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动多所大学旗下的独立学院与职业学校合并成“职业技术大学”招致学生抗议，折射出职业教育普遍受歧视的社会现象。舆论纷纷呼吁，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现象要动真格。中国教育部上周五（6月4日）发公示，宣布计划将13所大学名下的独立学院，转设成“职业技术大学”。新政策引发学生和家长不满，他们担心学历贬值，不利于日后求职，于是发起维权行动...多省教育厅已公告暂停当地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的工作。事件连日来引发舆论对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受歧视的关注。央视网前天发评论文章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仍束缚着很多人的思想，人们认为职业教育是无奈之选，“成绩差”“没前途”的孩子才上职校。这篇题为《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现象要动真格》的文章，呼吁各级政府严格落实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全面建立与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和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从根本上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现状。另有舆论认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与就业前景和职业荣誉感存在与否息息相关，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企业用人的标准。如果企业能一视同仁，有公开透明的“能者上任”选拔标准，相信学生和家长不会对职业本科教育有那么强烈的抵触心理。中国之所以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技能教育发展，根本原因之一是为缓解“就业难、技工荒”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解决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此外，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也需要大批“大国工匠”作为后盾。中国技能人才与德日相比仍有差距但数据显示，中国技能人才虽已超过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26%，但高技能人才仅有5000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仍有差距，而且工人老化现象也严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说，造成制造业岗位青黄不接的主要原因是轻视技能的社会观念尚未改变。他认为，提高技工薪资、打通职业发展瓶颈等具体举措或能奏效。...
上顿渡不大。如果二环路上的北京城墙还在的话，把上顿渡放在里面，差不多能圈下。从全国范围看，这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小镇；但在江西， 这是个诞生神话的地方——关于教育的神话，说得再准确点，是临川中学的高考神话。上顿渡最有名的是镇上的两所学校，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前者在2021年《全国百强中学》榜单中排名43名，江西省排名第一。几乎每年，都会有数十名毕业生从这里考入清北。近二十年来，这两所学校吸引着来自江西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学生。教育拉动了上顿渡镇乃至临川区的经济发展，甚至连小镇上的潮汐昼夜，包括大多数店铺的开关张时间，皆以学校的铃声为示。临川一中镇上最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学生，一种是学生的母亲。陪读，是后者到此落脚最重要的目的。照顾孩子之外，多数妈妈还会去超市、房屋中介和手工作坊谋一份生计。但千万要紧的是，不能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陪读妈妈几乎能渗透上顿渡的所有角落。上顿渡年纪轻一点的女性“80%都是陪读妈妈”——有人甚至会这样说。但现在，妈妈们在离开。只消在镇上逛一圈就能发现，房东们的空房间多了起来，有些商铺也贴上了关店转租的告示，地产商新建的楼盘不少陷入滞销。随着几所中学的搬迁，上顿渡作为一个“陪读小镇”的辉煌正在消散。但“陪读”不会消失。就在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新址，与上顿渡的衰落同时发生的，是一个“新上顿渡”的建立。“状元楼”、辅导班、小作坊、棋牌摊，正在这片名为“白岭新村”的农民自建楼里生长。7点、12点、17点半、22点，是学生上下学的时间，这些数字因为学校的铃声在白岭新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陪读妈妈随着孩子迁徙至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呼吸。一、神话上顿渡据载已经存在千年。相传，此地始建时原名“顿溪”，为溪岸顿居之意。千年以来，宜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让这里成为一个建有商驿、会馆的古渡。古渡早已不在。今天，这里的活水是学生。与之顿居于此的，还有陪读的母亲。后者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临川孟母。新时代的孟母来自抚州乃至江西其他地市，甚至全国各地，她们像水一样流进顿溪，让孩子汇入高考大军。其目标是临川的两所中学，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赵引娣在上顿渡生活了73年。在她的记忆中，一中和二中几乎是上顿渡存在最久远的建筑，连县政府都比它们建得晚。她住在临川二中西门对面一条巷子里，拐出去，就是上顿渡老街。赵引娣说，上顿渡原本只有这一条大路，贯穿南北，一中在北头，二中在南头。赵引娣家所在的小巷“才子之乡”是个当代神话。在包括赵引娣在内的不少上了年纪的上顿渡人看来，一中和二中经历了一场“爆红”，在那之后，上顿渡才渐渐与“才子”捆绑在一起。这两所中学首次登上新闻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时，“超常教育”的概念炒得火热——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招收少年大学生。1977年，以13岁年龄进入少年班的宁铂正是来自江西。有统计显示，1982年至1986年，抚州地区先后为中国科技大学等九所高等院校少年班输送了66名学生，其中34名来自临川。一时间，小镇因“神童”喧嚣起来。在赵引娣的记忆里，这些少年大学生们考入的大学叫“少年科技大”。镇上的一家书店里，摆着不少励志类图书另一个关键的节点是2002年。新世纪初，临川区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抚州市临川区时任区委书记尧希平2002年接受采访时坦言，当年的财政缺口约有8000万，2001年则为7000万。在此背景下，区政府对临川一中、二中“财政‘断奶’”。两所中学就这样被推入市场。2002年，临川教育集团成立；2015年，集团内的抚州一中、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又以“名校带民校”为由，分别建立了民办的实验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双轨制赋予了教育集团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更高的自由度与自主权，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外地学生，而这些外来者们也成就了今天的上顿渡。在2007年的报道中，时任临川二中行政办主任熊海水回忆，从2002年开始，两所中学开始大规模涌进“外籍”学生。2009年，临川一中新校区建成。随着新校舍拔地而起的是东西南北进十座住宅小区的落成，它们的名字也多有“文气”——学府世家、书香门第、状元府邸；甚至还有处楼盘取名“诺贝尔”。那是临川楼市最火爆的几年。一位曾给外地生们做过几年保姆的本地人告诉全现在，学校南门的文鼎苑楼盘，开盘后没出一周便全部售罄。临川一中新校区附近的一处小区，取名“书香才苑”赵引娣住的是一幢三层民房，一墙之隔，就是2018年建成的高层楼盘。新开盘的房子，一平米价格近万。紧挨王安石公园的“丽水豪城”项目的房产中介告诉全现在，目前该楼盘现房价格为5680元每平，只剩两套在售，其余皆已售罄。她说，开发商的总经理来自河北藁城，正是瞄准了上顿渡因学校带动的市场，才在此投资。赵引娣家原有的耕地被征去盖了新楼盘。她就用补偿款另建了一幢小楼，一层堂屋，二层自住，三层是两对二中的陪读母子，在上顿渡街头，经常能看到地产商的广告，“让孩子赢在人生起跑线”。标语和它所构建的高考神话，堆叠在上顿渡，编织着有关未来的梦。二、陪读对于购房者来说，买房，就是为了上顿渡的户口；有了户口，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区政府不远处的地产广告，写着“买房就是为了孩子”25岁的李娜和母亲在上顿渡经营一家手工作坊，生产塑料发夹。平时，她一边看店，一边照顾三个月大的儿子。虽然儿子年纪还小，但她已经在为陪读临川一中做着准备。几年前，她和在抚州市做电梯维修的丈夫买下了镇上一个新建的楼盘，为的就是给儿子落户。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就进入临川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才有更高的几率升入镇上的高中。她告诉全现在，临川区的户籍政策这些年一直在变，现在买下房子后，需要七年才能正式落户。之前，这个时限是5年，再之前是三年。有了户口，孩子才能进入临川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为了一个确定的未来，他们得提早准备。“（来）我们这儿的都是陪读妈妈”，李娜说。她的小作坊位于老街东侧一片安置房的三层楼群内，这片区域里，类似的小厂还有很多家，除夹子之外，还分别会制作手套、头绳等小物件。