形象与广告店招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和商户权益，让广告店招更好地服务消费、提振消费。前述情况通报也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同时健全长效机制，对侵害群众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零容忍”，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但目前，通报尚未提及，对相关商户更换招牌，及后续恢复招牌等导致的损失如何补偿。...
专注于重现灭绝动物猛犸象（长毛象）、渡渡鸟、袋狼的美国德州达拉斯生物技术公司Colossal Biosciences，7日宣布“复活”史前物种恐狼（Dire wolf，学名Aenocyon dirus），并强调这是首次有灭绝物种重新回到世界上。据《CNN》报导，Colossal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利用从2块恐狼化石提取出DNA，组装了2套恐狼基因组，与现存犬科动物例如狼、豺狼、狐狸的基因比较后，确认恐狼所具有的遗传特征。科学家指出，他们使用基因分析资讯对灰狼（恐狼现存近亲物种）细胞的14个基因进行20次编辑，复制出最有希望繁殖的细胞并将其转移到卵子中，当胚胎健康发育后就移植到“代理孕母”体内，进行跨物种孕育。Colossal并未说明“代理孕母”是哪种动物，但有消息指称是家犬，最终2只雄性恐狼于2024年10月1日出生；1只雌性恐狼在今年1月30日来到世上，它们被安置在一处秘密地点，有保安、无人机、监视器进行全面监控。Colossal此前相当保密，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恐狼复活的计划，其过程中使用了基因复制和编辑技术，虽然宣称是“复活”，不过实际上算是和恐狼相似的杂交物种。Colossal顾问、斯德哥尔摩大学古遗传学中心教授达伦（Love Dalén）表示，整个基因组中其实有99.9％都是灰狼，公司研究人员是切除了某些灰狼的基因变异，再拿恐狼的特征取代。达伦说，科学界肯定会争论需要改变多少基因才能算是恐狼，但他认为这已属于哲学问题，目前这3只生物确实携带著恐狼基因，而且比任何物种看起来更像恐狼。...
2022年年中，年近30岁的李殡殡转行成为一名殡葬师。转行之前，她的职业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还未直面过死亡。过去几年，李殡殡送走了400多位逝者，这其中有100多岁的高寿老人，也有匆匆走过人世的孩童。她从亲人口中认识、了解、观察逝者，再将其一生浓缩在几页悼词之中。她陪伴亲属挑选墓地、举办葬礼、烧纸祭拜，将亡者送达另一个世界。葬礼连接生者与亡者，人与人的告别基调是不一样的——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无论殡葬师如何布置葬礼，都“无法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独自送别弟弟的白发老者，“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具孤零零的遗体”，白发老人是逝者的哥哥，他不知道自己离开时，谁又能给他送别；高寿老人的葬礼上，子孙亲友是平静释怀的……几乎每一天，她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她也在现实中接受着最直观的死亡教育，并体察这份职业的价值：“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以下正文以李殡殡第一视角叙述：产品经理的困惑：数据背后，生死是什么样的当我还在做产品经理时，在我心里，死亡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尽管在工作中，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遥远。那时，我正负责着一个与“高危儿”有关的项目，隔三差五，便要到上海各家医院去与医生碰面。从科室正门到会议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病房就在走廊旁边，透过手边的巨大玻璃窗，能够清清楚楚看到病房里的高危产儿。虽说医院是一个生死并存的地方，每天有人出生，每天也有人死去，但高危儿病房却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孩子尚未熟悉世界，就要直面生死，人生一开始，便介于生死之间。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转危为安，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怀有希望。我在那里听到过许多类似的传闻——孩子正在抢救，父母消失了，医疗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双亲已经先放弃了。面对着这些场景，对于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那时候我很怕去医院，但因为工作，又不得不穿过那条走廊，坐在会议室里，待上一个小时，再从原路回到公司，对着电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对于医生们来说，这份工作关乎生死；可对于做产品经理的我来说，只有电脑屏幕上的一串一串数据。我不时会想：数据背后的人是谁呢？他们又来自哪里？我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有没有帮助？这些孩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但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久而久之，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很虚无的感觉，好像不知道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有什么价值。很长的一段时间，每每一踏进医院，我都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情绪里面，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直到夜深人静，走出医院大门，当独自站在街头，望着对面馄饨店飘出团团白烟，那一份鲜活的感觉才重新回来，自己也总算可以暗中深吸一口气，“终于回到了人世间”。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促使我最终做出辞职的决定。2020年春节，我离开这份年薪三十万的工作，计划去读一个心理学硕士，这并非仅仅出于工作上考量，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的，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生命意义，只存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个体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从前的生活，或能够让我从新好好思索一下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接下来的两年，虽然考试经历了两连败，不过在那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和心理学有关的书籍。一个念头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那些不同的人生际遇背后，对每一个亲历者而言，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些过往呢？不同的念头导致了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又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每一个后果，都决定了每一个人生的走向。而这些走向，又构成了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那么，当死亡来临时，有多少人会真的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忽然有一天，我就冒出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想法：我应该去看一看，人在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2022年6月，我进入了上海的一家殡葬行业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摆渡人”。第一次走进墓园印象里，殡葬这行当，从来都出现在社会新闻上面，要么涉及“坑蒙拐骗”，要么遇上了“扫黑除恶”。不过我很幸运，那是一家正规公司，除了要穿得从上到下一水儿黑。入职第一天，我被派去了上海郊区。从闵行到奉贤，四十公里路程，七点出发。车子一头撞上了早高峰，拥在车流中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将城市的轮廓远远甩开，当喧嚣渐渐消散，眼前随之也变得宽阔安宁了起来。这是我第一个任务：与同事一起，陪客户去挑选墓地。不是迫不得已，鲜有人会认真研究死后要葬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对于墓地既陌生，又茫然，还掺杂着恐惧。