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度1.9万名村官被查背后

“《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村干部腐败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信息，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2万件，其中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9万人。这一数字一经公开就引发了公众热议。4月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的试行版于2011年颁布施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指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新的《规定》能够顺应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趋势、新问题、新变化。”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事实上，自2024年以来，有关村干部的立案和处分数据就持续受到关注。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披露的数据，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87.7万件，其中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88.9万人，其中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61.3万人。袁柏顺是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24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和处分最多的一年，同样也是各项数据大幅增长的一年，“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就来自农村”。在此背景下，农村反腐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而原有的试行《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李莉指出，试行《规定》是在2011年颁布施行的，距今已有14年，“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党的中心工作、农村的治理现状，还是反腐败工作推进的情况，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需要依据实践的变化，修订相关政策法规”。王立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腐败治理形势发生改变，“但一些基层性腐败仍然存在，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向基层不断延伸，深挖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纪委监委机关一直在强调管好基层“小微权力”、治理“微腐败”。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蝇贪蚁腐”。今年1月6日至8日，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部署了2025年反腐败斗争的新任务，其中就包括“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群众身边延伸，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并强调“聚焦县以下这一关键环节、薄弱环节持续抓下去”。李莉认为，修订后的《规定》既对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全面回应，也契合了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今年的工作重心，“会对今年反腐工作的落实起到政策引导的作用”。更进一步看，李莉说，《规定》的修订是服务于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尽管是基于农村干部监督这个小切口，但其实是面向整个基层治理，以基层治理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两大重要修订农村基层干部究竟包括哪些群体？这一问题关乎《规定》的适用范围，也是本次《规定》修订的重要内容。在2011年版的试行《规定》中，适用对象和参照执行对象规定为两类，一类是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人大主席团负责人以及乡镇其他干部，基层站所负责人以及其他人员；另一类是村（社区）党组织（含党委、党总支、支部）领导班子成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含党委、总支、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村民小组负责人。而在2025年修订印发的《规定》中，农村基层干部所涉的群体有所扩大，适用对象进一步细化完善。比如，村务监督委员会、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成员、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等被纳入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者监事、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等也被纳入适用范围。另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街道、社区等相关管理人员也作为参照适用对象。“《规定》适用范围的修改，是要解决对农村公权力主体的精准识别和应纳尽纳的问题。”王立峰认为，旧版《规定》主要针对农村“两委”成员，但近年来的驻村帮扶主体、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等未被明确约束，导致有些成员以“非干部”身份钻空子，逃避监管。他指出，明确适用范围能够更好地对农村基层新出现的腐败风险点进行查漏补缺，不放过一个腐败分子。袁柏顺则指出，《规定》适用范围之所以需要细化完善，既有制度变化的原因，也有政策原因。“比如村务监督委员会，原本在很多地方是虚化的，现在实化了，担负了更多行政管理的职责，那么就需要纳入适用范围了。”再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例，为落实精准扶贫，2015年全国层面部署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2021年中办印发意见，明确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如果按照之前的试用《规定》，驻村第一书记就没有被划入农村基层干部，因此《规定》需要完善。”李莉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形式上的农村已经没有了，村民都上楼成为居民了，但村集体经济还保留着，还在创收，还有董事会、监事会，那么管理者的身份怎么识别？需要有一个新的《规定》作为现在执法中对象识别的依据”。李莉说，“三资”领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多发地带，并且“三资”领域一旦监管出问题，风险极大，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个村干部可能管理着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有一些村子可能拆了，用地皮建了写字楼去出租，每年有大量收益，但是在管理中会出现很多确权问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也会非常复杂”。她认为，《规定》对于适用范围的修改十分重要且及时。本次《规定》修订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做了调整和完善。具体来看，《规定》按照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对相关行为规范的领域进行分类，分为强农惠农富农补贴资金发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建设项目管理、村级组织选举等8个方面，同时列项细化“负面清单”。在袁柏顺看来，基层反腐败工作已经总结出越来越多规律性的内容，因此《规定》也与时俱进地对此作了归纳和分类。“《规定》列出的8个方面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在农村一线工作的人一看就明白，每一项都和农村治理紧密相关，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李莉说，自己在县、乡镇、村调研时发现，有的执法者认为法律法规在执行时较为抽象。而《规定》通过列项细化“负面清单”，清晰列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行为规范，“这样具体的指引很接地气，更容易被基层管理人员领会，能够提高执行的准确性”。需要系统出招多位专家指出，治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需要系统出招，对此《规定》有所回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新修订的《规定》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管理监督的实践做法进行系统总结，从5个方面予以细化完善。王立峰认为，《规定》在监督管理方面，细化了监督手段，直面了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盲区。“一是体现在财力监管方面，设计了联审联签制度、代理记账制度、工程招标硬约束等三重保障机制；二是强化科技赋能，大数据比对惠民款项和村务公开平台建设；三是构建全域覆盖的监督网络，把县、乡、村都纳入监督领域，改变以往的‘上面管不到、下面不敢管’的监管局面。”在治理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的几种监督手段中，科技手段尤其受到关注。《规定》第十七条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基层监督信息化建设，结合实际建立或者运用信息化平台监督基层公权力，监管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畅通检举举报渠道”。李莉从2018年开始关注福建省福州市的惠民资金网平台建设，这是一个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的监督平台，村民可以自行查询惠农资金发放情况。“国家每年下放到农村的补贴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全都是国家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这么大一笔资金如果监管不力，会给国家带来很大损失。如果仅仅依靠纪委一个村一个村地核实，不现实，这时就很适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资金监管。”据李莉调研，如今这类平台已经逐渐在全国全面开花。“在农村基层，我认为公开胜于监督，因为最好的监督实际上来自人民群众。”袁柏顺说，相比2011年的版本，新修订的《规定》对于 “公开”有了更多篇幅，例如第十六条提出“县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制订农村公开事项目录，规范和细化公开内容、公开时间、公开程序、公开形式”，未来还应该进一步借用信息化平台加大公开的力度，“不能只是在公开栏上贴几张纸，写一些笼统的内容，而是要用科技赋能，让公开的范围更广、公开的形式更接近群众，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参与进来”。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治理农村基层干部的“微腐败”？王立峰认为，首先应该继续完善和优化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规范村干部的“小微权力”。“虽然村干部过度集中的权力不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必要条件，却是腐败发生的充分条件。村干部拥有一定的权力是其能够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他们拥有的‘小微权力’应当为村集体社会谋福利，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村干部的权力范围。”因此，王立峰认为《规定》也要适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修改。此外，王立峰认为，还应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发挥立体监督体系的整体性效能。他指出，在“监察下乡”的时代背景下，巡察制度进入农村社会已经是一种常态，不少农村“微腐败”是通过巡察监督形式获得腐败线索的。不过，“当下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王立峰还指出，治理农村“微腐败”应该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清除“微腐败”存在的社会土壤。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机制，“农村的项目开发建设、人居环境治理等公共问题，不能仅由村‘两委’人员内部决定，而应当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通过优化村民议事会、村级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机制，让村民参与决策”。

新技术引发“异地就医潮”：相隔百公里，差价几十万

在异地就医虹吸患者到大城市就医的浪潮中，最坚定的一波人，是奔着就医地医保目录去的那一部分患者。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人工心脏等新技术、高值耗材不断涌现，但它们在各地医保目录中的“待遇”却天差地别。比如，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一项目，仅有上海、北京在2021年先后将其纳入医保。在上海，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做4项指定的手术，医保可以报销80%，但在上海周边，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两省，想要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只能自费。再如，近百万元级的人工心脏、近20万元的心脏瓣膜这类高值耗材，在浙江被纳入了当地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但由于省内设有2~4万元的医保报销封顶线；而上海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并无此规定，患者在上海治疗，医保报销更多、价格更便宜——两地差价能达到几十万元。根据异地就医“在哪里看病，享受哪里的医保报销政策”（即按就医地目录）的规则，这些超一线城市对于新技术、高值耗材实实在在的医保报销政策，于患者而言是真金白银，源源不断吸引着各地患者前来就医。虹吸之下，追求新技术的患者涌到大城市看病，相当一部分医保基金也流向了大城市。新技术治疗的临床经验也在医疗高地反复聚集；被虹吸的中小城市，则面临着患者流失、医保基金外流，医疗发展正在受到制约。2024年，全国人工心脏植入量达到779例，而浙江一家三甲医院的医保办人士叹息道：“我们医院做人工心脏的科室主任比较有名，技术也很好，但由于浙江的报销政策限制，我们开展例数很少。去年，浙江全省只开展了20多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无法避免的异地就医潮背后，新技术与高值耗材的“虹吸效应”正在发挥更大作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进医保，患者从江浙引到上海居住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位老人汪剑，今年过年前被确诊出直肠癌，当地医生建议可以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原本是在苏州一家三甲医院住院手术，手术前，家属却犹豫了，用女儿汪纯的话来说，“离上海这么近都不去上海看，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这代表了江浙地区一批患者，尤其是重症患者相当常见的一种想法。自2020年8月长三角医保结算一体化后，长三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实现了门诊和住院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像汪剑这样苏州的病人到上海就医更加便捷，跳过异地就医一般需要的备案环节，直接医保刷卡结算，可以用丝滑无感来形容。纠结了几天，2月5日，女儿汪纯带着父亲从苏州来到了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虽然是异地，但从苏州的家里出门到医院，路上也只用了1个小时。在汪剑一家人看来，到上海就医不仅距离可以接受、医术权威，更重要的是，在上海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进行直肠癌根治术可以用医保报销。在江苏省内，该项目是全自费项目，医保不覆盖；但在上海，汪剑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原应花费3万元，根据乙类医保先行自付20%的规定，自费仅6000元，医保报销了2.4万元。最终，汪剑自费了6000元左右，在上海进行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术式。虽然是异地，但经济负担反而更轻了。这也解释了前文中女儿汪纯的话，她所说的“不去上海看有点说不过去”，所指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上海被纳入医保报销后的优惠政策，于患者而言，那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和真金白银。由于新技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纳入医保的速度更快、报销政策更好，一大批江浙地区乃至全国的患者被吸引跨省求医。根据异地就医“按就医地目录”报销的规则，无论患者的参保地是否将其纳入医保，只要看病的城市可以报销，参保地的医保基金就要给患者支付这一笔钱。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新技术吸引异地就医的典型。截至目前，全国仅有上海、北京两地将其纳入乙类医保支付范畴，既对新技术有需求、又在乎经济性的患者，基本都流向了这两座城市。浙江杭州一家大型三甲医院泌尿科主任深有感触，“一到年初，浙江去上海做‘达芬奇’的病人就特别多，因为上海有一些限制，到了年底就不收异地做‘达芬奇’的病人了。”因此，在他所在的医院里，年初收不到“达芬奇”病人，到了年底又人满为患，经常挤得排不下。这家医院医保办人士也说：“在浙江省，达芬奇内窥镜并不在医保支付范围内，非常多的病人都会外流。”邻近上海的城市体会更深，浙江嘉兴某三甲医院的院长也发现，像前文所述直肠癌患者一样，在当地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就出院，转而到上海做手术的情况频频发生。“手术机器人在浙江不报销，上海可以报销，患者都跑到上海去了。毕竟从我们嘉兴到上海看病，可能比去杭州还更方便。”根据复星医药年报数据，截至2024年底，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已在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300多家医院落户，累计装机量超过460台。在上海、北京之外，更多城市的医院需要吸引愿意自费手术的患者。西南证券研报显示，国内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设备的采购价格在2000～3000万元，每年维护费在150万元以上。患者加速向外流失，于当地医保部门而言，使得当地的医保资金外流；于当地医院而言，无疑拉长了回本的时间，甚至对一些医院来说，连日常维护都有一定压力。报销规则不同，高值耗材的各地价差巨大除了“一地报销，一地不报销”的新技术，纳入医保但各地支付标准迥异的高值耗材，也是吸引患者跨省就医的一大主力。这一点在百万级耗材“人工心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供体心脏稀缺，人工心脏是终末期心衰患者救命的稻草，但它高昂的价格也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直到今年3月，一家人工心脏企业承诺将原本高达90万元的人工心脏降至49.9万元，人工心脏手术的费用才从百万元降至70万左右。如此昂贵的费用，能不能报销、能报销多少，成为患者选择手术的关键。浙江一家三甲医院的医保办人士刘璇（化名）发现，因为人工心脏耗材昂贵，患者外流的趋势十分显著。“人工心脏作为一种医疗装置，对晚期心衰患者具有显著的健康改善功能。目前，浙江开展人工心脏治疗已具备较好的技术条件和人才队伍，但由于医保报销政策限制，导致开展例数还很少。对比上海、武汉等报销政策更友好的地区，浙江开展人工心脏手术例数偏少，累计数量仅20余例。”而根据《科创板日报》报道，2024年全国人工心脏植入量达到779例。这里也不得不提到，在浙江，高值耗材的报销基本都受医保“封顶线”的约束。根据《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规定，在治疗过程中，使用某个或某类医用材料，实行最高限额支付，超过最高限额部分的费用，医保不予支付。按照不同的耗材，封顶线一般在2~4万元。也就是说，假设一款10万元的耗材，按照乙类先行自负10%的规定，患者需先付1万元，剩下9万元属于医保报销范畴，若按照职工医保80%的报销比例计算，患者需再自付1.8万元，医保报销7.2万元。但根据上述封顶线政策，即便该耗材属于封顶支付4万元的项目，患者自费的金额总数实际上也达到了6万元。浙江2~4万元的封顶线，相较于一个49.9万元的人工心脏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刘璇表示，“在上海就医，高值耗材的报销没有医保支付限额，也可以说是‘封顶线’的限制，很多患者为了减轻就医的经济负担，流向了上海的医院。”除了上海，北京的高值耗材医保报销政策也不错。在北京，患者在医保指定的四家医院（阜外医院、安贞医院、朝阳医院和北医三院）接受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甚至可以享受甲类医保的报销政策。原本约70万元左右的治疗费用，医保报销后可以降至20～30万元。除了百万级耗材“人工心脏”，⼼脏主动脉瓣的瓣膜的报销力度不同，也使得患者外流。浙江、江苏两省均有医保部门人士对《健闻咨询》表示，在⼼脏⼤⾎管⼿术中⽤到的⼼脏主动脉瓣的瓣膜，这⼀耗材的价格通常在10～20万元。按医保政策规定，⼼脏瓣膜在江苏不纳⼊报销，在浙江纳⼊医保报销，但有3万元的封顶线，⽽在上海既医保报销、也⽆封顶线，“很多病人就到上海去看病了。”⾼超的医疗技术、最新的医疗器械、利好患者的医保报销政策，多条利好吸引着外地的病⼈向超一线城市的大医院里涌去。与病人一起向上流动的，还有外地的医保基金。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超一线的直辖市，无论是新技术还是高值耗材，纳入医保的速度往往更快、医保报销政策更优，更有利于患者减负。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医保基金筹资能力更强、结余更充裕，因此相应的报销政策也会更优。但新技术的异地就医，也带来了一个悖论——这些从外地到超一线城市就医的疑难杂症患者，使用新技术或高值耗材，享受了报销政策，但这些高昂的治疗费用，反而是由医保基金实力更弱的参保地来承担的。刘璇无奈道：“人工心脏的价格最高接近100万元，如果是职工医保的人外流，高额的浙江医保基金就直接付到外地的医院去了，也就是这部分经济资源未能用于支持浙江医疗发展，发展总是需要资源来支撑的。”医保基金平衡难题，新技术纳入医保为何如此艰难？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样每例费用在3万元的项目，实际上并不十分高昂，为何迟迟未能被更多统筹区纳入医保？不同统筹区之间的医保基金实力，是根本因素。刘璇解释称，尽管江浙两省医保基金结余的可持续性相对较好，但在整个省的范围内，也有一些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区域。“医保目录的制定是省级层面的政策，就必然不能只考虑经济发达区域的需求，而要实现全省的统筹安排。而北京、上海都是直辖市，总体经济水平很高，医保基金的实力也会更强。”医疗技术是持续发展进步的，这也意味着创新性强的高值耗材、新型的医疗服务项目一定会越来越多，医疗卫生费用的上涨是必然的趋势。另一个无法忽视的背景是，老龄化、供给扩张、医疗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医疗费用增长与医保基金筹资之间的间隙在慢慢扩大，医保基金保持稳定运行的需求愈发迫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在4月18日的《2025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蓝皮书》发布会上发言时，提到了一组数据：在卫生部门的统计口径下，2024年全国医疗总费用增速达到11.2%，而医保基金收入的增速仅为4.36%。她指出，“这种收支增速之间的巨大矛盾，也给医保基金的保安全和保运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刘璇也表示，“比如在浙江，已经有一些城市的居民医保出现了赤字，职工医保相对来说情况好一些，但放长远来看确实是个问题。所以也不难理解目前存在种种报销政策上的限制，政策制定者总归是有考量在里面的。”医保基金在保基本的原则下，能给新技术的使用开放多少空间？这个问题，即使在超一线城市也在被认真考量。比如，在上海，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医保报销，也并非覆盖多项术式，也是有条件限制的。上海一家头部三甲医院的医院管理人士表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上海进入医保的时间较早，2021年起手术机器人收费标准就已经立项，但目前仅有前列腺癌根治术、肾部分切除术、子宫全切术、直肠癌根治术四类手术纳入医保支付，收费标准是3万元。与此同时，其他手术中用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都需要自理费用，“比如说做甲状腺切除，想用达芬奇机器人做得漂亮一点，这3万元都是全部自费的。”在另一座将手术机器人纳入医保的北京，并未限定机器人的厂牌和手术类型，但其支付标准相对更低，机器人的使用费用固定为8000元，可全部使用医保支付，另一部分配套耗材费用，可以部分报销。究竟要不要“卷”新技术进医保，从而拉回外流的患者，对于各个省份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找平衡”的过程。自2025年5月1日起，浙江已取消血管支架、非血管支架、人工血管、人工瓣膜的医保支付限额，但人工心脏等其他高值耗材的管理暂未变化。刘璇表示：“各地都出台了一些DRG对新技术进行激励或者除外支付的政策，但焦点仍在于医保基金要维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可持续发展。只要基金的承受能力未有大幅改善，即使有额外的政策激励，其力度在既定的总额框架下恐怕都是较有限的。”

“15万美金保证上牛津”：被“保录取”陷阱吞噬的留学生

“藤德留学”玄关处，各国国旗与国际名校徽标（陈诗雨/图）王珏已经厌倦了现在这份工作。她想出国留学，归国后考个铁饭碗：家中有亲戚在体制内工作，曾给她看过录取名单，“学历很好，都是英国硕士。”她今年27岁，越来越喜欢有保证的事，留学中介说的那种“保证录取”就很符合她的需求。留学机构藤德启迪向她承诺，内推通道一定能录取名校，失败就全额退款。申请费一共34万元，相当于王珏两年多的工资，她出一半，父母出一半。2024年9月，王珏成功入读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在多个大学排名中，曼彻斯特大学位列全球前50，也是英国“红砖大学”之首，诞生过25位诺贝尔奖得主。入学第三个月，王珏收到校方邮件，要求她允许第三方机构对她提交的学历背景进行审查。“你们提交的材料没有问题吧？”她在微信群里问藤德启迪。对方没有直接回应，转而安抚她，说别签字同意，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是同学举报你了，”中介说。王珏没有回复校方。但很快，她又收到两封同样的邮件，校方催促她尽快签署同意。中介的回复日渐缓慢，同王珏说，“你先不用管，我们尝试联系学校处理。”2025年2月18日，王珏收到了“欺诈学位资格听证会”的通知：她的“本科院校”声明没有她的注册记录。邮件附带了她的申请材料——标注为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和成绩单，但她从未在纽约大学就读过。“我想死了，”王珏同中介说，却无人应答。听证会后，王珏被退学。入局陆家嘴的上海国际大厦里迎出来一男一女，自称是一家留学保录取公司“藤桥”的工作人员，从他们39楼的会议室望出去，上海著名地标“三件套”近在咫尺。“我俩都是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戴黑框眼镜的男性工作人员说，自己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年入百万人民币。回国后在这家留学机构工作，是因为“我们服务的都是高潜质客户”。他说这里月租七八万元，“哈佛大学驻华招生办，就距离我们1000米......有需要的话，我们甚至拿材料直接去哈佛招生办沟通，骑个小黄车都能到。”女性工作人员自称Melody，她身材修长，有一张具有亲和力的娃娃脸，就像电视剧里温柔的长姐。她笑盈盈地介绍了三档“降分录取”项目：申请牛津、剑桥、哈佛大学等顶级国际名校需要15万美金，稍次一点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B档学校为9万美金，曼彻斯特、爱丁堡大学则是C档，7万美金。关键是，留学公司表示录取结果可以保证。“我们和这些学校的一些招生官、校董或者是教授都是长期合作的，他们每年会有一些差异化录取，或者是调配的名额给到我们。”Melody温柔地说。除了内推，这套价值不菲的服务还有“软背景提升”，给学生打造漂亮的留学申请简历。语言成绩可以“保分”，还能获得国外高校线上课程修读认证、知名企业实习经历，以及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参与证书，比如高空攀岩、沙漠徒步、跳伞——“我们本身有自己的跳伞公司。”不过，这些活动都仅以证书的形式出现。如果真想要去开具证明的企业实习，则是另外的价钱。最重要的一点，“用你自己的成绩单帮你进行申请”，Melody身后的墙上陈列了几十张标注着不同知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也是唯一可以做到整个申请过程都是公开的。”正是这点说服了李天书签约该机构。他咨询过多家留学中介，只有这一家承诺会把申请的账号和密码在申请过程中就向他公开，而其他机构都会以避免学生误操作、不能泄露推荐人身份信息和防止学生拿到录取通知后不付清尾款为由拒绝。这些理由原本不算无理，但从2024年5月起，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曝出多起硕士研究生以假冒本科学历获得入学资格的事件，掀起彻查的浪潮，学院要求所有在读硕士学生重新提交学历认证材料。到李天书开始筹备申请的7月，风波还在蔓延，三十余名学生被发现材料造假，两名涉事学生被捕。不久后，一名学生因提交虚假大学成绩单及毕业证书，在香港法院被判入狱17周，并遣返内地。港大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称，学校调查发现，尽管有学生及其家长知情并参与造假，但不排除部分学生的申请交由中介包办，学生受到蒙骗，对中介以虚假学历提交申请并不知情。王珏与“藤德留学”的合同明确若有争议协商不成，请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决（受访者提供/图）“保录不成功，费用全部退”李天书来自东北，高中就读于当地一所重点中学，高考时，全班都上了一本线，排名吊车尾的他也够上了一本，但他并不满意：“每年大学生都太多了，就业的话也紧张，只上一本的话将来没有任何竞争力。”在同学们如火如荼填报大学志愿的6月末，他开始在小红书上物色留学机构，大数据算法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保录取”推荐。在小红书上，香港的假学历调查似乎只是一阵风吹过，推广文案换个字眼，比如“低分高录”“内推”继续叫卖，“躺赢”“逆袭”挑动着刷帖的人们。他特地挑选了一些不那么有广告味的信息，比如一条看似普通的咨询留学机构的帖子，“××留学怎么样？”比如下方几条看似路人的评论，“了解过，需要的话可以分享。”李天书私信了他自以为的“路人”，添加微信后，对方告诉他，他们是测评机构，负责帮学生找留学中介和收集中介机构的评价。一位自称测评机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提供全国各地1570家中介的测评，其中，经营保录取业务的有几十家。测评人看上去很热心，他们提供咨询，对接不同机构，不仅不收费，还会提醒咨询者要进行多家比对、指导询问机构服务的要点。李天书很快就顺着对方提供的机构，展开了新一轮咨询。因为与“英藤”的Melody老师聊得不错，2024年7月初，李天书和父母一起专程到北京与机构面谈。同上海的英藤办公点相似，对方向他提供的地址也在北京市中心——231米的众秀大厦与“中国尊”并立，同中央电视台塔楼只隔了一条马路。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致谢机构或老师的酒红色锦旗，另一面墙排列着不同大学的徽标，下方是数字——表明已经帮助多少人申请到该学校。Melody向李天书承诺,若没有保录成功，机构将全额退款，还倒赔8万元人民币。一周后，李天书与英藤在线上签约。与承诺的不同，此后英藤一直拒绝向李天书提供他的申请账号密码。很快，李天书就发现了问题：他上的是国内普通高中，但中介却直接帮他申请英国本科，连预科班都打算跳过——这说明，中介要么伪造了他的高中学历，要么无中生有了一个类似“AP（Advanced Placement）”这样的国际课程体系成绩。他害怕资料造假会有严重后果，于是在中介联络用的微信群里提出抗议，要求终止合同并退还预付的五十几万元人民币。英藤的工作人员坚决向李天书否认AP考试造假，声称申请靠的是他们的内推关系。工作人员在公司里向李天书展示了“教授的推荐信”，但由于“机密”原因，遮去了落款。这并没有消除李天书的疑虑：“没署名这（推荐信）就是一篇英语短文，你能明白吗？”一位工作人员流露出威胁的意思：“我们作为英国大使馆官方认证的机构，我不明白和我们闹对以后拿签证有什么好处？”随后又指出，此前另一位抗议者的申诉被各个政府部门驳回，并轻蔑地说，“您也可以去英国大使馆，问问他这辈子还能不能去英国。”造假的造价打着保录取旗号的留学机构比市面常规申请的价格贵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但成本却可能更低。“我没想到他们手段竟然这么拙劣，”易恒骂了句脏话，“他们直接把我的成绩单给PS了。”2023年年初，易恒二战考研失败，决定转而出国读研。他跟中介签约，申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某经管类硕士，因为是全中文授课，项目很抢手。临近开学，机票都买好了，录取通知书却被撤回了。易恒向学校申请拿回自己的申请材料，才发现成绩单被篡改了。机构提交的成绩单上，平均分从78变成了87，折算绩点为3.74/4.00——尽管易恒的本科院校中央财经大学的绩点满分是4.5分。有着十几年留学申请从业经验的山路哥曾为几十个保录取受害者提供咨询，他分析，保录取机构的手段大致分为几种：最安全的是单纯的欺骗，将常规申请包装为高价的保录取申请，抓住优等生想花钱买保险的心理，实则进行常规申请。这种方法赌的是概率——即便申请失败，也不过是把钱部分退回。而一些机构所称的“换背景”则涉及不同形式的学历或成绩造假。部分机构与国外已经倒闭或濒临倒闭的学校串通，花钱购买其出具的成绩单。还有的机构则伪装海外高校寄出假材料，或以假造的高校邮箱名向所申请院校的邮箱发送假材料，直接P图则是最廉价的造假手段。在中介准备为易恒提交的材料中，甚至还有一份成绩公证书，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公证员名为谷云飞。在非学校也非家乡所在的地方凭空多出一份官方公证的假成绩单，让他百思不解。易恒报警后，民警顺着假公证书的线索追查到了成都的一家公司，对方承认造假事实，返还了他5万块钱，说这是中介向他们委托制作这份公证的营收。至于保录取机构宣传的“内推”，山路哥说，通过投资赞助获取入学资格可能存在，但价格至少在百万美金以上，更不可能随便让普通人在小红书上轻易找到渠道，扣除推广费用和薪酬，保录取机构余下给所谓校内推荐人的不过几十万而已。据山路哥观察，价格高昂的保录取业务是从新冠疫情后开始兴盛的，留学市场萎缩叠加“双减”政策，教培机构难逃凋敝的命运。就港大经管学院调查的合同来看，一份香港的保录取合同收费至少50万，如果学院查出80-100名造假学生，就涉及四五千万元中介费。做一单保录取，能抵得上普通机构好几单的业务，暴利的机会吸引了不少机构入场。如今，这些高额利润则被链条上的主体层层分包。李天书遇见的“热心”留学测评机构，也能从介绍机构那里抽成。山路哥根据经验估计，每签一单，介绍机构能够分成20%。而实际提供造假材料的“源头”，也能分走一部分中介费。“保录取”爆雷后，针对被审查学生量身定制的“保学籍”和“协助退学”业务也火了。开头提到的王珏在收到听证会的邮件后，就去找了个声称可以保住学籍的机构，交了25000元。对方让她两次将听证会延期，然后就没然后了，“什么也没帮我办，（我）就被开除了。”“所有申诉的，基本就是保录取中介的另外一个骗术。”山路哥断定，做保录取和申诉保学籍的是同一批人，因为知道学生的学籍会出现问题，病急乱投医，于是用小号“再骗一次”。哪怕仅仅是协助办理退学或撤销申请，也收费不菲。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向藤德启迪咨询留学业务时，他们承诺会向被机构做假成绩无法入学的学生提供帮助：“我们和学校沟通把他的材料换成真实的，我们再来申请；另一种是申请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校，再内推。”“假如我们上交了一些补充材料，也都能提供背调。”藤德启迪说，“我们学生都不会有被退学风险的。”李天书与中介的合同中，包含申请失败全额退款、额外赔偿8万元的条款，发生争议则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受访者提供/图）“我们有绿色通道”同样可以造假的甚至还有托福、雅思等国际英语测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咨询过的5家保录取机构都表示，他们可以提供“保分”服务，在考试前获取答案，学生只需背诵、填写就行。英藤的Melody说，满分340的GRE考试，他们也可以帮学生考到330分以上。“最开始他们只说帮你考，但具体没说怎么帮你考。”李天书与英藤签约后，被转交至另一机构。2024年9月，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香港参加“美国高考”ACT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考试前夜，李天书来到指定的酒店大堂，有人接应他到楼上的房间。通讯设备被管控，对方发给他一个pad，从pad上登录一个网址，里面是第二天的考试答案。他到得早，抢到一个沙发。很快，二三十人陆续挤进这个标间里，床上、地上都是人，大家彼此也不交谈。半夜12点，李天书背好了答案，心里没有紧张，只是“无聊，困”。凌晨三四点，工作人员才将大家放行。李天书觉得，熬到这么晚可能是为了防止大家向外泄漏答案。托福考试则是线上完成的，在电脑里安装监视屏幕的软件，答案会一点点实时显示在电脑上。口语的部分，李天书也是照着屏幕上的文字念。过程很顺畅，他也没想太多，“既然签了合同，之后就按照他们说的走嘛。”保录取机构成功地钻了空子，但成功入学的申请者们难免暴露问题。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在《香港高校：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一文中回顾，早年到香港的内地生，即便英语口语不够流利，过段时间，英文报告和信件的书写总归能过关。而近两年所接触的港校内地生“从来不用英文与我讨论问题”。明明用英文表述专业词汇更为准确，对方却坚持采用内地特色的表达，“他们在香港已经快毕业了，真是令我困惑。”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学者钟剑华也说，面试时，同一所海外大学毕业的学生水平也差异很大，部分学生明明有漂亮的英文成绩，在对答时却一句英文都讲不出，“当时我们就怀疑有人是用假文件报名。”香港特区政府曾在《2023年施政报告》中提出，将香港建成国际教育枢纽，而假学历风波无疑像横插在香港高等教育声誉上的一把刀。在给学院学生的邮件中，蔡洪滨指出，对造假学历“零容忍”，未来港大经管学院的录取流程中，将加强对学生的学历复核。蔡洪滨希望对保录取机构进行重点打击，并在法律上追究其责任。然而，由于香港警方查出的涉案中介都来自内地或海外，难以进行调查和制裁。一家在澳门科大“黑中介”榜单上被明确公示的机构，在2025年4月仍然声称可以做该校以及香港岭南学院、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保录取业务，“我们有绿色通道。”但审查收紧正在初步见效，李天书与中介原本确定的目标院校是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三所名校，签约一个月后，中介劝说他更换到英国高校，“说香港那边查得特别严。”几家保录取机构均建议申请者放弃香港、新加坡院校，“那边很严......现在还做香港的肯定是假的。”“藤桥留学”办公室墙上排列着国际名校徽标，下方数字示意已收到的录取通知数（陈诗雨/图）斩草难以除根2024年12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署理保安局局长卓孝业在立法会会议上透露，香港警务处已向内地执法部门转交了14家疑似内地“黑中介”或中介人的资料。次日，李天书签约的机构英商美桥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也就是英藤，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虚假宣传，罚款8万元。一天后，另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索沃留学”也因涉嫌伪造申请材料、欺骗消费者等问题被立案调查，它被指在未经学生及家长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美国高中毕业证书和IB（国际文凭组织考试）成绩，帮助学生申请香港大学，涉案学生在入学一年后遭到退学处理。尽管没有公开消息，不同受访者向我们确认，索沃的老板已被捕，这在保录取行业内部并非秘密。然而，多数申请者维权之路颇为艰难。2025年2月，李天书准备跟英藤打官司，却发现合同中存在一项条款——“如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所以李天书无法提起诉讼，只能申请仲裁。律师告诉李天书，仲裁递交后要排队，至少是半年之后的事情，诉讼失败了还能上诉，而仲裁只能裁决一次。合同签订“仲裁”不是个案，王珏与藤德的合同也要求由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定。“因为学生或者家长会比较介意自己的名字被暴露出来，”英藤的Melody这样解释，“要走法院的话，名字在裁判文书网上是一直挂着的，我们觉得对于学生的隐私也不是一种比较好的保障。”仲裁路径具有私密性，一般而言仅当事人可以获知情况，但反过来，机构与学生的纠纷也是无声无息。如今在企业查询页面上，不少涉及保录取诈骗案件的机构相关记录十分干净。多个受骗学生还表示，在小红书上发送控诉保录取机构造假的帖子，也会因遭到大量举报而被删帖。事实上，李天书母亲正是没有查到英藤的法律纠纷或风险提示，才放心签约。捉摸不定的还有保录取机构不断变换的名称。2024年7月李天书咨询Melody时，这家机构以“英藤”为名，2025年4月，Melody则表示品牌名称为“藤桥”。在工商信息中，2023年9月“英藤留学”名为“英商美藤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这是由“北京英商柏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一年后，“英藤留学”又更名为“英商美桥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有受骗学生线下到保录取机构申讨退款，发现现场挂牌的完全是另一个留学中介品牌。”山路哥说。至于诈骗的认定，也各有阻碍。2025年4月，李天书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报警，警方告诉他，由于他未能提供切实的机构造假证据，所以只要对方完成了申请服务，便不算诈骗。有些保录取中介在造假暴露后直接跑路，办公点人去楼空。藤德公司则依然坚挺，有受害者尝试去其成都办公点“闹”，被门禁和安保拦在了楼下。在上海中心大厦，藤德的办公点也需要经过一道刷卡门禁，门禁旁边站着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张映则向来者说，网络上发的黑帖都是恶意商业竞争，公司已经寻求法务处理，“真的出问题了会在网上发帖子吗？出问题的直接就来机构堵我们了。”“技术上要造假并不难”海外学历是保录取机构的核心造假区域，一方面，伪造海外文件，人家也不可能跑来中国抓你；另一方面，海外学历还能为申请人“豁免”语言成绩。在香港假学历风波中，涉事学生的内地及香港学历全部真实，问题学历主要来自海外高校。在香港高校硕士录取流程中，对海外本科学历的核验仅仅是检查信封和邮戳——要求海外高校寄送原件。由于缺乏统一透明的全球认证系统，学校也不会逐个向对应的海外大学确认——“技术上要造假并不难，”香港某院校负责招生的行政主任对媒体说。同时，部分专业如经管学院的修课式研究生项目，申请人也无需参加面试。在香港严打学历造假后，保录取机构转向英美院校，利用背景审查政策的差异继续造假。王珏就读的曼彻斯特大学只对部分入学学生进行背景复核，剑桥大学的公开政策也表示，仅重新检查入学剑桥的部分学生。而2024年秋季的招生季中，伦敦大学学院则是在发放有条件录取通知后，要求学生提交前述委托第三方进行资质审查的同意书，只有学生签署同意，学校才会下发正式的学习录取确认函（CAS）。但英国的审查趋势也越来越严苛。王珏所在的专业人并不多，她了解到有十分之一被退学。2025年2月，学校连续召开多轮欺诈学位资格听证会，王珏估计，在留学生更多的专业，被退学的人数也许会更多。而给王珏介绍藤德这家中介的朋友，已经顺利毕业。“她已经走出这条路，没问题。”王珏羡慕地说。遭退学时，王珏已经交过第一学期学费，房子租了一年，花了20万元，房东告诉她不能提前退租，也不可以转租给他人。在陷入听证会困境后，学校依然邮件催缴第二学期学费。“藤德留学”会议室里，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学生父母提供咨询（陈诗雨/图）完美骗局一场完整的保录取骗局由很多经典的诱饵构成，受害者往往在识破后才会明白过来。比如留学机构的工作人员会显得十分体贴，会问你天“气凉不凉”，叮嘱“北京干燥，多喝点水”，“风超级大，回去让你朋友送你”，口吻像是熟悉多年的好朋友，或者贴心的姐姐。此外，机构通常有一套炫耀式的专业性表演。在藤德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不经意地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起自己是曼大数学系毕业，“这里普通行政人员也要卡留学背景，只要QS前五十的。”位于上海中心中层的办公室里的展柜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还有，“楼下是摩根大通的办公室。”营造紧迫感也很重要。对方一面劝说越早申请越容易成功，或者再不签约就会涨价，一面在朋友圈宣布“××大学内推，最后2个名额”。保录机构不断放大名校的诱惑。帮王珏做申请的“老师”也自称毕业于曼大，微信头像也是摄于曼大校园。拿到录取后，对方说，“卷福（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也是曼大毕业的”，王珏为此很兴奋。而被退学后，她把老师的头像放进小红书的搜图，发现图的来源是另一位博主，工作人员的头像是盗用的。Melody常在朋友圈发他们帮学生拿到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总会在评论区写“同行禁止盗用”。在朋友圈里，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官共进晚餐，与藤校招生官谈下了更多内推的名额，还邀请保送哥伦比亚大学的VIP客户做经验分享。然而，出现在照片中的两位哥大“校友”根本没上过哥大，签署的中介也并非Melody所在的英藤留学。他们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确认，是自己签的中介在朋友圈分享的图片被盗用了。在与中介一轮接一轮的造假质疑和申辩中，真与假彻底模糊了。在2021年10月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起保录取纠纷中，留学中介的律师称“（学生）没有去过（美国）并不代表不能申请本科毕业证。所有的一切资料，都是为了便于获得2021年秋季英国硕士的录取通知书做的修饰。”法官问道，没有就读过，毕业证怎么来的？中介方回答，是公司向学校申请的。山路哥说，找到他咨询保录取骗局的学生中，至少“一半以上是知情的”。利用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名校情结，尤其是渴望以较差的背景申请到顶级名校的执念，造假能够成为一种共谋。比如李天书和王珏，对于中介进行考试“保分”选择配合。底线测试尽管有的学生明确拒绝材料造假，却也会逐渐被卷入造假中。高考失利后，张小乔转向出国申请。妈妈生意上的熟人向他们介绍了保录取业务，他们签约了120万元的合同，先缴了50万定金。接着，中介告诉张小乔，他们可以买到托福成绩，只要进了考场坐在特定座位的电脑前，就有操作空间。“我说不行，我不接受这种，因为真的良心过不去，宁愿不走那么好的，也不能买假成绩。”张小乔坚持用真实成绩申请，中介却说：“你的成绩虽然不是你自己考的，但是你自己过去了，就是真实的。”中介也向张小乔提起过，要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中学毕业文凭（OSSD）帮她申请，她再次拒绝。但收到英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出于怀疑，她要回了自己的申请材料，里面赫然有一份OSSD证书。张小乔觉得，中介会有意给人制造一种选择困境。一开始会提供一条比较正规，但你肯定不符合要求的途径。于是中介会给你提供一个有点越界的选择，你可能会拒绝。然后中介会再给你提供一个更离谱的选择，让你觉得前一个似乎还能接受……如此反复，将申请者的底线意识消耗殆尽，进而将就同意——因为申请者都耗不起。因为对造假部分知情，许多学生和家长自知理亏，在退学后选择了不追究、不曝光。但由于张小乔坚决拒绝，警方认定她证据充分，传唤中介问话，而对方则答应将款项全数退回。张小乔说，如果真的走诉讼，可能要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好在对方见她态度坚决，“先怕了。”提到当下，她明显变得轻快起来，用自己的真实材料，她申请到了美国一所普通水平院校，准备到了大二申请转学。她说，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更加合理，多次考试中可以选择一次最好的计入成绩。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王珏瘦了十几斤，一米六六的身高只剩下不到八十斤的体重。刚收到听证会通知时，她三四天没合眼，医生诊断她低血压、低血糖，并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妈妈为她提前退了休，专心处理这件事。王珏曾以为自己通过出国读书就能跟周围相夫教子的朋友们不一样，就能活出更精彩的生活，活出自我。她说自己在英国极其刻苦，在各个讨论课上逼着自己发言，把其他同学出去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业，她的小组报告还拿过全班最高分。“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我好好结婚生孩子不行吗？好不容易出去读个书，还这个样子回来，谁能受得住？”她打算向中介维权到底，“他们自己本身就有问题……我必须坚持维权！”（应受访者要求，王珏、李天书、易恒、张小乔为化名。）