空闲时，妈妈们会到作坊里打点儿零工，要是住得远，还可以把“料”拿回家里。在李娜的作坊里，做一件夹子能赚一分，老板净赚2厘。“妈妈工”是产业链的最低一环，这些产品从她们手中离开后，还会经过三四层中间商，最终到达浙江义乌。李娜透露，像这种义乌小商品，源头的制造者，都是四线或以下城市的妈妈。一天下来，一人大多能挣二三十块，这对每月平均三千元上下的开销来讲是杯水车薪。“打发时间”，是这份工对妈妈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妈妈工”们在李娜的作坊里做活。（左一为唐丽）店里三四张小桌，每张桌子旁都坐着三名女工，手工活在掌间上下翻飞。“当陪读妈妈的感觉？枯燥呗！”唐丽说。她今年39岁，临川本地人，三个孩子，两个读小学，大女儿在临川一中上高二。唐丽的丈夫一直在广东做建筑工，独自陪读的生活，她过了十七年。下午是小作坊最忙的时候，因为上午孩子去上学后，妈妈们需要准备午饭，午后到晚上这段，是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最长也最完整的时间。唐丽身材微胖，发丝间渗着些汗水，她坐在桌子一侧，从塑料堆件中拿出两粒，再取根小针，夹着镊子推进孔里，不消几十秒，一只发夹就能做好。这是个做不完的工作，原料总要做完再取，成品堆满即清，两堆碎料块此消彼长。唐丽的生活就淹没在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动作中。除了这份“死累”而又收入低微的活计之外，她每天还要按时洗衣煮饭，照顾好孩子们的后勤。她羡慕丈夫的工作：“在外面打工多好，一门心思赚钱，赚到钱就下班，下班就睡觉。”李娜从不愁生意。手工业时间灵活，工资计件，是妈妈们的理想工作，妈妈工“毕业”一批又来一批。她有时在抖音上分享一点作坊里的生活，总有人在下面评论：“哪里拿货？”“你到街上去看，见到年轻一点的女性，你上去问，80%都是陪读妈妈。”在镇上生活十年，李娜能感觉到，来陪读的年轻妈妈越来越多，陪读年限也越来越长。她告诉全现在，在以前，上顿渡的陪读模式是，小孩中考达到临川一中二中的录取线后，家长带着孩子到镇上陪读；大概从六年前开始，越来越多的妈妈会在孩子上初中，甚至小学时就来到临川。上顿渡的一家售楼处，不少楼盘都插上了“售罄”的小旗“现在的人思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人都往热闹的地方走是不是？”镇上的一名网约车司机认为，“乡村教育，乡村教育能教育出什么来呢？出了名的才子校园才是更好的咯。”他的老家在临川区下面的村里，“现在村小都没人了，一所学校一个学生、三个学生的都有。还有的学生，上了一个学期就不上了，（家里）给安排到其他学校去。”村小和县中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赢在起跑线，考到大城市，是包括李娜在内越来越多家长的想法。而要想让孩子成绩好，走出小镇，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这个人通常是妈妈。“自己不努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作为唐丽们的后备役，李娜已经在为教育发愁了。儿子出生前，她在武汉的一家国学教育机构里做过幼师。自认为见识过“大城市里的教育”，她不甘像同乡们一样将小孩送入村小，而是来临川落户。她看中的是这边优秀的学校资源以及更多的“体制外教育”——上顿渡街面上有不少课外辅导机构，包括舞蹈、口才、乐器等多种门类。“一切为了孩子”被贯彻在上顿渡每一位陪读妈妈身上。校园的铃声，不仅指挥着学生们的生活，也在为妈妈们的生活立法。中午，临川一中的学生们在放学路上中午十二点——这是临川一中午休时间，下课铃响，约万名学生会从学校涌出，在一个个路口分流，最终消失在上顿渡镇的大小楼房里。在那里，妈妈们备好了当日的午饭，到家吃完饭，再做些功课，就是孩子们的午睡时间。依照距离学校的远近，租房价格也各有不同。在临川一中南门对过的“文鼎苑”小区，一套房屋的一间卧室，最贵能租到一年两万；条件差一点的，会租一间车库，一年四千元。有的家长会为了让孩子多睡十分钟，选择更贵的住房。时间有它的标价。一点到两点半，文鼎苑小区的小广场上，会聚满母亲的身影，这是她们“放风”的时间，也是小区最热闹的时候。有人打牌，有人闲聊，还会有妈妈坐在长椅上，掏出一兜白手套的半成品继续做活。虽然夜晚只能睡五个小时左右，但在中午，她们必须保持清醒。如果因为自己睡过头没能叫孩子起床，麻烦就大了。三、捆绑文鼎苑小区的小广场上，坐满了在打牌和闲聊的陪读妈妈张秀芬的儿子今年高考，她的老家在距离上顿渡百余公里的村里。2014年，女儿在小升初考试中考上了临川一中，她就带着当时五年级的儿子转学到了临川。至此，她已经在上顿渡生活了七年。之前，她在学校附近的超市做过收银员，儿子上高三后，她开始一心帮儿子备考。张秀芬自称是“乡下人”，和镇上本地人不一样，她不会和人搭话，也从不跑到长椅上打牌。午后妈妈们集体“放风”的时候，她穿着条红色长裙，坐在广场边上划拉手机。张秀芬对陌生人总会带有防备，“在村里叫人骗怕了”，她这样解释。这七年，她社交很少，就算在家里，也不敢多说话。临川一中学习压力大，她的孩子基本每天写作业都要写到凌晨一点多。张秀芬小学文化，儿子的功课插不上嘴，也害怕管多了生出事来。许多陪读妈妈都对全现在称，现在的小孩“不敢管”，因为“总有学生想不开”。唐慧每年都能听到这两所学校中有孩子跳楼的传闻。据报道，2013年9月14日，临川二中一名高三学生因不满严格管理，在办公室割颈杀害了自己的班主任。在上顿渡，几乎每座楼的窗户都安着防护栏，在一间间笼屋里，妈妈们要陪着孩子度过数个春秋。缺乏娱乐，缺乏社交，更重要的是，“没有自我”——这是许多妈妈都会说出的话。而与此同时，她们也会认为“这就是妈妈的义务”。在上顿渡，基本所有的窗户都装着围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2020届本科毕业生万若六年中学生涯都在临川二中度过。经历过陪读的她承认，在陪读过程中，学生和家长的情绪都相当受到成绩影响。在这个名为“陪读”的空间里，母子双方都“被学习支配”着。在毕业论文中，她访谈了13名在上顿渡经历过陪读的学生。在她看来，“陪读家长对成绩的过分关注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其中成绩越好的学生压力越大，他们将家庭的高期望、父母做出的牺牲内化为自己的心理压力。”“有的学生金榜题名，有的学生名落孙山，有的陪读家庭轻松和谐，有的陪读家庭矛盾重重，我们无法一以概之地解释这些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拥有独立人格和思维能力的人，陪读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论文中，万若这样写道。万若希望陪读妈妈能对孩子少一点关注，多一点独立空间。但现实是，大部分妈妈都则接受这种捆绑，将自己的生活全部寄托于孩子的每一张试卷。2019年，张若兰关掉了老家赣州的服装店，因为她的女儿在初中毕业后参加了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并且收到通知，获得了免费入读的资格——据家长间传言，这项待遇是考试前六十名的学生的专属。张若兰就这样来到临川，在学校对面租下一间房子，开始了自己的陪读生涯。在临川的高中里，班级被分为三等：零班、A班、B班。张若兰的女儿被分到了“零班”。在全现在接触到的学生口中，零班是“只能仰望的存在”。和其他班级相比，零班师资强、进度快，作业量和学习压力也大。一名高二学生称，零班的同学作业差不多要写到凌晨两点，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还要到学校补完剩下的作业。在一中，成绩不仅划分学生的班级，还会划分家长的待遇。有当地人告诉全现在，在临川一中老校区里，应届高三生中成绩好的，家长可以在学校宿舍陪读。张若兰说，她女儿班上的老师都是华东师大毕业，年薪能达到二十多万，“A班B班什么情况我们可不清楚”，她带着些骄傲。女儿告诉她，班上还有位从北大计算机专业退学的学生正在复读。“到这来就是冲着清北，不冲着清北跑到这干什么。”刚到上顿渡那阵，张若兰心气高得很。但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就叫她认清了形势。按照过往的录取名单，即便是成绩好的年份，也要年级前二十才有可能达到清北的录取线。女儿的排名在八十。起初，她觉得是女儿偶尔没发挥好，但一年过去了，排名还是稳定在六七十的位置。女儿成绩提不上来，张若兰“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表面上，她安慰女儿，“一两次考不好没关系”；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会默默坐着，断绝一切社交，还会挂断老公打来的电话。她不会到家长们聚集的地方聊天，更不会去麻将摊上打牌——传言说，有个学生父母都来陪读，结果到了临川之后，父亲沉迷麻将，母亲沉迷广场舞，孩子甚至要半夜把爸妈从外面叫回来睡觉。娱乐，在张若兰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张若兰坚信，今天的学习成绩就等于明天的人生命运：“你好好学习，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人。你自己也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感觉上你就不会低了一等，然后你接触的人和社会都不一样的，人群都不一样。你说那些没读高中的孩子，慢慢的慢慢的，他接触的人的社会地位全部都不一样了。”学校对面的白岭新村是大多数学生们放学后的去处，村口牌坊上写着“前程似锦”四、复制2019年8月，张若兰经历了一次搬家。她从上顿渡搬到了抚州站前新区，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新址就建于此。学校对面，是一片名为“白岭新村”的农民安置房，随着学校和家长的到来，这座原本只有老人居住的小村热闹起来，辅导班、高考楼、小作坊一一开业。村里的快递点贴着的招牌都是“妈妈驿站”。村里的“妈妈驿站”在这个距离上顿渡大约八公里的地方，“陪读小镇”似乎正在进行复制粘贴。上午十点半，周桂霞正在村里的一家手套厂做工。这和上顿渡的那些小作坊并无二致，同样是由一座自建楼的一楼改造而成，几十平米的毛坯房里整整齐齐摆了十几台缝纫机。周桂霞的孩子正在读初三，学校从上顿渡搬到这里后，她也就换了地方陪读，但工种没换，还是做手套。虽然实验学校可以选择住校，但她还是在学校边上租了房子，“从生下来就自己带，一直这样子”。周桂霞算了算，自己每天打孩子六点半吃完饭上学后就来缝手套，十一点多回去做饭，孩子下午两点上学后接着做手套。一天下来，她大概能做两三百个，一个两毛钱。周桂霞工作的手套厂，和上顿渡的小作坊并无二致徐建龙也把之前开在上顿渡的辅导班“励志精品补习学校”搬到了这里。他自称在临川做了十几年课外老师，主要辅导地理和数学。由于妈妈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徐建龙这类老师，正好迎合了家长们作业辅导的需求。