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型城市要避免衰败，仅仅是进行区划调整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瘦身健体，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并不断改善市场与营商环境。行政区划的“逆向调整”，正在成为新趋势。近日，民政部部长在《学习时报》发文提到：围绕提升行政资源配置效率，探索人口收缩地区行政区划优化路径。稳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设置，为基层优治理、促发展赋能增效。“收缩型城市”已经不是新概念，它以人口的持续减少为标志。在人口扩张时期，行政区划的调整，多为撤县设区、撤镇设街等。如今，在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官方人士表态，为收缩地区的区划调整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反向的撤区复县、撤街设镇，甚至区县合并潮要来了吗？01行政区划的设置，主要服务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其中人口规模是重要的考量因素。长期以来，在快速的城市化下，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大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同步扩张，撤县设区、撤镇设街，这类向上升级式的调整成为潮流。数据显示，仅1993年一年，我国新设立县级市数就达到53个。但近年来，高歌猛进的城市化，和高速的人口增长，都已经成为历史。大中小城市不再一荣俱荣，而是进入争夺存量人口的零和博弈阶段。一方面，中心城市凭借着良好的经济条件、基础配套、就业环境，源源不断地吸引外来人口流入，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下滑、产业衰退，大量的中小城市、县城，进入负增长通道，人口被中心城市虹吸，流失现象不断加剧。收缩型城市的概念，在2019年开始见诸官方文件，这两年呈愈演愈烈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20—2022年，在323个公布人口数据的样本城市中，有197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下降，人口减少836万人。一言以蔽之，收缩型城市越来越多，收缩的强度越来越大，以六普到七普十年为周期看，甚至出现了人口减少超过20%的重度收缩型城市。在收缩型城市中，原本的人口分布模式，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扩展的趋势，郊区逐渐演变为城区。然而，随着人口的减少，人口又逐渐向基础设施更完善的中心城区集中。城市总人口规模在缩减，内部空间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若继续沿用原有的行政区划，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适配的问题。比如，财政供养负担重，事权、财权和城市的实际规模不匹配，等等。02很多中小城市、县城的人口在流失，房地产景气度下降，卖地收入减少。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铁饭碗岗位相对稳定，并且仍需依据户籍人口规模维持社保等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与债务压力持续攀升。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前几年开始，山西等省份率先以人口小县为突破口，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机构改革，大幅精简压缩机构和人员编制，有效降低了财政负担，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效率。相较于机构改革，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要复杂很多。但一旦有的城市的经济、人口规模达不到既定标准，行政区划的调整，也就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所以我们看到，在机构改革的风暴之外，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了行政区划的逆向调整，行政等级进行下移式的降级。比如2023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将碾子山区的富强街道撤销，设立华安镇。也是这一年，广东潮州枫溪区撤销，恢复枫溪镇，枫溪镇回归潮安区管辖，实现“撤区复镇”。同样位于黑龙江的伊春市，在2019年撤销了15个市辖区，新设8个县区。2023年再次开启区划调整，乌翠区下辖的乌马河、锦山两个街道撤并为乌马河镇，向阳、曙光两个街道撤并为翠峦镇。在友好区，双子河街道变为双子河镇，铁林街道变为铁林镇。这些进行区划调整的地区，有一定的特殊背景。如伊春因林而生，曾长期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行政区划调整是为了应对人口流失，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需要。而在收缩型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这些特殊地区的“逆城市化”调整，只是一个开始。人口不足的城区、街道回归县城、乡镇建制，流失严重的区县，直接合并，在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例。03在早些年，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撤县设市（区）、撤镇设街的热潮。地方纷纷谋求行政区划的升级，原因不难理解。举个例子，县升成区，成为城市型的行政单元后，行政权力得到扩大，能更好地享受中心城区的辐射和带动。所以，这种升级式的调整，往往符合地方主官的意愿。如今，经济下滑、人口流失压力下，对行政区划进行逆向调整，人们难免会对当地的发展前景产生一定的担忧和消极预期。但事实上，这种悲观看法并无必要。首先，区划升级意味着地位提升，但逆向调整并不意味着倒退。比如，乡镇建制原本具备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相对独立。一旦转变为街道，镇政府的性质，便转变为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更多得服从城市的统一管理与规划，失去了一定的自主权。对于人口不足以支撑街道管理的地区，将其重新调整为乡镇建制，实质上是恢复了其自主管理的权限。这样，乡镇能根据本地发展的实际需求，更加灵活地调配资源，制定适应性更强的发展政策，盘活地方的经济。其次，收缩型城市未来会越来越多，但收缩的状态不是中小城市、县城的必然宿命。国外的研究学者发现，欧洲的一些城市，在经历多年收缩之后，又出现上升恢复的趋势，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复兴内城和限制扩张的政策”，是实现经济增长、人口恢复的核心因素。这提醒我们，收缩型城市要避免衰败，仅仅是进行区划调整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瘦身健体，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并不断改善市场与营商环境，积极转变产业发展思路。...
