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爱屋吉屋，死了？

摘要：“相信自己，但也请敬畏行业。”那个爱屋吉屋，彻底的停运了。这个消息是我一个之前在爱屋吉屋工作过的朋友和我说的。如果不是这么一说，我差点都要忘记这家企业了。现在搜索爱屋吉屋的官网，打开已经跳转到一个叫一楼房东的产品页面，看样子应该是域名卖了。而爱屋吉屋的app也停止运营了，点击任何都显示迷路状态。换句话来说，爱屋吉屋和用户沟通的所有渠道都已经断了。对于一家互联网企业来说，这是自己给自己悄悄的开了最后一枪，没有和任何人道别。我曾经无数次的调侃过这家企业，但是当我知道真的停止一切运营的时候，我还是唏嘘不已。012015年的爱屋吉屋是那么的让人疯狂，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这是一家用最牛逼的互联网模式去颠覆最有钱的房地产行业。这两个赛道的叠加让无数人疯狂，所谓的弯道超车让人相信，房地产中介行业真的有可能变天。我们回过来看爱屋吉屋的模式，如今在概念层面也非常的让人心动。1、你说买房都是信息不对称，那我就用互联网的模式让你信息对称，所有的房源和客户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对接；2、线下的佣金完全没必要给传统中介这么多，我利用我自己没有门店以及线上的高效匹配，我在佣金环节只收一个点。低成本+高效率，这两点完全的打中了二手房交易中的所有痛点，并且想象着激活的是十万亿水准的二手房市场，这样的想象空间不论是地产行还是互联网行都为之兴奋。而这样的模式在2015年的资本市场里也得到了极强的呼应，爱屋吉屋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最快完成五轮融资的企业。从A轮到E轮只花了一年零三个月，累积融资3.5亿美元，估值大到10亿美元，是全世界独角兽里最快的那一只。并且细看所有投资方，哪个不是阅人无数的行业大佬企业。在资本的刺激下，爱屋吉屋也在2015年创造了一个惊人的GMV，在这家企业经过的房产交易额是400亿人民币，成交了超过2万套房子，这个数字链家走了十年，爱屋吉屋只用了一年。但是这样的场景只维持了一年，在楼市越来越好的2016年，爱屋吉屋却急转直下，成交额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到后面彻底消失在行业的视线里。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什么造成了他的失败，这样惨烈故事的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我想说说我的一些想法，或许这对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赛场。02互联网行业里有一种经典的打法，先用烧钱模式做规模，把用户的习惯养成之后后面在想盈利模式。所以从最早开始大到淘宝和QQ到现在很流行的内容付费，其实都是先把用户做好之后再构建盈利模式。不论是依赖广告还是用户收费，最后总能够找到盈利模式的。当初的爱屋吉屋其实也是如此，对客户端诉说的1%的佣金，为了可以让规模快速的起势，对经纪人端爱屋吉屋采用了高薪挖人+补贴的方式。再加上外围的广告狂轰滥炸，很快就把这个势头给做起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每天回家家里电梯里的广告就是蔡明奶奶举着一个指头说着：交易只要一个点。爱屋吉屋就这样起势了，规模伴随着融资是同步起来的。这样的势头也影响了不少的企业，一度很多人也在想是不是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模式改变下中介行业。其中一家在想这个问题的公司就是房多多，我和房多多的一个内部人士沟通过，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也试着用这样的模式看看能够积蓄客户池。但是试着试着发现两个现象：1、获得一个精准用户的成本极高。2、用户买了就走了，再也不会回来。而这个问题折射出房地产和所有行业最大的不同：客户极度低频，低频到一辈子就一两次。这样的购买决策意味着，做用户池没有意义，因为他未来不会和你发生任何的关系。房多多发现这个现象之后马上停止了自己的补贴计划，转向把发力的重点针对于经纪人的房产平台。但是这个时候被资本推动的爱屋吉屋必须要在规模上实现快速的迭代，所以在补贴和广告效能降低的时候，有段时间爱屋吉屋甚至铤而走险，用了花钱飞单的模式。什么意思，就是其他中介上成交的单子，爱屋吉屋补贴一点钱，让他们流水在自己公司走。这样的路数让爱屋吉屋在一条不归路上狂奔，一边是看上去不错的交易额，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恶性循环。03但是这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爱屋吉屋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中介收两个点的佣金太高，我一来对客户只收一个点，二来我通过无门店化的处理方式降低成本。这一套逻辑哪怕是养成的客户池没用，但起码但凡要买房的人都会来我爱屋吉屋啊。是的，这也是房地产行当很诡异的地方，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个赛道里都没有灵验。在房地产这个行当里，显示买对房，然后是买到房，最后才是省点钱。但是无门店的爱屋吉屋在落地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几乎帮助不到客户买到房子。因为什么，因为不扎根门店，经纪人对接手的二手房情况毫不知情，买房人询问房子信息的时候很难和小区对面门店的经纪人一样张口就回答。第二，我认为爱屋吉屋团队因为纯互联网出身，我某种程度上认为他也忽略了门店的力量。门店不仅仅对接客户，更大程度上是对接房东和房源的，换句话来说优先获得房源的都是线下门店，然后再从线下门店转到线上。换句话来说，好的房源都提前在线下被消化掉了。大家不要忘了爱屋吉屋入市的时代，是2015年，是楼市快速反弹的一年，在上升阶段的稀缺品是房源而不是用户。所以很多时候，用户在爱屋吉屋上看到的房子，都是线下用剩下来的。刚好我在那个时间段正好要买房，感受过爱屋吉屋的服务，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们准备去看一套房子的时候，经纪人把我带到门口，房东说房子可以看，但是钥匙在**中介门店里让他去拿，结果爱屋吉屋过去要，门店的中介全部装傻不给，我们就等于白白跑了一趟。门店确实产生了极高的成本，但是门店存在的本身，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房源，而对于非标品的二手房领域，抓住房源某种程度上就抓住了全部。很显然，爱屋吉屋没看到这一点。04另外，爱屋吉屋在落地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有趣的对手，而这些对手的表现也决定了后面的房地产中介的格局。比较有代表的有三类，一类是搜房，也就是后来的房天下，在爱屋吉屋的概念逻辑下，房天下也加入了互联网中介的大军里。甚至打出了0.5%的佣金费用，这是典型的价格战模式。很显然这样的模式并没有成功，而没有交易经验他们下沉的也更快，不仅新业务没有突围，房天下应以为傲的媒体属性在这两年也日渐消沉。第二类是房多多，同样是做房地产的互联网平台，因为创始人有一定程度的房地产经验，在这个赛道的推动房多多显得小心的多，融资也没有那么快，每年也甚少听到各种重磅消息，但是在日渐磨合中终于找到了地产赛道里的重度用户：经纪人。如今的房多多在为经纪人服务的平台摸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听说已经实现规模和营收的双重效应，这样的企业显得健康很多。最后一类必须要重点说的就是链家，链家是和爱屋吉屋模式彻底相反的企业，一个互联网低佣金，一个多门店高佣金，各自坚守自己的原则，在线下打的异常的惨烈。在2015年爱屋吉屋巅峰期的时候，低佣金模式改变了很多小中介的收费模式，大家都在通过降低佣金在抢客户。这也为后面企业收入降低运营艰难埋下了伏笔，伴随着日子越来越难，这样链家有了极低的成本可以收购大量的中介门店，不论是德佑还是其他，都在这样的风潮下降低了身价拱手让给了链家。但是链家可能最后做梦都想不到，成就他在2015年起势的，爱屋吉屋一定是重要的功臣。几乎差不多的融资额度，爱屋吉屋用来补贴，链家用来收购，如今的境遇真的千差万别。05创业圈有一句话叫，你的模式到底是TO B 的还是TO C的，还是TO VC的。什么叫TO VC啊，就是你的模式不服务用户也不服务B端企业，而是满足资本市场的故事用来一次次的融资。很显然，爱屋吉屋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创纪录的速度本质上也说明了他将这样的故事发挥到了极致。在2015年-2016年的全民创业的氛围下，这样的泡沫显得无比的绚烂。这种TO VC的模式到底是否有效，其实很多时候当局者真的很难说清楚。正如易到用车的创始人周航自己在书中说的，他看着滴滴用补贴的形式把市场份额做大，周航自己都觉得模式不合理，但是滴滴的窟窿总是能被天量的融资补上，易到租车就在这样的趋势下被拖垮了，最后卖给了乐视，创始团队体面退场。其实在那个时候周航可能自己也迷惑到底要不要用TO VC的模式去驱动企业。但是我觉得时至今日，最近我们收到的滴滴的一条消息可能说明了一些问题。资本总有到尽头的一天，如果没有核心稳健的商业模式，资本只会让你的窟窿越补越大。滴滴如此，摩拜OFO或许都是差不多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OFO的一个高管，在2018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们两家共享单车，烧了几百亿，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单车赛道里没有忠诚客户。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他咬碎后槽牙的声音。如此高频低额的共享单车如此，更何况房地产交易这个赛道呢。最近几年借着互联网模式试图颠覆房地产行业的，最后都被弄的灰头土脸的，这本质我个人认为不是互联网对地产无用，而是互联网背后的资金驱动方，对时间的忍受度太短了。爱屋吉屋发展到后期，内部团队会不知道其中的问题？他们会不知道解决方案？说实话我不信。他们一定比别人更了解自己，也更加明白问题所在。包括后期的爱屋吉屋也开展了线下门店，内部团队也在做内容来增加用户粘性，这一切都在试着扭转公司的颓势。但那时候的爱屋吉屋，已经不单单属于团队自己，被资本推到某一个位置的公司似乎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把泡沫做做大，试着“骗”下一个接盘的人。做着做着，慢慢的连自己的域名最后也保留不了。这样的状况，何尝不是一生叹息。06爱屋吉屋已经离开，甚至可能几年后我们都会忘记这家企业的存在。但门口的野蛮人不会停，跃跃欲试的创业者不会少，房地产这个资金水库就像大海一样深邃的吸引着围观者的进入。不少地产创业者都会找我聊天问我对这个行当的理解，走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和他们说差不多的一句话，叫：“相信自己，但也请敬畏行业。”

人人车陷"破产"风波，二手车电商"三国杀"没有赢家

摘要：虽然二手车的市场注定会越来越大，但是二手车电商们的苦日子仍看不到尽头。今年，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坏消息。这次“倒闭风波”只是人人车近一年来连续困局的集中爆发。从去年9月开始，人人车就开始城市站点的收缩和大规模的裁员。自2016年以来，人人车的资金链也已经数次吃紧，多亏了滴滴牵头的两次“输血”才度过难过。如今，刚刚宣布一年亏损109亿，裁员2000人的滴滴自身难保（查看钛媒体此前文章：《一年亏损109亿，裁员2000人，滴滴怎么了？》），人人车的“困局”正在向“败局”的方向演进。虽然人人车创始人兼CEO李健在2月18日当天宣布战略升级，向合伙人模式转型。然而据《中国企业家》等媒体报道，所谓的“合伙人模式”不过是以4万元250条的价格向员工出卖销售线索，等于放弃了需要垫付车款、占用资金的保卖门店，重新回到“轻资产”的模式。在公开信中，李建表示合伙人模式售罄率、佣金率都大幅提升，然而很多员工却并不认可。虽然一个月前人人车传出了获成都市政府40亿资金支持，落户成都的消息，但这丝毫没有减缓人人车危机的进一步发酵。总也填不满的“资本黑洞”有人认为，在闹剧不断的二手车电商领域，人人车陷入困境可能会让瓜子、优信等竞争对手意外得利。虽然人人车“屋漏偏逢连夜雨”，但另外两家的处境也称不上乐观。这不只是一家二手车电商的困局，而是整个行业的困局。就在之前，优信发布声明，指责瓜子二手车交易数据造假、破坏行业竞争秩序。瓜子则反唇相讥，看不懂的模式就说有问题。两家之家的“互撕大战”进一步升级，行业的“暗面”也在互相打脸中逐渐暴露。优信爆出瓜子的保卖服务通过服务费的“明收暗返”实现交易数据造假，比例高达30%。对此，瓜子回应称服务费“明收暗返”只是“促销活动”。而去年年中“流血上市”的优信，12月份与淘宝的战略合作一度使股价接连暴涨，然而进入2019年却开始连续下挫，如今已经跌回了去年11月的水平。2C助贷业务虽然贡献了人人车三季54.7%的收入，但接连被车主投诉，被指“套路贷”。虽然融资租赁在中国市场空间巨大，但发展起来却绝非一帆风顺。早在两年前，人人车、瓜子的对标对象——美国C2C二手车电商的鼻祖Beepi宣告破产，为C2C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促使C2C起家的人人车、瓜子纷纷拓展业务线，探索更多的商业模式。然而，人人车之所以难以为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线拉得过长——C2C、包卖、严选商城、金融、网约车——但是没有一个业务线可以盈利。瓜子的业务线也有类似的问题，都是投入部门，并无一个收入部门，使二手车电商成为总也填不满的“资本黑洞”。“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成笑谈被视为二手车市场的一场革命的C2C模式看上去很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足以蛊惑消费者，在商业逻辑上却存在着很多漏洞。由于要同时吸引买家和卖家，使得二手车电商平台要承担高昂的双边获客成本，各家之间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广告大战，甚至为了抢占消费者心智不惜触碰《广告法》红线，引来巨额罚款。“卖家多卖钱，买家少花钱”这种经不住推敲的 “双赢”策略，反映到二手车电商身上就是收车团队和卖车团队的“左右互搏”。由于不掌握车源，无法阻止用户“一车多挂”，服务费在白热化竞争下永远不可能提高，也不可能覆盖成本。不仅如此，由于买卖双方高昂的交易成本（讲价、扯皮、车况鉴定、双边挑选），C2C模式反而大大降低了二手车的周转效率。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去年11月，二手车电商的周转周期高达57.8天，远远高于线下渠道的21.6天。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二手车市场目前仍未走出卖方市场，在卖方市场上，车源为王。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二手车源仍然掌握在线下车商手中，电商平台如果忽略掉他们，等于放弃了最大的一块车源。据界面报道，在2017年以前，人人车还是严守“与车商合作”这条红线，导致在与瓜子的竞争中陷入被动。压力之下，人人车2018年还是成立了2B业务线，据媒体报道，2018年人人车的C2C业务中车商假扮车主进行交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披着互联网外衣的“新车商”而以C2C模式成功“登陆”的瓜子，也通过保卖业务和严选直卖店，向2B业务转型。曾经的“革命者”在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又变成了两家披着互联网外衣的车商。然而，瓜子、人人车等进军线下的“二手车新零售”究竟新在何处？为了实现承诺中的“好车不和坏车一起卖”，解决二手车领域最大的“信息透明度”痛点，需要依靠严格的车辆检测来实现，这必然会带来成本的激增和收车门槛的提高，买家和卖家不一定愿意为此而买单。优信爆出的瓜子“明收暗返”的“促销手段”，也表明“新中间商们”的服务费收的并不理直气壮。在全国各地砸下重金开出的“高大上”的直卖店，目前仍然是由投资人来买单。为了压缩成本，在实际操作中它们承诺的几百项检测往往缩水，导致广告承诺并未能兑现，自身诚信也屡受质疑。在消费者心目中，这些“新车商”的形象并未和传统车商拉开差距，从而需要进一步广告的狂轰乱炸。融资租赁为何成了“套路贷”？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中国的二手车电商市场渗透依然有限，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汽车融资租赁市场的空白。在美国，融资租赁市场的成熟为二手车市场提供了批量车源。美国汽车融资租赁的渗透率高达46%，而中国目前才刚刚起步。目前，对汽车融资租赁接受度最高的是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网约车司机。2017、2018年滴滴之所以两度为人人车提供融资及背书，解其燃眉之急，就是因为滴滴司机可以利用人人车的融资租赁业务，双方可以产生战略协同。然而，当滴滴因为顺风车安全门自身难保时，这块业务就被停掉了，一下子令人人车的处境雪上加霜。虽然大搜车的弹个车借助于蚂蚁金服的信用体系发展迅猛，瓜子的毛豆新车也看似来势汹汹。然而，融资租赁“低首付与高利息”之间的矛盾，以及难以享受经销商的折扣，使得总体成本比消费分期要高出不少。选择这种“不划算”方式“上车”的往往是无法支付三成首付，无法通过金融机构信用审核的“低价值用户”。融资租赁屡屡以“套路贷”的方式见诸报端，“大搜车变成‘大收车’”的“收车门”也时有发生，说明很多冲着零首付乃至低首付“上车”的用户，并未对于融资租赁有充分的认知，新车电商的广告也在有意对消费者进行误导。一旦冷静下来仔细计算之后，很多车主都感觉到了“被套路”。欧美汽车融资租赁之所以发达，在于汽车主要以消费属性为主，且消费者换车周期普遍较短，更看重使用权而不在乎所有权。国内的消费心理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降低的“上车门槛”吸引了一大批稳定现金流都有问题的消费者。不仅如此，二手车商自己做新车融资租赁这种金融服务，对其资金链和低成本资金获取能力也是很大的考验。新车销售连续5个月的下滑，也意味着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进入“存量市场”。新车销售负增长的阴影也正在向二手车市场传导，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国二手车销售环比下降4.58%，同比下降1.11%，为2018年来的首次。在新车库存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加快周转速度将成为二手车电商的核心策略。虽然二手车的市场注定会越来越大，但是二手车电商们的苦日子仍看不到尽头。今年，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坏消息。

PE谋变：VC化会成为普遍选择

　　2018，一个必定成为新商业世界分水岭的年份——不仅是对众多新经济公司，对于狂奔猛进的VC和PE们或许更是如此。　　这一年，成长于移动时代的新经济公司迎来了第一波上市潮，但这却是一场流血远征：33家新经济公司（包括赴美和赴港）上市后，91%经历了破发。虽说一级市场估值畸高已是过去三四年间的长期话题，但如此大范围地将一二级市场的估值对抗显露无遗，尚属头一回。　　2018年上半年，VC/PE机构支持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市首日的平均账面回报为3.94倍，而上市后20个交易日的平均账面回报为3.71倍。换句话说，公司上市后，VC/PE机构的账面回报反而降低了。　　被逼无奈地，一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洗牌，而中后期机构显然是更迫切、焦虑的一端。一个显见逻辑是，一旦公司估值倒挂，相较于VC投资人，中后期资方的损失将更加直接惨烈。　　典型如小米。2014年12月，雷军在微博上激动宣布：小米完成11亿美元E轮融资，其投后估值已达450亿元美元。然而三年半以后，小米挂牌港交所，甫一上市就破发，如今市值仅为343亿美元。这意味着，小米的E轮投资人大概率要面临“上市即血亏”的现实。此前还有消息称，小米老股里有报出880亿美元的价格，这部分投资人上市当天就得先亏50%。　　“二手车电商第一股”优信二手车的命运同样坎坷。2015年3月，在完成C轮融资时，有消息称其市场估值已达10亿美元，其后又完成了一轮5亿美元的D轮融资。但至去年12月4日，其市值一度下挫至历史低位8.22亿美元，即使如今长涨到11.84亿美元，D轮甚至D轮之前的投资人面临的还是亏损境遇。　　有数据显示，在去年新经济公司扎堆上市的港股市场，2018年上市科技公司的前轮浮亏比例高达50％，再前轮浮亏比例也达到了25％。　　这是PE人以往难以想象的。　　本质上，PE和VC是两套商业模式。VC的全名“风险投资”即已表明了它的盈利模式：以更大的不确定性、更高的风险为代价，但其回报也可能是更高的。而PE追求高确定性，通常在公司发展到成长期或成熟期后，以更高的资金筹码进入，其回报倍数无法与VC的单个明星相提并论，但其要做的“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但如今，这套玩法已经不灵了。　　一家私募机构合伙人向36氪感叹，PE们必须接受的残酷现实是：在新经济行业，如果还是像从前那样希冀等公司到了成熟期、已成为行业胜出者后再进入收割，“首先，有可能根本抢不到份额；能投进去的也很可能面对最终受益甚微，甚至是上市即亏损的命运。”　　对一些无法在短期内做大资金规模，转而做夹层、做buyout的PE来说，更大程度地迈向早期（VC化），“会成为一个普遍选择”。　　但这也意味着，向来追求风险可控、“哪怕少赚，也不能亏”的PE们，也要试着接受“失败”了。　　2018导火索　　资历深厚的投资人早已预见了这场历史性拐点。　　2018年6月，投资老将王功权曾在朋友圈高能预警：小米和美团IPO三个月内的股价走向，将深刻影响中国创投行业的投资价值取向。其标志意义在于：“好，则大家继续做爆炸成长梦想；不好，则风险投资的一个泡沫时代结束。”　　结果是：7月，小米登陆港股，即遭遇破发，如今市值2696亿港元（约合343亿美元），距离雷军“550亿美元底牌”差距甚远；美团上市，从挂牌第二天的最高价74港元，今年1月初一度跌至40.25港元，如今徘徊在60港元上下。　　小米美团的身后，是在2018年抢滩二级市场的新经济公司的整体悲怆。有媒体统计了中国33家新经济公司（包括赴美和赴港）上市情况：截至去年12月18日，79%的公司市值下跌，18%的公司市值几近腰斩。德银策略部门近期的一份研究甚至将2018年视为“1901 年来说最差的一年”，因为有 93% 的金融资产都是下跌的。　　王功权的话只说了一半，他没有说的是，一旦公司估值倒挂，受伤更大的不是风险投资，而是中后期投资机构。　　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曾表示，公司破发情况非常直观地影响着一级市场，“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后期项目”。一位曾就职于多家美元PE的投资人对36氪表示，PE项目的单笔投资额度较大，并且客观上无法像VC通过“隔轮退”的方式稀释投后风险，“一损俱损”，所以从投资人审度项目的角度来看，PE更在意对公司的估值精算。　　一定程度上，二级市场是对一级市场的“检试器”。在晟道投资CEO薛宇宁看来，二级市场的整体公允性要强于一级市场，原因在于一级市场的项目估值往往是逐轮升高的，“一般没有回落体系”。所以，2018年新经济公司的大幅破发，无异于是对一级市场投资人、尤其是后期投资人估值体系的正面一击。　　问题是，面对相对年轻的新经济公司，投资人们的估值方法论面临着巨大挑战。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曾多次表示，新经济公司的估值还没有形成公允的评价标准，套用传统方法的困难多重：比如现金流在一定时期内不具稳定性、无形资产评估难、可参考的历史数据有限等。　　现任光点资本合伙人的符正曾参与收购多起传统项目，如今专注新型消费、文娱等典型的新经济领域，他对巴曙松的观点感触颇深。符正告诉36氪，除去一些强周期性行业，PE机构常用的估值模型（DCF、可比估值法等）对线下消费、零售、连锁教育等传统公司来说，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预测的精准度是比较高的”。但新经济公司（尤其是消费互联网项目）普遍存在投入、产出、发展拐点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且没有完全可对标的公司，其估值模型往往是“量体裁衣”的。　　一般来说，新经济公司的估值也可以参考用户量、GMV等指标，但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一家用户量超大的公司，也许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实现盈利。“新经济公司的盈利往往有一个拐点的存在，但这个拐点何时能到，很难有定数。”所以很多机构在投资时的估值定价还是基于对市场和公司发展的想象空间，也就是“梦想有多大”。　　2018，无疑是一些PE们“梦碎”的一年。　　多家PE投资人曾告诉36氪，过去一两年，他们因为投了个别家移动互联网的明星项目（要么估值倒挂，要么公司陷入僵局），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血亏”，这几笔投资的实际操盘人“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根据36氪此前的采访（《我们和20位顶级投资人聊了聊：2019年的机遇和残酷，确定和不确定》），蓝湖资本管理合伙人胡磊曾指出，2018年是分水岭的一年，“过去独角兽几乎不会失败，而未来1-2年独角兽失败、或者最后1-2轮的投资人在独角兽项目上不赚钱的案例会反复出现，作为对之前过渡追求增长和估值的市场修正。”　　一家人民币PE机构合伙人认为，过去十年的移动化浪潮（新经济浪潮）是中国创投市场的一次系统性机会，从结果来看，“基本可以说VC们才是更大的红利享受者，PE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过或者说失败”。这一点，从逻辑上并不难推断：前端机构“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惯以“静候胜出者”的PE们很难与之比拟。“可以说2018年的倒挂潮，让投资人，尤其是一些PE从业者动摇了对行业本身的信心。”　　中国大量本土PE通常在项目C轮到Pre IPO之间进入——在薛宇宁看来，这是一个“尴尬的区间”，“在国外，这个阶段叫Growth Capital，这类投资的本质是资本市场套利，一旦市场发展进入平稳期，这类机会必定减少。”　　理论上，PE的转型无非“向前或向后”。向后——做夹层、做buyout，通过复杂性交易获得超额回报，正如具有标杆意义的高瓴和鼎晖牵头百丽私有化、PAG太盟投资集团拿下珍爱网的绝对控制权等项目，但这是大多数PE机构望尘莫及的大手笔，不仅要动用大量资本金，还需要出众的机构品牌，以及超人的运营能力。　　不止一位PE机构向36氪指出，当中后期机构无法向黑市、KKR、凯雷那样从事Buyout（或者说最接近于PE行业本源的项目）时，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向早期走会是一种普遍心态。　　甚至有PE机构动了全盘调整策略的打算。据36氪了解，一家以智能制造为方向的新生代PE正在募资期，但在年前已经开始转而考虑先募集一支VC基金，目前正在招募早期投资人。　　“那至少是一个看起来机会更多、更唾手可得的市场。”　　失灵的PE模式　　2018年的出现，犹如一剂催化，倒逼着PE早期化的进一步强化，但这并非2018年独有的现象。　　最早一次出现在2012年。此前，国内刚刚结束一场声势浩荡的“PE大跃进”——2009年创业板开闸，引来大量民营PE，其盈利模式大多并无二致。至2012年11月，一场长达13个月的IPO关闸开启，这无疑是悲壮的400天：根据WIND数据，至2013年底时，排队申请A股上市的VC/PE投资企业已达633家。对于基本依靠IPO退出的本土PE来说，退出渠道的长时间受阻，无异于生存命门被瞬时切段。　　当PE行业本身的交易策略拥挤、同时又整体陷入困局时，一些机构开始谋变。　　在这之前，也并非没有PE尝试过布局早期，但算不上是大范围的行业现象，而仅限于个别成立时间较早、成熟度较高的头部机构：比如鼎晖投资，早于2006年就成立了鼎晖创投基金，投资了包括奇虎网、华道数据等在内的多家TMT公司。　　从动机上来看，2012年前后的PE早期化更像是一场“被动”探路。但在下一个关键年份——2014年时，PE们更多源于主动。　　这一年 “双创”概念及一系列政策红利的出台，引发了创投生态的空前繁荣。亢进的创投大潮中，独角兽公司的养成速度也很惊人，典型如：摩拜单车，一度在半年内分别完成超过5轮融资；拼多多则成立三年就独立上市，市值超过了300亿元。　　“想等公司们先厮杀一番，等人家跑到C轮了，中后期机构再去看看，可能入场券早就没了。”一位PE机构合伙人向36氪形容，根据古典PE投资原则，通常是只投“胜出者”，但近几年国内史无前例的创投速度，一些公司两三年就跑到了C、D轮，甚至也都没有实现盈利（利润是传统PE审视项目的重要指标），创业公司光速般的成长速度让PE们甚至“没缓过神来”。　　于是在2014年之后，但凡有资金实力的大型机构，或内部调兵遣将，或从外部吸纳精英，陆续拓展出了VC板块。比如，曾以“PE工厂”著称的九鼎投资就组建了VC团队，其后也收获了闪送、众盟等质地不错的项目。　　2016年8月，清科集团符星华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双创以后，所有的投资向早期迁移，“从数字上看，初创期的比例超过50%，最高的时候达到60%。”而在2010年时，这一数字仅为1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轮早期化运动主要集中在人民币市场。符正认为，这源于两点：一方面，美元基金的LP多为机构，其对资产配置多有明确规划，“每个GP就像是LP理财箱中的某个’抽屉’，都是有清晰的归位的”，GP在中途更改资金性质的“解释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面对无论是A股关闸还是”双创“等政策性的波动，全球性质的美元机构往往会通过重新调配各地区的投资轻重，来保证总体收益的稳健，未必会和国内机构一样“随大流”。　　如果说以上两个历史节点，都是投资行业的外力所致，那PE们自身商业模式的挑战则更严峻。　　最直观的一点是，Pre—IPO机会的系统性消亡。中国PE市场最初的勃然，是拜时代所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积累了一批有上市潜力、但不谙资本市场的企业，这类公司距离上市往往仅就是“临门一脚”的工夫，而PE们就是“最后一脚”的加速者。既然是红利，就会有殆尽之时。不止一家PE机构向36氪感叹，现在市场上大多数行业中的成熟标的，“能上的基本都上了”，还可称为Pre—IPO的企业已经不多。　　同时，“双创”后的整个一级市场估值普遍畸高，这是倒逼PE们早期化的直接动力。前海母基金首席执行合伙人靳海涛曾指出，2014年到2017年间，项目平均估值增长了3.65倍，其中VC/PE最具代表的成长性的平均估值，从2014年的5.3亿，增长到2017年的16.3亿，“增长了3.2倍”。　　投资的基础原则是低买高卖，溢出的前端无疑会给退出带来巨大压力。一家拥有国资背景的机构对36氪透露，他们旗下有一支去年成立的PE基金，但最近一年出手的基本都是A轮项目，原因无他：A轮的估值已经相当惊人。　　在考虑“值不值得买”之前，PE还要解决的前置问题是：买不买得到。　　历经过去十年的积累，相当一部分VC机构也已积聚了可观的项目数和资产管理规模，这是进一步虚化VCPE边界的内生力量。比如经纬中国在早期投资VIPKID、新氧等项目后，均有多轮跟进——这早已超出传统VC的射程；光速中国刚刚募集完成的5.6亿美元基金中，就明确其中有两亿是为了持续加注A、B轮投的项目。　　一些拥有早期项目资源的PE们，也已完全无视轮次的界限，况且资金量向来是它们的优势。比如，时下的网红公司“瑞幸咖啡”的A、B轮，均由前华平亚太区总裁、全球管理委员会成员黎辉创办的大钲资本领投。　　“对一些明星创业者或者明星项目，某一家或几家机构’包圆儿’会越来越多。”符正分析称，所谓“包圆儿”，就是投资行业的赢家通吃，只要是持续看好的公司，一家投资机构完全可以从A轮一直跟投到C、D轮甚至IPO。那对于其他机构、尤其是后知后觉的PE，如果没有在早期入局，后期抢份额的难度陡增。　　换句话说，以往一个项目走到中后期，PE们拥有的相对平和的竞争环境，如今随着投资轮次结界的打破，已经不复存在。　　谁能笑到最后　　但对PE们来说，早期化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自我革命。　　据36氪了解，一家国内本土PE曾专门组建了VC团队，覆盖消费互联网和技术创新领域项目，但在运营两年后决定放弃。事后复盘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其投委会仍由机构的核心领导组成，对公司数据非常严苛，这导致全年VC板块出手的项目仅为个位数；其二，一个VC项目耗费的精力并不显著少于PE项目，短时间内的资金使用效率和人效比不够高。　　这是PE做早期投资中最常面临的困惑。VC和PE工作方法论的矛盾在新经济领域尤为突出——传统PE的尽调十分严格，涉及项目的利润、现金流、行业上下游、竞争者等方面，全程跑完通常要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新经济公司大多无法给予投资人这么长的时间来打磨。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解决方案是：有意早期投资的PE最好是在原有机构内部，单独组建VC团队，并配以独立的决策机制。　　天图投资管理合伙人潘攀负责该机构的VC板块，他对36氪强调，天图VC团队一开始就坚持独立决策，VC项目只需通过该板块的几位合伙人即可，无需呈报集团大投委会，这极大提升团队的自主性和决策效率。而从团队特色来看，VC的同事要显著年轻于其他部门，还有一部分业务骨干拥有媒体、产业内的工作经历。　　除了制度和认知层面的革新之外，心态之变可能更为重要。　　VC和PE本质上是两套商业模式——PE追求的是确定性，或者说“降低不确定性，让结果基本符合预期”，这是它有别于VC模式的根本一点。这也导致了VC、PE截然不同的机构运营模式：前者强调广覆盖，通过个别项目的巨大回报来弥补其他项目的平庸（甚至是死亡）；后者单个项目投资额大，希冀从单个成熟项目中获得“两三年、三四倍”的回报，必定要“优中选优”。　　“哪怕不赚钱或者少赚钱，但真不能接受亏钱。”符正向36氪形容，这可以代表绝大多数PE从业者的职业心态，而一旦选择了早期投资，就要做好理论上“失败率”更高的心理准备。　　也有一些投资人认为，VC和PE认知之差反倒可以是优势。　　鼎晖投资内部将VC和Growth阶段的投资，统一在VGC（创新与成长投资）团队。鼎晖投资创始合伙人王霖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中透露了鼎晖VGC所强调的投资逻辑：“用Growth的专业严谨来看VC项目，同时用VC投资人对增长空间的追求，来评判一个Growth的项目。”　　一位接近高瓴资本的投资人也曾告诉36氪，高瓴搭建VC团队的原因之一是，通过早期项目建立对新兴领域的覆盖和理解力，帮助PE、二级市场等团队优化项目的估值评价体系。　　也有投资人认为，这或许是PE们涉足早期的更好时代。　　这一判断的依据是：随着过去几年创投生态的发展，创业者面对资本市场的成熟度有明显提升，在市场处下行的当下，创业项目的“靠谱程度”有可能获得整体性的提升。鉴于此，PE们将拥有更低的试错成本。同时，一些VC的方法论也在向PE靠拢，即更强调细致的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　　PE们的早期化，当然也不全然因为被动。　　潘攀的观点是，马太效应在投资行业将越来越强烈，大型机构的竞争必会呈现“寡头化”，即拥有高品牌度头部机构吸附绝大多数资源。那么“成为优秀”还不够，只有“成为卓越”才能真正长治久安，而实现卓越的路径之一正是建立多维度的竞争力，全链条布局。　　即便是在被认为私募市场更成熟的美国，这也是一条常见路径。比如黑石集团，做buyout起家，而后衍生出地产、二级市场、FOF等业务。　　在国内，鼎晖、高瓴、中信产业基金等机构，如今也已很难简单地以VC或PE来定义。比如在鼎晖，除了PE团队外，还有VGC、夹层基金、地产基金、财富管理、二级市场等团队，形成为综合多资产管理平台。　　而早期投资甚为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整个投资链条的起点。去年，红杉中国宣布成立种子基金，其考量之一正是要“从种子期抓起，为venture阶段输送deal”，从而实现全链条布局。　　未来的投资行业也不只属于平台型机构。很多投资人认同，除了“国家队”和平台型机构外，在某一领域拥有高壁垒的“术业专攻型”机构，以及个别缘于偶然因素（比如投中了某个超级明星项目、拥有某个lp资源、有创新交易策略等）的机构也会成为幸存者。　　当然，黑马机构也会持续出现——从LP的视角来看，这更顺理成章。如果整个GP市场长时间都是老玩家，那LP如何向出资人证明自己“挑选、甄别GP”的价值呢？　　所以游戏还会继续。只是，身处已经搭乘过创投加速度的投资行业，机构们必须要以更短的时间完成自我证明。

一杭州上市系车贷P2P被劝退，获科达股份子公司6000万A轮投资

熊猫金控、奥马电器等上市公司全资设立的网贷纷纷出事后，上市公司入股的网贷也纷纷唇亡齿寒。近日，一家上市系，主营为车贷业务的P2P平台也被“劝退”了。官网介绍称，其为浙江第一批通过工商核准的互联网金融企业。2月18日，易港金融官网发布《关于平台实施“分期兑付计划”暨平台转型的公告》。公告信息显示，根据《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整治办函【2018】175号)，杭州市拱墅区防范金融风险暨网络借贷风险处置工作办公室要求易港金融于2019年3月前制定退出及转型方案，并于2020年底前完成出清并转型。易港金融在公告中披露，其持续压缩业务规模和团队规模，团队规模从1000余人压缩至100余人，待收由大约7.5亿元压缩至约1.63亿元，已完成合规自查和行政核查。易港金融称将正式启动“分期兑付计划”。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停止发标，成立出借人代表委员会，尽可能提前结清存量产品，兑付周期内正常运营、高管承诺不失联不跑路，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对易港债权债务情况进行审计和盘点，设立新业务筹备组等。同时，据其披露的预计兑付方案，出借额在1万元以下的预期将第一期100%兑付，出借额在1万-2万的预计第三期、第五期分别兑付50%，出借金额在2万-50万及50万以上的则分期按比例兑付。此外，兑付方案提及，65周岁以上出借人预计第二期、第四期分别兑付50%。截至发稿，易港金融官网披露的累计交易总额43.8亿元，借款总余额1.61亿元。资产端借款逾期金额4174.7万元，资产端累积逾期664笔，资产端近三月逾期384笔，资产端坏账金额616.4万元。天眼查信息显示，易港金融隶属于杭州易港诚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股东包括杭州康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康桥汽车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链反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康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官网介绍称，易港金融曾获上市公司科达股份(600986)全资子公司链动投资6000万A轮投资。天眼查信息显示，杭州链反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属投资机构为链动投资，工商追踪中显示其持股易港金融20.17%。科达股份官网显示，其于2004年在A股主板上市，集团旗下拥有9大数字营销子品牌，员工规模超2000人。天眼查信息显示，链动(杭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承担母公司科达股份互联网事业部的职能和互联网产业基金管理人的角色，聚焦于新媒体广告营销、汽车电商和大数据商业应用等领域。除易港金融外，链动投资参投公司还包括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喜相逢等。此外科达股份也频频布局区块链行业，包括投资2000万元成立子公司北京科达众连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并出资5000万元参与发起设立区块链产业基金等。

A股场外配资乱象再起

伴随着A股市场的回暖，场外配资活动正在悄然复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连日调查发现，目前配资公司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向非特定对象推广股票配资服务。据记者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目前配资公司的服务广告充斥在电话营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软件、邮箱群发、财经网站广告页、自媒体等多种渠道。除此之外，包括Wind在内的一些财经客户端也将一些配资广告信息收录其中。事实上，配资广告此前已被定性为违规行为。早在2015年7月12日，国家网信办就曾发布通知，要求全面清理所有“配资炒股”的违法宣传广告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此类违法宣传广告信息。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回暖带来风险偏好的抬升，以及配资公司推广获客的内在需求，是如今配资广告横行依旧的根源。多渠道上阵伴随着配资活动的增多，投资者收到配资服务广告的渠道重新开始多样化。例如一家名为“大资本配资”的配资平台，就是记者通过收到的一份广告短信获悉的。其声称提供6-10倍杠杆、2000元至1亿元不等的配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平台还通过返佣的方式鼓励用户进行推广，并向推广客户的用户承诺了高比例提成。“可以通过朋友、QQ、微信、博客、论坛或自己的网站推广您的二维码，所有通过该二维码访问过来的人，注册后都属于您的用户，而当这些用户在本站配资时，您就可以赚取管理费 35%的佣金，详细的推广情况可到邀请奖励记录查看。”该网站指出。“这种返佣式的营销方式，很容易导致配资服务信息进一步扩散，进而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入，积聚市场风险。”一家汇金系券商营业部人士表示。配资活动渐盛之下，部分股票类财经门户也成为配资广告的“重灾区”。例如一家名为“瞄股网”的股票网站，虽然其主要内容仍然为股票、期货市场资讯，但打开其主页就能发现首页醒目位置处就有包括宝尚、鼎泽配资、涵星配资、亿配资、明道配资等不少于10家配资公司的广告。此外，一些自媒体平台也在为场外配资的推广提供空间。例如记者登陆今日头条并在用户搜索栏检索“配资”后发现多个提供配资服务的头条账号。例如认证为“越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配资经理”的头条号在其简介中注明“二级市场优先资金”、“做配资我们是专业的”；账号名为“股市长江配资”的一名销售经理注明“配资经纪人、1-10倍杠杆”等信息。配资广告的泛滥，一方面与该业务推广获客的硬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部分财经网站在广告收入诱惑下逾界的结果。例如记者获悉，某基于算法的头部资讯推荐平台在2015年上半年时，大量广告收入来自于配资服务商。“2015年对配资广告的治理有运动式治理的色彩，但缺少常态化的监控方式，时间一长很多平台再出现这种信息也会习以为常。”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广告收入诱惑下，配资信息屡禁不止，配资活动也很难得到遏制。”Wind参与抓取除传统渠道外，一些财经数据客户端也沦为了配资资讯和广告的横行之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就连机构投资者常常使用的Wind客户端中，也频频出现了配资广告的身影。不过其出现的方式较为隐蔽，具体操作模式为Wind将部分配资公司平台的推介信息收录到其“财经新闻”模块中，但在该板块中检索关键词“配资”仍然能够发现诸多配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信息也多包装为财经观点性内容。例如在Wind收录的一条2月14日来自金投网的资讯中，一篇名为《股票配资公司钱程策略：特定风险事件来临，稳住就是胜利》的文章在列，一家名为前程策略的配资公司在正文中表示，提供1-5倍杠杆、2000元起配、利息低至1.2分的配资服务，并配附了两张宣称“低起配、高杠杆、低利息”的广告图片。上述广告性质资讯是否属于Wind主动抓录结果，尚无法确认，但Wind的确也在文章下方进行了免责声明，称引用观点、言论、数据及其他信息“不代表万得信息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但记者同时发现，在Wind收录金投网的资讯中，绝大多数均为网页新闻，而上述文章却出自于钱程策略在金投网开通机构账户下的博客文章。无独有偶，1月30日Wind还收录了一条来源标注为“互联网”（点击原文后发现来自于“南方财富网”）的资讯，该文在末尾标记为“广告”，并前后五次提及“贝格富配资平台”，并附上该平台链接。而在Wind链接的“南方财富网”中，一家名为“简配资”、宣称“提款秒到，注册送5888”、“实盘交易、单票满仓”的配资平台广告也赫然位于其首页LOGO右侧的醒目位置。Wind对配资讯息的抓取不止于此。记者统计发现，仅在2019年内，Wind财经新闻端口就收录了不少于5条该类型资讯；而在2018年12月25日至1月7日，Wind连续5次抓取与“恒日升股票配资平台”有关的资讯，几乎每条资讯内容都附带广告贴图。有业内人士指出，无论Wind的抓取是否具有主观成分，其都应当做好满足信息合规的筛查工作。“无法确认Wind是否主动通过选择性新闻收录或抓取的方式提供配资广告内容。”前述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金融资讯客户端应该做好信息审查工作，如果是被动抓取，说明其AI筛选能力还有所欠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询问一位Wind客服人员，对方表示该内容系系统抓取的结果。

