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例 中国禁止隐藏式车门把设计

（原标题：全球首例 中国禁止隐藏式车门把）小米SU7型号电动汽车去年10月再发生起火事故，一辆小米SU710月13日凌晨在四川成都起火，驾驶员被困车内不幸身亡。多名路人试图救人却未能打开车门，隐藏式车门把手设计再度引发争议。（互联网）中国禁止电动汽车使用隐藏式门把手，成为世界上首个禁止这种设计的国家。这款因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而推广的设计，正因一系列致命事件而面临全球监管机构的审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星期一（2月3日）发布新安全标准，规定在中国销售的汽车必须配备机械释放车门外把手，意味着电动汽车使用的隐藏式门把手被禁。工信部表示，新规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应于2029年1月前修改其设计以符合要求。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发生多起引发高度关注的事故，其中包括两起小米电动汽车起火事故。事故中车门疑似因断电而无法打开，造成车内人员既无法逃生，也无法获救，最终身亡。虽然新规仅影响在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但中国在全球汽车行业的影响力意味着新规影响可能会扩散。在美国，特斯拉的车门已是安全调查的目标，而欧洲监管机构也正在考虑制定自己的规则。彭博社引述位于上海的咨询公司Automobility创始人鲁索（Bill Russo）表示：“中国正在从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转型为新汽车技术监管规则的制定者。”他续称：“北京率先行动，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锁定中国和外国汽车制造商在当地必须遵守的安全标准。这些标准最终可能会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出口而推广开来，并影响全球规范。”

血铅超标工人，挡在“劳动关系”门槛外

2025年12月，江西一家蓄电池厂因多名工人血铅超标引发关注。界面新闻调查发现，目前血铅超标数值最高的工人达到696μg/L（微克/升）。血铅，是指血液中铅元素的含量。血铅超标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腹痛等症状。医学上认为，铅是一种高毒物质，常见于蓄电池制造等行业，长期接触可引发慢性中毒。医学专家称，普通人血铅一般在200μg/L以下，从事铅行业的工人应在400μg/L以下。若长期接触且未及时获得治疗，患者的神经系统可能会被造成严重影响，出现后遗症。近3年来，尽管该公司已有多位工人铅含量超标，但他们仍被告知“可以正常参加工作”。12月16日，贵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报称，已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展开全面调查。界面新闻调查发现，江西悦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悦海公司”）共有6个生产车间，其中仅涂板车间至少有8人血铅超标。此外，悦海公司从未给员工缴纳过社保，也未在他们入职时做过相关风险提醒。悦海公司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硫磷化工基地。该基地所在地的工业园区，为市县两级重点打造的唯一一个化工工业园区，也是贵溪市招商引资的重点区域。界面新闻查询发现，自2020年起，悦海公司的名字连续5年被纳入贵溪市、鹰潭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多涉及土壤污染和环境风险。有员工还透露，该公司与河北一家蓄电池厂有关联。多位血铅超标的工人，因缺乏与公司的劳动关系证明，在进行工伤认定和职业病诊断时，一度陷入困境。长期专注于职业病领域的律师管铁流认为，现有法律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仍旧有待完善。他指出，职业病认定不应该设置太高门槛，进行职业病诊断时，也不应以确认劳动关系为前置和必经的程序，“即使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职业接触，能初步明确因果关系，就能说明问题了。”一、多人血铅超标“头晕、肚子痛，走路时腿沉”。终因以上症状无法胜任工作后，57岁的罗方国做了体检。2024年夏天，检测结果显示，他的血铅数值已超过600μg/L。罗方国为悦海公司涂板车间的工人，据他介绍，当时另有一些感到身体不适的同事做了检测，“都超标”。他们向领导讨要说法，只得到“要做排铅治疗”的答复。罗方国向界面新闻回忆，他们曾统一收到公司发放的二巯丁二酸胶囊颗粒（记者注：用于解救铅、汞、砷、镍、铜等金属中毒），还被安排在贵溪市泗沥镇张萍卫生室（下称“张萍卫生室”）输液。这家诊所人数最多的时候，仅罗方国所在的车间就有“十来个人陆续去输液”。时隔一年，悦海公司再因血铅超标陷入争议。张为海今年59岁，他自称是悦海公司元老级别的工人，“在公司已待了7年”。据他介绍，这些年其偶尔出现过头晕症状，但时隔一两天便会减轻或消失，“也就没把它当回事。”2025年夏天，陆续有工人被发现血铅超标后，公司统一安排了检测，张为海的数值“超过600μg/L”。在涂板车间工作的李鑫，3个月前自费去贵溪中医院做了检查，铅含量显示为425μg/L。李鑫告诉界面新闻，涂板车间共有30多位工人，他目前是该车间血铅超标数值最低的一位。资料显示，悦海公司的蓄电池生产包括球磨磨粉、和膏、涂板、固化等工序，共有6个生产车间，跟铅粉打交道的有3个车间，分别是涂板车间、分板车间和组装车间。张为海说，他们所在的涂板车间并不是铅粉含量最高的，“最严重的是分板车间，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分块，要切小，所以粉尘也更多。”截至目前，界面新闻未联系上分板车间员工。据涂板车间工人罗方国反映，他们车间共有十来个人血铅超标。界面新闻拿到的8份检测报告显示，目前已知血铅超标数值最高的一位为50岁的男性工人，他的铅含量为696μg/L，其余几位多在500μg/L-600μg/L之间。一位员工的血铅检测报告，数值显示为696μg/L。受访者供图。红星新闻此前报道，出事后，这些工人并未被安排到职业病医院做检查，也未被提供正规的诊疗方案。公司只是让他们前往贵溪市中医院和张萍卫生室做排铅治疗。李鑫从未参与公司安排的排铅治疗。尤其是在观察到同事们排铅后的身体反应后，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输完液都拉肚子，走路没劲，人都虚脱了，我怕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据报道，一位周姓工人因怀疑小诊所（张萍卫生室）的安全问题，曾赴外地排铅，后被公司劝返至贵溪市中医院接受治疗。2025年1月6日，贵溪市中医院给周姓工人开具的门诊治疗单显示，她初步被诊断为“铅中毒”。该周姓工人家属此前接受采访时称，2025年1月，其母亲在贵溪市中医院被安排输液，“实际用药为5%葡萄糖注射液（基）加上依地酸钙钠，但医疗收费明细里仅有葡萄糖”。此后，周姓工人家属多次与悦海公司沟通，还曾质疑贵溪市中医院并无治疗职业病的资质。2026年1月12日，界面新闻以铅中毒患者家属的身份致电该医院的公开电话。工作人员称，推荐去专门治疗血铅超标的医院，“我们医院好像不是定检医院，具体情况还需要咨询医务科。”随后，记者致电该医院医务科。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事需科长答复，但“科长刚刚开会去了”。当日，记者又两次拨打该医院医务科电话，已无人接听。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广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梁嘉斌，毕业于中山大学卫生毒理专业，且长期从事职业病危害评价检测工作。他在回复界面新闻的邮件中提到，铅对身体的损伤程度要看血铅在体内的浓度、接触的时长以及个人对铅中毒的易感性，“但无论如何肯定是有损伤的。”梁嘉斌还提醒，专科医院的医生经验较为丰富，建议去当地的职业病防治医院进行专业治疗。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中毒科/肾脏内科副主任、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公共卫生分会理事李钟接受红星记者采访时称，普通人血铅一般在200μg/L以下，从事铅行业的工人应在400μg/L以下。李钟介绍，铅中毒患者若能得到及时诊断并开展排铅治疗，大部分患者能恢复到发病前状态，反之，则可能对“神经系统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通常会出现一些后遗症”。2025年8月，罗方国再次检测出血铅超标后，接受了公司安排的排铅治疗。3个月后，罗方国在贵溪中医院拿到的检测报告显示，他的数值仍超过570μg/L。二、机器老化，常有铅粉涌出据工人们反映，早在2024年，悦海公司在压力下就组织过一场血铅检查，但没人知道自己超标的真实数值。“问他（领导）就说400μg/L，”李鑫抱怨。那次检查过后，张为海还记得领导曾说，“450μg/L以下的都能正常参加工作。”据界面新闻了解，近两三年，悦海公司先后有多位工人被检测出血铅超标。他们屡次向公司反映问题，得到的答复通常是，“超标没关系的，等你不干了，回家慢慢休养就降下去了。”有工人还向界面新闻提及，车间内的机器为别家工厂淘汰的二手设备，因此需要经常维修。李鑫解释，机器一旦发生故障，输送铅粉的管道会爆裂，“车间一下就满是青色烟雾，看不见人了。”李鑫负责的是把铅块磨成粉的工序，他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铅粉涌出，然后趁机飞跑出去。他猜测，或许是这个原因，才使得自己血铅超标数值偏低。界面新闻查询发现，2023年便有人以“劳动争议”案由起诉过悦海公司。其诉讼文书显示，张某2023年7月入职悦海公司，3个月左右的时间被检测出血铅水平超标（480μg/L）。因此，张某主张悦海公司对自己进行职业病损害赔偿。此外，张某还提到悦海公司从未给自己交过社保。不交社保，在悦海公司是个普遍现象。李鑫每月的工资为6000多元，但入职4年来，悦海公司总是变换着方式给他发工资，“不是现金就是微信转账之类。一般他们是先转给我4500元，剩下的都用现金发放。”李鑫认为，这是公司为逃避交税的一种手段。界面新闻联系上的工人都有提到公司从未给自己交社保，且工资为多形式发放。张为海表示，他的工资偶尔为“电子汇入”，但转账时亦不会注明其为“工资”。已停工的悦海公司涂板车间一角。受访者供图。据了解，悦海公司共有百余人。天眼查显示，2024年悦海公司参保人数为9人，而2023年只参保1人。此外，张为海怀疑，工人们所签的入职合同也存在问题。据他介绍，入职时，人事专员会递来几页纸，也就是所谓合同，但“不说让看内容，只说要签名，工资金额处也给空着”。据界面新闻了解，悦海公司让工人所签合同并非一式两份，仅有的那份合同，是由公司保管。李鑫还提到，他们未被告知该工作可能给身体带来的危害，“只让你别伤着自己。”李鑫所在的涂板车间，除铅粉问题，机器的轰鸣声也较大，“平时要喊着说话才能听见”。担心对听力造成损伤，他和张为海都自费买了耳塞。2024年有人出现血铅超标后，悦海公司才开始发放kN95口罩，“每月15个。”李鑫告诉界面新闻，2025年血铅超标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时，公司把口罩换成了防毒面罩。“但那个戴着太重了，也比较闷。”李鑫几乎没有戴过。他说，后来几位戴口罩的工人“测出来血铅超标数值达五六百（微克/升）”，这让他觉得“戴不戴结果都一样”。三、悦海连续5年为重点排污单位据公开资料，悦海公司成立于2015年，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硫磷化工产业基地，是一家从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经营范围为新型结构密封铅酸蓄电池生产、加工、销售。贵溪市人民政府官网显示，贵溪市硫磷化工产业基地是根据江西省《关于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赣府厅发〔2010〕3号）的要求并经省发改委批复成立（赣发改产业字[2011]2533号）的省级重点化工基地，列入2013年江西省第一批重点工程项目计划（赣发改重点字[2013]672号）。基地座落在贵溪市城郊北区泗沥镇，南临沪昆高速，北靠杭长高铁，西接贵神公路，规划面积3.12平方公里，总投资38.48亿元。2014年，该基地已建成初步规模。2022年8月，当地一场“化工园区整治提升”会议曾提到，“贵溪硫磷化工基地是我市唯一一个化工工业园区，是市县两级重点打造的化工产业集群地，更是我市化工领域招商引资的一个立足点。”经查，2020年-2025年，悦海公司的名字每年都被纳入贵溪市及鹰潭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多涉及土壤污染和环境风险。另据张为海透露，悦海公司最初是由河北一家蓄电池厂迁至江西。他原是保定中硕蓄电池有限公司（下称“中硕公司”）的工人，当时的老板名叫王岸东，“大概2017年他（王岸东）在贵溪买地皮，跟人合资开办的悦海。”张为海也在后来被派往江西，成为悦海公司的第一批员工。贵溪市国土资源局2015年发布的《贵溪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结果公告(DLC2015031)》显示，硫磷化工基地经十路以东、纬四路以北共计281.8417亩的工业用地，为江西悦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3156.627万元竞得。而中硕公司成立于2008年，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是一家从事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为2000万人民币。其经营范围包括：蓄电池、蓄电池极板及蓄电池相关产品的制造销售。王岸东为该公司的股东及执行董事，持股90%。天眼查显示，悦海公司的历史高管中曾出现过王岸东的名字。他在2015年2月为悦海公司股东，当时悦海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他认缴出资1200万元，持股40%。直至2018年9月，王岸东认缴出资2750万元，持股55%，后在2023年3月退出持股。王岸东在悦海公司的股权变化。截图自天眼查app。据公开资料，目前悦海公司的受益所有人为钟宝华和钟佰洋，两人分别持股70%和30%。此外，钟宝华还是悦海公司的法人、董事兼经理。他名下共关联有5家企业，其中一家同在江西的公司为江西双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西宏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从事批发业为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为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等，注册资本2000万元。钟宝华为该公司法人和董事，持股比例98%。2026年1月14日，界面新闻致电悦海公司的钟宝华，询问是否有员工血铅超标。对方先是予以否认，之后又提到共有5人超标，不过“现在早就（治疗）好了，都正常上班了。”而界面新闻经多日查证，仅涂板车间就至少有8位工人血铅超标。另据工人们透露，2025年5月，悦海公司就有车间处于停产状态，到了10月，涂板车间及其它车间也陆续停产，“家在外地的工人基本上都离职走了，本地的也都停工。”一名工人称。当日，界面新闻又致电该公司经费负责人谭章，对方称，目前此事已由政府接管，“具体（血铅超标）人数我们不了解。”记者追问公司有无给员工交社保，谭章表示“在开会”，随即挂断电话。四、受害工人维权之难工人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血铅超标的危害。直到现在，张为海也只能说得出“会让人抵抗力下降，动不动就感冒”，他并不清楚其对人体的具体影响。49岁的李鑫早年在杭州务工，后因家中有事，不得已回到贵溪市谋一份职。他称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不好找工作，“50多岁的女性会更难。”前些天，跟李鑫同车间的一位大姐还打电话问他，跟公司协商得如何。李鑫听得出来，如果要不到赔偿，大姐还想回公司上班。广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梁嘉斌分析，工人明知自己身体出现状况还想回去工作，这不单单是铅中毒的问题。根据他以往的工作经验，很多职业病患者都存在类似情况，“很多人要养家糊口，他们不单单是不重视或者相关知识不够的问题。”《2024年贵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4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781元。据李鑫介绍，悦海公司的工人大多四五十岁，也有像张为海那样接近60岁的工人。他称，贵溪本地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来的中老年人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因此，悦海公司几乎是最好的归宿。但李鑫也表示，如果他知道这份工作会导致自己血铅超标，一定不会办入职。直到前段时间，李鑫才想到要给自己做职业病鉴定，但最终因“血铅不到400μg/L，没有做成”。红星新闻报道，2025年8月8日，致力于维权的周姓工人曾前往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做职业病认定。当天，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给悦海公司发出《关于请提供职业病诊断有关材料的函》，要求其在十日内提供有关资料，但始终无音讯。9月19日，该周姓工人家属再次请求相关部门介入，督促悦海公司提供职业病认定所需的材料，未获回应。直到11月14日，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才收到相关材料。但据界面新闻了解，目前因悦海公司提交的材料不齐全，该周姓工人尚未完成职业病鉴定。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管铁流，长期关注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问题，近十多年来，他的工作重心主要在职业病领域。在管铁流看来，现有法律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仍旧有待完善。他指出，职业病患者在维权中通常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管铁流举例称，职工进行职业病诊断时，被要求劳动关系前置确认，这成为受害者维权的第一道拦路虎。他解释，“有的公司没签劳动合同，没交社保，就让职工卡在了第一步。”因此管铁流呼吁，进行职业病诊断时，不应该以确认劳动关系为前置和必经的程序，“即使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职业接触，能初步明确因果关系，就能说明问题了。”管铁流还指出，职业病认定不应该设置太高门槛。在他看来，目前职业病诊断的最大障碍在于用人单位拒不提供职业史、危害接触史等相关材料。因此，他认为，诊断机构可结合临床表现、检查结果、本人自述、工友旁证等信息进行综合判定，无需过度依赖单位证明。已停工的悦海公司车间一角。受访者供图。就在2025年夏天，张为海工作时被重物砸伤了脚。住院半月后回厂，他被领导安排“休息”。至于“休息”到什么时候，张为海说，公司并未向他提及。“不让上班，每天只给80块，这不是变相让我走人吗？”左右为难之下，张为海也考虑过主动离职，但那意味着拿不到任何赔偿。这个有些沉默寡言的老人在电话里断断续续提到，他觉得这样不公平。在后来发给记者的消息中，张为海一再强调，7年来公司从未给他交过社保，眼下又有工伤，“必须得拿到相应赔偿才行”。2025年10月，罗方国被公司要求转岗到组装车间，李鑫也被要求从技术岗转到普工岗。因被降薪，李鑫拒不接受安排。他还提到对他来说较为高昂的诉讼费用，“光律师费就得5000块呢。”但公司法人兼董事钟宝华否认了工人们所说的停工转岗等说法，并表示，血铅超标一事“都解决了”。但据界面新闻了解，半个月来，张为海、罗方国等人仍处于停工状态，他们也仍旧寄希望于诉讼。与公司多次协商无果后，张为海决定走法律程序，他称自己已向相关部门申请了工伤认定。“等工伤认定下来，等各方面证据都拿到，我才能打官司。”张为海有些无奈地说，“现在只能等待。”2026年1月初，张为海称自己受到了很大压力，“公司也一直拖着。”他最终只好接受钟宝华组织的调解，拿到3万元赔偿。罗方国曾尝试与公司私了。但1月29日上午，他有些泄气地在电话里说，“公司连2万块赔偿都不肯给。”离开悦海公司后，张为海并未花钱做排铅治疗，他去到上海做了一份安保工作。至于超标的血铅，他说，想等一年之后再去做检测，“（到时候）看看结果”。（张为海、李鑫、罗方国为化名）

教育自保第一县：取消中考，全员普高！

（原标题：教育自保第一县：取消中考，全员普高！）来自微信公众号：个人记忆库只有自己的饭碗面临危机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做出中考分流的问题，呼吁了这么多年，坚不可摧。但刚刚，浙江海岛县嵊泗取消了中考选拔功能，确保本县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100%能够升入普通高中！中考分流是国策吗，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原来，2025学年，全县只有266名初三毕业生填报普高。而嵊泗县最高峰时期每年的普高招生人数约在360人左右。换句话说，没人了，你还挑？而职高性质的嵊泗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招生人数从2018年的53人下降至2021年的32人。现在这么一改，这家职高相当于停办了。如果现在还搞普职分流，就像没人生娃了，还在刷计生标语那样。当然不止是海岛县，就算光芒四射的杭州城，2025年重高国际班招生，也从往年的录取率50－66%，升至差不多100%！前几天，我还咨询一家公办高中的国际部，外省转学过来的孩子能不能插班，答案是评估后认为跟得上，可以……包括杭州和香港在内的大城市，这几年都在抢学生。据官方分布，2023年，杭州小学新生人数达15.45万人，而6年前即2017年杭州才出生8.66万人，说明外来小学新生几乎占了一半！而在嵊泗县，同样还包括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呼吁了多少年的教育平权，突然就一夜实现了！至于香港，由于不少中产带娃离港，空出大批学位，前两年面向内地企业家和专才开放移居，但仍然无法覆盖，2025年底干脆推出中学阶段的「直资扩容」，78家学校提供相关学位。学费每年约12－13万元，比内地动辄每年30万元以上的国际学校还便宜。此外，约有一半的学生还有机会住校内宿舍，年约3-8万元；若选择校外租房，月租金在6000-15000之间。面对这种局面，嵊泗县全国第一个全部普高录取，实现「愿读尽读」，不过是面对现状，保住教育界的饭碗。当然，在文宣中，这仍然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是推动基础教育从「选拔竞争」向「全面育人」的深度转型……再不「创新」，那些卷孩子的专职母亲不但觉得可笑，就连教育自己，也要可笑了。从新世纪人口出生高峰期的2016年1800万人算起，2022年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高峰。时隔4年后的2020年只出生了1200万，意味着2026年的学位要比2022年缩减1/3。而到5年后的2025年，小孩出生只剩不到800万，不到2016年的一半，这意味着到2031年，教育资源将比2022年过剩一半！初中，比小学延后6年。现在看看门庭冷落的妇产科，以及关门的幼儿园，教育界确实要想办法护食了。至于高中，在现在的市场上，其对改变家族命运的重要性，已大为下降。再端着搞中考分流，很可能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又毕业1222万，最惨烈就业季来临！与其拼命进修，不如社交换血》博士确实比本科生更有水平，他们看到了这个未来，所以很多博士生不再将高校视作排位第一的就业出路。只有本科生还在拼命卷教师资格证。有些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很可笑，但大家都这么做，也就这么做吧，过一天是一天。

周生生足金挂坠被检测出含铁、银、钯

近日，广东清远的李女士向央广网投诉，她新购买的周生生足金福袋挂坠佩戴一天后即被刮花，并出现白色痕迹。李女士将挂坠送检后，结果发现不同点位的金含量数据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当其据此要求退货时，却一度遭拒。李女士购买的挂坠（受访者供图）足金挂坠戴了一天就刮花据李女士介绍，当天她与妹妹一同前往该店，共购买了三款黄金饰品，其中她个人花费4215元，购入一个足金福袋挂坠（价格2306元）和一个足金小羊挂坠（价格1909元）。照片显示，挂坠刮花位置出现白色痕迹（受访者供图）李女士说，挂坠购买后并未立即佩戴，直至1月13日晚才上身。然而，其中的足金福袋挂坠佩戴一天便被刮花并露出白色痕迹。“1月14日我在家煮饭、拖地，没做什么重活，也没接触过特殊物品。”她回忆道。1月17日，李女士前往周生生门店沟通，门店怀疑是她佩戴不当导致的，“他们问我是不是用了香水、化妆品，弄到挂坠上，还说我不会佩戴，把问题都归咎于我”。沟通过程中，门店曾提出售后方案，称可以将福袋挂坠拿回厂家修复。但李女士认为，足金福袋挂坠刮花后出现白色痕迹，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应该退货退款，但门店坚称不能退货。检测结果显示不同点位金含量不同李女士说，周生生工作人员曾在微信中解释，称产品黄金纯度有保障。当李女士提出黄金纯度质疑时，该工作人员建议她去鉴定，但同时又称“专业的鉴定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烧熔它你就戴不了了”。1月27日，李女士前往清远市清城区某从事黄金回收业务的门店，对福袋挂坠进行光谱检测。“我前后测了七八次，换了好多个点位，特别是刮花的那一面，测了很多地方都不纯。”李女士介绍说，检测过程中，工作人员担心挂坠“刮到了铁”，特意对福袋挂坠进行了清洗，结果洗完之后检测结果还是含有其他物质，黄金纯度依然不达标。照片显示，四个点位的金含量存在差异（受访者供图）李女士提供的检测结果照片及视频显示，该挂坠纯度最高点位金含量为99.99%，但其他点位的检测结果却出现了不同的数据：其中一个点位金含量为96.21%，另一个点位为83.35%，最低的一个点位仅为64.37%。金含量最高点位和最低点位相差35.62%。此外，检测结果照片还显示，挂坠中含有铁、银、钯等多种其他金属元素。李女士说，为了验证检测的准确性，自己还将佩戴多年的黄金耳环带到该店进行检测，结果都达到了足金标准。李女士说，检测人员看到结果后也感到意外，他们称：“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黄金饰品纯度都是99%以上，怎么会一面达标一面含有铁质，纯度差这么多？”在记者致电后，李女士在11时许接到周生生销售门店的微信留言，称“经与公司沟通，可以把发白的那件货品单独退货”。1月31日，自称是周生生方面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李女士1月5日购买了挂坠，17日到店反馈挂坠上出现白色痕迹，经核实非质量问题，不符合退换货政策，初步建议返厂翻新。考虑到春节临近，出于对客户最大的诚意，我司愿意为其提供退货服务。”自称是周生生方面工作人员给记者的回复记者了解到，在退货诉求遭到门店拒绝后，李女士通过12315App提交了相关投诉。属地清远市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的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他们已接到李女士的投诉，且查看了其提供的光谱检测结果。该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正在对此起消费纠纷进行调解，“周生生那边也有专人对接处理，具体事宜都在沟通推进中”。来源 央广网

为疾病寻新疗法，Google AI工具探索人类基因组奥秘

Google发表一款人工智慧（AI）工具，其科学家表示，这项技术将有助于解开人类基因组的奥秘，并有朝一日可能带来治疗疾病的新方法。这款名为 AlphaGenome 的深度学习模型，被外部研究人员誉为一项「突破」，能让科学家研究、甚至模拟难以治疗的遗传疾病在基因上的根源。Google DeepMind 研究副总裁、同时也是「自然」（Nature）期刊新研究共同作者柯立（Pushmeet Kohli）向记者表示：「2003年第一份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图谱，让我们拿到了生命之书，但阅读它依然是一项挑战。」他说，「我们已经拥有文字本身」，也就是由 A、T、C、G 四种遗传字母构成、长达约30亿个硷基对的人类DNA序列。他指出，然而，「理解这部基因组的语法─也就是DNA中究竟编码了什么，以及它如何主导生命运作─才是下一个关键研究领域。只有约2%的DNA含有制造蛋白质的指令，而蛋白质正是构成人体并维持运作的分子。其余98%的DNA属于所谓的「非编码DNA」，过去曾长期被视为「垃圾DNA」。然而，这些「非编码DNA」如今被认为更像是一位指挥家，负责引导基因资讯在不同细胞中的运作方式。这些序列中也包含许多与疾病相关的变异，而 AlphaGenome 正是试图理解这些序列的工具。

新研究揭示免疫系统“快速刹车”机制 或为治病提供思路

研究人员指出，T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的过程依赖信使核糖核酸。当威胁解除后，如细胞因子仍持续大量产生，免疫反应就可能从“对外作战”变成“误伤自己”，引发组织损伤，甚至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示意图 / Pexels）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体的一类免疫细胞激活后，能借助两类分子信号迅速关闭攻击模式，从而避免“火力过猛”伤及机体自身。新华社引述卡罗琳医学院近日的发布公报说，当免疫系统的T细胞识别到感染或癌细胞时，会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大量释放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就像对抗疾病威胁的化学信使，能调动并指挥免疫反应，在清除病原体和异常细胞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免疫系统不仅要“打得快”，也要“停得快”。研究人员指出，T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的过程依赖信使核糖核酸（mRNA）。当威胁解除后，如细胞因子仍持续大量产生，免疫反应就可能从“对外作战”变成“误伤自己”，引发组织损伤，甚至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卡罗琳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发现，不少T细胞的mRNA携带两套“关机指令”：一套是富含核苷酸碱基序列为“腺嘌呤-尿嘧啶（AU）”的片段，能够吸引相关蛋白质结合并促使mRNA降解；另一套是名为N6-甲基腺嘌呤（m6A）的甲基化修饰，这种化学“标签”会提示mRNA需要清除。当两种信号同时出现，T细胞的mRNA会被更快分解，细胞因子随之停止产生，免疫反应得以及时“降温”。相关论文已发表在英国期刊《自然-通讯》上。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卡罗琳医学院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约翰逊解释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必须保持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如果激活程度过低，疾病就会占上风；如果激活程度过高，它就会攻击自身组织，这就是所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约翰逊说，这套双信号机制让免疫系统能够在“反应不够”和“过度激活”之间保持平衡，确保T细胞在适度范围内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若能实现对这些信号的精准调控，或可为不同疾病提供新的干预思路，例如可用于增强对抗感染或癌症的免疫力，或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抑制免疫力等。

2吨电话卡炼出191克黄金 价值超20万元！当事人揭秘“炼金术”

“一包废电路板能炼出几克黄金？”“旧手机主板含金量真有那么高吗？”金价一涨再涨，让年轻人盯上了废旧电路板上可能含有的黄金。近期，短视频平台掀起一股“电子炼金热”，博主们通过展示从废旧芯片、SIM卡等电子废料中提取黄金的过程，吸引了大量流量与好奇。其中，一则“广东男子用SIM卡炼出191.73克黄金”的新闻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据称是从约2吨原料中提炼出的191克黄金 图片来源：短视频截图1月24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联系到视频发布者“客家炼金师-桥”（以下简称桥），听他讲述了“炼金”背后的真实情况。据桥介绍，他自己从事这一工作多年，近期确实炼出190多克黄金，是从2吨左右的SIM卡中提炼而来，工作量较大，刨除成本后，预计获利约10克黄金。“我们本来就是加工厂，没有‘暴利’一说。并且（进入行业）需要环评资质、危化资质等，还要具备专业的废气、废水等处理能力，个人（从电子废料中提炼）是不允许的。”桥告诉每经记者。记者发现，在视频平台上，以“炼金”为主要内容的视频博主不少。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查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了解到，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擅自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业、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利润率约5%，从近2吨原料中提炼赚得10克金“我是专业从事贵金属废料回收提炼的，190多克的黄金，都是从SIM卡里提炼出来的。”在受访时，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提炼出190多克黄金的SIM卡总重量约有2吨，当时是连卡板和吨袋一起称的。记者还了解到，桥所利用的SIM卡，并非只有普通人常见的手机SIM卡，而是来自通信电子领域的芯片类镀金废料集合。据了解，为了保证稳定性和耐腐蚀性，SIM卡芯片引脚等关键部位会进行镀金处理。与之类似，银行卡芯片、IC卡、电子元件等都属于可回收的含金废料。此外，桥也提到，普通人收集的SIM卡因数量有限，含金量极低，每张仅约0.02克甚至更少，不具备提炼价值。桥搜集的SIM卡等原料 图片来源：短视频截图说起提炼流程，桥显得十分熟练，他也向记者大概介绍了“炼金”过程，“首先将废料泡水⋯⋯然后加入锌丝置换水中的黄金，再用酸水把多余的锌去除⋯⋯”据桥介绍，从泡水开始到最终提炼出黄金，2吨左右的原材料，需要5~6个小时完成提炼。他告诉记者，普通人只看到那整块黄金，但很少去考虑原材料和人工等成本，例如单单是提炼过程中用到水，就因为后期处理成本极高，因此“水费要400元/m³”。他还特别向记者强调，自己是从事贵金属废料回收提炼的专业人士，具有相关资质，并非个人玩家，也不建议普通人自行提炼，毕竟涉及危化品处理，且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有毒气体等，不安全也不环保。当被问及“这是不是一门暴利生意”时，他给出了明确答案：“我们本来就是加工厂，没有暴利一说。”他介绍，自己不收手机或整块线路板，只收已经拆解好的镀金板。“有专门的人回收、拆解，我们再从他们手里买镀金板来提炼。”他向记者介绍，所提炼的黄金中，大约有95%用来覆盖回收成本等，实际利润率只有5%左右。以本次备受关注的191克金为例，成本约为“191克×0.95=181.45克”，换句话说，从近2吨SIM卡镀金废料中提炼出191克黄金，其中181克相当于原料成本，实际利润只有约10克黄金。这也意味着，按当前金价回收价格不到1100元/克计算，这批黄金总价值最高能达到21万元左右，但扣除成本后，实际利润仅约1万元。“金价稍微跌一点，可能连这点差价都赚不到。”桥坦言，行业利润空间长期稳定在5%左右，现在黄金价格较高，但波动也大。“成本增加了，风险也增加了。经常出现刚买的废料，还没装车就亏的情况。”“炼金热”的另一面：个人可以提炼吗？环保吗？其实，“客家炼金师-桥”仅是在短视频平台上众多“炼金师”中的一位。仅在微信中搜索“金属提炼”视频，便可发现各种打着“电子垃圾处理”“实验炼金”等名称的短视频博主，他们发布的视频也引起各种好奇。每经记者查询了解到，“炼金”在短视频平台火热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仅以手机为例，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估算，我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4亿部，约60%闲置在家，仅不足5%通过正规渠道回收处理。央广网曾报道，大量闲置的废旧手机，其实是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富矿”：一部手机配件含60多种元素材料，1吨旧手机约能提取200克黄金及其他可再生材料。需要说明的是，“电子炼金”视频在吸引流量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环境污染的担忧。在部分视频评论区，“污染重”“治理成本高”等成为高频问题。每经记者查询了解到，早在2009年，我国就出台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并在2019年进行了修订，其中明确规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对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处理，应当依照条例规定取得处理资格。同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保障人体健康的要求。禁止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上述条例还明确要求，申请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值得关注的是，正规处理企业正通过集中化、技术化手段实现环保与资源再生的平衡。以广东汕头贵屿镇为例，这里曾是“电子垃圾第一镇”，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粗放式电子垃圾拆解导致严重污染。自2010年代初期曝出污染问题后，当地便开始了漫长的环境整治与产业升级之路。2014年，每经记者曾深入走访当时正在建设过程中的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当时见到部分拆解经营户已入驻产业园接受集中管理，大部分尚未进驻的经营户，也在环保要求下加装了废气处理设备等。（详见《再探广东贵屿“电子垃圾第一镇”：行情不振经营户歇业 产业园冷清企业不愿入驻》）而据央视“朝闻天下”2025年报道，如今，贵屿正通过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电子废弃物的集中管控、全程追溯与无害化处理。在贵屿产业园，废旧家电从进园到拆解全程贴上条形码，数据同步上传至国家信息系统。通过高温熔炼等技术，可从废电路板中提取铜、金、银等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闭环。

Welcome to invest in VCW

VCW welcomes investments and investment intermediary services from all kinds of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FAs, and intermediaries. Relevant materials or contact information should be sent first to the email: cjzvipe@gmail.com. We will get in touch with you after receiving the email.Note:Investment institutions, FAs, and intermediaries who require VCW to pay fees before the investment is completed, please do not contact.Related introduction:VCW is a historic milestone proje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025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https://www.cjz.vip/303746475.html

VCW欢迎各类投资机构、FA、中间人的投资和投资居间服务

VCW欢迎全球范围的各类投资机构、FA、中间人的投资和投资居间服务。相关资料或联系信息请先发送到电子邮箱：cjzvipe@gmail.com，我们收到电子邮件后将联系你们。备注：在投资到位之前，需要VCW先支付费用的投资机构、FA和中间人勿扰。相关介绍：VCW，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征的历史里程碑项目!https://www.cjz.vip/303746465.html

货车司机涌入水果直销：“一车果子赌一条出路”