2023年，江西一高校有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为“鼠头”的异物。后经官方调查，判定异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但此前，时任江西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局长江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异物是鸭脖，被舆论指其“指鼠为鸭”。近日，有网民称，江某某已调任上级部门工作，疑似升职。3月31日，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江某某已不在昌东分局工作，仍是该局一位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被升职。视频截图曾因“指鼠为鸭”遭质疑2023年6月，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有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为“鼠头”的异物。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6月17日，江西发布通报称，根据国内权威动物专家对提取的当事学生所拍现场照片和视频进行专业辨识，判定异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网络视频截图联合调查组经勘察现场，调取监控视频发现，6月1日，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为“鼠头”的异物，被涉事食堂工作人员事发当日丢弃。通过查看食堂后厨视频，查阅采购清单，询问涉事食堂负责人、后厨相关当事人、当事学生和现场围观学生等，判定异物不是鸭脖。根据国内权威动物专家对提取的当事学生所拍现场照片和视频进行专业辨识，判定异物为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未认真调查取证，发布“异物为鸭脖”结论是错误的。经认定，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对此次事件负主体责任，涉事企业负直接责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监管责任。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吊销涉事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对涉事企业和法定代表人顶格处罚。下一步，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等相关责任单位、涉事企业和责任人，并在全省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抓好源头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截图：江西工职院“6·1”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单位回应称“没有升职”事发近两年后，有网民称，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鼠为鸭”局长江某某调到上级部门工作，疑似升职？再次引发关注。3月31日，记者联系了江西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询问江某某是否仍在局工作，一位工作人员让记者联系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后，南昌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江某某仍是该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但已经不在昌东分局工作。对于江某某调到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时级别有没有什么变化，该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升职，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江某某目前不是该区局的领导，也不是科室负责人，不方便透露其级别。...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仍未出现触底的迹象。新屋销售再次下滑，主要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公布创纪录的亏损。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新屋销售在 3 月份下降了 11%。与此同时，万科去年亏损495亿元人民币。这是该公司自1991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全年亏损。国内需求疲软和劳动力市场脆弱继续对中国房地产行业造成压力。政府去年推出的支持措施已吸引一些买家重返二手市场，但对于开发商按时完成项目的能力，人们仍然持谨慎态度，这损害了万科等公司的销售。CreditSights Singapore 亚洲战略主管 Zerina Tseng 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的红火势头是否能够持续并蔓延到全国，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最新的私营部门指标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已停滞。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CRIC）的初步数据，3月份，全国百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新房销售额总计3180亿元，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2月份增长1.2% 。此外，根据中国指数控股公司的数据显示，3 月份现房价格下跌 0.59%，跌幅高于 2 月份 0.42% 的跌幅。由于通货紧缩压力和贸易战导致经济停滞，当局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克里斯蒂·韩表示，“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对二线及以下城市造成压力，这些城市占中国新房销售的三分之二。”...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1日宣布，将软银集团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该公司认为，其与非上市人工智能（AI）相关的资产权重正在增加，并且股票价值波动的风险正在增加。...
