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婴儿时期被“贩卖”后,这些生在韩国并被收养的孩子们正在为他们的身份寻找答案。彼得·默勒(Peter Møller)认为自己已经50岁了,但他无法确定。他指着自己短发上的点点灰色说:“我可以从头发上看出自己不再是20岁了,但如果能知道自己的年龄就好了。”彼得不知道自己过去五十年庆祝的生日是否是正确的日子,他对自己的身份也有其他疑问。大约13年前,当彼得第一次联系他的韩国收养机构为自己寻根时,他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彼得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驻外记者》节目:“我的社会关系史实际上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我是个孤儿,这意味着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但我的文件也描述了我的生母。“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文件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能既是孤儿,没有父母,又描述了你的生母?”在发现自己的收养档案中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后,彼得召集其他在丹麦被收养者仔细检查他们的收养档案。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彼得婴儿时被丹麦的一对夫妇收养。Supplied: Peter Møller彼得说,他的收养机构霍尔特儿童服务公司也给了他两个不同的城市名称作为他的出生地,而且关于他的出生日期也有相互矛盾的信息。如今已成为一名丹麦律师的彼得问自己:“这怎么可能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彼得也开始怀疑是否有其他被收养者也发现了类似的文件差异。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有了空闲时间,他便联系了丹麦的韩国被收养人群体。他说,有些社会关系史异常,而另一些则日期不符。还有一些情况是,被收养者被列为孤儿,但后来发现他们的父母仍然健在。彼得说:“一切看起来都很奇怪,所以我们开始质疑‘为什么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情况’。”“我们收集了所有的故事,然后决定去韩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并提出]正式申诉......希望他们能调查此案。”“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知情权”韩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过往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委员会同意受理这些被收养者的案件。彼得与他人共同创建的丹麦韩国人权利组织(DKRG)最初向委员会提交了51起丹麦案例。随后,消息不胫而走。彼得说:“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封电子邮件,因此我们决定公开我们向该委员会的申诉,让尽可能多的被收养者参与进来。”“我们还看到了来自美国的案例、欧洲其他地方的案例、澳大利亚的案例。”现居首尔的彼得最终协调了来自11个国家的韩国被收养者提交的375个案例。他说,他也不断努力从收养机构霍尔特那里获得有关自己案例的信息,但一无所获。他说:“当然,我想大多数被收养者都会尊重出生家庭不与我们联系的意愿......我们实际上质疑的是,我们的私人隐私信息是否可以成为收养机构的私有财产。”“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让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有权知道。”韩国首尔新老建筑交织。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对婴儿的供需自71年前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约有20万名儿童从韩国被收养到世界各地的家庭。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孤儿院里收容了数以千计的战争孤儿和外国士兵所生的婴儿。韩国领导人将此视为一个社会福利问题,因此将这些儿童送往国外。1951年,韩国河州一个厌倦战争的韩国女孩背着她的小弟弟走过一辆熄火的M-26坦克。Getty Images: RV Spencer/Interim Archives1955年,一对来自美国的基督徒夫妇哈里·霍尔特(Harry Holt)和贝莎·霍尔特(Bertha Holt)收养了八名婴儿,此后,世界对收养韩国婴儿的兴趣骤增。随后,霍尔特夫妇成立了韩国最大的收养机构,并不断登上头条新闻。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更多的收养机构相继成立,国际收养成为他们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与此同时,韩国几乎没有社会福利支持:未婚母亲羞愧下交出新生儿,贫困家庭别无选择。还有证据表明,一些孩子是被偷走的。韩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1985年是收养儿童的高峰期,当时有8837名儿童被送往国外,平均每天24名。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注:当时首尔称为汉城)期间,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婴儿描述为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从那以后,海外收养韩国婴儿数量逐年下降。2022年,142名韩国儿童被海外收养。“一切都无从证实”长大成人后,许多被收养者对韩国产生了向往之情,于是踏上了回国之路。他们想与一个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国家建立联系。并不是每个韩国被收养者都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很多人会这样做。1982年,玛丽·鲍尔斯(Mary Bowers)在婴儿时期被收养到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出于对韩国生活的好奇,她于2020年搬到了首尔。现年42岁的玛丽说:“绝对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建立了很多联系,感觉非常好。“但也有一些日子,我只能平躺在地上,无法呼吸,无法动弹,什么都处理不了。”玛丽在婴儿时期于1982年被收养到美国。Supplied: Mary Bower玛丽在2020年从美国搬到了韩国。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玛丽试图从她的收养机构了解更多关于她的过去,但事情很快就不对劲。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玛丽说,她的养父母被告知她的生母是一位单身母亲,因为太穷而无法抚养她。然而,玛丽搬到首尔后,去东方社会福利会收养机构查看她的档案时,却发现了“相互矛盾的信息”。“美国移民要求的所有文件都将我归类为孤儿,[没有]我父母的记录。“但在同一份文件的英文翻译中,有两个人被认定为我的父母......我母亲也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切都说不通。”玛丽说,在过去几年里,她曾多次回到东方社会福利会试图澄清这些差异,但从未得到任何解释。