我同样如此，不过身临其中，却发现眼前倒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荒凉和凋敝，整个公墓仿佛充满生机，反而像个公园一般到处绿油油的。眼前是一片精心修建的草坪，四下里栽满了林木，道路两侧种满了花草，甚至还能见到接驳车，一辆一辆，将扫墓的人们载往不同的区域。而墓碑在远远的地方，一个一个整齐地排列在阳光下，望过去，就如同海平面上的岛礁。同事见我神色好奇，偷偷告诉我，这是因为设计者不希望公墓呈现出阴森森的景象，更希望能让人在探望亲人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就像春游一样的感觉，晒晒太阳，甚至举家一起来个野餐。”不过，墓园终究还是墓园，跟公园终归是不一样的，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欢声笑语，更不要说野餐了。我们被墓碑所环绕，脚步变得缓慢沉重，不知不觉连说话也开始轻声轻语。我静静地看着那些墓碑上的文字，心中盘算着逝者的年龄。他们有的正值壮年，也有的是耄耋之年的老者。如今，属于他们的只有这块方寸之地，墓碑上刻着他们留给后世的所有信息——名字，出生和死亡的年月。还有许多家族墓地，从姓名和出生日期上，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晚辈们埋葬了长辈，未来又被后来人埋葬，这称得上是一种循环。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不光在给别人挑选墓地，也是在给自己选择长眠的地方。在墓园里，我们待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奇怪的是，临别时，我并没有觉察到一丝恐惧，反而心中泛起了淡淡的平静。分别时，客户说很感激我们，因为我们在身边，他觉得心里面很踏实。说起来这样的关系颇为奇异，因为无论如何，大家只是相逢不久，彼此并不熟悉。为什么要感谢一个陌生人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死亡不光意味着终结，同样意味着未知，在见面对未知时，每个人都是茫然的。那天下午，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个老先生做七，需要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带着家属烧纸。回城的路上，天空莫名下起了一阵短暂的雷雨，奇怪的是，等我们一赶到地方，天空又突然放晴了，一道漂亮的彩虹遥遥挂在蓝天上，也将家属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随着纸扎燃起，火苗在盆中一跳一跳，“在那边好好生活”的声音此起彼伏，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团烈焰，片片灰烬被热气吹起，在半空纷飞。一股热流扑面而来，连绵不断。这样的热流让人感到暖洋洋的，我也是开心的，因为感觉就像是在给人送礼物。尽管我对是否真的存在鬼神持怀疑态度，也不确信老人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收到这份心意，但这并不妨碍从此以后，烧纸成为我最喜欢的一个事情，哪怕是在七八月，顶着炎炎烈日。陪家属烧纸（李殡殡供图）最直观的死亡课对我们来说，选墓地和烧纸，只是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日常做的最多的，是给逝者筹办追悼会。传统文化讲究“事死如事生”，身后仪式是大事，过程既琐碎，又繁杂，从灵堂布置开始，到最后安葬，处处少不了忙碌。在追悼会上描绘逝者的生平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为了让大家重新认识逝者，也为了让活着的人感受到那个逝去生命活过的力量。司仪会站在吊唁者面前，把往生者的过往娓娓道来，期间伴随的音乐，各种风格的都有，有的是逝者生前喜欢的，有的是家属特意选的、带着家庭共同记忆的，戏剧、红歌、歌剧、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甚至还有儿歌。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如何描绘出往生者的信息，那是属于我的工作。做这件事情离不开与家属们的频繁沟通，在我眼中，这倒也不算难题，因为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没少与客户沟通过。真正做这个工作后，我很快发现，定义一个产品与定义一个人的人生，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毕竟产品直接且清晰，而人却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就算逝者子女，也很少能准确定义出父母是怎样的一个人，尽管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深受父母的影响。有一次，在了解一个老者的生平时，面对提问，二十几个亲戚各执一词。有人说老者很固执，也有人告诉我老者其实十分随和；有人说老人性格急躁，也有人说老人也有耐心的一面。彼此观点充满了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乍一看很让人困惑，但想一想也实在正常——无论情感上亲疏与否，每个人都只是观察者，逝者内心深处的体会和感受，怕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完全知悉。换句话说，我要像个记者一样，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拼凑出一个人生前的样貌，比如子女名字的来历，也比如老人珍爱的一个小物件。一个家属向我展现了老人亲手做的工艺品，他说：“你看，他整天都在捣鼓这些东西呢。”语气平静，但面露悲伤。这些细节被悉数填充在了文案里面，变成了一段段简练的汉字。我只能尽力还原，无法断定自己的描述是否准确，唯一能确信无误的，也只有上面的生卒日期罢了。葬礼上的场景（李殡殡供图）追悼会上，总有一些故事让人难以忘记。在我入职整一个月时，有一个老人联系我们给自己的弟弟举办葬礼。追悼会放在了殡仪馆最小的礼厅，场景可谓清冷：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个孤零零的遗体，陪在他们身边也只有几个陌生的工作人员。从逝者的状态上，不难猜出死前的遭遇。他骨瘦如柴，指尖上的皮肤已经微微溃烂——这都是照顾不周导致的病变，不知道过世前老人经历了什么。追悼会开始前，确认弟弟遗体时，老人叹了口气，口中的话不知道是说给弟弟，还是说给自己，“人活一辈子也就这样，还有什么告别的。”我没有办法来安慰他，想不出任何话语，只感觉阵阵心痛。虽然我熟悉葬礼的每一个环节，但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未来还很漫长，我从没认真思考过当快要走到生命尽头时，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而老人就站在接近走完一生的地方，显然比我更有资格来做出评判。告别完遗体，逝者也行将化作灰烬了。坐在火化间外的座椅上，老人望着我，忽然很认真地说，希望在自己死后，身后事也全部交给我们来处理。“您的亲人呢？”我问他。“都离开我了。”这是他的回答。他告诉我，自己很久之前离了婚，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并不亲近，能够称得上家人的，也只有弟弟和年事已高的姐姐。弟弟一辈子没有结婚，孤苦伶仃的，好在还可以由他来处理后事。那么等到他自己去世时，那该怎么办？“我弟弟今天这样，能够有人送，有人重视，算是他人生里面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了。”他很平静地聊着弟弟，又好像是在聊着自己。可惜按规定，既然老人有女儿，那就只能由女儿负责。望着老人的脸上那抹失望的神情，连带着我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想一想也是，人不光没法对抗死亡，连自己的身后事也不能做主，还真是挺让人无奈的。不过这也让我忽然想到，假使有一天自己遇到死亡，死后的事情会是什么样呢？我想，那就随它去吧。身体就像一个容器，大限已到，使用权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至于体面不体面，那该由活着的人操心。送别日日周旋在与死亡相关的各项事务里面，慢慢地，我开始适应了殡葬这一行，生活格外充实忙碌。大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有一天跟父母聊起天来，父母感慨我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开朗很多，也快乐了很多”。说来奇怪，虽然在许多人眼里面，死亡很让人恐惧，但每一次完成仪式，目睹逝者被安葬，我的心中从来只觉得踏实，有一种真切地活在人群里的感觉。可明明与陌生人的这些相逢，全发生在有人死去的特殊时刻，这可真是诡异。而这半年多里，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一次是在2023年刚入春的时候，那一天客户为过世的父亲预定了骨灰盒，结果阴错阳差的，我把别人的骨灰盒递到了他手上。等我发现时，对方已经赶往墓园上，里面也已经装进了骨灰。出于传统和尊重，骨灰是不太好再取出骨灰盒的。这让客户十分生气，“你说，我现在要怎么办？”办法是临时想出来的：或是现在我赶往墓园，把盒子给换回来，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骨灰要重见阳光；不换骨灰盒也是一个办法，作为赔偿，我自费为老先生做七祭祀。