他的“补习学校”开设两种班型，分别是作业辅导和周末补习班，价格依年级不等——高中学生的周末班价格为每学期4000元，作业辅导为每月1200元。白岭新村正在变成下一个上顿渡，这也为这里的原住民们带来了财源。首先是房租。妈妈们说，学生们刚过来的时候，房租基本维持在每年一万六千元，后来基本每过两三个月，房东就会“坐地起价”。现在，最靠近学校大门的房子，已经涨到了两万四一年。有一些房子，还没完全建成，招租信息就已经贴了出去。广告上，“白岭”已经被写成了“白领”。村里贴着的招租广告就连学校里也住着妈妈。全现在在临川一中实验学校传达室里见到了一位在食堂工作的陪读妈妈，早上6点打卡，晚上7点10分下班，一个月工资两千出头。她是抚州当地人，之前在上顿渡陪读，去年学校搬到这边，就在新学校食堂里找了份活干。她告诉全现在，在学校里，像她一样的妈妈还有很多。有家长称，有的妈妈为了边照顾孩子边挣钱，会到学校里做宿管，一天工作12小时，工资三千元。肖彩慧是“白领新村”的新租客。临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肖彩慧回到了女儿周娜娜身边，在白岭新村租下了一间房，不到30天的租期，房东收了2600元。女儿是“高四”的复读生，之前在南昌师大附中，因为高考成绩比估分低了近三十分，只能上南昌大学。周娜娜觉得“丢脸”，为了能进985，她选择再考一次。因为高考成绩好，临川一中直接帮周娜娜办理了户口迁移和入学手续，还免除了学费。有家长称，为了能帮学校出成绩，学校会按照分数为一些复读生提供优待。临川一中实验学校的学生告诉全现在，校方会对尖子生提供优惠；而分数较低的学生，则需要按照排名划分等级，每学年收取6000至18000元的借读费。这名来自鹰潭的学生还向全现在透露，学校里不乏“大老板的孩子”，“十个（差生）养一个（尖子生）”，他这样形容。根据临川一中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2021年临川一中收入预算总额为13654.11万元。“我的快乐伴随着一次高考消失了”，周娜娜说，拿到高考成绩后，她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复读的决定，“我希望我去年考高很多分，因为我这一年实在是太痛苦了”。周娜娜说，在那次高考之前，她并没有那么在意成绩，高考失利让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开始认为“成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吃午饭时，周娜娜也会上一会网课在临川一中，学习压力来得更加实在。之前在南昌读书时，周娜娜高三下学期一共就只考了四场大考，但到一中以来，她数了数，他们高四的学生至少经历了15场考试。她把这里的生活形容为“坐牢”：睡的是铁架床、食堂饭菜不新鲜，老师会强调“在读书的时间就只能读书”，“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睡觉”，学生连出去散步都不会得到认可。“压抑”，这是周娜娜林一生活最多的感受。她描述，住校期间，每晚12点上床后，闭着眼睛，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能入眠。终于，临高考前一个月，在女儿的要求下，肖彩慧来到了临川。五、现实在女儿复读之前，肖彩慧在南昌做过六年陪读妈妈。女儿上中学那段时间，在肖彩慧印象里，是家长和学生们最为焦虑的。肖彩慧在手机里设了近十个闹铃，提醒自己按时完成作为陪读妈妈每天要做的事周娜娜的理想职业换了好几次，最开始是心理医生，后来是经纪人，最近复读的这段日子里又改成了金融，原因就三个字，“很赚钱”。南昌师大附中周围同样住了很多陪读家长，肖彩慧自称是其中比较“佛系”的。在周娜娜的高中班上，学生和家长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掉班”而担忧。肖彩慧称，女儿所在的师大附中“零班”的学生中，每一个都相当优秀，自律性极强。一旦因为一次考试排名不佳掉到普通班，学生和家长都会在那段时间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肖彩慧还记得，女儿高一时，一位同班女生在一次月考后从学校附近租住的27层楼上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老师专门组织了家长会，据称致使意外发生的导火索可能是女孩的父亲缴掉了女儿的手机，两人大吵一架。几年后，那个学生的父亲，一名警察，也从自家楼房19层坠楼身亡。比起有些全职的陪读妈妈，周娜娜觉得自己的母亲“做得不够好”。比如，有的妈妈会给孩子定好精确到分钟的每日计划，“几点钟到几点钟做什么事，全都安排好”；还有的妈妈是“消息通”，对于各所高校的师资力量，中学的补课情况，大学的专业报考都了如指掌。“她70%的精力都用到那些小朋友身上了”，周娜娜说。肖彩慧在南昌经营一所幼儿园，女儿也是从那里升入的小学。周娜娜还记得，好几次，母亲送她上学，一张嘴，说出的都是“上幼儿园”。也许是长期和年幼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肖彩慧有些“心大”，把女儿也教得单纯。如果在白岭新村呆得再久点，融入了这里的“妈妈群”，她就能感受到什么是现实。天黑后，陪读妈妈们在超市门口“打小牌”从天色刚刚擦黑开始，这里的街面就成了妈妈们的天下。给孩子送过晚饭，妈妈算是基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孩子们十点放学之前，她们终于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这时，有些妈妈会结伴散步，老一点的支起牌摊打牌；稍年轻些的，则坐在了麻将馆前的凳子上，交流自己“陪神兽读书”的经验。和上顿渡临川一中公立校的陪读妈妈们大多来自抚州本地相比，由于政策更加宽松，实验学校的妈妈们来自江西各地。对于她们来讲，陪读的成本更大，因此对孩子的期待也更高。“我就把他（孩子）当投资，不管学什么，你出来不还是想赚钱？谁不想单位好一点，赚多一点钱，轻松一点赚钱？”“你看那个老师讲那个课，人家说了，就算你赚一辈子钱，说不定你儿子一年就给你消耗了。你这样来陪读，说不定你一辈子赚不到的钱，他一年就给你赚来了。”这是麻将摊前一位妈妈的发言，后半段内容来自于她在抖音看来的视频。听了这段话，她更加坚定了陪读这条道路，“都陪读，你不陪行吗？”这个线下的“妈妈群”成员总共七位，大多是放下了生意来到临川，有些甚至是把孩子从浙江、上海带过来的。对于其中一些妈妈来说，陪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女儿原本放在县城中学读，后来看到不对了，别人都往（临川）这边跑，我也赶紧把小孩送到这边来。”还有妈妈说，自己初中小孩班上还有好几个从北京送过来的，要在临川读了书后再回去考试，“那边卷子简单”。“今年江西高考考生多了3万人”，一个高三学生的妈妈说。一旁那位“把带娃看作投资”的妈妈立马搭话：“现在录取分数越来越高，怪就怪这些家长，再这么下去，分叫他们搞得越来越高了。”还有位妈妈有点苦恼。最近，她的儿子突然问了她个问题：“人活着，为什么要这么累呀？”（除万若、徐建龙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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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道：海底捞“歇业潮”来袭？近日，多家媒体陆续报道海底捞在国内部分门店出现了“异常”。据财经网报道，海底捞北京有近10家店铺歇业或延期开业。在新店开业的进程中，多家店铺装修半年以上仍未开业。知情人士透露，“其实海底捞去年的店铺签约了600多家，实际只开了300多家，海底捞放低了开店标准，但现在已经发现了‘失速’，最近对部分不乐观的店面叫停。”而根据《红周刊》报道，朝阳门悠唐购物中心店，从2020年11月底确定装修以来，迄今仍未完成。门店施工现场的告示显示，原定的装修时间为3月初~3月底，但目前已延期至6月底。最近的部分媒体上，海底捞似乎成为众矢之的：部分门店装修工期变长、迟迟不开业，疑似故意在拖延，业绩股价双杀，人均消费与翻台率矛盾难解……一时间，原先“行业标杆”、“人人学习”的海底捞似乎一夜之间麻烦缠身。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内参君展开调查。二、探访：疑点重重的“暂停营业”内参君登陆大众点评App，发现北京共有7家海底捞门店暂停营业，分别是顺义华联、华贸商业街、马家堡新荟城、黄村星城商厦、郎福广场、天通苑华联、大钟寺等门店。致电多个商家后，内参君得到的回复大多是：“正在装修中”。而其中的大钟寺店，在大众点评App上已经没有联系方式，留言也止于2020年底。内参君实地走访了北京多家“暂时停业”的海底捞门店。在顺义华联海底捞店，密不透风的围挡上张贴着“即将开业”的大字，透过缝隙，清晰可见设备、杂物散落一地，无施工迹象，也无施工人员。周边商户反馈，这家店大概有半年时间没有开业了。具体什么时候“装修完毕”，不得而知。随后，内参君又来到华贸商业街店，这家位于商业中心的海底捞大门紧闭，门口的告示显示：“由于扩大经营面积，正在重装”。奇怪的是 ，内参君在大众点评App发现，这家店去年年底就曾对外号称在装修，而今年断断续续不少消费者到店就餐并发布点评。一年之内，两次“装修”，这种现象对于餐饮店来说并非常态。种种现象，让海底捞此次遭遇的“歇业潮”传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业内人士认为：餐厅装修工期一般是2-3个月，超过半年仍在装修，肯定不正常。要么是商场没有找到下家，要么是租约内餐厅盈利情况不如预期，因此采用装修升级方式闭店止损。三、“不用排队”和“停业装修”巧合还是有意？此外，参君分别通过大众点评App查询、实地探访、致电门店的方式，与不同城市正在“装修”或“暂停营业”的海底捞门店取得联系，发现了一些蹊跷的共同点：大众点评上显示暂停营业的门店，几乎都有一个“不用排队”的标签。部分门店虽说“装修中”，但并无明确开业时间，且很多店歇业时间已超过半年。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装修的店，都是“不用排队”的店？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内参君分析：这可能是海底捞的一种“止损策略”。内参君曾经分析过为什么海底捞要追求门口排队（详见：《为啥餐饮老板都追求顾客“排队”？》）海底捞在业内和顾客心中的爆红史，“排队”这个标签似乎一直伴随左右。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如果吃海底捞不必排队，那种感觉好像“缺了点儿啥”，甚至有种“吃了假的海底捞”的感觉。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提高利润。