学阀之外，还有科阀、画阀在悄悄垄断中国的社会资源

提起“学阀”二字，中国人并不陌生。这些披着知识外衣的掌权人士，坐拥资源、卡脖认证、批钱批项目，活得那叫一个滋润，似乎有学历就能封侯拜相。但可别以为这只是学界独有的生态，放眼四周，一种更庞大、更隐秘的“阀族联盟”早已悄然成型：科阀、画阀，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者。过去，“科学家”是多么神圣的称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谁不是倾尽一生，甘为祖国燃尽灵魂的楷模？但今时不同往日，院士评选早就成了“隐形选秀”，比选秀还精彩——不过不是比能力，而是比关系、圈子、门路。现在的院士评选资格，更多的是其背后的资源统筹能力，而远非只看科研本身的能力。“科阀”，早已不是那个在实验室熬夜到掉头发的科研工作者，而是穿西装、打领带、满嘴“战略新兴产业”“卡脖子技术”的“圈内精英”。一些重大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手握的是“国家战略”，心想的却是“我徒弟评上了”或者“我儿子也快毕业了”。据说有一些院士，手下带着几十个博士后，项目多得写PPT都要外包。论文？早就有枪手。技术？不懂没关系，会开发布会就行。什么是先进技术，得他们说了算；什么是创新成果，他们评估；项目资金怎么分配，他们签字盖章。想搞科研你就得进他们的小圈子，否则，别说评奖，连实验室的灯泡都可能批不下来。当一个科研体系的评价标准被少数人垄断，当技术成果变成“人情往来”的副产品，所谓“创新能力”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幌子，论文能飞上天，技术却落不了地。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再来说说“画阀”。现在绘画圈子有种潜规则：会画不如会混，画院不是画室是会所。想办展？混圈子的能力因素远大于你画画的水平本身。“画阀”这个词，你大概第一次听。但你一旦进入当下的艺术圈，那叫一个醍醐灌顶——什么叫“以画养权、以权养画”？看他们就知道了。所谓“画阀”，就是掌握了书画评判标准、展览入口和艺术资源的那批人。他们往往头衔惊人：某协会或者某分会主席、理事，还有什么XX界杰出贡献人物...... 听着就像联合国秘书长都要敬他们三分。但你真让他提笔画一幅，可能连手都会抖。一些画阀的真本事，不在笔下，在酒桌上。画坛评奖，讲究的不是笔墨功底，而是“拜过哪位师父”“是不是谁的学生”“是哪年入的哪个画院”。搞艺术？不如先搞定人脉。拜错师门，十年功力白练；站错队伍，一幅作品进不了展厅。当然，基因还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爹是大画家，那你也能是大画家，即便你根本就不怎么会画画。因此， “画展”也成了权力展示场。有些“艺术展”里一幅画标价800万，画的是一条粗粗的红线配几个墨点，然后旁边一堆人点头说“极具东方哲思”。你以为他们真看懂了？其实，他们只是在赌那张纸背后的关系网。在画阀世界，这些展根本就不是给大众看的，也不是用来培养新的艺术家，而是用来给权力站台的。美不是目的，名与利才是主旋律。于是你会看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名家”，带着一帮“高徒”，占尽展览资源、讲座席位、政府采购的通道，而真正能画、愿画的年轻人，只能在地摊、网络、或者永远无人问津的小角落里默默挣扎。文学界也一样，多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连出版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但“写阀”们凭着文字垃圾一年能出好几本书，还可以大张旗鼓搞“作品研讨会”。其实从“学阀”“科阀”到“画阀”，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知识的世袭化、资源的圈层化、权力的隐性垄断。就像古代的门阀望族，今天的“阀族联盟”们也拥有几大共性：论资排辈，尊卑有序：你再有本事，不如人家“某某的学生”；裙带成风，近亲繁殖：父子皆教授，师徒皆院士，开会像家宴，评奖像族谱；掌握资源，决定标准：不是你努力决定你能不能成功，而是你有没有打入他们的酒局。时间久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强化为一种文化基因，被下一代默默吸收。当每个人都笃信“拼实力不如拼关系，靠努力不如抱大腿”，那社会也将慢慢变质。很多人解释：“这是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嘛。”但如果连科研、艺术、教育这些应当是社会最清澈的地方都变成了利益的泥潭，那我们要用什么塑造民族的未来？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些“阀”，不仅是在浪费资源，更是在损害中国科技、学术、艺术的发展根基，是透支一代人的信念与热情。那么多年轻人躺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阀”们已经让人失望透顶了。面对这些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现实，年轻人至少可以坚持不拜、不捧、不跪、不盲从。

连环性侵案背后，那些出庭作证的女性

2025年4月22日，小雨（化名）收到来自英国伦敦警方的消息，下一步，警方可能会就她被邹某豪性侵一案与中国警方联系。伦敦警方通报了邹某豪性侵案，并希望有更多受害者或幸存者能联系警方。图片来自伦敦警方通报。4月2日，伦敦警方公布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邹某豪连环性侵案的新进展：邹案被公众知晓后，有23名居住在英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女性联系了警方，其中就包括小雨。在南方周末3月25日报道《“完美人设”下的连环性侵案：摄像头、“战利品”和名校留学生》中，她称自己于2022年10月被邹某豪性侵，案发地位于东莞市望牛墩镇的邹某豪家中。2025年4月，她就此事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目前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邹某豪被称为“可能是英国最猖獗的性侵犯者之一”。2025年3月，伦敦法院认定邹某豪的罪行共28项，包括11项强奸罪，涉及10名不同女性，以及偷窥、非法拘禁、持有管制药物意图实施性犯罪等。这并不能涵盖所有，警方认为可能还存在多达五十余名受害者，邹某豪的电子设备中也储存了数百条性侵女性的视频。伦敦警方发现，一些新增报警人的情况与现有视频或已指控的案件“完全不相同”。警方正在建立一份证据文件，供检察官审议，在6月19日法院公布邹某豪的刑期后，不排除二次起诉的可能性。报道发布后，邹案的另一名证人李婷（化名）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这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她经历的更多细节。希望更多受害人站出来作证，成了邹案两名已经出庭的证人和另一名已经报案的受害人不约而同的心愿。“他们没有道歉”2025年3月，邹某豪连环性侵案开始被热议后，一些网友声称，在互联网上看过邹某豪侵犯受害人的视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对应网站，并未发现相关的视频。李婷也确认，在伦敦警方录口供时，警方明确告诉她，视频没有被上传至互联网。家人尚不知李婷当年被性侵一事，由于担心去伦敦会让父母不安，李婷最终以远程视频形式出庭。她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司法部门的协助，出庭作证环节由她独立完成。2025年2月，李婷作为证人，在法庭交叉问询的环节出庭。此时正值中国农历春节，她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通过摄像头面对伦敦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回答控辩双方律师的询问，邹某豪不被允许说话，李婷也不会见到邹某豪。那场性侵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李婷所处的位置也与伦敦相隔近万公里，但通过摄像头，她还是看见了邹一晃而过的身影：对方没有露脸，只有屏幕里露出的下巴和胸口。李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一瞬间，自己出现了强烈的反应：愤怒、惊慌、喘不上气。法庭上，李婷和邹某豪的聊天记录被逐条打印了出来，她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她要通过翻译，解释聊天记录的意思以及自己当时的动机。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另外两名受害女性不同，李婷称被邹某豪性侵前，曾与他发生过自愿性关系。事后，邹某豪没直接回应她“是否愿意恋爱”的询问，而是希望二人继续见面，李婷感觉被骗，决定不再回应对方，直到2021年10月前后，邹希望见面聊聊，二人便在一个朋友聚会中见面。性侵发生在邹某豪位于伦敦的住处。李婷说，那是自己第一次喝到断片，第一次睁眼，她趴在地上吐，下一个瞬间，邹就在她身上面无表情地性侵。李婷告诉伦敦警方，再次失去知觉前，她曾要求邹某豪停下来。在二人最后一次联系中，李婷在微信上对邹某豪说，自己处于无意识且生理期的状态，他却依然要与她发生关系。邹某豪回答，他认为李婷当时是有意识的，同意与他发生关系。“但我不同意。”她先后告诉了邹某豪、警方、陪审团和南方周末记者。李婷被性侵后没有报案。她对法庭和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几年前自己的法律意识没那么强，二人的过往和共同的朋友圈让她一开始就否定了自己的感受：“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给了错误信号，让他以为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就不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此外，她还担心在没有意识时被邹拍下照片或视频，也担心激怒对方而让自己“社死”。直到2024年，她被伦敦警方告知，自己不在邹某豪拍摄的影片中。警方还告诉她，就算她之前同意了99次，也可以在第100次的时候拒绝。“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邹某豪的辩护律师做了推翻所有指控的无罪辩护。4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就邹案询问该律师，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应。庭审结束后，李婷和另一名出庭作证的受害者小兰（化名）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诉说自己被邹某豪性侵的遭遇，并呼吁更多潜在的受害者站出来。李婷说，从录口供到庭审结束后将近一年时间，邹某豪的家属没有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联系过她，也没有表示歉意。她觉得，她家人的行为根本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帮助邹某豪。“你幸存下来了”小兰、小雨和李婷不约而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遭遇性侵后，她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首先是不停洗澡。性侵发生后的第二天，离开邹某豪位于东莞市的房屋前，小雨在那栋屋子里洗了一次很长的澡。回到家后，她又洗了几个小时。在提交给伦敦警方的信件中，小雨将这段遭遇形容为“洗不掉的污秽”：自己不愿面对，也不愿回想，立刻删掉了邹某豪的联系方式。接着是精神恍惚和难以应对的压力。“三天里我没吃饭、没睡觉，只喝汤。”小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伦敦被邹某豪性侵后，她回到住处，一个人消化情绪，随后报警。由于翻译沟通不畅，加上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困扰，她撤销了报警，但又在社交平台曝光邹某豪，希望警示他人。她说，当时的评论除了一些支持，还有不少质疑：为什么她晚上要去喝酒？为什么她要去邹某豪的住处？面对这些，小兰删除了帖子。被害人有时还不得不重新面对侵害方。性侵发生后，邹某豪先后三次重新加回李婷。第一次，李婷担心激怒对方，以喝完酒删错人为由向对方做了解释；第二次李婷又删了他，直到第三次，她忍无可忍，直接告诉邹，他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李婷说，那次双方进行了语音通话，电话里她开始责骂邹，但没等骂完，邹某豪就拉黑了李婷，此后不再试图联系她。但李婷依然可以从不知情的朋友处听闻邹某豪的动向，“直接请我朋友介绍好看的女孩给他认识”，她还在酒吧里两次遇见对方，每一次都装没看见，但心里还是会发慌。遭遇性侵第二年，小雨发觉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头晕头疼，喘不过气。她去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她，这是精神问题，当时她并不觉得躯体化症状与被性侵的遭遇有关，直到2025年3月，小雨在互联网上看见邹案的讨论，那种发病时像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的熟悉感觉回来了。事发两年多，仅见过一面，小雨曾以为性侵者的样貌已经模糊了。一开始，她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只觉得网络上邹某豪的照片与当初那个人有很相似的轮廓，直到邹某豪被捕视频中，一张他俯看镜头的截图触发了回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他就是以这样的视角看着我。”一个人经历了难以置信、意料之外或是创伤性的事件后，她的情感或者身体也可能被冲击。一份由英国萨默塞特郡及原埃文郡性侵和性虐待支持系统制作的《性侵害幸存者自救手册》（以下简称自救手册）发现，受到侵害后，每个人的反应可能各有不同，这些反应不仅私密，还会与个人情况有关。身体上，它可以表现为肌肉紧张、疲惫、头痛、呼吸不畅、胸口发紧；情绪里，它可以表现为喜怒无常、惊恐发作、记忆不佳、抑郁感和负罪感；行为上，受害人也可能会出现抽动、多话、自残等。这份自救手册写道，在危险和创伤中，人们的求生本能会抑制理性思考，大脑直觉的那一面会做出一切努力，确保受害人以最小的代价活下来。如果受害者活了下来，大脑就学会了这种抑制，在以后遇到（可能的）危险时，沿用这种反应，导致受害人过度警觉，或者感到麻木。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提到邹案可能还存在更多受害者时，三名受访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和内疚。李婷失声痛哭，她不停地说自己感到内疚、后悔：“当时如果我站出来，就可能不会有五十多个受害者了。”“不要因为后见之明而苛待当时的自己。你幸存下来了，并且正在疗愈。”自救手册这样说。“没有办法在父母面前哭诉”“没有办法在父母面前哭诉这件事。”三名受访者遭遇性侵后，均没有寻求家人的帮助和安慰，只有小兰在邹某豪宣判有罪后，将此事告知家人。她回忆，被邹某豪性侵后，自己没向学校寻求帮助，回国后她曾找过国内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感觉意义并不大，“他没定罪，找任何机构都没用”。案件审判后，李婷同样没把这段经历告诉周围朋友。“有人抱着吃瓜态度给我转相关的帖子，我有时候不回，有时候装不知道。”2025年4月，小雨也向东莞警方报了案，目前警方已受理这起案件。她希望，如果邹某豪有一天回国，也能在国内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若干年后，他和他的罪行一起被周围人遗忘。“我有一种愤恨的心情，非常想要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记住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伦敦警方在公布邹某豪连环性侵案进展的同时，感谢了这批女性受害者愿意站出来报案的勇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20年，公安机关每年立案的强奸类刑事案件数量在2.7万-3.3万之间波动，2021年后数量有所上升，超过3.9万，并在2023年达4.2万，但与立案的刑事案件合计相比，其比例仍不到1%。2024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夏菲在论文《性侵犯罪警察侦查比较研究》中发现，中国性侵犯案件的发案率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强奸案发案率相比非常低。她认为，这一结果除了中国刑法划定的性侵犯罪犯罪圈较小、一些轻微性侵行为已通过治安处罚处理外，还受到犯罪黑数的影响。犯罪黑数，是指一些隐案或潜伏的犯罪虽然已经发生，却因各种原因没被计算在官方正式的犯罪统计中，这会让刑事司法数据反映的客观犯罪现状变得模糊。在性侵类犯罪中，犯罪黑数问题在各个国家都十分突出。夏菲在文中认为，目前中国性侵犯罪的实际发案数与警方立案数差异难有客观、清晰的判断。她引用了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关数据推测其概貌。美国的犯罪被害调查显示，2022年包括强奸在内的性侵犯罪的报案率为21.4％；英格兰和威尔士性犯罪报告显示，在截至2020年3月的年度周期内，16到59岁的受侵害女性和男性的报警比例分别只有不到16%和19%。夏菲分析，犯罪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公开，被害人往往要经历自我污名、人际污名和结构性污名这三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污名化，其结果就是再次受害和反复受害，报案因此成为一个不那么容易的决定。“我国的性侵犯罪被害人在考虑是否报案时有更多顾虑：文化中对性问题的高度避讳；传统贞操观的强大影响；注重人际关系和谐而忽视个体性感受，刑事司法体系及整个社会缺乏对性侵犯罪被害人必要的制度支持。”

年轻人跟风开村咖“幻灭”，投几十万，淡季没人只好关门

2023年开始，大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冒出了很多开在村子里的咖啡厅。除了远和偏僻以外，这些村咖最大的特点是够破够原始。孤零零立在一片稻田里，或者由山顶上快塌的土房子改造而成。一杯咖啡二三十元甚至四五十元的价格，源源不断吸引着年轻人打卡。这个五一，很多村咖似乎也成了新的景点，人流量爆满，有人开村咖时曾雷打不动五点半下班，这几天，一直到七八点钟还在做咖啡、卖面包。城里的咖啡用来续命，村里的咖啡用来放空，一杯咖啡的钱，就享受了半天田园生活。媒体报道中，顶流网红村咖一天能卖出几百到几千杯咖啡，让渴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眼红。可如今，第一批跟风开村咖的人已经“幻灭”了。要把快塌的土房子改造成能使用的咖啡馆，动辄投资40万元以上；要维持“在最土的地方干最洋气的事”的反差感，需要不断想点子，卷完咖啡卷窖炉披萨、面包；更难熬的是那种靠旺季游客维持生意的村咖，只能在淡季关店，做成季节性的兼职。开130公里喝杯咖啡北京人郑诗颖要和朋友们自驾130多公里，去喝杯咖啡。她从前一晚就在做准备：多带点水果，路上吃，毕竟130多公里；得提醒朋友休息好，开车累，要开130多公里。为了这口咖啡，郑诗颖甚至从小半年前就开始做准备了，主要是心理准备。郑诗颖喜欢喝咖啡，探店各种咖啡厅。在社交媒体上浏览新开的特色咖啡厅时，一家名叫“一块儿石头”的咖啡厅被推到了她面前。咖啡厅在北京郊区的十渡山里，石头房子看上去很原生态，周末人满为患，窖炉披萨都抢不到，郑诗颖看到后立刻就想动身，结果一查地址，“有130多公里，比去趟天津都远”。为了这口咖啡，郑诗颖挣扎了小半年，她时不时就会翻开收藏夹再看一遍帖子。终于，去年9月，在一个雨过天晴的周末，她和朋友一合计，“去吧，130多公里，开吧”。要想喝到这一杯咖啡，真像求取真经一般不易。郑诗颖顺着导航开，按理来说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开到，可地方太偏，很长一段路导航信号不好，多绕了一个多小时，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郑诗颖和朋友8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上班都没这么早过”，一直到中午12点多才到。▲郑诗颖几经波折喝到的村咖“一块儿石头”。图 / 访谈者提供还有人经历了更多波折。程立在北京附近的古村开了家“最破咖啡厅”，咖啡厅在山顶，去咖啡厅会经过很长一段盘山路。刚开起来时，甚至还没有水泥路，要走一段土路。如今路修好了，但依然很窄，一辆车行驶都要小心，要是恰好碰见会车情况，两辆车都恨不得停下来琢磨琢磨再开，“越野都不会到这儿来”。刚开业时，“几乎每个人上来以后都骂骂咧咧的，太难走了”。还有人骑着小排量摩托车上山，山路又高又陡，“上去差点下不来”。大概是从2023年开始，城市周边、景区附近，涌现出很多开在村子里的咖啡厅。除了远和偏僻以外，这些村咖最大的特点是要够破够原始。一般而言，即便是简约风的咖啡厅，也会装修精致。但村咖走的是简陋风，老房子所有岁月的痕迹都原封不动，越破越好，便携桌椅一摆，一个村咖就算装完了。要是再刷个白墙，挂个招牌，或许都能算上精装修了。村咖的装修似乎很容易。程立的最破咖啡厅在京郊的一个荒村里，取名“鄉野”。整个村子都没人住了，村里的房子更是一间比一间老，“很多都是明清时建的”，换算下来，房子几乎是太爷爷辈的。几间低矮相连的老房子汇成了一间咖啡馆，墙是黄泥糊的，用手摸一把，“有的地方还能摸到一手土”。程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前后对比图，乍看上去，除了窗户补齐了，其他似乎没怎么动过。▲程立的最破咖啡厅在京郊的一个荒村里。图 / 访谈者提供赵倩在安徽省宣城泾县的苏红村也开了一家村咖，名叫“宇宙是个粮仓”。咖啡馆是一片稻田里的一栋白墙黑瓦的矮房，最初开业的筹备过程也很简单，“只要摆摆桌子、椅子就可以了，几乎没什么要准备的”。▲赵倩开的村咖，名叫“宇宙是个粮仓”。图 / 访谈者提供就算没房子都能开个村咖。王晓晓在安徽老家的村里直接找了一片空地，买了个废旧的铁皮集装箱，四面刷上粉色和蓝色的漆，铁皮爆改ins风，集装箱里再摆上几把露营的桌椅，旁边摆几束装饰花，基本就算装修完了。一个简易版的“村咖”就诞生了。翻开社交媒体，会发现村咖们各有各的破法。几根竹竿，再围上一圈稻草，支起一个小棚就算是咖啡馆了，“感觉一场暴雨就能干趴下”；农田里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砖房，不用挂招牌，直接在墙上写上“咖啡”二字，就算招牌了，“远远看着还以为是个茅坑”；还有人干脆把空置的猪圈刷上白墙，里面摆上几张农村吃席的桌椅，“猪圈咖啡直接到达next level”。村咖不光简陋，更重要的是，环境相当野生，客人还很接地气。程立自从在山上开村咖以后，接待的客人不光多，物种也丰富了。有时，山里的猴子会直接窜进村咖，在里面上蹿下跳。视线再抛远点，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山上有只野猪正朝村咖张望。要是从山下往村咖里走，没准还能在半路碰见拉货的驴，“哀怨地看着城里来的‘牛马’”。还有人在村口支起村咖摊，本想迎接过往的游客，结果游客没等来，村民倒是一直问。刚干完农活的大叔直接拿着砍刀光顾，点杯美式开始对着庄稼地放空，甚至还有村民成群结伴大晚上聚在一起喝咖啡，聊家常，“村咖好像变成了村里的CBD，对村里的八卦全都了如指掌”。露营平替这两年开起来的村咖，似乎是人们对闲适慢生活的向往和经济环境变化结合的产物。村咖像是露营的平替品。郑诗颖的游玩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她的活动一般局限在城区内，而且总是在室内，要么找间咖啡厅坐一下午，要么逛逛街。可疫情后，她发现自己一闲下来，就想往郊外跑，“市区人太多，只能跑远点”，身边的朋友这两年也开始迷上到郊外露营。可露营一次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又是巨大的，要准备食材、装备，还得在郊外过夜，回来后还要花上一段时间休息好才能面对周一的工作，算下来，短短一次露营，“一个周末全忙活这一件事了”。时间花得多不说，“露营坑”又是一个钱包杀手，“装备晋升都得烧钱”。相比之下，村咖似乎变成了平替，不用在外过夜，也不用准备露营装备，体验感又很相似：到郊外喝杯咖啡，吃点零食，放放风。从某种程度来说，村咖就像是露营的精缩凝练版。这也让人联想到这两年流行的“特种兵式”旅游，同样是说走就走，主打一个随意、快捷，高性价比，用最高效的方式体验远方，或者想象中的田园生活。▲露营一次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是巨大的。图 /视觉中国对于商家来说，相比于露营，村咖也是一种更轻的投资。赵倩原本在安徽的县级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前，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一眼就能看见职业的天花板，她变得焦虑、失眠。为了转换情绪，她和丈夫经常找风景好的地方露营，2023年，她路过一片稻田，稻田里端坐着一栋小房子，让人眼前一亮，她立刻决定把这里租下来做个露营生意。可露营其实是一种重投资，不光要提供设备，还要提供餐食等全套服务，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面积的用地。她最终想到开一家咖啡馆，“因为咖啡馆最简单，门槛最低，好上手”。还有人把开村咖当成挽回民宿亏损的自救方式。在北京工作的林新是一名设计师，以往经常给各种民宿做设计，她所在的公司也运营着民宿。生意最好的是疫情期间，很多人不能出省旅游，只能到郊外短途游，“（公司的）民宿一直都没怎么宣传，但人一直是满的”。可疫情放开后，出省旅游的人多了，民宿的生意开始下滑。领导也着急了，开始加大宣传力度，甚至让设计师都兼职做运营，林新不光要负责设计工作，还要同时管理社交媒体平台，每天更新内容，“想办法到处拉点人”。可即便加大了宣传力度，人流量依然在减少，在林新的印象里，今年的人流量，可能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50%，“快要少了一半”。这并不是一家的变化，“整个行业都在变差”，为了增加营收方式，林新发现，很多原本做民宿的人这两年都开起了村咖。村咖就好像民宿的一种引流产品，人们趁着热度来喝咖啡，能赚点钱回血，要是坐舒服了，没准还能顺便在民宿里睡一晚，还能再赚一份钱。原本，林新经常趁休假体验北京周边的民宿，一边体验一边看别家的设计风格。这两年，随着行业的变化，她也从体验民宿变成了体验村咖，“多学习学习，估计（公司的民宿）以后也得开村咖”。▲林新探店去的村咖。图 / 访谈者提供更重要的是，“开家咖啡厅”寄托着很多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开在村里的咖啡厅，乡土气息又一下把人拉回了童年，两种元素的碰撞产生极强的反差感，即便是为了情怀，也有人纷纷入局。李如涵原本在互联网公司做营销，疫情期间回了老家哈尔滨。她在老家断断续续找了两年工作，可老家互联网行业发展较慢，对口的公司也很少，很难找到工作。李如涵开始琢磨起未来出路。在她的记忆里，从小时候起，妈妈就总跟她念叨，“以后退休了想开家咖啡厅”。刚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两年村咖又似乎很火，李如涵干脆把理想生活的蓝图提前提上日程。去年，李如涵在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附近的村里，找了一间小房，开始筹备村咖。▲李如涵在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附近的村里开始筹备村咖。图 / 访谈者提供同样被情怀驱动的还有程立。他原本经营一家医疗器械相关的公司，可受疫情影响，营收出现问题，项目也全都停摆了，思来想去，干脆不干了。程立喜欢喝咖啡，他把咖啡机装进私家车，开始自驾旅游，每到一处歇脚地，就把车一停，就地拿出咖啡机做咖啡喝，路上有人看到总会围上几圈找他买咖啡，“敞篷车直接变成了咖啡车”。慢慢地，跟着程立的咖啡车一起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2023年，程立自驾到了北京郊外的一处荒村，看着眼前几间破败的黄泥房，瞬间心动了，“太有感觉了，老房子本身就有一种松弛感”。那时，开村咖的还没几家，但程立几乎立刻就决定要把老房子打造成一间咖啡厅，“哪怕不赚钱，和朋友在这儿聚会也挺好的”。季节性咖啡厅城里待腻了，景区又太挤，开在各处的村咖成了新的流量打卡点。矿洞咖啡、瀑布咖啡、稻田咖啡、荒村咖啡，一杯咖啡的钱，就享受了半天松弛生活。媒体报道中，顶流网红村咖一天能卖出几百到几千杯咖啡，让渴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眼红。但对很多跟风入局的人来说，村咖似乎都有幻灭的一面。幻灭的第一步是从装修开始的，村咖的装修看似简单，改造难度和投入却并不低。很多村咖是在农村快放塌的老房子基础上改造的，光是让老房子实现基本水电功能，就是个大工程。因为咖啡馆所在的村子已经荒废，程立专门沿着山体从隔壁村子把电线拉上山顶，水也要从山下调上来，他特意在老房子旁边建了个蓄水池，把水抽到蓄水池里再供平时使用。所以尽管看起来很“原生态”，“前期的投入就花了40多万元”。哪怕老房本身通水电，物流也会增加成本。李如涵在开村咖前，调研了很多周围的村咖，依托着亚布力滑雪场，附近的村子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旅游产业链，也开了很多家村咖。在原本的预想里，只要选好房子，再简单装修一下，差不多两个月就能开起来，“11月末开业，刚好赶上旺季”。可农村好像是交通运输毛细血管的末端，单是把建筑材料送进村里，时间和费用都比想象得多。装修的那段时间，李如涵和供应方以及镇上的快递点反复沟通，不断催促，还是拖到了今年1月才开业，晚了一个多月，“不算房租，装修费用也花了40多万元”。的确有人通过村咖赚到了钱。赵倩从村咖的筹备阶段开始，就在社交平台上录vlog分享，刚开业没多久，突然有几条视频爆了，粉丝量也增加了。她的村咖在皖南川藏线上，主要靠游客带动，在流量和游客的双重带动下，一到旺季，每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一万多元。可一般来说，等到10月份，稻子刚刚割完，“根本没什么风景”，来旅游的人很少，很难有营收。但在流量的加持下，有粉丝会在淡季人少时专程赶来，还会有考察团过来，“即便是工作日，也有五六千元的营业额”。政府也开始宣传她的村咖，甚至专门针对村咖设计了一条旅游线路，她这儿也成了一个打卡的景点。可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村咖很难当作一个全职的生意，更像是一门季节性的兼职。在赵倩的带动下，很多人开始在周边开村咖，到旺季时，最多开出了六七十家村咖，就连村民，也开始动起卖咖啡的心思。在赵倩的印象里，有对老夫妇，就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买来咖啡机，学着她的样，开起村咖。王晓晓也是去年在泾县临近的村子开始开村咖的，旺季时一路都是村咖，如果不出名，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每家都是一样的，游客都不够用了。经常有游客走到她家边看菜单，边打个嗝叹气，“一路喝了十几杯了，真喝不动了”。旺季时游客多，生意还能维持，一旦到了淡季，既没游客也没粉丝，“一天就只能卖出两三杯”。幸运的是，王晓晓没雇员工，集装箱几乎没有成本，就算不卖咖啡，也不会亏。可那些租房子请员工开村咖的人，只能在淡季选择关店，等到旺季再开，做季节性生意。▲集装箱村咖。图 / 访谈者提供职业餐饮网近期的文章里，也有当地的咖啡店经营者透露，在泾县可能只有10%的村咖能够盈利。事实上，与其说是赚情怀的钱，村咖更像是一门注意力经济，而最初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元素是乡村与咖啡结合的反差感，“在最土的地方干最洋气的事”，因此，要想持续赚钱，就得不断吸引注意力，持续营造反差感。程立从最开始就意识到，村咖卖的不是咖啡，而是体验感。从价格和品质来看，村咖的价格偏高，一杯三四十元不比市区便宜，而从味道上，也很难做到有多么独特的吸引力。重要的不是咖啡，而是山头的美景和老房的破败感。“现在再做普通村咖很难赚到钱了”，程立经常琢磨如何制造更多反差感，他日常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查看流行趋势。这两年里，他先是增加了烤肉，后来又增加了窑炉面包，“西式餐品和中式老房也是反差，如果是老房配中餐，反而没意思了”。从消费者的反馈上来看，这种反差经营似乎是奏效的。消费者的点单重点也发生着变化，从最开始主要点咖啡，变成点烤肉，到后来变成为了窑炉面包而来。在这套持续营造反差感的操作下，程立的最破咖啡馆总是爆满，“每日营业额都会过万元”。▲程立的最破咖啡馆总是爆满。图 / 访谈者提供大多数做季节性生意的村咖老板们，只能在淡季放平心态，忍受寂寞，苦等旺季到来。做季节性生意带来的后续问题是，很难有固定的团队，每次旺季来临，只能找兼职顶上。在亚布力滑雪场附近，村咖老板们几乎都在做季节性生意：只养着一个咖啡师，等到旺季来临，再临时招服务员和更多的咖啡师。因此，为了确保旺季不出差错，村咖老板们要提前一个月开始抢人，赶紧把临时团队搭建起来，“相当于多养一个月的员工”。李如涵比原计划延迟了一个月开业，就相当于多养了两个月的员工。而且刚开业，宣传没跟上，导致即便是旺季，也没怎么赚钱。这和预想中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李如涵也变得焦虑起来，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算“今天会亏多少钱，员工工资怎么办”。原本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时，李如涵经常脱发，“马尾就像猫尾巴一样细”，不工作以后头发渐渐养回来了，可这村咖一开业，又变回猫尾巴了。如今，已经到了淡季，生意更少了，李如涵索性趁着淡季装修整顿，等到冬天再战。不止村咖，李如涵还在筹备民宿，她已经意识到，“只靠村咖回本是不可能的，民宿才是重点”。（除程立、赵倩外，其余均为化名）参考资料：1.《在村里卖咖啡，68元/杯，一天狂卖8800杯！泡沫还是风口？》 职业餐饮网

种姓普查将揭露印度最隐秘的秘密

等级身份体系继续分裂社会——在要求废除该体系的呼声出现近 100 年后。印度将通过近 100 年来的首次人口普查，让 14 亿人确定自己的种姓。种姓制度是印度拥抱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它将印度教徒划分成严格的等级，统治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一次成功记录这种古老的等级社会身份的调查是由英国殖民统治者于1931年进行的，当时只收到了4000多个答案。（2011年曾进行过一次调查，但效果不佳；一个开放式问题收到了460万份回复。政府认为种姓数据毫无价值。）为了让人们摒弃这种令人厌恶的标记，政府必须准确衡量它。这样才能加倍努力，改善历史上弱势群体的命运。随着机会平等，一个人的出身优越于另一个人的观念将逐渐消失；对跨族群就餐和跨族群通婚的限制也将逐渐消失。然而，如果没有新的数据，就很难说服上层人士，他们的特权阻碍了下层人士的进步。我曾在1990年目睹过一轮怨恨和暴力。当时，政府刚刚将联邦职位中基于种姓的配额范围从之前的22.5%扩大到49.5%——基本上是按照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这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一名19岁的学生在德里大学（我当时就读二年级）的校园里自焚。1991年经济开放后，印度创建了私营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过教育的高种姓青年的焦虑。与此同时，印度教寺庙运动的兴起，用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宗教沙文主义掩盖了残余的裂痕。玻璃天花板高种姓在印度联邦政府高层占据主导地位资料来源：落后阶层委员会报告，1980 年注：*SC/ST 指的是印度宪法中列出的表列种姓和部落，或达利特人。**OBC 指的是印度种姓等级制度中的其他落后阶层，或首陀罗。三十年后，寺庙项目落幕，青年失业问题再次成为政客们的头疼问题。印度劳动力却难以向上流动。达利特人更有可能从事零工，而不是赚取固定工资。高种姓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宗教文献将印度教徒划分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这些所谓的“重生”种姓，其后是首陀罗工匠和劳工。在制度界限之外的是达利特人，社会赋予他们最卑劣、最危险的职业，例如焚烧尸体、屠宰动物和清理下水道。许多游牧部落曾被视为犯罪部落，甚至连小偷也享有世袭的头衔。这是否是某种前现代的劳动分工？并非如此。正如后来起草印度独立后宪法的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那样，这相当于把劳动者关进了一个牢笼，他们无论多么聪明才智或进取，都无法逃脱。安贝德卡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本人就是达利特人，或者用他那个时代更常见的说法来说，就是“贱民”。 1936年，安贝德卡尔在一次反种姓大会上因未能发表演讲而被迫发表《种姓的灭绝》。在演讲中，安贝德卡尔排除了任何经济或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除非印度教徒打破其经典中允许这种倒退的社会习俗的教条。任何告诉你种姓制度与当代无关的人都是无知的——或者在撒谎。印度侨民甚至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多数知道自己在复杂等级制度中地位的人都能猜出别人的排名。这是这个社会最难保守的秘密；像我这样的姓氏可以免费彰显我的高贵地位。这种特权曾经可能与财产控制有关。如今，它们更多地与人脉有关。给远房叔叔打个电话，让他帮人找份工作或创业，这种奢侈的待遇在高层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是无法享受的。像我这样的人，已经习惯于把这些社交网络——以及像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一样，是我们的“优势”。如今社交媒体上一个更激进的说法是“婆罗门基因”——仿佛人为的差异就被编码在染色体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接受种姓普查一事引发外界质疑。此前，这位来自石油开采社区、社会地位较低的印度教右翼领导人坚决反对普查要求。他声称，他所相信的“种姓”只有四个：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然而，花言巧语无法改变现实。比哈尔邦即将举行选举，这个贫困、人口过剩的东部邦历来以种姓划分权力。这使得此次普查显得尤为尖锐。主要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拒绝接受这种玩世不恭的解读。他想利用数据说服法院，弱势群体占多数，并要求他们放宽平权行动50%的司法上限。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尚未做出任何承诺。即使人民党做出努力，也无法让其核心的高种姓支持者改变他们的观点：更激进的社会正义只会减少有功之人的机会。如果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amsevak Sangh）能够采纳其议程，并带领印度教右翼势力前进，改革将有更好的机会。基于婚姻和饮食而歧视他人，或许正契合国民志愿服务团1925年提出的愿景，即建立一个由婆罗门统治的印度教民族国家。然而，在一个世俗共和国，这不过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幻想。达利特人仍在因清洁下水道产生的有毒气体而死亡，而素食主义精英坚持要求学校午餐不提供鸡蛋，这加剧了弱势群体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存在一个更好的模式。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在教育机构和地方公共服务岗位上为所谓的“落后阶层”设定了69%的配额，但由于该比例早于50%的司法上限，该邦得以挺过法律挑战。该邦拥有近10%的经济增长率，印度一半的工厂岗位由女性提供，儿童死亡率也在迅速下降。尽管并非平等的天堂，但这个南部邦也拥有百年成功的反种姓运动历史。种姓统计很容易，但废除种姓？我们离那还远吗？

