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骗取信鸽协会的奖金,两名男子通过作假取得上海信鸽大奖赛的前4名,但最终因怕案发而没敢领奖金。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万元；被告人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去年4月底,上海市信鸽协会举行第十六届一岁鸽特比大奖赛。4月29日,龚某、张某分别将自己驯养的信鸽送交上海市信鸽协会参加比赛。5月1日,他们的参赛信鸽先后归巢,包揽了此次比赛的前4名。根据比赛规则,前4名的奖金总额为109.25万元。眼看可以拿到百万元巨奖了,但两人却高兴不起来,还因此担惊受怕。原来在信鸽协会公布成绩后,众多鸽友发出强烈质疑。两人做贼心虚,商议后将作假信鸽杀死,并告知主办方参赛信鸽已灭失,放弃成绩和奖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两人如此心慌,并放弃即将到手的百万奖金呢?原来,他们在参赛前对信鸽做了一番“文章”。他们先是用驯养经年的老鸽子冒充比赛要求的一岁鸽,然后采用两地交替驯养的方式,让信鸽分别认识两地饲养点的鸽棚,最后在比赛中让信鸽搭乘高铁归巢,骗取好成绩。据龚某交代,他从2016年就开始准备这次比赛。由于每年比赛集中放飞地都在河南商丘,他便出资在河南找人饲养这批信鸽。经过一段时间放飞,让信鸽认识河南饲养点的鸽棚,然后,与张某一起将信鸽带回上海饲养,又让信鸽认识了上海的鸽棚。去年4月29日将参赛信鸽交给赛事主办方后,两人便驱车赶到河南饲养点。5月1日早晨,参赛信鸽果然飞回河南饲养点,两人便将它们装入牛奶盒中,乘坐高铁返回上海。5月1日下午,两人将信鸽带至各自的饲养点放飞,造成参赛信鸽自己飞回的假象。最后,包揽了前4名。在成绩引发质疑后,赛事主办单位向警方报案。两人因涉嫌犯诈骗罪被依法逮捕。法庭审理后认为,两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龚某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张某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由于两人主动放弃领奖,构成犯罪中止,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到案后两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不法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如上判决。一审判决后,龚某、张某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据办案法官介绍,所谓“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中止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而是刑法所鼓励的行为；犯罪中止形态则是犯罪的状态,应当负刑事责任。...
记者从西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了解到，针对当前西安住房租赁市场出现的“租房贷”相关问题，该市房管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凡是涉嫌违规违法的企业或个人，其行为一经查实，将严格依法处罚。 近期，一线城市的“租房贷”平台因资金链断裂纷纷被曝光。“租房贷”平台的运营模式，一般是由长租公寓运营企业在租赁环节引入金融机构一次性垫付房租，租客与金融机构签署贷款协议，按月还贷款来抵房租。这些长租公寓运营商恶性抢占房源，哄抬租房价格。一旦资金链断裂，导致租客无房住，但仍需还贷款，个人信用可能受到影响。 为进一步规范西安市的住房租赁市场，西安市房管局发布通知要求，凡是在房屋租赁中涉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将予以曝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格依法处罚。 通知还要求，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建议采用由房管局官方网站发布的示范文本。自行拟定的合同必须参照官方网站发布的示范文本，合同未经过工商部门审核备案，不许自行冠名“西安市房屋租赁合同”；签订的住房租赁合同中不得涉及住房租赁租金贷款相关内容，如需办理住房租赁租金贷款需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要求办理。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今年以来，官方多次表态，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本报就房租上涨、长效机制建设、去库存等楼市热点问题邀请专家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近日，多个部委密集释放出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信号，专家认为，其中房地产税是重要内容。 8月28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下半年做好八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在扎实有效推进三大攻坚战方面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当日，财政部部长刘昆指出了下一步财政四方面重点工作安排，其中在推进落实重要改革举措方面提出，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住建部日前在辽宁沈阳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地要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和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支持合理住房消费，坚决遏制投机炒房，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7月份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当前全国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各种房地产市场乱象丛生，“房住不炒”的中央精神部分地方落实不到位，“五限”甚至“六限”政策仍然没有阻止房地产投机和房价上涨的压力，因此，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将是贯彻落实房住不炒、遏制房价上涨的有效措施。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黄志龙认为，楼市长效机制的内容包括金融、财税、投资、土地、立法等。长期来看，金融领域的长效机制建设应设立住房银行，同时通过房地产ABS、REITS支持租赁市场的发展；财税政策的重点是完善交易环节的各种税收，例如，推出房地产税；投资的重点应是房地产开发不仅限于开发商，而要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土地方面，要重点发力租赁市场，特别是集体土地可用于租赁市场发展，形成租售并举的市场格局；立法方面，包括推出住房法、房地产税法等。 值得注意是，不动产登记信息联网也是我国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基础。自然资源部日前称，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到全面运行阶段。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在有效摸清市场实际情况的背景下，调控将更有针对性，房地产税等长效机制的工作也将顺利推进。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依群日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庞大的不动产信息客观上已经成为开征房地产税的基础性建设。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日前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这一表态更增加了外界对于房地产税出台的预期。...
