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放缓，进城置业需求减少，叠加人口减少的大趋势，无不在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县城楼市，接盘者已经不多了。“回家过年，我听到无数个县城房地产的失败故事”。曾几何时，春节返乡置业，一度是炙手可热的节点性话题，即便那些欠发达的县城，春节的楼市也是一片火热的景象。如今，房地产行业的寒风，席卷大大小小的城市，县城房价下跌、房产投资失败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频现，成为新的讨论热点。今年春节，我回了一趟位于湖北老家县城，借住在我姐的新房中。这套新房去年购入，下半年乔迁之喜后，一家人也从村里搬进了城区，借助回家的机会，我也得以近距离观察老家的房地产市场现状。在此，试图探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县城的房地产市场，还有希望吗？01我姐在外务工，娃由我妈在带，作出县城买房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农村生活诸多不便，尤其是上学距离远，接送不安全，冬天的严寒天气对老人更是一种煎熬。在购入这套房之前，我曾替她在网上看了很多二手房，加了很多当地的中介，买二手房主要是图个便宜，也不用费心去装修，拎包入住。不过，后来发现，不同于一二线城市，县城购房者的新房偏好很强，二手房交易量小，市场比较落后。在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多数人宁愿多花一点钱，买一个一手的新房。而且，算上税费成本，二手房其实没有太多的价格优势。最后敲定的这套房，不在城中心，不过周边配套应有尽有，距离学校步行5分钟，算得上是十分便利了。由于买房时，全国楼市已经是寒风凛冽，这套房又是尾盘，所以折扣力度也比较大，首付两成，政府补贴2万元，送一个地下车位，总共99平方米，总价在35万元，算下来只需要首付四五万元，就入手了一套新房。这几年，县城的房子不好卖，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楼市不景气，上下游的行业都在寒冬中煎熬，那些搞装修的为了拉点生意，跟着卷到了白菜价。我姐的这套近百平米的房子，精装修全包的总价，低到只要6万元。6万元什么概念？在一二线城市，6万元甚至都不够给房间定制几个衣柜。当然，极致的价格内卷背后，是县城房地产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回家这几天我发现，小区的入住率很低，两梯四户，这一层只有我们一户入住，其他楼层基本是同样的情况，有的甚至一户都没有，在电梯里遇到邻居的概率很低。但事实上，这个楼盘在2021年就开盘了，4年过去，如今还有尾盘待售。而且，由于大量房屋尚未装修入住，电梯内仍保留着保护木板，以防业主装修搬运材料时造成刮伤。而这些木板上，则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种装修、家具家电的广告电话，它们也仿佛成了县城楼市内卷和不景气的一个象征。在购房时，销售人员表示，赠送的车位以后可以出租，等到入住后我妈才发现，如此低的入住率，车位需求并不紧张，租金挂再低也不会有人租，投资回报也就成了空谈。02我的老家县城位于湖北中部，前几年刚升级成“县级市”，距离武汉150公里左右，不堵车的情况下开车2小时，基本处在辐射范围之外。2023年的GDP在400亿元左右，全市的户籍总人口约在60万。由于没有核心产业支撑，离中心城市武汉也有一定距离，房价涨幅还算不上特别离谱，目前均价维持在三四千元上下。在房地产黄金时代，当地也曾高歌猛进，平地起高楼。犹记得大学毕业的2012年前后，当地的地标还是一栋二十几层的高楼，等到近几年，小区住宅普遍都建到20层了，像我姐买的这个小区，接近30层。但在短暂的繁荣之后，这些拔地而起的商品房，便开始面临滞销的困境。我翻看了下官网的数据，2020年、2021年，当地已批准预售尚未售出的商品住房，分别为8830套、9918套；2022年数据没有公布，但1—9月为8889套；2023年为6052套；2024年前11月为4713套。待售的商品房库存开始下降，但这完全不能说明楼市更景气了，其背后是房地产投资开发速度的大幅下降，以及新房购房需求的严重萎缩。2021年年底，当地已批准预售尚未售出的商品住房，虽然多达9918套，但全年新建商品住房销售4166套。而2024年前11月，没卖出的商品住房下降到4713套，但新建商品住房批准预售只有924套。也就是说，新房的去化周期，已经从两年，拉长到了5年左右——在不再新建住宅的前提下，按照当前的去化速度，县城的现有库存，至少需要5年多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些房子卖给谁呢？根据统计公报，当地的户籍人口数，近几年呈持续下降的状态，从2018年的63万人，减少到2023年的60.5万人。如果算常住人口数，人口流失的情况会更加严峻。老家农村的邻居，该进城买房的，基本都进城买房了。城镇化放缓，进城置业需求减少，叠加人口减少的大趋势，无不在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县城楼市，接盘者已经不多了。03我老家县城的情况，当然不是特例。判断房价走势，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论断——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有平台统计，2021年中国有103个县的房价均价过万，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夸张，事实上，放在全国近2000个县城的广泛样本中，不难发现，能在2021年维持如此高水平的房价，是相当罕见的。对绝大多数县城来说，楼市的泡沫已经或者正在破灭，房地产的下行周期尚未见底。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近七成的县级行政单元（县和县级市）常住人口在减少。到2020年年底，县域人口规模的占比，处在历年的最低值，净流出人口总规模已经超过1.5亿人。人口流出，总人口减少，意味着需求减弱，这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当然，也意味着房地产支撑经济发展的老路彻底走不通了。前些年，县城楼市的野蛮生长，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进城，产生了大量购房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受棚改货币化影响，资金密集涌入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一拍即合。如今，这些催热市场的条件不再，房子白菜价的“鹤岗化”现象，甚至开始蔓延到一二线城市“家门口”。没有优势产业支撑的县城，其楼市的繁荣将就此成为历史。这是县城乃至中小城市必须适应的新常态。前几天，正好刷到以前咨询买房时的县城中介，突然发现她视频主页内容，已不再聚焦于房产推销，而是变成了婚庆服务，大概是换了职业。房子卖不动，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2025年1月1日，登山者在中国东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上观看元旦日出。陈阳/VCG/盖蒂图片社泰山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高 5000 英尺，有 7000 多级台阶，以让任何敢于攀登顶峰的人双腿酥麻而闻名。TikTok 姊妹应用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视频，显示即使是最健康的徒步旅行者也会摇晃、倒下或试图四肢着地爬下山。一些游客雇佣“登山伙伴”来帮助他们登顶。但山东省旅游官员提出了另一个想法：机器腿。据新华社报道，1 月 29 日，即农历大年初一，10 台人工智能外骨骼在泰山首次亮相，在为期一周的试用期内吸引了超过 200 名用户，每次使用费用为 60 至 80 元人民币（8 至 11 美元）。根据该公司的产品介绍，这款设备由泰山文旅集团和深圳科技公司垦青科技联合开发，设计用于环绕用户的腰部和大腿，重量仅为 1.8 公斤。据垦青科技介绍，该款机器人采用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感知用户的动作并提供“同步助力”，以减轻腿部负担。中国登山者在攀登中国东部的泰山时使用了机器人外骨骼。泰山文旅集团泰山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王厚哲介绍，每个机器人外骨骼由两块电池供电，续航时间约5个小时，而一般情况下，登顶需要6个小时。“它真的有用！”来自首都济南的 68 岁游客李成德在试用该设备后告诉官方媒体新华社。“感觉就像有人拉着我上山一样！”王先生对中国官方媒体说：“这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徒步登山，欣赏泰山的风景......而不会太费力。”上周日，来自山东的一名内容创作者 Jacky（出于隐私原因，他要求使用化名）对该设备进行了半小时的数百步测试。他告诉 CNN，尽管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对这一反馈普遍持积极态度，但仍有改进的空间。“佩戴设备确实让攀岩变得更加轻松，”他谈到佩戴设备时说道。“但一旦取下它，我就会感觉（独自）走路有点笨拙。”这位 29 岁的年轻人说，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傀儡”，所有的工作都由机器完成。但是，一旦他习惯了不用力，当他脱下外骨骼并重新依靠自己的力量攀爬时，就会觉得“真的很累”。Jacky 补充说，当他需要上厕所和系鞋带时，这个装置也给他带来了不便。外骨骼需要额外的手来穿上和脱下，而完全蹲下可能会有拉断紧带的风险。他还说电池需要更多电量。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泰山文旅集团的王先生表示，团队将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并在徒步路线沿线设立更换点。据当地宣传部门介绍，目前该外骨骼正处于 Beta 测试阶段，预计将于 3 月初上市。