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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贷被曝借款年利率超60% 网贷乱象死灰复燃?
曾陷违规收取“砍头息”的拍拍贷,如今又被曝高息放贷。 中新经纬在聚投诉官网发现,近日有不少拍拍贷借款投诉称自己在拍拍贷的借款逾期后被平台催收,催收手段包括电信骚扰、恐吓、“爆通讯录”等。 此外,也有多位拍拍贷借款人向中新经纬反映,自己在向拍拍贷平台借款时发现,拍拍贷的实际还款年利率已超过60%,远超国家法律规定的36%红线,更远远高于其官网承诺的10%。 01 拍拍贷被曝借款年利率达60.79%截图来源:聚投诉官网 公开资料显示,拍拍贷是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p2p平台,主营网络借贷及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总部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上海。2017年11月10日,拍拍贷成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官网数据显示,平台累计成交金额为1480.37亿元人民币,累计借款笔数超过5000万。 中新经纬注意到,拍拍贷官网显示的借款年利率为10%,月利率为0.83%。但多位借款人反映,实际还款利率早已远超其承诺值。拍拍贷借款人耿先生还认为平台存在“误导借款人”的嫌疑,因为整个借款流程会收取各种不明来源和用途的手续费,还款明细极不透明。截图来源:拍拍贷官网 “我是2013年底开始陆续在拍拍贷借款的,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工资不高,需要借贷部分资金用于日常生活的周转。五年来已经在拍拍贷借款几十次了,每次的借款金额都是三五千元,每次大致盘算一下还款金额就操作借款了,几年来从来没有逾期过。但最近核算后才发现,近几次借款的金额只有6千元,但前后还款总额却已近两万元,平台的借款利率已经远超国家法律规定的24%,甚至超过36%红线。”耿先生告诉中新经纬。 根据耿先生提供的最新还款计划截图,其于2018年5月在拍拍贷平台借款5000元,分9期还款,前3期应还款额为794.41元,后6期应还款额为661.08元,总共应还款额为6349.71元,月利率为5.07%,年化利率高达60.79%。 另外一位拍拍贷借款人戴女士也向中新经纬表示,刘女士曾于2018年7月5日在拍拍贷借款(续借)20770元,如今已经还了12518.07元,但还款计划中却显示还有12483.46待还款项,加上166.11元的逾期手续费,年化利率高达48.2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02 高息放贷、砍头息等乱象死灰复燃 然而,中新经纬调查发现,拍拍贷的高息放贷现象并非个例,平安普惠、宜人贷、玖富等多家现金贷平台的还款利率都超过了36%,有些平台还采取“循环放贷”模式,许多借款人都表示欠的钱“越还越多了”。 2017年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并实施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下文称《通知》),禁止“砍头息”、“以贷养贷”、暴力催收、泄露个人信息等网贷乱象。 2018年7月1日,北京市互联网金融协会针对行业内存在的“从借贷本金中先行扣除利息、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以及设定高额逾期利息、滞纳金、罚息”等涉及收取“砍头息”的现象下发风险提示函,再次点名网贷乱象。 然而,多位借款人表示,即使在《通知》下发后,拍拍贷、宜人贷、平安普惠等多家平台仍在长时间内存在贷前收取“砍头息”的行为。 据耿先生介绍,五年来他每次在拍拍贷借款时,平台都会以各种理由收取近10%的“砍头息”,仅放款时扣去的“砍头息”就已近四千元。虽然最后一次借款时没有了“砍头息”,但前三期还款的金额要高于后面几期。罗女士告诉中新经纬,其2018年曾在平安普惠借款15000元,但实际到账仅14850元,但平台对于此次少放款150元的情况并未提前告知,也未在放款后作出合理解释。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在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表示,《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平台收取“砍头息”的行为显然违法。此外相关规定也指出,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无效,网贷平台不得采取各种名目导致借款人实际支付的利率超过36%。然而,据罗女士提供的其在宜人贷平台的借款记录,在一笔4.29万的借款中,仅信息服务及咨询费就超过8000元。 此外,2018年3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了《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试行)》,对互金领域债务催收行为作出具体规范,要求不得泄露债权人、债务人个人信息,不得频繁致电骚扰债务人,不得骚扰无关人员。但还是有多位借款人告诉中新经纬,自己被网贷平台威胁、恐吓、“爆通讯录”了,甚至有多位借款人因为“通讯录被爆”丢了工作。 “从2017年在拍拍贷借款以来,遭遇暴力催收已经是家常便饭,每次打过来电话都是恶狠狠的说一声‘快还钱’,要么就是打骚扰电话让我不得安宁。他们甚至爆了我的通讯录,给我父母、朋友打骚扰电话,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戴女士告诉中新经纬。 还有一位借款人向中新经纬表示,因为平台高息放贷,自己又“被套路”以贷养贷,已经被各个平台的催收电话“摧残”了好几个月,后来因为催收公司频繁骚扰办公室的领导和同事,自己还被迫辞职,因此丢了工作。 2018年对互联网行业而言是跌宕起伏、冰火交融的一年,在“泡沫挤出”的这一年里,行业面临着诞生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然而,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并未真正实现“行业出清”。高息放贷、砍头息、乱收费等行业乱象仍在“摧残”着被套路贷后的债务人,有人因此丢了性命,有人丢了工作,有人的生活从此不复安宁。在金融机构拥抱科技改革的同时,网贷行业仍有诸多灰色地带正等待着阳光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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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产品“雷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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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富贪腐案曝光:品牌总监被带走 涉案金额或超千万
深水财经自多渠道得到消息,2018年11月30日,玖富品牌部三名人员被经侦带走协助调查。其中包括玖富集团品牌部总监向某、一名商务经理、一名公关经理。 据了解,当日经侦人员将分别将上述三人单独约见,随后带走协查。根据可靠消息,上述三人涉嫌内部贪腐问题。根据玖富内部一名知情人员透露上述三人涉案总金额或超千万元人民币,但未获得更多证实。 深水财经就上述问题求证玖富集团公关部人士,对三人被带走消息得到该人士侧面确认,他表示三人被带走一事正处于内部保密状态,但涉案金额及具体案由等细节不清楚。 随后,深水财经查阅玖富集团官网,在玖富集团官网的高管介绍中,品牌总监向某的介绍已经被撤下,留下了一个空白位置。目前玖富集团高管此前玖富集团高管介绍 据此前官网介绍,品牌总监向某全面负责玖富集团品牌宣传、企业公关、市场营销、商务合作等业务。具有资深品牌营销专家,拥有十年整合营销、娱乐营销、媒介公关等管理经验,先后在Techweb、酷狗音乐等公司任职。 多个不同信源向深水财经表示,向某为玖富资历很老的员工,品牌部为其一手建立,部门内员工多为她亲自招聘。 据了解,此次三人被带走,因被玖富内部内控监察部门查到相关线索,后选择报警处理。而在上图的高管排位中,处于向某之后的唐卫则是内控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 根据玖富公开介绍,唐卫现任综合办总经理兼内控总监,曾任职于西安市公安局,拥有十余年丰富的经济、刑事类案件侦破经验。于2014年加入玖富,全面负责集团内部稽查反腐、安全保卫及各项保障工作。曾先后担任区域总监、稽查部总监。 据一位涉案人员方面的律师称,12月6日,一位涉案人员家属曾到玖富集团求见品牌部直属领导,玖富集团副总裁、首席市场官CMO李治军,希望玖富方面出具谅解书减轻刑责。但据称李治军因避嫌并未与该人士见面。下午,该人士见到了玖富内部负责此案的唐卫。唐卫对该涉案人员家属表示按照已查实的金额进行十倍补偿可出具谅解书。并称玖富内部现在非常混乱,此次查出的三人只是杀鸡儆猴,还有很多线索,后续会一一查实。 裁员缩减开支2018年10月,玖富集团不同部门的多名工作人员对深水财经表示被裁员。其中,一名被裁员工唐燕(化名)与深水财经进行了多次沟通并提供了部分离职谈话录音。 唐燕(化名)所在部门属于非核心职能部门,在18年上半年人数达到25人,而至唐燕(化名)离职时该部门仅剩15人。在唐燕(化名)提供的离职谈话录音中,该部门负责人直言“咱们部门裁员还不是最多的,有的部门裁的更多”。此外,在唐燕(化名)与公司人力部门离职谈话时,人力资源经理给予唐燕(化名)的裁员理由为公司缩减开支,你们部门相同岗位只保留一人,你的能力不如另外一位。 逆势进行巨资广告投放玖富集团虽然一边在大幅裁员,另一边却在品牌推广方面大肆投入。其中,当属签约胡军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最为市场熟知。 2018年9月,玖富集团宣布由国家一级演员胡军担任代言人。据玖富集团品牌部某公关经理私下表示,签约胡军的代价是7000万元人民币。此后,深水财经曾多次向玖富集团更多相关方求证,但都未获回复。 除了签约胡军作为代言人,玖富集团及旗下子平台投放了大量广告于各大综艺、热播剧、视频网站、开屏广告、影院映前广告等平台。 自8月雷潮爆发以来,数百家网贷平台跑路、爆雷、清盘,整个行业进入恐慌期。面对整体的行业惨淡,玖富集团寄望于用高额的广告投入对冲行业弱势带来的业绩衰退无疑是饮鸩止渴。一位在互金平台负责广告投放的人士对深水财经表示,“行业好的时候,广告投放是有效获客的重要渠道,带来的客量很直观。但是现在这个环境,我们早就主动收缩了预算,增量和转化率都很有限。” 据玖富官网数据,截至2019年1月11日,玖富已经运营12年34天,注册用户数达到7282万,累计借贷金额313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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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宝“原罪”:贩卖用户数据,出租现金贷系统,成地下超利贷“推手”
借贷宝:裸贷事件、超级高利贷、违法违规暴力催收.....而现在,借贷宝开始卖起了现金贷系统,“几千甚至上万的用户数据”被随意贩卖,并衍生出了“租系统”模式,降低了现金贷的行业门槛。在金融科技行业,有人甚至将借贷宝称之为“搅屎棍”,行业的水都被“搅浑、搅黑”了。01现金贷2017年年末,借贷宝开始卖系统。借贷宝内部员工任涛回忆称,这对于借贷宝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此时的借贷宝,已经进入低谷。“APP的日活降到了10万。”任涛称,“因为监管对我们特别关注,也不敢做现金贷。”前路不通,后路被堵死,借贷宝只能另辟蹊径。“借贷宝相当于一艘航母,航母跑得不好,就拆零件卖。”任涛称,不能做现金贷,也可以卖系统,于是借条系统“银狐”诞生。而操刀者,正是借贷宝董事长王璐的战略助理赵海波。早在2017年6月,赵海波就成立了厦门九钛金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和董事总经理。当年12月,他离职出来单干。“但实际上他没有股份,也没有实权,还是借贷宝在操控。”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银狐的系统不好用,因为数据都是来源于借贷宝。”在地下从事借条生意的青城称,当时,他身边的伙伴使用银狐的并不多。他表示,去年4月份,银狐系统的价格并不高,“3万到4万一年,很便宜。”但在半年多之后,其价格却涨了一倍多,“现在是9.8万元”。紧接着,银狐突然拆分,其原班人马又做了一个“天狼”系统。“我们是突然听到了风声,说监管要查现金贷的系统。”借贷宝系统销售李学伟称,他们因此紧急推出天狼系统。银狐和天狼的区别是,前者用的是SaaS服务,后者是一个独立系统。“用SaaS的话,监管一来,整个系统都会瘫痪。”李学伟称,他们紧急推出天狼,就是为了应对监管。去年11月,现金贷第一大系统商有脉金控突然失联。坊间传出其相关人员被警方调查的消息。似有通天能力的天狼,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疯狂收割有脉金控的用户。“确实有不少有脉金控的用户,因为紧急寻找系统,不得不选择了天狼。”青城称。但他的很多同行都抱怨,天狼也并不好用,“数据不好”。借贷宝普信事业部的一位员工称:“银狐和天狼都是我们部门负责,销售人员在50人左右。”这50来人的销售团队,扑进了各大论坛和微信群,铺天盖地地发广告。“现在是地下现金贷的黄金时代。我们没有抓住现金贷的机遇,现在要抓住地下现金贷的红利。”一位借贷宝的员工这样总结。他表示,不论是银狐也好,天狼也罢,客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利率都可以随便设置,1000%的年化都没有问题”。这些系统,逐渐成为地下现金贷的推手和帮凶。02贩卖数据天狼的突然迭代,让很多原来使用银狐系统的用户猝不及防。他们要求将系统替换成天狼的,原本买的银狐系统,就面临被闲置的命运。“我们就帮助客户销售二手的银狐系统。”李学伟称。他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客户,花9.8万租了一年的银狐系统,还剩下11个月的使用期。而这个用户要求升级为天狼系统,李学伟就把还有11个月的银狐系统打折买回来,再出售。“除了系统之外,留存在系统中的所有数据一并打包出售,全部只要4万元。”李学伟称。这个二手系统中,还留存着上个客户剩下的1000多条数据。数据的维度,包括用户名、电话号码、身份证等敏感信息。二手银狐系统内留存的用户数据“这些数据你可以随便用。”李学伟称,他们销售所有二手系统时,都会将数据打包一起出售,“每个系统都带几千到一万多条数据”。使用这些数据,是否有风险?对此,李学伟称:“这是借贷宝允许的,没啥风险。”但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个人的行踪轨迹、通信、征信和财产信息50条以上,即可入罪。除了二手贩卖之外,围绕这些突然闲置的银狐系统,还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的玩法:租系统。一些客户在自己的系统中,开设了多个子账号,然后将子账号直接以一个月1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价格出租。市面上银狐系统出租的报价“租了这些系统,只要有几万的本金,就可以玩现金贷或者借条。”青城称,这彻底降低了地下现金贷的入行门槛。他也租用了一个银狐子系统,里面的用户数据是完全打通的。“里面有1万多条用户进件的数据,能看到很细的数据维度。”青城称,用户的数据被所有的子账户随意使用,美其名曰“数据共享”。2018年下半年,地下现金贷崛起。这其中有很多大平台玩家,它们用马甲在地下放贷,但尚有底线。“我们这些几万就进场的小玩家,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青城称,他们的利率普遍都高达1600%以上,催收就是“不计后果地把钱要回来”。青城有好几个借贷用户“死了”。“他们给我发信息说,被逼得活不下去,要去死,接着就消失了,不再回信息,朋友圈也不再更新。”青城说,他不知道真伪,但这些用户从此“人间蒸发”。“借贷宝这种操作方式,就是将行业引入黑洞,让地下现金贷更快地崩溃,最终要么引发监管注意,要么让这些用户的债务危机爆发。”多位业内人士都将其称为“搅屎棍”。03高峰直下2015年,九鼎集团成立了借贷宝,想将一个冷门的熟人借贷模式做起来。“而操盘者,就是九鼎集团实际控制人吴刚的助理王璐。”借贷宝离职员工李旭说,这已基本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借贷宝刚一出生,就采纳了互金行业一个罕见的推广方式:地推。“借贷宝开了先河,用烧钱的方式获取金融客户。”李旭称,“当时花了20亿。”除此之外,地推还将“传销精髓”用到了极致。“比如新注册一个用户,大代理55元,二级代理50元,小地推40元,层层分成。”李旭表示。他还记得一个案例:一位老师动员所有的学生成为他的下线,一个月赚了几万元。借贷宝的地推一度在街边挂起横幅,注册就送奶、油、充电宝、加多宝。这一度成为街边一景。一些主播,也将自己的邀请码挂在直播间。“真的富了一波推广能力强和有资源的人,很多人赚了几十万。”李旭表示。而这轮疯狂的地推,确实给借贷宝带来过短暂的辉煌。“高峰的时候,借贷宝日成交额已达到10亿元,2016年全年交易额达到了1000亿元。”李旭透露,“借贷宝团队最多达到了300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地推人员。”但他认为,借贷宝的交易额水分很大:“譬如说,两个人你借给我1万,我借给你1万,就2万交易额了,很容易刷。”李旭称,借贷宝的日活高峰,“一度达到200万”。但烧钱获客的模式,却让金融行业苦不堪言。“很多P2P理财公司都用这种方式去做地推,不然很难拉到客户,烧钱成灾。”某金融科技公司CEO冰河称。“结果,这种熟人借贷的模式并没有走通,反而沦为了地下借条玩家的工具。”青城称。地下借条,就是地下高利贷的一种。它们原本滋生在中国最黑暗的角落,经常是借5000,却要还数万的“超利贷”。在没有借贷宝之前,地下借条都是让借贷人写一张借条,按上指纹。“借贷宝的出现,简直就是惊喜。打了借条,不但有法律效应,借贷宝还帮我们催收。”青城称,这让地下借条行业欢欣鼓舞,借条市场一度大爆发。此时,借贷宝的日活持续萎缩,熟人借贷的模式在烧完钱后,也日渐冷却。“内部觉得,做借条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就主要做借条了。”李旭称。借条的利润确实不低:每个用户都需要缴纳0.3%的交易管理费。但这个收入不是重点,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是逾期费用。现在用户逾期时,需要按24%的年化收息至还款日,并一次性收取本金5%的逾期费用。“但在过去,逾期管理费会根据逾期时长的增加而叠加,最高可至本金的30%。”一位借贷宝离职员工称。而这些费用,都是由借贷宝,而不是借款人收取。因为借贷宝对借条的默许和纵容,更大的危机开始爆发。2016年6月,金融科技行业的最大丑闻——“裸贷”事件爆发最早只有零星的几篇相关新闻,直到11月份,10G的裸贷数据在网上流传,舆论被迅速点燃。当时,为了借款,一群女大学生,需要将10张手持身份证的全身裸照、3张手持身份证的私处照片、不少于3分钟的洗澡视频和不少于3分钟的其他视频等材料,发送到指定邮箱。借款人审核完毕后,会通过借贷宝打借条放款。如果还不上钱,借款人会公布她们的裸照,甚至要求“肉偿”。“借贷宝有原罪,沦为地下借条的工具,并且纵容了这个趋势。”多位借贷宝的内部员工也承认了这点:“借贷宝使得裸贷更泛滥了,就像是武器使得杀人更容易一样。借贷宝开局不错,结果烂尾的案例,远远不止这个熟人借贷的产品。在2015年下半年,借贷宝还做了一款产品,叫“人人催”。其核心概念,就是人人都可成为催收员。“借贷宝把借钱逾期的客户信息放到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催,催回来,借贷宝会算提成。”任涛回忆称。“催收行业名声坏成这样,就有借贷宝的一份‘功劳’。”多位催收领域从业者认为。这个模式,大大降低了催收员的入行门槛。只为回款为目的,导致催收变得毫无底线。“人人催成为黑社会的聚集地,出现过很多打人和辱骂的负面新闻。”多位催收员表示。“人人催的规模很大,有30多万催客注册,金融和公安部门都觉得是个隐患。”任涛称,在2018年5月,人人催改了名,缩减了规模。“然后借贷宝把催收公司拎出来,新成立了一家催收公司,叫促信科技。”任涛透露。“裸贷事件之后,我们被监管紧盯,不让搞大动作。”李旭称,这让借贷宝在2017年,完美错过了现金贷的风口,“不敢做”。于是,借贷宝走上了卖系统的“赋能”之路。贩卖数据、租现金贷系统的行为,正在将行业拖向一个新的深渊。在利益面前,人性的丑恶被无限放大,风险被传导蔓延。在金融行业,必须如履薄冰,对风险永葆敬畏之心。*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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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车败退:8500万美元与破灭的乌托邦
人人车最近的前线员工招聘信息停在了2018年8月。那是这家公司规模最庞大的时候,不仅覆盖城市超过100个,员工规模也突破了10000人。裴琳去年年中从另一家创业公司跳槽到人人车,但工作不久,她就发现了一些不妙的信号。“公司似乎每个月都有一定的优化指标,到了10月,更是开始大面积的裁员。”不仅如此,从9月开始,人人车就分批次的关闭了一些小城的站点,人员要么遣散,要么提供一些加盟计划,让有实力的员工成为加盟商,花钱买线索。10月31号,有员工将人人车二批关站名单发到脉脉上。截至那时,已有50多个城市站点被关闭。没有被关站的城市也被裁员的阴影笼罩,据裴琳介绍,北京大区去年峰值员工超过400,两轮裁员过后,目前只剩下不到200人。界面新闻记者就关站和裁员等问题询问人人车,得到的回应是,裁员和关站确有其事,但这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调整,目前人人车仍有71个城市正常运营。当然,裁员还可以解释为挤泡沫,但10月以来,一个更加重要的讯号却显示出了人人车目前的窘况。一位百度代理商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年底,人人车在百度的投放已经从一周300万缩减到了一周80万。这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信号。对二手车企业来说,流量采买是最重要的一项支出,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没有广告支持,新上架车源势必会减少,长久以往,不仅交易量会受到影响,看不到广告的人们也会自然地给公司贴上“是不是出问题了”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年底是二手车市场一年一度最大的旺季,在旺季紧缩,这是相当反常的。钱荒、内耗、黑天鹅2018年,人人车经历了数次资金吃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从2017年开始,人人车把战略重心放在了扩张、网约车和包卖这三个烧钱的地方。所谓网约车,人人车与滴滴的合作方式包括滴滴从人人车平台直接采购二手车,以及滴滴通过人人车平台为滴滴车主提供新车交易或融资租赁服务等;而包卖又称严选商城,是一种二手车新零售的尝试,需要人人车在线下增设场地,并向卖家垫付车款,其收到车后统一放在一处,方便买家挑选。网约车实则更像是金融业务,严选商城则需要人人车提前垫付80%车款并铺开线下门店,都属于资金投入多且回收期长的项目。虽然人人车的其他同行也在新车和保卖上花费重金,但其融资总额却是人人车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到了2018年年初,人人车的现金流就已经严重紧张了。在此之前,人人车的资金来源为2017年9月滴滴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这时依旧是滴滴出面解决了难题。据一位接近滴滴的人士介绍,2018年4月人人车3亿美元的F轮融资,其实也全靠滴滴从中斡旋,滴滴甚至还给高盛承诺了10%的业绩兜底。2018年1月,人人车重新划分了事业线,包括2b、2c、评估、包卖、网约车、金融这六条,网约车就在其中。高峰时期,人人车的网约车租售事业部曾一度扩招到了600余人。林涛是去年才加入人人车的新员工,而他所在的部门就是这个最新的网约车事业部,据他介绍,截止去年7月,该部门已经至少为5000多位滴滴司机提供过融资租赁服务。然而,7月开始,接连发生的几起黑天鹅事件却让该部门的业务几乎完全停摆。据林涛介绍,人人车的网约车部门主要做的是针对滴滴司机的金融业务,但问题在于,其担保人是一家第三方P2P。2018年7月,P2P频繁暴雷,人人车的担保人也在其中。担保人出了问题,银行自然需要清算,业务也只能停止。而且,9月以来,滴滴因为顺风车事件焦头烂额,其内部与人人车的合作通道也不通畅。一时间,该部门的处境就变的极其尴尬。不仅业务暂停,人员也进行了大量调整。林涛也在10月份被裁了。现在想起,他仍然觉得有些不能理解,“就算外部遇到一些压力,但有必要把大半个部门都裁掉吗?外面还有5000个司机,他们车子的产权都还在人人车这里,三年后没人对接,出了事情谁负责?”但很显然,和三年后的问题比起来,还是眼下的问题更加难解。毕竟,2018年以来,人人车还没有一个业务能实现盈利,在这种情况下融资额度又无法满足公司的实际需要,导致资金链数次吃紧。如果与滴滴的合作顺利,那至少能够保证滴滴的支持,但问题在于,下半年黑天鹅频发,人人车与滴滴的业务协同也受到影响。此外,人人车内部还经历了相当严重的内耗。据人人车的三年老员工夏一豪介绍,2017年年底到2018年初,人人车其实经历了一轮大的换血。滴滴入股后不久,李健就从瓜子那里挖来了一位有阿里中供背景的徐某当销售副总裁。该副总不仅架空了公司内部深得人心的创始人赵铁军,且入职后不久,其就和公司的很多区总产生了冲突。夏一豪用“侮辱”和“跋扈”来形容该VP对老员工的态度,“他把我们过去的工作贬成了垃圾,而且这还是在他刚刚上任还没有做出任何成绩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怀疑李健是受到资方的授意要对老员工进行一波清洗,但即使如此,这位创始人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冷漠也让夏一豪等人寒心。“李健对当时离职的人就一个要求,不要对媒体说公司内部的这些冲突,有些人走前给他发过微信,他也没回。”区总们的离开让公司下面的员工也人心惶惶,2017年10月,人人车重庆分公司甚至出现过超过40个老员工集体离职的事件。这些内部冲突直到2018上半年才慢慢平息。但彼时,人人车已经空降了至少7位高级高管。乌托邦式的创业梦李健变了,这是去年离开的那一波老员工的普遍感受。曾几何时,李健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善良又温和的好老板。他给人人车注册的名字叫北京善义善美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善义是李健儿子的名字,而善美,则是他想象中未来女儿的名字。和瓜子的杨浩涌与优信的戴琨不同,李健之所以会选择二手车这个行业,与自身的从业背景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他在锚定了O2O和便利生活的基础上,剔除了医疗、教育、在线视频等多个赛道后,客观选择的结果。一位汽车行业的人士评价说,相比对手,李健无论是在创业还是在汽车交易上,经验都太少,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入局够早。在创业的第一年,人人车也确实为二手车电商创造了许多基础的轮子,包括服务流程、岗位设置以及收费方式等等。“可以说,作为一个产品人,李健在人人车这个产品的设计和打磨上,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对产品的执念曾让李健成为百度最年轻的产品总监,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坚信产品思维的人,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甚至说出了“痛恨经验”这样的话,因为,“创新是会被经验束缚的。”然而,真正的商业竞争,永远比设计好一个产品要艰难残酷得多。2014年7月,人人车正式上线,彼时杨浩涌的赶集网刚刚完成一轮2亿美元的融资,和58同城的战争也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虽然当时赶集内部孵化的赶集好车也很受杨浩涌的重视,但在合并这样的重大议题面前,他根本无暇他顾。这也为李健赢来了一段非常舒服的创业时光。2014年年底,人人车的月交易量已经超过300台。12月,公司完成了一轮2000万美金的B轮融资,在用钱加大了流量采买和团队扩张的步伐后,2015年4月,人人车的月销售量已经过千。“每个月数据都在涨,虽然不多,但一直在涨,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爽。”夏一豪向界面新闻记者回忆。在夏一豪看来,李健是那种在社交上有点笨拙的人,但熟悉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很实在,常挂在嘴边的词也是非常正能量的“朋友爱”。他和员工们解释,所谓朋友爱,就是让员工对待客户和同事都像对待朋友一样,真心为对方着想。为了体现朋友爱,他放弃了单独的办公室,和员工们一样在工位上办公。公司的休假和出差制度也非常宽松,基本是想休假就休假,只要和上级说过,无论多久都不扣工资。出差也一样,没有明确的住宿标准,外出全凭员工自觉。曾有员工休了近一个月的病假,行政拿不准就去问李健,得到的回复依旧是,“不扣工资,不算病假”。后来有人问起此事,李健也只是反问,“如果员工为你做事累病了,你还要扣他的钱,这是朋友能做出来的事吗?”“老员工知道这件事情后都很感动,”夏一豪回忆说,“大家对公司都投入了真感情,不止工作拼,出去的时候也都想着怎么给公司省钱,那真是这些年干劲最足的时候,有时候冲业绩,大家凌晨两点也都还在开电话会议。”但问题在于,虽然每个人都很拼,但在2014年到201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里,没人意识到这样的拼搏其实是缺乏战略目标的。一位去年离职的人人车总部老员工回忆,李健很少会在开会的时候提及人人车的愿景,他更喜欢说的是产品细节,以及如何改变二手车交易不透明的现状。另一位接近李健的人士则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当时李健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应该快速的占领市场以及用户心智,“在他看来这应该人人车做到更大成绩以后的事情,甚至于,他当时想走的其实是小米的口碑模式。这也是人人车初期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失误。”融资与战略双失误2015年四月,就在人人车月销售量刚刚过千的时候,58同城和赶集网的合并也进行到了尾声。夏一豪回忆,当时58和赶集合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封杀人人车在两大平台上的流量。那时,人人车在这两大平台的流量占到全部流量的30%。更凶猛的进攻则是在年底瓜子二手车独立后进行的。“当时瓜子挖走了我们前线的很多员工,对外又宣称要投入2亿在广告上。”这样的凶猛让人人车一时非常被动,毕竟,就在瓜子宣布独立的前一个月,人人车才刚刚完成一轮由腾讯领投的8500万美金的C轮融资。但融资时,李健显然没有想到接下来还要进行这样一场烧钱的战役。而这次融资的失误,让人人车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处处受制。多年后,杨浩涌在接受商业人物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换位思考,如果我在做人人车,先打广告一定是我,我不会给瓜子机会,毕竟那(分拆独立前)是瓜子最慢最弱的时候,如果是我,融来的钱,一到账,转身广告就已经出去了,会打的你措手不及……”而没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人车只能在对手伸出獠牙后被动的跟进。当时,人人车的市场团队只有三个人,从找代言人到做广告创意、投放策略,一切都被压缩在3周时间里面,但就算这样,广告上线时间依然推迟到了11月底,而瓜子的广告上线时间比人人车早了近两个月。2016年春节,瓜子二手车的百度指数第一次超过了人人车。但彼时,二者的数据还是大体持平的。2016年3月,李健还对外表示,到了2016年底,人人车计划覆盖300个城市,但遗憾的是,在当年覆盖城市冲高到95个城市后,人人车的资金链就已经相当紧张了。彼时,瓜子对外公布的城市却已超过100个,无论是城市开拓还是百度指数,瓜子当时都已经略超过人人车一个身位。在夏一豪看来,在这一阶段,人人车和瓜子本来还是有能力拼一拼的,但由于公司C轮前没有做好整体的战略规划,使得融资没能匹配公司的发展阶段,导致后续无论是城市开拓,业务开展都受到了一定限制。除此以外,这一阶段,人人车和瓜子另一个巨大的战略性差异也开始显现。有必要说明的是,瓜子和人人车虽然都做的是C2C交易,但二者打法并不相同——人人车一直以来都更重视C2用户(即买家)的体验,希望能通过改善买家体验而改善用户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所以其2017年以前的重点也是通过产品、金融、售后、维修等服务来满足这部份用户的体验,重在汽车后市场的拓展。而瓜子的打法就是提高交易效率,更重视C1(即卖家)的体验。无论是2016年引入CTO张小沛完善大数据定价,还是2018年推出保卖服务,其目标都是保证C1用户的车能够以最大的效率卖出去。前线员工对这个分歧的感受更加明确。一位人人车重庆站的前线老员工陈生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到16年以后,他明显感受到前线员工和瓜子打仗非常累。这里面自然有人人车减少了广告投入的原因,但除此以外,组织配套的不合理和公司对C2用户的执念也是前线受到掣肘的重要原因。据陈生介绍,2017年以前,人人车都没有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前线一直是靠城市经理去驱动上百号员工,甚至连发工资都是手工账。相反,瓜子独立的时候沿用了赶集的人事架构和管理系统,后端就比人人车完善很多。除此以外,两家公司对服务的侧重点不一样,导致一辆车如果同时放在瓜子和人人车,瓜子总能更快的把车卖出去,“因为他们并不在意销售是否把车卖给了车商,他们追求的就是极致的交易效率。”当时,包括陈生在内的很多前线员工都曾向公司建议过是否可以适当的和车商进行合作,但人人车在这方面卡得非常严。“销售一旦卖车给车商,那就是红线,是要直接开除的。”陈生说。陈生无法评价人人车的做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一方面觉得公司有这样的初心是对的,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公司管理层对前线业务理解还是不够深,“如果他们真的理解透了,就会知道,在二手车行业,车源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掌握车源的C1用户,大多数时候诉求都是尽快卖出。”值得一提是,2017年,在业绩压力下,人人车还是新增了面向车商的拍卖业务;2018年,更是专门成立了一条2b事业线。同年,瓜子也光明正大的将集团的2b业务“车速拍”升级成了集团业务。至此,“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两家C2C模式的二手车电商,终于也还是进入了混合模式的时代。必胜还是活着?对人人车来说,2016年年末也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光,对此,就算是CEO李健也毫不讳言。经历了年初的广告大战和城市扩张后,到了2016年Q3,人人车的上一轮融资几乎已经弹尽粮绝,夏一豪回忆,到了2016年10月左右,公司已经发不出员工的报销款。那时,虽然人人车也有寻求融资,但问题在于,那一轮人人车融到了汉富资本的钱,但后者为人民币基金。当时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央行发了文,所有人民币的出境换汇基本都暂停了,人人车作为一家美元架构的公司,就算融到了钱,也必须出境换成美元才能进账。换句话说,当时人人车融到的大部分钱都不能及时到账,这也给公司的资金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夏一豪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当时,摆在人人车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瓜子拼死一搏,另一个就是收缩保持实力。彼时,瓜子也已经扩张到了100多个城市,但和人人车不同,瓜子并不缺钱,其10月融到的2.5亿美金才刚刚到账。最终,人人车还是选择了收缩保命。一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他看来,这是人人车2016年做过的最失误的决策。“上一轮融资固然有失误,但李健当时没有想着再去找钱,而是选择了收缩保命,让瓜子一下子冲到了前面。李健在融资上本来就没有杨浩涌有优势,一旦市场份额被瓜子追上,后面的融资就更难了。”果然,到了2017年年初,随着人人车的覆盖城市从90多一下子锐减到30多个,新一轮融资也一直没有消息。期间,李健先后和瓜子、优信、易鑫都有接触,但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谈拢。而与此同时,瓜子却在这一年先后融到了超4亿美元的B轮融资和超1.8亿美元的B+轮融资。差距越来越大,此时已经没有财务投资人愿意冒着风险入股人人车。后来,是滴滴出现给了人人车一线生机,它为人人车注入了2亿美元投资。事实上,滴滴也有自己的战略目的。2017年,正是滴滴想要逐渐摆脱租赁公司,自己掌握车源和司机的时候。而人人车由于2016年的紧缩,公司估值也缩水的厉害。因而,对滴滴来说,在当时投资人人车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也能跟自己的业务形成协同。而对人人车来说,引滴滴入股不仅可以为自己赢得救命的一笔钱,还能获得大量的订单,更重要的是,这笔钱加上滴滴的份量,不仅能够让自己继续站在赛道上,也能让对手不能安睡。那段时间,人人车对外铺了大量新闻稿介绍人人车与滴滴的战略协同。年底,更是成立了一个创新事业部专门处理与滴滴有关的业务,后又在2018年3月宣布与滴滴达成合作协议,为滴滴平台上的车主提供包括二手车、新车在内的车源和用车解决方案。除此以外,拿到钱后,人人车也开始了第二轮扩张。高峰时期,其覆盖城市甚至比2016年收缩前还要多。但毕竟是包卖、金融、网约车等烧钱业务同步开展,可以看出,到了2018年年底,人人车的资金链已经吃紧,这才会出现年底的紧缩。2017年年末,李健把公司大部分VP和区总聚集在一块开了一次务虚的会议,那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公司的愿景、目标和价值观等问题。据夏一豪回忆,当时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人人车到底应该追求最大的用户价值还是最大的市场规模。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如果选择规模,就相当于是放弃了过去人人车一直坚持的价值观,但对当时的李健来说,资方其实早已给他一个答案。在混沌创业营的毕业演讲中,李健曾透露,当初说服程维,他靠的就是两个字——必胜。“我(对程维)说,我知道和对手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了,就在于‘必胜’二字。在我看来,很多时候你的决策质量是否足够高,取决于你是否以最强的自信为始,是否以最高的目标为终。以前人人车只是一个求胜的心态,是不死小强,即使我没钱我可以生存。”李建很清楚,程维希望看到的却是一个有必胜心态的人,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但从结果来看,即使李健有了必胜的信念,也开始凶猛的扩张,但一直以来的融资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能在短期内和对手刺刀见红,但随着资金链吃紧,为了活着又只能紧缩,这几乎已经是2016年下半年的故事重演。虽然此前也有自媒体爆料称人人车已经开始谋求F+轮融资,但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这轮融资其实只是F轮的收尾,金额大概在2000万美金上下。另有人人车内部人士介绍,这笔钱去年11月已经到账。2000万美金或许解决了人人车目前的燃眉之急,但长远来看,如果人人车不能证明其包卖模式有盈利的潜力。以其收缩后的市场份额和现在资本寒冬的状况来看,下一笔钱一定不会那么容易到账,而滴滴也不会再次为人人车兜底了。人人车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恶性循环的?或许只能追溯到那轮来自腾讯的C轮融资。毕竟,在人人车C轮融了8500万美金的时候,瓜子二手车同一轮次拿到的却是8.18亿美元。无论现在的目标是“活着”还是“必胜”,人人车将进入更加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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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财富管理公司员工被经侦带走,实控人滞留美国
近日,互金见闻收到一份视频显示,1月8日晚间,知名财富管理公司汉富集团多名主要员工下班后被JZ要求不得离开,随后被带走协助调查问话。互金见闻赶到位于北京呼家楼的汉富集团了解相关情况。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现在还没有放回来,公司目前在找律师,要把事情和JZ沟通清楚;公司目前正常上班”。在此期间,确实陆陆续续有几名员工进出汉富集团。汉富成立于2006年,是国内第一批从事于基金管理和投行服务的专业企业之一,已投资公司超100家,资产管理规模达650亿,所投企业总规模过万亿,包括蔚来汽车、柔宇科技、雷蛇、优客工场、奇虎360、人人车、唱吧等知名企业。而据互金见闻了解,此次事件导火索来源于汉富集团旗下子公司诺远资产一款名为“债盈宝”产品。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并在中基协备案获得相应私募牌照, 在投中2017年度最具竞争力财富管理机构榜单中,诺远资产位列第七。债盈宝根据之前诺远资产介绍,是一款主打短期债券产品。据互金见闻了解,由于基础资产多为股票质押、国债、地方债等低风险收益类资产,且投资门槛较低,从2016推出以来,受到投资者青睐。一位投资人向互金见闻反映,当初就是看到低风险才去买的,投了几十万进去。“自己算少的,群里投资几百万的大有人在。”但据财联社此前报道,多名投资人向记者反映,其2017年下半年认购的理财产品“债盈宝”到期后出现无法兑付本息的情况。另外,虽然债盈宝产品说明书声称基础资产是各类债券及股票质押,但在实际操作中,合同约定的基础资产却是私募基金份额。一份附加在债盈宝主合同后的《收益权转让清单》显示,债盈宝基础资产是“新余汉富卓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后者是汉富旗下的一只证券基金。而对于涉及债务大概70亿元左右的债盈宝,不论是投资人还是上述诺远某区负责人,都说不清楚资金具体流向。一位诺远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所有投资人认购的债盈宝都是诺远资产法人李延武转让的私募基金份额”。这即是说,债盈宝70亿资金的去向,只有诺远资产有限的人员自己知道。而互金见闻发现,此前多家自媒体爆料,汉富实控人韩学渊在区域经理群中的一条信息显示,债盈宝的打款账号是“李延武”的个人账号。另外,据此前诺远内部核心人士爆料,汉富实控人韩学渊自2018年8月起就没有在公司出现过,其及家人目前均在美国,日常的工作沟通全部通过微信进行。而至于此次全国投资人集结汉富集团北京总部,则是因为不满兑付方案一变再变,并出现延期兑付。除了债盈宝,汉富的私募基金在2018年10月也出现逾期。2018年10月,汉富“昭阳增利”9号管理人通知,该产品投资期限将延长6个月,管理人提请召开投资人会议。11月,“昭阳增利”10号也出现了延期,说明函里说原因是项目方回款计划又延迟,但并未透露项目方的任何信息。另外,汉富集团旗下还有一家P2P平台小诺理财。截至12月底,平台累计借款金额119.24亿元,待还金额59.39亿元。不过互金见闻从多方打听,平台目前兑付正常。目前,还未有官方消息通报汉富最新情况,后续互金见闻也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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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互金风险整治会议:引导辖内机构有序退出,加大追赃挽损力度
据《金融时报》旗下中国金融新闻网报道,1月1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总结互联网金融和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工作进展,加强各地风险处置经验交流,部署2019年专项整治工作。对于网贷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认为网络借贷增量得到遏制,存量继续收缩,机构合规意识增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水平得到提升。对于下一步工作部署,会议认为,当前网贷专项整治工作已进入深水区,风险隐患依然较为复杂,相关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会议要求,各地区要进一步做实合规检查,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以合规检查促“三降”落实、良性退出、合规经营和风险出清。要稳妥处置存量风险,引导辖内机构有序退出,切实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要依法保护网贷投资人合法权益,压实网贷机构及其股东责任,加大追赃挽损力度,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将失信借款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数据显示,在2018年5月末到12月之间,873家平台退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从行业中了解到,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对一些实力不强的平台进行劝退。并要求辖内存管银行退出外地注册的网贷平台。网贷平台风险密集爆发后,一些平台高管一跑了之。对此,各地摸底上报辖内网贷平台高管信息进行边控,防止高管跑路。此外,公安部门加大抓捕力度,多位出逃海外的网贷平台高管被押解回国。媒体梳理,从2018年6月至10月末间,公安机关已成功缉捕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外逃网贷平台高管40多人。2018年10月26日,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佰亿猫”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军,涉嫌集资诈骗的“牛牛通宝”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詹某朋等17名网贷平台非法集资犯罪嫌疑人,被专机从泰国集中押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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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裁员一览:贝莱德、摩根士丹利、野村.....
