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结算模式背后的利益江湖

永赢长远价值基金，基金经理常远，开售三天募满80亿。这个成绩“震惊”了下半年平淡的新基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永赢基金采用券商结算模式发行的首支基金。从银行的托管人结算模式到券商结算模式，看似是两个结算模式的不同，其实却牵扯到公募基金、券商、银行三方，背后利益纠葛更加复杂。公募是否愿意冒着“得罪银行”的风险，深度绑定某一家券商？单个券商能否以一己之力托举出爆款基金？传统银行作为主要的代销渠道之一，又是否愿意将蛋糕拱手相让？界面新闻记者深入采访各参与方，还原结算模式背后的利益江湖。一、从0到2738亿公募券结模式起始于2017年底，在证监会监管指导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启动了新设公募证券交易模式的转换试点。当时参与的包括博道基金、凯石基金、国融基金、恒越基金、东方阿尔法、青松基金等6家新成立的小基金公司。随后逐渐有其他公募公司开始加入。2018年底发行的中庚价值领航混合，招募说明书就显示，“本基金采用证券经纪商交易结算模式，即本基金将通过基金管理人选定的证券经营机构进行场内交易和结算。” 当年首募规模为8.93亿元。2019年2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新设公募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模式转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显示，新设公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类产品参与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应当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拿到“通行证”的券商结算模式，迎来高速发展时期。Wind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共有189只采取券商结算模式的基金，资管规模合计2738.35亿元。按照年份划分，2018年有13只采取券商结算模式的基金成立，2019年有45只，2020年有56只，今年以来已经有74只。表：截至9月29日，市面上采用券结模式的规模前20名基金明细（标红基金则选择了券商作为托管方）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目前规模最大的券结模式基金是睿远基金与中信证券合作的睿远成长价值、均衡价值三年，这两只巨无霸产品合计规模超530亿元。二、新入局者到底什么是券商结算模式？和传统的银行托管人结算相比，两者有什么区别？基金产品在交易所完成的证券交易，由结算人代表基金产品与中国结算进行清算，并完成券款交收。根据结算参与人的不同，基金产品结算模式分为券商结算模式和托管人结算模式。所谓托管人结算模式，公募基金作为管理人，租用券商的交易席位直连交易所，托管人作为特殊结算人与中国结算进行资金和证券的清算交收。表：托管人结算模式的说明券商结算模式，则是指基金管理人先通过券商系统报盘交易，由券商审核后报交易所，券商作为结算参与人与中国结算进行资金和证券的清算交收。表：券商结算模式的说明简单来说，两种模式最大的差异就是券商这一新的参与方。原来，基金的托管、结算基本都是由银行来做，随着“券结模式”的发展，未来公募基金的托管、交易、结算等都可以由券商来提供。表：两种结算模式的优劣势对比 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两种结算模式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交易佣金利益问题。《通知》明确指出，基金产品管理人可选择一家或多家证券公司开展证券交易，打破了此前的佣金分仓规定——《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一家基金管理公司通过一家证券公司的交易席位买卖证券的年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其当年所有基金买卖证券交易佣金的30%”。也就是说，券商通过代销基金可以获得更丰厚的佣金。当大体量的公募基金纳入券商结算体系下，将极大利好券商经纪佣金收入。以目前券结模式中规模最大的睿远成长价值为例，截至二季度末，该基金规模高达369.63亿元，股票交易金额为518.62亿元，分给结算券商——中信证券的佣金高达4149.13万元。照此推算，券商结算模式下，公募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比例约为0.8%。规模167.69亿元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今年上半年股票交易金额为190.59亿元，支付给中信证券的佣金为1524.83万元，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比例约为0.79%。表：今年上半年部分券结模式的基金分仓佣金明细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目前是按照证券交易的金额计算和支付佣金，一般在0.7%-0.8%之间。”某实行券结模式的公募基金负责人表示。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通知》规定了基金的交易佣金不得与证券公司销售业绩、保有规模等挂钩，公募管理人会综合考虑券商登记结算服务能力、研究实力和代销能力等，选择券商作为托管和结算机构。此外，在券结模式下，基金产品使用专用的机构交易单元，交易量佣金直接支付给合作的证券营业部，能提升交易量支付渠道的准确性，并将基金公司和营业部深度绑定。因此，结算模式的变化将带来交易结算系统、交收、代销、研究、托管等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的大比拼。三、蛋糕会重新分吗？券商发力下，中小公募似乎找到了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券结模式之下，券商在新基金销售中热情较高，而且券商销售能力其实也不弱，因此我们比较重视。”永赢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表示，券商目前这一业务的积极性较高，同时券商渠道重视持续营销的经营理念，以做大保有量为业务目的。表：2020年度采取券结产品的前20名基金公司明细来源：wind，界面新闻研究部整理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新成立的基金公司更青睐券结模式。其中，蜂巢基金、博道基金、朱雀基金三家采取券结模式的规模均超过了100亿元。与此同时，作为传统的代销渠道，银行也在加速向“财富管理”转型。在今年的震荡行情中，和银行深度绑定的“固收+”基金、甚至一些银行的独家定制基金不断推出。除了结算环节，结算模式的变化对托管也有影响。招商证券非银团队此前曾发布观点称，当前每年数十亿元的公募托管市场蛋糕将有望重新划分，此前商业银行垄断公募托管市场的格局或将改变。不过，以销定托的格局难以被打破。“托管的灵活性不大，选择哪家银行或券商托管，都是根据销售能力来决定，基金不会为了图方便而更换托管。从试点阶段来看，券结模式对于托管业务的利好并不显著。现阶段，公募基金托管依然以传统银行为主。”北京一家头部券商产品业务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此外，也有基金公司提到了关于资产运作效率的问题。在基金运作中，基金资产中往往会保留一定比例的现金，用来应对日常申赎等。如果是采用银行结算模式，这笔现金会在银行购买存款、国债等流动性较好的工具，银行也会给予基金管理人相应的利息，但在券结模式下，券商能给予的利息比较低。四、观望还是加入？基于各种考量，机构们对券结模式的态度并不相同。“券结模式的劣势比较突出，主要是信息泄露风险这种不可控的人为因素。比如基金管理人的交易指令经过证券公司审核执行后上报交易所，交易所和中登公司将清算数据发送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会留存产品交易和持仓数据，这种较长的交易链条，会存在信息安全问题。”某头部基金公司人士表示。除了信息泄露风险外，部分大型公募对于和券商进行深度利益绑定存在抵触和恐惧。某TOP10的头部公募内部人士表示，目前传统的大型公募还是非常依赖银行渠道销售，以银行托管+银行结算+租用券商席位为主，其中托管账户、资金账户、结算账户都在银行，券商仅作为通道，延后不定期向券商支付分仓佣金，一些基金公司与券商合作业务包含租用券商席位、券商代销等，模式比较简单。“新基金如果采用券结模式，就意味着这只基金将和券商深度绑定，相互之间的黏性会更大。比如我们选了某家头部券商，那么在新发和持营上，不仅要靠这家券商的客户资源来把基金规模做大做强，日常发行和运营中，还要按照他们的要求，配合进行一些路演之类的。”该人士表示。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相比此前银行渠道的一家独大，保有量规模逐渐壮大的券商，也开始了“点名”某位基金经理发新基。“不是他想发新基金，是券商点名只要他。”在今年的动荡行情中，就有业绩不错的基金经理被合作的券商点名后再度出山。“毕竟基金经理也是公募的核心资源，我们不想丧失话语权，这也是我们一直比较保守的原因之一。”上述公募人士表示。而在这场看似由券商主导的模式中，一些头部券商同样存在疑虑。“我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做券结模式的基金，主要原因是要调动客户资源，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进行前期的推广和宣传，颇有‘押宝’的感觉。但今年的震荡行情让人不知所措。如果重点押宝到某一只券结的新基金上面，碰巧该基金业绩差强人意的话，这将对公司整体形象有很大打击，也会流失很多宝贵的客户资源。”某头部券商基金研究部人士表示。该人士补充强调，在提倡财富管理转型时，更希望做客户理财投资的陪伴者，以投顾的方式长期陪伴客户，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重点推广某一只产品，这样风险太大，也不是公司的发展思路。虽然有顾虑的机构不少，但也有更多机构欣然尝试。界面新闻记者统计发现，今年热销的新发券结基金，已经出现了老牌基金公司的名字。比如，南方基金旗下南方兴润价值一年持有于今年2月成立，发行规模达到148.69亿元，成为今年市场上发行规模最大的券结模式产品。此外，由私转公的朱雀基金，今年3月券结模式新产品大卖79亿。界面新闻记者从渠道方获悉，该基金仅有招商银行、广发证券和华泰证券三家渠道销售，仍旧获得了投资者追捧。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两种结算模式会对基金运作产生什么具体影响？投资者应该如何判断一只新基金值不值得买？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新基金会在《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披露托管方、以及采取何种结算模式。但具体选择哪家券商进行结算合作，《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没有明确披露。“如果看到某一个券商在一段时间内，密集推广某一只基金，那大概率该基金是采取了券结模式。”一位在头部券商工作的理财经理表示。盈米基金则建议投资者在甄选基金时，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考虑自己的投资目标、资金使用年限、风险偏好等。投资有风险，不能冲动购买。

因更新财务资料，科创板、创业板244家公司扎堆“中止审核”

244家发行人集中“中止审核”背后，主要是由于发行人IPO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因此需要更新财务资料。9月下旬，科创板、创业板再度出现集中“中止审核”的现象。在创业板，9月下旬已有187家公司“中止审核”，仅9月30日，“中止审核”的就有131家。同一日，上交所科创板也有57家公司IPO中止。244家发行人集中“中止审核”背后，主要是由于发行人IPO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因此需要更新财务资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发行人、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告知本所，本所将中止发行上市审核。另外，在终止审核方面，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以来截止到目前，已有116家发行人终止IPO，其中，7家由于审核不通过，1家未在规定时限内回复问询，导致审核问询回复时间总计已超过三个月而终止上市审核，剩余108家为主动撤回申报材料。科创板累计132家终止上市，其中，9月份仅有4家终止上市案例。总体来说看，4月份以来，科创板、创业板终止审核的发行人稳定维持在15家左右，今年2~3月份，因主动撤回申报材料而终止上市的案例一度飙涨，尤其是2月份，两板撤回案例达到36家。在撤回的发行人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接到现场督导通知”而撤回项目，“一督就撤”显然违背了现场督导的初衷。在深交所组织的一次投行业务培训中也提及，现场督导目的不是劝退，而是针对审核中关注的问题，如果发行人一督就撤，那么，监管也会担忧是不是上市的企业存在问题。2月份，上交所率先出台了科创板保荐业务现场督导指引，4月30日，深交所发布《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1号——保荐业务现场督导》。上交所下发的《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动态》中，针对撤回率高企的问题，再度重申保荐人、发行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绝不能“一撤了之”，保荐人应当严格遵守保荐执业规范，勤勉尽责，在项目申报前扎实做好尽职调查工作，避免“抢报”心态，绝不允许“带病闯关”。4月份以后，虽然现场督导持续进行，但撤回的案例明显减少，申报质量也在大幅提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望成为创业板最大IPO的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风集团”）于9月份的最后一天撤回了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东风集团于去年10月13日获得受理（详见报道《创业板最大IPO：东风集团70亿下注新能源》），招股书显示：东风集团此次募集资金达到210亿元，相较于去年10月15日上市敲钟的金龙鱼（300999.SZ），还多了逾70亿元。一般来说，创业板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大多在10亿元以下，体现创业的特点。在金龙鱼上市之前，仅有两家创业板公司首发募资超过50亿元。金龙鱼首发募集138亿元，跨越了百亿门槛，而如果东风集团成功上市，则将该纪录刷新至210亿元。东风集团于去年12月通过了上市委会议，不过，后续一直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予以注册的决定。9月26日晚间，东风集团股份（00489.HK）在港交所突发公告称，基于公司经营决策和战略调整，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决定向深交所撤回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文件，并拟申请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事实上，以东风集团和体量和募资金额，相比创业板，深市主板或许更加适合。

杭州热钱涌向类住宅项目 监管提示7大风险点

9月29日，杭州住保房管局官网发布购房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购房者应在购买商品房时谨防七个“凡是”，并公布举报电话。杭州住保房管局清楚地指出购房者应注意的7大风险点：凡是开发企业未取得预售证收取购房款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要求购房款打入非监管账户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提供的监管银行与监管账户与预售公示或网签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以提供购房优惠为名诱惑签订线下合同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采取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承诺商业办公项目可以改为类住宅用于居住的就是风险；凡是开发企业承诺商业办公项目可以燃气入户的就是风险。杭州住保房管局表示，接下来，市区两级住保房管部门将积极落实宣传，督促开发企业在售楼部放置风险提示标牌，在商品房摇号报名平台中增加购房重大风险提示功能，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杭州此举针对的是商办项目，尤其是类住宅性质的商业大平层项目。这与近期杭州商业大平层交易火爆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个月，杭州市区内的类住宅性质的商办大平层项目，价格涨幅达到30%-40%，比如西湖区某项目，由上半年的2万多元/平方米，短短几个月时间涨到了现在的3万多元/平方米。一二手房价差导致不少资金涌入一手房市场，但新政以来，不少投资资金被挤出杭州楼市，而二手房最近跌幅也比较明显，投资资金“谨慎入场”。加上受限购限贷政策与银行利率调控的影响，杭州入市门槛抬升了不少。资金开始瞄上不限购不限贷的商办性质的类住宅项目。“原先有一些滞销的商办项目，中介也借机拿出来推销。”一名长租公寓投资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中介推销公寓产品的理由就是，这是一种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投资形式。与最近杭州市场表现出来的吸金能力一样，类住宅项目隐藏的风险同样引发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今年上半年杭州3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大平层成交约750套，去年全年成交599套，交易量是去年一整年的1.25倍。-IC photo楼市下行，资金转向杭州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杭州3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大平层成交约750套，去年全年成交599套，交易量是去年一整年的1.25倍。杭州一手楼市摇号中签率越来越小，且不限购的区域只有临安，而临安距离杭州市中心45公里以上。那些手持货币，有需要在市区地段居住的人群，便将目光投向了市区的公寓产品上。据业内人士透露，杭州目前在售类住宅产品大约有一半是现房或者准现房，对于那些对地段有要求又缺乏房票的消费者来说，如果买精装的公寓可以拎包入住的话，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成本。今年7月份以来，杭州二手房成交量大幅缩减；截至9月28日，杭州二手房成交量不足3401套，创年内新低，这也是自今年4月以来成交量不断下探。杭州8月5日出台楼市新政之后，此前狂涨30%-40%的二手房价也开始回落，加上税费、银行放款周期拉长等影响，二手房市场逐渐下行。资金开始转战商业大平层或公寓。实际上，近两年来，网红经济的崛起与外来热钱的蜂拥，导致杭州的商业大平层供不应求。高达几千万一套的商业大平层同样引发争抢。克而瑞数据显示，今年1-5月杭州300平方米以上商业大平层共成交601套，累计成交面积26.4万平方米，累计成交金额近60亿元，套均成交价1030万元。反观去年的杭州，300平方米以上商业大平层成交总量661套。换言之，今年5个月的成交量就已接近去年九成。好找房数据显示，8月份，杭州市区二手房签约套数TOP10中，类住宅项目占了一半。杭州目前商办公寓的市场行情，让不少业内人士想起了2016年的上海，彼时上海商办类住宅项目同样被资金蜂拥购买。2017年初，经历资金疯狂涌入公寓市场之后，上海明确规定商办公寓暂停销售。杭州的投资资金路径与上海极为相似。杭州住保管理局此时发布购房风险提示，与热钱盲目流入公寓以及公寓爆发的问题有较高关联度。值得关注的是，风险提示中“凡是开发企业采取售后包租或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就是风险”这一条，重申售后返租风险。这一风险在类住宅市场并非新鲜事。据钱江晚报报道，位于申花板块的综合体蓝钻天成，几年前以返租方式销售商铺和车位，但目前不少业主表示已多月未收到租金。董先生在2019年6月，经中介介绍购买前述项目一间10.72平方米左右的商铺，花了19.28万元。“当时承诺了非常优厚的租金返还，但去年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今年以来也有1个月租金未支付。现在不要说投资了，能把本金拿回来就不错了。”董先生出示的合同在违约责任中明确：若甲方在所购商铺委托经营期间未能获取约定的每月收益租金连续或累计达三个月以上，担保方在第四个月必须无条件按照合同价格回购该商铺，并向甲方补齐之前未支付的收益租金。董先生多次催讨，得到的回复均是：“没钱支付租金了。”2018年，蓝钻天成以建设商铺和地下车库需要资金为由，分别以机械车位17万元/个，地面车位27万元/个、商铺19万元/个的价格销售给投资人，并承诺相应的返租租金。按照当时售楼部打出的广告，一个17万元的车位20年后的总回报率可以达到365%。但截至目前，已经有上百人未收到3个月及以上的租金。该项目的运营商——杭州哲元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蓝钻天成委托经营的第三方公司，目前深陷多宗拖欠租金相关诉讼案里。杭州另一烂尾楼港龙城也有类似情况，该项目商铺曾以分割产权的方式，做了售后返租，也向业主承诺过高额的回报。但此后因资金链断裂，返租租金无法兑现。实际上，各地消费者“踩坑”商办项目的不少，这些项目承诺返租、回购，最后爆发各种问题。也有一些自住的客户买了商办改的公寓之后，发现原先合同上写着通燃气的，收房的时候却只能用电。杭州此次明确商业大平层不得接入燃气管道，对不少在售商办项目影响较大，甚至引发客户退房。不止于此，杭州已针对商住大平层开展安全隐患综合整治。那些已交付的商业大平层项目，后期也可能因为监管升级而丧失开发商先前承诺的一些居住功能。调控收紧类住宅性质的商办项目风险如此之大。从杭州住保房管局发布购房风险提示可见，政府正在削弱商业大平层所谓的投资价值。有房企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有的商业大平层项目跟燃气公司的合同都已经签掉了，但还是被叫停，无法兑现通燃气的承诺，引发客户退房潮，加剧了房企回款风险。政府收紧调控，除了热钱疯狂涌入之外，还有关键的目的是打击项目违规操作。据了解，那些打着“精装类住宅”标签的商业大平层，项目土地出让大多明确规定“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早在2012年1月，杭州就曾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项目规划设计与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非住宅类项目的卫生间要按每层集中设置。这曾一度使得杭州小面积的酒店式公寓几乎绝迹。2018年4月24日，杭州市规划局再次发布《关于拟出让商业商务用地规划条件增加类住宅限制要求的函》，文件明确“对杭州市区（含十区）范围内拟出让的商业商务地块，增加类住宅的限制要求”。在该函发布至今，除了个别规划条件明确允许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的地块，杭州十区范围内出让的商业商务地块，规划条件中均明确写明“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最小产权分割单元不小于300平方米”。这正是300平方米以上商业大平层的由来。此后，尽管小面积酒店式公寓不再新批，但300平方米及以上酒店式公寓却有遍地开花之势。目前，杭州在售的300平方米级大平层项目就已超过45个，此外还有大量待入市的项目。这几年的商业项目，大多被打造成具有居住功能的大平层公寓。不限购的商业大平层成了无房票人士的首选，同时商业大平层不限价，相比“高地价、限房价”的住宅楼盘而言，品质上更胜一筹，因此也更能满足一部分高端改善客群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对开发商而言，大平层类住宅产品的利润空间也比写字楼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杭州喊停了市区商墅的建设。据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流出的《内部事务通知单》显示，以后杭州住宅小区内，底商只能和住宅齐排，只能做沿街商铺，不能再规划成独栋商墅，从而变相拉高货值，新规覆盖杭州十区。业内人士指出，这将牵涉不少原先规划了“商墅”的项目重新调整方案。在首批重新调整“商墅”规划的项目中，融信有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与滨江合作开发的。前述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商墅、商业大平层这些利润突破口被堵死，杭州开发商后续在杭州市场的利润可能要经受更严峻考验，杭州土地市场的降温也在第二次集中供地中初露端倪。

银保监会：严禁挪用贷款投机炒作茅台酒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服务煤电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表示，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督促银行保险机构特别是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力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工作，满足能源电力供应合理资金需求。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供暖等企业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开辟绿色办贷通道，优先安排贷款审批投放，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要指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支持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增加电煤供应。支持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更多资金投向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对短期偿付压力较大但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或项目，在风险可控、自主协商的基础上，可予以贷款展期、续贷。根据需要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监管容忍度。通知明确，严防银行保险资金影响商品市场正常秩序。严禁挪用套取信贷资金或绕道理财、信托等方式，违规参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投机炒作、牟取暴利。严禁挪用各种贷款包括经营贷、消费贷投机炒作茅台酒、名贵普洱茶等高端消费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严禁银行保险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债市、期市，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避免脱实向虚、空转套利。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防止运动式减碳和信贷“一刀切”。通知强调，积极推动消费信贷规范健康发展。推动健全有利于消费信贷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制度和指标体系。坚持依据客户还款能力合理授信，不得诱导金融消费者盲目借贷、过度超前消费。规范信用卡经营行为,严控单一客户发卡数量和授信额度，规范分期管理，不得通过诱导“过度分期”等方式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防止以卡养卡、以贷还贷，助长过度负债。规范银行机构与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审慎开展与助贷机构的业务合作，不得提供显著高于市场利率的消费信贷产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银行机构不得开发违反公序良俗、助长社会陋习和不良风气的“墓地贷”“美丽贷”“彩礼贷”等消费信贷产品。