采摘工人准备进林采果。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1月初的赣州，刚下过一场小雨，脚底的寒气顺着湿泥往上钻，人们下意识缩肩、抖腿、把手往袖口里塞。和多数货车司机一样，一到这样的季节，薛永军就会穿上一身黑袄、黑裤、黑布鞋。他站在田头，看着山坡下采果的工人，面色凝重——这是他第一次卖脐橙。果树间的窄路只够两个人错身，采摘工人一趟趟把脐橙从林子深处抬出来，筐沿被手套磨得发白。土路旁四名挑果工，蹲下、弯腰、翻捡，动作熟练，坏果、烂果被随手挑出丢到一边。两名倒筐工守着冷链车的车厢口，接过筐就往里一扣，脐橙滚落、碰撞，发出沉闷的“咚咚”声，车厢里很快堆起一片亮橙色的坡面。薛永军的弟弟则在一旁，一边记录数量，一边紧盯工人的动作。为了这一车脐橙，薛永军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先配货到安徽，又从安徽继续配货，兜兜转转一周才抵达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全程约两千公里，预计挣得运费1000元，扣除每日200元的车贷，还得倒贴点。“这次来拉脐橙就是赌一把”。交谈中，薛永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已经3个月没能还上车贷。2025年12月以来，大批货车司机涌向脐橙、砂糖橘、沃柑等水果产地，“自己拉、自己卖”。没人说得清这股潮水从哪里涌起，只记得，快手、抖音的页面开始不断出现“货车司机卖水果”的视频，随后越刷越多。视频里，司机在产地用最低的价格装满一车水果，凭借高速费“绿通”政策免去过路费，进城后把车厢改成临时摊位，在路口、集市一字排开，然后加一点价进行“直销”。所谓“绿通”，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产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其中“整车合法装载”包括车货总重与外廓尺寸不超限、鲜活农产品占车辆核定载重量或车厢容积80%以上、不与非鲜活农产品混装等要求。在短视频的叙事里，这是一门几乎稳赚不赔的生意：两万斤水果，卖完快则数小时，慢则两三天，到手两万元，净利一万元。可当薛永军和更多司机真正躬身入局后才发现，现实的账本并非如此简单。采果工在搬运脐橙。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新手的机遇薛永军原是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月收入过万，后来工地开始频繁拖欠工资就离开了。看中运输行业现结、周转快，他于2023年掏出5万元并贷款18万元，买下了一辆货车。但没想到，货车也不好跑。全国约有3800万名货车司机奔波在路上。他们常说，“车轮停，收入停”。货车司机的经营模式简单：接单、装货、送达、收钱。如今大量订单来自数字货运平台，物流信息部或货主会按送什么货、跑多少公里、几天时效，给出“一口价”。接或不接，全看货车司机自己衡量，他们要判断价格能否支撑油费、路费、磨损、空驶、压车等风险。“这两年的运费实在是太低了，相同地点，相同货物，运费少了一半。”不止一名货车司机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司机普遍反映2024年整体收入较2023年下降，其中个体经营司机反馈收入减少接近八成。报告也显示，货车司机月收入多集中于5000-8000元。其中，受雇司机约67%收入在5000-10000元，分布较为集中；个体司机收入则相对分散，同区间占比约48%，另有近20%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司机多、货少，价格再低，也有人接。”司机们往往用更长的路程去补运费。原先只跑省内的车开向全国，北方牌照频繁出现在南方干线；不跑云贵川的人，也开始往多山的线路钻。山路费油、费刹车片，事故风险更高，但“有单就不错了”。“实在是没办法了，”薛永军抬头看了看车里的脐橙，“拉货挣钱的话，怎么会想卖水果呢？”事实上，货车司机卖水果并不是新鲜事。有司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些年，很多人只是“顺路捎带”，因为冬天水果易储存。若恰巧拉货到某个水果产地，就会买几筐塞进车厢空隙，回家送给亲戚朋友，若还有剩余，就卖给邻居街坊，“赚点油钱”。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近两年，当“一口价”的货运订单越来越像一场低价竞速，司机们开始把目光从方向盘上挪开去找路。“卖水果”变为越来越多人认真考虑的生计。到了2025年年底，这条路突然被更多人挤进来，重要原因在于，脐橙价格下探，给了新手试水的空间。以赣南脐橙为例，多名果园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11月开园，市场收购价每斤不足1.5元，而2024年同期，每斤则是2-3元。进入12月，各产地脐橙集中上市，收购价跌破1元，甚至五六毛就可以拿到品相不错的果子。“今年真是卖不动，成本价就1元，卖一斤亏一斤。”一位果园主无奈地说。而在司机的账本里，跌破1元，意味着可以两三万元的总成本入局，靠低价走量挤出利润。水果较于其他的品类走量速度快，购买人群多。冬季的脐橙恰好皮厚耐放、抗折腾、损耗低，可以散装上车，省去装箱与人工成本，试错成本低。而那些手头宽裕、已有客群的司机，选品多样——耙耙柑、果冻橙、沃柑、砂糖橘，它们更受欢迎，单价更好，但也更考验资金周转、保鲜条件和销售速度。铺垫在货车底部，防止脐橙冻坏、碰撞的棉被。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干中学呗”货车司机懂车、懂路、懂一口价的运单，但大多不懂水果。货是什么、装多少、跑多远、多少钱，平台和货主会用一串标准化文字写清楚。可一旦把货换成水果，这套经验就失灵了。同样是一车脐橙，差异往往藏在肉眼不易量化的细节里：糖度、成熟度、果径、果面瑕疵、耐放性、坏果率，甚至同一片山坡的向阳背阴，都能把品质和价格拉开。他们像一群突然闯进另一门行业的学徒，只能先在手机里“补课”。他们问搜索引擎、问短视频平台，更时髦的还会问AI：怎么挑园子、怎么看果子、散装怎么码才不压坏、怎么避免被坑、怎么找靠谱货源。“信息确实比过去透明了。”水果商贩高国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做水果生意，想找产地得靠“跟”——偷偷跟在本地果贩后面，盯着他们去哪里进货、在哪里装车。“现在不一样了，所有信息几乎都能在网上找到。”货车司机们无一不坦言，自己并不懂水果，“一辈子都在摸方向盘，现在做了这个，就干中学呗”。水果商来产地看果，第一句话从不是问价，而是问果子品质；货车司机不一样，他们在电话里就试图把价格压到最低，“五毛五有没有？六毛行不行？”到了现场，才开始谈品质。不懂水果的司机有个共同点，一上来就要看“大果儿”。有人刚下车就指着脐橙树上最大的几个问，“这种有没有？”常常惹得众人笑出声。懂行的会把脐橙摘下来给他看，指着果子说，“大果一般不是好果儿”。脐橙要卖相和口感都稳，果径在85毫米上下更合适；90、100毫米那种大果儿，多皮厚、干水，切开不出汁，口感发柴。对新手来说，这种反直觉的经验，很难靠看视频学会，只能靠一次次上手、一次次前往果园学习。河南三门峡的货车司机李阳第一次被问住，是水果店老板找他拿耙耙柑时，对方问及甜度、规格和产地，他却一个也答不上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挺甜”“大果”“四川来的”。他是“越拉越有经验”的典型。后来，他再去水果产地，就会盯着同一品种在不同园子、不同坡向、不同采收期的差异；跟着装车和分拣的工人学怎么判断果面、怎么摸硬度、怎么挑出容易烂的那一筐。在采访中，李阳颇感骄傲地分享，如今他不仅会看果，还会看树。知道每一类水果的生长周期，哪个阶段该施什么肥，哪一阵雨后病害容易上来，甚至在决定拿果时会看日历和天气——这不是玄学，而是为了预估成熟度、采收窗口和运输风险。挑果工与装车工正在为薛永军的货车装脐橙。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最忙碌的角色短视频平台成了新的“交易集市”。产地果农、果园公司往往会在个人主页或视频中留下联系方式，镜头里掰开脐橙讲“看这个皮”“看这个色”，顺手甩出一句“要货加我”。货车司机们照着打过去，逐一询价，却很少直接找他们拿货，而是喜欢找一类叫“代办”的中间人。被问及为什么不直接找果农？司机们的回答几乎一致：担心被骗，也担心自己挑不出好货，还担心装车当天出岔子，到时该找谁协调。高国套说，在产地，水果商同样喜欢通过代办找货源。水果供给高度分散，园子分布零碎，且每年的果子可能存在差异。而代办熟悉当地的一切，谁家的园子今年树势好、哪片坡向着色更均匀、哪支采摘队手脚快、哪条路可以进多大的车、哪个时间点能放价。“找代办能多看货、多比价、出了事也好处理。”多名代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生意模式大致有三种：一是按装车斤数收服务费，带人看园、看果、谈价，并协调采摘装车，按斤收代办费；二是先把一片园子的货以相对低价锁下来，再加价卖给买方，同时仍按斤收服务费，利润来自价格差、信息差和时间差；三是一口价承包整片园区，自己雇人采摘、自己承担损耗与滞销风险，再转手卖出。“越往后走，资金、人手、判断力的门槛越高，行情一变，亏得也越直接。”同样做代办的薛汉藤坦言。代办是这股“货车司机直销水果潮”里最忙碌的角色。和代办阿龙搭上话，是在1月7日上午十点，他说自己前一晚凌晨一点才睡，早上六点醒来，两眼一睁就开始打电话，此刻正准备出门吃早饭。阿龙个头不高，身形偏瘦，之前做过二手车生意，头脑灵光、算数很快。他做代办才两年，已在当地水果圈“小有名气”。他有两个手机，一个放在方向盘旁边支着免提，一个搁在腿上，屏幕亮着一排未读信息。他解释说，其中一个微信号已经加满了。和他共处的6个小时里，他的通话几乎没断过，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跳跃。自2025年12月以来，他每天要接打几百个电话，有司机的、果商的、果园主的、采果装车团队的等等。只有偶尔的通话间隙，才能插进问题。他会选择性地回答，但时常沉默，“脑子里事实在太多”。阿龙的团队不大，五个人，四辆车。每天开着车带客商四处看果。2024年，这些车里坐着的大多是果商果贩。2025年，车里更多坐着货车司机。“每天十辆车出去装果子，其中有九辆是货车司机的车。”阿龙团队成员阿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4年，从果园11月开园到次年3月，团队总共卖出去两百多万斤果子；到了2025年，一个多月的出货量就已经超过2024年总量，“每天出货二十万斤”。需求一下子涌上来，最先缺货的是“便宜好货”。进入1月，脐橙果园中，小园好果已少，大园好果更贵，仓储货又在等春节溢价。货源紧张到一定程度，中间人只能再去找中间人。阿龙团队不得不去找同城其他代办交换信息，但交换不是免费的。在这个信息比黄金贵的时段，抽成亦十分可观。阿龙的代办公司园区外。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水果战队”渐渐，果园出现了一群令阿龙头疼的人，他们开始慢下来，开始对比，也开始抱团。有一群货车司机跟着阿龙的团队看了四五天果子都没定下来。这群人中，最能说会道的是王希龙，大家叫他“龙哥”。龙哥嗓音沙哑，说话幽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做过七年主播。龙哥组建了“水果战队”。战队最初只有四个人，素不相识，因第一天碰巧坐在同一辆车里去看果而熟络起来。组队的想法也是龙哥最先提出。到访第一天，他们连看了三四个果园都不满意，小果园果量少、管控差、品质差。大果园管理严、货量集中、品质平稳，但价格高且不愿意散卖。龙哥于是在车里跟同伴说，“先把量搞起来，再去找大园子，还能压压价”。薛汉藤说，脐橙这种品类，量多确实有压价优势，“但通常也就1到2毛”。可这一毛钱对司机至关重要——一车几万斤，一毛压价就是几千元，直接决定这趟车是赚是赔。后来来找阿龙的司机越来越多，大家在阿龙公司门口、办公室里一再遇到，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变成十多人，龙哥也顺势提出“二十万斤计划”，专找大果园。真正让“水果战队”成规模的，是队里两位来自山东的90后男生。两人此前是同事，一到运输淡季就用货车去原产地采果拉出去卖，这几年一直如此。龙哥记得，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果园，其他人还在往里走，这两人站在路边远远望了一眼就说“不行”。别人还没看出问题，他们已经指了出来，最后代办也慌忙打圆场，也表示果子确实不太好。之后的战队成员去不去、订不订，常常要等这两个人一句话，他们的判断成了风向标。“几人一绑定，一人说好，全车都能订；但只要一人说不行，所有人都开始按兵不动，很难搞。”阿龙挠头。每天看果回来，阿龙的办公室就挤满了人。大家分尝不同果园带回的脐橙，用测糖仪比甜度，争论哪家更好。账也同步算着：市面脐橙已卖两个月，超市能卖两三元，可流动摊贩已打起九毛九的价格战。如果八毛五拿货，算上人工、油费和损耗，落地成本就得一块多，“这价太难卖了”。越算越紧，越紧越想再看看果园，压压价格。战队内部偶尔能够嗅到一些隐蔽的压力，有人其实想尽快订货，面对“再看看”的一致决定，只能面面相觑；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很快就被反驳回去。每次一帮人聚在一起时，龙哥会三令五申“不强求”，但同时强调要“团结一致”。在信丰县看果的第六天，这支队伍终究耗不住了。连着跑了十几个园子，每多耗一天，利润就被削薄一层，时间也在推着他们做出选择。龙哥带着几个核心成员，最终以每斤七毛的价钱，包下了一座园子里全部十万斤脐橙，并非十分中意，只是品质和价格勉强可接受。其余人分头行动，一队人以八毛五的价格拼车另订一园，还有人咬牙决定，第二天接着看。“水果战队”一起检测脐橙糖度。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决战目的地果子装好、封车、上高速时，真正的风险才开始显现。在产地装车那一刻，司机们通常已经算过一笔账，果价、代办费、挑果倒果的人工、装卸费、油费，再加上途中损耗。此账一出，便对最终售价有了大致的判断。只是，数字算得再细，也只是到目的地之前的账。真正决定能否赚钱的，是到站后车停在哪座城市的哪一段路口，以及那块纸板上写什么价。黄牌货车进城难，是司机们绕不开的第一道门槛。司机们的车多为大型货车，主要分为黄色牌照和黄绿双拼色牌照，前者属于传统燃油车，在环保和交通压力下面临严格的进城限制；后者作为新能源车，享受政策鼓励，在绝大多数城市的核心城区享有更宽松的通行权。目前，黄牌货车仍占多数。限行让他们很难进到城市核心区，更多时候只能在外环、高速路口、县城边缘、乡村集市摆摊。真要进城，就得卡着限行时间外进出；即便挤进去了，也常被城管、交警追着走。“停错一个地方，半天就没了。”目的地怎么选，决定了定价的上限。进价差不多，卖价却能差一倍。司机们的经验是，江浙沪消费力高，1元以下的采购价，最终卖到3元以上并不稀奇；南方人买得少，一次拎两三斤，反倒更能接受高价；北方常成袋买，走量，价就得压下来；乡村集市人少但量大，定低价以便跑量；县城人多但量少，摊位更分散，有时反而要抬高单价，靠每斤多出来的几毛去补损耗。6米8的车，2.2万斤的货，第一车脐橙装好后，龙哥连夜从赣州赶路，目的地是浙江省宁波市周边的镇。他说自己当时没想太多，就盯着一个时间点，元旦前最后2天的销售旺季。2025年12月30日下午3点，他把车停在工厂旁的一块空地，掀开篷布，装上喇叭，架起电子秤，把纸板往车头一靠，写上价格。下班时间，人潮涌来，六小时，全车脐橙卖光。最新的一车脐橙，按照原计划，他仍想拉去宁波卖，“水果战队”里的几个人也都看好那边，“价格能撑起来，客流稳定，吆喝的力气不会白费”。但装车后，龙哥家里临时有事，方向一拐，改去景德镇。但在这里，龙哥却遭遇危机。一天早上，龙哥把车停在一排门面外，刚摆开，附近水果店老板就走了过来，看了眼价格，没吵，转身打了电话。不久，房东出现，几个本地人围上来，语气不凶，但态度强硬，“你这车停这儿不合适，走吧”。好在被正在买水果的顾客给拦了下来，房东只能带人悻悻离去。“他店里卖3.98元/斤，找人来也正常。”另一位司机也遇到过类似情形。有的水果店会举报你占道，会说你影响门口生意；有的还会把顾客拉回店里，高声讽刺，“你去他车上买，坏了没人管”。司机们听了也不反驳，就让顾客当场掰开尝。若在外地卖货，遇到强硬的同行，只能更换地点，秤收了又摆，摆了又收，“外地人不好和本地人起冲突的”。2025年12月23日，安徽合肥庐阳区颖上路，一货车司机正在销售新鲜水果。视觉中国/图渠道，是跑出来的对货车司机们来说，卖水果挣钱的一大要义是“快进快出”。他们不仅要考虑投入成本，还要纳入放弃跑车送货挣运费的机会成本。采购、装车、赶路、摆摊，一环接一环，每个人都想着尽可能在两三天内将全车水果清空。拖得越久，损耗越大，这笔账就不划算。真正卖得快的，往往不是嗓门最大的人，也不是定价最低的人，而是有渠道的人。有的货车司机到地方后，直接低价出给批发市场，虽然利润薄，但能一口气出掉大半车，风险瞬间转移；有的走社区团购，提前在微信群里收订单，货到后用小面包车或平板车从大车上分装，一户户送上门。“终究是个买卖。要想赚钱，得有退路，有筹划。”龙哥说得直白，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一定赚，但不会亏，因为他有门路可以消化掉可能滞销的果子。“啥都没有，一头猛扎进来，很容易赔钱。”龙哥说，若最后卖不动，他便会低价分销给熟悉的批发商，把损失锁住。李阳的货车还未抵达三门峡，他要卖什么、哪天到、什么价、车停在哪里等消息早已在他和家人运营的微信群里传开。这是他每次拉水果返乡的常态，车还没停稳，一两百号人早已在目的地候着，就等开厢卖货。这门“到货就卖”的本事，是他用几年时间跑出来的。2022年底，他路过四川，听人说耙耙柑好卖，就顺手买了几筐塞在车厢缝里带回小区，低价分给邻居尝尝。没想到第二年，已经有人在业主群里下单等他再拉水果。接着，订单从一个小院蔓延到整个片区，水果店老板也开始找他拿货。如今，他已不用“顺路带货”，而是开着自己13米的半挂车，专程从产地拉整车。近二十个微信群陆续建起，短视频平台也开了直播。可李阳终究是少数。山东潍坊货车司机孙志勇的第一车脐橙，在拉回家后先分出1万多斤给熟悉的批发商，剩下半车自己留着卖，但没想到耗费了一个多星期才卖完，但他也不急，“挣得还是比运费多点，就够了”。薛永军的货车内部。南方周末记者贾梦雅｜摄薛永军的第一车水果销售得并不理想。1月6日中午装箱完毕后，农户留他在家里吃午饭，他拒绝了。他想尽可能快地赶回河北，越早到家越早开卖。他和弟弟两人当晚将车停在服务区休息两三个小时后，又继续赶路，于次日晚上7点抵达，8日早上5点多他就把车开出去卖脐橙。薛永军只有零售散卖这一个渠道，三天过去，他只卖了1000斤。纸板上的数字换了两次：先是1.7元/斤，后来改成1.5元/斤。旁边停着同样的大车，价格写得更低：9毛9/斤。薛永军说自己的果子更好，果面更干净，掰开也更出汁，可村里买水果的人更在意“划不划算”。据他测算，顶格5毛的净利，三天也就赚500元，还是不够还每天的车贷。1月11日晚，他说，下午去买了两百多个筐，已经陆续把脐橙卸下车，堆在家里，打算让弟弟找辆小车慢慢卖。他不能再守着那辆大车等人来买，“我得继续跑车送货”。石家庄的夜里气温已到零下，电话那头风呼呼响，他语速缓慢。挂电话前，他又提了一句，过年前还是想去广西拉一车砂糖橘回家卖，“砂糖橘在老家过年必备，还是想再试试”

中国传审查简街资本等外企参与国内ETF交易情况

原标题：中国传审查简街资本等外企参与国内ETF交易情况中国官方据传正在审查美国知名量化交易与投资管理公司简街资本（Jane Street），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参与中国规模达8590亿美元（约6万亿人民币）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市场的情况，寻求有关经纪商开展此类活动的信息。彭博社星期二（1月13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上述消息，称中国监管机构迫切希望了解这个快速增长行业的交易模式，尤其在印度对简街资本采取监管行动之后。去年，印度监管机构指控简街资本操纵指数，误导散户投资者。这家总部纽约的公司则否认这些指控。简街资本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该公司“正与包括瑞银在内的全球交易对手方，在各个资产类别中照常开展业务”。中国证监会的代表未回应寻求评论的请求。

如果文物一半是“假货”，你还会去博物馆参观么？

预约3天，排队1小时，在博物馆对着文物膜拜半天，临走瞟了一眼简介，一个小小的“（仿）”字赫然出现，合着我费这么大劲看的都是假货？这阵子博物馆领域闹翻了天。前有南京博物院“捐献门”事件迷雾重重，后有江西博物馆米芾展品真假疑云。舆论围绕两家博物馆的真文物到底去哪儿了争论不休。劲旅君注意到，在此波热议浪潮中，有一个衍生话题正在逐步显现，并在舆论层面持续发酵，那就是：如果一家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一半是“假货”，你还会有兴趣参观么？这个话题源于大家参观博物馆时发现的一个小细节，即如今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真迹似乎越来越少，复制品却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那些位于金字塔尖的镇馆之宝们多以复制品形式出现，有些在大众眼里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普通文物也都打着“（仿）”的标签对外展出。博物馆的意义在于让大众通过近距离接触文物来深入了解历史，但是当文物复制品大行其道，是否还会诱发我们的参观热情呢？01这几年，很多人突然发现自己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文物真迹越来越少了。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纷纷晒出自己被“骗”的经历。有人偶然得知外地一家博物馆有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以往只能在书本中看到的文物，随即就兴冲冲的提前规划2天行程，专门预约了博物馆门票去打卡。然而等他在展厅隔着玻璃柜看到这件文物本尊时却愣住了，因为简介里明确注明这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复制品也算是仿得惟妙惟肖，精美绝伦，自身艺术成分就有好几层楼那么高。而且他也充分理解官方为了保护文物真迹而“以假代真”的展示方式。但是当他站在这件复制品面前时，还是有一种无法打破的心里隔阂，感觉自己无法与这件“假文物”建立情感共鸣，进而对这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产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还有人感叹，自己曾疯狂种草某件国宝，日常就对其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抽时间去博物馆现场膜拜时却发现，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和自己在网上看到的高清图片有很多出入。后来一番了解才知道，这件被当成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国宝根本就是个复制品，但是博物馆却从来没有提及此时，也没有进行标注，这让网友有一种被博物馆当冤大头戏耍的羞辱感。也有人疑惑，国宝级文物用复制品替代展览就算了，怎么感觉有些博物馆里的普通文物全都是复制品呢？到底哪些文物应该用复制品替代展览，哪些文物可以让本尊直接对外展览，到底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02面对大众的质疑，博物馆们异口同声的给出的解释是：出于保护文物古迹真迹的需要。客观来说，有些文物古迹的确经不起长期展览，甚至会因为过度被置于参观环境下而导致加速毁坏。最被大众熟知的案例自然就是敦煌莫高窟。毕竟在狭小的洞窟中，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呼出的二氧化碳、带进去的各种气息，的确会让这些千年前的壁画加速腐朽。所以当敦煌莫高窟宣布减少洞窟开放，提供复制品参观时，大众是完全可以理解与接受的。只不过当“保护文物古迹”成为一个万能的挡箭牌，被有些博物馆当成是用更多复制品替代文物真迹时，感觉这里面有东西就开始不对劲了，随即出现诸多疑问：这些文物古迹是真的被很好的保护起来，还是被有心人顶着“保护”的名义做了些别的呢？而南京博物院“捐献门”事件的爆出，恰恰完美印证了原本就满腹狐疑的大众猜想，合着博物馆给我们看假文物，真文物都被倒腾到拍卖场上去了啊？！早在前两年，社交媒体上爆火的鉴宝博主 @听泉鉴宝 就爆出过一个流传度很高的梗“博物馆一件我一件”，指的是有些鉴宝者竟然拥有博物馆级的文物藏品，着实令人差异。彼时就曾引发大众对于博物馆文物安全的担忧，没想到如今网络热梗却照进现实。有博物馆从业者无奈向劲旅君透露，现在不少博物馆的确存在复制品高坐展台，文物真迹深藏仓库的情况。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存在文物真迹被掉包这种极端恶劣案例之外，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源于博物馆自身的管理能力与运营逻辑的不足。有些博物馆明明文物古迹就在仓库里堆满了落灰，它们也懒得拿出来参观，因为让真文物出现在大众眼前，背后是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流程与工作的，这涉及到庞大的工作量、倍增的安保力量、无法防控的风险，大幅增加的预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其将真文物摆出去担惊受怕，还不如放个仿制品，你好我好大家好。有博物馆甚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反正90%来参观的人根本就看不懂文物，亦无法辨别真假，他们就是跟风打卡而已，满足这些需求用高仿的复制品足矣，何苦还需劳驾真迹？事实果真如此吗？03遗憾的是，恰恰相反。对于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99%的参观者都存在强烈的参观真迹的诉求。曾经有家国际知名博物馆由于其镇馆之宝每天参观的人太多，于是就请大师制作了一件惟妙惟肖的复制品同样放在博物馆里。馆方的本意是希望可以分流部分参观者，而且还在宣传时特别强调这件复制品可以更近距离的拍照和观摩。奈何面对着这一真一假的镇馆之宝，真文物面前依旧人山人海，复制品面前门可罗雀。正是应了那句话，有真的谁还去看假的啊？！劲旅君对此感同身受。前几天劲旅君前往斯里兰卡考察，去了当地最有名的历史文化遗迹狮子岩。这是公元5世纪当地统治王朝打造的一处宫殿和寺庙群，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让这处历史文化遗迹身价倍增的其实是残留在悬崖峭壁上的22幅岩壁画，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让现在的我们对1500年前的这个古老王朝有了近距离窥探的机会。当劲旅君以超近距离仔细观摩这些岩壁画时，仿佛亲身穿越到画中的那个年代，脑海中迅速浮现出这片宫殿和寺庙群最鼎盛辉煌时的盛景，以及当时生活在这个王朝的人们的面貌。一瞬间，我感觉这些岩壁画成为我作为一个普通游客穿梭到古代斯里兰卡王朝的“传送门”，让我深刻叹服千年以前人类的文明与智慧，这是只有文物真迹才能诱发的深刻体验。04劲旅君认为，大众并不是一定非要在博物馆里看到文物真迹才罢休。我们首先在意的是博物馆的公信力。博物馆的职责是保护与展览文物，大众默认自己在这里看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真迹。即便大众看到的不是真迹，博物馆也需要注明这是一件复制品以及相关原因，这是对公众知情权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其次在意的是博物馆的运营能力。博物馆热已经持续好几年，随着更多人涌入博物馆，大众对于博物馆的需求已经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深入探索”。对于博物馆而言，如何让大众看到更丰富、更有意义的文物真迹，本身就是其运营能力的深度体现。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表达过一个观点：如其让大批文物真迹在仓库里吃灰甚至腐烂，不如多耗费一些精力整理出来让大众参观。要知道我国每年因为博物馆存储不当而损毁的文物也是个天文数字。我们最后更在意的是大众是否会因噎废食。当大众意识到自己被博物馆的假文物愚弄后，他们是否会丧失对博物馆的兴趣，进而不再相信博物馆、不再对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感兴趣，这才是对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影响。05大众对文物古迹的参观需求与博物馆保护之间不应该成为尖锐矛盾，其实有些切实可行的方法能够让双方都彼此满足自己的诉求。例如，博物馆可以在官方线上渠道公布馆藏文物真迹名单。一方面，博物馆要更加清楚的标注所展示的重点文物是否为真迹的标识，以此来提示大众在这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真迹；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可以明确标注哪些文物古迹是在馆藏，但由于哪些原因用复制品替代展览，以此满足大众知情权。再比如，针对更多游客对文物真迹参观的需求，博物馆可以尝试以研学、讲座、体验等方式，以限定预约近距离参观的方式，把那些不适宜长时间、大范围展出的文物真迹在小范围开放给特定群体。这不但能够让文物真迹的知名度大幅提升，而且能够成为博物馆特色玩法。还比如，博物馆可以将这几年火爆的线上展览与文物真迹参观相结合，通过把很多尚未能够进入展馆的文物真迹线上化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在线上与文物真迹亲密接触。未来等到这批文物真迹能够线上展览时，再吸引这批线上的忠实粉丝参观。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未来更多文物古迹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出现在博物馆重，也希望这些文物真迹能激发更多人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与好奇。这才是博物馆存在最大的价值。

三甲医院训出来的顶配大模型，为什么一到基层就“失灵”？

2025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的某基层医院院长刘钢（化名）拍板，引入了一套业内评测靠前的医疗大模型系统，希望能够重点解决电子病历生成的效率问题，顺带提供简单的疾病辅助诊断。在医院内部讨论时，以刘钢为代表的医院管理层对此普遍持乐观态度。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开发医疗大模型的主导权始终被牢牢地攥在头部医疗AI公司和大三甲医院的手中。单纯从技术逻辑来说，大模型具备向下兼容的特性，就好比能解高等数学的人，一定精通加减乘除。所以，对于既不想错过这波AI技术福利，又拿不出更多经费和资源的基层医疗机构而言，择优引入已经在头部三甲医院“跑通”的大模型产品，是一种隐性共识。但项目的进展却并不顺利。产品落地一个多月后，刘钢发现，无论是在电子病历生成环节，还是辅助诊断层面，模型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还有点“负作用”。比如，这套模型似乎并不能识别当地老百姓的“方言”，导致生成的病历文书错乱百出，医生还得花更多时间来手工校正；在给出辅助诊断时，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数据没有完全打通，模型给出的结果也远不如在头部医院里运行时那么精准。“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学数据科学中心主任李栋长期关注医疗数据挖掘和AI在医疗场景中的应用。在他的观察视野里，当头部医院训练好的大模型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时，“水土不服”是普遍状况。他的反思是，这种现象和大模型技术本身无关，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模型的训练和应用，是完全不同的场景，会有一个错位。”另一家长三角基层医院院长的评价则更为具体：“模型针对的疾病谱和人群特征与基层有差异，导致判断准确率有所下降；或者操作流程复杂，反而增加了医生填写数据、反复核对的负担，没有真正‘减负’。”这是今天国内AI医疗宏观叙事下的一个插曲。几乎每一家投身于AI浪潮的医疗企业和头部医院都以“普惠基层”作为最高价值观，这也符合国家最新的政策方向。去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深化重点应用的第一块就是“人工智能+基层应用”。《意见》中给出的明确目标是：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但事实上，这条路，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走得多。一、沉不下去的大模型在刘钢所在的医院，曾经由他力主引入的大模型及其配套的算力设备，已经闲置许久。在和相关方的几次业务复盘后，他才意识到，大模型并非天然适配所有医疗场景，它对运行环境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多数医院的预期。一旦脱离头部三甲医院所拥有的制度、流程与资源配置，大模型就很容易从“效率工具”变成“额外负担”。首先缺位的，是数据的完整性。在头部医院，数据并不是简单的“多”，而是高度结构化、规范化——病历书写遵循统一格式；检验、影像、病理等系统也可以互联互通；医生个人书写习惯的差异也被流程不断压缩。这种环境，为大模型提供了一个相对干净、可预测的输入空间。但到了基层医院，大模型需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却恰恰相反。比如，一个肿瘤辅助诊断的模型，在头部医院的场景里，往往需要加以高质量的生化、影像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数据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这些数据在基层医疗机构并不容易获取。“即便是最简单的影像，在设备相同的情况下，大医院放射科的技师和基层医院医生做出来的都不一样。”一位长期专注医疗器械投资的业内人士表示，以磁共振为例，在头部医院，什么样的患者该用什么样的剂量、层厚、床速都有严谨的规范，而操作差异会对数据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基层医院患者的就诊路径本身就不连续。“病人在基层只看普通病，一旦遇到稍微复杂的情况，就会转到上级医院。”李栋指出，这意味着患者数据天然是碎片化的、跨机构分散的，很难形成完整的纵向病程数据。很多头部医院模型所依赖的输入变量，在基层根本无法完整获取。此外，在头部医院和基层医院，疾病谱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头部医院主要面对的是疑难杂症、复杂病例，而基层医院则以多发病、常见病、慢病管理为主。当模型从训练场景进入应用场景，这些问题便被迅速放大。“你用一个为复杂疾病、多模态精细诊断训练出来的模型，去应对基层的发热、腹痛、高血压管理，本身就存在错位。”这种错位在基层诊疗场景里的呈现形态是，模型往往会给出和医生判断不一致的结论。于是，事情开始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医生不敢轻易否定模型，就要花更多时间去核对原始信息、补充检查，甚至组织多部门讨论。对基层医生来说，这些大模型产品非但没有为他们减负，反而成为新的工作负担。医生没有感受到模型带来的便利，但医院管理者却要为此承担不小的开支。在很多产品演示中，大模型的成本往往被折算为“单次部署价格”，一套系统多少钱、一台服务器多少钱。但对医院而言，真正的负担来自持续性成本——算力、人力和运维。一家南部省会城市的非头部三甲综合医院院长张琦（化名）告诉《健闻咨询》，真正要让大模型在医院里跑起来，每年光算力成本就要几百万，这就几乎占掉了医院全年的信息化预算额度。再加上数据清洗、流程适配、结果验证，都需要具备医疗背景和工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像我们这样的医院都负担不起，何况是规模更小、资金更紧张的基层医院。”更隐蔽的一层错配，来自效率逻辑本身。在技术叙事中，医疗AI的价值常被概括为“提效减负”。但在一些非头部医院看来，这个逻辑并不完全成立。一方面，医院并不总是处在人力严重不足的状态。很多岗位的人力配置，恰好是围绕现有工作量形成的平衡。一旦AI带来效率提升，反而会出现“多出来的人做什么”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现阶段，AI更多是“部分替代”，而非“完全替代”。医生和护士仍需承担大量监督、校验和兜底工作。在未能真正释放人力成本之前，效率提升很难转化为组织层面的收益。这也是张琦所强调的矛盾所在：投入几百万算力，换来的是“提高了一点工作效率”，但这点效率既无法直接减少编制，也难以显著改善医院经营状况，决策层自然不会满意。二、基层医院的尴尬即便在“水土不服”的现实面前，也很少有基层医院会否认自己对大模型的需求。在多位基层医院管理者的共识中，基层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高精度、多模态的精细模型，而是更贴近真实工作流的“智能助手”——功能克制、场景明确。这种助手的落点，往往集中在几类高频、低争议的场景：慢病和常见病的风险评估与病程管理、患者随访与分级诊疗提示、护理文书的辅助书写，以及与医联体上级医院之间的转诊协同等。正是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一部分基层医院选择了“自己干”。江浙沪地区的一家县级医院院长徐立（化名）告诉《健闻咨询》，过去一年，他们接待了不少于10家AI医疗企业的来访，产品形态基本是和头部医院联合开发的专科大模型，比如针对某类疾病的辅助诊断、高难度外科手术的辅助执行等等。评估下来后，他觉得在本院落地应用的空间不大，便果断转向了自己主导研发。徐立的思路很明确，针对自己所在县域的常见病种，研发多个专病小模型，嵌入基层专病中心的建设。在这些模型产品中，全病程管理的功能要优先考虑，单个项目的成本控制在十几万元。目前，他们已经在心血管疾病、脂肪肝、减重、甲状腺结节等专病领域有了一些成果，部分产品还卖到了中西部地区的同级别医院。“我们从来不做大而全的东西。”徐立表示，县域医院的患者面本来就有限，与其追求疑难杂症的精准诊断和治疗，不如把资源用在常见病、多发病的筛查、随访和患者管理当中。和徐立在多个小病种上发力的策略不同，张琦所在的医院目前把经费和资源集中投向了一个覆盖更广，体量更大的领域——护理。过去AI在医院内的应用，更多围绕医生展开，集中在辅助诊断、病历书写或患者服务上。而作为与患者接触最频繁、信息采集量最大的群体，护士的需求很少被头部的医院和大厂所关注。基于这一判断，张琦所在的医院集中投入研发更多基于护理场景下的AI应用，形成一整套系列工具，例如辅助护理文书书写、提供智能化宣教、部分随访和管理工作等等。这些应用规模不大，却更贴近基层医院的真实需求，能够解放医院内部人力资源最为紧张的护士岗位。但“自己做”，也有“自己做”的风险和局限。算力依然是绕不开的现实约束，即便是小模型，一旦要在全院范围运行，服务器投入也可能达到数百万元；人力同样是个问题。既懂医疗又懂数据的复合型人才，在基层医院并不多见，“现在医院成本管控比较严格，招聘也都很谨慎，单纯为了做模型去招人，院里面也不太说得过去”。徐立表示。张琦也有同样的纠结。在整体预算收紧的情况下，AI投入显得尤为尴尬——不投，担心被边缘化；多投，又很难看到短期效果。这使得基层医院对AI的态度更趋于谨慎，能用现成工具解决的，就直接引入使用；但一些明显体现医院自身特色的场景，还是要自建或深度合作研发。他告诉《健闻咨询》，医院在与外部AI厂商合作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效果很好的大模型，但每到洽谈落地的阶段，厂商要价往往高达一两百万，让医院望而却步。“我们每年用于AI与大模型相关的科研经费大概在600万元左右，只能支撑小范围的大模型应用试点。”三、让子弹再飞一会在经历了水土不服的现实、以及基层医院各自摸索的阶段后，一个共识正在逐渐形成：医疗大模型并正在被政策与现实共同推向基层。但它的落地方式，不会是简单复制头部医院的技术形态。真正的问题，已经从“模型能不能做出来”，转向“谁来做、为什么做、怎么持续做”。从政策层面看，无论是医联体、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还是分级诊疗、慢病管理、基层首诊等目标，都在持续抬高基层医疗对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要求。大模型所承载的标准化、规模化、跨机构协同等能力，正是这些政策试图解决的问题。从现实层面看，基层医院同样承受着结构性压力。人口增速放缓、病源增长乏力、人力成本居高不下，使“减员增效”成为医院的基本生存逻辑。李栋指出，长期来看，医院一定会逐步提高“机器替代”的比例，只是节奏取决于产品成熟度与社会承受度。在这种双重挤压下，基层医院不太可能完全绕开大模型，只是它们更需要的是“能用得起、用得稳”的形态，而非参数竞赛的结果。如果单家基层医院难以承担算力、人力和试错成本，那么医联体或医共体，正在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中间层。在李栋看来，头部三甲医院并非天然有动力将技术“无偿下沉”。真正可能形成动力的，一是样本需求，二是未来收益。对头部医院而言，模型要持续进化，就需要更具代表性的临床数据，而基层医院恰恰掌握着数量最多、结构最广泛的患者样本，头部医院与基层医院可以通过联合研发、参数优化等方式完成价值交换。另一层动力，取决于制度法规是否允许大模型为头部医院带来商业回报。如果未来AI医疗产品在定价、收费甚至医保支付上获得明确路径，头部医院通过模型租赁、服务输出或联合运营实现回本，才可能持续为其投入资源。医联体在其中的意义，不只是技术下沉的通道，更是成本与收益的“缓冲器”，算力集中部署、模型统一维护、基层按需调用，既降低单点投入，也避免重复建设。在技术路径上，一方面，大参数模型对算力和数据的依赖，使其天然偏向头部医院。另一方面，在基层场景中，真正高频、可标准化的问题，往往集中在有限病种与固定流程中。因此，更现实的路径，是围绕区域优势病种、高发慢病或特定工作流，构建轻量级、垂直化的模型或智能模块。一旦在单场景中跑通，既能直接改善工作体验，也更容易说服管理层继续投入。这种“轻量化、模块化”的策略，也为商业化留下了空间。无论是基层医院之间的同级输出，还是在医联体内的标准化部署，都比整体系统更容易复制。综合来看，基层大模型的解法，并不是一条单线技术路线，而是一组制度条件的叠加：明确的支付预期、合理的数据资产规则、可分摊的成本结构，以及对场景边界的克制选择。在当前阶段，李栋为基层医院提出的建议更接近现实理性：让子弹飞一会儿，先看清哪些坑已经被踩过，再决定是否入场。对基层医院而言，这并不是退缩，而是一种更审慎的进入方式。毕竟，真正的失败，并不是起步慢，而是花了钱，却用不起来。

中国网信办起草新规禁止APP偷听偷拍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新规，禁止应用程序（APP）在无关场景调用相机、麦克风权限。据中新社报道，网信办星期六（1月10日）就《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仅在用户主动选择使用拍照、发送语音、录音录像等功能时调用相机、麦克风权限，不得在用户停止使用相关功能或者无关场景调用相机、麦克风权限。新规旨在规范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征求意见稿提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采取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超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征求意见稿指出，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在首次启动时，通过弹窗等显著方式向用户告知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并在用户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取得用户同意规则的明确表示。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应用程序不得通过调用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权限收集使用用户以外其他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确需用于满足通讯联系、添加好友、数据备份的除外。互联网应用程序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根据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为用户提供注销账号的便捷功能。用户注销账号的，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账号注销，删除已收集的相关个人信息或者进行匿名化处理。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月9日。