业内人士曾向内参君解释：在房租、人工、食材等各项成本很高的情况下，火锅如果不翻3次以上台，基本是不赚钱的。如果门口不排队，那么餐厅的翻台率就上不去，门店就没有利润。要提高翻台率，那就必须门口随时有客人等着，一旦上一桌结账走人，下一桌马上能开启。要让人等着桌，不能桌等着人。海底捞去年的纯利润率在9%左右，如果门口没排队了，翻台率下来了，那个9%的利润，还会有吗？正所谓“成”也排队，“败”也排队。一旦某个店不必排队，也就意味着海底捞需要“花心思折腾”了。四、为什么都在意海底捞“开店”？如果说海底捞在意的是“排队”，那么，资本市场在意的则是“开店”这件事。支撑起海底捞估值的，很大程度上是门店的增幅。疫情之前的五年，海底捞的净利润由2.73亿元飙升至23.45亿元，年化复合增长率高达71%。盈利数据不断提升的背后，便是持续增加的门店数量。自2017年开始，海底捞门店增速更为迅猛，以60%～70%左右的增速扩张。去年疫情期间，餐饮行业一片惨淡，但海底捞仍被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持续扩张：一年净开店量达到530家。然而，今年4月份财报发布后，海底捞股价持续下跌。对比今年2月份的最高点——4547亿港元市值，海底捞在5月份市值已经腰斩，暴跌2000亿港元。这也离不开“开店”这件事。比如说有媒体就说海底捞去年的店铺签约了600多家，实际只开了300多家。海底捞2020下半年的净利润为11.99亿元。虽然弥补了上半年疫情带来的亏损，但与2019下半年14.35亿元的净利润相比，依然降低了16.45%。也就是说，去年门店开得更多了，投入更大，但由于前半年疫情严重，给到新店的回本时间缩短，最后的数据容易显得不好看。如果更多的门店不排队，那么这些门店都会“装修升级”吗？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美国司法部今日宣布，其已取缔臭名昭著的 SlilPP 线上市场的服务器和域名。据悉，在美国、德国、荷兰、以及罗马尼亚的执法机构展开联合行动之前，曾有许多犯罪集团聚集在这里交易被盗的登录凭据。自 2012 年上线以来，SlilPP 一直允许任何人注册账户、并在该平台上交易被劫盗的信息。SlilPP 黑市网站主页已被执法机构挂上警告横幅美国司法部在今日的新闻稿中称：在 9 年时间里，SlilPP 出售了来自 1400+ 企业的超过 8000 万份登录凭据。Recorded Future 指出，网站用户经常出售贝宝（PayPal）、富国银行（Wells Fargo）、太阳信托（SunTrust）、亚马逊（Amazon）、沃尔玛（Walmart）、网络服务商 Xfinity、威瑞森（Verizon Wireless）的账户登录凭证，以及来自各家银行的被盗信用卡信息。截至目前，已有一小部分受害账户提供商提供了损失统计，仅在美国造成的损失就超过了 2 亿美元。SlilPP 拥有多个公网 / 暗网域名美司法部刑事司代理助理检察长 Nicholas McQuaid 表示：“司法部不会容忍身份盗用黑市的存在，并将继续与全球执法机构开展相关合作，对存在于任何地方的犯罪市场都予以沉痛打击”。Recorded Future 网络犯罪与地下情报总监 Roman Y. Sannikov 将 SlilPP 描述为“黑市祖父”，但本次执法行动标志着当局赢下了第三场战役。早年前，执法机构已取缔另外两家线上黑市。其中 xDedic 以兜售远程桌面协议（RDP）登录名而被人所熟知，而 Deer.io 则充当着类似 Shopify 的平台，为犯罪集团提供了商店托管服务。...
6月9日晚，深圳市发展改革委披露《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在金融领域，深圳十四五规划明确建设全球金融创新中心，并提出三大领域举措。一是打造全球创新资本形成中心。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深化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打造科技创新企业直接融资高地。提升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度，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设立以中小微和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着力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推动创建科技金融合作示范区。优化私募基金、创业投资企业等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建立覆盖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并购投资等在内的完整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打造最活跃的国际风投创投之都。大力发展跨境资产管理业务，打造国际一流财富管理中心。到202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15%左右。此前，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披露数据显示，2020，年深圳市金融业增加值达到4189亿元，占同期全市GDP比重15.1%，实现金融税收1472亿元，占全市总税收的24%，居于行业之首。与此同时，深圳十四五规划在“综合改革试点重点领域”专栏提出，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恢复深交所主板上市功能，推出深市股票股指期货，不断丰富股票股指期货产品体系。二是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完善金融科技产业孵化机制，加快培育金融科技龙头机构，形成从基础架构到应用场景开发的金融科技全产业链。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争取建设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合作和跨境使用，前瞻布局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发挥国家金融科技测评中心平台作用，探索制定金融科技行业和技术标准。促进金融与科技融合创新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以定制方式开展合作，创新智能金融产品与服务。实施“深港澳金融科技师”计划，探索举办金融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金融科技节，打造金融科技高端品牌。三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大力支持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基金、期货、保险公司，支持境外银行设立分行和子行。试点外汇管理改革，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先行先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业务试点，推进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收入境内使用便利化。创新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发展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探索拓宽跨境人民币回流渠道。开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试点，完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管理办法。推进深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推动设立大湾区债券平台、港澳保险大湾区服务中心。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美国总统拜登9日签署行政令，撤销上届政府针对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WeChat)以及其他8款通讯和金融软件应用程序的禁令，并指示美商务部对“外国对手”的软件应用程序进行评估，并酌情采取行动。2020年8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Tok、微信及其中国母公司进行交易。此后，上述部分禁令由于微信美国用户和TikTok的诉讼，分别被美国联邦法院叫停。拜登的新政令提出“保护敏感数据、设立风险识别标准”等目标。白宫在9日的声明中称，新的行政令将指导商务部进行评估工作，以鉴别外国软件应用程序可能构成的不可接受风险。美国政府将基于标准的决策框架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分析，评估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软件在交易中带来的风险。该行政令还要求，商务部与美国其他部门和机构合作提供方案，保护敏感个人数据，解决软件应用程序的潜在数据泄露风险。针对美方对中国应用程序的无理打压，中国外交部曾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有了互联网大厂的房补加持，就能实现“租房自由”吗？答案是否定的。恰恰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为员工所提供的租房补贴，带动了大厂附近的房租涨价。有媒体曾报道，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所面临的真实租房窘境——受限于公司租房范围，他们只能围绕工位三公里以内租房，而租房平台、房产中介也瞄准了这一群人，通过各种方式使房租上涨。本期显微故事试图揭露互联网大厂房补背后的故事：在房东、中介、租客的生态链条里，我们看到高收入的大厂青年为了房补被困在公司30分钟的距离里；中介和二房东，围绕房补政策绞尽脑汁，只为了让“漂一代们”掏出更多的房租；而那些曾被高涨的房租所收割的老一代大厂员工，在见证了互联网企业对房价的影响后，将所有身家压在公司附近，购置住房，收割下一代年轻人……在这场追逐房租的游戏里，互联网企业承担更高昂的成本招聘人才、年轻人明面上享受了房补但却缴纳了本不应该涨价的房租、想进大厂的年轻人则被迫在没有房补的情况下、承担高昂的房租。谁才是最终受益人？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01 挤在50平老破小的6个年轻人深夜12点，有人敲响了钟静的房门。