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香港4月30日起公众地方持电子烟属违法）从4月30日起，任何人不得在香港公众地方持有电子烟烟弹，即使随身携带也违法。图为游客在香港尖沙咀一带欣赏维港景色。（香港综合讯）从4月30日起，任何人不得在香港公众地方持有电子烟烟弹、烟油、加热烟和草本烟，即使随身携带也违法。综合网媒“香港01”和《明报》报道，香港卫生署上星期四（4月2日）公布新阶段控烟措施，从4月30日起，《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针对另类烟用物质的修订正式生效，届时任何人不得在公众地方持有电子烟烟弹、烟油、加热烟和草本烟；即使只随身携带而未有吸食或使用，也属违法。根据条例，持有不多于五个烟弹、五毫升烟用物质，或100支加热烟支或100卷草本烟，可处以定额罚款3000元（港元，下同）或经简易程序处以第三级罚款，即1万元定罪；超过这些数量须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5万元及监禁六个月。...

现实版“缸中之脑”来了？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一簇大鼠脑细胞在实时电刺激回路训练下，学会了生成正弦波、三角波以及混沌信号。这项发表于 PNAS 的研究来自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等团队。他们首次证明了培养的大鼠皮层活神经元可被训练，并用于执行由传统人工神经网络生成的周期性及混沌时间序列信号的任务。在微流控装置精确引导下，神经元网络展现出高维动力学特性。通过将培养的生物神经元网络（BNN，Biological Neural Network）整合到机器学习框架中，验证了它们能够生成复杂的时间序列信号。需要了解的是，体外神经元原本是自发活动、杂乱无章的，研究团队的方法相当于用微流控芯片将神经元“关”到一个个小房间里（空间分区定植），但又留下了狭窄的通道，这样让它们之间既能保持秩序又能可相互联系。一方面，该研究为深入探索大脑将无序的神经活动变成有序行为指令的过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活神经元具有耗电量极低且能自我适应性强的优势，未来或许可基于活细胞制备出比硅基芯片还省电的“湿件”计算平台。该研究不仅开辟了神经科学和计算技术交叉的新方向，更展现出 BNN 替代现有机器学习模型的潜力。未来，结合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分化的神经元，或可替代动物实验成为药物反应测试平台，以及脑机接口和神经假体体外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模拟平台。（来源：PNAS）长期以来，人工神经网络（ANN，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和脉冲神经网络（SNN，Spiking Neural Network）通常应用于机器学习和神经形态硬件领域。基于这类网络，储层计算框架也随之发展起来，它借助循环连接的 ANN 和 SNN 的动态特性，为处理时变数据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方法。在传统的基于 ANN 的储层计算中，通过 FORCE（First-Order Reduced and Controlled Error）学习算法等方法能够通过持续修正输出信号、减小误差，进而实现实时自适应。这些技术使人工系统能够生成各种时间模式，包括周期性和混沌信号。然而，类似的方法是否适用于生物神经网络？尽管该方向此前已有探索，但长期以来尚未形成统一的答案。图丨 BNN 中的 FORCE 学习（来源：PNAS）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研究团队利用培养的大鼠皮层神经元构建了生物神经网络，并将其整合到储层计算框架中。该研究的关键创新之一在于，利用微流控装置精确引导神经元生长并控制网络连接。研究人员在由 26,400 通道构成的高密度微电极阵列上培养神经元，其动作电位被实时记录、滤波后转化成连续信号。然后，经由线性解码器映射为目标输出。接下来，该输出信号反过来转化为电脉冲，再回输到培养皿中的特定电极，形成反馈回路。整个控制周期平均在 332.5 毫秒左右，其中包含滤波伪影去除时间约 120 毫秒，以及脉冲计数窗口和软硬件延迟约 200 毫秒。他们通过应用 FORCE 学习算法优化系统的读出层，不仅显著降低了内存需求，还成功训练这些生物网络，使其能够产生与运动控制中类似的复杂时间信号。研究人员基于这种方法构建了模块化网络架构，可最大限度避免神经元过度同步，让网络呈现出高效储层计算所需的丰富、高维动态行为。基于 BNN 的框架能够生成多种时间序列模式，包括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甚至包括洛伦兹吸引子在内的混沌轨迹。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神经网络展现出优异的灵活性，能够在同一系统中学习并稳定再现 4 秒、10 秒和 30 秒的正弦波。生成洛伦兹吸引子轨迹是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在实验中，尽管高振幅峰值的还原精度仍有提升空间，但更重要的是，结果显示三个维度的预测与目标信号相关性均在 0.8 以上，说明 BNN 已经成功捕捉到了混沌轨迹的主要结构。图丨相关论文（来源：PNAS）“这项研究表明，活体神经元网络不仅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系统，而且还可以作为新型计算资源，”东北大学助理教授 Hideaki Yamamoto 表示，“通过结合神经科学和机器学习的优势，我们正在利用生物系统的内在动态特性，走出一条全新的生物计算路线。”研究团队承认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系统学习结束后性能衰减，以及 330 毫秒闭环延迟在高频信号追踪方面仍存在限制。在未来的研究阶段中，研究人员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训练结束后信号生成的稳定性。据团队计划，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减少反馈延迟和改进 FORCE 学习算法。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将拓展该平台在科研和医学等领域的应用价值，例如成为研究药物反应和模拟神经系统疾病的微生理系统。当神经元不仅能来理解大脑，也可以用于做计算，或许，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一种介于生物和机器之间的全新计算范式。参考资料：相关论文：https://pnas.org/doi/10.1073/pnas.2521560123https://www.tohoku.ac.jp/en/press/living_brain_cells_enable_machine_learning_computations.html...

中国多地官方3月以来接连发布通告称，将严打“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突出黑恶势力，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六霸”等涉黑恶犯罪线索。湖南、山东、新疆、甘肃、重庆、四川、吉林等多地警方，3月以来接连发布上述通告信息。辽宁省会沈阳市公安局扫黑办在星期二（3月31日）的通告中，对线索征集范围进行了说明。根据通报，“村霸”“乡霸”的行为包括，采取暴力或“软暴力”等手段，利用家族、宗族、宗教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操纵破坏基层选举，把持干扰基层政权，侵占农村集体财产、垄断集体资源、谋取非法利益。在土地、矿产、砂石、森林等自然资源领域，纠集社会闲散及前科劣迹人员，非法采砂采矿、强占砂矿场地、垄断资源市场、强迫交易、破坏环境、暴力抗法的，则被称为“沙霸”“矿霸”。“市霸”的行为包括：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文化旅游等行业领域，实施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雇黑佣黑、煽动闹事、非法收取保护费、看场费、进场费，破坏正常经营秩序。根据通报，“街霸”则是指在城市街道、商业街区、校园周边、流动人口聚集地等公共场所，拉帮结派、寻衅滋事、强拿硬要、称王称霸；拉拢、操纵、控制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除上述“六霸”外，沈阳警方也征集其他涉黑涉恶线索以及为他们提供庇护、充当“保护伞”的线索。沈阳警方称，举报人检举、揭发、提供的线索要尽量详细，包括被举报人的姓名绰号、住址等基本情况，主要违法犯罪事实以及物证、书证、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以便进一步调查核实。警方也提醒，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虚构和夸大事实，不得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警方鼓励实名举报，希望举报人注明真实姓名、有效联系方式，并称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依法保障举报人、被害人、证人合法权益；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一经查实，将从严从重惩处。举报人可采取当面、信函、电话通讯等方式进行举报。...