她说,工作人员最终告诉她,他们曾试图联系她的生母,但没有成功,她的案件现已结案。“现在我才意识到,我的文件中列出了我母亲的两个名字,他们联系了谁?我不知道,”玛丽说。“或者说,如果我被列为孤儿,那还有什么父母可以寄信去呢?“我要求他们提供寄信的证据,但他们不给我任何收据,我要求他们提供经过编辑的收据,他们也不给我编辑过的收据,一切都无从证实。”收养故事中出现的“令人警惕的模式”玛丽在首尔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但她一直在为自己身份的困惑而苦恼。当她听说彼得·默勒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投诉案件时,她知道自己也必须提交自己的故事。她加入了一个名为“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AUSKRG)的组织,这是一个由通过东方社会福利会被收养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士组成的团体。“找到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让我的经历得到验证,就好像‘等等,这也发生在我身上’,”玛丽说。“你并没有失去理智。你没有发疯。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让我感到更加自信和有理智。”在听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了丹麦的案例并愿意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案例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于2022年底成立。距离委员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周时,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提交了16个案例,此后又收集了更多案例。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在提交案例时说:“虽然每个案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出现的令人警惕的模式让我们相信,我们发现的问题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早就应该开展调查,揭露过去和现在收养行为中的真相和伦理。”澳大利亚被收养者“问题多于答案”几十年来,共有3,600名被收养者送往了澳大利亚。从韩国被收养到澳大利亚的蔡(Chae)就是将其案件提交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成员之一。蔡的收养档案中列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是单亲母亲所生;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母亲已婚,但在婚外情中怀孕,迫于压力放弃了孩子。蔡说:“当你试图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试图找到自己的家人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线索让你很难调和。”蔡希望有一天他能和在韩国的生母联系上。Foreign Correspondent: Phil Hemingway蔡先生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出生家庭调查一直令人沮丧且对抗重重。Foreign Correspondent: Phil Hemingway2023年,当蔡前往首尔寻找他的亲生父母时,他走进了他的收养机构东方社会福利会,试图查看他的档案。他说,工作人员把一个装有他的文件的大文件夹拿到办公室里,但有一半内容都不允许他看。他说:“这让我很沮丧,也很难堪,当我试图向东方社会福利会澄清事情时,我带着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离开了。”现年33岁的他渴望得到答案。他说:“在我作为一名被收养者的生活中,我一直苦苦挣扎于自己的身份。”″身份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通过调和我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感和归属感。”翻阅数十年的档案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案件的被收养者对调查工作寄予厚望,希望能找到韩国收养历史背后的真相。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跨国收养小组的首席调查员艾米·郑(Amy Jung)说,她和她的同事们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我们并不介意这种压力,”她说。“这促使我们更有责任感,并以最谨慎的态度开展调查。”郑女士说,到目前为止,由于“包括媒体在内的外部影响”,韩国的四家收养机构“别无选择,只能与她的团队合作”。“尽管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某些要求有些犹豫,但他们还是愿意与我们合作,”她说。“我们的调查人员进入收养机构的档案室亲自查找记录,我们检查了他们的文件归档系统和存储方式,并逐页扫描并存储了申请人的文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在明年之前提交调查结果。郑女士说:“调查结束后,结果将显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人权是否受到侵犯。“我们将向可能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或收养机构提出建议。”1956年,朝鲜战争孤儿来到纽约见他们的新父母。Getty Image: Bettmann/ contributor“我们几乎是被卖掉牟利的”提交了自己案例的被收养人希望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也能关注这些钱。玛丽说:“我想,也许在朝鲜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人们可能出于人道主义需要为孩子们寻找家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养机构发现人们愿意花大价钱收养孩子。“我们几乎是为卖掉牟利的。”海伦·罗(Helen Noh)是一名退休的社会工作教授,曾在1981年受雇于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担任了一年的社会工作者,她也认为其中存在着利益驱动。罗教授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收养家庭]为一个孩子支付3000美元(约合4609澳元)。“对于像我这样的社工来说,这比一年的工资还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收养应该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但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而是以收养机构的利益为出发点。”海伦·罗说,过去一些收养机构为了婴儿向妇产医院和医院提供资金。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罗教授在霍尔特的工作是为这些儿童与西方家庭牵线搭桥,她说当时她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在随后的几年里,当她开始对韩国的跨国收养做法进行学术研究时,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研究得越多,我看到的问题就越多,”罗教授说。