移民打击使8000亿美元的生命线面临风险

从印度到墨西哥，海外务工人员的现金汇款对当地经济至关重要。莫卡桑村与印度乡村的普通村庄截然不同。这里有新建的市政厅、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庙和铺好的路面。这所小学最近收到了9万美元的捐款。然而，尽管拥有这些现代化的设施，街道却一片寂静。大多数房屋都上了锁，院子里凌乱不堪。在印度最富裕的西部古吉拉特邦，邻近的村庄也成了鬼城，居民已迁往美国等国，如今却空无一人。“每个人都去美国赚钱，而这些钱大部分都回到了印度，”全家都离开了印度的杰耶什·帕特尔（Jayesh Patel）说道。帕特尔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经营着一家瓶装水厂，他经常回家乡看管家里的土地。“这里的一切——道路、寺庙、学校——都靠美元支撑。”印度莫卡桑。摄影师：Anindito Mukherjee for Bloomberg Markets多年来，全球侨民的资金为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动力，那里许多村庄几乎完全依赖海外汇款。这个南亚国家是此类资金的最大接受国，上财年汇款近12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政府一年的基础设施支出。但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富裕国家领导人严厉打击移民，这条至关重要的资金渠道如今面临着萎缩的风险。全球汇款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汇款是发展中国家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无论是来自迪拜的南亚建筑工人、美国的墨西哥农场工人，还是香港的菲律宾保姆。汇款占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十分之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汇款来源国。据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注于海外侨民研究的政治学教授德维什·卡普尔估计，印度移民通常会将大约五分之一的收入汇回国内，具体取决于他们的家庭状况。失去汇款渠道会带来严重后果。巴基斯坦的年度汇款总额从2021年到2023年下降了15%——部分原因是汇率不利——经济陷入了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救助，巴基斯坦几乎违约，同时发生的政治危机使其问题雪上加霜。尽管汇款流入量此后有所反弹，但人们仍然担心会出现更多中断。特朗普政府最近将巴基斯坦列入可能面临更严格签证限制的国家名单。我彻夜难眠。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对许多印度人来说，加强对H-1B等技术签证的审查也可能产生影响。卡普尔表示，无证工人汇出的工资占比更高，但流入印度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合法且通常收入丰厚的移民。在美国永久工作的途径已经很狭窄。由于需求增加，印度人获得绿卡（授予特定国家有限数量申请人的无限期工作许可）变得更加困难。在特朗普的上一届任期内，更严格的安全检查延长了美国签证的等待时间，也延长了绿卡的积压。从2016年到2019年，合法移民数量下降了13%。“美国梦正在变成一场美国噩梦，”达拉斯印度裔美国人友好委员会主席普拉萨德·托塔库拉 (Prasad Thotakura) 表示，该委员会致力于让国会议员了解侨民问题。印度古吉拉特邦贾萨尔普尔一户人家的门上挂着挂锁。摄影：彭博市场 Anindito Mukherjee美国各地移民社区的焦虑情绪高涨。最近一个下午，在纽约杰克逊高地社区，一个距离曼哈顿约5英里（9公里）的小印度区，移民们在众多汇款亭之一外排队等候。库马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全名和移民身份。他担心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影响他在美国的生活。“我夜不能寐，”他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在古吉拉特邦，桑杰·沙阿也感到紧张。自2023年以来，沙阿19岁的儿子每月都会寄回印度大约3000美元，用于赡养亲戚。“美国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我们则获得了额外的收入，”沙阿说。莫卡桑的一排房屋。摄影：彭博市场 Anindito Mukherjee对于两国官员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两国关系中一个压力点，否则两国关系还处于萌芽阶段。近年来，美国和印度拉近了距离。过去几年，美国跨国公司扩大了在印度的业务，无论是在印度次大陆生产iPhone还是外包日益复杂的运营支持。美国最聪明的人才中不乏印度移民，微软公司、Alphabet 公司和Adobe 公司都是由印度移民管理的。即便如此，印度人仍是美国无证移民的第三大来源。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但仍然无法为 14 亿人口提供足够的高薪就业机会。因此，公开信息传递变得复杂。今年早些时候，当美国驱逐一批无证移民并在飞机上给他们戴上手铐时，印度政府对他们的遭遇只字未提。当地新闻媒体注意到了印度政府的沉默，并将其与哥伦比亚和巴西在美国遣返其公民时发表的更强硬声明进行了对比。据智库美洲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的数据，在世界其他地区，2024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家庭汇款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700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汇款流向了墨西哥，而墨西哥正是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最严厉言论的焦点。东蒙特社区中心（Eastmont Community Center）为东洛杉矶地区提供社会服务，该地区居民年人均收入徘徊在2.3万美元左右，主要服务对象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那些使用东蒙特社区中心服务的人（其中许多人是非法移民）也往往宁愿减少在美国的支出，也不愿停止向墨西哥汇款。该组织执行董事伊萨亚斯·埃尔南德斯 (Isaias Hernandez) 表示：“如果他们确实做出修改，那也是针对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而不是针对他们寄给亲人或亲戚的钱。”然而，过去几个月里，这一策略开始转变。据服务于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移民权利组织UnLocal的执行董事塔尼亚·马托斯（Tania Mattos）称，一些家庭现在不愿汇款，以免留下书面记录。今年1月特朗普就职典礼后的几天内，官员们批准了大规模驱逐航班，并发布了一项试图终止所谓“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该问题目前已提交最高法院审理）。美国官员表示，自1月底以来，他们已经逮捕了约6.6万名违反移民法的人。据主要服务拉丁美洲家庭的马托斯称，UnLocal 合作的近一半人选择不通过大额汇款服务等官方渠道汇款。“他们选择尽可能保持匿名，回到幕后，”她说。“他们说我现在这样做很危险，我要等到找到其他方法再汇款。”回到印度，65岁的马欣德拉·维塔尔·达斯（Mahindra Vithal Das）居住在古吉拉特邦马赫萨纳区，他几乎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照顾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两个儿子历经艰辛和昂贵的旅程才来到美国，在美国的便利店打工，把钱寄回家养活达斯夫妇。达斯说，如果儿子们被迫返回印度，他本人也会前往，以确保钱源源不断地送到家里。用美元赚取工资的好处实在太诱人了，不容错过。“如果他们回来，”达斯说，“他们的收入将无法维持舒适的生活。”

“说好3000元，结果半路又要加400”，“救护车”转运病人竟中途加价

“本来说好从宝鸡送病人到西安是3000元，结果半路多加了400元，等再从西安转院回宝鸡的时候，说好1300元，后来又多加了100元！我不明白，这种收费乱象，怎么就没人管管？”日前，说起最近一月内两次转运重病家人而遭遇“救护车”中途加价一事，宝鸡的周先生很是费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市内120就很方便，要找个正规救护车从本市转送病人去外市就这么难”！患者反映：通过医生联系救护车谈好的价钱又要加钱今年4月中旬，周先生因为要送病重的老母亲到西安南郊某大型三甲医院看病，便通过西安的一位医生联系了一辆救护车到宝鸡接人。当时，双方说好全程是3000元，可车到中途对方又多要了400元。由于当时一心想着能尽快送母亲去西安急诊，他和家人也就没有在意。可等到月底再从西安转病人回宝鸡时，他又一次遭遇救护车半路加价，周先生因此非常气愤。“来西安经过十多天的急诊治疗，母亲病情已有所稳定，便准备回宝鸡继续治疗。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家人就决定找救护车再把她送回去，结果头一天找的是辆陕U牌照的救护车，第二天竟然来了一辆挂浙江牌照的救护车。”周先生称，4月30日的前一天，他先找到院方，希望能用医院的救护车送人回宝鸡，可院方说没有办法安排。后经辗转打听，他联系到了能出西安送病人的救护车，并讲好了价钱，到了次日中午，来的竟是一辆浙江牌照的车，“本来说好上午十点半用车，可对方到11时20分才到，车是浙江的，外观与正规救护车极其相似，但车上三个医护人员却操着东北口音，连制服也没有穿，来的时候带的东西也不齐全，下去又去取东西，感觉很‘山寨’的样子……”。周先生介绍，虽然从“护士”说话上怀疑其并非专业人士，但对方的态度一直不错。只是要发车时，本来价钱已谈妥是1300元，可对方又以多等了时间和需要加医疗设备为由，要求加钱，不然不走。无奈，自己又加了100元，对方才发车。把老母亲送到宝鸡后，周先生很是不平。家人劝他反正人已经送到了，钱也没涨多少，就不要举报了。可他却觉得：如果此事不整治，还会有更多的患者及其家庭要受害。于是，他先后拨打了西安12345、12320热线进行反映，但客服回复称，由于周先生举报的是外地救护车辆，不归西安管，因此查不了、也管不了。随后，他又拨打浙江的12345、122、120等热线电话投诉，也都没有结果，当地交警还建议，此事还应找陕西有关部门来查。记者称“要将病人转送陕北”有医院人员称谈好价钱车随时能来根据周先生提供的涉事“救护车”车牌号“浙J5AXXX”，记者查询发现，为浙江台州车辆。5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其所说的这家大型三甲医院，除了院内正门及急诊科附近停放有多辆陕U、陕A牌照等车身印有该院名称和监督电话的救护车，在医院北部和东部的停车场，均未发现有该车牌号“救护车”，也未发现挂外省牌照的救护车。不过，当记者以“要将外院病人转送陕北”求助院内工作人员时，很快就联系上了一位愿意帮忙的中间人。对方表示，只要谈好价钱，车随时都能来接人，而且“车内可以配呼吸机，医护人员都是专业的”，但当记者询问该车辆现在停放于何处时，对方却并未透露。最终，记者以其提出的1500元运费太高，结束了对话。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内多家大型医院，均未发现院内有挂外省牌照的救护车，但在一处偏僻街道，还是见到了一辆外观与正规救护车酷似、铭牌写着“省内外接送长短途护送”的外省牌照救护车。外省车牌的救护车此前就曾引发过社会关注。如数年前出现在西安兵马俑景区的一辆长沙牌照救护车，就曾遭网友曝光，后来经查，发现其并非长沙卫生系统内的急救车辆，而是来自一个已经注销的当地急救分站的非法运营车辆。为了能顺利上牌，该急救车甚至还涉嫌伪造行业公章和部门意见。实际上，中途加价并非挂外地牌照救护车专有情况。很多非法运营车辆在改装后，不仅外观与真救护车毫无二致，里面还配有氧气筒，小型心电监护仪、便携式呼吸机等仪器，甚至担架车、呼吸机也跟真救护车上一样。从媒体报道来看，近年来保定、武汉、西安以及哈尔滨等地，均出现过乱收费问题。2020年，西安警方甚至打掉了一个长期非法运营改装救护车、独占西安市内某知名三甲医院周围“黑救护车”团伙。西安急救中心：主要承担院前急救遇到黑救护车建议向公安机关报警“对非正规营运车辆发生的乱收费问题，可以选择报警处理”，西安急救中心督查科科长杜阿风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主要承担院前急救任务，其中除了中心车辆，还有各网络医院的，这些车辆无论在运送时间、人员着装以及收费等方面，均非常正规，患者有投诉，可向当地卫生部门反映、处理；而院际转送、省市转运，由于属非院前急救范畴，不属于急救中心业务，故无管理之责，也没有执法权。杜阿风建议，若患者遇到“黑救护车”，可以其“非法营运”向公安机关报警。西安急救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每月该中心都会接到患者打来的、希望长途转送病人的电话。但由于没有这方面业务，中心只能让患者找医院解决。杜阿风称，针对需求，为了服务群众，目前中心车辆也仅能帮助市内城六区之间的院际患者转送，而这“还得是在有车的情况下”。据了解，除了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一些私营医院与民营的医疗机构也拥有在当地卫生行政机关备案过的救护车，患者通过“家庭呼叫医生”，也可以承担长短途的外送转运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市场影响并不大。业内人士指出，要满足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省、市间长途转运巨大需求，彻底铲除黑救护车乱象，推出非急救转运的一整套管理办法，得解决较多问题，如收费，就需要物价局介入；解决特种车辆的管理问题，就得交管部门协调；至于救护人员的资质，得卫生行政部门参与；而最终措施出台，除了人大听证，还要市长办公会拍板，因此并非易事。记者手记十年前，记者曾就西安黑救护车存在的乱象，推出过整版报道；而十年后，黑救护车仍未禁绝，收费乱象仍在，众多患者及其家属的非急救长途转运需求，仍未得到合法而有力的满足。虽然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需要有流程要走，有程序要办，也需要研讨、调研和沟通，但十年的时间已不算短了，这期间西安市在城市面貌、科技发展及市民生活服务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倘若还在此类问题上停滞不前，那可真是让人着急。记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也必须为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按下“加速键”的时候了，如果说是“十年磨一剑”，那么，此时也到了“亮剑”的时刻了，希望百姓放心安心异地转院的需求能够彻底得到解决。

网传有人在工行买到“掺假金条”，工作人员回应：相关事件正在调查中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称朋友在工行买金条，熔出来的物质疑似并非纯金。5月8日，该行网点工作人员回应称：“相关事件正在调查中，没有相关讯息可以同步。”当问及此金条是否为该行发售的官方金条？上述银行人士称：不太清楚。若有进展会及时与消费者、媒体沟通。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网点金条没有存货了。图源：网络据网友爆料称，该金条是在金店当场操作熔的，在此之前去银行提货，打算熔掉换首饰。“好在没有开封，也问金店要了录像”，该网友表示，金条的编号、logo俱全，编号和银行单子是对得上。此前，工行在2012年时也发生过一次疑似案例，当时工行回应表示原料、生产加工、售前、售中各环节都严控产品质量，不会掺假，每根金条都有质量证书，并承诺工行会回购自家售出的金条。据工行方面介绍：在原料环节，工行的黄金原料符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仓标准，并从上海黄金交易所统一出库；在生产加工环节，工行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指定的可提供标准金条的生产企业中选择信誉度高、质量控制良好的大型精炼加工企业进行生产，加工企业均获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合格证书，具有良好的信用标准。工行也责成加工企业对整个生产环节执行最为严格的质量控制；在售前、售中环节，工行对每个批次的生产金条进行随机抽检，抽样产品全部送经国家计量认证、国家审查认可、国家实验室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历年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

诺奖都拿过了 屠呦呦为何始终没成为中国两院院士？

2015年10月8日，北京， 国家卫计委等部门举行“祝贺屠呦呦研究员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屠呦呦出席了座谈会。（视觉中国）今年95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该院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二（4月29日）公布了这一消息。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也是该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她因发现可有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长期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没有医学博士学位，也不曾出国留学，更不是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一度被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获得诺奖前，她在中国科学界几乎籍籍无名。国际上对她的认可也先于中国国内。例如，获得诺奖后，中国媒体和公众才意识到，屠呦呦早在2011年就获得了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是首个得到这一奖项的中国科学家。此次她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人们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屠呦呦至今仍不是两院院士？这一争议从她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以来就从未停歇。2015年诺奖揭晓后，屠呦呦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多次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未能成功。“卫生部长曾亲自推荐我当院士。但是，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情况很复杂”。1969年，屠呦呦参加国家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并被任命为中医研究院中药抗疟研究组组长。（视频截图）今天看来，屠呦呦所说的复杂情况，有历史争议，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在于，屠呦呦的研究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项目中完成的。1969年，为帮助正在跟美军作战的北越找到抗击疟疾的药物，中国成立了“523”项目。1971年，屠呦呦团队从青蒿中分离出一种可能有效的活性成分，次年，团队提取出该活性成分并命名为“青蒿素”，并对外公布研究成果。在强调集体的年代，屠呦呦只是一个小团队的负责人，青蒿素的发现也是集体成果。《环球人物》报道，获得诺奖前，屠呦呦四次申报院士都没成功，因为青蒿素的发现多年来被强调是集体成果，与青蒿素有关的科研人员都没有评上院士。获得诺奖后，屠呦呦的个人贡献才逐步获得相关部门官方层面的肯定——2017年获颁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又被授予中国“共和国勋章”。但在这一时期，屠呦呦仍然不是两院院士，则与中国现实的院士评选制度相关。首先是年龄，两院院士一般需要在65周岁以下，屠呦呦在2015年获诺奖时已年满84岁，在多数评审眼中已属“超龄”。学术自媒体“知识分子”说，这一规定并不是严格限制，但也为高龄候选人增选院士制造了障碍。其次是，中国院士评选，不仅在提名阶段需至少两名在籍院士推荐，还涉及到在籍院士的投票表决。这个过程一直被诟病涉及人情世故、圈子文化，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屠呦呦一直不善交际，性格直率，也不会拍马屁。或许，这也是她没能当选院士的复杂情况之一。当然时至今日，屠呦呦有没有院士头衔，都不影响她的地位和贡献。但当她以95岁高龄当选美国的外籍院士，还是发人深省：学术荣誉不该吝于对真正有意义的科学贡献作出肯定和表彰。这样比较起来，中国的院士头衔严格来说不是学术头衔，反而像个综合的行政身份。有网民调侃，院士落马的新闻屡见不鲜，印象中院士不仅要搞学问，更要“会当官”，屠呦呦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屠呦呦落选院士.....

秘密、利润丰厚：澳大利亚与斗狗界的暗中联系

据专家称，斗狗血统的冷冻精液正以数千美元的价格被卖给海外买家，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一项调查揭露了这种非法血腥运动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际联系。阴暗的地下斗狗世界利润丰厚，专家表示它往往与其他有组织犯罪有关。知情者对于允许谁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非常谨慎，因此很难获得涉嫌参与的证据。泰国东部一家犬舍以这只狗的血统（澳大利亚血统）为豪。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调查发现，国内和国际上都有斗犬血统的狗被出售。在一个案例中，一家犬舍夸口说，他们的冷冻精液从澳大利亚运到泰国培育斗狗，然后再运到菲律宾与“国际冠军”比赛。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昆士兰办公室表示，全球斗狗及其血统的贸易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斗狗比赛也是如此。“澳大利亚人可能会对这些行动的规模感到震惊，”一位发言人说道。“这些斗狗活动仍在秘密进行，通常是在农村或偏远地区，这给执法带来了挑战。”专门培育的战斗犬泰国东部一处院子里，一条粗链子从一只狗的脖子上拖过，它在院子里绕着圈走。狗被拴在地上，别无选择，只能走同一条短路线。当这只狗在院子里绕圈行走时，它的脖子上拖着一条粗链子。在网上，饲养这只狗的犬舍夸耀它的血统是澳大利亚血统。“这只狗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采用冷冻精液，其父系的繁育过程已近30年。”这只狗是专门培育的具有战斗血统的犬——犬舍也自豪地宣称，这只狗让他们感到自豪。强尼，一只“两届冠军斗犬”（右下）在泰国东部一家犬舍拍摄，这只犬是专门培育的斗犬血统犬。据称，这只狗在运往菲律宾后，曾两次获得冠军，并在一个多小时内击败了一只国际冠军斗狗。“演出前，他们跟我说（这只狗）会死在菲律宾！我的回答是‘我不这么认为…… 他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即使是他的仇敌！’”该院子的主人是德国侨民斯蒂芬·斯图贝尔 (Stefan Stuiber)，视频显示，大约有十几只纯种狗被拴在链子上，被迫在一种名为“板条磨”的跑步机上奔跑。斗狗就像你想象的那样残酷和血腥，但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它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在一篇帖子中，该犬舍打出广告，出售“rolling 狗”。国际斗狗专家珍妮特·里弗 (Janette Reever) 表示，“rolling”通常是指在对狗进行战斗意愿测试之前进行的“非常短暂、可控的打斗”。人道动物世界动物犯罪和调查项目经理里弗女士表示，“rolling”狗的过程通常从 18 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国际斗狗专家珍妮特·里弗（Janette Reever）解释了“rolling”的概念。“你可能有一只狗在斗牛犬比赛中表现很好，但下颌力量不足——它无法对对手造成太大的伤害，”她说。“这样的狗可能会被淘汰，尤其是当它（在打架时）退出或者开始四处张望维修站墙壁的时候。”Kennel 声称已将狗送往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发现了斯图贝尔先生的犬舍的一个网站（现已删除），该网站讨论了“斗志”的重要性。该网站称，“斗志意味着一只狗愿意战斗至死，即使它知道自己赢不了。”“我们不会为了斗狗或非法目的而饲养任何狗！”斯图贝尔先生发布了关于在泰国宠物院“训练”狗狗的帖子。里弗女士说，“斗志”是一种即使身受重伤也依然要战斗的动力或愿望。“最近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一场斗狗比赛中，那条狗的腿断了，但它仍然试图攻击对手，”她说。“他们会留下那只狗…… 因为尽管它输了，但它战斗了将近五个小时。”该犬舍在 Facebook 上声称已将狗送往科威特、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镜头显示，斯图贝尔先生院子里的狗都被拴着。另一张照片显示，一只母狗被绑在木架上，嘴被胶带封住，一只公狗正在让它怀孕。一名男子评论道：“这强奸站建得真漂亮。”“兄弟，这是白手起家的，尤其是那只母狗，她真是太疯狂了，”狗舍回应道。斯特凡·斯图贝尔家院子里的繁殖架，又称“油菜架”。犬舍页面还解释了与血腥运动相关的首字母缩略词 - 包括冠军（赢得三场合同比赛的狗）、总冠军（赢得五场合同比赛的狗）和功绩登记册（冠军犬的生产者）。它还发布了一个关于一只狗的故事，这只狗在盒子里“受伤不止”，“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停地抓挠”。帖子写道：“如果你的狗狗赢不了，却展现出十足的勇气……那就带它回家吧。想念你，我的孩子！”在另一篇帖子中，斯图贝尔先生宣传了他自己更新的《Cajun 规则》的副本，该规则被广泛认为是斗狗手册。ABC 无法获得该版本的副本。斯蒂芬·斯图贝尔否认自己是斗狗者，但表示自己在泰国养狗。斯图贝尔先生否认参与了斗狗活动，并称自己是一名狗饲养员。当被问及他页面上的帖子时，他将其描述为“虚构的”，并提到了 COVID-19 和《黑客帝国》。“一切都是谎言，甚至包括我们的历史等等。如果一只狗背后没有故事，你怎么能卖掉它的后代呢？”他写道。“如果你思考这件事，你就不会打扰我或吓唬我。”斯图贝尔先生为在自家院子里拴狗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斯图贝尔先生并没有在他的个人资料、页面和对发布类似内容的评论中解释他是如何获得对斗狗术语如此高水平的理解的。“动物爱好者和愚蠢的人类只相信或认为狗在狗舍里比在外面拴着链子更快乐！？”他回答道。拒绝战斗的狗被带回“角落”在比赛开始之前，斗狗者们就要商定好狗的重量、裁判、比赛的价值以及罚金金额。然后“保持”阶段就开始了——这是一段惩罚性的训练期，目的是让狗保持良好的状态。从国际斗狗调查中获得的录像显示，一场比赛有一名裁判和两名训犬师。在斗牛场，主人会带上自己的秤，以确保它们不被篡改。如果狗的体重超过约定的重量，他们会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如果重量只有几盎司，他们就会把头发剪掉，”里弗女士说。“如果情况更严重，他们可能会采取更激烈的措施…… 使用药店买的灌肠剂，或者用未点燃的火柴自己制作灌肠剂。“他们会把它插入狗的直肠，然后狗就会把胃里的东西排出来，然后他们会重新给狗称重。”里弗女士说，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自己站在坑的哪一边后，斗狗者们会互相给对方的狗洗澡——首先用洗洁精和水，然后用牛奶。牛奶可用于对抗任何毒剂或药物，这些毒剂或药物被放在狗身上以伤害它们的对手。一旦血腥运动开始，斗狗者就被禁止触碰动物。纽黑文大学法医学教授弗吉尼亚·麦克斯韦尔博士说：“狗可能会转身走开，不想打架，斗狗者就会把它们带回角落，让它们再次打架。”“如果一只狗不战斗，跳出坑外，或者死了，显然它就输了。”这些狗正在接受“rolled 训练”——这是一种有控制的斗狗训练，目的是建立狗的自信心，评估它们的品质，并“淘汰”那些不具备他们所期望品质的狗。“一瓶”就能卖到数千美元马克斯韦尔博士表示，斗狗并不是穷人的运动。她说，有战斗血统的狗可以卖到数千美元，而斗狗比赛的价值可达数十万美元。马克斯韦尔博士说：“一名职业拳击手绝对不会带着业余街头斗士会用的那种狗。”“如果你有一只冠军狗或大冠军狗…… 那么仅这只狗的一小瓶精液就能为你带来 2,000 至 3,000 美元的收入。”弗吉尼亚·麦克斯韦尔博士说，具有战斗血统的狗可以卖到数千美元。2014年，里弗女士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捣毁了美国一个大型斗狗场。调查范围覆盖五个州。“其中一场比赛价值一百万美元，”她说。昆士兰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表示，他们观察到有斗犬血统的狗的精液被从澳大利亚送往非洲、美国、瑞典和英国的案例。今年 4 月，ABC 看到一名澳大利亚人在网上发布广告，宣传一只带有斗犬血统的犬只的精液可供国际进口，并声称其 DNA 已被冷冻了 20 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场斗狗比赛的秘密录像。另一个群里，一名男子称，他于2023年从澳大利亚购买了一只比特犬幼犬，并将其包租到南非。ABC还观察到一位西班牙繁育者宣传将于2025年与一位澳大利亚繁育者合作开展一项使用冷冻精液的“项目”。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小狗将用于什么用途，但它们的血统很优良。澳大利亚的繁育者藐视限制澳大利亚不仅出口受限制的品种，还在国内销售。在昆士兰州，美国比特犬的繁殖和出售是被禁止的。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否则任何人不得拥有或负责任何被禁止的品种。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发现，这些狗在私人团体中被出售，饲养者张贴血统文件的照片，以证明血统与臭名昭著的战斗血统有关。在昆士兰州，美国比特犬的繁殖和出售是被禁止的，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却目睹了私人团体出售这些犬只的现象。一位昆士兰女士写道：“1500澳元，12周。”另一位网友回复道：“我以为会贵得多，这价格真划算啊，没想到他们还没卖完呢。”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被问及是否知道澳大利亚人与海外斗狗者之间的联系。还被询问了未来斗犬在州际间的国内销售情况。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广告，出售美国比特犬。对于这两个问题，AFP表示“不予置评”。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发言人表示，他们不知道“从澳大利亚出口的犬只或犬类精液被申报为美国比特犬”。该发言人表示，根据澳大利亚的出口法规，“如果进口国不允许进口特定品种的犬只或其精液，则该犬只或精液不能从澳大利亚出口到该国”。“并非所有国家都要求提供犬种信息或对可进口的犬只品种进行限制。”

戴庆成：负资产幽灵重临香港

香港住宅市场价格过去几年持续下滑，至今已跌了两成六。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上周三（4月30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目前全港有4万零741起负资产住宅按揭（即抵押的意思）贷款个案，比去年第四季急升6.13%，是近22年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港人闻之变色的负资产幽灵，又再次重临香江。所谓“负资产”，就是资不抵债的意思。比方说，一个买家购入一套价值500万港元）的物业，先支付三成首期，相当于150万港元；然后向银行借贷七成即350万港元。如果市况逆转，业主持有的物业估值跌至320万港元，跌穿拖欠银行的350万港元，就出现“负资产”。自从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后，香港楼价便大幅回落，一直持续至2003年8月才止跌。期间香港私人住宅市场价格足足跌了逾六成，负资产数字也在2003年第二季攀上历史新高，约有10.6万起。当年香港有多个楼盘成为负资产的重灾区，最为人熟悉的是位于深井的浪翠园。这个没有地铁接驳的住宅区，1997年开售时，有高层单位竟然以建筑尺价逾1万港元售出，成为一时热话。岂料过后楼市泡沫爆破，浪翠园单位的价格在短短一年间暴跌逾五成，部分低层在2003年沙斯疫情期间的成交价更直插至每平方英尺2000多港元，令1997年入市的买家蒸发了七成财富，沦为负资产大苦主。面对负资产困局，当时全港业主各出奇谋应对，有人选择卖屋离场；有人组成“负资产苦主大联盟”要求港府介入协助；也有人被迫走上破产之路，甚至因未能接受现实而轻生。香港楼价在2009年后节节上升，负资产问题才逐渐消失。“负资产”这个被港人视为噩梦的名词如今再现，到底是内藏暗涌，还是风险可控？连日来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港媒纷纷大篇幅报道和评论。不少分析认为，近年香港一手住宅市场单位的供应远远大于需求，发展商被迫以低价推售新盘，加上中美关税战未停，环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楼价短期内将会继续受压。香港汇丰银行日前公布的研究报告，就认为香港楼市有六成五的机率出现以下情境：今年下跌5.3%，到了明年才会回升0.8%。报告指出，在极端情况之下，假设全球关税行动升级、地缘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香港楼价更有可能再跌三成。幸好汇丰指这个预测出现的机率只有5%，属于极低概率事件。然而，香港业主一般会向银行借贷七成置业。目前楼价已由高位累跌近三成，再下跌数个百分点的话，足以令更多买家成为负资产，导致全港负资产宗数急升。所以有业界人士预测，香港负资产宗数在今年第二季度或会上5万起，情况令人忧虑。更甚的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上周公布的负资产数字，只包括接受政府规管的银行，并不包括财务公司及向地产发展商申请高成数贷款计划的买家资料。近些年不少一手住宅楼盘都会提供八成或九成的抵押计划，购入这些楼盘单位的港人远比港府公布的多，他们才是潜在负资产的高危人群。幸好近来香港失业率稳定于3.2%的低水平，负资产拖欠比率只有0.17%，相比2003年拖欠比率约1%，仍然属于相当低的水平，反映负资产个案供楼人士的还款能力稳健。他们只要准时供款，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物业，对香港整体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有限。事实上，目前香港楼市和2003年相比，仍有不少正面因素。例如供求是楼市走势最重要的指标，以前私人住宅市场由投资者占据了重要角色，近年则是由刚性需求所带动。许多专业人士移居香港，对置业有需求；加上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学生及外来专才赴港读书和工作，推高租金需求，吸引不少投资者把握低价机会入市，皆有利香港楼市发展。早些日子，香港楼市气氛已明显回暖，渐渐出现“见底”现象。近日开售的一个大型新楼盘，分两次销售数百个单位，皆在一日内沽清，销售情况理想。许多斥资购入单位的买家纷纷看好香港楼市前景，准备买来自住，反映香港楼市刚性需求确实强劲，若中美关税战不再升温，短期内大幅下跌的机率应该不大。无论如何，负资产问题始终是香港社会一个潜在的炸弹，不少人担忧20年多前的历史悲剧重演，并不是没有道理。港人要避免沦为负资产苦主，置业最好量力而为，避免向银行借贷太多；以及储备一笔后备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廉价新娘行动”曝光 绿卡骗局背后牵出庞大黑市链条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部门与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日前联合宣布，破获一起大规模婚姻绿卡欺诈案，涉案者通过安排虚假婚姻，协助逾120名无证移民非法获取美国永久居留权与其他移民福利，牟取暴利。此次调查行动被命名为廉价新娘行动（Operation Bargain Brides），但调查人员指出，这场骗局实际上“代价不菲”——每名外国申请人需支付高达2万至4万美元，令组织者非法获利总计超过400万美元。据美国国土安全部马里兰州调查处特别主管麦卡锡（Michael McCarthy）介绍，调查始于2022年，目前已掌握逾百起虚构婚姻案例，其中涉及申请永久居民身份（即“绿卡”）以及与之相关的福利项目。“这些美国公民不仅仅是帮忙结婚，他们是职业掮客，主动招募无证移民，通过编造婚姻关系从移民系统中牟利，”麦卡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大多数假结婚案件涉及来自马里兰州的美国公民与居住在本地（尤其是蒙哥马利郡和乔治王子郡）的外国男性移民。调查发现，一些移民在支付巨额费用后，甚至从未与“配偶”共同生活，仅靠虚假文件申请身份调整。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指出，大陪审团已对四名主要策划者提出起诉，分别是来自纽约的65岁祖兰（Ella Zuran）、74岁西格尔（Tatiana Sigal）、41岁特卡奇（Alexandra Tkach）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33岁霍珀（Shawnta Hopper）。他们被控共谋实施签证欺诈与婚姻欺诈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五年监禁。据称，该团伙长期运作，利用社交网络及移民中介圈子锁定客户，并通过培训“夫妻双方”在面试中如何对答一致，以骗过移民官员的审查。近日，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在巴尔的摩的办事处当场逮捕了10名涉嫌参与该计划的外国公民，全部为男性。执法人员透露，更多相关嫌疑人已锁定，目前正加紧部署下一轮拘捕行动。移民局卡尔金斯办公室主任（Aaron Calkins）指出，此案得以揭露，得益于USCIS办案人员在绿卡面谈中发现大量异常情况，包括夫妻生活细节答非所问、提交的共同居住证明造假、婚礼记录可疑等。“这不是一两起个案，而是系统性操作。我们相信这类婚姻欺诈现象在其他州也广泛存在，”卡尔金斯表示，并承诺将加大全美范围内婚姻绿卡审核强度。移民专家指出，这起案件不仅对涉案者构成刑事打击，也可能影响其他合法申请者的审查标准，移民局未来可能对婚姻绿卡申请施行更严审核门槛。在美国，婚姻欺诈属于联邦重罪。根据移民法规定，若外国公民被认定通过虚假婚姻取得绿卡，其永久居民身份将被撤销，并可能被驱逐出境。协助欺诈的美国公民亦将面临刑事处罚，包括监禁与罚款，严重者还可能失去社会福利资格。相关阅读：黑市飙破15万美元？美严查婚姻绿卡 律师揭假结婚内幕来源：华人生活网近日，美国移民局联合多部门成功侦破一起大规模婚姻欺诈案件，涉及上百名无证移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案再度将“婚姻绿卡”这一敏感议题推上舆论焦点。据悉，该类情况在华人群体中亦并不罕见。对此，南加州华人刘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部分人选择假结婚的原因通常有二：其一，为了尽快取得合法身份；其二，本有结婚计划者希望通过婚姻“一举两得”解决移民身份问题。尤其在川普重返白宫、强化边境执法与非法移民打击力度后，不少无证人士感到焦虑，寻求以婚姻渠道留在美国。律师指出，美国存在一个庞大的虚假婚姻市场。过去“黑市”中一纸婚姻的标价约为7万至8万美元，目前已飙升至15万美元左右，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婚绿优惠”广告，声称13万美元即可办理，令人担忧。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华人社群中，“以假结婚换身份”似乎已成为“见怪不怪”的灰色操作。“有些人将婚姻当作租房、购物一样操作，仿佛理所当然”。然而，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1325(c)条款，任何人若通过婚姻规避移民法，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或25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罚。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公布通过虚假婚姻获得身份的确切人数，但在跨国婚姻中，假结婚的比例不容忽视。移民律师提醒，近年来联邦执法部门效率显著提升，已成立专门小组，重点打击婚姻欺诈案件。当前，美国移民局在婚姻绿卡审批中，对申请者的“同居与共生事实”要求更为严格。面试官会提出极为细致的问题，包括：每天的作息时间与生活细节；牙刷品牌、洗漱顺序等日常习惯；是否共用账户、是否共同承担账单；居住照片、节假日活动记录等。事实上，没有真实共同生活的配偶，很难通过这些多轮问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婚姻真实存在，也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申请婚姻绿卡的资格。以下几类无证移民即便婚姻有效，仍可能被拒：未通过CBP登记、非法入境者；****被拒且存在递解令者；曾有婚姻欺诈记录者（即使现婚姻真实）；担保人（即美籍配偶）有性犯罪等严重品行问题者。其中第三类尤为关键，因一旦被移民局判定存在欺诈记录，即便后续婚姻真实，亦极难获得绿卡。另一个需特别留意的风险是，有中介甚至教唆客户滥用《暴力侵害妇女法案》（VAWA）条款，通过虚构家庭暴力情节申请绿卡。部分个案中，申请者通过故意挑衅配偶、制造冲突，并利用报警记录反诉对方施暴，从而申请“家暴绿卡”，甚至借机提出离婚与分财产。移民律师指出，这类案件虽然属于少数，但真实存在。配偶一方若在婚姻过程中表现异常、语言激烈，应提高警觉。尽管存在滥用现象，绝大多数婚姻绿卡申请人仍是基于真实感情与合法婚姻关系。对这部分人，律师建议：提前收集并保存充分证据，包括：婚礼照片、共同生活合影；联名账单、银行账户；旅游、通讯记录；房屋租赁或产权文件等。特别是对于因工作原因短期分居的华人配偶，应留意文化差异，在文件与面试中提供充分说明。随着政策收紧与审查加强，试图通过虚假婚姻规避法律者将面临更高法律风险。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婚姻都不应沦为获取移民利益的“工具”。合法合规、真实共生，才是走向绿卡的正道。

欧盟法院裁定 马耳他的“黄金护照”政策违法欧盟法律

欧盟法院(CJEU)裁定，马耳他的“黄金护照”政策违法了欧盟法律。目前，只要投资置业百万欧元，就能获得马耳他护照和合法定居身份，被指“买卖国籍”。欧盟最高法院周二（4月29日）做出裁决，认定马耳他针对富有外国人的“黄金护照”违反欧盟法律。根据裁决，该国不得允许外籍人士通过支付或投资即取得马耳他公民身份。欧盟法院称，尽管欧盟成员国有权决定本国的入籍条件，但马耳他的做法破坏了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欧盟共同空间的基础。根据“黄金护照”有关规定，外国人只要投资约100万欧元，即可取得马耳他国籍，不仅拥有该国公民身份，还可在欧盟其他国家自由居住和工作。早在2020年10月，欧盟委员会就对马耳他启动了涉嫌违反欧盟条约的调查程序。此后就“黄金护照”法规的调整，欧委会和马耳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争吵。欧盟委员会2022年向欧盟法院对马耳他提出控告。马耳他一再坚称，该国对欧盟条约的诠释并无不当。欧盟法院的最新裁决认为，成员国不能“以事先定出的支付或投资金额为交换条件”，授予该国国籍、甚至欧盟公民身份。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把获得一国国籍变成“纯粹的商业交易”，这一做法无法让这个国家与其公民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团结纽带和善意”，也不能确保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后，马耳他暂停了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实施“黄金护照”规定。除了马耳他之外，欧盟成员国中的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也曾推出类似的“黄金护照”，被指责“甩卖欧盟护照”。这两个国家已于几年前终止了有关政策。

生育率？多地社区来电催生？还问生理期等隐私

近日，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健康问询”电话，因涉及孕情、生理期等隐私问题引发质疑。成都市民李华（化名）介绍，自己接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电主要询问孕情，包括近期有无怀孕打算、生理期时间等。李华回忆称，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街道办工作人员也曾来电询问，自己最近几个月已接到数个类似电话，对个人隐私感到担忧。4月28日，顶端新闻记者以市民身份联系到成都市青羊区草市御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方回复称，青羊区正通过AI电话，排查辖区内居民的健康情况，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如果遇到适龄生育的女性，可能会问及孕情，并告知社区免费提供传染病检查服务。但没有催生意图，也不会泄露个人隐私。未婚的重庆市民杨静（化名）也遇到类似情况：接到电话，一上来就询问生理期、孕情，没有解释缘由，也没有了解个人情况。杨静怀疑自己被列入适龄婚育人群列表，并因此收到“催生电话”。4月29日，重庆市巴南区江北街道办事处回复顶端新闻记者称，按照相关工作机制，电话问询是为了向辖区居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严防艾滋病、梅毒、乙肝在母婴间传播，与催生催育没有关联。顶端新闻记者查阅工作人员提到的《江北街道育龄妇女孕情早发现早报告工作机制》，其中提到：“主动搜索发现并向辖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告孕妇信息。由辖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为孕妇提供艾滋病、梅毒、乙肝等咨询检测服务。”网友讨论“健康来电”（图源网络）顶端新闻记者进一步检索发现，江苏、湖南、湖北、云南、安徽等地都公布有类似工作机制。目前，“社区来电催生”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已形成互动贴文超千条，IP属地涉及四川、云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多个省份。

阴道内注射“高潮针”真相揭穿！这种技术正被私密整形机构滥用

4月27日，女性“高潮针”词条冲上热搜。据称，这种医美产品多在私密整形类机构出现。有商家广告介绍道，“高潮针”是在女性阴道内的“敏感点位”进行注射胶原蛋白等，价格从千元至万元不等。不过妇产科专家警告称，阴道内注射未得到大规模临床研究支持、缺乏科学依据；且此类注射和滥用可能有感染、神经损伤等风险。以远想生物科技开发的一款“高潮针”为例，官方定价一针9800元。根据国家药监局官网的批文，此类产品实则为“富血小板血浆制备器”（PRP），PRP目前获批的适应症为骨折手术的辅助治疗，是被严格监管的三类医疗器械。PRP技术通过提取患者自体全血经过梯度离心、分离得到的血小板浓缩物，利用其中的多种生长因子，如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来有效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近年来，PRP的应用范围有从骨科拓展到医美领域的趋势。在2024年的第七届进博会上，美国骨科医疗器械公司Arthrex展示了一款富血小板血浆制备器，并称“PRP技术已被证实具有提升肌肤年轻化和促进毛发生长等功能”。Arthrex一位中国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该公司的PRP产品目前已经在一些机构用于脸部注射。“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已经卖了很多，肯定是符合监管规范的。”他表示。这位人士还称，“阴道内注射”肯定不在适应症的范围内。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PRP用于脸部注射是目前医美机构较为普遍的服务。然而，国家药监局也尚未就此适应症给出明确的批文，尽管临床已有不少的文献和报告。一位大型三甲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PRP用于脸部注射已经成为很多机构的“常规操作”，也显示出一定的疗效，但“高潮针”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资本的逐利下，医美行业很容易被带偏了，出现畸形发展。”他说道。