周仝妹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固定入账，是这位71岁老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当然，除此之外，她还有多寡不定的卖菜收入——3月13日一整天，入账2元；3月14日半天，最新入账6元。14日下午，这个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州小村镇，被裹进风雨欲来的阴沉里。这里最大的集市空了大半，人群早已散去，只留下她和十来个老人，守着他们的小菜摊。“卖不脱啊，卖不脱……”周仝妹把后腰抵在摊板边缘，好让火烧似的腰疼能够缓解一点。她心里清楚，不会有人来买菜了。那些低矮摊子上摆着的永远是那几样：两捆青菜、顶着黄花的小白菜，还有几把理得整整齐齐的香菜和小葱，谁家的坡地上都种着。但他们依然每天早晨7点准时出摊，坐到下午4点钟，卖不掉的菜原封不动地背回家。第二天继续滞销，青菜开始打蔫儿，腐烂，最后被扔进市场边的垃圾桶。这座村镇，已在六年前走出整体贫困的名单。发展的洪流漫过山脊，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细微处，仍有部分老人被慢性的病痛和缺乏持续收入来源的现状，静静地钉在过去的时光里。在遇到周仝妹以前，凤凰网《风暴眼》已经接连探访几位老人，残病、光棍、丧子，每月领着的基础养老金，以及部分人的低保金，就是他们全部的倚靠。虽然有了这些倚靠托底，但当遇到疾病时，这种紧巴巴的平衡还是难免会被打破。所以，他们需要拧紧开支的水龙头，用各种土方子麻痹自己的痛觉神经。就在今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最低标准，将上调20元，达到163元。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发放标准接近千元。这些事关农村老人生计的持续改善，以及更迫切的关注、热议与争执，在大山外喧腾。而山里的那些老人，正在日复一日安静地面对衰老与孤独，期冀着日子风平浪静，能够让自己颐养天年。恩施州农村。凤凰网《风暴眼》摄01 止痛，买药比吃饭贵如果不是腰椎痛，如果不是丈夫走得早，周仝妹应该会更爱笑。她眉眼弯弯，很容易害羞。领着客人回家时，要念叨好几遍“家里好丑”。你想看看她过去的照片，她也会用手捂住半边脸，笑得脸颊通红，嗫嚅一声：“好丑”。如今，她则是脊背弯弯，一手领着孙女、一手拎着一兜作业本和学生水壶上坡时，她的身形只和8岁的孙女一边高了。这座小镇被山包围着，街道狭长，一眼就能望到头。她的家就在距离集市两道街的地方，是一间经过改造的木屋。堂屋水泥地上，搁着一盆白萝卜，是没卖出去、准备留着炖菜的。周仝妹没卖出去的萝卜。凤凰网《风暴眼》摄理论上，靠着地里这几畦菜，她似乎能以最低的成本老去——只需添几把面条，称十来斤大米，日子就能一天天轮转。但在现实中，她超期服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在默默计提“折旧”。此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兜住超过十三亿人口，参保率守在95%线上，试图接住每一个被大病突袭的家庭。住院的花销，自己出的部分能少一些；一些价格不菲的药，也逐步被纳入报销清单。设计图纸是严密的，层层叠叠。只是，武陵山区深处，这些日常的、琐碎而缓慢啃啮的疼痛，依然消耗着他们。于是那笔100多块的养老金，大部分成了身体维修的专项基金。几个月到信用社去取出几张纸币，立马上街买药。“专项基金”时常见底，但她也有的是办法。她从厨房端出一杯颜色深红的液体，自顾自地喝了起来：“我自己弄的土方子。”“什么土方子？”见凤凰网《风暴眼》好奇，她又折回厨房，端出一口小锅。锅里沉着些已经煮得发白的丝瓜络和深红色的花椒粒。等自家种的丝瓜在藤上彻底干透，把外皮和里面的籽都揉搓掉，剩下的丝瓜瓤就和花椒一起煮水，天天当药喝。说是能祛湿散寒、通络止痛。可说到底，总绕不开她那句：“买药贵，买不起。”周仝妹用丝瓜络煮花椒治疗疼痛。凤凰网《风暴眼》摄周仝妹练就了一套省钱的本事。烧煤炭要花钱，一个月就得几百，她只买很少一点，更多的时候，背起砍刀到坡上去，砍些柴，捡回细小的枯枝，一趟背几十斤回来。“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她像一个精明的理财师，规划着这百元资产的现金流。买药和买煤，都被划进了“不该花”的部分。周仝妹在炉膛里添木柴。凤凰网《风暴眼》摄这里不会有人觉得她奇怪。止痛，吃药，没药吃时用各种土法子尽可能减轻身体的折磨，这是许多老人的日常。凤凰网《风暴眼》在集市不远处经过杨枣花家门口时，她刚买药回来，把满满两袋参芪健胃颗粒、奥美拉挫搁在屋里木桌上，然后坐在门口与邻居翠英逗弄一条小黄狗。“招财，它叫招财！”她笑得颧骨高高地耸起来，像两座山丘。“招财”是山上野狗下的崽，几天前溜达到门口，杨枣花在地上搁两个碗，剩饭汤面胡乱喂几口，偶尔丢个鸡蛋，狗就认了家，得了这个吉利的名字。杨枣花刚买回两袋药。凤凰网《风暴眼》摄杨枣花63岁，邻居翠英61岁。两个人都有胃疼的老毛病，翠英还常因腰椎压迫神经，痛得走不动路。一天前，她刚取出130块钱，转头就买了三盒药。有时候药吃完了，距离下一次养老金到账还有些时日，她就硬拖个十来天。一直拖到实在受不了了，才再买一点药回来。杨枣花四年前患上肾炎，女儿陪她去医院，切掉了一颗肾。手术醒来后只觉得身上某个地方空落落的，直到现在，那块凹陷处，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她喜欢刷抖音那些卖草药的直播间，看看别人都生了哪些病，买了哪些药。有时候也会在上面买一些，能比线下便宜十几块钱。有研究称，近六成老年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必修课，他们都成了最用功的学生。“有些药是真的，有些不是。”屏幕里那些配好的中草药，装在透明罐子里，杨枣花从小跟着大人上山采药，一眼就能认出来。对此，她颇为自豪：“我要是有文化，我也去卖草药。没得文化，不敢卖。”她的房子比旁边的自建房矮小一半，挤着她和4个孙辈。这是租的别人家的老屋，每年房租2000元。即便是阴雨天，屋里光线昏暗得像傍晚，她也不开灯。一个月电费要一百多块，能省一点是一点。从小镇出发，沿着盘山公路驱车四十多分钟，向大山更深处驶去。在某个被层层山峦包裹的村庄里，同样藏着像周仝妹、杨枣花这样的老人。60来岁的光棍石柱，曾在煤厂做工，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如今，那双手已蜷曲得像枯树根，他颤抖着提起水壶，给围坐在炉桌旁的客人泡杯绿茶，然后，从桌上摸出一粒布洛芬，用茶水送下肚。这药，一吃就是十年。一顿不吃，一股钻心的疼就会从指关节顺着胳膊一路冲到天灵盖。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去镇卫生院打止痛针，那也顶不了一天。石柱的木桌上常年放着各种药品。凤凰网《风暴眼》摄同村75岁的李田也要天天吃止痛药。遇见他时，他正和老伴推着一斗车木柴和竹子，卯足劲儿上坡，车里的柴加起来大约两百斤。李田的双腿跛着，裤腿膝盖处沾了灰黄的泥土。李田自己饱受风湿关节炎的折磨，脚疼。腰椎变形，压迫得头疼。他每天上山采草药，煎好了一遍遍洗脚，然后在脚踝上敷上白色膏体——牙膏。牙膏当然算不上药，但至少能让伤口不那么火烧火燎地疼了。李田在推柴火上坡。凤凰网《风暴眼》摄02 山风中的记忆他们如今的病痛里，带着年轻时修路筑坝、肩挑粮食的印记。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要把每年生产的粮食，按规定的比例，作为实物农业税无偿上交国家。“交公粮”之外，还需低价出售统购粮。剩下的口粮，则按照农民做劳力挣工分的情况来分配。在武陵山区，平坦肥沃的水田是金贵的。交公粮时期，秋收的稻谷、玉米晒干后，得把最干、最饱满的“上等粮”挑出来。高山上的旱地，也要交洋芋、马铃薯。每个人头大约要交两三百斤，10月底前交完。于是，农民用扁担挑起装着百斤粮食的箩筐，徒步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朝发夕返，已经算脚程快了。杨枣花至今记得自己十五六岁时交公粮的画面。用扁担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走几十公里路。一家人你挑一点，我挑一点。家里要是劳力不够，还得找别家“换活”——今天他帮你送一回，改天你再还他一次。走上五六个小时到粮管所，常常已是下午。粮验收了，才能蹲在路边，吃一碗面条或几个粑粑，接着往回赶。女孩要早早嫁人。