易到大股东韬蕴资本曝危机：让员工回家办公 暂停绩效工资发放

　　春节后，易到大股东韬蕴资本的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加剧趋势。　　日前，网上流传一则信息，易到用车大股东韬蕴资本发布内部通知，称自公司接受易到以来，由于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耗费了大量精力与资金用以挽救易到，对公司整体资金和其他业务开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网传韬蕴资本邮件　　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多次展开融资以自救，力图走出泥潭，但现今市场环境不利，新一笔融资短期内空难以到位，公司在财务上面临巨大的困境。　　“即日起，依据韬蕴资本各部门负责人安排，除非必要岗位人员继续到岗上班外，其他员工暂时在家办公。”　　韬蕴资本称，在家办公期间，暂停绩效工资发放，只做基本生活保障，恢复上岗时间将另行通知。　　温晓东接受腾讯一线采访时称，目前遣散了部分员工。韬蕴资本的运营危机很大程度上受易到所累。　　易到再现提现困难 温晓东与贾跃亭纠纷再起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易到再次陷入危机，易到平台出现司机提现困难，已暂停办理线下提现。　　2019年1月21日，易到大股东韬蕴资本发布声明，称近期整体融资市场不甚景气的情况下，韬蕴资本亦难以再向易到进行持续性投入。“现在我们愿意以一半的价格出让易到股份。”　　韬蕴资本还表示，导致难以为继很重要的两个因素是，贾跃亭承诺易到整体负债不超过23亿人民币以及中泰创展通过易到提供给乐视的14亿欠款无需韬蕴资本承担，但实际上，贾跃亭并未兑现。　　韬蕴资本曾是乐视及贾跃亭的盟友，是乐视体育、乐视影业股东，在乐视系公司上押注数十亿资金，但彼此后期失和。　　韬蕴资本称，已通过美国加州法院下发临时限制令(TRO)，冻结FaradayFuture中贾跃亭持有的33%股权及贾跃亭加州的四处房产。　　　　温晓东还曾发朋友圈斥责乐视控股创始人贾跃亭，称这就是2017年6月20日快要跪地哀求的贾跃亭的嘴脸，怎就一个无耻来形容。“我瞎了眼，但我仍然坚信，人贱有天收。”　　乐视控股债务处理小组负责人则发表声明，“非常希望易到新控制人加强易到公司管理和易到平台运营，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共享出行服务，认真承担起企业运营责任，为易到的发展筹谋划策，而不是试图通过甩锅、无理取闹的方式转移司机提现难的视线。”　　韬蕴资本还涉及其他纠纷　　韬蕴资本的麻烦事不仅是易到，2018年11月，韬蕴投资和蓝巨投资因甘肃电投定增一案，到期时未能偿付本金及规定收益，被首钢基金申请查封、冻结名下财产2亿元。　　2018年12月11日，韬蕴资本因与中植系合作参与恒大地产回A计划，未能按期归还中融信托的23亿欠款，而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消费限制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称韬蕴资本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韬蕴资本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韬蕴资本实际控制人温晓东也继ofo创始人、CEO戴威之后成为“老赖”。　　法院要求温晓东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当前，韬蕴资投资的P2P平台懒财网也处于展期未还款状态。　　可以预见的是，韬蕴资本和温晓东的2019年必定很难熬。

九泰基金的赎回噩梦:近一年九轮巨额赎回 涉6成基金

　　九泰基金内部，9只产品接连发生巨额赎回，像极了“击鼓传花”。　　这是近一年发生的事情。鉴于公司旗下仅16只公募产品，近六成的中招率，放之整个公募基金业，也仅此一家。　　如此频繁的赎回，同样是九泰基金发展停滞的真实写照。　　二月噩耗：开放日即赎回日　　2019年2月1日，春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九泰锐富事件驱动混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受限开放日。自2016年2月成立以来，这次已是它的第三次开放日。　　这一天里，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场外份额，唯一的注意事项在于申赎是受到限制的。所谓受限开放申赎，即受限开放日结束之后，基金的总份额要基本保持不变。　　2月12日，九泰锐富随即公示了申购、赎回结果：有效申购申请1138.41份，有效赎回申请4594.73万份。根据“总份额基本保持不变”的总原则，1138.41份的有效申购全部予以兑现，而近4600万份的赎回申请，则只能按比例部分确认。最终确认比例是0.00247764%。　　不足十万分之三的确认比例，投资者态度鲜明：我要赎回。实际上，前两次开放日也是相似的剧情。若非受限规定，结局可想而知。　　自成立以来，刘开运一直是九泰锐富的掌舵人。2018年11月30日，基金经理刘心任也加入管理战队。不过，刘开运并没有给这只基金带来好运，相反，投资者的信心越来越淡漠。九泰锐富成立3年来，基金仍旧亏损近8%。　　业绩亏损，叠加赎回流动性受阻，投资者自然怨气连天。天天基金网讨论帖中，投资者对九泰锐富颇多微词，如“我全部赎回，居然只能确认赎回两分钱，套牢了”、“我早就说过了，各位安心被套5年，不要折腾了”等等。　　这样的投资者自然不在少数。2018年基金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半年末，九泰锐富的机构持有占比为23.08%，个人持有占比为76.92%。　　巨额赎回不断　　九泰锐富并非个例。　　若仅是九泰锐富一只产品也就罢了，蹊跷的是，在九泰基金内部，巨额赎回如同“瘟疫”般传染开来。你方赎罢我登场，着实热闹。　　资事堂根据已披露基金公告统计，近一年来，九泰锐富、锐益、锐智、泰富、久利、久盛、久益、久鑫、天宝9只基金接连遭遇巨额赎回（一般把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10%，称为巨额赎回）。除九泰久鑫债券A外，余下8只均为混合型基金。　　也就是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九泰旗下超一半产品遭遇了巨额赎回。这个比例，即便放之整个公募基金业，也是令人不害而栗的。　　之后，九泰久利的境况更加糟糕，并在2018年末清盘。九泰基金旗下公募产品也由此降至16只，规模也缩水至59.76亿元，近乎腰斩。　　当然，并非每笔赎回款，均能如愿回到投资者口袋。9只产品中，4只有比例确认条款。在受限开放日，由于赎回申请量远大于申购申请量，投资者少有赎回或干脆不能赎回的戏码，反复上演。　　余下的5只产品由于没有“申赎受限”的保护，只能直面巨额赎回，无奈的九泰基金通过提高净值精度，来保护留下来的投资者。　　业绩、流动性多面告急　　“瘟疫”的源头在哪？身处风暴眼的九泰基金，无疑是最心知肚明的。而从一些公开信息和数据中，旁观者也可分析一二。　　投资千万条，赚钱第一条；业绩无起色，基民两行泪。触发基民赎回的首要原因，莫过于业绩不佳。　　上述9只产品中，8只仍在运作中，成立年限则从2年到3年半不等。经历了至少2年的运作，仅有3只产品取得正收益，5只产品至今亏损。而取得正收益的产品，年化收益水平也谈不上出众。　　2017年定增新规之后，定增基金的资金使用效率与到期流动性受到了影响，这间接改变了定增基金的投资模式，也直接扭转了投资者对定增基金的态度。市场规模一度突破万亿元，以折价保护、高安全垫为营销噱头的定增基金风光不再。九泰基金作为定增大户，受到的影响显然更大。上述8只产品中，3只是实打实的“定增基金”。　　遭遇巨额赎回的基金也存在“机构持有占比高”的现象。8只产品的机构持有占比平均为56.56%，4只产品的机构占比超过50%，其中九泰天宝混合C更是100%被机构持有。　　业绩、政策尚属于公开渠道可查的解释，而在公开信息之外，或许有更多的原因有待发掘。　　悬崖边的九泰基金。　　定增业务受限，叠加A股漫漫熊市，几乎每月一例巨额赎回的九泰基金可谓相当狼狈。　　自2014年7月成立至今，如今已是第5个年头。伴随着产品的陆续发行，早期九泰基金的公募规模持续爬升，曾在2017年末达到高峰——144亿元。2018年之后，规模开始迅速回落，目前已不足60亿元。　　2018年第四季度，于九泰基金而言，堪称噩梦。三季末，公司的公募规模尚有101亿元，四季度结束之后，规模已萎缩至59.76亿元，短短3个月时间，规模近乎腰斩。百亿规模向来是一家公募基金公司的生命线。百亿之上，公司尚可自我输血；百亿之下，公司将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确已成真。2018年上半年，九泰基金实现营收8161.24万元，同比下降23.99%。其净利润亏损1344万元，成为目前已披露2018上半年经营业绩的52家公募基金中，亏损最为明显的公司。　　“九鼎系”成员、“业内首家PE投资管理机构设立的公募基金公司”、“定增大户”，这些都是贴在九泰基金身上的标签。出生就赶上定增业务风生水起的2015、2016年，押宝定增基金，无疑是顺水推舟之事。　　不过潮水来了，也有退潮的时候。如今，九泰正在承受定增基金业绩下滑、募集失败、转型等诸多“押宝后遗症”。　　不过目前，九泰仍在死磕定增业务，顶多在定增的背后，加上一句“精选个股”、“中长期投资”。定增新规之后，A股定增项目的规模、数量，均呈现明显下滑。如今要在存量有限且逐渐萎缩的定增市场掘金，难度倍增。　　试看当初的“定增王”财通基金，已强调“特色主动权益”、“指数增强型产品”、“面向机构的固收业务”三条腿走路。而同样是“定增大户”的九泰基金，业务越做越窄之下，又将如何求变呢？

A股48亿婚礼“惨案”，告诉你什么是一致行动人

“隐婚”的代价有多大？上市公司游久游戏第二大股东刘亮的回答是，48亿。2月14日，刘亮在朋友圈晒出一组结婚照，吐槽“这是一场价值48亿的婚礼”，引出Ａ股一桩由于隐瞒一致行动人关系被罚的陈年旧案。原来，2015年他与公司第三大股东代琳结婚时，没有发布公告，2016年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规定，股东被立案调查后，必须在结案六个月后才可以减持股票。由于在此期间股市大跌，刘亮夫妇持股市值从最高点时的约60亿，缩水到解禁时的12亿，于是有了“48亿婚礼”之说。该事件引发热议，不少人感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结婚需谨慎。那么什么是一致行动人？股东之间结婚怎么就形成了一致行动关系？为什么成为一致行动人要进行披露？腾讯新闻《财看见》采访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李可书博士，就一致行动人的定义、法律义务进行了详解。最贵的婚礼先来了解下A股这起“隐婚案”的始末。故事要从三年前的一桩收购案说起。2014年10月1日，“老八股”爱使股份以11.8亿元的价格收购游久时代100%股权。刘亮与代琳分别成为公司第二和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10.28%、9.31%。3个月后的2015年1月18日，刘亮、代琳登记结婚。而二者的婚姻关系，直到2016年1月，上交所向游久游戏发出问询函，才浮出水面。2个月后，证监会对游久游戏立案调查，原因是刘亮、代琳在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后未及时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17年4月18日，上海证监局宣布处罚结果，对刘亮、代琳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那么“48亿”从何而来？原来，在2015年6月公司股价峰值时，刘亮夫妇合计持股市值约60亿元，而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案6个月之后，二人合计持股市值仅剩下约12亿。当然，48亿是刘亮为博眼球的扩张说法，实际上由于二人持有的股票部分是限售股，即使未因立案被冻结，也不能随意解禁，因此“隐婚”的损失远远小于这个数字。那么，究竟什么是一致行动人？在美国，一致行动人的法律条款，最初是为了避免野蛮人的敌意收购而设置的。在上市公司收购实践中，很多基金公司为了规避5%的报告义务，每人收购4.99%，联合起来达到更换管理层、谋取控制权的目的。为了打击这类行为，《美国1934证券交易法》规定，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构成合伙、有限合伙、辛迪加或其他团体，以获得、持有或处理发行人的证券，则该辛迪加或团体应视为本款所称之“人”。不同国家关于一致行动人的相关法律规定，效力层级 、宽严尺度、解释机构有所不同。在中国，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两个文件里。2006年实施的《证券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收购时的信息披露制度。第六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明确提出“一致行动人”概念的，是2006年9月起施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可知，一致行动的成因，既包括投资者之间主动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也包括在上市公司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行为，以及存在亲属关系等12项事实（如下）。（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七）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九）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李可书博士介绍，法律对一致行动人做出规定，主要是为了明确公司的控制权。大部分情况下，几个人一致行动可以形成对公司的控制。比如多人合伙创业时，一个人不能控制公司，两人联合起来就成为第一大股东。另外的情况下，一致行动不一定会形成控制权，但会形成重大影响，比如几个小股东绑在一起，就有资格选举公司董事，从而对公司决策造成重要影响。为了方便投资人和监管机构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作出相应投资判断，发挥外部监督功能，因此一致行动人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及以上（5%）必须公开披露。一致行动人有哪些法律义务？（2014修订），当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一致行为人合计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30%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对隐瞒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行为，《证券法》第193条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隐瞒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违规行为一直是监管层关注的重点。下面举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据四川证监局披露，达州一马为刘江东、张贵林取得金路集团股份提供融资安排，刘江东、张贵林构成一致行动人。刘江东单独持有金路集团股份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达到 5%，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达到 10%，刘江东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9 月 7 日进行了公告，披露无一致行动人。对此，四川证监局认为，刘江东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和《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违法行为。二是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周勇曾因与家人合持公司股票比例达到5%时，未及时停止买卖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且违规增持，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周勇、赵平系夫妻关系，周勇与赵海月系母女关系，3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2015年8月31日，周勇及其一致行动人赵平、赵海月合计持有公司1222.172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65%。周勇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持股达到5%时未及时停止买卖并履行公告义务，也未告知公司存在的一致行动关系。对此，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周勇及其一致行动人赵平、赵海月予以公开谴责,并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流浪地球》差评风波背后：豆瓣“水军”刷分流水线调查

摘要：作为开年最为火爆的影片，《流浪地球》从春节档一路热到了情人节档。然而这波丝毫没有要降温势头的热度却让豆瓣的日子很不好过。上映第11天，《流浪地球》今天票房已经突破33亿，超越《我不是药神》，进入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五。作为开年最为火爆的影片，《流浪地球》从春节档一路热到了情人节档。然而这波丝毫没有要降温势头的热度却让豆瓣的日子很不好过。数娱梦工厂注意到，截止2月15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包括苹果、安卓系统等）上，豆瓣APP的相关评论区里仍然有大量用户为《流浪地球》“复仇”而来，疯狂刷出一星差评。此前不少豆瓣用户以及影评大V都纷纷反映收到私信被要求有偿改《流浪地球》的评分，有给出的“辛苦费”高达万元，引发了《流浪地球》支持者的不满。尽管豆瓣官方早在2月12日就已声明并无“大量高赞好评被收买”的情况，但声明过去三天俨然成了摆设。为了弄清“水军”产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数娱君加入了数个千人规模的水军作业群，发现不少正在影院上映的影片以及热播剧均有组织水军刷评分的现象，不过全部是买好评。从这些工作群的情况来看，“水军”的工作不仅是在豆瓣、猫眼和淘票票发布影评，也包括为一些热门短评、讨论点赞。此外为百度贴吧、知乎、微信公众号甚至小红书给对应的影评刷点赞也是“水军”的重要工作。这些水军，做一次任务的单价根据要求不同在几毛到几块不等，不少“水军”群里还提供批量购买账号的服务，更有详尽的傻瓜教程，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作业“流水线”。尽管并不光彩，“刷评分”如今已经是电影宣发的必备一环了。“新媒体营销中的口碑营销一环，主要就是做口碑扩散，包括维护大号、大V、KOL、影评人之类的口碑，还有就是买水军刷分。“就职于某知名电影发行公司的一位宣发人士向数娱梦工厂承认，今年其公司参与了春节档影片的发行。千人水军群明码标价：评分一次一块五、点赞一次两毛为了弄清“水军”产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数娱君近期加入了数个水军作业群，发现不少正在影院上映的影片以及热播剧均有组织水军刷评分的现象。在数娱君加入的多个“水军”工作群中，群成员普遍在千人以上，包括负责发布任务的“水军头子”和大量以此作为兼职的“水军”。每天，工作群里的工作流程就是由“水军头子”在群里频繁地发布新任务，符合条件的“水军”私信发布者领取具体的链接和要求，并返图完成交易。为了让水军的评分符合平台的评分计算规则，不少任务会要求水军在豆瓣、猫眼的注册时间超过半年或者超过一年，根据注册时间长短价格也不同。例如同样是为一部影片评分并发布影评，注册超过半年的账号发一条价格为1元，注册超过一年的账号价格为1.5元。而除了在豆瓣评分外，这些“水军”还会接到为一些评论点赞的任务，主要包括豆瓣小组、猫眼和淘票票影评，也有百度贴吧、小红书、知乎、微信公众号文章等，对账号的要求比较低，价格不等，基本在一个赞2毛到4毛左右。数娱君与一位发布豆瓣刷分任务的“水军头子”私信，对方要求提供注册账号一年以上的证明，对方确认后提供了相应豆瓣短评的文案和评分要求。评分后提供相应的豆瓣广播截图向对方证明，就算是完成一次任务。很快，对方发来了1.5元的红包。虽然“水军”任务的单价低，但不少群中还提供了批量购买各个平台账号的途径，而且不少任务还支持“多号多做”，能够让“水军”在短时间内盈利颇丰。不少群里甚至为“水军”制作了不同平台刷分任务的傻瓜教程，可以说是形成了“水军”刷分的“一条龙”服务。电影宣发口碑越发紧要，“刷分”是行业潜规则通过几天的观察，数娱君发现这些水军工作群中普遍为电影刷评分都是刷四星或五星的好评，尚未出现要求刷“差评”（通常指三星及以下评分）的发单需求。那么传说中出钱让豆瓣用户把《流浪地球》五星评论改成一星的到底是谁？前述电影宣发人士也对此表示了疑惑，“现在春节档大局已定，刷一星也没必要了，而且花这么多钱，一个大号给1万，还有人跑到IMDb去刷一星，感觉上不像是春节档那几个片子做的，因为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实际上，春节档确实大局已定。截至2月15日，《流浪地球》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33亿，自2月5日上映以来连续11天单日票房破亿，最终票房很有可能超过50亿，毫无悬念是春节档最大赢家。“也有可能是哪个影片在豆瓣评分比较低，要报复豆瓣引发众怒，《流浪地球》这个片子关注度高就被拿来开刀了。”前述发行人士推测。但不管是否是刻意抹黑，《流浪地球》在豆瓣上的口碑依然还算出色。截止2月15日，豆瓣上有超过80万人为《流浪地球》评了分，目前分数为7.9分。虽说相比最开始8.5的高峰值有所下降，但《流浪地球》的评分已经远超同期的《飞驰人生》（7分）、《疯狂的外星人》（6.4分）等影片。口碑扩散对电影票房的影响越来越快。和往年不同，“口碑决定排片”的规律今年大年初一晚上就开始生效了。这也让片方将更多精力放到了网络口碑上。“现在买水军刷分是必须的，豆瓣、猫眼和淘票票都要做。”这位宣发人士表示。由于起步更早且权威性到目前依然得到观众认可，片方对豆瓣评分的重视只增不减。更重要的是，在电影行业人士看来，豆瓣的评分机制虽然存在着不足，但相比淘票票和猫眼，豆瓣评分更能够拉开影片差距，对于区分电影质量的好坏有更重要的参考意义。“猫眼和淘票票的评分区分（电影质量）得不太开，基本都是8分以上，差的片子也有7分多，好一点的片子就有9分。但是豆瓣的话，3分到8分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宣发还是非常看重豆瓣的。”前述宣发人士告诉数娱梦工厂。

手机厂商不再保密

随着 MWC 2019（世界移动通信展）开幕临近，手机厂商就像约定好了一样，纷纷在网上公布了自家的新机新技术。骁龙 855、钻孔屏、折叠屏、多摄像头、TOF……尽管这些新技术有的还没在市场上露过脸，但他们早已成为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不，这边厢小米主动曝光了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同名代号的小米 9 外观和配置，那边厢三星也在 Galaxy S10 的海报里各种暗（明）示新机细节。即便是排在全球销量前列的华为，也在最近的海报中预告将在 MWC 上发布一款 5G + 折叠屏的新设备。不过其实如果我们细心留意手机厂商在宣传方式上的变化，我们能发现，手机厂商对新品的保密程度正逐渐变得开放。在这其中的原因，实际上跟手机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大众对新技术的热情逐渐减少，厂商要秀出肌肉吸睛若是在几年前，我们根本没可能会在手机发布前就能知道这些信息，最多也就只有从各种渠道来的谍照外加丰富的猜想。「开局一张图，信息全靠猜」，最可信的莫过于工信部的入网信息了。但如今和过去不同的是，我们已经能从手机厂商那提前获知新品的参数，就算我们不主动去找，你也会在消息栏中看到一两条新机情报。2012 年，三星 Galaxy S3 邀请函遭泄，在这份邀请函上，三星印着一台鹅卵石形状的物体，并在邀请函上附上了一句「Fast、Vivid、Slim」来暗示新机的特性，但无论怎么看，这份邀请函在当时都显得耐人寻味。而到了之后的 Galaxy S5，三星更是连产品的大致模样都没有印在邀请函上，整张纸最醒目的莫过于那个加大加粗的「Unpacked 5」字样。最终在供应链曝光机身零件之后，我们才得知 Galaxy S5 的大致模样。但和三星在过去偏保守做法不同的，是 OPPO 和 vivo。从前两年的产品开始，这两家主攻线下市场的厂商就没有对新品做太刻意的保密，尤其是在大量冠名综艺节目后，新机的电视广告往往比发布会要更早和大家见面。而随着线下商店开始铺货上架，新品的核心配置基本就不再是秘密了，发布会的悬念只剩下了产品售价。那么提前将新机公布出来的做法，会影响手机销量吗？OV 的销量告诉我们，影响极其微小，相反在代言人攻势下，用户更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买到爱豆代言的手机」，而并非产品上的各种新技术，自然理论上的数值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能令用户逐渐对新技术热情减退的原因，是过度密集的新品发布会。前些年平均两周一次的新品发布会，让大众对新品的反应逐渐变得麻木甚至是厌烦，对机械重复、亮点不多的新品发布也从期待逐渐变得冷淡。尽管手机厂商会在新产品面世前，用一些名目去对新技术进行包装，但相比起口头传播的「黑科技」，实际上，大部分用户更关注的是产品的最终体验到底怎样、能给他们对比现有设备带来什么体验区别。因此在行业竞争影响下，手机厂商对新技术的处理方式也从过去的绝对保密逐渐变得开放，他们会尝试通过新技术带来的好处去获得用户关注。这就好比之前的屏下指纹识别，大家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技术本身有多复杂，而是谁才是解锁最快的那一个，自然厂商就要抢先友商一步激活潜在的用户，让他们去期待即将发布的新产品了。止不住的曝光漏洞，让厂商的传播方式逐渐变化能导致手机厂商从过去的低调保密，变成今天的高调官宣，其中的原因实际上还有不少。事实上，除了文章前面提到的新技术期待值不如过去以外，越来越透明的供应链信息、止不住的曝光源，也是让手机厂商的营销方式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尽管大众对新机的期望值比过去要低，但部分手机厂商在公布新品之前，仍然希望能做到保密低调，为发布会保留惊喜。然而即便是作为行业巨头的苹果、三星、华为，也躲不过供应链方面的泄密。网传疑似 Galaxy S10 真机上手比方说即将在下周发布新机的三星，几乎每年，我们都能在新机发布前几周就能看到由第三方保护壳制造商放出的渲染图，其可信度极高；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网上看到新机零部件的谍照，甚至还有疑似真机的上手视频。三星在邀请函上隐藏了不少新机细节抛开三星在邀请函暗示明示的细节不说，就单从目前从供应链曝光的消息看，我们已知 Galaxy S10 系列有 99% 的可能搭载骁龙 855 处理器、双曲面钻孔屏、横置多摄、屏下指纹、至少四种机身配色，其中一种还是在 Galaxy A8s 上用过的珠光色。三星 Galaxy S10 相关网页被提前曝光接二连三的供应链信息曝光，加上诸如 Onleaks、Evan Blass 以及其他人气媒体的快速传播，都让手机厂商对泄密信息的封堵变得更加困难。在新机发布之前，负责制造手机的工厂就已经率先把新品给曝光出来了，之后的发布会便变成了一场惊喜减半的「消息确认会」。另外，手机厂商向线下市场的转型，也让产品在发布前被提前在线下市场抢跑上架。通常在新机发布前，有线下销售渠道的厂商都会将部分新品提前交到线下经销商，好让新品在发布后能立即上架销售。然而对大量经销商管理显然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对全球线下上百上千个经销商进行管理，更是将管理难度提升若干个层次。比如去年 3 月华为 P20 Lite 在意大利就被经销商提前了一周上架，整机信息在正式开售前就已经被意大利科技媒体扒得干净了。因此，在「新技术惊艳值＜用户期望值」的这个大环境下，手机厂商对新品的宣传方式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与其研究「卖得惊艳」，倒不如变得「卖得巧妙」相比于过去乔布斯在牛仔裤拿出世界第一台 iPod 的「惊艳」，在现今大量互联网信息的曝光之下，手机厂商的新品已经没有秘密，甚至一些厂商已经不再打算对新品保密了。以最近在微博被热议的小米 9 为例，在 2 月 13 日公布产品海报后，包括雷军在内的多位创始人接连几天开始曝光小米 9 的关键信息，从最开始的微博尾巴，到手机外观、处理器、相机甚至周边配件，新机的核心信息都被几位创始人一一公布出来。雷军每天都在微博召开「小米 9 发布会」到了 2 月 16 日当天，一曲《Are You Ok》成网红的雷军，在一天时间内发布了数条关于小米 9 的微博，直击新品核心参数，其信息量宛如一场线上发布会。持续的曝光让小米 9 话题和雷军的微博收获了相当高的关注度，截止至笔者撰稿的 2 月 17 日下午，#小米 9# 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经在短短 4 天时间内达到了 7.6 亿，相比同时期的三星 Galaxy S10（#三星 GALAXY S10#微博话题阅读量为 269 万）大约高出 200 倍之多。能让手机厂商的传播营销变成今天的模样，究其原因，站在厂商角度看，与其被动地花费时间和人力去封堵这些曝光源，倒不如拿下主动权去享受曝光所带来的收益。毕竟这样做说不定还能抢在友商前成为热门，秀出肌肉给新品做好发布预热，顺便还能提前试探一下市场对新技术的反应。实际上，通过秀肌肉来获得关注的厂商不止小米一家。早在去年初的 vivo APEX 展示上，我们就已经看到类似的市场试探方式，通过 APEX 这款手机，vivo 将所有最新技术整合到这台「概念手机」当中。但事实上，这款概念手机更多是为之后的 vivo NEX 做准备，最终量产的也只是 APEX 的部分技术而已。这种将用户最关注的技术用在新产品上的办法，反而能让新品更受欢迎的同时，也降低了厂商对供应链方面的投入风险。所以我们在今天能看到的变化是，在目前这个新技术尚未得到革新突破的大环境下，手机厂商不会再把新技术藏着掩着，也不再把重心放在令观众在发布会上「哇！」一声，而是把精力留在怎样抢先友商拔得头筹这一点上。相比起突然把新技术公布出来，提前将新技术预告观众，也有利于品牌达到持续的曝光度。换句话说，如今的新机营销就像看电影一样——先放出预告片，然后在发布会上再放出正片，真正的惊喜，由上台演讲的企业 CEO 和发布会尾声的「One More Thing」呈现。当然，尽管提前公布新技术有利于厂商试探市场，但我认为这种抛砖引玉的做法并非百利无害。虽然提前公布新技术有利于之后的产品营销，不过这也间接导致了厂商能在发布会上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变得越来越少。坦率讲，作为一名科技内容工作者，我很怀念过去手机厂商在发布会给我带来惊喜，那种感觉就像是看一部新电影、品尝一道新菜、用一台新手机让我期待和兴奋，就算让我在现场赶稿我也觉得乐趣无穷。但在今天，我似乎已经能在发布会前对着这些公开信息，提前写好评测的「评」了。

春节楼市成交量同比下滑超90%？

“各地推盘节奏放缓，楼市整体成交回落”成为2019年开局以来的特点。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从春节前一周开始，热点市场就进入了休假模式。整体看，全国热点城市1月的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30%，近九成城市环比下降，同比下降12%。2019年首月，各线代表城市成交量环比呈现回调现象。而相比较2018年年春节期间因为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后带动的板块轮动推动三四线返乡置业高峰，也在今年有所退烧。春节期间整体成交下行，同比下滑超90%伴随着楼市“稳房价、稳预期”，购房者的心态也多有分化。在澎湃新闻采访的购房者中，部分购房者认为“年后应该也不会降太多”、“很多二手房房东停售了”这促使部分购房者不再等待，决定入市买房。不过也有部分意向人群仍持观望的态度，“现在政策这么严，房价不会大涨，还想再等等看”。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1月一线城市整体环比下降38.0%，其中广州成交面积环比降幅明显，达65%；北京降幅次之，超40%；深圳降幅近三成；上海基本持平。同比来看，受政策持续影响，一线城市整体成交较去年同期上升1.0%。整体看，二线城市环比也明显下调，同比有轻微下降。三四线则出现了退烧现象。2019年首月，各线代表城市成交量环比呈现回调现象。而到了春节期间，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春节期间整体成交下行，各线城市同环比均不同程度下降。同环比来看，各线代表城市成交下滑均超90%，且一线城市降幅高于二三线代表城市。库存来看，监测的9个主要城市库存总量小幅上升。2月4日至2月10日期间，中指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17个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92.2%。包括上海、广州、苏州、福州等在内的17个城市成交同环比均有所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18个代表城市成交量整体下降95.1%，各个城市成交同比均下滑。分城市来看，各线城市成交同环比均显著下降。受春节假期影响，各线代表城市成交同环比下滑均超90%，且一线城市降幅高于二三线代表城市。各地的推盘节奏也有所放缓。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主要40多个重点监测城市数据显示供应量同比下降29%。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2019年猪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看三四线城市，在春节期间就体现了出来。对比2018年春节期间三四线城市的活跃，2019年整体看，返乡置业明显退烧，购房者愈加理性，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成交均比去年开始降温。返乡置业意向人群占比降低返乡置业的意愿人群占比也有所降低，但也有出于子女教育、结婚等现实因素。彭丽（化名）便是其中之一，其目前在北京房山区工作，春节期间，其回到天津买下一4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在北京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这使得彭丽与其老公决定买房。“之前也一直在观望，但觉得年后也不会降太多，就买了。”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19返乡置业调查报告》显示，52.7%的人群有回到老家及周边城市买房的意向，而在2018年，返乡置业意向人群占比为58.7%，占比呈现轻微下降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显示，希望在工作城市买房的人群占比由25.2%提高到38.0%。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一线等城市人才政策优惠影响，相关城市落户、置业门槛降低，吸引力提升，使越来越多“漂一族”得以在工作地安顿下来，因此不再将返乡置业作为第一选择。随着一线城市住房市场长效机制起效，住房租赁市场向规范化、品质化方向提升，漂一族对租房过渡的信心也日渐上升。但返乡置业的主要原因多集中在有回家乡及周边城市发展计划、为结婚做准备、改善家中老人居住环境、为孩子上学教育有保障等现实因素。调研数据显示，90后成为返乡置业人群中坚力量，90后、95后合计占比62.1%，而他们返乡置业多出于个人原因，即为了结婚而购房。其次是80后，占比20.0%。

深扒“明星资料5元打包卖”的灰色产业链

“一个私生顶十个黑粉”。这句在饭圈中广为流传的话，指的是在流量艺人中存在的一类特殊粉丝群体——私生饭。她们盗取艺人的身份信息，跟踪私人行程，更有甚者闯入明星家中，用各种极端方式逼迫艺人回应，如同隐形的幽灵一般，很多明星都因此深受影响。2月17日，《流浪地球》中“刘启”的扮演者屈楚萧，在自己的微博小号“转学湘北的仙道彰”上发布长微博，言论中表露自己在机场因“私生饭”跟踪而不堪其扰，并且表达了个人信息被贩卖，半夜被陌生人打电话骚扰的愤怒。无独有偶，近日德云社官方微博也发布声明，谴责旗下多名艺人的住址、行程等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售卖。德云社表示，针对目前侵犯德云社多名艺人隐私的行为，将委托律师依法维权，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声明发布后，德云社粉丝纷纷表示支持，并且刷起话题表明自己坚决杜绝私生的立场，还相声圈一片干净的天地。艺人公开抵制私生饭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其背后的利益产业链并不只是“爱的极端”这么简单。明星光环背后的阴霾：私生饭与畸形的爱历史上最早的“私生饭”，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1980年12月8日深夜，刚刚复出的英国披头士乐团前主唱约翰列侬，被一疯狂歌迷开枪打死，享年40岁，枪杀事件一时间震惊世界。在被警方逮捕后，凶手直言他为了这次刺杀而精心策划了几个月，包括掌握约翰列侬的行踪，摸清他的家庭住址等，这是一出因人类极端的爱和想要出名的虚荣心酿成的惨剧。九十年代东亚偶像文化诞生之后，对于明星的追捧成为了热潮，同时私生的行为也屡禁不止。日本AKB48组合成员频频被男性私生饭言语骚扰；韩国著名组合东方神起队长郑允浩，曾经喝了被私生饭罐入异物的水而送入医院抢救，EXO组合中成员曾经遭遇私生饭潜入家中盗取其内衣内裤，还公开售卖。而在中国，几乎所有流量明星都被私生饭骚扰过，鹿晗曾经因为粉丝追车险些发生车祸下车对峙，黄子韬发微博谴责私生跟踪私人行程，赵丽颖曾经发微博指责私生闯入他人家中，而这股风气也逐渐从流量明星辐射到其他圈层。就像相声圈的当红“流量”张云雷，机场出行都有大批粉丝接送机，特别拥挤时甚至有粉丝去“拉手”和“踩鞋”，乒乓球运动员张继科曾经公开表示不喜欢机场跟拍的粉丝，屈楚萧此次的公然开怼，也是对私生这种饭圈文化侵蚀演员行业的愤怒。记者曾经采访过一名目前当红九人男团里的私生饭，其实很多私生饭并不似大众想象中一般不堪，反而大多经济条件和家境都非常良好，私生偶像的原因除了过于狂热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窥私欲的快感。“能看到明星惊慌失措，不为人知的脆弱一面”。萨特曾经说过：“当接触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窥视的欲望就占了上风。”越是难以被看到的隐秘的一面，越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窥探的快乐也会比普通观望强烈无数倍。正是因为私生饭无比的渴望与爱豆近距离接触，渴望获取更多明星不为人知一面，所以他们不惜为此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在这层需求下，也诞生了以贩卖艺人隐私为核心利益的饭圈灰色产业链。粉丝经济的灰色地带，艺人隐私被无底线贩卖在某偶像节目的一个代拍交流群中，明码标价的出售着艺人的身份信息，只需要5块钱就可以打包购买内地娱乐圈500位明星的身份证件，护照，机场刷关方法等信息，这种交易中，明星个人隐私的廉价程度令人咋舌。饭圈中，非法获取艺人隐私信息的途径无非几种，其中最核心的人物就是职业黄牛。而明星信息泄漏的途径，第一种是相关工作人员或者同学朋友泄露，比如艺人录制综艺节目，影视摄制组或者艺人公司的内部人员等对外透露了信息，这种属于第一手资料，售卖价格几千元不等。第二种是部分黄牛掌握的黑客技术，通过入侵明星的账号，定位乘坐航班等技术，来获取艺人的身份信息。当一手黄牛获取到信息后，再以层层递减的价格在饭圈斤进行多次售卖，如前文中5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打包信息，就是粉丝自己以略高的价格购买后再低价走量出售。当艺人的隐私信息贩卖之后，这条灰色的利益链条开始滚动，一切围绕着明星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被售卖的产品，比如以拍摄艺人照片为赚钱途径的职业站姐，机场完成图片拍摄后，以售卖photobook（相片图册）给饭圈底层散粉的方式，获得利润，其中巨大的差价让成功的站姐售卖一次pb可以赚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饭圈中有金字塔一般的天然等级划分，面对巨额利润的诱惑，很多站姐为了获取独家照片所以铤而走险，只能以牺牲艺人的利益为代价，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饭圈上游的真实情况是很多散粉并不了解的，站姐和私生饭的重叠几率，远远比明面上看到的要多。总结来说，以侵犯艺人隐私为核心的追星产业链，上游参与者就是站姐、黄牛和代拍，最底端的受众和消费者就是广大的散粉。黄牛为站姐和代拍提供艺人的航班、证件和酒店等隐私信息，以航班为例，一条艺人航班信息5元—15元不等，帮忙代刷关一次150-200元不等，这种底层黄牛走的是薄利多销路线。而比如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一些有关系的黄牛会买通工作人员，提前售卖拍摄地点信息，甚至实时发布定位信息给站姐，让她们全程追私跟踪来拍照。此前TFBOYS组合王俊凯录制《高能少年团》时，因为信息泄漏，私生粉丝在结冰路段被跟踪别车，险些造成危险，其信息的源头就是来自于黄牛。购买拍摄地址信息一般是分天售卖，一次价格300-500元不等，而酒店和行程信息是独立分开售卖的，酒店信息一般是150-300元不等。除了售卖信息的黄牛之外，追车大叔也是一类由私生衍生出来的新职业，在韩国有专门从机场跟踪艺人的追车大叔，而国内例如一些偶像节目的拍摄地附近，随时都有一些车停靠在路旁，他们的车往往非法改装过发动机，为了实时超速赶上艺人的商务车，一次追车的价格按包次和包天不同计算，一般在200-400元不等。而蹲守在机场的职业代拍，主要客户群体是不能到现场的站姐，按照明星的人气热度和图片稀有度，如果提前预定会更加便宜，但是也有高价奇迹，比如蔡徐坤曾经一条关外独家视频被卖到了2000元人民币，对于金钱的趋之若鹜让很多粉丝走上了职业代拍的道路。在这条以侵犯明星隐私为基础，黄牛、站姐/职业代拍、粉丝三方形成的畸形产业链条中，对于私生饭的界定早已经模糊。因为从产业链的源头开始，明星成了世俗意义上的“受害者”。而更现实的是，这条产业链似乎并不会因为部分明星的愤怒而终止。产业链的诞生在于粉丝群体人性中对于偶像狂热的占有欲，私生对明星信息的渴求刺激上游黄牛等贩卖信息，而上游市场产生的利益市场又诱惑着中游站姐、职业代拍等产生，最后下游散粉群体完成链条的利益输送，再催生出新的私生群体，链条逐步完整。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粉丝经济还处于一个“三不管”的灰色地带，法律对于私生行为的判定十分模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更加纵容了私生行为。而即便是对盗摄、偷拍、跟踪处罚相对严格的海外国家，法律的制约下也没能将私生行为完全禁止。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但是人类的需求，从来不是理性约束就能禁止的。

今正药业40多名员工涉嫌诈骗遭跨省抓捕：销售主管主动背锅？

摘要：据传，今正药业雇佣刚毕业、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人员，冒充各种心脑血管及糖尿病的专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等，通过电话诈骗老年人购买他们的保健品。求真相。近日，有消息称，陕西宝芝林医药有限公司（简称“宝芝林”）42名员工在1月16日在上班期间同时失去联系，1月19日员工家属收到上海警方的拘留通知书，才得知家人因涉嫌诈骗被带到了上海，截至目前，这42名员工中已经有9人被释放，另外33人仍未回来。。一名家属称拘留通知书内容为：“杜某某家属，我局已于2019年1月19日01时45分将涉嫌诈骗的杜某某刑拘，现羁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看守所。”有媒体称，以上员工基本都是销售人员，被捕原因是在推销药品、保健品过程中涉嫌诈骗。宝芝林是今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今正药业”）子公司。今正药业成立于2001年，以医药健康产业为核心，主营业务涵盖医药科研、OTC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连锁药店、特种农业、电子商务、健康管理八大板块。集团旗下知名度较高的“气血和胶囊”正是出自宝芝林医药。此外，宝芝林还有媚灵丸、福寿胶囊等产品。另外，有媒体称，今正药业内部展示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两个执业药师注册证、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等证件，注册单位都显示为陕西宝芝林医药有限公司。时间财经致电今正药业，对方称相关负责人还在休假，不在办公室，也不方便在休假期间接受采访。时间财经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政务公开办公室及拘留所询问该案件的进展，对方表示，不便对外透露。员工被带走，公司却正常运营不过，员工被捕事件并未影响今正药业和宝芝林的正常营业。今正药业集团副总经理2月16日称，警方是以个人诈骗名义对员工进行了拘留，没有给公司任何通知。“我们都是被调查人。具体案情不方便透露，等待警方调查结果。”一名涉案人员家属质疑称，这些员工是按照宝芝林提供的一套标准的销售话术，通过微信向客户进行推销药品和保健品的。如果员工使用这些话术后被怀疑涉嫌诈骗，那其中必定有公司的责任。2月16日，今正药业法人代表闫某军称：“现在案卷已交给检察院了。上海警方以个人电信诈骗对员工进行了拘留。宝芝林是我们的子公司，员工在网上销售正规药品，这些药品都是从外面采购回来的，我们不生产。”北京京安律师事务所张越律师告诉时间财经，结合案情，可能的情况是宝芝林销售人员在推销产品时有过分夸大或虚构产品效果、抬高产品价格的行为。如果闫某军所说“现在案卷已交给检察院”情况属实，那么结合案情，从程序上讲，一种可能是公安在申请批准逮捕，另一种是这个案子的侦察阶段已经终结了，到了法院审查起诉阶段。张越认为，如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起诉今正药业和宝芝林，而只是申请逮捕或起诉这些员工，说明目前公安部门目前可能认为，这些员工之前的涉嫌诈骗行为，是员工的个人行为，不是今正药业和宝芝林指使。不过，法院也有可能会在后续的审理中，认定部分责任应由公司承担。张越认为，像这种集体性的行为，一般可能是管理这些销售人员的管理者指使。而另一涉案人员名家属称，其实当天最开始被带走了100多人，部分人员被今正药业保释出来，基本都是原本在公司三楼和五楼办公的人员，其中包括部分管理人员。被“黑”的总是今正？在此之前，市面上已有一些关于今正药业的传闻。据传，今正药业雇佣刚毕业、没有任何医学常识的人员，冒充各种心脑血管及糖尿病的专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等，通过电话诈骗老年人购买他们的保健品。从公司的高层到基层员工，每天提的最多的就是业绩，谁骗的钱多谁就优秀。更有消息称，打着今正药业旗号的产品“蓝色妖姬”涉嫌传销。不过，多位常年混迹于传销圈子的反传销人士告诉时间财经，近年并未听说过与今正药业或宝芝林有关的传销案例。对于以上两则传闻，今正药业并未在官网做出正面回应。但网上出现部分疑似为今正药业鸣不平的消息：“今正药业集团遭到网上的不法分子恶意抹黑，在这些不法分子发布的文章中没有实质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出现，且用多个新浪博客小号和论坛账号转发其内容，迷惑广大网友的分辨能力，使今正药业集团的形象和名誉受损，同时也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联系该人得知，这些不法分子，完全就是写企业负面消息为生，所以博文内容全部是各大企业的负面消息，而删除这些消息需要给他们缴费，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今正药业在企业宣传片中称，今正药业“综合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医药行业百强“。2018年9月8日，由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西商总会承办的“9.8”首届西安企业家节表彰大会上，入选2018西安民营企业100强。同时，今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闫伟荣获“最佳光彩事业企业家”称号。而此次员工被拘留事件，是今正药业管理者指示员工诈骗，还是今正药业“亲自”为之，又或者是今正药业再次被人恶意抹黑？都有待相关部门公布案件进展。不过，有部分网友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可能是所谓的“管理者”替今正药业背了锅。