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资管业和银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少公司选择削减人力、使用技术手段来降低运营成本。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年底以来,已经有贝莱德、State Street Corp、AQR Capital Management、桑坦德银行、摩根士丹利、凯克萨银行、野村、德银等多家金融机构主动公布或被曝出裁员消息。1、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计划在未来几周裁员500人,占其员工总数的3%,为该公司2016年来最大规模裁员。贝莱德总裁Rob Kapito在备忘录中表示:“我们一直在寻找改善经营方式的方法,简化流程和结构,谨慎处理管理费用,并加速增长。”2、大摩也被曝将进行裁员。Business Insider援引知情人士称,摩根士丹利将解雇数十名销售和交易人员。裁员是为了淘汰业绩不佳的部门,或重新安排可能需要较少员工的部门。此外,一些员工可能不会拿到年终奖*。据彭博,大摩此次裁员涉及的部门包括固收、权益和研究。3、据HRM Asia,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控股计划在欧洲裁员,并打算将更多资源投入潜力更大的美国市场。由于固收交易下降,野村的零售银行业务同比下降了29%。4、桑坦德银行波兰分部宣布计划裁员11%,最多裁员1400人。5、大型托管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Corp从周三开始削减了15%的高级管理层。6、量化资管公司AQR Capital Management在2018年的惨淡表现后裁员。7、据当地媒体Servimedia,西班牙凯克萨银行已经联系工会,开始讨论裁员事宜。8、去年11月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德银开始考虑新一轮裁员计划,正在讨论离职的高管包括首席监管业务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Sylvie Matherat、美洲地区首席执行官Tom Patrick。去年早些时候,德银宣布计划减少7000多个工作岗位,以削减成本。对冲基金行业去年受到的冲击也很大。Eurekahedge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3日,2018年关闭的基金数量达580家,超过了当年新开的552家。IDW集团首席执行官Ilana Weinstein去年年底对彭博表示,对冲基金的洗牌仍在继续,“更多”对冲基金将关闭。海外金融机构裁员声一片,国内也是一样。据华尔街见闻整理,去年以来券商、互金等国内金融细分行业屡曝裁员、降薪消息,但不少公司随后都否认了相关传言:券商:1、网传中信证券研究所裁员。一位接近中信证券高管的知情人士表示,研究所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扩充分析师团队至200人以上;另有接近中信证券研究所的人士则表示,目前中信证券研究所团队很稳定,近期所传信息不实。(券商中国)2、有自媒体报道称,东吴证券投行去年开始大规模裁员,一些入职一年的应届生也被裁掉,更要求“自己提交辞职报告”,并拖着一些员工8月份的工资不发。东吴证券表示,“公司投行目前不存在大规模裁员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应届毕业生离职的情况,也从未要求员工自行提交辞职报告。”根据东吴证券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该公司投资银行条线共有员工300多人,年初至今,新入职员工31人,离职员工18人,属于正常人员流动。(券商中国)3、有微信公号发消息称,国元证券要求入职三年内员工全部到基层营业部,人事关系都转过去,考核不合格的直接开除,似乎涉及变相裁员。国元证券否认传闻,称此次公司正常安排中后台员工到一线锻炼,锻炼时间在3至6月之间,年内员工队伍保持稳定、人员仍为净流入。(券商中国)4、今年8月,多位华融证券员工反映薪酬降了,“大多降薪幅度在40%-60%,平均降幅50%,且前后台部门均受影响。”(券商中国)5、市场传言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将大幅裁员,原则上一个组三个人,冗余人员降薪超过30%。随后,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黄燕铭在微信群发声明称,裁员降薪的消息纯属造谣,对造谣、传谣的个人、机构和媒体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6、华南一家中型券商投行人士称,今年形势不好,很多中小券商在降薪裁员,校园招聘更是压缩甚至停止。(21世纪经济报道)7、2018年上市券商半年报显示,有8家券商已发放薪酬同比减少,其中国海证券、国元证券和西部证券上半年职工薪酬较去年同期下降三成以上。互金方面:1、宜信被曝要裁员1万人,宜信官方回应称并不属实,但是会通过年底绩效考核来优胜劣汰。(全天候科技)2、一天时间里超80%趣店“管培生”离开,裁员人数多达200人,其中不少在去年年底招聘的管培生,在经过与公司协商后,拿着“N+6.5”补偿走人。(证券时报)3、有自媒体爆料称PPmoney人去楼空,八大部门均已解散。PPmoney官方辟谣称,集团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对一切别有用心的自媒体的恶意造谣、传谣行为已经通过法务部采取措施。4、网曝京东金融要裁员20%以上,“拟先裁未婚未育女性”、“试用期的新人作为裁员备份”等。京东方面称,这些谣言被刻意夸大歪曲,已收集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华尔街见闻注:这种做法在华尔街被称为“甜甜圈”,被视为对员工的一种强烈的暗示,表明该员工不再被需要,应该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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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带来30亿亏损!两家港股公司交叉持股,股价暴跌一损俱损
A股有炒股巨亏的上海莱士,H股也有长袖善舞的丰盛控股(00607),去年在金融投资上吃了个“大亏”。1月11日晚间,丰盛控股披露公告称,预期投资卓尔集团将录得净亏损约34亿港元,约合29.81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丰盛控股才刚刚走出“同胞兄弟”公司的债务危机风波,“丰盛系”和“卓尔系”的新年过得恐怕都不平静。丰盛30亿元巨额亏损丰盛控股最新公告表示,公司持续拥有卓尔智联9.49亿股股份(即卓尔智联,02098),相当于卓尔智联总股本的8.13%。根据卓尔集团股份于去年底在联交所日报表所示之收市价(即4.25港元)及经初步评估税务影响后,预期丰盛控股去年光卓尔投资一项,就录得净亏损约34亿港元,相当于约人民币29.81亿元。这次巨额亏损,和丰盛控股对卓尔智联持股的会计处理方式有关系。丰盛控股表示,在2017年底,公司对卓尔智联的持股是“作买卖之金融资产”,当时参考卓尔2017年底收市价(即8.54港元/股)计算的。因此,整个2018年卓尔智联股价坐了次“过山车”,也直接牵动了丰盛控股的业绩。在2017年8.54港元/股收官后,2018年伊始,卓尔股份股价一路上行,到2018年3月底“卓尔集团”宣布拟更名为“卓尔智联”前后,卓尔股价最高达到11.93港元/股,成为武汉首家市值过千亿元的企业。卓尔智联是“卓尔系”阎志在港股市场的重要布局,此前曾有“3年市值增长16倍”之说。2016年以来,卓尔智联曾先后并购知名跨境电商兰亭集势(NYSE:LITB)、控股中国最大的农产品电商深圳中农网,中国领先的化工及塑料原材料交易平台化塑汇,组建钢铁等黑色系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卓钢链,入股国内最大的海鲜交易平台“海上鲜”等。2017年6月27日,卓尔同意向对手方农产品以现金对价3.07亿元收购其持有的中农网8.36%股权,增加对中农网的控制,但这笔交易至今尚未完成。此前几年,丰盛控股通过“Rich Unicorn Holdings Limited”对卓尔控股的持股,在2015年-2017年间,卓尔控股的股价大幅上涨,这成了丰盛控股账面利润的重要来源。但2018年,卓尔控股可算流年不利,除了收购一再延迟外,公司及董监高也受到了港交所谴责,股价在市场对业绩和现金流的质疑声中不断下行,最终以4.25港元/股收官,这也导致了丰盛控股的30亿元人民币亏损。(图片来源:wind ,市值风云)卓尔或亦“受伤”值得注意的是,卓尔智联与丰盛控股多年来交叉持股,一直是市场争议的焦点。相互持股曾带来双方利润的大增,股价暴跌时“一损俱损”。丰盛控股2018年股价也属于下行状态,想必卓尔的2018年业绩也不能幸免于投资失利。数据显示,卓尔智联也持有丰盛控股3.53%和丰盛控股旗下中国高速传动0.17% 的股权,虽然看似持股比例不高,但极大的影响了卓尔智联的业绩。2017年,因丰盛控股的股价下跌,卓尔智联确认了1.46亿元的投资亏损。目前,卓尔智联还没有公告2018年对丰盛控股投资情况。2018年首日,丰盛控股以3.42元/股的股价收盘,一年间,丰盛控股仅在宣布将旗下中国高速传动出售给新光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新光圆成前后,股价有所提升。丰盛控股2018年最终以1.80元/股的价格收官的,基本也是“腰斩”。这意味着卓尔智联去年对丰盛控股的投资也可能出现了较大的亏损。另一方面,卓尔智联和丰盛控股在2018年末股价大跌,和丰盛控股兄弟公司“南京丰盛集团”的债务危机有关。去年12月25日开始,市场开始流传“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逾10亿债务未及时清偿,成为继雨润、三胞集团后南京第三家陷入流动性危机的百亿民企”的消息。到12月27日,丰盛控股在香港市场开盘大跌近20%,随后临时停牌,直到1月31日做出澄清。卓尔控股也因为与丰盛控股的关系而出现股价异动。在丰盛控股12月31日早上发布的澄清中,公司表示,丰盛控股和“南京丰盛集团”是两家独立运营的主体。南京丰盛实控人季昌荣是丰盛控股季昌群的胞弟。南京丰盛控股一方面与季昌群并无股权关系,另一方面与丰盛控股亦无股权关系。此外,南京丰盛在政府的支持下,全部到期债务到28日即悉数偿还。但市场似乎并不买账。在12月31日澄清后,丰盛控股股价有所提振,但1月2日新年首个交易日报收下跌近9%,截至1月11日收盘,股价已低至1.33港元/股。目前卓尔智联的股价已经进一步下滑到4.11港元/股。好在在A股市场上,“卓尔系”及其实控人阎志获得了好收成:今年1月2日,阎志对A股上市公司汉商集团的要约收购到期,2012年上半年介入至今,用7年时间,完成了入主汉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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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弃年终奖为哪般?开年公募基金离职潮乍现
导读尽管越来越多基金公司近年来 越发重视基金经理业绩的长期考核, 但相对排名的存在却始终令基金经理难以忽视短期业绩,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无解命题。不愿等到年终奖落袋,刚迈入2019年,公募基金离职潮苗头就显露出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开年的短短一周多以来,离职基金经理人数已达6人;离职高管人数1人。较上述数据更能反映人员波动的是基金经理变更人数。仅今年以来,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的基金公司中,涉及基金经理离任的多达47家。其中,有较大一部分基金经理离任之后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基金经理一职,且同时卸任多只基金,按照行业惯例,这极可能是离职的前奏,只是尚未发布离职公告。按照行业惯例,基金公司的年终奖发布时间在次年的4至5月。在这之前选择离职的基金经理俨然已经不在乎2018年年终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若是因业绩太差而提前离职,可能本身就无年终奖可言。有资深公募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自去年底至今的公募离职队列中,因2018年基金业绩不佳而被迫提前离职的并非少数。尤其基金高管的变更,大概率与此相关。业绩不佳触发离职潮仅1月10日,就有10家基金公司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同时还有1家基金公司发布高管人员变更公告。其中,多家公司均是数则变更公告齐发。以中银基金为例,1月10日该公司接连发布了4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涉及2名离任基金经理。其中1名基金经理同时卸任3只基金,其离任原因为另有工作安排,在“转任本公司其它工作岗位的说明”一项上显示为“无”。1月3日,东方基金也因连发6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而引起市场注意。这些公告涉及东方主题精选、东方多策略、东方岳、东方新策略、东方鼎新以及东方龙6只基金,这几只基金主要为混合型及股票型基金,涉及离任的基金经理有3名,离任原因均为“公司业务需要”。实际上,在2018年底就有多家基金公司连发数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如国投瑞银、银华等。其中,银华在2018年12月28日和29日连发8则基金经理变更公告,涉及银华和谐主题、银华富裕主题等8只基金,涉及到的离任基金经理有2名,其中包括颇有名气的周可彦。就周可彦离任前管理的5只基金来看,在2018年均遭受一定程度亏损。不难发现,近期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的基金,普遍以股票型和混合型为主。其中不少基金2018年业绩欠佳,且伴随着规模的明显缩水,少部分基金已经沦为规模5000万元以下的迷你基金。1月10日,沪上一位资深公募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虽然基金经理离职的原因有很多,但与大环境的关系是始终保持紧密的。就今年而言,或者可以说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形成的公募离职大军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与业绩不佳有关。就好比牛市时也有公募离职潮,但那时主要是基金经理为了追求更高的激励而跳槽或者奔私,眼下这波离职潮显然与2018年亏损严重有关。”实际上,不仅基金经理群体出现人员的大幅波动,去年底以来,基金公司高管离职的消息也层出不穷。仅2018年年底,涉及到总经理变更的就有宝盈、德邦、金鹰等。其中,宝盈基金总经理去职的背后就被市场解读为与宝盈近两年发展步伐落后有关。公募相对收益考核严峻公募离职潮背后,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公募基金考核机制带来的现实压力。尽管越来越多基金公司近年来愈发重视基金经理业绩的长期考核,但相对排名的存在却始终令基金经理难以忽视短期业绩,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无解命题。1月10日,华南一位公募投资总监向记者谈及了其所在公司的考核机制。该权益总监表示,“我们公司实行三年滚动业绩机制,例如最近一年的业绩占40%,前两年的业绩各占30%;或者是三年业绩按照20%、30%、50%的比重来看。有的基金经理还无法达到三年的任职经历,那么对他(她)的考核肯定是当年的权重要高一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有一个最后的综合打分,根据打分情况来制定奖励水平。就奖励而言,基金业绩行业排名1/2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上述人士进一步谈道,“虽然是看三年业绩,但一旦基金经理年内在市场排名特别靠后,就要进入观察阶段;如果连续两年在市场相对靠后,则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公司不会等到让你连续三年业绩还是很差,如果两年后依然不行可能就要自己主动走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上述人士补充道。深圳一位受访公募人士向记者透露了相似情况。“我们公司年前也有基金经理离职,该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在2017年业绩排名已经非常靠后,2018年更是难以翻身,最终投资人大量赎回基金,他也只能选择离职。其实公司也没有强迫他离开,但这种情况下基金经理一般也不会再继续留下。”无疑,相对排名的压力,也是促成基金经理离职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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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将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 完善创投募资及退出渠道
1月10日,上证报从《深圳市人民政府公报(2019年第一期)》中获悉,《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正式发布。《若干措施》提到,深圳将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并购投资基金发展等方式将进一步拓宽和完善创投退出渠道和机制。上述措施于2019年1月6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若干措施》提出,深圳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创业投资机构的被投企业通过上市、挂牌、并购及协议转让等方式拓宽退出渠道。同时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支持有条件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金融机构、创业投资机构等依法依规打造创投项目转让交易平台。《若干措施》特别提到,支持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设立科技创新板,鼓励企业在科技创新板挂牌并接受培训咨询、登记托管、债券融资、场外投行等资本市场培育服务。 《若干措施》还指出,鼓励创业投资以并购重组的方式实现退出,支持各类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组建并购母基金,重点投向符合深圳市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和项目,吸引更多并购基金在深圳聚集。 此外,在创投机构募资方面,《若干措施》提到,深圳将鼓励和支持创业投资机构创新募资手段,通过上市,发行企业债、公司债券(特别是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以及募集保险资金等方式,形成市场化、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并且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创业投资的出资,以及鼓励各区(新区)对发行上述各类债券产品的创业投资机构,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一定比例给予贴息等相关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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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家上市公司被追问商誉问题,投资者获回复寥寥
简介:根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从1月7日至1月10日中午投资者们通过“上证e互动”、“深交所互动易”两大互动平台向75家A股上市公司追问商誉问题。1月7日,财政部一则关于“商誉及其减值”议题反馈意见的公开消息,如同寒冬里的“一壶沸水”泼向资本市场,激起各路人马的讨论。根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从1月7日至1月10日中午投资者们通过“上证e互动”、“深交所互动易”两大互动平台向75家A股上市公司追问商誉问题。上市公司是否有商誉减值风险、这是否会对2018年整体战绩带来冲击,如何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对商誉采取分摊处理是否会对业绩带来影响……投资者们的问题从四面八方而来,其中不乏对高商誉的上市公司进行质疑。75家上市公司回答者还不满1/4,在十几家的回复中“经营良好,无需对商誉进行减值处置”成了标准答案。三大问题引关注岁末年初年报出炉前,商誉问题总牵动着资本市场的“心”。2018年11月27日浙商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当前 A 股的商誉规模为 1.45 万亿,同比增长了 15.18%。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3.73%,仅比上年同期提升了 0.06%。商誉规模爆发式增长的阶段是在 2015 和 2016 年,商誉规模从 3767.74 亿元上升至 10535.53 亿元,几乎翻了三倍。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也从 1.59%上升至 3.29%。投资者们在互动平台上的问询和质疑大致可分为3类:一是单个上市公司商誉的多少、当前是否有商誉减值的风险、是否对2018年整体战绩带来冲击以及如何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其二是上市公司对商誉将做减值处理还是分摊处理,若是后者将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何种影响。三是投资者们对上市公司推进的并购项目有所疑虑。投资者们问及最多的当数第一类问题。例如,就众应互联(002464.SZ)而言有投资者单刀直入:“商誉问题对公司2018年年报影响大吗?”亦有投资者向数知科技 (300038.SZ)抛去问题:“贵公司有近64亿元的商誉,请公司发布一下2018年业绩预告以此打消投资者对公司商誉减值危险的担忧”。再如对于迪安诊断(300244.SZ)较高的商誉,有投资者提出质疑——该公司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8.56亿元,商誉为0,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36.29亿元,商誉19.43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5.57亿元,商誉占净资产的比值达到76%,市场稍有波动或被合并子公司经营稍有波动就会有非常大的商誉减值,公司如何化解商誉风险?投资者们最为关注的第二大问题是商誉的处理方式。1月7日财政部最新一期《企业会计准则动态》就上市公司商誉问题征求了意见。主要意见就是由之前一次性减值变为摊销制减值。有市场人士表示,商誉减值法赋予上市公司更多的主动权,它们可选择商誉减值的幅度、减值的时间借此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与之相比商誉摊销法则更显被动,类似于固定资产折旧,一旦上市公司完成收购标的,若产生了商誉就需持续摊销直至减完。面对两类迥然不同的商誉处理方式,有投资者向美年健康(002044.SZ)董秘提问:“贵公司40多亿元的商誉是做减值处理还是分摊处理?如若分摊处理则要分摊到多少年, 3年、5年、10年抑或20年,有具体处理方案吗?”有投资者向亚联发展(002316.SZ)发问:“ 近期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支持‘商誉摊销’,如果执行是否影响贵公司业绩计算?是否导致贵公司年报亏损?”对于商誉减值风险、商誉处理方式投资者们多有疑虑。除此之外,他们对商誉的来源即并购标的也有诸多关注。有投资者对特发信息 (000070.SZ)抛出问题:“ 公司近些年来一直以极高的价格收购几家小微企业,由此形成的高商誉年报是否作减值处理?”亦有投资者向汤臣倍健 (300146.SZ)发起攻势——公司重组收购的子公司广州佰盛商誉高达22亿,这部分商誉对应的资产是什么?是澳洲益生菌知名品牌LSG的品牌价值和实物资产吗?交割对汤臣倍健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需要评估减值吗?无减值风险成“标准答案”面对投资者的疑虑,上市公司的回答多表示目前并无商誉减值的风险。值得警惕的是其中一些上市公司商誉占净资产比重较高,这让投资者忧思不断——如同前述投资者所言,市场稍有波动或被合并子公司经营稍有波动就会引发较大的商誉减值。商誉奇高的公司也泰然回复:经营良好,无需对商誉进行减值处置。根据第一财经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此75家公司中商誉占归母净资产的比值超过100%的有5家,分别为众应互联(002464.SZ)、顺利办 (000606.SZ)、维格娜丝(603518.SH)、亚联发展(002316.SZ)和*ST大唐(600198.SH);比值在50%至100%之间的有14家,比值低于50%的有47家,有9家公司并未产生商誉。比如顺利办2018年前三季度商誉高达42.7亿元,净资产仅约30亿元,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接近140%,当期归母净利润仅为3.1亿元。面对投资者的提问——商誉是困扰绝大多数投资者的问题,公司还会有哪些举措应对?该上市公司回应,截至目前收购的标的公司经营正常,盈利能力较强。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要求,每年年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并定期披露与商誉减值相关的重要信息。又如维格娜丝2018年前三季度商誉为25亿元,归母净资产亦为23亿元,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达110%。面对投资者的提问,维格娜丝回应,公司商誉主要由于2017年收购TEENIE WEENIE品牌资产与业务,以及2015年收购南京云锦研究所而产生,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不需要进行摊销。再如美年健康2018年前三季度商誉为46亿元,占当期归母净资产的73%。有投资者直言不讳:“公司40多亿元的商誉需要做减值处理吗,如果不做减值处理,理由又是什么?”美年健康则表示,目前上市公司体系内各体检中心运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在收购前对企业进行全面了解,对未来整合后的发展情况进行预估,并据此确定收购价格。完成收购后,公司利用自身网点、管理优势,在采购、销售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了被收购体检机构的盈利能力。有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企的商誉表示担忧,但部分上市公司则以净资产和归母净资产之分作为突破口予以回应。有投资者表示,迪安诊断商誉19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5亿元,商誉占归母净资产的比值达到76%,公司如何化解商誉风险? 该上市公司回复,19亿元的商誉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总金额,对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收购产生的商誉,仍需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承担,此部分金额对合并报表商誉总金额影响有限。但事实上,包括少数股东在内迪安诊断净资产为36亿元,商誉占比也已超过50%。还有部分上市公司采取了“拖字诀”,用还未进行商誉测试逃避投资者的“口诛笔伐”。吴通控股(300292.SZ) 2018年前三季度商誉达17亿元,占当期归母净资产的64%。有投资者表示,近期股吧大肆渲染该公司商誉减值的问题,是否属实?吴通控股并未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仅表示2018年度公司经商誉减值测试后,需要计提多少商誉的情况将会在年报中进行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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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时输液真的好得快吗?多地门诊输液被叫停,真相竟是.....过度医疗才是病
生病时,“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 但在我国,很多人认为输液好得快,各大医院的输液大厅经常出现“吊瓶森林”的场景,也正因为如此,控制或取消医院门诊输液治疗,成了各地的一项医改举措。近日,吉林省十多家医院宣布取消了成人普通门诊输液。多地陆续叫停门诊输液不仅是吉林,据了解,虽然我国没有在国家层面对医院的门诊输液作出统一规定,但截至目前,安徽、浙江、江苏、江西、广西、深圳等多个省、区市已经控制或取消了医院成人门诊输液治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输液量超过100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每年输液8瓶,远高于国际上每年每人2.5到3.3瓶的平均水准。过度输液将导致一些不良后果,不仅容易堵塞毛细血管、降低人体免疫力、损伤人体肝肾等器官、造成人体不良反应,严重甚至可导致休克和死亡!因此,生病后一定要科学治疗,切忌图一时之快而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损伤。破除过度输液须下猛药有病就打吊瓶输液,好像已经渗透到一些人的骨子里,就想着马上治好病,忽略了输液带来的副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医院也把输液当成了创收的手段。可是,健康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患者和医生都应该转变理念,认识到过度输液的危害。取消门诊输液,遏制过度医疗的意义不仅在于控制输液总量,还在于治理抗生素滥用现象,更能引导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到二级以下的基层医疗机构就医。总之,根除积弊非一日之功,先开药方,再对症下猛药,过度输液才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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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资管计划违约简史
导读或许正是这种将私募债券排序次于公开债之后的心态,使得规模不大的资管计划产品,往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雪崩的那片雪花。多年以后,当金融界人士回顾起2018年的金融市场,一定逃不过“违约”二字。理论上,违约本是一个金融市场正常的、甚至不可或缺的现象,但2018年中国市场的“违约”作为年度关键词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在于其数量和规模上集中而频繁,更在于这是中国金融市场走出过去的“刚兑”模式,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迎面遭遇的首要问题。私募产品的繁荣,包括以层层嵌套为特征的各种形式的资管计划的诞生,是在特有的金融监管和货币环境下自然衍生的现象,相伴而生的还有巨大的潜在风险。此轮由监管机构主动发起的“去杠杆”,效果目前仍无法评判,但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违约现象,一定程度上亦是对市场背后暗藏风险的释放。作为私募市场的金融产品,资管计划违约引发的关注度虽然不及公募债券产品,其所受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及债券,但其中问题可能比暴露出来的更为严重。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健康”的融资人,债务本身是无差别的,投资人也往往从每一笔债务的偿还中管窥企业背后错综复杂的资金链条。在2018年暴露出资金链危机的企业案例中即可看出,负债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大企业走入债务违约泥潭,往往是从一笔很小的私募债券开始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资管计划违约链条环节上的人士进行多方交流,试图在呈现2018年资管计划违约全景图的同时,梳理其背后的典型特征,以帮助融资人、金融机构、中介方、投资人等更好地理解资管市场的运行逻辑。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在一家企业发生实质性债务违约后,市场及普通投资者才意识到其流动性存在问题。但事实上,在此之前,企业的债务压力早已体现在各方面。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那些发生债务违约的企业,在违约之前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公开发行过债券的企业,包括非上市企业均会发布财务报告)就已潜藏了流动性问题。比如,在对融资情况及资金用途的描述中,不少企业的新融资用途均是“归还银行贷款”、“偿还债务”等,且融资额度与偿债规模高度匹配,显示其为“借新还旧”。融资主体的流动性危机演化路径,也呈现出从民间借贷到私募市场,再到公开债券市场、银行贷款演进的规律。一位发生债务危机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民营企业,大多数非常珍惜自己在银行的信誉,开始意识到流动性压力时,会率先通过其他各种途径筹款保证银行贷款的顺利偿还,因为一旦征信受损,日后的融资必定阻力重重。或许正是这种将私募债券排序次于公开债之后的心态,使得规模不大的资管计划产品,往往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雪崩的那片雪花。千亿级民企三胞集团的债务问题,最开始的源头即是一笔5000多万的资管计划。2018年7月20日,中债网公告,和合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和合资管-安盈保6号三胞集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兑付情况及后续应急处理公告”称,融资人三胞集团未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全部回购价款总额,融资人发生实质违约,涉及规模5580万。随后,围绕三胞集团的债务和流动性问题即自此拉开帷幕。上述民企亦有类似经历,“一开始是一笔规模一个多亿的券商资管计划产品没有按时还上,一直在想办法还银行贷款,没有特别放在心上。谁知后来消息扩散出去,没有到期的债权人都打电话过来问什么情况,要求提前回购。”上述民企负责人透露。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从融资人的角度看,在通过资管计划产品这种渠道进行融资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即作为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金融产品,很多民营企业的管理层并不完全理解“资管计划”这一产品形态。北京一位“踩雷”券商资管计划的企业人士甚至对记者说:“一直以为一旦企业经营上出现问题,这种产品就不需要完全偿还,而是可通过其他方式‘风险共担’。”但是事实上,抽丝剥茧去掉层层嵌套,资管计划产品的另一头,仍是需要刚兑的债性资金。风险中金融机构责任几何?往往是在问题发生之后,开始凸显各方责任的重要性。资管计划发生违约后,在处理违约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作为管理人的职责就显得尤为重要。记者接触的多个私募资管产品违约追偿案例中,投资人无论是通过投诉、仲裁或起诉等哪种渠道予以解决,监管部门、仲裁机构、法院等作出何种结果,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认定金融机构在销售和管理资管计划过程中的职责,是否存在失职问题。其中焦点又在于,是否误导投资者,是否充分提示风险,所提供的尽调材料是否属实等。理论上,金融机构尽职免责,做了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即可免除自身责任,但现实往往要复杂得多。作为“中介”,金融机构不仅对投资人负有职责,对另一端的融资人同样如此。比如融资人对资管产品的“误解”现象,背后也与金融机构的行为紧密相关。资管计划层层嵌套的产品形式,也使得违约后的处理情形尤为复杂。比如,投资人购买了机构A借助机构B作为通道募集的资管产品,发生违约后,投资人希望诉诸司法途径解决,在法律关系上,只能将通道B作为被诉对象,但事实上其全部往来均是通过A发生的。一位私募机构管理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在违约后,作为管理人也十分“头疼”,处境左右为难,虽说大多时候从法律上严格来说管理人责任问题不大,但作为金融机构必须考虑自身在“金融圈”内的声誉,及以后的业务如何开展等问题。据记者了解,尽管打破刚兑的资管转型之路早已铺开,但实际上很多机构违约产品问题的解决仍是“刚兑优先”,尤其是强牌照的金融机构。据一位大型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透露,其所在公司2018年“挪用”了将近100亿的资金用于“补窟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案例中,金融机构在面对强势融资主体时,话语权也极其微弱。一位踩雷了一款“类政信”资管产品的基金管理人对记者说,在这一案例中对方(融资人和担保人)是有明确责任的,因为其提供的材料系伪造,投资人希望起诉,担保人是当地的城投平台,理论上可将其一同视作被告人,“但我们的顾虑在于,平台背后是当地政府,一旦起诉,就意味着与当地政府交恶。而我们后续在处置抵押物、拍卖土地等问题过程中,都需要当地政府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从违约风潮中积累市场教育在金融市场的违约大潮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信用是一件珍贵的奢侈品,它一度十分“好用”,但又如此脆弱。信用的价值在资管产品中的“政信”产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位前银行政信业务人士对记者介绍,在监管收紧之前,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背书的现象极为普遍,2017年以来在严监管环境下,一度出现地方政府集中前往金融机构抽回担保函的现象,“当时我还在银行任职,政府办事人员直接到办公室把函件原件全部拿走了。”此前,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对于有政府信用加持的项目高度认可,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和项目本身的情况都不需要详细调研,产品操作起来也十分简单,地方政府“背书”一度成为普遍现象。这也为风险埋下隐患。记者了解到,一些几乎没有融资资质的项目或融资主体,纷纷通过此种方式募集资金,其中甚至出现伪造政府信用“空手套白狼”的恶劣行为。违约浪潮中市场对信用的“渴求”,还体现在目前对城投的不确定认知上。一位银行高管表示,在目前信用匮乏的环境下,城投是当前信用市场最后的稻草,一定不能在此时放任其违约。而市场从政策层面解读的信号却很模糊:一方面政策在强调城投市场化,允许其违约和破产;另一方面,每一次“违约”最后都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对此,先锋领航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黔对记者表示,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这样一个曲线的过程,方向上要市场化、要打破政府信用刚兑,短期遇到风险和经济问题又会让步于稳定。在风险环境下,更多的“顽疾”浮出水面。多位违约资管产品的投资人告诉记者,即使是一些存在明确涉嫌欺诈犯罪的案例中,相关方面均寄希望于法律途径,但他们从公安部门得到的反馈却是,只要涉及正规金融产品,就无法直接立案,必须金融监管部门出具相应的文件证明,“但此类证明文件很难获得,因为这就相当于监管承认自己失职,谁会做打自己脸的事呢?”风险和违约将问题一一摆在了市场眼前。多年之后,在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中,参与者们也许会发现,在2018年的违约风潮之中得到的市场教育,比此前多年积累的总和还要多,也一定不会忘记,自己是从何处开始走向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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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生变,恐有银行彻底退出
在问题平台多发的背景下,降低信誉风险成为银行收紧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的主因。而随着监管趋严,平台数量不断减少,存管市场逐渐压缩,不排除会有银行退出资金存管业务。 来自于银行存管业务的不确定性,正在对部分网贷平台走向合规产生负面影响。近日,包括上饶银行、江西银行等在内多家银行纷纷发布告知函,终止与部分网贷平台资金存管业务续约工作,这意味着在网贷整改进入行政核查的关键阶段,资金存管无法与银行续约的平台将面临临时更换存管银行的被动局面,否则难以实现合规。 在问题平台多发的背景下,降低信誉风险成为银行收紧网贷资金存管业务的主因。而随着监管趋严,平台数量不断减少,存管市场逐渐压缩,不排除会有银行退出资金存管业务。 多家银行终止部分存管业务 新年伊始,关于上饶银行终止与部分网贷平台资金存管业务的的消息引发业内高度关注。据媒体消息,近日有部分平台收到了来自上饶银行的一份关于终止《<上饶银行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服务协议>的告知函》,告知函显示,上饶银行资金存管业务协议期满后不再延期,存管银行与平台的合作关系在协议期满后自动终止,各平台需提前与其他资金存管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据公开信息,上饶银行个体网络借贷资金存管系统于2018年9月14日通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下称“互金协会”)测评,对接平台数量达到86家。而据互金协会官网最新披露信息,上饶银行对接网贷平台数量为78家,较之前相比减少8家。 除上饶银行之外,江西银行也于近期向部分平台发出了《关于<资金存管业务支付结算服务合作协议>不予续约的函》。江西银行同样属于通过互金协会评测的白名单银行,但目前尚未在互金协会披露对接数据。高峰时期该行网贷资金存管业务对接平台数量一度超过百家,截至9月30日,江西银行官网披露对接网贷平台数为81家。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存管大户,江西银行屡次踩雷问题平台,包括银豆网、小九金服、合拍钱满仓、小猪理财等暴雷平台均是其合作客户。 浙商银行对接的网贷平台数量同样也在减少。2019年1月4日之前,浙商银行对接平台数量为46家,但在此之后,珠宝贷、安家贷、合金融、碧有贷四家平台先后从名单中消失,截至目前,浙商银行合作平台为42家。 关于浙商银行终止与部分平台业务合作的情况,时代财经也向其相关负责人做了了解,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对于上述银行终止与部分网贷平台合作协议的原因,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资金存管收入占银行总收入比重较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旦合作的网贷平台爆雷,资金存管银行面临的信誉风险却不小。再加上部分银行没有能力鉴定合作平台及其业务是否合规,或者鉴定平台是否合规成本较高,而为了降低信誉风险,选择终止网贷资金存管业务是最好的选择。 不排除有银行彻底退出 出于声誉考虑,银行收紧网贷资金存管业务,将网贷平台置于被动境地,同时也昭示了银行在网贷资金存管业务中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就平台来说,新一轮网贷平台自查整改活动仍在进行中,据悉,包括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已经整体进入行政核查阶段。对于被终止合作的平台,想要最终迈入合规正轨,当务之急是更换存管银行。 上饶银行也在告知函中表示,协议到期3个月期限届满,如平台仍未完成系统迁移工作,银行将立即关闭除出借人查询、提现,借款人充值、还款外的所有存管功能。 “如果银行存管迟迟未能上线,不仅影响网贷合规检查,也可能引起出借人恐慌和监管关注。”王诗强称。 而对于存管银行,首先要面对的是合作平台能否通过备案的不确定性风险;除此之外,随着监管趋严,网贷平台数量不断减少,存管市场也会不断被压缩。 根据互金协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43家银行进入存管白名单。而据第三方平台数据,当前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已下降至1021家。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网贷行业能通过备案的平台数量在200家左右,其余的将陆续退出市场。 王诗强称,就当前行业环境来看,对于一些合作网贷平台较少或者合作平台爆雷较多的存管银行来说,完全有可能彻底退出该业务。 融360网贷分析师吕佳琦则对时代财经表示,按照现在预测的情况,倘若网贷行业最后只存在200余家平台,网贷资金存管市场将会出现“僧多肉少”的现象。对于没有通过白名单测评的银行,如果一直无法通过测评,后续没有资格继续开展资金存管业务,因此退出是迟早的事。而对于已经通过测评,但上线平台里拿到备案的数量较少甚至没有一家拿到备案的银行来说,退出网贷资金存管市场的可能性也很大。 吕佳琦认为,“僧多肉少”会导致存管银行受到一些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收入减少。“但对于能够继续开展存管业务的银行而言,不一定带来损失。目前存管银行大部分是按着平台的交易量来收费的,如果未来平台数量减少导致存活下来的平台交易量增加,那么存管银行的对应收入也可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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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着老婆猛降100万 我终于顺利出货一套深圳房产