“算了吧，就别再折腾我父亲了。”客户选择了后者，自己工作失误给这个家庭造成的遗憾一直被我记在心里，虽然家属原谅了我，之后的两年我们也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那之后我每参与一个家庭的治丧，脑子里头都会提紧这根神经，一再核对确认。其实，我知道还有第三个办法——反正客户也没察觉，没人开口，事情稀里糊涂地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法这样做，我骗不了我自己。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无论是在墓地，还是在灵堂，每当最后的仪式办完，望着客户的骨灰盒，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释然感觉。我常常想起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存在着自我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主导着人的大部分行为。如果释然是源自潜意识，那么我的潜意识里，释然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天，在送走一个老人后，我忽然就意识到，一切与姨妈有关。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姨妈身边度过的。对于我来说，她并不仅仅只是血缘上的亲属，也是精神上的依赖。在我读初三时，姨妈因为癌症过世，那时为了中考，家里人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直到顺利进入高中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姨妈去世的消息。我错过了与姨妈的最后一面。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忽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心结，哪怕我离开兰州来到上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许多年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她，想着想着，眼泪不知不觉就落了下来。有一次我感觉自己似乎又见到了她。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拥挤的地铁上，无意之间瞥到一个老阿姨。她背对着我，背影似曾相识。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姨妈，然而还是默默跟在她身后，走下地铁，站在站台上，目送着她融进人流，直到这个背影在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毕业到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始终无法过去。直到后来，接触了太多的送别，我恍然明白了心中的那个缺憾——她占据了我孩童时期的每一个片段，可是最后我却没能亲眼见到她的离开，仅仅是一个通知告诉我：她死了。那些葬礼，就像一剂一剂药膏，涂抹着我心中的这个伤口。我也明白了这些繁复仪式的意义所在。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目送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逝者的体面，倒不如说是为了疗愈生者。它影响着生者要如何继续活下去。葬礼的基调想明白这些，也就想明白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告别逝者，不断地观察着活下来的人。我发现虽然每一场葬礼都是哀伤的，但哀伤的基调却各不相同。我遇到过的最年长的逝者有106岁高龄。出现在那场追悼会上的，除了她的子子孙孙，还有许多街坊邻居。在仪式开始前，大家忙着互相寒暄攀谈，现场热热闹闹的，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直到遗体告别时，四下终于响起了哭泣声，不过这些哭声是因为难舍难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强烈的“疼”。小孩子的仪式是另一番景象。有一次，大家预备了许多玩具作为礼物，还在花篮上面放满了气球，甚至连棺木上也贴满了孩子生前喜欢的卡通贴纸，只为了让肃穆的氛围淡一些。可惜当追悼会开始，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无论如何花心思，也不能冲淡父母的悲伤，更不能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父亲。他带着孩子从长沙来到上海就医，希望孩子可以健健康康地回到家，却没料到孩子却在上海走完了短暂的人生。那一天在殡仪馆里，男人形单影只，像是一棵衰败的树，一个人默默确认遗体，默默举办追悼会，在角落里轻声给孩子母亲打完电话，最后静静地目送着孩子被推远，直至躯体消失在了火化间。可是到最后，当决定签署骨灰放弃协议那一刻，手指才一握起笔，他却如同突然失去了魂，颓然瘫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放声大哭。我理解那样的心情，放弃领取骨灰，意味着从此孩子只能留在遥远的上海，连日后的祭奠也变得遥不可及。可是为什么不能将骨灰带回去呢？这个疑问我没能问出口。后来我听说在一些地方的风俗里，未成年就死去的小孩是没有资格在家乡墓地中安葬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缓解为人父母者的哀伤，为了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对于这样的习俗，我虽理解，可是始终不能认同，因为一些遗憾就算可以无视，却并不能否认它的发生，因为好好安置死去的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安置自己。也有一些葬礼，注定是要充满遗憾，也充满唏嘘的。在殡葬行业里面，难免会接触到自杀的逝者。我忘不了一个小姑娘，年纪轻轻，长得漂漂亮亮。生前她是一名网红，每天在网络上做直播，谁也想不到，在花一样的年纪，就因为和男朋友吵架，会一气之下纵身跳进河流。那个男孩子说，女孩子威胁说要跳河时，他只当是无理取闹，没想到他离开后，女孩子真的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了结人生。女孩子到底是一时任性，只是想要让男朋友来安慰自己，还是那一刻她当真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的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知悉了。唯一明了的是，在领取骨灰的那天，到场的只有她的父母。他们急匆匆地从安徽赶来上海，而那个身在上海的男朋友却一直没有露面。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殉情往往被赋予了浪漫和诗意，但在现实生活中，生命没有回头的机会，无论幸福也好，不幸也好，这些个体的体验终将烟消云散。我想在死亡面前，许多事情根本不值得。与姥姥告别2024年7月，我回了一趟家，去参加姥姥的葬礼。虽然我已经为许多人举办过仪式，但真正面对亲人的离开，这还是头一回。在丧礼上，我第一次见到妈妈手足无措的状态。她是个强势的人，在家族中说一不二，可这一次面对着姥姥离世后的那些繁复的准备工作，她十分茫然，也十分焦躁。不止一次，她怒气冲冲地在灵堂里发脾气，“我妈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一如我所见过的那些逝者家属。最后，操办后事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每天忙着补办手续，忙着张罗着各种事宜，匆匆忙忙的，连悲伤的空暇也没有。只有当夜深人静，守在棺材旁，一切喧哗归于寂静，那种痛苦的情绪才忽然涌现。我明白自己舍不得她离开我的生活，但也明白，这件事情是注定的，只是发生在了现在。至少在临终前，姥姥已经见到了每一个想要见的人，相对于那些孤独的老者，也算少了许多的遗憾吧。在北方，入葬后还有圆坟仪式。一连几天，亲属来到墓园修葺坟墓，摆上贡品，说一说话，然后一起祭拜。小的时候，由于身体羸弱，父母从来不让我参与，因此对于给亲人上坟，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现在年龄渐长，顾忌变得无足轻重，当我来到姥姥的坟前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体会到的不是悲伤。望着姥姥的坟墓，我想起了小时候放假，每次见到姥姥，在姥姥面前撒娇的场景。原来记忆中的快乐并不会因亲人的逝去而消失，一次一次来到坟前，我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姥姥家中。顿时，我更深刻地明白了“事死如事生”的含义。那些严肃的传统仪式，让人知道了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生命中的许多瞬间还会以另一种方式绵延下来。尽管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回到上海后，我还是来到庙宇，给姥姥列了一个牌位。既然没有办法回到家乡，那就每个月去庙里去看一看吧。我依然会想念她，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哭到胸口发疼，可一见到她的名字，就仿佛又回到那些清晨，在家乡的墓园摆上一些贡品，悄悄地说一些话，哀伤也就有了安放的地方。