“母亲被逼迫将孩子送人收养,有时亲戚、祖父母、伯伯、婶婶会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孩子送人收养。“收养机构会拜访医院或妇产医院,留下名片并告诉他们‘如果你有某个孩子的家庭可能有问题,请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收养机构也会为了一个孩子交给这些医院和妇产医院一些钱。“据我们所知,在很多案例中,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被告知,当孩子出国后,他们会定期收到照片和信件,当孩子长大后,他们就会回来。“但一旦孩子走了,[收养机构]就拒绝与他们交谈了。”朝鲜战争后,收养激增,跨国收养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20万名韩国儿童被领养到朝鲜、欧洲和澳大利亚。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韩国政府预计将批准一项关于跨国收养的国际公约,这将使跨国收养成为最后手段。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被收养者表示,他们在自己的收养故事中发现了“令人警惕的模式”。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韩国的清算《驻外记者》节目多次要求采访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和东方社会福利会,并向两家机构分别发送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但均未得到答复。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韩国政府表示正在等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指出了近年来取得的进展。声明说:“除了对过去案件的调查之外,韩国还继续努力加强在收养方面的国家责任,并一直在为批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海牙公约》做准备。”“韩国认为,必须坚持儿童应在其家庭和原籍国得到最佳保护的原则。”霍尔特儿童服务机构在韩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首尔是一座超现代但又非常传统的城市。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海牙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规定跨国收养是最后的手段。任何案件都将由政府根据国际标准进行管理,而不是通过私人收养机构。被收养者权益倡导者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但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该公约是否得到遵守和执行。他们还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能带来更多改变。玛丽说:“我希望看到对所发生事件的历史性承认、政府的正式道歉以及对所发生事件的某种补偿。”彼得说,他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将“导致停止从韩国收养儿童”。他说道歉“太容易了”,相反,他希望得到答案和真相。彼得还说,他对非常同情养父母感,认为他们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我的养母非常抱歉,有一天她对我说:‘彼得,我想说对不起,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我说,‘你当然不知情。这不是你的错。这是贪婪的人为了钱而做的’。“很多很多人问我,‘你在丹麦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不忘掉这些事情呢?’我想,我是在丹麦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好与侵犯人权和买卖儿童是两件事。”支持热线澳大利亚:跨国被收养者和家庭支助服务 | 1800 422 377跨国被收养者之声 (ICAV)澳大利亚生命热线 | 13 11 14超越抑郁 | 1300 22 4636在被收养者群体中找到新家庭蔡说,他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密切关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说:“我个人希望澳大利亚对跨国收养进行调查。“不仅是韩国,还有其他来源国,它们也有侵犯人权或类似做法的嫌疑。“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调查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对跨国收养进行独立调查,我很希望看到澳大利亚政府也能做些什么。”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人权利团体于说,它将“静观委员会的建议,但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它“意识到人们越来越关注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以前从大韩民国收养儿童事件的合法性”。社会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说:“社会服务部承认,跨国收养受到非法或违法收养行为的影响,这些被收养者终生都会面临挑战。“澳大利亚没有立即展开调查的计划,但将密切关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如果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将与各州和领地的政府密切合作。”澳大利亚将继续为从韩国收养儿童提供便利,“如果《海牙公约》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义务得到遵守的话”。被收养者表示欢迎道歉,但最终他们想知道真相。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数百名来自韩国的被收养者要求得到答案。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被收养者交换的每一条新信息都离完成这个谜题更近了一步。Foreign Correspondent: Matt Davis对于许多来自韩国的被收养者来说,试图找到自己的根并了解自己到底是谁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他们说很少有非收养者能够真正理解这一点。蔡说:“被收养者已经长大成人,有了亲身经历,我认为在我们展望未来时,重要的是我们要回顾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并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被收养者和他们的亲生父母。”他说,他在被收养者群体中找到了“家”。“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他们是最不可思议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一直支持我。“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我现在仍为自己是一名韩国被收养人而感到自豪。”...