贵州省博物馆老馆29件套文物丢失或被盗 官方：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贵州省博物馆老馆也有29件套文物丢失或被盗，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文物流失问题。这29件文物中包括清释迦佛铜座像（左），以及东汉提梁铜壶（右）。（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继南京博物馆文物流失风波后，贵州省博物馆老馆也有29件套文物丢失或被盗，再度引发舆论关注。贵州官方通报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核实相关情况。据《新京报》星期一（1月12日）报道，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共发布52件套被盗或丢失文物的信息，其中贵州省博物馆有两件，贵州省博物馆（老馆）有29件套，占比超过总数的一半。这29件套文物的年代包括汉朝、北宋、明朝、清朝等。平台信息也显示，其中不少文物早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就被盗或丢失，但都集中于2025年公开发布。根据中国的文物保护法，馆藏文物被盗、被抢或丢失，文物收藏单位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向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报告。有专家分析称，过去老馆往新馆搬迁时，确实会存在文物流失或被盗的可能性，这与当时的博物馆体系管理有关，比如库存清点不规范，人员交接不负责等。事件迅速引发外界关注。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星期二（1月13日）在微信公号通报，29件套文物为1986年至2008年期间多年累计丢失或被盗，博物馆在相关平台上发布追索信息，便于公安部门、文物部门发现线索后及时追回。通报称，贵州省文旅厅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督促全省博物馆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藏品的管理，确保藏品安全。

癌症医生正从药物试验参与者身上赚取巨额财富

医生招募患者参与药物试验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但最近，一些此类试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却令人质疑。癌症药物研究的未来或许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熊猫快餐和床垫公司之间。在这里，一家名为XCancer的鲜为人知的诊所，在一家毫不起眼的店面里，已成为制药公司测试实验性前列腺癌药物最值得信赖的研究合作伙伴之一。XCancer 及其唯一的医生Luke Nordquist，在过去的 15 年里参与了 200 多项试验，并在诺华公司广受好评的重磅药物Pluvicto的测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速度是一大优势：诺德奎斯特表示，他最快两周就能启动一项临床试验，而大型学术研究中心由于层层管理人员和冗长的内部审查流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制药公司都先来找我，”诺德奎斯特说道。奥马哈诊所象征着一种更大的转变。像诺德奎斯特诊所这样的私人诊所，正日益成为快速增长、利润丰厚，但对许多患者而言却鲜为人知的行业的引擎。如今，针对众多癌症药物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最近的试验数量为2400项，而2000年仅为400项——据估计，制药公司每年在肿瘤临床试验上的支出高达800亿美元。患者是所有这些新疗法的客户——但他们同时也是产品。2025年10月10日，XCancer总部。摄影师：沃克·皮克林药物试验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和免费药物，也为制药公司开辟了新的利润来源。但大量资金的涌入也促使医生让患者接受未经证实的疗法，有时甚至会扭曲传统的科研规范。临床试验包含复杂的方案，旨在制定客观的比较标准。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伊恩·坦诺克（Ian Tannock）指出，近年来，许多试验通过将新疗法与效果较差的疗法进行比较，或排除一些最有效的现有疗法，来“操纵结果”。坦诺克教授是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新型化疗药物的先驱。这种策略有一个名字——“稻草人”对照组。“当你投入 1 亿美元时，你肯定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获得收益的机会，”阿德莱德大学的肿瘤学家 克里斯托弗·斯威尼说道。随着治疗手段的蓬勃发展与有限的患者群体形成鲜明对比，诊所的收益也随之飙升。斯蒂费尔金融公司全球医疗保健董事总经理蒂姆·奥普勒表示，在大型肿瘤临床试验中，制药公司可能要为每位患者支付25万美元甚至更多。一项不到十年前的研究估算，当时的平均支付额不足这一数字的一半。信息披露规则未能跟上新的财务现实。尽管制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咨询费和其他费用（这些费用都会公开披露）来拉拢医生，但在临床试验方面仍然存在漏洞。医生没有法律义务告知患者其诊所因招募患者参与试验而获得报酬的情况，美国各地的一些参与者告诉彭博新闻社，他们的医生并未告知。他们并非唯一对此毫不知情的人。两位曾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药物的肿瘤学家表示，他们震惊地发现，此类报酬已成为许多诊所和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每一种新的实验性药物都应该比之前的更好，但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的合作并未持续带来突破性的疗法。彭博社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00年以来获批的癌症药物中，只有不到一半被证实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一些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癌症临床试验可能只能为患者增加几周的生命，而且往往伴有严重的副作用。

丹·奥多里西奥是一位青少年篮球教练，也是奥马哈地区乐队的前鼓手。十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之后便找到了XCancer寻求帮助。在诺德奎斯特的指导下，奥多里西奥接受了多年的传统疗法，但癌症还是发生了转移。普鲁维托（Pluvicto）获批后不久，他就尝试了这种药物，随后又参加了阿斯利康公司两种实验性药物的临床试验。诺德奎斯特经常在网上使用“卢克医生”这个名字，他在上面发布了未婚妻（一位从XCancer公司前台秘书晋升为总裁）和儿子（一支XCancer品牌赛车队的负责人）的照片。他还分享了一些病人的照片。在LinkedIn上的一篇帖子中，诺德奎斯特赞扬了奥多里西奥的“意愿和勇气”，并附上了一张他病人的照片。他脖子上挂着一枚奖牌，上面写着“XCancer世界第一”。Nordquist 和 Odorisio 在 LinkedIn 上发布了一则帖子。来源：LinkedIn记者看到帖子后联系到奥多里西奥，他表示不记得曾与医生讨论过诊所因这项工作获得报酬的问题。两位曾定期参与访视的前XCancer临床医生表示，他们不记得诺德奎斯特曾向患者提及该中心的试验补偿事宜。诺德奎斯特则表示，他会与“每一位参与试验的患者”讨论此事。奥多里西奥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一种癌症标志物）水平在每次试验中都出现飙升，表明他的病情实际上恶化了。他主动向彭博社提供了自己的医疗记录。“我浪费了时间，”他在八月份强忍着泪水说道，“在我看来，我白白浪费了一年阻止癌症扩散的机会。”诺德奎斯特在世界顶尖癌症研究机构之一——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学习医术。他曾获得那里一份待遇优渥的肿瘤学研究员职位，但他表示，大型研究型医院的官僚作风令人窒息。“我宁愿去做园艺师，”诺德奎斯特说道。在奥马哈的一家联合诊所工作同样让他感到不满意。他意识到，大多数患者根本无法判断哪个医生更好。“拥有其他医疗中心没有的临床试验项目，这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他说。他说，临床试验是“四赢”的局面。患者可以免费获得新疗法，制药公司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得试验结果，他的小企业可以增加收入，社会也能更快地获得更多药物。“我就是你们的实干家，”诺德奎斯特说，他经常这样告诉药物赞助商。他于2010年创办了当时的泌尿肿瘤中心。临床试验成为这家新机构的独特卖点，该机构后来更名为XCancer。起初，他是在自家未装修的地下室里为患者安排预约的。

诺德奎斯特最初只有三名员工，现在他的团队已经超过60人。他们负责管理一个与制药公司合作开展临床试验的研究部门，以及一个每月接诊450名前列腺癌患者和25至50名其他泌尿系统癌症患者的常规诊疗部门。他仍然是诊所里唯一的医生。“在这里，很少有人对我指手画脚，”他说。还有三名向他汇报工作的执业护士也负责接诊病人。

诊所内设有一家商店，出售印有 XCancer 标志的 T 恤、马克杯、帽子和蜡烛。摄影师：沃克·皮克林“在美国，没有其他肿瘤科医生能像卢克医生及其XCancer奥马哈研究团队那样，参与如此多的创新性前列腺癌临床试验，”该诊所的网站如此宣传。对于预后不佳的患者来说，其吸引力显而易见：“更多希望，更多时间，”网站上写道。 
2025年8月7日，托马斯·诺德奎斯特驾驶着XCancer赛车出现在波特兰国际赛道。图片来源：加文·贝克摄影诺德奎斯特并未透露公司年销售额，但其成功已帮助他购置了一架涂有蓝金条纹的塞斯纳441飞机，并将其命名为“XCancer Air”；赞助了他儿子执掌的赛车队“XCancer Motorsports”；此外，他还为慈善事业在坦桑尼亚一家医院附近建造了一座癌症患者疗养院。2023年的一份离婚协议显示，诺德奎斯特的个人年收入为200万美元。“作为唯一的所有者，你承担风险，并期待回报，”他说道。Nordquist补充说，部分得益于研究经费，他从未催收病人，也没有病人因为医疗债务而申请破产。其他投资者则看到了临床试验的机遇。药品分销商麦克森公司（McKesson Corp.）于2022年将其癌症研究部门与位于纳什维尔的莎拉·坎农研究所（Sarah Cannon Research Institute）合并。麦克森表示，该合资企业参与了去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70%的成人肿瘤药物；它汇集了遍布美国20个州200个地点的1300多名医生。今年2月，麦克森首席执行官将公司的肿瘤部门描述为“业务增长的核心支柱之一”。在最近一份投资者演示文稿中，该公司指出，癌症临床研究的利润率高于其主要的药品分销业务。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卫生服务研究员约瑟夫·昂格尔表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癌症临床试验都由联邦政府资助。而现在，制药公司承担了大部分资金和指导工作。昂格尔及其同事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截至2022年的五年间，由制药公司赞助的癌症临床试验的年度入组人数比此前十年翻了一番还多，达到近12万人。而联邦政府资助的临床试验的入组人数基本保持不变，约为每年1.5万人。随着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科研经费，这一差距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根据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的分析，从2月下旬到8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终止了118项癌症试验的资助，占其资助的肿瘤试验总数的1/37。此类终止资助的情况此前较为罕见。私人投资带来了重要的全新疗法。但据昂格尔称，行业赞助商通常对某些类型的研究不感兴趣。这些研究包括：测试来自竞争对手公司的旧药组合、找出哪些药物比手术或放射疗法更有效、降低剂量，甚至完全不使用某种药物。“许多患者关心的问题可能都得不到解答，”昂格尔说。临床试验之所以对医疗中心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从每个环节获得报酬，包括门诊就诊、药物给药以及与研究相关的扫描。受益于这种慷慨资助的并非只有私立诊所。一项研究发现，包括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洛杉矶附近的希望之城在内的51家美国癌症中心，其癌症药物相关的行业付款从2014年的4.82亿美元翻了一番，达到2021年的9.72亿美元。资金可以助研究人员声名鹊起。他们与制药公司合作设计研究方案，然后在知名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研究结果。每个研究中心的研究都由机构审查委员会监督，该委员会通常由医疗专业人士和当地社区成员组成，其职责是确保受试者不受伤害，并确保试验旨在探究有效的科学问题。一旦首席科学家提出的设计参数确定，任何数量的医生都可以报名参加试验，招募患者。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癌症研究遭到知名学者的抨击。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或许要数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了，他目前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首席医疗和科学官。在今年五月上任之前，普拉萨德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血液肿瘤学家，以抨击他认为存在缺陷的癌症试验而闻名。他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恶性肿瘤》的书、研究论文和YouTube视频中这样做了，在这些视频中，他有时会用粗俗的语言抨击那些“糟糕透顶”或“毫无价值”的研究。普鲁维克托（Pluvicto）获批的试验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之一。（FDA发言人表示，普拉萨德和其他官员目前不方便对此事发表评论。）在2024年的一段视频中，他身穿一件褪色的扎染T恤，称肿瘤学“弊病丛生”，医生和研究人员都被制药公司掌控。“真正驱动整个领域的是对金钱的贪婪，”他说，“对患者最有利的事情早已被抛诸脑后，人们甚至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他还补充道，多年以后，当教科书被编写出来时，许多肿瘤学试验“看起来会非常不道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席医疗和科学官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于2024年1月31日在他的播客节目中发表了讲话。（图片来源：YouTube）普拉萨德和其他批评人士指出，许多临床试验操纵结果的一个基本方法是通过选择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方案。加拿大皇后大学的肿瘤学家比沙尔·贾瓦利表示，临床试验的设计往往是给予患者“尽可能少的治疗，以避免引起公众强烈抗议”。“这些公司会竭尽所能让自己的药物看起来更好，”多伦多大学教授坦诺克表示赞同。在某些情况下，对照组中那些已经接受过某种疗法但疗效不佳的患者会被转而接受另一种类似的疗法，而这种疗法同样不太可能有效。Prasad及其同事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2013年至2018年中期获批的96种癌症药物中，有16种是基于一些临床试验而研发的，这些试验的对照组要么使用了疗效较差的药物，要么排除了一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的治疗可能比没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更差。在其他情况下，患者会被剥夺化疗的权利。这正是普拉萨德反对关键的普鲁维克托（Pluvicto）试验的原因之一。他与来自瑞士和德克萨斯州的研究人员合著了一篇论文，指出临床研究人员编造了“荒谬的理由”，为给对照组患者服用另一种雄激素抑制剂，同时剥夺他们接受额外化疗的机会。该论文并未否认普鲁维克托（于2022年获批）具有“高效性”。接受 Pluvicto 治疗的试验患者平均比未接受化疗的对照组患者多存活四个月。诺华公司表示，这项研究旨在“反映真实世界的临床实践并保障患者安全”，而由此产生的药物“使患者有机会推迟化疗，并在疾病未进展的情况下延长生存期”。据诺德奎斯特称，在试验科学委员会主席任职于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期间，861名患者中有46名是在奥马哈的XCancer中心入组的。他表示，这比其他任何中心都多，联邦记录显示，这一数字更是其他中心平均入组人数的四倍多。“我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参与试验设计，”诺德奎斯特在谈到人们对该试验的担忧时说道，“我负责执行试验，而且做得很好。”诺华公司拒绝就试验入组情况置评。该公司于2018年收购了开发Pluvicto的小公司，当时该试验已经开始。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肿瘤学家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是该试验的科学委员会主席，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虽然有些研究的对照组设置不当，但这项研究“并非如此”。他表示，该试验是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设计的，大多数患者在一种化疗方案失败后不会再接受进一步的化疗，要么是出于自身选择，要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再适合接受化疗。据该医院负责临床研究的高级副总裁保罗·萨巴蒂尼（Paul Sabbatini）称，这家纽约医院预计今年将招募5000名患者参与临床试验，比2023年减少了25%，尽管患者需求有所增加，但高度针对性的试验使得寻找符合条件的患者变得更加困难。他说，该医院平均需要 150 天才能启动一项研究，比同行的平均 175 天要快。萨巴蒂尼表示，鉴于需求不断增长，规模较小的社区中心必须开始招募患者以满足需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正试图通过一种“分散式”系统将这些中心纳入其体系，在该体系下，这些诊所将与医院合作，并接受医院的审查。他表示，如何最好地分配这些试验中的经济利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医学会发布的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指出补偿应“符合公平市场价值”，并且应向潜在参与者披露“资金的性质和来源”。 

萨巴蒂尼表示，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调查人员会披露他们是否持有股份，或者是否收取过咨询费或其他可能构成利益冲突的款项。但他指出，如果涉及医院本身因招募患者参与研究而获得的费用，披露范围仅限于告知患者哪些制药公司赞助了该项试验。萨巴蒂尼表示，类似的做法在营利性机构中可能会带来伦理风险。“当这些试验在这些机构开展时，患者如何才能知情？”他问道，“患者如何才能了解其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或者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参与这项试验？透明度越高越好。”在XCancer，诺德奎斯特医生亲自向患者介绍临床试验。新患者能获得充足的时间与他交流，通常为两到三个小时。其中大约20分钟用于“消除许多关于研究的误解和迷思”，他从不省略这部分内容，因为“这会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他说，“之后每次他们来就诊，我们都会讨论研究，这样就能不断巩固这颗种子。”他的患者中约有30%最终会参与临床试验，高于全美癌症患者7.1%的试验参与率。“真正驱动整个领域的，是对金钱的贪婪。”诺德奎斯特是南达科他州人，他最初根本没想过要当医生。1992年，他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药学院毕业，获得药学学位，然后搬到了俄勒冈州，但他的新职业生涯几乎刚开始就出了岔子。据彭博社获得的一份1993年纪律处分记录显示，同年12月，他从雇主处拿走了“大量各类商品和处方药”。他的执照被吊销60天，并被处以两年缓刑，这意味着他不能担任“主管药剂师”的职务。此事也影响到了他回到内布拉斯加州，当地药学委员会对他提起了对等诉讼。之后，他回到克瑞顿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22岁的时候发生这种事，确实很不光彩，”诺德奎斯特说。他称这件事是“判断失误”，并表示“与XCancer的运营或我如今对待病人的方式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补充说，在申请学校和雇主时，他都如实披露了自己受到的处罚。联邦数据显示，在截至 2024 年的七年间，诺德奎斯特的公司已从制药公司获得至少 2200 万美元的资金。并非所有费用都是利润。临床试验费用涵盖试验的直接成本，包括药物本身以及给药所需的各种物品。此外还有“管理费用”——这部分费用额外用于支付运营成本。这部分费用也会提高诊所的利润率。据诺德奎斯特 (Nordquist) 称，XCancer 的管理费用占总预算的 30% 到 35%。这与其他癌症中心的情况类似，不过诺德奎斯特表示，一位制药公司创始人曾告诉他，由于其患者招募效率极高，所以他所在公司的“价值更高”。 
庞大的研发团队和用于管理试验数据的定制软件是部分原因。前员工还指出，这里的氛围很像一家家族企业，诺德奎斯特对包括开展哪些试验和提供哪些治疗方案在内的重要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招募患者参与试验是重中之重。 

一些关键决策者与他关系密切。诺德奎斯特的未婚妻斯泰西·摩尔担任公司总裁兼研发运营副总裁。多年来，诺德奎斯特的弟弟蒂姆一直担任首席运营官，负责财务和人力资源。他现在是一名路德教牧师。诺德奎斯特表示，小型企业聘用家庭成员并不罕见，至于摩尔，“我们的职业操守就是如此，非常专业。”诺德奎斯特表示，在XCancer，法律审查有时一天就能完成，但在研究型医院则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此外，试验还必须获得独立审查委员会的批准——这在大医院可能还会增加数月的审批时间。诺德奎斯特更倾向于使用专业的营利性审查委员会服务。XCancer使用的WCG就是其中一家，该公司由私募股权公司所有，并宣称可以在一到两个工作日内审查那些被认为对患者“风险极低”的研究。 

每位进入XCancer的患者都要接受试验资格筛选，筛选标准繁多，其中一些标准需要主观判断。据三位前员工透露，当患者是否曾尝试过其他疗法但疗效不佳存在模糊地带时，Nordquist有时会倾向于符合试验资格。这三位前员工要求匿名，以免影响职业发展。“某种程度上，制衡机制被绕过了，”其中一位说道。Nordquist否认公司专注于快速招募患者。“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对患者最有利，”他说道。“我们百分之百地遵循试验方案，绝不偏离。”奥多里西奥在 XCancer 的医疗记录中被描述为一位和蔼可亲的 71 岁绅士。他于 2015 年开始接受诺德奎斯特的治疗，并通过传统方法（手术、化疗和激素疗法药物）控制住了前列腺癌。

然而到了2023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骨骼。他与XCancer团队讨论了普鲁维托（Pluvicto）这种药物。奥多里西奥知道诺德奎斯特曾参与普鲁维托的审批。这种药物的广告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电视上，广告中经常出现中年男子打高尔夫球、烤面包或与孙辈们欢笑的画面。奥多里西奥回忆说，他当时被告知患者对这种药物的反应“良好”。但是，服用普鲁维托期间，他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飙升了四倍，在完成了六剂疗程中的五剂后，他停止了服药。XCancer的记录将其描述为“反应不一”。广告中没有提到的还有其他弊端。普鲁维克托使用放射性物质来靶向并摧毁癌细胞，因此他每次治疗后都必须随身携带一张卡片，上面警告说他可能会散发出少量辐射。他不仅无法像广告中那样教孙辈骑自行车，而且在接受治疗后的几天内也不能靠近他们，以免辐射到他们。“直到治疗进行到相当深入的阶段，我才开始问自己‘这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奥多里西奥回忆道，“我当时只是觉得我犯了个错误。”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在 9 月份称Pluvicto 最近的一则广告具有误导性，并指出只有 49% 的男性患者的肿瘤缩小或消失。诺华公司表示，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致力于与FDA合作”，确保广告符合法律规定。诺德奎斯特则表示，没有一种药物是万能的，而且所有药物最终都会失效。“只有继续研究才能推动药物研发，”他说道。接下来，奥多里西奥积极报名参加了两项临床试验，试验药物均为阿斯利康公司的实验性药物，期间还进行了几个月的化疗。奥多里西奥的癌症在试验期间恶化他在服用三种新型放射性药物期间，PSA值升高。这两项试验的效果都不如普卢维克托的试验，奥多里西奥的PSA值再次飙升。诺德奎斯特说，奥多里西奥的癌症非常顽固，这种反应“在侵袭性疾病中很常见”。诺德奎斯特说，如果奥多里西奥没有参加第二项试验，他们可能就要讨论临终关怀了。“他坚持要尝试这项试验，”诺德奎斯特说。 

癌症持续扩散。奥多里西奥饱受病情反复的折磨，他在八月份表示自己仍在与病魔抗争。“我还没到可以放弃的地步，我还有五个孙子孙女呢，”他哽咽着说道。
临床试验会报销患者的差旅费等费用，他为此办了一张预付借记卡，里面有大约1600美元。“我对钱不感兴趣，”他说。他希望以后能用这笔钱请XCancer的员工吃顿午饭。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9月26日，奥多里西奥去世了。临床试验流程的监管主要依赖于自我监管。当FDA审查一种新药时，会要求研究人员报告“可披露的利益冲突”，例如持有正在进行药物试验的制药公司的股份。他们从招募患者中获得的报酬通常单独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报告。这些信息通常要经过相当长的滞后时间才会公开，有时甚至长达数年。结果是，FDA的审查人员无法实时了解不断上涨的患者人均报酬可能如何影响了试验参与者的决策。除非机构审查委员会坚持要求，否则患者也不会被告知这些信息。该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指南中写道，审查委员会“最终负责决定是否应向受试者提供有关资金来源、资金安排或相关方经济利益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在中国和东欧等成本更低的试验地点。诺德奎斯特表示，一位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甚至访问了他在奥马哈的诊所，他们很想知道阿联酋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商业模式已经扩展到奥马哈以外的地区。诺德奎斯特的团队以30%的收入作为回报，帮助其他社区癌症诊所开展临床试验；他们甚至会帮诊所上传数据。他已经与科罗拉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的诊所签约，并计划拓展到更多地区。诺德奎斯特认为这是为公众服务。社区癌症中心长期以来举步维艰，与大型医院相比，它们的业务范围更窄，保险赔付也更低。许多社区癌症中心已经关闭或出售。将试验资源分配到全国各地意味着更多患者可以在更多地方获得癌症治疗。“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好，”他说。XCancer 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方便患者查找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以及提供这些试验的诊所。该网站最近显示，Nordquist 的诊所参与了十几项由多家公司支持的临床试验。诺华公司被列为白金赞助商，Nordquist 表示，诺华每年为此支付 10 万美元。他对一家名为Clarity Pharmaceuticals的澳大利亚初创公司提供的一种新疗法尤其感到兴奋。Nordquist在三名患者身上测试了这种疗法后，Clarity公司发布的新闻稿援引他的话说：“我从未观察到任何药物在单次给药后能产生如此显著的PSA反应。”几个月后，当XCancer成为该疗法最新试验的全球首个试验点时，圣诞节临近，诺德奎斯特又发布了一张宣传照。照片中，他戴着圣诞帽，跳上一辆雪橇。

小米等友商抱团“铝代铜”,董明珠拒绝“同流”

“我们依然坚持不用‘铝代铜’”，在小米、美的、海尔等多家空调巨头齐齐加入《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自律公约》之际，“铁娘子”董明珠斩钉截铁地向外界表态称，“直到铝能够完全替代铜，我一定上铝。”尽管“铝代铜”具备成本优势这一极具竞争力的杀手锏，但董明珠有着更为审慎的考量。她认为，铝还没有达到铜这样的同等的技术条件和保障。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不会使用“铝代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格力电器对“铝代铜”技术持忽视态度。恰恰相反，格力电器不仅是“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的成员单位，还参与“铝代铜”相关《房间空气调节器用热交换器》国家标准的修订。同时，格力电器在铝业布局多年，多年来间接投资了多家铝企业。此外，格力电器的股东格力集团，去年还曾推动龙源金科铝管项目落地珠海。有观点认为，在格力电器业绩承压的背景下，倘若友商采用“铝代铜”后进一步内卷价格，格力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其“铝代铜”的技术研发进程或加速推进。友商抱团“铝代铜”，格力暂时“不跟”12月14日，据新浪《BUG》栏目，董明珠在谈及空调行业“铝代铜”问题时表示，“‘铝代铜’能不能代？可以代。”董明珠进一步指出，“因为铝的技术我们也研究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依然坚持不用‘铝代铜’的原因是，它还没有达到铜这样的同等的技术条件和保障。”董明珠强调，“所以我们并没有说不研究，我们一定研究，直到铝能够完全替代铜，我一定上铝。”而就在几天前举办的2025年中国家电科技年会上，海尔、美的、小米等多家企业联合发声，将遵守《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自律公约》，表态将共同维护行业整体形象与竞争力，为空调“铝代铜”技术突破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格力电器外，其他头部空调企业基本悉数到场，而格力电器此前还曾多次表态暂时没有空调“铝代铜”的计划。在某头部空调品牌技术负责人看来，其实两年前就已具备“全面铝代铜”的技术能力，但受制于整体的舆论环境、大众接受度，“铝代铜”整体推进较慢。此次《自律公约》的发起，无疑传递出整个行业对于“铝代铜”技术的热切期待与积极信号。然而，格力的“缺席”也从侧面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即“铝代铜”技术在当下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技术层面的难题尤为突出。雷达财经注意到，尽管格力现阶段并没有完全拥抱“铝代铜”，但格力其实深度参与了“铝代铜”的相关研究。据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总工程师宫赤霄介绍，该院“空调铝强化应用研究工作组”的成员单位目前已增至19家，其中便包括格力、海尔、美的、海信、TCL、松下、大金、小米、奥克斯、美博等主要的空调企业，以及铝管、金属材料、焊接、新材料等相关企业。此外，格力也与其他企业、大学、研究院等一起参与了与“铝代铜”相关的国家标准——《房间空气调节器用热交换器》国家标准的修订。据悉，新一轮的标准讨论会预计将在2026年1月举行。成本优势显著，格力为何“不跟”？何为“铝代铜”？简单来说，就是在空调内部原本使用铜材的部件上改用铝材来替代。而推行“铝代铜”，最直观且显著的优势便是成本的大幅节省。据同花顺iFinD数据，以现货价格来衡量，每吨铜的价格超过9万元，而每吨铝的价格在2万多元。新浪《BUG》栏目指出，以单台空调成本计算，铜的花销可能会占空调成本的20%，但铝材成本仅为铜的1/10，如果能有效推进空调内部材料的“铝代铜”工作，每台空调的价格有望大幅度下降。同时，从资源战略的角度审视，“铝代铜”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作为铜消费大国，实际上却面临着极度缺铜的严峻现实。北京制冷学会名誉理事长唐俊杰指出，2023年国内家用空调行业铜消费占中国铜消费10.7%，约172.3万吨，80%依赖进口。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铝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2024年，我国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材和再生铝产量保持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也明确将“以铝节铜”列为扩大铝消费的重点方向，推动铝在电力、家电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重点应用场景包括冰箱、空调热交换器换热铝管等，这无疑为“铝代铜”的推广与普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尽管“铝代铜”在成本和资源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但由于铝在导热性、延展性、耐腐蚀性等物理、化学性能上天生劣于铜，这使得部分厂家和消费者对“铝代铜”仍抱有一定的疑虑和担忧。在格力电器2023年度股东大会上，针对铜价上涨对企业毛利的影响，董明珠就曾表示：“我们了解到，现在已经有部分空调企业开始用铝代替铜作为原材料。目前来看，如果采用铝来替代，它的耐久性和稳定性现在不敢保证。所以，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格力就绝对不会使用‘铝代铜’。”董明珠强调，“质量永远是第一个考量标准，而不是把成本摆在第一位。在质量同等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考虑成本问题。今年铜的涨价对格力有压力，但要想做一个好的企业，就要对国家负责，要对股民负责，同时也要对员工负责。”今年6月，在公司业绩说明会上，格力电器副总裁胡余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不能完全保证的情况下，公司暂时没有‘铝代铜’的计划。”他指出，铜是空调的核心原材料，占空调成本的20%左右，尽管同等情况下，铝材成本约为铜材的1/10，但是铝在熔点、热传导系数、电阻率、耐腐蚀等参数，以及长期可靠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相关研究持续加码，业绩承压或催生变数尽管格力电器多次声明，目前暂时没有推行“铝代铜”的计划，但其在“铝代铜”技术方向的研究探索却从未停歇。这种探索不仅体现在其对行业标准的积极制定与参与中，更彰显于其对铝业领域持续且密切的关注里。据天眼查，在过往的多年间，格力电器间接投资了多家铝企业，如青海百河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国鑫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平安高精铝业有限公司、青海青投铝电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庆丰铝业有限公司、民和万康铝业有限公司等。去年11月，格力集团还大力推动龙源金科铝管项目落地珠海。格力集团官网当时发布的文章称，龙源金科铝管项目拟与格力集团以及优秀团队、产业机构共同建设一家专注于铝制制冷用管制造的实体工厂。据悉，该工厂主要生产高效高耐腐的家用空调铝管以及微通道集流管等产品。该项目拟投资1.8亿元，建成后铝管产品年产达1.5万吨，销售收入5亿元，当时预计于今年10月投产。虽然如今格力集团只拥有格力电器约3.5%的股份，但格力集团曾是格力电器的控股股东，二者之间渊源深厚，关系非同一般。有观点认为，格力集团推动龙源金科铝管项目落地珠海，或也将进一步加速格力电器的“铝代铜”计划。事实上，“铝代铜”的推行极有可能对格力电器的业绩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年其业绩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据格力电器披露的最新财报，今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利润双双承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1.8亿元，同比下降6.5%；归母净利润214.61亿元，同比下降2.27%。不过，在毛利率这一关键财务指标上，格力电器仍展现出一定的优势。今年前三季度，格力电器的毛利率为28.44%。尽管相较于去年同期的30.21%有所下滑，但领先于同期美的集团的25.87%以及海尔智家的27.21%，在行业中保持较为突出的优势。国泰海通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根据产业在线数据，2025年Q3家用空调行业内/外销售量整体分别+6%/-13%，其中格力内/外销同比分别+3%/-15%，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内销受国补退坡影响降速，出口受海外去库存需求回落影响。同时央空产业受地产下行拖累，其预计同样起到负面贡献。国泰海通证券认为，进入25Q4，公司零售端价格开始出现调整，参考奥维云网，25W40-44，格力空调线上均价同比-5.9%，为应对国补退坡时期行业竞争，公司不得不开始进行价格端策略的重新调整。有观点认为，迫于同行竞争压力，此前坚持不降价的格力电器也逐渐“松口”。若同行在“铝代铜”后进一步内卷价格，格力电器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未来，格力电器究竟是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既定路线，还是会在攻克“铝代铜”关键技术后，与众多同行一样拥抱这一变革趋势？雷达财经将持续关注。