两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送走了400多名逝者，加上祭祀中服务过的客户，累计起来已经达到了四位数。可以说几乎每一天，我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尽管如此，关于两年前的那个“有多少人会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呢？”的疑问依然没有答案，不过我却感悟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文字上写满了喜怒哀乐，是喜是悲，取决于自己阅读的方式。我曾经送走过一个老奶奶，她一生未婚，膝下无子，年老时还因为沉迷于在家中堆积废品被邻居投诉上过新闻报道。可在另一方面，她十几岁时果敢地拒绝了包办婚姻，独自出走，一辈子过得风生水起，哪怕在临终前，依然在努力地学习英语。到底她有没有遗憾，我无从知晓，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老奶奶让自己度过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既然死亡是注定要面对的事实，那么从出生开始，每个人其实都站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没人知道它是否遥远，也没人知道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到来，唯有抓紧每一个活着的时刻，好好与自己相处。（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李殡殡采用化名）...
4月5日，安徽“淮南发布”的一则通报，再次让“被精神病”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新闻事件：官媒发消息伤残职工“被精神病”安徽“淮南发布”消息，淮南市联合调查组2025年4月5日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报道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职工张某反映工伤待遇、2024年6月被强制送医治疗等问题，淮南市及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等多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依纪对相关问题开展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回应社会关切。据媒体此前报道，1999年，张坡毕业分配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采煤工人，当年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矿车撞伤，后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受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多元。到了2020年以后伤残津贴扣除各项保障后，到手1900多元。前几年，张坡向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要求提高伤残津贴标准，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情况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2024年6月2号这天，张坡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维权，期间与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随后张坡拨打了110报警处理。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民警将他带上车，并告诉张坡要把他送到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检查鉴定。张坡说，自己表示强烈反对但办案民警依然把他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根据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入院记录显示：张坡入院日期为2024年6月2号，出院日期为6月24号，住院时间22天。同时入院记录上标示：“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22天后，张坡被派出所民警接出医院，并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张坡申请做了精神病鉴定。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精神医学诊断分析为：“成人智力测验报告:IQ：117分。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可以排除脑外伤精神障碍”、“对自身违法行为辨认力及控制力完整”等，鉴定意见为：1.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2.完全受处罚能力。媒体记者就鉴定结果的专业术语咨询了专业人士，被告知这结果意味着张坡不是精神疾病患者，而是“被精神病”了。这起事件，引发了法律人士的探讨，有人认为需要追究涉事执法人员及精神病院的行政责任，有的认为二者同谋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均该追刑责；还有的认为，当执法者滥权，对普通民众来讲，是一件可怕可悲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必须强化司法审查实质化，要求法院必须对医学诊断进行必要性审查；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律师观点1：涉事派出所存在恶意打击张坡之嫌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鉴定对象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安全的可能，唯有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方可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强制医疗。法定程序是指：若警方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时，需先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审查，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最终由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裁定。特殊情况下，在法院决定是否强制医疗前，警方可对疑似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但需经家属同意或法院批准。还有一种情况是，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无论是哪种，都要遵照患者本人自愿的原则；除非患者存在伤人伤己或者有伤人伤己风险的，也是由家属为患者办理非自愿住院，这个是不用经过患者本人同意的。那么，除了法院裁定程序下的警方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外，还有哪种情况警方是可以送至精神病院的？赵良善说，那就是在患者有伤人伤己的行为以及风险时，家属不同意为患者办理住院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可由警方协助医疗机构为患者办理非自愿住院。具体到本事件，张坡并不存在伤害他人或者有伤害他人的风险，并且家属也不同意张坡住院，警方直接给张坡办理入住精神病院，这是违法的。赵良善表示，针对正常人被警方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当事人有权向相关单位和个人索赔。警方直接强行将张坡送医的违法行为，视违法轻重，直接责任人员（如参与强行送医的警察及指挥人员），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将面临承担行政责任。医院未经合法程序将正常人强制捆绑，禁止离开医院、限制通讯等，都可视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还提出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出院，这一做派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如果是精神病患者，其入院以及出院，有相关的程序，没有哪个法条规定，说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鉴于此，涉事派出所存在恶意打击张坡之嫌疑，将正常人张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不分青红皂白，对于派出所送来的当事人，认为由派出所撑腰、做背书，习惯于将正常人当成精神病患者治疗，而且在治疗中也存在诸多违法行为，比如非法拘禁，这无疑是在啃噬当事人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健康权。