自1月以来,中国的地方银行一直在大量购买长期主权债券。但一些分析师警告称,看似安全的政府债务可能带来危险。中国政府债券价格的上涨引发了中央监管机构的警惕,这些机构警告称,地方银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兴趣可能引发类似去年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那样的危机。负责监管金融业的中国央行(PBOC)已表示,对地方银行大举买入长期主权债券的行为感到不安。跟硅谷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投资组合一样,长期主权债券也很容易受到利率变动的影响。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分析的证券市场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资银行(以地方银行为主)净购买的此类债券总额达到2700亿元人民币(合370亿美元)。“如果将大量资金锁定在收益率过低的长久期债券资产上,若遇到负债端成本显著上升,会面临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中国央行一位官员本周向中国国有媒体《金融时报》(Financial News)表示。“去年硅谷银行因为(这样做)……导致银行出现资不抵债和流动性危机。”硅谷银行于2023年3月被美国政府接管。此前,由于储户担心利率上升对该行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该行无法兑现存款,该行发生了挤兑。当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在其庞大的房地产行业中缓慢发酵的危机。房地产历来是中国大部分投资的焦点,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场危机已蔓延至股市。中国众多地方银行的问题可能会在关键时刻限制放贷能力,从而加剧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困境。自今年1月以来,中国的地方银行一直在大举买入长期主权债券作为避险资产,以躲避股市和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这推动政府借贷成本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分析师警告称,看似安全的政府债务可能带来危险。“对小型银行来说,追投较长期(债券)其实是有风险的。”法国巴黎银行证券(BNP Paribas Securities)大中华区外汇和利率策略负责人Wang Ju表示,“如果出现差错,收益率开始上升……损失可能很大。不要忘了美国硅谷银行这样的地方银行的教训。”中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债券收益率与价格成反比)本周跌至约2.5%,为20年来最低点,显示出对长期政府债券的需求之强劲。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月跌至2.2%的历史低点。在政府官员屡次警告之后,其收益率趋于稳定。中国国内媒体报道,在一些东部和中部省份,地方银行业监管者让小型银行停止增持长期债券,对他们发出了流动性风险警告。尽管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但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二级交易数据显示,农村商业银行在3月1日至4月16日间仍然购买了价值4000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券。相比之下,中国共同基金同期的购买量要少得多——为78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大型银行减持了2200亿元人民币债券。“相比于它们的大型竞争对手,小型银行尤其激进地投资于政府债券。”中金公司(CICC)研究部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陈健恒表示。中国官员对于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那场暴跌仍然心有余悸。...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周五对一家注册为Trump Media & Technology Group审计师的会计师事务所颁布禁令。SEC表示,在审查2021年至2023年期间提交给SEC的1500多份公告时,发现BF Borgers未能遵守监管标准。SEC表示,在某些情况下,BF Borgers使用了以前审计的工作底稿,只更改了相关日期,并将其伪造为当前审计期间的工作底稿。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同意支付1200万美元的罚款,以了结SEC的欺诈调查。该公司的所有者Benjamin Borgers将单独支付200万美元,并同意禁止审计上市公司客户。Borgers暂未回复置评请求。根据SEC的文件,在Trump Media通过与空白支票公司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Corp.合并上市之前,BF Borgers对Trump Media进行了审计。证券公告显示,Trump Media的审计委员会已聘请BF Borgers担任2024财年的审计师。Borgers和他的公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SEC的指控。...