日本政府力推“飞行汽车”计划，预计4年后实现商业化

摘要：为了让空中飞行器计划落地，日本政府去年8月成立了未来空中机动性合作组织。飞行汽车一直是科幻电影常用的手法。你没想到的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即将实现。而首先采取行动的是日本。第五元素里的飞行汽车为了让空中飞行器计划落地，日本政府去年8月成立了未来空中机动性合作组织。 该组织由两个政府机构，几所大学和22家私营公司和机构组成，包括NEC公司、日本航空（Japan Airlines）、斯巴鲁汽车（Subaru）、日本优步（Uber Japan）和波音日本（Boeing Japan）等公司。随后在12月20日，该合作组织发布了一份蓝图，描述了技术发展概要和实现空中飞行所需的法规。这份蓝图规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表，测试飞行将于今年开始，而商业化会在2023年。“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制定和颁布有关飞行汽车的开发蓝图，”日本经济贸易工业部（METI）的制造业技术战略办公室负责人Kenji Mikami说。各方面合力推动项目实施一月底，日本土地、基础设施、运输和旅游部下属民用航空局的部门负责人Keita Arakaki，与Mikami一起向在东京的外国媒体介绍了政府在启动这一新产业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了推动这一产业，许多国际项目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展飞行器业务。这包括优步和NASA正在合作的汽車共乘服务，空客公司的Vahana自动驾驶项目，以及中国无人机制造商亿航（Ehang）的自动驾驶飞行器，该飞行器目前正处于试飞阶段。新加坡和迪拜也正在进行政府主导的项目，因此日本必须迅速行动，以免在竞争的激流中落后。Mikami 指出，目前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实现电动飞行器。他特别强调，目前的电动马达体积更小、功率更大，电池效率更高、运行时间更长，并且电动汽车已经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各种自动驾驶交通工具正在快速发展中。至于定于今年开始的试飞，国土交通部的Arakaki 表示政府尚未指定任何商业运营机构来完成这项工作。不过，在听取了合作组织成员的讨论后，他设想测试将由一系列阶段组成。首先，是对空载的飞行器进行飞行范围和着陆的测试。其次是测试其载重情况，可能会搭载真人等重的测试人偶。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搭载真人的试验。Arakaki 还表示，大多数运营商希望这些车辆可以垂直起降（VTOL），“就像直升飞机一样”。虽然最终的目标是全自动飞行器，但估计在2023年开始商业运营时，还做不到这一点。Arakaki说，“开始阶段，......飞行汽车可能需要地面提供支持，这不仅是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而是因为人们还不熟悉这项服务。”更确切地说，第一批空中飞行器将有飞行员，并且最先开始的将是货物运输而不是旅客运输。为了对此做好准备，该部门正在考虑此类飞行执照所需的必要标准和规范。这两位政府官员还预计，第一批商用服务将在农村和山区开展，而不是在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政府预算未知，投资基金助力METI的Mikami 透露，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为该项目分配具体的预算。但是，已经有投资基金用于轻型材料，新型电池，无人机和电动飞行器等技术的研究。“所以这些预算也可以用来推进飞行器研究，” Mikami指出。合作组织中的两家公司及成员已经开始对原型飞行器--Cartivator 和SkyDrive进行有限测试。 Cartivator的开发团队是由丰田市（位于日本中部）的志愿者工程师组成，他们由丰田汽车公司以及包括NEC和松下在内的其他日本公司赞助。SkyDrive是一家位于东京的创业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建立，目前该公司正在与Cartivator就共同目标进行合作。SkyDrive的目标是开发一种能够垂直起降的紧凑型飞行汽车，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运送两个人。Cartivator公司总裁兼代表董事Tomohiro Fukuzawa说：“它将与一辆普通的汽车一样大小，并且因为它也可以地面滑行，所以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起降。”目前的原型使用八个电池驱动的旋翼，SkyDrive的目标是减少到四个。Fukuzawa表示正在考虑使用两种类型的电池，一种是像电动汽车那样可以在车内充电的插头/插座电池，另一种是可以很容易地从车辆内取出并更换的替换型电池。SkyDrive的商业计划是提供类似出租车的服务，这种服务比地面出租车更快，更方便，而票价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种类。Fukuzawa指出，直升机出租服务一般的收费在5万至10万日元（450至900美元）之间。“我们应该比这便宜得多，”他说。在目前发展阶段，尚不清楚首批商用飞行汽车的实用性如何。但显而易见的是，飞行器商业化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飞行技术和各大厂商大盘点2014年12月，丰田曾经为“aerocar"申请专利，aerocar可以将地面汽车变成飞行机器。aerocar外表可以变化，机翼藏在车身之下，能够从舱口伸出来；它还安装一个满载推进系统，当驾驶者做好飞行准备时就可以启动。aerocar机翼可以展开，就像鸟翼一样。2017年，GyroDrive成为全球首辆获得捷克官方授权能够在道路和空中行驶的飞行汽车。制造该产品的创业公司为Nirvana Systems ，原本是一家为小型飞机电机的公司，目前成为世界上首个出售飞行汽车的公司。Volocopter由德国初创公司Volocopter研发，其被认为是一款将作为空中出租车的变革性飞行汽车。2018年5月，Volocopter在迪拜成功试飞。LiliumJet由来自欧洲的LiliumAviation公司打造，采用电池驱动，最高时速为300公里每小时，可续航300公里。这款飞行汽车还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以帮助其在地面或天空中避免撞上障碍物。AeroMobil为斯洛伐克Aeromobil公司制造。在首届中国进博会期间，Aeromobil飞行汽车还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进行了展示。2018年4月份，荷兰公司PAL-V展示了飞行汽车Pal-VPioneerEdition。这是一款不超过小型城市紧凑型轿车尺寸的飞行汽车，但具有类似于旋翼机的飞行能力。不过，与直升机不同，PioneerEdition不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现在，该款产品已经发布了定价，并开始接受预定。亿航184是中国无人机企业亿航自主开发的一款飞行汽车。据悉其具备无人驾驶功能，无需飞行驾驶员，乘客无须掌握专业飞行技能，只需在机内电脑中选择目的地附近的固定起降点，即可安心乘坐。（本文英文原文来源：spectrum.ieee）相关报道：https://spectrum.ieee.org/cars-that-think/transportation/alternative-transportation/japan-wont-be-grounded-when-it-comes-to-flying-carshttp://tech.ifeng.com/a/20190212/45308293_0.shtml

消灭押金？

摘要：假设ofo一天可以为1万人退款，那么ofo退完所有的押金需要多久呢？2018年12月18日，微博名为@416Crimes的网友打开ofo申请退押金，当时他排在退款名单上的第10104543位；时隔两个月，这名网友又一次打开ofo查看退款情况，那么请问，他现在排在第几位呢？答案是9490315位。坏消息是，剩下的未退款用户仍超千万，他们手拉手可以从北京拉到日本。我们再进入第二个提问：假设ofo一天可以为1万人退款，那么ofo退完所有的押金需要多久呢？答案是4年。……押金问题压倒ofo，也陆续将途歌、酷骑单车、小蓝等共享经济的企业纷纷推到了风口浪尖。去年8月份，有用户开始反映，酷骑单车申请退押金，余额清零之后，却迟迟未收到退款，小蓝单车情况与之相似，爆发押金难退危机。而就在ofo用户聚集在北京互联网金融大厦退押金的同时，共享汽车途歌也被曝出押金难退，其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地的办公室门口也排起了长队，这其中除去用户，还有不少地勤员工、供应商的身影，现场“途歌，还钱”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数万人在社交媒体上咒骂着该死的押金时，谁又还能记得三年前共享单车横空出世、改变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方式时带来的惊喜呢？是共享经济的错吗？我想不是的。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在美留学生租房，退房时要不回押金的事件频频发生，大多数华人敢怒不敢言；而在国内的租房市场中，也经常出现押金未退的租房纠纷。在知乎上，一名用户在《房东不肯退押金，应当如何维权？》的问题下，写出了自己为了要押金经历的9个步骤，通过形成“证据链”来证明房东是非法扣押房租，最终去法院维权，累计花费约3天和100元，约9个月后，拿回4400元押金。而这个回答获得了上万人的点赞，并有上千条关于详情的探讨。除此以外，找工作在中介处抵押金钱，贷款时抵押动产、不动产，都纷纷因为抵押品的处理而多次产生纠纷。那么，是押金的错吗？押金的过往押金这一模式早早便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从十年前租赁影碟书籍的押金，再到如今的租房押金，押金一直在租赁双方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证租赁合同的正常履行。除此以外，在理发、美容、洗衣、健身的领域，也有着押金、预付款等多种形态。押金，是为了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收押金是合理的，但是押金本质上属于用户，而不是属于企业。然而，押金只是民间交易形式，也并未出现在法律的明文规定中。一旦企业对这一部分资金进行了挪用，消费者就会血本无归。押金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保障”，但是围绕押金本身产生的纠纷却让押金的存在本末倒置了。因为押金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租赁双方的不信任和信息不全。而这一问题一旦解决，押金的存在就成了悖论。试想，你将一辆单车借给一个人，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不收取押金？答案是两人的信任关系；那么将这个行为放大到企业，一百辆单车被租借给一百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零押金”？答案其实早已经出现了。大数据网络下的信用体系。在十年前的街道上，一个租书屋的老板没有办法去了解每一个租书人的信息，租书人来来去去良莠不齐，所以他收取押金；而在如今社会中，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信息电子化，经济关系已经有了崭新的形式，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符号，他的账号、信息就足够成为他的担保。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之一、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在哈佛中国论坛上说过这一段话：“对于信用体系，我们思考越深，越觉得超出我们的能力边界”，并表示，“每一个需要押金的地方，都是信用缺失的地方，我们的目标就是消灭押金”。而这个畅想也正在实现的路上。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便是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分，其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客观呈现出个人的信用状况，技术的发展和大量的数据采集，使得“消灭押金”成为了可实现。芝麻信用分早在2017年就开始了免押金的尝试，并已经应用到包括物体租用、出行、住宿、通信、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免押金租的服务。在消费金融层面，芝麻信用分除了被应用到蚂蚁金服体系内的花呗、借呗，也向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开放，这类金融机构再将芝麻信用分应用到相应借贷产品的风控模型中。当上千万用户在ofo上排队等待退还押金时，早早使用芝麻信用分的用户却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他们可以通过芝麻信用分的免押金服务使用摩拜、ofo等多种共享单车，也可以租借来电、街点等共享充电宝，却并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仅仅是在共享单车领域，截止到2018年3月，就有超过1000万辆共享单车通过蚂蚁金服的免押金为用户提供服务。当时，北京商报数据显示：ofo仅芝麻信用方面免押金金额超过40亿，而实施全国免押金方案的哈罗单车免掉的押金总额达到199亿，初略估算，支付宝芝麻信用分至少为3亿用户免掉了超过239亿元的押金。在过去，芝麻信用分的类似运用主要在企业之间，如1992年，我国第一家社会化专业资信评估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就针对企业开发出了开发了数十项信用评级业务，包括企业债券评级、短期融资券评级、中期票据评级、可转换债券评级、信贷企业评级等。在企业之间，信用评级的运用是是十分常见的，其中，金融领域和金融交易的运用犹甚。如果说，过去的信用体系发展主要运用于企业之间的金融关系上，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企业则开始将信用体系带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大数据下，2018年7月，摩拜单车跟随推出免押金的策略；1月9日，滴滴也宣布旗下共享汽车将于今日起试行免押金政策，首批开放杭州、宁波两座城市，原有押金用户可于1月10日起申请退押金；而免押金在共享充电宝领域的应用范围也不容小觑，根据来电CMO任牧的描述，来电70%的订单都是免押金。在技术的发展和全行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正在尝试着探索和建设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体系，而更为难得的是，这一体系早已突破了曾局限的企业行为和金融领域，并在慢慢成为整个社会的关系基础。正如彭蕾所说的那样，“信任是一个超越金融的社会资本，它不应只服务于金融，更应该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重塑。”未来在国内，围绕“消灭押金”这件事情上，还能有哪些机会和变革？我们也进行了大胆的设想。首先，在整个大数据领域，只有大量的信息数据和信息充分共享，才有效率。而互联网的出现，增加了新的数据纬度，也改变了数据采集的方式，提升了获取数据的效率。所以，技术的革新成了必然，如麻袋财富，想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征信行业的数据获取、变现等问题；科技创业公司衡石科技则通过构建大数据分析中台，连接多种数据源/数仓，帮助遇到云和大数据挑战的客户，进行数据整合、分析展现、建模及驱动业务决策……通过新型的技术进行数据的获取和整合，是未来长远的需求点。而当获取到了足够的数据时，还可以有更加细分的应用方式，如“i 背调”借助 AI 提高背景调查效率，向企业提供个人的征信数据和工作履历两类数据，目前已经获得数千万元 A+ 轮融资；美国Zestfinance则是为特定人群建立数据模型，用大数据征信及风控给美国没有信用记录或信用评分较低的人群放贷。那么，信息的应用是否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分呢？在基础的个人信息之上，针对个人的工作、医疗、住房、出行、娱乐、交友等数据是否都可以产生对应的数据应用企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商业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熊猫资本投资经理李豪达（Lester）的一篇《互联网征信，是否还是下一个“风口”？》文中，对征信行业初创公司的机会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虽然本文发表于三年前，却依然有其前瞻性意义。文中对数据公司、风控模型公司、反欺诈、资产处置、贷款业务等领域的初创企业的机会都进行了一些分析。而总体的发展，必然是朝着数据的更大量、高效的采集和更好的整合、更细分的应用进行着发展。在这基础上，能够接入数据的各个行业也将面临着挑战。首当其冲的共享经济领域，必然将会减少“押金”的存在；而在2018年大量暴雷的P2P行业，也将会因为更为新型的风控技术的运用出现自己的变革点；除此之外，教育领域、求职领域、医疗领域、租房领域等也将会因为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而产生自己的变化。毫无疑问，下一个时代，押金是不存在的，而这个时代也是大数据及其应用者的时代。

股债上演“跷跷板”

受当前风险偏好情绪回暖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再现明显“跷跷板”行情。2月18日，A股三大股指集体大涨，两市现普涨行情，逾百股涨停；而国债期货市场全线下行，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收跌0.26%。分析人士指出，国债期货近期小幅下行属于技术性回调，未来随着流动性的回升逐步企稳。具体来看，2月18日早盘三大股指集体高开，午后大盘持续拉升，截至下午收盘，上证综指报收2754.36点，上涨2.68%；深证成指收8446.92点，上涨3.95%。盘面上看，板块普涨，金属制品、多元金融等46个行业板块全线上涨。个股方面，有3552只股票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胜利精密、巨轮智能等121只个股涨停。与股票市场大涨行情不同的是，国债期货市场呈现下跌态势。2月18日开盘后，国债期货主力合约大跌，随后盘中持续低迷，临近尾盘再度下探，截至下午收盘，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1903收跌0.26%至97.78元，5年期主力合约TF1903收跌0.20%至99.72元，2年期主力合约TS1903报100.48元，跌0.03%。在业内人士看来，今日国债期货大跌主要受到A股大涨的压制。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在央行释放超万亿元流动性背景下，股票作为权益类资产的风险有所降低，从而吸引更多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导致债券市场由于资金的撤出出现价格下跌，出现股债资金互换的“跷跷板“效应。从上周整体表现来看，长端国债期货持续走低。以10年期国债期货为例，2月12日-15日，10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1903连续4个交易日走低，截至2月15日收盘，10年期主力合约T1903收报97.96元，周跌幅0.33%。而在长端利率下行的同时，短端小幅上涨，2年期主力合约TS1903上周涨幅0.16%。不过短期数据的涨跌并未影响市场的判断，看好债市的声音从开年就未间断。从影响债市颇为重要的资金面来看，2月18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中长端期限全线下行，其中，隔夜Shibor利率报1.8224%，小幅上涨10.94个基点；1个月Shibor下调1.1个基点至2.687%；3个月、6个月Shibor微幅下行。在逆回购上，今日央行依旧暂停逆回购操作，至此，央行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尽管近期流动性几乎“断供”，但银行体系流动性整体处于合理充裕状态。除了资金面的影响，1月进出口数据好于预期也是国债期货小幅下行的一大影响因素。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73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8.7%；其中，出口1.5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23万亿元，增长2.9%，这预示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好转的过程当中，对债券市场形成利好支撑。对此，资深金融分析师肖磊表示，国债期货目前受避险情绪影响较大，贸易数据好于预期等因素实际上会提升市场的风险偏好，国债类似于避险资产，所以回落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风险市场资金回报需求升高，随着股市的回暖，国债市场资金被分流。但从中长期看，国债市场的吸引力依然比较大，价格会随着流动性的回升开始企稳。在王红英看来，近一周国债期货价格走低还是技术性的调整。由于1月央行释放了超万亿元的流动性，使得短期之内流动性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有所减弱，在这些预期因素的影响下，国债期货此前的一些买盘出现抛出、套现的情况，这类技术性回调属于正常的市场表现。谈及未来国债期货的走势，王红英表示，主要还是取决于利率的未来预期。实际上，美国经济数据的疲软带来了全球对未来货币政策宽松预期的进一步增强，未来我国采取适度流动性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大概率事件，而在货币政策宽松的预期背景下，国债期货价格的长期走牛也将是一个非常确定性事件。另外，国债期货的走势还取决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情况，如果未来一季度经济数据表现不错，尤其是进出口数据，国债期货市场将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态势。

苹果生态“安全人设”的垮掉

摘要：窥探你屏幕的人，不只在地铁车厢。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也是北上广大型窥屏现场。如果你被挤得掏不出手机，那可是有福了——因为正好可以光明正大地偷看别人的手机。一节车厢里，怎么也得有四五个看小说的，七八个刷短视频的，再加上几个跟自己男女朋友在微信上腻歪虐狗的。四十分钟看下来，可比玩自己的手机有意思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要换成自己玩着手机被路人窥屏，其实人人都会愤怒。如果说窥屏的不是某一位路人，而是来自手机里某款软件的产品经理，或是某家数据分析公司，恐怕比起愤怒，大家更会感到恐怖。官方窥屏，最为致命而惊悚小说情节一样的“官方窥屏”，已经在我们身边上演。苹果手机的用户应该知道，Appstore一直是不允许上架第三方录屏应用的。在iOS系统自带录屏功能之前，用户甚至只有越狱才能安装上录屏软件。很显然，苹果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用户的隐私安全。不过在近年推出了自有的录屏功能之后，却也给了他人可乘之机。最近有媒体曝出，加拿大航空、服装品牌Hollister、酒店预订平台Expedia应用中都有未经用户允许的录屏功能，而这些品牌的应用有一个共同的第三方数据服务商——Glassbox，就是它向这些应用提供了录屏功能的SDK。刚在去年获得了2500万美元融资的Glassbox，在自己的官网中公然宣传称，录屏SDK可以记录下用户在软件内的每一次交互，帮助企业更加了解用户行为，并进一步优化产品。但媒体很快就发现，Glassbox对于录屏内容没有进行任何脱敏处理，甚至完整地记录下了用户的信用卡支付信息。结合起去年加拿大航空曾经发生过的用户信息泄露事件，这立刻引起了用户极大的反弹。他们在推特上找到了Glassbox夸耀自己业务的推文，开始在评论区中疯狂吐槽。评论中将Glassbox的行为形容为“人性的噩梦”，说应该将这种服务出售给PornHub。其实早在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在连锁药店Walgreens的PC网页上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用户浏览、选购药品、输入搜索时，都会被数据分析企业记录，同样也包括了用户的信用卡支付数据。和Glassbox一样，向Walgreens提供服务的数据分析企业Fullstory同样也向数家电商企业提供“窥屏”服务。（某家国内录屏分析服务的软文）通过搜索，我们发现中国也有能提供类似数据服务企业，在他们的主页上同样能看到十分露骨的宣传。由此可以看出，从移动端到PC端，“官方录屏”的危害和普及率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三层窥屏产业链之下，真的值得冒险吗？那么这种“官方录屏”的模式究竟能给品牌提供些什么？通过对Glassbox、Fullstory以及本土一些录屏数据服务企业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大概能提供以下几个层面的功能。第一层是直接观测用户行为。这一层基本是录屏数据服务企业提供的“基本款”服务，让服务的购买者直接获取并观看用户行为视频。其实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这种服务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他们没有充足的人力来观看海量视频。一般来说这一层功能是作为入门，吸引用户去购买后续服务。第二层是记录用户行为的热力图。在以往的web端口，很多网站就已经有了记录用户行为热力图的习惯，通过对用户鼠标停留、点击频率和分布进行记录，帮助网站所有者来了解用户流量、时间在网页各个区块的分布情况。一般来说只有搜索引擎拥有这种权限，但结合上录屏功能，App和其他网页也能实现热力图的记录。最后一层是通过机器学习对于用户行为进行深度分析。如果说热力图的记录是展示数据，那么最终目的就是利用机器学习分析数据，来对用户意图进行预测。这也是本次窥屏丑闻主角Glassbox的主打功能。通过这三层功能，对录屏数据加上AI计算就变成了这样的景象：海量用户在屏幕上的每一次滑动和触摸都被汇集起来，被反馈给企业，告诉他们哪样产品更收欢迎、哪条广告获得了更长时间的停留、有多少用户在最后支付页面望而却步……这样一来企业既可以获得强大的洞察能力，不断优化产品交互体验，同时还可以对广告效果进行校验，甚至自动发现页面中的BUG。由此以来提升的效率，确实值得企业和第三方数据服务企业铤而走险。只是除了用户自身的抵触情绪以外，Glassbox这类企业本身钻应用商店空子，加上没有对用户数据进行保护和脱敏的行为，更是从道德和安全上都不能接受的。苹果生态安全人设的垮掉其实这件事还引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苹果商店会被钻了空子？Glassbox事件除了对企业自身和相关涉事品牌形成影响之外，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苹果。这件事一处，很多人就扒出了一个月前CES上苹果嘲讽安卓手机安全问题的海报。最近苹果在安全方面问题频发：半年前，因剑桥事件发酵后，媒体随之发现苹果商店中数十款应用在未经用户允许的前提下向第三方分享用户位置信息。而就在2月初，苹果又被曝出Facetime存在BUG，在用户未接听的状态下也有可能被收音。最近的则是这两天发生的录屏丑闻。这其中既存在应用开发者的实力拖后腿（录屏和分享位置信息），也存在苹果自身无法推脱的漏洞（Facetime问题）。最近娱乐圈流行“人设崩塌”，而如今看来苹果的“安全人设”也有点岌岌可危的意思。一直以来，苹果都在强调自己如何关注用户数据安全，保障用户数据隐私。尤其是在剑桥事件发生以后，库克甚至亲自给《时代》周刊撰文，呼吁联邦立法来保护用户数据隐私。在iOS 12的更新中，也特地强调了自己在隐私保护上的关注和付出。甚至有媒体贴出类似“库克怒了！禁止APP流氓索权”这样的标题。至于用海报嘲讽友商，更是小意思了。所有人设的背后，都写满了“利益相关”四个大字。苹果之所以在最近对安全隐私保护问题加以强调，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想用人们对安全的恐惧来对冲iOS生态封闭性的负面影响。iOS在开发上的高门槛，加上苹果商店的苛刻审核，相比安卓系统来说对于开发者确实不够友好。强调封闭生态的安全性，其实也是苹果绕过开发者直接在用户角度截胡的手段。今天的现状，则显得苹果的安全人设有点“垮”。在如今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苹果或许要想想办法认真经营自己的人设了。

境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策略谋变 利差交易再度活跃

随着1月份人民币汇率企稳反弹，不少海外对冲基金经理预计1月份境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额度将超过350亿元。但近日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境外机构净买入约250.1亿元中国债券。其中，1月份境外机构增持同业存单环比增加193.1亿元，成为当月境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最大标的。相比而言，1月份人民币国债环比增持幅度仅为25.7亿元，甚至低于信用债42.5亿元的环比加仓额。“这主要得益于去年12月以来同业存单利率明显回升，吸引境外机构涌入赚取更高的利差收益。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年期以下中国国债收益率则低于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利率倒挂），削弱了境外机构对人民币国债的投资热情。”对冲基金MKS PAMP分析师Sam Laughlin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甚至不少境外机构宁愿将资金配置在2月13日发行的央行离岸票据，因为3个月离岸央票与1年期离岸央票利率不但高于同期境内国债收益率，还比同期美债高出约26个基点。在他看来，这将影响境外机构持续加仓人民币国债的意愿。按照规划，4月起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将开始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市场普遍预期此举将吸引逾千亿美元海外资金流向人民币国债。“不过，境外机构是否愿意跟随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仓人民币国债，一方面取决于同期人民币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优势有多高，另一方面则受到相关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的影响。”荷兰国际集团（ING）分析师Viraj Patel认为，此前中国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规定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三年内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以及对利息收入免税，暂时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纳税问题；此外标普全球评级正式获准在中国境内债券市场成立并运营信用评级机构，令中国债券市场评级标准开始与国际接轨。“但要真正吸引境外机构持续加仓人民币国债，相关部门还需出台政策解决当前他们最关心的债券二级市场交易流动性不足、国际托管机构设定等问题。”他指出。一旦海外机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操作流程得到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海外机构会将人民币债券纳入债券投资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分散美债、欧债与日债的持仓风险。同业存单意外“吃香”多位海外金融机构债券交易员坦言，1月境外机构如此大手笔加仓同业存单，的确在他们意料之外。3个月前，多数境外机构对同业存单采取减持策略，原因是在中国央行开启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后，同业存单利率一度低于同期国债收益率。“受年底资金流动性相对紧张的影响，去年12月以来同业存单利率突然出现明显回升，比如国内AAA级3个月期同业存单与同期限国债的利差，从年初最低值回升约40个基点，令越来越多境外机构对同业存单开始刮目相看。”一家海外金融机构债券交易员透露，同业存单突然成为“香饽饽”，也令越来越多境外机构转而通过债券通买入人民币债券。数据显示，1月份境外机构通过债券通渠道净买入中国债券的额度达到276亿元，创造历史第二高的单月净买入额，日平均交易量也较去年12月大幅增长约68%。值得注意的是，同业存单属于债券通项下的主要交易品种。“此外，部分境外机构将QFII与RQFII额度用于优先买入A股，只能通过债券通渠道加仓人民币债券，也令他们注意到同业存单的阶段性利差套利投资机会。”上述海外金融机构债券交易员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月份境外机构对信用债的加仓幅度，也超过了人民币国债。在Viraj Patel看来，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相关部门对民企、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令部分境外机构对信用债违约风险的担心有所减弱，开始加仓高收益信用债博取高回报。“事实上，这种加仓带有明显的抄底痕迹。”他指出，多数境外机构在选择境内信用债时，仍会青睐信用评级AA+以上、且现金流相对稳定，融资能力较强的信用债，避免自己踩雷。同业存单与信用债的突然“吃香”，无形间加剧了1月份境外机构对人民币国债的“冷遇”。“年初以来不少海外资管机构讨论较多的，是3个月期、1年期、2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即中国债券收益率低于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加之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收窄，让他们加仓人民币国债的兴趣陆续降温。”一位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这种短期中美国债利差倒挂现象甚至分流了不少海外资金，涌向2月中旬发行的央行离岸票据。在他看来，若中国国债利差优势持续被削弱，有可能会影响到境外机构持续加仓的热情。毕竟，不少海外机构加仓新兴市场国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赚取更高的收益率。抢筹套利潮涌尽管1月份人民币国债净买入额“遇冷”，但境外机构赶在4月中国国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前“抢筹”的现象依然存在。“考虑到3月申购赎回日来临导致不少境外对冲基金提前套现部分人民币国债回笼资金，因此1月份境外机构买入人民币国债的整体规模并不低，其中不少买家都是冲着抢筹而来。”上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1月份他们加仓了逾千万元的人民币国债，打算趁着4月大量海外资金跟随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之机待涨而沽。他预计，即便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与中国国债利差优势不足等因素会让部分海外机构选择观望，但短期内被动跟随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权重调整而加仓人民币国债的海外资金也能达到约200亿美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当前不少境外机构之所以对跟随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加仓人民币债券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是担心大量境内金融机构选择债券持有到期策略，令债券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另一方面则对国际托管银行设定悬而未决有所顾虑。“若这些操作性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不少国际大型资管机构肯定会将人民币债券的持仓比重（对应债券投资组合规模）从当前的不到3%，提高至10%-15%，以对应当前中国经济GDP在全球经济的逾20%占比。”一位国际大型资管机构亚太区业务主管曾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即便操作性问题还有待完善解决，目前选择抢筹套利交易策略的海外对冲基金依然不少，他们的投资逻辑是即便海外资金加仓不足，当前中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境内投资者对海外资金涌入的预期，也能让他们赚到理想的回报。”Sam Laughlin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过，鉴于当前市场博弈加剧令中国国债价格波动性加大，不少海外对冲基金正考虑通过QFII等渠道买入相应的国债期货头寸进行风险对冲。“所幸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企稳反弹让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下降了至少150个基点，我们可以将这笔资金投向国债期货做套期保值，否则整个抢筹套利操作预期收益率可能不到年化3%（在加杠杆的情况下），基金内部未必会允许这项交易策略。”这位美国对冲基金经理指出。

香港证监会出手打击洗钱：国信证券香港子公司被罚1520万

据香港证监会的通告显示，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因违反有关打击洗钱的监管规定而遭证监会谴责及罚款1520万元。这是香港金融史上开出的又一1000万以上反洗钱罚单。之前，香港金管局曾对摩根大通香港违反《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表示谴责并处以1250万港元的罚款。14个月处理50亿元第三方存款约一半为可疑存款根据证监会的调查发现，国信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曾为超过3,500名客户处理10,000笔涉及总额约50亿港元的第三者存款。其中有超过2,200笔可疑的第三者存款，涉及总额超过23亿港元。具体而言，证监会发现：国信有超过100名客户曾收到与其财政状况不相称的第三者存款；有些客户于收到第三者存款后并无将该笔资金用于交易，反而于短时间内提取资金；及某些第三者曾多次将款项存入国信客户的帐户，但他们与该等客户没有明显的关系。资料显示早于2013年，国信已有职员向其前高级管理层及一名前负责人员提出国信证券香港内部监控缺失，并对处理这些缺失给予建议。然而，有关高级管理层及负责人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以确保国信与第三者存款有关的内部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监控措施是有效的。国信证券香港直至2016年3月在证监会进行检视后才开始就超过2,200笔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进行、属可疑交易的第三者存款，向财富情报组作出报告。证监会认为，国信证券香港的行为已违反《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打击洗钱条例》）及《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在充分考虑到国信证券香港在解决证监会的关注事项及接受纪律行动时表现合作，以及国信过往并无遭受证监会纪律处分的纪录等综合因素下，香港证监会给予公开谴责并罚款1520万港元的决定。香港金融机构2018年强势打击洗钱罚金最高翻五倍2018年3月起，香港金管局连续修订和发布了，多份关于反恐、反洗钱的官方行动文件，任何涉嫌的香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相关处罚、银行交易检查和监察、可疑交易举报等等方面，可见，2018年，香港政府对于本地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察力度前所未有的强势。今年，对于香港金融机构的交易监察，成为实实在在的日常行动，香港的高级警司会介入香港银行的交易数据，进行监察，一旦发现任何涉嫌交易，银行就有可能被罚款。（2018年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多份监管规定）2018年10月，香港证监会修订《打击洗钱指引》在2018年10月，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魏建新(Tom Atkinson)出席2018年Refinitiv泛亚监管峰会时表示，2018年，香港证监会开出的罚单普遍要大得多。 2017年全年的罚款总额约为6300万美元。2018年至今，香港证监会已经处以1.91亿美元的罚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乘数法，以确保惩罚与不当行为相称，以达到预期的威慑效果。据不完全统计，由于2016年底香港证监会对多家持牌经纪公司就反洗钱开展调查，2017年有多家中资经纪公司涉事。其中，日发期货（前“证星国际期货”）罚款300万港元、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遭罚450万港元、中泰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被罚260万港元、粤海证券有限公司被罚款300万港元且有一位粤海证券前负责人因内部监控缺失被禁止重投业界9个月。对上述公司的处罚多涉及处理第三方资金调动时没有采取充分措施降低洗钱风险从而违反了监管规定。从受罚金额来看，此次国信证券的受罚金额是此前受罚中资机构的5倍左右。由此可见，香港证监会打击洗钱活动的决心。中资银行——香港反洗钱的重要监管对象除了中资券商因为反洗钱收到罚单之外，中资银行也曾收到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反洗钱罚单。2018年8月，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也曾因为违反《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被罚款500万港元。香港金管局认为，上海商业银行与33名客户的业务关系复杂，并有款额大得异乎寻常或进行模式异乎寻常及并无明显经济或合法目的之交易。香港金管局认为，上海商业银行在监察客户业务关系方面存在缺失，故给予500万港元的罚款。

中国豪车代理的金钱游戏

“真不知道那些豪车都卖给谁去了，尤其是超级豪华车。”这是普通大众的疑惑，当然，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不是豪车的目标人群，比如我。其实，这个问题好回答。布嘉迪全球CEO Josef Paefgen说：“第一是爱车的人，第二是有钱的人。”2018年，随着乘用车整体市场渐趋低迷、进口车关税调整、人民币贬值等一系列负面因素轮番打击，汽车经销商板块股价集体遭遇重挫。尽管乘用车市场出现了二十年来罕见的负增长，从整车到经销商的股价普遍承压。但是，以豪华车经销为主的汽车经销商的业绩并不算差。换句话说，消费环境波动，对有钱人来说，问题不大。受益于消费升级趋势，豪华汽车销售增速远超乘用车增速，且豪车单车利润更高，同时，高零整比带来售后高毛利，豪车车主对售后价格敏感度较低而对服务质量要求更高，因此，豪车售后留存率亦高于普通品牌。然而，买豪车的人有钱，卖豪车的人更有钱。要知道，获得豪华汽车品牌的代理经营权并不简单，超豪华品牌会聘请知名咨询公司对投资者的资质进行严格评估，而普通车商没有机会走进这个世界，其背后存在多方面力量的角逐。何为背后力量，政府？资本？圈内关系？这里想象空间巨大，问号诸多。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不一定是如马克思所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在任何有关名利的角逐和博弈中，它一定是那场盛宴的精心筹备者。豪车代理，金钱永不眠。01郑挺有个外号，叫挺王子。网络上会拿他跟王思聪比较，虽然他并没有那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多辆超级跑车，总价数亿，包括4700万的阿斯顿马丁one-77，并且是HAC顶级跑车俱乐部的会员。老百姓不知道HAC，在汽车圈却是赫赫有名。HAC俱乐部由科尼赛克品牌中国内地独家代理商，北京恒翔永瑞贸易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付嵩洋创建，该俱乐部规定申请入会的会员必须拥有某品牌的旗舰超跑，最低标准为保时捷Carrera GT。至今俱乐部会员只有9人，而郑挺就是其中之一。当然，郑挺不仅开豪车，也是豪华汽车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在国内的代理商董事长。至于为什么提到他的时候，会拿王思聪刷存在感，不出意外，他是个富二代。其父郑庆升是莆田著名企业家，在家乡仙游经营有挺虎制糖公司和房地产、教育等其他事业，开发大型楼盘金石华府豪园。网上曾有过一则传闻，天津汽车商人冯威先生被上海阿斯顿马丁的陈人德和郑挺先后骗了1000多万，冯威起诉了上海马丁，却被郑庆升弄到福建莆田打官司，“但郑家是当地mafia（黑手党），法院他们家开的”，政府不管，冯威败诉。这则小道消息来源并不可考，真假难辨。但多多少少，让郑家显得更神秘了。2013年9月，郑庆升旗下某楼盘开业，儿子作为阿斯顿·马丁中国总代理，在庆典当日上演了一场当地前所未有的小型车展，参展的都是顶车豪车。对父亲如此，对女朋友也毫不吝啬。郑挺曾经给女友送了一台定制版的粉红色的布加迪威航，售价近3000万。个人炫耀之外，阿斯顿·马丁中国区也经常需要举办商业展会，圈子里的富二代，比较有名的有付嵩洋、尹喜地等人，都是HAC俱乐部的成员，尹喜地就经常会带着自己的超跑来给郑挺助阵。尹喜地又是谁呢，他是力帆集团创建人尹明善的儿子，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喜玩名车。这位力帆少东家还有个网络称号，叫“精彩哥”，而他的网络走红，自然也和豪车有关。2009年8月底，各大汽车论坛上出现一条火热的帖子：一辆价值3000万人民币、号称中国最牛跑车的“布加迪威龙在重庆飞奔”的视频引发了相关讨论，车主是重庆力帆集团的少东家尹喜地。而这辆车的价格甚至超过了重庆力帆队一年的开销，而此时的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正深陷保级泥潭，银根紧缩。因此重庆球迷大多愤慨，但也有网友表示理解 “足球是力帆的选择，并不是尹喜地的选择。他可以把3000万元投给足球，但也有权买自己喜欢的汽车。”2016年，郑挺的阿斯顿·马丁上海展厅，一眼望过去，都是来助阵的跑车。中间那3辆分别是帕加尼Zonda 760 JC、布加迪威龙和法拉利FXX K，外加右边那台黄色的迈凯伦P1，都是精彩哥的超跑，4辆加起来价值1.1亿。后面那辆蓝白涂装的布加迪威龙，是郑挺自己的座驾，2017年运去了德国。据国外媒体报道，阿斯顿·马丁于去年宣布在中国启动为期五年的贸易和投资计划，价值超过6.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54.4亿元)。将在中国新增包括武汉、天津、南京和济南等地在内的十家经销商展厅，届时阿斯顿·马丁在中国的经销商网络将覆盖至二十多座城市。扩张进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经销商的流转，还是资金雄厚的财团之间的游戏。毕竟与富豪级的伙伴合作，更容易形成圈子效应，拉动车辆的销售，甚至在当地与厂家共享人脉，并且拥有强大的后台资源调动能力。郑挺之外，永远会有别的富二代。02去年，是娱乐圈大地震的一年，影视行业变天。2018年8月8日，中诚信国际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因经济纠纷，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文投控股）第二大股东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耀莱文化）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票已被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申请执行人是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被执行人除了耀莱文化和綦建虹，还有綦建虹持股95.24%的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与耀莱文化的子公司唐山合棠商贸有限公司。綦建虹，何许人也？耀莱文化，又和豪车有什么关系？这位耀莱文化的实际控制人綦建虹同时就是耀莱集团实控人。而耀莱集团，根据公告，其在中国市场主要从事奢侈品的代理，涉及汽车、手表、珠宝、红酒等业务。其中，超豪华汽车的代理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主要代理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三大品牌的销售。綦建虹在2000年左右就成为宾利代理商，在当时没有市场知名度的情况下，他卖出了30辆宾利，远超对方给出的6辆目标。2002年，綦建虹又拿下了劳斯莱斯在北京的代理权，通过代理豪车，聚拢高端客户群，奠定了其日后的人脉基础。于是，耀莱又开始成为顶级腕表和珠宝的代理商，因为买得起豪车的客户，都会有其他奢侈品的日常需求。奢侈钟表品牌Richard Mille（瑞驰迈迪）、DeWitt（迪菲伦）、Parmigiani（帕玛强尼），豪华珠宝品牌Boucheron（宝诗龙）均是耀莱集团旗下业务。来自《第一财经周刊》2010年的报道称，綦建虹靠着自己最初的富豪人脉来销售各种奢侈品，并援引耀莱集团现任董事局主席唐启立的话称，“当时他几乎一直在富豪的圈子里泡着”。以超豪车等超奢品构建起的富豪圈层，让綦建虹的生意不断扩展边界。由此打造的“耀莱尊荣会”网聚了3000多位亿万富豪，“耀莱奢侈品牌文化博览会”也已成为国内汇聚世界顶级品牌的盛会。2008年，耀莱集团借壳在港股上市。2010年，綦建虹进军影视业。而著名的耀莱成龙影城，属于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旗下子公司，文投控股的第二股东正是綦建虹掌舵的耀莱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据媒体披露，影响綦建虹进军影视业的重要人物便是影视明星成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黄毛小子，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按照《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一书中成龙的描述，两人的私交很深。“2008年奥运会，我推掉了一部戏、两个广告，长住在北京。那时候他（綦建虹）每天都陪我一起，在聊天中就成立了我们的公司，又一起合作开了耀莱成龙影城。”根据成龙的表述，二人的合作模式是，成龙招揽生意，綦建虹负责运营。通过投资电影，耀莱逐步在文娱影视圈立身，冯小刚，范冰冰、黄晓明等知名影星也与耀莱有着众多交集。据媒体披露，2013年，冯小刚、张国立、李冰冰、黄晓明等华谊兄弟的“老股东”们通过一家名为君联嘉睿的投资公司，参与定增文投控股的非公开发行。文投控股2017年年报提及其经纪业务展望：“耀莱影视将保持与包括冯小刚、丁晟、张国立、黄晓明、李冰冰、范冰冰、Angela Baby、李易峰、刘烨等中国一线电影人的深度合作。”六年前，《名利场》杂志披露了位于伦敦的世界最昂贵公寓楼“海德公园1号”的买主名单，綦建虹以购得一套价值774万英镑的公寓而广受关注。所以，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耀莱中心虽然被豪车包围，但早已不局限于车。在耀莱中心的一层展厅，耀莱航空、耀莱纯酿的招牌也在展示之列，而耀莱影视、耀莱商业等板块的办公地也都在耀莱中心内。耀莱中心一层内还堆放着耀莱旗下的成龙茅台酒。“在一楼展厅了解中国超豪车市场的前沿，在楼上办公室一边品茗一边鉴赏国画大师白雪石真迹，在负一楼的私人影院观赏成龙新片剪辑片段……”到访这家优秀的中国区总代理商耀莱集团时，劳斯莱斯高管几乎不用走出位于北京三里屯繁华地段的耀莱中心，就可以享受到多方位的体验。运气不错的话，成龙还会抽空来陪外国宾客们觥筹交错一番。在这里，綦建虹拥有属于个人的上万平方米房产。他在这里苦心经营超豪车业务，也在这里构建了其富豪圈层，并曾经借此把富豪生意和影视“帝国”的“生态圈”做的风生水起。顺带一说，綦建虹的女儿，是圈子里有名的白富美綦美合。而綦美合的闺蜜就是华谊兄弟千金，王中磊的女儿王文也。至于綦建虹的老婆朱爽，则是个香港富商的女儿，而耀莱代理理查德·米勒是因为朱爽喜欢他家表，就代理了。03和上述两者一比，正通汽车和其创始人家族就显得低调了很多，但依然掩盖不了其富豪气息。正通汽车专注于豪华品牌汽车如宝马、奥迪、路虎，超豪华品牌如保时捷、兰博基尼。截止2018年上半年，公司共设有138家经销门店，其中豪华品牌经销网点占比达到89%。2011年，正通汽车董事长兼创始人王木清以总资产140亿成为“湖北首富”，也是首个财富超过百亿的“湖北首富”。 2013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发榜，王木清以14亿美元身家排行第1031位，又坐上湖北首富交椅，但相比过去的湖北首富阎志、刘宝林、梁亮胜等人，王木清是个谜。和顺丰快递创始人王卫一样，“低调、神秘”已经成为其固有标签。与顺丰不同的是，虽然老板不愿露面，但顺丰在业内一直名声颇响，而经王木清一手缔造的正通汽车，虽然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并于2010年成为赴港上市的第二家汽车公司，但正通这个名字在2011年之前也一直寂寂无名。借用一位网友对王木清问鼎首富的一句评论——“闷声发大财”，或许再合适不过。2011年8月，王木清旗下正通汽车上演了一幕经典的“蛇吞象”收购：排名第20的正通，以55亿元收购了排名第9的中汽南方，国内汽车流通领域第一大并购案由此诞生。彼时，深圳中汽南方公司资产净值达6.1亿元，税后利润为2.679亿元。因此，正通为何豪掷巨资55亿元，让人感叹有钱的同时，也颇令人费解。一位经销商集团负责人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很难再在一线城市开新的店，一方面是土地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厂商的商务政策有关。而二、三线城市的土地也十分有限，因此，能拿到地块，同时能申请下汽车品牌，都需要考验经销商的实力。而中汽南方拥有大量豪华车品牌的经营权，包括路虎/捷豹，沃尔沃，英菲尼迪和讴歌等豪华品牌，经过多年的经营运作已经非常成熟。所以，“正通买的不仅是销售渠道，更是地段、豪车品牌等资源。”为什么豪车成了正通追求的目标？据了解，中国代理在整个体系流程中占据强势的地位。有从事进口豪车销售的内部人士透露，进口豪华车价格之所以高，除税收方面的费用外，代理商和经销商赚取巨大利润。2014年就有媒体报道指出，以一辆路虎揽胜5.0 V8顶配车型计算，其裸车海外售价约为52万元，假定运输仓储费用约为3万元，到岸价格约为55万元，汽车到达海关港口，需缴纳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共计79.06万元。总体算来，一辆路虎揽胜5.0顶配版车辆完税价格不到135万元。但最终该车型终端售价高达279.8万元，这就意味着，中国总代理和经销商在这一辆车上共赚取人民币约为144万元。所以，营业额虽低于中汽南方的正通汽车在盈利率上却堪称顶尖。据了解，正通汽车在收购当年营业额为76.11亿元，居经销商百强中第20位，但其主营品牌是宝马、奥迪、保时捷等销量大的豪华品牌，毛利率高达10%。现今，62岁的王木清已经退隐，正通真正的掌门人是“少帅”王伟泽。他的习性同父亲一样，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与媒体绝缘，是天生的记者“杀手”。内部员工说，“要采访王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名字最初出现在报纸时，甚至被错写为“王伟德”。他偶尔也出席4S店的开业活动，观看公司组织的篮球球赛，但几乎不留下任何影像资料。曾经，公司员工发了一条关于“董事长亲笔签名的篮球”的微博，微博照片上，“王伟泽”这三个字很模糊。但少帅赚钱的手腕并不含糊。现在，正通的业务不仅包括4S经销业务（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供应链业务（汽车相关服务及润滑油贸易），还有金融服务业务。其中，东正汽车金融属于公司汽车金融业务分部。至于汽车金融，又是豪车代理商的另外一种游戏了。受汽车购买力疲软所影响，2019 年豪华车销售预计将开始减缓，正通的新车销售将迎来缓慢增长。此外，豪华车累计存货及折扣率持续加大或拖低经销商毛利率。但中国汽车金融政策放宽松，这或将利好于汽车公司金融业务发展。所以，2018年11月22日，正通汽车发布公告，公司申请东正汽车金融H股在联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完成后，东正将仍为公司的附属公司。根据聆讯资料，东正汽车金融成立于2015年3月，由正通汽车及东风分别持股95%及5%，主要提供汽车金融产品和服务以购置多元化的豪华品牌汽车。倘若东正金融在香港成功上市，金融业务将于 2019 年加速发展，这将抵消正通部分经销商业务放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去年，好莱坞制作了一部全亚裔班底的主流商业电影《摘金奇缘》（又名《疯狂的亚洲富豪》），北美仅上映一周票房突破4500万美元。“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了。”这句话出自14世纪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他在印度见到当时中国富商后发出了感慨，这句话也同样出现在《疯狂的亚洲富豪》原著小说中。我们或许会说，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但豪车永远是我们想象有钱人画面时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所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标配。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那些豪车都卖给谁了，究竟是怎样卖出去的，尽管豪华汽车销售背后的暴利和垄断曾经数次惊动发改委，但有资金实力、有人脉关系，有运营经验，有圈内资源，豪华汽车经销商何愁卖不出去车呢？对于所有的豪车代理来说，富有，永远是一个钱生钱的生态链游戏。