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取消超前点播服务

10月4日上午，爱奇艺在官方微博宣布，从今天起，爱奇艺正式取消剧集超前点播，同时取消会员可见的内容宣传贴片。随后，在线视频平台腾讯视频、优酷分别发声宣布也将取消超前点播服务。腾讯视频 VIP 会员声明称，从即日起腾讯视频将取消剧集超前点播服务，并停止超前点播内容更新。优酷表示，即日起将取消剧集超前点播服务。

唏嘘！又一家“百强房企”公告：还不上钱了 公司已成立应急小组

债务压顶，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1777.HK）（以下简称“花样年”）还不上钱了。10月4日晚间，花样年公告称，公司本应在10月4日付款的2.0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的票据未能如期支付。据界面新闻报道，对于面临的债务问题，花样年表示，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财务顾问等多方支持下，成立了应急小组，正在制定风险化解方案，以期尽快化解阶段性困境。公司将对后续进展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债务压顶花样年起步于1998年，2009年11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花样年2020年合约销售492亿元，并连续12年获评“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另外，花样年同时控股彩生活（1778.HK），2014年6月彩生活在港股上市，成为中国内地社区服务运营首支上市股票。不过，如今花样年风光不再，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据花样年2021年中报，花样年多项业绩数据下滑，发展疲软。今年上半年，销售方面，花样年累计销售281.2亿元，未达2021年销售600亿元目标的一半。营收方面，花样年毛利润22.7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26.75%；毛利率约20.8%，同比下滑38%；净利润3.03亿元，同比增长9.25%；净利率为2.77%，同比下滑7.58%。在营收下滑的同时，花样年债务状况也不乐观。贝壳研究院统计，花样年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72.7%，净负债率为74.8%，现金短债比为1.59，“三道红线”踩中一条，属于“黄档”。同时，花样年目前分别拥有借款约168.5亿元、优先票据及债券约343.7亿元及资产抵押证券约2.68亿元，总借款515亿元，比2020年增加了大约10%。9月29日，中诚信国际发布关于将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公告。中诚信国际称，近期在房地产行业政策环境持续偏紧的背景下，花样年集团及其控股股东花样年面临较大的债券到期压力。在2021年年底以前，花样年集团境内信用债到期规模合计约16.79亿元（含回售），花样年美元债到期金额约7.5亿美元。融资环境收缩及投资者信心不足等因素使得花样年集团境内信用债发行受阻，再融资风险加剧。同时，截至2021年6月末，花样年美元债余额占其债务规模的比重超过50%，而近期花样年美元债二级市场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美元债发行难度也有所上升，美元债融资渠道的畅通与否对其整体债务接续具有较大影响。另外，中诚信国际表示，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影响下，花样年集团的回款进度受到了一定负面影响；同时公司近年来加大了合作开发力度，其对非全资并表子公司资金动用的灵活度有所下降。中诚信国际认为，信用债再融资难度的加大对花样年集团和花样年债务接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信用债到期较为集中对花样年集团及花样年资产变现能力以及资金筹措能力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基于上述因素，中诚信国际决定将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维持其主体信用等级为AA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花样年已经连续遭到三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其评级展望降至“负面”。9月27日，穆迪将花样年企业家族评级从“B2”下调至“B3”。9月16日，惠誉将花样年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从“B+”下调至“B”，展望仍为“负面”。9月14日，标普宣布将花样年的展望调整为负面，确认“B”评级，因其有大规模境外到期债务会拖累公司的财务，预计公司下半年其去化和现金回款将面临压力。花样年自救债务压顶，花样年开始出售资产以求“过冬”。9月28日晚间，碧桂园服务公告称，其间接全资附属碧桂园物业香港拟向彩生活服务收购邻里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邻里乐”）100%股权。邻里乐拥有彩生活的核心资产，包括万象美物业、开元国际等等。“本次交易是彩生活主动行为，其价值长期被低估，本次以超过市值的价格进行交易，有助于降低彩生活负债水平，提高竞争能力。”一名接近彩生活的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本次交易总代价最高不高于33亿元人民币，上述人士表示，出售所得资金将用于偿还彩生活现有债务、降低负债率，补充运营资金及为未来业务发展提供动能。此外，本次交易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厚母公司花样年所有者权益，降低资产负债率，由目前的“三道红线”指标一项指标踩线，向全面达标迈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债务形势的恶化，花样年管理层也并非没有预判。在今年中期的业绩发布会上花样年管理层表示，花样年正在处理重资产，包括长期的投资项目。“上次跟投资人见面也专门谈到了这些动作，比如说处置一些商场和酒店，这些对公司未来经营来说只会减少负债，增加现金流，目前有几个商业项目进行得比较顺利。”从彩生活出售核心资产这一行为来看，花样年的自救是相对积极的。只是现在房地产行业处在周期频繁的变动中，许多对形势预判不够精准房企的命运也终不得不由此而改变。

华为支付试水！支付宝、微信迎来新对手

（原标题：华为支付试水！支付宝、微信迎来新对手）3月份，华为收购了一张支付牌照。华为方面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收购，给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数字生活服务。10月4日，中证君获悉，华为支付试水。新形势下，腾讯微信支付、支付宝迈出了开放的脚步。未来，华为支付是否在微信、淘宝上线，还需进一步观察。华为支付试水10月4日，中证君获悉，华为支付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场景是华为开发者大会2021门票销售。活动时间为9月24日至10月10日。据介绍，活动期间，通过“华为钱包”扫码支付华为开发者大会2021（Together）门票，在“华为应用内支付收银台”选择“华为支付” 已支持的银行卡购票，单笔订单金额满200元，即可享受立减50元优惠。据悉，活动仅支持华为钱包9.0.14.311及以上版本、HMS Core 6.1.0及以上版本。不过，中证君注意到，目前在“华为钱包”的应用场景内购买商品，还没有“华为支付”这项选择。这也意味着，销售华为开发者大会门票选择华为支付，或是一次试水。来源：华为开发者联盟网站今年3月，华为通过收购拿下支付牌照。天眼查显示，3月29日，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上海沃芮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股东中退出，新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100%。资料显示，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经营范围含电子支付、互联网支付、计算机技术服务、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信息服务业务等。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信息显示，2014年7月，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获得支付牌照，业务类型为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业务覆盖范围为全国。最新信息显示，目前业务类型仅为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有效期至2024年7月。对于拿下支付牌照，今年3月底，华为方面公开回应称，希望通过此次收购，给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数字生活服务，为消费者打造更安全、更便捷的全场景智慧体验。挑战支付宝、微信支付移动支付已成为消费者使用的重要支付方式之一，这也吸引手机厂商入局。中金公司研报显示，2020年有74%的用户每天都使用移动支付。移动支付的小额支付特征日益显著，单笔支付金额在100元以下的占比38.4%。国信证券指出，多个互联网巨头已获得互联网支付牌照，但受限于用户数及使用场景，尚不能大规模推广。目前具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互联网巨头包括阿里、腾讯、苏宁、京东、百度、新浪、美团、唯品会等，拼多多已间接通过收购方式获得牌照。此外，2020年，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旗下公司通过收购拿下支付牌照。国泰君安分析称，目前，第三方支付市场已形成支付宝、财付通（微信支付）两大巨头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的市场格局，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两者的份额共计约94%，其中支付宝市场份额在55%左右，而财付通市场份额基本在39%。在C端支付市场中，支付宝、财付通两大巨头已占据绝对优势。近期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迈出了开放的步伐。日前，腾讯微信支付表示，腾讯微信支付正与银联云闪付在支付、服务两个层面推进更深入的互联互通。支付宝表示，支付宝向银联云闪付开放线上场景，首批覆盖85%淘宝商家；支付宝、云闪付扫码互认。重磅！华为“搅局”移动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也有重大调整华为又有大消息！据报道，华为支付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场景是华为开发者大会2021门票销售。据介绍，活动期间，通过“华为钱包”扫码支付华为开发者大会2021（Together）门票，在“华为应用内支付收银台”选择“华为支付” 已支持的银行卡购票。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用户在“华为钱包”的应用场景内购买商品，还没有“华为支付”这一选项。这也意味着，销售华为开发者大会门票选择华为支付，或是一次试水。据悉，今年3月，华为通过收购拿下支付牌照。启信宝显示，3月29日，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上海沃芮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股东中退出，新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股东，持股比例100%。资料显示，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经营范围含电子支付、互联网支付、计算机技术服务、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业务、信息服务业务等。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信息显示，2014年7月，深圳市讯联智付网络有限公司获得支付牌照，业务类型为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业务覆盖范围为全国。最新信息显示，目前业务类型仅为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有效期至2024年7月。对于拿下支付牌照，今年3月底，华为方面公开回应称，希望通过此次收购，给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数字生活服务，为消费者打造更安全、更便捷的全场景智慧体验。目前，头部的APP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类似美团支付，京东金融APP，华为的试水无疑是手机品牌尝试支付领域的一次突破。支付宝与银联云闪付开放10月2日，支付宝发文称，支付宝与中国银联互联互通工作进展。 开放共享是数字化发展的基本精神。 为了给用户带去更多元、便捷的支付体验，支付宝正在与中国银联开展合作，在安全有序的原则下，推动线上、线下的多场景支付互联互通。 目前已取得如下进展：1、向银联云闪付开放线上场景，首批覆盖85%淘宝商家今年8月，支付宝已完成接入银联云闪付的技术研发，并逐步开放线上支付场景。第一步开放的交易场景是淘宝平台，目前淘宝85%商铺已经支持消费者通过云闪付付款。安装云闪付APP的用户，在淘宝购物提交订单后，即可在支付宝收银台直接选择“云闪付”支付。2、支付宝、云闪付扫码互认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2020年开始基于条码互联互通业务展开密切沟通和探索，并在2020年底完成试点验证后逐步推广。目前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等全国多个城市已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计划明年3月份覆盖全国所有城市。此外，支付宝携手银联共同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等23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支持云闪付APP及各银行、机构APP扫描支付宝收款码的支付功能。腾讯：微信支付已与银联云闪付App，正式实现线下条码互认互扫。此前，9月30日，微信发布声明称，腾讯微信支付正与银联云闪付，在支付、服务两个层面，推进更深入的互联互通。该声明称，为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发展，基于用户交易安全与互信可靠的合作，腾讯微信支付正与银联云闪付在支付、服务两个层面推进更深入的互联互通，目前相关进展如下：1、支付互通微信支付已与银联云闪付App正式实现线下条码的互认互扫，用户可于全国省会城市通过云闪付App扫描微信收款码完成支付。2、服务互通云闪付App全面支持Q币、QQ音乐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微信小程序逐步支持云闪付支付，首批上线包括微信读书、腾讯视频、猫眼、京东、步步高、瑞幸等小程序的部分场景，该能力已于9月22日启动灰度测试。众所周知，中国有两大移动支付巨头：一个是支付宝，另一个是微信支付。中国银联2015年推出“云闪付”移动支付平台，但市场占有率远低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近年来，官方以“反垄断”、“金融监管”为名，要求移动支付平台整改。支付宝、微信支付开始同银联“云闪付”推动实行互通互认，目前“云闪付”已成为中国第三大移动支付平台。中国支付清算协会1月发布的《2020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微信支付、支付宝和银联云闪付，用户占比分别为92.7%、91.0%和74.9%。今年7月，工信部启动网际网络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关注重点是屏蔽网址链接，腾讯、阿里巴巴都表态配合。目前，腾讯微信已对云闪付全面开放。微信支付收款码与云闪付实现扫码互认，云闪付支持Q币、QQ音乐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微信小程序也支持云闪付支付。而淘宝App自8月接入银联云闪付以来，目前已覆盖全量用户。

首个新冠口服药将至

美国当地时间上周五（10月1日），世界第二大疫苗制造商Merck（默沙东，在美国和加拿大被称为“默克”）宣布，该公司与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联合研发的研究性口服抗新冠病毒药物Molnupiravir（莫努匹拉韦），在治疗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三期临床中期数据，比安慰剂对照组降低约50%的住院和死亡风险。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该消息发布后，默沙东（MRK.N）周五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2%，创2009年以来的最高盘中涨幅，收盘涨幅收窄至8.44%，股价报收于81.45美元/股，对应市值为2062亿美元。不仅如此，该消息似乎还提振了美股市场，美股三大股指周五均出现不同程度反弹，道指、标普涨超1%，纳指结束五连跌。但几家欢喜几家忧，默沙东的这则重磅新闻引发了疫苗股普跌——诺瓦瓦克斯收盘跌12.21%、莫德纳跌11.37%、BioNTech跌6.67%、吉利德科学跌1.85%、阿斯利康跌0.63%、辉瑞跌0.26%。默沙东和Ridgeback表示，将尽快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提交紧急授权许可（EUA）申请，同时也将在全球范围内提交申请。若获批，莫努匹拉韦将成为全球首个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对《纽约时报》解释道，这就像患了流感后迅速取得达菲的处方一样：“我早上醒来，感觉不太好，嗅觉和味觉都消失了，喉咙痛。我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生说，‘我得了新冠，请给我开个处方。’”这意味着未来确认感染新冠的人不用去医院排队就可以在家吃药治疗，另外这也是那些害怕打针的人的福音。在III期试验中，默沙东和Ridgeback对入组的病患有严格的选择条件，轻到中症（出现症状5天内），没打过疫苗，至少有一个与不良疾病预后相关的高危风险因素，比如有高龄、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病，这其中不包括孕妇。根据试验结果，在随机分组后的第29天，Molnupiravir治疗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7.3%（28/385），无一例死亡。作为对照，安慰剂组中有53名患者住院或死亡（53/377），占14.1%，其中8人死亡。从数据上，莫努匹拉韦降低了50%的住院或死亡率，p值为0.0012。这似乎意味着莫努匹拉韦能有效降低这些高危风险因素患者的死亡率。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Armstrong生物药资讯”默沙东公司全球研发主管Dean Li（迪安·李）接受采访时说：“Molnupiravir这个名字确实恰如其分——它是以雷神之锤Mjollnir来命名的。这款药物是一种对抗新冠病毒的锤子，不管新冠病毒会进化出什么样的变体。”他表示，从试验数据来看，这种药物对新冠病毒变种同样有效，包括病毒的Gamma、Delta和Mu变种。这将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在实验中，医生会给Molnupiravir治疗组的患者开具处方，病人拿到药片后，按照一次4粒、一天两次服药，五天为一个疗程。这意味着一个疗程要吃40粒“雷神之锤”。默沙东公司表示，它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能生产1000万个疗程的药物，并在明年加大生产力度。不过，该药依然价格不菲，根据默沙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一旦该药获得了紧急授权许可，美国政府将以1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170万个疗程的该药，约合700美元一个疗程。虽然不便宜，但这个价格只有再生元单克隆抗体治疗费用的1/3，尽管它的效果可能不如单克隆抗体治疗，后者主要通过静脉注射对新冠患者进行治疗，并且需要患者去医院或诊所进行治疗。默沙东公司表示，它的目标是让全球受益，并称它已与五家印度仿制药制造商达成许可协议，以加快向100多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药物供应。它将采用“分层定价方法”，对药物的定价能反映各国对该药物的支付能力。目前默沙东公司还没有公布Molnupiravir的药物有什么副作用，也尚未经过同行评议，Dean Li承诺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更多的数据。另外，今晚在一个微信群里，偶然看到一则分享自一个以新药创制为核心的交流与价值分享平台“同写意”上的分析看上去颇有道理，该分析认为，Molnupiravir研究从选择患者的标准到评估指标，再到以中期分析结果进行申报，似乎是为了加快获取药品审批的速度。截图自：同写意根据微信公众号“纽约时间”的报道，Molnupiravir并非是新研发的药物，它2013年诞生于埃默里大学的实验室，当时研究人员的目标是为了治疗马脑炎病毒感染。后来在测试中发现，作为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它能够阻止多种RNA病毒复制，包括流感病毒、SARS和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病毒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2020年3月，位于迈阿密的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获得了该药的许可，两个月后，默克参与了进来，共同投资开发这款药物。2021年1月，默沙东自己的两款新冠疫苗和一款药物研发计划以失败告终。如今颇有风水轮流转的意思，默沙东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重新找到了存在感。《纽约时报》援引多位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称，该药物将给默沙东和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带来每年100亿美元的收入。不过考虑到美国政府过去一年，在疫苗分发方面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种种拙劣的表现，我们显然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愿意把Molnupiravir药物分享给中国。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国家的新冠治疗药物研发也要加速了。

山姆拔刀，会员制江湖“混战”

会员制商超是门好生意吗？新消费势力崛起，倒逼着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而会员制商超繁荣的一面，恰好接下了线下实体消费的接力棒。9月26日，全球最大的山姆会员旗舰店在上海开业，是山姆在中国的首家旗舰店，占地面积高达7万平方米，涵盖了餐饮、娱乐、生活配套服务等领域的租赁区域。坐落于上海外高桥新发展园区的山姆店，如同一道新支血脉，重新注入到消费潮流中，俨然成为上海又一道建筑景观。会员制商超模式业已成型，吃到会员红利的玩家们前赴后继提前布局。不过，冰川之上虽是险峰、机遇、同台竞技；但冰川之下则是暗流、混战以及巨头割据。山姆旗舰店入局，无疑为这场“无声”战役拉开了序幕，不过，定义彼此间距的，既可能是商业模式、竞争内核，也可能是宏观政策、时代洪流。01会员店是门好生意吗？自1996年进入中国时，山姆就竭力推广“付费会员制”，在当时来说是一个绝对超前的概念。也正是二十几年漫长市场培育，会员制度在近几年加快了在国内渗透进程。自2019年Costco闯入中国市场后，商超会员制再度燃起市场激情，借助短视频传播，会员店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圣地，仓储店和会员制一下子变“香”了。2020年，新势力崛起，盒马率先“破圈”，在距如今山姆会员旗舰店约5公里的地方，开设第一家盒马X会员店。2021年，仓储会员店蔚然成风，永辉仓储店、华联仓储店、Fudi仓储店纷纷开出首店，以至于一度放弃了会员制的麦德龙也调转车头，干起老本行。传统商超业绩下滑，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最近两年的传统商超生意不好做，前有反复的疫情影响线下客流量，后有社区团购抢占线上市场，营收业绩大幅度下滑。对于线下门店的传统大卖场模式，消费者的流失之势不可逆转，而仓储超市无疑给了商超们转型思路，会员制成为下一个资本故事。现阶段，商超消费主力军主要集中在30-45岁段的中青年，出于家庭日常需求，这部分人群更倾向于品质有保障的产品、定制化的服务。而山姆的核心会员是中高收入群体，在物美价廉的基础上，他们更在乎品质、身份认同感等精神需求。正因为此，山姆会员店中出现了更多高价值和稀有商品。今年6月份，山姆会员店上线“山姆云家”，主打“愉悦型精神消费”，在其它仓储会员店中少见的珠宝、钟表、高端乐器、高档户外运动商品等都成为了其主打商品。在许多国内消费者的认知中，极致性价比是仓储会员店的“招牌”，网红产品是流量密码，因此，对于会员制超市们而言，选品把控成为重中之重。而此次上海山姆旗舰店，引入了近500款新品，旗舰店首发的全新商品超过百余种，也让旗舰店成为新品最多的门店，其中不乏众多稀缺甚至是全球首发的新品。会员制如火如荼，站在门外的部分消费者却很难理解。有网友表示，“不买会员卡不让进入山姆会员店，有点不近人情”。相比于其它普通商超来说，购物没有会员门槛，山姆会员制似乎拦住了一些“探奇”的潜在顾客。据了解，山姆会员卡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会籍260元一年，另一种是卓越卡，一年费用需要680元。对于经常消费的用户群体，购置会员卡显然更加划算些，而会员商超的目标人群也是这部分群体。零售商论认为，会员商超收取会员费，虽背离了先选后买的商业逻辑，但正是会员买断制玩法，在新式商超消费中，劈开了一条迥异的道路。在仓储会员店的模式中，核心KPI不是销售量和利润率，而是会员续签率，这意味着会员店做的是长期商业生意，用户的感知是评判商业价值的唯一标准。02山姆出击，鏖战上海如今，经济发达的上海，已经成为零售巨头们发展会员店的首选城市，并成为它们角逐会员制模式的主战场。无论是开市客、盒马还是家乐福，它们的首家会员店均选择上海。而开市客在中国即将开业的第二家门店，也坐落于上海浦东，距离山姆旗舰店只有几公里路程。截止目前，上海共有三家山姆店、两家盒马x会员店、一家Costco。而到今年第四季度，家乐福的两家会员店也将开业，一家位于浦东新区，一家位于青浦区。也就是说，将有8家会员店争夺上海2400多万人口中的中产消费人群。在主战场方面的投入，山姆也不遗余力。据中国商报记者了解，明年山姆在上海还有两家门店将开业，届时，山姆在上海的门店数量将达到五家，上海角斗场火药味愈演愈烈。如果说家乐福等传统商超进军会员店，对于山姆还构不成直接威胁的话，那么，开市客和盒马加速进军会员店领域则让山姆开始警觉，也促使其加大马力对上海市场的布局，抢占市场制高点。2018年，盒马试水“X会员计划”，并在2020开出第一家盒马X会员店。据悉，该店铺两个月内就实现盈利，平均客单价达1000元。据数据显示，目前盒马在上海沉淀的付费用户已超过50万，在北京也接近50万。盒马内部对X会员店的期待颇高，强调用户“到店”的线下体验盒马X会员店，已经被盒马视作为盒马鲜生业务之外的第二条增长曲线。而另一个老对手Costco，自开入中国以来备受好评，除了上海闵行店已开业外，还有多家在建门店，如上海浦东店、苏州店和深圳店。据Costco2021财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Costco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9.2%为432.1亿美元，其中会员费收入同比增长达7%为8.61亿美元。商超会员制是近年来开始兴起的模式，而互联网流量红利的消失，直接导致整个零售行业步入了存量时代，付费会员制成为零售行业新战场。无论是新晋选手盒马，还是老玩家Costco，都紧紧盯着这块蛋糕。对于山姆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零售商论认为，山姆之所以在上海会员店不遗余力投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考究。其一，会员制在中国试验初步成功，其商业模式也得到市场认可，而在如今大市场环境下，中国市场加速经济内循环，实体消费备受重视，山姆在这样时间节点加大筹码，是为其中国市场地位抢占高地。其二，会员制竞争者陆续进场，其中不乏有传统消费巨头Costco、家乐福，亦有新生力量盒马、永辉超市等。会员制在用户粘性上更强，一旦山姆店的吸引力弱化，或市场地位开始动摇，波及大中华地区其它店面，被新晋选手抢走存量用户也未可知。其三，旗舰店降维打击，山姆开设旗舰店，不仅仅在于其占地面积大，更体现在整体品牌势力上，山姆布局中国多年，又是会员制的坚定“守望者”，此次门店直接聚合了能落地的所有消费场景，为的就是从品牌力度上形成碾压优势。其四，全球战略投资，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正处于剧变当中，而中国无疑是后疫情时代下，消费场景最为稳定输出的落脚点，与其说山姆顺势投资会员店，倒不如说孤注一掷战略投资中国。上海市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2400多万上海居民的存量市场竞争，更是各路玩家叩开其它城市的“投名状”。线下商超带动地区商业繁荣，一直是各地区激活当地经济的驱动策略之一，上海市场亦是如此。03破局：本土化改造会员制在中国与在国外显著不同，玩法也别开生面，或者说，如今不管是山姆，还是Costco等企业，在中国开设的会员制已经带有本土特色，在某些营销方面，甚至更高于传统类企业，这也是其魔力所在。几十年的经验沉淀，是山姆此次“孤注一掷”的信心源，但不管如何，现如今的商业发展，都不是依靠传统玩法、过往经营理念能够保障基业长青，过往的成功路径只是历史背景下的成功范本，并不代表未来的成功路径。所以，当其它新势力异军突起时，山姆也察觉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战，至少在现阶段，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轻视其它入局者，对于山姆来说，挑战尤甚。本土化进程仍是制约山姆等企业的枷锁之一，相较于有着几十年会员洞察的先机者而言，盒马等新势力玩家对用户的理解更具有本地化色彩。在供应链侧，盒马X会员店与盒马鲜生门店共享一个供应链中台，在全球商品上，天猫国际、考拉等阿里零售体系内的供应链，都可以为其输血；Costco模式的核心，在于其背后全球采购下的高品质、性价比、供应链能力、中央加工中心、供应商定制开发特色商品等。永辉仓储店方面，依靠着永辉的“一号工程”富平供应链，覆盖了包括农业种植、源头直采、建仓等多链路；而麦德龙和华联作为传统商超一支，在商品供应链上也有着多年的持续积累。在巨头环伺背景下，山姆在策略上需要做的更加精细化。一方面，服务于本地人群时，在口味、价格、服务等方面，需要保证餐食本土化；另一方面，为了具备差异化竞争力，部分选品上又需秉承”优质、奇特、性价比”的选品理念。某种程度上来说，山姆在弱化用户会员费的心理门槛，需要让会员感知到，缴纳会籍费后，山姆通过大批量选品、采购，让同品质商品拥有更大价格优势，提供给会员高价值、高性价比商品。例如，在旗舰店内，能看见一些代表国际领先概念的高端商品，如干式熟成牛肉的风味浓郁、天然嫩化，还有特别的坚果奶酪香气，其加工过程不仅需要高端专业设备，还要严格把握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才能生产，是国内市场上的稀缺商品。面对新势力崛起，山姆在本土化进程以及供应链定位上，还需持续深耕，上海旗舰店只是会员制第一战，却不是最后一战，会员制商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九部门印发算法治理意见：算法滥用的边界何在？