最近楼市下行真的极其的明显,房子的需求,是跟居民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有关的。而居民购买力这几年被严重投资,购买意愿嘛,和房价涨跌关系比较大。 15年-17年房地产的轮番暴涨,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破坏极大。 历史经验表明,房地产有类似于股市的轮涨性质,15年深圳开始轰轰烈烈的涨价去库存;16年蔓延至上海北京及部分二线城市,17年就是各地三四线城市;最后涨到人口流出、土地供应充足的城市时,游戏就到尾声了,就好比股市,涨到最后基本都是垃圾股在涨。 过去三年,居民新增房贷二十几万亿,按照正常的还款付息,一年就得挤占将近2万亿的消费。而中国每年社会零售总额才十几万亿,这就相当于整体社会少了20%的消费力。 18年中,各项消费数据集体下滑,惨不忍睹。其中可选消费是最容易被削减的,汽车销量的断崖式下跌就是最好的证明。 房地产对居民购买力的侵占可见一斑。而18年开始对房地产的严监管要求稳房价,也是领导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房价再涨下去,老百姓手里最后一点流动性可能都要被压榨干了。 18年的几轮放水,都没有带来房价的上涨,狂热的买房氛围终于开始冷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观望,果然购买意愿是和房价涨跌正相关的啊! 01.瞒着老婆猛降100万 我终于顺利出货一套深圳的房产 2018年,本韭菜主要精力都在搞房子,实际上没怎么参与股票,但还是写一写罢。16到17年,深圳房价一直暴涨,涨得本韭是心惊肉跳。有时路过深圳湾,华侨城水岸啥的。打开链家看一看,卧槽,15到20万一平不等,套套都是两三千万起。 3000万,那就是400多万美刀。 本韭之前一直在外企工作,经常出国跑跑。400多万刀,那是一笔何等的巨款? 我敢说不管欧美,不要说中产,就是大企业高管,一下拿得出400万刀现金的,肯定不多。 尼玛,住里面的,这都是些什么人? 有个大学同学,在澳州一家银行里当高管。去澳州时去他家坐坐。墨尔本郊区,说是60万澳刀买的。 那就是一个小山头,上下两层,上面六间房,下面客厅厨房大花园游泳池。400万美刀,在澳州那能买下整整一个庄园。 本韭共有2套房,一套婚前自己买的较偏大盘,面积挺大。另一套是老婆婚前自己买的,地铁口小房子,只有60平。然后本韭当即做了决定,把大房子卖掉看看。 和老婆商量,她是坚决反对,老婆一家,不对,还有本韭一家,包括兄弟姐妹表亲等等。少说有三十号人,听说我打算卖房子,个个像看着外星人一样。不得不说,我锅的洗脑教育太特么成功了,死多那止九成,起码是九成九。 17年下半年,就是在和老婆大费口舌,后来我耍了第一个阴谋,就是,骗她说,我把我这房子卖了,反正有点偏,等拿到钱,就付首付在市区买个学区房。 老婆一合计,这房是我的婚前财产,木有她的名字。卖掉再买,就成了共有财产,于她略有利焉。 当即同意,房子都没挂牌,已经带着父母,乐滋滋的到处去看房子,简直像疯了一样。 闲话不表,找中介挂牌。然后发现,卖2手房,卧槽,真是艰难无比的一件事。 新房一开盘,那是放抢摇号。本韭菜的房子挂出去,悄无声息。17年挂了大半年,一周大约有一个带看。总之,真正有意向要买的,只有一个人。这位哥哥跳过中介,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和我谈, 1,要砍价,砍100万,大约是9折,这倒也没什么。2是想签个条款,就是他是要卖掉自己的房子,来买我的。要签个连锁,就是他卖了,才买我的,本韭要锁定房子价格等他交易成功。 这没办法答应。 一晃就到了2018,看房的总是有几个,真正想买的半个也无。然后看到了链家的2017大数据报告。链接就不用给了,自己百度即可。 认真的做了统计,得到一个结论。 按链家的报告,深圳2017,成交二手住宅9万套,其中,1000万以上的,占比为2.8%。 这样一算,不过就成交2500套左右。 其它的武汉,南京,上海,都是2%多一点,只有北京,千万以上的成交在6.9%。链家的数据,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没有其它数据可以参考了。 17年还是市场火热,万一楼市不景气,这不是就可以跌到1000套? 本韭何德何能,能在1000个名额里捞到一个买家?顿感心惊肉跳,晚上睡梦都会惊醒。 瞒着老婆,砍价100万再挂。如果被她知道,那还不发生严重抓扯? 这样,就把本韭砍出了1000万区间,按照大数据,成交率提升至7%以上,机会多了一点。 压价发生了效果,本人小区我天天在看,链家大约就是挂了六七套的水平。本韭把价格压在了最低价。然后有另一位哥哥来了, 看中了,人也大气,稍稍让了几万块钱,就签了约。 签合同,需要夫妻到场,出示身份证。老婆一看,怎么少了100万? 本韭再耍第二套阴谋,贴耳说,买家要避税,合同是阴阳合同,谈好了,过户的时候,另外补100万现金。 终于签了字,收了定金。那是长出一口大气,太特么不容易了。 这就了事了么?然鹅并没有,很快就花样百出。 到了约定过户的日子,中介来电,说买家出了问题,原来这位哥哥也是卖了一套房,置换到本韭的房子,然后收款出了问题,首付凑不齐了。 要么违约不买了,要么得等。这尼玛万万不能让老婆知悉,果断等,不算违约,不要买家付任何补偿。 听说打了官司,拖了一个多月,拿到钱了。 于是过户。然后,银行又出了问题,买家征信有问题,银行不肯批贷。 卧槽,中介又带着换银行,找资金过桥,赔利息,本韭是只要能出货,什么都好说。闲话不表,折腾经月,找了一家外资银行,批到了贷款。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过户可以先过,交齐资料,贷款要过半年才放款。 半年就半年,哄着老婆,去过户按手印,又把本人100万分级A加海航债都出了,假装作为买家补的100万,打入户头,了结了一件大事。 顺便说一下,能干成此等大事,也是机缘巧合。本韭的外企在17年关门跑路了,给本韭谈了补偿,大约就是补了1年的工资。 手上有粮,于是不找工作,专心干这件事。 如果还在上班,想想就觉得万无可能。顶着深圳的烈日,人都快跑虚脱了。 此事办完,贪心尚且不足,然后打算对老婆再耍第三套阴谋。和她商议,把你的小房子也挂牌。卖一下。 因为限购了,要买得离婚,不想离婚的话....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卧槽,那是全家出动,老丈人跑来和我谈话...... 总之,没有干成,但是新房也没有买成。需要本韭签字,本韭一向身法轻捷,躲,找工作,面试,回老家,出差,户口没带,社保记录要查,身份证掉了,跑跳碰闪,岂能让妇人捉住? 下半年了,风向突转,二手房大跌,朋友圈里有人打砸售楼部。 老婆有点慌,跑来找本韭。说,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还是先卖小房子。 苦笑了一下,打开链家给她看。 这个小区,年初挂牌七八套,现在成了七八十套。 想出手,得大幅砍价,怎么样? 总之,货没能出完。但是好歹跑了大头,想想,今年也可能满意了。 股市,收益的没有。有一点小尾巴,几千股陕煤还套住了。大头已经假装房款上缴, 收益就是理财利息。总体计算,可能三四个点吧。 2019年,没有其它期望,希望我锅再放一次大水,让本韭把小房子也出掉。愿望就满足了。 02.流动性枯竭 最近有网友表示跑了几个周末楼盘,就一个感觉,流动性基本枯竭了。 17年底家人死活不同意我卖房的决定。2018年开始发现不对,4月份挂售,相比17年底降价24%(陆续降低售卖价),9个月过去了,有诚意谈价格的都没有。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考虑置换,看得上的总价超过1000,月供5-6,考虑到现有资产脱手不了,纯月供,就目前经济实业、金融业这屌样,这连连攀升的失业率,it互联网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整体端掉的架势,别说30年,10年内能不能保证每个月不断供都不知道。 在手的卖不出,想买的基于未来预期太差,根本不敢给自己上巨额杠杆。所以流动性接近枯竭!! 现在就像交易员要卖一只股票,挂一个价格成交不了,再挂,结果还是无法成交,卖一卖二价格好像也还可以呀,照着它们挂自己的单怎么就成交不了?心里怀疑买一卖一的成交是不是庄家自己做的?它自己在跑?难道心一横排个跌停板挂起吗? 贴一个戴老板的截图,基本就是85后的真实状态了,深圳一个明星基金经理晒重装自己房子,也不准备再置换了: 实地调研,地产流动性确实没了!比大A股还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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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债、质押盘双悬背后:券商2019年突围路径猜想
对于不少证券公司而言,从2018年向2019年的过渡,可能是风险与创新并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券商在股票质押风险的纾解下似乎“松了一口气”,但2019年的股权质押、信用债等到期风险也在行业头顶高悬,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改革带来的注册制改革、科创板设立以及可转债并购等更丰富的创新金融工具,也在为其打开新的想象空间。有业内人士指出,券商2019年在综合金融服务、资产配置、可转债、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面将获得更大的业务突破。虽然行业估值在2018年逐渐下行并遭遇业绩压力,但伴随着资本市场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愈加明显,而当前的证券行业的成长也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存量风险高悬证券业的估值是行业内在风险的体现。截至2019年1月10日,近一年来,中证证券公司指数累计下跌超过20%,下跌幅度较同期万得全A高出700个BP,而行业平均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也分别低至25.90倍和1.33倍。估值下行是业绩增速的快速回落的直接结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在披露2018年前11月度数据的54家券商(含专业子公司)中,业绩出现下滑的多达37家,而下滑幅度超过20%的达22家。估值和业绩的双杀下,证券行业的基本面是否已经进入底部,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行业内的诸多风险仍然被视为悬在行业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2018年频繁暴露且仍未完全化解股权质押风险为例,记者月初从监管部门获悉,截至11月底,A股市场触及平仓线市值的详细数字约为7000亿元,对应融资额则约在6000亿元至7000亿元。而据监管人士估算,在2018年证券行业及部分地方政府的联合纾困下,截至11月底全系统纾困资金约为5000亿,对风险暴露规模实现了大比例覆盖,前11月实际平仓金额仅有98亿元。业内人士指出,股权质押仍然面临着大股东财务状况、地方政府纾困能力和标的股票市值变化的等多重风险。“一些大股东的业绩处于下滑轨道,财务状况并不好,还有一些出现问题的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地方财政本身就存在债务问题,支援能力比较有限。”北京一家中字头券商策略分析师指出,“还有一些质押股可能还会面临进一步下跌的风险。”对于股权质押风险化解的难点,监管方面亦有所坦露。2018年12月8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孙念瑞指出,股票质押风险的化解可能仍需“长期反复的波折”,其中一项重要风险在于2019年部分存量质押盘合同到期的续期问题。“由于快速下跌导致补仓的风险已经暂时得到缓解,但2019年的到期风险仍需警惕。”孙念瑞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东方财富Chioce统计发现,重要股东股票质押解压日期在2019年年内的笔数多达7740笔,涉及参考市值高达1.53万亿,这无疑会给股票质押业务带来新的挑战。“之前的风险更多是市场风险,因为股价超跌引起的补仓问题;而到期的融资违约则是信用风险的暴露。”1月7日,一家中型券商信用交易部人指出,“如果资金融出机构是银行、券商这些持牌机构,面对风险时有可能会有来自监管方面的处置引导,但如果是中小民间金融机构,那么在二级市场进行抛售处置将成为其不得已的选择。”此外,信用债的到期风险以及民营企业信用债的扩容也成为一些债承人士的潜在担忧。据国金证券估算,2019年进入回收期的债券余额就达2.02万亿元,而到期信用债总量达4.49万亿。“洛娃等民企债券出问题后,2019年信用债的到期将会成为一个潜在隐患。”北京一家大型券商债承经理表示,“如果兑付出问题承销券商可能会被扣分甚至影响到风险资本额度。”未来机遇仍存风险压顶背后,券商的业务创新也乏善可陈,但多位券商人士认为,管理层对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而券商也有望从中捕获更多趋势性的业务机会。“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还将资本市场的改革放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指出,“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预期背后,一方面增量资金进来将会给券商带来更大的经纪业务市场,同时注册制、交易制度改革将会给投行业务形成推动作用。”“自从2015年股灾之后,券商就已经不再是创新业务为主了,而主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风险,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又对券商供给更多直接融资功能提出了客观要求。”华北一家拟IPO券商董秘也表示。“实际上业务结构层面的创新比较有限,更多是顺应政策和市场趋势,比如可转债并购、科创板的IPO项目储备等。” 上述董秘坦言。事实上,除头部券商外,不少中小券商也在挖掘可转债并购以及积极储备科创板项目。“可转债并购解决了之前发行人的很多痛点,我们视为2019年的业务突破点。”北京一家中型拟IPO券商投行人士称,“科创板的第一批挂牌可能赶不上了,但这个机制将会大概率常态化,我们也在为后续的机会储备项目。”与此同时,也有券商在把握信用风险频发下的破产重组、不良资产处置机会。“一些上市公司的经营问题,可能会成为金融机构的机会,比如有的公司出现流动性问题,可能会有纾困甚至重组的需求,而这时候券商的作用也将会被体现。”前述非银金融分析师指出,“另外一些超跌的好公司股票质押处置的转让,也有望成为券商低价投资上市公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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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万分账网大背后的残酷真相:95%项目都不赚钱?
在去年影视行业“寒冬已至”的声音四起之时,网络电影却成了2018年备受瞩目的“幸运儿”,除了单片分账冠军《大蛇》分账金额突破5000万,《灵魂摆渡·黄泉》《齐天大圣·万妖之城》两部网大分账也超过4000万,在不足千万成本下数千万的利润,甚至超越了95%院线电影的盈利。截至毒眸发稿,视频平台已公布的2018年分账过千万的网大数量为27部,比去年的17部的成绩多了10部;2018年前11个月,爱奇艺和优酷网络电影分账榜单中前40部片子的分账金额总和突破5亿……这样的成绩,在冠军影片只有一千八百万分账的2016年,是难以想象的。看起来,网大行业发展已经欣欣向荣了,但是在“头部”赚得盆满钵满的繁荣背后,有大批“尾部”网大根本收不回来成本:《2018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前台播放量超过5000万的网络电影仅有16部,占总数的1.6%,而播放量小于100万的网络电影多达476部,占总数的46.2%。“同院线电影一样,网大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2018年有接近百分之九十五的项目不赚钱。”爱梦影业CEO雷鸣对毒眸说道。前台播放量超过5000万的网络电影仅有16部数量之外,质量在2018年也成为网大越来越需要重视部分,在对“精品化”呼吁已经喊了接近三年后,终于出现了一些豆瓣超过7分的影片,但从播放量前五十的网大5.5的豆瓣平均分来看,“精品化”仍然还只是一个并未完成、正在路上的目标。即使如此,踏入了第六个年头的网络电影,也在2019年期待更新、更高的天花板。“有八成的网大赔钱”当三个月前人们还在为《灵魂摆渡·黄泉》四千多万的高额分账感慨时(点此阅读:网大,已经开始比电影赚钱了),《大蛇》在上线88天就创造了5078万的新分账纪录,这一数字几乎是2017年网大分账冠军《斗战胜佛》的两倍。在2017年,还没有分账能过3000万的网大,全年分账超过1000万的加起来也只有17部;到了2018年,分账过3000万的就有6部,全年分账金额超过千万网大数量为27部,比去年增加了10部。而从头部影片的投资回报来看,《灵魂摆渡·黄泉》和《大蛇》制作成本都在7、800万左右,头部网大已经从当年几十万的投资、回报几百万的水平上升到几百万成本、三四千万的盈利,对于从业者来说,从原本的有“小利可图”变成了有“大利可图”。动辄七八倍、上十倍的投资回报,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大的掘金之中。在电影资本“寒冬”中,各电视剧项目、院线剧组纷纷采取观望甚至退出的时候,网大这边的风景独好:有报道称,在2018年寒冬之际,横店在拍的剧组中,电影、剧集只能占20%,网络电影却能占到80%。由于成本低、制作周期短,网大成了“寒冬”中最火热的项目。“‘热’的表层原因在于分账金额数字让很多人看到网络电影市场有钱可赚,深层原因是在互联网付费环境下网络电影的机遇给了行业很大的想象空间。”奇树有鱼副总裁李思文告诉毒眸。然而在这种“热”之下,扎堆横店的网大剧组们,有多少能挤进分账过千万的头部、成为“以小博大”的幸运儿?从数据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乐观:2018年11月《2018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前台播放量超过1000万的网络电影有278部,占总数的27%,而播放量小于100万的网络电影有476部,占总数的46.2%。也就是说,在最高网大播放量已经突破两亿的同时,有近一半的网大连100万都不到,以视频平台按照有效播放量进行分成的分账模式来推算,“可怜”的播放量数字也意味着这部分网大只有微乎其微的分账金额。能上线的网大数量也连续两年一降再降。从2016年井喷期上线2463部影片开始,网大在2017年降至1892部,同比减少了23.2%;2018年前三季度上线1030部,预计全年数量不超过1400部,相比2017年又减少了近500部。网大数量也连续两年一降再降数量减少的背后,是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政策对网大的把关:仅2018年4月,各平台自查后下架的网大数量超过1000部。“整个2018年有大量的网大积压在片方手里,因内容不合格面临着永远无法上线的结局。”某网大从业者对毒眸说道,“这种政策监管的力度和范围在今年都进一步继续加大。”不在少数的网大耗资拍摄制作完成、花费时间和成本进行宣传,但上线后没多久就被下架。“粗略估计,赔钱的网络电影数量有八成。”李思文对毒眸说道。当赚钱的头部网大的繁荣给了市场很多希望时,纷纷开机的网大剧组们在探索如何“力争上游”之外,也许更应该避免成为那近500部播放量不过百万的“尾部”之一。网大到底有没有“精品化”的必要?尽管2018年分账超过3000万的影片中,有一部豆瓣评分达到7.1的《灵魂摆渡·黄泉》,难得地实现了网络电影分账、评分的双赢,但对于从诞生之日就带着“low”、低俗等负面标签的网大而言,实现高评分并非易事。2018年豆瓣评分过6分及格线的网大相比2017年增加了2部,但也仅仅只有16部,而今年的分账冠军《大蛇》,豆瓣评分只有3.2分。在2014年网大诞生初年,软色情等低俗内容铺天盖地。在爱奇艺当年的网络大电影分账票房榜中,排名前20的网大有8部片名就带有“空姐”、“校花”等字眼,几乎所有影片都包含着暴力色情内容。除此之外,蹭IP现象也充斥着那几年的网大市场,如院线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火了之后大批“潘金莲”题材的网大轰炸市场,头部分账影片如《山炮进城2》,豆瓣只有3.9分——“精品化”在当时无从谈起。《山炮进城2》豆瓣只有3.9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16年。2016年4月,爱奇艺在网络电影行业交流会上公开呼吁网络大电影制作走向精品化及专业化,“精品化”的概念终于被扔进网大市场。也许是对当时乌烟瘴气的网大行业忍无可忍,当年11月,网大第一次遭遇整改下架: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平台先后下架60多部网大,相关片方收到的解释为“影片因广电政策原因下线,后续发行影片请注意不要违背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避免低俗、暴力、色情、脏话等”。在数量爆发、质量不过硬的年代,政策的出台逼迫网大不得不探索“精品化”的道路。如今,距离“精品化”概念的提出已经接近三年,2018年播放量排名前五十的网大中,有 21部可查到豆瓣评分的影片,平均分为5.0,其中三分之二的影片评分未过6分及格线。评分虽然大多仍不及格,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取得高的播放量从而获取高票房分账,原因之一在于视频平台付费会员数的增长带来的数量庞大的观众群体,以及各平台给予网大优厚的分账政策。由于视频平台上映多为密钥期外走下院线的影片,因此在暑期档、国庆档等一些院线电影热门档期,视频网站则会出现一定的空档,在这一时期上线网大刚好能填补院线电影在视频网站的空缺、获得用户的注意力。加之网大作为作为平台抢夺基础VIP用户的产品之一,优酷爱奇艺腾讯为抢夺头部网大,仍会对其大力扶持,这都为网大获得高额分账提供了“福利”。除了有视频平台作为“后盾”之外,整体评分并不高的网大能获益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其弥补了院线电影题材上的市场空缺。以玄幻、武侠类为例,在目前的院线电影中由于审查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观众很难经常在影院中看到像《僵尸先生》《镇魂法师》这些类型的影片,对这类题材有偏好的观众可以在“琳琅满目”的网大中得到满足。如果影片质量一般也能取得较高票房分账,网大对于“精品化”的追求还有必要吗?“在越来越严格的政策监管之下,精品化是必然选择。”李思文对毒眸说道,”网络电影应从剧本、制作和演员表演等层面与优质院线电影对标,来达到精品的程度。”随着政策的手将网大抓得越来越紧,未来不够优质的内容也必定躲不掉被淘汰的命运,2018年初下架的过千部网大正在为行业敲着警钟。政策把关之下,尽管网大头部影片的制作与院线头部影片相比仍然较为粗糙,但像早年主打黄暴等擦边球内容的影片在现在根本无法挤进头部,观众对内容质量越来越挑剔也促使早期题材、内容上失控的作品逐渐消亡。当早年在网大赚快钱的投机者被市场抛弃,能留下来的,是已经具有生产头部内容方法论的头部玩家们,“整个政策、市场环境,屏蔽了一些不太认真做事、投机取巧的内容制作方。”淘梦创始人&CEO阴超对毒眸说道。也正是市场的净化,带了“精品化”的可能性,曾经带着暴力色情标签的网络大电影,正在一步步摘掉“大”字为自己正名。2019年,网大能卖到8000万吗?即便正名之路并不好走,经历了2018又一年成长、突破了五千万分账天花板后,网大的发展前景仍然被多方看好,几位头部网大公司的创始人曾公开表示,今年网大有很大可能创造七、八千万分账的新纪录。“四五千万的分账金额得益于视频网站付费用户会员数的增长,按照付费会员的预期发展规律来看,根据目前市场用户的量来推算,2019年的新天花板在七千万左右。“李思文说道。目前优爱腾三家视频平台的会员数已经超过2.23亿,对于在各平台播放的网大来说,意味着身后有数量巨大的观众群体,但在付费会员数在平台总会员数的占比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的前提下,设想当付费会员数达到一个更新的量级,网大的分账也有机会冲击更高的数字。头部玩家的乐观背后,源自于几年来他们对网大市场规律和玩法的摸索、成功或失败项目的经验积累,这批头部的网大公司也在2018年的市场中初步形成格局:淘梦手握《齐天大圣·万妖之城》和《大蛇》两部分账过四千万网大,奇树有鱼对IP开发改造生产出《四大名捕之入梦妖灵》《张三丰之末世凶兵》等影片,新片场则已经具备“工业化”制造《宝塔镇河妖》系列的能力……而不同于早年间蹭IP的无序时期,现在的头部玩家们对IP的开发和改造,将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网大摆脱“蹭IP”的负面印象,从而以优质的题材和内容冲击新的天花板。为此,做过《镇魂法师》等网大爆款作品的项氏兄弟电影公司也开始培养签约导演、美术和后期制作团队,以此来为自己储备打造精品IP的力量。对于网大而言,寻求院线上映以获取票房、海外售卖等方式也是能成为助推行业保持上升趋势、创造新的收入纪录的方法。“八千万可能不仅仅是依靠视频网站分账来实现,新的天花板需要网大探索更多变现渠道。”阴超对毒眸说道。除了网大公司,市场也似乎并不缺乏内容创作者。2018年涌现了一大批对青年导演的培养计划,给了那些因院线电影门槛较高,短期内无法实现梦想的青年创作者们实践机会,为网络电影培养创作力量。曾有多位网络电影的新导演对毒眸表示,未来将花时间和心思投入到网络电影的生产在创作中,以锻炼自己、积累经验。加之如陈嘉上、王晶、陈浩民等院线导演、演员的参与,网络电影吸引着多方介入,推动着其产生新惊喜的可能。平台方面,在目前阶段网大公司与视频平台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优爱腾在不断调整着网大分账模式,为头部优质网大提供了获得更高分账的可能。而今年10月,芒果TV也“不甘示弱”地发布“超芒计划”高调宣布进军网大市场,采取成本保底加有效付费点播分成的分账模式以吸引网络电影在该平台播放,与优爱腾一起争夺网大市场。假设诸多“天时地利”条件均可实现,预言中2019年八千万的新纪录也并不难达成,但对于这个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行业而言,现在定义其已经处于“最好的时代”还未过早。“网络电影目前的题材还是相对比较少,存在一定的同质化,这需要头部公司与平台一起解决。”李思文说道。打开2018年头部网大分账榜单,不难看出带着“妖魔鬼怪”的玄幻题材仍然占据主流,未来网络电影也许可以开拓妖魔玄幻之外的更多元广阔的类型、创造更新鲜优质的,能真正称之为“电影”的内容。毕竟,尽管有超五千万分账的影片,但仍然没有哪怕一部口碑收入双丰收,能突破圈层的全网爆款产生。而随着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强势崛起,瓜分着互联网环境下观众原本就零散的时间和注意力,对网大来说,争夺用户、创造新“奇迹”的难度也随之加大。“2019年网大的数量也许会进一步减少,品质会更上一个台阶,”阴超说道,“最好的时代永远在未来而不是现在。要长久地繁荣下去,处于量变积累阶段的网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走向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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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割韭菜”?弘信电子被交易所“问话”
深交所向弘信电子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是否匹配;公司此时筹划利润分配事项是否存在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弘信电子9日发布《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表示,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同时派发股利2.5元(含税)。缘起:媒体质疑借高送转割韭菜8日晚间,弘信电子发布2018年度业绩预告,并抛出高送转公告。业绩预告称,弘信电子2018年度预计盈利1.16亿元-1.37亿元,同比增长60%-90%。同时在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披露中表示,控股股东提议将进行10转7派2.5元(含税)。该方案一出来,就有媒体质疑弘信电子的政府补贴高达5600万元,实际的盈利能力并不如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8年12月20日,非控股股东们(包括副董事长王毅及其配偶)刚刚发布不超过1040万股的减持计划。因此,媒体质疑弘信电子此举是借着高送转来协助股东们的减持计划,实际就是“割韭菜”。深交所对“信息保密”存疑问8日公布高送转方案后,弘信电子股价一度大涨8%左右。然而收盘涨幅仅为1.17%,一根放量长阴扑面而来。今日收盘后,一根长长的上影线让昨日冲高的股民有一种“莫名的忧桑”。弘信电子从1月4日起连续上涨,5个交易日期间最高涨幅25.7%,这引来了深交所一系列的质疑。在深交所的关注函里,监管员认为2018年12月,弘信电子多个5%以上的股东、董事披露了减持计划,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此时筹划利润分配事项是否存在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同时,监管员还要求公司说明此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信息保密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并向交易所提交筹划利润分配预案前一个月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的情形。2018年大举减持从弘信电子十大流通股东名单来看,2018年中报,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国创投、达晨创投、社保基金都曾冲进弘信电子;但2018年三季报,除了社保基金维持不变外,其余几家创投机构都在减持。作为弘信电子的第二大股东,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去年下半年减持了2.68%,共计278.6万股,净赚6500万。除此之外,前十大股东中的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8年6月20日至2018年9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080,000股。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8日至2018年12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27,889股。从两张图上均可以看到,在达晨系和国泰创投减持的前夕,都有股价拉升的痕迹。2019开年关键词:继续减持根据8日的预披露,除了大股东弘信创业承诺在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不减持之外,达晨系继续减持不超过总股本的1%之外,新增了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王毅(弘信电子副董事长)以及邱葵(王毅之配偶)将会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33%。这对于一个上市仅仅一年多的次新股来说,这种大规模的减持是十分罕见的。如果公司的经营真的如业绩预告里那般靓丽,这些创投的资金为何持续减持,连自己的重要股东也加入了减持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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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P2P平台的清盘镜鉴
导读由于P2P平台风险密集爆发,监管部门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对P2P平台核心高管人员边控。2018年12月31日,宜贷网发布良性退出公告。这家运行近五年的平台,获得软银中国投资,并在筹划着上市,但却没能坚持到2019年的到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宜贷网的转变正应和着P2P行业的跌宕。2014年,宜贷网成立。正是这一年,P2P平台大爆发,从年初的600多家快速增长到超过2000家,平均月环比增加12%。此后,系列“风暴”袭来。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整意见出台,e租宝案爆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启动,《网络借贷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出台,P2P平台备案延期等,尽管不乏波折,但P2P行业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投资人将其作为理财途径。不曾想,2018年6月开始,伴随着唐小僧、联璧金融等高返平台爆雷,牛板金、投之家等平台涉嫌诈骗,越来越多的平台问题暴露,投资人恐慌情绪蔓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18年5月末到12月之间,873家平台退出,宜贷网即是其中一例。从高光时刻到黯然谢幕,宜贷网成为P2P行业的又一注解。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还原宜贷网清盘始末,是为镜鉴。危情燃爆宜贷网现任总经理冯涛在退出公告中写道:“自2018年6月以来,行业暴雷不断,出借人恐慌情绪蔓延,受其影响,宜贷网满标金额急剧萎缩,借款人逾期率暴增,催收难度急剧上升,冲击巨大。宜贷网内忧外患,大环境恶化,兄弟公司的波及,供链贷实际担保融资方涉及其他案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银行存管被要求提前终止……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张一张倒下,我们承受着很大的运营压力,不得不正视宜贷网已连续多月亏损的事实。”发布退出公告后,冯涛变得极为忙碌,与公司股东汇报运营情况,和投资者代表“谈判”,安排公司日常运营,和当地金融监管部门沟通。2018年6月,多家P2P平台出现风险的消息不断揪动着投资人的心,其中不乏多家待收上十亿的大型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6月,行业资金净流入为56.56亿元,7月便净流出733.88亿元,尽管此后跌幅有所缩窄,但行业资金仍是每月净流出200多亿元的状态。冯涛介绍,在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之间,宜贷网每天成交额达3000万元左右。而在行业密集出现风险后,每天的新标交易规模仅有四五十万元。交易量的断崖式下跌带来的是营收锐减。冯涛算了一笔账,作为中介平台,宜贷网主要收入来源是撮合项目交易收取发标服务费,交易骤降后平台每个月的收入仅有20万元左右,但每个月的固定成本远高于此。具体来看,银行存管费用每个月平均15万元;通过第三方支付公司完成的跨行出金、入金每个月手续费20多万元;服务器托管运维每个月12万元左右;营业场所房租支出每个月9万元左右。固定经营支出至少50多万元,这还没有算上平台人力成本。经过测算,如果行业成交情况持续萎靡,平台的存量资金只能维持半年。之后就将面临无力支付员工薪酬,存管系统、服务器瘫痪的状况。此外,曾经的关联公司“宜湃网”在新股东的运作下出现兑付问题,其投资人要求宜贷网担责兑付,并不断到宜贷网办公地点施压,员工人心不稳,一些骨干员工选择离职。宜贷网创始人李宁在2018年9月宣布辞任总经理职务,专注解决“宜湃网”兑付事宜。一直任首席财务官的冯涛被董事会推选担任总经理一职。尽管此后冯涛多方联络股东寻求帮助,但宜贷网无法扭转局面。“当前的行业情况不如及早良性退出,否则后期无力支撑爆雷,对投资人的伤害会更大。监管部门也认同我们的思路,提出了一些退出原则。我们初步拟定退出方案并与投资者沟通后,将报送监管部门。”冯涛表示。投资人、存管银行谋退曾成功投资阿里巴巴、淘宝网、分众传媒、迪安诊断等明星企业的软银,在2014年5月投资了宜贷网,宁波软银天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0%。在行业蓬勃发展之际,头顶软银光环的宜贷网获得较同业更快的发展。软银中国称对宜贷网是纯财务投资,不参与宜贷网的日常经营。不过根据公司治理的需要,软银中国合伙人周晔出任了宜贷网的董事。但如今的软银中国,或许正在为当初的决定懊恼。2018年9月份,软银中国合伙人在出境时被突然拦下,发现已经被边控,这对于软银中国的声誉以及其他业务的开展不利。由于P2P平台风险密集爆发,监管部门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对P2P平台核心高管人员边控。甚至有互金平台在海外上市,而公司创始人因为被边控无法亲临现场。宜贷网在公告中表示,宁波软银已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足额支付了对宜贷网的投资金额。其后,因公司业务发展不如预期,经其投资委员会决定,没有意愿对宜贷网继续投资,并希望能够转让股份并退出董事会。不过,随着资本热情退却,想要找到接盘者并不容易。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存管银行也萌生退意。2018年9月份,存管银行恒丰银行就沟通希望退出存管,而这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希望辖内银行退出注册在外地的存管平台。此前,多地金融监管部门曾考虑要求网贷平台在属地内银行存管。但商业银行对存管业务已有所畏惧,宜贷网未能找到新的存管银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梳理,包括上海银行、上饶银行、贵州银行、广东华兴银行、江西银行、徽商银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或完全退出网贷存管,或宣布到期不再续约。对比此前存管业务指引明确存管银行不承担违约责任后,多家银行积极开拓网贷平台客户的情形,好景不再。1月4日,宜贷网正式下线银行存管,保留第三方支付通道为用户还款之用。道德约束的致命短板随着国家严格规范互联网金融以及民间借贷催收行为,宜贷网过去依赖的“抵押物公证—强行处置”模式受到致命一击。过往一个月左右的资产处置周期,如果通过法院诉讼途径,抵押资产处置周期将会延长至一年甚至更长,导致资产端资金周转不畅。而且,借款人恶意逾期也困扰着宜贷网在内的网贷平台。2017年第四季度开始,借款人逾期便大幅上升。此后,监管部门出手打击网贷“老赖”,例如将失信信息纳入征信、公开催收等途径,但冯涛坦言,这样的威慑效果相对有限。如何看待P2P平台,如果再有选择,还会进入P2P行业吗?冯涛表示,P2P模式从海外舶来,有一定的积极价值,对解决个人和小微企业融资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行业缺乏门槛准入,部分平台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诈骗、非法集资的工具,性质已经变味。而且,将能够接触大量投资者资金的业务交付于平台经营者的道德约束或许是太过理想的期许。监管部门亡羊补牢,要求“所有金融业务都要持牌经营”,并加强对现有平台的监管和清退,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草莽时期逐渐远去。但这一段金融草莽时期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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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手机10年沉浮:有人成了炮灰,有人当了英雄
摘要:朵唯、大可乐、节操、小辣椒、锤子……网红手机的沉浮串联起了中国手机发展的脉络。 2009年,朵唯卖的是品牌,网红手机的核心是手机。2019年,网红手机的关键词是网红,但罗永浩的情怀也已鲜有人买单。 网红手机这10年,有人成了炮灰,有人当了英雄……第一代国产品牌崛起一口气花掉5000万营销的朵唯2009年,朱玲玲高中毕业。当时,一家人去手机城选手机几乎是每个准大学生的成人礼。朵唯是她人生的第一部手机。那年6月,还未上市的朵唯在深圳喜来登酒店召开品牌战略发布会,场上宾客满座,一袭藏青色长裙的明星舒淇手捧着朵唯手机,仿佛在向全世界女人们宣告:用朵唯手机,你和女神的距离就更近一步。朵唯手机创始人何明寿很自信:“这辈子后半生我只干这一件事,其他什么事都不干了。”说到做到,手机还没盈利,他就一口气干掉了5000万元给朵唯做营销。2009年是中国手机生产商迎来手机准入制的第2年,生产手机不再是拿到牌照的厂家说了算了!政策一变,何明寿一脚踹开了做贴牌手机的“地摊”,走上了做品牌手机的大道,朵唯是他的第一站,也是唯一的一站。资料图:朵唯手机代言人已经换成SNH48小分队。截图自朵唯官方微博。朵唯手机上市后的前5年,虏获了1000万少女的心,在三星、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称霸市场的年代,以接近3%的市场占有率谋得一席之地。但何明寿食言了,说好的打造品牌,在用户那里被吐槽病毒主板、发烫严重,在追求性能的用户眼里,除了“牌子”,朵唯和曾经疯狂的山寨机没太大区别。在网红手机的核心只是手机的时候,使用体验差扼住了朵唯争抢市场的咽喉。当人们再想起朵唯手机的时候,拿起朵唯手机的女神换成了SNH48小分队。何明寿的生意经也不再把朵唯当成唯一,而是转战做起了母婴科技,玩起了新零售。智能手机时代开篇猜中了魅族的开头却.....朵唯是当时大多数手机生产商命运的缩影,刚刚迎来政策开放,所有人都在已有的产品线过得滋润,怡然自得的时候全然没有察觉风向已经变了。2009年,何明寿还在大谈女性手机的魅力,黄章和雷军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智能手机上。那年夏天,做MP3起家的黄章做了一款叫做魅族M8的手机,收获了一枚叫雷军的忠实粉丝。黄章和雷军相爱相杀的故事拉开了中国手机市场的新篇章——智能手机的时代来了。“当年我挺羡慕我同学使用M8的,因为M8能够运行一些其他国产手机根本没法玩的高品质游戏,即便是一款普通的连连看,在M8上体验起来,也足够‘羡煞旁人’。”魅族的高品质吸粉无数。在这期间,手机市场进入了智能手机和开发者生态圈的时代。好东西不能只是别人有,在寻求入股魅族未果后,雷军在2011年8月16日发布了小米1,这款主打性价比的手机以“1999元+高配置+互联网营销”一战成名,一机难求的盛况也多次发生。2011年8月19日,黄章以他惯用的网络ID“J.Wong”在魅族互动社区上评价雷军,回复某网友主题:“曾经以天使投资人身份利用高新区领导关系接触我套取魅族的商业秘密……我完全进了圈套。”二人结下梁子,自此魅族向左,小米向右。业内数据显示,魅族手机在2018年1–11月的累积销量仅为907万台,排在所有手机品牌当中的第七位,同期小米的销量为4505万台。一位魅族10年老粉丝表示:“讲情怀很多品牌都没有魅族的积淀深厚,讲创新魅族可能稍显落后于时代。”正如黄章自己所说,最早交卷,却……国产手机崛起小辣椒、大可乐昙花一现苹果2010年发布iPhone 4后,打败了几乎当时市场上所有智能手机,“三明治结构”迅速席卷全球,所有智能手机厂商也都开始纷纷效仿之。得益于苹果手机的带动,2010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在国内市场,国产智能手机份额从2009年前的不到10%,发展到了2018年前三季度,“华米OV”的份额达78.3%。大小手机厂商们看到,小米和魅族的路子虽然野,但却是乱世之中成名的标准模板。2007年开始,当时国内最早且最大的手机电子商务网站北斗星手机网开始转型,逐渐有了自己的工厂、生产线,创立了工厂直销模式,通过互联网卖自家生产的手机。生产力在线,售货渠道稳妥,北斗星做手机是水到渠成的事。资料图:小辣椒新款手机正在销售。来源:官网截图。2012年6月28日小辣椒一代一上线,48小时内10万台被预订一空。尽管被诟病“借鉴”小米,但并不影响“不辣不青春”的小辣椒一呼百应。蛋糕这么大,小辣椒怎么吃得完!紧随小辣椒,大可乐如约而至。大可乐官方微博截图。当年借着众筹的名义打出了“一次购机、终身免费”的诱人广告语,大可乐圈进了大量的粉丝。售价1499元的大可乐赚不了钱,但其创始人丁秀洪坚信,随着后期的大规模量产,成本会有所降低,渐渐的会有利润空间。冲过了头就是奔向悬崖。2016年3月8日晚,大可乐创始人丁秀洪在微博中发布了暂停大可乐手机业务的公告。至于小辣椒,在“抄袭小米、山寨苹果”的诟病中从原本的小众市场走向更边缘市场,下沉到农村。智能手机的战场,嗅觉不够敏感就会被淘汰,但资金跟不上、研发不给力又反过来制约着战士们的嗅觉,小而美步履维艰。卖萌的节操、P图的美图一笑而过“节操手机怎么样?”“只要799,你还想咋地?”这不是网友吐槽,是官方答复!恶意卖萌+实话实说是节操手机营销的最大特色,在手机论坛上,许多用户表示冲着这股实诚劲儿和幽默感跟风入手了这款手机。迅速走红的节操手机背后并没有专业的广告公司和营销团队在运作,从命名到文案乃至官微的维护都来自同一个人:豆瓣红人少林修女。2013年6月,节操手机上市。据少林修女介绍,节操手机没有花过广告费。作为一个注定‘被营销’的品牌,在经过铺垫后,很多手机圈儿微博号、手机网站、新闻网站主动宣传了节操手机即将上市的消息。另一个网红带货的经典之作是美图手机。2016年8月13日晚,网红张大奕在美拍直播售卖“美图手机张大奕限定版”手机,全球限量2000台,正式开售后仅一秒便下架,人气相当火爆。据统计,本场直播销售总额达500余万元。写段子、搞P图的做手机?随着大厂家的迭代更新,听过段子一笑而过,P图也家家在行,追风之后,如果不跟上用户的需求,噱头的优势很快就会在品质和性价比面前失去优势,成为过去式。节操掉队了,美图还在挣扎。2018年上半年美图手机收入14.8亿元,相比于2017年同期的19.33亿元,下降23.4%。分析人士表示,在“华米OV”的夹击下,美图手机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后智能手机时代罗永浩“一锤惊人”1月7日,天眼查显示,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近日冻结了锤子科技创办人罗永浩在成都锤子科技集团的股权,涉及金额1亿元。这是近一个月内,锤子资产第二次被冻结。在资产被冻结前后一个月时间内,关于锤子和罗永浩的负面扑面而来——裁员、欠薪、拖欠货款……只不过都被罗永浩一一驳回了。消息真假各执一词,但正如罗永浩自己所说,锤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关。6年前的梦想和情怀烧过了头,焦了。2013年3月,是罗永浩出道首秀,由于缺乏有经验的人把关,锤子ROM发布会成了一场灾难,不管是会场准备、ROM本身还是现场演示,都显得很业余。但他认为这并不影响锤子播种情怀。是这样吗?2014年7月,锤子终于公布了第一款真正的手机,卖了25万部,只有预计销量的一半。罗永浩说,“我做这个公司是想要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想挣你的臭钱。”2018年,罗永浩租下鸟巢,要开最大的发布会,推销售价8845元的坚果R1和14999元的坚果TNT。喊着要改变世界的老罗在这场发布会上大呼“理解万岁”,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天生骄傲”的年轻人为锤子买单的理由。文艺的锤子还没改变世界,有情怀的魅族膨胀失利,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美图买单……商场没有常胜将军,兴衰成败一念之间。在潮起潮落过程中,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手机行业下一个机会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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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业绩集体沦陷,26家仅一家增长