中国短剧流水线揭秘

过去一个月时间里，25岁的李铭仅有三天“空闲”时间——作为一名短剧演员，这并不符合劳动合同，公司希望他保持每周都有两天休息。但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他一个月内出现在三部不同短剧拍摄现场，快速地进出剧组、背诵台词和磨合使得他只剩下三天休息。“其实三天都不算休息……我要时刻保持身材，所以其实我三天都在健身房里，要么就是找前辈寻求精进演技和职业发展的建议。”他告诉BBC中文记者。李铭毕业于华中一所“211大学”的古汉语文学专业——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三年疫情、以及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低迷，按照原本的人生计划，毕业后他本该前往其它高校深造，念博士、甚至博士后。或者，按照他父母的规划，他应该回到老家，快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端上“铁饭碗”的教师，朝九晚五，“尽享人生”。“但经济形势太差，高校教职‘非升即走’让青年教师留不下来。生育率每年都创新低，今年我做小学老师有饭吃，明年都不知道小学还在不在，”李铭说，“好在我上学时候一直在话剧社活跃，师哥师姐把我介绍给短剧团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2023年入行至今，他称自己的职业道路逐渐稳定。念研究生期间，李铭已经开始在各种剧组之间奔走。去年毕业后，他入职一家位于武汉的“集成式”短剧公司——这是近年来中国的一种新型模式，一个集编剧、制作、演员、经纪人、投流于一体的综合型短剧公司。“投流”即流量投放，这是网络时代影视剧行业的一个增长环节，指通过付费或自然方式将内容或广告推送给抖音等指定平台的算法系统，以获取更多曝光、用户、互动和转化。在过去半年里，他以男二号或男主角的身份出演25部短剧，男二号以下角色也算上的话，这个数字还要更多。过去几年，中国短剧行业持续蓬勃发展，甚至在海外亦一路长虹，形成一条新产业链。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报告，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下同），超过了电影票房规模，这个数据仍在上涨，业界预计到2027年将突破1000亿元。对于位于郑州的编剧杨开来说，这个数据“不算大”。从撰写网络小说发家，如今30多岁的杨开入行已经近10年。“对我这种市场老油条来说，这个数字都是被政府政策管控之后、压低一头之后的数字，”杨开对BBC中文说，“现在只是市场更加稳定了，各方玩家该进场、离场的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看到的是一个新兴产业正规化之后依然有得涨的样子。”“在这个经济环境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行业让人感叹‘真是好稳定’。”李铭这样形容。接受BBC中文采访的所有短剧从业者都有类似表述，他们是演员、编剧、场务、导演，都在“感谢短剧”。在李铭的工作日程表里，他每个月只有两到三天休息时间，其余时间都在拍摄。短剧流水线从观众视角来说，短剧是出现在抖音、快手、甚至微信上随时可以弹窗的分集竖屏短视频，免费内容够看，但就算购买全剧也并不贵的一个选择：一集一块钱，如果充值平台会员，打包后的平均价格甚至可以更低。但对于屏幕后的短剧制作部门来说，短平低价的市场线依赖的是以“快”为整个行业的基调，最常见的模式就是“7+7+7”，即筹备七天，拍摄七天，整个后期的“投流”也是七天。这个模式概括了整个行业的三个主要环节，从上游到下游分别是：剧本、制作和投流。传统影视行业亦有三个对应环节，也就是剧本、摄制和发行。只是和这些“正规军”相比，短剧的这三个部分互相之间非常独立，三个部分直接成立业务高度垂直的公司，也就是单独的剧本、制作及投流公司。它们两两之间随机合作，并不固定。制作团队从剧本公司手里买走剧本进入制作准备阶段，开机，然后将拍摄好的所有材料全部交给统一的后期“投流”。这三类公司和团队互不干涉、互相独立，陌生到了这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几乎完全不互相认识的地步——这样的运行模式对于传统影视行业来说几乎不可想像，传统影视行业几的不同部分几乎完全混合在一起、互相制肘、互相影响，一个剧从筹备到进入后期动辄以年为单位进行时间计算，剧本和制作之间多有扯皮，剪辑加入之后更是一场混战。“7+7+7”这样的时间周期，对于传统影视行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杨开曾给传统影视剧写本，他说：“以前导演总是跑过来找我谈话，要我改剧本，给谁谁谁加戏加台词，要么就是改掉整个故事线，哪有这样的道理。现在短剧好了，我写什么就是什么，制作团队是不能改我的本子的——我甚至可以直接跟他们说，你们敢改我的本，我就敢保证你们这个剧会扑（会亏）。”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由于切片视频、剪辑节奏非常重要，后期的投流公司几乎将决定一个片子是否叫座，所以把整个材料直接打包交给专业的剪辑团队是几乎所有制作公司都会做出的“高明选择”。短剧制作团队人数非常少，一个剧组人数常常维持在20到30人之间。过去一年里，行业生态逐渐变得明朗，短剧行业开始出现一些被戏称为“黄埔军校”的集成式大公司，也就是将这三个部分全部纳入一家企业、作为不同的部门并肩林立——但实际运营方式和散拼、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合作的短剧企业依然非常相似。李铭就在这样一家大型短剧企业内，他笑称这样的公司运营模式和日本的宝冢歌剧团高度相似：固定的、轮岗制的剧本部门，四个轮流开机的制作组，以及统一操作的投流后期。“即便如此，大家都在一个公司内，我也未必认识别的部门的人，”李铭说，“大家的业务还是互相独立，我作为演员部的人，拿到剧本就开始背台词，和搭档磨合，我几乎完全不认识任何一个其他组别的人。实际上，我们一个月要开机数十部戏，节奏很快，几个部门之间流水合作，就像多个部门之间有无数种排列组合模式，我就算工作之余有闲情去认识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我奇怪，大家都很紧凑，很忙。”这样的模式允许短剧行业轻便且高速运行。导演高凯觉得短剧这样的模式对于投资人来说是“最舒服的”。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在30万人民币到50万人民币之间，这个价格相当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一部15分钟左右剧情片创作的成本。一部100集以上的短剧，整个制作成本就是30万到50万——这甚至不足传统影视剧成本的十分之一。“筹备七天，拍摄七天，剪辑和投流加在一起七天，你把每个部分都拆开，一个拍摄组就能一个月开两到三个戏，剪辑投流也能开两三个戏，以前三、五百万做一个长剧，不保火不保利，周期长风险大还要走审批，现在同样的钱可以在一个月里扔给十个组试错，你不可能十个都扑，节奏快，收益高，试错好，换做是我，我也这么干。”高凯说。有从业者表示，短剧爆火原因中“运气”占多数成分。他们常在开机前普发彩票、集体拜财神爷、发红包以求好运。政府各种扶持在中国，短剧公司多聚集在郑州、武汉、长沙、西安、贵州等地，并形成地方协作效应，成为一个个地方区块产业链。从分布来看，不难发现以中国中部地区最为集中突出。瞄准短剧的发展势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扶持短剧产业，协助给短剧拍摄提供场景。以河南郑州为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同省的登封提出，70%以上取景于该市地标、场景的短剧，综合播放量达1亿以上的话，综合价值评判后可以给制作团队最高50万元奖金。在福建，政府直接牵头给短剧团队建设拍摄基地，尝试去培养百家短剧机构。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等数个省份都有不同程度对于短剧的政府扶持政策。今年27岁的李卓琪在2022年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短剧行业，到今天也没想过换行业。“以长沙为例，它最近对标横店做了一个‘竖店’，专门给短剧造景，你去这里拍片开项目，政府直接给你减税，这地方最早开机的那一周还每天给你发1000块，”李卓琪说，“这钱很多了，你在短剧剧组里做场务的话，一天也就只能挣800块呢。”规避审核规避审核，是几乎所有短剧从业者都对BBC中文提起的短剧特色。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规避了中国关于公映许可的数量、类型限制，二是规避了对于内容的限制。在中国，一部传统影视剧要走上电视、电影院的屏幕，需要走漫长的立项审核流程。近几年，这道审核逐渐收紧，数量和题材上都有控制。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明说到底严控到什么程度、每一年有多少数量额度允许电影电视剧通过，从业者的共性结论是：太难了。中国国家电影局官网公布的10月全国允许备案立项的影片数量为34部，从制作单位上看，几乎完全是头部影视公司的天下，小企业难以生存——与此同时，仅仅在浙江横店一个片场，一天之内就有上百部短剧开机，郑州一天内也有上百部短剧开机，长沙、贵州、西安，每天新开机剧组的数量几乎只增不减。此外，从内容上看，“烂尾楼、开大G（奔驰的一类越野车）进故宫，这些都是新闻媒体都不让写的敏感东西吧，我们短剧可以做，”杨开说，“我们下三路能写，那这些民生内容我们也都能写。”从表现来看，这些和民生议题高度结合的故事往往有很好的市场。一些短剧非常善于利用短剧“要爽”的拍摄重点，去绘制民众心里郁结的苦楚：权势之子强压人三头，那么天选男主就要去找他报复。政府不作为导致烂尾楼出现，那么天选男主就要去报复政府、为民请命。哪怕是以婚恋为主题的“女频”（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频道），离婚冷静期这些中国新闻媒体奉为报道红线的议题成了主流题材——反对包办婚姻，嘲讽相亲、离婚冷静期以及“依附男性”这个传统观念，这些剧作开始占据“女频”短剧的排行榜。而这些都是在中国媒体报道禁区的题材，编剧、制作团队、剪辑、投流、短剧的观众全部对此照单全收，蓬勃的市场完全展示了这些内容在民众心里的地位。在这些题材的短剧评论区里，最常见的高赞回复就是“看春晚不如看这个”。这样的剧本模式有迹可循。纸片人李卓琪透露，短剧在制作中就会选好自己的目标受众，这个画像会非常清晰，比如“广东40到45岁之间的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安徽30到40岁之间的失业男性”，短剧直接瞄准这类群体的社会关注点、痛点去进行撰写，然后拍摄。这个现象近年有所收敛——今年2月，中国当局宣布新规，要对短剧事实分级分类，甚至表态要给短剧做发行许可证。但实际上，李卓琪告诉BBC中文，行业内并未“太多”感受到审核逼近的压力。李卓琪说，“我们公司如果和平台方关系不好的话，那我们的男二号就不能殴打男一号，只能推搡。那我们关系好一点了的话呢，就可以让男二号去给男一号两巴掌，这都是好商量的。”谁赚到钱了？短剧到底有多赚钱、是否值得入场，这是过去几年里，随着这个行业逐渐成为显学而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议题。十多位受访的短剧上中下游从业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共识是：短剧创造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环境里最为稀缺的东西——就业机会。至于谁赚到了“大钱”、足以“发家致富”，多名从业者都表示并不知情。对于剧本写作者来说，他们获得的资金非常固定。杨开告诉BBC中文，一个剧本卖价在八千到两万之间不等，写完只需要八到十天，在这样的时间轴里，一个写手一个月可以产出两到三个剧本——在公司抽成之后，在杨开的公司里，最高产的那一位写手每个月能拿到两万元。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大陆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是高薪。李卓琪对BBC中文表示，对于中游的制片部门来说，付款方式非常多元、变数很大。从2022年至今，她经历了三种对制作组的付款方式。最早是一鎚子买卖，由短剧平台全款预付制作费，制作团队30多人赚的就是这个已经到账的固定金额。之后逐渐变成平台仅支付少量制作费，但允诺在片子上线之后进行分红，分红模式是“平台跑够了多少钱，平台赚回本了之后再在此基础上分账”。如今的更常见模式是平台不再给制作费，制作团队甚至需要自带剧本经历平台审核，由制作团队自己预付成本拍完上线，最终收益完全基于票房分红。“其实就是平台越赚越多，制作团队的制作成本在被不断挤压。”李卓琪说。从商业逻辑上看，这样的分账模式几乎完全是利好于平台方的。由于制作团队的资金几乎完全压在成本上，很容易就出现资金链断裂。刚入行不久时，李卓琪即经历过由于平台拒付分红导致制作团队直接濒临破产的险境。“本来应该分账200多万，平台死活不付给我们钱，我们去讨债，最后只给了我们五万，算了五万就五万吧，我们当时确实就缺这五万块让公司跑起来，”李卓琪说。“说白了，对于制作方来说挣的只是制作费，给我们制作也就留个10%到20%的利润，剩下的全部都归平台了，因为他们走充值的形式，和开会员一样没区别。”大多数演员的情况并没有更好。在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里，短剧演员被描述为“月入斗金”的超级职业，但李铭认为这些报道“几乎在拍脑门”。由于短剧是竖屏形式，画面太小，一个画面没办法呈现太多内容，导演大多更关注演员表现而不是场景氛围。李铭笑道，“当然了，现在那位‘短剧一哥’肯定赚到钱了，他日薪都五位数了，但人家的表演、技术和投入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但是除了他，这么多同行，我没见过一个靠做演员发财了的，只是饿不死。”BBC无法独立获取所有中国短剧演员收入状况。但上述业内人士指出，演员的薪酬和他们是否出过爆款直接挂钩。李卓琪说，她合作的演员里，最常见的情况是：前一个月，这位演员的日薪可能还在1200元人民币左右，期间这位演员出了一个“爆款剧”，于是日薪立刻涨到三千、甚至五千。但这也可能导致这些演员难以长期、稳定接到戏，因为制作团队难以负担这样的日薪；同时制作团队得重新寻找新演员，只是好在演员总是足够多，总有更新、更年轻的演员想要加入这个看起来蓬勃发展的行业。整个行业更加核心的投流部门甚少出现在中国媒体视线里，但几乎所有短剧行业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一个短剧能不能卖爆，几乎一半要看投流。网络时代的市场逻辑是：只要投放的量足够大，就有一定概率会吸引人买单。从上游剧本走到中游制作团队，一个剧的成本到这里一般不会超过50万人民币，但对于投流团队来说，50万是他们第一轮投放“买流”的起步数：用50万买投放量，如果有1%的付费回报，就算开始回本，那么他们将开始第二轮投流：100万。这是一场博弈，双倍累积的金钱去买观众覆盖率，赌观众会付费。期间现金流是制作团队笑称“从来没见过的富有”。“投流的逻辑没道理的，你搏赢了就是赚了，输了就是血本无归。”高凯这样说。家人“希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即便持续爆火、甚至被称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少有的持续生长的朝阳产业，围绕短剧的迷思始终存在。尽管资金源源不断被投入这个市场，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进入这个行业，真个产业不断更新迭代规模堪称庞大，中国民众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短剧：觉得这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产业。李铭直言，家人对自己进入短剧行业这件事“不置可否”。“我完全理解他们的顾虑，一个古汉语文学的人去做短剧，名不正言不顺，说出去都不好听。现在家里人都不告知其他亲戚我在演短剧，只是说我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李铭说，“可能短剧太多了，他们也有暗暗祈祷、期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吧。”李铭说家人对于他把短剧作为新职业发展路径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目前“没有别的稳定工作”。“去做老师，一个月三千块，累死累活还没有未来。去做学术，一个月六百块补贴，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现在做短剧，虽然不好听，但一个月一万多加上分红提成，来未来两三年都有涨，很少有这种工作了。”李铭说。李铭和其他一些受访者告诉BBC记者，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不少演员都曾是专业话剧演员，有的如今依然是。他们拍完短剧、拿到报酬，立刻回到那些观众寥寥的小剧场，从事那个在如今经济低迷的中国市场环境下更低迷的戏剧行业，把短剧赚来的钱贡献给他们热爱的戏剧行业，等钱花完了，又回到片场，继续拍摄那些看起来前后剧情没有逻辑的短剧。梦想和现实的平衡亦是短剧从业者们在访谈中最常提起的话题，导演高凯是黑龙江人，曾在山西念书，毕业后加入一个官方电影制片厂，觉得体制内的创作干得实在不开心，“每天都是在开会”，于是离职，前往长沙加入了短剧行业。“学这个的、喜欢拍摄的每一个人的梦想和愿望都是拍出好的片子，厉害的片子。但很少有人能实现，尤其是中国电影现在这么不景气，扯淡。但挣钱不磕碜，不磕碜。”高凯说。“我们如今也就是拍摄间隙偶尔吐槽一下，说这剧情真弱智，算了吧拍就行了。”他笑说，作为导演，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部剧里都有一个看不起人的男二号，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婆婆，和一个欺软怕硬的男三四五六号角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动不动就互相扇巴掌”。但他明白，观众其实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没有逻辑的东西。就像那些话剧演员一样，在短剧拍摄节奏之余，他会去接一些电影学院学生的拍摄作业，做做指导，一起创作。“学生时代的创作很纯粹，”高凯说，“但是离开了校园，就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了。很多外行的老板想进短剧但是铩羽而归，因为这个市场不是说你花了20万去拍一部戏，发个抖+（在抖音上买流量）出去他就能赚到钱了，因为你要做平台，要做投流，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剧再好都没用。”高凯甚至告诉BBC中文，他曾花40万粗制滥造了一个短剧，当时市场反应很好，几乎成了一个小爆款。第二年他多攒了一些钱，花80万把这个剧重新精致做了一遍，但赔得血本无归。市场、数字、资金流、如何衡量艺术、如何折现，这些萦绕在影视从业者头上的问题在疫情过后中国相关行业的寒冬里再次被放大。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董事长公开表示，公司将持续加大对微短剧的投入。“周星驰和王晶都在拍短剧了，我们也没得选，”高凯说。在传统影视从业者之外，短剧实际上在低迷的中国经济环境里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杨开说，在他们公司，最常见的自荐剧本写手就是全职主妇和工地民工，他们的共性是中年危机，需要补贴，且没有很特别的专业技能，这也意味着将他们培养成一个职业写手、写出能卖能赚钱的剧本需要时间。在中国，35岁一直被称为“被优化的边缘岁数”，这也导致中年再择业成了中国员工的痛处。此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生命力、门槛看起来相对不高的产业——短剧，它成为了一些有中年危机的人转向的方向，和更年轻一代尝试在这片尚未收到严重监管产业里放手一搏。“其实小说家很难干我们这一行，并不是你能写东西就能在短剧行业里受欢迎，不是这样的。”杨开本科期间学的是会计学，但毕业后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转去影视公司写剧本，写了半年也觉得市场不好，于是开始写杂剧，最终转向了短剧。他说，在自己公司，每个月都有上百人投来简历、想要求一份工作，但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一两个。现在，杨开的生活从半夜开始，打开文档一直写到早上八九点，然后才有别的生活部分。“现在大家都不希望被管理，不喜欢制度性的工作，我们相对比较自由，拿效率说事，能拿出稿子，你就能留下，能摸透网络小说逻辑的人更容易在短剧行业里发光。”“说实话，就是钱难挣，恶心自己，成全他人。”高凯这样形容自己在短剧产业的生活。（尊重受访人意愿，文中受访人均为化名。）

澳一聊天机器人被曝是真人：每天担任3-5个角色 倾听露骨秘密

不少人热衷于找AI分享个人创伤并寻求真实的情感联结，倾诉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对方有可能是真人。近日，“数据工作者调查”国际研究项目披露，澳大利亚公司New Media Services让真人伪装成机器人陪用户聊天。这名伪装者名为迈克尔・杰弗里・亚洲，他本是航空学校毕业生，因没能找到对口工作，便接受了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文字聊天运营员”职位。其实际工作是用公司创建的虚假个人资料，扮演虚拟身份和用户聊天，且工作日每天要同时扮演3-5个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人设。他时常需要接手持续数日的对话，还得保证回复风格和前文一致，避免用户察觉异常，对话内容多是和孤独的用户展开亲密甚至露骨的交流。报酬按消息条数结算，每条仅0.05美元（约合0.35元人民币），但每条消息必须达到规定字符数。同时，迈克尔得保持每分钟至少输入40个单词的速度，还要时刻盯着屏幕上的消息累计发送量，一旦绩效不达标，他就可能遭警告、被减少派单，严重时还会被解雇。由于和公司签了强制性保密协议，无法向家人透露实情，只能谎称自己是远程IT技术人员，负责处理工单、修复故障服务器，而这也让迈克尔在情感上备受折磨。

前360高管炮轰周鸿祎 自称帮其做假账：至少几十亿。周鸿伟回应

12月16日下午消息，据网传截图，前360高级副总裁玉红，在朋友圈和多个群聊中对周鸿祎进行“攻击”。玉红在群聊中表示：“我帮周鸿祎做假账就至少几十亿的，我都有数据。我会全网公布，他的游戏全部财务造假。”玉红在群内强调自己没有被盗号。据公开信息，2014年趣游集团被360收购后，玉红加入360，并担任360高级副总裁，与陈杰共同负责360游戏业务。在360期间，他参与了花椒直播等项目的孵化，并在搜狗并购案中起到过作用。标题：前高管称做假账几十亿？周鸿祎：极端失实！来自北京商报12月16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在社交平台发布集团声明称，近日，玉红在多个微信群组内恶意诋毁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先生及多位企业家，言辞极端失实，影响恶劣。360集团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如下严正声明：一、经核查，玉红曾担任Gamewave游戏公司负责人，该公司十多年前被原360美股上市主体Qihoo360收购。玉红2014年入职360集团下属公司，一年后2015年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在职期间从未担任360集团核心管理层职务。二、玉红所称“财务造假”等言论完全背离事实。360集团始终坚持合规经营，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市场规则，定期接受权威机构审计，财务公开透明、健康合规。三、针对玉红对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先生及相关企业家的恶意诽谤，360集团将依法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坚决维护企业声誉与合法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360集团呼吁广大网民和社会各界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文明、理性、健康的网络生态。据新黄河此前报道，12月16日，三六零（601360.SH）遭遇前高管实名指控。原360高级副总裁玉红公开称公司“做假账几十亿”。12月16日下午，新黄河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三六零证券部。针对玉红的指控，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公司没有财务造假。”他表示相关事项正在调查中。对于公司是否会发布澄清公告、何时能出具详细调查结果，工作人员未给出确切时间。

1068开头“官方”短信，为何成了诈骗帮凶？

“又害怕又不敢置信就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傻呢我为什么会给他转这么多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收到1068开头号码发来的短信。事实上，1068号段大有来头。它是经工信部批准的非经营性短消息服务号段，仅限企业申请使用，常被银行、电商、政务等机构用来发送验证码、订单提醒等通知类短信。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正规属性的号段，却被不法分子盯上，成为实施诈骗的工具。2023年7月至8月，该号码共发出涉诈短信6526条，导致全国范围内多人被骗，损失金额共计110万余元。贾女士便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位。一条短信，17万没了？贾女士回忆，她当时想和丈夫一起去看某歌星的演唱会，可等她想起购票时，官方平台上的门票早已售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贾女士开始在网上搜寻购票途径，看到一个“黄牛”声称手里有内部票。贾女士明确表示想要两张880元价位的门票，“黄牛”给出了每张票加价130元的报价。这让贾女士很心动，她便提供了身份信息并转去2000余元。很快，贾女士收到一条1068开头的订票短信。内容显示，这是来自某购票平台的演唱会门票预订信息，上面还写明了具体的场次和订单号。看到这条短信，贾女士彻底放下心来。然而，让贾女士没想到的是，“黄牛”却回复说没能出票成功，贾女士还得再转2000元进行激活。贾女士照做了，还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听信“黄牛”的说辞，累计转去17万余元。直到对方让她贷款转账，贾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随即前往派出所报案。警方侦查得知，犯罪团伙藏匿在境外，他们假冒购票平台的名义，利用正规的1068号段实施诈骗。而这个号段是由广东及无锡的两家公司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的，他们将其层层转包，最终该号段落到河北某公司手中。诈骗团伙正是以高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向河北某公司购买了所谓的短信服务，进而通过1068号段发送诈骗信息。河北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到案后交代，他确实出售了短信服务，但他并不清楚买家的真实身份。在警方看来，刘某虽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规定，电信经营者需履行风险防控义务。最终，刘某因未尽监管责任被顶格治安处罚。1068号段被层层转租涉案六家公司被判赔50万元案件侦办至此并未止步。反电信网络诈骗是检察公益诉讼的领域之一，检察官注意到，涉案的1068号码牵涉六家电信业务经营公司，它们本应是法律义务的关键履行者，却客观上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了路径渠道。它们虽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却损害了公共利益，涉嫌构成民事侵权。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所有涉案公司提起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涉案的1068号码是广东及无锡的两家公司从工信部申请而来，它们却在未备案的情况下，随意转租了1068开头的公共号段。此外，在层层转租的过程中，涉案六家公司均未履行审核义务。检察机关掌握相关证据后，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全国首例涉码号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案，要求六家公司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六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判令六被告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50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公益诉讼亮剑协同发力织密反诈防护网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是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破解新型社会问题、守护公共利益的生动实践。它将追责目光延伸至未守好第一道防线的“反诈看门人”，通过依法履职堵住监管漏洞、规范行业秩序，为筑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防火墙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那么，检察机关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公共利益方面，还将持续开展哪些工作？《今日说法》栏目专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记者：《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已经实施三年多时间了，但我们看到电诈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亟需从各个环节去预防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检察机关从公益诉讼的角度，应该如何更好地去治理？张雪樵：反电信诈骗形势严峻，任务艰巨。检察机关除了对违法通信经营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侵权民事责任之外，还要坚持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要方式来督促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履责。同时，检察机关要协同开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做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助力解决好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预防电诈犯罪，而且有利于巩固和增强人民群众在数字社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为数字中国建设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检察力量。反电信网络诈骗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打击，而是需要全链条防控、多主体协同的系统工程。唯有司法守护、行业自律、公众防范，三者协同发力，才能织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护网，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

江西问责314人 其中厅级19人处级115人

（原标题：江西问责314人 其中厅级19人处级115人）12月10日江西省政府网站发布新消息，通报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通报中指出，2024年5月8日至6月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江西省开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4年8月21日向江西省反馈督察情况，同时移交督察发现的4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要求认真调查、分清责任，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定追责问责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开展调查处理。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及有关规定，对86个责任单位、314名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其中，厅级干部19人，处级干部115人，科级及以下干部180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6人，诫勉、通报等处理208人。

乌克兰神秘“第13组”首袭俄罗斯潜艇，海战规则正在被改写

12月15日，黑海再次传来剧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发布重磅通报：乌方“首次”使用无人潜航器，在俄军认为相对安全的后方，即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新罗西斯克港，成功击伤了一艘俄海军636.3型“基洛”级潜艇。如果属实，这将是人类海战史上“首次”有无人潜航器让正规潜艇失去战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卡米申直言这是“历史性的首次”，而乌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则宣称，这标志着俄乌海战进入了“另一个转折点”，再次颠覆了人们对现代海战可能性的认知。虽然俄方声称，乌克兰袭击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并没有舰艇受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重重防护下爆炸依然发生，而且还被无人机拍到了现场视频，俄罗斯的尴尬显而易见。美国“战区”（The War Zone）网站认为，无论俄罗斯潜艇是否受损，这次袭击再次表明俄乌冲突是“新军事技术发展的熔炉”，尤其是无人技术，“乌克兰无人潜航器拥有攻击潜艇的能力，使俄罗斯舰艇面临更大风险。”而在这场较量背后，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终战谈判正“加速逼近”，俄乌双方都在疯狂展示战果，试图在未来的谈判桌上抢占更多筹码。俄罗斯海军636.3型柴电潜艇（资料图）造价悬殊：24万美元的无人潜航器 VS 4亿美元的潜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与海军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实施联合特种作战行动，用“潜海婴”无人潜航器击中一艘停靠在港口的潜艇。该艇装备可用于打击乌克兰内陆的“口径”巡航导弹。乌国家安全局称，由于乌方“海婴”无人水面艇先前成功的特战行动，这艘636.3型潜艇被迫停泊在新罗西斯克港。从公布的视频看，多艘军舰停泊在俄罗斯港口，海面发生巨大爆炸，水柱直冲云霄。俄罗斯港口发生爆炸。（图片来源：乌国家安全局）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乌国家安全局所提及的“潜海婴”（Sub Sea Baby）是不广为人知的新产品，从名称看或为无人水面艇“海婴”（Sea Baby）的水下版本。传闻单价约为24万美元的无人水面艇“海婴”，曾于10日对俄罗斯躲避制裁的“影子船队”所属油轮发动攻击。乌克兰舆论评价，它是乌克兰维持黑海海上战力优势的“核心资产”。636.3型柴电潜艇属基洛级改进型第三代常规潜艇。乌安全局称，一艘636.3型潜艇造价约为4亿美元，而国际制裁导致其成本上涨至5亿美元。该潜艇因舰体吸音能力强、难以被声呐探测，有“黑洞”之称。由于此前乌克兰使用“海婴”系列自杀式无人水面艇的频繁袭击，俄海军黑海舰队舰艇已经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转移，到了此次遇袭的黑海东部沿岸新罗西斯克港。俄罗斯潜艇受损程度成谜俄罗斯黑海舰队新闻处负责人阿列克谢·鲁列夫15日称，乌克兰用无人潜航器袭击新罗西斯克港俄海军舰艇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并没有黑海舰队舰艇在这次破坏行动中受损，也没有人员因此受伤，目前行动“一切正常”。黑海舰队还发布了潜艇袭击后的视频，希望以此证明“舰队没有一艘舰船或潜艇受损”。但视频中并未显示潜艇的船尾，同时，视频还显示出了爆炸后码头上残留的破碎混凝土碎片。黑海舰队发布视频，以证明“舰队没有一艘舰船或潜艇受损”。（图源：俄罗斯国防部）对于此次袭击，有乌克兰媒体称，乌克兰水下潜航器袭击俄罗斯潜艇的卫星图像显示，爆炸发生在距离目标数十米的地方。12月16日有卫星照片显示，潜艇泊位附近的码头受损，但仅凭卫星图像很难评估潜艇是否受损或者可能受损的程度。同时，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采取了任何紧急措施来保持漂浮，或防止油液或其他潜在危险液体泄漏，这些都是在潜艇损害严重时应有的措施。美国卫星对俄新罗西斯克港潜艇及周边地区的近距离观察，码头的损坏清晰可见。一些俄罗斯专家则对乌克兰方面放出的视频分析后，对袭击有效性“表示怀疑”，称水下无人艇可能“错误地命中了栈桥码头”。但有俄罗斯军事观察家则表示，多个来自新罗西斯克的消息源称，爆炸发生在两艘潜艇停泊位置之间，并对码头造成了损坏，其中一艘潜艇“轻微受损”。军事观察家承认，袭击事件本身“无可否认”地发生了，可能下次就不会这样幸运。神秘“第13组”改写海战规则？乌克兰几乎没有自己的舰船，却能将俄乌海上战线从兹米尼岛（蛇岛）和敖德萨，一路推进到新罗西斯克。即便在那里，俄罗斯军舰也遭受着攻击。主导这些工作的就是乌安全局下属的专门单位“第13组”，该特别小组由一名化名“十三号”的军官领导。《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称，“第13组”的工程师和军方人员，“磨练”出了能够对俄方造成重创的技能水平，已摧毁了二十多个俄罗斯海上和空中资产。乌安全局下属的专门单位“第13组”化名为“十三号”的军官。“第13组”成员不仅被赋予摧毁舰船的任务，还要负责追击俄罗斯直升机及战机。他们在乌克兰的海上无人装备上配备炮塔和导弹，削弱俄罗斯的航空平台打击能力。为了弥补地面雷达灵敏度不足的缺点，俄军被迫依赖基地的被动防御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吊杆障碍——装有链条和网的浮筒，横跨海湾入口以阻挡通行。然而，乌方无人艇操作员学会了克服这些障碍：特种部队能够识别这些障碍中最薄弱的点，并迅速“跳跃”过去。一艘装备AIM-9“响尾蛇”导弹的“马古拉V7”乌克兰无人艇。由于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力被限制在新罗西斯克或亚速海，这些地区又难以抵达。因此，“第13组”现在正将重点转移到其他俄罗斯关键目标，限制俄舰队远距离出海的能力。“第13组”指挥官“十三号”认为，海战的新阶段即将到来，这是装备不同武器的无人艇之间的冲突。美国“战区”（The War Zone）网站认为，虽然关于“潜海婴”（Sub Sea Baby）无人潜航器的许多细节仍是谜团，但其已被证明能用作武器的能力，使俄罗斯黑海东北边缘庞大港口的舰艇面临更大风险。无论俄罗斯潜艇是否受损，这次袭击再次表明俄乌冲突是“新军事技术发展的熔炉”，尤其是无人技术。

“纯度99%”磷虾油竟无磷脂？同仁堂涉嫌造假被约谈，百年老字号贴牌成灾？

百年老字号同仁堂陷入了造假风波。上海市消保委近日表示，一款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产品，却检测出磷脂含量为0，涉嫌造假。上海市消保委称将约谈该产品的经销商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是同仁堂集团的“孙字辈企业”。但《BUG》栏目致电同仁堂集团官网电话，工作人员称“我们没有这款产品”。实际上，同仁堂一直存在着贴牌乱象。虽然同仁堂集团多次在官网发布声明称从未允许下属公司使用“同仁堂”商标或者字样，但线上平台上的贴牌产品却层出不穷。同仁堂的业绩压力，或许是子品牌们热衷于贴牌的原因之一。根据同仁堂股份日前发布的财报显示，其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双双陷入下滑。今年8月，张朝华接任同仁堂股份董事长一职。根据同仁堂股份2024年财报显示，张朝华当年的报酬总额为237.87万元，在一众高管中薪酬最高，她上任后能否救场？涉嫌造假？同仁堂回应：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文称，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对市面上热销的15款国内外南极磷虾油产品开展了检测和调查，重点关注磷脂、虾青素、EPA、DHA含量及价格。其中，一款标称“北京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的产品，在网页介绍上写着“高含量”“智利进口原料”“高度提纯”“1粒≈100只磷虾”，其磷脂标识值为43%，看似是品质出众的优质产品，但检测结果显示该款产品磷脂含量为0。专家表示，南极磷虾油产品应该是以南极磷虾为原料提取的虾油，必定含有磷脂成分。针对相关企业涉嫌造假行为，上海市消保委将于近日约谈该产品的生产企业安徽哈博药业有限公司和经销商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要求其对产品的真实情况作出解释。针对此事，《BUG》栏目致电安徽哈博药业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官方电话，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则持有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49%股份，也即北京同仁堂（四川）健康药业有限公司是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孙子辈公司”。《BUG》栏目致电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官网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没有这个产品，不负责这个产品。”在北京同仁堂健康淘宝旗舰店上，确实没有“北京同仁堂99%高纯南极磷虾油”这款产品。店铺客服表示，报道中提及的产品我们从未售卖过，北京同仁堂是企业名称的组成部分，北京同仁堂并不等于“同仁堂”品牌，购买正宗“同仁堂”产品请认准同仁堂“火漆印”及“双龙标”，这两类标识均为同仁堂集团的官方品牌。一边贴牌，一边否认？在电商平台上看到，如果以“北京同仁堂南极磷虾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各种产品五花八门，售价在几十元不等。在一家名为“国信大药房旗舰店”的店铺，其售卖的产品包装上显著标明着“同仁堂”的字样，但其生产厂家为湖北康恩萃药业有限公司，经销商为珠海百悦实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与同仁堂均没有股权关系。湖北康恩萃药业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向《BUG》栏目表示，“我们是给同仁堂贴牌生产的，我们负责生产，然后贴上同仁堂的牌子，产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此前就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同仁堂存在着贴牌乱象。可贴牌的品类覆盖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各类日用品以及各类剂型的食药同源产品等大健康品类，在电商平台能够买到的很多产品，基本上都是子公司对外贴牌的产品。一边是子公司贴牌不断，但另一边是同仁堂不断对外撇清关系。2024年，同仁堂在官网发布声明称，从未允许下属公司使用“同仁堂”商标、字号及任何含有“北京同仁堂”“同仁堂”字样的标识，对外开展招商加盟活动，该类合作、加盟、宣传、销售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今年9月，同仁堂再次发布声明称，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本公司授权，擅自使用与“同仁堂双龙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生产、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用于其他商业活动的行为，均属侵犯本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营收净利双双下滑，新董事长“救场”资料显示，同仁堂品牌始创于1669年，目前旗下拥有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同仁堂国药等上市公司。近日，同仁堂股份发布2025年三季报。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33.08亿元，同比下降3.70%；归母净利润为11.78亿元，同比下降12.78%；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1.63亿元，同比下降11.95%。惨淡的财务数据，或许是同仁堂贴牌乱象背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同仁堂股份从2024年就开始进入业绩衰退期。2024年，同仁堂股份实现营收185.97亿元，同比增加4.12%；归母净利润15.26亿元，同比减少8.54%，这也是五年来的首次下降。今年上半年，同仁堂股份实现营业收入97.69亿元，同比微增0.06%；实现归母净利润9.45亿元，同比下降7.39%；归母扣非净利润同比下降5.03%。业绩下滑之下，同仁堂股份今年也出现了高层大换血。今年8月，原同仁堂股份董事长邸淑兵在未到任期的情况下提前辞去董事长，由张朝华接任董事长一职。公开资料显示，张朝华长期供职于同仁堂系统，由基层逐步成长为高级管理人员，曾担任同仁堂股份总经理、同仁堂集团副总经理等职位。根据同仁堂股份2024年财报显示，当时担任总经理的张朝华当年的报酬总额为237.87万元，在一众高管中薪酬最高。

贩卖个人信息获利十余万，唐山俩辅警获刑

（原标题：贩卖个人信息获利十余万，唐山俩辅警获刑）唐山两名辅警利用工作之便，私自使用副所长公安网数字证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贩卖，2个月内获利十余万元。2025年11月17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两名辅警犯侵犯个人信息罪获刑。根据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于2025年3月26日至2025年5月10日间，通过聊天软件联系了昵称为“聚宝查档"的人，在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某派出所内，私自使用副所长周某的公安网数字证书，按“聚宝查档"要求，为“聚宝査档”及其员工“雪妹”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66166元。王某和陈某共同为“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7986元(王某分得3600元)。被告人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经王某介绍，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5月10日间，在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某派出所内，私自使用副所长周某的公安网数字证书，为“聚宝查档”及其员工“雪妹”、“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40317.33元。陈某和王某共同为“椰汁查档”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人民币7986元(陈某分得4386元)。两人的犯罪行为很快被发现，2025年5月10日，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电话通知该所所长，让其带王某、陈某到路南分局网安大队接受调查。王某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且交代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与王某的犯罪经过并详细供述了自己参与作案的经过。2025年5月10日22时，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向被告人王某宣布拘留，同日23时将王某送至唐山市第二看守所。2025年6月4日，被告人陈某委托家属退缴违法所得46911.3元(40317.33元+4386元+2207.97元，其中2207.97元部分对应的是买家提前预付的钱款但公民信息尚未出售)上缴到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2025年6月6日，王某委托家属退缴违法所得70288元(66166元+3600元+522元，其中522元部分对应的是买家提前预付的钱款但公民信息尚未出售)上缴到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2025年8月28日，王某、陈某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5年9月2日，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将上述共计人民币117199.3元移送至法院指定账户。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信息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民信息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名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能证实王某售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性质，从而无法准确评估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量刑时建议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量刑方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王某属于自首，建议减轻处罚。二、被告人王某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且自侦查阶段开始即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同样表示认罪认罚建议从宽处罚。三、被告人王某已经全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王某适用缓刑。被告人陈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陈某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性无异议，在量刑方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陈某构成自首，建议从轻处罚。二、被告人陈某系初犯、全部退赃且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建议适用于不低于自首的从宽处罚的幅度。三、被告人陈某家庭经济收入低，父母均无劳动能力，且有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建议法庭对其处以较低的罚金刑。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主动前往办案单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王某退缴全部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对于其辩护人提出的建议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的犯罪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陈某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主动前往办案单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宽处罚。被告人陈某退缴全部赃款，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一、被告人王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二、被告人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随案移送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7199.3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述钱款暂存于本院指定账户)。四、扣押在案的手机四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暂存于本院)。

携程与柬埔寨合作引担忧 有网民连夜注销账号

(原标题：携程与柬埔寨合作引担忧 有网民连夜注销账号)中国在线旅游巨头携程与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合作，引发部分中国网民担忧此前曾发生信息泄露事件的携程，可能会在此次合作中将个人信息暴露给柬埔寨相关诈骗园区，因此不少用户开始注销携程账户。综合香港01和界面新闻等报道，携程集团星期一（12月1日）与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在上海举行营销合作签约仪式。柬埔寨国家旅游局首席执行官金米尼（Kim Minea）与携程集团副总裁陈冠其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旅游推广领域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消息一出，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不少用户称将开始注销携程账户，“账户永久注销成功”的截图据悉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有网民说：“用了八年的携程帐号，昨晚注销了，宁可多花钱买机票，也不想接到柬埔寨的诈骗电话。”也有人连夜解绑手机号和银行卡，“晚一步信息就没了”。网民的担忧除了柬埔寨的安全问题外，还与携程此前的安全记录有关。2014年，携程曾因安全漏洞导致用户敏感信息泄露，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2018年又因过度收集信息被工信部约谈。尽管携程官网列出多项安全保障措施，网民仍对个人信息流向诈骗集团心存疑虑，“在柬埔寨要是被绑架，携程能救我吗？”截至星期五（12月5日），携程尚未就此次帐号注销潮作出回应。有网民认为，如今诈骗手段升级，不法分子常以“低价旅游团”为诱饵骗游客赴柬埔寨进行诈骗，而携程选择与柬合作的举动，令人心寒。

被反诈系统“误伤”的人，半年五次停机

（原标题：被反诈系统“误伤”的人，半年五次停机）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运营商客服电话。●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他请求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吊诡的是，上海移动的老用户，因为到其它城市出差/没有及时给号码充值导致手机号码被停需要二次实名，在上海移动客服临时开通流量进行二次实名后，在用户完全按照移动客服的要求完成二次实名步骤后，他们又告知用户因为刚刚使用移动流量进行二次实名时产生了高额流量费用，因为欠费几毛钱没有二次实名成功，需要用户再充钱进去进行二次实名；如果充钱充少了就会再次陷入二次实名产生高额流量费手机欠费导致二次实名失败然后让你再充钱的循环之中。用户的疑惑在于，二次实名和号码临时欠费有关系吗？二次实名和欠费完全是两码事！上海移动的这个二次实名和高额流量费用之间属于什么套路？还是其中有利益牵扯？）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运营商告上法庭。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而且，她觉得运营商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运营商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去年，梁秋毫与运营商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运营商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在与运营商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

马斯克：短视频，它好像在“腐蚀人们的大脑”