近日，浙江乐清滴滴顺风车司机奸杀女乘客一案引发广泛关注。继“郑州空姐乘顺风车遇害事件”引爆网络后，滴滴再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8月28日晚间，滴滴再发道歉信，宣布顺风车业务将无限期下线。8月27日，一篇名为《滴滴出行，请开发票给我》的微信文章在网上流传，矛头指向滴滴于今年7月升级后，强制向用户调取通讯录等多项隐私权限，否则不能使用该应用。8月28日，滴滴回复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调取通讯录的权限是用于“代人叫车”与“紧急联系人”功能，调取前需用户二次确认。如不同意，消费者亦可选择手动输入号码。律师认为，用户通讯录包含多种个人信息，每条通讯信息都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主体。对通讯录联络人而言，未经其允许，任何人不得使用其个人信息，滴滴的行为不符合《网络安全法》所规定的授权原则且不合法。质疑：不同意法律条款及隐私政策，滴滴出行app无法使用？前述网文作者称，浙江温州的顺风车事件发生后，他曾于8月25日17:51分拨打滴滴出行的400客服电话，要求开具2018年7月10日之前的发票。客服人员表示，开具发票只能通过app页面的自助开票栏进行操作，后台并不能为用户开具发票。网文作者指出，其因不同意滴滴公司提出的“隐私条款”而无法进入app，客服表示，必需点选“同意”进入app后，方可开具发票。2018年8月27日晚，澎湃新闻记者使用一台从未使用过“滴滴出行”app的手机下载该软件进行测试，在点开应用后，确实出现了“滴滴法律条款及隐私政策”字样，称在用户使用滴滴产品或服务前，务必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相关法律条款、平台规则及用户隐私政策，若点击同意并开始使用产品或服务，即表示已理解并同意该条款并且具有法律效力。该提示语中还标注了用户隐私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手机号、姓名、身份证明、面部识别特征等个人信息，以及手机通讯录、麦克风、相机等设备的调用权限。澎湃新闻尝试点选左下角的灰色“不同意”字样，这时，页面中部跳出“请同意条款后使用滴滴出行服务”字样。这意味着，如不同意上述条款，滴滴出行app将无法使用。滴滴回应：通讯录用于紧急联系人，调取前需用户亲自确认对此，澎湃新闻致电滴滴客服，接线客服解释称，在界面首页的手机权限调用选项仅为概要，点选“同意”并不会直接调取通讯录，需进行进一步操作。滴滴在回复澎湃新闻采访时称，滴滴在隐私政策中对核心功能与附加功能进行了区分，仅当用户拒绝提供部分核心功能信息时才会导致app无法使用。澎湃新闻注意到，在滴滴隐私政策中，通讯录并不在核心功能信息之列，用户可随时关闭此权限。即便如此，作为出行app，滴滴为何要调用用户的手机通讯录？网文在结尾处指出，滴滴在过去六年都未曾提出调取通讯录的条款，却在更新版本中添加了此项。滴滴在回复中称，调取手机通讯录权限并非更新版APP新增的内容，主要用于“代叫车时填入被代叫车人联系方式和“填入紧急联系人联系方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用户设置此项时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选择匹配通讯录进行点选。他强调，在设置紧急联系人时，界面会出现二次弹窗提醒，征询用户意见是否同意调取通讯录。滴滴在回应中提到，隐私政策第2.2.5条明确说明，如用户使用平台行程分享功能，还需提供紧急联系人信息。如拒绝提供，将导致无法实时分享行程以达到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不过，当澎湃新闻使用另一台此前下载并使用过滴滴出行app手机进入添加紧急联系人及代叫车操作，点选通讯录时弹窗显示的文字为“请允许滴滴访问您的通讯录，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您还没有用过滴滴的朋友，方便您进行推荐获得收益；也可以方便我们存储号码保护虚拟号码以便您来电时识别”。律师：通讯录信息对应不同权利主体，采集行为不符合授权原则滴滴调取通讯录究竟作何用途？是否已在其完整的隐私条款中对此作出说明？8月28日，澎湃新闻通过“滴滴出行”app“设置”－“法律条款”一栏找到了自2017年8月18日起生效的完整个人信息保护及隐私政策。该条款第1条中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定义与范围：包括姓名、手机号码、用户密码、身份证号码、照片、征信信息、常用地址、通讯地址、位置信息、通话记录等32项内容，但并未包括手机通讯录。滴滴在回应中称，手机通讯录是一种设备权限，通过调取手机通讯录权限收集的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等属于个人信息，而在其隐私政策首部个人信息定义与范围，括号中的列举内容已包含“紧急联系人”。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浩对澎湃新闻表示，若出于安全所需，为满足损害最小原则，平台方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要求用户提供紧急联络人信息。依照《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滴滴作为出行平台，除收集个人信息目的的正当性之外，收集信息的程序也要正当。若想获得收集用户信息的授权，必须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说明APP收集信息的目的、用途、方式、范围等，还要公开其使用规则，并以醒目的方式进行提醒。此外，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邓学平还指出，用户的通讯录包含很多个人信息，每条通讯信息都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主体。用户保存通讯录仅意味着权利主体允许该用户一人合法使用，不意味着各权利主体允许该用户再次公开相关信息。对通讯录联络人而言，未经其允许，任何人不得使用其个人信息，滴滴的行为不符合《网络安全法》所规定的授权原则且不合法。如果平台未经同意又将上述信息提供给第三人（无论平台是否获利），还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面临刑事责任。周浩也表示，二次收集的信息原则上理应取得第一手信息主体的同意，目前平台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澎湃新闻注意到，滴滴在隐私条款的第6.2条中提到，非经法定程序或获得您的同意，平台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就在乐清顺风车司机奸杀案发生后，有网友发帖指出，曾在行程结束后，接到滴滴司机的短信和电话骚扰。而滴滴隐私条款的第6.1.6条则写到，“为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在协助处理与您有关的交易纷争或争议时，我们可能向您的交易相对方或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提供解决交易纷争或争议所必需的信息。”周浩指出，这意味着司机可以争议为由获得乘客的手机信息，滴滴这一政策或导致用户信息泄露。