市场持续下行、“股票质押”、“交易量”、“两融”及“IPO规模收缩”,这些词汇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惨淡光景”,却很少有人念及交易背后承压的券商行业。 去年,券商行业就频传降薪、裁员等消息,那时候人们已经预感到券商行业的不景气,只是在坐等业绩说话。 这个时间点似乎来得有点晚,1月9日,合计26家上市券商公布了去年12月份业绩,再结合早先公布的三季报业绩来看,券商2018年大溃败跃然纸上。 业绩下滑、座次重排 市场活跃度下降,券商自营环境恶化,这些不利因素让券商们2018年12月份业绩分化较大。 12月份,26家A股上市券商实现营业收入230.37亿元,环比增长70%,实现净利润59.86亿元,环比增加2.6%。 其中,排名前十的10家券商营收占比达到了76.4%,净利润占比109.6%,券商业绩分化明显,龙头券商领先优势继续扩大。 单月来看,国泰君安以32.97亿元营收,取代中信证券坐上月度业绩冠军宝座。 净利润方面,有9家券商当月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其中西南证券、长江证券、兴业证券和中原证券亏损超过1亿元。 12月月报的出炉也意味着上市券商2018年全年的业绩轮廓已现。 中国基金报结合2018年三季报数据和10月-12月月报数据,统计了26家上市券商去年业绩情况(部分数据未经审计)。 26家上市券商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均较2017年有不同程度的下滑,2018年,26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收1883.44亿元,同比下降22.7%,实现净利润531.73亿元,同比下滑33.5%。 龙头券商业绩领跑优势更加明显,2018年全年营收超过100亿元的券商共有7家,中信证券仍占据头把交椅。 业內人士认为,证券行业正经历从业务恆强到业绩恆强的阶段,未来行业集中度将大大提升,大券商也将越来越赚钱。 券商2018年大溃败 2018年,券商传统业务模式途穷,经纪业务受二级市场低迷和交易佣金率持续走低的双重影响,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投行业务方面,6成券商颗粒无收,收入锐减。 2018年,经纪业务佣金战白热化,新开户佣金率已降至万分之1.5、万分之1,资金门槛也降至百万元。 各家券商的IPO承销保荐项目数量及收入降幅明显。据wind统计,截至2018年12月17日,A股共有102个IPO项目,券商承销保荐收入总额约52.79亿元。 与2017年全年436个项目(剔除“上海环境”和“招商公路”)收入约156.08亿元相比,下滑幅度约66.18%。 “股票质押”是过去2018年A股市场的热门关键词,作为主要的质权人,证券公司处境和民营企业一样煎熬,券商净资产和流动性均面临较大挑战。 有的因为股东太艰难了,实在还不上钱,有的则是突然出现黑天鹅,比如长生生物,除了平仓以外,部分券商甚至面临的是坏账。 去年,兴业证券(601377-CN)因为“踩雷”中弘股份(000979-CN)和长生生物??(002680-CN)股票质押等,计提资产减值达到6.5亿。 西部证券(002673-CN)则“中招”乐视网(300104-CN),并为此在2018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22亿元,累计计提5.61亿元。 纵观券商其他业务条线也未能幸免,卖方研究的“新财富+派点”模式也受到考核方式改变和ETF基金崛起的挑战,投行业务则日益头部化。 压力之下,不少券商开始减薪、减少招聘,甚至对资管、经纪、投行等部门启动裁员。去年年底不断有券商售卖旗下房产,这也被视为券商“求生欲”的表现。 2018年出师不利,2019年券商可能强势逆袭? 2019峰回路转 虽然2018年券商业绩难逃“寒冬之冷”,但也不乏亮点和伏笔。 10月份以来,国家层面相继落地系列政策措施,化解股票质押风险,券商资产质量稳步提升,券商估值水平或将得到明显修复。 但最大的两点还要数科创板落地,对券商们来说是又多了一个蓄金池,利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扩容券商投行承销与保荐收入;第二是增量市场的成交额带来经纪业务收入,且新经济标的有望受到资金追捧,带来高成交量;第三,注册制导向下,有望重构券商投行定价、销售等业务链,推动券商內部业务分享制度红利。 进入2019年,在国家稳定金融的大环境基调下,券商佣金率下滑空间有限,股市二级市场表现大概率好于2018年。 另一面,券商也不忘自我革命,行业从零售向财富管理转型已经成为渐次明晰的一条变革主线,股指期货等衍生品创新业务或将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 比如,中信证券在12月10日将公司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更名为财富管理委员会。银河证券等头部券商也相继表现出更名经纪业务并向财富管理转型的意向。 综上所述,2019年券商传统业务经纪、自营、两融等均将迎来业绩复甦。 券商板块投资价值几何? 2019开局受降准等消息影响,证券板块走出靚丽行情。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9日,申万二级券商行业指数上涨9.39%,在全部103个二级行业中排名第四,同期上证综指上涨2.02%。 券商板块走出了新年新气象,让不少人心生嚮往,2019年券商板块投资价值几何? 2018年券商板块的持续向下调整,目前券商板块市净率只有1.4倍,动态市盈率27.64倍,光大证券、海通证券等个股甚至已经出现破净现象。 中泰证券认为,政策周期推动券商估值修复,估值改善先于基本面,目前行业PB处于历史底部,相比近10年中枢2倍存在上移空间,持续看好科创板注册制预期下龙头券商投行规模回升,关注股指期货及期权市场环境改善,自营衍生品业务有望回暖,预计龙头综合竞争力将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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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基金“踩雷”中城建 法院调查:公司财产“一无所有”
债券违约的雷声,还在回响。 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作为圈内有名的债券违约“老司机”,目前发生15次债券实质违约,有近40家金融机构被坑,包括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20多家银行,中国人寿、太平洋资管等多家保险资管机构,长盛基金、国联安基金、浦银安盛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违约债券余额161.5亿元。 近期,事情有新的进展: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三封裁定书显示,长盛基金、国联安基金、浦银安盛基金的诉讼已获胜诉,中城建共计要支付约5亿元的违约金。 但裁定书提及,现中城建无财产可供执行,名下无银行账户余额、不动产、机动车辆、对外投资、证券等财产登记信息。 3家基金公司讨债中城建 中城建5亿债券违约 近期,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三封裁定书显示,长盛基金、国联安基金、浦银安盛基金均已向法院提出诉讼并获胜诉,中城建共计要支付约5亿元的违约金。 1、欠长盛基金的1.1亿元 在与长盛基金的债券兑付纠纷中,法院判定: 一、冻结、划拨中城建设应支付的人民币本金1.1亿元、利息(以本金1.1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68%标准,自2015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给付之日止)、违约金(以1.16248亿元为基数,按日利率0.21‰标准,自2016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上述基数实际给付之日止)、以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相应的银行存款。 二、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62.97万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申请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支出费用的相应银行存款。 2、欠国联安7000万 在与国联安基金的债券兑付纠纷中,法院判定: 一、中国城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联安基金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本金7000万元; 二、中国城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联安基金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利息及损失(以70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4.93%计算); 三、如果中国城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1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1.5万元,由中国城建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78.12元,由中城建负担。 3、欠浦银安盛基金3.2亿元 在与浦银安盛基金的债券兑付纠纷中,法院判定: 因中城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浦银安盛基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标的为人民币3.2亿元、违约金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但在执行中,法院依法调查了被执行人中城建名下的财产登记情况。经查,中城建名下无银行账户余额、不动产、机动车辆、对外投资、证券等财产登记信息。现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浦银安盛基金亦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160亿债券违约 数据统计,截止当前,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共有9只债发生15次实质违约, 违约债券余额161.5亿元。 包括2018年违约2次、2017年违约8次、2016年违约5次, 而上述债券违约之后,几乎所有“踩雷”的金融机构都已向法院提出诉讼,寻求财产保全。目前,与中城建相关的裁判文书多达128则。 据12月27日的《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仲裁执行裁定书》中,据法院调查,现中城建无财产可供执行。 中城建名下无银行账户余额、不动产、机动车辆、对外投资、证券等财产登记信息。现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浦银安盛基金亦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何故爆雷? 据悉,中国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业务。 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90年的中国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隶属于国家建设部,1998年接受部分中央军委及二炮企业合并为中国城建集团。2016年4月以前,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通过中城建国际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股份。 根据中城建2018年底的公告,债券违约和北中冶入主集团有关。 公告表示,自2016年8月北中冶入主我集团以来,集团的财务、金融负债及资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完全统计)。不仅集团开始出现债务违约,还发生:建筑工程业务资产被转移流失、 土地资产被贱卖等事件。 其表示, 由于管理上的无能、混乱及不作为,致使一些虚假诉讼弄假成真,恶意之人将我集团当成了唐僧肉宰割,使公司蒙受损失。 但同时公告强调,现集团控股股东及集团管理层正积极努力盘活资产,积极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性支持;加强、恢复和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加大债务(特别是政府欠债)的追讨力度,争取应收款加速回收;在流动性到位的前提下,加大力度开发现有的优良土地资产,确保债权人的债权不受损失。 而从公司运营情况来看,近年来,中城建的融资情况和营业情况都出现明显下滑。中城建2014年、2015年、201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亏损6.39亿元、4.39亿元、4亿元;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9亿元、17亿元、-1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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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基金“明日黄花”几成定局?机构散户各怀心思
尽管迎来逾8000亿元的规模增长,但货币基金“明日黄花”的趋势已几成定局。1月4日央行宣布降准,交易员们“从担心借不到到担心出不掉”,降准后流动性的真实状况得到充分表现:市场利率异常宽松,甚至被戏谑为“水漫银行间”。这对收益率本来就处于下行通道的货币基金而言,压力再增。“货币基金的规模今年应该会告别了高速增长期了,去年最高点是在三季度的8万亿,随后年底开始下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机构年底面临考核,存在大幅度的赎回,二来银行类货币的崛起,分流了一些公募基金货币的资金。”上海一位场内货币基金经理表示,不过从过往来看,无论资金面宽松还是紧张,投资者流动性管理的需求一直存在。由于货币基金不再统计到基金公司规模中,因此去年开始很多基金已经不再花大力气倾注在货基上,中短债、ETF等品种也成为中小基金公司突围的另类法门。收益率趋势下行从去年年初到现在,货基收益率呈现趋势性下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的宽松预期达成一致,货币市场基金趋势性下行更为明显,不过也在年底出现了短暂的升高。“我们看到去年年底货币政策的宽松态势并没有改变,年底收益率上行主要是因为银行监管指标导致对同业负债的需求缺口较大。恰逢货币基金到年底是关键的配置时点,短端资产收益的上行也造成货币基金收益的水涨船高。”上述上海场内货币基金经理分析。在央行宣布降准之后2个交易日,银行间资金利率持续下行,到1月8日盘中,DR007(银存间7天期质押式回购)的加权平均利率一度到了2.231%,创下2016年7月以来的盘中新低。“一季度MLF(中期借贷便利)到期后不续作,而不是提前偿还,那就意味着在其间1.2万亿元MLF到期前,这次降准释放的增量资金,加上即将开展的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所释放的资金约是2万亿元。在这个力度基础上,央行在春节前还有没有新动作就不好说了。”北京一位股份行固收人士分析。这也意味着,今年在货币政策边际继续放松环境下,货币基金的收益跟去年相比可能会有整体性的继续下行。另外以前的监管主要是资产端的监管,去年开始监管走向了负债端更全方位的监管。去年开始,会根据货币基金持有人结构来定性产品的久期,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运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货币基金收益率再往下也很难。现在3个月期同业存单利率是2.7%,6个月的话多10个基点。如果维持这个水平,货币基金投的最长的就是3个月,后面货币基金收益率均值可能会下降到3个月存单利率的水平。”北京一位货币基金经理表示。货币型基金规模出现下滑(资金净值,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基金业协会后货币基金时代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131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合计管理基金数量5147只,管理基金资产净值130045.37亿元,份额规模128681.1亿份。其中,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从2017年底的67661.51亿元增长到75888.86亿元,规模增长了8227.35亿元,全年增长12.16%。但需要看到的是,2018年第四季度出现了重要拐点。第一次季度末规模下降,从9月30日的历史季度最高点82447.25亿元,减少到12月31日的75888.86亿元,四季度规模减少6558.39亿元,减少比例是7.95%。2018年以来,余额宝陆续接入13只货币基金,目前一共是14只。去年四季度天弘余额宝规模较2018年三季度继续减少1905亿元,其他余额宝对应货币基金仅增加1831亿元,余额宝总规模小幅减少73亿元至1.92万亿元。“货币基金更多是散户在赎回,机构还是较为稳定。机构持有货币往往是和流动性正相关,流动性充裕时机构对货币基金需求会比之前更大。散户则更注重收益率的情况,如果比银行理财差很多的话,肯定会回流。”上述北京公募货币基金经理称。“机构配置货币大多是阶段性的配置需求,短时间内流动性充足,同时考虑到久期的风险,机构通常会投资货币基金。当银行间流动性收紧,它们可能又会抽回来。”该北京货币基金经理表示。第一财经获悉,去年资管新规发布后,银行的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发展受到了限制。后来银行发行了一些摊余成本法的类货币,于是银行类货币的规模也逐渐变大。对基金公司而言,由于货币基金不再统计到基金公司规模中,因此去年开始很多基金已经不再花大力气倾注在货基上,中短债、ETF等品种也成为中小基金公司突围的另类法门。“去年债市行情好,银行的定制需求也存在,所以债基或者是替代货币的中短债发行出现一波热潮。以后货币还是一种工具化产品,但基金公司的重点肯定不在上面。而且面对银行类货币的竞争,基金也没有渠道优势。”上述北京货基经理称。分析人士认为,货币基金认购端与投资端的结构亟待重塑,严监管下逐步告别金融机构间融资工具的身份,转为企业直接融资工具将是更加良性的选择,同时须厘清零售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偏好差异,货币基金可依据自身优势做相应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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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剧震,闪崩跌停”,大资金出逃荃银高科,中植系跑了么?
1月10日,有着“创业板种业第一股”之称的荃银高科“一不小心”跌停了,全天成交1.19亿元,相比前个交易日大幅缩量,收盘于10.94元。然而该股消息面上并无明显利空,相反,在1月7日晚间,公司还公布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拟耗资5000万元-2.5亿元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消息发布后,荃银高科股价反应不大,不仅没有上涨,反而微跌了0.91%。不料,1月9日,上市公司股价“放量剧震”,盘中创下历史新高,却很多回落,甚至一度翻绿,当天振幅高达14%。2019年初,荃银高科突然异常放量,短短几个交易日涨幅超过30%,回购预案公布后,股价便在1月9日冲高回落,后于10日跌停,一切似有蹊跷。中植系曾欲控股荃银高科,并因“违规增持”问题与上市公司对簿公堂。2018年11月,中植系将大部分股权转让给中化集团旗下公司,退出了荃银高科控制权之争。此次荃银高科“放量剧震”、“闪崩跌停”期间大量资金出逃,中植系跑了么?股价波动反常,满是操纵迹象?回顾荃银高科过去一年的走势,算得上一只强势股,2018年全年仅下跌5%,远远跑赢大盘。但是反观公司业绩,却不能与之相匹配。截至2018年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亿元,同比下降2.6%,归属净利润为负4045万元。从单季度看,2018年只有第一季度略微盈利605万元,第二、三季度均大幅亏损。但是荃银高科全年成交量和波动幅度均季度萎缩,尤其在2018年下半年,日成交额绝大部分时候不足千万,甚至多次出现了仅100多万的成交量,分时图上走势保持呆滞。同时,其股东人数也在不断递减,截至2018年9月30日,荃银高科股东人数仅为7400余户,相比之下,2017年同期为10900户,2016年同期为14900户。所有迹象似乎都指明荃银高科成了一只“僵尸股”或“庄股”。而就在2019年初,荃银高科突然异常放量,短短几个交易日涨幅超过30%,1月8日公布回购预案后,股价便在1月9日冲高回落,后于10日跌停,一切似有蹊跷。就在1月10日的分时图上,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套路”。股价在早盘虽已触及跌停,但迟迟没有封死,似有诱骗散户进场嫌疑,而此处正是成交量集中放大的地方。根据1月9日龙虎榜显示,卖出前五的营业部,几乎都是只出不进,其实4家营业部买入金额均为0元。合计共买入432.03万元,卖出1.29亿元。1月10日同样如此,卖出榜前五的营业部中,4家买入额度都是0元,前五共计买入1.97万元,卖出5197.15万元。与此同时,买方前五名分别只有数百万元,合计买入仅2054万,并且只买不卖。买入卖出占比方面,1月10日,龙虎榜买入占比为17.2%,卖出占比为43.53%,可见今日入场的以散户居多。进入宁高宁产业链,转让价8.85元就在2018年11月16日,荃银高科刚刚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股权转让。荃银高科与公司多位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中化现代农业受让公司21.50%股权,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中,中植系旗下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动人转让 48,120,085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8%;张琴女士转让 9,719,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贾桂兰女士转让 6,454,9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根据2018年12月25日公布的股东变更情况,中植系的持股比例已大幅降至4.65%,其余股东张琴、贾桂兰等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持。第一大股东中化现代农业由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是中化集团农业板块的核心企业。而中化集团的背后是宁高宁,先后执掌华润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宁高宁是中国商界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据悉,商界大佬任志强称他为老师。宁高宁在2004年至2015年掌舵中粮集团的期间,曾主导发起50起并购,被业内称为并购之王。此次对荃银科技的战略投资,也可看作是宁高宁搭建中化集团“全产业链”版图的重要举措。公开资料显示,中化集团在近三年的净利润和主营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其中2016年净利润为47.78亿元,2017年净利润达到了84.17亿元。而其全资子公司中化现代农业成立时间较短,2015年11月成立,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净利润分别为负1653万元和负4583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荃银高科的协议转让价格是8.85 元/股,相比目前的价格还有2个跌停的距离。股权纷争留下烂摊子刚入主荃银高科的新东家自然不希望股价跌幅过大,出现不必要的风险,但是公司部分减持后的大股东是否会存在隐患呢?荃银高科上市时,其大股东张琴和二股东贾桂兰分别持股8.77%和6.41%,持股比例相差不大,公司因此没有实际控制人。此后,张琴多次面临考验,身为董事长的她并不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公司挂牌之初的第二大股东贾桂芳通过一轮接一轮的增持,持股比例已从6.41%一路高歌猛进到11.39%,超过张琴的8.77%。张琴也有过放手的想法,但在多方利益的推动下,张琴又决定重拾公司控制权,由此公司内部矛盾激化。张琴打算引入投资机构并与其成为“一致行动人”,提升话语权。2014年12月,张琴开始与中植系接触,并计划成立了一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由张琴占股51%并出任GP,再由“中植系”出资受让荃银高科其他股东转让7.9%股份并置于该基金名下。该方案一旦成形,张琴的表决权将大幅提升。然而,中植系此时却耍了个小聪明,并没有成立什么基金管理公司,而是通过旗下中新融泽先接盘了荃银高科股东转让的股份,但是闭口不谈成立基金公司的事。随后中植系开始一路加仓,2016年初,持股比例提升至16.61%。“野蛮人”中植系由于中植系在增持股份比例达到5%时,未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2016年,张琴还以荃银高科的名义一纸诉状将“中植系”旗下的三家公司诉诸法院。不过最终不了了之。2017年5月,上市公司大北农也加入了混战,也是一路加仓,到2018年,持股比例达14.17%。大股东之间长期的斗争,或对上市公司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碍,而中化集团的入主一定程度上给这场纷争画上了休止符。根据最新公告,本次股份转让前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序号2至4中,三家股东均来自中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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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将发放5G临时牌照
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今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今天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详细解析了2019年国家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上将会有哪些实招。苗圩指出,2019年,国家将确定一个指标体系,使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更多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平衡好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第二个要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创新在制造业发展当中的核心的这个作用。要解决经济和科技长期存在的两张皮的问题,要在创新链上游下游之间做好衔接,特别是要解决从实验室产品到工厂的产品之间的共性关键技术的短板和弱项,防止很多的研发的成果跌入死亡峡谷。2019年,国家将进一步推进供给性结构性改革,加大去产能力度,并更多采用技术和法制的手段,减少行政手段去产能。加大减法同时还要做好加法,今年国家将继续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化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在消费领域,我们还要继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个三品的行动计划,在一些重点的消费品里,争取能够形成新的亮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车,比如说4K高清的显示等等这些新的消费领域。为了给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今年要继续推进放管扶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大力推进减税降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今后还有更大的面向制造业减税这个措施出台。除了减税以外,我们还鼓励各级政府,减少社企的收费,给企业减少外部的交易性成本,同时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采访中,苗圩还重点给大家描绘了5G技术的发展蓝图。今年,我国将进行5G商业推广,一些地区将会发放5G临时牌照,下半年还将用上诸如5G手机、5GiPad等商业产品。苗圩首先给大家普及了一下5G究竟能干什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将来20%左右的5G的这个设施,是用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通讯问题,80%还是用于物和物,物和人,也就是物联网,像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那么讲到人和人的通讯,中央电视台去年10月1号,刚刚开通了第一个4K的高清显示的频道。那么将来随着节目源不断地丰富,网上会有更多的高清的视频的这些节目,那么用5G技术,不管是下载也好,不管你来观看也好,使大家的体验能够更好。今年,国家将在若干个城市发放5G临时牌照,使大规模的组网能够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同时加快推进终端的产业化进程和网络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我们预计,到今年的下半年,真正能够具备商业使用的这个产品,将会投放市场,也就是像5G的手机,像5G的iPad,都会陆续有这个产品会投放市场。除了消费领域,今年,国家还将加快5G技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领域的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这里头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车联网。将来在我们的路网上面,也要进行数字化信息化的改造,将来的红绿灯,不光发出红绿黄,也同时发出一个5G的,使用5G的无线的一个信号,将来在智能网联汽车上面,也都可以通过传感器能够接收到这个无线的信号。构建起一个车、路、人互相连通的这么一个整个大的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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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起“做市商退出事件”:新三板开年直面“冷周期”
导读不只是做市业务大批退出,在新三板市场遇冷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券商新三板业务收缩早已不新鲜,挂牌、督导、研究等相关业务,都在出现变化。新三板做市商退出的热潮仍在持续。1月9日,又有东兴证券、西部证券等多家券商宣布了退出为雷腾软件(430356.OC)、天谷生物(837485.OC)等挂牌企业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其中,东兴证券当日退出提供做市报价服务的企业达到5家。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至1月9日,2019年以来已有65起做市商退出为挂牌企业提供做市报价服务的事件。其中涉及的券商包括东海证券、东兴证券、方正证券等,挂牌企业则涵盖了华源股份(830786.OC)、用友金融(839483.OC)、金达莱(830777.OC)等。“这几家公司的业绩下滑,股价也跌得很惨,而且预计今年也没有什么机会再涨起来了,所以我们近期退出做市。”1月9日,北京某中型券商新三板做市业务部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做市商批量退出“做市亏成狗,基本没听说过哪家是在赚钱的。”前述券商人士有些无奈。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共有1549起做市商退出事项。其中兴业证券退出做市报价服务的挂牌企业最多,有120家;其次则是中泰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退出的企业家数分别为75家和74家;退出企业数量在70家以上的还有中原证券和东吴证券,两者均是70家。与2017年全年478起做市商退出事项的数据相比,2018年的数据增至3倍之多。从时间线来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券商开始频繁退出为挂牌企业提供做市报价服务,该年度下半年有320起做市商退出事项,占全年的比例为67%。相对应的是,2017年4月份开始,新三板做市指数持续下滑,截至今年1月9日收盘,报711.37点,区间跌幅达到39%。根据股转公司的数据,截至1月8日做市数量最多的券商是申万宏源证券,有201家,其次则是国泰君安证券和长江证券,分别有160家和148家。但与2014年8月25日做市商制度施行到2019年1月8日之间做市企业数量的最高点相比,均出现了下滑。其中,申万宏源证券减少了125家,国泰君安证券和长江证券分别减少了192家和126家。而曾经做市企业数量最多的中泰证券,目前做市股票数仅剩125家,排名第9位,与最高点相比减少了230家;排名第二的兴业证券,目前做市股票数则仅剩81家,与最高点相比减少了270家。冷淡的行情下,做市商退出已经成为必然。“某新三板企业业务范围广,客户群体丰富,近年来业绩增长迅速,预计今年收入继续增长10个亿。现做市商之一拟退出做市,计划以成本价卖出所持股份……”近日,在某新三板投资群内,有机构抛出这样的问询。事实上,类似的消息越来越密集,但另一种尴尬则是,响应者寥寥。数据显示,目前挂牌企业仅剩1074家为做市转让。1月9日,又有颂大教育(430244.OC)、亿房网(430205.OC)等挂牌企业发布了做市商不足两家的进展公告。据颂大教育披露,公司目前计划的收购事项因存在争议计划停止,因此所筹划重大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公司申请于1月10日恢复股票转让。然而,因为为其提供做市报价服务的做市商不足2家,目前仍将继续暂停转让。行业分化不仅仅是做市业务的大面积撤退,据本报记者了解,不少券商的新三板研究业务也早已进行了调整和改动。“与全盛时期十多个人相比,目前研究部门只剩几个人,部分研究员早就根据公司安排去做主板等其他研究工作了。”1月9日,北京某券商分析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事实上,如今硕果仅存的可能还是持续督导业务。“现在这种环境也只有督导业务赚钱了,一家收费十几万,几百家的收入也很可观。”1月9日,前述券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另一位曾任职新三板投行业务的券商人士受访时亦谈道,“我们公司以前新三板业务发展得很好,但这两年陆陆续续新三板业务部门员工也走了一半了,除了持续督导基本也没别的了。”Wind数据显示,目前申万宏源证券的持续督导企业数量最多,有629家,其次则是安信证券和中泰证券,分别有500家和450家。不过,更换督导券商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初就开始调整督导业务,现在就是加强服务内容,精耕细作,经过一年的调整客户反馈也不错,今年我们还是会持续承接优质新三板公司的督导。”1月9日,某券商新三板资本市场部门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本报记者了解,有不少头部券商在中小企业投行服务上进行了转型与升级,譬如针对企业挂牌后的并购重组以及投融资等,各方面均会协调规划。“督导业务之后肯定会越来越向头部券商靠拢,从机构角度来说提供的服务也会增加,此前积累较多的券商有业务优势。”前述券商人士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三板改革的密集推进,未来市场的发展情况仍受期待,相应机构的业务调整亦将有所作为。“预计新三板今年的改革会日益明朗,推出重大举措的可能性很大,增量改革措施落地可期,我们也更关注精选层的后续运作情况。”前述券商新三板资本市场部门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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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下降近40%,苹果之后轮到三星慌了
感受到全球智能手机寒流的公司,除了苹果,又要加上三星的名字了。韩国电子巨头三星电子周二(1月8日)表示,由于其内存芯片业务的市场需求低迷,以及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加剧,其2018年第四季度盈利可能大幅下滑。具体来看,三星电子预计截至2018年12月的三个月营业利润约为10.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60亿元),较上一季度下降了38.5%,且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8万亿韩元。据英国《金融时报》,上述业绩预告是三星电子的季度营业利润两年来首次出现下滑。受此消息影响,三星电子周二低开2.1%,而在2018年公司股价跌了28%。芯片业务市场需求低迷三星电子预计其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营业利润是10.8万亿韩元,这不仅远低于上一季度的营业利润,与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相比也差了28.7%。销量方面,三星电子2018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预计为5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6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6%。净利润方面,三星电子目前并未提供第四季度具体的净利润预期,但将于本月末公布财报时公开净利润数据。三星电子四季度惨淡的业绩预期一部分源于低迷的芯片需求,公司表示由于大型科技公司调整了它们对数据中心的投资,导致全球芯片需求大幅下降,由此导致三星电子的出货量以及内存芯片价格的显着下降。内存芯片业务一直是三星电子最大的利润来源,芯片价格的下跌让这家芯片巨头也尝了苦头。据彭博社援引市场研究公司InSpectrum Tech的数据,在第四季度,32GB DRAM服务器模块的合约价格下跌了约5%,128Gb MLC NAND闪存芯片的价格下跌了约3.4%。对于芯片需求低迷以及价格下调,三星电子预计芯片价格调整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继续进行,但由于季节性强劲增长和新增CPU的扩张,预计在下半年市场需求将出现反弹。三星智能手机市场受挫三星电子不仅在芯片业务上受挫,另一支柱业务智能手机同样遭遇销售下滑,该公司表示智能手机盈利能力下降是由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以及高昂的营销费。首先,三星电子智能手机销量的下滑与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整体遇冷息息相关。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查阅国际数据公司的统计发现,全球的智能手机供应商在2018年第三季度共出货3.5亿部,同比下降6.0%,这也是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连续第四个季度出货量现同比下滑。其中,三星电子是市场份额最大的智能手机供应商,虽然在2018年第三季度共出货7220万部,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20.3%,但同比下降了13.4%。销量受阻的另一方面源自竞争,日渐崛起的中国手机厂商正在抢占三星电子智能手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查阅数据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发现,三星电子智能手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从2013年第二季度的32.3%在2018年第三季度已经缩至20.3%。同一时间段内,由于苹果智能手机的定位以及高定价,苹果手机的市场份额反倒比较稳定。但在三星手机的市场份额不断缩减时,华为的市场份额从4.3%扩至14.6%。其它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如小米、OPPO、vivo也在近两年间突围而出,这些中国品牌的快速增长正在撼动三星电子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多年来保持的市场领先地位。面对重重挑战,三星电子寄希望于系列新产品,包括今年计划发售的可折叠屏幕手机,以及据称具有显示屏指纹传感器和接近零边框的旗舰Galaxy S10型号手机。而针对全球智能手机连续四季度遇冷的情况,国际数据公司则认为市场将在2019年恢复增长。另据路透社1月8日消息,同为韩国企业的LG电子公司预计四季度营业利润753亿韩元,同比下降80%,远低于市场预期;预计四季度销售额15.77万,同样不及预期。公司财务报告将于本月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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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 支持小微企业开展股权、债券融资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大金融支持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决定开展专项行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部署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会议指出,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解困,是更大激发市场活力、更多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取得一定进展,但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下一步,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切实做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一要拓宽融资渠道。将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担保品范围,从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扩至1000万元。从大型企业授信规模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创新融资工具,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支持更多小微企业开展股权、债券融资。二要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解决不愿贷、不敢贷问题。明确授信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引导金融机构适当下放授信审批权限,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与内部考核、薪酬等挂钩。对小微企业贷款基数大、占比高的金融机构,给予监管正向激励。三要力争主要商业银行四季度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整治不合理抽贷断贷,清理融资不必要环节和附加费用,严肃查处存贷挂钩等行为。同时采取措施做好信贷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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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1月9日,央行官网发布公告称,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2019年内全部完成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年初将先行推广至江苏、浙江两省,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相关工作准备情况分批实施。据了解,截至2018年9月底,我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5488万户,占全部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92%。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提升银行账户服务水平,对于支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范一飞介绍道,自2018年6月11日起,央行在江苏泰州、浙江台州试点取消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目前试点工作总体平稳,社会反响良好。截至2018年12月末,试点地区商业银行共为企业新开立基本存款账户4.56万户,其中小微企业2.64万户、个体工商户1.92万户,企业开户在1-2个工作日内完成。同时,央行印发《关于优化企业开户服务的指导意见》,组织央行分支机构和商业银行全面开展优化企业开户服务工作。据调查,企业开户时间缩短至平均3天,大大优于国际水平。对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范一飞表示,央行将继续做到“两个不减、两个加强”,即企业开户便利度不减、风险防控力不减,优化企业账户服务要加强、账户管理要加强,积极稳妥推进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2019年初将先行推广至江苏、浙江两省,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相关工作准备情况分批实施,2019年内全部完成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具体到企业账户的范围,范一飞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此次取消的是一般企业开户许可,具体就是包括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央行不再核发开户许可证。此外,为防止一些机关和法人单位藏匿和挪用预算基金,对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单位开立银行存款账户仍然执行原有规定。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经财政部门批准,并由央行进行核准。央行定期与财政部共享财政预算单位银行账户信息,形成监管合力。谈及下一步账户管理改革方面,范一飞在答记者问时透露,央行还在研究构建本外币合一的银行账户体系,对现行银行账户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同时,还要出台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来进一步强化银行账户实名制要求,深化银行账户的分类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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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赚百万?杭州一楼盘业主齐刷刷挂牌卖房