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当地时间周二接受 Katie Miller 的播客采访，被问到“有什么发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糟”，马斯克思考了一下回答称“可能是短视频”。马斯克表示：“它（短视频）好像在腐蚀人们的大脑。”主持人又问到“你希望什么技术永远不会被发明出来”，马斯克表示“我希望那些能够摧毁意识的东西不会被发明出来”。IT之家注意到，马斯克还透露，X 平台的新推荐算法应该在这个月上线，该算法由他的 AI 工具 Grok 驱动。Grok 将每天阅读所有的 X 帖子，并根据用户的兴趣推荐新的内容。马斯克表示：“一个关注者数量不多的账户或者新账户，如果内容本身非常优秀，是否能让很多人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宣判，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原标题：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宣判，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四年）12月11日上午，北京市的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宣判。上午9：23，被害犬只西高地犬Papi的主人李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当庭提出上诉。该案于2023年10月26日开庭审理，后历经九次延审。李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本案中，包括她在内共有11名被害犬只的主人作为被害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无一人谅解。对李女士来说，陪伴了她13年的Papi并非一件普通的“财物”，而是一名家庭成员。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这件事没有“胜利”可言：“我真正的诉求是希望我的小狗回到我身边，但已经不可能了。”图为李女士的西高地犬Papi（受访者视频截图）2022年9月，北京朝阳区某小区多只宠物犬中毒身亡。该小区居民李女士的爱犬，13岁的白色西高地犬Papi是被害犬之一，因接触浸泡过剧毒氟乙酸钠的鸡脖，于9月14日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悲痛万分的李女士辞职，四处奔走讨公道。小区内多只宠物中毒死亡涉案毒药对人也致命2022年9月14日上午8点，李女士的家人像往常一样带着Papi出门遛弯。中午，正在公司吃午饭的李女士接到家里的电话，告诉她Papi抽搐、尖叫、吐血、大小便失禁，家人带它去了宠物医院。李女士扔下午饭，赶往医院。她知道，Papi是一只很能忍痛的小狗，之前打针总是一声不吭，它惨叫一定是因为痛到了极点。在医院，医生告诉李女士，Papi可能是中毒了。中毒的Papi极度痛苦，不断抽搐。医生为它打了镇静剂做血透。镇静剂药效过了，Papi又开始抽搐，整个舌头发黑，不受控地顶着上颚，无法呼吸，医生为它插管供氧。Papi从中午抢救到了晚上，李女士看着Papi的心电图从还有微弱的波动，到只剩一条直线。Papi小时候的照片 受访者视频截图从医院出来，李女士抱着Papi的尸体回到小区，看到院子里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当天有好几条宠物狗、几只流浪猫都中毒身亡了。小区面积不大，带孩子的家长也担心孩子在院子里活动时接触到毒物。Papi还在医院抢救时，李女士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她和小区里另外10名被害犬只的主人组建了微信群聊，商量如何讨回公道。11只被害犬只中，有9只死亡，2只经抢救后生还。李女士通过办案人员了解到，涉案的毒药是氟乙酸钠。据公开资料，氟乙酸钠是一种剧毒化合物，也是灭鼠药的主要成分。其毒性强、药力发作快，我国已经明令禁产和禁用。人口服中毒死亡率极高，宠物嗅闻、舔到就可能死亡。李女士告诉记者，“从我20多岁到30多岁，这只狗狗陪伴我走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几年。它是我的至亲至爱，是一个精神支柱。”狗作为有生命的伴侣动物，对于主人的意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普通财物。“还有一只被害的狗狗叫黄黄，12岁半，它是被领养的流浪狗。主人并不富裕，但也花了上万元去抢救它。”11人提起刑附民诉讼：“这个案子本质上是人的事”立案告知书显示，2022年9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对“张某某投放危险物质”一案立案侦查。2023年10月26日，该案开庭审理，李女士等11名被害犬只主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李女士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代表出庭。据李女士在法庭上了解的信息，被告人张某某，男，65岁，是同小区的居民。他用氟乙酸钠浸泡鸡脖，然后扔在了小区的公共区域。Papi做过拒食训练，也挑食。案发当天，李女士和医生都没有从它的呕吐物中看到碎肉。李女士猜测，Papi是嗅闻了有毒的鸡脖后舔了鼻子，从而中毒身亡。李女士告诉记者，张某某承认自己投了毒，但关于投毒的原因前后矛盾、语焉不详。他自称讨厌狗，但否认犬只死亡是他造成的，不认可李女士她们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求。还说他也养过狗，他也很爱狗。李女士（中）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代表出庭（图/极目新闻）“这个案子本质上是人的事。”李女士说，自己为Papi按规定办了狗证，她和家人带Papi出门时都会牵绳，她还曾就同小区其他犬主的不文明行为报过案。但投毒的行为无差别地伤害了在小区里活动的所有小动物，对小区里的儿童造成了潜在的危险，对失去爱犬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李女士说，11位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总共提出了数十万赔偿诉求，她本人提出了约20万赔偿诉求，包括狗作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伴侣动物，其死亡造成的损失、殡葬费用、误工费等。2023年，李女士被诊断为“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已将相关诊断报告等提交法院。宠物价值的多少，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数额，也是影响定罪量刑的因素之一。但李女士在法庭上了解到，司法鉴定机构对涉案宠物价值评估失败，理由是“缺少评估参数”。据央视网报道，有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宠物相关的司法鉴定制度设置大多处于空白状态。“不单是宠物中毒时会面临司法鉴定的问题。宠物诊疗、宠物伤人、宠物纠纷，目前在民事诉讼领域，这样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以往判例：多个案例中的毒药涉氟乙酸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毒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索到6篇公开的裁判文书。这6起案件中，被告人均以“毒狗”为目的，在公共场所投放剧毒物质，造成犬只死亡，被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提起刑事公诉。案发地有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安徽。在案发于黑龙江省的案件中，2021年11月，小区保安沙某某、王某某因不满小区业主溜宠物犬过程中放任宠物犬在小区草坪上肆意拉尿，用含有氟乙酸类成分的鼠药浸泡鸡肝后，投放到小区草坪上，导致11条宠物犬（价值35300元）中毒死亡。这份判决书中，法院指出，虽然两名被告人的主观目的是想要毒死小区内随意拉尿的犬类，但只要从该小区草坪经过的动物，都有可能误食并可能造成死亡的后果，还有可能在动物身体上沾有鼠药并传染到动物主人的身上并造成伤害，客观上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而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害人不按照饲养家犬的相关规定对家犬进行圈养、拴绳管理，存在过错”，法院认为，这不是被告人可以触犯法律犯罪的理由。此案例中，两名被告人对所有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和解、谅解。法院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零七个月、三年零六个月。内蒙古自治区的案件中，2025年3月，苏某甲、苏某乙因发现骆驼圈周边出现大量流浪狗撕咬其放养的小骆驼，多次驱赶无果，产生了用剧毒氰化钠毒狗的想法。两人将拌有氰化钠的猪皮、剩饭放置在彩钢房周边，却毒死了牧民用来放牧的两条牧羊犬，玉门市某中心鉴定，死亡犬只的价格为人民币3300元。两人取得了被害牧民的谅解，并进行足额赔偿。法院判决苏某甲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苏某乙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在案发于内蒙古的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佟某某因楼下邻居养了十三条狗，经常在半夜里吵叫，佟某某多次向物业反映无果。物业找到田某某就养狗扰民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但一直未得到解决。他将含有溴敌隆的毒狗药粉撒在火腿肠上，投放到楼下的道路上，最终导致邻居所养的九条狗被毒死。经通辽市科尔沁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死亡的九只狗市场价格为403元。因佟某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等，法院判决佟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记者注意到，这6起案件中，有4起案件涉案毒药均涉氟乙酸。据中国法院网，氟乙酸钠是一种剧毒化合物，也是灭鼠药的主要成分，由于其毒性强、药力发作快，又具有二次毒性，我国已经明令禁产和禁用。2020年，一名杂货店商贩购买了一批名为“美国二号”的灭鼠药，在店内贩卖。案发后，警方在其店中查处共50瓶灭鼠药，经江苏省理化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灭鼠药中含有氟乙酸钠。涉案商贩因私自贩卖灭鼠药，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构成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起诉，后该商贩认罪认罚。据了解，氟乙酸与氟乙酸钠毒性机制相同，均对人体和动物危害性极大。

量化交易在交易所的设备将被清退？多家券商相关负责人回应

12月11日晚间，市场上有一则传闻引发广泛关注，“近期传出三条交易链路调整新规，核心通知内容包括：一是交易报盘增加延时，分两种方案；二是要求券商3个月内清退所有客户专属设备，包括单一客户服务设备等。”就此传闻，记者向多家券商IT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求证，得到的反馈多为，“目前尚未接到具体通知”。某券商IT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们还没接到正式通知，但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这则消息。可以再等等看，如果监管有正式的通知应该不久后会发布。”此前部分机构靠专属设备、低延时链路抢占交易先机，这也是一些量化交易＂速度优势＂的来源。某券商分支机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传统散户所谓的‘快速通道’和这类‘快速通道’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快速通道’就是单独弄个席位，就一个客户在里面交易，因为人少，特别是打板的时候排位靠前，但物理速度跟其他有很多人的通道是一样的。量化在用的主要是把服务器放在交易所，中间延时会少很多，还有些硬件上的支持，物理速度会提升不少。以前很多高频交易都要把硬件放在交易所机房。”

涉背离精准扶贫脱贫酿严重后果 证监会退休高官王会民被双开

原标题：涉背离精准扶贫脱贫酿严重后果 证监会退休高官王会民被双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中共纪委书记王会民星期一（11月24日）被通报“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这名“老金融”被指背离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擅权妄为、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上市、定增融资、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公开资料显示，王会民今年66岁，来自甘肃宁县，是一名“老金融”，早年在新疆工作长达近40年，期间18年任职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2014年1月，王会民仕途首次离开新疆，进京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共纪委书记、党委委员。他2015年12月转任中央纪委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纪检组组长，2019年4月卸任。今年3月，官方通报王会民被查。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经查，王会民背离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擅权妄为、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组织原则缺失，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王会民也被指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亲属、特定关系人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执纪违纪，执法犯法，大搞利益交换，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上市、定增融资、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称，王会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会民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他享受的待遇；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他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王会民今年3月21日落马后，中国证监会中共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当晚主持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王会民审查调查的决定。证监会中共党委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定不移把证监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会议也要求证监会各级党委深刻汲取王会民案件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

中国最高法:守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底线

（原标题：中国最高法：守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底线）中国最高法召开会议强调，守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底线，保护民企合法权益，依法支持民营企业回款权利。根据中新社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星期四（12月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七件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最高法院民二庭庭长王闯介绍，近年来，法院坚持把依法平等保护贯穿司法审判工作全过程，通过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依法守护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底线。法院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严格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参与兼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正当经营与违法犯罪等罪与非罪的界限。二是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法院通过发布相关典型案例，明确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犯罪等裁判标准，助力民营企业清除内部“蛀虫”。同时，依法严惩对企业造谣抹黑、敲诈勒索等犯罪，划定行为红线，形成有力震慑。此外，对于为追逐网络流量而散布虚假信息、因个人恩怨而侵犯企业家人格尊严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彰显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的鲜明司法态度。三是依法支持民营企业回款权利，促进政府诚信建设。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属于中小企业，针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付款为付款前提的“背靠背”条款无效，防止大企业凭借优势地位欺压中小企业，依法保障民营企业账款得到及时支付。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将机关、事业单位失信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平台，督促其诚信履约。四是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保护新质生产力。法院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促推创新成果转化。深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协议等行为，维护中小企业竞争利益。王闯指出，下一步，全国各级法院将按照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持续狠抓九分落实，持续做深做实依法平等保护，服务好、保障好党和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大局，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司法保障。

全球第七例！男子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成功“摆脱 HIV”

一名男子在接受血癌治疗的干细胞移植后，成为全球第七位体内不再检测到艾滋病毒（HIV）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也是七人之中第二位接受的捐赠干细胞本身不具抗HIV基因突变的患者，这进一步强化了科学界的观点：想治愈HIV，未必一定需要抗HIV的“基因抵抗型”干细胞。根据NewScientist 报导，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盖布勒（Christian Gaebler）表示：“看到没有抗性突变也能达到治愈，让我们在治疗HIV方面有更多可能性。”。先前已有五名患者在接受带有CCR5基因双突变（缺乏 CCR5 蛋白、病毒无法入侵免疫细胞）的捐赠者干细胞后成功清除病毒，因此科学界一度认为：“两个CCR5突变等于治愈HIV的关键”。盖布勒说：“我们过去相信使用抗HIV的干细胞是必要条件。”然而去年，第六名患者——“日内瓦患者”（Geneva patient）——在接受不具CCR5突变的干细胞后，体内两年多未检测到病毒，引发巨大关注。尽管不少科学家认为“两年”仍略短，不足以100%宣告“治愈”，盖布勒表示新的案例使“日内瓦患者已被治愈”的可能性大幅提升。最新案例：接受非抗性干细胞后 病毒消失超过7年这名最新患者在2015年10月因白血病接受干细胞移植，当时51岁，并感染HIV。治疗中，他接受化疗以摧毁体内大多数免疫细胞，让捐赠干细胞能重建健康免疫系统。原本医疗团队希望能使用“抗HIV”的干细胞，但找不到合适捐赠者，只能使用一条正常CCR5基因、一条突变基因的细胞。当时患者持续服用标准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药物，使病毒维持在“不可检测”状态，降低感染捐赠干细胞的风险。但在移植后约三年，他选择停用 ART。盖布勒说：“他觉得已经等了很久，癌症缓解，身体好转，他认为移植应该会成功。”停药后不久，医疗团队在他的血液中找不到任何病毒迹象。至今他已7年又3个月未检测到HIV，达到科学界认定的“治愈”标准。他是七名案例中第二长期未复发者，最长的案例约为12年。盖布勒说：“令人惊讶的是，十年前他几乎面临因癌症死亡的高度风险，如今他不但撑过致命疾病，也摆脱HIV，不用任何药物，身体健康。”不需要CCR5双突变？科学家：我们的假设被颠覆了英国剑桥大学的 Ravindra Gupta（未参与研究）表示：“我们以为一定要使用缺乏CCR5的捐赠者细胞——结果并不需要。”原本的理论是：化疗后剩余的病毒难以感染“抗性”捐赠细胞，因此病毒池枯竭，最终清除。盖布勒说：“简单讲，就是病毒可感染的宿主细胞被用光。”但最新案例暗示，病毒之所以无法卷土重来，是因为捐赠细胞能成功歼灭患者残留的免疫细胞，在病毒扩散前就把原宿主细胞完全消灭。这种免疫反应通常来自捐赠细胞与患者细胞之间蛋白差异，让捐赠细胞将患者的残留细胞视为攻击目标。结果显示，即使捐赠细胞不具双CCR5突变，也可能达成HIV治愈。但要成功，可能需多种因素完美契合，例如两者的基因差异必须“刚刚好”能引发强力的免疫反应，迅速消灭患者残留细胞。再加上，该名患者自己也带有一条CCR5突变，可能让他的免疫细胞分布更有利于清除病毒。并非所有HIV患者都适合移植 ART依旧是主流最佳治疗盖布勒强调：若能找到抗HIV的干细胞，对需要移植的患者仍应优先选择。但他也指出：干细胞移植风险极高，不适合仅感染HIV、但没有癌症的人。移植可能引发致命并发症，大多数HIV感染者仍应以ART为主，安全又能长期维持健康。此外，新药 lenacapavir 只需一年两针，就能提供近乎全面的预防保护，为未来阻断HIV感染带来重大突破。同时，科学界也在积极研究基因编辑疗法与疫苗，希望能找到更普及且低风险的HIV治愈方法。

A股公司年底密集更换会计所，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正在频繁“丢单”

进入年尾，多家A股公司密集“换所”，部分遭证监会立案的会计师事务所正在频繁“丢单”。第一财经据公告统计，本月以来，平治信息（300571.SZ）、韩建河山（603616.SH）、荃银高科（300087.SZ）等均公告称（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审计机构包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下称“立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中兴财光华”）等，拟改聘的新所涉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下称“容诚所”）等。对于改聘理由，部分公司称，前任会计所已连续多年提供审计服务，为保证审计工作独立客观，更好匹配公司后续发展需要，故做出变更。这其中，近期遭立案的中兴财光华面临多家客户公司“出走”。上月底，因*ST立方（300344.SZ）被查明存在长期财务造假，提供年审服务的中兴财光华被立案。“连锁反应”随即出现，上周末至今，珠海中富（000659.SZ）、ST华扬（603825.SH）等均宣布改聘他所。还有一些原拟与该所合作的公司，紧急叫停相关方案。航天宏图（688066.SH）最新披露，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取消审议聘任2025年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11月下旬，该公司曾拟变更会计所，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中兴财光华。“中介机构被调查，本身可能不会对与调查无关的公司及项目产生直接影响，但不排除受此影响，这类机构可能会引发更多市场关注。”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峰告诉第一财经。上市公司密集更换会计所进入12月，A股公司密集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记者据公告初步梳理，本月以来披露相关公告的公司已超10家，除前述公司外，还有浩洋股份（300833.SZ）、*ST太和（605081.SH）、航锦科技（000818.SZ）等。这其中，3家公司与立信所“分手”，涉及平治信息、奥特迅（002227.SZ）、北摩高科（002985.SZ）。其中，平治信息与立信所合作10余年。该公司最新披露，立信所已连续13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和客观等，公司拟改聘容诚所担任公司2025年年审机构。资料显示，早在2016年，平治信息登陆创业板时，立信所便为其IPO“保驾护航”，并为该公司2019年、2021年的两次定增提供审计服务。另两家公司奥特迅、北摩高科，则分别改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中审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而奥特迅与立信所合作仅一年有余。去年10月，该公司变更会计所，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立信所，此次改聘中审亚太。还有一些会计所，在被立案调查后，遭上市公司匆匆解聘。证监会官网11月28日披露，*ST立方涉嫌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记载，经查，该公司在2021年至2023年累计虚增营收6.38亿元。该公司涉嫌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深交所将依法启动退市程序。中介机构也难逃追责，中兴财光华被同步立案。证监会称，对案件所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行为正式立案调查，涉嫌未能勤勉尽责的将依法严惩。上周末以来（11月29日至今），中兴财光华遭多家A股公司解聘，涉及珠海中富、ST华扬、汉邦高科（300449.SZ）、ST汇洲（002122.SZ）。上述公司改聘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等。对于改聘，部分公司提到，系基于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整体审计需要。这些公司中，有的与中兴财光华合作多年。早在2018年，ST汇洲（原ST天马）便与中兴财光华合作，其间还多次回复交易所对该公司出具的年报问询函。而一些公司，原拟与中兴财光华续约，如今却匆匆分手。珠海国富与中兴财光华合作已有四年，后者自2021年起便担任前者的年审机构。该公司4月上旬公告，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续聘中兴财光华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不过，12月初，该公司称，综合考量业务发展与审计需求，公司拟聘任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担任2025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频频“丢单”与中兴财光华“分手”的公司还不止上述4家，据记者梳理，三季度以来，该会计所持续面临客户流失。据公告，9月至今，多家中兴财光华的客户公司“换所”，涉及河钢资源（000923.SZ）、摩恩电气（002451.SZ）、松芝股份（002454.SZ）、海昌新材（300885.SZ）等。上述公司中，海昌新材与中兴财光华合作已有10年。变更理由方面，松芝股份提到，中兴财光华已连续5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证年审工作的独立客观，同时，由于中兴财光华人力资源配置和工作安排问题，预计无法继续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官网显示，中兴财光华2024年审计收入9.91亿元，目前为70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新三板企业超过1000家。主要客户包括河钢股份、中航泰达、华夏幸福等。另据Wind统计，目前共65家A股公司聘任中兴财光华，涉及全新好（000007.SZ）、华控赛格（000068.SZ）、国际实业（000159.SZ）等。除项目流失外，中兴财光华的从业人员也在减少。据公开报道，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数据显示，截至12月2日，中兴财光华共有723名注册会计师，较2024年末的804名减少10%。今年以来，在资本市场从严监管背景下，不仅有问题的上市公司相继被立案，中介机构也难逃处罚。9月初，证监会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及4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做出行政处罚，事发延安必康2019年年审报告虚假记载；财政部会计司网站10月底披露，河南守正创新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财务费用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被暂停经营业务3个月。许峰表示，“一案双查”是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违法案件的常规操作，即如果上市公司因财务造假被立案或处罚，通常有关部门也会对相关财报的审计机构延伸处理。“如果发现会计所也存在不遵守独立审计准则等违规，也会对其立案调查并处罚，这是证监会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监管动作。”他说。许峰同时提到，在后续的投资者索赔案件中，被处罚的会计所也会成为共同被告，或被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介机构被立案，是否将引发连锁反应？许峰认为，中介机构被调查本身可能不会对无关公司及项目产生直接影响，但不排除后续可能会引发更多关注。

“百度人名大全”闹剧发酵：“张吉惟”等组队打羽毛球，还配身份证号

近日，“全网最忙五人组”及其背后的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牵出诸多乱象。其中的“张吉惟”“林国瑞”等名字被广泛复制粘贴使用，既充当过政府采购评审小组人员，又包揽了书法大赛特等奖，引发舆论热议。12月5日，这场闹剧仍在发酵。有网友反映，“张吉惟”“林国瑞”等多人曾集体报名参加了知名运动品牌VICTOR举办的“2023 VICTOR 双雄会天津站”。据该公司网站2023年10月发布的信息，2023 VICTOR双雄会天津站即将开赛，比赛地点在天津市东丽区英图羽毛球馆。所附报名表显示，“信使之师”1号队员兼领队正是“张吉惟”（男 身份证号130602197705******），他的队友有林国瑞（男120109197006******）、林玟书（女120109196910******）、林雅南（男120109197211******）、江奕云（男120103197211******）、刘柏宏（男120103197401******、阮建安（男120109197404******）、林子帆（男120109197609******）。“张吉惟”“林国瑞”等多人曾集体报名参加2023 VICTOR双雄会天津站“超越队”1号队员兼领队为夏志豪（男130702197609******），该队队员有吉茹定、李中冰、黄文隆、谢彦文、傅智翔、洪振霞、刘姿婷……澎湃新闻注意到，《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有大量名字成批出现在此次的VICTOR 双雄会天津站报名表中。《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另据VICTOR官网当年稍早前发布的信息，2023年5月13日-14日，2023 VICTOR 双雄会哈尔滨站在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举行。这次，“张吉惟”身为泰山队球员兼领队，身份证号改成了232324197605******，其队中另外7名球员分别为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林子帆、夏志豪。“张吉惟”身为泰山队球员兼领队身份证号更改“飞翔小组”球员兼领队为“吉茹定”，阵中球员有李中冰、黄文隆、谢彦文、洪振霞、刘姿婷、荣姿康、吕致盈。这些名字也均出自《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首页。相关报道："全网最忙5人组"出现在各种名单中 多方回应来自红星新闻“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5个名字因出现在中国政府采购网12月3日公布的《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第五项评审小组成员名单中，而被舆论熟知。但事实上，这5个名字均出自某平台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下称《人名大全》）文档，且位列前5位。不仅如此，据红星新闻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这5个名字还不断出现在各大赛事获奖名单、课题项目研究员名单、期刊杂志编委会名单、地方行政处罚名单之中。因频繁出现且名字排列顺序都不曾有任何变化，这5个名字也被网友调侃为“全网最忙5人组”，而相关赛事、杂志、项目研究组乃至地方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也因此遭受质疑。就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指出，类似情况的发生说明一些地方自我监督工作仍有不足，并建议可借助AI等现代化手段强化监管。“全网最忙5人组”出现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从政府采购评审到行政处罚对象多方发声明、通报回应疑似“虚假人名”12月3日，《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第五项评审小组成员，被曝来自网络文库的《人名大全》，媒体质疑该项目评审使用虚名凑人数。12月4日，竹溪县住建局就此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终止该项目招投标程序，并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将依法依规处理。竹溪县住建局采购公告截图12月5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致电竹溪县住建局，一名接线人员回复称，当地纪委已就此事成立专门调查组，但目前还没有正式调查结果。待调查清楚后，当地也会发布情况通报向社会说明。无独有偶，辽宁抚顺市新抚区政府官网2022年5月25日发布的《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里，张吉惟、林国瑞、江奕云因占道经营，每人被罚款50元。但目前该公示已被删除。12月5日下午，抚顺市新抚区政府就“新抚区行政处罚公示不实”问题发布情况通报称：经连夜调查，区政府官网发布的《公示》中存在使用虚假人名的问题，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执行简易处罚程序过程中，未按有关规定登记被处罚人员姓名，且在后续备案及公示材料时使用虚假人名。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违规执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新抚区政府发布的通报此外，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这5个名字也曾以相同顺序出现在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中，且荣获成人组特等奖、一等奖。但目前，赛事方已将相关征稿和公示推文删除。公开资料显示，该比赛主办方为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据天眼查信息，该研究院执行事务合伙人名叫袁伟民，他同时也是涉事比赛的赛事组委会主任、评审费收款人。据悉，该比赛每件投稿作品收取30元评审费，并设有多个奖项，奖金合计2万余元。相关推文中提到，该比赛有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参与其中。但12月4日，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发布声明，称对“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的举办不知情，未参与，也从未给该赛事提供任何学术支持”。同日，“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主办方向媒体发布《致歉声明》，承诺将全面梳理参赛信息，为所有报名选手全额退还参赛费用。并表示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力推进费用退还筹备等事宜。“5人组”当过研究员，还担任过学术期刊编委会成员？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网友发现，这5个名字——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实际出现在多个项目名单中。红星新闻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在近4年时间里，这5个名字不仅曾被列为行政处罚对象，还先后参加过音乐、物流、播音主持等比赛；上过某地方台少儿春晚报名表；担任过期刊杂志编委会成员；做过课题研究组的研究员……如在2021年6月4日“音韵国际艺教平台”公众号刊发的一份获奖名单中，声乐A组一等奖获奖者为张吉惟；二等奖为林国瑞、林玟书；三等奖为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记者发现，该比赛声乐项目多个小组获奖人员名单，绝大部分都来自《人名大全》文档。此外，这5个名字还曾出现在某电视台少儿春晚报名表中；今年1月，一家名为“麦芽儿培训中心”的机构公众号发布的“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结果中，全国青少儿播音主持专业考级成绩里，这5个名字又取得了好成绩。今年5月，名为“自贸港供应链精英”的公众号发布的2025年5月高级物流职业经理统考通过名单里，张吉惟等4人再次出现。但记者发现，到12月5日该公众号已删除相关内容。张吉惟等4人出现在高级物流职业经理统考通过名单里除了各类参赛获奖，这5个名字还出现在学术领域。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广东省体培健康研究院”官网登记的研究员里，也出现了包括张吉惟等多个来自《人名大全》的名字，但目前相关研究员名单已被隐藏。天眼查信息显示，该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注册地址为惠州市惠阳区。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研究院经营范围涵盖体育健康服务、健康咨询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等。该研究院官网简介自称，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以企业为主体的体培健康行业研究院，拥有数百位国内外体育行业专家的研发教研团队，研发体系覆盖运动康复、运动营养、全能健身教练、中老年健康管理等多个体育行业相关专业领域。体培健康研究院网页截图（但相关研究员信息目前已隐藏）针对机构研究员里出现《人名大全》名字的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拨打了该研究院的公开电话，但当记者询问相关情况时，一名接线人员迅速挂断电话。同时，记者也就此事致电惠州市惠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接线员表示：“暂未接到相关投诉和反馈。”对记者反映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已进行记录。此外，一本名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的杂志官网介绍中，张吉惟等多人则成了该杂志编委会成员。但在12月5日记者再次查看官网发现，相关编委会人员名单已进行更换。就此，红星新闻记者尝试拨打该杂志官网电话，一名自称该杂志编辑部成员的接线人员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左图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此前编委会人员名单，右图为新编委会人员名单不过，记者在中国知网查询发现，《临床医学研究前沿》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并未收录其中。按照该杂志官网简介，该期刊隶属NEM出版有限公司，而该公司涵盖69种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涉及文学、法学、教育学、化学、中医学、农学、物理学等多个方向。专家：可利用AI技术加强监管将虚拟人名加入政府采购报告的评审组、列入“行政处罚”名单，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严格意义上，这背后其实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体现”。竹立家解释称，该类事件反映出，一些基层政府人员在做本职工作时，不愿下功夫把各个方面的材料整理清楚，把工作做扎实，而是选择上网抄袭以搪塞上级，这说明部分基层人员对本职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对可能被上级忽视的工作细节不严格要求，这实质上就是形式主义的体现，也反映出政府自我监督能力的不到位。“无论是采购评审还是行政处罚，我们在政策制度上都有严格要求，也有配套的监管体系，但在落实上却出了问题。”竹立家认为，类似情况说明，优良的制度之外还需加强基层建设，加强自我监管，避免基层人员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否则，类似情况的出现，将极大损伤政府威信，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竹立家建议，要强化企业乃至行政部门的监督力度，可通过现代技术如AI等，以大数据模型为参考，就能迅速避免基层工作出现套用虚假信息、虚假人名等错误。

中国移动被调出上证50指数

中国移动被调出上证50指数，有市场人士称，中国移动综合排名不满足上证50指数的纳入条件，因此在本次调样中被调出。据《证券时报》报道，星期五（11月28日），上交所与中证指数公司公告了2025年下半年的指数调样安排。含H股的总市值位居沪市第四位的中国移动被调出上证50指数，引发市场关注。市场人士称，根据指数编制方案，上证50指数对样本空间内的证券按照过去一年的A股日均总市值、日均成交金额进行综合排名。中国移动今年以来股价复权后小幅下跌约5%，A股总市值约为1000亿元，最新排名位于沪市第100名左右，结合成交金额后的综合排名不满足上证50指数的纳入条件，因此在本次调样中被调出。上述市场人士表示，本次调样实施后，中国移动仍为上证180、沪深300、中证A500等主要指数的成份股，调出上证50指数并不代表基本面发生了变化。

小红书上的假房源

当专业平台的“真房源”标准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时，小红书、抖音、闲鱼等平台以UGC（用户生成内容）构建的内容生态，在缺乏针对性监管的情况下，大量个人与中介利用平台发布虚假房源，损害了用户权益与内容生态的健康。经济观察报在小红书上咨询多位发布低价房源的博主后发现，多数房源要么已经“卖出”，要么根本不存在，但可以推荐其他项目。换言之，小红书上大量的高性价比房源，只是销售人员和中介机构用于吸引流量的“诱饵”。“北京菜市口复式公寓，130平方米三居室，带独立小院，总价161万元。”“北京车公庄，79平方米上下两层三居室，独门独院，现价142万元。”“北京劲松83平方米三居带花园小院，精装修，总价165万元。”在小红书上，此类“核心商圈、豪华装修、价格诱人”的低价房源信息并不罕见。每条笔记下通常都有数十甚至上百条咨询留言。经济观察报在小红书上咨询多位发布此类低价房源的博主后发现，多数房源要么已经“卖出”，要么根本不存在，但可以推荐其他项目。换言之，小红书上大量的高性价比房源，只是销售人员和中介机构用于吸引流量的“诱饵”。“假房源”曾长期是房地产中介行业的顽疾。链家创始人左晖早年在公开演讲中提到，2010年前，国内中介行业中高达90%的房源信息为虚假房源，消费者平均要看完10套假房源才能接触到一套真实房源。2011年，链家在北京率先推出“真房源”体系，经过内部阻力、市场低谷及同行抵制等多重考验后，最终推动行业从虚假房源泛滥走向相对透明化，改善了中介行业口碑，推动了整个中介行业进入“真房源”时代。然而，当专业平台的“真房源”标准逐渐成为行业共识时，小红书、抖音、闲鱼等平台以UGC（用户生成内容）构建的内容生态，在缺乏针对性监管的情况下，大量个人与中介利用平台发布虚假房源，损害了用户权益与内容生态的健康。更令人意外的是，有部分贝壳体系的中介人员也通过小红书发布擦边房源信息，以低价噱头进行私域引流。对于部分博主发布假房源信息等相关情况，经济观察报多次联系小红书官方，电话均无人接听；截稿前，小红书也没有对邮件发送的采访提纲进行回复。1、假房源11月19日，小红书上一条名为“潘家园50平方米现房公寓，原价180万元，现价88万元”的笔记，展示了一套装修典雅的房源，单价仅约1.7万元/平方米。潘家园位于北京东南三环，周边公寓的挂牌价通常在4万元/平方米左右，一居室租金多在4000元/月以上。相比之下，这套“88万元公寓”的价格明显偏低，具备极高的性价比，吸引不少留言。经济观察报记者以购房者身份留言咨询。几分钟后，笔记发布者回应“已发”，随后发来私信，自称从事北京公寓销售工作，并要求提供联系方式以发送介绍资料，同时表示小红书私信无法发送PPT。对方添加微信后，并未发送任何资料，也未再提小红书上的房源，而是直接询问预算与目标区域，称会“根据需求推荐更合适的产品”。当记者表明此前咨询的是“潘家园88万元公寓”时，对方表示该房源“已被预定”，并称自己负责多个公寓项目的销售，可推荐其他项目。记者进一步询问“是否有三环附近的公寓”，对方称，其销售的所有项目均位于五环外。当天下午，记者按照约定前往位于南五环外的某公寓项目看房，并与该名博主见面。其自称为一家房地产渠道公司的销售人员，负责北京多个项目。当被问及为何在小红书发布的都是三环附近的低价公寓，而实际销售项目却在五环外时，她笑称，发布三环的房源更能吸引咨询，如果直接写五环外，没人看。另一位博主发布的是“呼家楼附近某公寓，百余平方米200余万元”。经济观察报记者实际沟通后得知，其代理的是位于通州次渠的写字楼改造公寓，与笔记内容完全不符。还有博主在小红书发布上百条“北京核心区200万元以内房源”的信息，记者沟通后得知，其真正代理的项目全部位于五环外，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售房信息也均为五环外的公寓项目。经济观察报咨询十余位发布低价房源的博主后发现，他们的套路高度一致：以核心区低价房源吸引用户关注；回复称展示房源为“长租房”，只有10年使用权，且“刚被预定”；转而推介五环外的新项目；若用户坚持三环或二环房源，则以“十年未批新公寓”为由转移话题；最后重新引导至五环外项目，形成固定的引流闭环。更重要的是，这些虚假房源笔记往往在发布几天后被删除，再重新发布同样的信息，或删除全部留言，使笔记看起来“干净”，进一步增加了用户对真实性的判断成本。2、擦边引流不仅是小中介和房企渠道人员在小红书发布虚假房源，一些大型中介机构的从业者同样利用“擦边方式”进行引流。11月中旬，一位小红书博主发布房源：北京昌平某小区80余平方米两居室，南北通透，采光*，200多万元可购。笔记显示，该房源由北京链家推荐。贝壳找房数据显示，该小区挂牌均价约为5.3万元/平方米，面积相近的两居室挂牌总价普遍在400万元左右。因此，该博主发布的“200万级房源”吸引了很多咨询。当日，博主在留言中回应称房源“已成交”。该博主的企业微信显示其来自贝壳，他也表示自己是贝壳体系的经纪人。他表示，在小红书发布的“低价房源”已经成交，但其手中目前还有一套“同户型、同面积、同装修”的房源正在出售，报价为380万元。对于小红书上发布的“200多万元可购的房源”，其表示，200多万元只是为了吸引点击量，该套房源为真实房源，确实已经成交，实际成交价为305万元。此前，该博主还发布过同一区域另一套“56平方米一居室，100多万元”的房源。但中介平台的挂牌记录显示，该小区二手房均价约为4.3万元/平方米，相同户型的挂牌价普遍超过200万元。该条信息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第二天，该条信息置顶了一条留言，称房源已经成交。该博主称，小红书展示的房源成交价为191万元，目前小区还有一套相同的房子，挂牌价为209万元。贝壳找房北京某片区一位负责人表示，该经纪人的行为已经违反“真房源”管理规范，主要问题在于：*，既然房源已成交，不应继续以此作为引流内容；第二，将191万元的成交价模糊为“100多万元”，具有明显误导性。类似情形在租房领域更为普遍。11月18日，一名博主发布“北京三环附近两居室月租5000元、三居室月租6200元”的笔记，并标注为房东直租。经济观察报记者联系后，对方称“房东直租，看房随时可约”。按照约定时间见面后，博主表示，房东临时外出无法看房，但“附近有其他房源，可以顺便看看”，随后带记者前往看一套直租房源。此类房源通常为中介与房东签订长期合同后，以更高价格转租。该博主在小红书上发布的出租信息大多没有明确小区和户型信息，难以直接判定为虚假房源，但其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出租房源均来自中介挂牌，价格明显高于小红书笔记中“低价房源”。3、“真房源”来之不易链家自2008年启动“楼盘字典”项目，投入数亿元对房屋进行普查，录入门牌号、户型、朝向等基础信息，为每套房屋建立数字化档案。在此基础上，链家于2011年发起“真房源”行动，并在2012年推出全渠道真房源体系。依据相关机制，每一套出售或出租的房源，均需由经纪人亲自上门核验房本、勘察房屋、拍摄照片，以确保房源真实存在、真实在售、价格真实、图片真实。在今天看来，这些流程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行动推出初期，其推进过程异常艰难。真房源行动落地后，链家的房源数量从行业*跌至第十，平台流量减少七成，门店客流显著减少，经纪人收入腰斩，优秀经纪人大量流失，竞争对手趁机挖角、抢占市场，链家一度面临极大的经营压力。然而3个月后，市场开始出现反转。随着消费者逐渐认可真实透明的房源机制，链家的口碑、房源量、流量及转化率快速回升。2018年，链家的楼盘字典与真房源体系被嫁接至贝壳，推动房地产中介行业整体迈入真房源时代。2021年1月，左晖在其生前最后一次内部演讲中提到，真房源不是链家的，而是整个行业的。他表示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把假房源从行业里清出去；未来谁还敢发假房源，就是在与整个行业对着干。然而，假房源问题并未因此终结。上述贝壳片区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中介人员制造假房源的根本动力在于引流。因此，真假房源之争的核心不仅仅是房源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展示出来的房源是否用于真实交易。如果只是用于吸引客户，即便房源真实存在，也应归类为“假房源”。在这位负责人看来，严格区分真假房源在实际操作层面难度极大。这也是左晖将其称为“难而正确的事”的原因。通过楼盘字典、真房源标准及考核机制，链家与贝壳在较大程度上压缩了假房源的生存空间。但灰色地带仍然存在。无论是生存压力较大的中小中介与渠道公司，还是拥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中介机构，在部分业务推进或区域推广过程中，假房源依旧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上述贝壳片区负责人指出，一方面，传统房屋交易周期较长，小红书、抖音、闲鱼等综合类平台兴起，不少业主确实通过这些平台实现了自售，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些平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类似贝壳、链家那样的房源真实性审核体系，客观上助推了假房源在一定范围内的扩散。