由算法引发的诸多乱象，终于有了专门的“紧箍咒”。9月29日，临近国庆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称“网信办”）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一则关于算法治理的指导意见，即《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防范算法滥用风险。”意见中称，维护网络空间传播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防止利用算法干扰社会舆论、打压竞争对手、侵害网民权益等行为，防范算法滥用带来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这让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看到，国家对互联网平台经济行业发展，进行规范、保持市场公平以及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决心。“今后，平台算法不可以基于人性弱点或者根据消费者的特定特征来区别同样产品或服务的定价。”“行业发展将更符合市场公平、科技向善和可持续发展的预期。”崔丽丽说。算法乱象亟待治理第一个有着算法意义的自动化推荐系统，最早是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组推出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平台经济的繁荣成长，算法技术已经席卷了新闻资讯、社交、短视频、购物、餐饮、出行以及搜索引擎等各类APP，平台的用户和从业者均深切感触到其无处不在。“算法是一种在有限的步骤中，生成问题答案或者解决方案的系统程序，在大数据时代之前就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在数字经济崛起之后得到广泛的使用。”与此同时，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林蔚还看到，算法滥用行为已经对公民、市场、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的利益或秩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并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林蔚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算法的滥用行为表现集中在平台对热点事件的刻意推动和引导，推送内容和检索结果的干预所带来的信息茧房，以及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这些行为破坏了网络空间传播秩序、社会秩序，数字经济的竞争秩序，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竞争者的利益，严重的甚至还危害了公共安全，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风险隐患。“算法虽然是个新现象，但不要把其定义为有别于传统技术的一个特殊现象，”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看来，它的一些特殊性在于意见中提及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即算法过程中，是和服务者本人或者服务的主体机构紧密相关的，它获得大量的消费者信息，或者数据作为前提。滥用的边界何在平台在算法运用当中，缘何陷入滥用的漩涡，其运用算法的边界何在？黄少卿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说，算法在一定程度上讲，属于企业技术范畴，或者甚至是企业商业机密，因为企业的算法给消费者提供了独特的价值，或者更加有效的服务，别的企业知道了就会模仿，这个很容易被抄袭。理论上有保密的内在要求，但算法现在的确有一种现象就是算法滥用风险。崔丽丽也认为，算法作为企业核心机密信息是不予公开的。对算法的解读也需要相当的技术基础。黄少卿看到，算法本质是一种技术，企业可以用一项技术来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当然也可能会利用这项技术来形成自己的垄断或者是消费者能力。“数据和算法是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技术能力的集中体现，数据资产的多少和算法的优劣，会直接决定企业的竞争能力以及变现能力。”崔丽丽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说。“企业一旦掌握了大量消费者信息，就会有一些涉及到违背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算法出现。”黄少卿说，比如网约车，平台知道这个点消费者需要用车，给出比较高的加价，这就把消费者剩余利益转移到提供服务的平台上去了，还有通过算法打压竞争对手的现象，平台上的司机想要转去其他平台，可能需付出更高代价。黄少卿表示，区别于之前的生产者角度，平台经济是使用者角度，即平台上的用户越多，平台的效率就越高，这就必然会趋向于一个赢家通吃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其实就给平台滥用算法提供了可能性。三年为期至于意见明确的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黄少卿看到，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相应的法律出台了，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不过这中间有个司法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两年，也许三年。“算法治理意见称，用三年的时间来建立算法治理格局，已经是比较乐观的目标了。”林蔚说，“算法治理的难度很大。”因为，算法是执行平台意志的计算机程序，其外在形式是程序，其作用过程和决策机制都非常隐蔽，甚至不便于人类思维理解，类似“黑匣子”。林蔚看到，目前对算法的监管的困难表现在，监管技术上的困难，法律依据上的滞后，和目前还未达成具体共识的算法伦理，以及多部门的协调。“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算法进行监管，但也都在摸索和尝试之中。”林蔚称。公开信息显示，欧盟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规定“收集个人数据进行自动化决策时，应当向数据主体提供关于此类问题处理的逻辑及预期后果的有效信息”。美国则在2019年4月发布了《算法问责法案（草案）》，其中显示，涉及相关算法影响评估的规定，要求衡量算法在设计和训练数据中，对准确性、公平性、偏见、歧视及对隐私和安全的影响。落实到中国，林蔚认为，具体说来，治理工作首先要花时间摸清算法使用的现状，然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算法伦理，最后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林蔚补充称，伦理原则的大方向是“对人类有益”，但在各类应用场景中，还有算法透明、公正诚信、内容向善等等细致要求。还要建立事前备案评估，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等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这些问题既专业又细致还交叉。每一项都需要花较大的力气。崔丽丽也表示，难点可能主要包括，算法采用何种技术手段，可以实现既具有隐私特性，又可以实现技术手段的监管。崔丽丽补充道，这其中可能是否采用常规性算法不当使用后果的抽检策略，还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可能企业还需要有相应的人员配合，相关政府部门也需要储备相应的技术力量，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于难点问题的专家咨询和解决方案寻找……黄少卿对经济观察网记者称，算法滥用的问题，涉及到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保护消费者权利，结合以上情况，要对算法进行监管，应该不偏离已经有的反垄断的法律框架，反不正当的法律框架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框架。“意见的印发是个好消息，”黄少卿说，不过由于算法是个技术，很多东西是企业内部正当的经营活动，相关部门执法过程中需要谨慎，避免过度介入到企业的正常经营当中去。林蔚看到，算法治理的意义重大。“首先我们要明确算法治理并不是要否定或拒绝算法，而是积极参与到算法纠偏的过程中来，联合多种力量对算法的运作过程进行监督。”林蔚对记者表示，在拥抱技术，利用技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发挥算法的巨大“向善”潜力，塑造健康包容可持续的智慧社会，树立尊重人类尊严的价值理念，维护人类的自主性和多元性，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公平格局。

陌生社交软件乱象调查：软色情内容泛滥 未成年人监管形同虚设

部分陌生社交软件中仍充斥着软色情内容，且软件未成年人监管形同虚设。今年7月，一则陌生社交软件公司Soul“拒接传票”的新闻引起了多方关注。当天有消息称，Soul的竞品Uki的运营方上海牛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上海任意门科技有限公司（Soul的运营方）“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取消开庭。对此，Uki方面表示，取消6月29日开庭是因为Soul拒接传票，“我们没有撤诉，还在等待法院通知”。“拒接传票”的新闻，让舆论再次想起Soul和Uki因“色情内容”而起的纷争。2019年10月，时任Soul审核经理李某为打击竞争对手，授意下属范某搜集竞品Uki平台上的违规内容。搜罗无果后，李某使用自己注册的Uki账号在对方平台上发布违规内容，再截图向有关部门举报，导致Uki被下架处理三个月。而后，Uki对Soul发起诉讼。这一场围绕“色情内容”的纷争，甚至影响到了Soul的上市。在6月下旬Soul中止IPO时，有消息称，Soul暂停IPO可能与Uki的官司有关。6月21日，Uki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日前我司已依法收集到上海任意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璐等人涉嫌参与对我司不正当竞争的关键证据，将择期对外公布。”转眼间，Soul和Uki“结下梁子”已近两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曾让双方“栽过跟头”的色情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引起重视：陌生社交软件中仍充斥着露骨信息等软色情内容。“我每天收到最多的消息，就是附近有人对我表示心动和问我要不要出去‘约’”，从大一开始就使用交友软件的山岗（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大家的聊天话题很直接。”低门槛带来陌生社交乱象“只爱杭州帅哥”，男，20岁，大学本科，喜欢运动。打开Uki界面，这名用户的信息就出现在了欣然（化名）的界面。欣然每次打开Uki，就会有类似的信息推送给她。这些被推送的用户被平台指称为“心动对象”，点击心动对象就可以和对方连线聊天。而这位用户和欣然聊天的第一句是，“妹妹你真好看”。作为一款陌生人社交，Uki主打“认识新朋友的年轻人交友软件”，通过文字、语音聊天以及共同参与话题讨论寻找相近兴趣、相同爱好的好友。平台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为用户自动匹配聊天对象。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互联网交友方式，然而也是这种简单、低门槛带来了社交乱象。“约吗？”这是欣然下载Uki的第二天就遇到的对话。欣然回复“不约，找朋友来的”。对方给她的回复却是“你真无聊”。当她使用另几款陌生人社交软件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对话。影子（化名）在一年前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一名Soul的用户直接向她表示“我给你钱”“各取所需”，她表示拒绝并举报了这名用户。而在一个小时后，这名用户没有任何限制地再次给她发来信息“你举报了我呀，怎么这么坏呢？”“为什么被举报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对方还知道是谁举报了？”影子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情之后对Soul的用户体验感到很失望，当即卸载。不仅仅是Soul。在Uki#训狗#骗我谈个恋爱吧等热门话题里面，“小姐姐约不约”等评论获得最多点赞，大多评论也是和令人不适的内容相关。记者注意到，抖音平台上曾流行过“不要搜Uki”挑战。这一项挑战的大致内容是：不要在抖音搜“潜水女孩”、不要在淘宝搜“妖精喵”，而在应用商店不能搜索Uki。“潜水女孩”“妖精喵”的内容都和身着暴露的女性相关，这些偏向软色情的内容与Uki放在一起类比。Uki用户小尚（化名）表示：“打开Uki，在交友功能处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女生露腿、露胸。”在Soul的推荐栏，也出现穿着暴露的照片。而用户所看到的这些图片，均出于系统推荐。换言之，某种意义上是系统进行分发，引导用户观看这些内容。未成年监管形同虚设究竟是软色情选择了用户，还是用户选择了软色情？在此类社交APP上，软色情已暗中蔓延开来，甚至不区分年龄。目前而言，Uki和Soul对于色情内容的审核权限则交给了用户一部分，Uki和Soul表示对色情暴力、广告骚扰等形式的违规行为，需要“用户进行举报”，平台再根据社区规范进行处理。实际的处理结果也不如人意，Soul用户小爱（化名）告诉记者，她曾连续三天举报一个言语骚扰的Souler（Soul用户的统称），但是没有得到平台任何措施反馈，只有一句“您的举报我们已收到”。事后，她在APP商店中给Soul打了一星并评论道：“想来花钱聊骚的男性同胞们大可以下载。”一名叫做“带篮子”的网红主播曾经直播连线Uki用户，在一小时的直播时间里，他就联系到了三个自称未成年的女性，最小的只有15岁。他准备的聊天话题有一些与成年人内容相关，直到最后，他自己在直播中坦言，“对未成年人实在开不了口”。事实上，Uki、Soul和探探等社交软件虽然都明文规定用户使用年龄为17+，但就实际情况而言，17岁以下的用户可以随意进入平台。以Soul为例，记者在下载和注册过程中发现，仅在首次选择年龄时有18岁要求，但用户可以选择任意日期绕过限制。此外，进入星球主界面后虽然有提示“青少年模式”，但也只有在修改性别及生日时才需要实名认证。换言之，在首次登陆设置后不再修改年龄的情况下，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并没有设置硬门槛阻拦，未满18岁也可以进入正常版“星球”畅通无阻。虽然Soul针对未成年出台了举报“Ta是未成年”选项，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当记者向三个匹配对象透露自己的未成年身份时，截至发稿时未收到任何举报，也没收到实名认证和账号冻结。社交软件在未成年监管方面的漏洞，也为与之相关的灰产提供了“快捷通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QQ中搜索“群聊”发现，Uki的虚假注册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记者曾进入了一个名为“Uki佣17”的QQ群。在QQ群中，群主发布了Uki账号的刷单要求：非实名注册、注册选择女性、一机一号。该名群主表示“就是给Uki引流”。社交乱象与平台责任Soul和Uki因“色情内容”而起的互相倾轧，可谓是社交软件乱象的一个缩影。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色情问题”几乎是社交软件用户“吐槽”最多的负面体验之一。“一打开APP就是黄色信息”“好多都是有偿聊天，还是冒充女的”……记者浏览苹果和安卓的应用商店发现，下载排行榜排名前五的陌生人社交软件，评论中均有不少此类吐槽。值得一提的是，色情内容泛滥和未成年人准入等合规审查不严等漏洞，也使得各个社交软件成为“杀猪盘”等诈骗案件滋生的“温床”。今年3月25日，有媒体报道称江苏常州一位女士在Soul上认识了一位网友，经过多次接触后，该网友告诉当事女士称可以帮助她“发财”，结果被骗61万元；4月28日，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报道，消费者陈女士在Soul上交友后被诱骗至博彩网站充值，最后发现自己无法提现；5月初，湘潭市公安“雨湖公安”通报，一女子在Soul被结识的男士诈骗7万余元……即便Soul已经采取“人工+智能审核”的双重机制屏蔽可能的诈骗信息，但是犯罪分子依然可以绕过审核，先在Soul上进行社交，再将社交场景转移至其他社交平台，最终骗取受害人。上述受害人就是在微信、博彩网站等平台上受骗的。“违法的是用户发布、传播色情、诈骗等不法内容的行为，但用户之间纯粹的私密通信内容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同样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而软色情难以禁绝，部分原因就在于平台难以监管，对于用户之间的信息定性也存在困难。但是，平台并非毫无责任。“若平台纵容甚至默许不法信息传播，则有可能面临与信息发布者同样的法律责任。”夏海龙说道。对于陌生社交软件巨头Soul和Uki来说，在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与投资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把牢用户准入关口、清除色情等不良信息，既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其未来能否顺利登陆资本市场的重要前提。

美联储“2022年加息”阵营，再添两名成员

（原标题：美联储“2022年加息”阵营，再添两名成员）上周五至今，有3位美联储官员就货币政策和经济预期发表讲话，立场都比较明确。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预计美联储明年将加息，重申其支持美联储于11月开始缩减债券购买。梅斯特认为，将看到劳动力市场的进步和通胀水平的回落。其指出：如果长期通胀预期上升，那说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但目前没有看到这一点。预计2022以及2023年的通胀率都将超过2%。通胀预期仍然稳定。预计一旦供应面和被压抑的需求得到缓解，通胀将开始回落。费城联储主席哈克也表示，美联储接近实现通胀目标，希望尽快缩减购债规模，并在明年夏天完成，以便在通胀高于预期的情况下，为美联储提供加息空间。预计利率将在2022年底或2023年初上调。哈克提到：更担心通货膨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暂时的。供应链限制非常严重，一些商业领袖表示，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解决。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供应链中建立更多的弹性。希望美联储认识到通胀风险并做好准备。不能用算法来运行货币政策，很难知道经济何时处于最大就业状态。不过哈克也补充，这并不是说要在短期内取消宽松政策，美联储在缩减购债规模的同时，仍会增加宽松政策。相比之下，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的政策“鸽”保守了很多，他预计在2024年前美联储不会加息，称对美联储即将实施的债券购买缩减计划感到满意，“在不远的将来”缩减债券购买规模是有意义的。卡什卡利认为，美联储仍面临通胀疲软的挑战，相信当前的通货膨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且就业市场形势严峻，距离就业市场恢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变种病毒减缓了就业市场的恢复。上周可谓是美联储官员讲话的密集期，除了上述3位官员，还有其他几位官员早前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态度：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美联储“稍微”更激进一点，预计美联储将在11月开始缩债计划，2022年将加息两次，并呼吁一旦债券购买结束，资产负债表将开始下降。考虑到复苏的速度，美联储政策正常化的速度可能比2007年至2009年危机之后的速度更快。美国经济已经完全恢复，目前运行得很好。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就业形势“略低于”缩债门槛，但很快会达到。美联储“三把手”威廉姆斯：购债可能“很快”就会放缓。实现就业最大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资产购买步伐可能“很快”就会放缓，在明年年中之前完成缩减购债规模可能是合理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从现在到11月的FOMC会议期间，美联储决策者将收集更多数据，并就缩减购债做出决定。2021年FOMC票委、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美国经济“接近”在开始缩减债券规模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就业市场继续改善，很可能很快就会达到这个限制，缩减可以开始了。预计2023年加息一次。