监管三轮封堵难阻套利需求 券商助力投资者“绕标”依旧

导读绕标交易需求也在悄然升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部分券商目前仍在提供绕标交易服务。经历了多轮监管博弈，绕标活动仍然被券商所推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独家获悉，部分券商仍然在悄然提供“绕标”服务，而此前三种绕标模式已经被监管层所封堵。所谓绕标操作，是指投资者利用信用证券账户的交易方式，放大杠杆买入非融资融券口径下的标的股票。2月18日，一位提供绕标服务的券商人士表示，目前的绕标模式需要通过融券模式实现，加之规避监管的需求，因此该模式目前主要面向资金量较大的客户提供。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同时获悉，部分券商内部也在论证绕标交易的合规性。有券商人士认为，绕标交易的操作在法理层面属于投资者利用系统机制的自发行为；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券商若在该模式中存在为投资者绕标提供便利的情形，不排除监管层会对此采取措施。三轮封堵背后春节过后，A股市场活跃度的提升正在刺激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上行，Wind数据显示，上证指数自2月11日以来累计涨幅已达5.20%。市场回暖下，绕标交易需求也在悄然升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部分券商目前仍在提供绕标交易服务。“目前有不少高净值客户询问绕标模式的，有的还希望能够通过绕标实现T+0交易。”2月18日，上海一家业内营收排名前20%的券商表示，“我们现在也能通过一些方式实现绕标交易。”2月18日，另一家上市券商人士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询问时，亦表示，“我们目前可以提供绕标业务。”事实上，绕标交易一直处在合法性留白的争议地点，但自2015年以来，监管层已连续三轮封堵绕标模式。早在2015年，监管层叫停了两融回转模式下的绕标交易——即两融客户通过融券卖出、融资买入、现券还券的方式了结负债，随后可以以融券卖出的现金来投资融资融券标的范围以外的证券。两年后，业内再度衍生出利用负债“先借先换”的偿还顺序的绕标模式，即通过H股ETF、黄金ETF等可实现T+0交易的融资融券标的来腾出“自由现金”购买非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最早的绕标方式被禁后，很多客户选择了股权质押，但股权质押的便利性和成本优势并不明显，所以新的绕标模式也应运而生。”2月18日，华中一家券商营业部负责人表示。然而该模式也很快遭到监管层的遏制，在窗口指导下，多家券商纷纷叫停了H股ETF、黄金ETF等产品的融资融券服务，进而实现对该交易行为的第二次封堵。监管封堵与套利创新的赛跑并未休止。很快，一种账户转移的绕标模式再次出现——在该模式中，投资者利用信用账户买入ETF证券，而后划转至普通账户进行卖出，从而腾出现金实现变相绕标交易。去年底，该模式迎来监管层第三次封堵。2018年11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结算）修订《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明确“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不得买入或转入除可充抵保证金证券范围以外的证券”。虽然历经三轮封堵，但如今绕标交易服务仍然被部分券商所提供。一位提供绕标交易的券商人士介绍称，目前绕标模式仍需融券操作配合——该过程中，需要券商来提供足量券源，因此该业务目前并非广泛推广，仅面向部分大客户提供。“主要是融券的券源额度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并非给所有客户都提供这项业务，通常是有客户来询问，然后再具体碰方案。”该人士表示，“如果资金规模足够大，也能在费率等方面享有一些优惠。”合规性争议在业内人士看来，绕标模式仍然存在的原因，和投资者提高投资杠杆、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便利性的需求有关。“通过两融绕标的便利性比较高，往往一个交易日就能完成，股权质押业务则需要一事一议，相比之下更麻烦。”北京一家上市券商人士表示，“有的绕标需求来自大股东，这样也省去了公告的麻烦。”与此同时，券商也有足够利润动力鼓励客户开展绕标交易。“绕标模式下，一方面能够争取客户，另一方面绕标往往需要多次融资、融券交易方能实现，因此这有助于提供券商经纪、两融的交易量，增加佣金收入。”上述营业部负责人表示。不过前述券商人士也指出，绕标模式仍然存在一定风险。“虽然绕标大多只能融到自有资金的三分之一额度，但投资者的本金可能也来自于拆借。”该券商人士指出，“如果投资于高风险股票，则有可能存在对券商的逾期风险。”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部分券商内部也在对绕标的合规性进行讨论。较多的看法是，绕标属于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违规，而券商方面则并无过错。“对券商来说，投资者的绕标并不构成其违规行为。”华中一家券商合规人士表示，“券商虽然有客户适当性管理和监控异常交易的责任，但是绕标交易是利用两融系统的漏洞，并不会造成维持担保比例下破规定范围，而这种情形并不违反适当性管理，也不构成异常交易，因此券商不从中承担责任。”在其看来，由于监管层并未出台正式文件对绕标行为进行明确，因此绕标本身也具有合规上的模糊性。“绕标和场外配资不一样，虽然监管层面有讨论，但并没有证监会、协会或交易所的明文行为，所以绕标本身的合规性十分模糊。”上述合规人士表示，“从合同来看，投资者利用融资金额买入非两融标的股票，这显然违反了和券商签订的两融合同，但如果券商放弃追究权利，则并不会带来实质影响。”“绕标交易大多数都是券商支持和提供的，比如融券时所需要的标的和券源，甚至业务模式也大多来自券商方面的研究和供给，如果监管层找到证据证明券商在绕标过程中提供便利，不排除会对这些券商采取措施。”前述北京地区上市券商人士表示。

量化对冲私募成为今年私募招聘主力，期权投研人才成“抢手货”！

去年“私募一哥”王亚伟旗下的千合资本日薪百元招聘量化投研助理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猪年伊始，各大私募也开始储备人才，从招聘情况来看，量化对冲私募成为今年私募招聘市场的绝对主力。值得注意的是，期权投研人才成为私募新年招聘的“抢手货”，有私募一次招聘5名期权策略人才，而尝试新策略是私募大佬们今年的最新动向，不少私募开始研发期权策略而开始大量招聘期权人才。量化对冲私募成私募招聘主力2018年的A股市场对于投资者而言是个伤心之年，沪指年跌幅24.59%，不过大调整之后往往也意味着大机会，A股市场在2019年迎来了久违的上涨，尤其是在春节之后，沪指上涨逾百点。在资金的火热助推下，沪指收复了半年线，重返2700点，而市场的回暖，也使得私募基金跃跃欲试，在积极加仓抄底之外，私募基金还加快了人才的储备，为市场上涨做积极准备。春节后，不少私募基金早就开始广发“英雄贴”招揽人才，从市场各大招聘网站的招聘信息来看，私募今年招聘的人才中多以量化对冲私募为主。上海千象资产招聘期权量化策略研究员/投资经理，宁波灵均投资在招聘量化策略基金经理/高级研究员，上海洛书投资也在招聘量化交易员。2018年A股市场的大幅波动令广大股民头疼不已，私募股票策略基金以平均亏损15.93%在私募八大策略中垫底，而在下跌市场中，量化对冲私募却录得了3.60%的平均收益率。或许正是由于量化对冲策略在市场下跌中的优势，使得不少私募基金积极向这一策略靠拢。实际上，去年“私募一哥”王亚伟的千合资本招聘量化投研的事情引起市场关注之外，“华夏系”另一投资大佬胡建平的拾贝投资也在招聘量化投研人才，包括量化工程师、量化策略研究员等，拾贝投资是以股票策略为主的私募基金。实际上早在2018年4月25日，知名私募北京睿策投资打算全面清盘旗下主动管理产品，公司解释为现要全面转型做量化对冲策略投资，所以要将产品清盘。近期不少量化策略私募介绍，期指恢复常态化，更多的私募基金逐渐参与进来。与多位私募基金经理交流中就了解到，股票策略私募在2018年中吃了不少亏，产品回撤较大，而在今年也准备做些改变，公司在今年想在量化对冲策略方面做些尝试，在策略条线上进行一些扩充，人才这块正在积极准备。对于尝到甜头的量化对冲私募基金而言，则是想在2019年加大对量化对冲产品的发行。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2019年将可能是量化对冲私募基金的“大年”。期权投研人才成“抢手货”在做多策略全面失效的情况下，今年以来不少机构开始研发期权策略。如果一年前很多私募和机构投资人关注期权的话，他们会发现期权市场容量太小难以参与，又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研发。但近几个月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市场交投活跃起来，期权交易出现火爆行情，尤其是未来再增加新品种的话，那么期权完全有容量作为机构投资的主策略，不少私募都在投入成本做研发，甚至未来当作主策略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澳普森投资今年伊始就开始了招聘，从其招聘对象来看，均是期权交易员，而且一次性招聘了5名交易员，而其对所招聘的期权交易员的要求是对期权交易下单，要求准确、快速执行交易指令，有志于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强烈的成为交易高手的意愿，对基本面、技术面有深层次的分析理论与资金管理技巧，有稳定操盘盈利能力，操作过大资金经验的优先。无独有偶，上海千象资产也在招聘期权量化策略研究员/投资经理，资质要求985/211名校毕业，理工科或金融数学、金融工程背景，硕士博士优先。另外要求2年以上券商自营、公募、私募量化策略研发、投资经验，有成熟策略及实盘交易记录者优先。另外，上海财浪投资也在招聘衍生品投资经理，主要负责场内期权交易及场外期权定价，负责期权期货的对冲交易操作，要求是从事期权相关工作1年以上。平方和投资也挂出期货期权策略高级研究员/投资经理的招聘广告，要求是设计开发期货、期权等策略并参与实盘交易，参与开发与维护量化交易平台。宁波灵均投资也开启了量化策略基金经理/高级研究员的广告，岗位职责是研究国内股票、期货及期权等二级市场品种，设计交易策略并参与产品实盘交易。上海洛书投资也在招聘量化交易员，负责每日高频交易系统盯盘，对于任职要求是国内外知名院校硕士以上学历，博士优先。2年以上期权量化相关工作经验，有完整策略开发及实盘经验者优先。

理财产品刚兑情结难消 银行变相刚兑操作频现

新年来，银行理财业务违规操作频现。2月18日，河南银保监局周口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建设银行周口分行用流动资金贷款承接本行不能到期兑付的理财产品，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处以25万元罚款。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贷款人应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固定资产、股权等投资，不得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流动资金贷款不得挪用，贷款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检查、监督流动资金贷款的使用情况。对于上述违规行为，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表示，在资管新规环境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严格禁止刚性兑付的承诺，因此，以流动资金贷款承接到期未能兑付的理财产品，属于违反相关监管规则的刚性兑付操作。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金融专业律师刘鹏认为，关于银行理财业务与自营的信贷业务相分离的要求，早已有之。上述银行的行为均是违反了监管规定，存在刚性兑付的嫌疑，但更主要的受处罚原因，可能是因为没有按照监管要求实现两类业务的隔离。事实上，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银行理财变相刚兑并非孤例。2月1日，日照银保监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日照银行办理贸易背景不真实的贴现业务、贷后信贷资金监控不到位、违规为本行理财产品提供融资、未按规定进行信息科技风险管控，罚款155万元。1月24日，银保监会金华监管分局罚单显示，建设银行金华分行因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信贷资金挪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信贷资金挪用于股权投资，被罚款人民币70万元。1月22日，湖北银保监局机关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对“自营资金与理财资金未进行风险隔离，自营资金通过多项资管计划承接本行理财资金投资风险”违规问题负承办责任，被监管给予警告。更早之前，2018年10月，晋商银行临汾分行存在违规用信贷资金变相承接本行到期理财产品的违法违规事实，被罚款20万元。根据上述罚单，此类罚单主要涉及银行违规情况包括：为银行理财产品提供融资或担保；理财产品之间未能实现相分离；银行自营资金与理财资金未进行风险隔离，以及自营资金通过多项资管计划承接本行理财资金投资风险等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直言，“这类违规行为比较普遍，因此，对理财业务进行严格监管是必要的。”在分析人士看来，虽然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性兑付，但银行理财的投资者多属于风险厌恶型，短期内银行理财还是会想方设法刚兑。1月17日，广发银行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发布《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在投资理财产品时，过半家庭不接受本金有任何损失，刚性兑付要求较强。数据显示，54.6%的家庭不希望本金有任何损失，同时又期望较高的理财收益。“上述银行行为属于变相的刚性兑付。目的在于吸收更多的金融资源，增加理财产品的竞争力，银行也是出于无奈。”吕随启也表示，理论上，打破刚性兑付是方向，也是市场化的必然选择，但是现实中，做到还不是那么容易。寄望于短期能够完全实现是不现实的。黄志龙指出，前两年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将在2019年进入到期兑付高峰期，加上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到期难以兑付的现象将越来越多。不排除许多商业银行为了维稳的需要，通过变相操作，保证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对于此类操作，监管部门为了维护资管新规的法律权威，势必严厉打击相关违规操作，监管部门也需要采取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来应对这类到期未能兑付的理财产品。

秋林集团炸雷：正副董事长失联 3位大股东股份遭冻结

导读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同时失联，这也符合刑事案件的特征，不排除董事长、副董事长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能性。1报告董事长！……咦？董事长不见了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日渐严峻，公司董事长跑路时有发生，但是你们听说过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一起跑路的事吗？日前，在A股就发生了这种奇葩事件。2月12日，秋林集团接到天津市公安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冻结股东嘉颐实业、颐和黄金、奔马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量分别位列公司第1、第2、第4大股东席位，三者合计持有秋林集团51.62%股权。公司发生了这种大事，并且还是天津市公安局冻结的，秋林集团当然在第一时间就向领导汇报了。意想不到的是，2月15日公司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相关领导董事长李亚、副董事长李建新取得联系。也就是说，秋林集团正副两位董事长双双失联了！2公安机关介入必有大事发生嘉颐实业、颐和黄金、奔马投资等三大股东股权被冻结之后，正副董事长在这种关键时刻又“恰巧”失联，你要说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没有，小券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尤其是这件事还涉及到公安机关。公开资料显示，秋林集团失联的正副董事长和被冻结股份的三大股东有着一定关联关系。让我们先来捋一捋三大股东的关系，简单来说，嘉颐实业、颐和黄金、奔马投资等三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嘉颐实业虽然为秋林集团第一大股东，但是颐和黄金又是嘉颐实业、奔马投资的控股股东，因此，颐和黄金实际上才是秋林集团的控股股东。另外，秋林集团董事长李亚同时还是嘉颐实业的执行董事，以及奔马投资的监事；副董事长李建新同时担任奔马投资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及法定代表人。从上述资料来看，秋林集团三大股东股份被冻结，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公司的正副董事长“出事”了。据北京商报报道，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表示，结合秋林集团股东股权被冻结的机关来看，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可能涉刑案。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亦表达了类似观点。王智斌指出，公安机关冻结股份，意味着相关股份持有人涉及到刑事案件。王智斌进一步表示，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同时失联，这也符合刑事案件的特征，不排除董事长、副董事长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能性。北京一位不愿署名的律师介绍称，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是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为了达到资产保全目的，对相关人员所持有资产实施冻结或轮候冻结。该律师进而表示，公安机关采取冻结措施，一般是相关人员(或法人)涉嫌刑事犯罪，或被冻结资产涉嫌为赃款或者非法所得。“目前，公安机关很少介入经济纠纷案件。”该律师如是说。3到底谁才是秋林集团的实控人在小券对秋林集团的背景资料进行深扒以后，发现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目前秋林集团的控股股东是颐和黄金，而颐和黄金的实控人是持有该公司超过50%股权的平贵杰，因此，明面上看，平贵杰是秋林集团的实控人。资料显示，平贵杰出生于1980年，是一名实实在在的“80后”，正常来说，实控人年轻点也无可厚非，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中“90后”都开始成为公司的创始人了。然而，小券注意到，在2016年，上交所曾向秋林集团发《关于对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有关事项的问询函》，其中有一点提到“请你公司结合2016年1月1日《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公告》的有关内容，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李建新进行函证，说明是否需要对前期信息披露进行更正或补充。”很多人看到这就会有疑问，上交所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公司的实控人是谁，难道公司自己还不清楚吗？原来，在此之前就有媒体报道称，秋林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建新让一个80后的手下平贵杰代持价值三十多亿股权。对于这件事，秋林集团自然是极力否认，声称“李建新为秋林集团真正实际控制人报道不属实，秋林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平贵杰先生。平贵杰、颐和黄金、奔马投资的股份不存在代持情形”。现在秋林集团的大半股权被冻结，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李建新失联，公司处于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实控人”平贵杰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只是让总裁潘建华代行公司董事长。这种时候实控人难道不应该出来主持大局的吗？至于李建新为何失联，仅小券所了解能够确定的是，在2016年10月28日，秋林集团前董事长刘宏强亲自赴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2015年5月30日，秋林集团高管按照秋林集团实际控制人的安排，带领多名工作人员，来到秋林集团控股股东颐和黄金的全资公司——洛阳颐和今世福珠宝集团公司，分批拿走了批发价合计2.5亿元的翡翠等货品，长期不付款，未依法向股民公告等违法事实。此外，还有其他关于秋林集团实控人的举报材料，但未经证实，小券不便在此公开。不过小券相信，等这次事件真正的结果出来以后，大家应该就能知道谁才是秋林集团真正的实控人了。

券商交易模式常规化引托管模式变革

　　目前已经实现托管的银行有江苏银行、渤海银行、宁波银行等。“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是较早接受券商交易模式的托管行。”　　近日，新基金公司试点的券商交易模式由试点转入常规，这意味着未来新基金公司都将采用券商交易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改变将直接引发托管模式的变革。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目前银行对于采用券商交易模式基金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改变，一些原本不愿意托管此类模式基金的国有大行态度开始出现松动，而在主流托管行中最先托管此类基金的是招商银行。　　目前券商交易模式下主要有两种托管模式，券商交易券商托管模式和券商交易银行托管模式。Wind数据显示，就目前的托管情况而言，恒越基金、合煦智远基金等公司发行的一些基金采用了券商交易银行托管模式，中庚基金等公司的一些基金采用了券商交易券商托管模式，而发行基金数量较多的基金公司，例如博道基金、国融基金、凯石基金等公司则分别采用了这两种模式。　　就当前托管情况来看，采用券商交易模式基金的托管银行主要是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目前已经实现托管的银行有江苏银行、渤海银行、宁波银行等。“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是较早接受券商交易模式的托管行。”有业内人士介绍，除此之外，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徽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也陆续有意向尝试托管此类产品。　　在较长时间内，愿意参与券商交易基金托管的银行较少，且大多为自身销售实力相对有限的城商行。“这些城商行本身的销售能力有限，对于银行自身来说，肯定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托管基金产品。”基金业内人士表示，但是对于基金公司而言，他们肯定更希望能够借助那些大银行更为强大的渠道优势。　　“国有大银行一直不愿意托管这些产品。”另一位基金业内人士介绍，他分析，由于采用券商交易模式的基金公司大多为新基金公司，新发基金量本来就少，大部分新公司也缺乏历史业绩，要拓展银行渠道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券商交易模式则加大了这些新公司与大银行之间的“鸿沟”。“对于国有大行来说，这些新基金公司发行的新基金在总体体量上比较有限，吸引力本身就不足。”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此前有国有大行明确表示不会托管券商交易模式的产品，但是近期这一态度出现了松动，已经有国有大行愿意与基金公司商谈券商交易模式下产品的托管。“不过，目前国有大行还没有明确的态度出现。”　　对此，有基金业内人士分析，未来大银行逐步接纳此类产品可能会是大势所趋。“对于银行而言，一旦确定了券商交易模式未来会成为基金行业交易结算模式的主流趋势，那么他们可能也就会有意愿为之做出调整。”　　最先明确态度的是招商银行。前不久，招商银行率先托管了券商交易模式产品。2019年1月3月，博道基金的首只银行托管的券商交易模式基金博道中证500，成立规模是4.3亿份。而据Wind统计，此前招商银行托管的唯一一只券商交易模式产品是东方阿尔法精选，而该产品是在成立近大半年后通过转换交易模式才成为券商交易模式产品的。　　“招商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中比较愿意托管此类产品的银行。”有业内人士介绍。但同时他也表示，招商银行对于托管产品的要求很高，合作仅限于少数基金。“招商银行一般只选择他们认可的基金合作，他们对基金历史业绩等各方面的要求很高。”因此，对于不少新基金公司而言，寻求与招商银行的合作依然较难。

深交所：鼓励基金管理人开发基金产品

　　日前，为促进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市场发展，做好基金产品开发和创新工作，加强创新产品风险防范，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产品开发与创新服务指引（2019年修订）》（下称《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深交所2014年11月18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产品开发与创新服务指引》同时废止。　　《指引》中的创新产品，是指在基金管理人、投资者权利义务、投资 范围及风险收益特征等一个或多个方面与深交所已上市基金存在重大差异的基金产品。　　《指引》明确，在审慎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基金管理人开发基金产品，支持基金管理人开展产品创新，并为基金管理人提供优质服务。原则上允许多家基金管理人开发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申请开发的基金产品，经深交所认定属于重大创新或对深交所基金市场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可予以适当期限的保护。

TCL私有化迷雾：李东生和TCL家底揭秘

2019年，TCL有个瘦身计划，或者说乾坤大挪移。2018年12月8日，TCL集团公布了庞大的资产重组方案，想大刀阔斧地简化上市主体的业务架构。市场轰动，61岁的TCL掌门人李东生始料未及，他觉得这是做精主业，但有声音质疑这是贱卖上市资产。深交所发函，提出了整整31个问题，想确认交易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TCL答复了200多页。1月7日，TCL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全部14项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通过。这次左手右手腾挪的交易，李东生筹划了很久。想看清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得从头说说这家企业。资产私有化TCL前身为中国首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TTK），从录音磁带生产拓展到电话、电视、手机、小家电、液晶面板等领域。2017年营收、净利润分别为1116亿和35.5亿。2019年2月中旬市值在450亿左右，这与早前董事长李东生提出的“1000亿目标”相差很大。2018年12月8日，TCL集团抛出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根据方案，TCL集团拟以47.6亿元向TCL控股出售TCL实业、惠州家电、合肥家电、酷友科技等8家公司股权。交易完成后，TCL集团旗下消费电子、家电等智能终端业务，以及相关配套业务被剥离，营收将下降50%以上，上市公司核心主业只剩导体显示产业。李东生显然对TCL市值不满意，才通过关联交易把上市公司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私有化。不到50亿买回年营收超过500亿的资产，还有大片位于广州、深圳的厂房、办公室和宿舍。李东生有可能谋划再组建合资公司，并谋求科创板上市。“阿波罗计划”1980年，在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1981年，这家公司与港商合资成立了“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录音磁带。1982年，刚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来到了只有四十人的TTK做技术员，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车间主任。三年后的1985年，李东生进入惠州工业发展总公司任引进部部长，算是另一种“学而优则仕”。1989年，TCL电话机产销量跃居全国第一名。1993年，以固定电话机产销为主营业务的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深交所（代码000542.SZ），成为国内通讯终端产品企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李东生也在1989年回到TCL，但还不是主角。直到1992年TCL重组，分别设立通讯、电子和房地产三大集团。李东生接手电子集团，TCL王牌彩电一炮而红，杀入全国销量前三甲。1996年，39岁的李东生凭借骄人业绩取代张济时成为TCL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4月，惠州市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李东生为首的管理层与政府签署了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按照该协议规定，TCL截至1996年底的3亿元资产全部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环比增长)；如果增长10%-25%，以李东生为首的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增长25%-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由于不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而10%的增长承诺又能让国有资产“旱涝保收”（当时国企的净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3%多），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5年后李东生领导下的TCL管理团队交出了令各方满意的答卷：国有资产增长了2倍、每年给政府分红1亿元、缴税7亿元。2002年4月16日，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暨首届股东大会在惠州举行，公司变更为“广东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政府由重组前持股58%的绝对控股股东，变为持股40.97%的相对控股股东。TCL集团引入的东芝、住友、金山、南太和Pentel等五大战略投资者合共以现金购买了18.38%的股权。李东生为首的管理层占到25%，非管理层、非战略投资者的原有其他股东持有15.65%。与TCL背景相似的长虹、海尔、三九、健力宝、华晨、伊利、格力……都没能很好地解决产权问题。回过头来看，只有联想、TCL相对成功。无怪乎TCL把这场股权重组称为“阿波罗计划”，对经营者来说难度真的不低于登月。李东生“登月”成功有三个要点：首先是做到六个字“放弃、保证和承担”，即彻底放弃有归属争议的资产、保证未来资产的增值、风险在可承担范围内。其次是“恪守政治安全底线、确保改制合法性”的操作原则。为保证“一百年有效”，他们宁愿吃点儿眼前亏。按广东当时的惯例用于购买本公司股份的奖金可不交税，但如果占这个便宜，将来的股权可能不保。于是，TCL集团的员工奖励购股全部交税。管理层全部以自然人的身份持股，没有匿名持股，这也是安全、规范、可以得到法律保护的做法。最后，引进战略投资者让客人见证公道，将产业升级、企业国际化战略与MBO（管理层收购）有机结合。三个茶壶两个盖儿TCL集团旗下固定电话业务于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即TCL通讯（000542.SZ），现已注销。1999年12月，彩电业务在香港主板挂牌，即TCL国际（1070.HK），现已更名为TCL多媒体；IPO的发行价为1.75港元/股，发售新股6亿、募集资金10.5亿港元。那时TCL旗下业务出现了另一个亮点——手机。1999年3月，万明坚博士奉命自立门户，执掌刚刚成立的“TCL移动”（母公司是TCL通讯）鼓捣手机业务。当时集团内看好的人不多。2000年，TCL手机销售达到22万部、营收2.5亿港元；2001年劲升到125万部、营收20亿港元。2002年，TCL移动手机销售再升400%，突破600万部。彩电、手机成为TCL两大支柱。2002年3月，万明坚升任上市公司TCL通讯总经理。2003年手机销售近1000万部、营收94.5亿元（彩电业务营收130亿）、毛利润19.6亿。这一年，TCL手机以9.31%的市占率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八的手机生产厂商！随手机业务的成长，TCL集团方面不断增持在TCL移动的权益，透过两家上市公司间接持有TCL移动37.3%的权益。手机业务其实是TCL无心插柳的成果，原本被寄予愿望的是IT业务。当初万明坚想配辆“富康”都没能如愿，IT业务却烧了5亿。在多元化、国际化欲望强烈的驱使下，TCL还进入电工、PC制造、远程教育、系统集成、ERP、有线电视增值服务、网站及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行业。到2002年，彩电的利润趋薄、电工没落、白色家电刚刚起步，信息产业遭重创，只有手机“意外”地成功了。李东生曾说“手机救了我”。尽管对新业务的洞察能力下降，但李东生已修炼成资本运营高手，他的下一个目标是TCL集团整体回A股上市。最终敲定的方案是：TCL集团吸收合并TCL通讯、前者整体上市后者退市。TCL集团将公开发行两部分股票：5.9亿新股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4.04亿股向TCL通讯流通股股东定向发行，作为吸收合并TCL通讯股份的对价，TCL通讯退市并注销。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整体上市获得成功并以新代码——000100.SZ挂牌交易，成为股市黯淡天空中耀眼的“明星”。TCL集团整体上市有另一重深意：位于“帝国”顶端的TCL集团股东结构复杂、股权含金量低且无法自由流通或变现。只有成为公众公司，旧股东才能套现退出，股权结构才得以优化并且“固定下来”。股市圈钱是小、确立管理层及持股员工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动机。TCL集团上市不到四个月，TCL移动业务被刚刚注册的开曼公司TCL通讯控股。2014年8月，TCL通讯控股以介绍方式“不圈钱上市”，代码2618.HK。拆分TCL移动的工作大功告成。TCL如愿以偿地在深圳和香港拥有了三家上市公司:TCL集团（00100.SZ）、TCL国际（1070.HK）、TCL通讯控股（2618.HK）。当时TCL旗下能赚钱的业务只有彩电、手机两项，却搞出三家上市公司。“三个茶壶两个盖儿”，李东生是高手。自视功高的万明坚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TCL手机业务将拆分出来、单独到境外上市。但这会摊薄TCL集团在手机业务的权益，为确保整体上市大局，TCL高层信誓旦旦地表态：TCL移动公司拆分上市只是万明坚的个人想法。由于过分高调、太有想法，TCL元老们最终下决心“舍掉”万明坚。2004年12月9日，TCL集团外宣布“TCL通讯董事长万明坚以肺部不太好的健康原因宣告离职。”后来万明坚曾在长虹短暂出现，然后淡出江湖。到了2006年，TCL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惠州市国资委间接持有TCL集团12%以上股权，仍为“实际控制人”。公司2008年报中还称“惠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2009年TCL集团定向增发3.5亿股，李东生个人认购6310万股。第一大股东惠州市投资控股持股比例从12.7%降至11.19%，TCL集团就此宣布“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多年殚精竭虑，借股权分置改革的“东风”，适时启动定向增发，TCL集团终下摘下了“红帽子”，不是国有企业了。2010年，TCL集团再次定向增发13亿股，李东生个人认购7225.4万股，惠州投控股认购8672万股，但仍不是实际控制人。买来的猪肉贴不到身上与各路资本周旋多年，李东生的资本运营技巧可谓炉火纯青。既然孵化彩电、手机这样的明星产品不容易，那就买买买。2004年，TCL收购Thomson的电视机及DVD业务，组建合资公司TTE。合资公司资产规模达4.5亿欧元，TCL股比为67%。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兼并世界500强旗下的主流业务，TCL一跃成为“国际化标兵”，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李东生入选“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迎来人生高光时刻。2004年1月29日，TCL和法国汤姆逊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图/视觉中国但其实Thomson的长项——CRT(阴极射线管)技术已被时代抛弃，CRT彩电迅速被液晶平板电视“踢出市场”，TCL成了“国际冤大头”，但李东生从来不承认。2004年TCL还投资5500万欧元和阿尔卡特Alcatel组建合资公司。TCL集团2005年报中这样描述：“经过整合，旧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外销比例超过70%，对比国产厂商，建立了相对竞争优势。”众所周知，几年后功能机被智能机取代，诺基亚都溃不成军，不过Alcatel的海外渠道却有很高的价值，TCL得以长期雄踞“中国手机厂商海外出货量第一”的宝座。2008年，TCL手机、手机配件及数据卡总销量为1369.5万台，其中1196.9万台销往海外，占比87.4%，扣非净利润约3250万元。2009年，海外销量占比82.8%，这一年TCL通讯营收仅为38.3亿，相当于2003年的40%，净利润也只有2028万。扣非净利润7745万，扣非净利润率2%。换言之，TCL通讯的国际化含金量太低。巅峰时期的2015年，TCL通讯全球出货量达8355万台。但好景不长，随着小米、华为等中国品牌纷纷出海，TCL在海外市场节节败退。2016年全球销量降至6877万台、2017年进一步降至4388万台。2017年，TCL一面裁撤人员降低成本，一面与黑莓联手，图谋高端市场。从两宗跨国并购来看，李东生算是机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并购掌握“尖端技术”及销量渠道，但“买来的猪肉贴不到自己身上”。其实真正尖端、有前途的技术怎么会被“菜鸟”买到？只有像华为那样“以头哄地”研发出来；布局海外销售渠道的先发优势也不是牢不可破。收缩战线李东生在解决所有权问题上表现出“大智大勇”，用两块业务“玩出”三家上市资本的运营手法炉火纯青；但TCL系列大手笔海外投资不算成功。尽管李东生嘴硬，但财报却“不给面子”。2005年，TCL集团经营亏损14.5亿，由子公司少数股东承担亏损后，母公司净亏损3.2亿元。2006年，TCL集团净巨亏增到19.3亿，其中欧洲区彩电业务亏损25.96亿，TCL集团按股比“分享”10.06亿。2007年TCL戴上了“ST”帽子。2007年，TCL集团营收不到400亿，却涉及多媒体、通讯、家电、房地产、物流等众多领域，业务遍及全球。又经过十年的蹉跎岁月，TCL战线收缩，业务架构精简为“6+3+1”，即6类产品（多媒体、通讯、家电、面板、通力电子及商用产品）、3项服务（互联网应用、销售及物流、金融业务）和创投。从架构图上看，核心业务在“半导体显示”及“智能终端”两大板块，前者包括“华星光电”面板和“通力电子”，大体属于新兴业务；后者是TCL经营多年的彩电、手机、家电三大业务。下面着重详解一下彩电及手机两大业务。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智能电视彩电是TCL起家的核心业务，后来又加进DVD等AV产品，构成多媒体板块并装入香港主板上市公司TCL电子（1070.HK）。TCL多媒体业务滞涨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该板块收入336亿，占总营收的63%。2007年收入跌至207亿，占营收的53%。又过了十年，2017年TCL多媒体业务收入不过353亿，较2005年增长5%，折合年均增长0.4%！2006-2012年这五六年间，彩电行业经历了从CRT(显像管电视)到平板电视的革命。TCL的产品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CRT占比从100%跌到71%（2008年）、再到28%（2011年）。从2012年开始，TCL不再披露CRT的出货量，估计其产品已经完全平板化了。2018年上半年，TCL液晶电视销量1351万台，其中海外市场销量828万台、占比61.3%。历史变革中，抓住机遇的成功者将会获取巨大利益。说TCL在淘汰CRT这场变革中“掉队”，李东生肯定不信服。但要说TCL是受益者，投资人也会不以为然。2005年TCL显像管电视出货2300万台，2017年TCL平板电视出货2377万台，每台电视的均价还从2012年的2080元跌到2018年前六个月的1270元。销量没增、售价没涨，TCL受了什么益？2004年收购Thomson的意义何在？Thomson还带来了DVD业务，最高出货量一度达2000万台，但出厂价折合人民币不到200元。2012年以后，DVD业务从TCL多媒体转移至通力电子（1249.HK）,2017年销售收入约6亿元。彩电毕竟是TCL起家的业务，虽然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还是稳住了阵脚，2017年LCD电视出货量居全球第三、市占率10.9%，净利润7亿，净利润率2.9%。从走势看，TCL多媒体效益呈现持续改善，净利润率稳步提高。但净利润率不到5%，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陷入亏损，暂时不能称之为绩优股。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TCL销售了1512.7万台智能电视。按照互联网思维，每卖出一台智能终端的同时就获得了一位忠诚用户，智能电视是进入客厅、“俘获”全家人的利器。总之，智能电视业务是TCL旗下最有价值的资产，私有化后李东生可待价而沽。手机业务主要价值在渠道曾立下“救驾之功”的TCL手机业务真是大起大落，2003年销售额一度逼近百亿（94.5亿），2009年跌破40亿，2014年再一举达到245亿、占营收的24%。这拨“大起”主要走的是与运营商合作，与国内“中华酷联”火爆一时同理。但在华为、小米等品牌高歌猛进之时，TCL节节败退。2015-2017年连年负增长。2017年，TCL通讯收入跌破150亿、占营收的13%；2018年上半年收入46.6亿，同比下降32.1%，只占营收的9%。李东生在2016年报中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TCL通讯哪里是逆水行舟，分别是顺流而下！TCL通讯将手机、手机配件、数据卡销量打包在一起披露。2005年总出货量为1090万台；2011年总出货量4362万台，其中智能手机137万台（这是TCL首次披露智能手机销量）；2015年，总出货量达到创纪录的8355万台，其中智能手机4800万台；2016年起总出货量急剧下滑，2018年上半年仅为1371万台，同比下降35.3%。TCL通讯的市场主要在海外，2013年海外市场收入占比91%，2015年为89%。2016年起，TCL通讯既不披露海外收入占比也不披露智能手机出货量。前者恐怕太高，难以启齿；后者恐怕太低拿不出手。TCL通讯以Alcatel、TCL及BlackBerry三个品牌卖手机，即便2018年上半年的1371万台“通讯设备”全部是智能手机，TCL通讯也是行业内无足轻重的角色了。由于面对运营商的议价能力弱，当关键零部件价格上涨时TCL通讯只能吃“哑巴亏”。2014年、2015年，TCL通讯净利润分别为8.64亿和8.53亿。2016年，息税折旧摊销前（EBITDA）亏损4.74亿，2017年语焉不详只说“全年大幅亏损”，2018年上半年号称“同比大幅减亏”。TCL手机业务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力”不够，尽管从Alcatel接手后又进一步拓展了的海外销售渠道很有价值。液晶面板业务救驾多媒体业务效益时好时坏，手机业务陷入亏损，华星光电的液晶面板项目担起“救驾”的重任。TCL投资的8.5代液晶面板项目于2011年10月开始量产，陆续产出28吋、32吋、37吋、46吋、55吋、110吋液晶面板和模组。在为TCL多媒体之外亦为国内外整机厂提供配套，2012年营收72.4亿，净利润3.15亿。2013年、2014年，华星光电销售收入分别为155.3亿和179.6亿，净利润分别为22.6亿和24.3亿。TCL集团效益从此大为改观，2013年华星光电净利润相当于集团净利润的78%，2015年时相当于62%。2016年起，TCL不再披露华星光电净利润，转而抛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不过液晶面板生产是重资产项目，只披露不计建造成本摊销、贷款利息的“利润”有掩耳盗铃之嫌。2017年华星光电EBITDA为114.9亿，相当于TCL集团EBITDA的85.7%。2018年上半年，华星光电EBITDA为41.1亿，同比下降25%。液晶面板业务相对成熟，外表光鲜但略有盛极而衰迹象，刚好可以留给上市公司投资者。

小心了！卡还在身上，钱却被一笔笔刷走

钱包还在身上，银行卡也没少，银行卡上的钱却被一小笔一小笔刷走。近年来，一类利用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即银联卡持卡人在指定商户进行小额消费时无需输入密码或签名即可实现支付）功能默认开通漏洞，进行银行卡“隔空盗刷”的新型犯罪案件正在增多。专家担忧，如银联方面继续保持银联卡相关功能默认开通，此类案件发案率将进一步增长。银行卡还在钱却被一笔笔刷走2018年11月中旬以来，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鱼窝头派出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人盗刷银行卡资金。据事主反映，他们都曾在一条美食街逛街，当时银行卡在自己钱包里，但卡上的钱不翼而飞。据鱼窝头派出所办案民警刘警官介绍，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功能默认开通的漏洞，实施了不法行为。作案手法是将设置好的POS机装进一个普通的男士夹包，然后物色下手对象。“找到合适的对象后，拿着夹包靠过去感应一下。只要感应的距离在5厘米以内，就容易得手。”刘警官说，芯片卡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支付功能，小笔金额的消费不需要输入密码或者签名，只要POS机感应到芯片卡的闪付功能，就会自动付费。“小额‘免密免签’支付的单笔最高限额是1000元，所以嫌疑人每次都将金额设定在999元以下，然后选择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活动，这样走一圈就得利不少。”记者了解到，自2015年银联为新发芯片卡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以来，国内已发生多起利用该功能漏洞实施的“隔空盗刷”案件。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讲述因“免密免签”功能造成盗刷的经历，并表达了对银联和银行互相推诿的不满。微博网友@我就是一堆乱码表示，借记卡因“闪付功能”（免密免签）被盗刷，报警后让找银行，银行又让找银联，银联又让找警察……“免密免签”漏洞可能被滥用“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是此类案件中最大的问题。”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四叶草安全研究院院长赵培源等安全技术专家认为，此漏洞属于硬件底层漏洞，尚无法通过软件升级等方式来规避。因而默认关闭用户的小额双免功能，并为对该功能有需求的用户提供防盗刷卡套，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对于广州发生的盗刷案件，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在回函中说：此次案件属于“个别商户”疑似存在非法活动，已对商户作关停处理。不过记者了解到，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即可买到售价不足千元的授权POS机，随后通过提供他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并利用伪造营业执照，就能轻松通过相关金融部门的审核，这说明相关审核体系存在漏洞，也说明不法“个别商户”可能会不时出现。此外，不少用户对默认开通的“免密免签”功能仍毫不知情，用户端防范意识弱。一些银行在用户办卡时未履行告知义务；银联方面称通过短信、网站等方式的提醒，也可能被用户当做垃圾信息忽略掉。记者随机采访也显示，不少用户并不掌握自己银行卡已被默认开通相关功能，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银联、监管部门均应采取实质性措施2018年银联发布公告称，为提升银联移动支付体验、扩大服务覆盖面，从当年6月起，小额“免密免签”单笔交易限额由300元提升至1000元。银联方面认为，将单笔小额“免密免签”消费限额从300元提升至1000元，是顺应消费形势，并以新加坡单笔限额960元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850元作为参照标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璜认为，当前国内不同地区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银联在国内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在做相应决策时理应进行全面客观的市场调研，并在引起广泛社会争议的情况下，将调研结果提交给主管部门。黄璜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维护金融部门的社会信誉。长期关注银联卡“免密免签”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警方破获的相关案件再次说明银联卡默认开通此项功能的风险。他说，此次“隔空盗刷”的作案方式具有可复制性，银联方面有必要对社会公众作出合理解释，并提醒用户加强防范，而不是反复强调“免密免签”功能的安全性。“2018年初因为‘默认勾选’的问题，支付宝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处罚，银联的‘默认开通’操作与之相似，却没有任何处理结果，不利于‘竞争中性原则’的最终确立。”郭田勇建议，有关部门须尽快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打消舆论猜疑。