在财富管理市场中，家族信托凭借风险隔离、财富传承等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高净值人士的目光。然而，我国的家族信托业务尚属发展初期，随着业务量的增长，相关服务纠纷也日益显现。近期，在上海金融法院披露的一起家族信托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委托人向某行私人银行部支付了20余万元的顾问服务费，但自协议签署至家族信托终止，某行私行部既未提供约定的顾问服务，也未指派专人与其对接。该起案件不仅引发了市场关注，也反映出了家族信托业务的行业服务漏洞。多位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行业人士指出，该案件暴露出了三方家族信托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部分金融机构仍未摆脱传统委托理财思维的束缚，将家族信托当作普通理财产品运作。随着家族信托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潜在的诉讼风险不容小觑，极有可能对整个行业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银行私行部被指“只收费不服务”在这起纠纷背后，是一例典型的三方家族信托服务合同。家族信托的委托人（丙方）与某信托机构（甲方）、某银行私人银行部（乙方）签署了《综合顾问协议》，约定某行私行部作为家族信托的综合顾问，为委托人相关合理需求提供建议，并为信托机构管理、运用家族信托的信托财产提供建议。然而，委托人指控，自协议签署至家族信托终止，某行私行部既未提供约定的顾问服务，也未指派专人与其对接，却收取了20余万元的综合顾问费。基于此，委托人于2020年12月将某行私行部以及信托机构告上法庭，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9日立案受理。委托人在诉讼请求中表示，该行私行部未履行合同义务，未提供任何实质性服务，却收取高额费用，属于违约行为。同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未对私行部的服务进行监督，未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应承担连带责任。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该案已经达成和解。万向信托创新研究部高级信托经理陈劲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该起案件信息看，这是由委托人、银行私行部、信托机构合作开展的一笔业务。在家族信托业务领域，银行凭借丰富的客户资源，信托依靠专业的服务能力，二者合作已成为相对成熟的展业模式。”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银行和信托往往会依据与客户确定的总费用方案，进行合理切分。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助于银行以顾问的角色与客户建立更为亲近的关系，避免单纯作为信托服务的“销售”方，而与客户产生距离感；另一方面，合理的顾问费也符合信托费用列支的合规要求，旨在保障相关机构服务的持续性。陈劲夫还强调，在一般情况下，银行会指派专人作为执行事务代表，来负责与投资或服务相关工作。通过切实履行顾问职责，家族信托可以充分地服务客户，许多争议也能有效避免。这起个案中，银行在服务细节上未能达到委托人预期，进而产生了争议。尽管该案件最终以和解方式解决，我们无法直接评判事件的具体经过，但这也为家族信托业务在服务流程的优化上，提供了参考。银行的 “双重” 角色这起家族信托服务费用纠纷，不仅引发了市场中对于家族信托服务质量、金融机构责任履行的讨论，也令人们重新审视家族信托业务中各方的角色与关系。委托人在整个家族信托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家族信托的发起者，委托人通常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行业人士指出，在我国家族信托设立的门槛一般为1000万元，而实际业务中，基本上是2000万元至3000万元的资产规模，5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也十分常见。不过，委托人对家族信托的认知往往依赖金融机构的介绍。一位从事家族办公室业务的行业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银行理财经理为完成业绩，可能会误导客户，将家族信托包装成普通理财产品，忽视其财富传承和风险隔离的核心功能。”信托机构在这其中担任着设计信托架构和管理资产的角色，与银行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商业合作。而在这类三方家族信托模式中，银行机构担任着最重要的角色。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三方家族信托服务中，银行扮演着 “双重” 角色：既是信托机构的获客渠道，又在投资者面前担任投资顾问。他进一步解释道，在家族信托设立过程中，银行是信托机构的主要获客渠道。目前，国内家族信托规模已接近万亿，其中大多数的客户是通过银行渠道落地的。同时，银行在家族信托中承担着类似投资顾问的角色，并通过收取顾问费获取收益。杨祥指出，在这种银信合作的模式中，存在潜在风险应予关注。比如，部分银行前端的理财经理缺乏专业度，个别人员为了完成业绩、获取佣金以及获得银行奖励，可能诱导客户设立家族信托，却未向客户真正介绍家族信托的本源和本质。此外，银行担任投资顾问时，往往收取较高的投资顾问费用，个别银行还会对资产配置端进行掌控，主要将资金投向自己的理财产品。这种做法导致银行难以实现全市场资产配置，违背了投资顾问的专业定位和角色要求。杨祥表示：“该起案件暴露出了当下银信合作的家族信托服务模式中的潜在问题，随着家族信托业务在未来不断增长，潜在的诉讼风险巨大，也可能对整个家族信托行业的稳定发展构成威胁 。”一位受访行业从业人士对该观点表示认同，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家族信托业务的不断增多，相关的诉讼案件也在逐步增长。这类案件的争议焦点一般包括金融机构是否完整提供合同约定服务、机构服务是否符合审慎尽职要求和监管要求、机构是否存在有损委托人利益的情形等。更有些机构会借家族信托之名，将理财产品掺杂其中，从事高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这完全违背了家族信托设立的初衷。”陈劲夫从家族信托未来展业的角度向本报记者指出，在服务过程中，银行和信托机构都应高度重视自身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以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从而维护家族信托业务的良好声誉和发展前景。...