中概股或集体退市离美 香港坐收渔人之利

中美关税战陷入僵局之际，200多只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再度面对可能被摘牌的风险。中概股会迎来新一轮退市潮吗？哪些股票受冲击更大？谁又能接住这波中概股出走的流量？中国茶饮品牌霸王茶姬4月17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成为美股“中国茶饮第一股”。与此同时，市场人士开始猜测哪只股票会成为留在美国的最后一只中概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9日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谈及中美关税战。在被问及会否让在美中概股退市时，贝森特指“一切都在考虑中（on the table）”，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最终决定。他没有进一步说明美国会否采取行动，但这番言论加剧投资者对中概股前景的担忧。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杰富瑞金融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纷纷发表报告，评估在美上市的200多家中资企业的退市风险。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7日，共有286家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总市值达1.1万亿美元（约8万亿人民币）。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迫使中概股退市。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可下令交易所将中国企业摘牌，或直接取消这些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注册资格。SEC还可动用紧急权力暂停交易，或禁止上市企业采用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在这类架构下，赴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通过在境外成立一家公司，使得外国投资者可以买入公司股票。高盛报告指出，近几个月来，没有在香港进行双重主要上市或第二上市的中概股，表现大幅落后于同类股票，这表明退市风险再次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中概股若没双重上市 在美退市将蒙受损失根据评估，目前有27只中概股有资格但没有在港双重主要上市或第二上市，包括拼多多、满帮、富途、传奇生物和唯品会等行业巨头。一旦它们被迫在美退市，投资者会因为无法把手中的美国存托凭证（ADR）转换为香港股票而蒙受损失。瑞银投资银行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补充，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负债率较高、现金流为负的股票可能受到更大退市压力。此外，流通股份较少的小盘股更容易成为政策打击目标。此前，在美中概股经历过至少三轮大规模退市潮。2010年时，东方纸业、绿诺科技等中企接连被揭露存在财务造假行为，遭监管机构勒令退市，引发中概股信任危机。仅2011年，就有超过45家中概股公司遭做空机构狙击，导致股价暴跌。第二轮退市潮始于2015年，当时中国A股火爆，包括分众传媒、世纪佳缘、奇虎360在内的中概股纷纷“海归”，以获得更高估值。据统计，当年有超过30家中企计划从美股退市，超过此前四年的总和。到了2020年，瑞幸财务造假案再度引爆中概股信任危机，中美审计监管分歧加剧。美国要求在美上市外国公司接受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审计检查，否则将面临退市。中国也加强对出海上市企业的数据安全审查。在这一背景下，贝壳、知乎等多只中概股被列入“预摘牌”名单，滴滴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仅一年便黯然退市。虽然中美监管机构2022年底就此达成协议，暂时缓解中概股退市风险，但这项阶段性协议如今可能因为关税战风险而再次破裂，令中概股重新面对被除牌的压力。分析：本轮退市潮影响较可控与前三轮退市潮相比，分析师认为新一轮退市潮即便发生，影响也更为可控。这主要得益于上一轮退市潮期间，不少企业为避险而转向港股或A股双重上市。王宗豪指出，在2021年和2022年期间，退市担忧导致中概股平均减少22%。不过，如今多只大型中概股都已双重上市，这些股票的港股平均占比在过去三年增加30个百分点，达到总市值六成左右。杰富瑞分析师石玎玎等人也在报告中披露，集团涵盖的中资企业认为在当前法规下被除牌的可能性不大。以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和黄医药为例，这家2021年在香港二次上市的公司指出，即便被本轮退市潮波及，影响也远小于三年前。在中国对美国加征的高额关税予以强硬反击后，特朗普当地时间4月22日松口说，对华关税将大幅下调，并再次呼吁北京与华盛顿就此谈判。两国资本市场脱钩加剧 中企出海融资道路坎坷虽然退市潮影响可控，但王宗豪警告，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将继续令中概股承压。比起眼前的退市风险，中概股更大的危机或许是，随着中美资本市场脱钩加剧，中资企业今后出海融资的道路更加坎坷。1992年华晨汽车在纽交所挂牌，开启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浪潮。30年后的2022年，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在中美监管角力下退市，被视为两国金融脱钩的标志。绿专资本统计显示，同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数量从2021年的41家锐减至12家，首次公开售股（IPO）融资总额同比暴跌97%至4亿美元。尽管2024年中概股挂牌数量回升至61家，但平均IPO融资额仅为5000万美元，远低于2021年超过3亿美元的水平。美国收紧对中国投资限制的同时，中国也加强对出海上市企业的审查，尤其在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官方更鼓励企业转向港股或A股上市。黄佳仁说，近两年中国经济面对较大下行风险，加之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也让投资者对营收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顾虑更多，中企也担心在美国上市拿不到高估值。但他预计，美国市场短期内仍将是中国企业出海上市的首选。“尤其是对于科技股公司，在美国上市通常会拿到更高估值，也更能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美国市场的成熟度、流动性和活跃度，都让它难以被取代。”香港伦敦等金融中心 准备迎接中概股流量中概股从美国退市的靴子还没落地，全球其他金融中心已在准备迎接这波“泼天流量”。反应最快的便是背靠中国大陆的香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4月13日撰文指出，他已指示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交易所做好准备，“若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希望回流，必须让香港成为它们首选的上市地”。有统计显示，2018年至今年4月共有31家中概股赴港上市，实现在美国和香港两地挂牌，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在尚未回流香港的中概股里，不乏市值超过50亿美元的明星企业，其中仅拼多多一家的市值就高达1400亿美元。晨星亚洲股票研究总监陈丽子受访时分析，美国财长贝森特关于中概股退市的发言，将导致更多中企考虑在美国以外市场挂牌，并促使更多中概股回流香港，令港交所坐收渔翁之利。中企回流港股，代价有估值降低和成交量下滑。彭博社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阿里巴巴、京东和百度的美国存托凭证日均成交额都远高于港股成交额；百度的美股日均成交额高达港股的三倍。不过，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这两家新能源车企，通过在港活跃成交量弥补估值差距，令同期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越美股。陈丽子补充，企业在哪些市场更受投资者青睐，也和所处行业有关。例如中国跨境快时尚巨头希音（Shein），可能就更倾向于在美国或英国上市，因为服装公司在这些市场能获得比香港更高的估值。美国宣布下月起终止从中国大陆和香港邮寄的小额包裹免关税待遇，重挫原本计划赴美上市的希音。市场消息称，希音准备改道伦敦挂牌，并已获得英国监管机构放行，目前在等待中国监管批准。英国财政部长里夫斯接受英国《电讯报》访问时，对希音在英国上市表示支持，并指当局努力让英国成为更具活力的上市目的地。近年来，也有不少中国公司在新加坡重新注册或设立总部，以规避中美脱钩加剧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一些企业也在新加坡上市，例如2022年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的电动车企蔚来。新加坡市场对中企吸引力较低不过，新加坡市场资金池太小、流动性偏低，叠加上市公司面对严格监管，向来是外国企业到本地挂牌的阻碍。为提振本地股市活力，新加坡去年8月成立证券市场检讨小组，并在今年初推出50亿元证券市场发展计划和一系列改进措施，包括对在本地首次上市或第二上市的企业提供连续五年所得税回扣，简化招股书要求和上市流程等。老虎证券市场策略师黄佳仁指出，上述措施有助于增加本地股市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市场体量和美国仍相差甚远，也不具备香港近水楼台的优势。“从地缘政治角度考量，中国政府更鼓励企业到香港上市。”陈丽子认为，尽管新加坡政府正多管齐下改善本地股市交易流动性，但提升活跃度非一日之功。“和香港、深圳以及上海相比，新交所目前对中国企业还缺乏吸引力。”稳股市提升战略地位 A股能否收复失地？4月初全面升级的中美关税战，令中国A股一夜间跌掉此前三个月的涨幅，今年来官方提振股市的各项措施打了水漂。A股4月7日遭遇“黑色星期一”后，“国家队”迅速进场托底，监管层也加码信心喊话。中央汇金、中国国新、中国诚通等国资背景公司相继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央行也承诺在必要时向中央汇金提供充足的再贷款支持，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另有一批央国企上市公司发布股票增持、回购计划，巩固投资者信心。截至星期五（4月25日）闭市，沪深300指数收报3786.99点；尽管过去三周来持续回升，但至今仍未收复4月7日当天的失地。随着关税战陷入僵局，4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持续稳定股市，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是2023年以来，国常会第三次对资本市场发展作出明确要求，也是首次将“稳股市”置于“稳楼市”之前，被视为资本市场战略地位提升的政策信号。中国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引述华西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立峰的说法称，面对贸易战带来的诸多不确定，高层呵护股市的及时发声与资金注入，能够缓冲外部冲击对资本市场的传导，避免市场情绪过度反应导致的非理性抛售，同时向全球表明决心与实力，提振各方信心。专家：减少贸易摩擦 应将产能从量转为质但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受访时指出，贸易战不仅重创市场情绪，也会对不少上市公司业绩和前景带来实质冲击；大环境因此受到的冲击，难以通过信心喊话或国家队救场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星期二（22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警告全球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显著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一些宏观指标不如预期，包括股市在内的市场资产价格很可能下滑回调。沈萌分析，与美国爆发关税战前，中国与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冲突也在升级，根本问题是当前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要减少贸易摩擦，就应该通过倡导高附加值产品，将产能的量转变成质。他坦言，中国经济体量太大，转型升级需要很长时间，但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就难以改善市场基本面。“就算当局降准降息，或是中美展开谈判，预计也只会为股市带来短期利好，无助于长期健康发展。”

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任上被查

4月30日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建军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1月19日，当时其出席央行、证监会联合召开的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座谈会并讲话。公开资料显示，王建军现年57岁，四川阆中人，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中共党员。他于1997年4月开启在中国证监会发行部的工作生涯，此后历经多个关键岗位。2001年4月，他出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综合处副处长；2005年3月，调任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在积累了地方监管经验后，王建军回到证监会核心部门，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2016年4月，王建军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随后在2020年2月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并于同年3月起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副部长级）。2020年4月，深交所启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包容度和覆盖面，支持更多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在创业板注册制实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约200家企业成功上市，IPO融资超过1400亿元，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突破10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九成。2021年10月，王建军重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一职，直至此番接受审查调查。除王建军外，近一个月来，已退休6年的中央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原组长、证监会原党委委员王会民，于3月下旬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实际上，金融反腐自去年便开始持续推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去年4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证监会后，包括时任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司长、信息中心主任姚前，时任江苏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凌峰，深圳证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陈小澎，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国群等人先后被查。目前，姚前、凌峰、陈小澎、董国群等人已被“双开”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显示，上述几名人员存在滥用监管职权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等多项违纪违法行为。证监会此前曾提出，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对资本市场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清醒认识，全力支持配合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深化证券发行审核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3名厅官任上被查，本月都曾公开出席活动

朔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润军被查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4月23日消息：山西省朔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润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润军讲话画面（资料图）李润军，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农学学士，中共党员。他曾长期在大同工作，历任广灵县副县长，天镇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城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广灵县委书记，灵丘县委书记等职。2022年任朔州市副市长，至此番被查。几天前他还出席公开活动。●今年4月18日，朔州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召开。李润军参加会议。●今年4月18日，朔州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工作调度会议召开。李润军参加会议。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杰被查据河南省纪委监委网站4月24日消息：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杰讲话画面（资料图）李杰曾任鹤壁市淇滨区委副书记、区长，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管委副主任，工委副书记（正县级）；淇滨区委副书记、区长；淇滨区委书记等职。2021年任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委员、书记，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一级调研员。2023年1月任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此番被查。●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4月15日，李杰以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身份率队督导《信访工作条例》执法检查审议意见落实情况。贵州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书记、局长田艳被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4月23日消息：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书记、局长田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田艳主持会议画面（资料图）田艳，女，土家族，1968年5月出生，贵州沿河人，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铜仁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铜仁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铜仁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等职。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铜仁地区设立地级铜仁市。田艳后任铜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铜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等职。2015年4月任印江县委书记。2020年5月任铜仁市政协副主席，并继续兼任印江县委书记。2021年3月任万山区委书记。2021年6月，田艳被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2021年12月任铜仁市委常委。2023年任贵州省卫健委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至此番被查。几天前，田艳还出席公开活动。●贵州医科大学官网4月18日消息显示，4月17日，该校与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非直属附属医院签约揭牌仪式举行，田艳以贵州省卫健委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

男子驾照拟注销才知8年前“被精神病”，当地曾对患者筛查下指标

时隔一年，云南会泽县23岁小伙宋赫仍在为恢复驾照而四处奔波，他亟需证明自己从未罹患过精神分裂症。2024年4月10日，远在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打工的宋赫突然收到一封由昆明市车管所寄送的快递，告知因其身体原因，他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D照）将被注销。后经多方了解才得知，原来在2016年9月2日，正在上初一的他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纳入了当地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宋赫本人会泽县卫健局今年3月作出的处理意见书显示，经调查核实，当年宋赫因“行为异常、交流困难、情绪激动”，其父亲带他到卫生院做现场诊断后，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根据相关规定纳入管理。宋赫指出自己既未前往卫生院做过精神健康筛查，也未曾接受过涉事医生王某的专业诊断，且王某在2017年5月才取得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今年4月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宋赫精神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思维逻辑清晰合理，情感反应适切……目前未发现有精神疾病症状。4月24日，会泽县卫健局表示，病情诊断证明书已确认宋赫无精神疾病，之后会按程序将他移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并同步给公安部门以尽快恢复其驾照。会泽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8年后才知情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地段，总人口107.4万人，是云南省第三人口大县‌。宋赫原名宋正雄，2002年2月出生于该县纸厂乡的一个农村家庭。初一辍学之后，他背井离乡闯社会，既当过包工头，也创立过公司。2024年4月10日，正在景洪市忙碌的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昆明市车管所的邮政快递。上述邮政快递内容显示，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昆明市车管所）告知他，宋赫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将被依法注销。因为喜欢机车，宋赫于2022年4月考取了驾驶证D照。为此，他拨打昆明市车管所的电话进行咨询，工作人员询问其以前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并称根据最新管理规定，针对吸毒者和精神障碍者必须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如有异议可于30日内提出，过期将依法注销并公告作废。宋赫很纳闷，解释自己未得过精神疾病，工作人员则表示可到户籍地医院查询，还指出有三种方式可以撤销驾驶证注销：提供精神病康复证明、当地派出所移除监管名单的证明、提供精神病司法鉴定。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康复楼2024年4月13日，宋赫找到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要求调取病历资料。“然而，无论查宋赫还是宋正雄，都没有发现我的病历资料。”次日，宋赫又到户籍地会泽县公安局纸厂派出所反映其无缘无故被判定为精神病，导致驾驶证被注销一事。宋赫称，派出所工作人员建议他去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一个心理测评。同年4月17日，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了宋赫的心理测评结果。多项量表显示，宋赫不存在明显社会功能障碍，也不存在躁狂症状和焦虑情绪。当他满心欢喜把这份测评结果交至派出所时，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医生作出精神疾病诊断。“我又去找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但是医生说类似诊断只有车管所委托他们鉴定才能作出。”紧接着，他找了曲靖市南海子车管所，后来又去了昆明市车管所。“他们说心理测评结果不能作为撤销注销驾驶证的依据，但既然我提出异议，可以对驾驶证暂时进行冻结，同时联系曲靖市车管所进行鉴定委托。”交管12123APP上显示，截至今年4月25日，宋赫所持有的驾驶证仍为锁定状态。宋赫所持有的驾驶证仍为锁定状态一个多月后，会泽县相关部门反馈称在纸厂卫生院找到宋赫患病诊断的资料：原来早在8年前，宋赫就已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纳入管理。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6月21日，在一份发给纸厂乡卫生院的函件中，纸厂派出所称，2024年4月18日，该所在工作中发现宋赫性格偏激，有精神病史存在违法犯罪风险，请纸厂乡卫生院接收函件后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宋赫开展针对性工作，做好摸排、风险稳控工作。摘要中还表示，同年4月18日接到宋赫报警质问为何将其判定为精神病，导致驾照被注销。此外，派出所还建议卫生院了解宋赫病史情况，“其是否患有精神病，若确实患有精神病，希望该院出具证明材料至会泽县纸厂派出所”。针对这份函件，宋赫向澎湃新闻表示，4月18日他曾向曲靖市纪委以及会泽县公安局反映自己被列入精神病监管系统无实质性依据，并且投诉派出所不作为、乱作为。他认为函上内容与事实不符。4月26日，澎湃新闻致电该派出所了解函件上称宋赫有精神病史存在违法犯罪风险的依据时，民警表示系内部工作流程，可联系宣传部门。当地曾下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指标，规定了确诊率一份盖有会泽县人民医院公章的病情诊断显示，2016年9月2日，时年14岁的宋赫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诊治医生为该院精神科王某。个人基本信息表显示宋赫有严重精神障碍，个人信息补充表则显示其既往主要症状有“幻觉、交流困难、行为怪异、悲观厌世、孤僻懒散”，医生签字一栏则为时任村医陈某。8年前，宋赫被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王某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纳入管理。在拿到材料时，宋赫还被告知是当年会泽县人民医院医生到纸厂乡卫生院进行“义诊”时作出的诊断。宋赫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从未到卫生院进行任何精神诊断，更没见过诊治医生王某。在个人信息补充表及参加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两份材料上，均有宋赫父亲的签名和电话。“我父亲是个文盲，他带我打预防针签过一次字，医生把表拿给他让他签字他就签了，但并不知晓文件的内容。”宋赫解释道。宋赫父亲向澎湃新闻证实了上述说法，并称自己从未带宋赫去纸厂乡卫生院进行过精神诊断，也不知宋赫为何被会泽县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外，宋赫还质疑，医生作出诊断的时间是2016年9月2日，正值学校开学期间，“那时我都在学校住宿，怎么会跑到医院去呢？”宋赫父子均坦承，宋赫确曾因叛逆、不听话去过医院诊断。一份2015年8月24日在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显示，其父亲反映宋赫近三年来出现乱讲话、在外乱跑、爬树等症状，一月1到2次，每次发作1-2小时。但医生并未作出诊断，脑电图也显示在正常范围。2015年8月24日在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2024年7月，宋赫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将会泽县人民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对其做出精神分裂症诊断导致的严重后果作出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但庭前质证时，法院称我和医院双方选定的鉴定机构没有精神方面的鉴定资质。”之后有专业人士提醒他，他与会泽县人民医院并没有发生医疗纠纷，败诉几率大。2024年10月10日，宋赫提出撤诉并被法院准许。不过，宋赫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证据材料，包括院方提供的一份2016年由会泽县卫生局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确诊、评估等工作的通知》文件。2016年，会泽县卫生局下发《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确诊、评估等工作的通知》文件该文件显示，会泽县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工作2016年8月8日开始，筛查工作由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具体负责实施……筛查工作指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必须达到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服药率必须达到25%以上；严重精神障碍风险评估率需达100%。其中，纸厂乡筛查工作时间为9月1日-2日。文件中明确，筛查工作指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诊率必须达到辖区总人口的4.5‰以上前述文件还称，各乡（镇、街道）卫生院、中心卫生院院长为第一责任人，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工作未按时完成者将追究领导责任。“我怀疑他们是为了完成指标而把我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纳入了他们的管理系统。”让宋赫感到更加惊讶的是，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和纸厂卫生院在未联系他本人的情况下，竟然填写了2016年9月至2024年7月期间的随访服务记录表和疗效评估记录表，“他们填表的时候我在外地。”如2021年7月8日，记录表显示医生对宋赫进行了家庭访视，随访了宋赫本人和监护人，宋赫状态为“平稳”。而宋赫当时还在新疆乌鲁木齐打工，直到同年8月5日才返回昆明；2019年6月7日，医生对宋赫进行了家庭随访，显示症状为“幻觉”，但共享单车骑行记录显示宋赫当时在浙江宁波；2022年7月7日的疗效评估记录表记载，目前宋赫症状为“孤僻懒散”，每日两次用药，宋赫出示机票信息证明并称2022年6月8日自己从昆明飞长春打工，一直到7月14日才返回昆明。医院填写的随访服务记录表澎湃新闻翻阅随访记录表发现，这些记录标注的医生随访方式多为视频随访，宋赫的症状显示为（产生）幻觉、猜疑、喜怒无常、交流困难、行为怪异、悲观厌世、孤僻懒散等多种形式。但宋赫称自己从未接到过会泽县人民医院或纸厂卫生院医生的电话和视频要求，“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随访的。”对于宋赫的随访记录是如何作出的，纸厂乡卫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不清楚，称村医陈某已退休多年，没有她的联系方式。确诊无病后，卫健局表示会按程序将其移出重精管理网络此外宋赫还发现，对他作出精神分裂症诊断的医生王某，直到2017年5月12日才获得精神卫生专业的专业资格。而根据我国《精神卫生法》第25条规定，开展精神障碍诊断、诊疗活动，应当由与从事的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相适应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护士进行。今年2月，宋赫就此向会泽县卫健局投诉称，王某在没有精神执业资质的情况下，违规私自开具精神疾病诊断，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失，并要求查处会泽县人民医院和王某的违法违规行为。3月3日，会泽县卫健局在处理意见书中称：该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作调查核实。经调查，2015年10月，宋赫父亲发现宋赫“行为异常、交流困难、情绪激动、一不满意就打砸东西”，并将这一情况告知所属村委会和村卫生室人员，村卫生室建议其父亲带宋赫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具体诊疗情况不详）。2016年9月2日，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组织县人民医院医生到纸厂乡卫生院进行精神障碍疾病筛查，并通知各村卫生室本村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症状者到卫生院进行筛查。由于宋赫当时未成年，其父亲作为监护人带着宋赫到现场做检查诊断后，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根据相关规定纳入管理。会泽县卫健局表示，在调查了解中还得知，宋赫父亲从医院回去后又找到村委会，要求出具相关证明办理残疾证，村委会工作人员告知宋赫还小，可以暂缓办理残疾证，过一段时间再看看（未办理残疾证）。会泽县卫健局还对随访情况进行了回应。意见书显示，根据调查走访核实情况，在整个事件中会泽县精神卫生项目办按照精神病管理相关规定，进行了筛查诊断、纳入管理。“后续随访管理工作中，宋赫父亲初期很配合，后期因父子二人长期外出，频繁更换联系方式，导致随访工作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但对于宋赫反映医生王某的执业资格问题，会泽县卫健局并未在处理意见书中作出回应。同时，该局还建议宋赫就现状病情做复核诊断或司法鉴定，通过正常途径反映问题，以及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今年3月3日，会泽县卫健局在处理意见书中称随访工作存在不到位的问题。4月14日，在当地卫健部门协调下，宋赫再次到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诊断。诊断证明书显示，其临床表现为：精神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思维逻辑清晰合理，情感反应适切，明尼苏达和简明精神病等量表测评结果未发现明显异常。诊断结果为目前未发现有精神疾病症状。今年4月14日，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显示，目前未发现宋赫有精神疾病症状。宋赫及其父亲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会泽县卫健委作出的前述处理意见不予认可，他们均没有到卫生院做过现场精神诊断，宋父也否认询问过村委会办理残疾证事宜。且在宋赫投诉后，宋父也未接到过卫健局的调查核实电话。医院官网资料显示，王某现为会泽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30余年，擅长精神、心理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的系统诊治。4月24日，王某向宋赫解释称，2016年9月他与其他医生到纸厂乡卫生院进行精神筛查时，确实曾为宋赫进行过诊断，当时是由宋赫的父亲陪同前往的。但其签名的病情诊断是依据纸厂乡卫生院提供的一份关于宋赫的病情证明原件以及宋赫父亲签名的知情同意书后补开的，以此作为将宋赫纳入当地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网络的一个依据。王某还称，纳入当地重精管理网络必须取得监护人签字同意，他是看到宋赫父亲的签字同意书之后再作出的病情诊断。纳入重精管理网络后，患者可以凭此办理残疾证，享受国家低保政策，“且每年至少有一次免费的体检，每个月还有相应药品补助。”至于宋赫提出的其2016年9月还未取得精神卫生专业的执业资格，王某则辩称，精神卫生专业属于大内科其中的一个分支，自己当时是内科医生，并且经过培训学习获得了相关证书，可以进行诊疗活动，但王某并未明确相关证书是何种证书。宋赫到会泽县卫健局要求提供纸厂乡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原件，对方称不便透露同日，宋赫找到会泽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前述处理意见书提到调查核实情况细节，以及提供王某所说的纸厂乡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原件。但对方回应称，具体调查情况不便透露。该负责人还表示，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4月14日作出的病情诊断证明书已证明宋赫无精神疾病，之后卫健部门会按程序将他移出重精管理网络，并同步给公安部门以尽快恢复其驾照。一路走来，宋赫为此事早已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当遭受别人质疑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时，除了保持沉着冷静之外，应该让他们来证明我是否有病。”

清算人称恒大主席许家印拒绝披露资产

中国恒大集团清盘人表示，集团主席许家印计划拒绝披露其资产细节，这可能会使这家违约建筑商的清盘程序更加复杂，从而影响其偿还债权人的努力。代表清盘人的律师周二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听证会上表示，许家印已于4月23日向法庭作出回应，表达了其此举的意图。出席听证会的许家印律师并未对清盘人的声明提出异议。尽管清盘人主张尽快恢复听证会，但许家印的律师请求法庭给予更多时间，理由是该案“复杂”且“敏感”。法官表示，许家印案件的听证会不会早于6月30日举行。周二的听证会是清盘人发起的法律战的一部分，旨在概述并可能收回全球最大企业破产案之一带来的残骸。明确恒大与许家印相关的资产对于清算至关重要，因为文件显示，许家印控制着恒大近60%的股份。许家印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作为中国持续多年房地产危机的缩影，恒大地产于2021年违约，导致债权人申请清算该公司。2024年初，法院支持债权人，任命Alvarez & Marsal律师事务所的Edward Middleton和Tiffany Wong为清算人，并负责公司运营。此后，恒大地产和清算人已采取措施追回部分债权人的欠款，包括对许家印、其妻丁玉梅、前首席执行官夏海钧、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以及包括鑫鑫（BVI）有限公司在内的其他三家实体提起诉讼。根据一份交易所文件，这些诉讼旨在追回该公司支付的60亿美元股息和薪酬，理由是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涉嫌自2017年以来数年存在虚报。根据恒大提交给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最新年报，许家印主要通过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鑫鑫公司控制其股份。2023年，中国有关部门通知恒大，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沦为器官黑市 哈佛医学院太平间前经理认罪

美国哈佛医学院一名前太平间经理，涉嫌将原应用于教学与研究的捐赠遗体非法贩售，长达五年之久。根据法庭文件，该名前经理日前已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犯下“跨州运送赃物罪”，最高恐面临 10 年监禁与 25 万美元罚款，其他指控则将撤销。《纽约时报》18 日报导指出，57 岁的塞德里克·洛奇（Cedric Lodge）自 1995 年起担任哈佛医学院“人体捐赠计划”（Anatomical Gift Program）太平间经理，直到 2023 年 5 月因涉嫌违法行为被校方解雇。联邦调查发现，洛奇自 2018 年起将太平间私下转变为非法交易平台，贩售包括头颅、大脑、皮肤与骨骼在内的遗体器官给分布于多州的收藏家。洛奇不仅亲自将遗体器官运回其位于新罕布夏州的住所，甚至允许特定买家进入太平间挑选标的。该案引发社会哗然，也重创哈佛医学院声誉。此案由宾州史克兰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主导侦办，共有 7 人遭到起诉，其中 6 人与贩售遗体器官有直接关联。除洛奇本人外，其妻丹妮丝·洛奇（Denise Lodge）亦被列为共犯。调查指出，丹妮丝于三年间共收取超过 3 万 7 千美元的非法款项，交易对象之一为宾州买家约书亚·泰勒（Joshua Taylor），其付款备注中甚至写有“第 7 号头颅”与“脑～～～～子”等字眼。其中一名涉案买家为卡特丽娜·麦克连（Katrina Maclean），她在麻州皮博迪市经营名为“Kat's Creepy Creations”的商店，贩售与死亡、恐怖主题相关的物品。检方指出，麦克连曾支付 600 美元购得两张人脸，并亲自到太平间挑选。洛奇目前已就一项罪名认罪，根据协议，检方建议从轻量刑，但最终刑期仍需法官裁定。其妻丹妮丝及其他多数被告亦已认罪或达成协议，仅剩一案尚在审理中，另有一名被告在被判 15 年刑期后，正试图撤销认罪。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Dr. George Q. Daley）18 日发表声明，谴责洛奇的行为“在道德上令人发指”，并形容此事是对捐赠者最可耻的背叛。“尽管他已认罪并将承担后果，但我们深知这无法真正抚平受害家庭的创伤。学院将持续致力于修复信任，并向受害者表达最深的关怀与歉意。”

江西省国资委原副主任免职九年后再被查

江西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键被免职九年后，再次被查。中纪委检监委网站星期一（4月28日）发布，据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李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北京日报》新媒体“长安街知事”，李键2016年8月曾被江西省纪委通报，为谋求个人职务升迁，多次送给时任省委书记苏荣钱物。李键还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违纪问题。当时，根据有关规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李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程序免去其省国资委副主任职务。在江西省还有一免职后再被查的案例。去年11月，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应急管理局原局长彭开云被查。彭开云此前在2015年7月，因为贿赂、虚开发票被免职，获党内警告处分。彭开云被免职两年后，又在2017年6月复出，担任寻乌县果业局局长，此后相继在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管理局工作。直至2024年11月被查。今年2月，吉林舒兰市委原书记李鹏飞被查。他在2020年5月，冠病疫情期间被免去舒兰市委书记，到2021年7月才复出担任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后落马。

中国女子发长文：在马尔代夫遭‘万豪丽思卡尔顿酒店’管家性侵

我在马尔代夫丽思卡尔顿酒店遭管家性侵，案件至今未解决。2023年6月6日，我跟随潜水团抵达马尔代夫。因误机改签才艰难到达，我临时决定延长行程，选择了宣传度高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想着万豪旗下的品牌，安全应有保障。入住后，分配给我的管家成了施暴者。我的手机进水黑屏，向酒店借备用手机或工作人员手机联系家人被拒，IT人员也未能修好。借管家手机联系家人订机票时，他跟着YouTube操作许久无果。等待订票期间，管家不断试探，询问我是否独自来、为何独自出游等，还透露曾偷窥我在阳台跳舞、睡觉，让我惊觉被监视已久。妈妈发来订票成功消息后，管家借故返回房间，从询问私人问题到提出亲密请求，遭拒后竟强行亲吻、将手伸进衣服实施性侵，还试图进行更恶劣的侵犯行为，最终在我反抗下，他在一旁自行解决并将精液喷到我的电脑上。管家离开后，我在朋友指导下报警。经理反复劝阻，工作人员试图收走关键证物，都被我拒绝。警察登岛完成笔录，提取了相关样本，并对管家进行调查。当晚我在隔壁岛诊所完成伤情检查，回酒店后得知管家已被开除。我想等检测结果，却被酒店污蔑骗住。离岛前我向大使馆求助，回国后未收到任何道歉与联络。愤怒之下，我在网络曝光此事引发热议。警察承诺尽快出结果却两年未公布，万豪丽思卡尔顿酒店道歉后想用10万私了，要求我签署保密协议，禁止向媒体求助和在自媒体发声，被我拒绝。2024年9月，马代警局告知案子移交检察院，此后我与律师、媒体再联系警方，均未获回应 。

安徽女子瞎一眼聋一耳，无法领取残疾证进厂打工，残联：不合标准

“我左眼全瞎，左耳全聋，连过马路都害怕，可残联说我不算残疾人，不能领取残疾证！”安徽蚌埠的张女士拿着车祸诊断书，对着镜头哭诉。张女士的头部左部分因车祸受到损伤，导致左脸毁容，左眼完全失明，左耳完全失聪。但右眼视力正常，右耳听力正常。不过仍然导致视野受限，骑电动车都得右转头才能看清左侧，也无法判断声源方向，过马路时总被车流吓出冷汗。“这都不算残疾？！”她的质问，让人唏嘘。4月18日，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张女士为办理残疾证进行网上求助。只因近日她去残联办理残疾证，想拿到残疾证进工厂打工来缓解家庭压力，谁知县残联的回复是她不符合办理残疾证的标准。张女士在网上除了表达不满外，还请求网友帮忙寻找办理残疾人证的办法。张女士在年幼5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在那场车祸里，她遭到了碾压，幸运的是经过救治，命救回来了，不幸的是，左耳处于失聪状态，左眼处于失明状态。因为这个残疾，张女士吃尽了苦头，不仅一直找不到工作，即使后来嫁人了，她的丈夫或许是因为她外貌的情况，加上她无工作，只能靠他一个人赚钱养家，所以对她并不好，甚至还经常家暴她。张女士准备跟丈夫离婚，带着孩子住到了娘家。可是娘家情况更惨，一家人四口人，父亲哥哥妹妹三个都是残疾，仅靠母亲一个人在大棚帮工，每天100块钱的工资，一人养四人，实在没有能力再养张女士和她的孩子了。于是张女士带着6岁的孩子，蜗居在漏风的出租屋里，想找一份工作赚钱维持生活，却依然全遭拒绝。“我试过找工厂打工，但老板一听我‘只瞎一只眼’，扭头就走。”后来，张女士得知有工厂招残疾人，条件是必须有残疾人证，于是她就想办个残疾证去工厂上班。想着自己这样的情况，单单从外貌上来看，就知道眼睛是有问题的，觉得应该办理残疾人证应该不难。所以就带上资料去到了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准备办证。想不到她直接被拒绝了，原因是她的条件并不符合当地针对残疾人的发证要求。残联工作人员一句话让她如坠冰窟：“单眼失明、单耳失聪不符合标准，必须双眼或双耳残疾才能办理。如果单眼失明，那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必须低于0.3才行。”原来，根据《中国实用残疾人评定标准》，如果仅有一只眼为盲或低视力，而另一只眼的视力达到或优于0.3，则不属于视力残疾范围，这种情况下一般不能办理残疾证。然而，如果另一只眼的视力状况比0.3更差，符合视力残疾的评定标准，那么是有可能办理残疾证的。比如，2018年以后的政策规定，单眼完全看不见，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低于0.3，可以评定为三级或四级残疾，这种情况就能办理残疾人证。但如果另一只眼视力较好，超过了0.3的标准，就不符合办理条件。张女士觉得完全无法理解和接受，因为自己明明就是一只眼睛失明，一直耳朵听不到东西，连过马路都危险，这些情况都有相关的医学证明，毫无疑问自己就是一个残疾人，怎么连一个残疾人证都办不了？！张女士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将自己的遭遇在网上发布出来，毕竟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了。一般来说，单眼失明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没有明显影响的，可能评不上残疾等级；如果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有一定影响，可能评为4级或5级残疾；如果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有较大影响，可能评为3级或以上残疾‌。残联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明显残疾却没证”的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帮助解决下实际困难呢？像张女士这样家里困难得不行，又因为身体残疾找工作到处碰钉子的人，难道就没办法得到点帮助吗？残联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多替这些有特殊难处的人想想呢？也希望国家能关注这个群体，在这方面修订完善一下相关规定，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的红利、政府的温暖。

江西南昌某楼盘119万房子4年后只值40万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楼市大事件！就在江西南昌，有个楼盘简直成了房价暴跌的 “典型案例”。开盘近 4 年，房价直接打四折，从曾经的 1.2 万每平，一路狂泻到 4338 元每平 。这是什么概念？换算下来，一套当初总价 119 万的房子，现在竟然只值 40 万！那些当初满怀期待、掏空积蓄甚至背负巨额债务买房的老业主们，得知这个消息时该是怎样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位老业主无奈又愤怒地说：“本以为买了房就能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成了一场噩梦，资产大幅缩水，感觉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如今，老业主们欲哭无泪，而售楼部却宣称这是最后 100 套房子，降价只为清盘。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难道房价真的已经进入了 “疯狂跳水” 时代？事件详细剖析（一）价格跳水详情这个楼盘位于江西南昌，2019 年开盘的时候，那可是定位中高端呢 ，周边配套规划得像模像样，宣传时说的是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均价一度达到了 1.2 万元每平。当时吸引了不少购房者，大家都觉得这房子买得值，以后肯定能升值或者住得舒适。可谁能想到，到了 2025 年 4 月，开发商突然搞了个 “清盘特惠” 活动，房价一下子就降到了 4338 元每平 ，这降幅高达 63%，创下了南昌近十年新房最大降幅纪录！周边其他楼盘均价还在 9000 元以上徘徊，它却直接 “腰斩” 还多，这价格对比太扎眼了。（二）开发商回应面对如此惊人的降价，开发商方面回应称，这次降价主要是针对尾盘房源，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回款、优化资产结构 。简单来说，就是要赶紧把剩下的房子卖出去，把钱收回来，好投入到其他项目或者偿还债务之类的。从销售现状来看，这个策略似乎还真有点效果，自从降价消息传出后，售楼处来看房的人明显增多，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咨询和看房 ，房子卖得比之前快多了。看来低价确实是吸引消费者的一大法宝，但这可苦了那些老业主们。老业主的艰难处境（一）资产严重缩水对于那些早期以高价购入该楼盘的老业主来说，资产贬值幅度之大令人咋舌 。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位业主举例，当初花费 119 万购置房产，如今市值仅剩 40 万，资产直接缩水了 79 万，贬值幅度高达 66.4% 。在很多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房产往往占据着核心地位，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巨大的贬值幅度，让许多家庭的资产状况急剧恶化，原本规划好的财富增值计划瞬间化为泡影，甚至影响到未来的养老、子女教育等重大事项的资金储备。（二）沉重贷款压力这种房价暴跌还导致了部分业主陷入负资产的困境。所谓负资产，就是房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尚未偿还的贷款金额 。比如有位业主当初贷款 80 万买房，如今房子只值 40 万，即便把房子卖了，还差银行 40 万贷款 。这就意味着，业主不仅房子没了，还倒欠银行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业主的还贷压力可想而知，每月的工资不仅要承担生活开销，还要偿还高额房贷，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不少人甚至面临着断供的风险。一旦断供，个人信用受损不说，还可能面临银行的起诉和房产被拍卖的后果。（三）心理巨大冲击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损失和沉重的经济压力，老业主们的心理也遭受了巨大冲击。他们中有的愤怒不已，觉得自己被开发商 “坑” 了，当初买房时被各种美好前景所吸引，如今却要承受房价暴跌的苦果；有的后悔不迭，后悔自己当初冲动买房，没有多观望一下市场；还有的整日焦虑不安，为未来的生活担忧，甚至出现了失眠、抑郁等症状 。从一些业主的维权行动就能看出他们内心的创伤，他们组织起来，到售楼处讨说法，希望开发商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弥补他们的损失。市场与政策的复杂博弈（一）南昌楼市现状从整体市场来看，南昌楼市近年来呈现出复杂的态势。据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南昌新房均价在 1.1 - 1.2 万元每平左右波动，但不同区域房价走势差异明显 。像红谷滩、朝阳新城等核心区域，凭借优质的教育、商业、医疗等配套资源，房价一直较为坚挺，部分高端楼盘均价甚至超过 2 万元每平 ，需求依然旺盛，尤其是改善型需求，购房者对这些区域的优质房源青睐有加。而在一些偏远区域，比如新建区的部分乡镇、南昌县的边缘地带，房价则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这些区域产业基础薄弱，人口吸引力不足，住房供应相对过剩，导致房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像前面提到的那个楼盘所在区域，房价就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在供需方面，南昌的住房供应总量并不低，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热时期，大量楼盘集中入市，使得库存压力逐渐增大。尤其是在一些非核心区域，新房去化周期拉长 。据不完全统计，南昌部分区域的新房去化周期已经超过 20 个月 ，二手房市场更是库存积压严重，挂牌量持续攀升，去化难度较大。这也导致了市场竞争激烈，开发商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户资源，不得不采取各种促销手段，价格战时有发生。（二）政策限制与模糊地带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限跌令” 等政策应运而生。在南昌，虽然没有像部分城市那样明确规定房价跌幅限制，但相关部门也要求房企促销需在备案价浮动范围内进行，不得 “恶意降价” 。这一政策旨在防止房价过快下跌，避免引发市场恐慌和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老业主维权、金融风险增加等。但在实际执行中，“恶意降价” 的界定却比较模糊。就拿这次楼盘降价事件来说，开发商声称是尾盘清盘的正常降价促销行为，为了加速资金回笼，属于企业自主经营决策 。但从老业主的角度看，这种大幅降价显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认为这就是 “恶意降价” 。目前相关部门尚未对该楼盘降价是否违规给出明确回应，这也反映出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困境。一方面，要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尊重企业的自主定价权，促进市场的合理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总结与展望江西南昌这个楼盘房价暴跌事件，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对购房者、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让我们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让我们意识到稳定楼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未来，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强政策调控，优化土地供应和金融监管，严格规范市场秩序，为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开发商也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多元化的营销手段和合理的价格策略来促进销售，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购房者则要保持理性和冷静，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经济实力做出明智的购房决策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房地产市场一定能够回归理性，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让房子真正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港湾，而不是引发焦虑和恐慌的源头 。大家对于这件事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泰国逮捕中铁十局分公司总经理