家里人口多的，粮食紧，早点把女儿嫁出去，家里就能“少一张吃饭的嘴”。83岁的陈满仓，当年交粮时一路要穿过重庆黔江地界。他一个人就挑一百多斤，走十五六里地。粮如果没晒干，粮管所是不收的。这就得在粮站外头铺开晒，晒干了才能交。要是一天没晒干，第二天还得再去，有时候，得折腾上三五天才能全交完。公粮是无偿的。“统购粮”则每斤大约9分5，“只有个本钱”。而假如这些粮食能自由流通买卖，一斤本应卖上2角钱。收上去的粮食要保障城市供应，根据年龄、工种等严格进行分配。城镇居民凭票购买粮食，价格长期低于那9分5，更远低于市场价。通过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剩余被转化为工业积累。镇上74岁的赵来福向凤凰网《风暴眼》回忆起，“交上去的粮食，是给‘有单位的人’吃的，他们买粮很便宜，而种粮的农民是买不到的。”“煤矿工人能吃52斤，做苦力的45斤，教书的29斤半……”赵来福在脑海中搜索着当年不同工种允许买粮的数量，蹦出一个个数字。“……农民，最苦的时候，每人每月分配的口粮，大概只有10多斤。”谁家实在揭不开锅，得一级一级向上申请，批下来，可以从生产队“借”一点。等来年收了粮食，得先把这“债”还上。赵来福拾木柴回家。凤凰网《风暴眼》摄有几年，地里已经种不出什么粮食了，可公粮还是要交。为了一家人糊口，陈满仓曾去粮食相对宽裕的重庆黔江地区，排队买粮。粮价有时2角，有时5角，规定每个人一次不能买多。陈满仓想了个法子，买完一次，把粮食背到半路藏起来，再换一身破旧衣服，混进排队的人群里，再买一次。大多时候，收粮是连夜干的活。白天的时间，还要用来挣工分。陈满仓曾被生产队抽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库、铺公路。把山崖上炸下来的巨大石块，一锤一锤手工敲碎，铺成路基。他从屋里翻出一把小铁锤：“就是用它，一下一下敲石头。当时敲狠了，现在身上都是老伤。”现在的他，坐在长板凳上，背后是自己的菜地，面对着儿子修建的砖房，吹着山风。他手里的锤子，连自己的老木屋都修不了了。陈满仓曾用来敲碎石头挣工分的锤子。凤凰网《风暴眼》摄“交公粮”持续了数十年，1985年之后，逐渐改为折征代金（交钱）形式。这段关于粮食与重量的记忆，最终在2006年1月1日尘封为历史。那一天，《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据测算，与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的负担，大约是一千二百五十亿元。摊到每个人头上，是一百四十块钱。这是一个标志，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漫长的“取”，转向了“予”。而一代农民在特定时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做出贡献后，如何在晚年切实享有发展成果？这成为实现代际公平的一道思考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左停长期关注乡村发展领域，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全国新农保试点，强化了国家责任，之后快速实现了制度全覆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目前，农民养老保险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国家基础养老金，有基础养老金比没有好，但保障水平仍不够充分。”在他看来，国家基础养老金标准应达到全国低保平均水平，每月约500元，才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对于部分农民，可将其早年的贡献与养老金挂钩，同时体现年龄差异。03 留在村镇“找钱”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到山外头打工去了，他们称之为“找钱”。杨枣花的大儿子，在广东“找钱”，六七年前的一次事故，让他再也没能回来。大儿子在白岩厂工作，那晚加班时，用铲车把矿石装上大车，矿石落下来，正好卡在了他的喉咙上。大儿子去世后，留下一点钱和土地，杨枣花一分不敢动，全留着，这是给孙辈上学用的“老底”。周仝妹的儿子则去了浙江，原本是修桥筑路的建筑工，可这几年行业不景气，他自己年纪也上来了，才四十多岁就查出了高血压，最后进了厂。在武陵山区的这一头，她只能从儿子偶尔打来的电话里知道，儿子经常在夜里加班，“几乎见不着太阳”。她的丈夫49岁因尿毒症去世。那是19年前，儿子带着父亲去省城的医院，做肾透析，前后花了十几万，掏空了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放弃治疗。从此，她生活的轴心，就变成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去那个集市。集市里常常半个小时才会晃进来一个人，只是买几个橘子。卖水果的老板娘原本靠着火炉打盹，被惊醒后，把重量一称，收下几枚硬币，又缩回她的椅子上。周仝妹有过一笔大买卖。有一次，一个准备去上海打工的年轻人，想在异乡吃到点老家的味道，在她这儿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斤菜，打包寄往上海。那一次，她赚了20块钱，到现在还津津乐道。更多时候，集市上的老人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他们真正的据点，慢慢向菜摊中间那张四角方桌转移。四人围坐着慢悠悠地打牌，一局打完，也不论输赢、不算钱，把牌一洗，一切归零，瞬间开始下一轮。桌边的人不时起身，换另一个坐下，像一台不生产价值的永动机，持续空转着。“没钱，就只能‘打光头’，图个好玩。”周仝妹说，她们从不打麻将，因为不成文的规定是，“打麻将要出钱的”。干体力活没人要了。前年，那位双手像树根一样的石柱，听说村里找人负责清理垃圾，主动揽下这个活计，好歹能赚点生活费，每月400块工钱，另外有200块补贴。活倒不重，隔几天把各处的垃圾归拢到一起，烧掉。可干了一年，合同到期后，没人通知他，就把这工作悄无声息地换了别人。他还照常去打扫，又干了半个月。这笔工钱，一直没个说法。卖点小东西，也没人消费了。翠英的丈夫快满70岁了，腿脚不便，每天慢慢地骑着一辆旧三轮，卖一点货。儿子也在镇上摆了个小摊，卖五金件和农具。可农村的年轻人像退潮一样少了，也有人学会了网购，东西直接送到家，没人消费，货就难卖。有中年人从外地回来，看着这村镇一点点沉寂下去。村民付胜40来岁回到老家做养殖业，想“搞点事情”。比如把养猪场弄大点，让村里年纪大、出不去的人也能做点工。可想法归想法，自己没发展起来，“没得办法。”在这样闭塞的大山里，嫁过来的姑娘，许多待不住，走了。“如果不出去打工，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收入，就没有开支。姑娘过来，看不到一点希望。”付胜说。赵林伟也是从外头回来的，他是赵来福的儿子。他记得，2010年到2017年，房地产火热，连农村也跟着“疯了一阵子”。现在镇上街道两旁那些小住宅，几乎全是那几年间竖起来的。以前街边的店铺，房租十几万一年，人还抢破头，一年忙下来能挣二三十万。现在，很多店连房租都挣不出来了。最好的地段都有空铺面，常年贴着“旺铺招租”。在这座仿佛停滞的空心小镇里，“找钱”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内向循环的模式。村镇里挂着禁止违规宴的横幅。凤凰网《风暴眼》摄缺乏收入来源的人们，变着法子办酒收礼。老赵一家最怕的是每年的毕业季。有些人家，孩子分数还没出来，升学宴的请帖就发出去了。你问他：“孩子考上什么大学了？”对方只呵呵笑道：“别急嘛，肯定有书读。”结果分数一出，没考上，孩子外出打工去了。结婚更离谱，有人上半年结一次，下半年结一次。“就是借个名头，敛点财”，赵林伟说。就这样，一年几十次随礼跑不掉，最平常的一次也得200块钱。赵林伟家，一年给出去的礼金，得有一万五六。“人缘好、亲戚多的，一年给出四五万都不稀奇。”04 谁为他们托底赵来福家的炉桌又方又大，中央的锅子里，煮着半条鱼，配着些豆腐，咕噜噜地冒着热气。这是凤凰网《风暴眼》这些天在村镇走访时，见到的最为丰盛、最有热气的一餐。赵来福吃完晚饭。凤凰网《风暴眼》摄他的养老金，也比其他老人要多一些。60岁以后，每个月能拿到400多，这些年逐渐涨到了1800块左右。这份“宽裕”，是他的儿子赵林伟在十多年前，一口气为他缴了52000块钱换来的。这笔钱，让赵来福从农民基础养老金的序列里拔足，“跃升”到了职工养老金的行列，虽然只是其中偏低的水平。