尽管出现了一些小问题，Jacky 认为外骨骼机器人是一款“好产品”，对老年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游客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福音”。在泰山选择试用原型外骨骼的徒步旅行者中有一半是老年人。除了使爬山变得容易得多之外，这些步行支撑装置还引发了网上讨论，讨论它们在一个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国家中的更广泛应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中国人口中有22％的人年龄在60岁以上，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30％，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据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到 2024 年，中国智能养老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6.8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9340 亿美元）。肯清科技是该机器人外骨骼的联合开发商，成立于 2015 年，该公司瞄准了这一巨大的养老市场。该公司推出了一款专为老年用户设计的外骨骼，重 2.4 公斤，在中国电子商务巨头淘宝上售价 17,000 元人民币（2,334 美元） 。业内人士向新华社表示，为了充分释放老年护理机器人的潜力，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保持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新发现的僵尸蜘蛛真菌物种 Gibellula attenboroughii 会将洞穴蜘蛛从巢穴中引诱出来，然后杀死它们。蒂姆·福格欧洲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之前未知的真菌，这种真菌能把洞穴蜘蛛变成“僵尸”。这种真菌会将它们从网中引诱出来，然后导致它们过早死亡，最后利用蜘蛛尸体传播孢子。根据 1 月 24 日发表在《真菌系统学与进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新发现的物种名为 Gibellula attenboroughii，其行为方式与僵尸蚂蚁真菌类似，似乎可以操纵猎物移动到更适合真菌传播的地点。但这种真菌如何影响蛛形纲动物的大脑仍然是个谜，而且关于这种真菌的进化途径和生态影响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非常了解蚂蚁、黄蜂和极少数其他例子。现在这种现象出现在不同的科属中，因此这是行为操纵的新起源，”研究合著者、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真菌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 João Araújo 博士说。“这种现象非常有趣，在寄生虫世界中并不常见。”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为更好地了解动物控制真菌开辟了新的研究机会，并阐明了尚未发现的真菌的多样性。研究人员推测，这种真菌会将蜘蛛引诱到更适合传播孢子的区域。蜘蛛在孢子产生阶段就会感染 G. attenboroughii。蒂姆·福格僵尸蜘蛛真菌发现这种新发现的真菌物种属于一类较大的真菌分支，专门感染蜘蛛。研究人员观察到，另一种 Gibellula（G. aurea，发现于巴西）可能操纵蜘蛛在死亡前移动到叶子的下面，正如 Araújo 在2022 年 11 月的一项合著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样。然而，Araújo 表示，这种动作并不像 G. attenboroughii 瞄准洞穴蜘蛛时那样明显。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只观察到 G. attenboroughii感染蜘蛛 Metellina merianae 和 Meta menardi，这两种蜘蛛都是穴居圆蛛，都生活在欧洲。第一次发现这种奇特真菌有着丰富多彩的背景故事：2021 年，一个电视摄制组在北爱尔兰唐郡埃斯皮城堡湿地中心的一个废弃火药库中拍摄节目时，首次在一只圆织蛛身上发现了这种真菌。工作人员注意到，蜘蛛死前会将自己置于暴露的姿势，远离网，这表明真菌引起了行为的改变。研究表明，进一步观察发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洞穴中受感染的蜘蛛更多，所有蜘蛛都位于洞穴顶部或墙壁的暴露区域。研究人员在爱尔兰怀特法瑟斯洞穴的洞穴顶部和墙壁上发现了几只受感染的蜘蛛。在北爱尔兰的洞穴系统中也发现了这种真菌。蒂姆·福格“大多数结网蜘蛛都非常喜欢呆在自己的网上。它们天生就擅长在网内活动，但它们在地面上行走的能力却很差，”蜘蛛感觉生态学专家、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杰伊·斯塔夫斯特罗姆博士说。“真菌可以感染某种生物，然后改变该动物的行为，进而帮助真菌传播，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斯塔夫斯特罗姆说，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不确定这种真菌的确切机制和内部运作方式。但研究小组推测，这种真菌会将蜘蛛从巢穴中引诱出来，让它们暴露在循环气流中，这有助于传播其孢子，阿劳霍说，他也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名誉研究员。作者尚未确定 G. attenboroughii 在宿主的大脑中释放了哪些代谢物（由真菌产生的可与其他生物相互作用的化合物）。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才能了解真菌的生态影响，但 Araújo 表示，他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受影响的蜘蛛物种。阿劳霍说：“真菌已经在数百万年前，甚至超过一亿年前进化，并且它们一直与蜘蛛、其他种类的真菌和其他昆虫共存。”“实际上，我们可以假设它们能保持森林的平衡，”他补充道，并指出了僵尸蚂蚁真菌的例子。阿劳霍说，科学家已经记录了这种致命寄生虫调节昆虫种群的能力。关于真菌的更多发现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进化生物学家兼研究科学家马修·尼尔森博士表示，目前已正式记录的真菌种类约为 15 万种，但据估计，这一数字仅占尚未发现的真菌种类的 5% 左右。尼尔森博士并未参与这项新研究。“这项研究引起了人们对这一挑战的关注，并将进一步激励社区努力弥补这一差距，”尼尔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补充道。作者还指出，在僵尸蜘蛛真菌中观察到了真菌寄生虫的存在，“这表明这些蜘蛛是真菌的重要食物来源，而真菌又为其他真菌提供了食物。总的来说，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周围复杂而多样的世界，”尼尔森说。需要更多研究才能了解这种真菌对生态的影响，但研究作者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这种蜘蛛物种。一只受感染的洞穴蜘蛛在卵巢上方。蒂姆·福格如果将僵尸真菌的前提重新想象成一种感染人类的科幻生物，那么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恐怖故事，例如 HBO 系列剧《最后生还者》，据说该剧的灵感就来自僵尸蚂蚁真菌。（HBO 与 CNN 的母公司是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尼尔森说，由于这种新发现的真菌只会感染蜘蛛，因此人类不必担心 Gibellula attenboroughii。“虽然确实有一些穴居真菌对人类有害，但这种真菌属于一种只感染蜘蛛的真菌。要感染人类，它需要进化出对我们温暖体温的耐受力，并绕过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两者都是抵御大多数真菌的强大防御手段，”他补充道。Araújo 表示，他和他的团队计划继续研究感染蜘蛛的真菌群，以了解这些物种之间的关系、起源、进化方式等。进一步了解这些真菌最终可能在农作物保护甚至人类医学中得到应用。“想象一下，一种真菌可以控制蜘蛛的行为，它们会在蜘蛛的大脑中释放代谢物，”阿劳霍说。“这对阿尔茨海默病、退行性疾病和影响大脑的疾病来说可能是革命性的。所以也许还有希望。”...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作了规定，《办法》对合规审计活动的开展、合规审计机构的选择、合规审计的频次、个人信息处理者和专业机构在合规审计中的义务等作出细化规定，旨在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规范，提升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合法合规水平，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办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合规审计的两种情形。