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8月29日，根据上海公安信息网披露信息显示，永利宝、火理财相关的3名境外逃犯已在菲律宾被警方抓获。公告显示，近期，上海浦东分局经侦查发现，上海永利宝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潇谦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永利宝”、“火理财”平台名义，利用互联网及App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公司负责人余某及部分高管于案发i前潜逃境外某分局在经侦总总队的指导下成立专案组，查冻涉案资产约9000万元，并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于8月23日赴菲律宾开展专部工作，并于8月26日在当地执法部门的协助抓获余某3人，现余某3人被押解抵沪，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7月17日，上海警方发布公告称，已对上海永利宝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潇谦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7月16日，永利宝发送的应用程序弹出窗口在网络上被发酵。据说董事长余刚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张玉丰失去了联系。稍后，永利宝平台发布主动清盘&良性退出公告，永利宝表示，经公司高层深入讨论决定，自2018年7月16日起，停止平台发标，开始良性清盘兑付。经平台高层讨论，清盘兑付方案如下：1）截至2018年7月15日，平台在贷余额约为10亿元人民币，平台将分36个月进行投资用户兑付2）第1-12个月，每月兑付用户本金2%；第13-30个月，每月兑付本金3%。第31-36个月，每月兑付本金4%3）自2018年8月起，每月15日进行集中系统兑付为实现本次清盘退出工作的公平、有序进行，公司将在2018年8月15日前成立清盘退出工作组，并开通线上线下客户服务，承诺公司实控人不失联，不离境。请各位用户耐心等待兑付，理性维权。...
根据国家P2P网贷整治办印发的《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及“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相关要求，8月28日，上海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整治办”）、上海市网贷风险专项整治联合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网贷整治办”）召开会议，部署启动本市P2P网贷机构合规检查相关工作。此次合规检查工作的总体原则是，坚持标准统一，严格按照网贷行业“一个办法、三个指引”监管制度及有关政策法规，统一标准、从严把关；坚持全量覆盖，针对注册在本市、仍在正常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的机构全面组织开展合规检查，力求做到机构与业务检查全覆盖；坚持查改结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风险点，督促相关机构边查边改、即查即改。此次合规检查将以国家P2P网贷整治办下发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涉及108项为主要内容，重点围绕P2P网贷机构是否坚守信息中介定位、是否设立资金池、是否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资、是否直接或变相为出借人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付息、是否对出借人实行刚性兑付、是否对出借人进行风险评估并进行分级管理、是否向出借人充分披露借款人风险信息、是否坚持小额分散的网络借贷原则、是否发售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是否以高额利诱等方式吸引出借人或投资者加入等10项内容展开。此次合规检查组织实施过程中，各区将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做好政策传递和压力传导，督导P2P网贷机构结合自身经营情况按要求深入开展自查，并积极配合自律检查、行政核查，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点应切实做到边查边改、即查即改、有序化解风险、切实保障出借人合法权益；通过合规检查，将依法依规开展分类处置，对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经营的机构，将及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查处打击，对基本符合信息中介定位和各类标准的P2P网贷机构，将按规定报请国家有关部门将其接入相关信息披露和产品登记系统。下一阶段，市整治办、市网贷整治办将根据国家及本市工作部署，组织各区、各有关行业协会有序推进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等合规检查相关工作。...
近期，关于金融资本搅乱租房市场秩序的话题引发监管部门关注。专家表示，长租公寓作为ABS底层资产此前备受追捧：一方面符合投资者对于风险和收益的预期，另一方面成为长租市场发展的重要助力。但是当前长租公寓市场存在诸多乱象，部分机构借道ABS变相加杠杆，增大了风险。预计长租公寓ABS相关业务很快会迎来强监管，产品发行或面临更高门槛。 加杠杆“游戏”乱花迷眼 “以往很多租赁企业用的是租金沉淀和押金沉淀的作法。如今在资本挟持下，借用了外部金融杠杆，带来风险是必然的。”中国房地产经纪同业联盟主席胡景晖表示。 胡景晖所指的外部金融杠杆，广义上被认为是长租公寓的资产支持证券。目前，市场上推出了“魔方公寓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信证券·自如1号房租分期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新派公寓权益型房托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联前海开源·保利地产租赁住房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高和晨曦·中信证券·领昱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等长租公寓相关的ABS产品。 据东方金诚统计，截至8月21日，已发行长租公寓ABS共8单，总规模98.07亿元，产品类型包括类REITs、CMBS、信托受益权ABS。此外，远洋地产长租公寓ABS等已获交易所审批通过。 兴业研究固收首席分析师徐寒飞指出，住房租赁ABS有三种证券化模式：双SPV的收费收益权ABS、CMBS和类REITs。轻资产运营的住房租赁主体仅可选择收费收益权ABS，以未来一定期限内的租金收入作为底层资产，采用“信托+专项计划”双SPV模式；重资产运营的住房租赁主体以房企为主，可选择CMBS和类REITs。CMBS和类REITs均对标的物业在产权、土地性质、实际用途等方面的法律完备性要求较高，同时要求标的物业的租金收入对当期应付本息保持较高覆盖度。 知情人士透露，当前最受质疑的某资产证券化项目，通过与信托机构合作，由信托计划向月付租客发放贷款，月付租客与信托机构之间实质形成“借贷关系”。而该信托计划的受益人为长租公寓公司所设立公司。随后，该公司将信托计划的受益权转给新设的资管计划，从而搭建ABS构架。 上述人士指出：“长租公寓公司一般以季度或半年度向房东支付房租，而通过发行ABS可以一次性得到几乎全年租金。如此一来，可以得到约等于半年或9个月房租的资金池，从而产生巨大的资金错配空间。由于在此ABS计划中，信托仅起到通道作用，并未实际监管托管账户，从而让长租公寓公司可支配池内资金进行扩张，签订更多房源从而扩大市场占比。” 