当时针对曾在原国有或集体煤厂工作过的职工，推出了这项补缴政策。赵来福正好符合标准，他曾在煤厂做过一段时间的合同工。只要调出工资表，补上费用即可。赵林伟当年手头并不宽裕。16岁上完中学就南下打工，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工资。打了十年工，结婚生子，根本没攒下什么钱。他从政策要求补缴36000元时就一直关注，眼瞅着数字涨到43000，又涨到52000，最后一咬牙，借了些钱补缺口，才把这件大事落定。此后，赵林伟做什么都透着些从容，说话中气十足：“现在我做点小生意，投点资，心里都不那么怕了，因为知道老爹老了不会受冻挨饿。要是他只有两百多块养老金，那我做什么决定，都得掂量掂量。”不过，也有不少老人，虽然符合资格，却因为掏不出钱错失了机会。赵林伟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当时周围有资格补缴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人，最终真正拿出钱来的，只有三四人。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允许农民一次性补缴农村基础养老保险的政策，一时掀起儿女代补的“孝心缴费潮”，给老人托底甚至提档。不少地区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还有地方为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那些没有积蓄、没有谋生手段、也没有儿女托底的老人.....05 头等大事：体面地老去其实，周仝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爱玩，敢闯。丈夫去世几年后，她在家里总觉得闷得慌，于是没跟任何人商量，把卖菜一元一元攒下来的钱拿出来，给自己报名了老年旅游团。那旅游团来到镇上宣传，说是百八十块钱就能去桂林玩4天。她风风火火地跟着几十个老人坐上大巴车，跋涉一整天，晚上住进简陋的旅社，几人挤一间房，像极了年轻人说走就走的“特种兵式穷游”。虽然路途颠簸，但她新奇又兴奋，“坐车总比走着好呀！”当导游变着花样劝游客在景点购买纪念品时，周仝妹总是把笑挂在脸上，眼神飘忽，装作听不到，绝不掏钱。“没钱买东西，他们搞半天也就算了。”就这样，她在自己单薄的人生轨迹上，画下一个新的地标。后来，她又想交几十块钱，参加一个去北京的旅游团。可还没来得及，就赶上了新冠疫情。几年过去了，她身上疼痛的零件越来越多，在家与集市之间吱吱呀呀地缓慢移动中，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很多事情不可逆，比如衰老，比如死亡。在这小小的人情社会中，丈夫的去世也改变了她周遭的人际关系。“孤零零的，受人欺负。”潮水漫过她的双眼，她以一种极为羞赧又自尊的神情，决心守护好这委屈的秘密，不让任何外人窥探。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的潮湿，总是能精准地钻进人们的骨骼缝隙。山里那位无儿无女的石柱，多年前借了债，自己掏了些积蓄，买了些原木回来，找木匠打了口寿材，静静地摆在一间空置的屋子里。这是这片土地上，人们郑重处理身后事的风俗。备寿棺，从直视死亡、为子女减负、为自己求得体面和安心，逐渐绵延成一种祈福延寿的仪式。过去，很多人到了六十岁上下，就会置办好棺椁。后来，一些地方经济条件好了，年纪尚轻的人，已不再担忧后事潦草。但在这些深山村落里，许多老人依然延续着这个习惯。“一般是有儿女的，由儿女提前置办；没有儿女的，就自己给自己张罗。”看着石柱木讷的面庞，旁边烤火的付胜插话了：“哪怕生活再困难，这也是头等大事。”他见过太多不够体面的终局。村里有老人走失，他去帮忙找了一天，没有结果。后来，家人只好把老人早年为自己准备的那口空棺材，埋进土里了事。为了改善这些处境，恩施多地已在探索“以老助老”的互助养老模式——组织相对年轻、健康的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比如白果乡的典型网络，覆盖了全乡数千名老人，提供从生活照料到精神关怀的多种服务。“这种模式，政府给予少量补贴就能调动低龄老人的积极性，依托社区内部关系，成本较低。此外，还可通过公益性岗位、政府资助的互助养老等方式，解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左停教授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养老服务问题得到解决，本身也能降低老年人对养老金的需求。”而关于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呼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一次成为焦点。毕利霞代表哽咽建议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月养老金提至400元；雷茂端代表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基础养老金分步提高至每月500元；张学武代表建议5年内将农民养老金逐步提升到每月1000元。这些建议迅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沟通，也让人们看到了向前推进的希望。一种共识正在凝聚：让曾为国家发展承受了艰辛的一代人，在晚年分享更多发展的果实。杨枣花在炉上烤火。凤凰网《风暴眼》摄临走前，山里憋了许久的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微凉细雨中的一切，依旧在湿漉漉地生长。凤凰网《风暴眼》提上两袋在镇上买的大米，经过那个集市，转进小道，重寻杨枣花的家。零星有老人握着雨伞、背起背篓来赶集，摊主透过大喇叭卖力推销着春装，声音高亢，像是要唤醒整个村镇和街道尽头的山谷。远山的云雾绵白氤氲，杨枣花锅里的水汽同样正热烈翻滚。她往锅里撒了一把面条，向里屋喊了一嗓子，孙儿们和小狗“招财”鱼贯而出。像每天一样，她在碗底撒了一撮红辣子。（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3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对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年）作出部署，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全面实施均衡编班，编班结果一经公示确定，不得擅自变更。据悉，和前两年相比，今年专项行动的覆盖范围从“义务教育”拓展到“普通高中”，贯通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治理链条，明确要求严禁部属高校附中、省属高中、设区的城市高中违规面向县域掐尖招生，形成覆盖中小学全学段的阳光招生体系。根据通知要求，中小学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在严格规范特定类型招生方面，通知提出，全面实行特定类型招生省级审核备案制度。严禁任何地方、任何学校未经省级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名义开展特殊招生。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需严格控制在试点范围内开展。开展小语种特色培养项目的学校要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和计划，在小升初过程中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文化科目测试。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快推进户籍、房产、居住证、社保、学籍等入学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制订“教育入学一件事”办事指引清单，线上业务办理实现报名、审核、录取等“一网通办”。线下业务办理简化表格填写和证明材料提交，实现“只进一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利用数字化手段提供政策解答、报名指引等智能咨询服务。（完）...