携程被举报 涉嫌“二选一”垄断，携程回应系“误解”！举报方称“手中掌握

国庆节长假，在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同时，酒店预定平台“周末酒店”与携程却起了“二选一”纷争。10月2日，针对携程“误解”的回应，周末酒店再发申明称，今年3月份以来，其合作酒店多次迫于携程压力下架在“周末酒店”上的合作产品，4月中就已向携程方面就封杀表达了不满，但未得到积极反应和致歉。截至发稿前，携程尚未进行第二轮回应。周末酒店举报携程实施“二选一”10月1日，国庆长假第一天，周末酒店举报携程实施“二选一”消息，登上了热搜。9月30日晚，周末酒店在全国12351平台举报携程“二选一”。周末酒店发出的举报信称，9月29日，“周末酒店”度假APP连续接到各大合作酒店通知下架发布于该平台上的产品要求。原因是酒店收到携程旅行网通知，要求与“周末酒店”度假APP有合作关系的酒店下架发布于该平台上的产品，否则将面临携程取消特牌、限流等处罚和限制。“周末酒店近年一直备受来自携程的打压。尤其今年疫情得到控制、行业复苏之际，三月份、五一节前、国庆节前，酒店多次迫于携程压力下架与‘周末酒店’合作的产品。”周末酒店在举报信中称。据周末酒店透露，截至9月30日19:00，其已收到五十多家酒店下架合作产品要求，导致在国庆假日高峰段无法正常售卖这些酒店的产品，预计直接损失近百万。周末酒店表示，携程旅行网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限制酒店供应商与其他平台合作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利用大平台优势进行垄断，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禁止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条例：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在举报信中，周末酒店提出三条要求，即要求携程旅行网停止要求酒店与“周末酒店”终止合作的行为；携程旅行网取消对与“周末酒店”有合作关系的酒店摘掉特牌、限流的限制规则以及酒店因该事件导致“周末酒店”被迫下架的产品重新上架。携程回应是“误解” 反对“二选一”在周末酒店发出举报信后，10月1日晚间，携程发布声明称，酒店预售是平台、渠道与商家合作，以优势的价格吸引消费者，消化淡季库存的一种营销手段，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热门节假日。在节假日来临前，酒店一般也会大量下架携程平台上的预售库存，以便提升收益。针对周末酒店的实名举报行为，携程在声明中回应是“误解”，“对目前与‘周末酒店’造成的一些误解，携程已做出积极的沟通、解释。”携程同时表示，支持酒店行业公平竞争，反对“二选一”。周末酒店不买账 再发申明针对携程给出的“误解”，周末酒店并不买账。10月2日，周末酒店再发申明，称今年3月以来，合作酒店已多次迫于携程压力下架在“周末酒店”上的合作产品，今年4月中就已向携程方面就封杀直接表达了不满和愤慨，但未得到积极反应和致歉。在申明中，周末酒店表示，今年３月到此次国庆节，相关酒店要求其下架产品的理由均被告知是应携程的要求，周末酒店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周末酒店在申明中还透露，自9月30日晚举报后，携程相关人员一直联系，把封杀行为推到酒店自身运营行为，不仅没有就封杀行为回应其诉求，还不断施压要求撤回举报。周末酒店认为，携程旅行网并非如他们自我标榜的一贯遵纪守法，之前恰恰屡见有关“携程或明或暗对同行封杀、胁迫酒店“2选1”，对消费者捆绑销售和大数据杀熟”的大量报道，再加上目前已有消费者就大数据杀熟对携程胜诉的案例。他们表示，这次选择不再沉默和忍让，不再害怕事后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和声讨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呼唤的只是市场的公平竞争，将会通过各种途径维护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监管接连对平台经济“二选一”出重拳周末酒店与携程的纷争，是“误解”还是“垄断”，有待监管部门的调查。事实上，平台经济的“二选一”由来已久，近年来，时不时有平台被曝出“二选一”问题。2021年以来，监管部门针对平台经济“二选一”问题接连祭出重拳: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垄断行为罚款182.28亿元；4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重申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必须严肃整治；4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的行为立案调查；7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互联网领域二十二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涉及阿里、腾讯、苏宁等公司，对涉案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9月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头部平台企业“二选一”垄断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查处，强化重大典型案例警示震慑效应，顶格处罚45起平台企业未依法申报案件并向社会公布。张工强调，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注重竞争监管与行业监管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坚决反对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工信部拟规定核心数据不得出境

9月30日，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为贯彻落实《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升工业、电信行业数据安全保护能力，防范数据安全风险，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起草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分为八章四十四条，在第二章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及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应当坚持先分类后分级，定期梳理，根据行业要求、业务需求、数据来源和用途等因素对数据进行分类和标识，形成数据分类清单。数据分类类别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数据、生产运行数据、 管理数据、运维数据、业务服务数据、个人信息等。工业和信息化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数据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等造成的危害程度，将工业和电信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三级。在第三章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到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应当对数据处理活动负安全主体责任，根据数据的类型、数量、安全 级别、处理方式以及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带来的影响和安全风险等，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在该章的第二十四条，《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在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出境，并加强对数据出境后的跟踪掌握。核心数据不得出境。在第二十五条数据承接方面，《征求意见稿》表示，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因兼并、 重组、破产等原因需要转移数据的，应当明确数据承接方案，并通过电话、短信、邮件、公告等方式通知受影响用户。涉及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通信管理局备案。作为数据承接方的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通信管理局备案，承担数据安全责任和保护义务，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及原数据处理者与用户的约定。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没有承接方且符合销毁条件的，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应当依法进行数据销毁。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没有数据承接方且不符合销毁条件的，工业和电信数据处理者应当及时上报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通 信管理局，将数据移交至行业监管部门指定的机构进行保存。

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多家中国房企评级至负面：再融资风险较高

（原标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多家中国房企评级至负面：再融资风险较高）近期，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多家地产公司的评级级别及评级展望。9月2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银城国际控股（01902.HK）的公司家族评级至“B3”，展望仍为负面。穆迪分析师周易炜表示，预计银城国际较高的债务杠杆率和较弱的盈利能力将导致未来12-18个月其主要信用指标弱于B2评级的中国房地产同业。此外，在未来12-18个月，预计银城国际的流动性将会削弱，原因是紧张的融资环境将制约其销售、现金流生成及其为再融资募集新债的能力。银城国际按照收入/调整后债务比率衡量的杠杆率将维持在50%-55%，原因是该公司通过增加债务为扩张提供资金。该水平接近于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12个月的54%，但低于2020年的63%。同日，穆迪维持海伦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Helenbergh China Holdings Limited，简称“ 海伦堡中国”）的“B2”企业家族评级和“B3”高级无抵押评级，并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穆迪预计，在目前国内融资趋紧的情况下，鉴于海伦堡中国地产销售的现金回收周期较长，其流动性缓冲将会减弱。但该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加上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应足以支付未来12-18个月的到期债务和土地出让金。穆迪预计，海伦堡中国的年度合同销售额将在2021-2022年基本稳定在630亿-650亿元（2020年为650亿元）。对于最近处在风口浪尖的新力控股集团（02103.HK），穆迪也将其家族评级下调至Caa2，并列入进一步下调的观察名单。穆迪预计，评级下调反映鉴于公司融资渠道迅速恶化，且未来6-12个月有境外债务到期，新力控股流动性状况显著恶化，有可能导致公司偿债，包括将于2021年10月到期的2.46亿美元债券的偿付出现违约。考虑到近期新力控股债券和股票价格大跌，且信用环境总体偏紧，穆迪认为新力控股通过境内外融资渠道举借新资金满足其再融资需求存在困难。另一家此前已经收到标普和惠誉“负面”评级的花样年控股（01777.HK）又遭到穆迪对其评级的下调。9月27日，穆迪将花样年控股企业家族评级从“B2”下调至“B3”。穆迪高级分析师Celine Yang表示：“花样年控股的CFR下调至B3，反映出该公司再融资风险增加，因其融资渠道减弱，且有大量到期债务。”此外，Celine Yang还补充道，“考虑到具有挑战性的运营和融资环境，评级下调反映出该公司在未来12-18个月内产生足够的运营现金流以偿还所有离岸债务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穆迪认为，花样年控股的B3 CFR受到其较高的再融资风险，流动性和融资渠道减弱，以及信用指标疲软的制约。穆迪预计，在未来12-18个月，花样年控股将继续专注于产生内部现金，以偿还到期债务并为其运营提供资金。2021年前8个月，公司合同销售额增长36%，达到373亿元。然而，穆迪预计，鉴于信贷环境紧张，花样年控股的销售增长将大幅下降，其现金回款周期将延长。另外，花样年控股大幅缩减了土地收购规模，并计划处置某些资产以保持流动性。但是在当前充满挑战的环境下，这种潜在的资产出售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穆迪预计，未来12-18个月，花样年控股在EBIT的利息覆盖倍数将保持在1.1倍左右，与截至2021年6月的12个月内的1.1倍相似。较低的利息覆盖倍数反映出该公司在EBIT的温和增长可能会被更高的平均融资成本所抵消。再早些时候，另一家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建业地产（00832.HK）的展望降至“负面”。9月15日，标普在报告中称，建业地产将面临销售额降低和现金回收减缓。未来6-12个月内用现金偿还到期债务可能会影响该公司的流动性状况和扩张所用资源。建业地产将在明年面临运营和财务挑战，公司最近将2021年的合同销售指引自800亿元降低至700亿元。标普认为，建业地产还需要优先考虑其到期的短期离岸债务，并可能因市场波动而使用内部资源偿还债务。这很可能以建筑和土地支出为代价，从业务扩张需求中抽走资源。此外，建业地产对离岸融资的依赖造成了较高的再融资风险。鉴于该行业离岸资本市场的波动性，标普认为，未来6-12个月，该公司能否获得再融资仍将未知。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公司高级美元票据占其债务结构的50%以上。另外，标普此前还将华南城（01668.HK）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标普认为，华南城的融资渠道已经收窄，资本市场准入有限。鉴于近期离岸资本市场的波动和华南城现有高级票据收益率的上升，华南城可能无法以合理成本进行再融资，并可能需要动用现金来偿付境外到期债务，这将对公司的流动性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量化私募被监管又遭限电？多家头部量化私募忙着辟谣，量化“狂奔”背后真正

　　今年以来，高速发展的量化屡登“头条”。如今，又一则量化基金的传闻引发了市场的轩然大波。　　9月27日，有传言称，已有大型量化基金收到规范管理的监管要求。同时，由于量化私募算法耗电量较大，导致量化基金动作可能受限。针对上述传言，财联社记者向幻方量化、明汯投资、灵均投资、九坤投资、金戈量锐等近十家头部量化私募求证，他们均否认了被“监管”一说，同时也否认了因算法耗电量大使得投资将受限的传言。　　一位幻方量化的高管也在朋友圈辟谣，希望大家“不要再传谣”，同时戏称“新员工比卡丘已正式入职，今晚开始持续发电，接受同行用电申请”。另一家头部量化私募人士则表示，其所在城市真有限电动作，公司也有完善的灾备计划，限电对其影响非常有限。　　广发证券非银团队了解到，量化私募虽然都表示没有收到监管要求，不过，针对一些去香港加杠杆反投国内量化行为，有可能被监管指导，“但这种行为较为罕见，这也是规范发展的必然。”　　回顾今年的市场表现，震荡行情下，量化策略迎来高速发展期。截至9月10日，在91家百亿私募中，仅量化私募就有20家。另据中信证券的测算，截至一季度末，国内量化私募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一万亿元关口。而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2015年至今，仅有9位私募基金经理在每个年度均斩获正收益。这之中，量化基金经理就有6位，占比近七成。　　在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规模和业绩的关系，已成为不少量化机构头痛的问题。有行业人士表示，过多把精力放在规模或者为了优化短期业绩频繁调整策略，会牺牲对长期目标的积累速度，要警惕策略迭代跟不上的风险。还有量化私募指出，相较于主观策略，量化一些特有的问题需要注意，如杠杆风险、策略的同质化、短期因子失效问题，以及小样本事件的应对和处理等问题，“从更本质的角度看，人才和数据可能是未来国内量化行业的两大挑战。”　　“虽然量化产品现在发展还不是非常的充分和成熟，但总体看来，目前国内量化容量还远没有达到上限，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位券商资管负责人总结道。　　多家头部量化私募否认　　就今日市场普遍关注的“有大型量化基金收到规范管理的监管要求”，以及“由于量化私募算法耗电量较大，导致量化基金动作可能受限”的说法，财联社记者向多家头部量化私募求证，他们均否认了被“监管”一说，同时也否认了因算法耗电量大使得投资将受限的传言。　　来自九坤投资和金戈量锐的内部人士均告诉记者，公司并未接到监管的窗口指导。涵德投资相关人士也否认了该传闻，称公司不存在被监管的情形，也没有因耗电量大致使投资受限的现象。　　明汯投资方面亦表示，公司未收到监管要求，“限电问题目前也对我们没有影响。”　　一位幻方量化的内部人士称，公司并未受到监管，并表示“不知消息从哪里来”。　　该公司一高管也在朋友圈辟谣，希望大家“不要再传谣”，同时戏称“新员工比卡丘已正式入职，今晚开始持续发电，10万伏特特高压，自带变压器，接受同行用电申请”。　　由此，也引发了不少行业人士打趣，称“申请去幻方参观皮卡丘”。　　启林投资和灵均投资也都坦言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通知。　　“我们支持生态文明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但限电对于灵均没有影响。本次停电计划不包括公司涉及的区域，同时灵均有备用系统供电保障，北京上海都有机房可支持远程办公。”灵均投资称。　　另一家量化私募鸣石投资则表示，公司有完善的BCP（灾备计划），“我们有自己的柴油发电机，算力在云端和本地也都有部署。万一上海限电，我们可以先启用发电机，同时可以直接启用第二交易中心。因此，限电对我们影响会非常有限。”　　此外，广发证券非银团队也了解到，量化私募虽然都表示没有收到监管要求，不过，针对一些去香港加杠杆反投国内量化行为，有可能被监管指导。“但这种行为较为罕见，这也是规范发展的必然。”　　限电方面，该团队称，量化机构均在写字楼办公，楼宇用电并未受到影响。“至于今日A股成交量较前一交易日缩量近3000亿元，我们认为，临近国庆长假，资金活跃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四季度，流动性宽松政策有望进一步落地，维持交投活跃的判断。”　　“抢眼”的量化　　回顾今年的市场表现，板块轮动加速，风格切换频繁，震荡行情下，主观多头私募难以获得正收益，而波动的市场则适合量化策略的运行。　　在百亿私募快速扩容的同时，百亿量化私募的变化尤为显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增长。根据中信证券的测算，截至一季度末，国内量化私募基金规模已经突破一万亿元关口。　　另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截至9月10日数据，在91家百亿私募中，仅量化私募就有20家，成为继主观股票多头私募外，百亿私募中排名第二的策略类型。　　百亿量化私募的快速增长，既得益于市场对量化投资的普及与关注，也与越来越多量化私募逐渐加大对硬件与软件的投入，拓展投资能力边界有关，而这些最终又将体现在业绩表现上。　　量化私募在今年重回舞台中央，离不开指增产品的发力。公开数据显示，截至9月10日，百亿量化私募的中证500指数增强基金年内平均收益高达42.44%，平均超额收益23.24%。　　在百亿量化私募中，鸣石投资、天演资本、世纪前沿资产、诚奇资产、因诺资产的500指增产品超额表现居于同规模私募的前五。其中，鸣石投资不仅500指增产品夺冠，公司也是1-8月的百亿量化私募冠军。目前该公司拥有“十核”驱动，坚持“多核心策略”，是量化投资业内少数拥有全频段信号的私募之一。　　而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2015年至今，在私募排排网展示净值的产品在3只及以上的私募基金经理中，仅有9位私募基金经理在每个年度均斩获正收益，他们是唐毅亭、赵寿盼、秦志宇、袁豪、任思泓、宋易朋、申毅、肖辉、张立群，分别来自乐瑞资产、景上源投资、涵德投资、博普科技、金锝资产、圆融投资、申毅投资、淘利资产、泓倍资产等私募机构。　　这之中，量化基金经理就有6位，占比近7成。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量化对冲基金可灵活应用多种工具对冲系统性风险，更注重回撤控制，且追求大概率的绝对收益。　　海外派量化私募基金经理是连续获取正收益的主力战队，涵德投资秦志宇、金锝资产任思泓、博普科技袁豪均是其中代表。　　“狂奔”背后的挑战　　近期A股成交量连破万亿，量化交易量在A股交易量占比情况也一度成为市场关注的话题，甚至有传言“量化交易占比一半”，直指高频量化“薅羊毛”。对此，不少行业人士直言这一说法过于夸张，严重失实，并认为目前量化交易占比约为20%。　　而随着近年来量化交易占比的逐步增高，量化交易换手率较之前已经明显下降。　　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规模和业绩的关系，已成为不少量化机构头痛的问题。　　一位量化私募人士指出，理论上往往规模越大，收益越低。量化私募要测算自身的容量上限和天花板，确保存量投资者的利益，再考虑规模的扩大。不过，他表示，规模只是影响业绩的一个因素，要关注策略本身的盈利逻辑、盈利能力，找到平衡点。　　另有行业人士表示，过多把精力放在规模或者为了优化短期业绩频繁调整策略，会牺牲对长期目标的积累速度，要警惕策略迭代跟不上的风险。　　“在量化高速发展的今年，我看到有部分量化私募通过增加风格、市值、行业等敞口，来增厚收益，以此增加规模，但这势必也会增加相应的风险。”一位券商资管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过，也有不少机构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方式，通过“限购”、“封盘”等方式来控制规模的增长，也有不少量化私募逐步走入了中低频之路。　　在深圳一家量化私募看来，相较于主观而言，量化一些特有的问题需要注意，如杠杆风险、策略的同质化、短期因子失效问题，以及小样本事件的应对和处理等问题。他分析称，极端行情时候，风控不严、一味盲从模型的量化策略很可能会集体调仓，会对市场的趋势有一定强化作用。同时，当市场出现一些小概率事件，很难通过历史回测找到应对方法，这是量化投资最大的一个挑战。　　“从更本质的角度看，人才和数据可能是未来国内量化行业的两大挑战。”该私募称。　　“虽然量化产品现在发展还不是非常的充分和成熟，但总体看来，目前国内量化容量还远没有达到上限，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前述券商资管负责人总结道。

科学家造出世界上最小飞行器 比一粒沙子还小

散播种子是树木维持生存的方式，常常由鸟类和风力辅助。鸟类吃掉种子并运输和排泄它们，新的树木在随机的落脚处生长起来；风力则使种子们齐齐掉落，它们最终在彼此的附近继续生命历程。而枫树种子与众不同。它们像螺旋桨一样旋转，比不旋转的种子产生更多的升力，从而减缓下降速度、延长飞行时间，能在更广阔的土地和更远的距离繁殖物种。枫树种子. 图片来自：ask nature还有许多植物种子拥有这样的空气动力学。受此启发，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工程师团队制造出了带有三个翅膀的微型飞行器，它由两部分组成——电子功能部件及其机翼，没有马达或引擎，只能顺风飞行。当微型飞行器在空中落下时，它的机翼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缓慢且稳定的旋转运动。微型飞行器整体只有一粒沙子那么大，所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小的人造飞行结构」。微型飞行器在普通蚂蚁旁. 图片来自：Northwestern University这些微小飞行器的出现，意味着小型电子系统实现了有翼飞行。飞行器将从飞机或高层建筑被弹出，从而进行污染监测、人口监测或疾病跟踪。它们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与风相互作用，在下降过程中收集到更多环境数据。而对于弹射过程，西北大学团队受到了立体书的启发。立体书被称为 Pop-Up Book，pop-up 是弹出式的意思，它跳出了平面书的限制范围，创造了三维立体的空间。《爱丽丝梦游仙境》立体书. 图片来自：有调现有的半导体器件都是在平面布局中构建的，所以西北大学团队制作类似芯片的设计，然后按照立体书的原理，在飞行器弹出时将它们转换为 3D 飞行形状。当飞行器们在空气中散落成群，就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线网络，而不像笨重的监测设备只能「偏居一隅」。西北大学团队设想，它们可以跟踪不同高度的空气污染水平。配备天线和传感器的微型飞行器（特写）. 图片来自：Northwestern University尽管飞行器的尺寸很小，工程师们设法将传感器、电源、天线以及数据存储器都嵌入其中，数据可以无线传输到智能手机和计算机。在一次测试中，西北大学团队还使用了监测水质的 pH 传感器和测量不同波长的光电探测器。但回收大量微型飞行器是很困难的。为避免这个问题，西北大学团队正在研究「生物可吸收」（bioresorbable）的飞行器，使其可以自然无害地溶于水中。该研究发表在 9 月 23 日的 Nature 杂志封面上，西北大学团队负责人在官方声明中说道：“在数十亿年的过程中，大自然设计了具有复杂空气动力学特性的种子，我们借用了这些设计理念，对其进行了改编。但我们所建造的结构，有比植物种子更稳定的轨迹和更慢的终端速度，尺寸也比自然界小得多。这很重要，因为设备小型化代表了电子行业的主要发展轨迹。”