风险陡增需警惕 一位评级机构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正规评级公司通常不会轻易对上述模式ABS产品作出评级，原因在于这类ABS中涉及的机构有较大交叉，并且该计划的本质使长租公寓企业得到资金池且几乎不受监管，风险较高。“长租公寓机构一方面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支付贷款的资金，另一方面通过ABS再次获取几乎等额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底层资产价值上）至少加了2倍杠杆，一旦底层资产断裂，个别机构将面临较大风险。” 前段时间由于鼎家“暴雷”而映入公众眼帘的“租金贷”，可以看做是长租公寓ABS的“异化版”：租客在与长租公寓签订租约时，与一家同该企业合作的资方签订贷款合约，由资方将租金支付至长租公寓方，租客向该金融机构按月还清租房贷款。也就是说，租客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且由于租客支付的房租与长租公寓公司需要支付给房东的房租存在时间差，便有了资金错配获利空间。长租公寓的资金池并没有任何监管介入，更没有备付金制度。 不少金融业内人士担忧，一旦金融市场发生波动，部分项目房租可能无法顺利支付。如果进一步加入信用违约债券、担保债务凭证等金融衍生品，必将带来更高的杠杆，资金链一旦断裂将产生严重后果。 监管短板亟待补上 长租市场背后的金融乱象引发了多个监管部门的重视。此前北京市住建委披露，针对近期媒体关于个别住房租赁企业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的报道，联合市银监局、市金融局、市税务局等部门集中约谈了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明确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等。 8月27日，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了《关于防范“长租公寓”业态涉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提示》，对“租金贷”存在的风险做出提示，并吁请会员单位不要与违法违规的长租公寓中介服务商开展类似“租金贷”业务。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看来，从业务的本质上来讲，长租公寓ABS是合法合规的，但从其实际运营状况看，与当前的资管规定、住房金融监管规定的理念不符：一是规避牌照管理的限制，通过发行信托产品，用信托牌照获得贷款进行租户分期付款，存在利用通道进行贷款的违规行为；二是即便产品设计合规，也不符合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思路。“预计接下来相关业务会被暂时禁止或提高标准要求，监管短板亟待补上。”他说。 但无论如何，长租公寓是我国房屋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东方金诚结构融资部总经理郭永刚表示，ABS作为长租公寓融资的方式之一，相比权益资本及其他私募债务资本而言，在成本、效率方面具有优势。长远看来，有利于改善长租公寓行业资金结构和资金成本，从而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我国住房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的逐步完善，长租公寓机构的融资方式将进一步规范。国际经验表明，成熟的长租公寓机构融资方式多元，对于REITs自身所持的资产要求，各经济体有明确规定。从全球范围来看，各经济体对于REITs所持实物房地产物业的比例要求都较高，且在新加坡与中国香港，条例明确规定REITs所募集资金不可参与空地投资，切断了“炒地皮”“囤地”的可能性。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及家庭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资产管理市场也在过去近20年时间迅猛扩张，包括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保险、信托及私募等财富管理机构向投资者提供大量产品，整体市场规模突破百万亿元。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不考虑交叉持有因素，我国金融机构资管规模已攀升至125.67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资金余额约29.54万亿元，公募基金资产规模12.79万亿元，基金公司及子公司的专户规模合计11.61万亿元，券商资管合计17.96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到14.92万亿元，信托公司受托管理余额26.25万亿元，私募基金规模12.6万亿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各类机构中，资管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公司数量最多的为信托公司，共57家；证券公司合计51家，基金专户和公募基金公司分别有33家和32家。 此外，境内资管规模超过万亿元的机构共20家，商业银行独占11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3家，基金公司和券商各1家。 银行理财 分机构来看，规模庞大、最亲民的无疑是银行理财业务，传统商业银行拥有大量客户群体，通过推出各种精心设计的理财产品，能够满足客户的投资需求并提高揽储能力，商业银行逐渐成为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的主力军。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统计，2007年底银行理财规模仅有5000亿元；随后在2009年底突破万亿元大关；2013年底突破10万亿元，到2015年国内银行理财规模已超过20万亿元，截至2017年底，总体体量已接近30万亿元，但增速逐渐下降。 从上市银行的情况来看，共11家商业银行资管规模超过1万亿元，其中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位列前4，分别管理资产达到3万亿元，2.7万亿元，2.2万亿元和2.1万亿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7年 公募基金 我国公募基金已发展20年，在A股牛熊交替过程中逐渐成熟、规模壮大，产品主要涵盖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主流产品类型。截至2018上半年，公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已达到127家，合计资产规模约12.79万亿元。 公募基金投资门槛较低，拥有的个人投资者数量近2亿，其中85%是持有基金资产规模5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在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率先实现金融理财与金融支付的融合后，互联网基金成为公募新形式及普惠金融的代表。 数据显示，共有32家基金公司的最新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00亿元，其中天弘基金以1.74万亿元居首，易方达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建信基金、博时基金和南方基金位列第2-第6位，规模也在5000亿元之上。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8上半年 而为了更好地服务特定客户及满足机构的委托投资需求，基金专户理财应运而生，截止2018年一季度，基金公司专户管理资产规模4.79万亿元，基金子公司专户规模6.82万亿元，两者合计11.61万亿元。 