一是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开展合规审计的，应当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内部机构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处理超过100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每两年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二是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存在较大风险、可能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或者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可以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办法》明确了开展合规审计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履行的义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要求开展合规审计的，应当为专业机构正常开展合规审计工作提供必要支持并承担审计费用，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合规审计，报送合规审计报告并进行整改。《办法》明确了专业机构在合规审计中的义务。一是应当具备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能力，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审计人员、场所、设施和资金等。二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信正直，公正客观地作出合规审计职业判断，对履职中知悉的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依法予以保密。三是不得转委托其他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四是同一专业机构及其关联机构、同一合规审计负责人不得连续三次以上对同一审计对象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办法》以附件形式提供了《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引》，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关键要点作了梳理，从合规审计的角度进行了细化。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开展或者按照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要求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应当参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引》。《办法》同时对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和个人信息处理者、专业机构违反《办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和性别地位的演变正在重塑婚育结构。旧脚本的婚姻强调男要低娶，女要高嫁，这里的高低体现在婚姻双方的经济地位、工作、学历水平、家庭背景方方面面。传统认为，高嫁低娶的婚姻组合更稳定，女性更易接受婚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妻子、母亲、儿媳角色，并为此心生满足。但现在，低嫁的女性数量超过了高嫁女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基于妻子出生于1940-1994年的12523对夫妻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的变化，发现妻子学历低于丈夫的中国传统学历“梯度婚”正在减少。而“女性学历向下婚”比例逐年提高，并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超过了高嫁低娶的传统“梯度婚”。是什么驱动了婚配方式的转变？而这种新的夫妻教育匹配结构又会对家庭生育决策带来什么影响？01年轻夫妻群体中，女性学历更高学历“梯度婚”减少，很大程度源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近20年，普通本科招生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2008年首次超过男性，之后不断攀升。2023年高考，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录取女性学生294.8万人，占全部新生的63%。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超过男性。卿石松的研究发现，从85后夫妻开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她们的配偶，这一差距在90后妻子的婚姻学历匹配中被进一步拉大。02学历水平如何影响结婚意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同一适婚年龄段，学历越低，结婚的越多，学历越高，未婚比例越高。这一特征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以20-24岁为例，超过一半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已经结婚、离异或丧偶，而同学历男性的比例仅为18.8%。而到硕士、博士水平，两性在各年龄段未婚率接近。在硕士学历层中，20-39岁各年龄段均呈现出总体未婚女性人数多于男性。新旧爱情婚姻脚本冲突但纠缠的另一个体现是，两性双方，尤其是女性，仍然面临几千年的集体意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思想唤起的自我意识的对抗和碰撞。世纪佳缘发布的《2022-2023中国男女婚恋观报告》显示，在高中及以下、大专、大学本科三个受教育程度上，适婚男性发生婚恋年龄焦虑的比例均高于女性。仅有学历在硕士及以上时，适婚年龄的女性的婚恋年龄焦虑比例超过男性。女硕士，女博士，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婚恋市场上与“大龄剩女”“灭绝师太”等负面型词语等同。社会期待的女性职责——相夫教子——与大众认知中生产力的代表——高受教育水平——产生冲突，无形中也扩大了高学历女性的婚恋年龄焦虑。学历在择偶标准中重要性的减弱也是“女性学历向下婚”超过传统“梯度婚”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华女子学院周旅军等人2023年对云相亲平台的研究，个人品质和情投意合是男女均最看重的择偶指标，但女性更看重配偶的经济条件，男性更看重外貌，学历则均排在择偶标准的最后两个参考因素。现在，一张大学文凭已经不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衣食无忧，学历在婚恋市场让位于经济条件和门当户对，也不乏更现实的考量。03婚配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生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的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学历层次的同质婚（夫妻为同一学历层次的婚配，如本科+本科，硕士+硕士）中，受教育水平和生育子女数量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学历越低，生育越多。此外，相较于传统的梯度婚和同质婚，妻子学历高于丈夫的“女性向下婚”的夫妻生育水平更低。数据或许暗示，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丈夫较高的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己的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未得到充分保障时，如仍需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和看顾儿童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卿石松在研究中提到。为了更好理解为什么学历水平会影响女性的生育选择，这里可以引入一个概念——母职惩罚，指在工作场所，职场妈妈在薪酬、认可度、福利方面相对于未生育的女性会遭遇更多劣势。而在收入维度上，“母职惩罚”这体现为就业率、有偿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的下降。经济学人大中华区前总裁刘倩和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张晓波曾在《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中，推算2022年中国女性承受“生育惩罚”的具体金额。她们以丹麦等国的研究为基准，结合前一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收入增长、平均生育年龄和直到退休为止生育惩罚年限，推算金额。仅收入损失一项，每名选择生育的女性工人即面临57万的“生育惩罚”。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为31万。这一数字在一线城市更为显著，以北京为例，生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为122万，上海为127万。而伴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妻子高学历或相对丈夫学历较高的家庭，更容易在做出生育决定时，考虑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数据体现的积极一面是，卿石松的研究发现，从“70后”夫妻开始，“女性向下婚”相较于“传统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作者认为，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双薪家庭模式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增加问题。“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卿石松说。...