揭秘“网贷”如何变“网骗”：自建资金池，大发假标的

（原标题：揭秘"网贷"如何变"网骗"：自建资金池，大发假标的）2018年以来，一度迅猛发展的P2P网贷平台相继“爆雷”，大批投资者深陷非法集资陷阱。仅广东2018年前10月就对总部在省内的67家P2P网贷平台立案，抓获130名犯罪嫌疑人，涉及资金总额高达469亿元，156万投资人卷入其中。号称“收益高、门槛低、操作易”的“网贷”，为何会变成“网骗”？追逃挽损工作进展如何？“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地追踪采访了多起典型案件。自建资金池，有网贷公司人均“吸”一亿元2018年6月，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安稳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突然人去楼空，公司“理财咖”平台无法提现。当地警方办案人员称，该公司规模很小，工作人员12人，但吸收了19亿元公众存款，仅近一年时间就“吸”了11亿元。“这些资金并没有用于‘理财咖’平台公布的投资项目，而是通过借新还旧募集资金、维持周转。由于经营者提取资金数量过大且大肆挥霍，最终引发资金链断裂。”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办案民警说，吸收资金除部分返还投资者到期本金、利息外，经营者通过违规设立居间人账户转走资金，用于购买房产、字画、保险等。设立资金池是几乎所有涉案P2P平台的“通病”。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经侦大队一位负责人说，通过在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开设专用资金账户，先归集投资人资金至账户内，再由平台转给借款方或挪为他用，资金可被任意支配。不少涉案P2P平台还设立关联公司，发布借款项目“自融自用”，一旦投资失败，风险全部转嫁到投资者。2018年7月因涉嫌集资诈骗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立案侦查的“礼德财富”投资理财平台就是一例。该平台控制人郑某森向代办机构购买了多家手续齐备的空壳公司，并用这些空壳公司在平台发标借钱。“一共买了几千家公司，每家花了6000元，营业执照、印章、银行卡、U盾一应俱全。”一名办案民警说。为提高“竞争力”，涉案P2P平台几乎都公开承诺刚性兑付，对违约债务兜底，导致坏账率极高、窟窿巨大，最后“拆东墙补西墙”导致资金链断裂。广州一家涉嫌集资诈骗的平台嫌疑人说：“有一天发现投资人的钱完全给不出来，资金链断了，借新还旧太多，没钱还只能选择关门跑路。”两三千万元的玉标的称超十亿元，有的P图伪造房产抵押证明作为标的物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出事的P2P平台并非都单纯以高息吸引投资者，比如“理财咖”“礼德财富”等平台收益多在8%到16%之间、在借贷市场上并不算最高，但由于包装“精美”，容易使人觉得“安全可靠”。骗取资金达12.5亿余元的“礼德财富”，主要运营模式为借款人以玉石、钢材等质押物进行担保去平台借款。据办案人员介绍，6家担保公司中有5家实际都是平台的关联公司。“担保公司买玉花了两三千万元，却对外声称估值超过10亿元。”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经侦大队一位办案民警向记者展示了多张图片：“20多吨的不锈钢，仅有外围一圈是真的不锈钢，里面都包着杂钢，和真钢价格相差了七八倍。”如果说“礼德财富”的标的还算是“以次充好”，“理财咖”则是“无中生有”。一位办案民警说：“这些人P图伪造房产抵押证明、作为标的物，发布虚假理财产品，并无实际运营项目，一个真房产都没有。”深圳市公安局经侦部门一名负责人说，不少涉案P2P平台租用高档写字楼树立形象、提高知名度，通过各类媒介发布虚假宣传广告扩大影响、招揽客户，一些平台还在全国多地成立地推公司，在当地发展业务员团队。追逃正发力，海外不是“避罪天堂”一些P2P平台“爆雷”之后负责人潜逃海外，如何避免投资人陷入血本无归的困境？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警方正努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目前已有多名嫌疑人从海外被缉捕归案，追缴涉案资金超过10亿元。广州市公安局“猎狐”工作组工作人员介绍，“礼德财富”案主犯郑某森2018年7月携款偷渡到柬埔寨。9月，追逃人员协助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将郑某森抓获，并将其押解回广州。为帮助受害者挽回更多损失，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在确保涉案平台停止违法业务活动前提下，对具备条件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管、股东办理取保候审，督促其追回到期债务，配合公安机关追赃挽损。2018年7月因涉嫌非法吸存被立案的“利民网”待还本金9.3亿元，涉及1.5万人，警方对6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2018年底已回款9853万元。“公司出事之前往外借了不少钱，如果简单一关了之，这些钱没法要回来，对投资者也不是好事。”曾是“利民网”运营经理的一名犯罪嫌疑人说，他主动配合经侦部门提供资料、核查数据，公司正进行资产清理，努力催收以往借出的款项。追赃挽损的同时多地还加强了预警。深圳市公安局互联网金融大队负责人说，该局2018年5月上线“深融系统”，以人员背景、企业背景、违规行为等26项指标为参数进行数据碰撞和融合分析，如果用户点击了风险程度高的金融平台，网站及APP会自动弹出风险提示，“截至2018年11月初，系统用户超过624万，提醒弹窗2177万次以上。”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广东警方已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成立涉众型经济犯罪监测防控中心，通过智能化手段监测研判，排查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线索，联合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开展研判分析、联合整治等工作，遏制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高发势头。

“5G教育”淘金热

十九世纪初，在亚美利加河畔发现了黄金之后，美国展开了一场向西部扩张的西进运动。那时滚滚的人潮怀着对黄金的渴望奔赴加利福尼亚，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纷纷往太平洋的东岸推进，试图一圆淘金梦。当年的“淘金热”，如今似乎正在重演。2019年，无论国内的研究，还是海外的预测，都把5G看作是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从智能家居到自动驾驶，从远程医疗再到智慧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紧盯着通信技术演进中巨大的市场机遇，开启着一场新的追逐。不过，当热火朝天的5G技术，遇上传统的教育行业，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5G主宰教育我们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移动通信技术变革，让教育行业因此而瞬息万变。1986年，依托着频分多址（FDMA）技术，1G时代崛起，那一年国家开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多人从“没学上”到“有学上”；1995年，挥别1G，时分多址（TDMA）技术使我们进入了2G时代，这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空前增长，一栋栋美丽的校舍拔地而起，一间间教室有了电子显示屏和投影仪；2007年，码分多址（CDMA）技术大行其道，伴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3G网络火了，教育事业有了更为生动的变化，移动学习应运而生，远程教育的发展进程开始加快；2013年，正交频分多址（OFDMA）技术引发了4G变局，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手机成为器官的延伸，电视的开机率下降，快速催生出了直播平台、新的教育类公司，BAT三巨头争分夺秒杀入，各种在线教育创业者打着“互联网必将颠覆传统教育”的口号横空出世。从1G到4G，在教育的变革历程中，技术的影响越来越深刻。而现在，4G的风头还未过，5G就接踵而至。技术对商业的冲击，大多数时候，都是小步快跑的渐进变革，然而从4G时代到5G时代，我们则是要实现一场“大迈进”。《5G的商业革命》一书的作者周锡接受亿欧教育采访时表示：对于传统的教育行业，尤其是教育培训产业来说，由于自身的高成本、远距离、网速带宽窄，以及场景化不足等原因，使得传统企业的瓶颈很难突破，但是随着5G的普及商用，新型的教育模式将直接冲击，甚至是颠覆传统的培训产业。1、感知变化：视觉体验的大迈进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视觉边界的变化往往意味着认知边界的扩展。在过去，我们曾利用望远镜、显微镜和数据可视化等诸多技术和工具拓展了视野。而今天，依托于5G终端以及芯片的支持，我们可以获得讲故事的新方式。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李朕曾表示，5G时代，高速的移动互联网可以提升VR/AR设备的工作效率，同时其超低时延可以有效降低虚拟现实设备成像的眩晕感，所以在众多充满期待的应用场景中，VR/AR将是首先爆发的一个场景。IDC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能终端市场十大预测中提到，在教育市场，2019年已经至少有20%教育用户开始考虑VR解决方案。中央电教馆移动项目专家、教育信息化百家讲坛发起人马永纪在接受亿欧教育采访时谈到，不同的视频画质在学习和沟通时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情的传达和沟通，此时1秒胜似1年。5G的高带宽高速度让人们改变了对网络的感觉，5G至少会给在线1对1和1对多小班课，以及双师课堂带来新的机会。”2、用户变化：消费者连通性的变革有人说，5G的影响力，甚至会超过电力。周锡冰则认为，与2G、3G、4G不同，5G不仅解决了其面向人与人通信问题，同时还解决了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连问题。这也意味着，移动通讯网络、物联网、移动社交社区，带来的是未来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的进化。在5G时代，我们享受的不仅是更低的通讯资费，更便捷的生活方式，更高效的生产的效率，最重要的是，5G网络下，能够以百倍于今天的下载速度，改变消费者连通性。紫牛基金创始合伙人张泉灵此前也谈到，4G改变了内容触达用户的地点，而5G时代，则是会对内容用户端产生鲜明的影响：“在用户端，我们要思考到底是什么的教育内容，是在哪里触达的用户。技术端的变化会带来多少全新的教育服务，这也是需要认真讨论的事情。”3、成本变化：教育资源稀缺性减弱“好比四车道的马路，本来就不是很拥挤，5G时代，我们一下子可以扩充成120车道。”一位硬件厂商工作人员向亿欧教育表示，过去的10年里，我们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生活已经在无限逼近数字化生存的状态。未来不可逆的趋势是——数字化、信息化的普及，将带来教育成本的下降。“之前炒的沸沸扬扬的高价学区房，归根结底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不公。从最初的2G文字到3G的图片语音到4G时代的视频，再到5G时代的延迟传输。也就意味着，在5G时代，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也会和其他少数能够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一样，实时获取到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入场者的脚下与远方具体来讲，在5G技术的狂飙猛进下，教育行业或将在这三个方向上有着巨大的市场机遇。1、高传输速率下，“AR/VR+教育”将会再次激活随着5G高带宽时代的到来，基于移动宽带增强（eMBB）、超高可靠、超低时延通信（uRLLC）、大规模物联网（mMTC）三大应用场景的拓宽，曾经诸多难以实现的技术壁垒因此会被打破，使AR/VR在教育中的应用有了更多可能。基于5G技术，VR教育还将扩展更多应用场景：一是可以创造出许多此前难以实现的场景教学，比如地震、消防等灾害场景的模拟演习；二是可以模拟诸多高成本、高风险的教学培训，比如车辆拆装、飞机驾驶、手术模拟等；三是能够还原历史或其他三维场景，如博物馆展览、史前时代、深海、太空等科普教学；四是模拟真人陪练，如英语培训中的语言环境植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远程教学，让学生与模拟真人进行对话。拿无人机教育培训来说，中国科协无人机科普团队无人机教育及智能化领域专家、小飞手青少年无人机教育创始人朱妮和亿欧教育非常形象地分析5G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像计算机在有了网络以后迅速发展一样，有了5G，无人机也可以联网，互联互通会让更多的行业应用场景出现。例如5G的低延时，能使无人机的操控更加灵活；5G的高带宽，可以支持无人机实时回传更加高清的图像，结合VR终端，还可以实现身临其境的效果。”目前由于技术的限制，AR/VR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较浅，多数AR/VR企业是通过娱乐化、游戏化的形式，面向青少年及以下低龄学生提供教育产品，普及程度十分有限。及时互动销售总监高雪媛对亿欧教育表示，“内容和硬件还没有大规模普及的原因更多是硬件交互方式、硬件成本、内容的数量与质量等各方面还未产生化学反应，而5G更像是催化剂，会大大加速整个产业的发展，但仍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或许，随着5G技术的到来，AR/VR教育能突破技术瓶颈，迎来新的爆发。2、5G推动智慧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再次深化随着5G技术的普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将更加“智慧”。在5G技术下，人工智能将与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互相融合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更加优化的算法模型，让人工智能模拟“人的思维方式”，更好的辅助学生学习、老师教学以及校园管理。拿学生学习来说，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自适应等功能快速帮助学生获取满足个人需求的课程，为学生提供精准教学；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必将会升级学习体验，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会进一步渗透到在线学习的各个环节，迭代出更加智能化的工具，实现学习过程中各个环节效率的大幅提升。亿欧教育选取各个赛道“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类代表企业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老牌教育企业和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在线教育企业均有比较深程度的人工智能应用布局，范围涵盖了学前教育、K12到成人教育等全年龄段各种类型的教育赛道，可见，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教育企业的标配。5G技术下，“人工智能+教育”将朝着更广（普及度高）、更深（应用场景智慧化）的方向发展。3、“5G+物联网”，教育装备产业有望升级5G技术作为数字化建设基石，其物联网的应用特性，或许会推动教育装备产业升级。目前多数智能教育装备的生产与研发，只有“智能性”而不具备“物联性”。周锡冰和亿欧教育分析到，5G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其面向人与人通信问题，同时还解决了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连问题。因此在物联网技术下，教育装备产业可以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装备产业升级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硬件（新材料、低耗能）；第二，内容场景化和互联网化，以及IP化；第三，产学研资本融合；第四，中国东西教育集成化；第五，教育创新和研发化；第六，教育装备产业输出化；第七，教育装备产业国际化等等。”由于技术的限制，多数教育装备对数据的采集停留在终端本身，数据之间没有互联互通，不同教育装备场景下的数据不能集中反应学生整体教育情况。而未来，5G技术普及，物联网成为发展趋势，学习所用的教育装备都将朝着具备“物联”性的方向发展。总结以上三大方向，由此可见，对教育行业，5G是福音，也是转折。但现在，“5G+教育”不性感“5G教育，纯属加戏。”每每谈到5G，总会让我们激动莫名。但热闹散尽之后，很多人向亿欧教育表示，他们仍然对“5G+教育”持理性而冷静的保态度。一位流量通讯服务行业的业内人士和亿欧教育表示，国家意志之外，5G本身和教育没什么直接的结合点，“技术虽然强，但技术在教育场景的积累差，教学对技术的消化没跟上，只能说目前技术在教育场景中服务的价值还比较生硬。”某通信设备上市公司的核心人士也持有相同的态度，他认为：“5G教育，未来愿景很好，但是结合应用的产品，在2019年怕是宣传多过实质。根据国家5G商用计划，先将管道打通应该是第一要务。教育上除了物联网之外，应该还有更多可能。”K12在线教育从业者柳雄林将问题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目前的“5G+教育”还不够性感：“纵观K12在线教育的发展，除了线上直播教学外，其他起到真正意义上帮助作用的技术还是太少。现在提到的5G+教育的产品或服务，大多是以体验的目的进入学校、进入孩子的生活中。但科普和课程是两码事，一味强调体验的活动，我认为不是刚需。”就此，亿欧教育也询问了数位相关领域的投资人，他们均表示目前也在关注“5G+教育”领域的机会，但暂时没有发现有合适的落地项目。其中一位投资人表示，有关“5G+教育”的应用总体上处于讨论阶段，只是理论上认为会释放大量投资机会，距离真正的商业应用还有一段距离。近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人类从狼烟峰火到邮政印刷，在从电报广播到网络通信，我们在信息革命中经历了一次次时代巨变。20世纪初，以香农的信息论为标志，我们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数字通讯时代。而今天，以北京国贸桥以东的5G基站为图腾，我们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入全新的5G时代。基于此，教育行业上中下游也必须适时而变：第一，教育硬件设备上，应加紧研发相关产品，尤其是新材料、低耗能的高性价比产品，同时产品要具备物联网性；第二，内容上，5G拥有“高带宽”、“低延时”、“大容量”等特点，研发高清画质、四维动画等相关内容也迫在眉睫，与VR/AR融合，让学习场景更加的接近现实，从而加速教育产业落地；第三，在师资方面，优质的师资资源将惠及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双师课堂向成熟化发展，“AI+互联网”将促进教育公平化的进程；第四，学生学习可以更加多元，时间自由化，价格差异化，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尤其是职业技术学校。2019年，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观的感受到5G的威力。但我们应该关心，教育企业正在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当下的尝试会导致哪些结果，未来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毕竟每次时代进化大潮中，赢家都不止一个，但落伍的，肯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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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字显示，微信用户月活跃用户达5.49亿，支付用户4亿左右。在微信已成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打起了微信账号的主意……　　一段蹊跷的“艳遇”牵出一条利益链　　一个月前，湖北武汉的何先生陷入一段蹊跷的“艳遇”。一位“白富美”将其拉入一个微信投资群，在群聊中，“分析师”“预测师”“精算师”等人不断发送的盈利消息令何先生心动不已，于是将全部积蓄8.4万元均进行了投资，最终血本无归。发现他无钱下注后，群主将何先生踢出了群聊。　　最近，武汉警方侦破了这起诈骗案件，将何先生的8.4万元成功追回。警方表示，在何先生遭遇骗局的背后，暗藏着买卖微信号、利用社交媒体行骗的利益链。　　记者在网页搜索“买微信号”关键字，出现了多家微信买卖平台，点进一家名为“号外网”的微信买卖平台，发现这家店出售、批发各种微信号，并根据不同属性对微信号作了细分。根据使用时间长短不同将微信号分为全新、满月、一年等微信号，根据所属区域分为国内、国外微信号，根据功能分为直登、实名、站街微信号。记者在网站上看到有关于该平台的介绍，还有营业执照等照片。号外网微信买卖平台截图　　记者随意点开一个出售的微信号，里面是关于此类型微信号的简介，并标注了购买联系方式。简介上写着，实名微信号就是用个人的身份信息认证过，设置了支付密码(未绑定银行卡)。这样的微信号可以收发红包、转账。直登微信号，就是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时，无需好友发验证码，也不用回答验证问题，方便快捷，不受制于卖家是否在线。正因如此，直登微信号也受到广大客户的喜爱，市场上直登微信号常常是供不应求。站街微信号更多的用来做营销，主要是利用微信“附近的人”功能，用站点的方式来曝光自己。通俗点讲，就是在“附近的人”功能里面让自己能被别人搜到，能让他人看到你打的广告，从而达到推广和营销的目的。　　“国内满月号55元，实名号95元，半年号148元，实名198元，两年以上老号198元，实名228元。”当记者根据网站提供的联系方式将其加为QQ好友后，对方向记者报了不同类型微信号的交易价格。　　记者随后又进入了几家卖微信号的平台，发现各家平台关于售后的说明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思大同小异，如“本公司只保证首次登录成功，其他问题不包”“保证不秒死，如出售后出现登录秒死情况免费换号”“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名或者不实名，不比全网最低，只比服务”等等。　　记者注意到，网络上还有专门出租微信号的人，用来站街、发广告、投票、刷公众号、互加好友等。通常情况下根据账号质量，一个微信号价格在20元至40元一天不等，而这些账号一般有注册时间满一年、绑定手机号或QQ号、未被举报过、出租期间不允许擅自登录等要求，并且在租用账号前还要先试用。　　除了售卖、出租微信号，还有人在回收微信号。记者添加了一个名为“微微诚信回收”的微信回收工作人员的微信。在其朋友圈可以看到每日回收微信的交易记录。与购买微信号不同的是，回收微信号需要查验的项目很多。记者提出想卖微信号时，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看到账号截图、朋友圈记录、交易记录等信息，若无以上记录，则按新号回收，价格为10元。当记者再问回收后的微信号用来做什么时，工作人员便不再回答，只说若不卖可以找别家。　　买来的微信号被用来干什么?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最初出现买卖个人微信账号时，大多是营销公司为了制造虚假点击量，购买大量个人微信号。如今，个人微信号的买卖延伸到“可实名”“可交易”“可搜索附近的人”等，而这些购买来的微信号大多被用来微信赌博、微信资源售卖、仙人跳、公众号刷量等。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利用微信建群，拉人玩微信红包踩雷等项目，庄家坐收暴利。“但是，微信对此监控日严，很多微信账号举报很容易被封。所以那些庄家为了持续赚钱，自然需要大量微信号来收钱。”　　有些用户售卖色情小视频、侵权电影等，为了规避风险，也会购买大量微信号常常更换。“找一套女人套图，如学生、护士、少妇等等，每天发布心情、美图，精心维护朋友圈，然后利用站街软件定位到人流密集的地方，而后骗红包、招嫖均可。”知情人这样说。　　此外，还有一些人购买微信号给公众号文章增加阅读量，给朋友圈点赞，以及为活动投票等。还有热衷于薅羊毛的人，也需要大量微信号来领取小优惠。　　为了规避风险，犯罪分子也往往会购买他人的微信号用于实施诈骗。近几年，倒卖微信号及背后的诈骗案例屡见不鲜。2018年5月，甘肃省定西市公安局破获一起以“添加微信好友卖茶叶”为幌子的特大新型网络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9人，仅甘肃省涉案金额达211万余元。警方查明，犯罪团伙通过非法购买微信账号，由专门的营销员采用美女图片做微信头像利用软件批量添加好友，骗取网友信任后，通过以次充好给受害者邮寄劣质茶叶来谋取高额利益。同年6月，广东省惠州市警方也打掉了一个利用微信以“卖茶女”身份诈骗的团伙。当地警方捣毁6个主要活动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96名，刑拘犯罪嫌疑人239名。据警方统计，该案涉案金额达上亿元人民币，受害人数在3000人以上。　　201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司法大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已结一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量较2016年上升70.34%。2017年，通过网络手段进行诈骗的案件增幅显著，其中通过改号软件、微信进行诈骗的案件增幅超2倍。　　在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力看来，随着相关产业链的愈加成熟，微信官方对相关现象的惩治和账号的封杀，微信用户好友圈的不断扩大，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快速传播，才让微信账号被视作有“价值”的资源而在黑市上交易。　　买卖微信号行为为何日益泛滥?张力分析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不法分子可以通过微信账号刷公众号阅读流量、邀请好友赚红包、发布低俗色情等违法违规内容，以及开设网上赌场等谋取非法利益;另一方面，用户抱着“微信号放着也是放着，不如赚钱”的侥幸心理，以及对出售账号所引发法律风险的意识淡薄。　　“微信号买卖让电信诈骗可溯源性变成空中楼阁。”中国政法大学传播学研究所副教授朱巍进一步解释，“微信号私下交易，让网络实名制被架空。诈骗分子使用他人的账号实施违法行为，即便被发现，也会因为假的身份信息而更方便逃脱。”　　“比如传销的链条，A发展了下线B之后，便会购买微信号给B使用，方便B来发展更多的下线。”朱巍表示，微信号买卖给诈骗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是微信号产业链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违规违德又违法　　《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约定，微信账号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账号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同时，初始注册人不得通过赠予、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非初始注册人使用微信账号。　　“用户擅自将账号出租给他人，不仅违反平台使用协议，甚至会构成犯罪。”张力说，现实中，租用者在租用微信号时，往往会承诺不会用于非法目的，而出租者即便想到他人可能会用于非法目的，也会简单地认为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侥幸心理往往会引发一系列未知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构成过失犯罪。　　“微信账号是通过电话号码进行绑定的，微信号在实名认证之后，微信号就间接地和身份证信息进行了关联。”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智表示，售卖微信号有可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17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18年3月5日，河南省内乡县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2017年3月至12月，江西籍的王明(化名)通过网络向他人非法购买大量已注册使用的他人微信号，并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方式，向李某等人销售微信账号和密码，非法获利1万元左右。最终，王明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没收非法所得1万元。　　“对于租用、购买微信号后从事违法行为，如开设微信赌博、诈骗等的购买者，其所购买的微信号属于实施赌博、诈骗行为的‘工具’，该购买行为属于为实施违法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张力说，应当根据其实施相关违法犯罪的具体事实及情节，依法以赌博罪或者开设赌场罪、诈骗罪等追究其法律责任。　　“而对于向违法犯罪行为人售卖微信号的售卖者，如果他们在售卖时即知晓对方购买微信号是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则应当将他们视为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共同实施者或者共犯，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孙广智补充说。　　黄某、林某、詹某开设赌场罪就是典型一例。黄某、林某、詹某利用购买的微信号组建微信群，用于开设赌场。在微信群中，群员以发红包、抢红包方式参与赌博，黄某、林某、詹某从中抽头渔利合计2.4万余元。2018年8月，黄某、林某、詹某被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四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如何禁止?　　虽然《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强调微信号不得赠予、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但在实际操作中，微信也很难对这类交易行为完全禁止。记者咨询微信客服如何防止或者禁止这一类“站街号”的骚扰，其表示目前尚未有禁止所有“好友添加”的方式，用户可以选择取消陌生人通过微信号、手机号等方式添加好友。　　避免微信号买卖乱象出现，孙广智建议，微信平台加强禁止转让微信号以及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处理情况的宣传，以此告诫微信用户禁止实施此类行为。“对于在相关电商平台、微信群聊、QQ等平台中进行微信号买卖的行为，相关平台要加大查处力度，并鼓励其他用户及时举报，针对举报情况及时作出处理。”　　“避免乱象出现，首要的是从严执法。对买号卖号的人都要进行严厉处罚。”朱巍建议建立黑名单，限制买卖微信号的人使用微信。“同时，平台加强审核，遇到此类事情尽快采取措施。”　　“微信平台应当加强监管，运用技术手段及时防控此种现象。从严规定账号注册的条件和程序，从源头上杜绝‘一证(身份证)多号(微信号)’现象的出现。”张力认为执法机关应当加大力度整治和查处违法违规购买微信账号的现象，对于违法购买微信账号的购买者既要惩罚，也要加强教育，引导其不再从事此类违法行为。

一个天才程序员的黑帮大佬人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有的程序员驱动光明世界，也有程序员成为黑暗疆域主宰。这就是刚刚被曝光的“保罗哥”事迹。Paul Le Roux （保罗·乐·鲁克斯），一个47岁程序员，1972年生于津巴布韦，码农生涯开始于南非，靠加密软件获得第一桶金，其后在医药电商领域干得风生水起——把美国防脱发、伟哥等药物“合法”卖向全世界。而且他建立的是真正的跨国业务，药店库房在美国，呼叫中心设在以色列，财务和账户交易依赖香港……且完全通过互联网管理员工和生意，甚至从未与员工见过面。但这只是保罗哥见得光的那一面。另一面，保罗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智商黑帮大佬。他组织贩毒、倒卖军火，组织一起又一起暗杀，甚至还动念借助雇佣兵入侵马尔代夫建立傀儡政权的策划……地下生意横跨4大洲。更无敌的是，这一面里的保罗哥，依然码农本色，一切交易、指令和任务，都通过互联网和加密软件完成。他不露面、高度反侦察，几乎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致在秘密被捕后，美国DEA（缉毒局）依然能借助他的手法顺藤摸瓜，最终端掉多个全球黑帮势力。《纽约时报》都忍不住感叹，“保罗哥”就是现实中的“战争之王”——另一个源于现实素材改编的黑帮军火大佬。而且如果把保罗哥的事迹拍成电影，只会更精彩。因为他可能是21世纪最牛罪犯，影响之大，保密之严，以致被捕好几年后，这位其貌不扬的程序员的传奇往事，才被一点点扒开。保罗哥“传奇”履历事情从美国记者Evan Ratliff（伊万·拉特利夫）的新书The Mastermind说起。最近，在多年追访、深度调查后，伊万还原了保罗哥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原来保罗哥早已在2011年被美国秘密逮捕，但考虑到其污点线人价值，以及全球仇家太多，一直没有公开。直到2014年《纽约时报》曝光了保罗哥招募的一名美国退伍狙击手，以及在菲律宾发生的军火船事件，才让更多人开始探寻挖掘背后更多秘密。保罗哥雇佣的退伍狙击手被捕而记者伊万就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且一挖就是好多年。他不仅把各个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得到了交叉验证，而且还找到了保罗哥一位亲戚，还原了一个天才少年程序员到黑帮大佬的可叹一生。如果简要说下保罗哥的履历，或许也能吓你一跳：保罗哥青少年时代，就展现出极其惊人的编程天赋，并一手打造了一个开源的加密软件。其后延续这个加密软件，他开始创办跨境医药电商平台，而且加密软件安全到美国FBI始终无法破解，跨境医药电商平台“证件齐全”、“合理合法”。再然后保罗哥开始进军更多业务，但无黑不做。他把北高丽生产的纯度冰毒一船船运往南美，也把AK47等军火一飞机一飞机供应到索马里，还走私黄金、钻石，且不露面就打通了各个关隘，很少被各国侦察机构盘查。甚至保罗哥还手握导弹制导系统，然后在非洲组织雇佣军。虽然他被逮捕后，手上直接相关的人命只有6条，但绑架、酷刑和谋杀的事情干了一桩接一桩。保罗哥在2010年还试图借助雇佣军入侵马尔代夫，然后打算建立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只是最后耗资太多，保罗哥认为不划算而作罢。最最最可怖的是，从90年代走上黑帮道路到被捕，保罗哥始终保持匿名低调，他的员工也都通过网络接受命令。有人说他在南非，也有员工爆料他安家澳大利亚，还有人认为他一直藏在以色列，但最后被捕是在巴西。保罗哥机场露面被捕画面没错，保罗哥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平平、毛发茂密的程序员。又有谁能把他和黑帮大佬联系起来？不过现在复盘，一切并非毫无征兆。天才程序员1972年的圣诞前夜，保罗哥在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的一家妇产科医院中出生了。出生后不久，他的生母就把他送给别人收养，在他的出生证明上，first name一栏是“UNKNOWN”。不过在下面，这个新生儿的命运被很简单地勾勒出来：这个孩子，将来被称为“Paul Le Roux”。保罗哥的养父，在一个大型矿山担任地下采矿经理。养父母都对他很好，非常爱他。在这个家庭中，所有的堂兄弟都很崇拜他。他还有一个深受家庭成员喜爱的妹妹。保罗哥(中)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家庭照片中在保罗哥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想要为他们早熟又聪明的儿子找到更好的学校，全家搬到了南非的一个矿业城镇。在这个城镇，保罗哥的父亲，创办了一家煤矿管理公司，家里很快就富裕了起来。搬家后不久，保罗哥就得到了他人生中第一台电脑，这是他给父亲洗车的“酬劳”。从他看到电脑屏幕的第一眼开始，保罗哥就对创造自己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开始变得内向，不再热衷于社交活动。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对着一排排数字摆弄着，沉浸在计算机和代码的世界中。少年时期的保罗哥到这个时候，保罗哥的人生发展轨迹，更偏向于比尔·盖茨或者扎克伯格，也很难想象他在之后会成为一个黑帮大佬。之后几年，保罗哥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变化。15、16岁的时候，因为贩卖色情制品，被当地警察逮捕。之后，他变得更加内向。在学校中，虽然保罗哥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他非常不想学习学校必修的南非荷兰语。然后，他就辍学了，并决定追随自己对电脑的兴趣，参加了当地的一门编程课，并在八周内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课程。在全家去美国旅行之后，17岁的保罗哥就有了离开南非的想法。8个月后去了英国，在英国，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程序员。1994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任妻子，米歇尔（Michelle），之后搬到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月后，追随米歇尔去了澳大利亚，然后两人结婚，居住在珀斯和悉尼。在澳大利亚期间，他开始暴露自己愤世嫉俗的一面，时不时在论坛上抨击澳大利亚的各种政策，比如澳大利亚关于色情的法律很落后，打击毒品的方法实际上是将毒品合法化等等。与此同时，保罗哥并没有将编程落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据称他在澳大利亚还选修了大学的计算机课程。开发加密程序E4M大概在1997年左右， 保罗哥开始创建一个名为E4M的加密程序，允许用户加密他们的整个硬盘驱动器，并隐藏加密文件的存在。经过两年的开发之后，他将这个程序开源，根据他自己的描述，这个程序是自己“从头开始”编写的，“花费了数千小时进行开发和测试。”因为这两年痴迷于开发程序，保罗哥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经济上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他的婚姻也因为暴力问题难以为继。1997年，他和妻子离婚了。之后，保罗哥先搬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荷兰，在鹿特丹娶了第二任妻子。2000年，为了利用E4M赚钱，他成立了一家名为SW Professionals的公司，提供远程编程服务，包括开发定制的E4M程序。根据这个公司的网站上的信息，这家公司只有5到6名员工，总部设在南非，但保罗哥本人却很少在南非出现。在这个时候，他的生活也没有好转，依旧非常缺钱。2001年的时候，一名使用E4M开发软件的同行与保罗哥进行了接触，发现他很缺钱之后，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在一年后，这位同行就开除了保罗哥，因为在工作的期间，保罗哥经常拿着公司的研究成果，去开发E4M。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断了联系，这位同行说，在同一时间，保罗哥也在开发一个在线赌场的赌博引擎，打算在加拿大和罗马尼亚开展业务。但保罗哥在营销上并不擅长，不知道如何让玩家参与进来，这个业务也没有起色。之后几年，“江湖”上基本上很少再发现保罗哥的身影，直到2004年TrueCrypt的出现。这是一个基于E4M开发的实时加密应用程序，不少人都认为保罗哥参与其中了。这个软件的出现，引发了先前那位同行的注意，他们向TrueCrypt发送了一封邮件，表示软件有侵权行为。作为对侵权的回应，保罗哥现身表示，这在某些情况下是诽谤。这似乎是他最后一次以真实身份在网络上露面，也似乎是他最后一次以程序员的身份露面。卖处方药，游走于灰色地带在与过去告别之后，保罗哥接受了一名哥斯达黎加的律师的建议，放弃了在线赌博业务，在以色列成立了一家名为RX Limited的公司，开始搭建网站和呼叫中心，专门卖处方药。与他一起开办这项业务的，还有两位以色列人，是他在论坛上认识的。在这些网站上下单的客户，都要填写关于他们自身病史和症状的有关问卷，再订购药物，并用信用卡支付。这些问卷被转发给美国的医生，由他们给这些药物开处方。然后，处方和客户的订单一起，交给美国的一家药店，然后由这家药店运送药物。医生和药店，都能够从中赚取分成。他们获取用户的方式，是通过垃圾邮件， 效果出奇的好。但当时，指向某个特定网站的邮件会很快被垃圾邮件过滤器拦截。保罗哥的应对方式是不断建立新网站。一开始，新域名都是从GoDaddy等域名卖家处单独购买的。后来，他干脆建立了自己的域名买卖平台ABSystems，建立新网站的速度变得更快了。据估计，到2012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非法网上药店都是通过ABSystems注册的。虽然这一切都处于灰色地带，但都没有触碰到的法律，这个公司的业务是合法的。保罗哥也通过各种方法，来应对监管部门。比如说，每个订单都有一个处方，系统会跟踪客户的订单，并阻止异常大的订单短时间内到达药店。医生都要出示开处方的执照，也不销售受管制的药物。在建立药房业务的过程中，保罗哥开始认识到技术对于商业的帮助。这个业务的利润很高。美国国税局计算，仅2005年，RX Limited就欠下了超过150万美元的税款。而与此同时，他在菲律宾开展药房业务时，遇到了辛迪，Cindy Cayanan，一位菲律宾女人。进军非法业务2007年，保罗哥搬家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住进高档社区，在那里管理自己的业务。从处方药业务中赚了数亿美元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会经常向同事炫耀自己的婚外情。但在其他方面保持不变，并没有奢侈的生活，依旧穿着人字拖、短裤出门，就像一个流浪汉。2008年，保罗哥的身份变得很多，不仅有澳大利亚的护照， 还有刚果的护照，以及假的津巴布韦的护照。他的活动范围，开始遍布他在世界各地，那里有他注册的几十家空壳公司。出现在这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他开始拓展自己的业务了。业务涉及伐木、贵金属开采、黄金走私、土地交易、毒品运输、贩运军火和洗钱等等。在此期间，保罗哥通过RX Limited招到了许多以色列人，让他们前往菲律宾，并分配到处方药之外的其他业务中，比如直接从非洲矿场采购黄金，在世界各地看守他的房产。而且，这些以色列人中，有很多之前都是精锐士兵。保罗哥把他的行动非常严格的分隔开，在他的组织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活动的全部范围。更多的情况下，他都是通过内部的聊天系统发号施令，他让其他人使用E4M、之后是TrueCrypt加密硬盘。以至于直接帮他执行命令的手下，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保罗哥也会让团队成员相互监视。有一次他派遣一个团队去毛里求斯参加一系列会议，同时派遣了另一个团队监视。两个团队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直到监视团队结束任务回来，负责人才从监视照片中发现了另外一个团队的存在。2011年左右，保罗哥开始长时间“失踪”，没有一个员工知道他的下落。而在这些期间，他的事迹依旧不断，只不过在手下眼里，都成了“传说”。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他的一生会被改编成电影。可能到那时，更多人才会被震惊，也可能会哀叹如此天才之人的罪恶一生。他本来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那样的天才程序员，也跟“南非老乡”马斯克一样有改变世界的蓬勃野心。但道路千万条，他选择了最邪那一条。参考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ul_Le_Rouxhttps://magazine.atavist.com/the-mastermindhttps://www.wired.com/story/mastermind-excerpt/https://www.nytimes.com/2014/12/21/world/asia/in-real-life-rambo-ends-up-as-a-soldier-of-misfortune-behind-bars.html

猪肉灌汤水饺在多地被检出非洲猪瘟 三全食品致歉

2月17日，就猪肉灌汤水饺在多地被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事件，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全食品”）首次官方公开发表情况说明称，对此事给广大消费者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在情况说明中，三全食品表示，2019年2月15日，有媒体报道三全食品生产的猪肉灌汤水饺在湖南湘西、甘肃酒泉两市被抽检出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疑似批次包括“20190113H”的1000克灌汤猪肉水饺、“20181111H”的500克灌汤猪肉香菇水饺及“20181129H”的500克灌汤猪肉芹菜水饺。获知信息后，三全食品配合两地相关部门做出进一步核查及相应处理工作，将相关疑似批次产品从各销售渠道全部封存。三全食品还成立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应对小组，时刻紧密关注疫情动态。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家超市了解到，2月15日，三全食品已将北京市场上的猪肉灌汤水饺全部下架。三全食品在情况说明中还表示，公司所用猪肉来自优质合规供应商，对每一批次的原料猪肉都有溯源系统，且每批到货均包含国家相关部门出具的该批次《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证明，运输路径也严格执行农业农村部的规定要求。此次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品牌不止三全食品。据报道，此次事件涉及的品牌还包括科迪、康利思、齐汇、金锣、惠万家在内的多个速冻品牌产品，其中标称河南科迪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水饺、肉丸等产品，至少有67份样品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对此，金锣、齐汇相关负责人在回复北京商报记者时称，虽然未收到官方部门的通知，但公司也在配合相应部门检查，有具体结果将及时对外公布。

京东金融APP被曝获取用户隐私图片？京东回应

近日，微博网友接连发布两条视频直指京东金融App存在“窃取”用户隐私照片行为，随后京东金融客服发表官方声明澄清App获取图片的功能主要为方便用户沟通开发，不会将获取的用户隐私图片上传至京东金融后台。而南都记者注意到，针对京东金融的这一回应中的解释，曝出视频的那名微博网友并未接受，认为“并无说服力”。继续指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称其发布的第二条视频还证明了京东金融还会“窃取”美颜相机的照片，与“截图反馈”功能毫无关系。京东金融客服在其官方微博再次更新了声明，针对网友质疑作出了新的回应。对网友提出的质疑，京东金融进一步解释称：“客服截屏反馈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安卓系统的两个官方通用类ContentObserver和MediaStore的组合调用来接收用户手机截屏动作的通知，使用了UniversalImageLoader这个通用第三方库实现截屏的本地缓存以及预览缩略图快速展示，但上述技术均不具备图片自动上传的能力，图片仅缓存在用户手机本地。”“京东金融App在该项功能开发上存在技术问题，具体为用户将京东金融App切换到后台后，该功能继续运行，继续接收新增图片通知（包括截屏和照片等）并在手机本地缓存，而原功能设计需求是切换后自动停止该功能，属于需求错误开发。同时，经过安全技术团队深度评估，该功能也不应该使用手机缓存技术来实现，应该直接使用手机实时内存（RAM）实现并增强提醒，无需使用手机本地缓存，当京东金融App切换或退出时，将自动清空。”据南都记者梳理，今日更新的声明主要传递出三大重要信息点。首先，App“窃取”隐私属技术失误，已经紧急组织安全技术团队进行了24小时全面排查。同时，京东金融方面将邀请权威官方机构对京东金融App进行全面的安全性检测，并将邀请包括本次问题发现者“@瘦出的肋骨已经消失的大侠阿木”在内的用户和外部专家、媒体组成信息安全顾问小组，对京东金融App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独立、长期的检查监督。此外，前述安全技术团队和顾问小组的检查结果都将定期公布。京东金融表示，将投入更多资源，建立更为严谨的安全审查机制，对每一项技术应用和业务功能进行更加严格、全面的安全测试，并持续接受用户和媒体的监督。附：京东金融官方回应全文