基因编辑婴儿已被明令禁止，科技巨头却在暗中尝试

（原标题：基因编辑婴儿已被明令禁止，科技巨头却在暗中尝试）几个月来，旧金山一家小型公司一直在推进一个秘密项目：制造一个基因编辑婴儿。在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及他的丈夫，以及Coinbas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的支持下，这家名为Preventive的初创公司一直在低调筹备一项或堪称生物学首创的成果：他们正致力于创造一个由经过编辑的胚胎孕育出的婴儿，旨在预防遗传性疾病。据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月来，该公司高管私下表示，他们已找到一对患有遗传疾病、且有意参与的夫妇。用于出生后治疗的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已可应用，使科学家能够切割、编辑并插入DNA，但将这一过程应用于精子、卵子或胚胎则引发了更大争议，科学界曾呼吁在伦理和科学问题未解决前，在全球范围内暂停此类实践。在美国和许多国家，以创造婴儿为目的的胚胎基因编辑是被禁止的。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信函，Preventive一直在寻找允许进行胚胎编辑实验的地点，包括阿联酋在内。许多专家担心，这项科学仍然高度不可预测、难以保证安全，并可能导致私营公司主导、缺乏公众或政府参与和讨论的人体试验新时代。一些人还提到了可能重现的优生学“幽灵”。目前公开确认的经编辑胚胎后出生的婴儿只有一例：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培育出三名经胚胎基因改造以抵抗HIV的婴儿，震惊了国际社会。贺建奎因非法行医在中国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于这些孩子的身份他未予公开说明，仅称孩子们很健康。在一些硅谷权势人物的资助下，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正在推动生育领域的边界，并致力于将生殖遗传技术商业化，Preventive正是其中的先锋。一些公司正在研究胚胎编辑，而另一些公司则已经在销售基因筛查工具，这些工具试图解释数十甚至数百个基因对某一性状的影响。这些公司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新生儿不携带遗传性疾病，并对疾病更具抵御力。一些人说，这些技术还能让父母挑选出智商更高、或在身高、眼睛颜色等方面更符合偏好的胚胎。阿姆斯特朗曾告诉人们，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更不易罹患心脏病、胆固醇更低、骨骼更强健从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孩子。根据文件和了解其计划的人士透露，他已对胚胎编辑公司进行了投资或正与相关企业洽谈合作。他偶尔会举办私人晚宴，将硅谷精英与基因编辑专家请到一起。据与阿姆斯特朗交谈过的人士透露，他曾提出一个设想，由一家企业秘密推进，在科学和医学界尚未来得及提出异议前，直接公布一名健康的基因编辑婴儿——通过这种“飞跃”震撼世界、促使社会接受。阿姆斯特朗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确实提到过秘密推进的想法，并称这是别人的主意，并表示阿姆斯特朗与在场其他人一致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主意。她说：“阿姆斯特朗绝不会建议Preventive以这种方式运营。”Preventive于5月成立，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一处WeWork办公点，员工人数不多，近六个月来一直低调运作。和许多初创企业一样，公司至少与一名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不做公开招聘，官网也几乎没有披露具体信息。在《华尔街日报》上月就其业务范畴向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询问后，Preventive在网站上宣布，已筹集到3,000万美元投资用于探索胚胎编辑。该声明承诺，“若大量研究无法确立安全性”，不会推进到人体试验阶段。Preventive的首席执行官卢卡斯·哈林顿(Lucas Harrington)表示，关于公司已找到或正在与一对夫妇合作编辑其胚胎的说法“完全不实”。他说，公司目前专注于研究，先要证明胚胎编辑的安全性，之后才会尝试真正让婴儿足月出生。“我们不会急于求成”，他说。哈林顿补充说，Preventive被迫在美国境外开展工作，因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简称FDA)被禁止审查涉及胚胎编辑的人体试验申请。他说：“我们致力于研究的透明化，在考虑任何潜在临床试验之前会公布研究结果，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他表示，保密“与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方式完全背道而驰”。在《华尔街日报》向阿姆斯特朗及其代表寻求置评后，他在X上发文称，他“很高兴成为Preventive的投资人！”他写道：“全球有超过3亿人患有遗传病。在疾病尚未发展之时进行干预——比如在胚胎阶段，对少量细胞进行矫正要容易得多。”阿尔特曼的丈夫奥利弗·马尔赫林(Oliver Mulheri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Preventive的投资由他主导。“我之所以选择投资Preventive，是因为我重视那些能帮助人们避免疾病的研究”，马尔赫林说。“山姆对我的这一事业表示支持，正如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所有的工作一样。”暂无法确定阿尔特曼及马尔赫林、以及阿姆斯特朗对Preventive的具体投资规模。科学界一些人士对该公司的计划与目标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并不是在研究遗传性疾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主任费奥多尔·乌尔诺夫(Fyodor Urnov)说。“他们要么在撒谎，要么在妄想，或两者兼而有之。带着一大笔‘被滥用’的资金，这些人是在搞‘婴儿改良’。”科学界指出，他们仍未完全掌握人类基因组及基因间的相互作用。对胚胎基因的任何编辑、改变或删除都可能遗传给后代，包括意想不到的错误。今年4月，阿姆斯特朗在X上表示，他设想“未来的体外受精(IVF)诊所”将由一套“Gattaca”技术栈驱动——借用1997年描绘反乌托邦式优生社会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一词——把胚胎基因编辑与遗传筛查结合起来。他写道，这些技术的结合可能“开始加速进化”。基因优化软件撇开胚胎基因编辑不谈，初创公司正极大扩展遗传筛查技术的能力。一些针对胚胎的基因测试，比如性别和囊性纤维化、泰-萨克斯病(Tay Sachs)等疾病的测试，早已向接受IVF的父母开放。一些父母会据此决定植入哪枚胚胎，同时选择冷冻、丢弃或捐赠未使用的胚胎。现在，一些初创公司正专注于一种所谓多基因筛查的过程，该过程涉及从胚胎中提取DNA，用统计算法进行分析，进而生成关于该胚胎更广泛特征与疾病的概率评估。已有少数几家公司开始销售这类服务，投资方包括阿姆斯特朗、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以及Reddit联合创始人兼风险资本家亚历克西斯·瓦尼安(Alexis Ohanian)等。Orchid和Genomic Prediction提供疾病风险的概率，Herasight与Nucleus Genomics则称还可以提供关于孩子可能的智力、身高等特质的见解。父母可以登录平台查看多色图表，了解其胚胎在不同疾病与特质上的基因表现如何。例如，有的检测可能显示某枚胚胎的预测IQ为130，或某枚胚胎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为1.5%，亦或某枚胚胎比其兄弟姐妹患焦虑症的可能性高14%。类似的概率评分还覆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双相情感障碍、糖尿病，甚至男性脱发。这些公司称，其产品属于实验室自研测试，不受FDA监管。遗传学家和遗传咨询师的专业组织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去年得出结论认为，多基因筛查没有提供任何经证实的临床益处。该医学会表示，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多基因筛查中对胚胎提示的疾病风险在其成年后是否仍然成立。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行为遗传学家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说，向市场推销尚未证实、模糊的“优化”承诺，等于是“企业版优生学”。“科技人士掌控着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会想，‘我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个完美的孩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IVF诊所的主任医师马塞尔·锡达斯(Marcelle Cedars)博士说。“但孩子有很多先天特质，我认为你无法预测这一点。”上述四家多基因筛查公司表示，他们的方法是合理有效的，这些测试为孩子的未来健康和特征提供了参考性见解。其中一些公司表示，许多批评意见基于对相关科学的误解或认识不足，而他们的客户主要关注的是通过筛查来降低疾病风险。Orchid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不是追求基因优越，而是为了减少疾病风险。那些能够长大成人且没有患上危及生命疾病的孩子，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属于幸运儿。”Orchid创始人、现年31岁的努尔·西迪基(Noor Siddiqui)的投资者包括阿姆斯特朗、23andM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等。Orchid对每枚胚胎收费2,500美元，进行一系列基因测试，并为阿尔茨海默病、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生成“风险评分”。Nucleus的创始人基安·萨德吉(Kian Sadeghi)和西迪基一样，都是前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获得者，这是一个为大学辍学生设立的资助和指导项目。他将多基因筛查描述为“基因优化软件”，并称其为“新进化”的一部分，在一则现已删除的X帖文中，他将该术语定义为“以大规模方式对我们自己实施基因工程”。萨德吉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基因优化产业已经到来：从胚胎选择到基因编辑研究，这些技术正在扩展父母能够理解——并为其未来子女作出选择——的范围。”Nucleus已筹集3,2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由蒂尔与瓦尼安创立的风投机构；该公司收费9,999美元，可为至多20枚胚胎提供多基因筛查。25岁的西迪基和萨德吉都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更多的夫妇通过IVF创造胚胎，从而能够选择基因上更优的胚胎。“性爱是为了快乐”，西迪基曾说，“胚胎筛查是为了生育下一代。”改变DNAPreventive及其他一些初创公司希望走得更远，希望提供一项技术，直接修改胚胎的遗传密码，培育出父母所偏好的婴儿。目前，前沿的基因编辑疗法已可用于成人与儿童，其中包括一项名为Crispr的突破性技术，该技术已被用于改变导致疾病的遗传密码。医生们今年春天报告称，一名婴儿通过定制的Crispr疗法成功治愈了一种罕见且致命的代谢性疾病。Preventive和其他公司现在正提议将基因编辑推进到胚胎阶段。其他胚胎编辑初创公司包括由蒂尔奖学金获得者Cathy Tie联合创立的Manhattan Genomics，以及计划在洪都拉斯进行测试的Bootstrap Bio。这两家公司都处于早期阶段。34岁的哈灵顿表示，Preventive目前将重点放在临床前研究上。该公司发布的成立声明中称，聚焦于“为那些别无选择或选择有限的家庭预防严重遗传病”。哈林顿说，该公司可能会在美国境外开展部分工作。他补充说，希望国会能重新考虑对胚胎编辑的限制。两个研究遗传与胚胎的知名实验室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公布突破性进展，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迪特尔·埃格利(Dieter Egli)的实验室；阿姆斯特朗曾与他就胚胎编辑的商业化问题进行过交流。埃格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的研究与基因编辑安全性广泛相关，但称其即将发表的工作并无“直接商业应用”。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基因编辑仍存在无意间插入或删除DNA片段的风险。“负责任的成年人一致认为，我们现在不能这么做，因为它的不安全超乎寻常的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生物伦理学家汉克·格里利(Hank Greely)说。“就目前而言，风险/收益比非常糟糕。”硅谷精英萨德吉在6月Nucleus的多基因胚胎筛查产品发布会上说：“作为一门生意，我们相信，胚胎选择、遗传优化，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属于所有人。”知情人士称，包括阿尔特曼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内的多位硅谷名流，已采用多基因筛查对用于生育的胚胎进行评估。其中一位人士称，马斯克曾通过Orchid为他与希冯·齐里斯(Shivon Zilis)所生的两个孩子选择胚胎，齐里斯是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高管。马斯克、齐里斯及其代表未回应置评请求。临床医生表示，非科技精英家庭采纳多基因筛查的步伐相对较慢。成立于2019年、迄今已获资1,650万美元融资的Orchid，部分通过由私募股权支持的连锁生育诊所Kindbody来推广其检测。知情人士称，该连锁机构仅在患者要求下做过寥寥数例此类检测。Orchid一位发言人则表示，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诊所都“看到对其检测强烈且持续增长的兴趣”。萨德吉表示，Nucleus已为数千个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其业务范围“远不止局限于硅谷”。Herasight于今夏正式成立，得到了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Associates的支持，该公司对至多100个胚胎进行为期五年的测试和分析，收费5万美元。Herasight的“驻场哲学家”乔纳森·阿诺马利(Jonathan Anomaly)表示，公司正在探索推出更低价的替代方案。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封5月风投致潜在投资人的邮件，Herasight的80名首批客户中包括“知名亿万富翁”。该邮件将该公司定位为一家可“帮助父母获得在预测上最优特质子女”的服务商，所指特质包括智商、冲动性、身高以及常见疾病患病风险。9月的一个晚上，阿诺马利在名人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曼哈顿公寓里，向大约60名来宾发表了演讲。阿诺马利在大学时更改了自己的姓氏，他曾是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该活动被宣传为一场关于定制儿童未来的高端沙龙，建议来宾着装“性感、时髦、独特、优雅”。阿诺马利是自愿优生学的积极捍卫者。他在2018年写道，人类应做出能“让未来的人茁壮成长”的生育选择。在活动中，他展示了一张纳粹用于杀害残障者的流动毒气室图片，以强调Herasight的目标在道德上与“最恶劣的国家强制优生学模式完全不同”。尽管如此，阿诺马利说，持续数个世代的最优胚胎选择可能会带来社会变革。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因增强者”和“基因未增强者”之间的智力可能会出现显著差异。阿诺马利说，总有一天，那些为后代挑选“高智力”胚胎的父母，可能会对没有给孩子做“增强”的家庭感到同情。他说：“这将导致不平等。”鲁比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对多基因筛查“持严重的疑虑和担忧”，尽管共同主办了这次活动，但他并不完全认同阿诺马利的所有观点。数周后，Herasight推出了其宣称为市场上最强的遗传智力预测模型。该公司表示，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可从检测的胚胎中选出一枚智商比其他胚胎高出最多9分的胚胎——该公司一位科学家称，这种智商差距与更高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较低的心脏病风险存在相关性。31岁的马克斯·豪瓦尔德(Max Howald)和他的妻子使用Herasight在他们创造的五枚胚胎中选择了一个。豪瓦尔德说，他们选择的胚胎“在大多数疾病方面的风险被评为较低，同时智商更高，身高也略高”；豪瓦尔德是一家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这对夫妇的预产期在二月份。豪瓦尔德从LessWrong上的一篇帖子中了解到了多基因筛查，这是一个在有效利他主义圈子中颇受欢迎的博客，专注于寻找有实证依据的“行善”方式。豪瓦尔德说，他与妻子之所以被这项技术吸引，部分原因在于觉得这项技术能让他们掌控生育未来。豪瓦尔德是犹太人，他的妻子出生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年代。整个领域将拭目以待尽管麦肯锡(McKinsey)的市场研究显示，美国IVF市场预计将从2023年的约35亿美元增长至2028年的逾50亿美元，但对胚胎技术投资的回报仍不明朗。胚胎编辑将如何商业化、多少人负担得起也尚无定论。首个获FDA批准、用于成人的个体化基因编辑治疗（治疗镰状细胞病）的标价为220万美元，但患者实际支付金额尚不明确。在2024年11月的一篇个人博客文章中，Preventive的哈林顿写道，胚胎编辑最终可能只需花费2,000美元。他写道：“若把这笔支出摊到几代人头上，费用就可忽略不计了。”他指出，这项技术对于双方都患有相同遗传病的夫妇可能尤其有意义，例如在尼日利亚，许多人都患有镰状细胞病。哈灵顿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举该例是为了说明全球确实存在大量面临生育与遗传性疾病抉择的夫妇，并非在把2,000美元当作临床启动价来建议。据知情人士透露，阿尔特曼非正式地建议哈林顿将Preventive注册为一家公益公司——即在追求利润之外也承担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类公司。Preventive在公司章程中把其社会公共利益界定为：“负责任地推进应用于出生前的基因组编辑技术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以造福人类”。在Preventive注册地特拉华州，公益公司在防范股东诉讼方面享有额外保护。哈灵顿表示，这一安排有助于此类公司把重心放在社会公共利益上，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哈林顿曾在珍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实验室获得了博士学位，杜德纳因其在Crispr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于202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两人都是专注于基因编辑疗法的公司Mammoth Biosciences的联合创始人。在被问及Preventive成立一事时，杜德纳表示，哈灵顿带来了“必要的严谨科学标准和透明度，以审慎评估CRISPR技术是否已足够成熟，能安全地用于预防性地应对严重遗传性疾病”。她说：“整个学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看看这门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否允许以负责任的方式向前推进。”

实探华强北存储产品，一天几个价，内存条炒成“黑金条”

从今年4月至今，各类存储产品价格普遍“翻倍式上涨”，有产品价格大涨3倍。“内存条已经不是一天一个价了，是一天几个价，有时候上午和下午的价格都不一样。”在位于深圳市华强北的华强电子世界，有主卖原厂内存条的商铺老板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有商铺老板甚至敏锐把握住这轮“存储涨价周期”的到来，去炒股或者采用“压货不卖”的方式博取更高利润。记者在华强北了解到，受存储产品“涨价潮”的影响，从今年4月至今，各类存储产品价格普遍“翻倍式上涨”，有产品价格大涨3倍。这轮存储“涨价潮”究竟因何而来，会持续多久，又会对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造成怎样的冲击？记者采访了华强北商户、行业专家以寻求答案。有产品价格涨3倍内存条炒成“黑金条”“像这个产品，今年4月的时候价格还在1000元出头，今天已经涨到了4200元一条，价格翻了3倍。”11月13日，一位华强北商铺老板指着搭载国产的长鑫存储第五代芯片（LPDDR5）的64GB内存条向记者表示。另一位主卖内存条和固态硬盘的商户向记者表示，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产品，价格涨幅都不一样，以16GB的DDR4内存条为例，年初的时候价格还不到200元一条，截至11月13日，报价已经超过400元一条，各类固态硬盘的价格也普遍呈现“翻倍式上涨”。记者了解到，华强电子世界许多专卖内存条的“一米柜台”老板们在半年时间内“纸面身家”涨了上千万元。有商业嗅觉敏锐的商铺老板提前囤货并压货不卖，等待存储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也有商铺老板依靠对行情的判断，在资本市场尝到了甜头。一位商铺老板向记者表示，“我们就是做这行的，对产业前景有预判，下半年我买了A股的存储概念股，9月份海外厂商开始提价之后，有的股票价格已经翻倍”。但并非所有商铺都在这轮存储“涨价潮”中挣到大钱，很多商铺一边进货一边卖货，成本也在持续抬升，仅抓住了一小波价差。不少华强电子世界商铺老板还表达了对存储产品价格波动的焦虑，有商铺老板向记者表示，现在是“不敢进货”，也“很难卖货”，产品价格涨了但销量在往下走。“就和今年深圳水贝的黄金一样，存储芯片价格涨得太猛，有人把我们卖的内存条比喻成‘黑金条’。未来市场会怎么走，我们也不确定，不少人都说会继续涨，但已经也有人开始大量出货回笼资金了。”在华强北销售存储产品的小李告诉记者。供给收缩、需求扩张存储进入“超级周期”各类存储产品价格飙升的背后是“供不应求”，主要受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大基建”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表示，近年来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加大算力领域的资本开支，AI算力基建的“爆发式增长”显著拉动了存储芯片的需求。近期，人工智能初创公司Anthropic宣布计划投入500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纽约州等美国多地建设定制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微软也宣布，将向葡萄牙一数据中心项目投资100亿美元。此前，阿里巴巴宣布，在未来三年投入超过3800亿元人民币，用于建设云和AI硬件基础设施，这超出了其过去十年相关投入的总和。如果把数据中心比作一个“大型图书馆”，存储设施就是其中的“书架”，用来存放和管理海量数据‌。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向记者表示，“单台AI服务器对DRAM（内存）和NAND（闪存）的需求是普通服务器的3倍到8倍，造成了高端存储产品供应紧张”。Trend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许家源向记者表示，应用于AI服务器的存储产品主要是HBM（高带宽内存）、高容量DDR5 RDIMM内存及LPDDR5X内存。据了解，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三大巨头是SK海力士、三星、美光，这些厂商为了保证利润，优先将产能提供给上述高端存储产品，策略性放弃了低利润产品线，明确宣布停产曾长期占据着消费电子等领域的核心市场的DDR4等产品。尽管各类存储产品的具体涨价各有不同，但“供给不足、需求扩张”成为了共性原因。这轮存储产品的涨价周期将持续到什么时候？许家源表示，进入2025年四季度，北美的云端服务大厂（CSP）陆续释放出对2026年DRAM需求的积极展望，预计DRAM的整体需求和价格上涨动能会延续到2026年。许家源认为，“进入2026年，SK海力士、三星、美光三大原厂预计持续快速将产能升级至先进制程，积极争取高端产品市占率，减少成熟制程产能的比重。”郑磊认为，这轮“存储涨价周期”会持续到供需平衡恢复，如果上游厂商新增产能顺利释放，可能会持续1年到2年时间。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了上市公司证券部，江波龙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来看，今年四季度存储涨价趋势应该仍会延续。”佰维存储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来说，在行业上行周期，国内存储厂商的业绩都会受到积极影响。”下游消费电子被动提价华强北商户订单下滑存储产品的涨价潮，影响的不仅仅是华强北的商铺和AI服务器的建设，还有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记者在华强北了解到，过去半年时间，由于内存条和固态硬盘的价格上涨，华强北组装电脑的商户订单量出现明显下滑。一位电脑组装商铺的老板表示，“很多时候一天就几个客人，因为存储涨价，组装一台电脑的价格至少涨200元，最近几个月订单都很少”。新品手机的价格也受到影响。10月红米K90系列新品发布，不同内存的产品价格出现明显差异：红米K90标准版12+256GB版售价为2599元，而12+512GB版的售价达到了3199元，飙升了600元。对此，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卢伟冰公开表示，“我们无法改变全球供应链的走势，存储成本上涨也远高于预期，且会持续加剧。”小米集团创始人、CEO雷军也在微博上发文表示，“内存涨价实在太多。”除此之外，近期OPPO Find X9、vivo X300等国产手机旗舰新品也集体涨价。郑磊表示，“存储产品价格大涨，会对下游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厂商将被迫提高产品售价，或者减少存储配置、寻求替代方案”。不过，对国内存储厂商来说，这轮存储的“缺货潮”将成为宝贵的市场机遇。高政扬表示，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NAND和DRAM产品的国产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国内厂商通过持续的技术升级与产品迭代，正逐步承接海外厂商退出的市场份额。

杭州网红大撤退：下坠的电商，过剩的人

11月初，杭州萧山，丽晶国际。这是一栋近30 万平方的超大单体建筑，也是中国网红直播行业的象征。媒体如此形容它曾经的盛况：“活跃着近2万名主播和打工人，创下的GDP相当于一个镇。”无数初入行的年轻人，把它当作“杭漂第一站”。正值2025年双十一如火如荼之际，这个符号性建筑却显得有些冷清。走进星级酒店般的大门，大理石装饰的金色大堂两侧，都设置了生人勿近的闸机。早上10点，等电梯的人不多，不复鼎盛时期挤到“等十分钟是常事”的景象。出入的住户衣着入时，多牵着狗，言语间很少谈论直播、数据或销量。“早些年，网红都住这边，”一位房产中介介绍道，“现在住的也有，但主要做个人拍摄，没有大型直播间了。”丽晶国际的LOFT户型能商住两用，上楼睡觉、下楼直播，2019年前后，曾是四季青服装档口老板们的首选。现在，房东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一居室的租金从三千多降到了两千出头，即便如此，还有房东在网上发问：空了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今年这么难租？据丽晶楼下的房屋出租告示牌显示，至少有50套房源空房以待，正在登记招租，而在安居客上，这一数字是147套。这个网红楼盘的沉寂，似乎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陨落。这样的退潮不止于丽晶国际。今年4月，辛选从杭州滨江撤离，搬回广州，曾经灯火通明的海威中心3号楼已人去楼空，楼下的星巴克也因失去客源关门；港圈豪门的向太也退租了在滨江花重金打造的办公楼“智慧之门”；“疯狂小杨哥”则在同一时间离开了滨江的博地中心；杭州写字楼空置率在今年第二季度创历史新高，达到27.7%……于是，这一年坊间盛传：杭州网红正在大撤退。的确，直播的淘金时代过去了，伴随直播间流量和销量下滑，主播们的收入也在集体缩水，那些自认以命换钱、但月入3万愈发困难的人们正在考虑转行；电商老板们也被套牢在巨额库存和居高不下的退货率上，渴望天降流量起死回生；双十一前夕落地的“电商税”，更是可能成为压死“刷单玩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应届生主播们涌入，接受越来越低的薪资，行业也越来越卷了。但我们接触的四位直播从业人员，无论前主播还是策划、运营、商务，他们坚持认为：杭州仍是直播行业的天花板，留在这里继续做网红直播或是周边工作，仍然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兜兜转转，不少人还是决定留在这座城市，继续寻觅下一个风口。从丽晶国际的阳台望出去，钱塘江、亚运村可尽收眼底。这里属于杭州的头部板块之一，交通便利，附近聚集着诸多直播机构：薇娅的谦寻、罗永浩的交个朋友、号称“宇宙第一MCN”的无忧传媒……吃饭时间，随意走进一家丽晶国际附近的餐馆，还是能高频碰到网红主播。路过美甲店，也能看到身材高挑、五官精致的女孩，在为下一场开播烘干甲片。通过美貌，你很容易将她们从人群中分辨出来。李雯在杭州的头部MCN机构遥望科技，做过直播策划，“我们公司的所有主播，不管能力怎么样，至少看上去是美女，是介于普通人和明星之间那一层的人”。在杭州，努力很重要，但颜值是门槛。后来她去了广州，她感觉，广州主播“更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普通人努努力也能当主播，对于颜值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丽晶国际楼下至少50套房源空房以待刘惠住在离丽晶国际不远的小区。三年前，做主播的朋友介绍她来杭州，说这里“赚得多”。大学毕业后，刘惠在长沙做了三年综艺后期，一开始是零工资，每月只有餐补300元，“那几年只吃到了苦，钱根本没赚到”。后来，她把杭州称作“改命的城市”。来杭州后，她在辛选做短视频剪辑。今年4月份，她跟着公司搬去了广州，之后，部门裁员，她所在的那层楼，连同保洁阿姨，所有人都被裁了。她没多想，很快搬回了杭州，“同样的剪辑岗位，广州的工资至少要比杭州少三千块钱”。刘惠老家在辽宁沈阳，背井离乡的唯一目的是挣钱：“我可能工作到35岁左右，赚到目标的钱，就回老家养老。”在东北，以大连举例，编拍剪全做，工资可能也就2400元左右；但在杭州，28岁的她可以轻松月入过万。过去七年，在杭州滨江，许多年轻人抱着和刘惠相似渴望“改命”的心态。刘惠的主播朋友，2021年来到杭州，那时候，直播电商行业还在迅速发展，只要愿意做，没经验的小白也有工作机会，靠打工，三四年攒够一百万没问题。在短视频平台上，靠自己的能力买宝马、小米SU7，是最时髦的大女主人生。李雯还记得，2022年她刚来杭州，公司还在大量扩招直播方面的人才：共计1400多名员工，1200多人都在直播团队。做直播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做综艺的，做品牌的，也有像她这样，原来在北京从事音乐行业的。来杭州后，她觉得生活比北京“赶”多了：一整个月她都在加班，凌晨两点下班，早上十点又出门上班，忙起来的时候连大小周也没有。“可能大家都急着在年轻的时候把钱赚了，”她说，当时，一个月拿两三万的人很多，“普通人凭本事拿到高工资，大家都很有冲劲。”直播间里，李雯每天都在面对金钱数字的冲击。刚入行的时候，一晚上成交额100万也让她“觉得很夸张”，时间久了，卖1000万，也很难让她感到兴奋。在这种“搞钱”的氛围下，每年618、双十一，甚至团建，公司都会组织团队，去西湖灵隐寺的财神庙拜一拜。“杭州人赚钱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李雯说，“他们喜欢交流，也敢做。”李雯的老板，遥望科技的CEO谢如栋，在2018年看到了直播电商的商机：这一年，散打哥在快手直播10小时带货1.6亿，在淘宝崭露头角的李佳琦则凭借“OMG，买它！”成功出圈。谢如栋“非常震惊”，之后他把公司的办公室都改成了直播间，找明星合作带货。谢如栋没有赌错。直播电商后来创造的财富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巅峰时期，李佳琦在2022年双十一预售首日，创造了215亿的惊人交易额。网红带火了钱塘江两岸的大平层。2020年薇娅买下四套嘉润公馆，时值3500万元。◎ 丽晶国际的阳台视野如今，薇娅因为税务处罚退居幕后四年，辛巴也在今年8月称，因肺部患严重疾病永久退出直播行业，仍活跃的李佳琦直播间，也是平平淡淡地卖货，热闹不复往年。头部主播尚且倦怠，小主播就更难熬到出头之日了。今年，刘惠的主播朋友打算回东北老家。等租的房子到期就走，她“太累了”，行情也不好，一直在降薪。过去她时薪160元，一天播4小时，赚五六百块钱没问题。现在，主播太多，时薪腰斩到80元都有人抢着干。杭漂三年的程星瞳则已经在年初回了山东老家。临走前，她观察到：B级以下的主播都不是很好找工作了——在主播行业，B级主播指时薪300元以下的普通主播；“可替代性很强，在那种单品直播间，背熟了话术，加上一些镜头表现力就很容易上手，现在，大批量的‘廉价’大学生涌入直播行业，淘汰掉了这些主播。”程星瞳说。一些新人主播还面临公司给低薪却要求播6小时的情况，“我觉得纯属是‘招黑奴’，不把主播当人了”。但S级主播，时薪在500元以上的，能跨多品类、有控场能力的，程星瞳认为，还有生存空间。程星瞳今年31 岁。2023年来杭州时，她的第一份主播工作是卖女装，底薪8000元，无提成。之后一年多里，她换了五家公司，底薪递涨，到最后一份工作，旺季时，她一个月已经能赚十多万了。“临走前我是不缺市场的，但身体真的受不了了。”她说。在杭州，她的工作节奏通常是这样：上班，播女装，穿高跟鞋，每场过一两百件衣服，复盘，下班。每天4小时播了半年，有段时间她感觉自己“已经虚得快死了”。“审问犯人的时候有一种刑罚：在犯人面前照一排灯，用强光刺激他，然后一步一步逼问他，直到他崩溃为止。主播就是这样子，”程星瞳说，“直播需要你时刻保持高亢奋高紧张的状态，你只要干这行，你不可能不焦虑。”开播时，她得时刻关注流量曲线图，掉量了怎么办？要不要上福利款？“流量其实就是赛马机制，同时段开播的同类型的主播可能有10多个，就看谁的数据做得好。”她告诉凤凰网。让她感觉恐怖的是，流量曲线图某种程度上和自己的活跃度是同步的。通常，程星瞳会在开播前喝杯咖啡，播到两个半小时，她一进入疲惫期，流量图就开始掉量，这个时候，她必须喝杯奶茶，被咖啡因一刺激，她回到亢奋状态，流量才能拉起来。长此以往，程星瞳的睡眠成了问题：整宿整宿地睡不着。除了流量焦虑，容貌焦虑也是悬在主播心头的剑。做带货主播之前，程星瞳做过几年游戏陪玩和语音主播，都不用露脸。后来她短暂做过一阵子唱歌主播，“小火了一下”，签约的MCN公司就让她露脸。“我当时脸长得肉，有婴儿肥，（五官）也比较平面，不适合上镜，可能现实中算小漂亮，但镜头里绝对谈不上好看，非常焦虑。”她先是去割了双眼皮，后面又去做鼻子，自认被整容医院“坑”了11万。开始双眼皮做得挺自然，但她不满意，重做，二次修复后“天都塌了”，“跟鬼一样”。有半年时间她没有照过镜子。“可能是人痛苦到极致也就释怀了。”现在，她接受了自己不完美的样子。做了带货主播后，她避开和年轻美女卷，去了“中大淑”（中年大淑女风）赛道，卖50多岁阿姨穿的连衣裙，也是风生水起。不过，她还是认为，“整容整得特别值，如果当初不去整容，我其实拿不到带货主播的入场券”。做主播两年，程星瞳状态最轻松的时候是去年年初，她第一次做兼职卖羊毛衫，只用播早班。做兼职给主播带来的成长有限，她也不需要考虑团队配合，没有心理压力，“就是纯挣钱”。早上4点起床，6点开播，10点她就下班了。回到家，看到上午的阳光洒进房间，“就觉得特别治愈，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都属于自己”，因为早睡，身体也健康了不少。但是兼职很不稳定，春天一到，羊绒消费进入淡季，没什么人买，播一两小时就得下播了。迫不得已，她又开始找工作。为了拿下最后一份高薪但要求一口气播5小时的工作，她花了7000元报了私教课，健身一周后，体能终于达到了要求。但撑到去年9月，程星瞳的身体彻底垮了：气血两虚，说话说一两个小时就喘不上气，播不到三小时就双腿发软，站不住了。过去，她看过中医，医生建议她，要么换工作，要么别播晚场了，“不然到了40岁这身体就没法儿要了”。从那以后，她开始惜命，酒、冰西瓜、冰淇淋，再也没碰过。但这次，只播下午场，她也撑不住了。她休息了两个月。程星瞳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一年到头除了两三个月旺季，大多数时候一个月的收入是三五万，听着很多，但刨去她每月1.5万的生活成本，一个月撑死攒2万，一年下来就是24万。“这年头24万你是能买车还是能买房？我觉得这24万跟我的身体健康、我的快乐相比，真的没有可比性。”程星瞳觉得，她不是物欲特别高的人，赚钱无法让她持续兴奋，相反，她会陷入迷茫，“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圈里有名气的头部主播，一场直播，淘宝、抖音、小红书三个平台加起来能卖300万左右，但她们每天要播6到8小时。程星瞳的身心都无法接受。成为大主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程星瞳评估了一下，这条路太难走了，这位接近S级的主播选择了退出。临走前，程星瞳换了赛道，做了一个月主播经纪人。她发现，老板们也不好做了。拿她的最后一份工作举例。老板自己选品、备货，虽然每场能卖几十万销售额，“看起来好像挺唬人的，但是他的库存积压是巨大的，手里压了2000万的货”。这些年女装退货率高居不下，退回80%是常态，老板的钱都压到货上了。团队已经把利润空间压到很薄，还是不断有同行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卷。今天出现一个女装爆款，立马就有对家把样衣买回去，换个便宜些的布料，等比例地抄。有些扛不住资金压力的老板，直接倒闭，大量清出尾货，这甚至也成了另一些人的商机。“我们之前有一个对家，专门收尾货，他的衣服按斤收，在直播间卖19.9，你怎么跟他卷？”更令老板们“难熬的”是电商税，今年双十一以后，单笔利润只有几毛钱的刷单商家、靠投流换取高流水的付费玩家，都要交税了。老板不赚钱的情况下，也就没法像往年那样，给主播开出高薪了。能开出高薪的老板，对主播的要求也更高了。“现在项目压力大，资金也紧张，老板们都很焦虑。大多数老板渴望的是，我可以给你高薪，但是你过来之后，你能带我们起死回生。”程星瞳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的老板彻底放弃做货盘后，程星瞳出来看过别的工作。有个老板，欣赏她曾经的业绩，辗转了几个主播经纪人，买到她的联系方式。他们协定好，能卖到一定销售额就涨薪，卖不到，程星瞳就只拿能力范围内的钱。但是即便是在这个说好按劳分配的前提下，两天内播了两场流量平平的直播后，这位老板提醒程星瞳：“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直接带我们原地起飞的主播。”在程星瞳看来，这显然不现实，熟悉团队至少要一个星期，把数据拉起来也需要时间。但老板没有这个耐心。丽丽也遇到了类似的老板。2023年，丽丽从杭州一所本科院校毕业，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头部带货主播的公司，做商务助理。她在那里工作不到一年，因为接受不了加班到凌晨的常态，辞职了。今年年初，她再次回到杭州，发现房租降了不少。即便如此，丽晶国际的房租对她而言还是太贵了，她住到了滨江更偏远的地方。她频繁看工作，却感到就业市场的形势更严峻了。从今年2月到6月，丽丽面试了30多家公司，找到了两份还算满意的工作。3月份入职的那家，她只工作了三周，因为业绩不达标，被辞退了。4月份入职的那家，重复了这个过程。后面这份工作，是在一家护肤品白牌公司做品牌商务，她的工作内容是，联系达人主播，谈带货合作。为了让产品尽快上播，卖出销量，像丽丽这样的商务，老板一口气招了四五十个。公司实行末位淘汰，“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业绩谁就留下”。尽管达人资源需要积累，寄送样品、待达人选品也需要时间，但“急于求成”的公司，等不了了。不到两个月，没完成35万销售指标的丽丽失业了。除了货品过剩，更残酷的是，人大概也过剩了。杭州政府的人才补贴吸引了大量外地人才。应届毕业生能得到1到10万不等的生活补贴，和三年内每年1万的租房补贴。工作第一年，丽丽也拿到了综合1万元的补贴。她直言，当时留在杭州，“也是奔着补贴去的”。不过，很快，丽丽感受到这个政策的另一面影响：“有些公司想着，既然你能拿到补贴，就会在工资上压低一点。”而且，再低的工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也是事实。她后来面试的30家公司，几乎没有哪家能保证双休，单双休但不加班的也屈指可数。回过头看，丽丽才发现，只有加班问题的前公司“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有双休，有年终奖，五险一金按最高比例缴纳。“走了之后才发现，外面这么难找工作。”可她已经回不去了。失业以后，丽丽一边回想毕业那年，市面上月薪四五千的新媒体运营岗位都不要她，现在竟然比那会儿还艰难，一边想到，即将有1222万比她更便宜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和她竞争同样岗位，不禁感到绝望。◎ 滨江街头的房屋出租信息不同岗位的人在不同面向上体验到了电商环境变差的事实。对丽丽来说，是今年6月她面试直播招商的工作，发现一个抖音粉丝几千万的账号，坑位费高达几十万：商家想让主播在直播间里带自家产品，就得付这个钱，哪怕最后产品没卖出去多少，也要照付不退。丽丽需要在这个前提下，和商家谈合作，“我一遇到这种招商我就头疼，感觉良心上过不去”。7月，丽丽决定离开杭州。试用期打折的底薪，覆盖不了她在杭州的生活成本。她把房子转租，搬到了浙江乡下。在遥望科技的李雯，2024年就已经感受到行业不景气。标志是，那会儿公司开始做跨境直播，和北美主播合作卖货，去发展北美市场了。公司的直播成本越来越高，一场成交额1000万的直播，实际利润也就只有一两万百。今年年初，因为业务调整，李雯也被裁员了。回老家后，程星瞳开始尝试她看中的下一个“风口”，短视频带货。“我入行的时候，主播基本都是打工仔了，实现财富自由的不多。但通过短视频带货买房买车的，我倒是见过很多，前两年真是满地捡钱，非常夸张。”她注意到这一现象是在去年7月，现在入场已经有些晚了，但程星瞳还是准备试试。钱不是终极目的，攒够钱后，她想去学心理学。不过，尽管市场不再景气，但几乎所有对话者都认为，和其他行业相比，杭州的直播电商依然是有发展空间的行业。程星瞳觉得，就现在这个就业环境来讲，应届毕业生去做主播还是不错的选择，“我见过外形条件很好的，入行几个月就月入五万了”；在其他传统行业，这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年积累的时间。快速攒钱，锻炼销售能力，每天和公司的核心层打交道、学习，“之后你再去做其他事情，肯定事半功倍”。李雯现在去了广州，给品牌方做店播策划。区别于李佳琦式、卖各品牌产品的达播，店播指品牌方自己开直播间，主播是工作人员，一天直播18小时是常态，有时直播间可能就十几个观众在。日成交额在10万左右，品牌方就觉得还不错。店播不像达播那样，要求每一场直播都精心准备、有漂亮的数据。“达人直播很重视场景，可能得花20万的成本去打造，但在广州，花20万成本根本不可能，你花个两万都要跟老板申请。”有时候，李雯也挺怀念在杭州时的直播氛围：促销机制搞得特别热闹，一个直播现场，十几号人因为成交额激动。“你会觉得在杭州，你的天花板更高。”李雯说。从7月到现在，丽丽在浙江乡下待了快半年。离开杭州的时候，她感到身边所有人眼里好像只有工作，没有生活。“辛辛苦苦上了十几年学，上完大学出来以后，发现努力也没有用，也没有机会。”她想要寻找一些不需要花钱就能拥有的快乐。在那个小县城，丽丽租下两层小楼，一年租金3000元。她找了份工作，还是做品牌方商务，把县城老板的白牌产品送到直播间。工资五六千元，月休三天，没有五险一金。好处是工作压力不大，县城生活成本也低，没有了大城市的隐形消费后，她欲望减少，也不怎么花钱。但她还是感到迷茫。“躺平一段时间可以，但我也知道不可能躺平一辈子。”当初，她执着于做品牌商务，也是因为这岗位有提成，能挣到钱，业绩做起来的话，工资会很高。她不甘心一辈子只拿死工资。只是现实让她屡屡受挫。丽丽打算躺过马年春节再看看机会。但还要回到杭州和直播行业吗？她开始犹豫了。应对方要求，文中李雯、刘惠、程星瞳、丽丽为化名