门外是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见钟静开门，对方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指责她，大意是抱怨年轻人生活作息混乱，大晚上不让别人睡觉，没有社会公德。钟静很委屈。这个点她才刚刚下班到家，正准备换衣服洗澡，累得不行，哪儿有功夫“生活作息混乱”？她所租住这个不到60平的一居室，楼龄超过30年，电线、水管、木地板老化，在看房时钟静就发现只要踩着地板、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但她还是迫不及待地花7500元/月的房租租下了这个开间。没想到，这个木地板却成了邻居们抱怨的来由。钟静此前已额外花了1000多元找人刷墙、去除墙壁上的霉斑、重新购置家具，她实在不愿意再多付其他的钱了。“没一个年轻人，能笑着租下房子”，送走老人后，钟静委屈地在朋友圈留着这么一句话。今年4月，钟静刚成功跳槽到北新泾附近某互联网视频平台，工资涨到每个月2万元。面试时，HR表示会额外增加1000元每月的房补，但钟静必须在半个月内入职，并在公司附近租房，以确保加班时能随时赶来公司。确定入职后，钟静在两天时间内看了7套房子，租房预算从6000元跳到7500元，但始终看不到满意的房源。大部分房源都集中在北新泾地铁站附近，以“新泾村x号”命名。尽管屋外被市政工程美化过，但走进楼道，潮湿昏暗的走廊、无人打扫的楼梯、半悬在天花板的杂乱电线，都反复地强调着它们年迈的楼龄。这片区域的住房大多没有学区，但房租却依然“挺拔”，甚至逐年上涨。随同的中介耸耸肩，“北新泾房子不靠挑，靠抢，能租到房子就是幸运。”图 | 北新泾租房，稍有迟疑，房子就被租最让钟静惊讶的是，她还看到一间月租6500元、楼龄超过30年的50平开间，那里摆了4张床，其中3张都排列在客厅。中介说，这套房最多时住过6个人，"这里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年轻人，就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图 | 钟静遇到的6个人合租房间2010年前后，北新泾入驻了大量互联网企业。沿着北新泾，到威宁北路，全长不过4公、地铁相隔4站的道路上，聚集了如美团、携程 、爱奇艺、拼多多、京东、饿了么等数十家互联网大厂。互联网企业需要新鲜血液，北新泾每增加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意味着上千个新租客将涌入这里。互联网的高收入、额外的租房补贴政策，也抬高了附近的租金。在豆瓣“上海租房”小组，2017年时还有人发过3000元月租、60平两室一厅的房源，但到了2021年，同样的房源租需要6500元，翻了一倍还不止。充足的资金也未必能抢到合心意的房源。中介告诉钟静，她想要的一套月租在7200元的、相对较新的房源，已被另一个人交了定金。他还暗示，如果钟静可以增加预算、给房东写个小作文好好介绍一次自己，说不定还有一次抢到房源的机会。钟静照做了，最终这套房子被钟静以7500元每月的房租定下。图 | 位于北新泾的互联网企业办公楼钟静的状况并不是孤例，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可得知，互联网大厂已成为了带动附近房价、房租的有力参与者。2020年7月，蚂蚁金服上市的消息传开，其总部几公里外的之江九里，房价一路看涨，到9月每平上涨7000元，90平的户型涨价超过63万元。2021年3月，字节跳动宣布上海电商部门宣布将选址在杨浦区B站所在的尚浦中心，消息刚一出，附近三湘海岸小区、高镜小区房租应声上涨，最高上涨千元。在深圳南山科技园，2018年之前还有几百元的“农民房”，但是随着互联网公司的扩张后，全部由二房东承包，摇身一变成了“公寓房”，以2000元至4000元的价格租给附近互联网工作的年轻人。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新闻里，“含网量”构成了当地房租的重要指标。在整个生态链链条里，互联网企业扩招、房东涨价、中介赚取更高额的佣金、年轻人们跳槽涨了工资，看起来一片繁荣。然而，被媒体所忽视的另一面，这个生态链条到底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并导致目前的状况，哪些群体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一片繁荣的阴暗面又有哪些人被收割了？这些却鲜有人提及。02 房源捕手的租金猎人们中介、房东和二房东，是这条生态链的直接受益人。其中，中介是最关心互联网企业房补政策变动的一群人。他们熟悉各大互联网企业的政策——哪怕那些企业还未到其所属区域开设分公司。在武汉光谷做房产中介的向琦向显微故事表示，字节跳动要求北上广深的员工必须在骑行20分钟的区域内租房，才能申请到房补。其他城市要求必须在步行30分钟以内，该时间由地图软件里租住地址到工位的时间估算截图为准。此外，在总部位于上海的小红书也规定，如果想要拿到每个月1500元的房补，必须提供租住地址到工位的地图距离截图，要求是“3公里以内”。“但是在武汉，你要了解更多一点”，向琦做了4年的房产中介，从2017年开始，陆续有大厂在光谷建设“第二总部”。以字节跳动为例，优化师、销售岗位不享受房补，研发等岗位才能享受房补，“推荐的房源不同”。每当有字节跳动的员工来询问租房时，向琦都会多问一句，“哪个部门”，然后再根据有无房补推荐：有房补的硬性要求步行30分钟以内，如曙光，青年城，融科天域，坐标城等小区中比较好的房源，价格在2500-3000元不等，无房补的则根据对方价格推荐，多集中在1500元左右。也正是这些大厂的到来，让光谷原本偏远的地区租金水涨船高。“2016年的时候，光谷核心地段米兰映像，两室一厅2500元左右，15公里外的光谷五路桃花源小区根本没人租”。但随着小米、华为2018年将第二总部落地在光谷五路附近后，桃花源当月三室一厅房子的租金就涨到2500元，如今更是涨到3500元，接近核心地段房租，租金3年涨幅40%。图 | 桃花源小区2018年2500元，如今涨到3500元左右随着第二总部入驻，周围房租的抬高，武汉也有许多本土互联网公司效仿大厂推出房补政策。因此，向琦会格外留心不同公司的房补规定以及薪资水平，她也会在手机备忘录记下一些公司的政策和工资水平，比如“美丽X行，毕业2年内，房补300元；X点公司，十点后打的报销……”为了帮更多的年轻人申请到房补、帮助自己换取更高额的佣金，向琦也会装作面试者去和HR聊天，核实信息后告诉前来看房的租客如何申请房补。为了获取更高的租房佣金，向琦甚至和同事联合作局，比如带着急入职的客户去看房补范围内即将签约的房源，制造“紧迫感”；也会帮手上的房东集体控价，避免租金波动太大，影响房价。除了向琦这样的中介，虎视眈眈盯着“互联网大厂”这块肥肉的还有二房东。曹虎在西二旗做二房东7年时间，平时他大量囤积符合互联网公司房补政策的回迁房房源——这种老房子价格便宜，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租客经常需要修理服务，需要更有时间管理租客的二房东们的存在。囤积房源后，曹虎会用几天的时间改变房子格局，做成隔断单间出租。以位于北京西二旗城地铁东100米智学苑小区为例，101平室两一厅的房子在链家上整租费用每月8000元。但是在曹虎手里，95平的两居室被隔断成3间，按照3000-3500元不等的价格租出去，每月租金可达10000多元。如果曹虎再稍微装修一下、征收管理费，每个月租金能超过11000元，比房东直租多3000元。图 | 曹虎手上拥有可以享受快手房补的房源曹虎只做互联网企业员工们的生意，他笃定这群高收入且有房补的年轻人掏钱爽快。除了中介、二房东以外，还有一群房东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这群房东大多年龄在35岁左右，是媒体标题里被定义的、最容易被优化的那一批互联网员工。但他们经历了2012-2018年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也享受了一波早期互联网财富的红利，成为了较早在购房这件事“上车”的人，在发现公司分部附近有价格洼地楼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加入购房大军。2018年，年薪达到80万的杨致得知武汉小米第二总部附近1公里左右的龙湖新壹城不限购的公寓开售时，他特地飞回武汉，以每平1.3万元的价格购入面积38平、总价49万元、产权40年的公寓，每月贷款2000元，10年还清。杨致估计，“10年后，这套房子的租金至少得4000元”。“没早下手，错失千万"，是杨致常挂在嘴边的话。和他同在2009年入行互联网的前同事，在2012年以每平2万多元的价格，在西二旗买下了一套70多平的小两居。2016年，该区域房价大涨，该同事攒够了数百万上车海淀区的另一个学区房，西二旗的房子则以8000元的价格租出去。“让那些年轻人替我养房，哪个互联网人不想35岁提早退休，然后收租？”图 | 杨致经常关心自己房子的报价与其说杨致是对自己投资房产有信心，不如说是对互联网有信心。晚点LatePost《字节怎么都十万人了》文中提到，字节跳动2020年内，员工从6万人涨到10万，平均下来，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150人左右在入职字节，“仅在总部北京，字节跳动就有近40个办公点，员工们每天在食堂吃掉上万个鸡蛋、10吨以上的蔬菜”。互联网源源不断地新人，对于杨致来说，就是源源不断地“流量”。把源源不断的“后浪”看作“流量”，通过流量获取租金养房，是前浪杨致们心中除股权、年终奖外，另一个公认最接近财富自由的致富经。那天和杨致一起排队买房的，多是互联网从业者。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置业顾问还还不忘“恭喜”他，“这地对口小米，未来不用愁租”。2020年，杨致手上的这套公寓已经飙升到每平方1万7，而小米还在扩招年轻人。这更加让杨致坚定自己的判断，"流量是一切围绕互联网生意的命门"。03 被收割的“小厂”年轻人任何繁荣局面的背面，总有一些阳光所照不到的阴暗面。互联网企业所带动的房租暴涨，误伤了那些和大厂在同一区域的互联网公司中、渴望进入大厂的“小公司”年轻人。根据《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已经超过1677万人。而在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147家，算上百强榜中公司，加起来也不过200家“大厂”，在职人数不超过100万人。这意味着，超过1500万的互联网从业者在互联网“小厂”工作。这些互联网从业者每个月账面上到手的工资虽然比流水线上的“厂哥厂妹”高，但扣除了生活成本、以及暴涨后的房租，他们的囊中已所剩无几。钟静还记得，那个6人合租的开间里，有人听说她得到了大厂Offer，就激动地和她套近乎，加她微信，第一句话就是问钟静，“你们那里还要人吗，你入职以后可以帮我内推吗？”交谈中，对方告诉钟静，居住在这里的6个人里，全部是在附近的公司“小厂”、工作年限1-2年间。