宜湃网兑付危机背后：实控人成谜 发行方集体失联

摘要：在宜湃网身上踩雷的还有近3700名投资人，涉及待收本金总额达到10.5亿元……当安全、可靠的标签被撕掉，王笛才发现，互联网金融平台早期野蛮发展的“后遗症”逐步显现，真实的宜湃网背后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资本谜局。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非金融机构“花式”开展互联网资管业务的时代虽渐成过去时，但平台早期野蛮生长的“后遗症”却逐渐显现。总部位于成都的互金平台宜湃网便是患上此“病”的平台之一。这家平台上的一位上海投资人王笛，对该“病症”可谓感受颇深，他或许需要为此付出上千万元投资款都无法拿回的代价。无独有偶。与王笛相同，在宜湃网身上踩雷的还有近3700名投资人，涉及待收本金总额达到10.5亿元……在王笛等人看来，宜湃网虽没有“高大上”的股东背景，但也有着很多平台不具备的吸引力：背靠知名投资机构软银中国资本注资且运营多年的兄弟平台宜贷网，“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加持，再有大型药企修正药业实控人的强势入股，“怎么可能出问题？”于是，王笛最初给宜湃网贴上了安全、可靠的标签。但当标签撕掉，王笛才发现，真实的宜湃网背后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资本谜局。实控人之谜公开资料显示，宜湃网隶属于上海育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育财”），后者于2017年12月被上海宜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宜湃”）收购。工商资料显示，上海宜湃成立于2017年5月16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最初是由网贷平台宜贷网母公司上海易贷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易贷”）100%控股，原法定代表人为李宁。值得注意的是，李宁同时是宜贷网的董事长兼CEO。宜湃网的正式出现，与2017年9月上海易贷的一次股权转让紧密相关。当时，上海易贷与国丰达（广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丰达”）、上海复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复毅”）协商确定股权收购事宜，并由国丰达和上海复毅逐步接管上海宜湃的运营管理工作。一名宜湃网管理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当时收购宜贷网的条件之一就是单独成立一个对接金交所资产的平台，即此后的宜湃网。2017年11月，宜湃网平台正式上线，定位是“专业推荐持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信息中介平台”。“宜湃网和P2P平台并不一样，类似于给金交所产品做导流，合作方更看重宜湃网兄弟平台宜贷网前期积累的大量用户。”上述宜湃网工作人员透露，凭借宜贷网3年积累下的品牌效应和软银中国资本这一股东背景，顺利实现了将风险承受能力较高、高净值用户向宜湃网的导流。宜湃网平台80%的用户来源于宜贷网既有客户，剩下的20%则是既有用户推介而来。彼时，宜湃网和宜贷网实际是一个团队，两个品牌。2018年1月18日，上海易贷与国丰达、上海复毅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应收购方要求，将上海宜湃51%的股权登记在浙江天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天然基金”）名下，2018年3月2日已完成工商登记。接近宜贷网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国丰达和上海复毅背后疑似是一个互金“掮客”团队，通过收购宜贷网，再通过其成立宜湃网，最后卖给浙江天然基金。根据工商资料，浙江天然基金最初个人股东之一是修涞贵，持股50%。修涞贵另一个更为大众所知的身份是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在“2007年胡润百富榜”中，其以55亿元的资产成为吉林省首富。用王笛的话说，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坑”了：一方面，宜贷网似乎有意减少发标数量，平台经常出现无标可投，而兄弟平台宜湃网却疯狂上线新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修涞贵大手笔进入平台，更有修正药业的间接“背书”，为了不让自己的资金“站岗”，王笛从宜贷网的种子用户成功转化成为宜湃网的忠实粉丝。因网贷备案相关要求，宜贷网开始对宜湃网进行割离。2018年4月10日，上海宜湃剩余49%的股权转让给浙江天然基金，并于2018年6月6日完成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由李宁变更为包富建。至此，宜湃网和宜贷网从法律和运营上完全“隔离”，宜湃网正式进入“修涞贵时代”。另据宜湃网工作人员透露，原宜贷网负责运营工作的高管肖睿，在4月份被公司实控人“推上”宜湃网任CEO一职，但其并非平台的决策者和实际管理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2018年3月2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下称“29号文”），明确了平台须持牌经营的思路，并对互联网平台代销金交所资管产品的行为作出规定。虽然宜湃网与金交所均称双方合作在此后陆续终止，但发行方项目开始大规模出现逾期。2018年9月5日，宜湃网发布逾期公告，平台风险开始暴露。而修涞贵也在这之前悄然出局。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就在此前的9月3日，浙江天然基金的股权结构“悄悄”变更了：公司股东寿金姬和修涞贵同时退出，变更为邹鸣和苗田福，两人分别持股50%。值得注意的是，企查查显示，苗田福已被列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而其同时也是广东修正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记者致电苗田福询问相关情况，截至发稿前，电话未接通。宜湃网的实控人究竟是谁？上述宜湃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18年2月-7月，平台和公司的决策，主要由一个名为张冬的律师，以及他所代表的宜贷网股权收购方国丰达的实控人负责，张冬及幕后团队主要在上海以及杭州办公，目前已失联。记者尚未在公开资料中获取到张冬与宜湃网关联的相关信息。宜湃网离职高管向记者证实了宜湃网确有张冬此人，他亦将平台可能的实控人指向了夏东明，后者是浙江新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江新联”）董事长。“2018年7月以后，夏东明不止一次赴成都指导宜湃网后续工作开展。在平台资产出现逾期后，夏东明承诺由其负责协调资金兑付。”上述高管称。记者通过企查查发现，夏东明通过修正系的企业、人员，与上海宜湃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夏东明承诺的负责兑付工作，随着其被杭州经侦刑事拘留而终止。根据宜贷网发布的良性退出公告，浙江新联董事长夏某，因涉嫌其他网贷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杭州滨江公安部门刑事拘留。记者从投资人处获悉，基于上述情况，宜湃网当前兑付工作已停滞。发行方集体失联如果说宜贷网的背书、修正药业实控人的强势入局让王笛等人“投身”宜湃网，那在所谓的“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方加持下，宜湃网终被贴上了安全、可靠的标签。但在标签撕掉后，平台早期野蛮发展的“后遗症”逐步显现。宜湃网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11月8日，存在待收的用户数为3689人，待收本金总额10.4629亿元，人均投资金额28.36万元。宜湃网声称其采用的是“资管公司+持牌金融机构+宜湃网”的风控模式，项目均通过由政府批准成立的持牌金融机构登记挂牌发行。其所谓的“持牌金融机构”，指的是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下称“东金中心”）、青岛联合信用资产交易中心（下称“青信中心”）、贵州场外机构间市场有限公司等（下称“贵州场外”）。这三家机构本质类似于地方金交所，并非29号文中提及的持牌金融机构。公开资料显示，宜湃网上的产品包括官标“银优计划”、“企优计划”，以及由投资人转让收益权产生的“优＋计划”。其中，“银优计划”主要是源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公开受让的商业银行抵押类资产债权，“企优计划”则主要是企业应收账款，二者的产品逻辑均是通过转让相应债权至发行方，由发行方将该债权在金交所登记挂牌。“优＋计划”则主要为解决投资人资金流动性而出现，期限相对较短。“之前项目其实都回款正常，在29号文下发后，我们陆续暂停了对发行方产品的推介，产品陆续出现逾期。现在看来，发行方疑似在玩‘借新还旧’的游戏。”据宜湃网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发行方均已失联。记者查询宜湃网产品注意到，发行方主要涉及到4家公司：上海奈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驭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枝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练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至11月30日，四家公司尚未兑付资产金额分别为：1.56亿元、2.53亿元、1.54亿元、4.8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家公司均注册在上海，名称十分相近，且注册资本均是5000万元，背后股东也全部是自然人。记者查询证监会、中基协等网站，未发现四家发行方有从事金融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质。记者根据企查查信息致电四家公司，电话均无人接听。“从平常沟通中发现，张冬与四家发行方公司关系较为‘深厚’。现在来看，从国丰达到发行方公司，都有可能是张冬团队设立的壳公司。宜湃网从2018年6月停止发布新标，而夏冬明2018年7月从张冬处接手平台，并不直接接触之前的经营管理。”宜湃网内部管理人员认为，宜湃网走到今天这一步，更多的责任还是在张冬及幕后团队身上。王笛等人开始从发行项目中寻找端倪，并发现部分项目的底层资产可能涉及虚假。在发行方集体失联的情况下，投资人将目光瞄准了将产品登记挂牌的交易所。不过，交易所均认为自己承担的是形式审核的责任，尽职调查和存续期管理职责按照约定应由产品管理人进行。东金中心官方客服人员向记者强调，与宜湃网没有任何合作，东金中心所有的产品都不针对C端用户开放，宜湃网通过发行方私自将产品对外发售，现已向当地警方报案。“青信中心仅为拟交易标的资产提供挂牌公告服务。在29号文下发后，青信中心第一时间终止了相关业务的挂牌公示服务，并一直为投资人提供协助。”青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应称。上述宜湃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东金中心并未与宜湃网直接签订合作协议，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应承担风控审核不到位的责任。另据宜湃网公告，截至11月30日，东金中心、青信中心、贵州场外尚未到期的存量余额的金额分别为4600万元、6.66亿元、3.35亿元。另据王笛透露，投资人与交易所已联合起来针对发行方和宜湃网做报案处理，但具体情况有待警方立案后明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笛为化名）

金融的下沉之战?拿下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

金融科技，再也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名词。在春节返乡之后，人们发现，老家早已不是莽荒之地，金融的种子正在这里落地发芽。网络贷款、移动支付、消费分期、汽车金融，正在悄然改变着城镇和乡村。出海与下沉，被称为2019年金融科技的两大趋势。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这两大消费群体，正在悄然觉醒……01小城苏醒“走不走？铁西不打表20，可以刷微信、支付宝。”这是北漂游子东东回到老家听到的第一句话。东北的出租车司机们，早就开始接受移动支付，甚至将其作为揽客手段。无现金支付，正在渗透到小城小镇，甚至是乡村。2月2日，是四川资阳市安岳县八庙乡节前最后一个赶集日。集市的少数水果摊上，直接摆着一张二维码，可以扫码支付。“扫码支付的主要是年轻人，老年人极少。”一位水果摊贩称。他还表示，春节期间，要求扫码支付的年轻人会增加。归家的游子们，正在将一些先进的金融习惯带回老家，让其层层渗透。不止支付如此，网络贷款也成为全新崛起的金融趋势。“很多客户来我们这里贷款，想做点小生意，但银行很严，手续复杂，我就给他们推荐网贷。”广西桂林的一位银行人员称，一些头部平台的利息，还是很低的。同样是在广西桂林，街上随处可见贷款的门店，甚至还出现了小额贷款的牌匾。除了银行和民间高利贷，小城市终于有了全新的贷款渠道。消费分期的下沉之路，也早已开始。在三四线城市的手机门店里，到处可见“月供几百元，iPhone带回家”的广告语。一位手机店的老板称，现在到店购买手机的年轻人，至少有30%会主动问询是否可以分期付款。汽车金融也早早地在三四线城市扎了根。在洛阳，地图显示有2家花生好车、19家弹个车的体验店和门店、1家大白分期。在桂林，地图显示有3家花生好车、18家弹个车的体验店和门店、1家大白分期。金融科技，早就不再是一二线城市的时髦词汇。在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土地上，金融开始落地开花，改变人们的生活……02小镇青年金融科技的下沉，主要针对的是两个群体。第一个，就是“小镇青年”。2017年，《战狼2》的56亿票房中，有45亿来自二线以下城市的贡献。2018年，《前任3》的票房突破20亿。数据显示，电影的三四线城市观众占比达到47.3%，他们贡献了10亿多的票房。从此之后，小镇青年的强大消费力开始被人关注。根据天风证券研究，比起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和白领阶层，“小镇青年”们很可能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财产和更高的消费力。从人口的角度看，三线城市总人口增长明显比一二线城市迅猛，近十年来翻了一倍。目前三线城市的人口数，是一线城市的6倍左右。三线城市的人口数量增速较快，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一二线城市房价高、压力大，导致大量人口的回流。头部城市的年轻人，为了房贷要透支所有的青春，以及三个家庭的积蓄。“一二线城市年轻人的杠杆率和负债率更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风险甚至比蓝领更高。”某头部消费金融公司CRO何鸿称。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年轻人选择回流。回家之后，他们发现，家里也挺好。而三四线城市发展速度增快，也变得比较宜居。这个新崛起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多强？“在中国，蓝领阶层及乡村地区的居民有四到五亿，他们依然没有享受到传统的金融服务。”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沃迪拉称。他表示，最前沿新潮的产品，可能会在一二线城市落地，但三四线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金融普及水平比以前要高，已经是不容忽视的客户群体。从纵向来看，三四线城市也会是消费金融公司争夺的市场。一家汽车金融公司的营销人员发现：“现在公司的分期购车用户中，80%都是三四线城市月收入低于1万的年轻人，购车价格一般都在10万到20万之间。”根据罗兰贝格的统计数据，三四五线城市的中端汽车消费市场成长最为迅速，增长最明显的，就是价格在8万到18万的汽车消费。小镇青年的消费能力为何如此之强？他们挣得少，但强就强在几乎不会背负“房贷”这座大山。因此，他们的消费和购买力甚至强过一二线城市的同龄人。这些小镇青年，会分期购买智能手机和一辆中档好车，也会一年出国旅行一次。他们购物喜欢拼多多，抽空就刷刷快手。拼多多、快手的崛起，汽车金融的火热，vivo和OPPO手机的逆袭，《战狼2》和《前任3》的意外走红，都凸显了小镇青年这个群体的强大爆发力。城镇再往下，就是中国广袤的农村。在这里，再也没有乡村青年这个群体。年轻人都离开土地去打工，乡村呈现出空心化的情况。但是，这片对于金融来说略为荒凉的土地，依然孕育着商机。第二个崛起的群体，就是乡村大妈。乡村大妈都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她们年龄在40-60岁之间，坚守农村，照顾老人，是一个家庭的坚实支柱。金融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其实一直都不低。早在几年前，京东和淘宝就进入农村，开起了小店，主要面向的客群就是乡村农妇。它们会对后者出售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而农村金融，很多都是针对农妇放贷。“即使是家里的丈夫来借钱，我们也只接受农妇的申请资料。”宜农贷负责人王筱迪表示。“农村的男性，极容易沾染坏的习气，比如赌博、涉黄、打牌。一旦在村子里出现一点苗头，很多男人都会被带坏。”一位从业者称。相对来说，在农村，妇女的责任感强于男性。“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形成变化。”“穷人银行家”尤努斯曾表示，“妇女能比男人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乡村大妈不仅仅蕴含着消费力，也成为好的放款对象，她们可以作为农村家庭的代表申请贷款。“拿下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多家金融科技公司喊出这样的口号，并开始针对这两个群体开发金融服务。03金融下沉实际上，在三四线城市，金融科技已悄然跑完了一个经济周期。2015年，金融科技就开始了渗透之路，并在2016年达到一个小高潮。“10多家互金平台开设了门店。在网络上打过广告的知名平台，在市里都能找到。”在桂林从事贷款业务的张何娟称。“满大街的贷款门店，有些平台简单到有张工资卡，或者有公务员担保，就可以贷款。”她称。而此时，出租车的座椅上、电梯间，都能看到汽车金融的广告。几乎所有的手机门店，都可以分期购机。2018年，三四线城市也迎来了金融小寒潮。“现在就剩下三家，其他店铺都已关门。”张何娟称，汽车金融的门店，也减少了很多。但金融的下沉，却是大势所趋，再不可逆。度小满金融CEO朱光曾对媒体表示，三四五线城市消费金融发展空间极大，在度小满金融服务的客群中，来自三四五线城市的用户，在2018年占比已经将近50%。小镇青年和乡村大妈的觉醒，已让这片市场燃起金融战火。对于征战这片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来说，它们要做的，不是盲目进攻，而是真正了解新群体。你给小镇青年提供的“想当然”的产品，未必就是他们想要的。“你真正了解你的用户吗？有可能你一无所知。”一家消费金融公司的副总裁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你知道在闲鱼上，什么样的二手商品卖得特别好吗？”他称，答案居然是“口红”。因为小县城可能根本没有知名化妆品专柜，女性用户就通过闲鱼买一些二手口红回来试色，觉得不错，再买新的。捷信的高级区域销售经理李天齐发现，小镇青年更爱国产品牌，消费更加理性。“未来，我们还将根据年轻人的新需求，拓展3C、电动车、摩托车之外的分期项目。家用电器、旅游、健身、生活美容等，都可以成为下一步开展业务的方向。”他称。另一方面，新群体崛起后，也不能对其过度开发，透支其信用。“得不到传统金融服务的人群，需要更多地了解普惠金融和消费金融。”罗曼·沃迪拉称，捷信正在走进社区和学校，讲解专业金融知识，并宣传信用的重要性。“2019年，金融科技的两大趋势，就是出海和下沉。”多位业内人士称。这就是2019的两部曲：走出去和沉下来。但金融的下沉，绝不应是掠夺式的杀鸡取卵。应该读懂用户，了解用户，并带着他们一同成长。*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病毒风波背后：变味的Club Med被指资本惹的祸

　　被复星收购三年、不温不火的ClubMed地中海俱乐部，因为一场病毒风波而出了名。2月16日，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两次鞠躬致歉，表示对ClubMed亚布力度假村可能存在的管理问题，绝不姑息。　　而该游客“中毒”事件爆发距复星旅文港股上市还不足两月，值得深思的是，作为IPO主要卖点和营收主力的ClubMed为何变味？有行业人士分析，不排除是逐利资本惹的祸。　　2月10日，微博爆出自春节开始，ClubMed亚布力度假村多名游客出现有上吐下泻发烧等食物中毒症状，经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确定ClubMed部分游客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为诺如病毒感染。截至2月13日，无新发病例报告。2月15日，关停三日后重新恢复营业。　　2月16日下午，ClubMed最新情况通报，表示已对诺如事件发生期间受到不同影响的宾客提出了补偿方案。ClubMed大中华区运营副总裁Philippe将兼任亚布力度假村村长直至雪季结束。度假村将认真汲取本次疫情教训，全面加强各项管理流程和措施。　　亚布力地区为何仅有ClubMed被爆出诺如病毒疫情，是否与度假村不净的食物、卫生环境有关？关于病毒来源尚未有调查结果，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起事件暴露出ClubMed应急处理不力在内的多项管理失职。　　多名游客向《证券日报》记者反映，与往年相比，亚布力度假村从底层到高层的服务人员素质大幅下降，菜品品质下滑，今年还发现变质食品和过期饮料、卫生状况不佳。此外，没有及时主动干预、控制病情的发生和扩散、医务室缺乏常备药和驻点医生也成为游客诟病的重点。　　一名上海游客对记者介绍，早在2018年12月30日就向村长反映过疑似感染诺如病毒，“当时我知道的就已有4户家庭同时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然而并未引起企业重视，仍在继续营业，2月9日晚上已有30多户家庭觉得身体不适，游客代表集体向ClubMed建议通知住户、封锁餐厅、隔离消毒仍未被采纳，直到2月10日微博爆料引发媒体关注、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入驻，迫使疫情处理进程加快，然而大规模疫情已经爆发，根据游客自行统计，上报感染病毒人数约300人。”　　“复星收购了国际品牌，理应按照国际标准经营，为何最后提供的是连三星级酒店都不如的服务？”一位去过4次ClubMed的银卡会员对记者表示。　　亚布力ClubMed管理乱象背后均指向经营压力和利润导向，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是成本严格控制和连年亏损收窄，而复星收购后的三年是ClubMed以轻资产模式快速扩张的三年，复星旅文实现从成立到完成IPO仅两年的“奇迹”。　　ClubMed中文名称为地中海俱乐部，创办于1950年，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价全包（AllInclusive）休闲度假服务的全球供应商。　　复星集团历时4年，于2015年斥资约70亿元人民币拿下这个法国高端度假村连锁品牌。2018年12月14日，整合收购的相关文旅资产后，复星旅文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上市，主业为通过ClubMed及ClubMedJoyview运营度假村，以及开发、运营、管理旅游目的地，包括三亚亚特兰蒂斯等。　　在招股说明书中，全球最大的休闲度假村集团是复星对外宣传的一大卖点，目前ClubMed度假村是复星旅文的现金奶牛，截至2018年上半年，该度假村实现收入63.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为95.5%。　　ClubMed大部分度假村集中在欧美，均以自持或者租赁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ClubMed被复星收购后，转变发展模式以轻资产方式加快扩张，在2015年之后开业的9个项目中，8个是委托管理模式，不再以自建为主的模式发展。　　在托管模式下，ClubMed向业主收取管理费用，并且管理费和激励与度假村营业收入和利润挂钩。从主人变成顾问，逐利冲动是否会导致压缩成本影响服务质量？　　对此，一位券商旅游业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理论上连锁品牌的国际标准应该保持一致，但由于是管理输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业主的影响。从大型酒店集团发展来看，走轻资产模式是趋势，然而度假村与酒店不同，更注重体验，因此各店巡视、品质监控是关键也是难题。”　　这一点也在这次出事的亚布力ClubMed被印证，亚布力ClubMed的业主为阳光度假村，一名游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一价全包、ClubMed游客专属的度假村内居然有阳光度假村的滑雪私教广告，还有其他人员进行卖房营销，外部滑雪游客抢占跑道、餐厅可供外部客人点菜等影响体验的现象出现。　　中毒门对品牌声誉的影响部分反映在股价上，复星旅文港股过去一周最高合计跌去12%。　　“港股不像A股以散户为主，因此股价波动没那么剧烈，机构投资者会判断是偶发因素还是长期问题。而且地中海俱乐部并非著名一线品牌，观感不是很强烈。从复星的几起海外收购来看，都不是一线企业而是处于平均水平，有些瑕疵的才会被拿下。把好的品牌用来包装上市，增强融资能力，ClubMed有其阶段性使命，今后就要看它独立自主发展，但很难看到高成长性。”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分析。　　以轻资产为主，重资产部分通过销售物业支持继续发展是复星旅文的发展模式，去年12月份复星旅文高管透露三亚亚特兰蒂斯项目已靠卖房回笼资金约70亿元。ClubMed完成上市使命后，复星旅文IPO超一半募资则投向丽江和太仓项目，这两个重资产项目也搭配了楼盘销售。　　丽江项目在2018年动工，预计未来几年投入的总成本约为24亿元，目前已发生总成本5.3亿元；太仓项目将于2019年开工建设，预计未来几年总投资成本约为77亿元，目前已经支付22.45亿元用于买地。　　尽管三亚项目表现亮眼，由于投资周期长、金额高，未来丽江和太仓项目的前景未明。　　“丽江是成熟旅游地，竞争非常激烈，当地星级度假酒店众多，对复星旅文来说会有一定压力。从ClubMed来看，国内入住率压力不小。目前来看复星旅文资产比较单一，未来盈利性不确定性较大。”前述券商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兰州民百连环资本局：倒腾地狂赚16亿 朱宝良分掉99%利润

依靠精心设计的连环资本局，顺利将14亿现金揣入腰包，朱宝良的资本“神操作”堪称经典。朱宝良是兰州民百实控人，朱宝良及其妻子洪一丹自身及通过红楼集团合计持有公司62.23%股权。去年5月以来，兰州民百出人意料地密集分红，加上已经披露的2018年度分红预案，公司一年内将实施4次现金分红，累计分红金额将达16.45亿元。朱宝良夫妇将分得10.30亿元真金白银。然而，长江商报记者发现，巨额分红的现金并非兰州民百主营业务赚取，而是来自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资本局。2009年，朱宝良夫妇100%控股的红楼集团以8.43亿元收购上海永菱、上海乾鹏各100%股权（核心资产为两块地）。2016年4月，在筹划将杭州环北注入兰州民百前两个月，朱宝良突击对杭州环北进行资产剥离与置入。一年之后，或微利或亏损的前述两标的作为杭州环北子公司一起溢价约6倍被注入兰州民百。仅过10个月，兰州民百又将以24.6亿元高价将两标的出售给第三方。以此算来，9年之间，几经倒腾，两块地为朱宝良赚取了超过16亿元利润。紧接着，朱宝良煞费苦心地实施巨额分红、大幅回购公司股份两手抓策略，提高自己的持股比例及拉升股价，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根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估算，在上述系列资本运作中，朱宝良夫妇收获的现金红包将超过14亿元。分红占净利99%打破A股纪录A股市场最豪的现金分红不是茅台，也不是“煤老板”中国神华，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零售业公司兰州民百。1月30日晚间，兰州民百披露了2018年年报，与亮丽年报一同与投资者见面的，还有令人吃惊的现金分红。2018年，兰州民百实现营业收入13.83亿元，同比微增1.18%，同期净利润却高达15.84亿元，同比暴增逾10倍。不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只有1.35亿元，同比增长24.58%。年报业绩高增长，兰州民百推出的2018年年度分红预案也很“嗨”。预案显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合计将派现12.53亿元。此次分红预计占2018年净利润的79.1%。当日，兰州民收盘价7.15元，总市值为55.99亿元。以此计算，该次分红的股息率达到22.38%。不仅如此，这将是兰州民百2018年度的第三次分红，也是去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分红以来的第四次分红，累计派现金额达到16.45亿元。去年，公司还相继在10月10日、11月29日实施了半年度、三季度现金分红，共计分红3.13亿元。加上即将实施的第三次派现，年度累计分红金额达15.66亿元，约占当年15.84亿元净利润的98.86%。超过98%的利润被用作派现、股息率达22.38%，兰州民百的超高分红横扫A股3584家公司，打破了近几年A股分红纪录。2017年，中国神华超高分红曾震惊市场。彼时，公司发布特别股息+普通股息方案，其股息率达17.8%。去年，江铃汽车发布特别股息，公告发布后，其A股股息率达14.2%。这两只超高股息率个股都曾获得市场高度关注。2017年，贵州茅台也颇为大方，每10股派现109.99元。当年分红总额为138.17亿元，占当年净利润的51.02%。2016年，格力电器也将净利润的七成用于分红，但占比均低于兰州民百。与自身过往相比，兰州民百此次分红同样惊人。从1996年上市到2017年的22年中，其共计实现净利润7.89亿元，仅实施5次分红，合计分红1.97亿元。以此计算，兰州民百2018年一年分红，就是22年总盈利的1.98倍，也相当于22年分红总额的7.95倍。溢价倒手资本运作获得16亿真金白银分红秒杀茅台的兰州民百巨额分红资金哪里来？并非主营业务盈利，而是资本运作而得。去年3月15日，兰州民百以24.60亿元价格出售上海永菱90%股权、上海乾鹏100%股权。基于这笔出售资产交易，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高达14.49亿元。长江商报记者发现，给兰州民百带来可观利润的上海永菱、上海乾鹏有着十分丰富的故事。追溯发现，早在2009年，兰州民百控股股东红楼集团分别出资5.98亿元、2.45亿元共计8.43亿元从他人手中揽下了上海永菱、上海乾鹏各100%股权。兰州民百于1996年登陆上交所，但其经营业绩一直欠佳，2009年之前基本处于或微利或亏损状态。2010年至2013年有所起色，但2014年又开始下滑。2016年6月，红楼集团筹划将旗下的杭州环北注入兰州民百。不过，此前两个月，红楼饮料、红楼房地产及浙江丝绸集团45%股权被闪电剥离。同时，将上述并购标的上海永菱90%股权、上海乾鹏100%股权以及红楼饭店100%股权注入杭州环北。曾备受质疑的是，上海永菱、上海乾鹏经营业绩并不好看，且溢价置入。2013年至2015年，上海永菱净利润为121.53万元、304.46万元、-95.63万元。上海乾鹏净利润为-110.35万元、5114.54万元、156.31万元。红楼饭店则连续三年亏损，2017年亏损737.75万元。杭州环北完成资产整合后，溢价596%作价29.97亿元出售给兰州民百。其中，上海永菱、上海乾鹏评估值分别为11.52亿元、3.43亿元。2017年5月15日，兰州民百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杭州环北的重组方案及配套募资方案被监管部门放行，顺利实施。此次交易，股份支付占交易总额的87%，现金支付占13%。朱宝良夫妇、儿子直接及通过红楼集团合计持有杭州环北99.32%股权，获得现金对价3.87亿元。有意思的是，恰好在注入上市公司10个月之后，兰州民百将这两家地产公司卖给了第三方。而这一次，两家公司（上海永菱90%股权）作价24.60亿元，较注入上市公司时13.80亿元增值了10.80亿元。综上所述，9年间，经过朱宝良轮番倒手运作，8.43亿元买的两块地为其获得了16.17亿元真金白银，还有价值2.08亿元的上海永菱10%股权。至少将14亿现金落入腰包再施“神操作”，朱宝良将至少14亿元现金揣入荷包。出售两标的产生的24.6亿元现金在上市公司账上，如何才能将其揣入自己荷包？朱宝良采取巨额分红及巨资回购股份策略来实施。根据长江商报记者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朱宝良及其一致行动人（红楼集团、妻子洪一丹、儿子朱家辉）合计持有兰州民百4.91亿股，占公司总股本62.68%。去年5月以来，兰州民百已实施三次现金分红，朱宝良已经分得2.45亿元。即将实施的每10股派16元，朱宝良至少将分得7.85亿元，合计为10.30亿元。其实际数将不止这些。其最终结果要看兰州民百回购股份实施情况。回购股份还有一箭双雕奥妙。通过斥资回购二级市场股份，不仅增强二级市场投资者信心，提振股价，避免红楼集团质押的股权触及平仓线风险（截至目前，红楼集团股权质押比为69.32%），还能在即将实施的12.53亿元超高分红中，朱宝良持股比例上升，分得更多现金。去年11月，兰州民百宣布拟回购1亿元至5亿元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8.5元/股。按照回购价上限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176.47万股至5882.35万股。如果按照上下限计算，回购完成，此次12.53亿元派现中，朱宝良将实际分得8.49亿元至7.97亿元。综上所述，不考虑回购带动股价上升的账面上浮盈，仅去年5月以来实施的派现，朱宝良将分得10.42亿元至10.94亿元。再加上将杭州环北注入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对价3.87亿元，仅在倒腾上海永菱、上海乾鹏两块地方面，朱宝良通过设立的连环资本局，顺利将14.29亿元至14.81亿元现金揣入了腰包。

扎克伯格的新年礼：Facebook被裁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国农历新年一开年，扎克伯格就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大礼”。2月7日，德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联邦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裁定Facebook在收集、合并和使用用户数据时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并要求其在12个月内停止这些滥用行为。在裁定公布后不久，联邦卡特尔局又发表声明，称如果Facebook对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三款应用进行合并，就会对其启动反垄断调查，以阻止其对数据的收集和滥用。今年1月，扎克伯格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继续保持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这三款软件的前提下，实现它们之间的消息互通。而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这一个裁定和一个声明显然给扎克伯格狠狠泼了一脸冷水，让他的宏伟计划变得前途渺茫。那么，扎克伯格究竟为什么要想推进WhatsApp、Instagram和Messenger的融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又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合并？裁定所称的Face-book滥用市场支配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它对于市场状况、消费者福利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一切，让我们从头说起。打不赢就买买买Facebook是PC时代的产物。从2004年诞生起，它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社交平台的执牛耳者。这一速度，至今仍让人惊叹。然而，在Facebook一统PC端的社交江湖后，世界却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在这个时代，Facebook惊奇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多了很多竞争者。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Snapchat，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以及很多形形色色的软件都一下子冒了出来，开始和它争夺市场。为了弥补在移动端的短板，Facebook一口气推出了十几款移动端的产品，然而收效都不太好。很快，除了Messenger之外，其余产品很快就被市场遗忘了。既然自己开发的产品不成功，Facebook就转而采用了另一个更为直接的策略——买买买！2012年，Facebook以10亿美元的巨款对照片共享平台Instagram进行了收购。当时，Instagram还是一家创建时间仅为2年，用户仅为3000万，盈利几乎为0的企业，10亿美元的收购价几乎就是天价。很多人认为扎克伯格买亏了，但事实却证明，这其实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收购。仅用了很短的时间，Instagram就把收购费用连本带利地赚了回来。对Instagram收购的成功让扎克伯格尝到了甜头。2014年，他作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用190亿美元的巨款收购Whatsapp。在当时看来，这几乎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作为一个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的功能非常简单，大致上相当于一个手机短信的替代品。尽管在被Facebook收购之前，Whatsapp已经拥有了4亿的用户，但其商业模式很不明确，年营收仅有1000万美元。这样一个企业，扎克伯格竟会开出190亿美元，简直是匪夷所思。然而，扎克伯格看上Whatsapp的原因显然不是其现实的盈利状况，而是其对移动端用户的吸引能力。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小扎判断的正确。到目前为止，Whatsapp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15亿的客户，为Facebook在移动端的势力扩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买得到的“身”，买不到的“心”收购的Instagram和Whatsapp，加上苦心经营多年的“亲儿子”Messen-ger，这社交三巨头的存在让Facebook在移动社交领域的地位变得稳如泰山。然而，这一点显然还不能让扎克伯格完全满意，原因很简单：尽管Instagram和Whatsapp已经成为了Facebook的子公司，但它们却拥有很高的独立性——不光它们的运营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其数据也是相互隔离的。从Facebook的角度看，这种独立性其实意味着巨大的效率损失。虽然在人们印象中，Facebook是一个社交网站，但它的社交业务完全是免费的，其真正的收入来源是广告。根据其公布的财报，广告收入在其营收中所占的比重在90%以上，因此从某种角度看，Facebook其实可以说是一家广告公司。对于一家以广告为主要收入的公司，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有庞大的用户群；二是广告的投放必须有很高的精准性。第一个因素不言自明：用户越多，需求就越大，产生的收入也就越高。相比之下，第二个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少一些，但事实上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第一个因素低。广告对客户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带来的转化率。在一定的投入下，转化率越高，广告的单位价值就越大，客户也会更加愿意为其买单。而在影响广告转化率的因素中，对客户的针对性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对潜在广告受众的特性进行精准的识别呢？这就需要依靠数据。现在，“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一个时髦词。很多人认为“大数据”的“大”主要是指其数量，这其实是一个误解。除了数量外，数据的维度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从预测的角度看，一套数量较小但维度较多的数据，价值通常远胜过一套数量较大但维度较小的数据。显然，在扎克伯格决定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时，就将上面的一切纳入了考虑。首先，这两款移动端的应用可以帮助Facebook迅速扩大用户，而实际上这也已经实现了。其次，无论是Instagram，还是Whatsapp，它们在业务属性上都和Facebook的原有业务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其用户群则和Face-book的原有业务有很大重叠。如果能将这些数据打通，那么Facebook就可以一下子将其数据的维度扩展一个层次，让Facebook的广告精准程度上一个台阶。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独立运作之下，Instagram和Whatsapp让Facebook的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在扩展用户数量方面，虽然Instagram和Whatsapp在理论上都是Facebook的子公司，但经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Facebook的广告策略不加遵从。尤其是Whatsapp，其运营团队一直坚持无广告原则，虽然坐拥庞大的用户群，依然不产生盈利。而在数据整合方面呢？情况更糟。无论是Instagram还是Whatsapp，都采用非常严格的加密技术防止Facebook对自身进行数据采集，因此Facebook虽然得到了它们的“身”，但始终得不到它们的“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Instagram和Whatsapp拒绝和Facebook实现数据互通其实也是有底气的。在Facebook对它们进行并购前，需要事先经过多国反垄断机构的审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些反垄断机构提出了并购之后，各应用之间数据保持独立的条件。为了通过审查，Facebook同意了这些要求，而Instagram和Whatsapp也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相应的保证。不久前刚刚离开Facebook的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BrianActon）就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年正是由于他向欧盟反垄断机构保证Whatsapp的数据在技术上难以与Facebook合并，Facebook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在欧盟的反垄断审查。然而，时过境迁，当初的承诺终究会被商业利益所压倒。既然两家公司已经被自己收入了囊中，那么不对其数据进行整合就始终是一个遗憾。一旦Facebook动了这个念头，那么被阿克顿等人认为可以防止Facebook合并数据的技术问题就变得不再是问题。一方面，它向Instagram和Whatsapp持续施加压力，要求其共享用户的相关数据，并据此来投放广告。另一方面，它更是从底层架构上下手，试图让几个软件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底层的数据共通。相对向两家软件施压要求数据，这一招更为釜底抽薪。我们知道，在大数据预测中，数据的时效性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一旦数据陈旧了，它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用户的特征，不能用来精准画像，其使用价值就大大降低了。所以，你们两家不是扭扭捏捏不肯把数据拿出来吗？没关系，一旦底层打通了，Facebook就可以随时拿到最新、最全的数据，到时候，你们再反对数据合并也不会有效果了。当然，除了想要整合数据，发挥数据合力之外，Facebook积极推进几款社交软件的合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心思。在Facebook兼并了Instagram和Whatsapp之后，它在整个欧美社交软件的市场上已经是一家独大，这就引起了不少反垄断专家的担忧。他们纷纷建议，应该对Facebook进行拆分。具体应该怎么分呢？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将独立性很强的Instagram和Whatsapp重新拆出来。而如果直接将几款软件从底层上实现合并，那么这种拆分就变得不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合并其实也是Facebook应对反垄断压力的一个策略选择。要推进几款应用的合并，必然要取消Instagram和Whatsapp的独立性，这让两家的原有运营团队十分不满。最终，Instagram和Whatsapp的几位创始人先后出走。离开Facebook后，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回忆当初的被并购经历，不禁感叹：“最终??我为了更大的利益出售了用户的隐私。”不过，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除了这声感叹外，他已经再也没有能力阻止Facebook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碍手碍脚的人走了，扎克伯格推进几款社交软件合并的构思在公司内部已经没有了反对者。正当他要大展拳脚，全力推进合并计划之时，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这个“程咬金”却杀了出来。读者或许有些奇怪，一家美国公司的家务事，怎么就碍着德国人的事了？是的，Facebook确实是美国公司，但是其经营范围却是全球性的，很多德国人都是它的用户。资料显示，在2018年底，Facebook在德国的月活用户数为3200万，日活用户数为2300万。按照用户数量计算，它在德国社交软件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达到了90%以上。从这点看，德国人盯上了Facebook完全有其道理。那么，Facebook整合几款软件数据的行为究竟犯了什么错呢？联邦卡特尔局给出的说法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体来说，就是Facebook强迫用户签订剥削性的商业条款（exploitativebusinessterms），允许其将搜集到的数据与第三方数据匹配或者传输给第三方，由此剥夺了用户的“信息自决权”。联邦卡特尔局认为，这虽然没有直接侵犯用户的经济利益，却会增加用户的隐私泄露风险。对此，Facebook方面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用户同意Facebook的数据搜集和整合行为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因为在用户使用软件前，所有的一切都会通过《用户须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收集数据，或者不同意数据被整合，只要在《用户须知》上点击“拒绝接受”，不再使用Facebook即可。联邦卡特尔局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它指出，Facebook在德国的社交软件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市场支配地位。这不仅源于其本身的市场份额巨大，在现有的市场上少有竞争者，更在于其具有很高的市场壁垒，让潜在的竞争者难以进入。在联邦卡特尔局看来，作为一家平台企业，Facebook拥有的最重要壁垒就是网络外部性。由于网络外部性会对人们的社交体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即使有人推出了和Facebook一样功能的社交软件，用户也会更愿意留在用户众多的Facebook，毕竟自己的好朋友都在那里。此外，Facebook巨大的规模本身也是一个壁垒。这是因为，运作平台是一件规模报酬递增的事，把平台做到一定规模是最难的，而后就会相对简单。这一性质决定了，如果有竞争者要进入，它就需要在巨大的成本劣势之下与财大气粗的Face-book展开竞争，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基于以上原因，联邦卡特尔局认为Facebook不仅在现实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会遇到对手，其市场支配地位很难动摇。在这种背景下，用户的选择其实只是理论上的——如果他不被迫同意Facebook给出的条款，那么他将无法使用社交软件与人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Face-book的行为就是强迫用户同意自己的决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来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根据这一判断，联邦卡特尔局要求Facebook立即进行整改，在十二个月内停止违法行为。虽然这个裁定并没有对Facebook给出天价的罚款，因此并不会像之前欧盟对谷歌的罚款那样吸引眼球。不过，这个裁定直接对Facebook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影响，如果它成立，其对Facebook产生的冲击或许并不会小于数百亿美金的罚款。更为麻烦的是，德国方面的表态可能只是一个前奏，它或许会对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机构产生影响。出于对本国用户权益保护的考虑，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很可能效仿德国，纷纷来找Facebook麻烦。如果是这样，小扎在未来几年内恐怕都要过得不开心了。案例背后的冷思考尽管联邦卡特尔局对Facebook的裁定发生在千里之外，但它却涉及了很多平台竞争、数据保护方面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平台已经成为重要经济主体的今天，这个案件是非常值得引起关注的。限于篇幅，这里仅谈两点。首先，这个案例为我们思考平台经济的竞争和垄断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竞争表现出了很多的特殊性。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一家独大”已经成为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结构上的集中并不必然代表高市场份额的企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联邦卡特尔局的裁定书明确指出了这点，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不过，联邦卡特尔局随后用网络外部性和规模报酬的存在来论证Face-book具有很高的市场壁垒，这一点并不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或许，在这一案例中，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外部性并不必然会成为不可逾越的壁垒。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成为在位者崩溃的诱因。网络外部性的逻辑在于，用户会偏爱用户更多的平台，因此如果一个平台吸引了一定数量的用户，更多的用户就会倾向于选择这个平台，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通过这种类似“滚雪球”的效应，获得先发优势的平台就会膨胀起来，难以被超越。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讲，如果在位的平台被竞争者挖走了一定的用户，那么它的网络外部性就会减小，对用户的吸引力就会下降，用户就会继续流失，然后继续让平台的网络外部性下降??如此反复，一个在位平台也很可能因为某个微小的失误而迅速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外部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究竟会巩固垄断，还是促进竞争，其实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至于规模效应，在现代的条件下，就更难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壁垒。事实上，现在很多挑战在位平台的行为，都是某一个在另一市场上成功的平台发起的。这种跨界竞争，或者平台包抄，使得某个平台事实上很难长期垄断一个市场。类似的例子，我们在国内已经看到了很多，例如滴滴和美团之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此外，目前的技术日新月异，而每一个技术革新的背后，都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即使是垄断平台，如果不能成功抓住机会也会很快被超越。事实上，在本案中，Instagram和Whatsapp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在它们出现时，Facebook早已是社交软件的巨头，但由于它们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就一度就成为了Facebook的有力竞争者。对竞争真正可能产生威胁的问题是所谓的“杀手式收购”（KillerAcqui-sition），也就是通过收购来消灭对手。虽然在现有的竞争条件下，大平台并不能消灭竞争，但它却可能通过其雄厚的财力来消灭竞争者，尤其是小型竞争者。在本案中，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来，Instagram和Whatsapp都是Facebook的有力竞争者，然而Facebook在其羽翼丰满之前就将其收购了，由此将可能的竞争消灭于无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在审查时都采取了措施，例如要求几个软件在并购后独立运营，彼此之间进行数据隔离等，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有的约束都可能被企业在事后以各种方式破解。这或许说明，传统的事前审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监管机构或许要采用一种更为动态、更加交互式的办法来对平台之间的并购进行评估和监管。其次，这个案例对如何在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进行权衡提出了拷问。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已经成为了关键的要素。对于企业来讲，数据的数量越多越好，维度越大越好，时效性越强越好，整合程度越高越好，但这就和用户的隐私保护产生了冲突。从理论上讲，数据也是商品，平台可以通过交易，或者征得同意的方式来搜集数据。但问题是，平台面临的消费者实在是太多了，每个消费者之间的偏好又各不相同，有的不在乎隐私，愿意用它们来交换服务的便利，而有的则十分重视隐私，为保护隐私宁愿放弃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就成了两难。如果一刀切地严格保护，那么大数据等技术就难以使用，平台对用户的服务质量就难以保证；如果一刀切地不保护，那么用户隐私就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让平台和消费者一事一议地进行谈判，那么交易成本又会太高，从而让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从这个角度看，联邦卡特尔局要求Facebook不能再用格式化的《用户须知》来让用户做选择，固然是有其道理。不过，如果Facebook放弃了这种做法，它又可以采用怎样的方法来获得用户的同意呢？这个替代方案，恐怕是很难找的。不过，这些从制度层面难以应对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解决。就在最近，谷歌开发出了全球首个移动端分布式机器学习系统。和传统的数据分析不同，这个系统不再要求“将数据代入代码”，而是选择了“将代码代入数据”。据说，这种技术可以让平台在不采集用户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机器学习。或许，这种技术的出现将会有助于破解数据利用和隐私保护的两难。