其中，基金专户有13家公司规模超过1000亿元，创金合信基金、建信基金和中银基金排名前3位。基金子公司专户规模位列前茅的有招商财富资管、浦银安盛资管和建信资本资管，规模均在4000亿元以上。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8年一季度 证券公司 券商资管从2005年起步，在政策的扶持下实现跨越式发展，2012年创新大会以来总体规模由当年的1.2万亿元升至今年一季度末的16.12万亿元。 国内证券公司资管业务以资管子公司为主体，业务收入贡献行业整体可达到10%左右，结构上定向资管占比居多数地位，客户也以服务机构客户为主。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末共94家证券公司经营资管业务，中信证券以16997亿元排名第一，领先优势明显；华泰证券和国泰君安紧随其后，分别受托管理资金约9427亿元和9028亿元，共有51家证券公司资管规模超过1000亿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7年 保险公司 2005年底，保监会批准设立第一批五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金从内部投资运作逐步形成为保险公司自主投资和资管公司受托投资的管理模式。 目前，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管理母公司的保费收入，这也是保险资管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第二类是承接以银行等第三方金融机构的委托管理资金；第三类则是主动发起设立保险资管计划，截至2017年末我国保险资管计划余额为2.08万亿元。 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14.92万亿元，较去年年初增长11.42%。其中，银行存款1.93万亿元，占比12.9%；债券5.16万亿元，占比34.6%；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1.83万亿元，占比12.3%；其他投资约6万亿元，占比40.19%。 四大上市险企的管理资产规模庞大，合计达到7.37万亿元，中国平安以2.67万亿元位列第一，中国人寿2.59万亿元排名第二，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分别管理1.42万亿元和6886亿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7年 信托公司 2017年，信托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迅速，行业资产规模保持稳健增长，截至2017年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突破26万亿元，达26.25万亿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3859.60亿元)，同比增长29.81%。 从信托资金的投向来看，工商企业依然稳居信托投向的榜首，其后依次是金融机构、基础产业、证券投资、房地产。截至2017年年末，五大投向占比情况如下：工商企业占比27.84%，金融机构占比18.76%，基础产业占比14.49%，证券投资占比14.15%，房地产行业占比10.42%。与2016年年末相比，变化在于基础产业超过证券投资升至第三位。 各家信托公司中，中信信托、建信信托、华润信托和华能信托四家的资管规模超过1万亿元，分别达到1.98万亿元、1.41万亿元、1.35万亿元和1.01万亿元，57家信托公司的管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7年 私募基金 近两年，私募基金行业同样突飞猛进，截至2018年6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3903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8354只，合计管理基金规模12.60万亿元，较之2017年末的11.10万亿元增长13.5%。 数据来源：基金业协会 按基金类型来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占比最大，合计7.2万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的规模相当，分别为2.54万亿元和2.12万亿元；创业投资基金规模较小，约7487亿元。 各地区中，北京、上海和深圳依然是三大私募聚集地，合计管理规模达到2.91万亿元、2.82万亿元和1.8万亿元；上述3个城市加上浙江(除宁波)和广东(除深圳)，规模总计占比达到71.88%，资源集中趋势明显。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止2018上半年 与其他机构相比，各家私募公司的管理规模要小不少，平均管理基金规模仅6亿元，其中1-5亿元规模的家数最多，达到4236家；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有224家。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截至8月28日，今年成功在沪深两市IPO上市交易的73家公司中，便有17家（已披露中报58家）出现了净利润下滑的情况。2017年IPO上市的438家企业中，去年年报即出现业绩下滑的企业数量则为124家。对资本市场而言，IPO上市企业首份财报即出现“业绩变脸”，始终是备受关注的永恒话题。8月27日晚间，今年2月才成功上市的中源家居（603709.SH）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半年报。其中，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6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27%。类似中源家居上市后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近年来在A股一直屡见不鲜。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今年成功在沪深两市IPO上市交易的73家公司中，便有17家（已披露中报58家）出现了净利润下滑的情况。2017年IPO上市的438家企业中，去年年报即出现业绩下滑的企业数量则为124家。分行业而论，制造业无疑成为次新股“业绩变脸”最多的领域，去年以来有115家来自这一行业，占比高达8成，其次则是金融业。地域上，广东省则是“业绩变脸”企业最多的地区。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发现，次新股出现“业绩变脸”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三类，即宏观政策调整下出现的行业周期性因素及季节性因素、经营管理不力影响以及并购“踩雷”。8月28日，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IPO发行常态化后，发审委不会对首发企业的利润水平、上下波动或季节性变化而直接采取否决态度，但企业盈利能力问题和成长性问题一直是关注重点。“业绩变脸”频发根据中源家居8月27日晚间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在公司营业收入出现同比增长2.82%的情况下，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却同比下滑38.27%，基本每股收益亦较上年同期减少48.48%。由于中源家居2018年2月9日才成功登陆上交所，这是其上市以来的首份中报。此前一季报中，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幅度亦高达45.10%。