海南海药“自爆”2亿信托产品到期未收回

　　正所谓“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有家上市公司却“不小心”踩了雷。　　9月23日晚，海南海药（000566.SZ）发布关于信托产品的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购买的一款信托产品于2021年9月23日到期，截至公告披露日，2亿元本金未能收回，此事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9月24日，深交所就海南海药“自曝踩雷”信托产品下发了关注函。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海南海药净利润亏损近4亿元，同比下滑911%；同时，年内公司股价更是累计下滑了50%，真可谓“漏雨偏逢连夜雨”。　　“各怀心思”的信托产品两次延期　　公告显示，2019年12月20日，海南海药与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华信托”）签署了《新华信托华晟系列-华穗19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前者委托新华信托设立华穗19号信托，信托规模2亿元，期限12个月，扣税后预期收益率为6.3717%/年。　　同日，重庆金赛医药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金赛”）与新华信托签署《新华信托华晟系列-华穗19号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贷款合同》，重庆金赛向新华信托融资2亿元，利息7%/年，期限12个月。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同正投资”）与新华信托签署《新华信托华晟系列-华穗19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就重庆金赛上述债务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不过，在这笔投资中，信托公司新华信托扮演的角色更倾向于通道。简单来说，这笔投资是委托人海南海药交付给信托公司，并指令信托公司为完成信托目的，从事事务性管理的信托业务。　　然而，就在信托产品即将到期前，相关兑付却出现了变故。2020年12月17日，海南海药与新华信托签署补充协议，约定信托期限由12个月变更为18个月。2021年6月23日，海南海药再与新华信托签署补充协议，约定信托期限由18个月变更为21个月。　　截止2021年9月23日，作为华穗19号信托借款人的重庆金赛支付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1年9月23日的利息2264万元，但尚未偿还华穗19号信托本金2亿元。　　尽管海南海药在公告中披露了公司对持有华穗19号信托的增信措施，包括重庆永通自愿与重庆金赛共同向海南海药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直至上述2亿元本金及利息全额偿付完毕为止；以及重庆金赛控股股东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诺生物”）出具连带清偿责任承诺函等等。不过，猫妹还是怀疑各方“势力”在这笔投资中的真实目的。　　信托产品底层资产不清晰被深交所关注　　天眼查APP显示，新华信托成立于1979年，总部位于重庆，注册资本42亿元。股东名单中，除第六大股东巴克莱银行有限公司，其余五名股东均为“明天系”旗下企业，合计持股94.43%。　　不过，新华信托却早已是问题连连。2020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公告，决定对新华信托实施接管，接管期限自2020年7月17日起至2021年7月16日止，可依法适当延长。今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决定延长新华信托接管期限一年至2022年7月16日止。　　另外，重庆金赛主要从事药品批发，控股股东为赛诺生物，两家公司与海南海药皆有合作。而担保方同正投资曾经是海南海药第一大股东，2020年后仍为海南海药的第二大股东。　　在海南海药回复深交所2020年年报问询函中，2018年，海南海药取得赛诺生物独家品种复方红豆杉胶囊全国代理权的同时，向赛诺生物提供财务资助3亿元；旗下子公司还获得了重庆金赛部分产品在湖南等地的代理销售权，并且委托重庆金赛开发重庆空白市场。2019年，海南海药旗下子公司以1500万元的价格获得赛诺生物新药“聚乙二醇4000散”。　　截至今年上半年，同正投资、赛诺生物和重庆金赛均在海南海药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之中，分别为4.39亿元、3.71亿元和1.15亿元，均计提了不同金额的坏账准备。　　对于2亿的信托产品暴雷，深交所在关注函中要求海南海药说明两次延长信托期限的原因，公司自查知悉华穗19号信托不能如期兑付的具体时点，以及该信托的底层资产情况，资金最终投向、是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等存在关联关系等内容。　　业绩低迷扣非连亏四年　　资料显示，海南海药创立于1965年，前身为海口市制药厂，1994年于深交所挂牌上市。主要围绕大健康布局，涵盖中间体、原料药、化学创新药等领域。目前以药品及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　　不过，海南海药的主营业务占比却在不断下降。医药占比已从2019年的92%降至2021年上半年的87.26%，其毛利率更是由53.14%降至38.42%。　　同时，近年海南海药的业绩也是不尽人意，2019年公司出现了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亏损，此后更是连续亏损两年。2019-2020年，海南海药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45亿元、22亿元，分别同比下降1.07%、10.02%；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1.59亿元、5.8亿元，分别同比下降233.09%、264.6%。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南海药扣非净利润多年为负，此前还被深交所询问公司是否存在ST风险。2017-2020年，海南海药扣非净利润分别亏损2412.47万元、66.69万元、6.27亿元、8.51亿元。　　与此同时，2021年上半年，海南海药的业绩再度出现危机，营收与利润双双下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亿元，同比下降4.07%；归母净利润亏损3.77亿元，同比暴跌807.89%。

地产商票链中的“水鬼”游戏，被“捆绑”的供应商

9月27日，一宗商票追索案原计划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开庭，因恒大商票逾期无法兑付，持票的票据中介选择起诉把票转手给他的供应商，追索钱款。虽然这宗案件涉及的票面金额只有20万元，却让一众恒大供应商如临大敌、坐立难安。“如果这家供应商输了，估计所有的票贩子都会效仿。之前贴现给银行、转手给票商的票都会被起诉追索，数额大到无法想象。这可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这宗诉讼最终被延期开庭，但仍让众多供应商们忧虑不已。一位从恒大收到超过亿元商票的供应商表示：“我从没想过，给恒大输送的每一批货，换回来的商票，最终都会变成债务落在我的头上”。商票一般指商业承兑汇票，是由企业以自己名义签发，暂时代替现金或银行存款支付各种供应商的款项。房企的商票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纳入央行监管，且它不会被计入有息负债，在“三道红线”下，成为许多房企融通资金、降低负债的一条“蹊径”。近年来，恒大商票规模在不断增大。根据恒大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恒大应付票据从2018年末的1387亿元，快速升至2020年末的2057亿元，均为一年内到期，主要为商业承兑汇票。据中达证券统计，恒大是全国商业承兑汇票签发量最高的公司，2020年商票余额已经超过其后16家地产企业的总和，排名第二的华润，应付票据仅为274亿元。2000多亿商票背后，是与恒大合作的无数大中小供应商，牵涉建筑、材料、家居、园林、广告等多个行业，这些商票流向了其上下游企业的每一环，上至总包单位、一级供应商，下至广告公司、日用百货店。而当任一张商票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起诉商票上背书转让过的所有企业，追讨账款。被起诉的公司将面临基本账户将被冻结境况，无法交税和社保，这会导致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几乎全线瘫痪。一位被超过10家上下游企业起诉的恒大供应商形容这番场景是一场水鬼游戏：大家都掉进了水里，只能通过互相起诉的方式，拉更多企业下水。“谁的账户上有钱就起诉谁。”昔日的合作方互相起诉，甚至有朋友反目，只为拿到钱。“不只是企业账户，只要名下有房子、车子、厂房，都可以查封”， “因为谁都想上岸啊”。而商票之外，更多的供应商们早以连环扣的形式，一步步与恒大进行深度捆绑。他们其中很多人既是恒大的商票持有者，也是恒大财富的投资人、购房人，更有甚者，他们用自己企业的授信额度为恒大在银行贷款。当恒大的危机显露在方方面面，每一根链条上的每一家企业和个人都被拖入泥潭。商票局一家装饰公司的负责人饶洁清楚地记得，从今年4月份开始，恒大的商票兑付开始变得十分缓慢，开始是十天半个月才兑，到后来，时间拖延至1-2个月。“这之前，通常当天或隔天就到账了。”饶洁说。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郑恺也有类似的遭遇，从今年初开始，恒大商票开始出现逾期不付情况。那时，郑恺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比如联系出票的公司，晚几天恒大也能给兑付。再后来，郑恺就跑去微博、头条等自媒体发帖，10分钟之内，也会有恒大品牌部的员工与郑恺联系，帮忙协调兑付。“但到7月下旬，任何方法都不管用了。”这时，郑恺手中恒大商票已经超过3000万元。不止郑恺，几乎所有的恒大供应商手中都或多或少囤积着恒大商票，因为要想和恒大合作，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多名供应商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只给商票。一般来说，大部分企业账期过后是给现金。但恒大大约从2016年开始给商票，货款支付变为账期+商票的形式。供应商们介绍，恒大开出的货款商票部分会给5%的利息，有时候也不给，而供应商将票据转给票据中介，一般需要支付12-15个点的贴息。“相当于100万的票，转出去只能换回80多万现金”。在资金周转顺畅的情况下，大部分供应商都会持票在手，到期兑付，或支付给下游。只有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才会一张张兑给票据中介，换一些现金。“但是现在，在票据市场上，这些票可能两三折都没人要了。”饶洁说。不仅手中的商票可能遭受损失，更糟糕的情况在于，供应商们还面临着各种诉讼。根据票据法原则，只要所持商票是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债务关系下合法取得的，持票人就可以向该票所有前手进行追索，任意一前手都需要承担票面金额100%的赔偿责任。这也意味着，供应商们经手流转出去每一张商票，无论是给票据中介或贸易伙伴，一旦无法兑付，都可能被起诉追索。不仅如此，每一张商票流转链条上的每家一企业，都面临着多起诉讼，这其中还涉及各种交叉诉讼。饶洁的公司从未与恒大有过直接的生意往来，但她手上仍有约1.2亿元的恒大商票，它们都来自恒大的总包商和分包商。饶洁的公司与许多混凝土企业、建材商有贸易往来，一些货款以商票形式给付。现在，饶洁起诉了自己的上游企业，自己的两家公司身上也挂了12起官司，起诉她的企业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上下游的贸易伙伴，也有从不认识的公司。郑恺的公司也从未与恒大直接合作，但他的客户都是恒大的大小供应商。郑恺手里3000多万的恒大商票中，有1000多万已经逾期。“公司到这个月底就要倒闭了，撑不下去，虽然说公司账上还有一点钱，但要留着打官司”。郑恺把办公室退了，合伙人们四散，仅留法律出身的郑恺来应对诉讼纠纷。连环扣将供应商们绑牢在恒大船上的，不仅是商票。8月初，和恒大合作了6年的苗木供应商老魏收到了一张银行催款通知书、一张律师函。贷款主体那一栏赫然写着老魏的名字，而这也这意味着，老魏需要归还广州农行和广州农发行两家银行共近1700万元的贷款。2018年，恒大园林集团联系好贷款渠道，带着老魏一起去银行提交了一些资料，用老魏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在两家银行分别贷了款，这些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一直都是恒大负责还。“不只是我。参与贷款的供应商少说有近百家。”老魏回忆，那时大家都争着配合恒大去银行贷款。因为在支付货款的方式上，恒大只给了两种选择：商票或银行贷出来的现金。如果选择商票，意味着半年账期后拿到一年期的商票，供应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会非常大，“所以那时供应商们都觉得能拿到银行渠道是很大的优惠。”老魏表示。但从2020年9月开始，老魏和一众供应商们接到通知——凡是从银行提到出来的钱，其中60%需要进行反投，即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否则就不给银行渠道了。老魏只得陆续购买了600多万元的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今年3月，要求进一步升级。老魏和一些供应商陆续被约到深圳，他们面临的共同处境是：每家供应商挂在恒大账面上的应付账款，要想开出商票，都必须购买一半金额以上的理财产品。“我当时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还有将近2000万，需要买一半的理财产品才能拿到商票。”老魏说，如果不接受，将被停止供货，账上的钱也只能一直挂着。为了能把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开出商票，老魏妥协了。“实在是没钱买，恒大就先给我开了一部分商票，我找票贩子贴现后，现金买了300万元的恒大理财产品。”剩下的“任务”，是老魏掏现金让别人帮忙完成的。“每买100万给别人15万元现金”。“几个当时没接受的供应商到现在连商票都没拿到。”老魏了解到，“但现在，这些好不容易拿到的商票也可能成为‘ 空头支票’。”同样被要求购买恒大财富理财的还有一家施工企业负责人林琳，她的企业和恒大合作已经超过五年。去年，为了能继续和恒大合作，她将自己唯一的房产抵押出去，换得70万元购买了恒大财富理财，“这笔贷款今年过年的时就要到期了”。眼下，林琳顾不得想房子的问题，手上500多万元的恒大商票和100多万元应付账款让林琳焦头烂额。作为一家劳务公司，这600多万元几乎全是300多名工人的工资。“过去拿到商票，我一般也会提前转出去，贴息换一些现金发给工人。但今年年中开始，票据中介市场不再收我的这些商票了。”几百万的商票“烂”在了账上。数百名被欠薪的工人每天要把林琳的电话打“爆”了，林琳说，电话那端，家家都有困难，让给钱。一些工人甚至想过冲到曾经栽种过的小区中。林琳拦下来，“我告诉他们我再想想办法，但我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林琳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去深圳——去恒大总部。同样孤注一掷的还有老魏，他算了一笔账，手上的恒大理财、商票、应收账款有2500万元左右，两家银行贷款加起来有1600多万元。被恒大欠债的同时，老魏也欠着更下游的供应商和朋友们1000多万元，且自己的房子、车子包括苗圃都进行了抵押贷款用于做生意，这些每个月都有一大笔利息支出。而一些人听到了恒大的消息，不等债务到期就来找老魏要债，希望先下手为强。“常常有人在公司门口堵我、在家门口等我，我确实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了。”被方方面面“压得喘不过气”的老魏逃也似地跑去了深圳。同样“逃避”的还有饶洁，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波人来到她办公室，一天要接十几个电话。“既有向我要债的，也有恳求我不要起诉的”。她把房子、车子都挂出去后，购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自救途“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来到这里。”林琳和饶洁、老魏等追债者在恒大深圳总部楼里相遇。同样聚集在那里的还有几百号持票人，他们是供应商、下游各类企业负责人、票贩子，他们中也有不少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购房人。在恒大总部，供应商们的商票问题得到了和恒大财富同样的解决方式——实物兑付、以房抵债。老魏9月份到期的300多万商票中，200万可以抵房产，剩下的120万元，恒大方面答应会在国庆节前支付20万元。但当他们回到所在地，找到区域公司后，却并没能拿到任何可以认购的房源清单。而饶洁的部分商票，即使在此前就与恒大签订了房源认购书，但始终未能网签。恒大给她答复是：政府监管账户里没有预售资金就无法网签。想要网签，饶洁他们需要自己把房款的20%-30%打入账户。“一方面我们确实没有钱，一方面这钱可能就去无回”，实物兑付陷入了僵局。去深圳总部的第二天，老魏和一众恒大园林的供应商在恒大总部五楼见到了恒大园林董事长郑腾。郑腾告诉老魏和其他供应商们，农发行的贷款有恒大的实物资产抵押，与供应商们无关，银行将不会向供应商们追究欠款。真正棘手的是没有恒大实物抵押的农行贷款。两天后，郑腾又带着几十名供应商来到了广州农行进行交涉，想通过协商把农行的贷款债务转移给恒大。结果没能谈妥。老魏告诉经济观察报，那天，他们看到郑腾快哭了，前去谈判的多人也都哭了。大家都意识到，这些的问题，他郑腾、恒大园林乃至恒大，都解决不了。如果是总包商，出路要显得多一些。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涉及到保交楼，“恒大都有专门的人对接、安抚。甚至会给一些现金让他们开工”。但对供应商们来说，无论大小，局面都艰难得多。除了一些上市公司选择通过公告形式披露恒大的欠债，大部分供应商们都怕得罪恒大，不敢发声。恒大的供应商之一，一家上市公司一名高层管理人员透露，虽然未发布任何公告，但恒大对其公司欠的货款近10亿元，多次去到恒大要债也无法解决，“最后和他们说，再不处理就要抱着夏海钧跳楼，才拿回了几千万，可是他欠了我们10亿啊！”从深圳回来后，许多供应商们都开始着手做一些腾挪。饶洁在卖车协议上签了字。70万的车买来开了一年多，卖了40多万。“亏了”，但饶洁顾不得那么多。饶洁的目标是先筹集200万，把下游一家劳务公司的逾期商票的钱垫上，因为这涉及到许多工人的工资。另一类人的自救方法则在于“弃公司、保个人”。一家做供应链管理的公司负责人透露，大多数供应商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转移名下资产。有些人将名下的房、车转移给老婆、儿子，做好一个人当“老赖”的准备。这样不管是上下游公司还是银行，都无法通过起诉的方式追回欠款。“许家印都能躺平，为什么我不能躺平？”一名供应商说。对老魏来说，唯一剩下的值钱东西就是地里的大树。但这些树也面临着烂在地里的风险。“这些大树原本都是要给恒大送去的”，老魏告诉经济观察报，每年的秋冬季，恒大采购会给各个苗木供应商们“下任务”，催促供应商们尽可能多地囤大树，供恒大第二年使用。而今年春节后，恒大不再要大树了，老魏的树也失去了销路，恒大要的树和其他地产公司有很大区别，主要是要大。老魏说，恒大要的大树直径都在60公分以上，而其他地产公司用的树一般是30公分，但恒大对树的其他标准要求并不严格，只要直径粗、树形好就行。老魏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主做恒大生意的原因，基本上拉过去就不用再跑了”，但其他地产公司则“掐得死”，比如树的“分枝点”这种细节如果不达标也要被退回。老魏做苗木生意有十几年的时间，对树也有独特的感情，“一棵好树要杆直冠好，才美观”，老魏说，做苗木的人都有自己对苗的审美。但从深圳回来后，老魏做了一个决定——毁掉一些地里的大树。一方面为了腾出位置种植别的树，另一方面，老魏悲观地认为，这些树即使在地里10年都卖不出去了。“整个地产行业不会有人要这种大树了。”他说。供应商们竭尽所能自救的同时，作为行业内、企业间曾经常见的一种支付手段，商票的信誉在无可挽回地消失。几位来自建筑和园林的供应商透露，所在行业都不敢接收任何地产企业的商票，只收现金，“不拿现金，谁敢给你货？”某种程度上，地产行业的商票时代已经终结。（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饶洁、郑恺、林琳、老魏均为化名）

企查查「手撕」天眼查，数据窃取何时休？

中间有何纠葛？这几天，企查查、天眼查这两家企业信息查询龙头企业，又一次起了纠葛。9月26日，企查查官博发布一则声明，称企查查遭天眼查偷窃数据，具体表现为用天眼查搜索部分企业信息时，直接显示数据来源为企查查，而且在此前多次快讯以及数据分析报告推送中，天眼查的报道出现了“雷同”。截至目前，天眼查方仍然未就此作出回应。不过，这也足以引起大家的围观了，两大商查公司的体量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拿天眼查来说，近几年在国内铺天盖地的广告，也让吃瓜群众想看看，这家能“查公司、查老板、查关系”的公司，到底出了啥事。两大龙头打架，到底咋回事？企查查对天眼查的控诉，主要集中在几个部分：首先，企查查认为天眼查在基础企业数据上，存在侵权、盗窃行为。从“控诉书”可以看到，天眼查网站上的多个企业信息显示中，均存在企查查的字样，被控诉为“不正当盗窃行为”、“明目张胆”、大部分被巧妙的掩盖处理”。其次，企查查认为自己的大数据分析也屡遭窃取，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被盗用。从“控诉书”中指出，2020年11月，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发布《我国新基建研究报告》，而在报告发布不到一小时，天眼查便发布了一条名为《大数据中心注册量北上广占六成》的快讯，唯一差别是报告里的“企查查”变成了“天眼查”，其它内容一字不差。从“控诉书”中的措辞可以看出，企查查对于这一处反映十分激烈，认为“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智库，是自己深耕商查领域7年，于2019年年底汇聚了80个产业链，8000个行业的大数据优势，凝结了技术工程师、研究员、分析师们的智慧结晶才得来的成果，天眼查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改用，属于侵犯了知识产权。除此之外，近些年天眼查宣称砸2亿元做宣传的事，也被重新提起，被认为是“本末倒置”。9月26日，企查查官博发布一则声明，称企查查遭天眼查偷窃数据，具体表现为用天眼查搜素部分企业信息时，直接显示数据来源为企查查，而且在此前多次快讯以及数据分析报告推送中，天眼查的报道出现了“雷同”。到底谁更甚一筹？其实，两大平台之间的恩怨并非一朝一夕，谁是行业“老大”的争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就拿艾媒咨询发布的一篇《2021年中国商业查询行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报）来说，曾经就因为里面的数据问题，而引起了一番争论。在该研报中，天眼查在“平台知名度、月活用户份额”上分别占比是74.8%与72.4%，相同指标维度下，企查查仅为52.3%和17.6%。很明显，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数据。根据公开报道显示，企查查是国内商查领域首个估值超过30亿人民币的公司，领投的正是金融信息服务龙头企业wind（万得信息），其市场情报调研能力远超国内一般研究机构，所以30亿估值更能反应真实状况。而且，一些研究机构更是显示企查查，才是商查市场的领跑者。比如，中国科学院主管的《互联网周刊》杂志在2021年6月份，发布了一个《2020年度大数据提供商TOP100》排行榜，在“影响、实力、反馈”等综合指标评比下，企查查、天眼查、启信宝分别得分：90.98、89.66、88.81，分别位列第20名、第25名、第29名。从数据排名来看，企查查是要领先天眼查5个名次的。再比如，工信部信息中心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共同发布过一份《中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榜单中，企查查于2019年、2020年分别包揽第二名和第一名排位，算是来自官方机构的权威认证。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企查查成立于2014年3月，显然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也很正常。两者有何区别？当然，市场份额和行业排名啥的吃吃瓜可以，大部分的兴趣点，应该还是想要知道这名字相近、界面相似、数据也大同小异的两家公司，到底有什么区别？深眸财经认为，按照行业的话术体系来说，它们一个倾向于to B、toC兼顾，一个更倾向于to C。企查查是典型的to B、toC兼顾的平台，从它的对外宣传举措来看就知道，它更偏向于技术端，注重大数据产品研发，品牌曝光基本还是以电梯、地铁广告为主。根据公开口径，企查查在核心技术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并基于超算平台，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和神经网络模型，做到了日均TB级数据挖掘能力、亿级数据实时清洗能力、3000VCORES计算能力。这种to B 的方向并不奇怪，因为企查查是以移动端企业查询起家的，积累了大量B端和C端的流量，更有利于延展至SaaS生态战略，强化To B服务能力，为企业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从wind的入股也可以看出，企查查在企业类服务这种更“精专”的领域上，积累得更深，而近期还上线“香港特区信息查询”功能，打通内地与香港企业信息壁垒，逐步接入国际化，这都是典型的技术驱动方向。天眼查的侧重点，就和企查查很大不一样，它更侧重于营销，更加注重场景营销，产品广告令人印象深刻，确实在to C方向狠下功夫。在过去，天眼查在品牌打造上联动了多个热门IP影视剧，如《猎毒人》、《延禧攻略》、《鬼吹灯之云南虫谷》等，营销趋年轻化，投入力度较大，先不说老生常谈的2亿元天价广告费，就说近日，天眼查再次发布品牌升级计划，由演员吴刚担纲的全新广告片，全程“rapper+鬼畜”，吸睛十足。与此同时，天眼查对外发布，已在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投放全新广告，从线上网剧植入到线下地铁+电梯广告，覆盖生活、工作中的各个场景。结语从本质上来讲，不论重技术、产品研发也好还是重营销也罢，两大龙头都是以数据创新产生服务价值，只要为行业和社会带来新增量，都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里。这两年，商查行业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赋能企业经营的增值数据产品，反而成为了行业中一个新增量，成为商查服务商重点聚焦的方向。由于这个领域的门槛较高，需要更充实的技术沉淀，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企业投机取巧，在数据生产时奉行拿来主义。企查查和天眼查之间的恩怨，也来源于此。它们的争端会是什么结果，我们不做任何评价，也不感兴趣，但我们应该记住一个道理：合规是数据服务的底线，短视的公司会“剽窃”或“抄袭”，但一个目标长远的公司，绝对不应该游走在法律边缘，只有大家都去提高自己的“造血”能力，行业才有浩然正气。