2024年2月17日,河南洛阳一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被推着经过街道上的龙形装饰中国每六位六十岁以上老人就有一人的生活起居需要他人协助。对许多受薪阶层来说,每个月聘用护工或送老人到养老机构的经费,往往是当地基层白领的一个月收入。在中国医保、长护险给付金额不足的情况下,下一代为了照护失能老人,很可能意味牺牲个人的未来。“说白了,最可怕的是没钱看病。”王巍说,“每个月医保到帐户的钱,我听他说过好像就几十块钱,但像他父亲一个人每个月吃药的费用就差不多一千多。至于她母亲(没有医保)则是要完全自己负担”。王巍谈到他好朋友的父母时,十分感叹。 他们住在中国江苏省徐州市,父亲曾是央企铁路部门的员工,晚年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语言功能出现障碍;担任全职家庭主妇的母亲则是罹患许多基础疾病,需要吃很多药,也曾一年住过好几次院。而他朋友除了上班赚钱还要照顾孩子,实在分身乏术。王巍说,当地24小时护工的月薪大约四、五千元。 如果送进养老院,每个月也要至少五千元。他朋友父母“只有一人有退休金,可能每个月就三、四千块钱(以下币值皆为人民币)……。这一点要吃饭、吃药,没有多余的钱。然后他们的子女也没这么多钱去请护工,只能平时晚上过去看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约4400万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属于半失能、失能和失智状态,相当于每六位就有一位生活无法自理。而王巍口中没有足够退休金和医保的家庭,并非少数群体。一名患糖尿病的老人坐着轮椅在北京中医院的走廊里等待专科医生门诊教授邓钢以书面方式回复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雇员(尤其是官僚)享有相当不错的养老金。但这仅是最多20%的工作人口,“对于其余80%的劳动人口来说,需要依靠个人的私人储蓄或兄弟姐妹来过活。60至70后出生的壮年人通常有兄弟姊妹互相帮忙。但一胎化政策施行后,80后出生乃至千禧一代将面临421的家庭结构,既没有人一起分担照护父母,又付不起护工或养老院的话,往往为了照顾家里的老人,夫妻一方选择兼差维持家计而放弃个人本来的职涯发展。在成都的Godard Liu,就是70末出生的独生子女。他的父亲因为各种心脏病缠身,使用鼻插管输氧,出门走一点距离就会喘,也无法手提一公升的牛奶。尽管退休金够生活,但还是不足以每个月花五、六千元请看护,因此这早前时间的支出就落在了Liu的肩上。幸运的是Liu经商有成,可以负担的起,但并非广大的独生子女都能像Liu一样。当年轻人的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时,中国政府能否满足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需求?教授邓钢认为,从中国常常慷慨解囊、对外提供援助来看,国家其实是有能力提供的。2023年1月3日,一名老人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上接受静脉输液医药、养老护理费用高昂 医保、长护险给付有限为了向失能老年人口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中国2016年起试点推行长护险,迄今覆盖全国49个城市。根据国家医保局,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险的参保人数达到1.7亿,累计200多万人受惠。以四川省为例,目前仅成都市推行长护险,拥有社保而且失能超过半年的人可获政府补助,有的养老院甚至能帮忙申请。一名负责客户入住的周经理说,按不同失能等级,“等级越重,补贴就越高。不同城镇城乡也不一样,不是一个定额,可能从几百块到四、五千元都有”。而成都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也随房型、护理需求的客制化和地理位置差别有所不同。目前,都还有空床可以入住。 周经理说:“便宜的有两、三千,贵的到三万都有。只是硬件、设施或是吃这一块会不同,但照护模式都是一样的。”媒体咨询的结果发现,如果是在成都市中心的青羊区,比较正规、由集团经营的双人房型至少要7500元,如果想要比较好或多的服务则可能高达10000至18000元。但即便入住客户被评估为失能最高等级,能够向地方政府申请到的基础照护待遇却不到2000元。而在医保方面,中国分两种,一是职工医保,涵盖国有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员工;二是针对农民(工)及儿童的城乡居民医保。根据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统计快报,截至2023年底,全国14亿人口当中,职工医保的人数占比不到3成(3.7亿人),城乡居民医保的人数则接近7成(9.6亿人) 。2022年12月29日,老年患者在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一个村庄的诊所接受静脉注射治疗虽然中国医保覆盖率高达95%以上,但实际承保范围却很窄,而且自付金额高昂。尽管高达七成以上的住院费用能够报销,但医保能给付药品、手术等费用的程度却很低。近来,越来越多低薪及中等收入阶层对庞大的医疗支出感到力不从心。媒体此前报道,2022年有2500多万人退出城乡居民医保,主因除了缴纳费用过高,还有感受不到参保的好处。据《转角国际》报道,2023年2月,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还减少了划入个人医保帐户的金额。 