(原标题:刚摇中就交付!杭州一楼盘业主齐刷刷挂牌卖,几个月赚百万?)“学区房西湖国际城,业主急售,现房!有意者私聊!”相关截图12月末,位于三墩北的摇号红盘中国铁建西湖国际城比预期提前一年交付,让业主们喜出望外。就在业主们纷纷感叹“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之际,也有不少投资客业主,尽管还没拿到房产证,却已经迫不及待跑到各大中介公司将房源挂牌出售。西湖国际城现状西湖国际城项目共有7幢高层和10幢洋房,2017年首开16、17号楼洋房。2018年4月杭州正式实施摇号政策后,西湖国际城去年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摇号选房,分别为:6月1日推出150套房源,均价约2.8万元/㎡;8月4日推出793套房源,均价约2.4万元/㎡;9月10日推出447套房源,均价约2.3万元/㎡。目前,西湖国际城仅剩最后两幢楼未开盘,其余房源都已售罄。作为杭州主城区高性价比的楼盘(与当时周边二手房的差价巨大),西湖国际城是去年摇号风潮中最耀眼的“万人摇”明星楼盘之一,其中有两次摇号登记人数皆过万。Q先生就是在去年9月份的那次摇号中签的,买到了一套89㎡的房子,这套房子,Q先生是打算留给儿子留学回来自住的。12月27日,他忽然接到开发商的电话,通知他12月29日去收房,“合同上写的交付时间是2019年12月底前,没想到提前1年就交房了。”Q先生还在犹豫要不要提前收房,“听业主群里说,现在虽然工程竣工达到交付标准,但是园林、地下车库这些配套都还要继续施工,万一提前收房了,后期这些配套差强人意,那我们上哪儿诉苦去。”西湖国际城现状相比自住的业主还在为日后的居住质量思前顾后,摇中了这个楼盘的投资客们,却行动迅速、毫不含糊,不但爽快地去收房,而且交付当天就将房源挂到中介了。位于西湖国际城附近的我爱我家一家门店,一位中介经纪人说,别看西湖国际城刚交付,房产证都还没拿出来,来挂牌的房源可真不少,“在我们这边有登记的大概有七八十套房源。”这些房源的挂牌价,也都是冲着“稳赚百万”的目标去的。记者看到,89㎡的主力户型挂出来的房源最多,其中挂牌价最低的一套是315万元(相当于单价3.54万元/㎡),最高的一套带车位叫价400万元,主流的挂牌价格是320~340万;还有一套131㎡的房源,更是挂牌价格高达620万元。还有一位业主,摇中了两套西湖国际城的房子,两套房子都挂出来打算出售。中介经纪人说,因为小区旁边将引进求是教育集团杭州市星洲小学,在业主们看来,西湖国际城算得上是“学区房”,因此挂出来的价格普遍偏高。中介经纪人解释说,因为西湖国际城的房产证预计要年后开春才能办出来,现在这些挂牌房源都没有实际成交,挂牌价也没有真正的参考意义,“也有购房者来咨询的,但是一看到价格这么高,就没下文了。”西湖国际城现状Q先生作为自住业主,也对投资客们挂出来的价格表示咂舌,“小区边上就是高速和铁路,离地铁站的距离也挺远的,缺点还是挺明显的。”钱报记者在透明售房网上看到,西湖国际城周边的较新商品房小区中,目前学区较好的金地自在城的二手房,上个月签约均价在3.5~4万元/㎡之间;龙湖水晶郦城1月6日成交了两套房源,签约均价分别为2.47万元/㎡和2.68万元/㎡。除了西湖国际城,位于临平山北的中铁九逸也在12月26日迎来了交付,比起原定的2019年9月交付整整提前了10个月。中铁九逸同样也是毛坯交付。中铁九逸现状要知道,中铁九逸最后一批330套房源是在12月3日才刚刚结束摇号的(均价13200元/㎡),相当于摇中的业主只等了3个星期就房子交付了。从时间上来看,中铁九逸算得上是杭州摇号交付第一盘。不过,相比西湖国际城交付后大量投资客挂牌抛售,中铁九逸的业主来中介挂牌的似乎不多。钱报记者在附近的一家二手房中介房友门店了解到,目前仅有1套位于一楼的中铁九逸新交付房源挂牌,89㎡,挂牌价155万元,折合单价约1.74万元/㎡。中铁九逸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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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神盾局:解密美国的科技大脑
摘要:互联网、GPS、无人机、平板显示器、隐身飞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世界现在和未来的科技成果,都是DARPA曾经的作品。2018年,美国当地时间11月12日,“漫威之父”斯坦·李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这位美国漫画界泰斗级人物,生前创作了《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X战警》等经典漫画,构建起一个影响无数人、庞大恢弘的漫威宇宙。其超级英雄漫改电影在全球狂卷超200亿美元票房,成为世界上运营最成功的超级IP之一。漫威宇宙里,有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神盾局”(S.H.I.E.L.D.),作为正义世界的“科技大脑”,组建了由众多超级英雄组成的复仇者联盟。这些世界拯救者们身上,集成了地球上最先进的黑科技,他们与威胁人类的邪恶势力战斗,保卫着美国和世界的安全。漫威宇宙中的“复仇者联盟”这个带有强烈美国式“英雄梦”的组织,有一个现实中的版本——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承载的使命和创造的传奇,丝毫不逊色于漫画中的神盾局。互联网、GPS、无人机、平板显示器、隐身飞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世界现在和未来的科技成果,都是DARPA曾经的作品。一份60年代的DARPA内部报告中写道:“一系列人类行为研究均与国防相关。” DARPA研究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能让美国人赢得未来的世界军事冲突。这个神秘的组织,与漫威世界里那个将指挥部设在“天空母舰”上的“神盾局”一样,管理着美国科技的最高机密。而连DARPA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以“感知军方未来潜在需求”为创办目的的科研机构[1],日后会成为人类科技创新最具重要的孵化器之一。01创建DARPA1957年10月8日,尼尔·H·麦克尔罗伊被任命为美国第六任国防部长。这位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前一份工作是宝洁公司的总裁。麦克尔罗伊起初并不太愿意出任这份公职,理由很现实:工资太低。在老朋友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盛情相邀下,麦克尔罗伊终于勉强答应接下这份差事,条件是:可以从宝洁公司请假,但是只干两年。在宝洁的时候,麦克尔罗伊从上门推销肥皂的销售员干起,一步一步做到宝洁公司的行销经理。彼时宝洁公司生产的肥皂,正面临销售低迷的危机,麦克尔罗伊想出了一个主意——在白天的电视节目中插播肥皂广告,这个时间段会有大量的美国家庭主妇收看。投放效果出奇的好,1957年,宝洁公司肥皂年销售额已达10亿美元。[2]麦克尔罗伊,也因此成为全球广告界大名鼎鼎的“肥皂剧之父”。除此之外,麦克尔罗伊还提出了著名的品牌经理制,他提倡的“一个人,一个品牌”制度,将公司雇员变成了全力以赴推广公司产品的经理人,这个制度使宝洁公司的产品遍布全球。这位广告界的传奇人物,骨子里也是一名执着于研发的狂人,巨额的研发投入奠定了日后宝洁产品全球扩张的基础——在他担任宝洁总裁的最后一年,整个公司有70%的利润来源于前12年投资研发的产品。日后的事实证明,麦克尔罗伊把卖肥皂的成功经验平移到国防科技管理上,同样可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跨界客串国防部长的企业家,和一位拥有二战指挥官背景的总统联手,将给日后的人类科技带来深刻的改变。而此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来自苏联人在太空领域的巨大威胁。在麦克尔罗伊正式走马上任的四天前,苏联发射了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旅行者1号”,消息迅速传遍美国,让美国人陷入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最大恐慌。当时正值美苏核竞赛的焦灼时期,这颗由洲际弹道导弹技术送入太空的卫星,意味着苏联人很快就有能力携带核弹头,穿越半个地球打击美国境内的一切目标。赫鲁晓夫同时施放了另一颗“卫星”,通过媒体大肆宣传“世界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向世界夸下海口:“苏联拥有所需的各类导弹,可以击中美国和欧洲的任一城市。制造导弹就像制造香肠一样,不断从车间里成批生产出来。”此时正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毛泽东主席,也不失时机的站出来调侃。他在一次会上开玩笑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把人造地球卫星抛上了天,美国人哪怕抛个山药蛋上去给我看看也行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迫使不明真相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最后任期内做出了“赶上苏联”的决定,从1958-1960短短三年间,美国的战略核武库几乎增加了两倍。直到1961年1月,新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总统才发现,美国陷入了一场骗局,“导弹差距”只不过是赫鲁晓夫精心导演的“战略忽悠”。就在艾森豪威尔决定扩张核武库的同时,麦克罗伊尔带来的一个大胆设想。他建议在五角大楼内部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名叫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RPA)。这个机构将负责包括太空领域在内的美国大多数军事高技术研发项目。艾森豪威尔这时正面临另外一个头疼的问题。刚从二战中走出来的美国,聚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但此时的美国军方科研机构山头林立,陆、海、空三军都想当老大,在未来武器研发中获得更多的主导权。作为二战中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深知各军种团结的重要性,他一直力主纠正军种之间重复上马项目造成的资源浪费。当麦克罗伊尔将这份收拢研发权力的计划摆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时,这位总统眼前一亮:知我者老友也。1958年1月9日,就在美国的第一颗“山药蛋”被抛上天的22天前,艾森豪威尔通过国情咨文,正式向全国宣布这个新机构的成立。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今天并不打算对危险的军备竞赛作出判断,然而,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不管他们(苏联)现在怎样,美国打算让他们停住。”[3]创办初期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关注重点都与对苏联人的防御有关,主要集中在航空、弹道导弹防御和核试验探测三大领域。1960年,高级研究计划局将民用航空项目交接给了新成立的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军用航空项目交接给了各个军种。从此以后,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集中精力专注于防御者计划(弹道导弹防御)、维拉计划(核试验探测)和敏捷计划(反叛乱研究与研发)等项目,并开始致力于计算机处理、行为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工作。通用电气高管罗伊·约翰逊被任命为DARPA的第一任局长。36岁的赫伯特·约克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这位美国最优秀的青年核物理学家,6年前就已经担任利弗莫尔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主导了美国冷战早期一系列的氢弹试验。其麾下的主要干将,也几乎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支优秀企业家和年轻科学家们组成的团队,让DARPA从创建开始就远离官僚主义的缠绕,在秩序森严的国防体系内开辟了一片自由、灵活的创新“乐土”。其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将在日后几十年里,引领美国的军民融合,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史做出卓越的贡献。02DARPA的运行机制成立后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折腾过几次改名,从1958年最初创建时的ARPA,到1972年3月改名为DARPA(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再到1993年2月改名回ARPA,至1996年3月再次改名为DARPA。DARPA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因为他并不从事与具体的研究工作。他更像是一个国家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专门投资和管理一些“高风险、高收益、前瞻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这里,创新几乎没有门槛。年轻的科学家们,可能只需要凭借和局长简短的几句交流,就能拿到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美元计的项目资助经费。而对于人才的选用,DARPA则更是不拘一格。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原本是希腊的一位电梯修理工人,业余时间关注“粒子回旋加速器”一类的前沿科技。正在美国头疼如何防御苏联人导弹的时候,这位“民间科学家”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每年在大气层中引爆数千枚核弹,以在大气层上方造成由高能电子组成的能覆盖全美的“天穹”,可以将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这个听起来像是要毁灭地球的计划,却得到了赫伯特·约克等人的大力支持。这项名为“137号工程”的实验,DARPA不仅郑重其事地给予了充足的研究经费,还组织了一批当时科学界最严肃意义上的顶级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协助克里斯托菲洛斯完成计划。他们当中,有粒子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以及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核武器工程师。日后正是这些人提出了“6 夸克”、虫洞和量子泡沫等概念。其中两人,尤金·威格纳和瓦尔·菲奇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项研究,促使了人类首次电磁脉冲炸弹的试验。2014年,由赵又廷、黄渤等人主演的《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那颗瞬间让全香港断电断水,陷入一片死寂的EMP炸弹,正是这项技术的科幻版本。在DARPA内部,最常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改变世界”。DARPA的主要责任,是不断发现从事“未来”研究工作的人才和新思想,并加速向“现在”转移。其工作重心,不是现有技术的逐步改进,而是技术的革命性创新。DARPA不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所有的具体研发都外包给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高校,或者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防务承包商来完成。DARPA的核心人才,是一支精悍的项目经理团队。这批项目经理大多数由创新意识极强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他们作为整个项目的指挥中枢,在每个项目体系中拥有绝对权威。目前DARPA每年雇佣约120名项目经理,每人任期5年左右。实行任期制的目的,是为了源源不断的引入新鲜的思想和创新活力,杜绝机构的官僚化。这些项目经理,每年负责1000-5000万美元不等的经费,每人管理着一个或多个项目,在经费支配方面拥有非常高的自主支配权。除了统筹协调研发进度外,还负责与应用方对接,完成产品向军方的移交。这种短期任职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时刻提醒项目经理,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来完成手中的工作。信息创新办公室项目经理迈克·沃克说:“感到时间的流失才是核心。这是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动力,促使人们提出建议,构建原型及全部。”和所有的创新型组织一样,DARPA的组织管理极为扁平化。纵向分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和项目经理组成的三级垂直管理机构,横向分为6个技术办公室、3个专项计划及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及7个职能保障办公室。DARPA的创意来源十分多元化,除了鼓励从科幻大片中寻找灵感外,DARPA还会以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征集创意——包括面向社会举办的各类新技术大赛,以及工业日、开放日等活动。除此之外,DARPA还有一批专门合作的智库,如著名的JASON国防咨询小组[4]、兰德智库,以及各军种的科学委员会。研发和咨询统统外包,DARPA只从事最核心的项目管理和投资工作。这种小核心、大协作的运营模式,让DARPA得以成为一个高效运作的机构。军民融合,是DARPA的另外一大特色。DARPA认为,即便是最具有革命性和希望的新观念,只有被整个军队或全社会投入使用,才能“改变世界。”为此,DAPAR建立了基于军事需求引领的军民协同论证机制。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技术转移。作为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准独立机构,DARPA的汇报机制也十分简单。创办之初只需要直接向美国国防部长负责,现在则是向分管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报告,不受来自外部的其它任何部门或个人牵制。这种创新思维超前,高流动、扁平化、小机构的管理模式,也成为日后影响DARPA发展的一把双刃剑。既让DARPA得以成为最高效的前瞻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也常常因为创新理念过于超前,而导致与各军种的现实需求产生矛盾,项目受到军方的阻碍。过于激进的技术创新、人员流动过快,也给后续的持续发展和技术融合带来困难。以至于很多技术半途而废,缺乏后续的推进,日后很难融入现实的商业应用之中。但是我们无法否认,DARPA的模式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在冷战期间,成为引领美国科技创新最耀眼的一面旗帜。那些成功孵化出的作品,也一件件从军方走向民间,从美国走向世界,成为点燃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催化剂。在DARPA的工作动力里,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美国“赢得战争”。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都与战争密不可分。03网络战争如今我们使用的互联网,前身叫做“阿帕网”。“阿帕”,即为当时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缩写ARPA。这个改变世界的发明,源于五角大楼对军事指挥的需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距离全面核战争最近的一次事件。这一年,心理学家J·C·R·利克里德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加入DARPA。DARPA聘用利克里德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名为“C2”的核武器指挥系统。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爆发核战争,总统只能依靠办公室的一部红色座机电话指挥反击。而如果苏联人的核导弹已经来袭,光拨号码就需要浪费掉几秒钟的时间,显然是来不及的。跨界的科学家常常具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作为一名研究“人类听觉神经系统”的心理声学家,利克里德从模拟人类大脑的运行方式中找到了答案。要让指挥命令更快速地下达,首先就必须将控制武器的计算机联网,共同组成一张“超级大脑”。在那个计算机运算能力还不如今天一部计算器,体积却有一座房子大小的年代,这个想法无疑是破天荒的。但利克里德坚持相信,计算机终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的“电子助手”,具备“回答问题、仿真建模、图标演示、举一反三”的能力。协助人类完成更多的“机械性工作”。利克里德还构想了一幅“未来图书馆”的画面。“人们坐在家里的台式电脑前,就可以远程阅读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这个现在早已实现的场景,在60年代初期人们的眼中,就如同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一样,疯狂且大胆。在利克里德抵达DARPA六个月后,写下了一份备忘录,文中提出,建立一种“星型拓扑网络”,来解决计算机之间联网的问题。它让无数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庞大的多用户系统,可以跨平台收集信息并进行整合。这份备忘录,日后被称为“数字革命的第一颗种子”。DARPA对这种革命性的思考方式极为感兴趣。在利克里德担任DARPA信息处理技术处处长期间,整个美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的70%由DARPA赞助,结果DARPA不仅成为网络诞生地,同样也是电脑图形、平行过程、计算机模拟飞行等重要成果的诞生地。1965年,利克里德离开了DARPA,离开之前,他说服了自己的两位继任者——年仅26岁的伊凡·苏泽兰和33岁的鲍勃·泰勒,让他们同时相信“网络”概念的重要性。泰勒就任后,找到当时DARPA的主任查尔斯·赫兹菲尔德申请启动资金,用来尝试在四台不同的大学计算机之间建立连接。赫兹菲尔德当场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四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如果其中一台出问题,是否整个网络都会崩溃?”思维敏捷的泰勒立刻回答:“应该不会,可以在这个系统中植入网络冗余的概念,如果一个节点失灵,在网络中游走的信息就会另择通道。”这次仅20分钟的会谈,可能是互联网早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不止是谈妥了全球互联网技术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互联网最关键的底层技术逻辑——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政权能够完全占领或者控制互联网。最早联网的四台计算机1967年,在鲍勃·泰勒的力邀下,拉里·罗伯茨来到DARPA,着手筹建“分布式网络”。到1972年,阿帕网已经拥有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24个节点。连接这些节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名叫罗伯特・卡恩。日后他与另一位DARPA的程序管理员温特·瑟夫一起,发明了可以让新加入的节点也能同样与旧节点交流的通用语言——TCP/IP协议。罗伯特・卡恩、温特·瑟夫、拉里·罗伯茨、鲍勃·泰勒这一串星光熠熠的名字,后来被世人统称为“互联网之父”。与互联网研究几乎同时起步的,是关于人工智能(AI)的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初衷一样,人工智能研究课题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对不断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突破性创新。20世纪60年代初期,DARPA在MAC计划中尝试加入电脑分时操作技术,开启了最初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而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项目列入DARPA预算,则是到60年代末的事。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DARPA已经成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支持者,并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如自动语音识别和图像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人工智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在一些军事系统上得到应用。DARPA选择的资助对象,主要是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高校。这两所美国顶尖的理工科高校,日后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主要发源地。DARPA不仅支持知识表达、问题解决、自然语言结构等技术的基础研究,也支持专家系统、自动编程、机器人技术和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应用研究。[5]由于人工智能研究涉及科目诸多,且需要大量算法的积累和硬件的突破,发展远远不如互联网迅速。人工智能的研究,在DARPA信息处理技术处的优先级排位里也并不算高,发展至今也是一路坎坷。与DARPA人工智能的研究密不可分的,是机器人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很简单,同样是为了未来战争。日后我们常常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看到人类战士穿戴的各种高科技机甲,和那些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机器人,大多都有其现实的版本。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飞速发展,让美国人感觉到了从东半球而来的威胁。1983年,DARPA成立战略计算项目(SCI),以此提高所有计算和信息处理领域的优势。人工智能成为战略计算项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DARPA想建一张能在战争中自主决策的网。在DARPA的日志里,是这样描述这项计划的:“武器速度和攻击范围的增加加快了战争的节奏,具有固定计算逻辑的计算机愈发无法适应战场决策的需要。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和决策者将被迫依赖人的判断。因此我们需要能够应对这种多变的、不可预测的战争情况的计算技术。而能够在量子水平进行计算的计算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一年之后,施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在好莱坞上映,全世界的观众都从电影院里看到了那张差点毁灭地球的“天网”。1984年全球上映的《终结者》这张现实版本的“天网”并没有建成,1993年,这项耗资10亿美元的计划最终停止。DARPA的结论是:我们还远远没达到SCI计划的技术水平。不管电影是否放大了人类对计算机的恐慌,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用于未来战争,都是DARPA从来没有停止的探索。或许是《终结者》给DARPA研究人员带来了更多的灵感。电影上映一年后,DARPA人工智能的研究(包括杀手机器人)成为战术技术办公室(TTO)聪明武器项目(SWP)的一部分。1999年,DARPA在计算机和通信项目下,设置了智能系统和软件技术的研究科目,目的是为了研制一种能够主动、自主为战士提供各类辅助信息的人工智能系统。进入21世纪后,DARPA开始大力资助机器学习的项目。希望让机器不仅仅能简单模仿人的行为,还能够像人一样自主学习。2000年之后,DARPA开始研制通过对话进行人机交互(HCI)的系统,该系统能从与不同人的对话中学习经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现在天天陪伴我们生活的苹果Siri、微软小娜,还有国内的天猫精灵、百度小度们,都是这项技术的徒子徒孙。2010年,DARPA在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资助深度学习项目(DL),目标是构建一个通用的机器学习引擎。神经网络与传统计算机不同,传统计算机是使用预编程指令处理特定但范围有限的可预知事件,而神经网络的目的是,先从以前经历的例子中学习经验教训,然后再调整适应以前可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通俗地说,这是目前最接近人脑的智能学习方法。深度学习可以完成高度抽象的任务,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检索、自然语言理解等。深度学习技术的诞生,将人工智能带上了一条新的快车道。而这项技术的日益精进,也再一次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忧虑。“机器是否真的有一天会统治人类?”这个喋喋不休的问题,正式从科幻小说走入现实科学家会议的讨论之中。人们开始追问科学家:“我们是否真的已经打开了毁灭世界的潘多拉魔盒?”但是DARPA并没有丝毫停步不前的意思。2018年9月8日,DARPA宣布,计划投入20亿美元开发新的AI技术,这是 “AI Next(下一代人工智能)”计划的一部分。DARPA在一份声明中称,将致力于打造具有常识、能感知语境和更高能源效率的系统。可以预见的是,这项技术将再一次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而对于更远的未来,我们都身处未知之中。唯一确定的是,科技在向前发展,任何人也无法阻挡。正如《黑客帝国》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任何事情都始于当初的选择。”04那些未实现的“黑科技”和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一样,DARPA的项目并不是每个都能取得巨大成功。DARPA收到的所有项目计划书中,有的确实是才华卓越的创新突破,也有相当多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想法。与其说DARPA历史上的成功项目多得可怕,不如说DARPA对项目失败的承受度高得惊人。虽然鼓励冒险、鼓励新想法和容忍失败,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拿到DARPA的资助。DARPA在项目资助资金的审核上,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流程。其战术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帕梅拉·梅尔罗伊认为,“在特别危险的项目里需要考虑投资规模,思考‘疯狂线’究竟画在哪里”。虽然审查严格,但没有任何提案因为想法过于大胆而被忽略。如今再来看DARPA的一些疯狂想法,脑洞之大丝毫不亚于好莱坞的科幻导演。甚至很多漫威和好莱坞科幻电影里的黑科技,都能与那个时代的现实研究对应得上。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是斯坦·李们给了DARPA研究的灵感,还是DARPA给了斯坦·李们创作的灵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一场“人体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热潮。钱学森等人为首的顶尖科学家热衷于此,以解放军507研究所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从全国各地收拢了一班号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研究,期望能从这些奇人身上,找到能“用意念控制卫星”、甚至隔着大洋对敌方进行“致命攻击”的绝招。这场现在看起来颇显荒诞的“超能力”研究,并不是中国人的原创。美国和苏联人从更早时候就开始了这项研究。作为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不为人知的秘密竞赛,一度受到国家最高层的密切关注。这项秘密研究的始作俑者是苏联人。二十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工学博物馆聚集了一批具有“超能力”的“特异功能者”。[6]其中一位叫沃尔夫·梅兴的“特异人”最有名,梅兴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不仅是宣传海报贴满全国的“网红”,还是斯大林的座上宾。这些“特异功能者”经常被克格勃请去“执行任务”。比如,从电视画面中“判读”美国总统和其他要人的健康;以旅游者身份潜入美国,通过“超能力”和自己远在国内的“同事”联络,把搞到的情报发出去;克格勃还曾经试图让“特异功能者”“看”水下的美国潜艇,以及发现燃料加注基地等。EA公司于2001年发行的《红色警戒2:尤里的复仇》,以苏联的“特异功能者”作为故事蓝本20世纪70年代,DARPA委托兰德公司评估“美国与苏联在超自然现象方面科学与技术研究活动的实质性差异”。换句话说,DARPA开始插手“精神力研究”。[7]为此,DARPA煞有其事的花费了数百万美金,试图招募一批具备心灵感应能力的人来进行远程间谍活动。甚至秘密筹建一所类似《X战警》中的泽维尔天才学校。DARPA期望,这批特异功能者可以通过折弯汤勺,来折磨克里姆林宫里的苏联领导人。DARPA还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过一种“机械战象”,不知道研究者是否受到中国《三国演义》中“木牛流马”的启发。这种为了帮助越战中的美军穿越热带丛林,运输战争物资的机器人,可以穿越山区、沼泽、小溪甚至河流,沿着狭窄蜿蜒的丛林小径以及陡峭的山坡运送人员货物。后来这项发明被时任DARPA主任的埃贝哈特·莱克廷叫停,理由是“脑洞过大,会严重影响DARPA在国会的信誉”。1980年上映的《星球大战5:帝国反击战》中,有一款可以运输40名冲锋队员的AT-AT全地形装甲步行机,正是这款“机械战象”的科幻版本。星球大战中的AT-AT步行机这款全地形步行机器人,涉及到极为复杂的机械设计和控制技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DAPAR并没有停止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1992年,马克·莱伯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Leg Lab实验室里创办了波士顿动力公司。这家致力于仿生机器人研究的科技公司,日后将在世界机器人科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著名的项目“猎豹机器人”,正是在DARPA的资助下得以开展。DARPA资助的猎豹机器人项目《钢铁侠》电影中,托尼·斯塔克在自己的胸前安装了一个“方舟反应堆”,这是一个迷你可控的核聚变反应堆,可以为自己的钢铁盔甲提供源源不断的充沛动力。而这个小到可以拿在手上的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也曾经在2009年,正式进入DARPA的研究目录,并获得300万美元的研究预算。钢铁侠的“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以上仅仅是DARPA各种惊世骇俗研究中的冰山一角。据非官方统计,DAPAR成立六十年的历程中,失败的项目占比高达98%。虽然很多项目因为现实条件不具备而胎死腹中,但是DARPA对美国科学进步的最大贡献在于——即使这些项目暂时失败,所积累的经验和沉淀的有价值的技术,也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DARPA国防科学办公室现任主任斯蒂芬妮•汤普金斯曾说:“如果失败是因为你愚笨懒惰,那不可原谅,好在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太常发生”。DARPA鼓励“正确的失败”,并尽可能总结出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愿望总是美好的,但实际上,DARPA自己并没有做好这项工作。由于项目经理流动太快,很多项目都来不及写出详细的总结报告。这也成为近年来美国国会和军方对DARPA模式提出质疑的一大原因。但这些精英项目经理,即使离开DARPA,也能成为新的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DARPA的研究从来不立足于眼前,而是着眼于未来。与其说DARPA在资助天才的科学家们进行一项项疯狂的研究,不如说支持着他们探索未知的世界。这些向未来世界的探索,会将我们带向更加自由,还是更加禁锢?我们犹未可知。《变形金刚》电影里,擎天柱曾经说:他们是原始的种族...难道我们不是吗?他们还年轻,需要不断学习!但是他们有优秀的品质,自由是所有生命体拥有的权利。……05中国的“DARPA”中国类似DARPA职能的机构,有人认为是国防科工局,也有人认为是中央军委新成立的科技委。现在的国防科工局,组建于2008年3月。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这个“新国防科工委”,属于政府序列。而另外一个常常容易被大家混淆的“国防科工委”,则原属军队序列,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1982年由军队序列的国防科委、政府序列的国防工办和军委科装委合并而成。在1998年3月机构改革时,一部分职能划归军方,改组为解放军总装备部。另一部分职能则并入新组建的“国防科工委”。简单地说,1998年机构改革时,中央将原来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剥离,连同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一起打包合并,成立了新的国防科工委。2008年又在此基础上,改组成立为副部级的国防科工局。原来的五大军工总公司,1999年改组成为十大军工集团,自此轻装上阵,离全面市场化又更进一步。而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以及日后的国防科工局,则承担着管理、协调、统筹十大军工集团的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百科词条上写道:“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涵盖核、航天、航空、兵器、船舶、电子六大行业,肩负着强军和富国的双重使命。国防科工局具体负责组织管理国防科技工业计划、政策、标准及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监督。”从国防科工局的对外文件中可以看出,该局同时专注于先进工业技术的研究和国防基础研究的计划管理工作,并承担着推动军民融合的重大职责。目前国防科工局的科研支持专项计划中,包含基础科研、技术基础、配套科研、民用航天等若干专项。国防科工局基础科研专项“十三五”主要计划范围将国防科工局视作中国的DARPA,显然是低估了国防科工局的职权功能。与DARPA更多专注于未来前瞻性科技的孵化不同,中国国防科工局更专注现有工业技术基础能力和国防科研总体能力的提升。目前国防科工局共设有17个司、局,以及12个局属单位(中心),并在各省市设有地方工办,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设置。与DARPA定位轻、快,鼓励冒险、追求创新的扁平化运营模式不同,国防科工局的任务,是需要扎扎实实地提升中国的基础科研能力。这也直接反映出中美现阶段科研风格的巨大差异。