虽然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不过3年，但同样要求996、大小周加班，却没有房补、车补，只有十点后下班免费打车的福利。“为了节约，6个在网上认识了”，在这个房间里，人均租金1200元，算上水电不超过1400元。尽管房租贵、生活质量差，但这些非大厂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也离不开。虽然在互联网的范畴里，他们属于“非高薪"的一批人，但是在传统行业里，25岁左右的他们能拿上过万的薪水、坐在办公室里，已经是妥妥高薪。没人愿意放弃“高薪”离开，也没人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进入大厂工作的机会。租客在和钟静寒暄几句后，给她发了自己的简历，末了，还加了一句，“小姐姐，好羡慕你，有那么好的工作，可以租整套房子。”然而，在几个月被邻居上门抗议后，钟静则开始对照工资思考买房的事情。她列出了自己的需求：学区，上班近，公积金可贷，好出租。合租在大厂附近的小厂员工，挤破头想混上能拿房补的工作，去拼一个更高收入的未来；而那些拿到房补的大厂员工，则挤破头地想登上购房的列车，进而收割曾经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算法里，每个人都是这场利益角逐中微不足道的流量。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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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发生在北京的两起伤医事件，让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江西吉水县、江苏徐州、广东广州和深圳，一起起暴力伤医事件频现，不禁让我们深思，医疗纠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会让患者采取如此极端方式？就在一个月前，因为向患者推荐了还处于临床阶段的细胞疗法，患者家属质疑中间有利益输送，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医生陆巍被暂停执业半年。当伤医案件发生，我们会怀疑患者是“坏人”，当过度医疗被曝光，我们又会将矛头转向医生。也许，医学本就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目前，我国关于医患纠纷合法解决途径共有三种：协商、调解和诉讼，其中绝大多数医疗纠纷会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走向司法诉讼往往是最后的道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范贞，30年前曾是301医院肝胆外科医生，因为对医疗纠纷案感兴趣，渐渐走上自己的律师之路。在做律师的这17年中，他代理了不下百起医患纠纷案，大部分情况下是替患者发声。有人评价，他是两套系统来思考问题，面对医疗问题的时候用法律系统来思考，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用医疗系统来思考。面对曾经的医生同行、执业的医疗机构，医学背景出身的他，往往更能深入了解“内幕”，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也能更好地为患者争取到赔偿。在很多案件中，他发现并非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而是诊疗指南的不严谨，这些系统性漏洞是可预防的。在范贞看来，95%的医疗行为是没有过错的，为此他甚至推掉了近80%的“潜在客户”。一、从医生到律师，我为什么“背离”师门？32年前考大学时，因为医学院招生比较多，想着医生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就报考了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毕业时，301医院来学校招人，我当时成绩还可以，就被选中去了北京。1994年被分到医院肝外科，师从中国胆道外科的鼻祖黄志强院士，一做就是10年。医生的进修永无止境。现在医学毕业生想进大三甲，博士毕业是基本门槛。1998年，工作之余，我开始在军医进修学院读在职医学硕士，因为对法学感兴趣，2000年考了人大法律硕士。那一年我已经有律师证，这样就同时有了医学和法律的双重背景。医学硕士2001年毕业，法律硕士2002年毕业。301肝胆外科人才济济，作为一名普通的主治医师，动手机会不是特别多。加之对医疗法律比较喜爱，这也成为我日后离开临床工作的因素之一。当时，法律对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很犹豫要不要读法律硕士，这种犹豫状态持续很长时间。2002年9月，301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医疗风险科，我也毕业了，想着应该结合医疗和法律，多为社会做些贡献，主动申请从临床调到了医疗风险科。这期间，由于专研，我发了2篇中华系列论文和2篇医院管理论文，科研分值达到全院第一。当时的医患办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存在。日常工作是接待和处理医院大大小小的投诉，代表医院的立场，与病人及家属解决纠纷。医患办作为医院一个部门，维护医院的立场。有些工作人员已经掌握了一套话术，面对任何情形，开口都是“我们没有问题”，只有在无法说服病人和家属的情形下，才退一步说服其接受“医院只承担部分责任”。会尽可能压低赔偿金额，即便他知道医院存在责任，理应赔偿更多。在医院，不管医院有无过错，所有案例都必须处理，包括基于误解提出过分要求的病人及家属，但是做律师，我可以自己选择案例，可以不接无理难缠的病人，可以权衡医院过错后，再考虑要不要接下案子。两年后下定决心离开医院，专做医疗诉讼，同时开展一些医疗风险研究。二、化解医患矛盾，最关键还是靠医生医学专业的技术壁垒，让医疗机构面对患者，甚至是司法机构时，无形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2011年，我就代理了一起利用专业壁垒，对手术记录造假的案件，也可能是全国第一例。当时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了一起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手术记录写患者胆管扩张、胆囊实变、手术粘连。因此损伤胆管似乎就成了一种难以规避的手术风险。但此前患者在另外两家医院的B超记录显示，胆管粗细并无异常。因为医院操作失误，患者此后数年反复感染发热，每次都需要输液控制，经过多次治疗也不见好转。这起案例起初被北京医调委认定为轻微责任，医院只承担10%的责任。我之前也是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肝胆外科医生，理解腹腔镜下做胆囊切除手术最大风险是胆管损伤，但也清楚这类风险完全能够规避。提出对手术记录的质疑后，法院委托的鉴定显示，手术记录主要内容不真实，即手术记录主要内容是伪造的。这起案例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排除假手术记录，最终认定医院医疗事故全责。像上面提到的这起案例一样，医患间信息不对等就会导致信任问题，患者相对医生处于弱势，容易对医生有猜疑和态度上的对立。我经手过一个案例，法庭上医生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这句话一说出口，就化解了对立，也避免了纠纷的加深。这是一起某三甲医院胃部手术的案子，因为术后效果不好起了纠纷。法庭上，患者家属说本来不想做手术，是主任劝他们做的，但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这个主任就说，“当时是劝说让他去做这个手术，不能因为后来做的效果不好，就不承认，说我当时没劝他。”主任说完这话，我们心里都为他竖了大拇指。医生的这种坦诚，就将矛盾冲突瞬间化解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化解医患矛盾最关键还是靠医生，但又不能完全仰仗医生自己的道德约束。媒体的曝光，法律的完善都少不了。2010年以前，互联网媒体不发达，很多案子被盖住了，只有当地人知道。互联网发展起来后，曝光出来的医疗纠纷多了起来。最近几年，发生了不少比较严重的伤医案件。人们可能担心，医患纠纷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从我的经验来看，过去二十年，法治环境进步，人们受教育程度提高，医患纠纷的整体数量确实在增加，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医患纠纷越来越严重。政府规定，1万元（有的2万元）以内的由医院直接解决，1万元之上的需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讨论决定，单例20万封顶。医患双方无法谈妥最终赔偿金额的，才通过诉讼解决。从我的经验来看，三分之二的医疗纠纷会通过调解解决。2012年我在《中国医院》发表一篇文章，比较过北京、山西、英国、德国的百万居民医疗纠纷发生数量。全国患者都来北京看病，因此北京的百万居民每年医疗纠纷数值远高于其他省份，即便如此，北京也低于这两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当然，伤医事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当严厉打击。随着医疗纠纷法律的完善，患者的个人权利也在提升。以前患者根本不允许复印病历，你不知道病历上写的什么，也不知道医生怎么治的。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患者可以复印客观病历。2018年10月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患者可以复印病历的全部资料了。信息的公开，法治的进步，反映出来的就是医疗纠纷的增加。三、我为什么推掉了80%的潜在客户？保留一些传统的职业习惯，严格遵守诊疗规范，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纠纷。现在公立医院市场化竞争，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很多医生不吃饭、不喝水，一上午也看不完病人。繁重的工作量之下，医生留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可能就5分钟，很多传统的职业习惯逐渐消失了。