2023年震动资管圈的“连环雷”再被引爆：原告开庭前夕新增14条被执行记录，被告私募失联。一纸法院公告揭开私募基金行业隐秘角落，2023年11月的“杭州30亿量化私募跑路”事件所涉及的私募基金、托管机构的多方诉讼案即将进入对簿公堂的阶段。这也是时隔一年半后，该事件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上海金融法院公告显示，北京华软新动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软新动力”）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将深圳汇盛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汇盛”）、杭州瑜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瑜瑶”）、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称“磐京投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泰证券”）、国金道富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国金道富”）这5家机构诉至法庭，该诉讼案将于4月22日开庭。耐人寻味的是，前三家被告私募当前均处于“下落不明”状态，而原告华软新动力本月突增14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639.22万元。让这起2023年震动资管圈的“连环雷”事件再添疑云。“踩雷”事件即将对簿公堂过去近一半年后，“杭州30亿量化私募跑路”事件迎来了新进展。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作为当年踩雷的关联方之一，华软新动力以原告身份，将深圳汇盛、杭州瑜瑶、磐京投资这三家私募机构，以及华泰证券、国金道富这两家机构一并告上法庭。该诉讼案将于4月22日在上海金融法院开庭，案由是侵权责任纠纷。上海金融法院称，因上述三家私募机构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并一并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不参加审理，该院将依法缺席判决。此次纠纷的根源，可追溯至2023年11月的“杭州30亿量化跑路”事件。2023年11月，深圳汇盛、杭州瑜瑶两家私募接连发生违约，引发震动整个资管行业的“爆雷”事件。当时，华软新动力公告称，该公司管理的最终实际投资至深圳汇盛的部分私募基金产品，因深圳汇盛发生违约行为导致兑付困难。随后，云南信托、郑煤机、英洛华、横店东磁等公司随后也确认“踩雷”。第一财经此前报道，两家机构的实际操盘人，均是磐京投资实际控制人毛崴。据知情人士透露，违约的诱因，是毛崴已于此前被有关部门控制，因无人协调资金导致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后续连环爆雷。证监会事后查显示，初步判断，相关人员控制杭州瑜瑶、深圳汇盛等多家机构，多层嵌套投资，存在虚假宣传、报送虚假信息、违规信披等情形，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控制涉案人员。而在此次诉讼中，华软新动力的诉求，首要是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五名被告，对该公司受托管理的“天安2号”基金本金损失中的1亿元的本金(暂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以1亿元为基数，按2023年1年期LPR利率3.45%计算的利息损失，计算日期自2023年11月3日起至偿付基金本金损失之日止。涉案私募已经下落不明？“爆雷事件”发生后，华软新动力业务遭受众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称“中基协”）数据显示，2023年前十月，华软新动力共成立了77只产品，“爆雷”事件后发生到今年3月27日，该公司已经近一年半尚未有任何新产品成立。此外，华软新动力近来还新增了14条来自北京金融法院的被执行人记录，立案日期均为3月18日，合计执行金额为639.22万元。而该公司在该事件中涉及资金的追讨，至今没有进展。该公司2023年11月当声明称，将持续向相关基金产品的投资人进行信息披露，并针对深圳汇盛的违约行为及相关环节采取法律手段，尽最大努力实现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记者查阅网站信息发现，上述声明发出之后，华软新动力至今没有再披露相关事项后续的进展情况。不过，去年1月5日，双方证券投资基金回购合同纠纷案件获得立案，当年7月由福州市鼓楼区法院审理终结。但在公开渠道，记者未能查到有关此事的更多信息。据记者查阅多家涉事公司公告，郑煤机、英洛华、横店东磁等上市公司“踩雷”，在产品到期后，由于兑付没有新进展，只能自担损失。披露显示，如郑煤机对未回收的2.72亿元全额计提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英洛华已确认投资损失1.16亿元，横店东磁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2.86亿元。而包括华软新动力在内，当年踩雷的机构，通过诉讼追讨资金，也面临不小难度。此前，深圳汇盛、杭州瑜瑶、磐京投资三家机构，早就已经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中基协网站信息显示，杭州瑜瑶处于异常经营、信息报送异常的状态，深圳汇盛在去年5月因异常经营等原因被协会注销，而磐京投资早在2022年9月就被协会注销登记。深圳汇盛等机构“下落不明”的情况此前已有迹象。去年1月，华软新动力曾以“证券投资基金回购合同纠纷”为案由将深圳汇盛告上法庭，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裁判文书等均以公告形式刊登。“从这种情况分析，大概率是被告处于缺席状态，因为公告的意思是没人去签收法院文书。如果有人去开庭了，法院会让现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不需要后续公告。”上海数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炜对第一财经说。陈炜解释称，下落不明是指，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法院无法联系上，可能是拒收法院通知，法院才采取公告的方式。那有可能出现了公司人去楼空停止经营的情况，导致没有办法正常办公，所以才会无视法院的送达行为。多层嵌套监管再强化私募基金投向下一层或多层基金，再由下层基金投向底层资产，亦即多层嵌套，是“爆雷”事件涉事私募基金存在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如何厘定嵌套型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边界，如何确定相关主体责任等问题引发多方关注。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葛翔在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撰文分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多层嵌套之间所形成的合同关系，一般不属于无效情形，除非该嵌套行为影响到基本金融秩序。