中国官方整治居民水电气计量和收费问题，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水电气公用企业已退费逾3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星期二（4月7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市说新语”公布数据称，自2025年5月至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和收费问题综合整治工作，全国共查处水电气领域违法案件约1.4万件，罚没金额约2.35亿元，开展各类科普宣传2.2万次，发放宣传材料357.41万份，惠及群众4393万人。市场监管总局说，在此次整治工作中，当局直面群众反映强烈的水电气计量不准、收费不规范等突出痛点，统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发力，从四个方面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一是强化督导压责，确保整改落地。采取“四不两直”“回头看”等方式，直奔基层、深入现场，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倒逼问题整改见效，坚决杜绝“走过场”“打折扣”。二是严处违法违规，规范市场秩序，加强民用“三表”计量和价格收费管理，依法严厉查处表具安装前未首检、明码标价不规范、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以严厉执法形成有力震慑。三是惠民政策直达，切实纾困解难，包括对查实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水电气公用企业，以“零容忍”态度推进退费整治，督促有关企业累计退费约3.01亿元。四是筑牢技术支撑，守护计量公平，健全制度体系，制定印发行动方案和行为合规指南，累计制修订相关制度规范1149个，出台地方标准18个，推动专项整治成果固化为长效机制，从根源上规范行业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说，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把居民水电气领域计量和价格监督检查纳入日常监管重点，组织开展整治“回头看”，跟踪复核问题整改成效，严防违法违规现象反弹回潮；同时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监管举措，强化政策宣传和企业合规引导，持续规范水电气行业发展秩序。...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3月22日文章，原题：全球首款量子电池有望实现“瞬时充电”来自澳大利亚的科研人员在储能研究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成功研发并验证了全球首款概念性的量子电池。科学家称，这项新兴技术有望重塑当前的储能和运输格局，带来设备闪充的全新可能。该项目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牵头，墨尔本大学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共同参与，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中国《光：科学与应用》期刊，来自墨尔本大学的副教授詹姆斯·哈奇森和特雷弗·史密斯是核心研究人员。“同传统电池相似，量子电池同样要经历充电、储能和放电的过程。但常规电池的动力源于化学反应，量子电池则借助量子力学的特性运行。量子电池具备诸多特殊性能，其中包括超线性增长，即充电功率增速快于电池容量。但过去的研究仅仅对其中部分特性进行了单独的验证，并未建立可完整运行的量子电池原型。”哈奇森副教授介绍称，“量子电池的核心优势在于，系统可通过单次、超大功率的‘超吸收’活动汲取光能，大幅提升电池充电效率。”为验证该原型电池的各项性能表现，研究团队依托墨尔本大学化学学院的超高速激光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测试。数据表明，系统的充电功率增长速度快于其体积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尺寸更大的量子电池充电速度将远快于小尺寸电池。史密斯教授表示：“超高速激光实验室提供了先进的科研条件，让我们可以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精准捕捉超高速信号。” 这一研究为量子能源体系赋能未来能源科技的可能性提供了早期的实践参考。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量子科技领域的负责人詹姆斯·夸赫博士表示：“本次研究与概念验证的成功，充分证实了室温环境下量子电池在高效、规模化充电与储能场景的巨大应用潜力，为下一代能源解决方案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研究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储能时长。”...