DARPA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集中投资和孵化着最具前瞻性的科技,探索着世界科技创新的未知领域。而中国科研仍以补课为主。跟随研发的同时,补齐中国工业存在的短板。突破性的创新尝试,则暂时分散在各大院所和高校内部。相比国防科工局的重任在肩,另一种声音则认为,2016年,新一轮军改中成立的军委科技委,看起来似乎更有“中国DARPA”的气质。国防科工局和军委科技委,一个代表乙方,一个代表甲方。所处立场不同,工作方式自然也有差异。2018年,军委科技委成立一支快速响应小组。根据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公告显示,快响小组成员共6名,平均年龄36岁,最年轻的仅为29岁,全部为博士学位,分别拥有空间机器人、先进制造、智能控制、项目管理等各学科领域的专业背景。而公告中对快响小组的工作方式描述为:“快响小组每月组织一次为期5个工作日,针对1-2个商业技术领域的实地调研,主动发现或积极受理具有现在军事应用价值的先进技术,并视情邀请军兵种相关人员开展应用策划和需求对接。对合适项目,由组长和专家组形成现场评估意见,与有关单位草签合同,返京后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周期通常不超过12个月。”根据“快响小组”发布的首批7项需求来看,主要集中在配件、耗材和软件方面,大多是与现有武器装备配套直接相关的零部件。与DARPA充满科幻感的研究计划相比,“快响小组”发布的技术需求显然要接地气许多。但是凡事总有开头,能够跨越重重繁复的审批流程,搭建起“军品民采”的直通车,已经在推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做了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在快响小组首批需求发布的三个月内,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仅仅100天后,就在深圳与14家单位签订了首批项目合同,总金额达到1156万元。没有管理创新,就没有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从历史进程中寻觅踪迹,军工历来是集中体现人类管理智慧的领域,是一个集合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程等多学科知识的载体。现代项目管理起源于国防领域,经过几十年发展嬗变,又以全新面貌服务于国防。新中国的国防科研体系从创办初期,同时带有美苏模式的双重印记。一方面承袭了苏联的部分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以钱学森为首的一批留美科学家归国,为新中国科研体系的创建打下了第一根桩。1956年10月8日,由钱学森挂帅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个比DARPA还早两年成立的国防科研机构,日后开枝散叶,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和航空航天事业的最早发源地。目前中国的国防科研管理体系,正是以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为基础,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不断创新求变。历史经验显示,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后盾,科技创新则无从谈起。正如领导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所说:“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脊梁,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如今,中国的国防科技科研管理体系,正在历经新一轮的组织改革。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历经70年的卧薪尝胆,到了破茧成蝶,创新之花不断绽放的时候。中国是否需要一个像DARPA一样的组织来集中孵化创新,这只是一个形式上可以探讨的问题。而更深刻的思考在于:什么样的组织方式,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06未来在2014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DARPA局长阿拉蒂·普拉巴卡尔讲到:“我们仍然面临着空前机遇,那就是以特定的方式推动技术进步,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我们研读2018年DARPA的研究计划。从227个在研项目中[8],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轮廓。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BTO)的工作重点,是利用工程和信息科学的进步,来推动生物技术的重塑。其研究项目中,不乏神经技术、兼具预防和治疗的自动诊断技术、生物控制、人机接口、人因绩效、生物工程材料、疾病预测、安全基因、传染病及合成生物学这一类革命性技术。国防科学办公室(DSO)则负责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一系列高新技术,转化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颠覆性技术。其中包括:高效科学仿真加速计算、原子级技术、化学武器的分解与销毁、机器深度学习、极端光学和成像、飞行机器人、光子探测、太赫兹、量子技术、Z战士、超级材料合成等等。信息创新办公室(I2O)开发改变游戏规则的信息科学和技术,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信息优势。其在研项目包括:主动网络防御、多尺度异常检测、大数据搜集和分析、自适应软件系统、计算机仿真在线社交行为、人机交流技术、安全软件、透明计算、高可靠度语言自动转录、利用智能手机对作战人员进行健康分析等等。微系统技术办公室(MTO)通过在微处理器、MEMS系统和光学器件领域的投资,为美军的战略突袭创造机会。近年来,这个办公室一直推动者半导体材料、高性能集成电路、相控阵雷达、高能激光器、红外成像等领域的创新,帮助美国建立和保持巨大的技术优势。战略技术办公室(STO)则致力于开发作为网络支撑作战的技术,以提高军事效能和适应性,并降低作战成本。其重点领域包括:作战管理、指挥与控制系统,通信和网络,情报、监视与侦察,电子战,定位、导航与授时,基本战略技术和系统。战术技术办公室(TTO)将负责陆、海、空、天领域的全新革命性作战平台,即战术武器装备。目前在研的项目包括:座舱内机组人员工作自动化系统、反潜战持续跟踪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空天飞机、小精灵无人机、地面X战车、无人机航母、高超声速武器、磁流体动力爆炸弹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机器人、太空监视望远镜、垂直起降飞机、进攻性蜂群战术等。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出现了“以军带民”到“以民带军”的新趋势。不仅有以硅谷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新思想、新概念、新创意大量来自中小企业,甚至个人。特朗普上台之后,更加重视以硅谷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成立了以他女婿库什纳为首的白宫创新办公室,推动美国新一轮的创新机制改革。新时代提出新要求,DARPA“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必须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联动起来。2017年,美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了名为《重组国防部采办、技术与后勤组织和首席管理官组织》的改革计划,包括DARPA在内的国防部内三个准独立机构将被降格,划归分管科研和工程项目的国防部副部长领导。冷战时代的阴云已经散去,科技研究不再充满血腥味道。那些超级大国争霸留下来的科技财产,已沉淀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生产力。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的当下,DARPA和他的同僚们,已不再如往昔那样的神秘莫测。他们所探索的前沿科技,不再只是存在于好莱坞科幻大片里,而是一个又一个地走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许终有一天,DARPA会结束他的历史使命,他所创造的那些经典科技作品,将和好莱坞的传奇电影一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谈资。但是科学家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人类还存在,创新就没有终点,科技就没有结局。参考文献:[1] 安妮·雅各布森著,李文婕\郭颖译《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2017[2] 于川信\刘志伟《军民融合:DARPA创新之路》,2018[3] 刘作奎《冷战缔造互联网》,2002[4] 蔡文君《美国国防科技决策背后的神秘力量——JASON国防咨询小组情况分析》,2017[5] 朱鹏飞《DARPA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四个阶段和五大领域》,2017[6] 卢清龙《解密前苏联的“特异功能”研究》,2013[7] Mark Strauss著,Jerrusalem译《DARPA:真实版神盾局的10个疯狂科学计划》,2014[8] 张修社主编《2018年DARPA研究计划聚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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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蒸发仅用15天 权健俱乐部拆除权健二字
18年的圣诞节,往年都是广州恒大占据头版头条,然而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却将另一家中超俱乐部背后的投资集团顶上了风口浪尖。那时可能谁也想像不到,就在15天之后,也就是1月9日,天津权健的牌匾正式被拆除,中国足坛再无权健,同时新托管成立的俱乐部已经获得批准,只待1月12日后中国足协的准入公示。1月9日下午,坐落在天津河西区的权健足球俱乐部走进了几个工人,开始对俱乐部主体建筑的外围进行施工,天津权健字样被摘除。同日上午,坐落在天津市河东区的权健青少年培训中心也将权健字样以及队徽拆除。从12月25日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将权健顶上风口浪尖,到权健相关标志被拆,仅仅15天,传销帝国、足球巨鳄轰然倒塌,速度之快令人唏嘘。据了解,权健俱乐部托管至天津足球协会后更名的天海俱乐部已经获得中国足协的批准,1月12日后中国足协将对获得准入资格的俱乐部进行公示,天海俱乐部如无意外将会出现在名单之内。另外,此前曾有消息称权健内部欠薪,实际上为前任管理者留下的历史问题,欠下的则是几位老将的签字费。由于中国足协严令打击签字费,这几名老将也肯定很难拿到这份钱了,俱乐部其他欠款问题均不存在,因此天海俱乐部进入19赛季中超没有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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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交易:信息与时间的战争
摘要:高频交易战是一场信息与时间的战争,以最快的时间获得最早的信息是制胜的关键。高频交易是如何赚钱的?高频交易的前提是:股票交易由人转为由计算机完成,实现完全自动化。在金融二级市场中,一次传统的交易行为,会涉及三方:投资者(出钱的人)、经纪商(投资者和公开市场的中间人,即常说的broker/dealer)和交易所(有资质的股票交易平台)。投资者通常想大量买入/售出股票,比方说,给经纪商下达购买10万股微软股票的指令。这10万股股票往往会分散在多个交易所中,比方说,A交易所有1万股,B交易所有5000股……而经纪商要做的,就是在最低的价格下,将这10万股股票从各个交易所中全部买到。信息的传输需要时间。经纪商在下单的瞬间,下单信息的传递从A交易所到B交易会有时间差。此时,高频交易员套利的机会出现了。高频交易员事先会在每个交易所都放出小额的买卖订单(通常只有100股),通过这些小额订单,试探市场上的投资者的买卖意愿。比方说,一旦投资者购买了高频交易者在A交易所放出的的100股微软股票,从而被试探出是一个买家,高频交易者就会迅速买走市场上其他交易所剩下全部的9.99万股股票,然后抬高股价再卖给投资者。这笔套利行为,对高频交易员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可以确定市场上有买家。高频交易流程示意图如何确保高频交易员们放出的小额订单,在所有订单之中最先被交易(从而让他们最早获得交易信息)呢?这就涉及到交易所和高频交易员的灰色交易。通常情况下,交易所会对来此交易的经纪商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平台的使用费用。但是,一些特殊的交易所,不但不会收费,反而会对前来交易的经纪商给予补贴。由于经纪商的交易算法设计,会自动化寻找价格最优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交易所里的订单就可以保证会被优先交易。一个个交易所就好比是高频交易员们钓鱼的鱼池,如果其中某个鱼池的鱼饵特别肥美,订单自然会被优先吸引到那个鱼池。可想而知,高频交易公司会支付给这些特殊的“补贴交易所”一定的费用,但这些费用与他们从投资者处套利赚来的相比,九牛一毛。高频交易的核心技术1. 计算机算法高频交易战打的是时间差,以最快的时间获得最早的信息。高频交易员们无须获得全部信息——只要捕捉到买卖意愿即可。老练的高频交易员,可以通过订单从一个交易所向另一个交易所传递的时间差,来识别股票的经纪商。一旦定位到股票的经纪商,再根据这个经纪商历史的行为模式,只要有足够的数据输入,就可以计算推断出整体的订单量与对方可接受的最高/最低风险价格。2. 远程通信买卖信息在市场各方之间的传递速度是高频交易成功的命脉。带宽、信噪比、传输媒介、传输路线、接入点的位置、信号中继器等的设计,都决定了高频交易公司能否掌握第一手的最快信息从而套利。美国延展网络公司就靠着一条比其他通信公司更短、更直接的连接交易所之间的线路,从高频交易公司中赚取了大笔财富。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论问题。最初,并不是所有的高频交易公司都愿意以高价来购买昂贵的高速线路,然而,一旦有一个高频交易公司购买了,它便会拥有市场上最快的信息获取速度,而其它的交易公司就完全无法获利。由于担心被竞争对手占据优势,最终,所有的高频交易公司都会想方设法购买最快的线路、最近的设备地址,无论成本多高。高频交易对市场的影响高频交易是不是道德的?在知名作者Michael Lewis看来,显然不是。股票的套利买卖本质上不提供任何实际的价值增值,反而会造成市场上股价的异常波动,让投资者丧失信心——不管其背后的技术多精尖、速度多迅猛。正如那位年老的证交会官员所说:“如果他们不是真的想下单,那他们就不应该下虚假订单。”然而,高频交易时代,计算机算法带来的自动交易,确实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提高了流动性;同时,交易的买卖价差也大幅减少,由原先的1/6减少到1/100。专业名词解读金融二级市场:以交易为目的的市场,提供流动性(liquidity),同时也有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的职责。暗池:dark pool,在交易所之外的可以进行交易的交易平台(场外交易),信息透明程度低。一般由获得资质的大投行开设。本书指明,暗池提供了经纪商(投行)也可以在高频交易中分一杯羹的可能性。买价与卖价:买ask,就是要买股票的价格;卖bid,就是要卖股票的价格。股票套利的基本思路就是:低买高卖。附:相关书目推荐CFA一级教材(Equity部分)Broad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第10章)高频交易员(Michael Lewis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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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集团定增项目净值归零风波 “抽屉协议”与“关联关系”存猜想
米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米多财富”)官网发布三期产品净值可能归零事件引发市场关注。其背后,是曾受市场热捧的九鼎集团(430719.OC)定增项目。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上述基金是通过认购信托计划中间级份额参与的九鼎的定向增发,在九鼎股价大幅下跌后,已亏完劣后级份额,亏到中间级份额净值归零。受访人士猜测,投资人大概率会选择延期一年的方案,而不会选择净值清零方案。1月9日,九鼎集团的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九鼎集团或九鼎的任何公司在米多财富中没有任何股权和关联关系。”同时否认市场传闻九鼎集团可能参与处理定增后股价大跌,回购股份的传言。目前新三板基金产品价值严重缩水不只是个案。净值归零风波2018年12月29日,米多财富在官网发布的三则沟通函显示,米多财富分别于2015年6月2日、9日、15日成立了米多资产-九鼎投资定向增发投资基金1号、2号、3号,期限均为6+6个月。上述基金成立后,全部资金投资于“重庆信托-九鼎共赢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A类次级份额(中间级),该信托计划以20元/股的价格购买新三板上市公司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1亿股股票,共出资20亿元。公告称,投资人可选择延期一年或按目前价位退出。值得注意的是:若选择退出,扣除优先级本金和利息后,三款基金产品净值均归零。同期,共19只资管产品参与九鼎百亿定增,目前都浮亏严重。2015年九鼎以定增价20元/股,定增5亿股,募资100亿,这次定增将九鼎推向千亿市值。据当时的公告披露,共有22名投资方参与,包括19只资管产品和3名自然人。经过转增后,持股成本约7.33元/股。2018年3月27日,九鼎集团复牌,而复牌之后,股价一路下行至0.8元/股。多米财富公告指出,目前归属于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76元每股。1月9日,韬韫投资合伙人张润告诉记者:“该基金是通过认购信托计划中间级份额参与的九鼎的定向增发。”新鼎资本董事长张弛表示,“重庆信托-九鼎共赢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分级基金,分级基金在2015年、2016年A股定增时比较普遍,很多劣后资金在股市大跌后目前已清零,不过,由于新三板流动性不好,分级基金在2015年偶见,在新三板并不多见。如果是平层基金部分投资人不会亏得这么多。张弛介绍,遇到极端情况,这类分级基金一般的处理方式是,管理人把优先级资金买回来,自己成为优先级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让劣后级资金定期补一部分优先级资金的利息,让产品继续存续下去,不让产品结束,等待更好时机。九鼎回应无关那么,作为标的九鼎集团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张润表示,由于九鼎的股价大幅下跌,股东损失惨重,这对九鼎的品牌形象甚至业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至于九鼎是否会回购股份,或以什么价格来回购股份,一是要看当时在投资的时候是否与九鼎或其股东签署了相关的对赌协议,二是要看投资人和九鼎目前的博弈。”按照行业惯例,定增资金与上市公司实控人之间签署“抽屉协议”是行业惯例,但并不意味每一项定增都存在这一类协议。1月9日,一位九鼎集团的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米多财富的那些产品是市场化的产品,跟我们公司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公司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回购。”不过,公开的资料显示,九鼎集团与米多财富并非毫无关联。公开资料显示,前述3只基金管理人为米多(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米多资产”),米多财富持有米多资产99%的股份。米多资产旗下多只基金参与了九鼎及其关联公司的投资。根据米多财富的介绍,其于2014年9月成立,是国内领先的财富管理平台,是通过独立理财顾问(IFA)为中产阶级及以上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创新型平台。有报道指,米多财富共进行过两轮融资,A轮融资1000万元,投资方为国科嘉和、九鼎投资;B轮融资1.47亿元,投资方为卫星石化。九鼎集团现任总经理黄晓捷以自然人股东身份持有米多财富7.45%股权,实缴出资额552万元。此外,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米多财富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晰与九鼎集团现任总经理黄晓捷还以自然人股东身份共同投资北京资立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记者联系米多财富了解最新情况,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对于新三板基金净值可能归零一事,业内人士忧心如焚。1月9日,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表示:“虽然这是新三板基金产品价值严重缩水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可能不会只是个案,很多新三板的基金产品目前都面临严重亏损和无法退出的双重风险及压力,其中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新三板整体流动性太差,导致绝大多数公司估值低且无流动性;二是公司自身业绩不如预期甚至大幅下滑;三是基金产品在设立和投资时盲目乐观导致产品期限短及自身成本过高。如果新三板的流动性迟迟得不到有效提升,新三板基金产品的雷将会越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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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8消费金融:谁在阵痛,谁在跃进
“徘徊着的,不安着的;向前走,就这么走……”有人用《平凡之路》中的歌词形容消费金融行业在过去一年的境况。消费金融行业经历了怎样的一年?有消费金融行业从业者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自己从年初“笑”到了年末;亦有从业者直言站在了生与死的边缘。不同答案的背后,正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平台、银行、信托、保险等市场不同参与者的切身感受。群雄逐鹿,谁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谁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谁又能在选准路径后厚积薄发?回首:阵痛与“大跃进”“2018年是比较友好的一年。”一家规模中等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负责人王桦告诉记者,随着监管靴子的落地,他们终于摆脱了“非正规军”的冲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王桦口中的“监管靴子”,是指2017年12月1日,央行联合原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即“141号文”),要求经营放贷业务的组织和个人,需取得经营放贷业务的资质。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控等核心业务外包。“助贷”业务应回归本源。在141号文下发前,现金贷被视为消费金融行业的“火车头”,不少第三方平台与持牌金融机构进行“联合放贷”,并承担着核心风控的角色。2018年,随着141号文逐渐落地并“发威”,这样的“和谐”局面开始不再。部分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平台陷入了困境——作为“金主”一方的持牌机构相继压缩资金输入,限制平台放贷能力。“行业经历了阵痛期,主要体现在之后监管对资金使用的限制增加了,如地域、年龄、性别限制等,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授信额度相较2017年并未减少太多,但额度使用率却有所下降,比如同样是1亿元的授信,2017年可以充分释放给商户,2018年可能就释放出1000万的消费金融贷款。最终牺牲了用户体验,覆盖度变得很窄。”即科金融COO黄琛对此感受颇深。即科金融旗下有“即分期”产品,主要提供各类线上/线下商户的分期付款服务,专注于医疗领域,目前合作的商户超过5000家。黄琛的感触是,2018年整体资金供给面在收缩,银行等机构在很多时候不敢放款;而第三方平台与持牌机构、商户之前打造好的一套模式,几乎被推翻重来。但总的来说,经过又一年的磨合,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都能够很好的适应,他们在监管加强后很快就找到新的平衡点,继续“跑起来”。王桦透露,141号文之后,包括即科金融在内的多家第三方平台开始谋求转型——金融科技成为合规下的一个准确定位,平台与持牌机构的合作以技术输出和导流为主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持牌机构,在通过141号文获得更合规、发展空间更大的市场时,也借力金融科技平台的合作开放,开启了消费金融“大跃进”模式。其中,以云南信托、外贸信托为代表的多家信托公司持续发力消费金融;保险公司也以“履约险”的形式布局消费金融领域;银行作为消费金融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快速扩张的信用卡业务进一步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发展。“部分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则通过增资补血、开辟新的资金渠道等手段,降低杠杆率,确保达到监管要求。”王桦告诉记者,2018年持牌消金公司的一大发展亮点便是行业爆发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增资潮”,在实现合规发展的同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也在不遗余力地抢夺市场。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2月至今,已有10余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披露增资消息。目前增资后注册资本最高的是捷信消费金融,达80亿元人民币;增资幅度最大的是招银消费金融,今年4月,招银宣布将注册资本由8.59亿增至28.5932亿元人民币;马上消费金融则由17.9亿元增至40亿元;长银消费金融也拟将注册资本从3.6亿元增至10.5亿元。对于持牌机构来说,2018年的“友好”还表现在监管持续释放的一系列利好。“去年监管层发布的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明确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也明确了监管对消费金融行业风险可控以及发展质效的关注。对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来说,是发展关键期的一场‘及时雨’。”长银消费金融董事长张玉萍告诉记者,政策导向对于消金行业发展是明确利好。与此同时,2018年10月成立的“中国银行业协会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也对行业健康、有序、规范、持续发展意义深远。在消费金融牌照的发放上,虽然监管依然比较谨慎,但牌照数量仍在增加。记者注意到,2018年已有两张消费金融牌照获批,分别是金美信消费金融和中信消费金融。光环褪去 风险潜藏“总体来看,在行业层面,经历了监管对P2P、现金贷的整顿,以及打击恶意逃废债的成效,消费金融市场整体逐渐回归有序,整个社会征信体系更加完善;金融从全面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到现在向稳杠杆过渡,从资金面上来说也回归更为有序。”马上消费金融CEO赵国庆在谈到过去一年发展时,强调回归有序。但在市场需求刺激下的“大跃进”式扩张中,消费金融参与者的短板和风险也被逐渐曝出。一方面,从营收及利润的角度,持牌消金机构之间依然差距较大。据融360统计,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最高的为招联消费金融6.04亿元,其次为马上消费金融的3.66亿元,而苏宁消费金融则由盈利转为亏损。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共有5家持牌消金公司收到7张罚单,被罚原因包括存在以贷收费行为;贷前调查、贷时审查不到位;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另一方面,第三方平台的金融科技实力尚未得到有效验证。“虽然很多平台都号称自己具备金融科技服务或输出能力,但是真正具备这些能力的平台数量极少,甚至阿里、京东的消费信贷产品都很难走出自己的生态圈,金融科技服务的难度可想而知。”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直言,目前大部分玩家的金融科技实力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而在王桦眼中,2018年还需重点关注的风险在于长租公寓领域的“爆仓”,渠道风险的爆发让场景消费褪去最初的光环。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由于业主、租赁公司、及租客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本来合规的‘租房分期’容易被租赁公司利用,成为‘套路贷’,具体表现在,对业主隐瞒信息,保理融资;对租客,利用上下游账期差异,占用沉淀资金;部分‘放贷’机构的‘纵容’等等。”陈嘉宁认为,长租公寓事件的爆发,正是市场尚未成熟的表现。与风险并行的是值得期待的市场前景,2019年会有哪些新的发展亮点?包银消费金融产品及IT负责人郑晓斌认为,接下来消金行业会沿着规范化的道路稳步发展,不同参与主体由于资源禀赋、战略选择及执行力等方面的差异,会继续分化,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将进一步加强,客户场景入口的争夺加剧,场景化将成为消金发展的重要趋势。王桦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便现在从监管到机构层面都在强调场景化,但消金后续的发展应该是‘去场景化’。因为真正的风险其实在于C端用户的信用风险,给用户多少钱去买某个物品,只是一个载体,并不能真正体现用户的风险水平。”更为谨慎的态度,则是多名消金行业从业者在受访中的一致观点。“需对韩国、台湾之前爆发的卡债危机引以为戒,虽然现在我国人均持有信用卡数量不超过1张,但消费信贷发展水平却在前列。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下降,而短期消费贷款增速大幅上升。2017年1月,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9.9%,至2017年10月已增至40.9%。”一名华北地区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何防控多头借贷,并引导消费者合理负债,依然是整个行业亟需解决的难题。(应受访者要求,王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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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吸金的罪与罚:6年260人死于自拍,真实版《禁入直播》正在上演...
生命仅值一张照片吗?今年3月,一对叫Vishnu和Meenakshi Moorthy的年轻夫妇在Instagram上贴出了这个问题。这对夫妇来自印度,但一直在硅谷生活工作。他们是软件工程师和旅行博客写手。该张图片中Meenakshi坐在大峡谷的一块岩石边,配文为:我们很多人,包括你的真爱,都是敢于尝试站在悬崖与摩天大楼边缘的粉丝......,我们的生命真的只值一张照片吗?10月他们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240多米的高处摔下身亡。那时他们正站在悬崖边缘,很大可能是在为发Instagram拍照片。Moorthy夫妇的童话生活以悲剧而告终,但他们的故事却成了全球抵抗社交媒体声誉日渐增长且危险的趋势的一部分。在过去8年里,在寻求与死亡对抗情景的人们中产生了一种亚文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粉丝的追捧、并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他们。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2011年,一个名为Tom Ryaboi的加拿大人在多伦多的一幢高楼边缘悬晃着脚,并垂直向下拍了一张图片。他将该图片发布在Flickr、Reddit及500px等图片分享网站上,照片迅速走红了。Ryaboi给该图片取名为“我会让你出名”。但反而这张图片让Ryaboi名声大噪,更推动了“爬楼摄影(rooftopping—人们尽其所能爬到高楼或高塔等高处上拍照)”现象的传播。“爬楼摄影”作为侵入城市隐蔽的分支已存在数年。但社交网络将其从个人刺激感的追求转变为公共摄影与录像。肾上腺素激增是此转变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包括获得点击率、点赞量、吸引关注者、甚至获得报酬等。随着“我会让你出名”图片的走红,社交媒体新星“超胆侠”诞生了。2014年,Vitaliy Raskalov和Vadim Makhorov爬上了上海中心大厦,并在GoPro上发布了视频,该视频现已有超过7300万的点击量。在那之后,新生代的Instagram、YouTube及其他社交平台的用户都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去拍摄那些令人惊心的危险绝技照片及视频。土耳其一项媒体分析报告显示: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冒险去拍图片及视频造成的死亡及受伤人数大约翻了三倍。危险绝技有很多种形式,如高楼上或悬崖边摆姿势;在火车、汽车或摩托车上下,里或边上做各种鲁莽的行为;与野生动物互动;各种危险的愚蠢行为;狂吃行为等等。很容易将这种趋势归为年轻人的鲁莽与愚蠢。但有些图片真的是美得惊人。比如俄罗斯模特Angela Nikolau在Instagram上发的照片与视频之所以令人惊叹其之美,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的危险。如Nikolau一样,很多冒险者都经验丰富,技巧熟练。但他们的一些模仿者就不是了。死亡人数上升一项发表于《家庭医学与初级护理杂志》(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上的研究发现:2011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约有259人死于自拍。记者对该报告进行了深度报道,但该数字可能会产生误导。心理学家及作家Tracy P. Alloway表示:数字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社交媒体的重度冒险者或有轻度倾向的冒险者,而是在自拍时意外死于事故中的普通人。事实上维基百科存有一份在自拍时死亡或差点死亡的人的名单,其中大多数死亡的人并不是社交媒体重度冒险者。举个例子,一个叫Prabhu Bhatara的印度人在参加完婚礼后回到奥里萨邦的家中发现了一只熊。他不顾朋友的建议就以那只熊为背景开始自拍。悲剧的是他被熊咬死了。这样的事例就被加进了“自拍致死”的数据中。但是Bhatara并不是社交媒体刺激的追求者,他只是一个做出了不幸选择的普通人。同样,很多常为社交媒体冒险的人也并不是在自拍,也许他们就是被他人拍照的模特。这类别的死亡也不应被归于自拍致死。自拍致死的数据都是基于媒体报道的,而有些自拍致死事例却并未被报道。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年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冒险的社交趋势,只知道死亡与受伤人数在不断上升。所以自拍致死的研究仍是这一趋势的合理代表,也是获取数据的最佳来源。自拍致死的主要原因是自拍时溺水,其次是运用交通工具(火车汽车等)自拍,以及高空自拍坠落。社交媒体冒险文化因国家而异。全球自拍致死一大半的案例都发生在印度。排名第二第三及第四的国家则分别是俄罗斯,美国及巴基斯坦。大多数自拍致死的印度人都是尝试在高处拍照时摔落死亡的。其他很多死亡案例是由于“火车漫游(train surfing)”,这是在印度非常火的一种现象,国家地理杂志都曾对其做过报道。如同预测的那样,美国这类死亡大多数则是由枪支造成的。一个近期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新闻报导显示一名男子在射击场安全员巧妙干预前,使用枪支指着他的一个朋友来自拍。自2014年以来,YouTube和其他社交网站见证了一波又一波危险的“挑战”,包括“挑战大火(让自己身上起火)”及“吃汰渍洗衣球挑战”等等。显然,这些“挑战”是由社交媒体上的模仿和竞争驱动的。社交媒体驱动的其他绝技包括:危险驾驶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攀爬或触碰电线、在铁轨上摆姿势、用枪、手榴弹及其他武器摆姿势、和在有巨浪的沙滩或岩石上拍照。有些因自拍而死的人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粉丝,如爬楼摄影者吴永宁和俄罗斯少年Andrey Retrovsky。他们都死于高空摄影中,但在社交平台上却粉丝颇多。YouTube红人Ryker Gamble、Alexey Lyakh及Megan Scraper也加入了YouTube旅游栏目,并开通了名为“生活嗨起来(High On Life)”的Instagram账号。YouTube的旅游栏目以异国安全休闲活动及冒险绝技如从屋顶跳入游泳池、划皮艇至下水道、与鳄鱼摔跤等为特色。在英国哥伦比亚,一位叫Scraper的女生从瀑布跳下跌至一危险的游泳池中,Gamble和Lyakh尝试救她,但不幸的是三人都死了。加拿大说唱歌手Jon James在其MV中也表演了一些冒险绝技。他的本意是为将社交媒体冒险的亚文化与表演相融合,但他本人却于10月份在飞机机翼上拍摄视频时摔死了。虽然社交媒体明星有时会死于这种冒险活动,但更大的问题是观众很可能会通过网络看到这些行为并进行模仿。极端天气爱好者及《愤怒的星球》节目主持人George Kourounis对冒着生命危险自拍深有体会。他的Twitter头像就是他在极其危险的火山前的自拍照。该自拍是在瓦努阿图安布里姆岛的马卢姆火山口拍摄的。该火山口温度极高,若不是穿有防护服,Kourounis可能几秒都活不下去。在此高温下他的摄像机有一部分都被融化了。粉丝们也试图效仿他去火山口自拍。尽管Kourounis阻止不了人们模仿他,但他希望大家可以像他一样严肃对待安全问题。显然,危及生命的绝技是鲁莽的,但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危险的工作一年前,一位名为Jay Swingler的英国YouTube用户表演了一项危险绝技。他在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与呼吸管,然后用膨胀的石膏将头粘在了微波炉里。因为石膏粘住了他的头与微波炉,导致他无法将头从微波炉中抽出,最后用了一组医护人员才帮助他把头从微波炉中抽出来。这很蠢,是不是?但Swingler却在视频发布三天后获得了7万的新粉丝。截至至今,该视频浏览量已超570万,Swingler的TGFbro栏目关注粉丝更有450万余人。现在他的栏目的部分收入来自商品买卖,如销售印有“幼稚”字样的帽子与帽衫。其他人则是利用冒险活动的社会影响来赚钱。一家名为Breach Apparel的服装公司声称该司的产品是为搬家工人、冒险家和探险家们设计的功能性服装。该公司的模特也常出现于各种爬楼及酷跑运动场景中。塔夫茨大学英语系讲师Ricky D. Crano表示: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危险图片是市场力量推动高风险自拍宣传的鲜明代表,更是数字时代个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创业者)的典型。冒险成了个人品牌的一部分。必须与他人竞争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发布的照片或视频。心理学家Alloway则表示发布置自身于危险中的照片的驱动原因很可能与其他社交行为(如发布照片上瘾及持续自拍等)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自恋与身份认同感。举个例子,自恋者觉得他们并不受自然法则的影响。发布危险图片会引起多巴胺分泌量增一倍,更会获得很多点赞、点击量,并吸引更多粉丝。《了解宇宙的猿类》一书作者Steve Stewart-Williams赞同该行为的动机很普通,就是因为人们喜欢炫耀,追随他人,以及人们渴望肾上腺素激增的原因。Stewart-Williams表示刻意冒险行为很可能来源于人类进化的过去。平均来说,男性尤其在成年初期,要比女性更爱炫耀更爱冒险。这种现象在雄性后代比雌性后代多得多的物种中十分常见。在史前人类社会中,后代较多的男性也都愿意冒很大风险去追求地位与名望,今日的危险图片追捧者们就好比这些男性。反对措施已开始实施有些地方的警方为公共安全已开始打击危险摄影。Ryaboi表示香港已开始实施严格措施。2015年,Ryaboi本人在多伦多的一场爬楼摄影中被捕。警方试图以他为典型告诫公众,但结果却让爬楼摄影在加拿大变得更受欢迎。最终警方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控告。印度果阿邦及其他地方正在建立“禁止自拍区”,但其有效性值得质疑。俄罗斯内务部甚至制作了传单、视频与网站来警告公众冒险为发社交状态而摄影摄像是危险的。传单及网站上写着一张酷酷的自拍很可能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还列举了很多尝试捕捉刺激的自拍时可能会死亡的简笔画。现在一些寻求刺激的社交图片或视频已被禁止发布,发布的用户也会被罚款。一位从15岁就开始玩火车漫游的俄罗斯Instagram及YouTube用户则通过使用化名,并戴面具来隐藏劝其身份。社交网络是罪魁祸首吗?Stewart-Williams表示社交媒体激大了普通的社会竞争,这会把人们推向极端。因为人们不仅仅是与周边的人竞争,更可能是在与全世界的人在竞争。更糟的是,走红的视频都很极端,所以人们更是在与地球上最极端冒险的人竞争。Crano则表示在社交平台上获胜的诱因并非偶然,而是经过设计的产物。这些诱因才刚浮现,但对企业的创收至关重要。他还提到,以企业责任为由虽然很充分,但用反对优先考虑股东责任的要求来驳斥这种说法很容易。谷歌里一位负责YouTube政策的发言人也表示YouTube主张反对在网站上发布有害内容。谷歌将从冒险者是否专业、是否经过训练并采取预防措施、行为是否轻易就能被未成年人模仿、视频在本质上是否具有教育性、纪实性、科学性或艺术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例如,YouTube很可能会删除用上膛的枪指着别人来自拍的照片或视频。但它会允许报道上述例子的新闻报导发布。谷歌将与心理学家、儿科医师、急诊室医师和其他人等商议该政策。同样,Twitter禁止自残及其他鼓励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如Twitter会将违反了其规则的“吃汰渍洗衣球挑战”等危险挑战相关的推文删除。在多次违规之后,Twitter账号就会被禁停。Twitter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政策会随着用户行为及趋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订。Facebook并没有接受采访要求。美国一所大学和印度的两所大学共同研究了一项名为“从拍照到死亡:了解社交媒体上的危险自拍”的项目。参与该项目的研究员Hemank Lamba表示:最好的解决方式增加公众对该风险的认识。技术也可提供帮助。项目组正在研究一项科技干预措施。该科技将通过摄像头来识别用户是否处于危险中,比如在高空中或接近驶来的车辆时自拍。该科技还会利用深度学习来识别危及生命的图片。很容易想象,有一天社交网站如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很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技术来标记那些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但此刻为在社交媒体上出名的冒险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死亡人数似乎也在上升。随着公众逐渐开始意识到社交媒体上存在的上瘾、浪费时间和抑郁风险等潜在危害,希望公众也能慢慢认识到冒险行为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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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账模式能成为优爱腾们的“过冬术”吗?