泰国当局就曼谷兴建中的大楼受缅甸大地震波及倒塌事件，逮捕中国国企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总经理张传令。泰国刑事法院也批准逮捕三名在逃的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泰籍董事。当局指这家中国企业涉嫌通过挂名股东持股在泰国营运，违反《外商经营法》，以及涉嫌串通竞标工程合约。《民族报》报道，泰国特别调查局星期六（4月19日）在曼谷市中心一家酒店展开突击搜查，当场逮捕张传令。泰国司法部长他威及泰国特别调查局局长尤塔纳过后召开记者会，汇报调查进展。初步调查显示，中铁十局涉嫌让三名泰国人当挂名股东，规避外资企业持股限制。据调查，这三人共持有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51%股权。其余49%股权由张传令持有。这也是泰国当局准许外国公司持股的上限。调查发现，这三名泰籍股东持股情况与实际财力不符，因此怀疑他们是挂名股东，公司实际上是由张传令代表的中企出资运营。据中铁官网2020年6月发布的资料，张传令自2018年9月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成立起，就担任总经理。隔年，张传令出任中铁十局亚太分公司首任总经理。他也是第一届中铁海外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泰国当局调查财务记录后还发现，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涉嫌非法投标和操纵投标。当局也在检查有关建筑工程的材料，特别是钢筋和水泥是否符合规定标准。调查人员目前仍在审查相关的设计文件、项目监理记录和九轮的设计修改，其中一些可能涉及工程师和监工的伪造签名。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和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的合资公司，2020年赢得价值超过20亿泰铢（约4.36亿人民币）的合同，承建位于曼谷的30层泰国审计署大楼。在去年4月的大楼封顶仪式上，中铁十局称这栋高质量的建设，会是中铁十局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然而，上个月28日缅甸大地震时，这栋相隔千里的大楼却受波及而坍塌，是曼谷唯一倒塌的高楼，引发舆论怀疑承包商使用不合格的钢筋。泰国搜救人员至今已在大楼废墟中寻获47具遗体，另有47人下落不明。泰国首相佩通坦事发后下令彻查，中国驻泰大使馆则表明将指导中铁十局积极配合调查，但反对诋毁和抹黑中企。

这种看似是鼓励，实则不把人当人！

90后男子搬砖9年攒下200万，这是近几天媒体报道后，人们热议纷纷的一条新闻。都在指责媒体撒谎，但这样的内容，绝对不止是一个“真实”或者“虚假”的问题。和送外卖3年赚100多万，摆路边摊几个月后买房，以及大学生回家乡养牛赚了几千万之类的新闻相比，“搬砖9年攒200万”的毒性，无疑是更大的。因为再怎么无底线，前面那些好歹还算是吹捧“钱好挣”，然后鼓动别人“去挣钱”。可扛楼、搬砖9年攒200万呢？那已经是用一个可笑的数字，公然鼓励普通人去当牛做马了。看看报道里那非人的文字，“从20岁开始去干工地，别人一天扛1000块砖，我就扛2000块。扛楼、搬砖、砌墙，9年攒了二百万……”一块砖，把人砌进...那些沉浸在200万这个数字里的人，或许还沉溺在那种低人一等的快乐之中无法自拔，更不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其实很简单，超负荷扛楼，就是在用生命、用健康，来换取报酬。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行为，和“试药”没区别，甚至还不如试药。但是你看，没有任何一家媒体，会站出来鼓励人们去靠“试药”来挣钱。那实在太明显太无耻，也太反人类了。可他们却又给同一种性质的行为，换了一套面具之后，悄悄的摆到桌子上宣传了起来…… 有些媒体的风骨和存在的意义，越来越让人感到迷惑了。德国、瑞典之类的国家，就规定了工人每次搬运重量的上限。比如成年男性不超过25公斤/次，女性不超过15公斤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和人们的生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的媒体在做什么？鼓励你多搬点，多搬点就能多挣点。初心歪了，那越往后只会歪得越可怕。超负荷的劳力除了能多挣那三瓜两枣之外，所带来的更多是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脊柱、关节、肌腱劳损等等，这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悄然的出现在工人自己的“账单”上，写进生命的倒计时里。媒体，不去做该做的事情，揭露该揭露的、报道该报道的问题，却在这里鼓励人们付出健康的代价，以此来换取金钱。不讲真相，专搞剧本；不揭示问题，专注于制造幻觉。这本末倒置的初心，我看不懂半点。更何况那个200万的数字，也绝对有待商榷。反正我是完全不会相信的，别说搬砖一天赚900块不现实，就算真有这价位，第一，你得保证每天都有砖搬；第二你得保证干这种重体力活的同时，还9年不生病、不花钱，最好还别吃饭。所以在我看来，保证每天都有砖搬，比他搬砖攒下200万还要离谱一些。哪怕退一万步而言，这样的“砖王”真的存在，是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的奇人。那么，作为媒体，也绝对不该借此宣传。你们已经搞出来了太多的工作岗位，送外卖3年赚102万，送快递3年赚108万，做代驾3年赚120万，收废品年入100万，回乡下养猪三年可收200万……请不要再制造新的“赛博工作”，诱惑太多，我们都已经不知道该选哪种好了。

大阪民宿成为中国人移民日本跳板

日本媒体报道，当地一些民宿被指不是供游客居住，而是被移民代办收购来为中国客户申请投资移民的临时户口。调查也显示，主办世博会的大阪目前大部分民宿经营者是中国人，质疑有越来越多中国移民是以这个途径获得了居留身份。《读卖新闻》4月18日发表题为“经营民宿成为移民手段”的文章，研判中国人经营的民宿在大阪激增，其背后存在日本移民政策与民宿制度的灰色地带。该报对中国社交媒体流传一篇题为《拿签证很容易》的广告，指在日本取得“经营管理签证”已被移民代办拿来做吸引潜在客户的宣传。根据广告内容：“只要拥有500万日元（约4万6000新元）的资本以及营业场所，无需学历或日语水平，就能在三个月内获得经营管理签证。”据报道，大阪学者的调查显示，民宿增幅最大的是大阪西成区。目前，民宿有1417家，是大阪24个区中最多的。其中，中国人经营的有807个，约占60%。这是因为大阪政府以发展旅游经济为目的，将该地区指定为“民宿特区”。再者，西成区有直接连接到关西机场的快铁。对这个课题进行调查的大阪学者松村嘉久也研判，随着大阪主办关西博览会，这对要办投资移民日本的人而言最具说服力。他也认为，这种移民日本的方法在中国民间已广泛流传，而且获得中日房地产公司的支持。据报道，以商务、管理签证居留在日本的中国人数量急剧增加，2024年6月的数据是2万零551人，是该签证出炉的2015年的2.8倍。若以人均人口数计算，大阪中央区在全国各市、区、町、村中位居第一，接下来是浪速区和西成区。大阪地区的中国移民突出，占据了日本全国前10名中的七个。针对日本的在2015年4月修改出入境管理法出台这一签证，读卖新闻在报道中提醒日本当局慎重应对这一波移民潮，认为民宿制度存在灰色地带而被利用牟利。日本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也因为低廉的投资成本是导致日本成为（中国）投资者和中产阶级的热门选择。例如，在欧美需要投资数千万日元的移民制度，在日本只要有500万日元左右的资本和最低限度的商业计划就可获得最长停留期限为五年的居留身份。

一二线城市房租普降，房东主动降200留我

最近两年，全国多地的房租持续下降，一些城市的房租水平甚至回到了10年前。住房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面对房租下行，租客们欢呼雀跃，房东们为了留住房客也甘愿接受市场泼出的冷水，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望穿秋水之后，老白终于接到了房屋中介的电话。半年前，老白拜托中介放租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位置在广东顺德容桂。2021年刚买时，这套房的租金是2000元，后来降到了1800元租出去大半年，再后来又降到了1500元，却一直没再找到合适的租客。和丈夫商量过后，老白让中介带着租客先去参观，同时在电话里再三嘱咐，倘若租客觉得满意，“就尽可能留住对方”。老白的经历并非个案。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几乎所有的房东都能够直观感受到，最近两年房租价格像坐上了滑滑梯，不仅持续下滑，而且降幅越来越大。按照中指研究院50城住宅租赁价格指数，2024年，全国重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3.25%，跌幅比2023年扩大了2.95个百分点。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与环比涨跌幅。（图/中指数据CREIS）时间迈入2025年，国内多座主要城市的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和面积，都有不同程度回暖，但房租下滑的趋势仍在持续。中指研究院最新一份重点城市住房租赁报告显示，3月50个城市住宅平均月租金为35.3元/平方米，环比下跌0.05%，同比下跌3.4%——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今天的租金几乎回到了2019年的整体水平。随着房租价格下行，租客和房东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逆转。社交媒体上，不少租客分享自己“成功降租”的经历，更有人分享如何劝说房东降租，“哪怕只是100块”；而在另一边，手握N套房的房东，面对市场环境大多五味杂陈，为了留住房客，再强势的房东也只能咬牙降价，接受市场泼出的冷水。“房东妥协了”“房租少了200块，我可以增加一点买零食的钱了。”租住四年后，小何的房东主动提出减租，让她又惊又喜。尽管她并没有追问降租的原因，但这份难得的主动，已经让她觉得相当有诚意。小何是湖南人，2021年大学毕业后和同乡的学妹一起来到省会长沙打拼。两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费用平摊后，小何每个月仅需支付800元租金。对于从事服务行业的小何来说，这个房租价格比较友好，哪怕因为公司业绩不好只能拿到底薪的月份，负担也不算大。房子是学妹通过线下中介选的。尽管装修风格“一眼看上去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审美”，但胜在租金便宜、交通便利、居住环境安全，且房东“基本不会来干预”，两人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去年11月，小何的公司搬了地址，彼时她动了换工作的念头，便在交租金时告知房东“明年可能要退租”。今年1月，在小何转了租金之后，少言寡语的房东突然提出降租100元，令她很是惊喜。房租少了100元，意味着小何每个月能多出50元过生活。小何觉得每月750元不好记账，本着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的想法，向房东提出希望再降一点点：“能不能每个月减少200元？”起初房东并不情愿，两人为此不断拉扯。那段时间，小何开始四处了解房源，“想住得更好一点”。也是在这时她才发现，长沙的房租相比两年前已经下降了许多，按照她俩的租房预算，完全可以换一间装修更加精致的房子。“可能是因为我们俩交租都很准时，房东后来同意了降租200元的请求。想到搬家非常麻烦，我们俩最后还是继续住在这套老房子里。”小何说，两人住在这里将近4年，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哪怕这套房子并不是自己买的。“只要熟悉了环境，我就会对这里产生归属感。”同样是租房，江西人九九更看重房子的装修。于是当房东主动提出降租之后，省下一笔钱的她，当即决定改造自己的小家。改造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一年半前，即将生产的九九和丈夫从南昌市区的一套小公寓，搬到市郊130平米的大平层。尽管这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风格非常朴素，却胜在没有花里胡哨的家具和背景墙，完全符合九九的期待。更不用说，房东不介意她坐月子——对新手妈妈来说，这一点难能可贵。但租住一年半后，因为缺少家具，家里的凌乱程度出乎九九意料。考虑还会继续租房住几年，今年年初九九便和房东商量退租，计划换一套收纳更好的房子。“房东一听立马不干了，主动提出从2000元降到1800元，希望我能继续租下去。”收到消息的九九欣然答应续租。改造的决定做得很快。一个月后，原本放置在客厅的旧沙发、旧茶几全部被换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轻奢沙发和一个胡桃色储物柜，加上一张驼黄色的地毯。九九还给客厅加装了窗帘，“更有家的氛围了”。她把自己的改造经历放在社交媒体上，很快收获了网友们的羡慕。“想不到改造出租房也能得到这么多网友围观，还是有点开心的。”“房子越来越难出租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租客们的快乐并不是皆大欢喜的合家欢，房东们的妥协只是因为——房子越来越难租出去了。租房市场的低迷，让手握几本房产证的广州人老白，率先感受到了焦虑。在房地产的黄金年代，广州市区的新楼盘价格非常诱人，靠炒股赚了一大笔钱的老白夫妇受亲戚推荐，在新城区买入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大平层。此后数年，她又在广州市郊和邻市佛山分别购置了一套二手房，做起了兼职大房东。房子最开始出租时顺风顺水。但从2023年开始，老白发现房子“不容易租出去了”。“广州的房子还好说，主要是个别租客要求比较挑剔，但最终还是能租出去，降一点也没所谓。那套在佛山的房子，反而闲置了大半年。”老白说。事实上，老白那套佛山的房子和顺德核心区隔江相望，地段说不上特别偏远，周边也有不少大型工业区。在老白看来，“正常来讲不可能租不出去”。老白为此想了很多办法。但从广州市区频繁往返佛山并不划算，于是她找了物业委托放盘，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租客，却仍然无人问津；后来将房源挂到线上中介平台，很快就接到了租客的咨询，她的电话那段时间常常响个不停。但没过几个月，随着小区附近的一家大型工厂搬到外地，很难再接到求租电话了。惠州人君子的遭遇和老白基本相似。2024年6月，君子的一位租客所在的工厂搬迁，随之而来的便是退租。租客搬离之后，自己的房子一空就是大半年，迟迟租不出去。和老白不同的是，君子的房子建在距离城市中心更偏远的乡镇，房源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房子空置的时间越长，君子的心态也就越焦虑，“流动务工人口越来越少，但周围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的配置设施基本上差不多，假如因为计较100块钱的租金，导致一年半载租不出去，损失其实更大”。为了让房子能够快点“有着落”，君子也选择了主动后退，把房租下调50元。今年春节过后，有到镇上的务工者拨通了君子的电话，她的房子才终于久违地等来了新住客。君子并不觉得降点房租会有失颜面，毕竟房租并不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但对靠收租为生的房东而言，下决心降租最难过的是自己的心理关。燕子对此深有体会。自从接到二房东的降租要求后，她仔细算了一笔账，倘若同意降租，自己每个月就得“降薪”1800元，而这只是一栋房子的价格——算上其他费用，实际收入可能下降更多。“二房东一直跟我说，如果不降租就没人愿意租，大家都赚不到钱。”燕子最开始并不想让步，但想到倘若和二房东因为房租问题谈崩，容易令她得不偿失，更何况她自己的另一栋房子也在亏钱——那栋2021年建成出租的电梯房，前段时间被别家“抢”走了不少的租客。当房租下跌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日常租金持续下行，显然不是因为租房的人变少了。前段时间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全国租房人口已近2.6亿，其中四大一线城市中有近50%的人口在租房居住，主流置业人群正在回归租房市场。另一个真实的情况是，租赁房和二手房、保租房、长租公寓等房型一起挤进市场，市场上的出租房源变得越来越多。尤其是，不少城市的保租房项目大规模入市，在供应、配置、价格等方面都对租房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老白手里的那几套房子，她和家人住过其中最先购买的两套，后来买的房子则纯粹是为了出租。最近几年，和她同期买房的亲戚朋友中，有人把房子收回来自住，有人决定把所有闲置房卖掉，只有她仍然坚持当“包租婆”。丈夫曾经劝说老白卖掉其中几套不好租的房子，但她还是没能下定决心，“万一之后房子又好租了呢？能租出去起码总比晾着要好，更何况保租房未必比我的房子要好”。这显然也是另一个事实。当下不少保租房项目，尽管都是配置不错的新房子，但整体位置却相对偏远，有的大城市保租房项目距离地铁站有较长的步行距离，这对打工人堪称致命打击。社交媒体上，有曾经租住保租房的租客就曾抱怨，自己租住过的保租房小区离地铁站太远了，“更适合有车一族”。今年年初，老白的期待也多了些底气。佛山那套房子所在的小区对出的河道上方，一条崭新的公路大桥已经合龙，去往河对岸的地铁站、商业中心会变得更方便。老白依然看好这套房子的租赁价值，她告诉《新周刊》记者，借着眼下的利好，她最希望能尽快找到合适的租客，“便宜一点就便宜一点”。燕子的租客目前也还没找到。她略感无奈地向《新周刊》记者透露，最近半年有租客看房时希望房子能配齐家电家具，她最开始并不同意——房子还没租出去就增加投资，这不是亏了吗？但后来她妥协了，“总不能让（房子）一直空着”。家电家具配齐之后，她还是维持原有的租金水平，更不会考虑把房子卖掉，“卖了得到的只有短期利益”。房源变多、租金下跌，房东们卖房不再划算，买房似乎成了人生的非必选项。《新周刊》接触的多位年轻租客均表示，目前的市场环境会增加自己“一辈子租房居住”的可能性。小何的生活并没有因为降租发生太大的改变。对她而言，她不在意自己的房子究竟是买来的还是租来的。“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哪天失业了，我应该如何继续在城市立足。”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希望靠租房过一辈子。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可能有太多的无法预料——当房价和租金一起变便宜，买房也会被部分租房者纳入人生规划。生完孩子后，九九一直计划着买新房。不久之前，一直在跟进九九看房进度的中介告诉她，南昌市区有一套靠近九年制学校的新学区房，月供和她如今的房租持平。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升学需求，以及担心房子未来会涨价，九九和丈夫纠结过后便拍板签约，不到一周便支付了新房首付。“现在想起来做这个决定有点冲动，我还有一套小公寓在还贷，这下家里瞬间变穷了，但拼一拼总是能还完的。”九九告诉《新周刊》记者，买房之后一家三口暂时搬到了另一套面积更小的房子，租金只有原来那套大平层的四分之一，基本上只能凑合居住。但她并不后悔买房的决定。“我一直想要一张属于自己的梳妆台，之前的小公寓和租来的大房子都不是我心目中的家。等到新房子装修好了，我的装扮梦便能更圆满了。”九九笑着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第一批在关税战里发财的人，即将出现在华强北

（原标题：第一批在关税战里发财的人，即将出现在华强北）4月10日12时，中国对美加征84%的关税政策正式生效。第二天，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通知，建议芯片报关产地标准由封测地调整为流片地。据此新规，美国流片的芯片销往中国被征收的关税将高达125%。此时，在深圳华强北，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里，多家依赖美国芯片进口生意的芯片档口沉默了。一些CPU（中央处理器）店家早早关了门；另一些卖模拟芯片的老板在玩手机，店里偶尔有一两个询价的人——很可能是来试水深浅的厂商或者记者，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今天不接单也不报价”，如果再追问，他们会说，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报价。需要时间来盘一盘上涨的关税成本。看上去，这个市场因关税而陷入了停摆。但是，只要你靠近他们手机屏幕，就能从上百个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中察觉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就像肉食动物见到了血，全球贸易陷入混乱给华强北送来了钱的味道。“终于有机会搞一把了。”一位档口老板告诉《财经》，关税战推高了市场供应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在2021年~2022年全球缺芯危机后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了。（华强北，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芯片倒卖的暴利江湖。图/顾翎羽摄）华强北，芯片倒卖的暴利江湖。上一轮缺芯危机里，车企老板亲自冲进芯片大厂海外总部都买不到的芯片，在这里应有尽有——只要客户愿意为此付出几十倍、上百倍的溢价。一块芯片从20元涨到1000多元，踩着节点囤货的经销商立刻就在深圳湾买了别墅。这类故事曾俯拾皆是。而如今，一些芯片会被征收125%的关税，这意味着部分产品同样有可能出现短缺和炒作空间，这是“千载难逢的商机”。《财经》了解到的信息是，受到关税新规影响的芯片厂商主要有英特尔、美光、德州仪器（下称“TI”）、亚德诺半导体（以下简称“ADI”）、安森美等美国公司。这些厂商在美国生产、中国暂时难以国产替代的产品目前在市场上不少被暂停报价和交易，也出现了渠道囤货现象。其中，有终端大客户在大量采购英特尔高端CPU、TI和ADI部分高端线产品是事实；但是，不少芯片黄牛想的是，借此找机会抬高价格炒作市场，这也是事实。关税战里的悲喜并不相通。当跨境电商卖家焦头烂额的时候，芯片黄牛们却已经瞄到了坐地起价的希望。当被《财经》问及档口囤货、等待涨价一事时，一位资深芯片行业人士笑着反问，“此时不准备涨价，明年迈巴赫从哪来？”一、黄牛的躁动芯片分销的网络是芯片原厂——代理商——中间商（经销商/贸易商）——终端客户。传统华强北商户位于其中的经销商或贸易商环节，货源五花八门，除了上级代理商和原厂的渠道，也包括二手拆机产品等。这两年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些囤货的外来资金也在进入芯片行业。这些人里有散户，也有过去地产、旅游、能源等行业的大老板，他们在自己原本的行业不景气后将钱投向了华强北，选择市场上热门的、有升值潜力的现货囤货，并择机卖出，获得差价。在过去的魔幻一周里，对华强北的这些中间商们来说，4月10日是一个关键节点。4月10日前，市场呈现明显的观望态势。尽管特朗普政府持续加码对华关税、中国政府同步出台反制措施引发股市剧烈波动，但绝大多数中小商家尚未采取实质性行动，行业整体报价体系也维持正常运转。仅有少数存在紧急报关需求的企业在提前处理货物。山雨欲来，大多数人仍旧相信有转机，也不敢贸然囤货。4月10日双方关税突破100%并正式落地后，情绪分化开始了：除依旧明显的难以置信与观望情绪外，一大批华强北中间商集中暂停报价。在一些询单群里，开始有人在反复打听热门产品的市场行情。做芯片分销生意，姜蕾是老炮。在行业里浸没了20年的她另一个为人熟知的称呼是“芯片超人花姐”。姜蕾告诉《财经》，早在特朗普遭遇枪击后，她就已经从终端的大客户那里得到确切消息，有大厂在加大采购做供应链准备。但是，她真正感受到这一轮的行情热度也是在4月10号左右。当时，她的公司要采买一种美国芯片产品，报价的供应商就说要涨价，还有报关公司表示，美国的芯片一律要涨34%。第二天，她询盘的TI、ADI的商家们，各种五花八门的借口出现了：有人说搬家不报价，有人说盘点不报价，有人说放假不报价，市场开始明显兴奋起来。姜蕾分析，卖家暂停报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确实不知道现阶段关税怎么计算、应该怎么报；另一方面，但凡是现在手里有热门现货，也不着急回笼资金的商家，都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让热门产品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了涨价空间，对他们来说，静观其变，才可能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行业害怕现在卖亏了，所以捂着货不出。没有一个华强北商家会忘记，当年缺芯最严重时，稀缺型号芯片可以溢价上百倍，黄牛们通过集体统一对外报价和控制渠道来控制市场价格，不仅月入十万不在少数，赚了好几个小目标都大有人在。现在，平淡许久的中间商们显然是想要复制这样的故事。根据《财经》了解，现阶段大部分并不是需求驱动。暂停报价的这些人里，不少人还囤着上一轮汽车缺芯危机里没消化完的库存，想借这次机会一并清货捞一把。“假设当时1颗芯片原本只有20块钱，一路炒作到1000块钱他们当时还没出，那么现在只要价格哪怕依旧只回到了100块钱，他们也能狠赚一笔。”之所以过去的价格炒作空间能那么大，除了汽车足够贵能够承受这样高的溢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华强北的信息高度透明。一旦市场上来了一个买家，在一家档口询了价说了需求，很可能商家就都知道了。因此，买家在第二家、第三家获得的报价只会比第一家高不会少；而一旦有一笔订单买家接受了高溢价，整个市场的报价也都会水涨船高。“一家敢叫5倍的价格，另一家就敢报10倍。”姜蕾透露，这种价格高昂、供不应求的声浪，其实也是商家在上一轮缺芯里练出来的。每一波行情启动阶段的热潮都是相似的。一家大厂如果要采购，至少会把需求发给十几个甚至上百家中间商。每一个中间商又会把需求像伞状一样传达出去，所以有可能最后一个需求就被放大了几百倍。行情有多高，取决于人有多敢报价，这是华强北的底色，这次也不例外。二、握紧货源，坐等涨价最近几天，市场上不断有传闻称华强北上述芯片档口封货，或者“一天一个报价”。《财经》询问了多位华强北相关行业人士，目前可以确定两点，首先，暂停报价对商家来说是正常行为，并不意味着产品已经出现短缺。这一轮行情里，中间商的逻辑是，对那些有炒作空间，也就是那些流片地在美国，并且找不到替代产品的芯片，目前暂停报价和接单；未来则不排除出现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这轮炒作的依据除了中美之间不断加码的关税，一个更重要的文件是4月11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关于半导体产品“原产地”认定规则的紧急通知》，该文件显示，根据海关总署相关规定，集成电路原产地按照四位税则号改变原则认定，即芯片的“流片地”认定为原产地（“流片”是芯片制造中的一个专业术语。通常，芯片在哪里流片，也即在哪里生产）。此做法改变了原来按照封测地作为原产地的行业惯例。按照中国对美国最新关税政策，流片地在美国，也即“Made in USA（美国制造）”的芯片会被征收125%的关税——冲击的主要就是TI、ADI芯片以及英特尔部分芯片。其次，中美关税落地操作仍要看后续情况，至少目前还没有影响至产品供应。（华强北商业严管区 图/顾翎羽摄）张宇（化名）是某芯片代理公司高管，该公司属于全球前列的芯片代理商，多年代理来自TI、ADI、安森美、博通等美国公司芯片。张宇告诉《财经》，很多芯片包装上都注明了“流片地”和“封测地”，此前人们不在意这些信息。如今，对于流片地在美国的芯片，客户不少都暂停提货了，处于观望状态。特别重视储备的公司，可能会最大化利用“关税豁免”政策。“关税豁免”政策是短期内的一个窗口期，指根据最新关税细则，原产美国的晶圆/芯片在北京时间2025年4月10日12点前启运，并于2025年5月13日前完成申报进口，就可豁免关税。不过多位受访人表示报关公司目前并不知道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来争取到关税豁免。有报关公司人士透露，因为关税政策才出来，现在有些地方海关都不知道让大家准备哪些证明材料。张宇透露，中国芯片代理商此前的普遍做法是先把货运到中国香港地区，等客户提货和自行报关，无论是芯片代理商还是专业报关公司，确实不太容易证明手里的美国芯片是在4月10日启运的。“货都是一大批运进来的，不会分那么细。”张宇说，也因为以前芯片进口绝大部分都不收税，原始证明材料都没有那么详细。不过，由此可见，即使关税博弈有了新的转机，到新的关税落地，市场仍旧将持续这种混乱很长一段时间。对中间商们来说，这些都是信息差，都是赚钱的空间。一位美系汽车芯片大厂产品负责人告诉《财经》，目前种种声音并不一定代表海关的实际执行情况，中间商向来是借各种机会抬高价格炒作市场，他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和中间商说的相差较大。不过，他认为，关税即使出现减免转机，对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仍旧不利。最重要的原因是客户信心受到了打击。他们的产品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上一轮缺芯危机时一度在中国价格飞涨、供不应求，这曾导致不少客户虽然中途更换过国产芯片方案，但是由于其产品的难以替代性，待价格回落后，又换回了他们。然而，如今，关税的不确定性让客户对他们重新建立的信任再次蒙上阴影。此外，即使芯片原厂实际没涨价，在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前，客户也很难不会被经销商坑一波。三、疯狂能持续多久？那么，这轮关税战里对华强北商家赚钱的空间，有没有可能像上一次那么大？首先，对英特尔芯片来说，《财经》从供应链获得的信息显示，目前的关税政策对英特尔总体影响可控，只是有可能对英特尔Xeon 6系列处理器的新品推广不利。一位英特尔代理商告诉《财经》，4月11日开始，英特尔在大陆的几家总代上周五报价已经暂停了，本周也都还在观望。不过，他个人感觉，这些年来客户已经经历了多次相似不确定事件，总体上关税还未影响到客户情绪。根据他们收到的信息，中国海关现在是以流片产地为主，封测产地为辅的方式进行判定，而英特尔最先进的Xeon 6系列处理器目前基本全在美国流片，这也意味着这些产品有可能会受到关税新规影响。其他3代至5代产品，流片地以以色列和爱尔兰为主，部分型号是美国流片，对这些产品目前他们报价只能报美元——这是因为货是到中国香港，而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按美元报价目前不牵涉关税；如果之后再进口到中国内地的话，就需要根据海关来判定货物的关税，就会有不确定因素。“所以人民币价格就会以实际上岸价格为准了，我们现在不报准确的人民币价格。”他表示。换句话说，发货和报价目前是在正常推进的。他表示，他们的大多数客户刚刚完成二季度的采购英特尔芯片订单事宜，因此二季度订单需求和价格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之后影响不好说，“情况变化太快，大家目前只能观望”。（赛格、华强电子世界均是华强北标志性建筑 图/顾翎羽摄）《财经》从其他厂商处获得的信息显示，国内大厂可以不需要通过代理商，直接向英特尔订单订货。一些服务器大厂已经在新关税落下前就加大了CPU备货量。前华为服务器首席架构师林俊告诉《财经》，他判断英特尔高端处理器的囤货情况不会很严重，一来是AMD处理器可以替代英特尔处理器。AMD的处理器芯片代工是台积电，在中国台湾流片，按照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规定，不需缴纳关税；二来是英特尔芯片价格比较贵，一颗几百到上万美元，囤货成本高门槛高，芯片倒爷囤不了太多。其次，对TI、ADI等芯片来说，价格上涨和需求空间可能更高。国产替代在此方面还需要时间，短期内不排除华强北商家炒作市场行情的可能。TI、ADI是全球排名前列的模拟芯片厂家。模拟芯片具体应用场景包括电源管理、信号处理、射频通信等。《财经》综合多个信息源得知，此前，TI、ADI的模拟芯片在高中低端市场占有率都很高，尤其在高端产品方面，市场也近乎完全依赖于TI、ADI等国际大厂，有数据显示，在汽车电子领域，模拟芯片国产化率仅10%。资深芯片行业人士陈启等多位人士表示，中低端模拟芯片国产芯片可以顶上，关税也让TI、ADI的中低端产品失去了竞争优势，但高端模拟芯片TI、ADI产品型号众多，“成千上万”国内外无论是在产品类型和性能上短期内都难以找到替代产品，所以有囤的价值。陈启等多位行业人士向《财经》表示，国内一批TI、ADI分销代理厂商手里囤着货，等着涨价。他认为，这一行只要有需求就难免有芯片囤货和非合规交易，但这一次，芯片贩子可能不会像上次那样挣个盆满钵满。原因很简单：上一轮缺芯赶上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飞速成长期，外加供应链问题，车企们不得不花大价钱抢购车规级高端模拟芯片，如今需求端对高端模拟芯片的渴求程度并没有前两年那么高，所以陈启预测芯片涨价的范围、幅度、影响力不如5年前。研究机构伯恩斯坦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对英特尔、德州仪器和 ADI 公司等美国公司来说，新规至少需要他们对制造地点和物流进行一些调整。伯恩斯坦指出，虽然许多这类公司在全球其他国家也设有生产基地，但英特尔的业务高度全球化。该公司的零部件往返于中国。此外，关税也可能使德州仪器的通用模拟芯片短期内价格上涨，这也可能促使客户尽可能转向本地供应商。德州仪器在中国已经面临来自本土模拟芯片制造商的巨大竞争压力。2023年，德州仪器将平均售价下调了约30%，但这一策略并未大幅提升市场份额。姜蕾告诉《财经》，比起短期内市场可能对芯片出现应激性需求，她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半导体整体正处在复苏行情中。就她个人的感受而言，去年四季度开始，ADI等厂商的交货周期在变长，一些高端产品在关税战前已经出现了需求增多现象。很多人认为2024年底芯片行业已经利空出尽了，因此今年过完年，不少行业老人又都回来了。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数据显示，2025年2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549亿美元，较2024年2月的469亿美元同比增长17.1%。这也是全球半导体行业创下的2月单月销售额历史新高纪录。姜蕾认为，目前行业里最想炒作行情的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想借机清库存的人；另一些是炒短线的外来资金，而如果没有真实的需求，炒作的可操作时常也只能维持一两个月就会慢慢平淡。但是，如果行业真的在复苏的上升通道里，库存被消化得差不多了，此时又叠加了摇摆不定的关税和摇摆不定的外部的政治环境，也就是说，只有需求真实存在，才有可能会带一波行情出来。总的来说，芯片进出口贸易还是一个影响相对可控的地带。姜蕾认为，更受影响的是晶圆厂设备材料。她说，已经出现了一些厂商在准备提前流片。

远洋渔船上的谋生

在远洋渔船上谋生，要适应特殊的生存法则。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这份声称一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兴，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介绍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颀拯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颀拯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3月11日，山东荣成市一艘远洋渔船在公海发生杀人案，船长遇害。4月8日，遇害船长家属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涉事船只已经回国返港靠岸，嫌疑人被警方抓获。该案也引发了公众对远洋渔船上船员生活状态的关注。离开陆地：未知与隔绝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兴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需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兴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兴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颀拯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三次体检，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颀拯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幡，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渔船出发前的仪式。本文图片均为 李颀拯 摄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十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晕船是第一道难关。李颀拯连吃了两颗晕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晕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兴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振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兴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兴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颀拯每两三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卫星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颀拯说。后来阿兴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兴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两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三个月，阿兴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两年或三年，在海上作业五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兴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一万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一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儿，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一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一年了，再熬个一年也没什么。船员在处理渔获。机械的工作，单调的日常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获，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兴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六人一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两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两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四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仓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二十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两三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兴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兴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钓获的鱿鱼。阿兴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兴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兴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兴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兴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十二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捕鱼。人与海，鱼和浪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十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一百多米，上面挂着十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六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颀拯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舱。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兴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兴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他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兴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兴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李颀拯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兴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摇晃。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风浪中的船。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兴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质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兴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十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砸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七八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船员在风浪中。生存法则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兴和阿环、李颀拯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颀拯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小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兴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三四十年。阿兴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一句话，阿兴也很知足。李颀拯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颀拯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在海上30天时，李颀拯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颀拯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两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颀拯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颀拯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颀拯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般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互相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均为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钓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兴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兴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两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有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颀拯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颀拯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颀拯，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其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渔获。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船员。“能上山，莫下海”“能上山，莫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颀拯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颀拯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四个月，他又登上29号远洋渔船，这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缘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每天夕阳西下时，庄军习惯于在船边静静望着中国的方向。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四五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两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鱿鱼渔船。两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一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兴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兴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便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七八个月后，阿兴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十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兴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兴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异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兴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海鸟飞过海面。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兴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兴的头发长得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晕船，回来的时候是晕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兴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兴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等。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颀拯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颀拯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四十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李颀拯在船上三十天的变化。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在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颀拯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颀拯打了个寒战。出海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兴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兴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去年结了婚，今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夕阳下，船员们停下手上的活计，站在船头。