头部量化私募年薪百万元招聘实习生？

　　近日，多家头部量化私募发布了百万元年薪招聘顶尖人才的通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有量化私募对外宣称：面向实习生提供不同岗位，开出年薪在50万元-200万元不等的薪酬。　　私募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汪丁福向记者表示，近两年是国内量化私募大发展时期，九章幻方、九坤投资、灵均投资等头部量化私募都曾有过“百万元年薪招聘实习生”的消息，这些量化私募管理规模已经达到数百亿元、甚至突破千亿元，它们若想在量化领域保持领先优势，需要搭建更加高性能的底层架构，需要借助AI人工智能挖掘成千上万的因子，因此，量化私募需要大量技术开发，且有深厚数理统计功底的理工科人才做基础保障。同时，对于每年净利润数亿元、甚至是数十亿元的量化私募来说，发出“百万元年薪招聘实习生”的消息，一方面可以补充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司知名度，这是双赢的举措。　　不过，“百万元年薪招聘实习生”的消息，记者从北京某量化私募相关人士处获得了证实。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公司推出百万元年薪的招聘，是一项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出国留学的特殊人才奖励计划。去年以来，有许多申请海外硕士或者博士的毕业生因为疫情导致赴国外深造计划延迟，公司为此专门打造了相关项目，为这些优秀人才提供到公司工作6个月至12个月的实习机会。在实习期间，实习生如果想继续深挖量化研究则可以留用，如果想继续出国读书，可以随时提出离职请求。　　这家量化私募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与一般的实习生招聘不同，公司的招聘方向和标准都非常严苛，最终能留下来的，都是非常拔尖的人才，且他们都是手握海外知名offer的应届本硕博毕业生，本身已经具备与正式员工、甚至超越正式员工的水平。“去年有5位实习生通过实习，目前已经正式加入公司。”

煤电倒挂背后：陕西、内蒙古多煤矿不再“对外售煤” 有车队无煤可运

9月下旬以来，全国多个省份拉闸限电，停电、限电的相关话题一直挂在微博热搜上。本轮停电、限电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供需失衡。9月28日，红星资本局先后采访了位于陕西、贵州、内蒙古等地的多家煤矿，以及从事煤炭运输行业的相关人士，从中大致了解到煤炭行业的现状。多家煤矿的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保供给是当前首要任务。受访煤矿有的需要保障所属集团旗下的电力供应，有的与电力企业签订了第四季度增量保供合同，都没有多余的库存和产能对外售煤。而煤炭水运相关负责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水运价格近期高位回落，但仍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货船的船期没有那么紧张，但国庆后订船仍需等待5天。资料图 来源：IC photo煤电价格倒挂：动力煤期货价格3个月涨幅超65%9月下旬以来，全国多个省份拉闸限电。红星资本局调查发现，本轮停电、限电的根本原因是供需失衡。一方面，受全国性煤炭紧缺、煤价高企、煤电价格倒挂影响，目前不少省份出现供电紧张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用电需求猛增。煤电价格倒挂的现象，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可见一斑。9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数据显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同比大增145.3%，煤炭燃料加工业利润同比暴涨2471.2%；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8%，电力热力供应企业利润下却跌15.3%。可以看出，在1-8月全社会用电量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供电供热企业的利润被成本吞噬了，而最主要的成本支出就是燃煤成本。期货方面，9月28日，动力煤主力合约（2201）涨破1300元大关，收报1328.8元/吨，涨幅7.91%，续创历史新高。而今年6月25日的收盘价约为800元/吨，3个月的涨幅达65.55%。现货方面，9月26日，5500大卡动力煤（京唐港动力煤市场）的商品报价创下了1540元/吨的新纪录，不到1个月涨了33.91%，4个月涨幅高达65.6%。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办公室近日发布的第35期《CECI指数分析周报》显示，截至9月23日，5500大卡、5000大卡离岸综合价为1210.44元/吨和894.08元/吨，分别比8月份月度综合价上涨157.44元/吨和65.08元/吨。进口煤方面，本期CECI进口指数到岸综合标煤单价1283元/吨，较上期大幅上涨73元/吨，环比增加6.0％。CECI指数分析周报称，全球煤炭资源紧张，叠加海运费持续攀升，进口煤价格持续高位且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动力煤价格持续上涨，对以火力发电为主的企业来说，极大增加了成本。以上市公司京能电力（600578.SH）为例，今年上半年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8%，至95.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约136%，亏损3亿元。库存不足：陕西、内蒙古多煤矿不再“对外售煤”陕西榆林某煤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陕西榆林要求全市的煤炭企业必须在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心平台进行线上交易。2021年6月底，领导小组还约谈了拒不配合上线交易的煤炭企业。“现在整个产业链都被放在了线上。卖家在交易平台发布公告后，买家登录账号在线上竞价，在起拍价的基础上，每次加价至少1元/吨，目前一周拍卖一次。”该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来，榆林煤炭价格在大幅上涨，Q5500混煤坑口含税价格从2月2日的516元/吨，涨至9月28日的1220元/吨。上述负责人表示，他所在的企业在年底前都不会对外拍卖煤炭。“现在全力保供，矿上所有的煤都供给集团的电厂。已经没有扩大库存和产能余地，不具备拍卖的条件。”此外，虽然煤炭价格不方便对外公布，但可以透露的是，很多煤矿发布了保供稳价的通知，价格有所回调。贵州的某煤炭经销商告诉红星资本局，虽然贵州也产煤，但他们仍需要到内蒙古、陕西、山西三个煤炭大省买煤。然而在内蒙古，并不是所有煤炭企业都对外售煤。红星资本局了解到，内蒙古多家煤炭公司虽然增加了产能，却不对外售煤。他们已经签订了合同，为大型电力公司供煤。内蒙古伊泰集团与大唐托克托电厂、京隆电厂、兴和热电厂等电力企业签订了第四季度增量保供合同132万吨，汇能集团与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广东珠江电力、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等7家电力企业签订增量保供合同185万吨，安徽淮河能源西部销售公司、同煤鄂尔多斯矿业公司所属煤矿与华能北方公司签订增量保供合同106万吨。某煤炭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称：“这种保供限售的情况会持续到年底。3个月后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内蒙古中大型煤矿大多有保供任务，不对外卖煤，少数还在卖的价格会比较高。”据悉，内蒙古日前补签了第四季度电煤中长协议，采取最高限价，以7月12日鄂尔多斯煤炭价格指数为最高价，当指数高于最高价时执行最高价，当低于最高价时，按实际指数执行。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之前停产的部分煤矿已经重新投产，但也有部分中小煤矿因月底缺少煤管票而停产。“总产量肯定是增加了，具体数据不清楚。”煤炭运输：卡车运输分布不均，水运价格同比大幅增长在我国，煤炭陆地运输主要依靠火车，火车运输情况基本未受影响。以大秦铁路（601006.SH）为例，根据大秦铁路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公司完成货物运输量3572万吨，同比增长3.09%；日均运量115.23万吨。今年1-8月，累计完成货物运输量27582万吨，同比增长5.55%。在卡车运输方面，由于大部分保供型煤矿的任务繁重，矿区基本没有存煤积累，卡车运输“旱得旱死，涝得涝死”。2020年接受过红星资本局采访的煤炭运输车队负责人老金（化名）表示，他家的卡车是从平台上租来的，由于很多煤矿没有库存或不对外售煤，很多车队集中滞留在少数矿区。“即便增加了运费，还是不能覆盖各项成本，我已经不做了。”但是，当红星资本局以煤炭经销商的身份咨询运费时，一家为保供型煤矿运煤的物流公司表示，他们每天奔波于矿区和电厂，已经没有多余的车辆了，加价也不行。水运方面，一家煤炭水运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近期水运价格有所回落，但相比去年涨幅非常大，“有的航线和船型涨了一半多”。无论是哪条航线、哪种船型，运费环比波动基本维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但同比增幅都超过36%，最高涨幅达58.75%。上述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运力最紧张的时候已经过了，这周比上周的海运费用降低了7元/吨，但还算较高。国庆节后用船，订船需要等待5天。电煤会一直短缺吗？中金公司：目前极端供需错配的局面可以扭转事实上，从今年3月份开始，煤价一直呈震荡上行趋势。进入“迎峰度夏”阶段后，为了保障供应，平抑煤价，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保障煤炭供应，平稳煤炭价格。9月21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为切实保障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能源保供稳价措施落实落地、取得成效，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推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落实，开展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检查及监管等一系列工作，以期尽快有效提高电煤供应量，确保冬季供热发电用煤安全。9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晋陕蒙和有关产煤大市、重点煤炭企业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煤源落实有关工作。会议提出，经过衔接，今年四季度发电供热煤炭中长期合同煤源已全部分解到各重点产煤区。会议要求晋陕蒙和有关煤炭企业承担保供稳价社会责任，主动与有关省区市衔接，逐矿落实煤源，推动煤炭供需双方尽早完成补签中长期合同并确保足额兑现。为解决电煤短缺供电紧张，9月27日，吉林省提出要多路并进保煤炭供应：派专人到内蒙古驻煤矿，逐一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争取更多的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俄煤、印尼煤、蒙古煤等外采计划；自产煤企业开足马力释放产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市场采购范围；加快储煤基地建设，推动储备煤保质保量尽快达标。中金公司认为，今年煤炭供需紧张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往后看，比较核心的关注点是产能是否可以尽快释放。发改委等部委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鼓励煤炭产能投放，也初步见到了效果，8月份的产量环比上升了2100万吨，对缓解目前的紧张供应局面有帮助。目前冬储煤行情已经启动，而新增产能释放可能还需要时间，冬季用煤大概率还是偏紧。中金公司指出：“最近发改委要求电厂冬季煤炭的库存量保持在5-12天之间，也是为了防止某些电厂过度囤煤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局面。长期来看，随着新增产能的投放和需求逐步回到正常的水平，我们认为目前极端供需错配的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对赌式卖壳陷窘境 国资接盘输赢几何

　　77.78%　　研究显示，2019年推出控制权变更方案中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9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没有完成业绩对赌，占比达77.78%，更有4家在2020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值得一提的是，9个案例中有7个接盘方为国资。　　由于卖壳对赌争端，莱茵体育前后两任控股股东“对簿公堂”。公司日前公告，控股股东成都体投集团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本次仲裁事项的受理通知，其诉求是要求原控股股东莱茵达控股依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出售控股权绑定业绩承诺的做法，可追溯到2017年中超控股的易主方案，时任大股东中超集团作出了为期5年的业绩对赌，系A股首例“对赌式卖壳”，但该交易最终并未完成。之后，不少控股权转让案例效仿对赌模式，买家多为国资平台。据上海证券报记者梳理，目前类似莱茵体育这样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案例为数不少，多家公司陷入争议纠纷或补偿难的困境。　　“要求原实控人对上市公司业绩作出承诺的交易中，绝大多数买家是国资。这些买家对所收购的企业所处行业及其经营业务并不熟悉，当时是想通过业绩对赌来控制交易风险。”文艺馥欣资本顾问创始人阮超表示，目前国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数量仍不少，但对收购目的想得更明白——主要是基于产业思维，而不是单纯的收购壳公司。　　对赌卖壳，谁输谁赢　　2017年，由于去杠杆等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控股权交易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部分案例设置了对赌条款，买家有的只需要保障基本的业务稳定性，有的则要求有一定的业绩增长。　　四年过去了，昔日的“安全垫”真的安全吗？现实表明，买的不如卖的精，业绩承诺落空的案例不少。　　2019年6月，成都体投集团与莱茵达控股完成股份过户手续，莱茵体育“远嫁”成都国资。根据协议，莱茵达控股确保莱茵体育现有业务2019年、2020年均不亏损，若有亏损，莱茵达控股将亏损额补足给莱茵体育。“不亏损”的条件并不高，但莱茵体育在2019年盈利2603万元的情况下，2020年亏损了7172万元，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双方无法就此事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成都体投集团转而提起仲裁申请。　　智慧松德（现名“福能东方”）2018年底投身佛山公控。原实控人承诺，以6000万元净利润为基准，上市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经审计净利润年增长率应不低于5%，且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7800万元。但上市公司2019年亏损1.48亿元，2020年盈利仅1159万元，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公司2021年半年报透露，补偿事项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正在执行中。另一边，原实控人郭景松家族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触发违约，所持股票陆续被司法拍卖，履约能力存疑。　　最棘手的是合力泰，买主是国资背景的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当时，原实控人文开福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0年盈利分别不低于13.56亿元、14.92亿元、16.11亿元。而2019年公司实际盈利10.33亿元，2020年巨亏31.2亿元。　　合力泰2020年年报披露“业绩补偿承诺正常履行中”，但至今不见下文。目前，文开福所持股份被质押、冻结。另外，2019年底，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和短线交易，文开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松发股份委身恒力集团时，原实控人承诺上市公司2018年至2020年扣非后净利润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公司2018年完成指标，2019年盈利2710万元，2020年仅盈利106万元，需向公司补偿2894万元。2021年半年报显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承诺方采取分期偿还的方式支付。　　“本质上，这跟前几年并购重组的高承诺、高估值的逻辑是一致的。卖家希望以较高的业绩承诺，换以更高的企业估值卖个好价钱，对于业绩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深思熟虑。”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一定程度上，这也与并购重组后遗症有关，“不少实控人因为并购等资本运作需要，前期质押所持股份，遭遇流动性危机后，只好找下家接盘纾困，绑定业绩承诺也是不得已为之。”　　国资入局，如何收场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且越来越呈现为“双输”的局面。一方面，原实控人无法兑现承诺，令买方及上市公司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因股价大幅下跌，国资浮亏严重，在缺乏优质资产注入的情况下骑虎难下。　　文艺馥欣资本顾问一项研究显示，2019年推出控制权变更方案中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9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没有完成业绩对赌，占比达77.78%。在7家公司中，以2019年和2020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为基数，中位数完成率仅58.55%，更有4家在2020年出现了巨额亏损。值得一提的是，9个案例中有7个接盘方为国资。　　“过去几年，国资平台成为上市公司收购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无论是资本运作还是股价表现，效果并不理想。不过，国资的反应和调整也很快。”阮超表示，2020年以来，以珠海国资沿着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收购、地方国资为本地中小企业纾困为代表，国资的收购思路愈发清晰，即立足产业思维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　　另一困局是，上市公司业绩“失准”，导致公司股价持续下跌，国资买家浮亏严重。“由于标的企业爆雷，部分国资接盘方骑虎难下，一方面没有优质资产注入，另一方面还需要清理烂摊子，以及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责。”投行人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资在入主后通过锁价定增等方式摊薄投资成本，给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资源，为夯实主业或产业转型做铺垫，但效果仍有待观察。　　比如，合力泰今年2月披露定增预案，拟以3.07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发行股票，募资28.7亿元。2018年，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受让文开福所持15%股份时价格高达6.86元/股，总价逾32亿元。　　另一重风险，来自于权力交接后的未知博弈。今年8月，从浙江民企变身江西国企的星星科技突然爆雷，进入预重整程序，申请人为国资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与此同时，在变更前期会计差错后，星星科技大幅调减2020年营收和净利润，截至2020年底净资产变成了负值，随即“披星戴帽”变身“*ST星星”。

“吃拼缝”的VC投资人：假装有钱，白蹭项目，但上半年已“消失”400家

VC/PE，一天“消失”16家，上半年注销400只。投资人常年出差看项目，里程积累了不少，但是真正出手投资的一个没有，为何？“主要是没钱。”一位业内投资人直言。募资仍未回暖吗？从目前看，募资的基金数量上升，但金额却下降了。2020年H1，新募集基金数量为1200余只，新增基金金额为4200余亿人民币。但今年H1，成立新基金数量上升至1900余只，但金额仅小幅增至4500亿上下。也就是说，新成立的基金单只平均规模更小了。但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H1，资管新规公布的当年，新增基金金额也有7100亿。考虑到头部机构募集基金的规模更大、钱口袋更深这一情况，中小机构、腰部基金，获得的资金是更少的。01一天注销16家，上半年注销基金管理人超过400家投资人们的生存环境各异。一线机构的投资人，显然能看到项目更多。一家深圳一线机构的合伙人告诉融资中国，“现在需要融资的项目更多了，科创板之前，很多项目对资金的需求不高，是拒绝资本的。”自从上市路径更加清晰后，这类潜藏在水面下的项目开始露头，追求已久的一线投资机构也得投资更多的项目。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红杉中国已经投资了超过100个项目。高瓴的出手速度也达到80余次。6个月时间，投资项目数量超过50个的还有深创投、同创伟业、启明创投、东方富海和IDG。一线机构开始加速。但中小机构呢？生存环境对腰部机构并不友好。从募资角度看，上半年，完成10亿规模以上的基金包括达晨、云投基金、国投创业、纪源资本、中诚资本、黑石、KKR等。其中云投基金所募集的云南省国企改革基金规模更高达130亿人民币，投资方向为云南省国企改革。除了这类政府出资的资金，市场化的钱还是比较紧张的。此外，上半年募集金额小于1亿人民币的基金占比达到65.3%，人民币市场的募资仍然困难。中基协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注销基金管理人超过400家，仅9月9日一天，就有16家注销。图片来源：中基协在投资方面，中小机构没有资金支持之外，在资源方面也确实难以与一线机构匹敌。以前，是投资人挑好项目，现在是好项目挑投资人。这样的背景下，投资隐性门槛越来越高，项目都会挑选能给自己带来资源的机构。而只有对产业深刻理解、或者是产业资源充足的一线机构，才能做得到。“2021年，投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更有危机感。”元禾原点北京合伙人米菲曾直言。投资人的压力不小，一些优质项目刚一浮出水面，就被快速争抢，竞争激烈。这也让投资机构的尽调速度在缩短，业内，见过一面，聊了50分钟，就给出TS的现象不在少数，“现场决定投资，3天内走完内部所有流程，5天完成打款。”业内一家投资机构金融科技的机构的合伙人表示。腰部机构开始优化内部投资流程，尽量提供更好的投资服务，更便捷的投资流程，以争取项目。小机构并不代表投资业绩不好，相反，越是基金规模大，回报上越难以保证。所以，中小机构都在向“专”方面走。但如果小机构还没有专业的研究能力，那几乎没有优势。今年以来，几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小机构在资金和人员数量上与头部机构无法竞争，所以在投资上需要更精细化。02有人常年天上飞、有人“借鉴”项目自己创业一线投资人常年出差在外，积累的飞行里程不少，一家头部人民币机构的合伙人也在内部直言“不是出差多就有好项目，还是要研究的深，精准的看。”业内有人直言：“有些投资人看了半天项目一个不投，主要是没钱。”今年二季度，单季度募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但与前几年相比，平均二季度募资水平都在3900亿上下。这反映出，股权投资行业在资金端仍然紧张。没钱还看项目？图什么？有一部分人，看看项目、了解下市场，自己创业了。业内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雷军和黄章。2019年，小米发布会后，魅族社区有人发帖分析“小米9为何定价如此雷人？”平时对外低调，但颇喜欢在魅族论坛上与魅友探讨的黄章忽然发表回复如下：“想冲高端但眼高手低，贱惯了高不起来，贱人贱己贱行业。”黄章公开声讨雷军，不是“无缘无故的恨”。据传，早在2009年前后，雷军南下广东，在魅族厂里待了一个月。当初，雷军是以投资人的身份接触魅族和黄章。2009年雷军通过通过珠海当地政府的介绍结识了黄章，那时的雷军已经很有名气，先后投资了多家企业。2010 年，雷军经常出入魅族，与黄章探讨手机。但实际上，雷军在这时已经暗暗筹划小米的成立。雷军提出投资魅族，但是，魅族科技是黄章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对股份特别重视，没有答应雷军以投资人身份获得股份的要求。直到 2010 年 12 月，黄章才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公开声称自己很后悔之前毫无保留地和雷军交流魅族的一切。“就连 M9 的 UI 交互文档都有发给他请他一起探讨。我觉得 MIUI 伪装成民间团队很过分，请不要在论坛发 MIUI 的话题。”黄章曾公开表示雷军偷学了他的技术，并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喝可乐。而当时，这个买可乐的人就是魅族的郭万喜（现为魅族副总裁），最近两年每次喝酒说起这事，郭万喜都忍不住想哭。事实上，业内“假装有钱，白嫖项目方陪聊”的事不少。一家政府母基金负责人查杨对融资中国表示，“我们见过很多机构都这样，天天以私募公司自夸，其实募资能力为零。总想套政府的钱。”“还有一部分基金，对外号称忙投后管理，其实也没钱投资。”03IR也内卷，多地政府引导基金开始“算账”业内的机构只要完成募资，大部分都要宣传一番，一方面告知天下，另外一方面，突出一下自身募集的能力。而那些完不成募资任务的机构IR刷着其他机构完成募资的新闻，也是慌得不行。但现实是，市场上53%的资金来自9%的头部机构。一线机构，承包了市场上一半的钱。2019年，募资最难的阶段，曾有机构全员上阵，包括前台都去进行募资。从去年开始，如果争取不到政府引导基金，几乎就难以完成募集。今年，政府引导基金在市场上的分量更重。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有超过50只引导基金在各地设立。并开始向二三线城市下沉。比如，山东淄博就宣告了成立百亿母基金和S基金。再比如，苏州天使母基金为例，今年1月份成立，首期规模60亿元，在随后的4个月里，共有22只子基金通过投决，总认缴金额17.09亿元，子基金总规模近60亿元。9月10日，《苏州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办法》中指出，天使基金在单个子基金中的累计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40%；苏州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合计出资比例不超过该子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50%；天使基金对单只子基金出资规模原则上不超过2亿元；子基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亿元、不超过5亿元；子基金投资项目总数原则上不低于15个。政府引导基金虽好，但要求也在趋严。3月下旬，深圳市引导基金公示终止合作及缩减规模一批子基金，收回认缴出资额近60亿元。这已是2018年以来深圳市引导基金第五次清理子基金。去年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提高财政出资效益的通知》，明确实施政府投资基金全过程绩效管理，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基金存续和计提管理费的重要依据。除了深圳，北京等多地的地方引导基金也相继对子基金进行了管理。当下，引导基金同样面临市场化的挑战。政府引导基金不仅要有引导作用，同时，事关政府预算和财政出资。引导基金设立高峰是在2014年-2016年，从存续期计算，今年开始陆续步入退出期。在经过了几年的运行后，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重视退出业绩。当前，除了GP配合度的问题，那些业绩不好的、且引导作用也不明显的机构，即便是头部，也会被放入黑名单。