影视行业入冬,连带着内容平台们,一夜之间集体面临大考。自2018年下半年起,影视行业集体进入薪酬调整和税收整顿期。监管重压之下,逐利的资本闻风而逃;年末的“补缴三年”无异于雪上加霜,行业哀嚎一片。在这样一个极度分散的行业内,大量盈利能力低下的公司直接关门大吉。这直接影响了视频产业的上游生产能力。与此同时,长期挣扎尚未盈利的视频平台“优爱腾”们,因在内容生态投入过重,均面临大额亏损。资本退潮和二级市场波动,导致内容平台们手头的资金越来越紧缺,大幅压低内容采购成本是当务之急,压低版权采购价格成为他们首选的方式,虽然这无异于给制作公司再补了几刀。但在中国市场,优质内容的消费需求并未减少。如果将“寒冬”看作是一次产业周期性的调整,优爱腾们要“如何过冬?行业洗牌,抱团过冬表面上看,影视产业是受到了监管重压引发的阵痛,但在行业投资人士普遍认为,这正是过往几年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的泡沫期的终结。行业大洗牌,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影视产业是被“催熟”的,过涨投资的问题一直存在。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前不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业困境,“过去五年大量外部资本涌入中国影视产业,加上视频网站对内容有大量的需求,背靠BAT的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因此催生了一大批不该进入这个行业的玩家,导致中国影视行业的格局发生了非常畸形的变化。”仅2016年,就有4000多家影视公司诞生,全行业公司数量超过1.2万家。“即使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来说,这也是一个近乎荒诞的行业版图。”王冉说。极速扩张之下,热钱流入影视产业的繁荣之下,生产好作品的能力、盈利能力却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还引发了产能过剩、天价片酬、偷税漏税等一系列混乱的局面。以收入最为透明的电影票房为例,根据猫眼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显示,2018年,20亿以上的6部电影贡献了整个市场的30%的票房,1000万以下的电影331部,仅贡献0.9%的票房,票房收入加速两极化趋势,头部效应的趋势持续增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中小腰部内容以及它们背后的影视公司的生存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碾压。电影上映数量上涨的趋势下,头部电影斩获更大份额的票房趋势加强,意味着中小腰部内容的生存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碾压在剧集部分,无数底部积压剧无人购买,无法播出,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无效库存。在2017年,电视剧发行许可部数仅313部,但是当年电视剧的立项总量达到了465部以上。在网络平台,头部爆款网络剧占据了大部分流量与关注度,排名前十的播放量占全年网络剧总播放量的42%。这是影视产业高风险高回报的根本特性的表现,也意味着,大量的中小腰部作品越来越面临着血本无归的境地,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作品连触达观众的机会都没有。过度分散的市场,导致影视内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绝大多数公司在赔本和微利之间徘徊。上游市场,缺乏好的内容根基,长视频平台们也所拖累,因为亏损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在内容生态投资过大”。最新数据是,2018年第三季度,归属于爱奇艺的净亏损为31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11亿元人民币;优酷所属的阿里巴巴“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亏损48.0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多了近15亿元;腾讯视频虽然暂未公开具体的财务数据,但依旧面临盈利的压力。去年11月,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在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演讲中公开表示,行业已经进入冬天,建议从业者抱团取暖,友善对待合作伙伴。“我们这个行业就没有夏天,但有过春天。前几年内容产业它疯了,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投资,也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但是市场规律是波动的。”龚宇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解释。“不能短视。一方在短时间内得到爆发性的回报,一定会损害其他方面。我们要保持中长期的平衡性。”从监管方、从业者,事实上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去年8月,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正午阳光、华策影视等数家视频网站和影视公司联手发布了《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提出了限制演员片酬的最高额度。企业间这一次的联合倡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2018年10月11日,在片场小憩的群演。流量艺人拿走了作品的绝大部分收益,整顿之下的“寒流”中的横店没有戏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龚宇告诉钛媒体,“据我所知,从8月到现在,只要是新开的戏,没有公开违反这项规定。行业的大方向一旦得到控制,即便有违规的个例,也成不了气候。”而同时一场面向整个影视行业的税收整治工作已经拉开序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的通知,要求到2019年7月底之前,按照自查自纠、督促纠正、重点检查、总结完善等步骤,逐步推进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分账模式的春天?除了在上游内容制作侧调整行业利益,内容分发平台与制作公司的在收益的分配上,也到了新的博弈阶段。当前付费视频用户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和支撑中国娱乐产业高速增长的引擎。艾瑞咨询发布的一组数据中提到,2012至2018年期间,中国在线视频行业广告收入增长基本持平,而内容付费占比逐年上升。爱奇艺的Q3财报显示,最新一季会员收入已经超越了广告收入,这国内视频平台中尚属首次。龚宇向钛媒体表示,会员收入的增长势头,是受到了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付费会员就是典型的“口红效应”。“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两人出去看次电影还得花一百多块钱。每月花十几块钱买个会员,在家多看看剧这件事还行,此消彼长才能持续的维持增长。”龚宇说。龚宇在 2018 年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演讲但这也暴露出了视频平台在广告收入上的隐忧。“现在品牌广告非常难”,龚宇告诉钛媒体,“品牌广告受经济周期波动非常大,只要宏观经济一不跑,品牌广告暴降。”收入结构的转变,带来的是商业模式的调整。基于会员付费而来的“分账模式”,今在行业内的讨论热度不断升高。优爱腾们,都在参照电影院线分账经营方式进行探索。在以往,影视作品由独立的制作公司投入完成,视频网站以版权采买为主,在数量上仍占绝大部分。与电视台对于剧集的采购价格较稳定不同,视频平台会对电视剧先进行评级,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采购价格,区间相差较大。他们更愿意把大量资金和流量投入给有爆款潜质的作品,对于一些中小和腰部内容则兴趣寥寥。但是在内容产业,高额投入并不等同于着高回报。爆款作品不可预测,“破圈”更是可遇不可求,2018年度爆款《延禧攻略》反而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视频平台正受高价采购爆款的策略而持续拖累,爱奇艺的财报也显示出,亏损幅度进一步扩大是因在内容生态投入所致。寒冬之下,分账模式成为了影视公司与视频平台风险与利益共担的首选模式。分账模式一般采用“有效付费播放量”为分账的标准。付费用户超过试看时长的一次或多次付费观看次数,是制作方和平台分账的首要原则。一方面,它让持续亏损的视频平台不需要一次性为版权采购付出不可预期的收益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缺少议价权的中小成本制作方,长期积压的作品有了直接触达观众的可能,同时这相当于直接向C端的内容消费者收费,也可以使他们更加聚焦在打造优质的内容上。不约而同的,2018年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都先后升级了分账模式的计划,并且使之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优酷在2018年底推出了“内容开放平台”服务于分账模式。针对网络剧、网络电影、综艺和动漫少儿内容,提出了不同的分账计算公式,总体原则是“以会员的观看时长”为核心。腾讯视频,则对于网络电影的分账计划突破了原有的规则,推出了“标准付费播放量”作为平台存量会员观看影片的收益衡量标准,并标明每部影片都有会员拉新激励收益。爱奇艺最早在业内提出和公开分账计划,主要分为会员付费分账和广告分账,以会员的有效播放次数和贴片广告收入协定的比例分给影视公司。其中,有效次数指的是单集播放超过6分钟。去年11月,爱奇艺公布了付费网剧分账的最新成果,2018年期间,参与上线分账的网剧为116部,其中A级优质网剧数量同比增长超50%。刚刚结束跟播期的《等到烟暖雨收》的分账金额突破3000万,是今年播期内分账金额最高的网络剧。爱奇艺近三年网剧分账数量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今年分账的作品都比往年有了提高。据爱奇艺公布的数据,其出品的网络电影《灵魂摆渡·黄泉》,票房分账超过了4550万。龚宇告诉钛媒体,这部网络电影的投资大约为800万元,最后回报数目“在院线里也算是一个奇葩了”。《灵魂摆渡·黄泉》是网络大电影行业内分账模式2018年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分账模式下的成功案例,一定程度上是某种激励:一方面推动用户对优质内容买单,另一方面,也为制作方找到了多元的商业变现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话语权的影视公司而言,分账模式并非他们的首选。从营收层面考虑,分账自然没有版权采买具备吸引力,尤其是大投入大制作(类似《延禧攻略》3个亿的投入),如果早期通过定价卖版权,至少在收益上的有可控的保障,如若剧集不受市场欢迎,以分账计算显然会血本无归。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大部分资金永远是流入头部内容以及越来越倾向于自制内容。在未来,部分资金则会聚焦在腰部内容和长尾内容,它们在数量上最多,构成了整个产业金字塔的主要部分。这部分内容最可行的是分账模式,因而,至少在量的规模上,分账模式将来一定会占据长视频的主导地位,也让各方在寒冬之下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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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人数生意”走冷 新三板创新层吸引力消散
新三板的寒冷弥漫在市场各个角落,这其中扎根新三板市场的各类中介和掮客自然也难独善其身。近两年新三板市场随着分层制度的推出悄然兴起了一门生意,这便是帮助想要冲击或者维持创新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补充股东人数,尤其是在2017年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修改规则之后,股东人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类生意也热闹非凡。如今又到年报披露,分层筛选的前夕,然而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却不似往常那般火热,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在这背后也正是创新层的吸引力在逐步消褪。中介生意清淡2017年12月22日,全国股转系统发布重磅存量改革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分层制度迎来较大幅度的修订,原有三套分层标准均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全国股转系统对“合格股东人数50人”这一考量挂牌公司股权分散度指标调整。在这一次修订中,监管层继续提高了这项指标重要性的权重,由此前标准三和挂牌企业维持创新层的一项共同标准变成了创新层准入以及维持的共同标准。以新三板企业股权分散度的实际情况而言,“合格股东人数50人”将会是企业冲击或者维持创新层的实质性门槛。“分层之后就有了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但17年底规则变化之后,这种需求更大了。合格投资者人数成为了各家创新层公司的刚需,无论采用哪一项指标维持创新层都迈不过这项考核。”9日北京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因此也出现了2018年初,众多企业寻找股东,中介和掮客组织投资者买股票的情形。“去年我这边主导以及参与其他人组织的补充股东人数涉及企业的数量超过了20家。”一位上海地区的新三板个人投资者8日向记者透露。但2019年伊始,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明显转冷。“去年这会儿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咨询我是否有渠道补充企业人数,但今年到现在都没有一家企业有联系。”日前一位北京地区的新三板中介人士日前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前述上海地区投资者以及其他多位新三板中介都表示,今年要么没有企业主动联系或是相比以往数量有大幅下滑。“市场非常不好,企业的需求有明显的下滑,不过还得再等等看,春节后可能还会有一批企业会突击补充股东,但总量来说今年不及往年了。”另有一位北京地区参与过补充股东人数的投资者8日告诉记者。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在近几年补充股东人数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和中介也存在着一定的纠纷,如付款、股票回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补充股东人数这一生意。事实上,不仅是补充股东人数的中介生意难做,老股转让、FA业务、培训业务等诸多围绕新三板市场的中介服务都在2018年伊始至今越发低迷,很多中介机构和人员早已转型。创新层吸引力减弱见微知著,补充股东人数生意转冷的背后正是新三板企业冲击和保持创新层动力的缺失。“不知道未来精选层和创新层是否会有挂钩,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进入创新层几年以来并没有享受到之前预期的政策红利,相反在披露定期报告,会计准则以及日常监管都比基础层企业更加严格,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是否要维持在创新层也没有特殊的想法,如果合格就继续留在创新层,但如果不符合也不会刻意去冲击。”北京地区一家创新层企业的董秘1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透露。正如该位董秘所言,新三板创新层自推出以来,市场期待的重磅红利始终未能落地,这一过程中叠加市场持续低迷,企业对于创新层的热情渐渐消褪。与此同时,优质企业的持续流失也是目前创新层吸引力下降的重要体现。从分层的标准来看,创新层聚集了新三板上绝大部分优质的头部企业,但随着IPO常态化,港股热潮等外部市场的吸引力日渐提升,加上A股上市公司并购凶猛,创新层头部优质企业流失严重。“预计今年创新层企业数量会减少,一方面冲击创新层的企业数量就已经变少了,另外随着摘牌等因素,存量创新层企业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变化。但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创新层乃至整个新三板吸引力的下降。”北京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研究人士9日对记者表示。不能否认的是在运行数年时间后,制度红利推出迟缓,头部企业持续流失,市场对于创新层最初的希冀已经难以实现,分层最核心的功能未能有充分体现。因此,市场也担心未来可能推出的精选层或陷入创新层的发展路径之中,即设立之初企业和市场充满想象,但随后配套制度跟进缓慢,市场预期管理混乱,最终未能达到激活市场的效果。“市场对于创新层更多是麻木了,从监管层的口径来看,其实也不专门去讲针对创新层的制度红利了,而是将重点放在精选层上。如果精选层能够尽快推出同时配套制度,那么创新层再激活也不是不可能。但一切都要看政策配套,光有分层没有配套,精选层无异于再设立一个创新层。”前述北京地区中型券商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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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网贷平台节前或遇小规模爆雷潮
近日,运营将近5年,待收金额超40亿元的P2P平台宜贷网宣布清盘。宜贷网宣布清盘的原因包括大环境恶化、遭遇供链贷逾期、银行存管解除和受到法律诉讼波及等原因。在连续数月亏损的情况下,宜贷网宣布“决定良性退出”。无独有偶,2018年春晓资本投资的5家P2P平台先后爆雷,资金链出现问题。2018年12月底,由于质权人联储证券申请前财产保全,春晓资本及其创始人韩越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冻结1.63亿元资产。2018年12月,以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三家险资企业卷入P2P爆雷事件中。经历了7月200多家p2p平台爆雷事件后,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新的爆雷潮又引发了众多关注。根据零壹财经的统计,截止2018年12月31日检测到的P2P网贷平台6063家中,正常运营的平台数仅为1185家,异常平台(不含转型、争议和良性退出的平台)数量为4672家。节前或有仍有爆雷P2P平台频频在2018年爆雷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去杠杆及监管政策收紧影响,流动性趋紧。由于年关来临,金融行为频繁,资金链和流动性再度受到影响,同样的问题可能在春节前再现。“预计(P2P平台)春节前还会出现一小波爆雷潮。”P2P平台花生米富创始人和CEO崔毅龙告诉36氪。事实上,2018年春节之前即出现过一次P2P爆雷潮。网贷之家发布的《P2P网贷行业2018年年报》称,2018年1月爆雷平台达到了249家。由于监管趋严和行业竞争关系,一些平台也会选择主动退出。第一网贷数据显示,2018年12月网贷平台良性退出率达到62.21%,高于2018年全年的35.88%。还有一批银行退出网贷存管业务。融360大数据研究院认为,银行选择退出存管业务的原因包括系统不合要求,无法通过监管部门的白名单测评,以及随着网贷平台的出清,银行能对接的平台也相应减少,只能选择退出。现存半数平台可能被淘汰P2P平台可能在2019年年中还会出现一轮变动。这跟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展开的合规检查和推动实施备案制度有关。2018年8月17日,全国网贷整治办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简称全国108条),随后中国互金协会启动P2P网络借贷会员机构自律检查工作,要求会员机构接入协会互联网金融监测平台的相关系统。网贷平台合规检查就此展开,包括机构自查、自律检查和行政核查。只有通过合规检查的网贷平台才能进入到备案下一个阶段。无法备案的网贷平台将会被清退。按照监管要求,所有核查工作应该在2018年12月底结束。但由于各地行政核查进度不一致,整个合规检查不断延后。“北京的行政核查可能到(今年)六月底结束。”崔毅龙说。最终,网贷平台通过备案方式,实现总量上的控制,可能“全国范围内保留300-500家”,崔毅龙认为。这意味现有的正常运营的平台还会缩水至少一半。事实可能更不乐观。融360网贷评级组曾预测全行业能获得备案的平台为200余家。零售消费信贷是方向逐渐加强的监管正在带来网贷平台业务上的收缩。2016年8月颁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同一企业法人在同一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在不同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在个人借款业务上,《暂行办法》也规定了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网贷平台上借款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在不同网贷平台上借款总额不超过100万元。金额上的限制使网贷平台逐渐从资金借贷量较大的企业贷和房抵贷等业务上后退。崔毅龙认为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的风控和运营能力上“比大银行更贴近市场和用户的需求”,这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和基于流量的业务。零售信贷消费可能是网贷平台下一步重点发展的方向。北京的一家网贷平台媒体负责人对36氪称,未来网贷平台的业务更加集中于小额的、to C的消费金融。这一业务涉及的单笔借贷通常不超过一万元。网贷之家调查显示,基于2000-8000元之间的借款占消费金融借款的80%。它的风险远远小于企业贷,符合相关政策的“P2P平台也要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的合规条件。就放款速度和客服等客户体验上来说,消费金融也要强于大型金融机构。虽然从毛利率较高的企业贷和房抵贷上收缩,但网贷平台在消费金融信贷仍有较大的市场。艾瑞咨询曾预计,2018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余额达到9773亿元。崔毅龙认为这一市场将会有1亿-2亿左右的用户规模。这还不包括在消金机构和大银行自身开展的消费金融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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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歌押金难退、CEO被围,10万辆共享汽车有多少都在晒太阳?
摘要:这个寒冬对于共享汽车企业来说,显然有些过长,在融资不顺、新的资本难以进入的情况下,洗牌仍将继续。“汽车是有生命周期的,过若干年就要淘汰掉,我们要在有限的周期内创造最大价值。如果一下子投放得太多,车比用户还多,放在那儿晒太阳可不行。”共享汽车平台途歌创始人王利峰,2017年9月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说道。一年之后,途歌便宣布已在7个城市运营车辆超过7000台,注册用户超过350万,号称是投放车辆最多、市场份额领先、成长最快的共享汽车品牌。并且还计划继续扩张业务规模和城市服务范围,预计开通12个城市,运营1.5万台车辆,拥有500万用户。如此雄心壮志,显然王利峰并没有控制住公司扩张的节奏,不能让车晒太阳被他抛之脑后,而问题也随之出现。2018年12月,当ofo用户聚集在北京互联网金融大厦退押金的同时,途歌也被曝出押金难退,其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地的办公室门口也排起了长队,这其中除去用户,还有不少地勤员工、供应商的身影,现场“途歌,还钱”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在几天前的1月2日,王利峰在北京十里堡附近遭途用户及员工围堵8小时,无奈之下回应“目前途歌遭遇到了困难,的确没有做到正常退押金,但押金退还问题可以解决。”这个寒冬,共享汽车跟它的“难兄难弟”共享单车一样,日子并不好过。资本追捧下的共享汽车共享汽车在国内起步于2013年,当时的企业寥寥无几,真正成为“风口上的猪”是在2017年。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共享汽车领域共获得融资764.59亿元,成为共享经济领域获投金额最高的行业,取代了共享单车在共享经济里独占鳌头的地位。另据罗兰贝格发布的报告预测,中国汽车共享出行市场中用户的需求远大于市场的实际供给,2018年汽车共享出行潜在市场容量有望达到1.8万亿元,或将占2015年全国GDP总量的2.7%左右。就这样,共享汽车带着2017年的余温进入了2018年,一时间风头无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6月,全国注册的分时租赁共享汽车企业已经超过400家,运营车辆超过10万辆。此时的共享汽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类是具有整车厂背景的企业。包括一汽、上汽、北汽、长安、吉利、戴姆勒、宝马等近30家整车厂已入驻共享出行领域。其中上汽集团旗下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品牌EVCARD,计划到2020年进入100个以上城市、投入30万辆新能源车。北汽新能源在拥有绿狗租车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另一个共享出行服务品牌“轻享出行”,覆盖了全国13个城市,车辆规模达到1万辆。另一类则是初创企业。其中有以全国布局作为发展目标的途歌,有从农村市场切入的京鱼出行,还有主打高服务标准的有车出行等。而作为网约车巨头的滴滴,也在其现有的网约车出行业务之外,将目光瞄准了共享汽车。2018年2月,滴滴宣布与12家汽车厂商达成战略合作,计划到2020年在共享汽车业务上投放100万辆电动车。当然,资本的追捧仍在继续。据新芽NewSeed(ID:pelink)不完全统计,截止2018年12月,共享汽车企业共完成31笔融资,其中过亿人民币融资有10笔,投资方的身影中不乏蚂蚁金服等巨头的身影。迅猛发展未能阻止共享汽车的清场共享汽车在国内发展势头如此迅猛,要得益于三点原因:一是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为治理空气污染、鼓励共享经济,自2014年以来政府颁布多项政策,鼓励汽车共享业务发展。2017年8月出台的《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出行需要,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规划,并纳入综合运输体系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加强小微型客车租赁与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换乘衔接。二是消费者实际需求较大。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车辆限牌政策,导致车牌发放数量与民众快速增长的出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预测,到2020 年中国驾照持有人数将达3.55 亿,而汽车保有量将仅为1.95 亿辆,这就促使消费者采用替代出行方案。而共享汽车的分时租赁模式,能解决部分高频短途出行需求,降低居民购车意愿,提高车辆利用率,极大程度上缓解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紧张的局面。三是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提升。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1年的8159辆,增长到到2017年的77.7万辆,其中2015—2017年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而共享汽车成为了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出口之一,车辆占比已经达到95%以上。奇瑞新能源市场部长卢华平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奇瑞eQ 2017年近一半的销量由分时租赁市场带动。而2018年,EVCARD等分时租赁公司已有意向采购超一万台的奇瑞eQ车型。似乎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共享汽车将继续扛起共享经济的大旗,易开出行创始人严道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8年下半年才是资本进场的高峰期,2019年下半年共享汽车将会迎来清场期。”但事实与其所说恰恰相反,资本在2018年下半年更多是在观望,共享汽车的清场期来的早了一些。2018年1月,人民日报旗下《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司计划转让持有的易卡绿色(北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与此同时,广州途宽易租车发布公告停止运营,让所有用户申请退押金;2018年5月,麻瓜出行官方发布公告,宣布麻瓜出行共享新能源汽车将于5月17-20日分批逐步关闭租车服务;2018年6月,济南中冠共享汽车跑路,客服电话无人接听,公司所在地也人去楼空;2018年9月,巴歌出行疑似倒闭,APP下线,员工几个月工资未发;2018年12月,途歌退押危机爆发,有用户的押金要排队等到2019年3月才能退还,拖欠供应商的欠款少则几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其官方微博下多是斥责之声……途歌官微下的评论共享汽车的三大病症曾被誉为法国巴黎“城市交通未来”的共享汽车Autolib,在去年8月初宣布,由于累计亏损达到近3亿欧元,正式结束项目运营。其实国内众多的共享汽车企业与Autolib处在相同的境地,在这400多家共享汽车企业中,大部分都处于亏损运营状态,据普华永道统计,分时租赁汽车企业目前平均单车亏损每天在50-120元。清科产投合伙人、总经理蔡志泉此前对新芽NewSeed(ID:pelink)表示:“大多数共享汽车企业尚未实现盈利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起清晰、透明、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都在靠‘烧钱’维持。像滴滴这样的网约车巨头选择进入这个市场,更多的是出于自身战略布局的考虑。”的确,对于具有重资产、重运营特征的共享汽车企业来说,一味的靠“烧钱”维持并不是长久之计。共享汽车的购车成本会占整个运营成本的40%左右,同时企业还需要支付停车费、保险费用、油费、电费以及日常的运维等费用,综合成本很高。据数据统计显示,一辆车每天必须要租出去4次,每次时长要45分钟以上,才有可能盈利。即使每小时出租率维持在60%,回本至少也要三年,中间还不考虑汽车的维修、折旧等带来的成本损失。然而,这些平台目前的使用率仅能勉强达到标准使用率的50%。加之盈利模式单一,车身广告等方式并未利用起来,资金危机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另外,共享汽车不同于共享单车,在相同的成本支出下,单车的规模可以达到汽车的数十倍,可以覆盖城市的大街小巷,而现在大部分共享汽车企业的规模都在100辆左右,如果是投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对于用户来说无异于“大海捞针”,用户使用频率低也就不足为奇。并且共享汽车的安全性也存在一定问题,降低了用户的信任度。据媒体报道,去年5月,一位长沙市民扫码共享汽车准备出行,结果刚发车,车便突然往前冲,像“飞车”一样,直到撞上路边门面上的墙才停了下来,对此,涉事公司说是用户操作手误。“对于消费者而言,共享汽车不像共享单车那样易操作,需要培养使用习惯。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很多使用者对于驾驶并不熟悉车况的车辆,会有一定的担忧。”蔡志泉表示。而用户的素质也函待提高。有用户把共享汽车开进高档住宅区的地下停车场并拒绝开出,以至于系统上虽然显示为已还车,但实际上该车辆已成为他的“专车”。更有甚者,在车内留下一地垃圾,导致其他用户根本无法使用,并且很多车辆外部都有剐蹭,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感。地铁站前的共享汽车,有明显的剐蹭和凹痕结语这个寒冬对于共享汽车企业来说,显然有些过长,在融资不顺、新的资本难以进入的情况下,洗牌仍将继续。如何建立可持续的成熟的商业模式,寻找到新的盈利点,成为这些企业在未来日子的重中之重,5G和无人驾驶技术或许会带来新的突破口。但用户的押金该退还也要退还,毕竟企业运营出现的错误并不能让用户为你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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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门联合亮剑“保健”市场乱象 A股保健品企业或迎利好?
“权健”事件持续发酵,或带来一场行业的大洗牌。1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等13个部门,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开展一场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为期100天的行动。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提到,近段时间,“保健”市场暴露出虚假宣传、违法广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张茅还强调,“禁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保健品进行评比、评优等活动,违者坚决依法追责。”那么,13部门联合雷霆亮剑,对A股保健品企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13部门联合亮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这份“关于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通知文件显示,参加“百日行动”的13个部门还包括工信部、公安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健委、文化和旅游部、住建部等。各部门在1月8日的会上都对“百日行动”作出部署。其中,卫生部门将严厉查处各种假借健康讲座进行免费体检、以中医预防保健名义进行非法诊疗、无证行医等行为。工信部门将严查利用骚扰电话进行保健品推销。民政部门将重点对养老服务场所和设施进行排查,严禁假借养老服务场所进行保健品推销。商务部门将严格直销行业市场准入,整治直销市场秩序。旅游部门将重点查处利用低价旅游推销保健品的行为。针对重点排查、集中执法等安排,这份文件也给出了详细的时间表。对此,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公司创始人史立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权健事件之后,13个部门联合行动,体现出其对保健市场的整治决心,短期内会清理虚假宣传、会议营销等一些市场乱象”,不过其提到“保健品的范围特别广,市场一直是粗放性的管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呼吁“出台长期规范市场的政策性文件,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产品形态如何约束,市场层面如何运行,应该把这些落到纸面上。”A股保健品企业:各有路径那么,对于“保健”市场的参与主体,又是如何看待此次百日整治的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保健品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16年时已经高达2644亿元,同比增长12%,相较于2012年的1171.48亿元,增长了一倍。此外,中国产业信息网给出了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市场规模2927亿元的预计,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保健食品第二大市场。而从资本市场来看,汤臣倍健(300146.SZ)、健康元(600380.SH)、西王食品(000639.SZ)、金达威(002626.SZ)等通过兼并或收购,在A股保健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如西王食品以7.3亿美金收购加拿大营养品品牌公司Iovate Health Sciences International Inc,金达威则以3500万美元收购Doctor’s Best Holdings,Inc.51%股权。H股市场中,被业内津津乐道的则是2015年合生元以16.7亿澳元(约合76亿人民币)巨资收购澳洲保健品品牌Swisse83%股权一事,到了2018年12月,合生元(后更名“健合(H&H)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又以3.11亿澳元(约合15.9亿人民币)收购Swisse剩余小股东17%的股权,实现100%控股Swisse。对于13部门的联合行动,1月9日,汤臣倍健董秘办人士就此表示,“过去也有这种主题性的市场监督行为,针对保健市场的生产和宣传进行规范,对我们来说是利好消息,反而能够让行业更清楚规范一些”。就在2018年12月21日,汤臣倍健公告称,拟以14亿元收购汤臣佰盛46.67%股权,从而间接获得LSG 100%股权,将LSG所持有的“跨境电商”澳大利亚益生菌品牌Life-Space纳入麾下,丰富现有产品线的同时,通过已有的营销渠道,帮助其进入实体店渠道。另一家不愿署名的A股保健品公司董秘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市场整治行为,短期来看,可能会对市场情绪乃至股价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有利于行业洗牌,使得龙头企业凸显出来。”不过,曾经的“保健酒第一股”*ST椰岛(600238.SH)的命运则有些坎坷。2018年12月26日,*ST椰岛公告称,海南椰岛国有股权转让一事将搁浅。“鉴于海南椰岛国有股权转让事项历时已久,其转让的政策条件发生了变化,原股权转让协议不宜再继续履行”,其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叫停的同时,*ST椰岛还面临着业绩不断下滑的危机。*ST椰岛2018年上半年显示,营业收入2.92亿元,同比减少26%,归母净利润-1.17亿元,已超过2017年全年亏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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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上市25年的公司遭证监会立案调查,已成A股“第一僵尸股”
1月9日收盘,四环生物(000518.SZ)报每股3.08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大跌。此前,四环生物公告,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四环生物具体因何种事项涉嫌信披违规,尚待进一步公告。不过,四环生物提示称,如公司因此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近一年来,四环生物相对低调,其上一次广受关注,还是因2018年初其“官网涉黄”。但业绩连年不振、多次跨界无成、大股东多次变更内耗不断……作为江苏省第二家上市公司,在过往25年的A股生涯中,四环生物从不缺少“高光时刻”。调查前突换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前不久,2018年12月24日,四环生物曾公告,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四环生物称,鉴于公司原聘任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立信)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及审计工作的需要,拟变更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任期为一年。“公司就该事项已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其在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职,顺利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四环生物在公告中表示。为此,四环生物将在2019年1月9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股东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行投票。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立信此前已与四环生物合作了十年之久。2008年11月,因已合作五年的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安排其他项目经理来承担本公司的年度审计业务”,四环生物决定改聘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南京立信永华)作为年度审计机构。此后,南京立信永华一直负责四环生物的审计工作。2011年,南京立信永华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组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江苏分所。由此,四环生物的年度审计机构相应变更为立信。但该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突然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是否与信息披露违规之间存在关联?对此,四环生物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记者进行了否认说明 。“苟延残喘”25年多次跨界四环生物是江苏省仅次于太极实业(600667.SH)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前身为成立于1992年的江苏三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三山)。1993年,苏三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初期,苏三山主要从事的是化纤业务。此后,由于主营业务不振,苏三山经历多次重组。1998年,苏三山被暂停上市,后被江阴市新桥镇集体制企业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入主,并操刀进行资产置换。由此,苏三山主营业务变更为毛纺织业,并更名为“江苏振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振新股份”。2001年初,振新股份再度更名“四环生物”。当年,四环生物以每股16.09元的发行价,公开发行了4500万股普通股,募资7.24亿元。募资完成后,四环生物分别斥资3.11亿元和9807万元,收购了北京四环生物工程制品厂和江苏省江阴制药厂。四环生物由此跨界,主营业务变为“毛纺织”和“生物医药”并举。跨界并没有有效提振四环生物的业绩。财报显示,在2002年达到4.7亿元的高点之后,四环生物的营业收入一路下滑,再未突破过4亿元关口。其净利润亦一路下滑。2007年,四环生物毛纺事业部所在的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被江苏省政府作为农村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开始实施“三集中”规划建设,将农民住宅规划集中到镇区。由于毛纺事业部多年经营情况不佳,四环生物决定顺势将其撤销,不再经营毛纺产业。财报显示,2007年、2008年,四环生物连续两年亏损,濒临退市。2009年,主营业务已变更为生物医药的四环生物决定试水房地产。当年,四环生物与江阴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祥房产)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900万元收购天祥房产持有的靖江市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靖江银泰)100%的股权。财报显示,靖江银泰彼时的净资产为-142.87万元。收购靖江银泰仅仅一年之后,四环生物便决定以900万元的价格将其卖出,理由是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加强,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公司不看好今后几年的房地产市场。2010年,四环生物又公告拟进军新能源领域。公告显示,四环生物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大河之洲)分别以现金方式,对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爱迪新能源)增资1.5亿元和5000万元。此外,爱迪新能源的另一股东太原市普容得科贸有限公司(下称太原普容得)再以专利技术无形资产增资1.39亿元。增资后,四环生物持有爱迪新能源44.12%股权。公告称,增资完成之后,新疆爱迪将投资2.78亿元建设“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 万吨/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2010年当年,四环生物完成了对新疆爱迪的增资。2011年,四环生物又斥资9000万元,从大河之洲和太原普容得手中收购了共计26.85%的新疆爱迪股权。新疆爱迪未能给四环生物的业绩带来正面效果。四环生物在收购之初所提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万吨/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目”迟迟未能建设投产。不仅如此,新疆爱迪资产连续多年被计提减值,业绩大额亏损。2016年,四环生物将新疆爱迪出售。数年间,四环生物还陷入了多起因新疆爱迪而起的诉讼和纠纷。2015年,四环生物又设立了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晨薇),打算大力发展生态农林产业,要实现“生物制药+大农业”两大主业双轮驱动,扩大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同时,四环生物还计划通过定增募资36亿,用于收购三家材林公司的股权和投资建设江苏晨薇旗下的生态园林工程项目。有意思的是,由于遭到股东大会否决,四环生物这36亿元的定增方案最终告吹。三年过去,四环生物的“大农业”业务至今状况如何?财报显示,江苏晨薇从2015年设立至今,连年亏损,从未产生过利润。截至2018年上半年,生物医药带来的收入在四环生物营收中的占比仍超过85%。股东内耗相互“揭底”2009年至2010年间,已被市场视为“壳资源”的四环生物频频遭到爆炒,股价接连暴涨。公告显示,在四环生物2010年9月8日晚间发布进军新能源的消息之后,其大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多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其所持的四环生物股份。多次减持之后,振新毛纺织厂已只持有四环生物5.83%的股份。2011年9月5日,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与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盛景)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4000万股四环生物股票作价2亿元转让给后者。广州盛景由此成为四环生物第一大股东,其实控人卫东峰相应成为四环生物实控人。但有意思是,广州盛景受让的4000万股仅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3.89%。此后,由于股权过于分散,四环生物被认定无实际控制人。来源:四环生物2010年年报2015年德源纺织穿透结构 来源:四环生物2015年定增预案值得一提的是,转让完成后,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并未完全退出四环生物,其仍持有四环生物1.91%的股份。年报显示,2010年退出之际,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的实际控制人仍是江阴市新桥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2014年,振新毛纺织厂更名为“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德源纺织)。据四环生物2015年定增预案,穿透之后,德源纺织的实际控制人已变为自然人吴秀丽。2011年至2014年,持股3.89%的广州盛景一直是四环生物第一大股东。2015年下半年起,江苏省昆山市国资开始不断增持四环生物,并跃居第一大股东位置。其间,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小投)亦通过在二级市场增持,短暂拿下过第一大股东位置。四环生物前实控人所在的江阴市新桥镇,还有一家从事纺织业务的上市公司——江苏阳光(600220.SH)。该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阳光集团),实控人为陆克平。年报显示,自2014年起,陆克平的儿子陆宇、江苏阳光副总经理、董事王洪明等人就已在增持四环生物股票。由此,四环生物的股东被分为两大阵营。多次表态一致的广州盛景、昆山国资、中小投等股东被称为“昆山系”,而陆宇、王洪明、德源纺织等被称为“阳光系”。2015年起,两系人马开始持续争斗。实际上,2015年四环生物的定增方案即被认为是“阳光系”的意愿。四环生物拟募资收购4家标的资产中,有两家与阳光集团存在或曾经存在直接关联关系。有媒体质疑称,四环生物涉嫌隐瞒关联交易。四环生物澄清称,陆宇和王洪明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与阳光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自然人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2017年初,“昆山系”与“阳光系”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当年1月19日,四环生物拟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前10天,德源纺织和广州盛景双双提交临时提案,要求对对方启动调查程序。德源纺织的提案 来源:四环生物公告德源纺织指责广州盛景自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后,在公司经营、公司治理方面毫无建树,反而通过委派高管等形式实际掌握了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制权,以此为平台,不断侵占公司利益。广州盛景部分议案 来源:四环生物公告广州盛景则一口气提交了25项提案,质疑德源纺织、陆宇、王洪明、徐瑞康、赵龙等15名股东与江苏阳光存在关联性,涉嫌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广州盛景还指责四环生物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失职,质疑四环生物对外签订的部分合同存在问题。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四环生物曾与5家公司签订了7份《苗木购销合同》,合同金额3亿余元,超过四环生物彼时审计净资产的50%。此后,由于四环生物未能履约,上述5家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四环生物支付近3亿元的货款和违约金。广州盛景提交的说明称,四环生物在签订履行相关苗木购销合同过程中,没有向其提名的董事通报,也没有向具有财务会计丰富经验的独立董事林梅通报征求意见,所有操作均为秘密进行。广州盛景还称,四环生物的2015年年度报告存在重要事项“选择性披露”、部分事项不披露等问题。广州盛景与德源纺织之间的指控真假难分,但其反映出四环生物股东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分拨现象。时至今日,四环生物仍然无实际控制人。不过,其股权分布已有所集中。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王洪明的持股已增加至14%,是第一大股东。若加上徐瑞康、赵龙等人的持股,所谓的“阳光系”阵营在四环生物的持股比例已超过20%。在故事的另一边,广州盛景在四环生物的持股已降至2.92%。昆山国资则在2018年初表明了撤退意愿,拟转让其持有的四环生物5.83%的股份。但似乎无人想趟四环生物的这摊浑水,昆山国资的转让行动最终无果。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创业投资仍持有四环生物8.6%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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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基金遭遇赎回净值暴涨 业内呼吁完善信息披露