“别不信，我买的电影票，线下比线上便宜了好几十（元），影院还送了爆米花套餐。”赛博原住民00后小欣感觉自己“赚了一个亿”，她和家人去看《哪吒2》，在某平台买了电影票后，去线下取票时，影院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将票退了，重新线下买，每张票可以优惠十余元，不仅如此，三个人还可以送一个“小食套餐”，包括“一桶爆米花和两大杯可乐”。“三张票算下来，便宜了近40元，小食套餐平时在影院买，也要好几十（元）。”小欣觉得，“赚到了。”实际上，不仅仅是小欣，不少网友发现，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餐饮和酒店在内，有些线下消费都比线上更便宜，“靠线上撸羊毛”的那些年已成为过去。但对此，商家见怪不怪，“线上抽佣高，为了避免抽佣，我们会想方设法将消费者导流到自己的私域里。”在该商家看来，这对商家和消费者而言，都是好事，“消费者真正享受到了实惠，商家也能避开平台，并发展自己的私域，提高收入。”当然，更多商家无法离开平台，“我们仍需要借助平台来开拓市场。”只是，不管是离开还是离不开，商家都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平衡，真正实现的“多方共赢”，尽管这在实际上并不现实。一、“线下更便宜”渐成趋势？“是真的，电影票线下比线上便宜！”和小欣一样，过去始终相信“网上便宜”的80后艳子也发现，自己也被线上“背刺”了。坐标四川的艳子，是经历过线下到线上消费的典型群体，在过去多年，她享受过“网上更便宜”的红利，且养成了“能线上绝不线下”的消费习惯。看电影，线上购票，是艳子近年来从未曾质疑过的习惯，她享受过“9.9元”的电影票，甚至“免费看过电影”，正因此，她也是朋友口中“线上买电影票便宜”的“布道者”。但最近，艳子发现，自己被狠狠“打脸”了。“我和朋友先后带家人一起去看《哪吒2》，线上买票，58元一张，同一个电影院，我朋友去看的时候，线下买票是45元一张。”被朋友“质疑”的艳子一脸无奈。更让艳子“怀疑人生”的是，在朋友圈一“对账”，她才发现，近半年来，她买的电影票，居然都比朋友的贵。“有朋友在电影院充了会员卡，200元可以看10场次，算下来，看一场电影，只需要花费10（元）。”“对完账”的艳子，这才后知后觉，自己成了被“线上收割的大冤种”。她有些难以接受，“这些年，我自以为的‘捡了便宜’算得了什么？”和艳子一样，被线上“背刺”的，大有人在。在社交平台，不少网友晒出，自己在网上购买的电影票，价格都比线下贵。“再也不在线上买电影票了”的吐槽，更是随处可见。图：社交平台关于“线下电影票比线上便宜”的讨论实际上，线下便宜的，不仅仅是电影票。近两年来，经常出差的马哥则发现，在住宿时，线下订房比线上便宜不少。“在线上订好房，去办理入住时，不少酒店会告诉我，实际上，线下订比线上要便宜。”多次，马哥在酒店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将线上订的房办理退订后，重新线下订房。“不但能便宜不少，还能升级房型，或者送早餐、果盘之类的。”马哥告诉“听筒Tech”，尤其是近两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有时候，酒店会要求加微信办会员，更多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其他操作，便可办理。”“餐饮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马哥表示，不仅仅是酒店，他经常在外就餐的时候，线下服务员会告诉他，他线上团购的套餐，在线下订会更便宜。马哥还发现，自己曾在线上点的茶饮更贵。今年春节期间，马哥偶然间去线下消费，进店后，店员就引导马哥扫码自家小程序点单，并表示有红包福利，“立减3元”。对比下来，马哥发现，线下消费更便宜，他果断线下扫码进群购买，并成为门店私域流量的一员。“听筒Tech”在某读者群里做了一个小调查，不少读者表示，均遇到过类似情况。二、离开线上的商家越来越多的行业线下便宜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商家相继离开线上，往线下引流的现状。华少是一位某新一线城市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他看来，影院引导消费者退票，转到线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流量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流量。”早在2024年，他所在的影院便开始着手重点推进“私域”，亦即以远低于平台的价格，引导消费者以“会员”的形式观影，“为了防止用户抵触办卡，我们将办卡的门槛设得很低，比如说，100元也可办理会员卡，享受会员的待遇。”华少承认，因影院在核心商圈，且周边居民小区较多，线下引流的效果更加明显，“目前，我们影院线下购票的消费者，占比已经超过了50%。”而大火的《哪吒2》，更是使得会员数倍增，华少透露，仅春节期间，影院会员数便翻了一倍。这个春节，针对《哪吒2》，华少所在的影院推出了家庭观影套餐，120元三人观影，还送爆米花和饮料，这个套餐很受欢迎，“我们也确实会引导已经线上购票的用户，退票后再重新购买。”河北某地的餐饮商家陈哥则已经完全脱离了线上平台，他对《听筒Tech》直言，“平台抽佣高，事还多，赚的那些利润，不够忙的。”陈哥家的湘菜馆已经开了五六年，因“口味正宗”，且“服务态度好”，他的餐馆生意一直稳定，在当地拥有良好的口碑。实际上，和诸多商家一样，刚开始的两年，为了快速打入市场，陈哥同样上线了平台。但很快，陈哥发现，上线平台并不是一件好事，“先且不说抽佣的事，规矩太多了，每天处理不完的投诉，甚至还要面对各种处罚。”“以团购为例，我们上线一个团购套餐，本来就不赚钱，平台要抽佣，用户来了稍有不满意便给差评或者投诉。”陈哥直言，“疲于应付。”2024年年中，陈哥将店铺彻底从平台下线了，“我们现在只做线下。”当然，陈哥承认，因价格实惠，且口味较好，他的店铺在周边拥有良好的口碑，因此他并不愁生意，这也是他敢于脱离平台的主要因素所在。他同样建有自己的“私域微信群”，以及店铺会员体系，“我们有近千名会员，针对会员，我们也会不定期推出福利活动。”实际上，不仅仅是华少和陈哥，在“听筒Tech”的了解过程中，不少商家坦言，他们也正在尝试或将尝试建立自己的“私域”，以期待有一天能够脱离平台。三、“佣金是把利剑！”为什么引导消费者线下交易？这对不少商家而言，并不是难回答的问题。佣金，始终是决定商家是否继续依附于平台的决定性因素。圈内还流行这样一句话，“饭是商家做的，钱是平台赚的。”华少便告诉“听筒Tech”，通过线上售票，每张电影票，平台均在抽取不低的佣金，“以一张45元的电影票为例，如平台抽成为20%，若引导消费者转到线下，我们能省掉平台的抽成，即便我们以40元一张售出，利润依然比线上高。”在形成绝对的寡头市场后，毋庸置疑的是，靠“中间商赚差价”的佣金成为平台赚钱的基本盘。根据公开数据，某外卖平台从商家收取的佣金大概是每单15%～25%之间。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就曾公开质疑，“餐饮行业不挣钱，但平台利润大得离谱。”除了佣金，平台也靠配送费赚钱，在配送费的分配中，平台也会以“管理费”“技术服务费”等方式完成抽成。这导致整个线上经济背后，是一场资本的狂欢。商家在平台上开店，得交租金、广告费；用户在平台消费，为“方便”买单，支付配送费、会员费。通过抽佣、配送费、广告、会员费等等方式，平台方可谓把商家和用户的钱都赚了个遍。因“高佣金”屡遭商家诟病后，平台也打出了防御姿态。以美团为例，近期美团发言人回应称，网传美团外卖30%的高佣金率数据不实，“技术服务费”属于网传的佣金，平台实际商户佣金率为6%～8%，且履约服务费只在商家选择平台配送时才会产生。但市场的质疑并未消退。尤其是，京东宣布启动0佣金招募商家强势杀入外卖行业，并表示已签约商家佣金，从2月11日0点起，按照全年免佣调整后，更牵动了不少商家的心。当然，更多的商家，平台依然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途径。陈哥亦承认，并不是所有商家离开平台都能生存，“线下生意要足够好，才有实力考虑。”“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竞争力量进入行业。”陈哥表示，尽管自己已经放弃了线上，但平台的生态如果对商户变得友好，即便是短暂性的，恢复线上也不是没可能。毕竟，现有的平台无法独揽所有本地平台业务，而维修、家政及本地影院电影票销售等等，市场之广阔，消费者也希望有更多的可选且更透明的消费方式。（文中均为化名。）...