2025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来自广西的杨兰在某互联网平台上刷到二手车直播间“吴江水哥汽车部”。主播正在热情地介绍一辆二手豪车，车况看起来不错，价格也合适。那是她第一次接触二手车，却很快发现碰到了“调表车”，在接下来的七八个月时间都耗在诉讼里。2023年3月，通过熟人介绍，来自河南的张琪从江苏中部某市一名个人二手车贩子手中买了一辆进口车，但在约一年半后维修时才发现“猫腻”，他的二手车在购买时表显11万公里，但实际里程已经达到16万公里，调低了5万公里。中国二手车交易市场规模从2016年到2025年节节攀升，交易量完成了从1000万辆到2000万辆的越级发展，但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和透明的信息，“调表车”一直是困扰消费者的顽疾，市面上甚至有“每三辆二手车就有一辆调过表”的说法。所谓调表车，即通过技术手段修改车辆里程表读数，以掩盖车辆真实使用状况的二手车。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受交易渠道非正规化、调表手法隐蔽事后难发现、维权过程艰难且成本高、获赔艰难等问题影响，调表车成为了二手车交易中“隐秘的角落”。无论是杨兰，还是张琪，都只是二手车市场乱象的一个切片。验了又验还是“中招”了杨兰是从一家互联网平台的直播间被引导至微信沟通的。在支付了定金后，她决定去苏州提车。到店后，商家带她去了附近的一家验车修车店，当场用电脑检测车辆数据，检测结果显示的公里数与表显一致，她事后回忆，“如果当时你确定要买那款车了，他就会带你去到附近的验车修车店会当场给你验数据，让你相信从电脑检测的公里数和表显是一模一样的。但其实那些店可能就是跟这些二手车店一条绳的。”她还通过“车300”平台查询了车辆状况，查询结果与现场看到的实车状况相符。基于这两点，杨兰支付了全款，成交价180500元。2025年7月中旬，她将车开回了家。回家后，第一次买二手车的杨兰还是不放心，自行通过其他验车平台和4S店查询后发现，该车2023年公里数已达10万公里左右，而杨兰购车时表显里程不到6万公里，调低了约4万公里。她拿着4S店的记录去找商家对质。商家先是“装傻”，后来干脆不回复。但在铁证面前，商家后来承认了调表事实。随后，杨兰尝试与商家协商。她查了当时市场上同款车实际公里数的行情价，在14万元左右。她提出退5万元差价，但商家明确表示最多只能退5000元。她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拨打了12315，但结果让她失望。“根本没用。”她后来咨询了当地律师，决定起诉。然而，整个诉讼过程耗时七八个月。根据杨兰向记者提供的判决书，这个案件在2025年7月30日立案，9月10日开庭，10月30日转普通程序。法院最终认定，合同中关于公里数的格式条款无效。“该条款系不合理地减轻卖方的责任。”判决书中写道。同时，法院认为被告“吴江水哥汽车部”（个体工商户）“未如实披露车辆的真实状况，导致原告对于该二手车辆的价值判断出现偏差，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图源：采访对象提供判决结果是：被告退还杨兰40000元。“但从头至尾被告都未到庭，判决结果出来之后他也不履行，现在我只能等强制执行。”杨兰说。天眼查数据显示，吴江水哥汽车部今年有两则作为被告的司法案件，均是因为存在相关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相关买卖合同纠纷。一年半后维修才发现调表杨兰的故事不是孤例。来自河南的张琪，在2023年3月，通过熟人介绍，从江苏中部某市一名个人二手车贩子手中买了一辆进口车。购车价21万元，当时表显里程11万多公里，张琪告诉记者，当时卖方承诺“实表”。2024年9月，车辆出现故障，送修时维修师傅发现故障出现的时间点异常，怀疑车辆公里数被调过。他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查博士”来验车。经检测，车辆内部一个无法篡改的点火开关电子记录显示，最后一次点火时的公里数已达16万公里。图源：采访对象提供随后，张琪通过查询4S店官方保养记录证实，该车在2021年11月时已超过12.6万公里，证明车辆在出售前已被大幅调低里程（约5万公里）。图源：采访对象提供张琪找卖方对质，对方起初不承认。于是张琪拉着对方去了4S店，调出官方记录后，对方才承认车被调过表。但卖家是否知情、是不是卖家调的表，张琪无法证明。协商无果，张琪于2025年初委托律师起诉。法院2025年6月受理，9月开庭。由于缺乏证据证明卖方是直接调表人，且车辆已使用一年多，退车难度大，他最终主张按购车时11万公里与16万公里的市场差价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卖方分期向张琪赔偿5万元。谈到这次购买二手车的经历，张琪仍有些后怕，“我购车的品牌是因为有特有的不可篡改电子元件而暴露了调表车的问题，那么其他品牌的车型调表是不是更难察觉？我有个朋友也在他那儿买了车，但可能没去查，所以根本没发现。”有地区二手车投诉量两年激增2倍对于全国到底有多少调表车的问题，并没有权威统计数据，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但一些侧面数据仍可证实调表车已经成为消费者购买二手车的困扰。根据黑猫投诉信息，累计有超500条投诉与调表车有关。华东地区是全国二手车交易最活跃的地方，根据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在去年12月初公布的《关于加强治理二手车市场交易乱象的建议》，近年来，吴中区机动车二手市场交易活跃，但随之引发的纠纷也呈逐年递增趋势，2022-2024年，吴中区12345受理二手车交易引发的投诉举报件分别为497件、909件、1526件，在两年间大涨超2倍。来自苏州的江苏明台律师事务所潘海龙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近几年基本每年都能接到一两个关于二手车的案子，基本上都是调表的问题。受害者一般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卖家取得联系，而线上平台购车较很混乱，有的是个人车贩，有的涉及主播带货，还有的是主播收定金后转给车商。他了解过的案件中，有的更复杂：销售是一个主体，签合同是一个主体，收款又是一个主体，车还登记在另一个人名下。这些受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在提车或过户之后，才想起来去查有没有调表，潘海龙补充道，查博士这类机构，车商也会用，但他们提供的报告只写“表显里程”，消费者以为是权威的，实际上点进去有问号提示。据他了解，读取车辆真实里程的方式之一，是读取车辆ABS防抱死系统的数据。调表车较为隐蔽，难以发现，但消费者一旦能够证明调表事实，比如通过4S店记录或第三方检测，就能形成证据链，但难的是认定卖家欺诈，潘海龙说，因为这需要证明车商是故意调表并隐瞒，但很多消费者不懂在交易时让车商书面确认拿车时间，这就导致第一个环节的证据缺失。所以他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要求车商或者自行找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车辆进行真实里程数据的检测，另外要保留车商拿车时间的证据。调表问题已减少但难以根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田甜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调表核心矛盾并非行业普遍恶意造假，而是调表环节难以追溯、责任主体难界定，很多调表车流入市场，并非车商主观故意为之。二手车调表主要分为两类场景。一是主动恶意调表，多为牟利驱动，车商通过调低里程抬高车价。二是非刻意违规，车商完全不知情。当前，大量年轻从业者进入二手车行业，这类人群缺乏实操经验，收车时核查基础车况与维修保险记录，调表识别能力欠缺。叠加新能源汽车电控化程度提升，进一步拉高了里程识别的技术门槛，最终导致调表车在收车环节被动流入，经手车商自始至终无调表、欺诈的主观故意。早年二手车行业诚信基础薄弱，重大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隐瞒销售的乱象屡见不鲜，一度成为行业标签。随着监管趋严与行业竞争加剧，这一局面已出现根本性好转。“现在二手车行业竞争很激烈，实际上售卖泡水车、情况比较严重的事故车的现象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一名二手车商刘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口碑对二手车商来说十分重要，当前二手车行业竞争激烈，违规成本极高，售卖泡水车、重大事故车一旦被查实，需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经营风险太高，正规车商已极少触碰此类红线。但尽管如此，行业中仍然存在欺诈、售卖调表车、车况信息不对称等隐性乱象。刘裕认为，二手车涉及的流转环节过多，车源把控是核心，但这是普通消费者无法控制的。他表示，一辆二手车可能会经过车主、4s店等多个环节才到二手车商的手里。车主将车辆置换给了4s店，4s店通过拍卖平台将车流转到二手车商手中，随后这辆车也可能再从这名二手车商手中流转到其他区域的车商手里。而一旦出现问题，有时候很难界定问题究竟出现在哪个环节。比如说，消费者购车两个月后发现车辆出现了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出现在哪个环节很难去判断，也许是该车本身存在问题，但此前没有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车辆检测这一环节往往是造成信息差的关键。一般来说，判断一辆车的车况会先看4S店的维修和保养记录，很多二手车商的评估师再通过自身经验来鉴定车况，但一些车商鉴定能力薄弱，难以识别深度修复与里程篡改，进而造成信息误差。目前，二手车市场上有第三方检测机构，一些平台也提供检测服务，但仍难以发现类似调表车的深层车况问题。“当前调表现象较10年前已大幅减少，已不是行业普遍问题。乱象难根治的核心原因是调表行为难以追溯。”田甜表示，一辆二手车流转会历经多任车主、车商，任一环节均可能出现调表，消费者发现调表后难以锁定调表环节与责任方。田甜告诉记者，一是二手车里程数据碎片化封闭化。燃油车里程数据分散在主机厂、4S店，无统一查询渠道；新能源汽车里程数据不对普通从业者与消费者开放，中小车商无法获取完整里程历史。二是当前汽车市场车型庞杂导致调表识别难度较高。不同品牌、年份车型调表技术路径不一，即便是资深评估师也无法全覆盖。此外，二手车车况检测报告一般排查火烧、重大事故、水泡等，调表识别为增值服务，常规交易中较少覆盖。“之前甚至出现过恶意团伙购车后自行调表，以退一赔三敲诈合规车商的乱象，但车商因无里程证据陷入被动。”田甜表示。协会正牵头搭建信息追溯体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曾建议调表行为入刑，因责任难界定、易误伤无主观恶意从业者未被采纳，监管层面要求先完善行业标准与制度。”田甜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正牵头搭建全国二手车流通信息追溯体系，以车辆VIN码为唯一标识，打通多部门、多主体数据壁垒，实现车辆全生命周期里程强制存档、数据不可篡改。过去多年来，散、小、乱是二手车流通领域的常态。新政要求，个体工商户、夫妻店等经济模式下经营的公司每年只有3个过户指标，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会被挤压，大量的个体工商户需要转型。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车商通过一些新的传播方式开始建立自己的私域流量，传统的集客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交易市场要加快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在此背景下，二手车商已进入洗牌期，不少小车商已被市场淘汰。田甜告诉记者，当前，中国二手车行业处于深度洗牌期，2025年超80%车商亏损，车商数量从42万家缩减至39万家，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她认为，二手车行业潜力较大。国内汽车存量达4亿辆，二手车与新车交易量比远未达到1:1的国际成熟水平，欧美市场该比例普遍超1.5:1。随着行业规范发展，二手车市场潜力将被释放。（文中杨兰、张琪、刘裕均为化名）...