在县城做亲子鉴定，揭开婚姻中的人性阴暗面

说起亲子鉴定，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家庭伦理剧中那些石破天惊的狗血剧情，而亲子鉴定这一行的从业者，也常常被冠以“绿帽鉴定师”、“家庭破坏师”、“人性检测员”等称号。来自某中部省份十八线小城的阿黄今年35岁，是一家亲子鉴定中心的负责人。由于阿黄所在的机构是方圆百里内唯一一家有资质做亲子鉴定的机构，从业近十年，阿黄每天目睹伦理闹剧，看遍了婚姻和亲情中的阴暗角落，见识了千姿百态的县城秘辛。阿黄说，一次亲子鉴定的价格在800至1200元不等，几乎占本地人均月收入的一半，“每个推门进来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往往经过了深思熟虑”。人们为何而来，拿到残酷结果后又如何离开？以下是阿黄从业多年的亲历故事。一、一份特别的工作很多人以为司法鉴定机构是公家的，实际上，司法鉴定机构是一种社会机构，只要经过司法行政部门核准，具备了司法鉴定资格，就可以开展业务。因此，有的司法鉴定机构隶属于医院、科研单位、高校，也有的机构是我们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我在中部省份的一座十八线小城生活，大学学的是生物分子专业，毕业后回到老家，成了一家民营医院检测中心的推广负责人，收入勉强糊口。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我兼职代理了这家司法鉴定机构在本市的业务。我所在的小城，主城区大概十多万人，其余地方都属于县城。小地方比不上大城市，一个月的业务量两只手能数得过来。我们的业务一般分为三类，司法亲子鉴定、隐私亲子鉴定和胚胎亲子鉴定（又称“产前亲子鉴定”），前两类占了业务量的大头。来做司法亲子鉴定的人，大多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们省不支持婚姻异地登记，前几年因为疫情，有些常驻本县的夫妻无法回户籍地登记结婚，于是先举办了婚礼，然后怀孕生子，等到要给孩子落户时，再来补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司法亲子鉴定的采血过程，全程需要录像 | 图源受访者不过，业务量更大的还是隐私亲子鉴定。我曾接到过的最奇葩的需求，是客户问我做不做私家侦探，给了我孩子的照片和信息，想让我不经意地拔孩子一根头发，验证是否有亲子关系，搞得我哭笑不得。真实生活中的亲子鉴定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戏剧化，其实过程很简单，委托人无需到场，将检测样本邮寄到我们鉴定中心即可，常规样本是血迹、口腔拭子、毛囊发等，如果采集不到这类样本，也可以拿牙刷、指甲、男性精斑、流产物、经血等特殊样本代替。亲子鉴定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对比亲代和子代DNA样本的相似性，来确定亲子关系。整个过程主要分为这几个步骤：处理样本、提取DNA、进行PCR扩增和基因测序、出具报告，一般需要一周时间，正常价格是800元，加急会更贵一些，之前有客户为了隔天就拿到结果，付了3000元。用于亲子鉴定的血迹样本 | 图源受访者小地方想要打开市场，主要靠口口相传，前几年我还经常发朋友圈宣传，现在基本不怎么发，也有人通过朋友介绍找上门来。前几天和上海某同行聊天，我发现对方有很多女性客户，而我的客户以男性为主，大多是80后、90后。要说这群客户有什么明显特点，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矿工家庭。我们这儿属于产煤带，矿工下井时间固定，且打连班（指连续班次的工作）的多，很多人长期不在家，时间久了，另一半就容易发展婚外情。发展婚外情的不止是女方，男方也不少——长期在生死一线混饭吃，或许早就看透了活着的本质，一上地面就想尽情享受，找女人、花钱挥霍。小地方都是熟人社会，等到孩子长大了，无论长得像不像父母，别人都会在背后议论。尤其是我们这里有给孩子过满月、过周岁、过三岁生日的习俗，大聚会上，难免有人对孩子的外貌评评点点。若是找不到一点像爸爸的证据，便会有人开口安慰，“还是和妈妈亲，长得像妈妈”。一两个人这么说倒还好，说的人多了，当父亲的慢慢就能听出其中意味，心态也就渐渐崩了，一心只想来我们这里求个答案。正如网上说“没有人能笑着从男朋友的手机里走出来”，我这里也很少有男人能笑着走出去，知道结果后，他们面临着严重的婚姻危机，直接离婚的占多数，因此也有人把这一行称为“婚姻粉碎机”。二、婚姻粉碎机从业这些年，我见识了太多狗血的故事。每一个推开这扇门走进来的客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在亲子鉴定报告面前，人性的复杂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曾接待过这样一个客户，对方几乎称得上是“十好男人”——结婚时给了女方十几万彩礼，房子写着妻子的名，事事顺着妻子的心；老丈人和丈母娘都是农村的，没有退休金，老丈人的腿还残疾了，全靠这个女婿照顾，带去省城看病。两口子感情很好，上奉父母，下慈子女，家庭和睦。这个客户告诉我，他从来不看妻子的手机，直到有一天妻子洗澡时，手机落在茶几上，上面跳出了一条陌生男士的消息，“回去了没有？”妻子洗完澡出来，他随口问了句对方是谁，妻子谎称是同事，他也没有多想。过了几天，他半夜失眠，看到妻子的手机又亮了，那边问她，“你还生我气呢？”他突然意识到，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他立即把妻子叫醒，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妻子这才交待，前男友回来了，这几天出去见了面。妻子声泪俱下地认错，保证不会再联系了。但是丈夫心中却埋下了疑团：孩子明明是怀孕8个月出生的，为什么他去问医生早产儿要不要住保温箱时，医生却说不用，孩子是足月？仔细回想结婚后的种种异样，他决定来我这里做亲子鉴定。得知孩子确实不是自己的，他整个人脸色煞白，在座位上愣了好久，才喃喃说起自己对妻子有多么好。当时他向我求助，说“你这种情况见得多，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得看你自己的考虑，孩子是无辜的，且一天比一天大，一口一个“爸”，叫得你冰山也该融化了，做决定得慎重。没几天，他问我有没有离婚律师的微信。显然，他还是过不了自己内心这一关——再好的男人也难以接受枕边人的背叛。县城街景| 图源受访者也有客户死活不愿意相信鉴定结果，问我是不是弄错了，基因变异了？我掰开了揉碎了给他科普，说绝对不可能错，他痛苦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还有一个客户也让我印象很深，他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带着孩子来找我们做亲子鉴定。他有两个孩子，一开始本来只给老大做，刚采完样出门没五分钟，又立马折了回来，说给老二也做一个吧，又交了一份钱。一个礼拜后，我拿到结果时都震惊了，两个孩子，一个10来岁，一个七八岁，都不是他的！我都不知道这通电话该怎么打，一通电话结束，这个家庭就被毁了。我很忐忑地按出号码，问客户方不方便说话。对方一听这语气，知道大概率是出事了，足足沉默了十来秒才说，“等会儿给你打过去”。隔着电话线，我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想来也定是心如刀绞，面色如土。没几天，他也向我咨询了和离婚相关的事宜。我经历的这么多案例中，知道孩子并非亲生后，几乎没有男人愿意做“接盘侠”。见得多了，我也大概知道了这种情况下的离婚流程，除非女方能举证，怀孕期间告知过男方孩子不是他的，否则男方有权追回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赠与、婚礼花销以及怀孕生子等抚养费。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男方只是要回彩礼，抚养费就不提了。我也接待过女性客户，但属于极少数的案例，多是风月场所的从业者。我记得有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来做胚胎亲子鉴定，打扮得浓妆艳抹，非常成熟，来我办公室坐了不到十分钟，整个房间已经充斥着她的香水味。她属于孕早期，要抽静脉血给孩子找爹，估计是要打胎钱。做产前亲子鉴定需要签订协议| 图源受访者第一天，她带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来留样，结果不是。隔了几天，她又带了一个年轻男孩来留样，那男孩一看就是个毛头小子，估计也才20岁出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结果依然不是。第三次，她带了一个中年男人，那男人高大魁梧，面容黢黑，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生怕别人认出他来，明显有家室。我给他取血时，他的手掌上全是厚厚的老茧，针很难扎进去，一看就是常年在工地干活的包工头。他在我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双唇紧闭，全程就说了两句话“好了没”、“能走了吧”。测试结果出来，孩子就是他的，女孩终于松了口气，理直气壮地找男人要钱。见多了这种事情，很难说男人和女人谁会在道德上更胜一筹。你若问我还相不相信人性和爱情，我也说不好。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经验解释世界。我想我的感悟就是那句话：看过了残酷，才能意识到真情的可贵。三、亲子鉴定的现实意义当然，亲子鉴定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分辨渣男渣女，还有许多现实作用，比如处理遗产纠纷、办理移民签证、寻亲打拐、解决抚养权纠纷等等。我曾接到过本地公安局的电话，让我给一个20多岁的孩子做亲子鉴定。这孩子十几年前被拐卖到西南山区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没找到买家，后来在孤儿院长大。贵州警方查到，这孩子出生时留的基因样本在我们当地，希望让我们帮忙，看看能否在基因库找到他的家人，让失散多年的一家人团聚。也有人是为了经济原因，来找我们做亲子鉴定。有一个客户移民国外多年，孩子是中意混血，拿着外籍护照。孩子放暑假时，这个客户专门带孩子回来，做他和他儿子以及他父亲的三代人检测，因为客户的老父亲住在农村，户口本只剩下老父亲一人，若是老父亲去世，名下的宅基地和耕地都要被收归集体。为了继承家业，客户决定让自己的儿子落户回老家，和我说“想让娃娃认祖归宗当中国人”。由于亲子鉴定报告的用途很广，这几年，一些行业乱象我也有所耳闻。比如网上有新闻曝出，有人会钻空子，利用亲子鉴定报告给非法代孕的孩子上户口；甚至还有司法鉴定机构伙同医院伪造鉴定结果，公然买卖婴幼儿。对于这种行为，我深恶痛绝，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绝对不会这么做。做亲子鉴定也需要坚守职业原则 | 图源受访者很多人对我们这行有偏见，认为亲子鉴定的存在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和谐。但我不赞同，人的道德难道是有了亲子鉴定技术后才崩坏的吗？在我们村，若想评价一个人不好，有一句流传了几十年的老话，叫做“也不知道是谁大（爹）养下的”，本意是想追溯子不教，父之过，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当年村里男女关系的混乱——我们村的麻将馆有个老手叫二班，50来岁，明面上看着是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同村陌生人，我姑私下开玩笑却让我叫他“叔”，因为他长得和我已故的大爷爷（爷爷的哥哥）一模一样，肯定是我大爷爷的孩子。活到了这个岁数，已经看透了人性，不需要任何鉴定，真相究竟如何，人人心里都有一面明镜。

重庆出现数千次雷电 有医院四小时接诊310名雷暴哮喘患者

中国重庆星期五（4月11日）凌晨出现数千次雷电，多家医院在这段期间接诊多名雷暴哮喘患者，有医院短短四小时接诊了310名患者。综合中国上游新闻和中央广播电台总台旗下的“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报道，4月11日凌晨开始，重庆多地迎来雷雨。截至11日早上6时，重庆当天雷电活动次数超过6000次。当地多家医院急诊科在11日凌晨开始接诊的雷暴哮喘患者均有上百位。重庆市中医院急诊ICU（加护病房）南桥寺院部主任罗真春指出，从凌晨1时到4时这三个小时，该院急诊科接诊了120多名因为雷暴天气导致呼吸道疾病急性发作的病人，该院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应急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患者治疗，保障前来求诊的患者都能及时救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则在短短四小时，共接诊了310名雷暴哮喘患者，但这些雷暴哮喘患者全部转危为安，大部分患者已离院，仅少量患者留院观察。罗真春介绍，雷暴哮喘是因为雷暴天气导致空气强对流，会让空气当中粉尘、花粉等悬浮物浓度短时间急剧增加，人吸入后会导致相应气道的高反应，出现呼吸道不适。罗真春提醒，当出现雷暴天气时，有哮喘、慢性气管炎等基础疾病的人，可以使用家里平时使用的气雾剂来缓解症状。如果是出现了比较轻的过敏症状的人群，则可以口服抗过敏的药物，但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就要及时到家附近的医院急诊就医。

揭秘东旭集团造假手法：关联壳公司充当上下游推高业绩,“一鱼多吃”侵占百

东旭集团的造假之路，走到了尽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对东旭集团证券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据查，东旭集团及其旗下上市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业绩造假累计数百亿元，并以此募集资金、发行债券超百亿元。东旭集团的掌门人是李兆廷。李兆廷曾以235亿元财富成为石家庄首富，巅峰时期手握东旭光电、东旭蓝天、嘉麟杰等三家上市公司实控权。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东旭集团注册的一批关联公司，常年出现在集团及两家上市公司东旭蓝天（000040.SZ）及东旭光电（000413.SZ）的不同业务板块中。有时候，这些壳公司是东旭集团环保建材业务的供应商或大客户，有时候，同一家壳公司又会成为东旭光电玻璃基板业务的最大供应商，同一时间，这些壳公司又从大客户，摇身一变成为东旭蓝天收购光伏电站的交易方。而东旭集团及其掌控的上市公司，可能利用这些关联的壳公司充当销售业务的上下游，以“左手倒右手”的模式推高虚假业绩。而在客户或供应商中出现隐秘关联方的情况，最早在2012年就已出现。除了业绩造假，东旭集团更通过预付账款等方式，侵占了上市公司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合计169.59亿元，更以财务公司存款名义挪用超过100亿元资金。清流工作室发现，除了此类资金外流，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蓝天，还曾收购外部公司及光伏电站、代偿股东借款，此类交易累计流出资金也达数亿元。这些交易，被包装为东旭蓝天与第三方公司的公平交易，实则交易对方均为东旭集团的关联方。随着东旭集团造假及侵占资金的罪行被揭露，其公司及高管已被罚处。然而，被侵占的百亿元规模资金仍未获得归还，追踪东旭集团的资金流向，将是监管的下一个工作要点。“左手倒右手”推高业绩？经河北监管局调查，2015至2019年期间，东旭集团虚增收入累计478.25亿元，虚增利润累计130.01亿元，虚增货币资金447.9亿元（最高）；上市公司东旭光电虚增收入累计167.6亿元，虚增利润累计56.27亿元。在监管介入后，东旭集团、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承认了部分关联方，这些隐秘的关联方多年来出现在东旭系的供应商、客户名单中，暗中推高东旭系的业绩，并助其从A股市场、债券市场获得巨额融资。清流工作室发现，早在2015年以前，东旭集团的上下游就出现隐秘的关联方，或常年进行“左手倒右手”的游戏。2013至2015年，东旭集团以环保建材销售为主要业务，其第一大客户、第二大客户分别是北京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晟源”）和北京熠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熠彩照明”）。这两家大客户，是东旭系明显的关联方。工商信息显示，北京晟源、熠彩照明2014年及2015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监管介入后，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蓝天曾在2024年承认，熠彩照明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之一。2014年，这两家关联客户贡献的销售额高达29亿元，占据东旭集团全年营业收入的半壁江山。到2015年，两家客户贡献的销售额仍然逼近29亿元，占据全年营业收入的三成。更诡异的是，东旭集团的供应商也是其控制的关联方。2015年，东旭集团向3家供应商北京曼尼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曼尼奇”）、宁波皓元凯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皓元”）及天津卧盈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卧盈涵”），总计预支付材料、设备采购款高达31.6亿元。上述三家供应商，都曾在2015年与前述客户北京晟源申报了同一个企业电话。2024年，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也公开承认，北京曼尼奇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这意味着，在2015年，东旭集团向三家关联供应商支付了31.6亿元的货款，又同时从两家关联客户获得了近29亿元的销售订单。如果这些所谓的交易并无商业实质，其虚增的营业收入或达29亿元。东旭集团另一块重要的业务，是“装备及技术服务、玻璃基板生产销售”，由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经营。然而，带着“高科技”光环的玻璃基板销售业务，其交易链条似乎与环保建材销售业务并无二致，其供应商及客户中均出现东旭系的关联公司。由于东旭光电一直隐藏其客户及供应商名单，最早能追溯到其交易名单的时间为2012年，彼时恰逢东旭集团收购东旭光电控股股东满一年。这一年，东旭光电的前五大客户清一色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这些公司总计贡献了6亿元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77%。比如，第一大客户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后者的控股股东为东旭集团创始人李兆廷。第二大客户东旭（营口）光电显示有限公司，则由东旭集团和五矿（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等合资设立。而在这一年，东旭光电的上游也出现东旭系的“老熟人”北京曼尼奇，其作为第三大供应商向东旭光电供货3600万元。这是否意味着，东旭光电所谓高增长的玻璃基板业务，也是通过关联方充当上下游实现的？到了2016年，“装备及技术服务、玻璃基板生产销售”销售额大幅增长，逐渐成为东旭集团的主营业务。在此业务加持下，东旭集团的年收入从2015年未足百亿，到2016年超200亿规模，到2017年涨至380亿，2018年营业收入更突破500亿。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正是凭着这几年的业绩，成功获得了巨额融资。据监管查明，依靠虚假的业绩，东旭光电于2017年违法募集资金75.65亿元，东旭集团于2018年违法募集资金35亿元。“一鱼多吃”掏空上市公司除了业绩造假获得巨额融资，东旭集团还通过各种手段从两家上市公司挪走了百亿级别的资金。根据东旭光电披露，其曾于2018年至2019年，向东旭集团关联公司北京曼尼奇预付了高达34.57亿元的采购款，委托其代采玻璃基板等生产所需的设备。而这只是东旭光电与关联供应商交易的冰山一角，据东旭光电此后披露，其以采购设备、支付工程设备款等名义，总计向不同的关联供应商支付了95.95亿元。这些公司最终并未交付任何设备，甚至部分悄然注销，最终被认定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至今未能追讨。东旭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东旭蓝天，几乎套用了同样的模式。其声称从事光伏产业，年营业收入达七八十亿元，但也从未披露供应商及客户名单。据其披露，东旭蓝天也是向东旭集团大量的关联公司采购光伏设备支付预付款，其又声称从事EPC工程，又向大量关联公司支付巨额工程款，合计无法收回金额高达75.27亿元。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除了大额预付款流向大股东关联方，还有部分资金，是以股权收购的形式流向关联方。2020年6月，东旭蓝天子公司东旭蓝天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厚德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厚德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6亿元收购鼎晖恒业集团有限公司23.84 %的股份，后者是一家年利润亏损的公司。这家收到6亿元巨额资金的北京厚德义公司，也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后者更直接由李兆廷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9年，东旭蓝天又曾向东旭集团关联方熠彩照明，收购一家光伏发电企业张北熠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到了2022年，因发电量大幅下降，东旭蓝天对其计提商誉减值0.34亿元。此外，东旭系还在收购部分电站后，以代偿还股东借款的形式进一步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东旭蓝天在2021年声称，承债式收购蒙阴及都昌电站，不仅支付原股东0.72亿元的收购款，还代蒙阴及都昌电站当期支付了原股东往来款1.6亿元。而获得这两笔资金的蒙阴及都昌电站“原股东”，正是东旭集团的关联方——熠彩照明。时间往前，东旭蓝天还曾在2018年收购了吉林华众电站，同样在支付0.01亿元收购款后，又支付了原股东往来款约0.3亿元。而获得资金的“原股东”，是东旭集团的另一家关联公司北京晟源。更有巨额的资金，则被存放在东旭系财务公司，难以追讨。资料显示，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分别有28.91亿元及75.31亿元资金存放在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东旭财务公司”），存放后即提取受限，无法自由支配。东旭财务公司由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各持有60%及40%股权。种种现象显示，这可能是一笔有预谋的资金转移计划。东旭蓝天在2018年5月才通过各项程序，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在当年年底就宣布出现经营困难，两家上市公司合计百亿规模资金自此一去不返。随着监管介入，东旭集团业绩造假、侵占资金的罪行得到查处。然而，这些通过种种手段套走的资金，合计超过200亿金额，却至今未能追回。河北、深圳证监局在3月28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公告中表示，将继续督促东旭光电、东旭蓝天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追回被东旭集团及相关主体非法占用的资金。

又有宠物医院被爆部分门店停业，曾获红杉投资

又有连锁宠物医院陷入闭店风波。近期，关于萌兽医馆多店关门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拖欠员工工资及消费者充值卡无法使用等相关帖子均有较多评论。4月9日，就部分门店暂停营业以及资金链相关事宜，时代财经致电萌兽医馆求证，截至发稿，未能拨通。同日，时代财经从美团平台检索发现，在北京和杭州，分别有1家和3家名为萌兽医馆的宠物医院显示暂停营业。时代财经分别致电上述医院，仅有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萌兽医馆能接通电话，杭州暂停营业的3家则显示电话为空号或未缴费。对于当前营业情况，北京市德胜门外大街的萌兽医馆的工作人员对时代财经表示，目前该门店正在营业，但是换了一批人，“我们是在4月初全部换了一批新的人。后续我们有可能会更换掉萌兽医馆的名字。”就充值卡消费相关事宜，前述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没办法确定，可以优先考虑去增光路店的萌兽医馆使用。”同日，时代财经联系北京市增光路店的萌兽医馆，其工作人员表示，（其他门店充值的卡）暂时可以在其门店使用，不过其亦提到，“后续能不能用现在不太确定，需要看公司会不会给我们结账。”萌兽医馆微信公众号显示，萌兽医馆成立于2018年，隶属于启晟（天津）宠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启晟宠物”），是一个提供宠物医疗服务的连锁品牌。据天眼查，启晟宠物注册资本为6092.056万元，实缴资本为5142.056万元。目前，启晟宠物已经显示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标签。2018-2023年，启晟宠物已完成5轮融资，唯一一次披露融资金额的是B+轮，显示融资数亿元。从资方背景来看，启晟宠物的投资人不乏知名投资机构。根据萌兽官网，其获得红杉资本A1、A2轮投资，获经纬中国、沂景资本、58基金、昭阳资本B轮投资。在资本的加持下，萌兽医馆迅速扩张。萌兽医馆在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的一篇推文中称，自2018年成立至今，随着4年来的快速发展，萌兽医馆从最初的几名员工成长为拥有1500余名员工，60余家宠物医院，4家转诊中心的多元一体化宠物医疗服务企业。到了2025年，官网显示，作为专注于宠物健康的医疗连锁机构，萌兽医馆旗下拥有超100家宠物医院，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宁、成都等一线、准一线城市。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宠物医院受到资本青睐，门店数量不断增长。万联证券研报显示，目前宠物医院主要分为大型连锁宠物医院、小型连锁宠物医院以及单体机构。企查查则显示，我国现存1.7万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注册量方面，2020年以来，我国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每年注册量保持在1800家至2500家之间，2024年全年，我国累计注册1922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截至今年4月9日，2025年我国已注册516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相比2024年同期增加11.9%。在高速增长后，相应的问题亦逐渐暴露。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关于宠物医院倒闭的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宠物医疗行业相关人士黄海军（化名）告诉时代财经，经营不善关店是宠物医院资本化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宠物医院）开太多，门槛降低，兽医靠技术、经验能力，资本催熟太多了”。

中国反腐触及舞蹈界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中新社）中国纪检部门节假期间打虎不歇，在清明假期首日通报舞蹈领域三人落马，再次释放反腐无禁区的信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个星期五（4月4日）晚上9时通报，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和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以及安徽省马鞍山市监委监察调查。16分钟后，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落马三人为舞蹈界核心人物同时被查的这三人，可谓中国舞蹈领域的核心人物，也算是中国文艺界的大咖。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1岁的冯双白身兼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他是一名舞蹈理论家和评论家、编剧、大型晚会策划人和撰稿人，先后创作了《咕哩美》《妈勒访天边》《水浒》《玉鸟》《风中少林》《花木兰》《水月洛神》《大禹》等多部舞剧、舞蹈诗作品。作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一把手，冯双白也策划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等国家级赛事，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2015年当选中国舞协第10届主席，2021年连任第11届主席。至于今年将满62岁的罗斌，他与冯双白同期当选中国舞协第10届、第11届副主席，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舞蹈系主任等职，并且曾主导制订《中国舞蹈考级》国家标准。中国舞协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曾主导制订《中国舞蹈考级》国家标准。（互联网）49岁的韦立则身兼中国舞协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舞蹈考级》教材执行副主任。中国舞协成立于1949年，是中共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舞蹈家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官网形容舞协是“党和政府联系舞蹈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涉及舞蹈考级腐败？官方没有说明这三人为何被查，也没有透露他们的案件有无关联。经常抢先报道贪腐官员落马内幕案情的财新网，引述一名唐姓的举报人披露，三人被查可能涉及中国舞蹈考级中的巨额腐败问题。举报人认为，中国舞协利用行业影响力和主办方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设置考级教学规则和职业准入限制，并联合各省级舞蹈家协会和承办单位，与各地市培训机构共同违法教学和牟利。根据中国舞协官网的介绍，2006年1月经原文化部（现文旅部）正式批准，舞协开始组织跨省份舞蹈考级，同时推出《中国舞蹈考级》教程。到了2014年11月，中国舞协发布关于规范舞蹈考级工作的声明，称鉴于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成立，中国舞协舞蹈培训学校职能终止，舞蹈艺术考级市场有多个部门组织的多种形式的考级教材，中国舞协官方认定的唯一舞蹈考级培训教材是《中国舞蹈考级》1至10级教材。中国舞协对没有学习过这个教材的教师，不颁发中国舞协的任何教师资格、注册证书；对没有学习过教材的学员，中国舞协将不予考核，不颁发中国舞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据中国舞协2015年3月开始执行的“中国舞蹈考级”简章，使用中国舞蹈考级教材的单位，由持有中国舞协考级师资证书的教师完成教学内容后，参加考级活动，需统一教授中国舞协考级教材，每批考生的名单应附授课教师“中国舞蹈考级”师资证书原件或复印件，不具备此资质不能推荐考生参加考级。中国舞协称，自2020年1月起已全面暂停“中国舞蹈考级”师资培训业务，并停止发放教师资格证及注册舞蹈教师证。不过，举报人透露，舞协并未停止发证，而是将业务授权给各省份代理，他于是向中央巡视组举报，而据他了解，冯双白、罗斌和韦立已在今年1月被带走调查。事实上，考级培训的相关问题早已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文联党组曾在2016年4月通报巡视整改情况时，承诺及时对部分协会举办的考级、培训活动进行清理整顿，规定今后不再收取各种考级、培训班的管理费，只收取教师资格证书和学生考级证书制作的工本费。通报当时并没有点名舞协，但有分析认为当局剑指的部分协会包括舞协。五年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一篇分析“明官暗商”的文章中披露，舞协一名殷姓秘书长以其任职的舞协名义承办舞蹈考级，安排舞协工作人员负责考级的组织实施，但要求相关考级点将考级款汇入某公司。调查显示，殷姓秘书长利用主管单位的管理漏洞，指使其朋友成立公司负责考级业务的资金结算，由其本人与丈夫在幕后实际控制该公司，以看似帮朋友经营谋利的表象，掩盖自己利用“影子公司”贪污单位公款的犯罪事实。家长担忧只是冰山一角如今，冯双白、罗斌和韦立三人落马，据传可能也与考级问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清理整顿的工作展开至今仍有加强的空间。一些家长也担心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人直言，“孩子学钢琴也考级了，这要是也出问题，我真得哭晕在厕所了”。观察者网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总结三人的角色：冯双白长期主导大型剧目创作及资金分配；罗斌掌握人事任免和项目审批权；韦立则被指操控舞蹈考级标准和培训市场，形成利益输送链条。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也是中国舞协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舞蹈考级》教材执行副主任。（互联网）文章认为，案件暴露出艺术领域权力寻租的典型路径：从评奖到考级，从资源分配到行业话语权，均可能成为腐败温床。文章进一步分析，问题的本质在于考级市场的垄断与监管的缺失。一方面，家长为让孩子获取考级证书，不得不向机构支付高昂费用，而机构为维持资质需与考级管理者“合作”，这种模式滋生灰色交易，损害行业公信力。另一方面，舞协兼具行业自治与半官方属性，其领导层常以“德艺双馨”形象示人，但实际运作中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冯双白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反映出“行业自治”与“行政监管”的衔接漏洞。近年来，文艺界的反腐力度已在持续加大，书法、美术、音乐等领域不时有人被官宣落马。而今，舞蹈也受波及，表明又一门旨在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培养人们涵养的高雅艺术，已沦为一些人牟利的工具。舞蹈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家长们的希望乃至一个民族的文脉，当中的腐败行为无疑将削弱舞蹈作为承载文化与历史的核心价值及使命。

中国商人遭撕票 中使馆领导吁菲动员一切力量尽早破案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星期五（4月11日）社交平台公布，一名中国公民在菲遭绑架遇害，使馆领导也呼吁菲方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该中国公民同其菲籍司机被害。使馆向两名遇害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对凶手予以严厉谴责。使馆也说，获悉当事人遇害后，使馆领导立即向菲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针对近期涉中国公民绑架等恶性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认真倾听华社呼声，与菲华主要社团共同商讨对策，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在菲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安全与合法权益。使馆续称，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对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长期以来，驻菲使馆积极推动中菲执法合作，严厉打击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活动，同时密切跟踪菲当地治安形势，及时发布各类安全提醒，组织预防性知识讲座等，着力提升旅菲华侨华人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使馆也说，下步将继续敦促菲方加大力度，全力侦破有关案件，严惩凶手，严格执法，加强治安，还华社安宁。使馆也提醒在菲及近期拟来菲中国公民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驻菲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遭撕票的是商人郭从愿（Anson Que）。郭从愿和他的司机失踪两个星期后，两人的尸体星期三（4月9日）被寻获。

破坏营商环境，三河市/市委书记被免职

4月15日，针对三河市“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底色”等问题，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情况通报表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调查组经初步核查，主要问题基本属实。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三河市委主要负责人免职处理，并责成三河市委、市政府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全面整改。一张绿色的蜜雪冰城的门店招牌图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网友热议，一直以显眼的红色为主色调的蜜雪冰城招牌，却在三河市的“禁色令”下改色。如此强制性规定显然忽视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市场规律。让人不理解的是，门店招牌颜色究竟有何妨碍？“禁色”“改色”又有何依据？这一政策的制定既看不出充分调研，也看不到科学论证，而是简单粗暴的一纸通知，就直接要求商户更换招牌。这是一拍脑袋的决策，还是个人审美偏好经由公权力的扭曲放大？要知道，门店招牌颜色也是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像蜜雪冰城这样的知名品牌，“红色”无疑是其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标志。无端地要求门店招牌改色，一方面是增加了额外的经济支出，另一方面也是在损害品牌价值。实际上，类似的规定也非个例，此前亦有网友晒出某街道上整齐划一的黑底白字招牌。官方对于市容市貌的管理固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无理取闹”的举动，不免有些好笑。一个城市的招牌的美与和谐，不是“一刀切”的统一。中国广告协会在三河店招事件之前，已发现不少城市发生过类似情况，中国广告协会标识专业委员会也通过不同渠道反映过意见，呼吁有关管理部门重视广告店招规律和功能作用，尊重店主的创意。不理解地方历史文化，不尊重商业市场价值，粗暴地以统一的颜色，甚至一模一样尺寸的招牌，试图制造城市的秩序井然，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懒政呢？“一刀切”的统一号令之下，让店铺、城市，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色彩，也就失去了灵魂。缤纷多彩亦是城市活力的体现，街道两侧店铺形色各异的招牌是商业经济的繁荣，也是城市生活的烟火气。“统一店招”的脚步早应该停下，重新审视城市规划的美感。对于店招的管理，相比于看重表面的整齐划一，不如多花些心思，引导店招的个性化和美感并存，与整体街区、城市建筑风貌相匹配。中国广告协会认为，三河市的 “禁色令” 应该是一堂深刻教育课，在城市管理中，应正确处理好城市形象与广告店招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和商户权益，让广告店招更好地服务消费、提振消费。前述情况通报也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同时健全长效机制，对侵害群众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零容忍”，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但目前，通报尚未提及，对相关商户更换招牌，及后续恢复招牌等导致的损失如何补偿。

猛犸象要来了？科学家宣布“复活”史前物种“恐狼”

专注于重现灭绝动物猛犸象（长毛象）、渡渡鸟、袋狼的美国德州达拉斯生物技术公司Colossal Biosciences，7日宣布“复活”史前物种恐狼（Dire wolf，学名Aenocyon dirus），并强调这是首次有灭绝物种重新回到世界上。据《CNN》报导，Colossal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利用从2块恐狼化石提取出DNA，组装了2套恐狼基因组，与现存犬科动物例如狼、豺狼、狐狸的基因比较后，确认恐狼所具有的遗传特征。科学家指出，他们使用基因分析资讯对灰狼（恐狼现存近亲物种）细胞的14个基因进行20次编辑，复制出最有希望繁殖的细胞并将其转移到卵子中，当胚胎健康发育后就移植到“代理孕母”体内，进行跨物种孕育。Colossal并未说明“代理孕母”是哪种动物，但有消息指称是家犬，最终2只雄性恐狼于2024年10月1日出生；1只雌性恐狼在今年1月30日来到世上，它们被安置在一处秘密地点，有保安、无人机、监视器进行全面监控。Colossal此前相当保密，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恐狼复活的计划，其过程中使用了基因复制和编辑技术，虽然宣称是“复活”，不过实际上算是和恐狼相似的杂交物种。Colossal顾问、斯德哥尔摩大学古遗传学中心教授达伦（Love Dalén）表示，整个基因组中其实有99.9％都是灰狼，公司研究人员是切除了某些灰狼的基因变异，再拿恐狼的特征取代。达伦说，科学界肯定会争论需要改变多少基因才能算是恐狼，但他认为这已属于哲学问题，目前这3只生物确实携带著恐狼基因，而且比任何物种看起来更像恐狼。