赵良善呼吁，精神病院的入院程序其实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手续办理。精神病院被公权力利用，这将是对社会法治和人权的严重践踏和亵渎，也会让公众对整个精神病医疗体系产生信任危机。律师观点2：“执法者和精神病院”是涉嫌非法拘禁的共犯中国政法大学实务导师、北京英申律师事务所主任房立刚认为，张坡被精神病事件，反映最明显的已经不是精神病院乱收治的问题，而是有强制执法权的执法者，借精神病院的手，达到非法拘禁他人的目的。什么是非法拘禁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那么，民警和精神病院联手对一个正常人进行接送和收治，二者属于共犯，均涉嫌非法拘禁罪，而民警又是共犯中的主犯，是典型的滥用职权的表现。房立刚说，本案中，张坡根本不符合《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任何入院标准，其被派出所民警送进精神病院，而医疗机构的诊断医师未按照法律规定的诊断程序和收治标准就将人关入精神病医院，损害了张坡的合法权益，明知擅自强制住院治疗的措施，又非法剥夺了他人人身自由的可能，对不符合强制住院条件的人，仍采取追求或者放任的心态进行强制住院，具有非法拘禁犯罪的主观故意，无疑已涉嫌非法拘禁罪。房立刚强调，我们要知道的是，民警是在恪尽职守依法办案？还是要借着办案在警告、震慑当事人？在此事件中，张坡维权现场没有过激行为，他在为自己争取相应的权益，如果真有违法行为，民警执法也需有法可依，而不是利用警察的身份，就将所有执法程序忽略，将一名正常人用精神病院的强制住院手段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房立刚指出，“我们必须仔细认真的去辨析这样的执法行为是违法还是犯罪，是否是在合理限度内，如果放任不理，人民群众就会对警察失去信心，以后也不再敢依法维权，不再敢据理力争，这将会是司法退步的表现，也会成为社会戾气剧增的缘由之一。”律师观点3：精神病强制医疗涉及人身自由，必须严格程序控制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观韬刑民交叉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仲若辛认为，安徽淮南张坡事件如同一面棱镜，再次折射出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风险。仲若辛说，张坡事件，涉事精神病院俨然沦为权力规训的工具。《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第31条规定，即便患者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行为，医疗机构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亦须征得监护人同意，监护人不同意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张坡因工伤待遇争议持续维权，既无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表现，更未经规范诊断程序即被强制收治，执法者缺失的程序，以及医院缺少的程序，无不昭示着法律文本与权力实践的惊人背离。仲若辛担忧道，张坡“被精神病”异化为维稳工具，涉事医疗机构成为公权力延伸的执法部门。他建议，精神病强制医疗涉及人身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必须接受最严格的程序控制。我国虽已建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制度，相关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在实际操作中，诊断证明的医学专业性往往成为阻却司法审查的挡箭牌。当医学话语与行政权力形成共谋，法院的司法审查极易流于形式，公民最后的法律防线形同虚设。破解困局需要重构制度闭环：建立独立第三方医学评估机制，打破医疗机构与送治主体间的利益关联；强化司法审查实质化，要求法院必须对医学诊断进行必要性审查。除此之外，还应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对违法送治者的滥权行为以滥用职权罪或非法拘禁罪进行刑事追责；对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医疗机构，依照《精神卫生法》第75条规定追究责任，停止有关医务人员执业，直至开除或吊销其执业证书。...
“2025年选择摆摊，卖超大里脊肉夹饼，一年就能存够80万元！”“孩子该交学费了，看我摆摊一天把一个月1000多元的学费挣出来。”“摆摊日常，两小时卖两三百斤卤菜，月入10万元！”……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宣称“摆个小摊就能衣食无忧”的博主，并在其账号主页和发布的视频中或明示或暗示：可以添加私人社交账号，交学费获取“摆摊秘籍”。在直播效果和短视频宣传的影响下，有不少人交了学费想靠摆摊发家致富。记者梳理发现，今年春节以来网络平台上较火的“摆摊爆品”包括但不限于黄河大鲤鱼、爆汁烤鸡、大锅卤菜、小饰品等，相关摆摊博主大多在收徒教学。那么，“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真的靠谱吗？交了学费后能像师傅那样赚到钱吗？交费学摆摊难回本今年3月初，河北衡水的闫柯（化名）夫妇看到网上大锅卤菜卖得火热——师傅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满满一大锅卤菜很快就见了底；于是便动了创业的心思，远赴安徽学艺，交了2980元学费，3天学成后又购置了三轮车、卤菜大锅、食材等设备和原料，在老家城区一路口支起了摊。结果摆了20多天，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卖出去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天也就卖出去了300多元，收回成本都遥遥无期。更让他们感到前景不乐观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不少路口都能看到大锅卤菜，甚至卤菜种类和摆放方式都几乎一模一样，仿佛一个师傅带出来的。而大家的生意似乎都不怎么样。”“一大锅卤菜，师傅说他一个半小时就能卖完，我几天都卖不完。当初交学费的时候看到师傅那有很多人排队，到自己出摊就空无一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于摆摊后面临的困境，闫柯夫妇不停吐槽。“不上班，一年存30万元，我是怎么通过摆摊做到的”“95后小伙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是什么体验”……记者调查发现，闫柯夫妇提到的“摆摊收徒”类视频和直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数不胜数。比如，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大锅卤菜”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上百个相关账号。记者点进多个账号主页看到，他们的卤菜成品种类和颜色、摆放方式、视频内容和直播方式、头像等几乎如出一辙，有不少账号名字后面挂有“收徒”后缀，或在主页写着“技术可教，+v（暗示加私人社交账号）……”。近日，记者在一名为“××摆摊”的直播间看到，有许多人正排队购买主播所卖的食品，并且限购一份。记者观察到，一名穿白衣服的老大爷在买完后半小时左右又排到了他，直播间有观众迅速指出这人是“老演员”，不管主播去哪摆摊都有他。该直播间可能还有专业场控，记者发现，一有质疑的声音，就会被迅速刷屏清除；并且有多个账号不停发送“××真好吃，想去学习”等评论。夸下海口大捞学费动辄上千元、数千元一份的“摆摊秘籍”包含哪些内容？广东一名交了5000多元学费学习牛杂煲的王先生直言：“师傅给我的配方，和网上随便搜到的免费配方没有太大区别，也不存在什么独家配料。只有线上引流引得好，线下才能卖得好。”就在记者以为王先生已经认识到“摆摊收徒”是个陷阱时，他话锋一转向记者卖起了课：“我现在也在收徒，你要想学的话，我2800元就能教你，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还能帮你省不少学费。我可以教你如何拍视频、做直播，流量起来了生意自然就会好。”浙江的小何去年年底失业，找了一个多月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偶然间，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宣称摆摊10年卖手作饰品创业成功的女博主，其经历看起来十分励志，主页也表示收徒，“交费后无条件传授所有技术”。小何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表示，学习制作饰品的课程7天就能学完，收费1000多元，后面可以反复观看；如何选址、打造短视频等自媒体课程收费2000多元，之后可以一直提供指导。“我回复对方说要考虑一下。结果对方一下子发来很多消息，说自己有几万个学员，他们都成功了，让我不要浪费这次机会，而且学成了还能再教给其他人，快的话学费一两天就能回来。”小何说，感觉自己遇到的更像是一个“捞学费的骗子”，后来她追问了一些细节，对方见她迟迟不交费，直接把她拉黑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中火爆的摊位，商品质量并没有宣传得那么好。