2026年春，齐鲁大地的凌晨还有一些寒意。城市尚在沉睡，山东多家地方炼油企业的期货交易室却早已灯火通明，亮了整整一夜。熬红了双眼的交易员死死盯着海外盘面上跳动的原油数字，指尖在键盘上不停敲击。屏幕上每一个点位的波动，都直接牵动着身后林立炼塔（炼油塔，石油化工行业里核心的大型立式压力容器）的生死存亡。曾几何时，靠着特殊渠道的原油价差红利，山东地方炼油企业与民营加油站联手，书写了行业生长的黄金时代。当国际油价站上100美元/桶关口，曾经的采购折扣一夜归零。叠加税务监管日益完善以及新能源出行的降维打击，一场关乎存亡的生死博弈，正在齐鲁大地的炼塔之间无声展开。油价“破百”+ 制裁围堵，原料端率先告急原料端的剧变持续侵蚀着地炼（地方性炼油厂）企业的利润。炼油装置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彭斐 摄多位行业人士证实，过去几年，不少山东地炼的原油采购，锁定一些特殊渠道的原油，通过未纳入公开名单的“影子船队”运输，以放弃正规保险为代价，地炼企业换来了较大的采购成本优势，这也是行业过去多年赖以生存的核心手段。“以前采购这些原油，每桶能便宜20美元，现在一分钱折扣都没有了。”长期与山东地炼打交道的石油系统内部人士薛宇（化名）的一句话，道破了地炼企业当下原油成本飙升的残酷现实。薛宇解释，当前全球原油供应持续偏紧，俄罗斯、伊朗原油从“冷门折扣品”变成了全球市场的抢购标的，叠加美国对部分已装船原油给予临时豁免，全球买家蜂拥而入，曾经的采购折扣彻底消失，价格与国际基准油价全面接轨。这一行业困境，也得到了原东明石化副总裁、现任山东省高端化工产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张留成的证实。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此前国际油价60美元/桶时，叠加10美元的采购折扣，原油到岸成本仅50多美元/桶；如今国际油价站上100美元/桶关口，不仅原油价格翻倍，运费等附加成本同步上涨，直接导致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翻了整整一倍。炼油成本大涨，直接让地炼企业的加工利润跌进了谷底。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3月18日当周，山东地炼加工进口原油理论利润跌至-153元/吨，较上一周期大跌553元/吨，现货炼油业务已陷入全面亏损的境地。成本暴涨之外，是地缘政治带来的次级制裁风险，随时可能斩断企业的生存命脉。双重夹击让山东地炼的原料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断粮”风险。《中国能源报》报道显示，2025年，多家山东地炼企业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触发制裁的直接原因，是其被认定购买了伊朗原油。炼化装置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彭斐 摄“美国的长臂管辖，直接切断了企业的美元结算通道，被制裁企业基本丧失了国际贸易能力，融资通道也随之断裂。”一位汇丰石化原管理层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道出了制裁的致命影响。张留成对此同样深感忧虑：企业一旦被列入制裁名单，银行就不敢再与之开展合作，随之而来的就是融资难题。短期来看，相关地炼企业原料供应受限，或转向俄罗斯、非洲以及南美原油，且需要重新建立运输和贸易渠道，面临成本增加与供应链重构的压力。期货对冲 + 库存惜售，艰难守住生存底线？现货端的持续亏损，倒逼地炼企业不得不踏入期货市场。“原油交割周期普遍在40天左右，当下采购的原油，正式交割投产要等到一个多月以后。”山东某老牌炼化企业销售经理张磊（化名），向记者解释了炼厂采购的天然滞后性——在油价剧烈波动的当下，这40天的周期，足以让一笔采购从盈利变成巨额亏损。某地炼企业装货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彭斐 摄为了对冲漫长周期里的价格波动风险，期货套保成了炼厂的必选项。“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期货套保经营部，24小时有人值班盯盘，持续进行买卖操作。”张磊从期货部门的同事处得知，团队常常要在半夜盯守海外盘，直到凌晨两三点美盘收盘，才能放下心休息。这份近乎偏执的谨慎，源自2020年的一次极端行情带来的“负油价”梦魇。“那是极其特殊的时期，山东不少炼厂都亏了大钱。当时油价持续下跌，有人想用低价采购的原油摊薄高价库存的成本，结果油价越跌越补，最后直接跌成了负油价。”张磊回忆道，“如今企业的操作策略变得极度现实，期货操作一方面是对冲现货亏损，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原油交易上赚回利润。现货不赚钱，就只能靠期货补，本质上和炒股的逻辑很像。”除了期货盘面的厮杀，现货库存的管理，也成了地炼企业博弈未来的关键筹码。一家年销售额超600亿元的地炼企业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其所在企业的原油库库容可达六七万吨，即便生产部门反馈储罐已全部装满，公司计划管理部门仍会下达严格指令，禁止随意动用库存原油。这一操作的背后，是国内炼厂原油采购普遍采用的“M+2”周期——3月份炼厂投产的原料，是来自1月份采购的原油，彼时采购价格仅约60美元/桶。按照这个周期推算，当前的高油价成本，要到4月底、5月初才会集中传导至炼厂生产端。在此背景下，通过下调开工率放缓低价原油的消耗，成了炼化行业的普遍选择。金联创3月19日发布的成品油市场周报显示，截至3月18日，山东地炼常减压装置开工率为62.84%，较前一周下跌0.29个百分点；剔除大型炼化项目后，山东地炼开工率仅为58.42%，较前一周下跌0.32个百分点。成本上涨让地炼企业下调开工率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彭斐 摄在张磊看来，这一系列操作的核心，是企业对未来油价的一场“赌博”：一方面预判后续油价仍有上涨空间，当下消耗低价原油，未来就要面对更高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这也是企业应对市场的统一口径，“不赚钱的生意，自然要少炼少卖”。合规收紧 + “暴利消散”，旧模式崩塌本轮油价大涨之下，民营加油站的利润空间已被压缩到极致，整条产业链的暴利逻辑正在崩塌。汇丰石化一位销售人员透露，截至3月23日，92号汽油批发价已高达9700元/吨，较月初上调了约2000元/吨，折合到站成本约7.2元/升，而社会加油站的零售价普遍仅在7.4元/升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成本，民营加油站几乎没有盈利空间。地炼企业旗下加油站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彭斐 摄曾几何时，民营加油站与山东地炼组成了一台开足马力的“印钞机”。薛宇透露了行业曾经的暴利秘诀：“地炼和中石化、中石油等主营单位最大的区别，就在消费税环节。过去地炼企业常常会在消费税上做文章，实际产出的是汽柴油，开票时却换成沥青、化工品等无需缴纳消费税的品类，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变票’。