2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杜学毅做客“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最高检厅长访谈时透露，目前，天津、河北两地检察机关已对“油罐车运输食用油”案件提起公诉。杜学毅介绍，2024年，最高检依法加大对危害食药安全犯罪重大敏感案件的督办指导力度。指导天津、河北检察机关办理“油罐车运输食用油”案件，主动商公安部、最高法形成会议纪要，目前两地均已提起公诉。开展打击“特供酒”犯罪专项行动，第一时间听取吉林、四川、山东等地重点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并汇总分析了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情况，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取得较好社会效果。督办指导央视“3·15”曝光的安徽槽头肉案、天津防火玻璃造假案等案件。听取安徽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汇报案件办理情况，提出指导意见。据介绍，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监管“四个最严”要求，持续保持打击危害食药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与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协作联动，切实保障国家食药监管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2024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12987人，其中涉药品犯罪案件5727人，涉食品犯罪案件7260人。杜学毅表示，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惩食药犯罪高压态势，指导督办重大敏感案件。同时，聚焦网络平台、直播间售假和农村、城乡接合部食药安全问题，与监管部门协同发力，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并持续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维护粮食安全。...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形机器人将科幻带进了现实，身后的产业也一路疾驰。日前，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发布研报《人形机器人100：绘制人形机器人价值链图谱》（以下简称《图谱》），梳理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领域上市公司百强名单，近七成企业来自中国和美国，其中，中国独占36家企业。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供应链中占据约63%的份额；市场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人形机器人总量达到5900万台。工信部《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明确，2025年批量生产，2027年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值得注意的两个细节：一是从产业链分布看，长三角在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部件方面独具优势，珠三角则集聚了大部分集成企业，在应用端优势明显；北京则更擅长“造脑”，一批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摩拳擦掌。二是汽车公司成为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重要玩家，22家进入榜单的集成商中，6家来自汽车行业，而机器人企业纷纷瞄准车厂落地应用，并试图复制DeepSeek的降本路径。拆解这支庞大的产业链，算法与硬件的角力究竟会产生多大的想象空间？当车企用造车的野心“造人”，AI用省钱的办法“造脑”，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正加速崛起。三大城市群合占近八成比重根据《图谱》，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被分为三大板块：大脑、身体和集成。绝大部分人形机器人百强公司由中美两国包揽，但双方在不同环节各具优势。其中，中国公司在身体环节表现突出。名单中64家相关公司中，来自中国的有24家，覆盖执行器、传感器、电池、布线及散热等环节。相比之下，中国公司在大脑领域则呈现“缺位”局面，在入榜的22家相关公司中仅占3家，但美国公司占据了14家，余下份额几乎全部被欧洲和日韩公司瓜分。更进一步，在中国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也呈现清晰的地域分工和集群化特征。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统计发现，名单中来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企业分别为11家、14家和3家，三地合计占了全部中国公司的将近八成。其中，长三角企业扎堆在身体环节；大脑环节，名单中仅有的3家中国公司里，北京就有百度、地平线两家公司入选，剩余一家为来自中国台湾的台积电；珠三角企业更偏向集成，10家中国集成商里，来自广东的约占一半。对于广东而言，同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高度重合的汽车、工业机器人两大优势主业奠下了基石，大量相关企业在此基础上继续向人形机器人迭代产品，发展整机，具有较高的集成能力。但高性能电机及驱动、高性能减速机、先进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研发不足，AI算法融合应用尚未成熟，构成“缺链”环节。超级机器人研究院（黄埔）执行院长俞祝良认为，市场稍显无序，很多企业在做低水平、重复性的工作，而人形机器人的链条又很长，如若能在政府引导下构建技术共同体，围绕基本模块和技术形成共享机制和上下游协同，让供应链企业能专注自身“特长”，最终集成出来的整机会更有竞争力。除了发力“补链”，靠集成见长的广东想要赢得人形机器人的“养成游戏”，还需加速其落向场景侧的过程，特别是寻找更高效、低廉的训练模式。核心痛点来自高质量数据匮乏且昂贵。目前，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等公益平台已经着手整合数据资源。其研发总监李增恺透露，中心计划在今年布局约100个数据采集席位，每年生产上千万条可供行业用于机器人训练的数据。此外，日前走红的DeepSeek也给人形机器人企业带来了新的启发。借助开源模型和算法改进，DeepSeek R1显著提升了数据利用效率，并降低了推理成本。这一“省钱策略”目前也已向人形机器人领域迁移。近期，优必选已宣布，正在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中验证DeepSeek技术的有效性，包括多模态人机交互、复杂指令理解、工业任务分解与规划等多方面。优必选CBO谭旻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2021—2023年，优必选每年约投入1亿美元用于研发，这一金额实际远远比不上特斯拉的擎天柱等国外企业产品的研发投入，“过去一段时间，DeepSeek用更少的训练成本实现了接近ChatGPT的效果，而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做的实际上也是类似的事情”。车厂狂开“副本”造人《图谱》中，拥有造车背景的“玩家”屡见不鲜。从大脑到身体诸多环节，不少公司均是在汽车及其部件主业基础上迭代产品，向人形机器人领域延伸触手。例如，专注智驾方案的地平线已于2024年初正式成立全资控股子公司“地瓜机器人”，研发消费级机器人底层计算平台，并于同年9月推出了包含具身智能全场景算力核心RDK S100等在内的一系列软硬件产品。在集成环节，22家进入百强名单的企业中，6家为车企，其中3家来自中国，包括比亚迪、广汽集团、小鹏汽车，且他们均为广东公司。2024年11月，小鹏AI机器人Iron已正式亮相，且其已经在工厂部分岗位上“工作”。比亚迪和广汽的相关动作均可追溯至2022年，前者于这一年成立了具身智能研究团队，展开各类机器人本体及系统定制开发；同年后者启动了智能机器人研发，并于去年12月发布了第三代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GoMate。车厂为何争相将人形机器人作为“副本”业务？