中国医生普遍降薪 部分地区医生兼职送外卖维生

（原标题：中国医生普遍降薪 部分地区医生兼职送外卖维生）中国各地医生普遍面临降薪，部分降幅超过30%。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医院甚至难以发放基本工资，部分医生只能兼职送外卖、开网约车以维持生计。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今年6月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万9469名医务人员中，2024年薪酬下降的比例高达57.9%，主要原因是绩效奖金减少。此外，医务人员薪酬下降的比例从2023年的37%上升了20个百分点，表明降薪现象正在扩大。上海资深医院管理者李鸣说，医生降薪已成普遍现象，一些基层医院医生月收入仅剩2000元至3000元，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医院连基本工资都难以发放，不少医生只能兼职开网约车或送外卖。他还说：“上海的情况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有些医院医生收入也降了10%至15%。”在中国西南，一家县医院的普外科主治医生郭奇说，从今年8月起感受到明显降薪。过去半年，工资常延迟发放两三天，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工资仅约2000元，绩效从年初的6000元降至4000元，降幅约30%。中国西部某省级儿童医院医生许星的情况类似，她的收入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一。她担心这只是开始，因为最近一个月，高层在院务会上已三次提到降薪问题。北京一家顶尖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林弈则指出，医院近七八年来一直在变相降薪。他虽两次晋升职称，从住院医师升至副主任医师，但薪资几乎未变；过去每次晋升，薪水都会随之上涨10%至20%。多名受访医生认为，医生降薪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环境低迷、医保控费趋严，以及医院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三大因素。

做试管的女人们

公共叙事里，生育常被视作女性的「天职」——一个发生在她们身体内部的故事。可在这个看似自然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当生育遇到困难，社会的矛头往往首先指向女性，而男性的角色却长期缺席。在辅助生殖的场域，这种不平等被放得更大。身体的痛苦、时间的耗费、情绪的波动几乎都由女性独自承担，而男性的「在场」或「缺席」，成了婚姻关系与亲密责任的试金石。唐姝琦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生，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过去两年，她将目光集中在了做辅助生殖的女性身上。2023年开始，她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展开研究，访谈了30多位接受辅助生殖的女性及其伴侣、医护人员，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那些女性就诊者生活在一起。她想知道：她们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主动的选择，还是结构压力下的不得不？在一次次促排、取卵、移植与失败的循环中，她们如何认识自己与伴侣的关系？又将如何重新理解生育？走进田野的过程中，唐姝琦才真正了解「做试管」这三个字背后的分量。这不仅是一个医学过程，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现代婚姻里关于爱、责任和性别的缝隙。在辅助生殖的场域里，性别分工如此不同：男性的参与通常被简化为仅需两三次的「必须到场」，而女性的身体与生活则被彻底「征用」——十次以上的频繁就诊、侵入性的激素注射与取卵手术、被完全打乱的个人日程。她们不仅在承受身体的苦楚，更在「开奖」前的漫长等待中，独自咀嚼每一步都可能失败的巨大焦虑。唐姝琦今年32岁，已婚未育，做田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坐在医院生殖科的诊室外，和这些等待做试管的女性聊天。她将研究写成论文《生殖分工的新脚本：试管备孕的女性经验及夫妻关系重塑》，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些「试管姐妹」，看见她们流动的主体性，看见生育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看见她们的坚韧豁达与脆弱挣扎，看见这些女人最真实的样子。她们并不只是医学技术的使用者，她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传统生育叙事中寻找新的位置，在痛苦与不确定中，重新争夺对身体与生活的掌控权。以下是唐姝琦的讲述——文｜罗芊1我今年32岁，是一个在读博士生，已婚未育。入学不久后，我和导师聊起感兴趣的议题，我就提到，家里有人做辅助生殖相关工作，加上我自己也在面临生育的抉择，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的，导师就鼓励我，可以在这个方面寻找相关选题。至于为什么会注意到辅助生殖里面的性别分工？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很容易注意到这件事里女性的处境。20岁出头时，我在国外念过一年多的社会人类学，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想，但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好多东西学得很碎片，朦朦胧胧溜走了，剩下的只是观念上的警示，我找不到一种明确的话语体系去表达想说的东西。我能感觉到，这次这个主题，与我切身相关，我又真的关心，并且想要有所表达。2023年10月，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田野，田野点就在成都一家三甲医院的生殖科，也是我家人工作的地方，我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医院生殖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那里的氛围真的非常生育友好。很多医护都是女性，选择在生殖科工作，肯定对生育这件事比较认同，觉得生孩子好，才会感觉自己工作是有意义的。那个空间里，大家都奔着生孩子这个目标去。在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场上发声较多的，常常是「不生的理由」，比如育儿的巨大成本、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对婚姻质量的担忧等。这些是基于理性计算和现实困境的公共议题，容易形成广泛的讨论和情绪共鸣。你不去医院的话，日常生活中你会觉得，网上特别大的声量是，生孩子很危险，养孩子很辛苦，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调侃，不婚不育保平安。而我所研究的试管姐妹们，全身心沉浸在一场个人的、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助孕过程中，她们关心的是如何能生，而不是要不要生，她们活跃在一个有边界的圈层——线下的医院走廊、微信病友群等等，成为了一个内部共同体。这也让我觉得互联网和现实生活非常割裂，网上都是不生的，线下全是要生的，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是，我们30出头的年纪，工作生活稳定了，婚姻也稳定了，绝大部分人都是在备孕的，但一打开手机，都说我不生。这也是我最起始的好奇点，我想知道，我的田野对象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想生孩子？明知道生育会经历这么多难受的事情，明知道做试管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她们依然很想生。一开始我也有些忐忑，没去之前会想，这个事情（辅助生殖）听起来挺悲惨的，要花好多钱、好多时间，身体也很痛苦，但其实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在诊室外面互相聊天的时候，气氛是非常轻松的，甚至是愉悦的。大家都是同类人，天然能够共情彼此，聊起天来有一种自嘲或者开玩笑的感觉，你做了几次，都是什么经历，大家都很坦然地说出来，讲给其他的姐妹听，用作参考或者安慰。你会感受到一种很友好的、女性之间的情谊，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去之前，我自己会有些预设，和对方谈论一些跟身体经验有关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不是流产过？你有过几个男性伴侣？这种事情是很隐私的，结果进了田野之后，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大家互相聊得很嗨。你生了几个，流过几个，都很自然，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好像在医院外面，总是有一层「道德」的屏障隔着，到了医院之后，大家就退回到了非常原始的交流状态里面，我的身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毫无道德包袱，就可以这样坦率地讨论。我的好多案例其实都不是正式地坐下来「采访」出来的，而是我就陪着她们，在诊室外头等着打针，就自然地开始聊，你为什么来做试管？这种无意之中表露出来的东西，往往比正式坐下来聊更加真实。第一次田野我在线下一共追踪了9个个案，访谈了15个人，包括女性就诊者以及她们的家属、生殖科医护人员，之后还在线上招募了8个访谈对象，进行了电话访谈。如果说最强烈的感受，我觉得是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没有进田野之前，我会设想，是不是很多女性她不那么愿意去做辅助生殖？她们是不是被迫的？那种被迫不是说被人押着去的被迫，而是迫于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如社会时钟，比如身边环境。进了田野之后，我发现我接触到的很大一部分人，主体性很强，你问她为什么来做试管，她会说因为我想生，那种非常主动的生育观，其实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图源剧集《半熟男女》2做试管这件事，它其实很复杂，比如我冷不丁地跟你说做试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干嘛的。试管不是打几针你就怀上了，中间好多过程，官方一点说，一个辅助生殖周期通常包括看诊、促排卵、取卵与取精、胚胎移植等步骤。但是具体到一个去做试管的人，你会发现，每个人做试管的经历都不一样，因为大家的身体不一样，每一步的操作都要看激素涨落水平，和卵泡发育大小的情况而灵活调整。医生会把正式进入试管流程称为「进周」（进入治疗周期）。在进周之前，你需要做体检，把生殖系统从里到外检查一遍，比如子宫卵巢有囊肿，或者乳腺有结节，这些根据情况可能会需要提前处理，因为试管过程需要注射激素类药物，可能会让某些妇科病症病情发生变化，也可能有某些身体指标不利于怀孕而需要在进周前进行调理，处理完，各种指标合格了，才可以进周。从进周开始，就要打促排针，同时根据医嘱进行验血和B超检查。血液中指示激素水平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卵泡发育的情况，B超检查可以看到卵泡的大小和个数，这样去监测。比如说医生看到卵泡长得不行，可能会加药，整个周期时间上的安排可能就会有变化。所以进周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能变化的。只能说顺利的话，半个多月时间里，有符合条件的胚胎，如果身体状况也非常适合鲜胚移植，就直接给你移进去，这个是理想中最快的情况。但事实操作上很难这么理想。比如在促排卵阶段，有的人卵泡发育的速度不太均衡，有一个单独的卵泡长得比较大，那么可能需要提前穿刺把太大的扎掉，让剩下的继续长。还有的人一直不长，可能就要调整用药，打针的时间也可能会延长，再看卵泡发育的情况。如果不是近距离接触，可能很多人对于试管婴儿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很朦胧的印象，没办法知道身处其中的人经历了什么。首先整个过程侵占性非常强，这种侵占性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比如那些侵入性的医疗操作，激素注射、抽血检查，以及最终通过穿刺手术进行取卵。它更让人难受的点是，你整个生活的安排都被它捆绑了。你没有办法安排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身体的激素水平，这是你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你的一切日常安排——工作、社交、休息——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治疗让路。很多时候你都在等。我有一个访谈对象王姐，她描述自己等待养囊的过程：医院让你过去等，结果过去之后告诉你移不了，或者告诉你没有胚胎，或者告诉你胚胎不好……先养三天去看一次结果，养到六天再去看一次，你就感觉你的(胚胎)个数一直在减少……再到最后筛查还得等一个多月，这种等待过程特别煎熬。王姐把自己的试管日记发在网上，一位试管姐妹在她评论区写下类似的经历，一次，她都换好衣服等移植了，结果告诉她没有可用的胚胎，「你知道换上衣服、又把衣服换下来的失落吗？」做试管的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促排卵时卵子可能发育不好，取出的卵子可能不受精，受精的胚胎可能不发育，发育的胚胎质量不一定好，质量好的胚胎移植也不一定着床，就算是着床了，还有人怀了两三个月还是停孕了。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再多的道理，很多情绪反应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当你体验到这种女性独有而男性很难有具身感受的助孕过程，这种不平衡感就是会出现，而你没有办法用你知道的理论去解决。所以有时候，知道得越多，难受的事情也越多。关于这种不可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步骤是取卵。取卵之前会打一种激素针，他们叫做「夜针」，大概是晚上8-9点的时候打，医院会按照大家打夜针的顺序去排，34-36个小时后，你是第几个取卵，会精确到大概一个小时的级别。你打了夜针之后，到了取卵的时间，工作有天大的安排你都得放下，不然的话前面就全白费了。但是即使这么精确了，上手术台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你的卵泡排掉了。有的人采卵的当天早晨拍B超去看到底有几个卵泡，看的时候还是十几个呢，上去之后好几个都排掉了，就少采了好几个。要知道，等到去采卵那一步，之前你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你会觉得每一个卵泡都是很珍贵的，你打了那么多天针，当然要多采几个出来。而且往往先排掉的那些卵泡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就很可惜。因为这种不确定，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等着看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感觉。你整个的日常生活安排会处于一种比较失序的状态，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图源剧集《半熟男女》3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没有过做试管的经验。看到她们这样的过程，我很容易想到自己高考，或者是考研，就是你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要求一个结果，那种对结果的盼望就是这么强烈。对于做试管这件事，胚胎移植之后是否着床，也就是所谓的「怀上了」，算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大家对于胚胎移植后的验血验尿，有一种虔诚的期待。她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开奖」。一般医院要求试管姐妹移植后10到14天到院验尿验血以确认胚胎是否着床。但胚胎移植之后，有人会特别特别期待，忍不住在家里买一大堆验孕试纸，每天验好几次。关于移植之后第几天验尿这件事情，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说法各有不同，有的人说千万不要验，比如你第九天、第十天验出「白板」，心情特别不好，反而可能不利于着床，你一直不验，你的心情还好一点，说不定它就着床。很玄学的。有的人会憋着到医院来验，等的那一下，就像开中奖号码、查考研成绩一样超紧张，查成绩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刷新网页，她们就是一直刷新报告，刷出来一看是阳性，哇，高兴得很，拉着我的手抱着我跳，紧张了十几天，这一刻看到了阳性，真的好开心。也有非常难过的反转。我有一个个案，在家里面测的时候还有，到医院来测就没有了，因为之前打了HCG进去，还没代谢完，在家里面测出来是假阳。那天她去医院我专门过去陪她，她说在家里面验了有，我说那你应该稳了，结果验出来没有，真的挺难受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再坚持下去，那件事情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联系她。2023年那次田野，我完整地跟了一批人做完了一个周期，6个人本来验尿的那一天全部都查出了阳性，后期着床了之后还需要看HCG翻倍情况，翻倍好的话一定程度上指示着胚胎发育还不错，翻倍不好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胚胎发育得很慢，甚至是没有发育，或者是不排除宫外孕的可能性。之后她们中有一个胚胎发育得不好，HCG翻倍不理想，这种可能就是胚胎生化了。还有的是HCG翻倍还可以，但是B超一直打不到胎芽胎心，不是个活胎。那一批最后真正怀上了，现在已经生下来的只有一个人。我之前有一个个案，她的经历也很曲折。她是生过一个孩子，之后因为老公不做避孕措施，又怀了好几次，但那时候还没做好要二胎的准备，都打掉了。每一次流产都需要刮宫，导致她的子宫内膜变得非常薄，等到两个人想要二胎了，她的内膜条件已经很难让胚胎着床了。她的胚胎质量实际上还不错，就是因为内膜不好移植了两次都没成功着床，第一次促排的胚胎用完了，又促了第二次，第三次移植之后终于怀上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她内膜不好，医生为了提高成功率给她移了两个胚胎，结果没想到两个都怀上了，本来她觉得也还行，双胞胎也挺好的，之后三个孩子热热闹闹的。结果怎么回事呢？她其中有一个胚胎着床在了她上一次剖腹产的伤口上，在我心里这不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吗？怎么就发生在我身边？那着床在伤口上就很危险，就必须要减胎，不然的话最后有可能把子宫撑穿，子宫破裂很危险的。减胎的时候面临的风险是，你可能减了这一个，另一个也保不住，压力超大，不过好在后来还好保住了，所以辅助生殖这件事，以前你觉得怀上了就是终点，后来发现，怀上了原来还不是终点，怎么还有后续的事情发生，平平安安生下来才是终点。在这种强烈的不确定和等待中，很多人受不了希望的落空，会出现情绪问题。比如有一个访谈对象跟我说，做试管那时候特别害怕下雨。下雨的时候遇到要买药，要提很多东西，再背着工作用的电脑打着伞，把自己弄得非常狼狈。那种瞬间让她很讨厌下雨。她记得倒数第二次去医院的时候，在车上看见外面下雨，莫名其妙地就哭了。再比如我昨天整理的一个个案，她的情况是胚胎移植采用降调周期，就是在使用外源性激素为胚胎移植创造子宫内膜条件之前，先注射一次降调针抑制自身的内分泌波动。那个个案非常倒霉，医生都说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降调针打了之后没有效果的。所以你想想，你打了一针1000多块钱的药，苦苦等待了21天回医院一检查，跟没打一样，非常容易对你造成打击。医生就问她怎么回事？她就各种回忆，我是不是这样了？我是不是那样了？后来她就说了一句，我是不是吃鱼了？医生其实也不确定。只是跟她说，有这个可能，因为有些鱼养殖的时候可能放了激素催肥，但是其实没人能确定。她就归因于，因为我吃鱼了。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归结成，是不是我对自己的生活管理不够严格，我做错了什么，这种责任感，会让人压力很大的。而且这种直接的「反思」往往是停留在女性这边的。甚至在移植失败的时候，其实胚胎质量好不好不是女性一方可以决定的，但是好像大家不太会一下子就想是不是我老公熬夜打游戏了，是不是他影响我了？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就会想自己，我是不是熬夜了？我是不是吃错东西了？这个压力还是挺让人感慨的，而且也让人感到有点无力。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4如果看了我的文章，应该不难发现，男性的声音很少。这是我做田野时的一个短板，因为不怎么有男性会跟我说这些。包括我在生殖科里面也会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女性聚在一起在这边讲，男性坐在另一边，大家沉默地玩着手机。后来我就想办法，把我对象拉到医院去，混入其中，看看他们男性之间愿不愿意聊点什么出来，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说，对这件事情有一种很微妙的讳莫如深。最开始我会想，他们是因为需要辅助生殖，觉得自己可能在无子问题中负有责任，觉得丢脸吗？后面我和身边的朋友接触，我发现，好像不仅仅如此。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夫妻，我们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聊到备孕，我就对那位男性说，要是备孕的话，可以去做一下生育力检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备孕，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早点解决。就聊这么一个事情，对方是很抗拒的，他不愿意去检查，也不愿意再聊下去。其实大家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但也是避而不谈的态度。这件事给我一个整体的感受就是，无论是性别的刻板印象也好，社会规范也好，在男性身上反映出来的整体表现就是，你在生殖科门诊里面比较少听到男的讲话，那是一个非常整合的状态，不单单只对做试管这一件事情，对生育这件事情也一样。具体到辅助生殖的过程里面，男性的「在场」也比较少。在一次试管的周期里，从医院的诊疗流程来说一般是要求男性必须到场仅两三次，而女性需要十次以上。从进周到成功怀孕至少需要大约20天，由于个体差异和反复失败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可以说，这期间女性的时间投入远大于男性。如果是自然受孕的状态，女性承担生育任务其实主要在怀上之后，但在辅助生殖的过程里，她们这个过程完全被提前了。在怀上小孩之前，就开始付出艰辛的劳动。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生育的主体性，有时候其实是掩藏了男性的缺席。因为生育的时钟在催促，很多女性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你不管，那当然只有我管了，这个孩子我现在不生，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法生孩子了，这个紧迫感是在女性身上。试管从技术的操作上也给男性一种错觉，就是我是一个支持者，不是一个共同参与者。虽然医生会说，做试管的期间男女双方都要调整，男性要戒烟戒酒，少用手机电脑，早睡多运动，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容易导致阴囊温度增高对精子不好，但很多男性其实也做不到。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我是在帮你」的心态，而不是这事也是我的事。这一点其实是挺无力的。所以我在田野里面会观察到，当一对夫妻他们面临辅助生殖这个挑战时，夫妻关系也在进行新一轮的重塑，夫妻会在面临压力和不确定的过程中，去思考这段关系里面的责任问题、情绪问题、相处模式问题。可能有些女性依然会比较传统，选择默默承担这一切，保持原有的关系模式，但有些女性会在争吵和磨合中对对方提出要求，找到新的相处方式。比如我有一个叫格格的个案，她的丈夫一开始也是那种甩手掌柜类型，就像一个车接车送的司机和陪诊，你说他完全不出现吧也不是，但是去了医院待一整天他也没做啥，就在那打游戏。格格就会跟他提要求，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她为试管这件事承担了很多，她的情绪也会影响试管的结果，她希望对方关注自己，学习相关的知识，并尽量照顾她的情绪。在这样的引导下，对方才真的有所改善，大家达成共识，不然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没有怀上，对于两个人而言都是很大的损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女性的情绪变得正当化了。平时女性的情绪它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你说你难受，你焦虑，对方会说，你可能就是想多了，甚至有人会批评你，你就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到了你做试管的时候，情绪这个事情它可能真的会影响你能不能成功地怀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具身的影响，变得正当了。当然，还有一些夫妻会在这种生殖分工脚本的磨合里陷入僵局，发现两个人本质上是不能建立深度关系的人，婚姻走向破裂。医院里大家印象都很深的一个案例叫立云，她其实在做试管的过程里面很顺利，胚胎数量多、质量好，但她移植只失败了一次就选择放弃了，因为她在试管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丈夫在亲密关系里一直是缺席的，这种缺席不是物理意义上两个人异地，精神上她也很孤独，她一直在「孤军奋战」，她因为试管这件事意识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立云一共得到了5枚质量不错的胚胎，移植了2枚失败了，还剩下3枚胚胎，挺多人都劝她，要不再试试吧，她很坚决，直接签字放弃了，并选择和男方离婚。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52024年，我又回成都做了一次田野，那次我选择更近距离地和田野对象接触。医院附近会有很多房子租给外地来做试管的患者，大多都叫「好孕公寓」，我选了一个合租房住了两个月，因此，也遇到了很多从外地来做试管的女性。和她们真实生活在一起，我发现了一些更隐秘的关于生育的思考。比如说，之前的田野里，如果我在医院问对方，你做试管是为什么呢？她会说因为我想生，我再问她，如果失败了，你怕不怕因为这件事婚姻出现问题，她会跟你说不怕，我生孩子就是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想要这个孩子，她们的回答都是看似非常有主体性的。但真的住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她其实是害怕的，害怕没有生这个孩子，她老公或者她婆家人会怪她，甚至她娘家人都会怪她，会说你们两个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没生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叙事她是不会讲的，她可能觉得讲出来了之后显得自己不够强大。曾经这个叙事是很正当的，之前可能你出去说我不生孩子，我婚姻怎么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所以会看到，现在「大女主」话语，其实会有一种反过来的压抑，会让一部分女性不好意思讲出来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一点其实让我挺感慨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么多细节的时候，我觉得主体性好像就是对父权制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抗——让我这样我偏不，我就是要大女主的感觉，其实后来会发现，你也不用苛求每个人都像战士一样，人家在自己的体系里面，自洽就行。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她可能生了三胎，跟婆婆一起带娃，工作也不咋样，老公也不着家，但是她觉得还可以，她对自己做试管，也没觉得亏，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情感连接让她觉得非常美好。我会觉得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可能不必要求大家都这么战斗。我印象还很深的是一位来自四川凉山的一个姑娘，她没有念过书，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她生活得非常开心。她的第一个小孩是一个唐氏儿，染色体有点问题，智力发育不是很好，好不容易攒了10万块钱过来做试管，我就问她，我说你第一个小孩都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会想生更多的小孩？人家的说法就是，我第一个小孩不好，我要多生几个孩子，以后一家人都可以帮衬他，她就是这样的观念。但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叙事里面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姑娘，我们聊起关于生育的话题，她的很多思考是非常让我吃惊的。比如，她和我谈到，她看到新闻上说，有人有钱会去找代孕，身体就不用受苦了。她还说，如果她有钱的话，她也不想去找代孕，别人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和我亲吗？和我会不会感情不好？当然也许因为这个人本来思维就比较活泛，但是我相信做试管这个事情肯定对她是有外力作用的，会让她思考，对生育怎么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关系，对自己的亲子关系怎么看，这一系列的问题是都有反思的。她不反思，她说不出这样的话，之前她只是没有理论的话语来表述而已。做试管这个过程，会让有一些人有一点点觉醒，这种觉醒它不一定是指向我要变成一个「大女主」，而是指向你更清楚地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而且我发现，这些做试管的女性们身上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我和她们聊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人家讲自己的事情都掉眼泪了，她们倒好像比我更平静。我觉得她们的自洽程度和幸福感的程度是高于我的。可能之前我也有些理解不了，有些女性的处境在我眼中已经差得不行了，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但是人家真的过得挺开心的，很自洽，这一点我改观很多，我觉得不要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经验里面去揣测他人的人生，人家有自己人生的活法，而且她们比我快乐，何尝不是比我成功。我还很感动的是她们之间的女性情谊，她们之间会互称为「试管姐妹」。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当你决定做试管，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就给你发个本子，上面有稍微详细一点的步骤介绍，至于每一步之间要干嘛，好多人会很懵，中间出现好多情况，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试管姐妹互相之间会形成一种自主的「联盟」。她们经常聊天，线上线下都聊，会把非常零散的、个体化的具身经验互相分享。你会发现，你跟一个沉浸在这种经验分享的试管姐妹聊天的时候，她会跟你讲你移植了，如果几天之后你肚子有点痛是正常的，可能着床了，但这句话医生是不会跟你说的，因为没有医疗的证据，但是所有人在一起讨论之后变成了一种好像可以给你提供安慰的知识，很神奇的。而且你每一次去医院，要怎么去医生那排队开单检查，去哪抽血，去哪打报告，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医生不会一一跟你讲，她们会靠着这种联盟自己内部就解决了，可能有的人因为一起做了试管之后还会保持联系，成为好朋友。试管姐妹她们会有很多交流的微信群，这些群里面通常都很友好的，因为大家都很自觉，不在群里面散布焦虑，都是非常正向的安慰。我去的那个田野点，同时进周的人，你们会在同样的日期来打针，来查B超，医院会给大家拉一个群，真的很像同期生，我们这一批，谁怀上了，谁毕业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成功生了孩子，真的会发一个毕业证。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6我没有想到会有人关注到我的研究，我很想让更多人知道，做试管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这些做试管的女性，真的经历了很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她们不容易，也看到她们的强大。我真的很喜欢她们，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没有的东西。她们很有活力，很有精力感，像我这样的「低精力老鼠人」，真的很佩服。如果不是一个高精力的人，或者是一个对生育信念感比较强的人，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或者说做一次失败了就算了，不会一次又一次尝试，所以我经常能在她们身上看到那种——哇，好好攒劲生活的力量。很多年轻女性可能理解不了她们对孩子的渴望，但你一代入考研，应该能懂这种焦灼，你备战了几年，就上不了岸，那种失落是很具象的。生育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问题。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流产了很多次，最后想要试管一个二胎的个案。她为什么想生二胎？是因为生命里有了一些变故，看法改变了。之前，她是坚定地只生一个孩子的，后来爸爸生病去世了，她是独生女，就感受到在她爸爸临终的这段时间，她压力很大，她的感情也无处安放，因为妈妈年纪也大了，她只能做那个支持者，没有人支持她。那个时候她就想，如果自己有兄弟姐妹的话，还可以相互支撑，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刻，也有人可以相互支撑，就想生二胎，她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非要把这个二胎生下来，自我驱动性非常强。从表面上来看，她结了婚，生了一个，政策允许又生了第二个，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看重家庭的人，但是实际上她的这种生育决策、生育观念是非常个体化的，是出于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人生的体验和反思。而辅助生殖只是生活的一个选择，有趣之处其实在于你如何去接受它的过程和结局。有时候追问一个人生育的意义，就像追问对方人生的意义一样，能触及一个人特别内核的想法。我的一个朋友，她是1987年的，她本来准备不婚不育，和自己妈妈相依为命过一辈子。结果她去年突然查出来卵巢早衰，不到40岁就绝经了，几乎失去了卵巢储存功能，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AMH（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正常的话应该是大于2，她只有零点几。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她就慌了，她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到那一刻她才发现，原来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不一样的。当她知道自己失去了选择的时候，原来真的会难受，虽然她没有打算生，但是不能生还是对她造成了冲击，后来她进行了一些外源激素的补充，积极治疗，有一个月她的月经就正常来了，她很开心，跟我分享说，在那一个月她的想法竟然是，我要不要生个孩子呢？这件事也让我觉得，生育问题是很当下的决定，不到那一步，你真的很难预料自己会是什么样的。研究这个议题，我其实也在反复地拷问我自己，我对生育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已婚未育，一直都很纠结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它会让我处理更多的人际关系，我很社恐，不喜欢处理人际关系，但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因为要有照顾者，隔代育儿逃不开的，我跟自己的父母都很难再同住，还要去协调别人的父母，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麻烦的事情，而且是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对我的婚姻观、生育观有没有产生影响？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做这个田野，其实解决不了我内心的问题。关于生育，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焦虑，所以处在一个非常清醒的焦虑中，田野给不了我解决焦虑的答案。这次田野让我产生的最大变化是，我对不同的生活态度的理解更深了，我看到了更复杂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女性的处境。原来女人在非常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也是可以很自洽的。之前我对这样的状况，是尊重、理解，但情感上不太能共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自洽，深层还是觉得是不是被洗脑了？但是当你真正和她们接触了之后，我真的能够从情感上更加共情。她们的自洽，她们的主体性实践，她们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自洽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当我们说这些女性有主体性时，并不意味着她们的决定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束缚的。相反，我观察到的是一种在结构压力下生成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一种情境化的、挣扎中的主体性。在漫长的试管过程中，她们不断地学习、决策、与医生沟通。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主体性实践。她们会将外部的期望（比如家庭的、社会的）进行内化，最终表述为「我自己的决定」。「是我自己想要一个孩子来圆满我的人生」的背后，可能交织着对婚姻稳定的考量、对年龄的焦虑，或者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想象。这种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需求的过程，本身就是主体性在复杂情境中运作的体现。我想呈现这种在技术、身体、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夹缝中，女性所展现出的坚韧、矛盾而又真实的处境。这种流动的主体性和情境化的主体性，是我调研下来最真实的体会。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我发现，辅助生殖和背后的性别分工这个议题最有趣之处在于「模糊」和「关系」，这里面牵扯的东西很多，许多思想在打架，关系也在流动，我会被这种模糊所吸引——它不是一个明确的论断，很复杂，也很有魅力。图源剧集《机智住院医生生活》

发现AI顶不住，越来越多公司开始请人回去

“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在崩塌？去年，硅谷流行一个说法：“AI会干掉你的工作。”从谷歌、亚马逊到各家初创公司，许多企业高调宣布“用AI优化人力”，在投资人面前展示未来的高效蓝图。然而一年过去，现实给了他们一个耳光——越来越多公司正在重新雇回自己裁掉的员工。最近，人力数据平台 Visier 公布的一份全球报告显示，在其追踪的142家企业、240万名员工中，有5.3%的被裁员工最终被老东家重新聘用。这个数字虽然看似不高，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比例自2018年以来相对稳定，但近两年明显上升，且正在加速。这意味着，“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面临着现实的冲击。一场没有兑现的“AI承诺”Visier首席研究员 Andrea Derler 把这种情况形容为“企业与AI之间的冷静期”。她指出，很多公司在去年裁员时，给出的理由是“AI已经能自动化部分岗位”。但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更多只是一种“方便裁员的借口”，而非基于真实的业务效果。根据Visier的分析表明，许多公司在引入AI系统后，确实能在部分流程上提升效率，例如客服问答、数据录入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AI通常只能“接管任务”，而不是接管岗位。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职位（例如市场分析师、开发工程师、项目协调员）中，AI只能取代其中的部分操作，而剩下那些需要判断、协调、经验积累的环节——依然需要人。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发现自己“省了一半人，却还得花更多人力去让AI真正能用”。不仅如此，更现实的问题是“钱”。正如 Andrea Derler 所说，许多高管在推动AI战略时，完全低估了AI落地的成本和复杂度：“AI基础设施不是一个模型接个API那么简单。它还包括服务器、数据管道、安全审计、模型监控等一整套系统。”——而这些支出，往往会远超公司引入AI的最初预算。尤其在企业级场景中，AI模型需要在内部环境中运行，难免会牵涉隐私、合规和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成本直线飙升。一些公司原本计划通过裁员来抵消这部分成本，但很快就发现：AI上线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业务的复杂性。于是，当新AI系统上线后无法顺利接管旧流程，公司就只能把原来的业务骨干给重新请回来。MIT：95%的企业还没从AI中赚到钱除了Visier，麻省理工学院（MIT）最近发布的一项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全球约95%的企业尚未从AI投资中获得任何可量化的财务回报。换句话说，AI不仅在账面上没有成为“生产力”，反而还变成了新的资本支出中心。Interactive Brokers 首席策略师 Steve Sosnick 对此的评价更为直接：“看起来，AI行业的巨额投资，很多都没花在刀刃上。”所以，这让许多企业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循环：他们裁掉员工，投入AI；但AI没有节省下预期的人力；反而需要重新招人，让系统能跑得起来。结果是——“AI节流”变成了“AI反噬”。更何况，即便是从传统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裁员也并非“稳赚不赔”的操作。根据劳动力规划平台 Orgvue 的数据，企业每节省1美元的工资成本，实际平均要花1.27美元来支付遣散费、失业保险、重新招聘和培训等隐性成本。“裁员从来不是免费的，”Andrea Derler 强调，“而很多公司都低估了它带来的复杂连锁反应。”“AI替代人类”的神话，正在崩塌？回头看这一轮AI浪潮，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产业变革，但也暴露出许多被忽视的现实。Visier表示，这波“回聘潮”正在各行各业蔓延，在那些尝试快速引入AI工具的公司中尤为明显。例如，一些科技公司裁掉了客服、运营或测试岗位，事后才发现AI生成的内容不稳定、工单识别出错率高，不得不紧急召回熟悉业务流程的老员工来“补救”。“那些高估AI带来节省空间的企业，最终可能不得不一个个打电话，把自己裁掉的老员工请回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AI裁员潮，或许只是企业试错的一环，而这种“回聘”现象表明他们正在学会“修正预期”——与其幻想AI能替代一切，不如找到AI与人类共存的新平衡点。但从“裁员”到“回聘”的这段反转，至少也提醒了一个现实：技术的力量永远需要人来驾驭。参考链接：https://www.techspot.com/news/110139-new-data-shows-companies-rehiring-former-employees-ai.html

今日头条再次操纵热搜和舆论，系统性、长期性和普遍性行为？

今日头条操纵热搜和舆论的行为，不是个案，应该是系统性、长期性和普遍性行为。以下提案是业内人士针对这种行为处理方式的建议：泛滥/祸国殃民的被操纵的虚假热搜和热搜榜...https://www.cjz.vip/303746459.html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字节系其它事业部，有一个所谓的名不符实的“专家标注平台”，此平台所谓的“专家”貌似大部分是学生和失业者组成（和专家无关），同时其它问题也非常多。其中他们的一位员工，污蔑某人手写原创的题目思路为AI生成（这涉及底线），在和其私聊沟通无回应的情况下，在另外一个话题此员工找其它理由（后面证明这些理由也是错的）要维持此前他们认为是AI生成的荒谬错误判断的前提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污蔑的某人在他们的社群公开了被污蔑的事情，而他们的这位员工非常恶劣，一二再、再二三的污蔑。飞书社群截图后面和他们的一位领导私聊，他们承认了这个不是AI生成。本想此事件就此打住，不再提，但是他们的这个行为，也过于龌龊：字节系的这个事业部出现的此恶劣污蔑事件可能是害怕被媒体曝光（也可能是此污蔑事件在他们事业部社群公开后某人或者某些人恼羞成怒的报复行为），在此恶劣的污蔑事件在他们社群公开后，字节系的今日头条很快禁言了此人（被污蔑的人）在今日头条注册的一个账户，过了几天后封禁了此账户。窥一斑而知全貌，从此处可见...字节系的这个事业部问题非常多：1、员工问题很多；其中员工捣糨糊的本事一流（沟通接触了他们的7名员工，5人出现了这个情况，还挺严重）；有的员工非常恶劣（喜欢作恶）；除了1人之外，其它人不承认错误，错了也不改。2、非常混乱，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3、此任务平台并非他们号称的“专家标注平台”，貌似大部分是学生和失业者组成（和专家无关）。他们这样的虚假称呼，可能是想给人一种错觉，想拿到或者忽悠到更多融资和资源吧。4、他们所谓的拉小群的“质检委员会”里面学生非常多，大部分的真实水平并不专业，问题一大堆。5、此平台是一个兼职做题平台，9月份兼职人做的工作，到11月底和12月初才给结算拿钱。让人想起了以前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其拿薪的拖延时间和他们类似。(甚至还不如以前建筑业的农民工，农民工每个月至少还能获得基本生活费）6、此平台喜欢白嫖兼职人的工作成果。知名天使投资人郭涛：“今日头条”流量入口有操控舆论嫌疑 易形成“信息茧房”来自：网经社针对近期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的“美的集团因违反京东‘二选一’要求遭罚款500万元”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大量媒体自媒体集中发布上述谣言，以及京东“二选一”等不实信息，明显有个别舆论平台操纵迹象，误导公众。据悉，“京东对美的巨额罚款”、“京东二选一”等谣言，是因为京东要求在自己平台上的售价不能高于其他平台，引发与抖音直播间之间的价格竞争而产生的。京东发出辟谣信息后，京东二选一谣言仍然挂在“今日头条”热榜上，而同期其他平台并无此新闻的相关热搜。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电商快评供记者朋友参考。关于此次京东“二选一”的谣言，起因是网上流传的一张PC端运营后台的截图，即京东运营系统给美的集团官方旗舰店发送的违约处罚处理通知：京东运营认为，美的集团官方旗舰店有一款商品在京东的标价明显高于同一时段内其他渠道同款商品价格，违反了京东平台相关价格管理规则，属“严重违规”行为，要处罚违约金500万元。据《黑龙江网官方账号》报道，罚单中的“价格违规”，可能与京东在今年双11的最新商家管控政策有关。据多家媒体报道，京东在今年双11期间对家电等领域商家推出“价格约束”规则，要求品牌在其他平台的最终到手价(含平台券、赠品、满减)不得低于京东。同时，京东还明确要求品牌在其他平台直播间不得发放优惠券、抽奖，甚至禁止提及“更便宜”等字眼，否则将面临高额处罚:一个商品罚款500万元、两个1500万元、3个4500万元。对此，知名天使投资人、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郭涛接受数字经济新媒体&智库——#网经社 独家专访。京东“平台价格不高于其他平台”属纵向价格管控，非排他性交易。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相关，若京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且滥用该地位排除竞争，则可能构成“限定转售最低价格”行为；反之，若仅为合理商业策略且未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不构成“二选一”。关键判别点在于：是否强制商家放弃其他平台销售、是否导致价格垄断或市场封锁。若京东通过罚款机制干预定价，则有可能引发“变相二选一”争议，需监管部门结合市场份额、实际损害综合评估其正当性。头条系存在技术性操纵舆论的空间。作为流量入口之一，它可通过算法加权、热搜置顶、话题聚合等方式放大特定信息，尤其在热点事件中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比如本次谣言在其平台持续霸榜，而在其他平台却没有热度，这一现象就反映出主动干预痕迹。郭涛这样说到。郭涛认为，这次事件表面是“舆论攻防”，实质是存量市场的“生态博弈”。京东通过低价策略稳固基本盘，抖音依托直播电商蚕食份额，双方矛盾聚焦于供应链话语权与流量变现效率。此事件暴露出两大趋势：一是平台间竞争从显性补贴转向隐性规则冲突，未来或更多体现为标准制定权的争夺；二是舆论场成为第二战场，头部平台利用媒体矩阵塑造叙事主动权。