举例来说,武汉市职工的医保帐户金额,从原先每个月260元减少至不到80元,等同变向削减医保给付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0-2020年间,中国居民自掏腰包看病的负担比重从大约六成(59.5%)减少一半到大约三成(27.7%),但这相比英、美 、加、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医疗发达的国家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来说,还是高出一大截。这意味即便政府推出医疗保险和长护险,目的是为了减轻民众的财务负担,但对许多人来说,依旧是“ 可有可无的状态”。一位在北京街头打电话的老人农村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更严重中国城市居民尽孝道、照护失能老人的负担沉重,农村的情况恐怕更糟。蔡慎坤说,他母亲高龄80多岁,疑似罹患阿兹海默症,近两年脾气古怪、记忆时好时好坏。虽然母亲平时有护工照料,其他三个兄弟姐妹每周也会几次到广东农村看望母亲。但这在农村属于特例,因为普遍的情况是“非常多老人失能之后,基本上就自生自灭的状态”,“地方政府没有想过要真正去为老人提供一些长久的服务”。他说,能每个月花费三千元请24小时护工的,“要么是家境条件好一点的,要么是特别有孝心的”。蔡慎坤说:“现在(农村)家庭除了有低保之外,很多实际上连养老金都没有(或者老人每个月只有100元左右)。他们完全要后代养,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政府,因为找也知道没用。”许多人就在如此孤立无缘,子女也因为在外地打工而无法照料的情况下死去。媒体此前报道,医学院教授范佩贞的团队发现,2015年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几乎是城市的两倍。每十万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约22人自杀,且这个数字随着年龄增加而继续扩大,80岁以上的自杀数字达52人,85岁以上高达66人。相较之下,城市老人的数字分别约为13人、26人、41人。蔡慎坤对此建议,各种可能导致失能的疾病,政府应积极向民众提供引导、预防性的指导意见。密西根大学公卫学教授峰村铃木也认为,如果能早一点学习晚年生活的可能样貌,就能越早做好准备,像是进行住家的房屋改造,让环境变得更友善老人,例如减少住家内外的阶梯,同时培养老人独立生活和健康的生活习惯等。...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开放全市八城区和桐庐县作为智能网联车辆测试应用区域。据中新社报道,星期三(5月1日)起,杭州正式开放全市八城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平区、钱塘区)和桐庐县共计3474平方公里作为智能网联车辆测试应用区域,实现全市建成区全覆盖,服务人口超1000万。与此同时,杭州提出将推进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实现全市信号机及交通标志标识联网率95%以上,升级支持5G-A基站3000个以上,全力创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同日,《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杭州成为中国首个为智能网联车辆上路立法的省会城市,也是中国首个为低速无人车立法的城市。...
花旗集团一名交易员的大手笔错误导致欧洲股市短暂暴跌两年后,该银行表示,当局正在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银行在周五晚间的季度报告中写道:“英国和欧洲的政府和监管机构正在对 2022 年 5 月 2 日发生的股票柜台交易错误进行调查或询问。”“花旗集团正在配合这些调查和询问。”该公司没有详细说明这些询问,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促使它现在披露这些询问。花旗集团发言人拒绝置评。花旗集团在闪电崩盘发生后不久就公开承认其参与其中,并指出当时正在向监管机构和交易所通报所发生的情况。该银行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一名交易员在“输入交易”时犯了一个错误。知情人士当时表示,这名交易员正在家里工作。这一失误引发了 OMX 斯德哥尔摩 30 指数长达数分钟的抛售,对从巴黎到华沙的交易所造成了严重破坏,一度导致欧洲股票价值蒸发超过 3000 亿美元。该银行表示,它“在几分钟内”发现了错误并进行了纠正。...
据彭博社5月2日报道,美国众议院一些重量级议员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TikTok是否违反了儿童保护法,并利用应用程序来煽动未成年用户去游说国会。领导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的议员们表示,TikTok在反对字节跳动撤资否则就面临封杀的立法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性和煽动性信息”来动员13岁以下儿童。TikTok周四表示,公司使用遵循FTC指引的标准程序来筛选用户年龄,而该机构并不要求普通受众网站的运营商进行进一步的验证。TikTok只向18岁或以上年龄的用户发送了有关该法案的通知,并没有故意以任何13岁以下的用户为目标。报道称,议员们还想了解,其游说活动是否违反了其它打击欺骗消费者行为的法律。...