中源家居上半年38.27%的净利润下滑幅度，在今年上市的企业中，仅次于宁德时代（300750.SZ）的49.70%。财务数据显示，宁德时代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93.6亿元，同比增长48.69%，但净利润仅为9.1亿元，同比减少49.7%。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IPO实现上市的73家企业中，类似宁德时代这样净利润出现下滑的共有17家，占比达到23.29%。行业而论，17家“业绩变脸”企业有10家为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其次则是金融业，共有3家。金融业中，净利润下滑幅度最大的是南京证券（601990.SH），达到23.17%。地域方面，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四个地域分别有3家企业上半年出现了业绩下滑，并列为最多。如果将时间线延长至2017年，则“业绩变脸”的情况更为突出。据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在2017年IPO上市的438家企业中，披露去年年报后出现净利润下滑的达到124家，占比达到28.31%。分布行业中，来自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业绩下滑企业数量依然占据前两名，且为制造业的企业数量达到105家。同时，上述124家企业有15家来自广东，数量最多；其次则是浙江，有13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筛选范围进一步缩小至去年年报和今年中报均出现下滑，则仍有56家之多符合这一情况。其中50家来自制造业，3家来自金融业。对于为何制造业多“业绩变脸”的企业，北京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认为，制造业作为行业的大概念，所涉及面很广，因此申请和通过IPO的企业数量远超过其它行业，因此出现业绩下滑的概率就高，这一点也同样存在于制造业企业IPO被否数量最多上。无论是去年净利润下滑幅度，还是今年上半年的该项数据，高斯贝尔（002848.SZ）均占据着头把交椅。财务数据显示，去年2月中旬才成功上市的高斯贝尔，2017年全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77%，今年上半年该项指标更是出现259%的下滑幅度，由此造成3113.17万元的亏损额度。更令外界意外的是，上市仅一年半的高斯贝尔即麻烦缠身，被监管层重点关注。8月22日，高斯贝尔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存在退市风险。8月28日，高斯贝尔证券部人士表示，因目前正处立案调查期间，不便接受采访，上述涉及的有关情况公司将随时进行披露。多因素引“变脸”高发对于高斯贝尔连续出现“业绩变脸”乃至亏损的情况，公司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行业处于产业升级，由此引发净利下滑，并认为公司并不是个例。同时据高斯贝尔预计，前三季度公司可能亏损2901.65万元-5388.77万元，同比下降1459.79%-2625.32%。不过在高斯贝尔上市后的一年半时间中，引发其经营困局的原因，也许还来自公司去年8月拟推动的一笔收购。彼时，高斯贝尔董事会决定，变更IPO时募资用途，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家居电子”）100%股权。此前3月，则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据高斯贝尔招股说明书披露，其原拟募资4.47亿元（实际募资2.64亿元），用于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业化和补充流动资金等四个项目建设。但在随后，湖南证监局在对高斯贝尔收购家居电子进行现场检查后，发现其存在2119.7万元的收入不符合规定，以及少计396万元费用和未披露关联交易等违规行为。同时，更意外的是高斯贝尔当初的部分收购款进入了公司高管个人账户，涉及8位董监高。高斯贝尔证券部人士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公司管理层近日一直在就未来发展方向开会讨论，但截至目前仍未到合适的对外披露的时机。相比于高斯贝尔并购“踩雷”的情况，多数IPO企业上市后“业绩变脸”的原因，来自于去年以来整体金融监管环境，外部贸易变化以及行业特有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因素。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28.06%的明阳电路（300739.SZ）有关人士即表示，业绩波动是综合因素影响，其中既有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也有制造成本的升高导致。“公司90%以上的业务都在海外，今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从而出现了汇兑损益。另一方面，制造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造成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升高。”上述明阳电路人士说。明阳电路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成本与销售费用均同比增长20%以上，财务费用则同比下降137.01%，主要原因即是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损益增加。上海一家大型券商制造业分析师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今年以来随着金融去杠杆政策的深入，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偶然因素，以民营居多的制造业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由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涉足海外业务，更增添了业绩波动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如宁德时代这样受特定因素引发的“业绩变脸”情况。据其财报披露，宁德时代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转让了持有的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取得的处置收益影响，扣除转让普莱德的处置收益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业绩的影响后，净利润将同比增加36.55%。监管从严预防“变脸”尽管造成次新股“业绩变脸”的因素繁多复杂，但频繁出现类似情况时，市场总不免对监管机构多有微词。但实际上，自2016年四季度IPO发行常态化以来，尤其是去年10月新任发审委上任以来，对首发企业的审核已颇为严格。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IPO上市的73家企业中，去年年报出现净利润下滑的企业数量虽然有20家，但这一时期归母净利润最低的企业仅有一家是3000万元级别，即百华悦邦（300736.SZ）的3964万元。其中，更有37家去年归母净利润超过亿元，占披露了去年年报企业数量58家的比例高达64%。此外，更有11家净利润在10亿元级别。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IPO发行常态化后，监管层并未对首发企业的净利润有所谓的数值红线要求，也不会单纯就企业净利润的上下波动，或者季节性变化而直接采取否决的措施，而更关注企业的盈利能力问题和成长性问题。