葛翔认为，实践中涉及的问题，主要在上层基金的投资者，是否可以向下层基金主张权利。在他看来，特殊情况下可以，如上层基金清算后原状分配于投资者，或管理人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责，且投资者主张权利经过集体决策。陈炜也认为，“踩雷”的托管机构，可能也要面临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是民事赔偿。具体需看机构方在此过程中，是否按监管要求，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审批和风控程序；此外，民事赔偿的责任，还要结合托管机构与投资人的合同约定，以及托管机构的具体履约认定。第一财经记者从业内人士出得知，该事件爆发后，监管层对复杂结构产品的审查也有所行动。某私募基金从业人士说，前述爆雷事件发生后，有广东私募曾收到过监管的《关于涉及未托管产品及FOF产品的私募机构自查通知》，自查填报内容包括最底层持有股票名称、持有数量等。“一般私募嵌套最多两层，多层是不允许的。”前述私募人士说，此前，资管新规中已有规定。从实操层面来看，很多中大型券商等机构托管，也是按照两层嵌套执行。那么，对于私募基金多层嵌套，监管当下是如何规定的？2023年9月底，中基协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指引第2号——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禁止私募基金多层嵌套。该指引第十条规定，私募股权基金的架构应当清晰、透明，不得通过设置复杂架构、多层嵌套等方式规避监管要求，收取不合理费用。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向投资者充分披露投资架构，以及投资者承担的费用等有关信息。2023年12月，证监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再次对私募嵌套明确约束，如严控私募投资层级，私募基金嵌套层级不得超过两层；存量产品需在两年内完成整改，私募基金在整改完毕前不得新增投资、不得新增募集规模、不得新增投资者、不得展期，基金合同到期后予以清算。随着监管趋向严格，私募行业正在加速出清。中基协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合计注销150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平均每月注销约125家。截至今年3月27日，年初以来又有363家注销，加速出清现象有所延续。在这1865家机构中，协会注销的占比超过一半。...
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生态在2023年被爆涉及重大洗钱丑闻之后，近日又陷入了一起家族办公室员工挪用高额管理资金的风波。据媒体报道，一位中国富商设立的家族办公室遭遇员工侵吞4亿资产，这一恶性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遭受巨大损失，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家族办公室行业规范与监管的关注与思考。遭员工侵吞4亿元侵吞资产的犯罪分子是富商钟某的四名前员工，他们曾是钟某高度信任的管理团队。在钟某因旅行受限无法频繁往返新加坡期间，家族办公室的日常管理便交由这四人管理。然而，在2023年12月，钟某发现公司内的这四名员工均涉嫌挪用两家公司的资金，随后这四名员工相继被解雇或主动辞职。2024年1月，钟某聘请了海外法务机构对员工的侵占行为进行深入调查。经过九个月的细致调查，发现这四名员工在任职期间通过虚假报销、伪造费用支出及捏造分工等手段，进行了高额资金的挪用。他们通过伪造电汇付款指令、少报所获的工资奖金等方式，将两家新加坡公司的大量资金非法转入个人账户，总额高达5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亿元。据了解，2015年，钟姓富商在新加坡成立名为 Panda Enterprise Pte Ltd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同时，该名富商还设立了另一家名为Lee Fung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LFI），为中国的在岸业务提供财会服务。其中多次实施侵吞犯罪行为的涉事员工之一——Shannon就曾担任LFI公司唯一的董事，也是钟某最信任的员工。在Shannon的侵吞行为中，一笔折合人民币1.6亿元的资金交易尤为引人注目。Shannon通过伪造MT103 Swift电汇付款指令完成了一笔交易，指令显示Singa Wealth向LFI转账2200万美元，但调查证实这项交易并未真实发生。同时，Shannon还严重少报了2019年至2022年这三年间的工资和奖金收入。她及另外两名员工共计获得了840万美元的超额收入，而这部分也并未如实向钟某披露。目前，钟某已向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面对所有的指控，涉案员工均坚称自己不存在不当行为，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加坡高等法院已下令冻结涉案人员及其关联公司Singa Wealth的全球资产，以防资产被进一步转移。家族办公室如何规范前行家族办公室为何会出现监守自盗的失范行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家族办公室的成功离不开两大核心支柱：专业性和职业操守。专业性是家族办公室得以立足的基础，它确保了家族财富的有效管理和增值；而职业操守确是家族办公室的生命线，它关乎着家族办公室的声誉和客户的信任。他进一步说道，这类行为不仅背叛了客户的信任，更暴露了管理机制中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的严重问题。以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侵吞客户巨额资产的事件为例，这种不规范行为极大地消耗了民众，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对家族办公室的信任与耐心。在2024年卷入重大洗钱丑闻后，新加坡当局对家族办公室的监管力度显著加强。为了应对洗钱风险，当局要求洗钱风险较大的单一家办最迟在2024年6月底前提交注册信息，包括家办高层无犯罪信息、没有触犯金融法规、在新加坡开设银行账户及受益人信息等。金管局还成立了专门小组，来筛查申请税务优惠者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此外，新加坡对家族办公室的相关政策也进行了调整。2025年2月21日，新加坡金管局证券市场检讨小组官宣对全球投资者计划（GIP）的重大调整，家族办公室仍需管理至少 2 亿新元（折合人民币11亿元）资产，但 5000 万新元（人民币2.7亿元）的投资必须全部投向新加坡上市股票，房地产、REITs 或商业信托等投资选项不再适用。杨祥表示，新加坡家族办公室风波不断，洗钱、监守自盗等问题频出，为全球家办行业敲响警钟，以此为鉴，国内家族办公室行业若要稳健发展，必须尽快完善法律规范与监管体制，同时打造职业共同体，建设家办行业自律组织，这将是国内家办规范发展的必由之路。...