国家广电总局：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的通知广电办发〔2021〕29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厅、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近期发现，一些“美容贷”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诱导超前消费、超高消费，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广电总局决定，自即日起，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要高度重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的要求，抓紧组织进行核查清理，确保上述要求落到实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营造良好传播环境。各地各单位核查清理的情况，请于10月15日前报广电总局传媒司。联系人：张颖电话：010-86097013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2021年9月27日

地方政府清理恒大资产 隐秘帝国被撕开一角

9月26日晚上11点，方潼刚走出东部某省的住建大楼下班回家。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十一假期他要为化解恒大风险加班。6月底，该省住建厅就发现恒大地产项目的异常，并多次约谈恒大及相关方；8月中旬，住建、公安、税务、金融、政法委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主要任务为保交房的“恒大集团项目处置及风险化解专班”，全面摸查核算债务缺口。不仅仅是方潼所在的省份， 自恒大流动性问题爆发以来，在监管层统一协调下，部分地方成立由省级政府牵头、市县级政府为主体的恒大风险化解专班小组，计划帮恒大部分停工项目复工。“没有一个好消息。”听到其他部门反馈的情况，方潼叹了一口气。作为监管部门中的工作人员，方潼与恒大经常打交道，他说，目前外界看到的只是恒大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谁家孩子谁抱走”方潼所在省份，恒大有50多个项目，分布在10个地级市。一个多月来，住建厅对全省恒大项目资产进行摸底，测算“保交房”资金缺口，协调地方城投公司和其他开发商的接盘意愿。排查摸底发现，恒大在该省份近三分之一项目非正常停工或逾期交付，恒大方面也和购房者承认，两到三年内无法交房，能够将房子建好交付的大概有10个项目。各个地市因问题项目数量而面临压力不一，有的城市恒大项目有10多个，一旦出现异常交房，很难找到接盘方。即便业主筹集资金自救，也非常困难。以往成功案例极少。住建厅也尝试协调其他开发商救助恒大项目，但无论国企或民企，尽调完部分项目后，都摇头婉拒了。一家央企的人士告诉方潼：他们摸底后发现，恒大项目债务情况复杂，有的项目一两年换了好几拨财务团队，财务章也收归到总部，“项目被抽资的厉害，有的项目预售款项被总部控牢了”。由于无人接盘，这些动辄数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变成“烫手山芋”。方潼说，现在处理恒大问题的思路主要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保交楼严控金融风险据方潼介绍，他所在省份对恒大问题项目进行测算，保守估计，资金缺口超过400亿元。这就需要由地市和区县财政按一定比例出资，作为保交楼建设款，压实属地责任，他们称为“解围资金”。他算了一笔账，恒大的50个项目，除了10个能自负盈亏的，剩余项目平均每个资金缺口在10亿元左右，“这只是工程建设款，保不定后面还有其他债务，因此估算400亿元是很保守的”。方潼也清楚自己团队的使命：恒大流动性问题波及购房者、投资人、供应商等多方面，但目前风险化解专班最大的任务是保交楼，先确保购房者拿到房子。据方潼介绍，每一级政府都有相应的应急资金，必要时可以申请调用，“无非是市、区按照多大比例支出这笔钱，由哪些城投来接项目”。资金解决后，需要为恒大的问题项目引入新的施工单位，对于施工单位的甄选，住建厅首选的是地方城投公司。首先，城投公司由政府背景，可以减少二次暴雷的风险；其次，工程款可控。方潼表示，解围资金一般不会直接拨付给原施工企业、承包商、供应商，如果原施工单位愿意继续承建项目，可以和城投公司签约，但解围资金仅限于支付复工后的工程款，“之前恒大欠的钱，还是得找债主”。让城投公司接盘恒大项目是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择，方潼所在的省份曾尝试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但恒大项目的纷繁复杂的融资及商票链条，最终让其他房企望而却步。方潼说，和p2p、长租公寓暴雷不尽相同，很多人买房是穷尽一家几口人的钱包，有限的资金只能用来解决最紧急的矛盾。方潼透露，除了保交楼外，风险化解专办的另一个重点任务是保地方城商行主体。由于恒大项目多在三四五线，城市商业银行成为部分恒大项目的主要债权人，所以要确保恒大的流动性问题不会波及到银行。“如果一家城商银行对接了三四个恒大的项目，动辄数十亿元、上百亿元，一旦形成坏账，如何吃得消？”方潼说，城商行多数由农村信用社等转型而来，本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万一这些银行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方潼说，城商、村镇银行的资金缺口取决于银行自有资金以及存款规模，每家银行不一样，如果碰到一两家小的城商银行出现问题，波及面太广，当地政府需要综合考量，“保证小额存款的户头安全”。方潼从兄弟省市住建部门打听到，有的省份恒大项目接近80多个，有些城市甚至难以平衡保交楼资金缺口。从严监管资金2021上半年，恒大在长三角项目去化率达到85%以上，6月底，方潼所在的住建部门注意到，恒大部分项目存在无证销售、购房者交了房款无法网签、预售款未存入监管账户甚至被挪用等情况，也多次约谈恒大及相关方。比如，部分项目由于没有预售证，实际上与客户签的不是购房合同，实质是债务合同。 “即使购房者起诉恒大到法院，因为项目没有达到预售的条件，客户以为自己买了房，实际上是买了恒大的债”，方潼表示。据他介绍，今年5、6月，恒大在全国各地打折促销卖房，但部分项目预售款没有用于支付工程款，而是直接抽调到总部。“恒大总部把项目的财务章收走了，导致了项目公司对这笔资金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反应过来，但这些购房款已经被抽走了。”9月，方潼所在的省份，由住建系统牵头，要求恒大将所有预售款存入监管账户。方潼发现，近年来，包括恒大在内的不少房企，与建筑商、供应商利用监管空隙，通过开具虚假发票、虚报工程进度等方式，提前支取预售监管资金。除了工程进度证明造假，许多企业也没有按照预售监管资金的格式文本来操作，比如很多地方实际审核放款的单位是金融部门，部分企业绕过了住建部门，拿着工程方的出资证明、票据证明，向银行要求提款。到了最后把关的金融部门，监管者根据企业工程方的相关证明，认定双方是经济履约行为，只要监管协议的格式文本不违反民法典的相关要求，也会同意放款。方潼说，恒大欠付的工程款、违规收取预售款的规模有多大，还需要相关部门核查，目前有关部门只是初步摸排，“听到的消息是不太乐观”。9月22日，广州市南沙住建局要求将恒大阳光半岛项目所有收入缴入政府托管专户，包括已收款项、购房款、按揭款等后续所有收入。经济观察报获悉，贵阳市雨溪区成立恒大集团项目处置工作专班，工作专班包括日常监管组、资产核查组、农民工工资保障组等多个小组，目的是“全力化解恒大‘债务危机’对雨溪区的影响，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目前各地的恒大危机化解专班架构与贵阳雨溪区大同小异，主要是住建、公安、金融部门以及属地街道负责。9月以来，方潼所在住建厅连发几个督办函，要求夯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该省风险化解工作专班由副省长、住建厅厅长等牵头，“什么时候把问题解决，专班就什么时候撤离”。方潼提到一个细节，除了核查资产和债务情况，风险化解工作专班首先要做的事是拿到恒大项目的财务印章，把项目财务权、人事权从集团剥离下来，防止项目资金再被挪用。（应受访者要求，方潼为化名）

实体书店“求生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方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4.94亿，中国人均电子书、纸质书、有声书阅读量分别为9.1本、6.2本、6.3本。在这个数字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传统阅读与内容消费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答案并不尽然。尽管碎片式的信息获取俨然成为主导，但传统图书阅读依然有其市场。或者说，困境中的沉淀，亦是破局的关键。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很多人都容易落进这样一个循环中：兴奋买书——舍不得拆封——积灰，似乎读书的进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旧的还没读完，新的又买了回来。豆瓣有一个小组的名字就叫“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作为豆瓣最大的书组，这里聚集了超过55万名爱买书的“书呆子”，但比起分享书，组员们似乎更热衷于分享“购书”秘笈。在这个小组，买书是一门技术活儿。对于各个平台的活动期间，商家设置的复杂规则，资深组员都能拎得清清楚楚：满100减50，学会怎么将订单凑到整百元的倍数，属于入门水平；叠加使用满600减100的优惠券，从而以3折的价格拿下，才是正确姿势。沉迷于抢券、满减、低价，甚至近乎疯狂的组员不在少数。此外，分享购书后的成果，也是组内成员津津乐道的话题。小组中，有专门的晒书/房专区，很多人家里的书房像个小型图书馆，满满当当的书架是标准配置；更有甚者，会专门买房来藏书。对于小组成员而言，书籍成了单纯的消费品，倒也符合当下消费主义的潮流；下单之前，他们似乎并不考虑自己会不会真能读完这些书，而是仅仅满足于付款时刻的兴奋，以及收货时刻的短暂欢愉。正如小组简介写道：“买书时总有一种囤积的热情。阅读时却总没时间、没心情、没机会、没耐心。满架的字纸用怨恨的眼看我……所以，这里只谈买书和藏书……看与不看，再说吧。”比起分享线上图书店铺的热火朝天，线下实体书店在这里却很少被提及。基于全国1万余家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提供的采样数据，图书业咨询调查机构北京开卷信息今年年初曾发布《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70.8亿元，其中电商渠道的码洋规模为767.2亿元，占据近80%的市场份额。（注:“码洋”是图书出版发行部门用于指全部图书定价总额的词语，指图书的原价与册数的乘积）当电商平台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实体书店满满落寞与无奈。线下实体书店，到底还有前景吗？实体书店的困局事实上，自图书电商出现后，每年都会有实体书店倒闭的新闻出现。一方面，消费习惯线上化早已成为一个大趋势，疫情则加快了这一进程。受疫情影响，实体书店在房租、人力资源、仓储等成本的重压下生意江河日下，客流量减少、销售额下降，有的最后不得不关店倒闭，其中不乏开业多年的老店与网红书店。今年3月，有着30多年历史的北京独立书店“盛世情”宣布停业。随后，书店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手写告别信小火了一把；8月，开店5年位于静安寺芮欧百货的钟书阁静安店，也以一场主题为“被镌刻的书店时光”的两小时直播向读者道别，曾经的“最美书店”，也难逃闭店命运。另一方面，内卷的“价格战”让实体书店苦不堪言。早在2010年，京东图书刚刚上线时，京东和当当两大平台就曾为争夺图书市场发动了价格战。尽管恶战之后当当偃旗息鼓，但各类电商平台却在之后十年间纷纷崛起，针对图书的促销活动更加多样：满减、买赠、百亿补贴、拼团、VIP会员优惠等等花样齐出。2020年兴起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售书等新兴网店渠道，更是将低价促销作为了重点营销手段，部分网红带货的售书折扣甚至降至3.5折——这已逼近正常图书产品的硬性成本。对此，出版社与实体书店只能默默承受降维打击。此前，出版人邱建国就曾有感于出版社赔钱做图书的窘境，以及图书直播生态圈中的“全渠道最低价”“历史最低价”“九块九一本包邮”等低价促销现象，在《让人心疼的书》一文中由衷地感叹：对自己和同行们费尽心血做出的书感到心疼——心疼它的“贱”——被贱卖的“贱”。在线上平台动辄按书籍定价的4折、5折销售的背景下，实体书店迫于经营压力，所售书籍多数时间不打折，即便推出优惠活动，优惠力度也很有限，8折几乎是优惠的最高力度，因而即便环境优美、服务周到，其所能达成的书籍消费也很有限。这一点也在《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中有所体现。该报告提到，2020年整体网店渠道售价折扣为6折，但满减活动以及促销几乎覆盖全年，而实体书店渠道售价折扣为9折，两渠道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大多数人在线下实体书店，都是“只翻不买”，一旦看到喜欢的，会转而选择在线上搜索购买，毕竟更便宜，何乐而不为呢？在此情形下，实体书店“光靠卖书不赚钱”已成了近年来业内的共识。在图书价格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打造融合阅读、生活、美学、娱乐的多元化服务空间体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实体书店的生存法则。“书店+”模式能吸引年轻人吗？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20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95后购书用户数量占比和件单价有相对明显的增长：25岁以下用户占比从2018的16.4%提升到了2020年的17.6%，95后用户的件单价在2020年跟2018年相比，提升了10%。拼多多发布的《2020多多阅读报告》也指出，在文学小说书目订单中，95后、00后占比超4成，已经超过了75后读者的比例。这意味着，此前被视为消费潜力的95后似已成长为图书消费新势力。基于此，如何更好地满足年轻客群的需要，占领年轻人的心智，成为实体书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首先是选址以及装修品位越来越贴近年轻人，不少书店场地类型都会选择购物中心、商业区等热门商圈。不仅如此，明亮温暖的灯光、独具特色的装修，柔软舒适的座椅，这些以往被认为专属于咖啡馆的元素，现在也被搬到了书店中，再加上独特的具有文艺气质的店名，着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诚品书店、西西弗书店、言几又、先锋书店、大众书局……书店不仅成了当代文青的打卡潮流地，有的甚至成了所在城市的必逛景点之一。其次，书店开始主动迎合年轻人，往书店里叠加各种书籍以外的产品与服务，由单纯的零售型转向体验型、服务型书店。例如书店+咖啡/茶饮、书店+杂货/文创用品、书店+文创活动/文化服务……在书店里边喝咖啡边读书，参加一场沙龙讲座，再顺带买一个文创用品，这种“书店+”的形式已成为一股风潮。今年，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也开始入驻书店，为“书店+”模式提供了全新选择。例如，七一建军节期间，上海的1925书局开启了一场“七一”特别版“追寻·前行”红色剧本杀，提供了《追寻》《觉醒时代》《黎明计划》等一批红色主题的剧本，吸引了不少外界关注。除此之外，“书店+影院” “书店+民宿” “书店+棋牌桌游”……“书店+”模式在跨界混搭的路上越来越会玩。不可否认，“书店+文娱活动”确实是最贴近95后年轻人喜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许多实体书店还将书店开到了网上，并用网络直播、网上读书会、线上销售等多种方式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消费者，为实体书店带来了一些新的朝气与活力。可以看出，处于夕阳产业的实体书店仍然韧性十足，还在积极地寻找新定位，探索多元化增长曲线，不断为自身增添新的活力。在经历漫长寒冬后，面对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变迁，实体书店经营面对着更多复杂的挑战。对书店经营者而言，如何将服务从基础的图书、茶饮、文创拓展到空间和内容，增加可盈利的书店产品，同时更好地打造书店IP，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是实体书店“长红”必须面对的考验。无论如何，实体书店还有很多可为空间，短时间内不会被轻易淘汰。本文部分参考资料：1.《“网红”书店过气了？“书店+”模式能吸引年轻人吗？》，中国青年作家报2.《盲盒模式会是实体书店的下一条出路吗？》，财经下午茶3.《过气“网红”何去何从？上海“最美书店”缘何闭店？》，上观新闻4.《让人心疼的书》，邱建国“版话儿”5.《2020年图书市场这五大趋势，将会如何影响2021？》，开卷报告丨出版人杂志6.《知识普惠的新时代中国，图书市场应该有什么样子？》，天方燕谈

寻迹“隐形冠军”密码，赋能“专精特新”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迎来史上最佳发展机遇。7月底，国家政策层面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此前，7月27日，在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强调，“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企业家要以“专精特新”为方向，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创新，把企业打造成为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者“配套专家”。专精特新企业是构建中国企业梯度培育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多重相关政策的出台也加持了专精特新企业进入“黄金时代”。隐形冠军与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什么关系？“隐形冠军”的概念由赫尔曼·西蒙教授提出，指在细分产业市场份额领先，且公众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企业。更通俗的讲，就是在行业内广为人知，但是普通人不太了解的企业。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称，单项冠军与德国赫尔曼·西蒙教授提出的隐形冠军概念相类似。《方案》中，定义了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专用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专精特新是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基础，是中小企业发展大势所趋，也是必由之路。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走专精特新与大企业配套发展之路。小巨人企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与隐形冠军与单项冠军企业一同构成了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隐形冠军”都有哪些？第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自2012年4月2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是“隐形冠军”梯度培育的重要基础环节。工信部从2018年起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这类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专注于细分市场，是创新能力强、市占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评选由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主导，是国内广泛被认知的“隐形冠军”企业。第二，单项冠军企业。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培育“单项冠军”，并提出了“单项冠军”的标准：长期专注于瞄准一两个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特定细分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全部业务收入的比重在70%以上，从事相关业务领域的时间达到10年或以上（或从事新产品生产经营的时间达到3年或以上）；生产技术、工艺要国际领先，产品质量精良，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和很高的市场份额，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3位；企业经营业绩优秀，利润率超过同期同行业企业的总体水平，一般要求年销售收入4亿元以上。第三，新兴产业领航企业。早在2019年，工信部就发布过《培育制造业领航企业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工作方案》，领航企业的概念也随之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指主业突出、综合实力强的大型优质企业。第四，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概念最初是由种子轮基金创始人Aileen Lee于2013年提出，指具有发展速度快、相对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的企业。瞪羚企业的概念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伯奇首次提出，是指跨越创业死亡谷，进入高速成长期的创新创业企业，也被称为“高成长企业”，其主要特征有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四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有怎样的作用？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布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与工业强基有关的；二是与中国制造2025中规划的十大重点领域相关，所谓十大领域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三是与“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相关。未来，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多了，不仅可以大大优化内需产业链、供应链，而且可以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供应链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必须补短板锻长板。某种意义上，锻长板比补短板更重要，只有锻造更多的有独特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的长板产业、长板企业、 长板产品，才能最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主动地位。“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关键地位，难以被取代。夯实产业基础，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上造就一批“隐形冠军”，提倡和培育工匠精神，使各类产品在市场的压力下精益求精不断革新。如何打造中国版隐形冠军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最终还是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和自身努力。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自身来说，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和政策大力支持下，打造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在未来十分重要。“隐形冠军示范工程”，旨在发现、展示、表彰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中制智库与德国隐形冠军协会、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隐形冠军的评价体系，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衡量、评价和培育国内隐形冠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从产品角度。强调产品的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深耕细分市场，性价比高，有独创，难模仿；二是从市场角度。是指产品市场占有率或首位度具有较大优势，在所处行业中具有领导地位，有行业标准制定权和定价话语权；三是企业角度。敢于从无到有，潜心若干年做出一个市场。企业的持久性强，传承性好，对多元发展持谨慎态度；四是企业家角度。是指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具有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特质的企业家，偏执，苛刻，有足够战略定力与意志力。以上四点，简略来说即为“四个专”：专用、专业、专注、专家。分享政策红利，讲好“冠军”故事十四五期间，工信部将形成“百十万千”专精特新企业群体，通过“双创”带动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十万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同时在资金保障上，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排约100亿元奖补资金，分三批重点支持10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发现、展示、表彰隐形冠军群体显得尤为重要。今年3月，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通过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形式，邀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与经济学家一同走进企业深度探访，采用访谈+外拍的形式，整体组织策划、拍摄、制作融媒体节目，并通过年度表彰，形成全媒体生态矩阵整合宣传。旨在通过对这些企业专属特质的凝练和概括，面向全社会制造业细分领域利基企业进行严格甄选，从多个维度挖掘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存密码，总结提炼值得其他企业复制和借鉴的经验，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为更多企业树立标杆，形成明星企业群星璀璨的产业生态阵地，最终实现我国企业的提质升级，培育更多的世界级“隐形冠军”。