一个殡葬师的自白

2022年年中，年近30岁的李殡殡转行成为一名殡葬师。转行之前，她的职业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还未直面过死亡。过去几年，李殡殡送走了400多位逝者，这其中有100多岁的高寿老人，也有匆匆走过人世的孩童。她从亲人口中认识、了解、观察逝者，再将其一生浓缩在几页悼词之中。她陪伴亲属挑选墓地、举办葬礼、烧纸祭拜，将亡者送达另一个世界。葬礼连接生者与亡者，人与人的告别基调是不一样的——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无论殡葬师如何布置葬礼，都“无法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独自送别弟弟的白发老者，“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具孤零零的遗体”，白发老人是逝者的哥哥，他不知道自己离开时，谁又能给他送别；高寿老人的葬礼上，子孙亲友是平静释怀的……几乎每一天，她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她也在现实中接受着最直观的死亡教育，并体察这份职业的价值：“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以下正文以李殡殡第一视角叙述：产品经理的困惑：数据背后，生死是什么样的当我还在做产品经理时，在我心里，死亡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尽管在工作中，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遥远。那时，我正负责着一个与“高危儿”有关的项目，隔三差五，便要到上海各家医院去与医生碰面。从科室正门到会议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病房就在走廊旁边，透过手边的巨大玻璃窗，能够清清楚楚看到病房里的高危产儿。虽说医院是一个生死并存的地方，每天有人出生，每天也有人死去，但高危儿病房却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孩子尚未熟悉世界，就要直面生死，人生一开始，便介于生死之间。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转危为安，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怀有希望。我在那里听到过许多类似的传闻——孩子正在抢救，父母消失了，医疗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双亲已经先放弃了。面对着这些场景，对于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那时候我很怕去医院，但因为工作，又不得不穿过那条走廊，坐在会议室里，待上一个小时，再从原路回到公司，对着电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对于医生们来说，这份工作关乎生死；可对于做产品经理的我来说，只有电脑屏幕上的一串一串数据。我不时会想：数据背后的人是谁呢？他们又来自哪里？我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有没有帮助？这些孩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但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久而久之，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很虚无的感觉，好像不知道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有什么价值。很长的一段时间，每每一踏进医院，我都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情绪里面，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直到夜深人静，走出医院大门，当独自站在街头，望着对面馄饨店飘出团团白烟，那一份鲜活的感觉才重新回来，自己也总算可以暗中深吸一口气，“终于回到了人世间”。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促使我最终做出辞职的决定。2020年春节，我离开这份年薪三十万的工作，计划去读一个心理学硕士，这并非仅仅出于工作上考量，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的，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生命意义，只存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个体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从前的生活，或能够让我从新好好思索一下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接下来的两年，虽然考试经历了两连败，不过在那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和心理学有关的书籍。一个念头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那些不同的人生际遇背后，对每一个亲历者而言，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些过往呢？不同的念头导致了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又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每一个后果，都决定了每一个人生的走向。而这些走向，又构成了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那么，当死亡来临时，有多少人会真的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忽然有一天，我就冒出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想法：我应该去看一看，人在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2022年6月，我进入了上海的一家殡葬行业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摆渡人”。第一次走进墓园印象里，殡葬这行当，从来都出现在社会新闻上面，要么涉及“坑蒙拐骗”，要么遇上了“扫黑除恶”。不过我很幸运，那是一家正规公司，除了要穿得从上到下一水儿黑。入职第一天，我被派去了上海郊区。从闵行到奉贤，四十公里路程，七点出发。车子一头撞上了早高峰，拥在车流中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将城市的轮廓远远甩开，当喧嚣渐渐消散，眼前随之也变得宽阔安宁了起来。这是我第一个任务：与同事一起，陪客户去挑选墓地。不是迫不得已，鲜有人会认真研究死后要葬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对于墓地既陌生，又茫然，还掺杂着恐惧。我同样如此，不过身临其中，却发现眼前倒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荒凉和凋敝，整个公墓仿佛充满生机，反而像个公园一般到处绿油油的。眼前是一片精心修建的草坪，四下里栽满了林木，道路两侧种满了花草，甚至还能见到接驳车，一辆一辆，将扫墓的人们载往不同的区域。而墓碑在远远的地方，一个一个整齐地排列在阳光下，望过去，就如同海平面上的岛礁。同事见我神色好奇，偷偷告诉我，这是因为设计者不希望公墓呈现出阴森森的景象，更希望能让人在探望亲人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就像春游一样的感觉，晒晒太阳，甚至举家一起来个野餐。”不过，墓园终究还是墓园，跟公园终归是不一样的，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欢声笑语，更不要说野餐了。我们被墓碑所环绕，脚步变得缓慢沉重，不知不觉连说话也开始轻声轻语。我静静地看着那些墓碑上的文字，心中盘算着逝者的年龄。他们有的正值壮年，也有的是耄耋之年的老者。如今，属于他们的只有这块方寸之地，墓碑上刻着他们留给后世的所有信息——名字，出生和死亡的年月。还有许多家族墓地，从姓名和出生日期上，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晚辈们埋葬了长辈，未来又被后来人埋葬，这称得上是一种循环。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不光在给别人挑选墓地，也是在给自己选择长眠的地方。在墓园里，我们待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奇怪的是，临别时，我并没有觉察到一丝恐惧，反而心中泛起了淡淡的平静。分别时，客户说很感激我们，因为我们在身边，他觉得心里面很踏实。说起来这样的关系颇为奇异，因为无论如何，大家只是相逢不久，彼此并不熟悉。为什么要感谢一个陌生人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死亡不光意味着终结，同样意味着未知，在见面对未知时，每个人都是茫然的。那天下午，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个老先生做七，需要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带着家属烧纸。回城的路上，天空莫名下起了一阵短暂的雷雨，奇怪的是，等我们一赶到地方，天空又突然放晴了，一道漂亮的彩虹遥遥挂在蓝天上，也将家属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随着纸扎燃起，火苗在盆中一跳一跳，“在那边好好生活”的声音此起彼伏，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团烈焰，片片灰烬被热气吹起，在半空纷飞。一股热流扑面而来，连绵不断。这样的热流让人感到暖洋洋的，我也是开心的，因为感觉就像是在给人送礼物。尽管我对是否真的存在鬼神持怀疑态度，也不确信老人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收到这份心意，但这并不妨碍从此以后，烧纸成为我最喜欢的一个事情，哪怕是在七八月，顶着炎炎烈日。陪家属烧纸（李殡殡供图）最直观的死亡课对我们来说，选墓地和烧纸，只是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日常做的最多的，是给逝者筹办追悼会。传统文化讲究“事死如事生”，身后仪式是大事，过程既琐碎，又繁杂，从灵堂布置开始，到最后安葬，处处少不了忙碌。在追悼会上描绘逝者的生平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为了让大家重新认识逝者，也为了让活着的人感受到那个逝去生命活过的力量。司仪会站在吊唁者面前，把往生者的过往娓娓道来，期间伴随的音乐，各种风格的都有，有的是逝者生前喜欢的，有的是家属特意选的、带着家庭共同记忆的，戏剧、红歌、歌剧、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甚至还有儿歌。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如何描绘出往生者的信息，那是属于我的工作。做这件事情离不开与家属们的频繁沟通，在我眼中，这倒也不算难题，因为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没少与客户沟通过。真正做这个工作后，我很快发现，定义一个产品与定义一个人的人生，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毕竟产品直接且清晰，而人却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就算逝者子女，也很少能准确定义出父母是怎样的一个人，尽管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深受父母的影响。有一次，在了解一个老者的生平时，面对提问，二十几个亲戚各执一词。有人说老者很固执，也有人告诉我老者其实十分随和；有人说老人性格急躁，也有人说老人也有耐心的一面。彼此观点充满了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乍一看很让人困惑，但想一想也实在正常——无论情感上亲疏与否，每个人都只是观察者，逝者内心深处的体会和感受，怕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完全知悉。换句话说，我要像个记者一样，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拼凑出一个人生前的样貌，比如子女名字的来历，也比如老人珍爱的一个小物件。一个家属向我展现了老人亲手做的工艺品，他说：“你看，他整天都在捣鼓这些东西呢。”语气平静，但面露悲伤。这些细节被悉数填充在了文案里面，变成了一段段简练的汉字。我只能尽力还原，无法断定自己的描述是否准确，唯一能确信无误的，也只有上面的生卒日期罢了。葬礼上的场景（李殡殡供图）追悼会上，总有一些故事让人难以忘记。在我入职整一个月时，有一个老人联系我们给自己的弟弟举办葬礼。追悼会放在了殡仪馆最小的礼厅，场景可谓清冷：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个孤零零的遗体，陪在他们身边也只有几个陌生的工作人员。从逝者的状态上，不难猜出死前的遭遇。他骨瘦如柴，指尖上的皮肤已经微微溃烂——这都是照顾不周导致的病变，不知道过世前老人经历了什么。追悼会开始前，确认弟弟遗体时，老人叹了口气，口中的话不知道是说给弟弟，还是说给自己，“人活一辈子也就这样，还有什么告别的。”我没有办法来安慰他，想不出任何话语，只感觉阵阵心痛。虽然我熟悉葬礼的每一个环节，但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未来还很漫长，我从没认真思考过当快要走到生命尽头时，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而老人就站在接近走完一生的地方，显然比我更有资格来做出评判。告别完遗体，逝者也行将化作灰烬了。坐在火化间外的座椅上，老人望着我，忽然很认真地说，希望在自己死后，身后事也全部交给我们来处理。“您的亲人呢？”我问他。“都离开我了。”这是他的回答。他告诉我，自己很久之前离了婚，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并不亲近，能够称得上家人的，也只有弟弟和年事已高的姐姐。弟弟一辈子没有结婚，孤苦伶仃的，好在还可以由他来处理后事。那么等到他自己去世时，那该怎么办？“我弟弟今天这样，能够有人送，有人重视，算是他人生里面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了。”他很平静地聊着弟弟，又好像是在聊着自己。可惜按规定，既然老人有女儿，那就只能由女儿负责。望着老人的脸上那抹失望的神情，连带着我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想一想也是，人不光没法对抗死亡，连自己的身后事也不能做主，还真是挺让人无奈的。不过这也让我忽然想到，假使有一天自己遇到死亡，死后的事情会是什么样呢？我想，那就随它去吧。身体就像一个容器，大限已到，使用权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至于体面不体面，那该由活着的人操心。送别日日周旋在与死亡相关的各项事务里面，慢慢地，我开始适应了殡葬这一行，生活格外充实忙碌。大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有一天跟父母聊起天来，父母感慨我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开朗很多，也快乐了很多”。说来奇怪，虽然在许多人眼里面，死亡很让人恐惧，但每一次完成仪式，目睹逝者被安葬，我的心中从来只觉得踏实，有一种真切地活在人群里的感觉。可明明与陌生人的这些相逢，全发生在有人死去的特殊时刻，这可真是诡异。而这半年多里，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一次是在2023年刚入春的时候，那一天客户为过世的父亲预定了骨灰盒，结果阴错阳差的，我把别人的骨灰盒递到了他手上。等我发现时，对方已经赶往墓园上，里面也已经装进了骨灰。出于传统和尊重，骨灰是不太好再取出骨灰盒的。这让客户十分生气，“你说，我现在要怎么办？”办法是临时想出来的：或是现在我赶往墓园，把盒子给换回来，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骨灰要重见阳光；不换骨灰盒也是一个办法，作为赔偿，我自费为老先生做七祭祀。“算了吧，就别再折腾我父亲了。”客户选择了后者，自己工作失误给这个家庭造成的遗憾一直被我记在心里，虽然家属原谅了我，之后的两年我们也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那之后我每参与一个家庭的治丧，脑子里头都会提紧这根神经，一再核对确认。其实，我知道还有第三个办法——反正客户也没察觉，没人开口，事情稀里糊涂地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法这样做，我骗不了我自己。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无论是在墓地，还是在灵堂，每当最后的仪式办完，望着客户的骨灰盒，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释然感觉。我常常想起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存在着自我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主导着人的大部分行为。如果释然是源自潜意识，那么我的潜意识里，释然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天，在送走一个老人后，我忽然就意识到，一切与姨妈有关。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姨妈身边度过的。对于我来说，她并不仅仅只是血缘上的亲属，也是精神上的依赖。在我读初三时，姨妈因为癌症过世，那时为了中考，家里人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直到顺利进入高中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姨妈去世的消息。我错过了与姨妈的最后一面。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忽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心结，哪怕我离开兰州来到上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许多年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她，想着想着，眼泪不知不觉就落了下来。有一次我感觉自己似乎又见到了她。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拥挤的地铁上，无意之间瞥到一个老阿姨。她背对着我，背影似曾相识。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姨妈，然而还是默默跟在她身后，走下地铁，站在站台上，目送着她融进人流，直到这个背影在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毕业到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始终无法过去。直到后来，接触了太多的送别，我恍然明白了心中的那个缺憾——她占据了我孩童时期的每一个片段，可是最后我却没能亲眼见到她的离开，仅仅是一个通知告诉我：她死了。那些葬礼，就像一剂一剂药膏，涂抹着我心中的这个伤口。我也明白了这些繁复仪式的意义所在。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目送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逝者的体面，倒不如说是为了疗愈生者。它影响着生者要如何继续活下去。葬礼的基调想明白这些，也就想明白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告别逝者，不断地观察着活下来的人。我发现虽然每一场葬礼都是哀伤的，但哀伤的基调却各不相同。我遇到过的最年长的逝者有106岁高龄。出现在那场追悼会上的，除了她的子子孙孙，还有许多街坊邻居。在仪式开始前，大家忙着互相寒暄攀谈，现场热热闹闹的，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直到遗体告别时，四下终于响起了哭泣声，不过这些哭声是因为难舍难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强烈的“疼”。小孩子的仪式是另一番景象。有一次，大家预备了许多玩具作为礼物，还在花篮上面放满了气球，甚至连棺木上也贴满了孩子生前喜欢的卡通贴纸，只为了让肃穆的氛围淡一些。可惜当追悼会开始，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无论如何花心思，也不能冲淡父母的悲伤，更不能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父亲。他带着孩子从长沙来到上海就医，希望孩子可以健健康康地回到家，却没料到孩子却在上海走完了短暂的人生。那一天在殡仪馆里，男人形单影只，像是一棵衰败的树，一个人默默确认遗体，默默举办追悼会，在角落里轻声给孩子母亲打完电话，最后静静地目送着孩子被推远，直至躯体消失在了火化间。可是到最后，当决定签署骨灰放弃协议那一刻，手指才一握起笔，他却如同突然失去了魂，颓然瘫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放声大哭。我理解那样的心情，放弃领取骨灰，意味着从此孩子只能留在遥远的上海，连日后的祭奠也变得遥不可及。可是为什么不能将骨灰带回去呢？这个疑问我没能问出口。后来我听说在一些地方的风俗里，未成年就死去的小孩是没有资格在家乡墓地中安葬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缓解为人父母者的哀伤，为了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对于这样的习俗，我虽理解，可是始终不能认同，因为一些遗憾就算可以无视，却并不能否认它的发生，因为好好安置死去的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安置自己。也有一些葬礼，注定是要充满遗憾，也充满唏嘘的。在殡葬行业里面，难免会接触到自杀的逝者。我忘不了一个小姑娘，年纪轻轻，长得漂漂亮亮。生前她是一名网红，每天在网络上做直播，谁也想不到，在花一样的年纪，就因为和男朋友吵架，会一气之下纵身跳进河流。那个男孩子说，女孩子威胁说要跳河时，他只当是无理取闹，没想到他离开后，女孩子真的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了结人生。女孩子到底是一时任性，只是想要让男朋友来安慰自己，还是那一刻她当真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的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知悉了。唯一明了的是，在领取骨灰的那天，到场的只有她的父母。他们急匆匆地从安徽赶来上海，而那个身在上海的男朋友却一直没有露面。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殉情往往被赋予了浪漫和诗意，但在现实生活中，生命没有回头的机会，无论幸福也好，不幸也好，这些个体的体验终将烟消云散。我想在死亡面前，许多事情根本不值得。与姥姥告别2024年7月，我回了一趟家，去参加姥姥的葬礼。虽然我已经为许多人举办过仪式，但真正面对亲人的离开，这还是头一回。在丧礼上，我第一次见到妈妈手足无措的状态。她是个强势的人，在家族中说一不二，可这一次面对着姥姥离世后的那些繁复的准备工作，她十分茫然，也十分焦躁。不止一次，她怒气冲冲地在灵堂里发脾气，“我妈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一如我所见过的那些逝者家属。最后，操办后事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每天忙着补办手续，忙着张罗着各种事宜，匆匆忙忙的，连悲伤的空暇也没有。只有当夜深人静，守在棺材旁，一切喧哗归于寂静，那种痛苦的情绪才忽然涌现。我明白自己舍不得她离开我的生活，但也明白，这件事情是注定的，只是发生在了现在。至少在临终前，姥姥已经见到了每一个想要见的人，相对于那些孤独的老者，也算少了许多的遗憾吧。在北方，入葬后还有圆坟仪式。一连几天，亲属来到墓园修葺坟墓，摆上贡品，说一说话，然后一起祭拜。小的时候，由于身体羸弱，父母从来不让我参与，因此对于给亲人上坟，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现在年龄渐长，顾忌变得无足轻重，当我来到姥姥的坟前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体会到的不是悲伤。望着姥姥的坟墓，我想起了小时候放假，每次见到姥姥，在姥姥面前撒娇的场景。原来记忆中的快乐并不会因亲人的逝去而消失，一次一次来到坟前，我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姥姥家中。顿时，我更深刻地明白了“事死如事生”的含义。那些严肃的传统仪式，让人知道了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生命中的许多瞬间还会以另一种方式绵延下来。尽管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回到上海后，我还是来到庙宇，给姥姥列了一个牌位。既然没有办法回到家乡，那就每个月去庙里去看一看吧。我依然会想念她，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哭到胸口发疼，可一见到她的名字，就仿佛又回到那些清晨，在家乡的墓园摆上一些贡品，悄悄地说一些话，哀伤也就有了安放的地方。两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送走了400多名逝者，加上祭祀中服务过的客户，累计起来已经达到了四位数。可以说几乎每一天，我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尽管如此，关于两年前的那个“有多少人会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呢？”的疑问依然没有答案，不过我却感悟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文字上写满了喜怒哀乐，是喜是悲，取决于自己阅读的方式。我曾经送走过一个老奶奶，她一生未婚，膝下无子，年老时还因为沉迷于在家中堆积废品被邻居投诉上过新闻报道。可在另一方面，她十几岁时果敢地拒绝了包办婚姻，独自出走，一辈子过得风生水起，哪怕在临终前，依然在努力地学习英语。到底她有没有遗憾，我无从知晓，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老奶奶让自己度过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既然死亡是注定要面对的事实，那么从出生开始，每个人其实都站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没人知道它是否遥远，也没人知道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到来，唯有抓紧每一个活着的时刻，好好与自己相处。（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李殡殡采用化名）

伤残职工维权，被民警强送精神病院；律师：应追究滥用职权者法律责任

4月5日，安徽“淮南发布”的一则通报，再次让“被精神病”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新闻事件：官媒发消息伤残职工“被精神病”安徽“淮南发布”消息，淮南市联合调查组2025年4月5日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报道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职工张某反映工伤待遇、2024年6月被强制送医治疗等问题，淮南市及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等多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依纪对相关问题开展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回应社会关切。据媒体此前报道，1999年，张坡毕业分配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采煤工人，当年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矿车撞伤，后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受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多元。到了2020年以后伤残津贴扣除各项保障后，到手1900多元。前几年，张坡向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要求提高伤残津贴标准，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情况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2024年6月2号这天，张坡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维权，期间与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随后张坡拨打了110报警处理。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民警将他带上车，并告诉张坡要把他送到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检查鉴定。张坡说，自己表示强烈反对但办案民警依然把他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根据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入院记录显示：张坡入院日期为2024年6月2号，出院日期为6月24号，住院时间22天。同时入院记录上标示：“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22天后，张坡被派出所民警接出医院，并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张坡申请做了精神病鉴定。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精神医学诊断分析为：“成人智力测验报告:IQ：117分。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可以排除脑外伤精神障碍”、“对自身违法行为辨认力及控制力完整”等，鉴定意见为：1.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2.完全受处罚能力。媒体记者就鉴定结果的专业术语咨询了专业人士，被告知这结果意味着张坡不是精神疾病患者，而是“被精神病”了。这起事件，引发了法律人士的探讨，有人认为需要追究涉事执法人员及精神病院的行政责任，有的认为二者同谋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均该追刑责；还有的认为，当执法者滥权，对普通民众来讲，是一件可怕可悲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必须强化司法审查实质化，要求法院必须对医学诊断进行必要性审查；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律师观点1：涉事派出所存在恶意打击张坡之嫌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二条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鉴定对象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安全的可能，唯有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方可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强制医疗。法定程序是指：若警方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时，需先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审查，检察院审查后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最终由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裁定。特殊情况下，在法院决定是否强制医疗前，警方可对疑似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但需经家属同意或法院批准。还有一种情况是，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无论是哪种，都要遵照患者本人自愿的原则；除非患者存在伤人伤己或者有伤人伤己风险的，也是由家属为患者办理非自愿住院，这个是不用经过患者本人同意的。那么，除了法院裁定程序下的警方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外，还有哪种情况警方是可以送至精神病院的？赵良善说，那就是在患者有伤人伤己的行为以及风险时，家属不同意为患者办理住院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可由警方协助医疗机构为患者办理非自愿住院。具体到本事件，张坡并不存在伤害他人或者有伤害他人的风险，并且家属也不同意张坡住院，警方直接给张坡办理入住精神病院，这是违法的。赵良善表示，针对正常人被警方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当事人有权向相关单位和个人索赔。警方直接强行将张坡送医的违法行为，视违法轻重，直接责任人员（如参与强行送医的警察及指挥人员），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将面临承担行政责任。医院未经合法程序将正常人强制捆绑，禁止离开医院、限制通讯等，都可视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还提出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出院，这一做派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如果是精神病患者，其入院以及出院，有相关的程序，没有哪个法条规定，说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鉴于此，涉事派出所存在恶意打击张坡之嫌疑，将正常人张坡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不分青红皂白，对于派出所送来的当事人，认为由派出所撑腰、做背书，习惯于将正常人当成精神病患者治疗，而且在治疗中也存在诸多违法行为，比如非法拘禁，这无疑是在啃噬当事人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健康权。赵良善呼吁，精神病院的入院程序其实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手续办理。精神病院被公权力利用，这将是对社会法治和人权的严重践踏和亵渎，也会让公众对整个精神病医疗体系产生信任危机。律师观点2：“执法者和精神病院”是涉嫌非法拘禁的共犯中国政法大学实务导师、北京英申律师事务所主任房立刚认为，张坡被精神病事件，反映最明显的已经不是精神病院乱收治的问题，而是有强制执法权的执法者，借精神病院的手，达到非法拘禁他人的目的。什么是非法拘禁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那么，民警和精神病院联手对一个正常人进行接送和收治，二者属于共犯，均涉嫌非法拘禁罪，而民警又是共犯中的主犯，是典型的滥用职权的表现。房立刚说，本案中，张坡根本不符合《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任何入院标准，其被派出所民警送进精神病院，而医疗机构的诊断医师未按照法律规定的诊断程序和收治标准就将人关入精神病医院，损害了张坡的合法权益，明知擅自强制住院治疗的措施，又非法剥夺了他人人身自由的可能，对不符合强制住院条件的人，仍采取追求或者放任的心态进行强制住院，具有非法拘禁犯罪的主观故意，无疑已涉嫌非法拘禁罪。房立刚强调，我们要知道的是，民警是在恪尽职守依法办案？还是要借着办案在警告、震慑当事人？在此事件中，张坡维权现场没有过激行为，他在为自己争取相应的权益，如果真有违法行为，民警执法也需有法可依，而不是利用警察的身份，就将所有执法程序忽略，将一名正常人用精神病院的强制住院手段来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房立刚指出，“我们必须仔细认真的去辨析这样的执法行为是违法还是犯罪，是否是在合理限度内，如果放任不理，人民群众就会对警察失去信心，以后也不再敢依法维权，不再敢据理力争，这将会是司法退步的表现，也会成为社会戾气剧增的缘由之一。”律师观点3：精神病强制医疗涉及人身自由，必须严格程序控制北京观韬（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观韬刑民交叉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仲若辛认为，安徽淮南张坡事件如同一面棱镜，再次折射出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风险。仲若辛说，张坡事件，涉事精神病院俨然沦为权力规训的工具。《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第31条规定，即便患者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行为，医疗机构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亦须征得监护人同意，监护人不同意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张坡因工伤待遇争议持续维权，既无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表现，更未经规范诊断程序即被强制收治，执法者缺失的程序，以及医院缺少的程序，无不昭示着法律文本与权力实践的惊人背离。仲若辛担忧道，张坡“被精神病”异化为维稳工具，涉事医疗机构成为公权力延伸的执法部门。他建议，精神病强制医疗涉及人身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必须接受最严格的程序控制。我国虽已建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制度，相关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在实际操作中，诊断证明的医学专业性往往成为阻却司法审查的挡箭牌。当医学话语与行政权力形成共谋，法院的司法审查极易流于形式，公民最后的法律防线形同虚设。破解困局需要重构制度闭环：建立独立第三方医学评估机制，打破医疗机构与送治主体间的利益关联；强化司法审查实质化，要求法院必须对医学诊断进行必要性审查。除此之外，还应完善责任追究体系，对违法送治者的滥权行为以滥用职权罪或非法拘禁罪进行刑事追责；对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收治的医疗机构，依照《精神卫生法》第75条规定追究责任，停止有关医务人员执业，直至开除或吊销其执业证书。

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记者调查“摆摊收徒”套路

“2025年选择摆摊，卖超大里脊肉夹饼，一年就能存够80万元！”“孩子该交学费了，看我摆摊一天把一个月1000多元的学费挣出来。”“摆摊日常，两小时卖两三百斤卤菜，月入10万元！”……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宣称“摆个小摊就能衣食无忧”的博主，并在其账号主页和发布的视频中或明示或暗示：可以添加私人社交账号，交学费获取“摆摊秘籍”。在直播效果和短视频宣传的影响下，有不少人交了学费想靠摆摊发家致富。记者梳理发现，今年春节以来网络平台上较火的“摆摊爆品”包括但不限于黄河大鲤鱼、爆汁烤鸡、大锅卤菜、小饰品等，相关摆摊博主大多在收徒教学。那么，“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真的靠谱吗？交了学费后能像师傅那样赚到钱吗？交费学摆摊难回本今年3月初，河北衡水的闫柯（化名）夫妇看到网上大锅卤菜卖得火热——师傅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满满一大锅卤菜很快就见了底；于是便动了创业的心思，远赴安徽学艺，交了2980元学费，3天学成后又购置了三轮车、卤菜大锅、食材等设备和原料，在老家城区一路口支起了摊。结果摆了20多天，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卖出去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天也就卖出去了300多元，收回成本都遥遥无期。更让他们感到前景不乐观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不少路口都能看到大锅卤菜，甚至卤菜种类和摆放方式都几乎一模一样，仿佛一个师傅带出来的。而大家的生意似乎都不怎么样。”“一大锅卤菜，师傅说他一个半小时就能卖完，我几天都卖不完。当初交学费的时候看到师傅那有很多人排队，到自己出摊就空无一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于摆摊后面临的困境，闫柯夫妇不停吐槽。“不上班，一年存30万元，我是怎么通过摆摊做到的”“95后小伙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是什么体验”……记者调查发现，闫柯夫妇提到的“摆摊收徒”类视频和直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数不胜数。比如，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大锅卤菜”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上百个相关账号。记者点进多个账号主页看到，他们的卤菜成品种类和颜色、摆放方式、视频内容和直播方式、头像等几乎如出一辙，有不少账号名字后面挂有“收徒”后缀，或在主页写着“技术可教，+v（暗示加私人社交账号）……”。近日，记者在一名为“××摆摊”的直播间看到，有许多人正排队购买主播所卖的食品，并且限购一份。记者观察到，一名穿白衣服的老大爷在买完后半小时左右又排到了他，直播间有观众迅速指出这人是“老演员”，不管主播去哪摆摊都有他。该直播间可能还有专业场控，记者发现，一有质疑的声音，就会被迅速刷屏清除；并且有多个账号不停发送“××真好吃，想去学习”等评论。夸下海口大捞学费动辄上千元、数千元一份的“摆摊秘籍”包含哪些内容？广东一名交了5000多元学费学习牛杂煲的王先生直言：“师傅给我的配方，和网上随便搜到的免费配方没有太大区别，也不存在什么独家配料。只有线上引流引得好，线下才能卖得好。”就在记者以为王先生已经认识到“摆摊收徒”是个陷阱时，他话锋一转向记者卖起了课：“我现在也在收徒，你要想学的话，我2800元就能教你，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还能帮你省不少学费。我可以教你如何拍视频、做直播，流量起来了生意自然就会好。”浙江的小何去年年底失业，找了一个多月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偶然间，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宣称摆摊10年卖手作饰品创业成功的女博主，其经历看起来十分励志，主页也表示收徒，“交费后无条件传授所有技术”。小何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表示，学习制作饰品的课程7天就能学完，收费1000多元，后面可以反复观看；如何选址、打造短视频等自媒体课程收费2000多元，之后可以一直提供指导。“我回复对方说要考虑一下。结果对方一下子发来很多消息，说自己有几万个学员，他们都成功了，让我不要浪费这次机会，而且学成了还能再教给其他人，快的话学费一两天就能回来。”小何说，感觉自己遇到的更像是一个“捞学费的骗子”，后来她追问了一些细节，对方见她迟迟不交费，直接把她拉黑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中火爆的摊位，商品质量并没有宣传得那么好。多名买过视频中大锅卤菜的受访者告诉记者，卤菜“味道一般，根本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买”“只能说不算难吃”“有的卤菜切开后发现甚至还没熟”。火爆流量多是假象在此类视频中，博主通常会宣称自己的摊位“爆火”“极其抢手”。那么，这些网络视频中排长队的摊位，线下真的都那么高人气吗？3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的一家售卖黄河大鲤鱼的摊位前。在短视频平台，该摊主发了不少视频，表示自己所卖的东西下午3点基本就能售空，“想要的一定提前来买”。结果当天下午1点半到3点，摊主一直在玩手机，其间只有记者一个人买了一条鱼，此时餐车中还剩下三四十条鱼没有卖出去。当记者询问其所卖的是否真为“黄河大鲤鱼”时，摊主直接表示：“那怎么可能，都是养殖的，真的黄河大鲤鱼不会卖20多元一条。”而在其所发的视频中，他挂在嘴上的都是“正宗黄河大鲤鱼”。除了记者观察到的情况，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也有人指出，一些摊主每天发视频表示有很多人排队，一两个小时就卖完，等真到了现场发现买的人很少；一些摊主花钱雇人排队，营造卖得火热的假象；还有些则是前一天还排队的“顾客”，第二天穿上了学徒衣服站在了师傅身旁。有一名交了学费后摆摊倒闭的学员向记者揭秘了其“导师”的“流量秘籍”——网上建群，号召排队送礼，排队买了货后付款截图发群里退钱，这样就把线下排队的流量问题解决了；之后安排人发短视频，视频内容和文案直接复制，花钱投流。这样操作一段时间，线上流量起来后，就开始收割学员，“赚的根本不是卖货钱，而是高额学费”。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一些摊主在视频中信誓旦旦表示“跟我学月入10万元”“这么摆摊稳赚不赔”，但当学徒摆摊赚不到钱提出疑问时，这些人马上就换了副嘴脸，有的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推诿责任说是学员“实践中自己出了问题”，总之坚决不予退费。“这几天，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卖剩的卤菜。之前我曾试探性问过师傅‘怎么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师傅让我们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明确拒绝退款，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闫柯夫妇说，摆摊赚不到钱，学费也退不了，他们已经默默接受了自己投资失败的事实。湖北的李薇（化名）去年年末失业后，花了2000多元在网上和师傅学做小吃，结果效果不尽如人意。“我和师傅沟通，他说不能因为自己卖得不好就要求退学费，这本就是自担风险的商业行为，并且一直指责是我的问题，比如直播没做好、短视频拍得不够吸引人等。”后来，李薇去了正规的培训学校。“老师教的技术确实是网上搜不到的，很实用，都是真正摆摊好多年的人才能总结出的经验，网上教学的那些相比之下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目前，经过正规培训后，李薇的小吃摊开始有了人气，也逐渐回本。她深深体会到网上摆摊视频博主所说的“月入10万”“一夜暴富”有多不现实。“他们就是靠这些话术去坑外行人罢了。”像他们一样，发觉被坑结果默认学费自担的学员还有不少。对于很多学员来说，明知被坑，但只能继续做下去，“希望能把前期投入的成本赚回来”

流水线上，被“贱卖”的职校实习生

这是一场有关职校实习生“买卖”的饭局。做东的是吴玉良，北方某市人力资源公司老板。公司里唯一的业务，就是有关职校实习生。在这行，吴玉良做了快六年。酒席上受邀的五个人，是圈子里颇有名望的中介。他五十来岁，腹部隆起，零星的几缕发丝倔强地坚守着最后的阵地。“干我们这行，就是买卖人头。”吴玉良侧过头对我说——他知道我的记者身份，但似乎并不忌讳。吴玉良组局，是想找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成立一所民办中职院校。“教学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往厂里输送实习生。这行业那点儿秘密，都是公开的。”所谓“秘密”，的确算不上秘密。它只是围绕职校实习生的一笔交易。按照教育部等8部门2022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职校生管理规定”），“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学生实习考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重要依据”。规定中的职校生“是指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中职学校、高职专科学校、高职本科学校学生”。也就是说，职校生要想顺利毕业，必须经过实习。依据规定，实习“对于建在校内或园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厂中校、校中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都是可以的。由于类似基地成本很高，部分学校无法将其建在校园内，因此只能选择将学生输送到工厂。吴玉良解释，这样一来，学校可以挣人头费。而为了省事且不惹麻烦，一些学校会把向厂里输送学生的活儿，交给相熟的中介去办。双方对外的名头是“合作”——厂里支付足额薪水，但这些钱往往打给中介，由后者分为三份，学生、学校、中介各一份。被克扣的薪水，一般被称为“管理费”。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职业学校每年培养毕业生超过1000万名。这让吴玉良等中介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不满足于只做中介，而试图直接成立学校，“做甲方，或者甲方乙方都做。”利益线条上的另一端，则是一些职校生无法逃脱的命运。“欢迎xxx学子”如果把学生看作商品，吴玉良最不担心的就是货源，“这行最绝妙之处在于，职校生必须实习才能毕业，不想干也得干”。因此他从不担心找不到用人单位，只要手里有人，总有企业主动找他。看到我有些怀疑，他当即让助理在社交平台发了条虚假信息：“中职院校，实习学生300人左右。”一小时后，收到40多条来自不同IP的评论，“急需，请看私信。”李翔是吴玉良的“商品”之一。2025年春节前，他结束了南方工厂的实习，回到老家。老家在河北省一个还算富裕的村子。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李翔按部就班在村里上完小学，镇上读完初中。2022年中考过后，他进了一所民办中专，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在此之前，他和计算机唯一打交道的方式是打游戏。整个教育体系中，职校生一度成为沉默且时常被忽视的群体。尽管2022年5月新《职业教育法》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但这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社会给他们贴上“学习不好”“打架混日子”的标签。HOPE学堂的发起人梁自存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职校调研时，常听学生讲的口头禅是，“我就是个垃圾”。一些职校生认为，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你还指望这帮孩子干吗？咱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给家长看好孩子别出事就可以。”在北方某市私立中专做行政的冯妍不止一次听校长这么说。潜意识里，她也觉得这帮学生就是学渣，“上课睡觉、说话、顶撞老师；下课打架、玩游戏、谈恋爱，没一个让老师省心的。”李翔很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学渣”的现实。他发现，初中同学很快分成了两个阵营——高中生和中职生。上高中的同学看不起中职生。同学群里，高中生们正聊得起劲，只要有中职的同学一加入，高中生们就自觉闭麦。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问起李翔在哪儿上学，父母只说“在市里”，绝口不提学校的名字。“我上的中专，还是民办的。”李翔觉得，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但他很快又释然了，“我们本身就在最底层了，再低还能低到哪儿？”职校里教的网页制作和JAVA编程基础，他根本听不进去，“就是换个地方睡觉”。刚入学时，老师就告诉他们，“职三（三年级）上学期，都要进厂实习，否则不发毕业证，这是上面的规定。”李翔期待实习，那意味着可以尽早毕业挣钱。他因此羡慕那些学长——他们如同候鸟迁徙一般，每年6月，被一辆辆大巴拉走实习，6个月后，再被大巴送回。他向一位学长问起过实习的经历，后者脸上透着疲惫，“累，和牛马差不多。那些岗位不用上学，直接去干就可以。”“那能不实习吗？”李翔问。学长说，不可以，“除非你不想要中专毕业证了。”中专证对李翔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一次放假回家，他对父母说，不想读书了。父亲马上反对，“不上学，就得跟着村里的人去建筑工地；上个学，好歹能进厂，以后相亲，工人（的身份）也不丢人。”终于熬到了实习期。2023年5月，二年级快结束的一个上午，班主任说，大家准备一下，去南方实习六个月。有人问老师，可以自己安排实习吗？老师明确表示，不可以。末了，她劝大家，进厂实习好，既能挣钱，还能早点儿适应社会。李翔们有些兴奋。即将到来的体力劳动带有一种处于学校范畴外的、只属于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不用再守着书本上晦涩的文字和符号昏昏欲睡。出发前，学生们签署了一份《职业学校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协议内容的三方，包括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本人。李翔这份协议中的实习项目是在南方某印刷厂，实习岗位为“智能操控”，报酬每小时23元，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李翔点开手机上的计算器App，每月能挣5500多元。实习半年，就是3万多元——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金额。合同上更多内容，他没细看，只记得其中提到，实习单位免费提供食宿、工装，学校和企业给学生投了责任保险之类的。带着城里孩子“去春游”般的憧憬，李翔上了那辆白色大巴车。他们这届学生分为4个班，共200人。除李翔所在的班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其他三个班分别为金融服务、酒店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30多个女生，全部集中在酒店管理专业。发车前，校长拿着话筒，说学校会派两名驻厂老师共同前往，全程陪同实习，学生有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驻厂老师解决。1800公里的路，车子足足开了33个小时。李翔发现，大巴车上除驻厂老师外，还有一张陌生的中年面孔——事后他才知道，那是吴玉良公司里的一个中介。厂里举办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有人专门等待他们；大门口挂着条幅“欢迎XXXX职业学校学子前来我厂实习”。“学子”二字让李翔意外，“社会上都叫我们中专生或者技校生，突然被叫学子，挺不习惯。”他偷偷拍了张条幅照片发到家庭群。亲戚们纷纷跟发点赞、鲜花，一个表弟发了个坏笑表情，附文说，“祝我哥实习快乐，早挣大钱，早日光宗耀祖。”成人的世界李翔所在那辆大巴车上的同学，全被分到了印刷厂。工作是打包和搬运图书，即在成品书出来后，用白色塑料捆绑绳将书捆成一摞，每摞20本，提到指定地方，再由搬运工推着手动叉车运输到仓储车间。用主管的话说，印刷厂里的绝大部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打包和搬运，则基本靠体力。这时李翔才反应过来，合同里写的“智能操作”只是个幌子，完全就是人工操作。“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消退，生活无比枯燥——早上七点多起床，换上蓝色工作服；八点开工，将一本本装订好的书摞起、打包、搬走，像是无情的机器。这个工种，除职校实习生外，还有些附近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车间里布满摄像头，偷懒或说话，会被批评并扣薪水。按照主管的要求，工人们从早上8点干到12点，午饭过后，再从1点工作到5点。算下来是8个小时，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得至少加班两小时。加班每小时多付7块钱。这样的日子李翔不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住在白色双层集装箱搭建的移动房里，他总会做梦，第二天醒来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学校。他给家人打电话，说不想干了，父亲骂他不能吃苦；他给驻厂老师发微信吐槽，老师让他坚持下，不要影响毕业。李翔实习时，住的就是类似这种宿舍如果说体力上的疲惫尚能坚持，脑力上的劳动则更成了他的负担——每天加班两小时后，职校实习生们会被要求手写一篇不低于300字的实习日志，驻厂老师每周来收一次。老师叮嘱他们，不能写当包装工、搬运工，要上价值，写模糊的工作心得。于是每天加完班，李翔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马扎上写日志。他只想写“累”，但这过不了关。他开始编造那些假大空的话，偶尔还会从网上抄些自以为的金句，“我在实习岗位很开心……实习能让我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今天工作最大的感悟，就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成功的基石”“我发现，工作要用大局观”。这些万能句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不违和。状态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写完7天的日志，“扎扎实实走形式，能毕业就可以。”“走形式”是李翔在成人世界学到的重要一课。他因此觉得自己该把这个形式完成得漂亮点儿，“老师满意，学校满意，工厂满意，这才是最好的结局。”被克扣薪水幻灭出现在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李翔算了下工作时长，判断自己可以拿到5000多元工资，可最终到手的只有3000多元，同工种的老员工，则拿到了六七千元月薪。按照“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单位发放的薪水“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李翔一打听，发现所有同学的工资都被扣掉了一两千元。驻厂老师先是语焉不详，被问烦了，才说是“学校扣的管理费”。至于“管理费”去向，老师解释说，一部分给学校，一部分给人力资源公司，即中介。直到这时，职校实习生们才知道中介这个角色的存在。至于扣钱的理由，除了管理费，还有违纪。比如上班偷懒、去厕所时间过长、未经允许打电话等。而厂里那些经常聚在一起偷懒、抽烟、打牌的老员工们，倒是没被扣钱。“当时很不理解，活儿都是我们干的，钱却被分走了。”职校生们为此去找厂里主管。主管说，他不和学生直接对话，有事找驻厂老师。直到有人打了当地市长热线，厂里终于出面解释，说是“已经把足额的钱打到了人力公司，那些违纪罚款也和厂里无关，建议还是找学校协商。”也就是说，职校实习生们每月拿到的薪水，其实是通过中介打过来的。依据“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生的薪水要“足额、直接支付给学生”“不得经过第三方转发”。于是有人提出报警，但又担心影响毕业，最终忍了下来。“一个学生就算每月扣1000元，300个学生每月是30万，半年总共180万。”李翔算了笔账，“这笔钱如果学校和中介平分，意味着他们啥也不干，半年就能挣90万。”和老员工们慢慢熟悉起来后，有人私下向学生们透露，像他们这些职校实习生，送走一批，再来一批，都是被克扣过来的，“克扣薪水的事，厂里都知道。只是他们不想得罪中介和学校，怕招不到相对便宜的学生工，因此都装不知道。”上网检索后，李翔发现，在利益链条裹挟下，职校实习生早已成了中介和学校的摇钱树。一家中介的聊天记录此前有职业打假人在网络发帖说，“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的张老师和前妻颜某某都是学校职工，两人离婚后，张老师于2023年2月无意间发现颜某某有600万元的巨额存款。张老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涉及金额数千万元的账本，账本中记录了人力资源机构转账给学校多名领导的明细和分配比例，其中打到颜某某名下的金额就有600万元。”这些钱，就是职校实习生们被克扣的报酬。一个账本上写着，总结19.5元（时薪），学生15元/小时，学校4元/小时，本人0.5元/小时——实习薪水按照这个比例被分成了三份。此事最终经由官方处理，相关人员被惩处。而更多控诉的声音隐匿在社交平台上那些难以被发现的角落。有学生发帖说，“（企业）一小时的工价是22，我们学校呢，给到学生的是8元一小时……而你作为学生，你的身份证在人家手里，你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你唯一有话语权的时候就是进厂那一刻之前在大巴车上的时间”“我弟弟现在去实习了，一小时8块钱，能跑吗，说是跑了不发毕业证”。不敢反抗，又无处可逃，成了李翔们的共同处境。“累，无聊。”半年后，回到学校，面对学弟有关实习的问题，李翔给了个最简短的答案——真实的成人世界并不好玩，他需要重新思考人生。“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克扣薪水的事，总会被反馈到冯妍这里。她是北方某市一私立中专的驻厂老师。“我们听说，学校克扣我们的实习费，驻厂老师也参与了，你们给出解释，否则，曝光你们。”六个月的驻厂实习结束后，一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公开说。冯妍回复了三个微笑表情，将群设置成免打扰模式。“动不动说要自杀，要跳楼，不想活了。”当了半年驻厂老师，这些威胁对冯妍来说司空见惯。学生们矿工、迟到、晚上跳墙出去玩都是小事，一个学生因为不想实习，在男厕所里写大字，说“老板是黑心资本家，和厂里XX有一腿”。按照校长当时的说法，驻厂工作很简单，三个老师，每人负责100人的管理，平时就是去厂里看看，查查寝室，以及解决学生的各种问题。驻厂的半年，月薪比平时多2000元。冯妍脑子一热，报了名。一个曾经当过驻厂老师的“前辈”告诉她，学生们“肯定不好管，放平心态，别出人身安全事故就可以。其他的事，尽力就好。”不同于李翔们住的活动板房，冯妍带的学生全部入住了企业自建的宿舍楼——她负责的100个学生，机械专业的去了电子厂，商务英语专业的去了一家银行的外包客服中心。南方气候湿热，几个宿舍有些霉味。于是分宿舍当晚，冯妍接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上来就是一顿炮轰，“你们学校咋这么没良心，拉着我家孩子去打工，还让我孩子住狗窝，良心被狗吃了吗？”冯妍想解释，家长听不进去，丢下一句“要投诉你们”，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半年，不管深夜还是凌晨，不断有学生找她吐槽，“不习惯厂里环境”“不喜欢这里的食物”“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主管”“不喜欢上班”“女朋友不喜欢我”……在所有“不喜欢”后面，学生们都会加一句“老师，怎么办？”——他们急切地想要从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里得到答案。但冯妍通常找不到答案。她只能反复劝他们，不要想太多。做驻厂老师后，她的微信总会出现500条未读信息。有些信息5分钟内没来得及回复，学生就开始闹脾气，“老师都什么素质”“一切都是你的错”“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驻厂老师最怕的就是自己负责的学生出事。之前的驻厂老师告诉冯妍，他们有一届学生进厂实习时，在网络上认识了些朋友，被骗到国外搞电信诈骗去了。也是当驻厂老师后，冯妍才学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她的目的很简单——从案情中接受教训，自己尽量避免。她对两个案子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重庆一所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被安排到重庆渝北区某产业园实习一年，就在马上要结束实习的2024年2月10日凌晨，这名学生在宿舍内休息时死亡。公安机关认定其死亡原因为∶缢死。还有个案例是，2021年12月24日，河北邯郸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通过中介，被安排到上海工厂做包装工后，一名姓郗的学生于2022年1月5日下午从实习单位宿舍离开，却在2022年1月16日在厂外被发现溺死。冯妍因此对学生的安全问题格外敏感。一次，厂里主管打来电话，说有3个男同学早上没上班。冯妍立刻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无人接听。她骑着共享单车在工厂周边找了大半天，依然不见踪影。冯妍报了警，同时通知了校方和家长。找了一整天后，到了晚上，那几个学生开开心心回了厂，说是上班太累，出去玩了。“都说不实习或实习不合格会影响毕业，可人家不在乎啊。”实在气急了，冯妍会拿“不发毕业证”吓唬学生。“谁会在乎那个中专证呢”——她总会得到这样的回复。驻厂结束后不久，冯妍辞职了。她觉得在职校没前途，打算继续考公或考个教师编。两者相比，她更倾向后者，“我不想以后教出来的学生，都在工厂打工。”隐秘的交易“只要实习仍是毕业的必要条件，这行就是朝阳行业。”把职校当成生意的吴玉良确信自己选对了赛道。在这场隐秘的交易中，他似乎不担心招不到学生，“中职不行，还有高职呢，怕什么？”2025年春节前，吴玉良一直忙着到处送礼，礼物是标准套装——两盒茶叶、四条中华烟、一箱高档白酒，以及一盒高档护肤品。送礼的对象几乎都是职校校长。做职校实习生生意前，吴玉良做的是向工地输送农民工。他的原始积累也来源于此。渐渐的，建筑行业的钱不好赚了，有人建议他拿职校实习生当货源。“现在很多大型工厂最缺的就是人力。用学生工的话，企业负担的工资成本比正式职工至少低20%，还不用承担五险一金。”吴玉良告诉我，这行门槛不高，最关键的环节无非是打通职业院校的关系，“也不用多，校长和就业办主任就可以。”市面上专门做职校实习生的中介很多，学校和学生资源相对固定。校方和谁合作，取决于谁的公关手段更高。初入这行时，吴玉良看中了一个老牌职教中心。他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找到校长，后者一直拒绝见面。之后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终于得以和校长坐到饭桌上。吴玉良记得，那次饭局，自己喝了两瓶茅台。那之后的半年，他像保姆一样服务校长，大到外出开会，小到陪校长的老婆买菜。最终，校长答应给吴玉良200人的资源，让他试一下——学校彼时另有600多名实习生。这些实习生，被校长分给了不同中介。有了生源，吴玉良很快联系到南方一家电子厂，将这些实习生全部送了进去。厂里给每个学生的时薪是24元，吴玉良从中扣掉了每人每小时10元管理费。以此计算，他每天克扣一个学生80元，一个月下来是2400元，200个学生就是48万元，半年下来，就是288万元。去除一些成本，这单生意，他和校方各赚了100多万。从学校层面说，这100多万仅仅是这200个学生带来的，剩下600多人的回扣还没算进去。这笔生意让吴玉良看到了商机。他愈发觉得，只要有生源，就会挣钱。他也认识了更多校长，结识了不少招生办主任，慢慢摸清了门道。吴玉良透露，业内利润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克扣学生时薪，另一种是“打包人头费”。所谓“打包人头费”，就是让企业以每个学生300元-500元提成，一次性给中介，中介再去和校长分配。由于企业先付了这笔人头费，后期给到学生的时薪自然会降低。至于中介给学校的分成，有的校长不敢私自使用，便把钱存到学校的“小金库”，用于日常一些不便进账的花销。招生办主任则一般不参与分成，“每次确定要往厂里送学生时，单独给招生办主任送钱。人数不同，送的也不同，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一些职业院校因此愿意找中介合作，“有我们在中间，学校就可以放心挣钱呀。”吴玉良说，其实学校不通过中介也可以，但这样一来，克扣学生实习费就比较难办，有中介这关，大家都相对安全。而中介与学校一般会打着“合作”的名义——中介给学校交几十万元保证金，由学校与其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其中，校方负责组织生源，将符合实习条件的学生输送给中介，中介去寻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甚至一些驻厂老师，也是由中介公司招募的人，或者中介承担驻厂老师的额外补助。实际上，“职校生管理规定”早有明确，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但在利益链条的裹挟下，违规行为层出不穷。很多中介在做中职实习生的生意吴玉良也担心出事，尤其担心校长出事，“他一出事，把我们一招，指定都得进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能搜到多个此类案件，学校相关人员涉及的罪名，多是受贿。比如四川省宜宾市南亚电子职业学校原校长、法定代表人刘某，自2016年以来，与东莞一家人力中介合作，由中介操作，派遣该校学生到东莞两家工厂实习，刘某则从中介那里收了90.4万元“管理费”，用于自己购房、个人消费等支出。河南周口某女子职专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灵，2014年至2020年，安排学校一个副主任与中介，和东莞一家电子厂签订学生实习合作协议，企业总共付了2131万元实习薪资等，但学校只支付给学生1383.3万元，剩余700多万被侵吞了。学生的安全问题也是潜在隐患。由于实习生进厂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无法购买各种社保，一旦发生伤亡事故，就很棘手。“比如去上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在厂里受伤了，压力太大自杀了。”吴玉良认识不少同行，每年都因此被起诉。每到这时，学校就把压力给到中介，让他们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把事情摆平。“你摆平过这类事情吗？”“有，但不能说。”吴玉良顿了顿，“没有涉及人命的，但受伤的处理了好几次。”虽说不担心“货源”，但吴玉良也承认，能够“进行买卖”的职校生只是一小部分，且主要集中在民办职校，“公立学校还是好很多。”所以，眼下他正忙着筹办一所民办职校——他知道公立学校不可能参与——要想把生源牢牢攥在手里，就得成立学校。“到时候，不管是中介还是工厂，都得听我的。”他端起100毫升的白酒分酒器，语气里带着几分志在必得，“办学校是件好事，总得给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条出路。”酒桌上的人点头附和：“对对对，咱们当校长、做校董，不当老板了。”一侧的餐边柜上，一箱53度的飞天茅台和4条硬盒中华烟见证着这场生意的谋划和布局。即将完成这次采访时，李翔告诉我，他原本想报对口高考（专门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行对口升学的一种考试形式，以“专业技能+文化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和普通高考一样，须参加高考报名），但错过了报名时间。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选项，“就算考过了，大概还是上个高职，最后还得进厂实习。但凡上的学和‘职业’俩字沾边，基本逃不过进厂的命运。”今年6月毕业后，他大概率还是会去找个南方的工厂打工。毕竟在温暖潮湿的南方，他第一次被称作“学子”。（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女子发现男友已婚后报警，开车返家途中被强制送精神病院