3月24日消息，由OpenAI与软银集团联合主导的“星门”计划，预计需投入5000亿美元构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其中90%通过债务融资或类债务金融方案筹措。分析人士预计，鉴于缺乏微软等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担保，这一高负债计划恐难达到预期规模。今年1月份，奥特曼的长期竞争对手——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质疑，称OpenAI与软银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其星门计划。但马斯克的批评忽略了一个关键点，“星门”本就计划通过债务融资覆盖绝大部分资金需求。知情人士称，软银将主导融资事宜，目标是将股权融资比例控制在10%，其余90%通过债务融资或类债务金融工具筹措。这意味着，初始投资方——软银、OpenAI、甲骨文及阿布扎比投资局MGX——需共同承担约500亿美元的初期投入，并在四年建设周期内完成全部资金筹措。表面看来，这项计划具备可行性：据Breakingviews测算，若孙正义同意将软银贷款与价值比率推高至自设的25%上限，理论上可通过加杠杆筹措近300亿美元资金。此外，孙正义还可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如持有的T-Mobile US约200亿美元股权）来覆盖OpenAI在“星门”中的出资份额，这还不包括甲骨文与MGX的资金。图注：这张折线图显示了软银长期以来的贷款与价值比率，最近已经超过了10%，而正常时期的上限为25%真正的挑战在于，剩余4500亿美元资金从何而来？通常情况下，数据中心融资依赖银行贷款、资产证券化及私募资本等多渠道。其中债务融资多以项目本身为抵押，信用可靠性取决于数据中心租户的稳定现金流。“星门”四年建设周期或能缓解融资压力。软银可分阶段解决资金问题，无需一次性筹措全部资金。但据行业人士透露，孙正义追求的90%债务融资比例远超行业常规。传统融资结构通常为三分之二债务加三分之一股权，高杠杆案例多限于与微软、Alphabet等信用评级较高的租户签订长期租约的项目。相比之下，“星门”主要服务资金消耗巨大的OpenAI，而OpenAI自身信用评级并不理想。潜在解决方案之一是争取微软提供正式债务担保，但矛盾的是“星门”计划实质上为的是降低OpenAI对微软（其关键支持方及算力提供商）的依赖。目前微软仅被列为初始技术合作伙伴，未承担明确财务责任。当被问及“星门”融资问题时，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1月受访时表示：“我只对自家800亿美元（资本支出计划）有信心”，与“星门”无关。在此背景下，孙正义与奥特曼将希望寄托于债务融资方式。软银对此并不陌生，其首期1000亿美元愿景基金中，约40%资金即来自海湾主权投资者的优先股债务融资。据悉，软银正考虑通过“夹层债务”与“优先股”组合融资方案，覆盖约20%总投资额。若此方案成行，优先债务比例将降至70%，接近数据中心项目常规水平。业内所称“夹层债务”与“优先股”属于混合融资方案，兼具股权与债务特性。例如，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资管部门在为AI基建企业Applied Digital投资50亿美元时，便采用了优先股融资。但混合融资方案往往伴随更高利率（通常达两位数），这将挤压股权投资者的现金流空间，同时高杠杆也放大了软银等核心支持方的下行风险。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星门”项目将可以筹措1000亿美元，之后通过常规债务融资解决剩余35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些数字已接近甚至超过近期全球数据中心市场的总融资规模预估。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分析师2024年9月指出，未来五年全球数据中心市场增长预计需2500亿美元债务融资。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孙正义的金融运筹能力出众，但债务市场恐将对“星门”计划施加显著财务压力。...