多名买过视频中大锅卤菜的受访者告诉记者，卤菜“味道一般，根本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买”“只能说不算难吃”“有的卤菜切开后发现甚至还没熟”。火爆流量多是假象在此类视频中，博主通常会宣称自己的摊位“爆火”“极其抢手”。那么，这些网络视频中排长队的摊位，线下真的都那么高人气吗？3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的一家售卖黄河大鲤鱼的摊位前。在短视频平台，该摊主发了不少视频，表示自己所卖的东西下午3点基本就能售空，“想要的一定提前来买”。结果当天下午1点半到3点，摊主一直在玩手机，其间只有记者一个人买了一条鱼，此时餐车中还剩下三四十条鱼没有卖出去。当记者询问其所卖的是否真为“黄河大鲤鱼”时，摊主直接表示：“那怎么可能，都是养殖的，真的黄河大鲤鱼不会卖20多元一条。”而在其所发的视频中，他挂在嘴上的都是“正宗黄河大鲤鱼”。除了记者观察到的情况，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也有人指出，一些摊主每天发视频表示有很多人排队，一两个小时就卖完，等真到了现场发现买的人很少；一些摊主花钱雇人排队，营造卖得火热的假象；还有些则是前一天还排队的“顾客”，第二天穿上了学徒衣服站在了师傅身旁。有一名交了学费后摆摊倒闭的学员向记者揭秘了其“导师”的“流量秘籍”——网上建群，号召排队送礼，排队买了货后付款截图发群里退钱，这样就把线下排队的流量问题解决了；之后安排人发短视频，视频内容和文案直接复制，花钱投流。这样操作一段时间，线上流量起来后，就开始收割学员，“赚的根本不是卖货钱，而是高额学费”。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一些摊主在视频中信誓旦旦表示“跟我学月入10万元”“这么摆摊稳赚不赔”，但当学徒摆摊赚不到钱提出疑问时，这些人马上就换了副嘴脸，有的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推诿责任说是学员“实践中自己出了问题”，总之坚决不予退费。“这几天，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卖剩的卤菜。之前我曾试探性问过师傅‘怎么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师傅让我们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明确拒绝退款，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闫柯夫妇说，摆摊赚不到钱，学费也退不了，他们已经默默接受了自己投资失败的事实。湖北的李薇（化名）去年年末失业后，花了2000多元在网上和师傅学做小吃，结果效果不尽如人意。“我和师傅沟通，他说不能因为自己卖得不好就要求退学费，这本就是自担风险的商业行为，并且一直指责是我的问题，比如直播没做好、短视频拍得不够吸引人等。”后来，李薇去了正规的培训学校。“老师教的技术确实是网上搜不到的，很实用，都是真正摆摊好多年的人才能总结出的经验，网上教学的那些相比之下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目前，经过正规培训后，李薇的小吃摊开始有了人气，也逐渐回本。她深深体会到网上摆摊视频博主所说的“月入10万”“一夜暴富”有多不现实。“他们就是靠这些话术去坑外行人罢了。”像他们一样，发觉被坑结果默认学费自担的学员还有不少。对于很多学员来说，明知被坑，但只能继续做下去，“希望能把前期投入的成本赚回来”...
这是一场有关职校实习生“买卖”的饭局。做东的是吴玉良，北方某市人力资源公司老板。公司里唯一的业务，就是有关职校实习生。在这行，吴玉良做了快六年。酒席上受邀的五个人，是圈子里颇有名望的中介。他五十来岁，腹部隆起，零星的几缕发丝倔强地坚守着最后的阵地。“干我们这行，就是买卖人头。”吴玉良侧过头对我说——他知道我的记者身份，但似乎并不忌讳。吴玉良组局，是想找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成立一所民办中职院校。“教学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往厂里输送实习生。这行业那点儿秘密，都是公开的。”所谓“秘密”，的确算不上秘密。它只是围绕职校实习生的一笔交易。按照教育部等8部门2022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职校生管理规定”），“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学生实习考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重要依据”。规定中的职校生“是指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中职学校、高职专科学校、高职本科学校学生”。也就是说，职校生要想顺利毕业，必须经过实习。依据规定，实习“对于建在校内或园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厂中校、校中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都是可以的。由于类似基地成本很高，部分学校无法将其建在校园内，因此只能选择将学生输送到工厂。吴玉良解释，这样一来，学校可以挣人头费。而为了省事且不惹麻烦，一些学校会把向厂里输送学生的活儿，交给相熟的中介去办。双方对外的名头是“合作”——厂里支付足额薪水，但这些钱往往打给中介，由后者分为三份，学生、学校、中介各一份。被克扣的薪水，一般被称为“管理费”。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职业学校每年培养毕业生超过1000万名。这让吴玉良等中介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不满足于只做中介，而试图直接成立学校，“做甲方，或者甲方乙方都做。”利益线条上的另一端，则是一些职校生无法逃脱的命运。“欢迎xxx学子”如果把学生看作商品，吴玉良最不担心的就是货源，“这行最绝妙之处在于，职校生必须实习才能毕业，不想干也得干”。因此他从不担心找不到用人单位，只要手里有人，总有企业主动找他。看到我有些怀疑，他当即让助理在社交平台发了条虚假信息：“中职院校，实习学生300人左右。”一小时后，收到40多条来自不同IP的评论，“急需，请看私信。”李翔是吴玉良的“商品”之一。2025年春节前，他结束了南方工厂的实习，回到老家。老家在河北省一个还算富裕的村子。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李翔按部就班在村里上完小学，镇上读完初中。2022年中考过后，他进了一所民办中专，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在此之前，他和计算机唯一打交道的方式是打游戏。整个教育体系中，职校生一度成为沉默且时常被忽视的群体。尽管2022年5月新《职业教育法》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但这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社会给他们贴上“学习不好”“打架混日子”的标签。HOPE学堂的发起人梁自存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职校调研时，常听学生讲的口头禅是，“我就是个垃圾”。一些职校生认为，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你还指望这帮孩子干吗？咱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给家长看好孩子别出事就可以。”在北方某市私立中专做行政的冯妍不止一次听校长这么说。潜意识里，她也觉得这帮学生就是学渣，“上课睡觉、说话、顶撞老师；下课打架、玩游戏、谈恋爱，没一个让老师省心的。”李翔很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学渣”的现实。他发现，初中同学很快分成了两个阵营——高中生和中职生。上高中的同学看不起中职生。同学群里，高中生们正聊得起劲，只要有中职的同学一加入，高中生们就自觉闭麦。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问起李翔在哪儿上学，父母只说“在市里”，绝口不提学校的名字。“我上的中专，还是民办的。”李翔觉得，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但他很快又释然了，“我们本身就在最底层了，再低还能低到哪儿？”职校里教的网页制作和JAVA编程基础，他根本听不进去，“就是换个地方睡觉”。刚入学时，老师就告诉他们，“职三（三年级）上学期，都要进厂实习，否则不发毕业证，这是上面的规定。”李翔期待实习，那意味着可以尽早毕业挣钱。他因此羡慕那些学长——他们如同候鸟迁徙一般，每年6月，被一辆辆大巴拉走实习，6个月后，再被大巴送回。他向一位学长问起过实习的经历，后者脸上透着疲惫，“累，和牛马差不多。那些岗位不用上学，直接去干就可以。”“那能不实习吗？”李翔问。学长说，不可以，“除非你不想要中专毕业证了。”中专证对李翔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一次放假回家，他对父母说，不想读书了。父亲马上反对，“不上学，就得跟着村里的人去建筑工地；上个学，好歹能进厂，以后相亲，工人（的身份）也不丢人。”终于熬到了实习期。2023年5月，二年级快结束的一个上午，班主任说，大家准备一下，去南方实习六个月。