胡女士通过婚恋软件认识了心仪的男友，一段时间后两人线下见面并确定恋爱关系。胡女士称，自己本以为遇到了真爱，可在准备结婚时，有了一个意外发现——男友不仅是已婚状态，还有一个儿子。分手后，胡女士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强制带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我在精神病院被关了6天，还被认定为流浪人员。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个说法。”近日，天津的胡女士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王某因涉嫌重婚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4月7日，当地权威部门回应称，将胡女士送到精神病医院是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胡女士称，经检查她并没有精神疾病。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婚恋网交的“单身”男友已婚已育 女子报案天津的胡女士是一名生意人，平时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居住。她说，2022年9月，自己通过婚恋平台认识了自称单身未婚的安徽人王某，经过一段时间线上联系后，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2023年两人线下见面，后于同年6月来到了王某的老家安徽省无为市开始同居生活。“他一直和我说自己是单身，到了他家后，他父母和亲戚也一直说他是单身，这期间我们都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胡女士说，因王某自称有项目在山东青岛施工，自己也有生意要打理，所以那段时间一直是青岛、天津、无为三地跑。“他说他是做工程的，钱要年底才能回款，所以日常家里的开销、给他父母的钱和家具家电添置都是我出的钱。”胡女士提供的相关单据显示，王某在无为市房子的物业费都是胡女士支付的。她说同居期间，前后花费了40多万元，王某一直称年底回款就还给胡女士，但却从未给过。胡女士介绍，2024年6月，两人有了结婚的计划，而此时胡女士发现王某有些不对劲。“这期间，我发现他有一个儿子，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情况，并且还一直帮他照料孩子。”胡女士说，就在她满心欢喜准备婚礼时，有人私下告诉她，他们应该没办法登记结婚，因为王某是已婚状态。胡女士说，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多次质问，王某一直称是误会。其间，因打算和王某分手，胡女士被家人接回了天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胡女士多次提出分手，并表示要拿回自己购买的物品，但发现已被王某拉黑了联系方式。“其间，他家人还砸了我的一些东西，报案后，辖区派出所没有立案。后来，我还到青岛去找过他处理分手的事情，但他还是回避不处理，也不让我搬走东西。”胡女士说，因沟通无果，胡女士以诈骗和重婚罪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相关证据。2024年12月11日，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受理了胡女士控告王某涉嫌重婚罪一案。2025年2月10日，无为市公安局审查后，决定立案。同日，还受理了胡女士控告王某的诈骗案。胡女士称，她被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被强制从北京送到芜湖精神病医院“这期间派出所的人一直在劝我们和解，也没有对王某采取措施。直到今年4月初，派出所的人还一直在劝我和王某见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已经确定了重婚的事实，而且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要让我和他和解。”胡女士表示，报案后她一直在等待警方的处理结果，没想到，今年3月初，她在从安徽回北京家里的路上，突然被人拦截后送到了精神病院。胡女士说，事发前几天她去无为市收拾了一些私人物品后，就开车从安徽出发准备回北京的家。3月9日，她在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停车时，突然冲上来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抢了她的手机、证件和衣服，并强行将她带上了一辆安徽牌照的车。车上的人告诉她，要带她回安徽处理她的案子。但胡女士被带到了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我记得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3月10日下午，当时听医生说，送我来的人说我是流浪人员，没有亲人，而且患有精神病。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被喂下了大把大把的不知名药品，我多次反抗并要求出院，医生说要是我再闹就把我绑起来。现在我身上还有浮肿的现象。”上游新闻记者看到，胡女士的手臂和腿部都有明显水肿的情况，手按下去有凹陷，且回弹很慢。经南京市医院检查，胡女士并没有抑郁、幻想等精神类疾病。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6天后，胡女士的弟弟和生意合伙人经过多方打听后，才得知胡女士在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胡女士提供的一段其弟弟与医生的通话录音显示，该院医生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精神病院，胡女士是被当地公职人员以流浪者身份送来的，其间她有多次撞门想要出去的行为，院方认为其精神有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治疗。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胡女士因“情绪不稳，行为冲动”入院。精神检查时，“接触被动欠合作，思维奔逸，存在关系妄想，情绪不稳定，易激惹，行为冲动鲁莽，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自知力缺乏。”住院期间，对其进行了药物治疗。“患者配合度差，好反驳，在病房内行为显活跃。”医生还建议家属尽快带胡女士到精神专科医院继续治疗。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出院医嘱中还特别标注，住院期间医生给胡女士服用的药品，如长期服用可能会出现猝死、肥胖、心肝肾损伤、血象异常、昏厥、过敏等毒副作用。出院时，胡女士还被要求缴纳了4000多元住院费用。“家人接我出院后，我们第一时间到南京的医院做了检查，检查证明，我没有精神疾病。”南京市脑科医院检查报告显示，经检查，胡女士并未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低落、悲观厌世及幻觉妄想等症状。当地回应：安全角度考虑 带她到医院治疗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在该事件处理中，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赵姓医生多次强调系无为市一派出所工作人员将胡女士送到的精神病院，其间多次联系家属，电话均无人接听。胡女士弟弟则表示，胡女士被关在精神病院的6天里，并未接到电话，且多次提出家在天津，为何要被强制带到芜湖市治疗的质疑，均未得到回应。赵姓医生回应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对于此事他不便透露太多。王某回应称，他和胡女士是通过交友平台认识的，两人只是朋友关系。她曾找过王某几次，但两人未发生关系。王某称，他曾配合警方进行过调查，都不是恋人关系就不存在重婚的说法，而对于警方对他涉嫌重婚罪立案的情况，王某称系胡女士伪造。目前，胡女士报警的重婚罪已被立案。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因胡女士怀疑将她带到精神病医院的不明人员与无为警方有关，4月7日，无为当地权威人士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接到胡女士报案后警方很重视，并进行了大量调查。经梳理，胡女士所说的40多万元的消费清单并不准确，其间她的花费大多是日常开销，有些是她自己的支出。因此，经审查，警方认为王某并不存在诈骗的情节。另外，因王某与胡女士交往时确实为已婚且育有一子的状态，但当时正在准备办理离婚手续。为慎重起见，警方受理后进行了立案，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构成重婚罪，近期会给胡女士一个准确回应。对于将胡女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的情况，该人士称，在案件办理期间，胡女士多次强调自己要自杀，并表示因为该事件造成她重度抑郁。2024年，她曾有过在芜湖市治疗抑郁症的就诊记录。今年3月9日事发当天，是因为胡女士不听劝阻，强行从安徽开车到北京。考虑到她精神状态不佳，从安全角度考虑，公安机关才将她从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带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经过治疗已经有所好转。“我们了解到，胡女士和王某的关系并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王某家里不同意，而且王某一直在外地打工，所以没有达到长期同居的程度。”该人士称，如果胡女士认为警方办案有问题，可以走法律途径到检察机关申请案件监督，但也希望胡女士能打开心结，相信公安机关会公平公正地办理案件。针对此案，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王艳涛律师认为，男子虽然事实上与该女子同居，但在同居过程中一直虚构单身事实，使得女子陷入了认识错误，支付大笔日常花费，致女方遭受财产损失。且男子及其家属明知男方已婚，却没有将真实情况告知女方，符合重婚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根据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另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该女子并没有伤害他人或者自身的危险性，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强制就医。

72岁日本老爷爷带巨龟上街散步 像极了吉卜力电影...

人龟情未了。这场面太治愈了！偶然看到东京的月岛街头，一处特别的风景：一个光头老爷爷牵着一只巨型乌龟，一起在路上散步。乌龟走得很慢，老爷爷也慢悠悠的，步履如此相搭。有人说，看到老爷爷让人想到了《七龙珠》里龟仙人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老爷爷叫 Hisao Mitani 三谷久雄，今年 72 岁（也有说是 75 岁），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在他身旁的是一只叫 Bon-chan 的非洲盾臂龟，两人已经相伴 29 年。有人把这幅画面叫“老人与龟”。而它们已经成为了城市的重要风景之一。每次他们一起出行，都会有小孩、路人围观；小朋友和龟打招呼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龙猫》？有点日漫电影，还有点宫崎骏的奇幻画风。当然背后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01一场29年前的奇遇Bon-chan是 29 年前，三谷的妻子送他的礼物。当时 Hisao Mitani 和妻子在宠物店看到了这只小乌龟，那时候它小小一只，憨态可掬，Hisao Mitani 的妻子对小乌龟一见钟情。于是夫妇俩把它带回了家，并取名 Bon-chan。Bon-chan 这个名字，源于日本的“盂兰盆节”（Obon Festival），这是一个纪念已故亲人的节日，据说逝去的灵魂会在这段时间回到人间。收养小龟的那一天正好是这个节日，于是小龟便以此被命名了。老爷爷的妻子在几年前过世了，而一人一龟，继续彼此相伴。02从手掌大小到突破 100 公斤“我无法空手离开那间店，但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长得这么大。”老爷爷后来回忆说，带走 Bon-chan 的时候，它还只有手掌心大小，原本以为它会像爬虫类一样，一生缓慢成长，没想到从 10 岁开始，Bon-chan 快速长大。如今Bon-chan已经是一只“庞然大物”了：身长约 1 米，体重约 100 公斤，甚至能载重 20 公斤的孩童。也难怪，Bon-chan 所属的非洲盾臂龟，查了一下这是仅次于加拉巴哥象龟和亚达伯拉象龟的世界第三大陆龟，也是生活在大陆的陆龟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不过虽然体型庞大，Bon-chan 吃得不多，日常饮食是一颗苹果、一根香蕉以及八片高丽菜叶，天气炎热的时候，几片清凉的西瓜可以用来消暑。长寿的秘诀好像被发现了。0310岁那年开始的“散策”Bon-chan 在 10 岁那年飞速长大，也开启了和老爷爷的散步之旅。它非常喜欢散步，很识路，当然也走得很慢，普通人大约走上几分钟就能走完的路，“龟速”自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老爷爷形容自己的搭子：“这家伙个性非常固执，基本是我跟着它走，而不是它跟着我......我们在这一带很有名”。如今，这对“散步搭子“已经开发了三条路线，如果天气好的话，甚至会重复行走：“我们会在我家附近的购物街上走来走去两次，大约一公里。”同样有趣的是 Bon Chan 的“出街 look”，通常会有手工制作的龟壳罩布，和一些点缀的头饰。天气冷的时候，老爷爷会给它穿上御寒衣物。而出门老爷爷必带的当然还有一个布袋，里面放着龟伙计要吃的一些蔬菜。两人的衣物，每次看起来都很相称，老爷爷时而会精心搭配自己和好朋友的衣着。日系电影里的故事就这样跃出现实。04“如果......我走在你前面”如果我知道我会走在你前面呢？如今两人相伴散步，仍然是月岛街头一道风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华尔街日报》《镜报》都相继刊载。陆龟的寿命比人类长很多，非洲盾臂龟最长可活到 150 岁，而深知这一点的Hisao Mitani，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的好伙伴寻找下一位主人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位愿意照顾 Bon-chan 的人，我想我还能再陪它散步 10 年吧。”转眼间，这则采访已经过了几年，而时间好像想让它们再相伴更久。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有人就是因为看了几年前这对散步搭子的视频入坑，自己开始养龟；也有网友说觉得伤感，果然留在世界的那位，其实才要面对别离啊。但还是会被疗愈到，在我们每一次和自然亲近，并且平静地思考死亡的时刻。中国古诗词里有一个词象叫“散策”，后在日本流转，从古人的“city walk”到有意识流的随心漫步，一人一龟在四季中走着，也像极了这般“散策”情境。景随时转，万物流逝，此刻珍重。

火葬场、棺材、墓碑、冥币，全球的“身后事”几乎都被他们包办

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他的其中一件“身后事”，是由中国人来包办的。据多家媒体报道，东京一共有9家火葬场，其中6家都属于同一个公司运营——东京博善株式会社。安倍的火化仪式，正是在东京博善株式会社旗下的“桐谷斋场”进行的。此前，因为经营不善，东京博善株式会社已经由中国资本控股。除了火葬场，还有墓碑、棺材、冥币、骨灰盒等，近年来，这些中国制造的殡葬用品在多国市场持续增长，甚至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中国人，正在承包全球的“身后事”。日本人离不开中国制造的棺材和墓碑山东菏泽曹县，一度以“宇宙中心”的梗而出圈，但在更早的时候，曹县是以“棺材之乡”而闻名的。2024年，曹县对日本棺木出口量突破120万套，牢牢占据其市场份额的90%。可以说，每10个日本人，就有9个，以后是要躺在曹县造的棺材里。当地的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90年代后期开始面向日本生产棺材等殡葬用品，如今已发展成曹县最大的出口日本棺材企业。仅这家公司生产的棺材，就占据了日本市场份额的30%-40%。曹县生产的棺材 图源：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网“我们的棺材用的是本地泡桐木，质地轻、耐腐蚀，符合日本火葬习俗。”另一家当地企业负责人介绍，日本传统棺材多为桧木制作，价格昂贵且依赖进口，而曹县有着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价格仅为日本本土产品的一半。除了棺材外，曹县人还生产日本人葬礼用的祭台，以及摆在家里的牌位。曹县生产的棺材 图源：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网近年来由于少子化和老龄化严重，日本家族式墓地逐渐式微，迷你墓碑、骨灰存家等殡葬方式兴起，曹县企业很快就把握住商机，推出的“家居式骨灰盒”，继续在日本热销。日本人，不仅需要中国制造的棺材，还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墓碑。福建惠安，这座以花岗岩闻名的县城， 每年向日本出口超20万套墓碑，占据其90%的市场，年产值近20亿元。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开始兴起了“修墓热”，而墓碑所需的花岗岩主要从中国进口。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本土墓碑的产能，已经跟不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日本人开始大量进口墓碑。惠安制造的墓碑在日本市场大受欢迎，一笔墓碑订单从日本到达惠安，只需3-4周，其单套价格仅为日本制造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间，惠安工厂曾停工三周，这一度导致日本墓碑断供，东京殡仪馆被迫用临时木牌替代。日本网友不得不感慨——“连死都逃不过中国制造”。欧美兴起烧冥币中国的殡葬用品也瞄准了欧美市场。河北保定米北庄以扎纸花闻名，该地区借助这一传统优势，转而发展冥币等殡葬用品产业。近年来，“烧冥币”这一习俗在欧美社交平台悄然火起来，外国人称之为祖先钱（Ancestor money）。一位博主曾发布了一条关于烧冥币的热门视频，按照他的讲解，“给祖先烧钱是为了回报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并祈祷在接下去的时间里能继续保佑我们”。米北庄嗅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制作美元、欧元、英镑等多国货币版本的冥币，同时纸扎品也从传统的房屋、衣物扩展到iPhone、LV包、私人飞机，甚至还有满足宠物祭祀需求的各种模型。如今的米北庄村，被誉为“地下华尔街”，每年向海外输送数以亿计的冥币。2024年数据显示，万圣节期间，“祖先钱”在海外市场搜索量暴涨1800%，订单量同比激增135%，国内的源头厂货平台1688上，价格3.9元的600张冥币在亚马逊售价高达110元。美国亚马逊上售卖的冥币 图源：亚马逊官网在众多殡葬市场中，美国市场十分庞大，仅2022年一年的收入就超过180亿美元，且还在稳步增长。然而，美国的棺材市场基本上被Batesville和Matthews International这两大制造商垄断，占据了82%的市场份额，墓碑市场则被Rock of Ages、Smith Granite等大型公司和一些区域性企业所占领，相当难以打入。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厂商见缝插针。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Sich Casket已成为美国殡仪馆的重要供应商之一。凭借与当地殡仪馆的密切联系，Sich Casket的经销商遍布美国。同时，Sich Casket在北美有63个分销商仓库，还投资了自动化仓储系统。著名的超市Costco则与澳大利亚的供应商Scientia Coffins and Caskets合作，在超市售卖价格便宜的棺材。Scientia Coffins and Caskets的材质，由廉价环保的材料制成。主要产地，恰恰就在中国。“就像有人买得起法拉利，但总有人想要丰田。我们只是提供更便宜的替代品，让大家有更多选择。” Scientia的创始人说。年轻的中国商家们还看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宠物殡葬。曹县的工厂已经开始做宠物棺材，并瞄准了美国这样消费力强的成熟市场。一套出厂价不到20元的宠物棺材，在美国亚马逊商家能卖25美元（约合人民币180元），这还是最便宜的一款产品。更加高端的宠物棺材，已经可以卖到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市场潜力巨大。即便是难以撼动的美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制造。

“我没病却被强制治疗22天”，男子称主张权利却被送精神病院

“我坚决反对，我家人也反对，也没有经检察院法院同意，我却被当地公安机关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22天！”近日，安徽省淮南市市民张坡向大象新闻·大象帮反映，称自己在2024年6月，被当地公安机关单方面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检查治疗长达22天，期间被限制自由，禁止家属探望和接出院。事后，张坡要求当地公安给他一个说法，但至今无果。大象新闻记者赶赴安徽淮南市，见到了求助人张坡。张坡身上依然能看到多年前工伤的痕迹，而张坡所反映的情况，根源还要从这场工伤说起。1999年，张坡毕业分配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采煤工人，当年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的矿车撞伤，后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受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多元。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2010年左右，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是260元左右每人每月，我的伤残津贴还够一家三口日常生活，而到了2020年以后，淮南市低保已经随物价提高到了680元左右每人每月，我的伤残津贴扣除各项保障后，到手只有1900多元，保障不了一家的日常生活。”前几年，张坡向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要求提高伤残津贴标准，但单位与张坡就津贴标准应遵循的具体法规标准产生分歧，没有同意张坡增加津贴的要求，张坡不服，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情况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我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单位领导重视，认真考虑我的诉求。”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2024年6月2号这天，张坡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举着写有“实名举报”等内容的牌子，并拍摄视频，期间与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随后张坡拨打了110报警处理。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接到指令赶赴现场处理纠纷，并将张坡带回派出所进行讯问。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讯问结束后，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民警将他带上车，并告诉张坡要把他送到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检查鉴定。张坡说，自己表示强烈反对但办案民警依然把他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根据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入院记录显示：张坡入院日期为2024年6月2号，出院日期为6月24号，住院时间22天。同时入院记录上标示：“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大象新闻记者在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张坡住院22天的病区看到，出入病区的门是封闭的金属栅栏门。“我在里面忍受了二十多天的屈辱，电话不能有，皮带和鞋带都被抽走了。”张坡说：“让吃药的话必须吃，还要张开嘴巴、翘起舌头接受检查，如果不吃，就会给你绑起来。”张坡回忆说，没有医院和医生的允许出不了病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刚进医院时，他试图抵制反抗，但被医生捆在床上大概三四个小时，他无奈只能遵照医嘱，接受各项检查并按时吃药。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被关进精神病区那种恐惧和压抑的感觉，虽然过去快一年时间了，他至今难以忘记。22天后，张坡被派出所民警接出医院，并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对于拘留的行政处罚，张坡表示可以接受。张坡说，如果他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他愿意负任何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他接受不了的是，派出所民警在他没有暴力倾向和精神异常的情况下，在他本人和亲属坚决反对下，把他送进精神病科进行强制检查治疗，并且过程长达22天。“在这期间，我儿子要参加中招考试，我多次要求能不能暂时让我出去几天，等儿子考完试再回来，我妻子也去求情，但都没有得到允许，我觉得对不起儿子。”讲到这个细节，张坡的眼睛湿润了。张坡妻子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她接到派出所民警通知，要把张坡送到精神病科进行检查治疗时，她明确表示反对，两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丈夫平时的行为都很正常，亲朋好友和邻居都可以作证，张坡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和倾向。在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大象新闻记者看到，在精神医学诊断分析中写有：“成人智力测验报告:IQ：117分。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可以排除脑外伤精神障碍。”“对自身违法行为辨认力及控制力完整。”等诊断分析结果。最终鉴定意见为：1、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2、完全受处罚能力。大象新闻记者就鉴定结果的专业术语咨询了专业人士，被告知这结果意味着张坡不是精神疾病患者。随后，大象新闻记者咨询了北京中银（郑州）律师事务所的梁利波律师，梁利波律师表示：“公安机关直接送医首先需要确定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是否异常，第二是否存在紧迫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出现实施或可能实施伤害自身的行为、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危险时，公安机关才有权直接采取送医措施。”梁利波律师还向大象新闻记者介绍，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公安机关直接送医还需要通知当事人的亲属，征求监护人或亲属的同意，如果监护人或亲属反对，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亲属看管好当事人，如果产生各种后果由家属承担相关责任，但公安机关无权在亲属反对的情况下直接送医。但根据现场监控视频和派出所讯问笔录中张坡的语言描述显示，当时张坡并不存在精神异常迹象，也没有伤害或危害自身及他人的行为。梁利波律师还表示：“此外，若存在实施暴力伤害行为且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需通过司法程序申请强制医疗，检察院确认符合条件的，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审理期间，公安机关可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此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需经法院裁决，检察院全程监督，公安机关无权直接决定。”梁利波律师告诉记者，国家制定此方面法律法规的初衷，除了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考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侵害。此外，张坡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将张坡接出医院的当天，直接又对张坡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拘留8天。对此梁利波律师也表示异议，既然已经在精神健康的情况下强制送医22天，已经剥夺了张坡的自由权，而在确定当事人没有精神疾病后，再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因为有病被关一次，因为没病再被关一次，这一行为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后，大象新闻记者联系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办案警官，咨询张坡反映的情况和办案民警掌握的情况是否有出入，具体办案警官拒绝接受采访，让记者有事可以拨打淮南市110联系相关部门。目前，张坡坚持要当地公安机关给他一个说法，并就此事向当地法院起诉。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和我伤残津贴标准是不是合理的问题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我的公民权利是不是受到了侵犯，同时希望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在第二个人身上。”

亿元工程合同 “无中生有”？普邦股份原收购标的突爆离奇谜团

上市公司普邦股份10年前的一单并购，竟牵连一家民企遭遇离奇的飞来横“债”。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故事A面是：2015年，普邦股份收购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蓝环保”）100%股权，后者在4年对赌期内均“踩线”完成业绩承诺，之后业绩“变脸”。2023年，普邦股份将深蓝环保“甩卖”。隐藏于水面之下的B面则是：脱离普邦股份后的深蓝环保引发离奇争端。民营企业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和建设”）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在普邦股份控股深蓝环保期间，佳和建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在2015年至2016年间与深蓝环保签订了四地（边坝、江达、左贡、芒康）共六份工程合同，涉及工程款合计1.28亿元。“全是假的！我们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同纠纷。”近日，佳和建设副总经理吴志全对记者说，公司直到2024年12月下旬收到上述合同对应的四份调解书后，才知道已欠下深蓝环保6000万元债务（注：法院调解后金额），随后，深蓝环保于今年初申请强制执行，导致佳和建设相关账户被冻结。作为深蓝环保时任控股股东，普邦股份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当时不仅有工程合同，还有款项往来。相关方各执一词，解开谜团的关键指向深蓝环保。奇怪的是，按照法院调解书及公开资料披露的深蓝环保的住所地，记者3月下旬实地探访却并未找到该公司。深蓝环保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非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我已经离开深蓝环保3年了，有事情请找公司。”“根据我多年接触的案例经验，（深蓝环保）财务造假是大概率的。整个过程中有太多离奇的地方，我觉得哪一方的说法都不能全信，真相如何，还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某券商并购部高管称。“假如确实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那普邦股份也是受害者。”普邦股份总裁杨国龙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要求广发证券和正中珠江（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底稿，一旦查出问题，我们也会报案。”离奇 6000万元债务“从天而降”从头梳理事件脉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佳和建设方面一直强调，公司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同纠纷，为何会出现在深蓝环保的合作方中？“我们跟普邦股份和深蓝环保之前真的没有沟通联系。”吴志全说，在对相关合同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公司“凭空”背上了6000万元的债务。记者调查发现，对佳和建设涉及的上述1.28亿元工程项目，普邦股份在对深蓝环保完成收购后，曾于2020年7月回复交易所有关2019年年报问询函时，披露过佳和建设的名字。当时公告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对佳和建设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0408.67万元，坏账计提比例为33.51%。此后，普邦股份在2022年相关公告中也披露过“债务人”佳和建设的相关信息。疑问随之而来：在过去四五年里，佳和建设为何一直没有发觉公司被列为债务人的信息，直至2024年底相关诉讼调解书送达时才发觉？佳和建设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四个诉讼的相关法院没有通知公司，调解书及案件也没有上网，公司无从发现相关案号涉及的诉讼。并且，公司与普邦股份在业务上也没有交集，没有理由会去关注一家没有交集公司的公告。”由于佳和建设迟迟未向深蓝环保支付相关工程款项，其间普邦股份将上述款项列为应收账款。普邦股份在2022年6月回复2021年年报问询函时披露，公司对资信状况存在问题的客户进行单项计提，其中对于佳和建设，截至2021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04亿元，公司按50.56%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按照佳和建设方面的说法，公告中所述的调解书，是深蓝环保在“自导自演”。根据佳和建设提供的四份调解书复印件，针对上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左贡、芒康、江达、边坝四地法院在2022年1月17日至1月21日期间先后立案并进行了审理或调解。最终，经过法院调解，深蓝环保通过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的伍姓律师，与佳和建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的曾姓律师签下了四份调解协议。“我们从未委托调解书中的律师代理公司参与这四份调解，也从没见过曾姓律师。”吴志全称，针对上述状况，佳和建设今年1月下旬向成都市金牛区司法局投诉举报调解书中所谓的被告代理律师。经金牛区司法局当场电话问询，曾某承认从未见过公司高管、员工等，是深蓝环保的代理律师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伍姓律师与其联系，向她提供伪造的佳和建设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并请她于2022年1月一同前往边坝等地进行立案、获取了四份调解书。佳和建设市场部经理黄凯茜向记者播放了当时在金牛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相关的问询视频，以作证明。佳和建设所述是否属实？记者3月31日前往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所人员称“曾律师不在”。记者随后拨打曾某电话，她在得知记者身份后，以“不接受媒体采访”为由挂断了电话。在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称“伍律师不坐班”，让记者留下联系电话和咨询事宜由律所转达，但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复。有意思的是，经过记者逐一比对，尽管每份调解书确定的应还债务金额不同，但最终四份调解书最终确定的佳和建设债务金额却是整整6000万元，与普邦股份公告数额一致。按照佳和建设的说法，公司不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背上了逾亿元应付款项，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法院调解书“坐实”了6000万元债务。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受害者”的佳和建设，只要找到事件的当事人——普邦股份、深蓝环保及律师伍某，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部分真实细节。“该找的我们都找了，前期也曾到广州与普邦股份交涉，但对方却不解决、不面对问题；深蓝环保相关代理律师后来也采取不回信息、不接电话、不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黄凯茜说。“深蓝环保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也是遭受了无妄之灾。”据普邦股份相关人士介绍，公司2023年已将深蓝环保转让给广州德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德赛银链科技有限公司。杨国龙称：“佳和建设春节前确实找过我们，希望把被冻结账户解冻。我们帮忙对接德赛方面以后，后续就没有再跟进，佳和应该去找深蓝和德赛，不应该找我们。”悬疑 真假项目工程合同深蓝环保申请执行的法院调解书，大致勾勒了深蓝环保所称与佳和建设的合作情况。例如，西藏边坝县自来水处理工程合同的由来是，2015年7月18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饮用水水源地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合同总价款为1350万元，该项目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竣工验收，佳和建设向深蓝环保支付了工程款239.64万元，尚有1110.36万元未支付。又如，2016年5月10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市给水工程合同》，金额未披露，工程款均未支付。2016年5月30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约定原告为芒康县污水工程项目提供设备材料并负责安装，合同总价为3970万元，工程款均未支付。但佳和建设提出，上述工程项目疑点颇多，甚至“并不存在”。佳和建设方面表示，公司只在江达县和边坝县有工程项目，且与深蓝环保无关，在左贡县、芒康县则均未开展过业务。据佳和建设介绍，公司在江达县获得的两个自来水项目，中标金额分别为746.83万元和999.19万元，远低于调解书上江达自来水项目的金额。黄凯茜说：“我怀疑深蓝环保根据我们在江达的项目编造了其他项目。”佳和建设还称，公司曾向相关部门核实，其中左贡县住建局、芒康县住建局以及芒康县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均未查询到调解书中涉及的项目及相关拨款记录。但佳和建设并未提供调解书中提到有回款记录的江达县与边坝县的相关核实记录。记者注意到，在上述合同项目中，有多个项目的合同名称仍使用“昌都地区”，而实际上，昌都地区早在2014年就已撤地设市。据工程招标业内人士介绍，金额较大的政府工程需要履行严格的招标程序，流程较为严谨，因此在“撤地设市”一两年后，合同中仍使用旧称“昌都地区”而非“昌都市”，不合常理。记者查询了2015年至2016年昌都市的一些招投标记录，发现当地政府工程在这一时期已普遍使用“昌都市”的表述，未发现使用“昌都地区”的情况。上述项目在普邦股份的公告中曾多次出现。2020年4月25日，普邦股份公告推迟发布2019年年报，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审计机构前往施工项目所在地考察受到限制，其中特别列出了深蓝环保涉及西藏的四个项目，包括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市给水工程、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工程、西藏江达县自来水项目、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工程。不过，不知是否由于工作人员疏漏，其中“芒康污水管网工程”重复出现，却未出现边坝自来水处理工程项目。2022年6月17日，普邦股份在回复深交所对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时，披露了以上项目的签约时间。2022年8月6日，普邦股份在累计诉讼及仲裁的公告中，披露了这些项目的涉诉金额为10370.67万元。不过，在该份公告的表格中，法院调解书中合同额为3970万元的“芒康项目”，却被写在了“左贡项目”中。究竟是调解书将两个项目信息写反了，还是普邦股份在发布公告时出现了笔误，不得而知。针对佳和建设关于相关工程真实性的质疑，普邦股份予以强烈否认。杨国龙对记者表示：“佳和建设此前曾向深蓝环保打款一两千万元，没有业务往来，这些款项从何而来？假如存在造假，那就是佳和建设在配合深蓝环保一起造假。”普邦股份董秘刘昕霞补充称，普邦股份有合同、验收单和回款记录等证明资料，并已提供材料给广东证监局。若确实存在回款记录，佳和建设此前声称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无任何业务往来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面对这一质疑，佳和建设解释称，有可能是（相关方）通过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当地银行开设了佳和建设的账户。然而，这种解释在业内人士看来略显牵强。普邦股份历年年报（及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公司从2017年开始就存在一笔1亿元左右的应收账款可以与佳和建设相对应，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则分别为10934.67万元、10934.67万元、10408.67万元和10370.67万元，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664.47万元、1564.40万元、3488.34万元和10370.67万元。显然，2020年年报时，公司已经将该笔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额计提。这笔应收账款为何迟迟未催收？普邦股份解释称，公司一直在督促深蓝环保收回款项，且会计师事务所每年都会发出询证函。然而，深蓝环保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表示收款困难。“我们也很无奈，项目已经验收，却还被提出质量问题。”杨国龙表示，普邦股份收购深蓝环保后，公司虽然派驻了董事和监事，但深蓝环保的运营仍保持独立，即由谢非继续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2022年初，因前述调解协议，普邦股份对该笔款项进行了财务处理，将计提金额调整为5243.65万元。对于此前申请法院调解，杨国龙称是深蓝环保擅自进行的，普邦股份此前并不知情，直到2022年3月年报审计时才发现。“事情发生后，我们立即接管了深蓝环保的公章。”杨国龙称。蹊跷 深蓝环保不见踪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事件主角深蓝环保，却不见踪影。据相关法院调解书中披露，深蓝环保的住所地为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8号新希望国际大厦C座24楼，该地址与天眼查等软件显示的深蓝环保注册地址一致。3月24日下午，记者前往该地址发现，新希望国际大厦C座24楼目前有两家企业办公，一家是游戏公司，另一家是私募公司，并没有发现深蓝环保的“踪影”。记者随后向楼下保安、快递员以及同楼层游戏公司询问，对方均表示没有听说过深蓝环保这家公司。“事发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去这个地址找深蓝环保，但也是找不到，所以才去广州找普邦股份。”黄凯茜说。围绕前述工程合同的情况，记者进行了多方求证。谢非在接到记者电话时表示：“我已经离开深蓝环保3年了，有事情请找公司。”随后结束了通话。作为普邦股份收购深蓝环保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保荐人成燕说：“太不可思议了，据我对深蓝环保和谢非的了解，（项目造假）不太可能啊。”成燕表示，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在普邦股份收购之前，广发证券对深蓝环保的项目进行了详细核查。她也坦承，项目收购完成之后，督导工作比较依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就目前了解的信息，几个项目都是有据可查的，广发证券正在紧急查阅相关底稿。”同时，记者也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部门进行了求证。左贡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公司来了解过相关工程的情况，“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但这仅限于我了解的情况。”芒康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也表示，没有相关项目。江达县住建局工作人员查询资料后回复记者，确实有两个佳和建设中标的自来水项目，金额与佳和建设所述基本相符。边坝县相关工作人员则称因时间久远需查询后才能回复，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进一步信息。记者还联系了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和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均未获得回复。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任、高级合伙人李敏表示，假如这些项目确实不存在的话，那深蓝环保此前申请的诉讼调解可能是无效的，应该终止，且涉嫌构成虚假诉讼。作为接盘方，德赛环保的法定代表人樊文凯向记者表示，公司一直与当地法院保持沟通，了解到此前的执行程序确实可能被终止，这要看法院再审的情况。“佳和建设的案子比较复杂，我们也在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具体的情况不方便透露。”记者随后联系了当地法院。芒康县法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的案件已移交中院裁定是否再审，此前的强制执行程序是否终止需视再审结果而定。记者进一步联系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裁定芒康等地法院再审此案。回到事件的原点。2015年4月，普邦股份披露，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蓝环保100%股权。深蓝环保原管理层股东同时对应给出了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随后的2015年至2018年期间，深蓝环保均“踩线”完成了相关业绩承诺。2019年开始，深蓝环保业绩迅速下滑。“假如确实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那普邦股份也是受害者。”杨国龙表示，“我们正在要求广发证券和正中珠江和中喜提供底稿，一旦查出问题，我们也会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