“这和选择一辆车没什么不同。”一家专门向富裕投资者推广280万美元新西兰居留权的业者表示。该业者瞄准的客户正是全球的超级富豪，如今，拥有双重国籍已经不再值得炫耀，业者指出，对于全球游历（或全球跑路）的超级富豪来说，持有四到八本护照以便于国际旅行早已司空见惯。《纽约邮报》报道，自 1980 年代以来，当加勒比海小国圣基茨及尼维斯（St. Kitts and Nevis）推出投资入籍计划后，全球最富有的人开始成为“机会均等的爱国者”。每年，他们花费数百万美元，透过所谓的“黄金签证”计划收集多重国籍，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葡萄牙、马尔他、新西兰、土耳其和多米尼克等国家获得公民身份。新西兰Greener Pastures公司的负责人琼斯（Dominic Jones）表示：“这和选择一辆车没有什么不同，你可以因某些原因选择 Toyota，也可以因为其他原因选择 Mercedes。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吸引力。”该公司主打推广新西兰的居留权，作为在其他国家生活出现问题时的“B 计划”，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选择。或是有些人不喜欢自己出生国的税制，只要够富有，就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货比三家”，挑选最有利的税收政策。川普推移民金卡吸引全球0.5%极富人士投资移民业者指出，“富裕的个人将这视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对冲——一种多元化的布局。他们希望拥有多个可以生活和经营业务的地方”。这些超级富豪的心态，本身也是亿万富翁的美国总统川普最明了。所以他在上月提出了一个想法：废除美国长期实施、程序复杂且备受争议的 EB-5 居留计划——该计划要求投资并在获批企业中创造就业机会——改为推出一张价值 500 万美元的“黄金卡”。他说：“我们将出售黄金卡。你们有绿卡，这是一张黄金卡。这将是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富有人士将会来到我们的国家，购买这张卡。”吸引这些富裕的多重国籍拥护者。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战乱地区的商业巨擘们首选的避风港。自 1990 年起，美国推出了 EB-5 投资移民计划，允许投资者通过大约100万美元的投资（例如投资于政府批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简单的联邦审查，即可获得绿卡。然而，该计划一直存在争议，据称吸引了欺诈分子、贪腐者及其家属、洗钱者等可疑人士。不过，根据迈阿密移民律师事务所 Your Immigration Attorney 的迪亚兹（Hector Diaz）所言，这项计划仍然受到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青睐。但如今，他表示，许多资金充裕的拉美人士正在“持观望态度”。迪亚兹表示：“目前，我认为人们有点害怕来到美国，因为我们向世界释放出的移民氛围并不友善。”为了重新吸引富裕移民，川普的“金卡”计划将用更简单的方式取代 EB-5——把钱交给美国财政部，就能获得绿卡。这也将成为全球最昂贵的“黄金签证”计划之一。英国投资移民谘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北美区管理合伙人埃尔泽基（Basil Mohr Elzeki）表示：“如果他们真的取代 EB-5，那么新计划的目标将缩小到全球最富有的 0.5% 人群，而不是前 5%”。金卡计划还面临另一个障碍：美国的居留和国籍附带繁重的税务负担。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公民若居住在海外，仍需就其在国外赚取的收入缴税。这一政策让许多富豪不愿申请美国国籍，也驱使一些人选择放弃美国国籍。Get Golden Visa 公司管理合伙人科斯坤表示：“如果金卡持有者不需要就其在美国以外赚取的收入缴纳美国税，那将对拥有国际业务或财富的高净值人士来说，是一大吸引力。”最多美国人想拥海外居留权 葡萄牙公民“最便宜好用”科斯坤也指出，目前对海外居留权需求最高的，反而是美国人自己。2024 年，该公司发布了一项针对购买外国公民身份和居留权的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46% 的受访者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列为主要动机之一。该公司的白皮书《美国大逃亡》（The Great American Exodus）写道：“美国人越来越重视稳定性和确保未来，而非短期收益。” 换句话说，战争、动荡的政治局势，以及分裂的文化冲突，正在促使亿万富翁、准亿万富翁，甚至仅仅是小有资产的富裕人士，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意大利公民身份协助机构（Italian Citizenship Assistance）创办人佩尔穆尼安（Marco Permunian）表示：“对我和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幸运的是，美国人现在的动机非常强烈。”该机构帮助美国人以 25 万至 200 万美元获得意大利居留权。他说：“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会看到谘询人数激增。例如，枪击案、佛洛伊德事件、堕胎裁决、选举——所有这些事情。我甚至不会说这是来自政治光谱的一个特定阵营……而是整体的不稳定局势在推动人们行动。”这些来自民粹主义和“去全球化”趋势的阴云，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当今统治阶层无处不在的“生存预备”心态。他们早已在东区豪宅内建造避难室，在新西兰购买末日地堡，但真正能让他们安全撤离的，则是一个装满护照的应急包和一架满油的私人飞机......