修订草案第61条划定了“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主体范围:本法所称特定非金融机构,是指:(一)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二)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券或者其他资产,代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三)从事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四)其他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定的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日前反洗钱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审议,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的说明,这标志着自2007年1月起施行的反洗钱法将迎来首次重大修改。此次修订草案共7章62条,对原《反洗钱法》做了较大改动,修改条文多,规则变化大,修订草案围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加强反洗钱监督管理、完善反洗钱义务规定,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正如《宪法》之于法律,《反洗钱法》是反洗钱法律制度的基本法。自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10月通过《反洗钱法》,距今已经18年,此次《反洗钱法》修订是十分重要的,在立法上与时俱进地反映了新形势下反洗钱的需要,为后续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实施细则提供了法律依据,我愿把它评价为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参与反洗钱法修订草案讨论的专家王新教授如是说道:“在反洗钱已被提升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稳定的战略高度的大背景下,此次修法对于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本草案有望在2025年前得以通过。”“若对本次修订草案的变化进行总结,我认为此次修订内容具有宽、细、严的特点”,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勇辉律师对记者说道:“首先是内容宽,体现在内容增加了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工作要求、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至义务主体,优化反洗钱监管措施和手段等方面。第二是规定细,细化了行政权力机构的管理权限及监管措施、被监管主体的义务要求等。三是措施严,修订草案中对洗钱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大幅增加。”洗钱犯罪形态不断升级,强监管是修法核心随着洗钱规模和深度的日益加剧,洗钱行为威胁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公共秩序等多个领域,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冷战之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王新教授将洗钱犯罪发展归结了三个阶段:洗钱的1.0版本是毒品、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的衍生物。洗钱犯罪在产生初期是恰如寄生虫般紧密地依附于毒品、有组织犯罪、腐败犯罪等三类上游犯罪之上。洗钱的2.0版本是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重要渠道,恐怖组织在通过各种途径取得资金后,通过存储至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将不法资金洗白。而随着洗钱规模、洗钱深度的日益加剧,洗钱进入全新升级的3.0版本,其危害性呈现“核裂变”式的发展,逐渐地从依附于上游犯罪的单一属性中脱离出来,升级为非传统性安全中的突出问题,具有自己独立的危害属性。洗钱犯罪的发展破坏了国际及国内金融业、经济发展、政府和法律制度的良好发展,打击洗钱犯罪对维护金融安全、反腐倡廉、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这也是本次修订《反洗钱法》的时代背景。修订草案的修改条文众多、规则变化重大,可以反映出我国反洗钱监管制度的重要发展方向。一是明确职责分工;二是完善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三是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及反洗钱监管;四是加强风险防控与监督管理;五是完善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与国家有关机关的反洗钱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使用制度。监管理念由“规则为本”过渡到“风险为本”“规则为本”与“风险为本”是一组相对的反洗钱监管理念。朱勇辉律师提到,要求金融机构从“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过渡,将“风险为本”制度化、法律化,是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规则为本”是指监管机构依照通用的合规原则和具体标准去评价金融机构,注重形式合规。但在地区不同、类型不同、业务不同现实情形下,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点是不同的。“打钩式”的形式合规判定弊端日益显现。“风险为本”在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四十项建议》中位列第一项,居于指导地位,业已成为了国际反洗钱标准。“风险为本”的本质要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风险制定相应的措施,并将风险评估落实到监管、义务履职的实践中,从而监管机构制定有具有针对性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反洗钱措施,用与实际风险相匹配的程序去管理并降低洗钱风险。在修订草案中,“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得到贯彻,其中明确开展洗钱风险评估、要求金融机构不得采取与洗钱风险状况不匹配的风险管理措施、应基于风险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等都体现了“风险为本”监管要求。特定非金融行业被纳入监管本修订草案的一个重要变化亮点是将特定非金融行业纳入反洗钱监管的主体当中,扩大了义务主体的范围。修订草案第61条划定了“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主体范围:本法所称特定非金融机构,是指:(一)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二)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券或者其他资产,代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三)从事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四)其他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定的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王新教授介绍说,“以往我们把反洗钱的义务主体限定在金融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犯罪分子绕开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洗钱,犯罪形式逐渐地从依附于上游犯罪的单一属性中脱离出来”。