“相比于过去坚持业绩具体数字，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进行关注显然更符合实际情况。在从严审核、监管的基调上，对利润水平进行弹性评估，也更有利于企业上市后的发展。”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说。与此同时，对于IPO企业上市后“业绩变脸”的情况，监管层亦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更多关注。今年6月，证监会在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分别增加了一条针对IPO企业上市后出现“业绩变脸”，保荐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条款。其中规定，当保荐人保荐的企业上市首年即出现亏损，监管部门将自确认之日起暂停保荐机构的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并撤销相关人员的保荐代表人资格，但尚未盈利的试点企业除外。虽然上述条款并非新鲜事，2008年发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便有提及，但此次从“业内知悉”到广为人知，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监管层对企业上市后出现业绩波动情况的重视。在监管层从严预防首发企业上市后业绩波动之余，自去年以来，市场似乎也在“业绩为王”的逻辑下，自动修正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8年上市即出现业绩滑坡的17家企业中，截至28日收盘已有2家股价低于上市首日的收盘价，华西证券（002926.SZ）跌幅更已超过30%。2017年上市便业绩下滑的124家企业中，至最新股价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的数量更多达40家，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其中，金麒麟（603586.SH）等三家较上市首日收盘价的跌幅，均超过50%。“今年以来A股行情波动较为激烈，如今随着中报披露季的收尾，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只要有业绩可以兑现，股价就有表现的可能，没有业绩的话，资金也不会认可，即使股价短期上涨，也是昙花一现。”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说。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8月21日，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第一个工作日立案20件，受理案件标的总额超过10亿元。8月21日上午8点，一个平常的周二，众多执业律师如往常一样，在法院门口排队等待诉讼服务大厅对外开放，上海律师董炤熠也在其中。对于董炤熠来说，这个周二却不同寻常。或许他也未料到，自己成了各大新闻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因为他所代理的质押式证券回购一案，成为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受理的第一案。这一天，全国首家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有人称之为“法治金融改革的历史性时刻”。从2010年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建议成立金融审判法院，到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金融法院历经8年，终于落地。“精锐部队”全新亮相7月24日，上海金融法院迎来首位“掌门人”——赵红被任命为上海金融法院院长。赵红是现有专门法院的第二位女院长，还有一位则是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公开资料显示，赵红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拥有经济与法律的双重教育背景。她曾长期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民事审判第四庭、立案庭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长，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司法事务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后调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出任上海海事法院党组书记、院长。7月27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院长林晓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则被任命为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目前，正式上线的上海金融法院官方网站已公布了24名入额法官，平均年龄42岁，绝大多数拥有硕士以上学位，他们或者是从上海一中院、二中院金融审判庭整体划转，或者是从上海的法检院系统公开选调。这些法官都长期在金融审判一线工作。例如出任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审判长的张聪，已有35年的工作经验，曾任上海一中院民事审判第六庭审判长，审理过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金融案件。还有出任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的符望和法官朱颖琦，都曾参与审理了著名的“光大乌龙指”系列案引发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第一案，确立了投资者损失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符望在上海金融法院筹备期间，曾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调研和座谈会，参与起草案件管辖规定，确定金融法院的管辖范围。此外，现任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庭长的单素华，审理过百余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在民间借贷、合同纠纷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吴峻雪与王承晔，现分别担任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一庭、二庭的审判长。事实上，上海金融法院集中了上海市法院的金融审判力量。不过，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军同时指出，目前，金融法院的多数法官、审判员是从民商事审判庭选调而来，在金融审判方面仍是民商事思维。但金融案件与民商事案件不同，设立金融法院后，还需要培养一批金融审判专业人才，用金融思维解决金融问题，进一步满足金融专业审判的需要。建立金融法院呼声已久上海金融法院从获批组建到正式挂牌，不到4个月。但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律师吕红兵是首次提交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提案的3位政协委员之一。