一方面，高度重叠的产业链降低了开发成本，约60%的汽车零件可直接用于人形机器人身上，包括电机、电池、传感器等在内的关键部件均可一键“打包复用”，使车企能够在消化技术的同时，低成本押注多元增长点。例如，GoMate便实现了灵巧手、驱动器、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完全自研，并融入了广汽自研纯视觉自动驾驶算法；Iron也同小鹏智驾体系同源。另一方面，汽车产线上仍存在大量非标岗位，尤其总装环节以仅20%～30%的自动化率成为行业自动化的“最后堡垒”。唯有人形机器人能凭借通用性优势，深入传统工业机器人难以应对的柔性制造和复杂场景。不少车企投身人形机器人也是为解决自身痛点，去年，特斯拉已放出Optimus在自家工厂“打工”的视频；GoMate也预计于今年在广汽传祺、埃安等主机厂车间开展整机示范应用。同样，汽车场景也为专业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带来了启发。放眼国内外，车厂几乎是人形机器人实训最优先进入的场景。以优必选为例，2024年2月，Walker S系列人行机器人在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总装车间落地实训。此后，其开启了向车厂的加速奔跑，先后进入极氪5G、一汽-大众、奥迪一汽、比亚迪、北汽新能源等。其胜任工作包含质检、贴标、搬运等，甚至实现了与无人物流车、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管理系统协同作业。“优必选同车企之间是双向选择。”谭旻解释，车厂也为人形机器人提供了落地前重要的POC测试，过往几年中，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能急剧攀升，特别是在数据采集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对于人形机器人积攒核心能力至关重要。据悉，Walker S1经比亚迪首阶段实训后，工作效率提高一倍，稳定性也已提升30%，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将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

上市房企中国三迪或将延迟发布2024年度业绩报告，因此前核数师大华马施云辞任，而截至目前公司仍未能找到其它会计事务所“接单”。与此同时，中国三迪财务状况不容乐观，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因无会计师事务所愿意“接单”，上市房企中国三迪（00910.HK）公告称，将延迟发布2024年度业绩报告。这一尴尬局面的根源，可追溯至2024年12月大华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下称“大华马施云”）的辞任。彼时，中国三迪宣布其合作的核数师大华马施云正式辞任，辞任的原因在于双方就2024财政年度审计费用的缩减建议未能达成一致，且中国三迪尚拖欠大华马施云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协定程序服务费。大华马施云在辞任函中表示，这些未决问题可能影响其审计独立性，并引发对中国三迪支付能力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三迪的财务状况确实不容乐观。近年来，公司净利润持续下滑，2023年由盈转亏。2024年上半年，公司业绩未出现好转迹象，营业总收入大幅下降，同比下降86.5%；归母净利润亏损2.9亿元，同比下降452.2%‌。此外，公司资金状况紧张，流动资产低于流动负债，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无会计师事务所“接单”2月5日晚，上市房企中国三迪（00910.HK）发布公告称，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工作，公司将延迟发布2024年度业绩和年报。公告表示，中国三迪目前仍在积极寻找新的核数师，以填补大华马施云自2024年12月4日辞任后留下的空缺。然而，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表示自身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在2025年3月31日或之前完成对本集团2024年度业绩的审计工作。此外，中国三迪于公告中表示，鉴于当下中国内地房地产行业的现状，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把房企归类为“高风险客户”，他们通常不愿接受房企作为新客户。中国三迪于公告中称，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联交所”）的证券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公司应在财政年度结束后三个月内（即2025年3月31日或之前）发布2024年度业绩，并在财政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即2025年4月30日或之前）向股东寄发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报（下称“2024年年报”）。鉴于上述情况及继任核数师完成审计工作的时间需求，公司预计2024年度业绩的发布和2024年年报的寄发均将有所延迟。同时，中国三迪董事会强调，尽管面临挑战，公司业务仍在正常运转。但公司也警示投资者，若未能依规发布财务资料，联交所或将暂停其证券交易，直至资料发布。中国三迪将视情况作出相应安排并及时公告，同时提醒股东及投资者交易时需谨慎。大华马施云辞任因双方未能就2024财政年度审计费用的缩减方案达成一致，大华马施云辞任。2024年12月4日，中国三迪发布公告，宣布其核数师大华马施云自即日起正式辞任。公告显示，中国三迪与大华马施云未能就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2024财政年度”）的本集团综合财务报表审计的审计费用达成协议，因此大华马施云决定辞任。据大华马施云于同日发出的辞任函，双方未能就减少2024财政年度审计费用的建议达成共识，且中国三迪尚未偿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结欠大华马施云的协定程序服务费。大华马施云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其独立性，并引发对中国三迪是否能支付2024财政年度审计费用的担忧。中国三迪表示，除已披露事宜外，大华马施云已确认无其他与其辞任相关的事宜需提请公司股东或债权人注意。同时，公司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也确认，双方之间并无其他意见分歧或未决事项。面对大华马施云的辞任，中国三迪表示，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寻找新的核数师，以填补空缺。公司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的证券上市规则，适时就委任新核数师的事宜作出进一步公告。业绩承压中国三迪近年来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公司净利润持续下滑，且在2023年由盈转亏。具体而言，2020年至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2.25亿元、29.28亿元、34.49亿元和33.03亿元，同比下降9.21%、增长17.79%、下降4.24%。同期净利润持续下滑且下滑幅度逐年扩大，分别为4.21亿元、1.7亿元、4210.3万元、亏损4.65亿元，同比下降59.62%、75.23%、1148.45%。关于业绩下滑，中国三迪于2023年报中表示，公司在物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规模和布局，包括在上海、福州、西安等重点城市拥有多个发展中物业项目。然而，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合约销售额及合约销售总建筑面积较上一年度有所减少。进入2024年，公司业绩并未出现好转迹象。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营业总收入为1.9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6.5%；归母净利润更是同比由盈转亏，亏损2.9亿元，同比下降452.2%。此外，中国三迪的资金状况也颇为紧张。据2024年中报披露，公司流动资产合计129.69亿元，其中存货占比最高，为110.75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仅为2.68亿元，应收账款为1.08亿元。与此同时，公司流动负债合计为164.49亿元，其中其他短期负债和短期债项分别为99.01亿元和57.54亿元、应付账款7.94亿元。...