至少4家公募涉丹东港债券违约 “踩雷”金额超4.5亿

　　犹记得去年5月，国开泰富基金公告，因“14丹东港MTN001”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发行人构成实质性违约，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起诉“14丹东港MTN001”发行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不过近日记者注意到，涉及丹东港违约债券的基金公司不只国开泰富基金一家，至少还有3家基金公司牵涉其中，涉及金额超过4.5亿元。　　“踩雷”案件移送辽宁法院　　国开泰富“踩雷”的事情，其实最早可以从2017年三季度说起。2017年三季报显示，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持有50万张“14丹东港MTN001”。2017年10月30日，丹东港集团发布《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期足额兑付本金的公告》，宣布“14丹东港MTN001”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净值数据显示，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2017年10月27日的净值为1.0390元，而其2017年11月3日的净值直接跌至0.9750元。　　2017年11月18日，国开泰富基金发布关于旗下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期开放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已到期债券应收账款调整的公告。公告显示，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后，决定对旗下国开泰富岁月鎏金定开债基持有的已到期债券“14丹东港MTN001”的应收本金，参照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2017年10月30日对该债券的估值定价(当日估值净价为19.3683元)做减计调整，即应收到期本金调整为968.4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之后清盘，2018年8月份的清算报告显示，截至基金一次清算的最后一日，发行人仍未能按期偿付上述中期票据本金，且上述债券本金兑付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金将根据上述证券变现情况进行二次清算，届时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再行出具清算报告。　　不过，目前还未能查阅到重新出具的清算报告，而国开泰富基金也已在去年5月向法院提前诉讼并获得受理。记者近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国开泰富基金起诉请求判决丹东港集团支付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以及支付逾期违约金，不过因管辖权原因，本案移送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至少还有3家基金公司“踩雷”　　除了国开泰富“踩雷”，记者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其实“踩雷”丹东港违约债券的基金公司至少还有3家，且“踩雷”债券不仅只有“14丹东港MTN001”，还有“13丹东港MTN1”。　　具体来看，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信息显示，2013年3月12日，丹东港集团发行“13丹东港MTN1”，发行金额为9亿元，期限5年，债券利率为5.67%，本金的兑付日为2018年3月13日，到期一次还本。　　金元顺安基金购买了该债券，持有票据本金人民币1.5亿元，2018年3月13日为1.5亿元本息兑付日，但丹东港集团未能按期兑付本息。同样“踩雷”“13丹东港MTN1”的还有融通基金，其持有票据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　　而与国开泰富基金一样，“踩雷”“14丹东港MTN001”的则有金元顺安基金、融通基金和长安基金。资料显示，2014年9月4日，丹东港集团发行债券“14丹东港MTN001”，发行金额为10亿元，期限5年，债券利率为5.86%，本金的兑付日为2017年10月30日，到期一次还本。其中，金元顺安基金持有票据本金9100万元，融通基金持有票据本金2000万元，长安基金持有票据本金1亿元。　　也就是说，这4家基金公司加起来，涉及上述两只违约债券的金额累计超过4.5亿元。其中，金元顺安基金和融通基金更是两颗“雷”都踩到了。而这些基金公司也都先后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不过案件也都移送辽宁省法院处理。　　对于此次“踩雷”，长安基金相关人士表示，“涉及的是我司某一只私募资管产品，并不涉及我司旗下任何公募基金。”　　至于目前最新进展，融通基金相关人士则回复称，“案件已移交至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截至目前，法院已经立案受理，但尚未通知开庭。”　　而天眼查资料显示，长安基金与被告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日林实业有限公司、王文良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定于2019年7月16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

全球最赚钱基金大佬不是达里奥，而是他！一年“到手”100多亿

知道全球最赚钱（or最有钱）的基金经理是谁吗？也许你会以为是桥水的雷·达里奥，毕竟桥水作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其管理规模达1600亿美元，光靠规模，创始人就能每年挣超大笔的现金，这几乎比任何人在一生中都能获得的资产还要多得多。然而，依据最新出炉的彭博对冲基金大佬资产排名，赚钱最多的并非达里奥，而是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去年，他从对冲基金中赚得了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而达里奥则赚取12.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5亿元），位居其后。至此，西蒙斯的个人总资产达到165.5亿美元，列居全球之首，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达里奥的个人净资产则约162亿美元，位居其后。西蒙斯和达里奥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身家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全球最富有的基金经理：依据最新出炉的彭博对冲基金大佬资产排名，在2018年，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一年就从对冲基金中赚得了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其个人总资产达到16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1亿元），列居全球之首，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而桥水联合的达里奥则位居其后，其财富在2018年增长了12.6亿美元，收入仅次于西蒙斯。其管理规模达16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达里奥的个人净资产约162亿美元，西蒙斯和达里奥也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身家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彭博亿万富翁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对冲基金财富的首次排名显示，超级对冲基金如格里芬的城堡基金（Citadel）、西蒙斯的文艺复兴、达里奥的桥水联合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已经成为超级富豪们的印钞机。这些最大的基金现在每年可以为其创始人挣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的现金，这几乎比任何人在一生中都能获得的资产还要多得多。数学怪才闯进华尔街，成对冲基金之王国内投资者可能很少听说文艺复兴基金及其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西蒙斯是世界级数学家，40岁才开始做投资，被誉为“最赚钱的基金经理”和“最聪明的亿万富翁”。因此，看他的经历，前40年是在学术界：195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1961年（年仅23岁）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1964年至1968年在美国国防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同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教授数学。1968年（30岁）被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授予数学学院院长职位。1976年摘得数学界皇冠——全美维布伦（Veblen）奖。1978年（40岁），西蒙斯离开学术界，创建投资基金Limroy，5年后创立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不同，西蒙斯依靠数学模型和电脑，管理着自己旗下的巨额基金。西蒙斯曾经表示：“我是模型先生，不想进行基本面分析，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降低风险。而依靠个人判断选股，你可能一夜暴富，也可能在第二天又输得精光。”他认为模型较之个人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据悉，文艺复兴科技的第一支基金产品——大奖章基金被称为“印钞机”，1989—2009年间大奖章基金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5%，较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均回报率高20多个百分点，比索罗斯和巴菲特的操盘表现高出10余个百分点。即便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仍高达85%。文艺复兴公司200多名员工中将近二分之一都是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等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其中仅有两位是金融学博士。公司从不雇用商学院毕业生，也不雇用华尔街人士，这在美国的投资公司中堪称绝无仅有。西蒙斯说：“好的数学家需要直觉，对很多事情的发展总是有很强的好奇心，这对于战胜市场非常重要。”2008年度，西蒙斯更是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排名《阿尔法》杂志“第八届全球对冲基金经理收入年度排行榜”的第一名。西蒙斯在2009年10月10日宣布2010年1月1日他将退休，但是会保留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荣誉主席职位。如今，81岁的詹姆斯·西蒙斯被称为量化投资鼻祖，对冲基金之王。顶级对冲基金收入明显优于普通基金经理2018年并不是对冲基金行业表现特别好的一年。根据Eurekahedge的数据，基金清盘的数量在2018年连续第三年超过新成立的数量，投资者继续向经理们施压以降低费用。不过，这些榜单上的超级对冲基金的表现多半不错。例如，城堡基金的旗舰产品惠灵顿去年的回报率为9.1%，文艺复兴的机构股票基金上涨了8.5%，而对外部投资者关闭的大奖章基金则表现更好。桥水联合的旗舰纯粹阿尔法基金去年上涨14.6%，而全天候策略产品则亏损。相较之下，对冲基金行业平均下跌6.7%，略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不少相对较小的基金公司的表现更加出色。博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是美国最大的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其管理人迈克尔·普拉特的产品投资回报达到了25％。元素资本管理公司（Element)的杰弗里·塔尔宾斯的宏观基金获利增长17%，将他的身价提升至16亿美元。不少对冲基金投资者表示，希望大型基金能够产生比一般对冲基金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愿意支付2%的管理费和20%的绩效费，并且愿意容忍像2018年这样的市场中一些基金表现较差，因为他们多年来表现优于同行。而这些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在2018年也明显优于普通基金经理。除了西蒙斯、达里奥，城堡投资集团的KenGriffin位居第三，收入8.7亿美元。双西投资的欧文德克和大卫·西格尔收入均为7.7亿美金，Chase Coleman，IzzyEnglander等人赚得超过3.4亿美元。

小城消费虚假繁荣？是真车厘子自由还是假候鸟式消费？

从工作地杭州回安徽芜湖过年的范团发现，车厘子成了春节期间这个小城的“网红”。街上卖车厘子的水果店变多了，而且是成箱成箱地摆出来卖。一百到三百多不等的车厘子整箱售价让她惊讶，“我在杭州一般也只买30元一斤的，回家后发现很多人都买50多元一斤品质更好的车厘子。”在湖北孝感，一个临近省会武汉，房价还没过万的四线城市开水果店三年有余的岳丽感受同样明显。“今年车厘子的销量是往年的三倍以上，大年初四、初五就卖完了，后面也进不到货了，批发商那里的屯货都被抢光了，真后悔没多进一点。”岳丽表示。“现在微博和抖音上不都说‘车厘子自由’嘛，看来小城市也不差啊。”所谓“车厘子自由”，是网上流行的一种说法，指可以自由自在地买车厘子吃，买的时候不用顾忌价格也不用顾忌数量。网上把“车厘子自由”视为财务自由的一个阶段，并认为经济实力不错的人才能实现“车厘子自由”。“车厘子自由”之外，各种一线品牌陆续入驻三四线城市，星巴克人潮攒动，海底捞外卖生意火爆，价格几乎对标一线城市的甜品店和奶茶店被年轻人朋友圈疯狂“打卡”，移动互联网在扩展人们的视野的同时，也悄然将对一线城市的想象搬进了现实。从深圳回孝感过年的丁明也留意到这种变化，陆续开业的咖啡厅、奶茶店、餐厅，其和一线城市差异不大的菜单和价位让她直言家乡“时髦”了起来。不一样的春节返乡过年的范团也发现，今年这个春节“有点不一样”。车厘子和草莓等较为昂贵的水果开始频繁出现在走亲访友的餐桌上，往年热门的砂糖橘、苹果、橙子受到冷落，生鲜店铺和海鲜种类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选择网购和拼购的方式购买年货。范团也看到了家乡出现了太多网络同款商品，“从零食到各种店铺，应有尽有。”以往过年准备饮料，范团妈妈都是在超市购买可乐或者果粒橙，今年则是网购了一箱奶茶，就是那种网上特别火的奶茶。范团外婆学会了使用支付宝，还用支付宝给范团和表妹发红包。过年期间，外婆还一直想让范团教她如何用支付宝淘宝。范团注意到，家里为亲朋好友准备的礼品价位也有相应的提升，“现在更多会选择知名品牌或者网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感觉山寨品牌比往年少了，因为感觉大家更‘挑剔’了。”家住广州，过年会回城镇走亲访友的蓝宁感触颇深。以前回去走亲戚，蓝宁都是在当地随便买点糖饼。但今年一个亲戚打电话来说，现在他们不吃这种糖饼了，杂牌子的东西他们不会吃，让蓝宁不要浪费钱了。因此，蓝宁从香港买了十盒金莎巧克力带回老家。范团发现，以往的春节在家吃饭，今年也更多被外出就餐或者点外卖替代。范团去一个阿姨家吃饭，是点的海底捞外卖，阿姨说，“不用做饭还不用洗碗太方便了。”范团感觉，今年春节家庭支出更多地体现在了吃的方面，往年的一些保留项目比如买新衣都被取消了。芜湖这个距离省会合肥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小城，按照GDP规模，居民人均收入、一线品牌进入密度等要素被民间研究机构划分为三线城市。芜湖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芜湖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84万元。“房价基本在一万左右，和一线城市肯定是比不了的。”范团说。但是从春节消费上，却越来越与一线城市“看齐”。多家电商发布的消费数据，也在显示着这些变化。腾讯金融科技发布的《2019年春节消费报告》显示，用户通过微信支付和QQ钱包的春节消费总额排名中，宿迁市、东莞市出人意料地排在全国前十，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争高下。阿里巴巴发布的《2019春节经济报告》显示，天猫年货消费一线城市的增速为51%，而三线、四线城市均达到55%。除夕到初三，饿了么平台上来自三线城市的订单增长明显，保定、廊坊、盐城的餐饮外卖订单增速位居全国前三，北京仅排第四。支付宝统计，上海、北京、广州依然是春节境外消费最大城市前三，但舟山、潍坊等城市的增长速度却比这些一线城市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三四线城市的核心消费人群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上述报告显示，淘宝年货消费人群中，80后和90后合计占比6成，成为“张罗”春节的主力军。京东春节消费数据显示，春节期间，80后和90后用户成为主力消费人群，销售额占比超过70%。携程统计显示，在报名春节携程国内游、出境游的用户中，90后游客占总出游人数13%，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90后青年占比达到16%。相比一二线城市，90后小镇青年的出游热情高涨，游客量增幅更高，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1%，高于一二线城市51%的增长率。移动互联网浪潮下，包括小镇青年在内的低线城市居民可以通过众多媒介快速了解一二线城市的消费现状和消费热点，各种网红店层出不穷，消费品的类型和层次也迅速对标一线。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从奶茶、甜品、电影票等价位“升级”中感知了这一变化。“我记得以前奶茶店很少连锁的，价格也多在四五块钱一杯，这次回家，发现街边开了很多网红奶茶店，动辄20块钱一杯的价格，基本上和一线城市持平了。”丁明如是说。“再也看不到20块钱一张的电影票了，春节去看都是60块钱一张。”家住东莞的小程说。范团特意留心对比了一下票价，芜湖市中心的电影院票价基本在四五十元，她在郊区看也要接近40元，范团节后返回杭州看了一场《流浪地球》，发现票价也才32元。“候鸟行情”？范团回家后，每天母亲总会在桌子上摆一大盆草莓和车厘子，“孩子回来了，就买点好的给她吃，日常的话偶尔还行，一般不会买这么贵的水果。”范团的妈妈说。“回家后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看看电影逛逛街，然后顺便买点奶茶喝，价格还能接受，因为和深圳没太大差别嘛。”丁明表示。这样的消费是否持续？微信发布的2019年春节数据报告，记录了支付领域的“候鸟型消费”情形。其将“候鸟型消费”定义为春节期间在非常驻地微信支付消费，消费迁徙路线多为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向三线及以下城市。数据显示，越下沉的城市，受“候鸟型消费”影响越大，三线及以下城市，“候鸟人口”均贡献了超过30%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其中在六线城市，“候鸟人口”贡献了43%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除夕至初五，微信支付共产生12.4亿笔“候鸟型消费”。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春节期间有大量人群从北上广深等地返回三线及以下城市，在带来这些城市支付方式改变的同时，或也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消费行为。据商务部统计，春节期间中国绿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消费者消费商品更注重品质。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2月4日-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比去年春节假期增长8.5%，但增速首次回落10%以下，且是2017年以来增速连续第2年下降。从观影数据也可看出，城镇居民对“升级”的价格并不是照单全收。财富证券分析师何晨指出，2019年春节档电影观影人次为1.29亿，较2018年同期减少1545万人，同比下降10.7%，是近7年来首次出现下滑。分城市看，除了一线城市观影人数同比微增2.1%之外，二至五线城市观影人次均有所下降，增速分别为-11.45%、-12.09%，-12.73%，-12.62%，同时二至五线城市上座率下滑幅度明显大于一线城市。何晨认为2019年春节档电影票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部分价格敏感型人群观影行为受到影响是观影人次下降的主因之一。范团的表弟小孟生活在芜湖，学的是糕点制作专业，自称“咖啡和甜品匠人”，注重生活品质，家里有一整套咖啡制作设备，“生活品质可高了，自己采购生咖啡豆自己烘焙，还送了我几袋试验品。”范团说。通过小孟的介绍，范团才知道，芜湖来来回回开过很多甜品店和咖啡店，都开不长，小孟说有好几家他觉得很不错的咖啡店都倒闭了。小孟表示现在很多甜品店都是趁着春节开起来的，日常很多都没人光顾。如今的小孟在家乡干起了卖保险的工作，“感觉这个更靠谱一些。”小孟这样总结。丁明发现，随着春节假期的临近尾声，最近她经常关顾的那家奶茶店已经不再排队了，“我那天中午去买，它还没开门，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开门。包括很多网上火爆的串串店、泡面小食堂啥的，很多都是开了一阵子就倒闭了。”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范团回到杭州上班。过年热闹的芜湖逐渐归于平静，热门店铺依旧有人慕名而来，只是不复过年期间动辄两百多号数个小时的长队了。这两天，岳丽开始规划节后的水果进货情况，“节后肯定不会再大量屯车厘子了，实际上初八初九开始，销量就下去了。还是按照日常的销量订货吧，这样保险。”（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中基协：私募基金异常机构达4040家

2月15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私募基金管理人异常公示情况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内容显示，根据中基协发布的相关公告及通知，截至2019年1月底，中基协已将4040家未按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对外公示。具体来看，未按时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以下简称“AMBERS系统”）履行季度更新义务累计达2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3376家，未按时通过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系统（以下简称“信披备份系统”）备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三、四季度季报、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半年报累计达2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1078家，未按时通过AMBERS系统提交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的私募基金管理人879家。中基协还表示，自相关文件发布以来，私募基金管理人积极履行信息报送更新及备份义务，填报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截至2019年1月底，AMBERS系统中私募基金2018年第四季度信息更新完成率达到92.04%，信披备份系统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四季度信息披露报告备份完成率达92.45%，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半年度信息披露报告备份完成率达86.50%。

34天6名高管辞职，汇源怎么了

因违规贷款的问题，上市公司汇源果汁（1886.HK)已经停牌十个月，而港交所留给汇源内部核查的时间也只剩下十个月。按照汇源果汁此前发布的公告，该公司未能在2020年1月底完成港交所列出的复牌条件，港交所将会展开取消公司上市地位的程序。2月3日，汇源果汁发布公告，该公司行政总裁吴晓鹏、非执行董事阎焱请辞。这已是汇源果汁2019年以来发布的第四则人事任免公告。自2019年以来，34天时间里，包括吴晓鹏、阎焱在内，总共6位管理层先后请辞，离开汇源果汁。一位不愿具名的饮料企业人士向本报记者感叹：“看来汇源果汁此次遇到的问题内部很难搞定。”“难搞的问题”是指汇源果汁关于违规贷款的内部审查，给出投资者、交易所一个交代。据该公司2月1日发布的进展，目前独立调查及内部监控审查仍在进行中。从2018年4月3日至今，汇源果汁已停牌10月有余，这场由42.75亿元违规贷款引发的停牌风波，进入2019年并没有平息之势，反而余波阵阵。已进行10个月的内部审查表面上并没有影响到市场终端。在春节饮料消费传统旺季，作为国内果汁行业老大，汇源果汁依然是超市消费主角；2019北京卫视春节晚会上，汇源果汁也以指定饮品的身份高频次出镜，春节营销并未缺位。可是接下来，风平浪静的市场表现能持续吗？这才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一部分中小投资者还对于汇源果汁的业绩抱以希望，认为只要业绩好，就能解套；另一部分投资者的态度则是愤怒与担心，他们认为，无视交易所规定，挪用公司资金已暴露了汇源果汁内部管理漏洞，如今并不健全的管理层架构，很难让投资者乐观。从现在算起，留给汇源果汁内部核查的时间也仅剩10个多月。5个人的董事会从汇源果汁停牌后来发布的上市公司公告来看，停牌这10个月，除了内部审查外，人事变更是汇源果汁绕不开的主题。2018年有首席财务官、行政总裁的重要任命，进入2019年后主要是高管辞职。其中，行政总裁吴晓鹏的离开颇显意外，因为距他出任这一职位，仅过了半年。2018年7月16日，汇源果汁公布吴晓鹏为新任行政总裁，在公告中汇源果汁评价其“在内部控制、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彼时的汇源果汁因为在没有申报交易所、没有获得股东批准的情况下，将42.75亿元贷款借给关联公司而遭遇交易所停牌已有3个月，并已在内部启动了调查。这位临危受命的行政总裁未能力挽狂澜。汇源果汁在公告中称，吴晓鹏的辞职是出于个人事业发展计划的考虑。与吴晓鹏不同，在汇源果汁担任多年非执行董事的阎焱则是带着不满提出的辞职。阎焱是汇源果汁的股东，2010年加入了汇源果汁董事会，他持有汇源果汁225,170,501股份。阎焱公开表示了辞职理由：在向董事会提出有关相关贷款问题近一年后，有关问题仍然不明确且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阎焱认为，作为非执行董事，他能力有限，因而辞任。和阎焱一样，2019年1月10日非执行董事许清流同样因为贷款事宜提出辞职，许清流是汇源果汁可换债券持有人的唯一股东，他关注到汇源果汁及其管理层在向他提供有关相关贷款或公司一般事物的资料时欠缺主动，从而影响到了其履行董事职责，因而选择辞职。许清流是亲亲食品的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担任非执行董事也仅一年。除了以上三人之外，执行董事崔现国、独立非执行董事赵亚力、独立非执行董事梁民杰也都在2019年开年后先后离开了汇源果汁。目前，汇源果汁的董事会只剩下5人：主席朱新礼、执行董事朱圣琴、执行董事鞠新艳以及独立非执行董事宋全厚、王巍。执行董事中，朱圣琴为朱新礼之女；38岁的鞠新艳也是汇源果汁的“老人”，2001年11月加入汇源，曾任总裁办副主任、工厂总经理、大区总经理及副总裁等多个职务。值得一提的是，汇源果汁目前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财务管理及审核委员会人员人数均低于上市公司规定的最少人数、财务管理及审核委员会主席、行政总裁等职位也出现空缺。汇源果汁密集的人事辞别，已经不是第一次。2014年8月，汇源果汁公布任职仅一年的行政总裁苏盈福辞职。从李锦记等知名快消企业走出来的苏盈福肩负汇源果汁“去家族化”的重任。彼时朱新礼曾表态：“哪怕汇源被我新招来的人折腾死了，我也认”。有朱新礼的兜底，职业经理人苏盈福很快烧起了“三把火”：撤掉了所有事业部、解散了七个特区、重新划分市场、要求销售人员砍掉营销利润的环节……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一半就结束了。此后，汇源果汁的行政总裁一职花落汇源果汁“元老”于洪莉手中，与此同时，朱新礼之女朱圣琴、元老崔现国同时成为执行董事，朱新礼家族再回归。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汇源果汁“去家族化”的革命半途而废。直到2018年，又一位职业经理人吴晓鹏空降，但“三把火”还没烧起来，他就选择了离开。暗流涌动在停牌期间，汇源果汁对外称，公司运营正常。春节放假期间，本报记者走访北京多个超市、便利店，销售人员并未发现汇源果汁相关产品的供应有异常。不过，多位销售人员也透露，由于饮料种类丰富，果汁产品的销量远不及前些年。在国内饮料江湖，同宗庆后一样，白手起家的朱新礼也是一位标杆性人物。借改革开放的东风，1992年朱新礼辞去公职，创办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次年汇源的第一批浓缩苹果汁生产出来了，从此“汇源”这个品牌就成为了果汁品类的代表，常年占据果汁市场半壁江山。相比平静的市场终端，在停牌这10个月，经销商们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政策又有变化，这不就更乱了，”一位来自陕西的经销商向本报坦言。事实上，不只是停牌这10个月，在过去10年间，“动荡”也是汇源果汁留给外界的印象。现任山东温和酒业集团总经理肖竹青曾是汇源果汁员工，在他看来，“动荡”是从2008年真正开始的。2008年，国际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向汇源果汁伸出了橄榄枝——以179.2亿港元的总金额收购汇源果汁，每股12.2港元，这已是汇源果汁发行价的2倍。朱新礼当时选择“卖出”，所以他遣散了绝大多数的销售团队和工作人员。但遗憾的是，最终这桩收购案遭到商务部的否决。此后，汇源果汁内部的管理层一换再换。肖竹青坦言：“换一批领导就等于更换一管理模式、换一批经销商、换一批员工队伍，这对于汇源果汁的市场基础造成了伤害”。根据Wind统计，2014年汇源果汁出现亏损，全年净利润-1.27亿元；2015年亏损额扩至-2.29亿元。如果刨去政府补贴和资产出售带来的收益，汇源果汁的亏损会出现得更早。为了应对业绩疲软，近年汇源果汁内部调整频繁。除了产品的多元化探索之外，销售体系的重建也是一方面。汇源果汁曾在2014年的财报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信息：“2014年整年汇源在全国实现了超过1000家营业所的网络布局，充实一线员工，打造零售终端。”汇源果汁曾试图用直销的模式来刺激终端销售。但是这一模式是否真正起效？在位于顺义区北小营镇汇源集团原总部门口常年摆放着一处饮料摊位。2018年10月底，本报记者实地走访时，该摊位工作人员介绍，她之前的工作单位是汇源下属的营业所，目前营业所都已被划入到万盟汇达。“如果想卖饮料，可以从万盟汇达直接进货”。该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代理汇源自己的产品之外，万盟汇达也会承接其他品牌的销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汇源的经销商，不过相比其他经销商，万盟汇达拿到的货品和成本价格更胜一筹。在摊位的旁边，便是挂有万盟汇达牌匾的超市。超市内，摆放最多的是汇源品牌的产品。超市内生活家电区域，挂有“飞利浦照明”的导购牌，但是并未摆放任何产品；汇源果汁体验区也是空无一人，桌椅被随意摆放，已落满灰尘。根据启信宝信息，北京万盟汇达商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正是北京汇源饮料，即向上市公司借款的关联公司。上述不愿具名的饮料企业人士向本报分析，直销体系本身会耗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目前该体系不属于上市公司，这也减轻了上市公司的负担。“汇源果汁的直销最开始的设想是为了补缺，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与传统经销商体系有了一定的冲突。”在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在整个汇源的体系中，直销的矛盾依然存在。前路未卜汇源果汁内部政策变数多、存在不合理性、管理无序，这是另一位曾供职汇源果汁的行业人士对于该公司的评价，在被问道如此评价的缘由是，他回答称：“山头文化”。汇源果汁近些年也总被人们贴上“家族式管理”的标签，在2018年违规贷款事件爆发后，质疑声越来越大。汇源果汁2018年3月发布的公告显示，在没有得到董事会批准，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对外披露的情况下，汇源果汁向汇源集团旗下的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源饮料”）借出了42.75亿贷款。这一行为违反了港交所上市规则中关于关联交易申报、股东批准及披露的条款。根据启信宝的信息，北京汇源饮料2001年成立，实际控制人为朱新礼、法人代表、董事长为朱燕彤，朱新学、朱圣琴为公司董事。虽然这笔贷款已被追回，且上市公司也拿到了相应的利息，但是港交所仍然要求汇源果汁内查。就汇源果汁调查进展、事件影响以及内部应对等问题，本报于1月24日向汇源果汁进行了提问，但截至发稿对方未有回复。与汇源果汁向关联公司借款42.75亿元的大方形成对比的是压在其身上的债务压力。2018年4月，汇源果汁发布了未经审计的业绩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14.02亿元。2016年底和2015年底，该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99.95亿元和76.62亿元。事实上，上市公司汇源果汁确实只是汇源集团偌大产业中的一份子而已。汇源果汁停牌10个月期间，汇源集团在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并没有停止。根据汇源官网，目前汇源集团旗下拥有汇源农业、汇源果汁、汇源果业三大板块。其中汇源农业是朱新礼近年的“心头好”。官网信息显示，目前汇源农业已经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规划建设了19个农业产业化园区，形成了种植、养殖、商贸物流、加工、现代农业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养生等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多样性格局。例如，2018年7月有公开消息称，汇源将在云南布局康养小镇和果园基地建设，总投资将达到300亿元。在谈及农业板块的运营状况时，一位曾在农业板块旗下电商平台供职的员工向本报记者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来形容，“至少电商至今未盈利”，毕竟农业是公认的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因而也无法反哺为上市公司。相对于农业板块，汇源果汁确实已成熟。虽陷入泥潭，但是朱丹蓬透露：“很多公司对于汇源果汁还是很有兴趣的。”停牌之前，汇源果汁股价停在2.02港元，市值为53.97亿港元，这比该公司最高总市值175.15亿港元蒸发了120亿港元。2007年汇源果汁在港交所上市时发行价为6港元。可口可乐2008年提出收购时的作价为12.2港元/股。

吓退对手 苦肉计？滴滴“机密数据”蹊跷流出 7年亏450亿？

战略性亏损？滴滴出行创始人兼CEO程维滴滴祸不单行。2月15日，滴滴官方宣布裁员消息。公司CEO程维宣布将做好过冬准备，对非主业进行“关停并转”，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减员，整体裁员比例占到全员的15％，涉及2000人左右。在此之前，媒体报道称，滴滴出行2018年持续巨额亏损，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人民币，相比2017年25亿元亏损大幅扩大。并未上市的滴滴曾多次爆出亏损数据。2018年9月，程维在内部信中承认，公司上半年净亏损超过40亿元，创业6年从未盈利。彼时新京报引述其他信源消息称，滴滴创业六年合计亏损约390亿元。如若上述数据属实，也就意味着创业至今，中国网约车霸主滴滴亏损超过450亿元，这或许挑战了不少网约车司机和用户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滴滴在车主端的高额抽成和运力紧张时的加价意味着暴利。2018年滴滴经历创业以来最大危机，两次偶发的顺风车事件成为各地网约车政策严格落地执行的契机，以滴滴为代表的网约车行业在合规方面不得不付出更高成本。对滴滴所在的网约车行业亏损问题，外界看法不一。部分人士以滴滴对司乘两端的补贴费用额度远超亏损额为由，认为属于互联网企业常见的战略性亏损。一位网约车从业人士对时间财经表示，如此机密的数据轻易被媒体获得或是滴滴有意为之，为目前的监管困局争取感情空间，同时吓唬对手和其他准备入局者。不赚钱源自补贴？认为滴滴是战略性亏损的人，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上述历次亏损数据传出时，均有同期补贴费用数额伴随出现。2018年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共计113亿元，这个数据不包括乘客端补贴。乘客端补贴未见数据披露，以往年情况对比，除2018年3月在上海等地与美团打车混战时，滴滴在其他城市的乘客补贴额已经大为减少。滴滴2018年9月的内部信称，2018年上年年其在乘客和司机的补贴奖励上的投入为 117.8 亿元，达到2017 年全年的 65%。以此推断，2017年滴滴的补贴总额高达181亿元。无论是2018年113亿元的司机端补贴，还是2017年181亿元的司机乘客双重补贴，均超过其亏损净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补贴，滴滴实现盈利轻而易举。补贴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只要没有财力雄厚的对手进入，滴滴完全可以将补贴降低到合适的位置。事实上，滴滴创始人程维亦多次反思“补贴后遗症”，表示其2015年就想过“去补贴”。如果没有2018年的顺风车事件和美团打车3月下旬的突然发力，滴滴可能已经实现了盈利。2018年全天候科技引述的资料显示，当年3月初，滴滴预计2018年其主营业务将实现盈利，净利润有希望接近10亿美元，公司整体“微赚钱”。“减少补贴就能实现盈利”的美好设想也不是人人都认同。上述网约车行业人士认为，只要还有竞争者存在，为了维持住市场份额，滴滴就不可能完全放弃补贴。“毕竟，网约车行业的整体用户体验还停留在运力不足的层面”。未来是否会再现补贴大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告诉时间财经，补贴大战有可能重来。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初网约车完全没建立起来的时候，移动支付也未普及，补贴的力度才如此大，如此有效。如今消费者心理中，网约车的品牌已经建立，要去消除已经固化的品牌意识，难度更大。滴滴的未来补贴的两难之外，滴滴作为网约车行业代表，还面临其他问题。如果说美团打车的进攻，滴滴还能有所预料和准备。那顺风车黑天鹅事件和由此引发的舆论危机和监管困境，从事后反应看，滴滴显然始料未及。被认为盈利状况最好的顺风车业务下线，至今未能恢复。危机还蔓延到本来各企业含糊以对的快车合规难题。公开报道显示，监管扑面而来：全国多地约谈滴滴，交通部牵头十部委联合进驻调查，27条整改方案……反映到滴滴的对外表现是，这家总融资超过200亿美元的网约车巨头，在2018年变得谦恭无比，宣布“Allin安全，将长期保持低毛利”，并在年底传出“年终奖全员减半、高管取消”的消息。这困境却并不妨碍各路玩家继续入局。暂停拓展的美团打车拿下北京地区运营牌照、京东旗下公司工商信息中新政网约车业务范围，包括大众、宝马、江淮、上汽在内的车企纷纷上线网约车业务。宝马出行业务推出时引述报告数据称，相较于汽车销售市场增长的不确定性，预计出行市场未来几年将以每年33%的增幅达到2025年的2010亿美元，到2030年则达到6560亿美元。管制趋严、行业竞争加剧之下，滴滴的护城河能否保持？管制趋严的影响对滴滴影响明显，但整个行业均受影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认为，长期来说，行业强监管增加了行业成本，降低了行业天花板。对所有网约车玩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运力。正如大搜车创始人姚军红接受《财经》采访时说：“滴滴最大的 bug 在于它的供给是不可控的。滴滴左手消费者右手运力，真正的护城河只能是运力”。对于运力、补贴之外，滴滴所能选择的动作并不多。强监管之下，如果停止或减少补贴，运力能保住多少，那就得烧高香了。

中产家庭的“极简生活”背后

“本来我们是国贸CBD的Darren和Sharon，现在变成了村里的狗蛋和翠花”。张萍说这话时，正和来自加拿大的丈夫二山走在北京通州村落的土路上，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黄土，两个人秒变灰头土脸，模样狼狈。他们在远离繁华市中心的北方农村这样一呆，已近二十年。在那之前，两人曾过着非常“烧包”的生活。1999年，夫妇俩来北京工作，二山进了一家知名电子商务公司做高管，张萍在一家英国企业做管理培训，月收入就已经达到近10万人民币。一张20年前的合照里，二山一副西装革履、青年才俊的金领装扮，一旁穿着黑色吊带的张萍，将头发高高梳起，颇有“高知海归”气质。那时，他们住在市中心的外交公寓里，房间每天有人打扫，如今，则是事事亲力亲为；那时，和所有年轻爱美的时髦姑娘一样，张萍护肤品全是专柜大牌，如今，已是一年到头不施粉黛。这些年来，“财务自由”“环游世界”是越来越多人热衷去谈论的话题，它们代表着梦和远方，是“人生赢家”的标配，是终极理想。但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自由，能达到的人毕竟有限，据2017年胡润报告，在北上广深想要财务自由需要2.9亿元。有没有一种状态很放松、很自由的生活，即使没有那么多钱，也可以过上的呢？从市区搬往郊区，将物质欲望降到最低，积极攒钱，吃有机蔬菜，减少社交，越来越不注重外在的尺度，更注重内在的平静和富足。近年来，不少大城市中产和年轻人正在探索这样的生活，有人管这种趋势叫“逃离北上广”。这与美国年轻人最近兴起的“FIRE”运动不谋而合。FIRE是“经济独立，早早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这种生活方式指的是一方面减少开支，另一方面拼命攒钱，投资股票，房地产，基金，计算未来40年的复利、投资回报率，直到这些被动收入可以支撑未来不用工作的生活，在30岁左右就能过上提前退休的生活。“FIRE”运动中那种对攒钱和复利的算法只是一个理论。在和正在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接触后，你会发现，这个群体很少有不工作后，完全靠被动收入去支撑生活的，他们多数都会有主动收入去支撑。甚至有明星也赶了个趟，最近，孙楠一家房租700元上了热搜，这种生活不断引发各种讨论。而除了对于自由的羡慕外，也有不少人质疑，那是在西方高福利国家才能实行的，在国内是否可行？所以极简生活到底需要多少成本？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昂贵”的极简？从市中心去张萍的家并不容易，北京冬季土灰粗粝的大树在视线中不断过去，渐渐的，楼房都看不到了，一堆低矮平房显现，车子弯弯绕绕最终拐进了一个院落，终于到了，她的家和自家创立的有机护肤品牌的厂房连在一起，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家装费用总共花了3.5万，木地板是二手的、家具有简陋过时的办公桌，也有朋友离开北京时，张萍花1万块钱盘下来的几样大件。最贵的是小儿子那张原木色的床，做成林中小屋那样，淘宝买的，花了8000块。张萍自己穿一件灰色的针织衫，是小姨给的，原本是时髦的样式，但张萍将衣服上那些繁复的装饰品剪了去，成了一个基本款的毛衣，质量轻盈保暖。“挺好”。“我们过了那个（爱打扮）阶段了。”张萍笑着说。一家人一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丈夫的衣服比她的更旧，他白色卫衣前面的图案已经因为洗了太多次而斑驳，两个袖口都已经磨破了。张萍拿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洗的泛白的军绿色男士棉外套，“十年前朋友给的，你看看，现在谁还会穿这种劳保服”。虽然在普通人看重的穿着、居住和出行方面，不去和外界攀比什么。但是他们会花200块钱买一小堆有机白菜，会花88块钱买瓶酱油，也会花高昂的价钱去买印刷精良的英文原版图书。“在吃和书上会不遗余力”。屋里弥漫着一股自然的植物香味，这是二山在研制一种新的香氛。他的天然护肤品“有机地球”采用全天然的进口原料，来自世界各地的昂贵的精油被储存在常年低温的仓库里，一桶桶地排列着。十来平米的储藏室，原材料的价值就已经有几百万人民币。二山的冷库中摆满了来自全球原产地的珍贵植物原料夫妇俩在北京至今没有买房子，近年来北京的房价可谓翻天覆地。“那时候要是积蓄买了房子，也就不会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了”。张萍这样宽慰自己。他们对现在的居住环境颇为满意，偶尔张萍去城里的公寓楼里，呆不了一会就要走，因为憋的难受，她们住惯了村里的院子。1996年，毕业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二山， 被当时的公司从哥伦比亚调到中国负责市场营销，因为天生的敏感性肌肤，在中国工作的期间，皮肤状况糟糕的他开始自己制造冷法皂，没想到，竟然治好了自己的皮肤。不久他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辞了高薪外企的体面工作。成了一名“洋农夫”，开始全心全意做他的“制皂”事业。在研制和买原材料上，张萍形容二山“不计成本”。二山将两人的积蓄都砸在了上面，“毕竟是来自高福利的国家，挣钱生存的欲望不是那么大，很多事情可以尽情追随自己的想法”。张萍如今面对“执拗”丈夫的诸多选择已然能平静面对。对于二山夫妇来说，“挣钱，买大房子，开好车”早已不是人生理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以后也要退而不休”48岁的张萍说。张萍夫妇欣喜地看着他们的成果：一排已成型的护肤皂其实，二山来自加拿大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族房产有4套，如果夫妻俩回加拿大的话，医疗养老也不用担心。但二人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跟我们差不多的跨国婚姻组合，女方要不就在别墅里相夫教子，跑跑美容店，要不就跟着老公去国外享福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的。”在一般家庭花大代价去投入的孩子教育上，张萍夫妇俩也有自己的想法。两个孩子上了他们自己办的一个小私塾，里面除了一部分学校的课程以外，还会根据孩子的情况从外面请专门老师来教专门的课程，比如最近孩子们在学习编程。一家四口这个小学堂有三十几名学生，一个月的学费是4000块，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在小学堂院落里爬树玩耍，自由自在。身边人花大价钱给孩子学奥数上兴趣班，张萍对这些并不陌生，“如果你是想让孩子长大以后去华尔街那些地方，那你赶紧走那条路去高考吧”。他们对孩子的期待是，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并不一定要成为那种所谓精英阶层。如果以后孩子下定决心要高考上名校，“我相信她照样可以，知识的学习是很快的。”二山并不喜欢过去自己的那个家，装修精致，所有东西都要最贵的。“孩子们不能上蹿下跳，生怕弄坏了什么”。现在，郊区没有北京市中心的热岛效应，傍晚太阳一落，显得更加寒冷。但两个孩子放学后，会操着浓重的京腔大声喊话，在宽敞的客厅里奔跑，两只狗发现孩子回来了，也赶紧爬门要进来。家中充满活泼的气氛。努力攒钱，早日实现自由现已定居在新西兰的姑娘杨熹文，正在渴望着能早日实现经济自足，过上自由的生活。1989年出生的她是一名作家和自由写作者。她曾将自己大学毕业，一个人漂洋过海努力工作最终留在新西兰的经历写成了书，颇为畅销，自己也运营了一个公众号，出了一些爆款文章。对于FIRE运动，“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看了，真的就是特别喜欢，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目标。”采访杨熹文的前几天，她的闺蜜刚好将一篇关于“FIRE”运动的文章分享给了她。一本1992年出版的书，名叫《富足人生：要钱还是要命》(Your Money or Your Life)成了这场运动的理论倡导，提倡极简生活，珍惜生命能量和时间，最后降低消耗，拯救地球。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威廉·班根（William Bengen）有进一步提出了“4%原则”。他分析了美国过去75年来的股市和退休案例后，归纳出：“只要在退休第一年从退休金本金中提取不超过4.2%，之后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微调，即使到过世，退休金都花不完。”而这需要你先攒够一年生活费的25倍。为了达成心中所愿的自由，“攒钱”成了杨熹文现在很大的一个目标。2017年，杨熹文将自己户头里攒下来的40来万人民币付了首付，在陶朗加买了房子。三间房间，自己住一间，出租两间，租金刚好抵了房贷。她攒钱的目的是日后还想继续买房。将生活简化，维持一个较为基本的状态，杨熹文幽默地定义自己的生活哲学是“很抠的”。她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芹菜，青椒，西瓜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超市里的蔬菜价格太贵了。杨熹文自己挖的鱼塘从去年开始，她阅读了一些极简主义的书籍。觉得生活里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东西它就摆在那，好久都没有用，给视觉造成压力。但是视觉上的富足根本就是抵达不到心里去。”在买房子之前有一年的时间，杨熹文和男朋友是在房车上住的。因房车小，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只买最需要的，每一样厚度的衣服只有一件两件。“拥有的东西好像很少，但是整个人清静轻松。”男朋友是当地新西兰人，两人一起发掘了生活中挺多不需要花钱但也特别快乐的事，户外露营，钓鱼等等，并不再是过去一想到约会，就是看电影、吃大餐。不同于这个年纪的女生会将大部分的钱投入在护肤品和衣物上，杨熹文在这块几乎也没什么支出。生活中要说大一点的花销就是电子书，之前特别喜欢喝外面现打现磨的咖啡，后来她发现一本书是25块钱人民币，这正好是一杯咖啡的价钱。所以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下载一本书的话就少喝一杯咖啡。社交上，偶尔见朋友，也就是一杯咖啡，时间成本和实物成本都降到最低。目前他们的收入在这个城市算中等偏上的。减少开支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地开源。除了写作，杨熹文和闺蜜开了一个微店，卖一些澳洲新西兰的护肤品书籍等。去年五一的时候，两人在国内做的民宿也开张了。那是在家乡沈阳著名景点张氏帅府附近一个老楼里的三居室，房租很便宜，1500一个月，装修花了10万块钱。装修完在三个平台挂出，密码锁就可以直接入住，目前营业了六七个月。好的时候一个月有1万的收入，差的时候两三千也有。现在，俩人还想一起在沈阳买一套房子，再做一个民宿。努力攒钱这个行为，杨熹文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了。那时候学生之间流行Gap year（间隔年），新西兰一年开放1000个打工度假名额。大学毕业的杨熹文身上揣着几百块钱，只身来到了新西兰。她清楚地记得去的时候买了个被子，没想到价格太高，将计划全打乱了。于是开始找工作，“我不在乎做什么，觉得有劳动有收入就挺好的。”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想延长签证的时间，还去报了个两年的商科学历班，一年的学费近10万人民币。为了攒学费，杨熹文连轴打工，做女招待，在中餐馆后厨收盘子，做清洁担保，做调酒师，开一辆人民币不足5000元驾驶门凹陷的尼桑sunny，一直辗转在过去同学们看来较为“底层”的岗位。不过她乐在其中。杨熹文和男朋友在新西兰的家因为积累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写作素材。在这些工作的间隙，她开始将自己的经历写作放到网上，渐渐有编辑联系她出书。虽说是自由写作，做了时间的主人，但目前她感觉生活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那种放松状态。她手头的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写书是自己喜欢也很愿意做的，而公众号以及接的一些文案，就会有时间上的焦虑感和压力。这一部分的工作大约占到她全部精力的30%到50%。在新西兰的几年慢节奏的生活，她觉得已经和国内的圈子严重脱节。“我已经落后了五六年了，人显得比较傻一些。”而日后会在哪里，也没一个定数。虽然以后养育子女的问题没有考虑，但是作为80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杨熹文已经提上了准备的日程。卖掉深圳市区的房子，去清迈定居2015年年初，深圳大学教师薇薇一家进行了一场“改变一家人下半生的旅行”。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清迈。看似一家人开开心心出来散心游玩的背后，真是原因是薇薇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剩下的时间已然不多了。“那时候觉得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可能很多事情你想去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都没办法去做了。”今年40岁的薇薇回忆那时的心境。清迈人的生活节奏闲散舒适，抵达后的第二天，薇薇就突发奇想：“把深圳的房子卖了，来清迈怎么样？”没想到获得全家赞同，“在深圳辛苦工作就是希望一家人能过这样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要等到老了退休之后才过来呢？”参观了一所高端国际学校后，他们越发觉得来居住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泰国是一个非移民的国家，在这里陪女儿读书，不改变国籍。回深圳的话，从香港到清迈天天有班机，而且只有2个半小时。短短的9天时间，夫妻俩回国卖掉深圳140平米的房子，换了一套小的。然后在清迈买了两个别墅，住一个出租一个，出租的那部分费用覆盖一些生活支出。虽然如今卖掉的那套深圳房子价格已经涨了几百万，夫妻俩也很淡然：“要是真顾虑那么多，当时也做不出这样的决定。”薇薇清迈的家薇薇介绍，“在清迈，10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栋别墅，这在国内没法想象。在北京大概就10平米吧”。丈夫的事业没有太大的影响，互联网让远程办公成为可能。而薇薇要办理辞职，去寻求一番新的事业。学校领导语重心长地劝慰，“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工作多少博士学历，排着队，挤破了头想过来”。不过最后领导在知道她心意已决后，也一挥手，“去吧，要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定也会跟你一样的选择。”房子卖了的钱，让他们有一部分积蓄，固定用来负担女儿国际学校一年十几万人民币学费，以及学习花样滑冰、钢琴等的费用。“总体上来说，花销并没有减少，但是生活质量高很多。”薇薇家门口的一个幼儿园，只要孩子会喝奶就可以送过去，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4点放学再接回来，期间泰国老师还帮孩子洗澡等，费用是人民币600元。泰国请一个保姆，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一月下来需人民币2000元-2500元左右。外出吃饭一个简餐，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元钱。这些低廉的花销在北上广大城市是无法想象的。如今，一家人过上了曾经梦想的生活。“我们生活方式更田园，孩子还是走的国际化的教育路线。”薇薇所在的小区—田园风光来清迈后，薇薇夫妇要了二胎。邻居的小姑娘经常光着脚来串门找姐妹俩玩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淳朴，也少防备。“以前在深圳，进进出出肯定要锁门，现在出去只要把钥匙稍微往上面挂就可以出去了。很放心。”在采访邀约的时候，薇薇就告诉我，我们没有过上那种完全财务自由的生活，我们也都还要努力工作。不过薇薇丝毫没有担心过生存的问题，和杨熹文一样，薇薇觉得，这么多的工作，你只要能放下身段，肯定是可以赚到钱的。有一阵，她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去考个月嫂资格证。“我到现在从没有后悔过，也没觉得自己是放弃和牺牲的那一个，我现在一样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价值。”薇薇她毕业于全球QS教育专业排名第一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初到清迈时，薇薇花了约半年时间集中学习泰语，目前听说读写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和本地人沟通已无大碍。她的语言学习能力和教育背景得到周围家长的认可，有不少家长找到她，希望她能给孩子做一些准备出国留学考试、申请美高的英语培训。薇薇将这个课程时间控制在一周6-7小时左右。两个孩子都送去学校后，薇薇除了照顾家里的花园，也会一个人出门闲逛，或者找个小咖啡馆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去古城探索一些好玩的店，学习自己热爱的摄影及网络课程，到了晚上八九点就准时睡觉。而以前的生活，据她丈夫的描述是，每天上班坐在车里，就能被堵车堵到没脾气。深圳的空气已经算好的了，时常天空还有一片雾蒙蒙的灰。下班以后，眼睛要时刻不停留意女儿的身影，生怕跑出的视线。每周夫妻俩还要轮流辗转送女儿去兴趣学习班，在陪伴等待中消耗得精疲力竭。这几年也有来参观玩耍的亲朋好友，对于一家人这种生活，大家都流露出了羡慕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原来的生活来这边。“不是钱的问题”，他们担心语言，担心生存，以及文化融入等等。小区的落叶嬉戏“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活，几百万就可以了，主要是看你个人的这种欲望和精神要求。”几年的生活，让薇薇越发觉得，生活中诱惑太多了，人的焦虑也太多了，其实很多时候焦虑是自己给自己的。再往后会怎样，薇薇一家没有做最后决定，顺其自然，有可能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如果有变化，也愿意去接受变化。