我的老师黄志强院士，80多岁了，每次问诊，都会让病人躺床上，摸摸肚子做个检查。老一代前辈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我的意识里面，任何一个病人都是要做查体的。问诊、既往史、查体、鉴别诊断等，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否则就容易漏诊误诊，发生医疗纠纷。有个案子我们常常当作笑话来讲。有个孕妇比较胖，人胖了会月经紊乱，她本人也没察觉是怀孕了，就是经常喘，一直用治疗哮喘的药不见效。去了好多次医院，医生就是没查体，连肺部都没听诊。反复了七八个月，才有医生提出做超声检查，结果发现她怀孕了，送去病房很快就生了。为什么现在医生不查体了？因为查体不收费，医生没有积极性，经常看也不看患者一眼，就直接开了一堆检查。当然也跟诊疗水平进步有关，查体看不出来的很多疾病，可以通过早期体检影像发现。但我认为，还是应该鼓励医生多动手，不可忽视必备步骤。大家都清楚，许多医疗纠纷是违反诊疗规范或者不当操作导致的。国内一家顶级医院就发生过一起未进行鉴别诊断引发的医疗纠纷。一名高血压病患者剑突下痛到医院急诊，医院诊断为急性胃肠炎给予对症处理，患者症状不缓解到其他医院诊疗，做CT发现主动脉夹层，由于延误诊断造成主动脉夹层破裂死亡。很多时候，医生一个操作不当，给患者家庭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最近代理了一起北京三甲医院案子，患者做完心脏手术后一直没有清醒，拍片才发现气管插管打折了，手术过程一直处于缺氧状态，术后患者成了植物人。想想这个家庭的心理和经济损失有多大。当过10年医生，又做了17年律师，我一直坚信，减少一起医疗事故，就是拯救一个家庭。虽然我说了这么多医院的“不好”，但实际上95%的医疗行为是没有过错的。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治疗效果因人而异，不能因为效果不好，就让医院担责，索赔。找我咨询的案例，近80%都被我劝退了。如果医院没有明显过错，诉讼也赢不了，患者还得出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四、希望能解决深层次问题，而不仅是医院赔多少医疗纠纷也不一定与违反诊疗常规有关，诊疗指南本身的缺陷和不完善也是造成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什么是医疗违规操作，什么是医疗意外？比如胆囊手术，如果因为医生违规操作造成胆管损伤，医院应承担赔偿责任。CT增强造影时造影剂过敏导致过敏性休克或植物人可能属于医疗意外。有时候，医生也觉得冤枉，明明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和诊疗指南，怎么患者人就没了呢？实际上，单看一本指南可能没问题，但存在不同层级指南不一致的问题。比如CT增强造影是否预防过敏性休克、是否预防用药，中华医学会的指南不推荐预防用药，而北京医师协会的指南要求预防用药。医生不管遵从哪个指南都没有过错，但对患者影响巨大。这种不一致或冲突时常遇到。关于诊断诊疗指南内容的冲突，我在2016年和2019年，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希望引起关注，指南间的冲突应该有机制来协调统一。再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阿司匹林。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需要吃这种抗凝药，预防血栓。阿司匹林的作用是抑制血小板功能，也就是抑制了止血功能。当患者需要进行外科手术时，就面临治疗原发病抗凝和药物导致手术中大出血的矛盾。按照国家药典规定，手术前停用阿司匹林7天，但是血小板代谢时间是10~14天，即便停药，还有一半血小板功能没有恢复，所以手术后患者可能一直出血，很容易发生感染死亡。因此在大出血时要补充血小板。2012年我接到三家医院发生因口服阿司匹林手术后出血导致死亡案例，涉及泌尿外科、胸外科、普外科，都是国家顶级医院。在一家医院发生我会觉得是个案，两家医院发生我会觉得有蹊跷，三家医院发生的，我认为是外科医生对阿司匹林用药导致手术后出血处理存在认知共性缺陷问题。201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醒医生注意阿司匹林用药导致手术后出血的处理问题，后来又在个人公众号“范贞医疗法律”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口服阿司匹林患者，如何预防手术后大出血的医疗纠纷。这篇文章被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王硕转发，在医疗界有比较大反响。《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出血防治专家共识（2018）》更新时，专门指出阿司匹林导致出血的处理方法输注血小板。从医学跨到法律，使得我有能力去做这些研究，发表这些文章。我希望这些研究能更多反映深层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医院赔多少。经常有人问我，怎么看待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会不会怀念做医生的时候？零几年刚出来时，确实很怀念，也有遗憾。治病救人的成就感是不可比拟的。还是住院医师时，有次走在街上，突然有人过来打招呼，说哪年哪月我曾给他看过病。真的特别感慨，认真对待病人，病人是会记得的。最近这些年，怀念和遗憾少了很多。我现在还是北京市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如果还在临床，恐怕到不了这个地位。但多年临床经验赋予的研究能力，让我能从另一个角度推动医疗纠纷的解决和医疗风险管理的完善。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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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奶茶店又多了一家。这家位于福州鼓楼区的奶茶店名为“邮氧的茶”，从取名、商标配色、门店装修再到产品包装，都极力向中国邮政集团靠拢。更重要的是，门店就位于中邮大药房，紧挨着中邮保险和中国邮政网点。中邮大药房是中国邮政集团旗下药品零售业务的载体。因此种种，“中国邮政跨界进军奶茶”的消息坐实，并登陆微博热搜，引发多家媒体报道。奶茶店瞬时爆红，大量好奇者大排长龙，只为一杯“邮票味的奶茶”。这杯“邮票味的奶茶”是否出自中国邮政集团，却陷入罗生门迷局。有媒体报道称，“邮氧的茶”是中邮恒泰药业有限公司（下称“中邮恒泰药业”）自主开发的新业务，由中邮恒泰药业经营。然而，“邮氧的茶”和中国邮政集团、中邮恒泰药业之间并没有股权关联。天眼查信息显示，中邮恒泰药业成立于2005年2月，51%股权由中国邮政集团旗下子公司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邮资本”）持有，另49%的股权由陈章华持有。中邮恒泰药业对外未参股任何一家企业。“邮氧的茶”与中邮恒泰药业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不是中国邮政的业务。”6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福建邮政客服中心，对方斩钉截铁地称，“奶茶店是中邮恒泰药业开办的业务，但这业务和中国邮政没有关系。”同日，一名中邮恒泰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邮氧的茶”是中邮恒泰药业的合作项目，“属于正常的项目，但我不方便说（更多内容），因为我们公司现在还没确定接下来怎么做”。中国邮政集团由中央管理，是国有独资公司，即使跨界奶茶亦无可厚非。而“邮氧的茶”与中国邮政没有实际股权关联，若滥用国有大型企业的信用和品牌对外推广，则值得深思。“碰瓷”邮政？目前，“邮氧的茶”只在线下开设一家门店，主打养生茶饮，包括纯茶系列、奶茶系列、水果茶系列等，产品价格从7~23元不等。营业时间为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头顶邮政光环，叠加舆论数天热炒，“邮氧的茶”一炮而红，销量猛增。据奶茶店工作人员在朋友圈晒出的视频，门店现场人气爆棚，排队人数超过60人。连续数天，奶茶店营业至晚上9点多，排队人数依旧只增不减，更有网友在微博上称，“为了一杯奶茶足足排了三个小时的队”。“邮氧的茶”与中邮恒泰药业没有股权关联，两者唯一重合的点是都正在申请“邮氧的茶”相关商标。天眼查显示，“邮氧的茶”奶茶店运营主体福建省邮氧的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邮氧餐饮管理”），成立于2020年10月14日，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经营、城市配送运输服务等。于宏、刘文诚、林章、邱伟四名自然人持有邮氧餐饮管理的全部股权，持股比例分别为48%、40%、8%和4%。成立仅六天后，邮氧餐饮管理就开始申请相关商标。天眼查信息显示，2020年10月20日，邮氧餐饮管理申请“邮氧的茶”的相关商标，配色为中国邮政标志性的“黄绿”色，类别包括餐饮住宿和广告销售。紧接着，同年11月11日，中邮恒泰药业也申请注册“邮氧的茶”商标，类别覆盖方便食品、餐饮住宿和广告销售等。目前，上述商标申请均处等待实质审查阶段。“据近期接到的内部通知，‘邮氧的茶’是中国邮政公司入股的中邮恒泰药业开办的业务。”上述福建邮政客服中心相关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称，“与中国邮政没有关系。”上述中邮恒泰药业人士也向时代周报记者承认，“邮氧的茶”确系公司的合作项目。该人士强调，“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具体向外对接的人员，因为本来也只是正常的项目”。面对“碰瓷”中国邮政的质疑，邮氧餐饮管理方面语焉不详。6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邮氧餐饮管理第二大股东刘文诚，对方回应称，“具体你后面就会知道了，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不能回答，大家都有交代过”。对于中邮恒泰药业与邮氧餐饮管理的具体合作模式，刘文诚表示，“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真的不能回答你。”中邮恒泰药业是否由他人代持邮氧餐饮管理的股权？刘文诚也只表示：“目前还没回应，但是我们应该这周或者下一周就会有眉目了”。多方都强调与中国邮政无关，“邮氧的茶”仍成为最大赢家。