2025年1月初，李娜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裁决书。2024年的最后一天，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李娜向斗鱼母公司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支付3万元违约金。此番斗鱼向李娜索赔290万元。这是斗鱼在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又一例裁决。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斗鱼向在校大学生主播罗莉索赔600万元，仅被支持2万元。江苏天淦律师事务所运营负责人王先生告诉澎湃新闻，该所已经承接了数百宗主播与短视频平台、MCN机构（俗称公会）的仲裁案件。涉及仲裁机构主要为北海仲裁委、广州仲裁委、中卫仲裁委、武汉仲裁委和南平仲裁委等仲裁机构。他说：“近3年，我们律所承接了北海仲裁委和广州仲裁委仲裁的案件超过200宗，北海仲裁委仅有2宗裁决支持了主播，广州仲裁委无一宗支持主播。”2023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通知》曾专门点名了一些自媒体背后的MCN机构，要求加大对相关机构管理力度。2014年12月，央视新闻报道，一些MCN机构的盈利模式为低价签约，严苛执行，最后高价索赔。获得赔偿金成为这些MCN机构营收的主要来源。2025年1月10日，为规范MCN机构互联网信息内容相关业务活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相关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草案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在直播行业，MCN机构设陷主播的案例屡见不鲜。与此同时，主播们盲目签约，随意跳槽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被赚快钱吸引的，不仅有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他们的父母。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一家大型MCN机构管理人员介绍，作为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这些公司，它们本身不提供内容，但这个行业又需要有能稳定提供靠谱品质的内容生产者。他说，当个体无法稳定、持续地进行高品质内容输出时，MCN机构就成为市场必需。他希望监管部门能采取可行措施，严厉打击无良MCN机构，净化行业环境。一家MCN机构一年半索赔18名主播2024年12月底的一天，河南主播张萌看完“直播被坑抱团”微信群聊记录，想起自己被MCN机构索赔的案件裁决已接近一年。她上网找到广州随风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随风传媒）向其索赔10.3304万元的执行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部门的结案方式是“驳回申请”，原因不详。大约十一个月前，这名户籍地曾在天津的酒吧乐手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的一份裁决书。除了支持追索当初的“转会成本”（由前公会转到随风传媒），裁决书还包括被申请人（张萌）向申请人随风传媒支付6万元违约金，并全额支付本案仲裁费23314元。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人，这不是一笔很小的资金。互联网为年轻人的跨区域工作提供了便利，也带来了此前未曾有过的问题。成为短视频平台主播后，她的财务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是急转直下。2021年10月，经前公会劝说，张萌转会至随风传媒，工作地点仍在河南，继续使用前公会的直播房间及直播设备。10月11日，随风传媒与她约定合作时间3年，每月有效直播26天，每天连续直播6小时以上。同年12月，前公会收到转会尾款后，张萌被告知其直播设备已排满，无法正常使用，属于她的时间往往在后半夜。当月月底的一天，在谈及前直播时长不够问题时，随风传媒运营人员在微信里告知张萌：“欠的（直播）时长什么的，补上就好了。”次年1月，因防疫，前公会所在写字楼被封控。2022年3月20日，在拒绝延长直播合同后，张萌被踢出随风传媒的全部直播工作群。直播工作因此终止。除6016元签约金，直播5个月，张萌全部直播收入为3069元。2023年4月，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随风传媒的仲裁申请，后者向张萌索赔938400元（其中违约金92万元）。公会的理由是张萌从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直播时长未能满足协议要求，2022年3月19日开始不再直播。随风传媒称，截至2022年8月9日，虎牙直播平台显示被申请人已143天未曾开播。开庭期间，随风传媒将违约金的数额变更为6万元，其他索赔金额不变。仲裁书显示，广州仲裁委员会支持了随风传媒的全部申请。没有考虑疫情等不可抗因素。此前，仲裁庭按照申请人92万元索赔申请，收取了23314元仲裁费。申请人当庭大幅减少索赔数额后，仲裁费并未变更，仍由被申请人全额迳付。作为虎牙直播平台的“钻石公会”，随风传媒的另一个名称更为主播们熟悉，它叫：“依然盛世”，其微信工作群名称为“盛世传媒娱乐主播打卡群”或“盛世星秀二部主播打卡群”等。在另一个求职类app boss直聘上，随风传媒的关联公司血色年华（重庆）传媒有限公司招聘主播的薪资范围是“5000-10000元/月”，其位于广州的地址与随风传媒的注册办公地址重合。天眼查数据显示，随风传媒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是龚心愿，持股70%。张萌向仲裁庭提供的视频材料显示，广州仲裁委员会微信小程序上，从2021年底至2023年6月，随风传媒及其关联公司在广州仲裁委员会向18名主播索赔。2025年1月19日，澎湃新闻记者登录广州仲裁委员会在微信上的小程序“穗仲云”，试图查找案件，已经不能找到相关路径。1月26日，随风传媒一名负责人说：“因为主播违约，我们才申请仲裁。”她没有回应已经在仲裁委向多少名主播索赔的问题，“这是公司内部事务。”“月入几十万不是梦？2024年11月，随风传媒的招聘主播广告称，“时长满足每月22天*4小时”“不需要签合同”“保底3000-12000，无流水要求”，“行动起来月入几万，几十万不是梦！”MCN机构的招聘海报大致雷同，核心要素是宽松的工作+稳定收入保证和对未来更高的期许，旨在吸引亟需改善财务状况的年轻人。在短视频业刚刚兴起的阶段，MCN机构招聘主播更多的是通过主播在同学群或朋友圈里的相互介绍。2019年4月，经同学介绍，即将大四毕业的李娜与北京麦嘉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麦嘉传媒）签约，成为这家MCN机构的签约主播。这名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只知道，麦嘉传媒将按照协议拿走她65%的粉丝“打赏”。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长达5年的仲裁和16万元的支出。这16万元包括违约金、仲裁费、律师费和差旅费。李娜说：“2019年6月，麦嘉又让我再签一个与武汉斗鱼的三方合约。对于法律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不同意签，麦嘉说这是必须的流程步骤，如果不签这个电子协议，财务没法支付我的工资。”斗鱼曾回应澎湃新闻记者时表示，“不存在借发薪诱导学生签约的情况。”这份合同始于2019年6月1日，终止于2036年2月28日。李娜说：“这个合同签了，就跟签了卖身契一样。”毕业在即，李娜每天在女生宿舍直播6个小时。“毕业典礼时，麦嘉的运营张学都不让我去，必须继续直播。”李娜与张学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李娜说“学校的事情处理不完，毕业证拿不到”等诉求后，张学回应：“那就死了吧。”2020年6月30日，李娜停播。“我那时才了解到我的协议时间是16年多，完全不合理。”2022年1月，李娜与麦嘉传媒签订调解书，支付5万元违约金。“我就赚了5万元，当时想着尽快从这事里解脱，没想到又被斗鱼申请仲裁。”被MCN机构索赔巨额违约金后，一旦仲裁庭判决高额赔偿，主播们就会陷入慌乱。“我该怎么办？”更多的问题是“你被执行了吗？”这是“直播被坑抱团”微信群主播们的共同问题，认知结构与生存机遇雷同，让她们束手无策。除极少数人交钱妥协外，更多人选择了“躺平”，做“老赖”。主播们的“抱团” 往往止于互相安慰，她们没有自己试图呈现的那般坚强。在接受采访的主播中，有人已确诊抑郁症。“不完美”的“受害人”北海仲裁委员会的一份裁决书显示，山东初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初柚传媒）作为仲裁申请人，曾与被申请人小曦及其母亲于2022年11月27日签订《直播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为二年，规定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6小时。小曦为在校高中生。这份裁决书显示，小曦出生于2006年4月。在其仲裁申请中，初柚传媒申请解除直播协议，同时认为，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7日单方面解除合作协议，并于当天停播。“造成了申请人巨大损失，根据合同规定，擅自停播、终止本协议的，视为根本性违约，被申请人需赔偿10万元以及归还账号。”小曦母亲寻找到了一家律所寻求帮助，她告诉律师，自己是一名农村妇女，在没有理解合同的情况下签了约。律所作为代理人以此为理由进行了答辩，代理人表示：涉案合同为格式合同，申请人存在欺诈违约金目的。申请人提供给二被申请人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为该公司统一模版合同，并未经过双方协商签订。鉴于被申请人一为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其母亲是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对于合同内容无法理解与协商。北海仲裁委员会认为，涉案合同签订时，被申请人小曦为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申请人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该清楚知晓其签署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被申请人二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全部条款的认可、同意，是其真实意思的体现。2023年11月12日，北海仲裁委员会裁定解除上述直播协议，确认小曦的直播账号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归申请人所有，同时裁定两名被申请人支付6万元违约金。据《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为无效协议。