如果说经济结构长期失衡是经济的“高血压糖尿病”，那么系统性金融危机就等于是经济的“脑梗”、“心梗”。系统性金融危机，是指金融系统的整体性失衡，引发极其严重的经济问题。这种危机一般开始于银行、股市或者一些金融机构的崩溃，进而快速蔓延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常常是不可控的，等到发作的时候再采取措施，通常都会比较难办。在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严重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就会如影随形。如果再叠加经济结构扭曲、经济信心不足、债务问题严重、金融体系脆弱、汇率大幅波动，系统性金融危机就有可能在某个临界点突然爆发。那么，系统性金融危机会有哪些表现呢？危机前奏——金融机构的崩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主要金融机构——通常是银行的倒闭。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突然倒闭，拉开了这场危机的序幕。当时，雷曼兄弟持有大量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资产，也就是杠杆之上的杠杆，在流动性枯竭也就是资金断流之后，无奈只能宣布破产。事件传出，立刻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恐慌，连带许多其他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困境。1997年到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起源地泰国的金融体系，就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危机爆发前，汇商银行其实就已经因为腐败等问题滋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危机初期，这家银行就倒闭了，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除了银行，泰国还有56家金融公司在危机中倒闭。这些公司的脆弱根源又在于房地产——它们普遍存在过度借贷，然后投资于房地产，导致资产泡沫严重、公司流动性脆弱。那次危机严重到，泰国最大的银行如泰京银行，都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如果不是政府进行注资和接管，这样的大型银行倒闭后果不可想象。股市暴跌和资产价格崩溃系统性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着股市的暴跌，以及各种资产价格的迅速崩溃。因为市场的基础是人性，当人们普遍陷入恐慌，踩踏式的抛售就会发生，股市就会发生泥沙俱下式的暴跌。其他一些资产尤其是带有杠杆性质的资产，也会随之暴跌。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股市就遭受了空前的重创。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几个月内暴跌达50%，同时连带全球股市均出现大幅度的下跌。作为有泡沫的资产，房地产市场也会受到重创。房价通常会在系统性金融危机之下出现巨幅下跌，会有大量的家庭陷入负债状态。系统性金融危机是一个恶性循环，房价的大跌会进一步刺激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让其雪上加霜。银行挤兑——恐惧的风暴系统性金融危机下，银行挤兑是最为恐怖的场景之一，一旦出现，将会是毁灭性的。因为银行挤兑所带来的恐惧传染非常严重，很容易就走向全面的金融失控。银行挤兑，是因为存款人对银行的偿付能力失去信心，大家一起去银行要求提取存款。银行挤兑可怕之处在于，会直接导致银行的流动性枯竭。因为银行在日常业务中一般只保留小部分的现金，绝大部分存款，都被用于贷款或者其他的投资方式。当危机爆发，大量的存款人同时涌向银行，要求立刻提取现金，银行必须兑现信用，但为数不多的现金会很快耗尽，无法满足众人的提款要求。这时候，如何让存款人重回信任是最难的，有时候尽管政府会出面，但可能会“越描越黑”，加剧“不信任螺旋”。银行挤兑不仅影响某一个银行，它会迅速扩散到整个银行体系。这时候，全面的信任危机就爆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金融系统可能会走向快速的崩溃。政府干预的脆弱性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以稳定市场信心。救市措施一般包括向银行注资、货币宽松政策、增加公共支出等。因此可能也有人会说，怕什么系统性金融危机，反正政府都能兜底，危机很快就会被摁下去。但问题是，政府并非万能，关键是，救市需要钱。如果这时候政府自己都有财政危机，救市的难度就会明显升级。巨额资金的需求，会让本就不宽裕的政府财政压力猛增。政府债务会短时间迅速攀升，财政赤字严重扩大。这时候更可怕的就来了：国家信用评级会被下调，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信心的缺失，同时也推高了融资成本。终局——社会动荡和长期衰退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很多时候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危机发生后，企业大量倒闭、股市房价暴跌，导致家庭资产出现严重贬值。这样一来，民众收入明显下降、对未来缺乏信心，生活水平也会跟随大幅下降。这种情势，势必会让社会的不安情绪滋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这时候政府会焦头烂额——既要挽救金融体系，又要面临巨大的稳定压力，动荡的风险会明显加剧。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过后，随着资产泡沫的出清和危机逐渐走向尾声，经济的长远前景会受到进一步打击。因为经济最重要的源泉是信心，当所有人都在危机中缺乏对未来的信心，想要重建起来就会非常不易而且漫长。如何预防系统性金融危机到底有多可怕？它对一个国家来说，不仅意味着深重的经济和灾难，而且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不安的阴霾将会持续笼罩，政府的一些干预措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但背后却是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所以，预防系统性金融危机就是重中之重。以上的金融危机诱因，每一项都来自长期的相关部门不作为、腐败或者金融体系的过度投机，所以必须要从制度和法律上规范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等。否则，当内里早就烂透了，总有一天会捂不住的。当危机被触发，一切都会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