靠着这套操作，地炼油品每升能比正规渠道便宜1.2元～1.5元。”但如今，这套延续了多年的行业潜规则已无处遁形。京博石化一位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随着国家税务监管体系日益完善，这一“灰色利润空间”已很难存在。合规成本的提升，宣告了地炼与民营加油站暴利时代的终结。面对成品油限价令与高企的原油成本，不少炼厂和民营加油站为了求生，开启“挑肥拣瘦”的产品置换模式。张磊向记者透露了行业内这一鲜为人知的生存逻辑：“既然0号柴油卖不上价，赚不到钱，那就少生产甚至停售0号柴油，转而生产利润更高的-10号柴油，或是95号汽油。”他解释道，不同标号的油品生产成本相差无几，但-10号、-20号柴油的终端售价更高，利润空间也更可观，因此炼厂会优先生产销售高利润产品。“炼厂也别无选择，不这么做，就只能面临破产。”张磊说。这种供应策略，虽然为炼厂保住了微薄的利润，却直接将压力传导至下游，导致物流企业、农机用户陷入基础油品供应短缺的困境。新能源冲击下，产业链整合能否破局如果说高油价与严监管是悬在山东地炼头顶的利刃，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城市轨道交通的普及，就是从根基上瓦解着地炼与加油站的生存土壤。张磊在济南亲身感受到了来自出行方式改变的冲击。“济南的地铁修通之后，干净便捷、客流不拥挤，几站路只需要几块钱，速度还快。我用支付宝绑定乘车码，还能打七至八折。”山东某地炼企业装卸平台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彭斐 摄有客户向张磊抱怨，原本上班通勤高度依赖私家车，如今轻轨、地铁成了首选，直接导致沿线加油站的销量下滑近一半，普遍萎缩至少三分之一。炼油板块日薄西山，转型精细化工、延伸产业链，似乎成了地炼企业唯一的突围路径。但这条路，同样布满荆棘。以中国石化为例，2025年，其炼油事业部贡献营业收入1328.51亿元，但对应的营业利润却仅有90.95亿元，远低于勘探及开发事业部、化工事业部。而在2025年，因部分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个别生产装置停工或亏损等原因，中国石化计提减值准备合计131.78亿元。大额资产计提减值的背后，是石化行业全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痛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2025年数据显示：国内有机硅产能五年间增长1.4倍，聚醚多元醇行业开工率不足50%；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机制严重扭曲，80美元/桶油价下的乙烯价格，竟与50美元/桶油价时持平。“行业形势逼着你向精细化工转型，但这条路并不好走。当前通过大规模举债投入转型，显然并不现实。”一位去年已转战新能源领域的炼厂原管理层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张留成也指出，炼厂转型的核心，是转向乙烯、丙烯、PX等化工原料生产，但当前下游化工行业与房地产市场持续不景气，直接导致塑料、化工原料需求持续下滑，延伸产业链的转型布局，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收益兑现。在政策主导的产能置换浪潮中，山东地炼行业已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薛宇向记者指出，山东已关停大量小型炼厂，整合落地了裕龙石化这样2000万吨级的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凭借超长产业链布局，主打“减油增化”的转型路线。但对于东明石化、京博石化等老牌地炼企业而言，受原有生产设备限制，转型步伐相对缓慢，业务主体仍以炼油为主。.........

设计出勾人上瘾算法的互联网平台，现在得为往昔的“成功”支付巨额赔偿。在一项史无前例的判决中，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周三裁定，社交媒体巨头Meta和谷歌旗下全球最大视频平台YouTube应为一名从小沉迷社交媒体而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女性承担责任，并赔偿300万美元。其中，Meta应赔偿210万美元，谷歌则需要至少支付90万美元。具体来说，原告是目前20岁的凯莉（Kaley G.M.），她从6岁开始就在YouTube上观看视频，并在9岁时开始使用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她将自身遭遇的多种伤害归因于这些平台，包括焦虑、抑郁以及身体畸形认知（体象障碍）等问题。作为同类首例进入判决程序的案件，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以10比2的投票认定，Meta和谷歌在其平台的设计与运营上存在过失，且本应警示其产品可能对未成年人有危险。与刑事案件不同，部分民事诉讼并不要求陪审团达成一致裁决。陪审团还裁定，两家公司应承担惩罚性赔偿，具体金额有待法庭进一步审理。这有可能使得最终的赔偿金额远高于目前的数字。Snapchat和TikTok也曾是本案的被告，但两家公司在审判开始前均与凯莉达成保密和解。这起诉讼也是被选中的“风向标”案件，与大约2000起由当事人、他们的家长或学区提起的待审诉讼相关联。这些诉讼指控社交媒体巨头应被视为有缺陷产品的制造者，因为他们让年轻人沉迷于社交媒体推送。另外两起“风向标案”预计也将于今年在加州法院开庭审理。若互联网平台持续败诉，可能会使得他们陷入烟草、阿片类药物行业那样的“诉讼深渊”，引发经济和声誉的沉重打击，并彻底改变这些平台的运营方式。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科技公司一直以1996年《通信规范法》的230条款（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大幅抬高诉讼门槛。但在本案中，凯莉的律师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绕过了230条款的设定的高门槛。律师们认为，问题不在于用户发布的内容，而在于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的架构。他们主张，诸如无限滚动、持续推送通知、自动播放以及美颜滤镜等功能，使得像Instagram和YouTube这样的应用变成了类似“数字赌场”的存在，对年轻人而言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让他们很难放下手机。凯莉的律师Mark Lanier表示：“怎样才能让一个孩子永远放不下手机？这就叫做对‘成瘾机制’的工程化设计。”对于该判决，Met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尊重但不同意”该判决，正在评估法律选项。谷歌发言人Jose Castañeda公开回应称，本案误解了YouTube，YouTube是一个负责任构建的流媒体平台，而不是社交媒体网站，公司不认同这一判决并计划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