一则文件鼓舞VC/PE圈

2月14日晚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要求银行、险资、交易所全面支持民企融资，震撼圈内。这是一份规格极高的文件：研究取消险资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抓紧推进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积极培育投资于民营科创企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早期投资力量，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干货满满，令VC/PE圈备受鼓舞。此外，《意见》还明确指出，支持资管产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参与化解处置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亮点一：研究取消险资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这几乎是打开了VC/PE募资的活水通道。VC/PE行业一直翘首以待险资。去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此前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进行修订，首次提及要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行业范围限制，通过“负面清单+正面引导”机制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对于深陷“募资难”的VC/PE行业而言，意义重大。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首席执行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曾分析“募资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本来应成为VC/PE基金主力军的保险资金进度仍比较缓慢。在此之前，一般的创投基金难以满足保险资金对当期收益考核的要求。如今，中办、国办点头之后，意味着险资大门即将敞开，巨量资金将进场。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也曾撰文表示，要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促进“双创”发展，就必须逐步用“长钱”替换“短钱”，力争使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50%，而方法之一就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扩大保险资金等进入创业投资的比例。亮点二：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眼下，IPO仍然是VC/PE行业的主要退出方式。《意见》指出，要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根据券商中国报道，所谓“加快审核”，意在缩短时间，但仍将履行完整的受理、反馈、初审、发审等程序，不会简化审核环节，更不会降低审核标准，也不会出现民营企业集中批量上市或再融资的情况。但这仍然令VC/PE机构充满期待。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9年1月共发生退出事件94笔，其中IPO退出数量为55笔，并购退出33笔，新三板挂牌退出6笔。值得关注的是，本月各渠道退出数量骤降，IPO退出数量降幅超过65%。随着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这一情况无疑有望得到改善。此外，《意见》还提及抓紧推进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目前，科创板一系列改革政策已在征求意见阶段，本月20日为截止日期，待监管层完善相关规则后向外发布即可实施。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注定会成为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里程碑式”事件。刚出炉的征求意见稿就已经令金融圈沸腾：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允许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注册制审核流程不超过6个月；涨跌幅限制放宽至20%；定价全面采用市场化询价；为创投基金提供更灵活的减持方式....亮点三：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过去的众多文件中，可转债鲜少被提及。而此次《意见》指出，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扩大创新创业债试点，支持非上市、非挂牌民营企业发行私募可转债。可转债，还有优先股，是创投机构期待被允许的投资方式。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曾疾呼，中国投资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应允许创业投资机构运用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陈玮认为，优先股、可转债在时间和费用成本上更为经济，通常情况下，其条款逻辑也对投资人、创始人更为友好。特别是在公司早期缺乏数据支撑、估值较难确定的阶段，其优势更为突出，在创投行业更为成熟的地区，如美国，是比普通股权更为流行的早期投资方式。他曾建议，监管层需要从法律法规、会计政策上支持投资机构采取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方式投资，鼓励创业公司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直接融资工具。亮点四：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税收问题一直是创投基金牵挂的“心头大事”。今年1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以及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创投基金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投基金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分别采用20%税率或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至此，创投基金的税收问题尘埃落定。但VC/PE仔细研究后心头一紧。陈玮撰文分析，如合伙制创投基金按照年度所得核算，适用5%-35%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项目通常退出金额较大，都会达到35%的税率征收标准，实际税率基本为35%），则相比《通知》出台前享受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按照20%实际税率缴纳个税要大大增加税收负担；而备受关注的按照单一基金核算，适用20%税率的计征办法，则要求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在内的成本支出，不得在核算时扣除，显然也不尽合理，未能从更深层次考虑合伙制创投基金的运营框架特点及个人合伙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本质。陈玮认为，目前的创投基金税收政策尚未充分反映去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将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支持政策稳定，确保总体税负不增”的精神。而如今，中办、国办发文再次强调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燃起了VC/PE的期望。

锤子“不举”，老罗难为？

几个月前，有位网友@老罗，问他如果能回到2012年，还会不会选择做手机。老罗说会，但不会把六年来的主要精力放在手机上。正如现在罗永浩四处奔走，忙着站台、社交、谈判和卖身，他一面寻找自己的下一站，一面为锤子科技谋求最后的归宿。不过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一个少了老罗偏执和工匠标签的锤子，是否还会几经生死而未倒，而如果他曾试图在这几年流量为王的互联网风口中搅弄风云，怕也是相当得天独厚。但是，结局可能未必比锤子更好，这大概是一个极端个人理想主义者的创业通病。现实对这一类人似乎也过于苛责，成则乔布斯，败则贾跃亭。回首往事，阴霾常在。抹去“罗永浩”2014年罗永浩在北京进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主题演讲，他对自己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对几百个员工负责，对几百个家庭负责”，而后表示要退出个人舞台，尽量以锤子科技CEO的形象出现，公司则要以团队的形象出现。这是罗永浩首次试图淡化锤子科技上自我的个人形象，不仅是对过往营销策略的纠正，而且意欲将公众的焦点从个人争议转移到产品上。从长远来看，这本无可厚非，可从结果看，更像是老罗的一句玩笑，直至锤子大势已去，公司对外营销的核心，依旧在于拔高个人形象进而拔高公司产品。老罗在拔高个人形象上过于执着。2014年8月，罗永浩和王自如上“约架”前夕，锤子召集公司的中高层开会讨论这件事，当时钱晨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冷处理，因为口头辩论远不如产品本身有说服力，然而最终，罗永浩坚持参加了辩论。这场长达3小时的辩论，场面上是罗永浩的胜利，但T1的销量却没有因为罗永浩的胜利变得更好。这个时候，老罗开始反思自己过去半年对媒体的态度，决定淡化个人形象，可惜这场“去个人化”运动只是约束了他不成熟的胜负心理。对于骂人、摔东西，他时常美化道：“乔布斯的脾气也很差，而真正优秀的员工是不会因为被骂两句而气馁的，他们会把热情扑到产品上”。至于席卷而来的质疑，他依旧姿态高昂，“别跟我谈钱，不为赚那点臭钱”。若没有罗永浩的吹嘘，锤子可能熬不到现在，可若没有他”天生骄傲“的标签，锤子也不至于如今败得讽刺。而更往前看，这或许是一个除了名气近乎一无所有的创业者，想要在身家雄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必然无奈。2011年，在唐岩的办公室，”自拍帝“郑刚见到了“胖胖的，老是穿同一件衣”的老罗，这一整天，他滔滔不绝地畅谈着自己的手机梦，以图打动这位陌陌背后的金主。但尽管资金到位，老罗的起点还是落后很多，他当时所能利用的资源无外乎自己的微博粉丝。开始做手机之时，老罗个人微博的阵地，常年无休地挑起贬低同行的战火，以此抬高自己，久而久之，这种以个人口吻传达产品理念的行为，奠定了锤子科技营销的基调，而反过来也越发增强老罗的个人色彩。苹果早期的广告基本也是这样的操作手法，从嘲讽IBM到模仿1984，直到后来站稳脚跟才转变风格。而锤子终究没能等到改变的时机，它不得不依赖老罗的情怀行走。老罗的朋友圈在锤子员工眼中，罗永浩不是一个合理的老板，更像一个单纯又苛刻的产品经理。比如手机研发上，所有的问题必须他亲自拍板，只有他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遇到方向性的争议，也是他拍板。其实，当锤子科技成为罗永浩的“一言堂”之时，就决定了公司的方方面面都难以抹去个人色彩，营销只不过是外在表现，更深层的是，罗永浩把自己的审美和产品、营销能力，当作公司唯一的核心竞争力，他的理想便成了锤子的情怀。这是锤子科技多次试图抹去个人标签但结果均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此极端的个人主义，在任何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都实为罕见，也让锤子对内对外都无法真正凝聚力量。做员工的因不理解而心凉，做高层的阻止不了他犯傻，投资人则成不了拯救他的白衣骑士，罗永浩的孤独，并非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理想主义，而是无法改变或忍受的个人“独尊”。这点钱晨深有体会。智能手机还未摘掉山寨帽子时，曾在摩托罗拉工作十三年的钱晨，在小米和锤子之间，选择了老罗。老罗一意孤行，正面和王自如硬杠，让钱晨心生不快，随后两人在工作中的矛盾开始逐渐公开化。罗永浩采访时，直接抱怨双方争吵“大概就是我说要怎么样，他说不能怎么样，我就说必须怎么样“。钱晨说，自己和罗永浩的分歧，“不在于梦想的差异，而是在于方法的差异”。即使罗永浩暴怒扔向他一瓶水，钱晨还是相对体面地结束了两人的交情。老罗和锤子投资人的合作，更多的也是靠交情，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帮助罗永浩多次解决融资的燃眉之急，但与正常的投资利益关系，少了一层监督和约束。唐岩说，投资锤子就是为了老罗这个人。他通常对老罗的理想不予置评，也很少像郑刚一样尬吹。这是仅止于交情，抹不开面子插手。往远了看，老罗的朋友圈还有雷军、贾跃亭、张近东等人。2011年罗永浩受邀会面雷军，正是这次会面加剧了其制造手机的念头，然而双方理念不合，未能结成合作。2016年锤子濒死，老罗也曾见过雷军，希望获取帮助，但当时小米已是自顾不暇。前段时间，老罗大概也是和雷军聊到锤子卖身的事，他们在酒会上看似相谈甚欢，不过最后终究没了下文。雷军是个商人，他对老罗，甚至比不上曾经雪中救急的贾跃亭。当时据说阿里拖了半年不给钱，而贾跃亭二话不说直接给了1亿。与老罗惺惺相惜的还有刘江峰，两人来往密切，2016年酷派被乐视收编时，刘江峰重回手机行业，老罗专门前往发布会，为友商站台。如今，巧合的是，投过锤子的基本都凉了，雷军倒是挺过了困难时期、成功上市。或许，理念达成一致也不见得是对的。乔布斯的表演者没造手机之前，老罗也算个连续创业者。他创办了牛博网，然而带着同事又搞起老本行，虽没有大成，但这段时间通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系列演讲以及自己的自传，老罗逐渐变成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如果说造手机之前，老罗演的是自己，那造手机之后，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乔布斯。脾气暴躁骂人时，他说“乔布斯的脾气也很差“，被网友怼过度膨胀时，他说：其实乔布斯比我膨胀多了，他甚至会到友商公司楼下冲着logo竖中指，我多数时候也就是调侃一下。产品设计上，老罗也同样偏执，对T1的白色版，他坚持一种不带任何色差和杂志的纯净，导致白色T1不断搁浅，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国内手机大佬不乏自诩乔布斯继承者之人，但独有老罗学了他的脾气秉性，学了他的行事作风。这其中固然有营销目的，可不得不承认，老罗内心深处确实向往成为乔布斯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不会在事业顶峰期出走创业，还狠狠地讽刺了一把俞敏洪，自此也算是断了后路。只不过，乔布斯一生骄傲，老罗想学却学不来，他们之间差了一个成功。2017年，得益于坚果pro、pro2的口碑和销量都不错，老罗有些洋洋得意。虽然现在看来这100万的销量，在主流手机品牌面前还不够看，可他不在乎，上一年的舆论风暴和惨淡业绩，让老罗急需出口“恶气”、保持高傲“人设”。但他太容易骄傲，恍惚中觉得是时候“让世界震惊”，向乔布斯发布苹果的创举靠齐了，所以TNT由此诞生。老罗为此高调宣传，“失去灵魂的苹果会疯狂抄袭我们”、“把人吓尿的产品”，但TNT一经面世，便成了笑话，甚至那个不屑于解释的老罗，说出了祈求理解的苍白之言。这场发布会后，锤粉撕碎的门票如同现在被割裂的锤子，情怀被失望取代。2011年乔布斯逝世，老罗忽觉肩膀上担子一重，想要扛起继任者的大旗。2018年锤子和字节跳动达成合作，是否老罗会觉得周身轻松，而放弃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呢？这是日后的疑问。七年时间弹指一挥，锤子终将被遗忘，而老罗的路还有很远。

二手手机江湖往事

1春节前夕，一架起飞自深圳的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段合伟背着双肩包走出舱门。他低头看了看腕表，下午四点半，飞机整整晚点一个小时。这个时段正是北京的晚高峰，路上车水马龙，为了尽快刚到他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摊位，段合伟选择搭乘地铁。这是段合伟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分店，那时是2015年，总店则是位于北京2000公里的深圳，专营二手苹果手机业务，这里好似他的第二个家。每次到来总能显得那么亲切，但有时又能感觉到有些陌生。相比于深圳的电子集散中心，北京的一些优势已不在。“最后一个能摆摊的鼎好也关门了，现在在北京基本都是熟人生意了。”为了这些熟客，段合伟选择暂时搬到鼎好南边的e世界，以维持这些老客户的供货需求，对于下一步的打算，段合伟仍在盘算着，他一时还未想好是否要在北京久居。相比只在深圳有一家摊位的张伟，就显得比较轻松。但2018年，他们的日子也并非好过。据张伟回忆，在2016年甚至2017时，来他摊位拿货的客户每天都有二三十人之多，消出的二手手机在800-1000台上下，而2018年，这个数字被直接腰斩。在深圳，最知名的电子集散中心便是华强北，而这里是众多新旧手机的云集之地，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电子城，存在着大大小小上千家做二手手机生意的商户。南下深圳，北上北京，成为了电子界南北分界线的象征。在深圳，这些做电子产品的人大多来自广州、江西和浙江一带，而在北京，这些人通常来自河南、河北和东北一带。张伟来自江西赣州，在这个盛产橙子之地，他却选择了南下深圳做电子产品批发生意。与张伟不同，段合伟是飞扬通天地中小有名气的商户之一，从2008年入行以来，从自己手中交易过的手机累计千万台，这仅是二手手机的数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兴奋。”段合伟刚入行时，卖的第一部手机是苹果iPhone，可以说苹果的兴起带起了深圳华强北的市场，更带动了手机行业的增速与发展。“人人倒iPhone，每家的柜台上基本看不到国产手机，都是苹果的产品。”段合伟说，那时购买二手iPhone的客户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商家，而他们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关村和木樨园“慕名”而来。陈海便是其中一员。从2009年起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摆柜台，一直到2018年鼎好撤店。“基本一个月就要跑一趟深圳，有时最快半个月，那时没有高铁，来回都是坐绿皮车或者特快，为了省钱。”相比从北京到深圳的距离，陈海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的家乡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以外的黑龙江。每当春节临近，他总是比闭市时间提前一周回家，在那里有着他对家乡的眷恋与情感，更有他的父母妻儿。只是今年他有些惆怅。“没办法，行业不行了，很多手机都是赔本卖的，有的能保持不赔就不错了。”陈海对「子弹财经」说到。在二手市场江湖中，“年前跳水轻，年后跳水重”的说法一直存在，陈海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止损以降低库存压力。现在陈海进货一次性约在100-300台左右，大多是苹果，其中不乏诸如华为、小米、OV这样的国产机，通常这些机器足够他销售一个月。而在三年前，这个数字要翻倍增加，最高峰时张海的柜台一天要销出50-80台二手手机，但那时他所销售的机型只是苹果。2018年，苹果销售力逐渐疲软，新机卖不动，二手机价格骤降，很多人都认为苹果不行了，纷纷唱衰。2“苹果一跺脚，华强北抖三抖。”段合伟用这个段子来形容苹果的衰败带给华强北的影响。同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的刘赢也同样觉得生意越发难做。“前两年每天都能出约100台左右iPhone，而到去年每天平均也就能出30台左右，和火爆的年代比足足差了三分之二的销量。”在当时，倒卖一台iPhone利润大概约为500-800元，尤其在iPhone骗保发生的几年里，利润更为丰厚。但现在，一台iPhone的利润仅为100-200元，可谓天差地别。“有的柜台干脆直接卖起了官换机，很多家都把这种机器当全新机卖，普通消费者根本看不出来。”刘赢向「子弹财经」说，当时在他的柜台也曾倒卖过这种机器，只是他基本都会和客户讲清这并非全新机。“做生意还是要讲良心，虽然那样利大，但最终影响的是你自己。我告诉客户，他们再怎么卖是他们的事了。”刘赢对「子弹财经」说到。在苹果全新机的市场中，分销渠道包括国代、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二手苹果手机的分销套路亦是如此。段合伟告诉「子弹财经」，在华强北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二手手机代理商，他自己也做着分销的事，相当于省市级代理，他的下级则是市级或县级的最终经销商或手机店。这也意味着，从“国代”放下来的货经过“省市代”最终到底层经销商，价格被层层“盘剥”。“一般最大的经销商都是从香港拿货，通过一些途径回到深圳，最终分销给下级经销商，拿货的价格通常是比给我们的价格少500-800元。”段合伟对「子弹财经」讲。“都是从香港拍卖行拿出来的，价格很便宜，只要顺利回到深圳，价格一定会翻倍。”黄忠向「子弹财经」陈述着那段往事。他在2017年回到了位于东莞的老家，接手父亲开办的电子厂。子承父业是每一个长辈都希望的事情。“没办法，虽然靠自己的打拼积攒了人脉，说放下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顾虑与不舍，但这是老人家的意愿，只好回来了。”黄忠不舍地说到。虽然现在在父亲的工厂里上班，但仍有不少“慕名”前来的朋友拜托黄忠找熟人拿货。黄忠提及的香港拍卖行大多位于香港红磡，这里是二手苹果手机商们的天堂。这些拍卖行几乎每天都会举行二手苹果电子产品拍卖，而苹果手机则是这些拍卖行的“宠儿”。虽然不乏有国外二手手机商们前来投标，但最多的依然是来自于深圳华强北的二手手机商们。在拍卖行的苹果二手手机通常都会分为四个等级，他们分别代表成色的好坏以及手机本身质量有无问题。“拍卖会通常分为不同机型与等级分别进行拍卖，价格也从几百到上千不等，像一台美版128G iPhone 7，最终拍得价格均价在1400元左右，而一部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要更为便宜，拍得均价在3800元左右。”如今，在华强北飞扬通天地通讯城内，一台美版64G iPhone X的价格通常在4400元左右，其中的利润为600元左右。“到了深圳就已经被加价出售了，然后他们在往其它城市放货，最后一台二手X的成本就这样水涨船高。”黄忠称，那时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次香港焕利大厦去投标，因为机器基本都供不应求，甚至有时刚回到深圳的第二天，他的下家就要求他进行补货。与普通的拍卖会不同，二手手机的拍卖会并非现场加价模式。在拍卖现场，所有机器的拍卖流程是先验货后后根据自己想要的机器类型填写投标单，最终拍卖机构根据价格比对，出价最高者得。3在香港，二手苹果手机生意与内地一样，大批的二手经销商前来投标拍货。彭辉，人称二手辉，他曾在香港最有名的电子阵地先达广场租下了一间柜台，从事二手手机和手机配件生意，相比中国大陆地区的不同，香港人对苹果和三星情有独钟。在香港几乎人手一部iPhone或三星手机，较高的使用率使得这两大国际品牌手机在这里拥有较高的回收与出售率。“也有深圳来的二手客到我们这里拿货，不过他们的规模应该很小，也有散客，他们基本都是为了汇率差来这里淘货。”彭辉说到。与深圳华强北不同，这里的客流较为分散，既有专业从事二手手机的商贩，也有普通消费者。但随着近几年，人们对于苹果的期望值开始下降，而三星也因Note 7爆炸事件让人们失去了信心，国产手机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二手经销商开始“转型”。段合伟的弟弟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现在除了帮他哥哥销苹果手机之外，自己也开始做起了国产二手手机。华为、小米、OV是他目前主营的四大品牌。“这些品牌的利润能比较稳定，而且价格相对较低，买的人现在开始逐渐增多。”紧接着段少伟又说到，“但现在整体形势都不好，很多下边的经销商拿了货一天也回不了多少款。”与哥哥先款后货的沉稳处事方法不同，段少伟则采用熟人先货后款的方式，而他口中的熟人基本都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十年左右。“这些人的声誉都比较好，货放给他们也比较放心。”对于回款周期，段少伟和他们约定的是每天晚上结算当天售出的机器。在华强北，拿货与销货的模式多种多样，既有现款现结，也有先货后款。对于长期合作伙伴，更多的二手经销商选择了后者。段少伟告诉「子弹财经」，他的货普遍都放给了二三线城市销售，有的甚至到了四五线的县城。“每个城市都不同，像二三线可能偏重苹果或者华为，四五线偏重小米一些低端机。”而一线城市的需求量已经趋于饱和，对于一线城市的销量甚至已不如二三线城市那样火热。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加之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不少消费者依然选择购买更加耐用与保修政策全新的手机。“这几年与前几年比真不行了，好多客户的回款都是问题，但机器出去了退肯定是不行的。”因此，即便有时到了每天结算的当晚，一些商家仍无法按时回款。“今年底还有10多万的货款没有回来，没办法，只能等等看了。”段少伟无奈地说。对于弟弟的做法，段合伟一直都是劝说让他先款后货。“这下好了，压了几十万回不来，干等着吧。”4在华强北更多的人都以倒卖二手机为生，但也有部分人靠维修为生，但其中的大多数除了纯维修外，还帮着这些倒卖二手机的店主翻新手机。张伟也卖过翻新机，他与其它商家不同的是，他只翻新后壳。但也有些商家是翻新内部的零部件，更有甚者从事翻新主板的生意。“翻新机的利润要比非翻新机多一倍，因为回收来的手机一般成色都很次，价格也低，一个后壳一般只要150-200块钱，翻新成本很低，但翻新后能出得高价。”张伟说到。“最忙的时候一天翻的量大概在100-200台左右，基本一个人要翻20台左右。”在华强北阿远是一名从事翻新工作的翻新工，他所负责的是翻新苹果iPhone 7系列手机，这样拆装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上千次。阿远透露，这些用于翻新的配件基本是由老板进货，而渠道通常都是来自于苹果元器件生产商淘汰下来不符标准的零部件，或深圳当地高仿电子厂及回收拆解商。这只是普通技术工种，更高的则是主板级翻新工种，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是进行硬盘扩容或维修主板上的一些问题。“因为16G或32G的iPhone现在几乎没人买，因为容量太小，改成64G或128G可以直接卖出去，很抢手。”阿远称，像iPhone 7 32G版本的机器回收价通常是900-1000元，而后经过扩容可以卖到1800-1900，而一块128G硬盘的成本为150-200元。“这里是技术最值钱，一个修主板的师傅一个月靠这些至少能挣上万元。”张伟羡慕地说到。“可惜我没有这个手艺呀。”硬解ID曾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机器之一，这些机器大多来自灰色产业。“其实大家都知道机器怎么来的，只是很少人去说。”张伟称，他从来不做这些机器，主要还是涉及法律风险。而这些机器也成为了相关机构打压的重点对象。2015年，深圳警方曾查处过一个二手苹果手机的翻新团伙。据查，他们销售翻新了3.4万多部，销售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些翻新的二手苹果手机通过网络平台流向了全国。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一层，有很多出售和回收手机零部件的摊位，主板、硬盘、芯片一应俱全。而这些零部件的来源基本都是回收的旧手机。譬如一些主板电路被多次维修的机器，但硬盘、CPU等零部件可以拆解再次循环利用。阿远称，华强北的翻新市场遍布很广，每个摊位几乎都有一整套的翻新产业链，后面则是来自深圳或东莞的电子工厂，整个广州遍布着为翻新机而生的产业链。在原先的中关村鼎好电子城中，也有专门给翻新手机壳进行激光打码和外包装标签打印的商家，但在北京做翻新生意却不如深圳那样“开放”，在这里如果不是认识的熟人基本找不到这些人的所在之地。“查得很严，我不敢做。”段合伟称，他在北京开分店的日子里基本不敢触碰翻新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查了，现在就连二手机都查得厉害。”就在鼎好电子城即将闭市的前几个月，有关部门至此接连查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我都把这些二手机拿回家了，不在店里放着，查到了就完了。”段合伟无奈地说。“其实不光是那时候查，之前也一直在查，只是频率很低。”陈海猜测，这或许与苹果销量不佳有关。“大家都去买二手机了，谁还来买新机？”2018年9月，苹果接连发布三款新机，此后销量一蹶不振。而此时，老款iPhone X的全新机售价仍维持在7000多元的高位。相比之下，二手iPhone X显得更加划算。“一台二手64G iPhone X也就5000出头，256G的不到6000，以旧换新很值。”陈海说。此举让本就销售不利的苹果更是雪上加霜。随后，全新和二手苹果价格纷纷回落，二手机的价格甚至跌至了冰点。5如今的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与深圳华强北相比，异显冷清与萧条。2015年，当段合伟盘下柜台时却并非这样一幅场景。“那时候很忙，深圳过来的机器基本一天就好百八十台的出货。”陈海也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好多人找我拿货，没货就从别人家调，实在没有也没办法，那时还是苹果居多。”2016—2017年是苹果最后爆发的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iPhone销量持续攀升，直至2018年初，销量开始大幅回落。“苹果近些年其实也不那么保值了，都被华为赶超了。”在陈海心里，iPhone一直兼具着创新与品质，机器一向颇为保值。但年前的一次价格跳水，让陈海猝不及防。“很多拿的货都没卖出去，价格就下来了，有拿货需求的客户也不好涨价，只能打平手出或者亏一二百。”对于年前没有出完的机器，陈海决定放在年后再出，他并不想亏损那么多，及时止损对于陈海来说极为重要。年后，当「子弹财经」问及陈海时，他说最近的价格又开始回升，需求开始逐渐增多。同样，段合伟也感受到了丝丝暖意，撤店的想法也暂时收回了。年后经朋友介绍，他又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这位合作伙伴在二手市场也已打拼了近十年之久。“目前除了我自己的二手回收和销售业务，还有给爱回收提供不同种类的机型。”石磊称，他们是爱回收的下级回收商，承担着为爱回收供应机器的任务。石磊指的“爱回收”则是目前国内大型电子产品回收商，在回收行业中属于拥有回收牌照的正规军，相比传统小型回收机构，在隐私及安全性处理上更为专业。“回收后的机器基本都销往二三线城市或海外地区的经销商。”爱回收市场总监田牧向「子弹财经」说。据“爱回收”给到「子弹财经」的数据显示，仅2018年爱回收的出货量就达到1000万台之多，成交额70亿元，平均每天有4-5万台手机被回收或交易。而其中的手机不乏来自这些省市级或底层二手经销商。“给爱回收的机器他们都会经过质检，合格后得以回收至库房。”据石磊讲，爱回收在机器回收后不会超24小时便会进行出售，或交至下级回收商进行处理。“他们基本不压机器，因为每天回收价格都在变动，体量小的还好说，体量大的一台机器下跌1块钱，整体就要损失上千或上万。”相较爱回收这样专业的回收平台来讲，二手电子产品交易平台转转和闲鱼则是从事二手电子产品交易。“现在商家每天都会去闲鱼和转转上收机器，百分之80多都是商家。”石磊称，他的下级网络中也有向石磊供机的小供应商，而他们大多来自城市的手机店，因此当这些人机器供不上的时候就会去这些平台回收二手手机。对此，石磊并不担心自己的机器会收不上来。在「子弹财经」的一再追问下，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情况。“其实现在很多回收商都与一些平台里的员工关系很好，有的甚至以前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据石磊讲，像转转这样有人工质检的平台，检测基本都按基本流程进行，但不排除有自己心仪的机器被扣留的情况。“其实有时候也是碰，像我朋友在质检时觉得机器不错就会跟我说，他就会在质检过程中做手脚，压低价格，卖家如果不卖也没办法，要是卖了我们就赚了。”无中生有是转转平台质检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北京的消费者刘先生也曾向「子弹财经」讲述，他在转转上卖手机时，明明发过去的是外观99新未拆修的机器，但最终转转给他的验机报告却是成色7-8新，有过拆修，并且价格已被压到了最低。虽然在转转平台有着监督体制，但有些事依然无法防范。“这基本是业内人尽皆知的事情。”石磊说。因一些原因，石磊并未向「子弹财经」透露具体交货给爱回收的机器数量，但他每天通过各种渠道回收回来或分发出去的二手机基本在500台左右。这已经达到了他的极限。6身处北京的段合伟再次回到了深圳，而这次之行不仅要回去看望弟弟的店铺，自己还要到香港去进货。当「子弹财经」问起他从事这样一种职业累不累时，他的眉头皱了皱。“累是肯定累，没有什么工作是不累的，都是为了生计，谁愿意抛家舍业呢？咬牙坚持吧，哪怕少挣些也可以。”不仅是段合伟，诸如文中提及的这些二手商们，或多或少都有处于家境压力而从事这一行业。有的人背井离乡，有的人在家乡坚持。在2018年的手机业大震荡中，苹果、三星的光环已不再光鲜亮丽，要么销量大幅下滑，要么手机质量问题接连不断，又或者降价促销，让从事手机销售的中间商和渠道商们吃尽苦头，偌大的华强北市场也因此受到波动。如今，智能手机严重过剩，越来越多的手机功能大体相仿，拥有苹果也似乎并非是“权贵”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在外观与体验都与苹果并驾齐驱的国产机身上，如华为、小米、OV，因此，在厂商阵痛来临之时，华强北也同样经历了这轮阵痛。在「子弹财经」历经几天的访谈中，让我们看到了二手手机行业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他们很像股票中的“韭菜”们，都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但又随时准备牺牲的人。时代依旧在变，但对于这群人来说，变的只有对当下战略的调整，不变的是那份情谊与坚持。而未来，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群人的命运却与这个行业紧密相连。“或许最后有一天我们不做这个行业了，又或许我们倒闭了，但我们仍然感谢它，是这个行业为我们带来了回报，也是他让我们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最后，他们中许多人都说出的一句感慨。在行业与时代发展面前，他们有时就是一颗韭菜。但他们仍在这条路上负重前行。注：段合伟、张伟、刘赢、陈海、段少伟、彭辉、石磊均为化名。

马明哲的地产帝国，“塌”了一角....

从2019年1月11日起，用户登陆平安好房网站，会发现转到平安城科网站。网站公告声称“由于平安好房战略升级，自2019年1月11起平安好房官网更名为平安城科官网”以及“2019年1月11日起对平安好房新房、租房频道做关闭处理”。而在2019年1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说，中国平安旗下平安城科通过内部邮件正式宣布，CEO崔聿泓、副总经理肖丽两名高管被免职，崔聿泓为正常离职、去向待定，肖丽调往平安集团旗下上海家化。员工的遣散或是再安排则早在2018年底就陆续进行。36氪等媒体报道称，公司业务调整之后，平安好房的员工已经逐渐分流到平安普惠、平安寿险和平安城科，“不接受的就拿了一笔遣散费后被遣散，剩下少数人把收尾工作做完也将分流。”历任两任CEO却全无起色，平安好房这个一度被马明哲寄予厚望的平台，终于还是黯然退场，可能只待正式宣告“死亡”。不过，平安好房只是马明哲地产帝国的一部分。有人说，中国超过一半以上的大型地产企业在为马明哲“打工”。平安好房的受挫可能只会稍微减缓平安地产拼图的成型，但不会绊住平安坚定和地产深度捆绑的脚步。NO. 1｜从高期望到边缘化2014年5月15日，平安好房正式上线，主攻房地产交易，并喊出了“零中介费”“去中介化”等口号，以颠覆者的形象示人。“未来平安将以整个集团之力支持平安好房”，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曾如是说。他希望平安好房要做房地产界的“天猫”，也即全国最大的房地产交易服务平台。为此，他力邀搜房网原高管庄诺回国担任平安好房CEO。此外，马明哲还牵头组织中国首个房地产众筹联盟，拉来万科总裁郁亮、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等地产大佬参与，由平安好房负责运营该众筹平台。2015年5月29日，在该众筹平台成立仪式上，一向低调的他甚至罕见地亲自为其站台，对于平安好房的看重可见一斑。在马明哲看来，平安好房是实现平安集团“吃穿住行”大金融战略棋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15年的元旦新春致辞中，他规划的平安新战略是四个市场+两朵云+一扇门，其中“四个市场”中的房产交易市场，就是指平安好房。在崂山路的办公地点，庄诺与创业团队定下“房地产+互联网+金融”的运营思路，以金融业务切入新房、二手房、租赁等业务。纵观平安好房的发展历史，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创立伊始，平安好房号称“革中介的命”，做去中介化的房产创新O2O平台，高举高打，虽然引发市场关注，但却也引发中介强烈反弹。在遇到挑战后，平安好房调整了方针，开始发力“用金融手段撬动房产交易”。作为平安集团旗下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平安好房定位于“消费金融战略”的标志性业务，自然被赋予为平安金融引流的重任。有观察人士分析称，平安好房的业务逻辑在于：对所有可能产生现金流的地方进行金融化。例如，它用提供首付贷款和购房准备金升值的方式撬动一手房销售，用垫付房款的方式吸引二手房房源，甚至发放小额的租房贷款、车位贷款、房屋契税贷款和装修贷款。这一模式的代表产品有好房贷、好房宝等。2015年底，平安好房对外宣称凭借金融已撬动了1500亿元的房产销售，互联网金融产品首付贷的规模达到180亿元。风云变幻。到了2016年，政府出于控制金融风险的考虑，开始严厉打击首付贷和过桥贷，对购房杠杆严格监管，命中平安好房的核心业务之一。在此背景下，平安好房失去了最值得依赖的扩张工具，商业模式就此受挫。而在另一方面，平安好房的二手房平台一直没有搭建起来。彼时平安集团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麦肯锡咨询安排了一个团队入驻平安好房，该团队由钟慧馨领衔主导，作为外脑对平安好房进行诊断辅导。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平安好房内部人士透露，麦肯锡二手房团队进展甚微。之后，平安好房便沉寂下来，创始人庄诺在2016年11月因病低调辞职，接任他的是曾任百度上海研发中心总监、百度商业产品高级总监的崔聿泓。崔聿泓时代的平安好房转型为新房分销服务商，尝试用寿险经纪人销售新房模式，并希望在二手房以及租赁业务上尝试新的方向。但受O2O大潮退去、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崔聿泓继任CEO后的时间和发挥空间有限，已经无力回天。在中国平安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对于平安好房只字未提。而在2017年年报中，平安好房除了业务描述和未来构想，看不到任何用户数据和交易金额。平安好房，就此在平安的年报中隐匿。NO. 2｜平安好房没有下半场从2014到2018年，四年多时间里，平安好房从一鸣惊人走到了失意边缘，其原因是多样的。平安好房以互联网思维开路，一开始喊出的“零中介费”等标语固然吸引眼球，对拓客不无裨益，但也在无形之中给自己带来了中介和银行的敌意。对以佣金为生、视房源如生命的房产中介行业来说，平安好房的模式无异于釜底抽薪。随着房地产中介行业“去门店化”被证明是伪命题，根本没有个人房源供给造血功能的平安好房最终还是要走向线下、和手握房源的中介进行合作，而这条路在一开始就被平安好房急躁的开局堵上了七七八八。可以这么说，平安好房后来在二手房平台的挣扎，和当初的轻易树敌不无关系。当以链家为代表的传统中介纷纷互联网化，平安好房的优势荡然无存，“去中介化”彻底失败。其次，平安好房的营销喊出了声音，但在服务端却没有打造和营销匹配的能力。在2014年5月15日，平安好房网正式上线后不久，随即豪掷5亿元购房补贴操办“5·20购房节”。这给平安好房在5月20日当天带来了近800万次的网页浏览量，同时被抢到的房源达669套，总成交近10亿元。2015年，平安好房切入互联网租房市场之时，平安集团再度向其提供了6亿元房租补贴。平安好房学习Uber的发展模式，为成交租客每单提供300元租金补助，以此获得客户，抢占市场。营销带来用户，产品留住用户。的确，背靠平安的强大平台，平安好房在营销上的财大气粗令人侧目。但在优质房源、价格优惠、房贷服务、利息优惠等核心服务方面，平安好房却并没有展现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据自媒体“房地产和互联网思维”说，无论是在Alex排名上还是房产生活领域的APP使用排名上，都没法在前列看到平安好房网站或是平安好房APP的身影。没有活跃用户、没有流量，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一场失败。如果在互联网上都留不下痕迹，遑论在互联网获得成功呢？这一点可能也和平安好房的定位频频变动有关。平安好房一开始以金融开道，要做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后被政策扼杀；受挫后放下身段和新房营销商、二手房中介激烈厮杀无果，做信息又无法取得和搜房、58的流量。方向几经更替，平安好房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无法得到树立。而诸如搜房、安居客、新浪乐居等企业早已围绕着业务布局、产品体验或是流量导流建立了自己的护城河。创始人庄诺离职后，崔聿泓貌似依旧在复制原来的老路，用热闹的营销掩盖商业模式的模糊不清。带着一支没有任何房地产从业背景的技术团队做交易场景，崔聿泓的尝试最终没有挽救平安好房。此外，平安好房还试着借力平安85万寿险经纪的庞大地面部队进行房地产项目分销，但最终激活率也被证明不尽如人意。随着平安好房正式更名为平安城科，其基本告别了传统的房产买卖业务。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好房只是马明哲地产帝国的冰山一角。经过一系列的资产运作，中国平安已经缔造了一个宏大的地产王国版图，涵盖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一切参与方。在供应端，它依托平安保险、平安信托、平安不动产等平台或入股房企，或是建立联合体共同拿地，或是为开发商提供融资支持。在需求端，它则依托平安普惠金融等为个人房产交易金融提供帮助。平安已经或曾经成为碧桂园、旭辉、华夏幸福、融创、朗诗第二大股东，此外，其还重仓持有金地集团、绿地控股、华润地产、保利地产等房企股权。长江商报记者初步梳理发现，平安重仓持股的知名房企至少有13家。同时，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平安与超过20家房企通过股权合作等模式存在合作，其中不乏万科、招商、金地、保利、华润、绿城、九龙仓、碧桂园、协信、旭辉等知名房企，合作拿地上百宗。事实上，中国的前20大房企背后，全部都有中国平安的身影。这些年大部分行事稳健的房企都收到了来自中国平安的资金。截至2017年末，平安银行投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余额为1529亿元；平安集团的投资性房地产净值为472亿元，而公允价值达到771亿元；旗下地产（含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以历史成本计价）达2093.22亿元。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平安好房的偃旗息鼓意味着，马明哲以“居住”为核心打造的金融闭环的蓝图失去了重要的一角，其完全成型可能还尚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