有人问老师，可以自己安排实习吗？老师明确表示，不可以。末了，她劝大家，进厂实习好，既能挣钱，还能早点儿适应社会。李翔们有些兴奋。即将到来的体力劳动带有一种处于学校范畴外的、只属于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不用再守着书本上晦涩的文字和符号昏昏欲睡。出发前，学生们签署了一份《职业学校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协议内容的三方，包括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本人。李翔这份协议中的实习项目是在南方某印刷厂，实习岗位为“智能操控”，报酬每小时23元，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李翔点开手机上的计算器App，每月能挣5500多元。实习半年，就是3万多元——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金额。合同上更多内容，他没细看，只记得其中提到，实习单位免费提供食宿、工装，学校和企业给学生投了责任保险之类的。带着城里孩子“去春游”般的憧憬，李翔上了那辆白色大巴车。他们这届学生分为4个班，共200人。除李翔所在的班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其他三个班分别为金融服务、酒店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30多个女生，全部集中在酒店管理专业。发车前，校长拿着话筒，说学校会派两名驻厂老师共同前往，全程陪同实习，学生有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驻厂老师解决。1800公里的路，车子足足开了33个小时。李翔发现，大巴车上除驻厂老师外，还有一张陌生的中年面孔——事后他才知道，那是吴玉良公司里的一个中介。厂里举办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有人专门等待他们；大门口挂着条幅“欢迎XXXX职业学校学子前来我厂实习”。“学子”二字让李翔意外，“社会上都叫我们中专生或者技校生，突然被叫学子，挺不习惯。”他偷偷拍了张条幅照片发到家庭群。亲戚们纷纷跟发点赞、鲜花，一个表弟发了个坏笑表情，附文说，“祝我哥实习快乐，早挣大钱，早日光宗耀祖。”成人的世界李翔所在那辆大巴车上的同学，全被分到了印刷厂。工作是打包和搬运图书，即在成品书出来后，用白色塑料捆绑绳将书捆成一摞，每摞20本，提到指定地方，再由搬运工推着手动叉车运输到仓储车间。用主管的话说，印刷厂里的绝大部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打包和搬运，则基本靠体力。这时李翔才反应过来，合同里写的“智能操作”只是个幌子，完全就是人工操作。“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消退，生活无比枯燥——早上七点多起床，换上蓝色工作服；八点开工，将一本本装订好的书摞起、打包、搬走，像是无情的机器。这个工种，除职校实习生外，还有些附近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车间里布满摄像头，偷懒或说话，会被批评并扣薪水。按照主管的要求，工人们从早上8点干到12点，午饭过后，再从1点工作到5点。算下来是8个小时，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得至少加班两小时。加班每小时多付7块钱。这样的日子李翔不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住在白色双层集装箱搭建的移动房里，他总会做梦，第二天醒来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学校。他给家人打电话，说不想干了，父亲骂他不能吃苦；他给驻厂老师发微信吐槽，老师让他坚持下，不要影响毕业。李翔实习时，住的就是类似这种宿舍如果说体力上的疲惫尚能坚持，脑力上的劳动则更成了他的负担——每天加班两小时后，职校实习生们会被要求手写一篇不低于300字的实习日志，驻厂老师每周来收一次。老师叮嘱他们，不能写当包装工、搬运工，要上价值，写模糊的工作心得。于是每天加完班，李翔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马扎上写日志。他只想写“累”，但这过不了关。他开始编造那些假大空的话，偶尔还会从网上抄些自以为的金句，“我在实习岗位很开心……实习能让我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今天工作最大的感悟，就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成功的基石”“我发现，工作要用大局观”。这些万能句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不违和。状态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写完7天的日志，“扎扎实实走形式，能毕业就可以。”“走形式”是李翔在成人世界学到的重要一课。他因此觉得自己该把这个形式完成得漂亮点儿，“老师满意，学校满意，工厂满意，这才是最好的结局。”被克扣薪水幻灭出现在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李翔算了下工作时长，判断自己可以拿到5000多元工资，可最终到手的只有3000多元，同工种的老员工，则拿到了六七千元月薪。按照“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单位发放的薪水“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李翔一打听，发现所有同学的工资都被扣掉了一两千元。驻厂老师先是语焉不详，被问烦了，才说是“学校扣的管理费”。至于“管理费”去向，老师解释说，一部分给学校，一部分给人力资源公司，即中介。直到这时，职校实习生们才知道中介这个角色的存在。至于扣钱的理由，除了管理费，还有违纪。比如上班偷懒、去厕所时间过长、未经允许打电话等。而厂里那些经常聚在一起偷懒、抽烟、打牌的老员工们，倒是没被扣钱。“当时很不理解，活儿都是我们干的，钱却被分走了。”职校生们为此去找厂里主管。主管说，他不和学生直接对话，有事找驻厂老师。直到有人打了当地市长热线，厂里终于出面解释，说是“已经把足额的钱打到了人力公司，那些违纪罚款也和厂里无关，建议还是找学校协商。”也就是说，职校实习生们每月拿到的薪水，其实是通过中介打过来的。依据“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生的薪水要“足额、直接支付给学生”“不得经过第三方转发”。于是有人提出报警，但又担心影响毕业，最终忍了下来。“一个学生就算每月扣1000元，300个学生每月是30万，半年总共180万。”李翔算了笔账，“这笔钱如果学校和中介平分，意味着他们啥也不干，半年就能挣90万。”和老员工们慢慢熟悉起来后，有人私下向学生们透露，像他们这些职校实习生，送走一批，再来一批，都是被克扣过来的，“克扣薪水的事，厂里都知道。只是他们不想得罪中介和学校，怕招不到相对便宜的学生工，因此都装不知道。”上网检索后，李翔发现，在利益链条裹挟下，职校实习生早已成了中介和学校的摇钱树。一家中介的聊天记录此前有职业打假人在网络发帖说，“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的张老师和前妻颜某某都是学校职工，两人离婚后，张老师于2023年2月无意间发现颜某某有600万元的巨额存款。张老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涉及金额数千万元的账本，账本中记录了人力资源机构转账给学校多名领导的明细和分配比例，其中打到颜某某名下的金额就有600万元。”这些钱，就是职校实习生们被克扣的报酬。一个账本上写着，总结19.5元（时薪），学生15元/小时，学校4元/小时，本人0.5元/小时——实习薪水按照这个比例被分成了三份。此事最终经由官方处理，相关人员被惩处。而更多控诉的声音隐匿在社交平台上那些难以被发现的角落。有学生发帖说，“（企业）一小时的工价是22，我们学校呢，给到学生的是8元一小时……而你作为学生，你的身份证在人家手里，你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你唯一有话语权的时候就是进厂那一刻之前在大巴车上的时间”“我弟弟现在去实习了，一小时8块钱，能跑吗，说是跑了不发毕业证”。不敢反抗，又无处可逃，成了李翔们的共同处境。“累，无聊。”半年后，回到学校，面对学弟有关实习的问题，李翔给了个最简短的答案——真实的成人世界并不好玩，他需要重新思考人生。“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克扣薪水的事，总会被反馈到冯妍这里。她是北方某市一私立中专的驻厂老师。“我们听说，学校克扣我们的实习费，驻厂老师也参与了，你们给出解释，否则，曝光你们。”六个月的驻厂实习结束后，一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公开说。冯妍回复了三个微笑表情，将群设置成免打扰模式。“动不动说要自杀，要跳楼，不想活了。”当了半年驻厂老师，这些威胁对冯妍来说司空见惯。学生们矿工、迟到、晚上跳墙出去玩都是小事，一个学生因为不想实习，在男厕所里写大字，说“老板是黑心资本家，和厂里XX有一腿”。按照校长当时的说法，驻厂工作很简单，三个老师，每人负责100人的管理，平时就是去厂里看看，查查寝室，以及解决学生的各种问题。驻厂的半年，月薪比平时多2000元。冯妍脑子一热，报了名。一个曾经当过驻厂老师的“前辈”告诉她，学生们“肯定不好管，放平心态，别出人身安全事故就可以。其他的事，尽力就好。”