2010年1月的上海市政协会议上，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张宁、吕红兵及谢荣兴提交了有关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提案，得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留作参考”的答复。2015年1月，吕红兵等11位上海市政协委员再次提交了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建议。这一次，建立金融法院被“列入计划拟解决”。同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桂敏杰也提出，借鉴最高院设立巡回法庭和成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成功经验，在上海设立专门的金融法院。这期间，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多次被提及。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在“2015年陆家嘴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市正在争取早日成立金融法院。自2017年7月起，上海高院开始研究论证上海金融法院的筹建工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吕红兵第三次提议设立金融法院。他认为，设立金融法院，既可以凸显司法对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维护，同时，对争取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也有积极的促进意义。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上海金融法院正式获批成立。金融法院的建立加快，与国家对金融安全的日益重视相关。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十九大结束后半个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即告成立，我国金融监管架构由原来的“一行三会一局”演变为“一委一行三会一局”。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涛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设立上海金融法院，通过对部分复杂典型金融纠纷的专业裁判提升金融审判的司法公信力，以判决书中蕴含的交易规则引导金融交易实践，有利于维护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从司法层面落实国家的金融监管目标。金融审判庭奠定基础“恰逢其时”“水到渠成”是业内人士对于首家金融法院落地上海的评价。“上海作为中央确定并支持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金融法院目的是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上海律师李举东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要素齐全，金融市场交易额巨大，上海市各级法院涉金融案件数与日俱增。2013年，上海法院收案3.1万余件，到了2017年已增至17.9万件，平均每年增长51%。上海高院今年1月的工作报告显示，五年来，上海市法院共审结一审金融案件47.8万件，同比上升358.3%。李举东分析称，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金融立法显然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缺乏一个明确的立法和完善的审判体系，使得司法解释、司法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创制法律规则和审判标准的任务，所以设立金融法院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近十年来，上海各级法院在金融审判工作方面积极探索，为设立金融法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8年11月，我国首家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庭在上海浦东法院成立，上海的金融专项审判机制正式开始运转。自2009年以来，上海市高院、上海市一中院、二中院和多个基层法院先后设立了金融审判庭，其他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法院，也在其商事审判庭内设立了金融审判专项合议庭，负责金融商事案件的集中审理。其间，上海法院审结了一批具有国际和全国影响力的金融纠纷案件，并在确立金融审判规则、发送司法建议、发布金融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等方面发挥着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上海律师施天佑认为，上海市各级法院的金融审判庭在审判经验、审判思路方面为金融法院提供了基础，而金融法院可以看作是金融审判庭的升华，未来，上海金融法院对金融案件的审判将会起到标杆性的作用。金融法院审什么案子上海金融法院在第一个工作日，共收到诉讼材料21件，当场立案20件，受理案件标的总额超人民币10亿元。作为金融法院受理的第一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董炤熠体验了上海金融法院的“立案专业、高效与便捷”——整个立案程序只用了10多分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管辖规定，上海金融法院的审级是中级人民法院，主要受理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民商事纠纷；以上海市辖区内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的涉金融行政案件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上海金融法院不受理刑事案件。赵红介绍，因网络借贷引发的刑事案件，依据刑事诉讼法仍由其他法院管辖。上海金融法院实行以“案由为主、主体为辅”的管辖原则。当事人双方中一方是网络借贷平台的，属金融民商事案件；如当事人双方都是自然人，则属普通民事案件，不在上海金融法院管辖范围内。对此，刘少军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未来金融法院将金融刑事案件纳入管辖范围，实现金融案件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是未来发展趋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法官选择性审判、上诉率高等问题。在刘少军看来，“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是完善金融法治体系过程中的一步，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非终点”。尹振涛强调，金融法院不只是简单的案件数量和类型的集中，而是要建立起更符合司法规律的现代化运行机制，提升金融案件审判的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未来，可以考虑设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法院，在北京、广州等发达城市设立金融法院，管辖本地及周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案件，为区域提供高质量的金融司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