俄罗斯“黑寡妇”们如何从士兵阵亡中牟利

俄罗斯有关部门称，一些女性为骗取高额抚恤金而与士兵结婚。2023年10月，俄罗斯士兵谢尔盖·汉多日科(Sergey Khandozhko)在入伍的第二天就结了婚，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困惑不已。40岁的汉多日科此前从来没提到过新娘，也没说过要结婚。更让人费解的是，这场仅持续20分钟的婚礼既没有拍照，也没有交换戒指，而且只有一位宾客。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证词和一份法院裁决，婚礼之后，汉多日科的新婚妻子甚至继续和她的前夫及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汉多日科的嫂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汉多日科在乌克兰战场上受伤身亡后，他的妻子领取了按规定支付给每名阵亡士兵近亲的一次性抚恤金，这时，一家人才警觉起来。这笔20万美元的赔偿几乎相当于俄罗斯平均年薪的20倍。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一家民事法庭的法官判决汉多日科的新娘叶莲娜·索科洛娃(Elena Sokolova)诱骗他结婚，目的是继承他的遗产。这桩婚姻被判无效，索科洛娃必须支付3,000卢布罚款，相当于37美元。索科洛娃提出上诉，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战时的俄罗斯，女性以牟利为目的而盯上士兵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人们开始把这种女性称作“黑寡妇”。处理这类案件的法院试图判断涉案婚姻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为了在丈夫阵亡后牟取经济利益而签订的“婚约”。俄罗斯议员提议立法，对这类行为的幕后操纵者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或限制通过与士兵结婚而获得的福利。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俄罗斯不得不提供高额报酬来吸引男性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残酷的乌克兰前线。这包括高额军饷、入伍奖金，以及向阵亡者家属支付的大笔抚恤金。根据军衔和具体情况不同，阵亡士兵家属获得的赔偿通常超过1,450万卢布，约合18万美元。大量资金流入许多前线士兵的贫困家乡，引发亲属间为争夺抚恤金而爆发的纠纷，而试图分一杯羹的投机者也闻风而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陈述，有失联多年的父亲重新现身，要求分取抚恤金，还有祖父母开口要钱，以补偿他们多年来照料最终战死的孙辈。但俄罗斯议员和官员们表示，最恶劣的是一些女性，她们单独行动或是与他人合谋，在士兵上战场前诱骗他们结婚，企图在士兵战亡后从中牟利。“这些恶魔想要玷污最神圣的事物——对阵亡英雄家属的关爱！”议员列昂尼德·斯卢茨基(Leonid Slutsky)在今年夏天表示。他将涉案女性比作二战时列宁格勒围困战中的劫掠者。俄罗斯法律专家表示，这种现象的真实规模很难确定。《华尔街日报》搜集了六起俄罗斯法院的案件，根据其中的指控和判决，一些俄罗斯士兵或其家属遇到假结婚骗局，被骗走了从前线挣来的钱。社交媒体让骗子们更容易找到目标。在俄罗斯VK平台上，有几十个专门供女性寻找在乌克兰服役对象的群组，例如“与士兵约会”(Dates with Soldiers)，“与肩章约会”(Dates with Shoulder Marks)，“肩章”是对军人的委婉称呼。俄罗斯的VK平台上设有专门供女性在乌克兰服役人士中寻找未来丈夫的群组。图片来源：UNCREDITED俄罗斯当局表示，有犯罪团伙参与了其中一些骗局——有时试图一次性网罗多名士兵。据俄罗斯中部汉特-曼西斯克地区的调查委员会称，一个在该地区活动的犯罪团伙到处物色单身男子，说服他们签订兵役合同，随后为这些男子安排假结婚，并让他们交出财务控制权。受骗士兵人数尚未公开，案情显示涉案金额约为3,000万卢布，约合37万美元，相关人员已被起诉，罪名是有组织犯罪。今年2月，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名检察官指控一对已婚夫妇诱骗一名46岁的无亲属男子与他们63岁的女性同伙结婚，随后说服他签署了一份兵役合同。检察官办公室说：“他们的目标是在发生可向亲属支付抚恤金的事件时窃取这笔钱，因为他们知道这名男子没有其他继承人。”据检察机关称，当这名男子阵亡后，这个团伙以其遗孀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申请近亲应得的抚恤金，并将800万卢布（近10万美元）瓜分。这桩婚姻随后被判定无效。此案仍在审理当中，涉案士兵与其他嫌疑人的姓名尚未公布。一些议员呼吁对与士兵假结婚以领取国家福利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两名议员则提出一项立法，旨在剥夺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结婚的妻子在离婚时分得前夫军饷的权利。今年4月，西伯利亚一家法院判决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煽动仇恨和敌意罪名成立，理由是她鼓励女性出于“私利”与士兵结婚。这位名叫玛丽娜·奥尔洛娃(Marina Orlova)的经纪人曾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谈到自己遇到了一些女性，打算用继承的阵亡士兵抚恤金买房。“这很容易。找一个在前线服役的家伙，他一死，你就能拿到800万”，奥尔洛娃在播客中说。“这是个商业计划。”奥尔洛娃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当地警方发布到网上的一段视频中，奥尔洛娃就她的播客言论道了歉，其播客也以访谈形式在YouTube上播出。奥尔洛娃说：“我为这段被发布到网上的视频致以最深的歉意——向‘特别军事行动’(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的参与者、遗孀、母亲和妻子致歉”，这里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克里姆林宫对入侵乌克兰行动的委婉说法。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此类案件中，有些家庭因阵亡士兵抚恤金而爆发纠纷。去年8月，在莫斯科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安吉丽娜·瓦留希娜(Angelina Varyukhina)与27岁的士兵格奥尔基·科斯特尔科(Georgy Kostyrko)结婚。据载明两人关系的法院判决书称，这对在社交媒体上结识的夫妻仅共同生活了11天，之后科斯特尔科就重返战场了。几个月后，科斯特尔科提出离婚，今年2月，一名俄罗斯法官宣布这段婚姻无效，并留出一个月的上诉期。科斯特尔科的母亲奥尔加·科斯特尔科(Olga Kostyrko)向俄罗斯NTV电视台表示，两周后，科斯特尔科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前线阵亡，距此一天后，瓦留希娜对婚姻无效的判决提出上诉。根据科斯特尔科一家的代理律师安德拉尼克·格里戈良(Andranik Grigoryan)的说法，这让瓦留希娜成了科斯特尔科身故抚恤金的受益人。根据格里戈良在网上公布的法庭文件，这位士兵的母亲随后起诉了瓦留希娜，指控她在短暂婚姻中对科斯特尔科不忠，现在又试图从她儿子的死亡中获利。在案件审理期间，瓦留希娜在Instagram上发布了这对夫妇在公寓里嬉闹、装扮滑稽的视频片段。“还有人怀疑我们不是天生一对吗？”她在4月份的一篇帖子中写道，当时距科斯特尔科去世已有一个月。她4月份告诉NTV，她需要这笔赔偿金来偿还科斯特尔科给她的家庭留下的债务。22岁的瓦留希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法庭上也没有律师代理。她在6月份败诉，领取抚恤金的权利被取消。格里戈良说，此案对俄罗斯社会以及被捧上神坛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参战退伍老兵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从已故丈夫的鲜血中牟利不仅不道德，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他说。

VC变成了高利贷

对赌协议，英文的对应词为“VAM”（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估值调整机制），在英语的解释中，经常会添加一句：即bet-on agreement。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巍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检索了十余年来美国硅谷的VC投资协议，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硅谷几乎没有对赌。即便是最接近的回赎条款，在硅谷VC协议中的使用率也不到5%，且期限通常为5～7年。而在中国，超过90%的VC投资都包含对赌条款，期限往往只有3年。更耐人寻味的是，“对赌协议”这个词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产物。VAM是个中性的金融术语，但在2004年左右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了带有强烈赌场色彩的“对赌协议”，最终又输入回了英语世界。这个翻译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隐喻：它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创投生态的本质——这不是硅谷式的“估值调整”，而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输赢分明的豪赌。这个巨大的差异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2025年，对赌协议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罗永浩与投资人郑刚的回购纠纷还在发酵，老罗那句“投资不是借款”刺痛了无数创业者；王健林当年万达商业的对赌失败，在其形容枯槁的面貌上得到了具象化。同样是创业投资，为什么硅谷VC可以不要对赌，中国投资人却把它当成标配？当“估值调整机制”变成“对赌协议”，这场翻译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从保护到绞杀2024年1月，王自如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383万元，8月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曾经的数码测评第一人，因为ZEALER未能完成对赌业绩，陷入了债务泥潭。初始回购金额是3383万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年化12%的利息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累积到约1亿元。2024年案件已进入终本程序，意味着法院能用的执行措施都用了，但债务人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王自如的困境，暴露了中国式对赌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投资失败，创始人要用个人资产兜底。但在硅谷，情况完全不同。张巍教授的研究指出，硅谷VC很少使用对赌或回购条款，使用率不到5%。那他们用什么保护投资？答案是优先股制度——一套更精密、更平衡的风险分配机制。硅谷投资人获得的是优先股，这种股票附带清算优先权、反稀释条款等特殊权利。清算优先权是指，在公司被出售或清算时，优先股持有人可以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回报。但更本质的差异不在条款设计，而在退出生态。硅谷VC不需要对赌，因为他们有太多退出选择。IPO只占退出案例的20%，更多的是被收购——Google、Meta、苹果这些巨头每年要收购几十家创业公司。2023年，美国科技公司并购交易超过1000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小型创业公司被战略性收购。并购退出的好处是：不需要等公司成熟到可以上市，只要项目有价值，就能找到买家。Instagram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时，团队只有13个人，还没有商业模式。YouTube被Google收购时成立才一年半。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并购市场虽然存在，但和VC投资的项目几乎是两个世界。腾讯、阿里、字节这些巨头，更习惯自己“孵化”业务，而非通过收购。（相关阅读：防止投资人/巨头“恶意尽调”，保密协议真的有用吗？）IPO通道更是天壤之别。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而美国纳斯达克，即便在2024年这个“小年”，也有200多家公司上市。退不出去，钱就卡在项目里。当前约2.6万亿元的创投基金正处于退出周期，预计未来两年还将新增约4000亿元的退出需求。这些钱要怎么退？IPO通道收紧，并购市场冷清，转让给S基金又要打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在硅谷，投资人可以耐心等待，因为总有出路。在中国，投资人必须逼着创业者回购，因为这是唯一能看到的退出通道。同样是股权投资，硅谷的优先股制度说的是：“我们共担风险，但我有优先保护”。中国的对赌协议说的是：“你必须保证我不亏钱”。前者是股权逻辑，后者是债权逻辑。在一级市场趋弱、VC更求自保的环境下，VC正逐渐变成另类银行。二、一场被困住的游戏2024年，投资机构参与的回购事件共1741起，同比增长8.5%，涉及1687家项目公司和978家投资机构。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诉讼案件，最终只有不到5%能真正拿回本金。深创投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期间，这家老牌机构发生诉讼类招标38起，97%由投资项目退出纠纷引起。2024年1到7月涉及的22起案件，比2023年全年的13起增长了69%。这不是深创投突然变得激进，而是基金到期了，必须给LP一个交代。回购为什么会成为“唯一选项”？因为其他路都走不通了。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并购市场同样冷清——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大多数并购与VC/PE的退出需求根本不匹配。一位投资人坦言：“前几年很少有投资机构通过诉讼途径迫使项目方回购。即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资金最终胜诉，实际也追回不了多少钱。”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问题出在哪里？一位不愿具名的VC合伙人给出了答案：“不是我们想要对赌，是我们的LP要看到对赌。没有对赌条款，募资报告根本过不了。”中国VC基金超过七成的钱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这些钱有自己的考核周期——通常是3年投资期加2年退出期。5年内如果项目没有明确的退出路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这个压力怎么传导？基金管理人拿到LP的钱，就背上了硬性的退出指标。投资的时候，必须考虑3年后能不能上市、能不能被并购。如果都没有，那就只能要求创业者承诺回购。但3年时间对大多数创新型企业来说根本不够。OpenAI成立于2015年，到2025年还是私有公司，期间经历了多次商业模式调整。硬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一个芯片公司从研发到量产到占据市场份额，顺利的话也要5到7年。更讽刺的是，2018年之前，回购方式退出的项目总体收益率基本为负；但2018年之后持续为正，2020年后稳定在3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对赌已经不是“保护机制”，而是变成了“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人实际上在做债权投资，只是披着股权的外衣。创业者这边的困境同样真实。2015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因为对赌失败，失去了公司控制权。万达商业当年的对赌，最终让王健林不得不贱卖资产套现。罗永浩和锤子科技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投资人郑刚后来要求老罗以个人资产回购股份，理由是公司没能上市。老罗反击说：“投资不是借款。”这句话点破了中国式对赌的本质困境。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受理IPO项目中，约有65%的企业在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条款。该律所认为，上万名企业家可能面临数亿元的回购风险，某种程度上，创业成为了一个“无限责任”的游戏。硅谷没有这个困局，因为他们的LP给得起时间，退出渠道足够多元，创业者失败了还能重来。而在中国，每一个环节都在收紧：钱等不起、路走不通、人输不起。对赌协议的泛滥，不是某一方贪婪，而是整个系统在资金、退出、法律三个层面同时失灵的结果。......从VAM到“对赌”，从硅谷的优先股到中国的回购承诺，这一领域这20年的路越走越窄？......

楼市灰产调查：买房人的“后悔药”，退房公司的生意经

当楼市告别单边上行的黄金时代，一场围绕“退出权”的隐秘战争正在买卖双方之间悄然上演。2025年9月中旬，王珂在西安榆林买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套房，支付定金加首付共计26万元。虽然已经交钱，但这个房子并不是王珂最心仪的，并且在过去短短的几个月中，房子的总价下降了十多万元。他对这套房的保值升值没有信心，决定退房。他希望能够拿回一部分定金，而销售坚称“按合同来，想退就拿不回定金”。焦虑的他将目光投向了退房公司。在退房公司介入一个月后，他拿回了一半的定金和首付共计23万元，并向退房公司支付了5万元服务费。在房地产“止跌企稳”阶段，由于资金周转不畅、房价下跌、房屋烂尾等原因，消费者的退房需求激增，催生了“退房”这门生意。退房公司是指专门帮助消费者退房的咨询公司或有相关业务的律所，是房地产下行期的独特产物，以“不成功不收费”的承诺吸引着进退维谷的购房者。从社交媒体平台的精准推送，到精心包装的成功案例，这条新兴产业链正在快速渗透地产交易的后市场。《财经》调查发现，退房公司通过寻找开发商的违规点、发律师函、找关系等方式协助客户退房，运作逻辑高度依赖信息不对称。虽然市面上有不少退房成功的案例，但是退房公司游走在灰色地带，与退房者常常“貌合神离”，一旦出现分歧，可能抬高退房者的成本，甚至出现法律风险。值得深思的是，退房纠纷既反映市场心态，也折射出楼市深度调整期的制度缺口。当部分城市尝试推出“七天无理由退订”等冷静期机制时，上海头部房企的高管直言这类政策多为营销噱头，开发商也通过各种风控措施，构建更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场发生在购房者、专业退房机构与开发商之间的三角博弈，最终考验的是房地产行业在转型期如何重建交易公平与市场信心。“死马当活马医”去年年底，重庆的吴琦考虑到孩子即将上小学，决定将家中的老房子卖掉，置换一套学区房，交了定金和部分首付，共15万元。但老房子迟迟未能成功出手，新房价格又出现了波动，加上开发商宣传的学区情况与实际不符，纠结再三后，她走上了退房的道路。吴琦先向当地住建委和12345投诉，对方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她先收集相关证据并提交，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如果确有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再对开发商进行处罚。但吴琦觉得这是在为难她，“买房的时候谁想着退呢，当时我没录音也没拍照，现在让我去搜集证据也不现实啊。而且就算处罚了，也不一定能退款给我。”她又尝试委托律师进行退房。在对比了四五家律所后，她选择了一位打过房产交易纠纷案件、与诸多地产公司有过合作的律师。听完她的讲述后，该律师表现得信心满满，称会采用投诉、发律师函等方式进行处理，全案委托共需8000元，先收取3000元作为前期咨询费用。出于对专业律师的信任，也由于已经与销售摊牌、急于退款，吴琦没有纠结费用。但在实地查看、团队讨论后，该律师表示，证据不足，无法退房。3000元律师费也没有退给她。连律师都无能为力，吴琦一度丧失了信心。但打开社交媒体平台，各种退房相关的帖子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到她的面前。她尝试在几个帖子下留言咨询，立刻有十几家退房公司联系她。有了之前的教训，她对这些退房公司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筛选，甚至列了一个Excel表格进行对比：处理的时间越短越好，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必须派遣专人到现场查看；不提前收费，退款成功后再收费；以往的成功案例包含全国的大小城市，而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最好不需要额外配合；话不说得太满，不承诺100%退款。她最后选定的退房公司有两点打动了她。一是对方主动给她讲解了退房行业的发展过程、市场的变化，她觉得对方很专业；二是对方能理解她对跑售楼处非常头疼，主动表示不需要她出面。最终，这家退房公司帮助吴琦拿回了15万元，收取了45%的费用。这几乎是市场上最高的收费标准，但吴琦认为，当时退房已经成了她的“心魔”，严重影响到了她的工作效率和家庭氛围，能够处理完这件事，这笔钱花得很值。多位跟退房公司打过交道的消费者都表示，他们最初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找到退房公司的。一位广西的消费者表示，他的定金就1万元，能退回最好，退不回就当花钱买教训了。今年6月，他委托的退房公司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帮他要回了定金，报酬是退回钱款的30%。在这期间，他完全没有操一点心，也不知道退房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方法。“退了就行，我不想管那么多。”他说。而更多的消费者已经消耗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寻找退房公司成了他们最后的自救尝试。市场需求催生退房生意王珂告诉《财经》，最开始接触到退房公司在9月底。当时小红书首页给他推荐了一个帖子：《五万元，两天退房成功》。点开一看，是一个分享自己如何找到靠谱的退房公司、成功退房的帖子。这是他第一次听说退房还有专业公司。《财经》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搜索“退房公司”，跳出很多以“xx退房”“xx咨询”“xx律所”为名的相关用户。这些用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仅能进行咨询服务的公司，在天眼查官网上，这类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房地产评估等关键词；另一类是明确表明律师、律所身份的公司。胡川山是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做退房业务近两年，处理过近百起退房事件。在小红书上，他和团队运营着一个名为“胡律师（无忧退房）”的账号。他告诉《财经》，开始接触退房的业务是因为身边的几个朋友想要退房，前来咨询他。他发现，在市场下行期，很多客户有共性需求，退房公司和退房律师也应运而生。而在房市景气、一房难求时，他们的生存空间很小。消费者想要退房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房屋烂尾、急需用钱、冲动消费后因房价下跌而后悔等等。当前，最后一种原因来退房的消费者是最多的。在他看来，退房律师起到三个作用：协调指导、帮助消费者跟开发商沟通、给消费者提供心理支持。相比退房公司，律师更有优势的地方是对法律更加了解，而这正是大部分消费者最需要的。“开发商的法务都是身经百战的，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怎么能跟对方抗衡？”他说。《财经》以已交定金、未办理贷款为前提咨询了几家退房公司，并提供了购房地点、楼盘名称、交了多少钱等基础信息，得到的清一色的答案都是——能退。在他们的概念中，单纯退定金的案子比较简单，做起来也比较有把握。如果买房流程已经进行到交完首付、办理贷款的阶段，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位退房公司专员表示，经过与公司合作的两位主办律师对楼盘信息、开发商经营状态的评估，90%以上的可能性可以退全款。“如果说100%能退，那都是骗人的。”他表示。根据《财经》提供的情况，该专员给出了收取退回钱款20%的收费标准，并强调：“你这种情况比较简单，20%是我们的最低价，拿不回钱不收费。”当问及需要配合什么，该专员打包票称，客户全程不用操心。达成委托后，公司的律师和相关工作人员会建群，每天在群里反馈退房进展，客户只需要在前期提供相关材料、最后去售楼处签署退房申请书即可。该退房专员发来的群聊示意，群内有律师、工作人员和消费者。 图源/受访者退房服务合同中写明的委托期限为90天，不过该专员表示，实际上一两个月就可以成功退款。他也表示，公司会处理到客户满意为止，如果委托到期客户仍不满意，公司不收任何费用，客户可以自行选择解约或续约。“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们自己倒霉，前期评估不到位接了没把握的案子。”他说。该退房专员发来的合同样本，其中包含委托期限和违约情况。 图源/受访者他还透露，这两位律师也是公司的股东，处理退房会全力以赴，并不断电话催促签订退房服务合同。灰色地带的“合法生意”退房这么艰难的事，这些专业团队是如何操作的呢？“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我不可以帮消费者退房，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的前提下，能帮客户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胡川山表示。《财经》接触的这些退房公司、退房律师均表示，自己的操作完全合法。退房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四种：发律师函、投诉开发商、起诉开发商、找关系。而几年前经常被使用的“捏造假流水”“捏造病例条”等方法，被退房公司们称为骗人的把戏。一般来说，胡川山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了解客户签订认购协议和定金合同的过程，查看客户与销售、中介的沟通记录，核实并评估楼盘资料。如果客户距离较远，他也会线上指导客户拍摄售楼处情况、施工现场状况、周边基础设施环境等。第二步，跟客户一起与销售、中介进行协商，如果协商无果，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向开发商出具正规的律师函。律师函中一般会写明开发商存在的不合法、不合规的地方，如宣传与实际不符、定金未打入监管账户、未告知不利因素、未特别提示义务条款等，并附上客户的退房诉求。以他的经验，70%的退房事件能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第三步，指导客户向开发商的主管部门投诉维权。不过，胡川山认为，投诉会大大增加开发商的负担、占去开发商的大部分精力，对协商退房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前述退房公司专员则在一开始就强调了他们采取的是“非诉”手段，即不打官司，通过投诉开发商来逼迫其与购房者协商。他介绍，前期公司会派出专员去楼盘实地考察、搜集证据，将证据统一发送给律师，律师再进行证据汇总，差旅费和律师费由公司承担。整理好证据后，律师会写好具体投诉内容，使用购房者的个人账号在住建局官网上进行投诉。第四步就来到了诉讼这一步。胡川山同样不建议盲目采取诉讼手段来退房，因为客户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经不起再次折耗。他也会与客户解释，退回定金的70%～80%也是可以接受的。收费标准方面，不同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收费也不同。比如，咨询和帮忙出具律师函的价格是1000元至2000元；全程非诉指导采取计时收费，一般为一小时200元至1000元；标的金额较小的诉讼代理会按单个案件收费，每个案件收费1万元至2万元；大标的金额的诉讼代理一般会采取风险代理方式（即打赢官司或拿到钱后才付律师费），一般不超过拿回钱款的18%，不过需要由客户报销差旅费。最后一种退房方法——找关系，显得尤为神秘。2024年9月，李敏在湖北襄阳购买了一套新房，并在销售的催促下交了25万元首付、完成了网签。之后，他才第一次去小区实地查看，发现房子的实际情况与销售介绍的不一致，决定退房。像他这种已经交完首付、完成了网签的退房者，属于退房公司们公认的“最棘手”的情况。他曾先后找到两家退房公司。第一家采用投诉的方法退房，等了两个多月后没有结果。第二家则信誓旦旦地说会找开发商的湖北区域负责人来处理退款，而且只有他们能找到关系，收费标准也是前一家的两倍。李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委托了这家公司，对方真的帮他拿回了23万元，并收取退款的40%作为报酬。“我问过他们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只说这个是商业机密，不能告诉我。”他说。《财经》以退房者身份咨询了一家以找关系为退房方法的公司。对方表示，公司专做东三省地区的退房业务，跟当地大部分开发商都有联系，但不愿透露细节。当晚，另一位自称退房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询问到底要不要退房，并称他们有内部关系。追问之下，该负责人表示是在某微信群聊看到相关信息的，退房公司之间信息互通，每接触一个新客户都会在群里交流。他还表示，现在市场不好，所有开发商都不愿退房，只有找关系才好使，“不管你是投诉还是找律师都不管用，不用费二遍事。”但那名退房专员和胡川山都认为，找关系只适用于一些地方小型房企或民企，大型房企和国央企并不适用。退房者和退房公司的博弈即使签订了退房服务合同，退房者和退房公司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信任。博弈，可能是对双方关系的真实写照。张宇打算退掉今年初刚买的新房，拿回定金加部分首付，共计20万元。在销售拒绝退款后，他咨询了四家退房公司，与收费最低的一家签订了退房服务合同，服务期为两个月。最初，看到这家公司精心包装的朋友圈案例，听到工作人员透露公司背后有律师指导，他对这家公司非常信任。公司的效率也很高，签订合同的第二天就开始用张宇的账号向当地住建局投诉。然而很快他发现，公司只有投诉这一种方法，所谓的律师并未出现，前期的投诉也全部石沉大海。一个月后，连工作人员回复消息都变得敷衍起来，从原本的“秒回”变成了三四天回复一次。张宇猜测，退房公司大概对他这一单也没有信心。此时，销售又告知他，可以退回15万元首付，但要等开发商走流程。张宇打起了退堂鼓，思考再三后他认为，想要靠退房公司拿回全部钱款已经不可能了，而选择相信开发商可以拿回15万元。最终，他一边跟开发商摊牌，一边提前与退房公司解除合同。没想到，这反而让退房公司变得“勤快”起来。在最后的20几天里，张宇的名下出现了几十个投诉，投诉的内容五花八门，但清一色的不靠谱。与此同时，退房公司表示，提前终止合同属于张宇违约，张宇依旧需要支付劳务费用。“我其实想让它（退房公司）知难而退，但它觉得我已经跟开发商达成一致了，只要再加把劲、多投诉就能加速退款，来跟我分钱。我们已经不再信任彼此了，而是在博弈。”张宇说。与开发商摊牌后，退房公司不再是张宇的助力，反而变成了妨碍。销售告诉张宇，投诉会影响开发商后续的网签，因此他们会先处理投诉再办理退房。也就是说，退房公司越投诉，退房的进度就越慢。最终，直到与退房公司的合同过期后，张宇才收到退房款。张宇后来也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的退房经历，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共鸣。在他看来，退房公司接单其实是在博概率，成本也极低，有些甚至不会到现场勘察，只是在线上打字。如果再来一次，张宇不会再委托退房公司。有过这段经历后，他认为，退房公司没有门槛，不能真的提高退房成功的概率，但一定会分走退房的金额。“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只是有信息差，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在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郜松江看来，退房公司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含金量，但也确实利用了很多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流程不熟悉，将公开信息包装成“独家渠道”或“内部方法”来招揽业务。他指出，正规的投诉和法律服务（如律师代理）是合法的，但很多运营此类业务的法律咨询公司并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的法定资质。它们可能将案件转包给合作律师，自己充当高额中介，抬高了消费者的退房成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风险张宇总结了退房公司的几个潜在风险：比如，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用户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实际却是退房公司的托，详聊后才能发现其说辞中的前后矛盾，浪费了很多时间。退房公司的合同中也存在很多“坑”。比如，要求退房者需无条件配合、对退房成功的定义不一致、对如何续约和提前解约没有明确规定等等。而一旦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消费者有可能反被退房公司起诉。张宇与退房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中对委托期限、收费和退房者需要配合的工作做出了规定。图源/受访者王楠就曾经被退房公司威胁起诉。在外地工作的他本打算全权委托退房公司处理，也提前告知对方自己无法频繁跑售楼处。签订委托合同时，退房公司保证，全程不需要他操心，委托到期后对方却表示，退房不成功是因为王楠不配合工作，他仍需支付服务费。王楠不接受支付费用，对方反而将他告上法庭。王楠只能额外委托律师处理跟退房公司之间的纠纷，“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在小红书上一搜才发现，跟他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被退房公司威胁起诉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郜松江表示，如果与退房公司发生纠纷，甚至被对方起诉，可以向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协会等有关部门投诉和举报。如果最终对簿公堂，消费者也应积极应诉或反诉，若退房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或违规风险代理等行为，可以依法主张合同无效。他进一步补充了退房公司存在的其他潜在风险：轻则个人信息泄露、损失钱财和时间，重则因退房公司的找关系涉嫌行贿而被卷入违法行为。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房呢？郜松江表示，法律上没有“无理由退房”的相关规定，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购房者可以申请退房退款，如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开发商擅自变更规划设计、房屋面积误差绝对值超出3%、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等开发商严重违约的情形。此外，如果开发商存在欺诈、胁迫、造成购房人重大误解等情况，购房合同也有可能撤销。电商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能用在房地产吗？对于冲动消费、因房价下跌后悔而退房的消费者来说，或许他们需要的是“购房冷静期”，是“无理由退房”政策，给买房这样的重大决策一个缓冲空间。这种看似“任性”的要求，实际上部分城市的开发商已经有过尝试去响应。2023年，北京市房山区38个在售楼盘项目以自发联盟形式承诺，购房者在签订正式购房合同前提出退房的，30天内定金退还到位。2025年初，湖南长沙市长沙县、湖北省宜昌市发布了购房“七天无理由退订”承诺，获得十几个楼盘响应。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此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此类政策相当于购房“冷静期”，目的是增强市场信心、规范市场秩序，能够有效缓解购房者对资金安全的担忧。但是一位上海头部房企高管看来，几天内的“无理由退房”只是一些阶段性促销行为，更像是噱头，而且随意退房很容易扰乱市场。“几天时间太短了，对买房来说不起决定性作用。”他表示。郜松江补充，“无理由退房”实际上是开发商赋予购房者的一种单方解除权，在实践中常常会引发纠纷。比如，退房时开发商往往需要购房者提交退房理由和证据，而这些内容开发商可能不会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理由退房”承诺的是退“订金”而非“定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胡川山解释，“订金”指意向性费用，通常在签订购房合同前缴纳，可协商退还；而“定金”具备法律担保效力，如果贸然退房不可退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二者可能会发生混淆。针对客户退房，房企也有自己的应对。一位上海头部房企销售告诉《财经》，退房更多发生在房价波动更大的三四线城市和体系制度不完善的小开发商身上。他举例称，其所在公司在签约时会明确告知客户无法退定金，并将项目的不利因素形成书面文字，让客户签字、现场录像，在前期把控风险。如果客户委托退房公司以投诉的方式尝试退房，住建委会先对开发商进行审查，如果确有客户投诉的问题，就可以退房退定金，开发商之后的网签也会暂停。同时，开发商和客户都需提交退房申请书，以便住建委核查退房原因。“如果这些退房公司确实帮客户找到了开发商的问题，对消费者还是很有用的，也是一种对开发商的警示。但胡搅蛮缠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分析，客户退房本质上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不足，退房公司就是抓住了客户这种心理。但是，买房时只想消费而不想承担风险，既扰乱了市场，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珂、李敏、吴琦、张宇、王楠为化名。实习生叶静怡对此文亦有帮助）

恐怖灰色产业链！收购流浪猫 抽光血液转卖

近日，广州有博主曝光动物血库灰色产业，称对方将流浪猫的血抽干，高价卖给宠物医院，引发关注。一位从事宠物保护的志愿者表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宠物血库系统。对于商业运作的猫血库，其猫咪来源、日常生存状况、抽血是否规范等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确实让外界担忧。10月28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回应称，他们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办理当中。（据10月29日现代快报）网络曝光的视频中，一段狸花猫的前腿插着抽血包，身体已经明显瘫软，被迅速抽出大量血液，其间，抽血者甚至提起其后腿，尝试抽更多血。短短10秒的视频，触目惊心，冲击了人心深处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与不忍。不少网友为这只狸花猫，以及可能与它有相同遭遇的“血猫”的现状揪心。每一袋来源不明的“黑血”背后，都可能存在一只被榨干的流浪动物，和面临感染风险的宠物。如果博主曝光的地下血库真的存在，其危害将远超个体动物的苦难，更可能带来多重社会危害：流浪猫被大量捕捉、肆无忌惮地取血贩卖，将加剧动物痛苦与死亡。来历不明的血液若流入宠物医疗市场，可能引发输血感染甚至宠物死亡。残忍的灰色产业堂而皇之地牟利，透支公众对宠物医疗行业的信任，严重践踏生命伦理和尊严。捕捉流浪猫狗当“血包”，绝不仅仅是冷漠暴力的“道德问题”。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宠物输血”的行政法规或强制性国家标准，但根据现有法律框架，贩卖未检疫动物血液仍属于违规行为。2023年广州维特欣宠物医院就曾因违规销售未检疫动物血液，违反了《动物防疫法》关于动物产品检疫的规定，被罚款4320元。如果涉事人员在采血贩卖过程中，涉极其他违法侵权行为，也绝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虽然说，与志愿者曝光的“50毫升猫血800元”的高额售价相比，罚款的惩治力度确实不够，但也说明这类行为并非处于法律真空。目前，“血猫”事件仍有诸多疑点和要素不明，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主管部门既然已经介入调查，那么，就三个核心问题亟待厘清。首先，视频的真实性需要权威验证：曝光事发具体时间地点是什么？被抽血的是否为流浪猫？曝光者所说的“对‘血猫’抽干最后一滴血”是否属实？这些基础事实是判断事件性质的前提。其次，是否存在地下血库产业链需要深挖到底，一些打着“正规机构”旗号的商业血库，其血液来源是否合法合规，合乎人道？采血流程是否考虑到了动物权益和健康？是否存在宠物医院伪造血源证明，将偷采的寄养宠物血液谎称为“自愿献血”的情况？前述爆料视频已被该博主删除，其在最新一条动态中称：“由于视频影响市容，被下架”。下架这一引发舆论哗然的视频，真实原因是什么？是正常内容审核还是想“捂盖子”？只有将事实彻底查清，将这些疑团解开，才能消除公众疑虑，守护公共安全和动物福祉。对家养宠物的救治，不能用流浪动物的生命来换取；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更不应成为黑灰产业滋生的温床。当务之急，相关部门需以公开透明的态度推进调查，用翔实证据回应公众关切，对可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处罚，形成震慑。长远来看，宠物医疗的本质是生命关怀，不能成为残害生命的利益算计。法律监管的空白亟待填补，要加快制定宠物血库管理体系，推动相关立法，明确采血条件、操作规范与违法责任；同时加强行业监管，建立透明、可追溯的血液供应链，确保每一份宠物医疗用血来源合法、安全可靠。从根源上来说，社会仍应积极推动“领养代替购买”，减少流浪动物数量，倡导负责任、有爱心的养宠行为。唯有谨记每一份生命的重量都同等珍贵，才能让每一只小动物，无论是不是家养宠物，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刘强东建议对技术垄断企业征90%暴利税 反哺养老教育

相关：有业内人士表示，应对一些垄断类或半垄断类型的高暴利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别相信某些平台的虚假财务报表，应穿透其真实暴利营收），例如对今日头条、抖音、滴滴等等征收 90% 的暴利税，再反哺养老、教育、医疗，这样既可以让平台方和实控人等盈利，他们也能获得社会责任感，也能让国家、社会和民众受益，能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解决目前国家面临的养老、教育、医疗费用方面的三大难题，能大幅增加民众的好感度、归属感和支持度，也能增加国际的好感度和支持度；属于解决诸多大难题的多赢局面！正文：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一场官方活动上演讲时建议，可以给技术垄断企业征收 90% 的暴利税，再反哺给养老、教育。据凤凰网科技报道，2025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星期五（11月7日）在浙江乌镇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开幕，刘强东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刘强东在演讲中建议，可以给技术垄断企业征收 90% 的暴利税，再反哺给养老、教育；无论技术怎么发展，大家都不用担心工作和公平的问题，“我们能做的事有很多，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刘强东称，京东目前在北京建的分拣中心，基本上已用机器人代替过去 90% 人力。他透露，明年4月，京东将会建成一个全无人配送站。这个配送站的建筑上会起降无人机，下面全部是无人配送小车，里面是机械臂对无人机的货物进行装载，全都由机器人完成。刘强东认为，员工未来可能一周只需要工作一天甚至一小时，快递配送也不需要人参与，机器人通过授权后可自动打开用户家大门，将快递放在家里。

部分降血压药疑含致癌物质 近59万瓶药品已被召回

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公告，因部分降血压药疑似含有超出“可接受摄入限值”的潜在致癌化学物质，近59万瓶药品已被召回。《美联社》报道，此次受影响药物为盐酸哌唑嗪（prazosin hydrochloride），由美国梯瓦制药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s USA）与Amerisource Health Services分别于10月7日与10月26日主动召回。根据FDA的执法报告，这些胶囊可能含有超出“致癌效力分类法（CPCA）”限值的亚硝胺（nitrosamine）杂质。FDA指出，亚硝胺类杂质是一种可能在药品制造或储存过程中生成的潜在致癌化学物质。根据FDA于10月24日公布的报告，此次召回被归为“第二级（Class II）”事件，意味着使用受影响产品“可能导致暂时性或可医疗逆转的不良健康影响，但发生严重后果的可能性较低”。目前召回范围仅限于梯瓦与Amerisource分销的1毫克、2毫克及5毫克剂量盐酸哌唑嗪胶囊，且只涉及特定批号与有效日期。其中大部分（逾58万瓶）由梯瓦公司分销，其余由Amerisource分销。召回产品的具体批号与效期详情可在FDA执法报告中查阅。盐酸哌唑嗪是一种能放松血管、降低血压的药物，医师亦会将其开立用于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引起的恶梦或睡眠障碍。FDA提醒，持有被召回药品的病患应尽快联络医疗人员或药师咨询，但同时警告“部分情况下，突然停药可能比继续服用召回药物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