不同于李翔们住的活动板房，冯妍带的学生全部入住了企业自建的宿舍楼——她负责的100个学生，机械专业的去了电子厂，商务英语专业的去了一家银行的外包客服中心。南方气候湿热，几个宿舍有些霉味。于是分宿舍当晚，冯妍接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上来就是一顿炮轰，“你们学校咋这么没良心，拉着我家孩子去打工，还让我孩子住狗窝，良心被狗吃了吗？”冯妍想解释，家长听不进去，丢下一句“要投诉你们”，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半年，不管深夜还是凌晨，不断有学生找她吐槽，“不习惯厂里环境”“不喜欢这里的食物”“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主管”“不喜欢上班”“女朋友不喜欢我”……在所有“不喜欢”后面，学生们都会加一句“老师，怎么办？”——他们急切地想要从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里得到答案。但冯妍通常找不到答案。她只能反复劝他们，不要想太多。做驻厂老师后，她的微信总会出现500条未读信息。有些信息5分钟内没来得及回复，学生就开始闹脾气，“老师都什么素质”“一切都是你的错”“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驻厂老师最怕的就是自己负责的学生出事。之前的驻厂老师告诉冯妍，他们有一届学生进厂实习时，在网络上认识了些朋友，被骗到国外搞电信诈骗去了。也是当驻厂老师后，冯妍才学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她的目的很简单——从案情中接受教训，自己尽量避免。她对两个案子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重庆一所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被安排到重庆渝北区某产业园实习一年，就在马上要结束实习的2024年2月10日凌晨，这名学生在宿舍内休息时死亡。公安机关认定其死亡原因为∶缢死。还有个案例是，2021年12月24日，河北邯郸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通过中介，被安排到上海工厂做包装工后，一名姓郗的学生于2022年1月5日下午从实习单位宿舍离开，却在2022年1月16日在厂外被发现溺死。冯妍因此对学生的安全问题格外敏感。一次，厂里主管打来电话，说有3个男同学早上没上班。冯妍立刻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无人接听。她骑着共享单车在工厂周边找了大半天，依然不见踪影。冯妍报了警，同时通知了校方和家长。找了一整天后，到了晚上，那几个学生开开心心回了厂，说是上班太累，出去玩了。“都说不实习或实习不合格会影响毕业，可人家不在乎啊。”实在气急了，冯妍会拿“不发毕业证”吓唬学生。“谁会在乎那个中专证呢”——她总会得到这样的回复。驻厂结束后不久，冯妍辞职了。她觉得在职校没前途，打算继续考公或考个教师编。两者相比，她更倾向后者，“我不想以后教出来的学生，都在工厂打工。”隐秘的交易“只要实习仍是毕业的必要条件，这行就是朝阳行业。”把职校当成生意的吴玉良确信自己选对了赛道。在这场隐秘的交易中，他似乎不担心招不到学生，“中职不行，还有高职呢，怕什么？”2025年春节前，吴玉良一直忙着到处送礼，礼物是标准套装——两盒茶叶、四条中华烟、一箱高档白酒，以及一盒高档护肤品。送礼的对象几乎都是职校校长。做职校实习生生意前，吴玉良做的是向工地输送农民工。他的原始积累也来源于此。渐渐的，建筑行业的钱不好赚了，有人建议他拿职校实习生当货源。“现在很多大型工厂最缺的就是人力。用学生工的话，企业负担的工资成本比正式职工至少低20%，还不用承担五险一金。”吴玉良告诉我，这行门槛不高，最关键的环节无非是打通职业院校的关系，“也不用多，校长和就业办主任就可以。”市面上专门做职校实习生的中介很多，学校和学生资源相对固定。校方和谁合作，取决于谁的公关手段更高。初入这行时，吴玉良看中了一个老牌职教中心。他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找到校长，后者一直拒绝见面。之后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终于得以和校长坐到饭桌上。吴玉良记得，那次饭局，自己喝了两瓶茅台。那之后的半年，他像保姆一样服务校长，大到外出开会，小到陪校长的老婆买菜。最终，校长答应给吴玉良200人的资源，让他试一下——学校彼时另有600多名实习生。这些实习生，被校长分给了不同中介。有了生源，吴玉良很快联系到南方一家电子厂，将这些实习生全部送了进去。厂里给每个学生的时薪是24元，吴玉良从中扣掉了每人每小时10元管理费。以此计算，他每天克扣一个学生80元，一个月下来是2400元，200个学生就是48万元，半年下来，就是288万元。去除一些成本，这单生意，他和校方各赚了100多万。从学校层面说，这100多万仅仅是这200个学生带来的，剩下600多人的回扣还没算进去。这笔生意让吴玉良看到了商机。他愈发觉得，只要有生源，就会挣钱。他也认识了更多校长，结识了不少招生办主任，慢慢摸清了门道。吴玉良透露，业内利润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克扣学生时薪，另一种是“打包人头费”。所谓“打包人头费”，就是让企业以每个学生300元-500元提成，一次性给中介，中介再去和校长分配。由于企业先付了这笔人头费，后期给到学生的时薪自然会降低。至于中介给学校的分成，有的校长不敢私自使用，便把钱存到学校的“小金库”，用于日常一些不便进账的花销。招生办主任则一般不参与分成，“每次确定要往厂里送学生时，单独给招生办主任送钱。人数不同，送的也不同，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一些职业院校因此愿意找中介合作，“有我们在中间，学校就可以放心挣钱呀。”吴玉良说，其实学校不通过中介也可以，但这样一来，克扣学生实习费就比较难办，有中介这关，大家都相对安全。而中介与学校一般会打着“合作”的名义——中介给学校交几十万元保证金，由学校与其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其中，校方负责组织生源，将符合实习条件的学生输送给中介，中介去寻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甚至一些驻厂老师，也是由中介公司招募的人，或者中介承担驻厂老师的额外补助。实际上，“职校生管理规定”早有明确，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但在利益链条的裹挟下，违规行为层出不穷。很多中介在做中职实习生的生意吴玉良也担心出事，尤其担心校长出事，“他一出事，把我们一招，指定都得进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能搜到多个此类案件，学校相关人员涉及的罪名，多是受贿。比如四川省宜宾市南亚电子职业学校原校长、法定代表人刘某，自2016年以来，与东莞一家人力中介合作，由中介操作，派遣该校学生到东莞两家工厂实习，刘某则从中介那里收了90.4万元“管理费”，用于自己购房、个人消费等支出。河南周口某女子职专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灵，2014年至2020年，安排学校一个副主任与中介，和东莞一家电子厂签订学生实习合作协议，企业总共付了2131万元实习薪资等，但学校只支付给学生1383.3万元，剩余700多万被侵吞了。学生的安全问题也是潜在隐患。由于实习生进厂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无法购买各种社保，一旦发生伤亡事故，就很棘手。“比如去上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在厂里受伤了，压力太大自杀了。”吴玉良认识不少同行，每年都因此被起诉。每到这时，学校就把压力给到中介，让他们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把事情摆平。“你摆平过这类事情吗？”“有，但不能说。”吴玉良顿了顿，“没有涉及人命的，但受伤的处理了好几次。”虽说不担心“货源”，但吴玉良也承认，能够“进行买卖”的职校生只是一小部分，且主要集中在民办职校，“公立学校还是好很多。”所以，眼下他正忙着筹办一所民办职校——他知道公立学校不可能参与——要想把生源牢牢攥在手里，就得成立学校。“到时候，不管是中介还是工厂，都得听我的。”他端起100毫升的白酒分酒器，语气里带着几分志在必得，“办学校是件好事，总得给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条出路。”酒桌上的人点头附和：“对对对，咱们当校长、做校董，不当老板了。”一侧的餐边柜上，一箱53度的飞天茅台和4条硬盒中华烟见证着这场生意的谋划和布局。即将完成这次采访时，李翔告诉我，他原本想报对口高考（专门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行对口升学的一种考试形式，以“专业技能+文化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和普通高考一样，须参加高考报名），但错过了报名时间。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选项，“就算考过了，大概还是上个高职，最后还得进厂实习。但凡上的学和‘职业’俩字沾边，基本逃不过进厂的命运。”今年6月毕业后，他大概率还是会去找个南方的工厂打工。毕竟在温暖潮湿的南方，他第一次被称作“学子”。（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