本次修订法案将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中介机构、贵重金属交易商、特定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义务主体,加强对特定非金融行业履职过程的监管,是对打击新型洗钱犯罪的需求的积极回应。朱勇辉律师也表示,“为了适应新的反洗钱形势,修订草案对特定业务下的非金融机构采取了'金融机构化'的管理,要求其在从事本法规定的特定业务时,应当参照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此次纳入监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业务,具有资金交易体量大的共性,此类业务在权属关系变更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洗钱风险。”王新教授认为,把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监管并明确其范围也是我们履行国际反洗钱标准的一个必备的步骤。2007年我国加入FATF,并在2018年接受了FATF的第四轮互评估,在6项评估结果的不合规中,其中有3项都与特定非金融机构有关。王新教授说,在我国面临FATF第五轮评估的国际背景下,修订草案将个人、单位、企业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反洗钱的义务主体中,改变了监管义务主体单一的情况,有助于监测和遏制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行刑衔接打击洗钱犯罪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反洗钱法》与《刑法》分别担任事前预防与事后打击的角色。《反洗钱法》从行政监管角度明确了预防洗钱的前端机制,《刑法》从刑事惩治角度制定了事后打击洗钱犯罪的法律规则,王新教授将反洗钱中的行刑衔接,称之为“双剑合璧”。作为单行法的《反洗钱法》,在此次修订中强化了行政监管,明确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监督检查措施,开展反洗钱调查,搭建起反洗钱最基础的制度框架。王新教授提到,随着修订草案的落地实行,相关部门应颁布实施细则等指导性文件,研究建立相关的配套机制。同时,修订草案还扩充了反洗钱的概念内涵,草案第2条明确了“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恐怖主义融资活动”均为洗钱活动。朱勇辉律师提到,“修订草案将反洗钱的概念由七类上游犯罪扩大至所有犯罪,这是对洗钱手法不断升级的积极应对,也体现了对洗钱行为采取从更宽泛更细致更严厉的立法导向。在行刑衔接上,《反洗钱法》修订草案的行政规制范围对应的是《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不再限于《刑法》第191条的'洗钱罪'之中。”修订草案中将“尽职调查”列为了反洗钱义务之一,要求反洗钱义务机构应当对客户进行反洗钱调查,事实上对反洗钱义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若反洗钱义务机构未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则构成了洗钱犯罪。对于实务中洗钱犯罪的行刑衔接,朱勇辉律师提到应特别注意洗钱行为共犯认定的问题。“洗钱行为是一个具有多个环节、多个交易主体,多个账户、多频次的复杂交易行为。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不乏被动参与或不知情参与的当事人,就如存在将账户借给亲友使用、或为挣几十块钱的使用费而借给他人使用的当事人。尤其像大学生一类的年轻人,社会经验不足,因好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犯罪人转过账,而就被认定为了洗钱罪的共犯。”“若凡是与洗钱行为相关的人、相关的账户、相关的交易,我们都采用一网打尽的方式的话,是否因打击面过宽,而产生较多误伤的行为?”朱勇辉律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在帮信罪泛滥的这一前车之鉴下,我认为在对涉及洗钱行为的行政管理处罚和洗钱犯罪的打击中,坚持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原则,既要打击洗钱行为,也要注重个体利益的保护。”...
近日据新京报报道:2019年沈女士入职某科技公司,岗位为平面设计。双方就裁员离职补偿协商未果后,2021年11月上旬开始,公司逐渐增加沈女士工作量。11月30日,公司以不服从公司管理、不完成工作任务为由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沈女士认为自己只是拒绝了不合理的工作量,此前工作任务是每人每天设计40多张图后,公司逐渐增加工作量,要求每人每天完成70多张图,远超正常工作量,根本无法完成。法院调查,该公司考核表显示:季度完成2400稿以上,评分即达满分5分,即每人每工作日约完成40张。沈女士同事出庭作证,表示公司与员工沟通裁员不成,意图让员工自行离职,恶意加大工作量。沈女士离职后,工作量即恢复正常。北京三中院审理认为,沈女士最后工作量高达70余张,已大幅超过其考核满分工作量。其起初虽对工作量增加有异议,但仍努力完成,有两天甚至延长工作时间2个半小时以上才最终完成。公司主张沈女士未完成工作任务及不服从管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认定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公司向沈女士支付赔偿金6.3万元。...
中国上海市一名女子自称一家三代都是税务人,并要传承下去,引起网民质疑岗位世袭。一则视频星期二(4月30日)起在网络热传,视频的自述者是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庞某某。庞某某称:“我的爷爷和父亲也都是税务家庭的一份子,我是一名在税务家属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受到浓厚的税务氛围的熏陶…… 在毕业之后我选择了接过爷爷和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让税务蓝在我们家继续传承下去。”视频内容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民称庞某某为“税三代”,质疑她的岗位是世袭得来。据大皖新闻报道,就网传视频一事,大皖新闻记者当天致电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工作人员表示,第一税务所分为很多部门,“有好多个小的部门,我们对她也不是很了解。”对于网传视频的情况,工作人员称:“我们肯定会和领导汇报的。”记者又联系上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已关注到关于庞某某的网传视频,目前已对此事进行了报备,也向上级反映,具体情况还在了解中,后续会通过官方消息给大家解释。在此之前的4月3日,一名小学生的言论曾在网上引起争议。网传视频里,小男孩称“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后来证实,视频中的小学生确实是该行员工的孩子。其父是某县支行行长,其母是某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孩子的爷爷、外公曾经是农发行员工,均已退休多年。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外公曾担任过另一县支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