机构大额赎回导致基金净值暴涨的现象再度出现。1月8日,富荣价值精选A基金净值从前一个交易日的0.78元飙升至1.57元,净值一天翻倍,并一举登上基金收益率排行榜首位,成为新年首例大比例赎回造成净值暴涨的基金。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认为,基金净值暴涨有多种原因,针对这只基金的情况,净值暴涨应该是赎回导致的。 根据富荣价值精选A招募说明书提供的赎回费用和基金净值计算规则,该基金A类份额视持有期限不同收取不同的赎回费,持有期在3到6个月,向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而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该类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当日份额的余额数量计算,精确到0.0001元,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 作为混合型基金,富荣价值精选成立后遇上股市深度调整,业绩表现欠佳。数据显示,截至1月7日,基金成立以来回报为-21.66%,一些持有人或因此选择止损出局。 对于基金净值暴涨的原因,北京一位公募专户投资经理分析,首先要看基金的成立时间。如果成立时间很短,持有期限较短的大资金产生大额赎回费计入基金资产,导致基金净值暴涨;其次,还可能是基金净值计算中的小数点取舍问题。如果基金规模非常小,净值计算赎回费时小数点四舍五入,将较高的赎回费加入很小规模的基金资产,计算时的五入对基金资产产生较大影响,也可能导致净值的飙升。 刘亦千也分析,投资者在赎回基金资产时,如果持有时间低于一定期限,必须将一部分的赎回费纳入基金资产,这是大额赎回造成基金净值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持有证券的估值调整也会导致净值暴涨。比如基金重仓持有的某只债券违约,估值只有以前的10%,而突然又兑付了,也会带来净值的暴涨。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针对明显超出市场预期的基金净值异常波动,业内人士呼吁,应该在制度上要求基金管理人披露净值异常波动原因。刘亦千表示,部分公募基金净值异常波动,但很多基金并不披露是否存在大额赎回或其他异常情况,也有机构资金变动规模大跌造成净值亏损,但损失结果是由存量投资者来承受,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管是净值暴跌暴涨,都可能会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应该在制度上要求基金管理人披露净值异常波动的原因。因为这个现象明显超出市场的预期,公开披露原因也是对投资者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刘亦千说。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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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4年半又杀回A股,开盘暴跌,12万股东笑容瞬间凝固
当你身处南京市西北城区,驱车沿着中山北路前行,远远就能望见一幢高耸的地标性建筑——长航油运办公大楼。 在这座褐色建筑的映衬下,立交桥前的交通信号灯显得十分醒目,红灯和绿灯的交替,宛如长航油运(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命运的写照。 这家1993年成立、主营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的公司,早在1997年6月就在上交所上市,却于2014年因连续亏损黯然退市。 今日(1月8日)上午,历经风雨的长航油运,终于再次敲响上市的钟声,正式成为A股史上首家重新上市的公司。 然而,苦等了4年多的12万名股东的笑容,在开盘半个多小时后,就因为“ST长油”的连续两次临时停牌而凝固了… 12万股东笑容凝固!首只重新上市股开盘暴跌35% 去年底,长航油运发布重新上市公告称,将于2019年1月8日在上交所重新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ST长油”,股票代码为601975。 公告写明,该公司总股数为50.234亿股,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18.986亿股。重新上市首日,ST长油开盘参考价为4.31元/股,当天不设涨跌幅限制。次一个交易日起,这只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今日集合竞价阶段,ST长油持续走低,开盘跌幅达34.8%;9点31分,当跌幅收窄至28.3%,公司公告宣布临时停牌。 10点01分,交易恢复,跌幅继续收窄至21.81%,但仅仅3分钟后,ST长油就宣布了第二次临时停牌。根据公告,停牌时间持续至14时57分。 也就是说,重新上市的首个交易日,ST长油的盘中交易时间目前仅有4分钟,等到下午收盘,也最多只有7分钟。 长航油运成立于1993年,主营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于1997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并在2014年因连续亏损而退市。 在此之前,因2010年、2011年、2012年的连续三年亏损,该公司股票曾在2013年5月14日被上交所暂停上市。而后,由于2013年继续亏损,这只股票于2014年6月5日从A股退市。身为A股首家退市央企,该公司当时股价为0.83元/股。 谁最受益?不是“躺赚”的徐翔,而是…… 根据最新公告,ST长油目前股东总数为11.89万户,其中前十大股东持有29.67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9.04%。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回A首日,逾20%的跌幅多少让股东们有些尴尬,但相较于长航油运退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2014年6月4日)的收盘价(0.83元/股),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前“私募一哥”徐翔。 原来,在退市之前,长航油运的股价剧烈波动,成交量也异常放大。即便是转到三板交易后,长航油运的股价波动也很剧烈,至2017年2月27日报收4.31元/股,较退市时的股价上涨419%。 直到2014年半年报发布,人们惊讶地发现,前“私募一哥”徐翔居然成了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长航油运2014年半年报显示,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徐翔的身影,一同出现的还有徐翔的其他家族成员,其父徐柏良、其母郑素贞、其妻应莹的身影均出现在长航油运的前十大股东中,合计买入2200万股。图片来源:截自长航油运2014年半年报 在2014年一季度的财报上,这些账户还没有出现在前十大流通股东中,也意味着,徐翔及其家人都是在2014年二季度(退市前期)精准介入的,用专业的眼光来说就是“赌重组”。按照长航油运退市前30个交易日的均价0.80元/股的价格计算,徐翔家族投入的资金约为1800万元。 截至发稿,ST长油的股价为3.37元/股,也就是说,徐翔家族的2200万股持股,到现在已账面浮盈5600多万元。不过,对于包括长油2200万股在内的股票等资产已经被法院查封冻结的徐翔家人而言,这笔浮盈并没有实质意义。 因此又有观点称,ST长油重新上市,受益最大的可能不是徐翔等“牛散”,而是破产重整时成为股东的多家银行等金融机构。 根据公告,截至《重新上市申请书》签署日(2018年11月2日): 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为长航油运第二大股东,持有3.88亿股,持股比例7.7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和工商银行南京下关支行分列第三大股东和第四大股东,持有2.5亿股和2.38亿股; 此外第五到第十大股东分别为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南京分行以及交通银行。 上述股东结构的形成,与长油退市后实施的破产重整有密切关系。2014年11月底,南京中院裁定批准长航油运重整计划,其中主要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每10股转增4.8股)、全体股东让渡股票及以股抵债(股票抵债价格为2.3元/股)三部分。 长航油运涅槃,有何启示?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重新上市的前夜,长航油运相关业务负责人李刚(化名)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公司从‘央企退市第一股’到‘重新上市第一股’,可以说是‘时也,运也,命也’。” “我们1993年成立后一直从事长江流域的油运,市场很稳定。但也正因为如此,2002年起,中石化开始在沿江建设‘三江管道’,建成之后我们80-90%的内河油运业务一下子没了。市场的巨变逼迫长航油运不得不转型。” 彼时,长航油运选择“由江入海”,即由长江油运向远洋油运转型。 一方面通过资产重组,长航油运获得了实控人长航集团的全部海上运输资产,待2007年底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证券简称也在2008年初由“南京水运”更名为“长航油运”。 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建造和租赁VLCC,长航油运开始迅速做大规模,扩张运力。(注:VLCC,Very Large Crude Carrier,即“超大型油轮”) 据统计,2005年至2008年,长航油运签订了至少36艘船舶的建造合同,其中6艘是VLCC。同时,长航油运还签订了20艘油轮的长期期租合同,其中一半是VLCC。截至2008年年底,长航油运总运力达58艘、182万吨载重,是2005年总运力的3倍左右。 处于国际油运行业的景气周期时,规模效应立竿见影。2008年,长航油运实现营业收入31.92亿元,归母净利润5.96亿元,达到历史顶峰。 但是,巨大的规模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国际油运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必将从长航油运的头顶上落下。 果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原油需求疲软,运力严重过剩,运价掉头向下。 但此时的长航油运,已是“船大掉头难”。 伴随长航油运规模迅速做大的,是债务的急剧膨胀和资产负债率的大幅飙升。2005年到2008年,长航油运的债务规模从6.7亿元膨胀至73亿元,资产负债率从31.94%大幅飙升至61.69%。其中,绝大多数负债都来自于银行贷款。 特别是造价高昂的VLCC,成为长航油运不能承受之重。李刚说:“我们每艘VLCC的建造成本都在1亿美元以上。而正当国际油运市场陷入低迷之时,我们又恰好迎来交船高峰期,运价和成本的倒挂使得运力越高亏损越大,导致公司2010到2014年连续四年亏损退市。” 2014年8月6日,长航油运进入股转系统挂牌转让,更名“长油5”后开启破产重整之路,剥离了最大亏损源VLCC船舶,减少了巨额债务负担。 自2015年开始,前一年还巨亏4.21亿元的长航油运扭亏为盈,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4.79亿元、57.81亿元、37.29亿元和16.9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1亿元、5.29亿元、3.80亿元和1.80亿元。 在去年年底的重新上市公告中,长航油运进一步预计,2018年全年净利润能够达到2.94亿元,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2.25亿元、2.46亿元和2.51亿元。 李刚表示,“这些年,我们也在反思企业发展过程中,规模、质量、效益的顺序问题。以前我们追求的是规模-效益-质量,现在则要把质量放在首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追求效益,在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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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亿医美市场瑟瑟发抖 “隆胸第一股”因隆鼻死亡事件紧急停牌
摘要:在生命面前,任何企业都没有侥幸的资本。近日,贵州一名19岁女大学生夏丽莎在一场隆鼻手术中疑因麻醉并发症因抢救无效去世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而涉事医院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的母公司贵州利美康外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夏丽莎姐姐在微博上向利美康发出质疑1月7日,新三板上市公司利美康发布公告表示,因“预计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在披露前已难以保密或已经泄露,或公共媒体出现与公司有关传闻,可能或已经对股票转让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自今日起紧急停牌。截至目前,事故原因还未有官方通报。根据贵阳市云岩区卫计局7日凌晨发布的“关于贵州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隆鼻手术患者死亡情况通报”,云岩区卫计局通报称,对于是否存在医疗损害、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问题,正配合省、市卫健部门进行深入调查。营收过亿,毛利率超50%的利美康曾想发红包私了根据公开资料,利美康公司被外界称为新三板“隆胸第一股”,也曾欲冲刺IPO。2018年5月25日,利美康因满足创新层标准,成为创新层企业。利美康的公告显示,公司目前为贵州省内唯一的一家民营三级专科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公告提到,公司的客户以企业白领、公务员、学生、教师为主,80%的客户是20-40岁左右的女性。而在“颜值即正义”的舆论浪潮影响之下,整形美容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为人所接受,利美康近年来业绩也是增长迅速。根据该公司年报显示,2013年、2014年,利美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8485.65万元、9520.6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8.72万元、377.37万元;毛利率分别为35.21%、37.57%。到了2016年度、2017年度,利美康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9亿元、2.9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370万元、2465万元,毛利率也分别增长至54%、55%。而正是这样一家不差钱的“土豪”企业,出了事,首先想到的也是用资本来封住当事人的嘴。夏丽莎的姐姐曾发布微博表示,事件发生后,在支付宝上和微博上都有自称利美康运营负责人朋友的人员与她的朋友取得联系,称希望通过金钱补偿让该亲属“帮帮忙”删除微博。对此,利美康方面尚没有任何回应。涉事医生为公司股东,此前公司多次因虚假广告被罚而在越来越漂亮的数据背后,利美康并没有表面那么光鲜亮丽。目前利美康市值4.02亿人民币,根据天眼查显示,董事长骆刚持有24.35%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基金报》报道,此次事故受害者的主治医生名叫张智毅,小财女发现他也是公司十大股东之一,占股4.41%,认缴金额为400万。同时,利美康对外投资有24家公司,主要为利美康在贵州省内及北京、广州、湖南、深圳、成都等地的分公司。而这些子公司在为利美康占据市场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污点,在天眼查上,存在多条利美康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的警示消息。例如,2017年9月,北京利美康岩之畔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因“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被北京市卫生主管部门处罚。2018年7月,利美康旗下控股子公司成都匀利美康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因“广告中含有虚假内容”而被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除此之外,根据《新京报》报道,利美康旗下医师存在执业证书中的执业范围与执业地点与实际职业地点不符的现象,相关人士表示,执业医师执业证书中的“执业地点”必须根据执业医师工作的变动,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不变的话就是非法行医”。3000亿市场背后资本的疯狂扩张实际上,在最近这起严重“整容致死”风波发生之前,关于整容的医疗纠纷屡见不鲜,相比“保命要紧”的小心翼翼,“势要变美”者的勇敢似乎占了上风。据ISAPS(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预测,至2020年我国医美市场有望达到3150亿元,而在这庞大市场的诱惑下,医疗美容行业早已开始疯狂的“圈地”扩张。利美康在财报中披露,目前公司已在贵州省内外扩张近20间门店,在深圳、遵义等地开设9个分院。利美康曾提出,计划在2023年实现300家连锁店的扩张目标。要在短的时间内开疆拓土,依靠自身显然耗时耗力又耗钱,不少医疗美容企业选择了收购与改建这条路。例如利美康在北京、程度、深圳等地就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在进行相应改建后以“利美康医院”的身份投入使用。除了利美康,营销出色的艺星医美也曾在赴港IPO招股书中表示,募资款项也将会被用于在合适机会收购青岛、太原、苏州、福州、南宁和沈阳等地的医疗美容机构。而这些追求门店数量的扩张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各医疗美容企业工商信息上的警示提示就是最好的证据了。“美丽”成为一种生意本无可厚非,但这些资本的庞然大物本该生命多一些敬畏和尊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生命面前,任何企业都没有侥幸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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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百年老店”的垮掉
在中国,碰到路边发小广告的,很多人都会选择避开,即使接了小广告,一般也是转手扔进垃圾桶。但在美国,有一家大企业不仅靠发小广告起家,它发出的广告传单甚至被许多人称为“童年的回忆”。在亚马逊上,他们印着商品目录的传单被明码标价,销量甚佳。这家公司叫西尔斯。过去 132 年中,它一直陪伴着美国的千家万户,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几十年间,西尔斯一直是全美最大的零售商。它所推广的邮购公司、百货公司和郊外购物中心模式,成为全美零售业乃至全球零售业的样本,沃尔玛、亚马逊的经营模式皆脱胎于此。然而,就是这样一家零售业巨头,在两个多月前正式申请破产保护。百年老店,辉煌时刻还停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就无奈地走向衰落。119 世纪最后 30 年是美国剧变的 30 年。 1869 年,第一条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完工。美国从一个各地区相互隔离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铁路工作人员理查德·西尔斯看到了商机。他瞄准了火车乘客查看时间的需求,买下一批怀表,再加价卖出,很快赚得“第一桶金”。随后,他扔掉“铁饭碗”,辞职创立了西尔斯公司。西尔斯最初的销售策略和别的商贩没多大区别:直接批发一堆货物,就地加价卖出去。这种“倒爷”式的买卖到处都是,利润也不太大。他反复琢磨那次怀表买卖,很快领悟到:要提前得知顾客真正的需求,才能在合适的时机提供最恰当的商品。对前铁路工作人员理查德·西尔斯来说,铁路和邮局就是最便利的调查工具。西尔斯公司的“小广告”于是,理查德·西尔斯选择派发商品目录,也就是小广告。那还是推销员频繁上门骚扰居民的年代,他选择默默地把印着商品目录的纸张丢到居民门口,特别是那些住在铁路沿线,不方便经常进城采购的居民家门口。在商品目录里,他夸下海口,说西尔斯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贸易公司”,又格外标明:提供邮购服务。只要表明购买意愿,公司就会通过邮局把商品送到家门口,不满意还可以退款。堪称 19 世纪的“7 天无理由退货”。这种标新立异的销售方式大受欢迎,就这样,西尔斯给自己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邮购业务。通过这项业务,西尔斯的利润在随后十几年内呈指数型增长。随着西尔斯不断增加商品种类,商品目录越来越厚,挖掘出的购物需求也越来越多。到了 1905 年,已然拥有了成为美国零售业领头羊的实力。2转眼即是 20 世纪 20 年代,西尔斯公司的权柄转移到伍德的手中。伍德曾是一位将军,主管军需。他深信,随着一战结束,投机商们一定会迅速投资工业,大量的农民顾客将会为了优渥工资进城,成为蓝领工人。顾客到哪,零售商就应该跟到哪。伍德决定把重点业务从远程邮购拉回城市,建立西尔斯百货。为此,公司推行了“采购员中心制”,换言之,每个组采购什么产品由采购员决定,工资直接与该组销售业绩挂钩。这样一来,职责明确,各成一体,采购员小组的职权甚至包括处理顾客投诉和雇用员工。只要生意兴隆,连“公司的主管都不来干预”。不仅如此,在伍德的主张下,西尔斯百货直接买下地产,用一次性支出解决了日后租金上涨的烦恼。西尔斯不差钱同样是为了快速“占领”城市街区,伍德还把管理军队的办法用到公司里。在 1929 年大萧条之前,一大批统一装潢、招牌、商品的“西尔斯百货”出现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此外,伍德还看中了小型零售店的火热趋势,将商品数量大而全的“百货”改为小商店,塞到了人气兴旺的乡村,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连锁商店”模式。就这样,西尔斯一边买买买,一边以“大百货+小连锁”扩张,熬过大萧条后,人们发现西尔斯的“标准化”服务早已遍布美国。这打牢了公司的第二块基石:“百货公司”和“连锁商店模式”,顺道还置办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地产版图。3二战结束后,汽车工业急速发展,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这时西尔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百货”,公司骄傲地宣称:“除了房子,你什么都能在西尔斯买到。”事实上,这时在西尔斯也是可以买房的——资产雄厚的西尔斯早就四处施展手脚了,房地产、汽车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业务里最为人所称道的,除了高达 443 米、冠绝全美的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就是西尔斯信用卡,当时每 7 个美国人中就有 1 个使用西尔斯信用卡。西尔斯既卖房又卖车,在高速公路的铺设后就察觉到自己的顾客群又要“跑”了:城市空间锐减,很多中产阶级都想迁往更宽阔的郊区居住,如此一来,即便他们拥有汽车,也不会和以前一样频繁地光顾市中心的百货大楼。在西尔斯,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此时西尔斯已是全美流水最大的零售公司,每天都有上万种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仓库,再逐一摆上货架,等待销售。也就是说,支撑着西尔斯两块基石的,是“高库存”的门面和“高周转”的内核。一旦城市购买人群的数量和购物频率降低,西尔斯的“高周转”就会出现裂痕,两块基石也会动摇。于是,西尔斯跟随人潮,前往郊区。虽然是迫于形势,西尔斯也快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零售商业形式:郊区购物中心。具体来说,就是把百货店和专业店结合,配上吃喝玩乐的地方,试图把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一网打尽。有时候创新并不意味着从头到脚地更新,西尔斯只是换了种思路,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再把自己的强项一一摆出,就顺利解决了城市郊区化带来的顾客流失,还大大增加了进店率和购买率。就这样,西尔斯用第三块基石“郊区购物中心”加固了前两块基石,一起捍卫了西尔斯长达数十年的美国零售业龙头地位。4支撑西尔斯长期雄踞美国零售业榜首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战后婴儿潮。从 1946 年到 1964 年,美国新增婴儿数量高达 7800 万。伴随这些婴儿从出生到成长的,是美国家庭不断拉长的购物清单。尤其是到了 1970 年代,“婴儿潮”演变为“成家潮”,大量青年需要购置房产、家电、汽车等高价值商品,西尔斯的店铺遍及城乡,自然成为最大的受益方。这是西尔斯最为辉煌的年代。不管是许多研究商业的学者,还是西尔斯自己,都把这种成功归为“客户的忠诚”: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它陪伴了几代美国人的生活,即便市面上出现各式各样的零售公司,客户还是会怀有浓烈的情怀和信任感,选择西尔斯重复购买商品。这种假说一直被西尔斯高层所相信,即便是 1980 年代后期,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大肆扩张时,西尔斯所做的应对也只是大张旗鼓地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你认同西尔斯的公司品牌吗?你会总是来西尔斯重复购买商品吗?结果很让人心安, 80% 的客户认同西尔斯品牌,也肯定会一直在西尔斯购物。于是西尔斯在沃尔玛崛起时无动于衷,认定“忠诚的客户们”一定会继续支持自己。西尔斯高层甚至认为,沃尔玛所采取的“最短供应链”“压低供应商进价”“店铺开在郊区高速公路旁”都只是几十年前西尔斯用过的老招数罢了。招不在新,有用就好只可惜,西尔斯信奉的“客户忠诚假说”终归只是个假说。“婴儿潮”过去之后,沃尔玛的低价策略威力尽显,“百年老店”的招牌和情怀,抵不过实打实的让利。西尔斯虽然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一直大量参股上游制造商,却并没有真正参与管理,导致成本连年攀升,当时属于创举的“最短供应链”早已被沃尔玛霸道的“最低成本供应链”所击溃。等 1993 年西尔斯审视自己的年终账目,才发现已经连续亏损许久,那些声称“忠诚于西尔斯”的客户,大都涌向了沃尔玛。当了几十年的零售业老大哥,还是被一个后来者抢走了话语权。面对沃尔玛的低价营销,西尔斯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是调整重点,主攻“中年妇女”购买人群。思路看上去不错,措施却很少,大多是调调货架位置和商品摆放,更多精力都是放在广告和口号上,顾客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5就这样,西尔斯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世纪之交。跨过千禧年,西尔斯被金融大鳄爱德华·兰珀收购。兰珀声名远扬,号称“小巴菲特”,在收购西尔斯之后,他将西尔斯与手上的另一折扣零售公司凯马特合并,强行把两家定位根本不同的公司捏合到了一起。兰珀发现,西尔斯曾经的“采购员中心制”竟然和投资领域的“项目制”大体类似,就武断地把西尔斯拆成 30 个部门,自负盈亏,互相竞争业绩,以求再现曾经的红火业绩。自大的代价然而兰珀一切向“钱”看,也让底下的管理者双眼只盯着钱。相比更艰难的“开源”、招揽顾客,管理层选择“节流”,简单粗暴地减少开支。具体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大量关停店铺,出售持有的商业地产;第二,减少基层员工工资。第一点尚且可以说是及时止损,第二点则是“饮鸩止渴”。西尔斯一直保留着非常传统的工薪计算方法:工时多,工资多;卖得多,提成多。减少基层员工工资就意味着大量减少在店的员工数量,只留下最少的员工收银、应付顾客。结果员工们消极怠工,从前以服务著称的西尔斯百货屡被客户投诉,大量员工流失,同时带走了自己的客户群,业绩愈发恶化,西尔斯就这样陷入了一个自我消耗的恶性循环。更糟糕的是,兰珀无心等待破局,他习惯于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但凡看不见利润,便开足火力对准管理层,八年间竟三换 CEO ,导致一组管理人员还没拿出打破负循环的办法,下一组管理人员就匆忙上马,一切从头再来。爱德华·兰珀就在频繁更换管理层的这几年中,亚马逊已经从“电子书商”拓展为全美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其实亚马逊和沃尔玛一样,都是借用了西尔斯曾经的招数,再套上新技术的壳子。和沃尔玛不同的是,起码前者还被西尔斯注意过,亚马逊此前主打的 Kindle 阅读器一直亏损,西尔斯对其不屑一顾。谁知亚马逊不声不响,给西尔斯的打击却最为沉重:现在美国人心中“全球最便宜的贸易公司”已经不再是西尔斯,而是亚马逊上数不清的卖家。好服务没了,“最便宜”的名头也没了。从 2011 年起,西尔斯就陷入了经营性现金流枯竭的危机:各个商店销售业绩不佳,还得持续支付一大批员工的养老金,那些匆匆而过的 CEO 们又留下了一堆亟待输血的新业务。看不过去的兰珀干脆捞起袖子,自己出任 CEO 。事实证明,这位跨行的“小巴菲特”并没有真正的“跨界思维”,用的仍然是发行新债务、出售商业地产的华尔街老办法。在坚持烧钱近百亿美金之后,兰珀放弃了,他已经不想再把私人财产投入到这个无底洞中了。于是西尔斯带着十几亿美元债务和一个根深蒂固的死循环,正式在 2018 年 10 月 16 日申请破产。6从生到死,西尔斯横跨 132 年,历经零售业几乎所有的商业结构,后期投资也很多样化,但依旧无法逃脱败落的命运。不能说西尔斯一代代的管理者们不努力、没思考,但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强调的,“企业家是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开创并领导了一项事务的人”。西尔斯每次奠定企业发展的基石,都是在存亡危机之下,这些管理者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应激型的交易家,他们明白公司就是要为股东创造利益,为此绞尽脑汁。但是到 20 世纪 70 、 80 年代最辉煌时,企业管理者们根本不愿意承担损失利润的风险再去创新。而表面的风平浪静,又让西尔斯没有接收到足够大的刺激,便对沃尔玛的崛起熟视无睹,当终于反应过来时,又被亚马逊用新技术打得左支右绌,早已错过了蛰伏下来创新的机会。“百年老店”既是大招牌,也是大包袱。正因为开得够久,客户便对其要求更高,一旦他们习惯的“好服务”“最便宜”被打破,支撑起这个零售之王的“高周转”就会烟消云散,“高库存”就将成为致命的毒药。而他们引以为傲的“客户忠诚度”,到最后也只剩下曾经的老主顾们在亚马逊买一本西尔斯商品目录,收藏起来,怀旧的时候拿出来念叨一句: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他们家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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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手机风云录
手机市场风云变幻2018年对中国手机市场来说,是暗流涌动的一年。虽然整体市场仍然延续小周期的下跌趋势,这是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销量持续降低、整体态势低迷的大环境使然。然而国产手机品牌则对海外头部品牌形成明显的挤压态势。根据信通院发布的数据,2018年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同比下降15.6%,但是从出货品牌占有量来看,国产手机出货占比有所提升。“标杆”苹果、三星在中国市场上疲态渐显,给了华为、小米、OV等企业奋力追赶的机会。在全球市场上,华为仍力压苹果,而来自中国的“追兵”则还有赶超的苗头。在进入5G时代的2019年,格局或许会被重构,谁能带来众所期待的下一个“系统性创新”则意味着把握住下一个机会。(林虹)导读2018年整体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6%,但国产品牌下滑幅度略低于此项数据,说明以苹果和三星为代表的海外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失利。同时集中度在进一步提升,据统计,排名前十的智能手机厂商合计出货量份额达到93%,同比提高7.9个百分点。格局稳固的中国手机市场,2018年仍生出诸多变化,显示出小周期下的手机行业暗流涌动。1月8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年内整体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6%。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国产品牌下滑幅度略低于此项数据,说明以苹果和三星为代表的海外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失利。同时集中度在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8年排名前十的智能手机厂商合计出货量份额达到93%,同比提高7.9个百分点。这显示出在资源、资金等方面,头部厂商具备相对优势,加剧了对“T字”以后品牌的生存压力。而2018年内包括头部和中小手机品牌都有策略调整,带来表现进一步差异化。苹果和三星之外,头部厂商华为年内在中国区份额超越苹果,OPPO通过分拆海外品牌、布局高端产品等方式加大海外布局,vivo在国内第三季度出现逆势增长,小米以资本方式寻求突围;二线品牌的调整则显得更加“伤筋动骨”。随着折叠屏、超声波指纹识别等方案箭在弦上,5G+AI时代渐行渐近,对集成创新能力要求的深化背后,新的战役已经打响。头部厂商混战2018年的手机市场无论在新机发布、市场活跃度等方面,都显得比往年热闹:华米OV争相补齐产品线并大力涌向欧洲,渠道单品争夺细分市场,门店的扩张和升级,构建IoT生态抢占风口,供应链协同研发的竞争等,都成为去年的新变化。据信通院统计,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4.14亿部,同比下降15.6%;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3.71亿部,同比下降14.9%。国产品牌跌幅小于整体,显示出海外品牌的走弱。同时,年内上市新机型764款,同比下降27.5%;智能手机上市新机587款,同比下降26.5%。这意味着智能机上新份额的进一步扩大。往年的手机“标杆”苹果年内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跌是最受关注的事件。作为高品牌溢价的代表,苹果年内发布的系列新品走向“轻奢”化,在肉眼可见的部分并未有明显变革,成为影响国内市场表现的一大因素。1月8日,Gartner研究总监吕俊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不能说苹果创新力下降,只是消费者看不到。其他国产品牌从技术来看,其实仍落后苹果近一年时间,虽然推出了类似产品,但功能、准确率方面仍有差距。”他进一步分析,苹果仍维持着刘海屏,是考虑到全面屏推行的传感器准确率问题;屏下指纹技术尚未应用,则因为并未达到苹果需要的量产水平,“苹果会考量技术是否可以达到量产1亿台的水准,才会把技术放进去。没有量产能力的话,一旦有1%返修率,损失就非常大。”总体而言,海外头部品牌的走弱,最先得益者是华为。机构数据也显示,华为在三季度超越苹果,坐稳中国市场销量头号交椅。分析指出,技术的持续投入和产品系列的补缺,让华为具备 “吃下”苹果部分份额的能力。但Canalys分析师贾沫则向记者表示,市场份额的退让,并未影响到苹果整体利润表现。虽然2018年全年整体出货量持续呈现下跌态势,但手机厂商反而加速了新机推出频率。同时,产品线也在“查缺补漏”。如OPPO首次推出针对线上的产品K系列,vivo则强化了线上Z系列的新一代产品。对于更侧重线下的OV来说,这显示出对线上市场的“占位”意愿。为此,IDC中国高级分析师王希表示,新机的频密发布,在多元形态刺激下,会更易引发换机热情。整体颓势之下,vivo却走出了逆势增速的路径。多家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vivo在中国市场超越OPPO坐上第二名的位置。但也有机构指出,全球市场而言,预计全年OPPO仍然稳坐vivo之前。至于vivo突围的原因,多名分析人士均指出,这是源于vivo对中低端产品线加速推广带来的效果。目前来看,高端旗舰系列并未对OV带来突破性的销售变化,而高性价比产品仍旧是获客最快的方式。当然,生存问题并非只是中小型厂商面对的困境。多名业内人士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头部矩阵中,部分品牌正面临运营压力。而一旦品牌出现运营错判,带来的恐怕就是掉出阵营的危机,三星就是前车之鉴。二线品牌震荡小周期往往伴随着行业洗牌,这在2018年并延伸到2019年都有明显表现:头部厂商以小米为代表,相继与美图合作,并战略入股TCL;中小型厂商则以魅族、锤子和金立的表现尤为瞩目。1月8日,一位手机公司高管向记者指出,其获取的统计数据显示,华为和小米用户画像较为一致,约七成为男性,OV的性别比例则相对均衡。这也成为小米借助美图补充女性市场的背景所在。此前,多名二线品牌创始人都公开表示过“危机感”,并指出解决方案是将产品和运营走向“聚焦”。魅族创始人黄章在内部论坛回应“粉丝”称,要做小而美的品牌。一加创始人刘作虎则多次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表达过保持生存危机心态的重要性。在供应链市场备受大厂商的挤压,中小型厂商常出现“缺货”困境。由于他们对量级的要求较小,其需求往往也显得弱势。在去年,锤子旗下新品常被曝出处在“缺货”状态;魅族也曾在年内至少两度面临新品发布之后,在预售时间却未能如期推出产品。属于中型规模的魅族获得的支撑尚属可观——阿里在2015年就参与其战略投资,并在软件方面进行资源和生态的支持。近期有消息称,珠海市政府将会注资支持魅族发展,规模超过1亿元,目前投资方案已经谈妥。不过对此,官方并未有正面回应。反观其他年内声量较大的中小型品牌,也大多背靠一定的头部资源。比如一加手机与OPPO在供应链层面有着较强关联,游戏手机黑鲨则有小米作为支持。“小厂商份额不高,除非产品方面有大品牌作为后盾,其他比如360等品牌,我认为未来相对会更困难。”王希如此指出。金立已经无力回天,“锤子的危机”这一话题也贯穿2018年。最新消息是,企查查平台显示,1月3日,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公示对罗永浩执行冻结成都锤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事项,涉资1亿元人民币,冻结日期至2021年1月2日。5G技术的到来则成为另一重考验。包括手机公司高管和分析人士都向记者表达过,非头部厂商在研发资金和实力方面难以与头部厂商抗衡,而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到来往往会伴随新一轮的行业调整。在供应链、研发、资金等把控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厂商,难言在5G时代能否实现进一步突破。目前来看,头部和背靠头部资源支持的厂商具备相对竞争优势,谁能带来众所期待的下一个“系统性创新”则意味着把握住下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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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否认权健培训颁发“清华毕业证”
王女士收到的“清华大学结业证书”。受访者供图原标题:清华否认权健培训颁发“清华毕业证”权健创始人束昱辉自称为清华大学毕业生,但其真正学历一直被外界质疑。读者马先生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其母亲于2010年成为权健经销商,公司经常以各种名义让母亲参加培训,还告知交4030元就可以拿到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新京报记者查询到,所谓的“毕业证书”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颁发的。而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工作人员则表示,继续教育处每年举办很多培训项目,会发放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书。“4030元可拿清华毕业证”读者马先生告诉记者,2010年,他的母亲王女士在熟人推荐下加盟权健。“她去参加权健大会,领导都开着豪车,还告诉她加盟权健,就能像他们一样。”大会上,经销商告知马先生的母亲,只要她发展两个会员,成为她的“左右腿”,就能获得910元返利,如果她的左右腿又分别发展两个会员,她就能获得两个910元。以此类推。马先生母亲交费一万元成为经销商,拿公司的产品,还发展了10多个亲戚朋友一起上阵。2015年,领导告诉王女士,权健公司发展很好,还和清华大学之间有合作,权健的经销商花费4000多元就可以拿到“清华毕业证书”。“他们宣传说,因为束昱辉是清华的毕业生,公司有关系,才能和清华合作。”而据此前媒体报道,束昱辉并非清华毕业生。清华继教处:培训项目信息还需核实新京报记者看到,王女士所拿到的证书名为“清华大学结业证书”。内文称,该女士于2015年3月28日至2015年8月23日参加“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权健自然医学集团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已完成64学时的课程学习。实际上,马先生说,母亲只去参加过一次培训,内容也和公司开的培训会差不多,“讲如何赚钱,如何把团队做大。”记者根据马先生母亲的姓名和证书编号,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网站查询到该证书信息。网页显示,该培训项目名称为权健自然医学集团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主办院系为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是发证机关。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继续教育处每年举办很多培训项目,会发放结业证书,而不是毕业证书,相关培训项目信息还需要核实。一天课费4万余元上课3天可拿证1月8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一名王姓老师表示,继续教育学院是清华的二级学院,专门做非学历非学位培训,“我们任何一个项目都要经过学校的严格审批,必须上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立项通过才能去运作,经销商培训可能会有一些管理漏洞,所以不鼓励做这样的培训。”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则称,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和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该研究院和企业的合作只限于给企业做内部员工的培训,“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经销商不算内部员工。”至于课程培训师资构成,上述工作人员称,一部分是清华大学的教师,“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政府官员,还有一线的企业家,或者兄弟高校的专家教授,都有可能。”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培训管理部方老师则表示,多年前,他对权健在该研究院参加过培训有印象,“去清华上过一次课,师资是我们这边安排的,具体是哪些老师,不太清楚。”至于是否对权健公司进行过审查,对方表示研究院不具备审查资格。方老师称,学院会根据企业需求做相应的方案,学员上完3天的课才能拿到证书,企业需要每天支付4万余元费用,讲课老师既有清华教师,也有企业人员或者外校教师,而按照最新规定,培训不能继续在学校里上课了。此外,销售培训课对于学员的学历没有要求,“也不会是太难的课程。”销售方面不是专业性特别强的,缺课五分之一以上无法拿到证书。“记者询问是否可以变通,对方表示可以,到时候详细再说。”方老师坦言:“培训证书其实就是在清华参加过一个培训的证明,没有任何效力,单纯的结业证书,盖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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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百亿不见回报,这一次,中环股份又要定增50亿!
1月7日晚,中环股份披露定增预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此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约5.57亿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其中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剩余用于加码半导体硅片。然而消息刚出,中环股份次日股价出现了大跳水,一度逼近跌停。收跌7.25%,全天成交额近5亿元。此前,中环股份屡次大规模定增,带给投资者的回报却寥寥无几。据统计,自中环股份2007年上市以来,该公司陆续实施了6次定增,共募集资金96.41亿元。加上IPO募资5.81亿元,上市以来共“吸血”102.22亿元。与此同时,上市以来中环股份累计分红8次,分红金额仅为2.6亿元。2007年底,中环股份总股本为3.62亿股,截至目前,中环股份总股本已高达27.85亿股。大规模定增将会大大稀释股民权益,若此次50亿定增成功完成,势必大大降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据了解,中环股份此次拟定增50亿元,绝大部分将用于半导体硅片项目。而根据公告显示,该项目光投资生产线建设期就达3年。也就是说,50亿元投资短期是看不到任何回报的。投资生产线建设期为 3 年公告显示,中环股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可以看到,其中45亿将用于集成电路用 8-12 英寸半导体硅片之生产线项目。公告披露,该项目将建设月产 75 万片 8 英寸抛光片和月产 15 万片 12 英寸抛光片生产线,建设期为 3 年。而在建设生产线所需的57亿中,有50.18亿元是用于设备购置费、调试费和安装工程费。这称得上一笔巨款。从项目未来产生的经济效益看,其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2.64%,所得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7.33 年。这是否意味着,公司所募得的资金,在中短期内,很难对业绩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截至2018年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2.56亿元,同比增长35.06%,归属净利润4.26亿元,同比下降6.02%。扣非净利润为2.98亿元,同比下降32.93%。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净利润的下滑。根据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的预测,也出现了较明显的下滑,预计为负14.46%至负5.91。可见,中环股份正在面临业绩压力。此外,根据测算,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预计将累计产生流动资金缺口16.5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 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需求,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半导体业务占比或在萎缩中环股份创立之初,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生产,2009 年子公司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军光伏产业。数据显示,2009年之后,新能源业务不断增长,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半导体材料业务不但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截至2018年上半年,新能源业务营业收入为59.03亿元,占总收入的91.37%;而半导体业务营业收入为4.89亿元,占总收入的7.57%。而同比之下,2017年上半年和2016年上半年,半导体业务占总收入比例分别为9.05%和10.65%,有逐步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全球导体销售额正在持续增长。根据 WSTS 的统计结果,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由 2012 年的 2,916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122 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 7.17%,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4,6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2%。而此次公司将投建的8 英寸、12 英寸硅片已成为半导体硅片的主流产品,预计2018年,12英寸半导体硅市场占有率可达67.6%,8 英寸半导体硅片市场占有率可达25.7%。不过鉴于硅片生产线的建设周期达3年之久,在建设期内,中环股份的业绩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或将是一个问题,而3年后的半导体市场是否存在变数,或也是需要上市公司仔细考量的。投资的钱都来源于增发?事实上,此次增发距离上一次中环股份定向增发实施仅过去不到5个月。2017 年 11 月,中环股份曾发布公告称,拟向国电科环发行 8,344 万股购买国电光伏 90%股权(作价 6.44 亿元),发行价 7.74 元/股,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16 亿元,其中中环集团认购金额不超过 1.25 亿元。国电科环也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领先的火电环保及节能解决方案服务供应商。当时国电科环计划退出光伏制造领域,遂转让旗下资产“国电光伏”。不过并购的过程并不顺利,2018年2月,中环股份、国电科环均公告称,中国证监会经审核决定,对前者发行股份购买后者90%股权方案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不予通过。资料显示,被收购资产国电光伏已于2015年8月停止了全部生产及研发活动,一直处于全面停产状态。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6月,国电光伏营收分别为0万元、0万元、142.74万元,对应净利润为-12.76亿元、-4.65亿元、-0.13亿元。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令外界也产生了质疑。令人意外的是,仅过了一个月,中环股份再次发布公告,拟将继续推进购买国电光伏90%股权事项,作价约6.44亿元。中环股份表示,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剥离了国电光伏的无效及低效资产,剥离后股权所包含的资产,为修缮后可有效利用的房屋、土地、公辅系统、高效HIT电池研发线等优良资产。同年7月,历时2年的并购终于得偿所愿。实际上在并购还未通过之时,中环股份已通过租用国电光伏厂房,开始实施5GW高效叠瓦组件项目和10GW高效太阳能电池用超薄硅单晶金刚线切片产业化项目。对于中环股份来说,并购的毕竟是亏损资产,在发挥好定增资金作用之前,首先得填上这个大窟窿。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国电光伏资产方面已完成剥离 422,017.08 万元,整体资产剥 离工作完成 99.47%,负债方面已完成剥离 583,959.64 万元,整体债务剥 离工作完成 99.57%。不过,根据最新的增发公告书,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国电光伏尚有两家参股公司未完成剥离,其中国电晶德太阳能科技(宜兴)有限公司,国电光伏已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8,801 万元。数据显示,中环股份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近年来正在不断流出,2016年为负17.46亿,2017年为负47.88亿,截至2018年三季度,该金额以扩大至负52.6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