2025年1月18日，被申请人小曦委托的某律所一名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仲裁后，律所将本案例提供给媒体，经媒体报道后，涉案公会最终与小曦母女达成和解。解决仲裁问题后，小曦母亲又重新找到律所，称女儿委托律师时是未成年，要求退还律师费。“我们不愿意与这类人纠缠，就退还了全部律师费。”这家律所一名负责人表示。2025年1月18日，已经成年的小曦没有接受采访。主播指控被性骚扰常见于公开报道，不是每一宗都能坐实。2021年12月，主播石莛与某MCN机构签订《艺人经纪合同》。工作对话记录显示，该MCN机构传媒运营人员赵某告诫石莛：“大哥（粉丝）说见面啥的，不要刚刚来就拒绝。”“你要放长线钓大鱼。”“xxx去上海跟大哥吃一顿饭，回来大哥刷25万。”“xx去南京陪大哥过了个生日，回来在斗鱼能过四星”“你能听懂我意思吗？”石莛回应：“别讲这些”“没遇到过”“有了再说”。在提供给媒体的聊天记录里，她删掉了最后一句。在另一个对话里，赵某对石莛说：“你跟着我去珠海我玩儿两天”。后者答复“别了吧”“我怕你××”“我找谁说理？”“哑巴吃黄莲（连）有苦说不出”。赵某说：“被运营＊怎么啦？”在向澎湃新闻提供这些聊天记录时，上述自己的话，她仅保留了一句“别了吧”。工作3个月后，石莛跳槽加入另一家公会组织。2024年2月7日，原MCN机构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向石莛索赔30万元违约金和3万元签约费。2024年12月9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在（2022）深国仲裁7258号裁决书里，被斗鱼索赔600万元的罗莉最终被判定需向斗鱼母公司武汉瓯越网视有限公司支付2万元违约金。2025年1月，石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的案子也已于2024年底裁决，除返还3万元签约金，仅需赔偿原公会8000元违约金。石莛承认自己违约在先，只需要赔偿8000元违约金，她将原因归结为“幸运”。MCN机构：如果需要长期经营，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情1月24日，石莛提及的MCN机构负责人答复澎湃新闻记者，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绝不存在赵某微信里所说组织主播有偿陪侍的情况。针对性骚扰问题，赵某称自己从未在线下与石莛见面，并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聊天记录。裁决书显示，关于性骚扰指控，仲裁机构认为“运营人员承担民事责任，但被申请人应另寻法律途径救济。”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成都一家大型MCN机构管理人员介绍，作为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快手这些公司，它们本身不提供内容，但这个行业又需要有能稳定提供靠谱品质的内容生产者。他说，当个体无法稳定、持续地进行高品质内容输出时，MCN机构就成为市场必须。它们可以大量签约主播，帮助平台管理内容生产者，提供相应扶持，打造有影响力的IP矩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MCN机构就跟短视频达人或主播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不可避免一些无良MCN机构动了歪心思，利用信息不对称，靠敲诈勒索主播获利。”他希望监管部门能采取可行措施，严厉打击不良MCN机构，净化行业环境。“对于那些正规的，尤其是大型的MCN机构，要对自己的品牌负责，需要长远经营，那么它不会去做杀鸡取卵的事情。”武汉一家MCN机构实控人大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所经营的公司正由传统MCN直播机构向直播电商机构的转型阶段，也经历了打赏经济到电商销售的整个互联网发展过程。大卫认为，直播MCN机构良莠不齐，创业门槛低，市场高度饱和，竞争激烈，普遍利润较低。 直播内容同质化严重，创新少，发展起来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他说：“行业法律法规缺乏完善，相关直播平台的政策占据主导，行业监管力度不足。”针对MCN机构向主播高额索赔的监管问题，这位从业者建议，主管部门应建立资质审批系统，可以有效帮助主播减少上当受骗的几率。主播应重点核实经纪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演出经纪许可证。他说：“主播签约务必咨询律师或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解读经纪合同，对不合理条款提出修改建议。”针对目前的仲裁问题，大卫认为，各地法院和仲裁机构的裁定标准不统一，缺乏一个违约判决的共识参照。“主播在工作安排不合理或者报酬支付不满意的情况下，建议主播积极和所属公司或机构沟通，协商解决为主，记录协商过程和结果。”法院司法建议书：应避免出现直播公司凭借优势地位订立不平等违约金条款2023年6月26日，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简称南宁铁路中院）曾向北海仲裁委员会发出一份《司法建议书》。《司法建议书》显示，该法院称近期受理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涉及北海仲裁委审理的数起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合同协议纠纷，如河南艺凤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葛某某合同纠纷案件等。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裁决结果均认定网络主播存在违约需支付高额违约金，“而合同中关于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的权利义务条款显失公平。导致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畸高，仲裁庭未结合实际履行情况、过错程度以及实际损失，对违约金予以评价并调整。”法院同时发现，仲裁送达程序不规范，导致网络主播一方缺席审理。一方面损害了网络主播参与仲裁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裁决结果不利于网络主播的可能性。安徽汉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程秋生律师认为，这类案件凸出当下的社会问题，MCN机构甚至直播平台利用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认知水平较低、风险意识薄弱等特点，先许以高回报，再利用严苛的合同，蚕食应得利益，最终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追究巨额的违约责任，形成了一套类似套路贷一样的获利链条。一名律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仲裁委员会作为独立社团法人，不属于任何部门管辖，但接受中国仲裁协会的管理和监督。法院对仲裁委没有管辖权。“所以法院对建议书，仲裁委可听可不听。”“司法实践里，仲裁庭的裁决很少有救济渠道，仲裁员往往不需要为自己的不合理仲裁承担责任。”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王凡律师认为，关于谁来监督仲裁委员会的问题，首先，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这一社会团体法人的会员。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仲裁委员会由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设立仲裁委员会，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有的观点认为，这种登记行为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而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所以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前述的司法行政部门也应对仲裁委员会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为规范该类案件仲裁司法尺度，妥善解决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的纠纷，促进和规范网络主播与MCN机构等新型业态的健康发展，南宁铁路中院向仲裁委提出了三个司法建议。法院建议，严格界定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的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不应仅以所签协议的名称中含有“合作”即认定双方之间属于商事合作合同关系，而应对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所签订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审查，如双方是否主要是以利益分成的方式获取合作费用，主播是否可以自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等，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等方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劳动合同还是商事合同，这一定性决定了该类型合同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对该行业的合同规范和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法院同时建议，充分保障网络主播参与仲裁的权利，因大多数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中针对主播的违约金条款严苛且数额畸高，故而在仲裁过程中，应严格按照仲裁规则的程序要求，完善对网络主播的文书送达程序，如通过电话联系，同时向合同约定的地址以及查询到的户籍地址送达，充分保障网络主播参与仲裁的权利，尽量避免缺席仲裁。法院最后建议，合理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对于违约金的认定，应结合合同履行的情况，直播公司对网络主播的业务培训实际支出，网络主播从业时间长短、网络主播违约对直播公司所造成实际损失的大小等情况综合予以评判。法院认为，需要避免仅依据合同约定直接裁决违约金数额，尤其是当网络主播此前并无相关网络直播从业经验的情况下，避免出现直播公司凭借优势地位订立不平等的违约金条款，网络主播承担的责任与其过错不相匹配等显失公平的情形，这不仅损害网络直播新型业态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