6月7日，“邮氧的茶”门店在大众点评上的单日销售量就达237单。6月8日，该店更直接从两天前的“鼓楼区饮品店热门榜第9名”跃升至“福州饮品店热门榜第1名”。刘文诚是“邮氧的茶”创始人？6月4日，据界面新闻报道，门店工作人员称邮氧的茶其实去年就开业了，未来计划面向市场招商加盟。该工作人员还强调，“邮氧的茶”跟邮政体系合作，未来相关加盟店选址也主要依托邮政体系，比如邮政银行、邮政药房等。福建邮政客服中心相关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称：“最近来咨询加盟的人确实不少，但内部接到的通知，‘邮氧的茶’定位于单店运营，暂时不接受加盟。”“我们没有人站出来说有这个加盟计划。主要负责人是不会回应这个问题的。”刘文诚则对时代周报记者否认了上述加盟计划，“现在我们决策上还在调整，可能这两天会出结果，那个时候我们会发声。”成为网红奶茶店之前，“邮氧的茶”的加盟信息已在网络上流传，其中包括官网、加盟申请QQ群、App链接等。时代周报记者在豆瓣“开奶茶店小组”看到，名为“小手冰凉”的ID在今年6月5日发布话题“邮氧的茶加盟官网”，文中提供邮氧的茶加盟官方交流群的联系方式，该交流群在今年5月20日成立。时代周报记者申请加群，但一直未获通过。群信息显示，该群目前仅有2名成员。“那都是骗子的，不是我们这边发的，我们并没有做这些。”刘文诚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后续是否有加盟计划，刘文诚称“也不能回应”。刘文诚在个人微信备注上自称是“木森茶、邮氧的茶项目创始人”。木森茶官网显示，木森茶是来自福建的茶饮品牌，是福建木森茶茶业有限公司（下称“木森茶公司”）2018年开辟的新项目，从传统茶叶演变的新式茶饮，原材料只采用中国的优质茗茶，立志打造优质年轻化的茶饮品牌。据天眼查信息，木森茶公司2016年9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加盟资料显示，目前，木森茶已开设12家加盟店，加盟费用分为基本费用和成本费用，总费用从县级城市、地级城市、省级城市分为三个等级，依次分别为14.91万、16.34万和17.9万元。近年，年轻人消费观念改变，各式各样新式茶饮品牌不断涌现。在受到大量关注的的同时，茶饮行业发展速度几乎势不可挡，不仅巨头资本疯狂涌入，中小创业者也在寻找机会入局，“吸金”效应明显。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下，网红奶茶加盟却乱象丛生。今年5月，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涉案金额7亿余元的虚假品牌奶茶招商诈骗案，该品牌为茶芝兰，代言人正是马伊琍。几乎在同一时间，由郑恺代言的奶茶品牌茶主播也被指涉嫌虚假招商，骗取巨额加盟费。加盟套路重重，“网红奶茶店”顿时成为招商诈骗的载体，最终只落得一地鸡毛，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近年来，城投信仰屡遭考验，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和支持意愿备受关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四项非税收入，特别是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之一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征收权，由“自然资源部”改为“税务部门”征收，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央对于加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规范化、合理化、防范隐性债务的增长以及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决心。但这是否会冲击“城投信仰”？对不同的城投平台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大部分城投平台影响有限多数机构认为，《通知》对于大多数城投的信用影响有限。“《通知》指出，四项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即土地出让金列入地方政府预算的科目不变，政府性基金收入的留存或使用范围不变，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来源不会改变，土地出让金仍将作为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标普信评分析师钟晓玲对记者表示，“鉴于此，我们不认为地方政府对城投的潜在支持能力会因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征收部门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部分城投企业所从事的是公益性或准公益性业务，如果这些项目已纳入预算安排，地方政府对其项目回款来源仍保持不变，城投企业业务的可持续性及现金回流能力也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不过，标普信评认为，部分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城投企业将受较大影响。历史上城投企业曾经承担过土地收储、替政府融资等职能，随着国家对地方政府及城投的不断规范化约束，城投企业的土地收储职能早已剥离完成，但对于部分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仍存在地方政府为了支持城投企业业务的开展或获得资金，在土地招拍挂环节中给予城投企业土地出让价较低或优先购买等特殊待遇，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城投企业先按市场价获得土地，政府之后将土地出让金再返还给城投企业的违规操作。“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助于减少这些行为，这类城投企业的业务规模因此有可能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钟晓玲称。事实上，《通知》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使得地方政府土地收支更加规范和合理，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长。标普信评认为，原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规划全部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且相应的收入和支出实行“收支两条线”，但地方政府全面掌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支和预算安排，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规范行为。如今，由税务部门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则将使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政府性基金收入来源的监管力度，提高土地出让信息、过程的透明度。此外，对于房地产开发行业而言，机构认为，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土地出让金，将使得以往开发企业欠缴、缓缴土地出让金以及地方政府返还土地出让金的情况明显减少，有利于经营规范的开发企业获取土地储备。政策的推出短期内对住宅市场供需影响不大，但可能需要关注一个风险，即土地出让金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或造成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意愿下降，土地供应量下滑引起的住宅用地供应不足。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对记者称，政策调整不会带来中国财税体制的改变，主要是出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考虑，从理论上来说，对控制和压降地方政府杠杆率是有所帮助的。“但土地出让金政策的调整将导致税收征缴返还链条的拉长，或将影响地方土地出让总量使之有所减少、地价上升，从而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颜色表示。地方政府去杠杆仍存挑战尽管《通知》本身对城投的影响有限，但事实上城投信仰仍在遭遇挑战。在经历了去年国企逃废债风波后，城投债是否会违约仍是今年下半年市场的最大关注点之一。年初传出交易所可能采取“红黄绿”监管措施来约束城投债发行的消息，近期第一财经也报道，目前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城投债均会进行分档审理，但分档名单并不对外公布，且对于不同档位的发债主体，监管对其募集资金用途有不同的限制，这将进一步加剧城投债的“信用分层”，尤其是部分信用资质差、财力较差的区域，再融资成本和难度都将会加大。多位债券投资经理对记者表示，此前投资机构一度对于问题地区的城投债“一刀切”，而分档审理是积极的进展，可以避免机构对所有城投债的无差异抛售，也是为打破“城投信仰”铺路。瑞银资管债券基金经理楼超对记者表示，这是变相推动地方政府去杠杆。去年监管部门对房企设置了“三道红线”，将其分为“红橙黄绿”四档，此次城投债的分档管理也是基于类似的逻辑，旨在使信用市场更健全、更市场化。但是，城投面临的挑战大于房企。多位基金经理对记者提及，房企要降杠杆，要做的就是加快销售、加速资金回笼、少拿地，但城投平台最关键的是改变结算模式，应收款项先结算给城投平台，而不是地方政府拿到钱再去加杠杆，导致城投平台的资产负债表累积过多的应收款，现金流极度不稳定。可以说城投降低杠杆本质还是地方政府降杠杆。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公募城投债违约并非不可能。“一旦某城投平台被归为红档，银行现在的态度明显就不是太支持了，因为银行更关注不良率，而且不能做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所以问题平台很可能会被迫违约甚至主动‘自爆’。”另一公募基金的投资经理对记者表示。另一面在于，如果有一批城投债被归到绿档、黄档，即使其他债出现风险，机构也不太可能“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