谷歌云平台下调抽成比例，传从20%降至3%

9月27日消息，据外媒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正在下调客户在其云平台（Google Cloud Platform）上向其他供应商购买软件时获得的收入分成，将抽成比例从原来的20%降至3%。图：2019年开始担任谷歌云计算服务部门主管的托马斯·库里安(Thomas Kurian)这是谷歌云计算服务部门自托马斯·库里安2019年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为提高竞争力而做出的最新努力。谷歌在云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亚马逊AWS和微软Azure，该公司正试图吸引独立软件制造商在谷歌云平台上销售他们的产品。谷歌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为合作伙伴提供业内最好的平台和最具竞争力的激励措施。我们可以确认，云平台上的费用结构正在调整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信息与大家分享。”近几个月来，大型科技公司始终在减少在其平台上的分成比例。部分压力与竞争有关，同时监管和法律方面的担忧也在增加。今年7月，谷歌下调了通过其应用商店Play Store进行购买的佣金费率，将开发者每年获得的最初100万美元收入分成从30%降至15%。同样在今年，苹果也为年销售额低于100万美元的应用开发商提供了同样的优惠。在游戏开发商Epic Games提起的诉讼中，加州一名法官本月裁定，苹果将不再被允许禁止开发商提供链接或其他通讯方式，以引导用户远离苹果的应用内购买系统。与此同时，微软在8月份将从Windows应用商店购买游戏的抽成比例从30%下调至12%。在谷歌云平台上，客户可以找到著名软件公司的产品，包括Confluent、Elastic、MongoDB和Twilio。但它缺乏埃森哲、Equifax、FactSet、FreshWorks、惠普和Xilinx等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都在AWS市场销售。根据瑞银(UBS)分析师今年早些时候的估计，作为云市场领头羊，AWS获得的收入分成约为5%，每年可达10亿至20亿美元。亚马逊拒绝置评。微软在7月份表示，它已将抽成比例从20%下调至3%。微软云和人工智能首席运营官夏洛特·雅科尼(Charlotte Yarkoni)表示：“我们收取的费用只是为了抵消我们为客户开具发票和账单以及运营市场的成本。我们并不想从合作伙伴的营收中分得一杯羹。我们的生态系统是我们帮助合作伙伴销售解决方案的渠道，这与其他云供应商不同。”谷歌尚未将其云平台转变为母公司Alphabet的盈利引擎。今年第二季度，谷歌报告云业务运营亏损5.91亿美元，营收46亿美元。Alphabet大约82%的营收和几乎所有利润仍依赖于广告。

金融反腐“席卷”信托业

　　党风廉政建设，正在成为众多信托内控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焦点。　　近期，《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多家信托公司正通过不同形式开展廉政教育活动，梳理和制定各项廉政防控措施，包括与员工签署《党风廉政责任书》，向交易对手方发送《廉洁风险告知书》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举措的背景或是当前金融领域反腐重拳频出所致。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年来已有十余位信托高管被调查或因受贿罪被判刑。随着案件信息披露，信托业腐败现象及“涉贿”套路进入公众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从涉及的问题来看，银行领域腐败案件既有权钱交易的老套路，也有一些具有特点的新情况，比如利用信托受益权转让、融资财务顾问等金融交易大肆敛财。”　　十余位信托人被查处　　今年以来，信托领域的腐败案件陆续进入公众视野。　　2021年1月12日，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宣布，中信信托原资本运营二部总经理李革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中信信托给予其开除处分，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务一并移送。　　4月，据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吉林信托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邰戈被双开；5月，吉林信托原董事长高福波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10万元。　　6月，中纪委网站披露，外贸信托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剑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8月，据“廉洁东莞”通报，东莞信托原董事长黄晓雯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东莞市监委监察调查；9月，媒体报道称，金谷信托原总经理徐兵被双规。　　今年内，更有信托公司因员工受贿问题遭到监管处罚。5月13日，上海银保监局公布的罚单剑指中海信托及其原副总裁魏志刚。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每年都会有多起信托高管受贿案件爆出。　　2020年，北方信托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立杰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吉林信托原投行部副经理郝某佳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刑15个月，缓刑2年。2019年，审计署网站公布的19起违法违纪查处情况，其中涉及中诚信托原董事长王忠民和山东信托原副总经理宋冲。此外，湖南信托原北京业务总部总经理李某、业务三部总经理伍某等均因受贿罪被判刑。更早前，陆家嘴信托原董事长常宏因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灰色”交易敛财　　从信托领域高管被查处的具体违规行为和被处分缘由上看，问题多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隐瞒事实、欺骗组织，对抗组织审查等；二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三是滥用职权，造成国有企业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等。　　具体到腐败的“套路”，中纪委官网近日刊发的文章指出，利用信托受益权转让、融资财务顾问等金融交易大肆敛财等问题成为腐败案件的新特点。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远忠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信托受益权转让运作，部分银行机构实现了规避存贷比要求、突破资金限制、给关联企业输血等目的。　　上海律师协会信托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冯加庆也表示，现在有一些信托项目出现展期或延期等问题，信托公司通过信托受益权转让的形式帮助部分持有人接盘，如果没有有效分工和监督，当中的交易对价或交易条件的安排或易产生腐败问题。　　提及信托业的腐败现象，东部地区某信托公司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管理层的腐败，是信托公司的大腐败。有的信托公司领导由于自己和一些地产商关系特别密切，就跟业务团队、风控总监‘打招呼’，导致出现‘上行下效’的风气。”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进一步指出，信托公司的腐败主要分为内部和外部。公司内部主要是前台业务部门和中后台部门的“勾结”，常见的腐败形式是业务人员给风控老总送礼，致使一些原本可能过不了会的项目获批。公司外部的高发领域则是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尤其是一些融资困难的交易对手，在完成融资后，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给业务人员“返点”，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给融资方负责人“好处费”。　　此外，公开报道显示，在某信托公司业务人员受贿案件牵涉的信托融资项目中，涉嫌受贿的业务人员在与融资方达成收取一定财务顾问费协议之后，在明知该项目贷款实际用途与项目申报资料不符的情况下，依然审批同意上会。　　加码廉政文化建设　　“我们每一笔业务，都会给交易对手方(如金融同业机构或融资方)发一份廉政风险告知书。”上述信托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公司通过告知书会提醒大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要廉洁自律，不要行贿受贿等。　　当前，信托公司党风廉政建设逐渐成为重要工作，很多公司党建部门联动合规、法务、纪检等部门，组织开展培训、监督、纠察、以及签署廉政承诺书等多种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　　党建在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和战略层面亦日益受到重视。根据云南信托研究发展部的分析，2021年62家已经披露年报信息的信托公司有9家在战略规划中提及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而2019年该数字仅为4家。　　记者还了解到，厦门信托、华宝信托、中海信托等多家公司与管理层、业务负责人等员工签署了廉政责任书。此外，中铁信托早在2018年底发布了企业员工的《廉洁与合规负面清单》；华鑫信托则通过聘任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信息技术部和办公室部门负责人为公司特邀廉洁监督员等形式，构建“大监督”格局。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认为，反腐首先要从公司管理层尤其是一把手开始，重视并将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位；第二要制定集体决策机制并且厘清每一方的职责，无论是参与决策的、分管业务的还是承经办的人员，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并在事后负有监督责任。　　冯加庆律师则分析认为，由于考虑到信托业务拥有非标、资金端资产端匹配等特点，有监管机构和信托公司目前在考虑调整或延后相关激励或建立项目终身负责制度等，或许能够有效达到抑制短期利益驱动下的腐败冲动的效果。　　上述信托公司高管还指出：“信托公司还要以相关案例警示员工。当大家看到认识的人因为受贿问题被调查、被判刑，他心里会有根弦。”据记者了解到，当前信托行业受贿事件难以曝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托公司出于对品牌形象的顾虑，一般不会对公司内部受贿行为进行揭发检举。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发布：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关注数据隐私安

9月26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早在今年1月5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表示相关组织或个人在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部署应用等相关活动时，应充分识别、 防范、管控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相较于《指引》，本次出台的《规范》对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同时对算法偏见等技术伦理问题也给予了关注。重视数据与隐私安全，强调算法伦理《规范》提出了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6项基本伦理要求。其中，数据与隐私安全内容贯穿了人工智能管理、研发、供应等特定活动的具体伦理要求。《规范》指出，人工智能各类活动应充分尊重个人信息知情、同意等权利，依照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处理个人信息，保障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不得损害个人合法数据权益，不得以窃取、篡改、泄露等方式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不得侵害个人隐私权。在管理方面，要充分尊重并保障相关主体的隐私、自由、尊严、安全等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禁止权力不当行使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在研发方面，要提升数据质量，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环节，严格遵守数据相关法律、标准与规范，提升数据的完整性、及时性、一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等。在供应方面，要强化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监测和使用评估，避免因设计和产品缺陷等问题导致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用户隐私等侵害，不得经营、销售或提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与服务。算法伦理也是本次规范的关注重点之一。《规范》在“研发规范”中明确提出，在数据采集和算法开发中要避免偏见歧视，加强伦理审查，充分考虑差异化诉求，避免可能存在的数据与算法偏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的普惠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同时，要增强安全透明，在算法设计、实现、应用环节提升透明性、可解释性、可理解性、可靠性、可控性，增强人工智能系统的韧性、自适应性和抗干扰能力，逐步实现可验证、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预测、可信赖。技术伦理与数据安全成市场监管重点近年来，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问题日益引发关注，数据安全与算法伦理合规一直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关注焦点，相关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之中。2021年7月14日，深圳市人大常委组织部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 （草案） 》要求人工智能企业“设立伦理风险岗位”，“履行伦理审查和风险评估职责”，并明确规定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活动中禁止侵犯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算法歧视等一系列行为。2021年7月28日，科技部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伦理先行、敏捷治理等基本要求，并提出了五项科技伦理原则，要求“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机构，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 （审查） 委员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今年6月和8月相继出台，数据和信息安全重要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政策风向之下，AI企业在融资上市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数据安全与算法伦理的合规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依图、旷视、云从、海天瑞声、云天励飞等“AI概念股”扎堆涌向IPO，数据合规及科技伦理均是审核关注的焦点。今年5月，在旷视科技IPO过程中，上交所首次对科技伦理进行了问询，要求旷视披露公司在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组织架构、核心原则、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而云从科技曾因财务资料过期而一度被中止发行上市审核，依图科技已撤回申请，其发行上市审核现已终止。监管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近日, “AI四小龙”之一的商汤科技提交港股上市招股书，并在招股书中设有专章详尽披露了隐私与AI治理环节，说明其在业务中如何做到数据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并称将遵循三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技术可控原则。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王琼飞在此前接受21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对于AI产业及科技公司来说，短期来看，鉴于数据合规、AI治理均将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成本；但从中期看，上市科技公司主动对个人隐私、AI治理工作进行披露，无疑将对其他企业起到示范以及指引作用，从而减轻数据标准化以及降低数据治理的工作量；从长期来看，此举亦将加速AI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的平衡状态。

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工作10月1日在上海启动 具体怎么操作？

此次参与信托财产查询的试点机构为，上海市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我国信托业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正在日臻完善。9月26日，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信登”）发布通知，目前，中国信登信托财产查询服务功能已部署上线，各家参与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的金融机构从10月1日起，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信登“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在获得信托财产所有人授权同意的前提下免费查询信托财产，并严格管理使用相关信息。查询场景适用于，试点金融机构在发生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接受不动产抵押、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时，应查询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该项试点工作得以启动的背后，中国信登从2017年9月起便开始全面提供信托登记服务，并自2020年10月起，开展全国信托公司未上市公司股权和不动产两类全量信托财产登记信息的采集工作，由此具备了为注册地参与试点金融机构进行信托财产查询的数据基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目前68家信托公司都完成了信托财产信息报送工作，而此次参与信托财产查询的试点机构为，上海市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查询六步走中国信登公布的《信托财产信息线上查询操作指引》中指出，首先，试点机构使用信托财产信息查询服务，应登录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信登”）“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而在登录平台前，需至中国信登或中国信登指定代理开户机构开通信托受益权账户，同时需开通投资者综合服务。其次，登录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时，选择信托受益权账户登录，应激活管理员用户，随后可进行密码修改等操作。第三步为，管理员用户创建普通用户，并授权普通用户“信托财产信息查询”功能权限。第四步为，普通用户登录“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 后，选择“信托财产信息查询”功能模块。第五步为，填写所需查询财产的相关信息：【财产类型】选择“不动产”，需填写【财产权属登记证书号码】；【财产类型】选择“未上市公司股权”，需填写【公司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股东姓名/名称】、【股东证件类型】、【股东证件号码】。第六步为，阅读“信托财产信息线上查询承诺书”，点击同意后得到查询结果（查询结果可下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信登指出，为防止恶意查询并保护查询信息的安全，建议查询机构切实加强有关信托财产查询工作的风险内控制度建设，并将以下内容纳入制度管控：一是明确查询信托财产是基于真实业务需求；二是在查询前须获得财产所有人的授权同意；三是严格限定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的知悉人员范围；四是强化对违反规定泄露信托财产查询结果或将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用于不正当目的有关人员的问责措施。信托财产登记、查询发展历程信托财产登记、查询是信托基础制度，对投资者权益保护、信托业转型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有十分重大意义。早在2017年，原银监会便发布了《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其中指出，信托登记信息包括信托产品名称、信托类别、信托目的、信托期限、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信托利益分配等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和变动情况。原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信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登记、信托受益权账户的设立和管理等由中国信登集中办理。由此，确定了中国信登的职能定位为“三大平台”，即信托产品及其信托受益权登记与信息统计平台、信托产品发行与交易平台，以及信托业监管信息服务平台。在《信托登记管理办法》生效当日，中国信登的信托登记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运行一年后，已基本完成全国信托业全量信托产品初始信息的归集。随后的2020年10月1日，中国信登正式启动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两类信托财产信息的报送，并要求信托公司于当年11月30日前完成存量信托财产信息的补报工作。随着信托财产信息报送的正式开展，中国信登逐步实现对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两类信托财产信息的全面、集中采集，为后续实现两类信托财产信息查询功能奠定基础。2021年9月18日，上海银保监局、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上海开展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收文单位包含辖内各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意见》中指出，为进一步发挥信托财产查询在明确财产权利状况、降低交易风险、保护交易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各机构在发生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接受不动产抵押、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时，应参照《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在中国信登查询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意见》中要求，各机构应高度重视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工作，制订完善相关业务审批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措施，做好人员培训工作和工作事项衔接，确保相关人员熟练掌握信托财产查询业务。由此，才有了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工作在上海率先落地中国信登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总结完善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经验，保持与相关部门、行业机构的沟通协作，不断提高信息查得的及时全面可靠性，并在地方政府支持与相关制度的安排下，努力实现与权属登记部门间信托财产信息的互认互通，使之成为信托财产登记制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应用范例。附信托财产查询试点常见问题解答：一、信托财产查询情形包括哪些？答：根据《关于在上海开展信托财产查询试点的意见》，试点金融机构在发生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接受不动产抵押、未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时，应查询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二、“财产所有人”是指哪些？答：“财产所有人”是指拥有相关财产所有权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对于试点机构制定信托财产查询相关业务制度有哪些建议？答：为防止恶意查询并保护查询信息的安全，建议查询机构切实加强有关信托财产查询工作的风险内控制度建设，并将以下内容纳入制度管控：一是明确查询信托财产是基于真实业务需求；二是在查询前须获得财产所有人的授权同意；三是严格限定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的知悉人员范围；四是强化对违反规定泄露信托财产查询结果或将信托财产查询结果用于不正当目的有关人员的问责措施。四、信托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公司登记信息之间会出现相互矛盾吗？答：不会。信托登记信息所登记的是已设立信托的财产信息；而不动产登记机关、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信息并不能反映相关财产是否为信托财产。因此，信托登记信息与不动产登记、公司登记信息之间并不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五、财产所有人查询授权书是否有规定格式？答：试点金融机构可以自身业务实际自行制定查询授权书文本，也可参考查询授权书模板。

ETF发行陷“怪圈”：数量不断创新高 迷你基金丛生

截至9月23日，今年以来ETF发行规模合计1409.8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发行规模；新发行产品256只，数量为历年之最；但平均首发规模降至5.51亿元，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抢发”是基金公司目前布局ETF的重要策略，但也带来了迷你ETF丛生的问题。在今年的结构性行情下，ETF成为各基金公司“心头好”，发行数量不断创新高，但平均首募规模却持续缩水，为历年新低。Wind数据显示，以基金成立日计算，截至9月23日，今年以来ETF发行规模合计1409.8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发行规模；新发行产品256只，数量为历年之最；但平均首发规模降至5.51亿元，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发行规模不足5亿元的ETF多达187只，占比超过73%。与此同时，ETF发行后规模缩减的情况较为普遍，发行份额较小的ETF更易沦为迷你基金。据光大证券统计，截至8月底，今年我国ETF市场共有205只规模小于2亿元的基金，占已上市ETF数量的38.53%，其中规模低于5000万元清盘线的基金有63只。前8个月新发行191只ETF，已有79只变为迷你基金，占新发行总数的41.36%。光大证券进一步对比首发规模与基金成立半年后的规模发现，81.04%的ETF存在规模缩减情况，发行后平均规模缩减程度为43.48%。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发行规模更大的ETF，首发规模不高于5亿元的ETF，更容易变成“迷你基”。随着ETF平均发行份额不断下降，新发行ETF越容易变为迷你基金。光大证券提到，ETF若要赢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基金公司或作战略性布局安排、提早发行，或赶在产品风口前夕抢滩登陆，凭借较高的首发规模争夺市场份额。但市场热点难以预测，监管部门审批程序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基金公司普遍采取抢先发行的产品策略，提早发行各种长远期发展走势向好的ETF。某ETF销售人士认为，“抢发”是基金公司目前布局ETF的重要策略。如今ETF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基金公司在风格、行业、主题、策略等方面都越挖越细，都想先把“坑”占了，待有行情时，相关ETF能够“一飞冲天”。“之前有基金公司布局化工ETF，产品申报时，还没有出现化工行情，但发行时正好赶上，取得不错的募集规模。后来再想布局化工ETF的公司，就丢失了先发优势。”这位销售人士还表示，同主动型产品相比，被动型产品的管理相对“套路化”，更注重跟踪指数的表现，对投研要求相对较低。从性价比来看，基金公司也愿意不断布局ETF细分领域。ETF发行数量不断创新高，基金公司普遍抢发新产品，但也带来了迷你ETF丛生的问题。北京某基金经理表示，如果只管发基金，不管后续基金持营，特别在市场风格不匹配时，很容易导致基金规模流失。且一味发产品，既占用公司资源，又未带来良好的回报，管理人也不好运作，最后消耗的还是公司的品牌。基金公司需要思考和定位其发展方向，而不是一味无序竞争，否则只会一地“基”毛。光大证券认为，产品同质化、跟踪指数投资价值欠佳与行业主题未在风口是迷你基金频现的根本原因。一是发行同质化，新发产品所在的细分领域已有其他竞争产品，或是多只同指数产品同时成立、争夺首发份额；二是跟踪指数本身缺乏代表性，不适合作为投资用指数；三是行业主题未在风口，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不足。不在市场风口的产品，短期内没有带来超额收益的趋势，自然得不到资金青睐，前瞻性布局的ETF更常出现资金不断撤出、规模不断下滑的情况，并由此变为迷你基金。尽管规模难做，不少基金公司仍在积极布局。截至9月23日，仍有77只ETF正在等待审批。其中，华夏基金、华宝基金、招商基金、富国基金都有5只以上ETF待审批。

高频交易巨头“隐身”A股,“背靠”百亿私募能量惊人

　　在海外，高频交易毫无疑问是量化对冲基金领域的“明珠”业务。　　交易频率高、盈利速度快，这样的策略谁不想拥有呢？　　但种种原因之下，境内A股市场里，从事这项业务的机构却异常的“低调”，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它们几乎不公开宣传自己，而是隐身在一些资管产品背后，或通过一些其他合作机构的身份，“曲径”参与A股交易。　　和多年前相比，它们对交易细节的控制更严，对相关策略的实施也愈加小心。　　截至9月23日，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45个交易日超过1万亿元，高频交易者的“贡献”或多或少，参差其中。　　不论是曾经的衔枚疾进，还是如今的低调潜行。高频交易机构，作为一股重要的市场参与力量从不容小觑。　　“决战毫秒之间”　　即便在海外的量化巨头中，高频交易者都是最“惹人眼红”的。　　它们盈利最快（不少交易以毫秒计），消耗（资本投入）也最大。　　它们是对冲基金“军火备战”的主要参与者，是诸多行业故事的“主角”。　　海外对冲界曾有这样的传说，当年某高频交易机构，花费一千多万美元，只为把成交速度提升0.07毫秒 。但这关键的0.07毫秒，带来的盈利又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投入。　　至于几家高频机构哄抢交易所机房附近的有利位置，以提升交易速度的故事更是不止一则　　即便在中国，高频交易巨头也有自己的故事。　　六年前，监管部门曾披露，海外顶尖对冲机构城堡基金（Citadel）——以擅长高频量化交易闻名——通过在内地设立的贸易公司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参与A股交易。　　后者实际控制的账户因频繁申报或频繁撤销申报、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被相关交易所限制交易。日后，该机构缴纳巨额和解金与监管机构达成行政和解。　　“正大光明”的路径　　对海外大型对冲机构而言，在中国开展投资业务，有一条最“阳光”的路径就是获取私募业务资格后直接展业。　　理论上，符合条件的所有海外投资机构，都可以申请成为外商独资企业备案私募管理人。　　有两家外资机构属于行业“尝鲜者”：一个是元胜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是CTA巨头元盛（WINTON）；　　另一个是英仕曼（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母公司是海外上市的对冲基金英仕曼（MAN GROUP），他们在2017-2018年备案成为证券类私募。　　目前，元胜投资的规模在所有外资私募中居前，规模区间为20亿元-50亿元；英仕曼的规模区间为10-20亿元。　　“后来者”中不乏大牌华尔街机构：　　2019年备案私募的德劭投资，母公司是DE SHAW，主打基本面+量化的对冲策略，目前只有一只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20亿元-50亿元区间。　　另一个知名对冲基金巨头Two Sigma在华的私募腾胜投资，今年9月备案了第二只私募产品，投资范围包括股、债、商品等，不过，它们两只旗下基金均采取低频策略。　　以“贸易”之名　　当年参与A股交易的司度（上海），如今已改名为城堡（上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但它们的前者之鉴不小心透露了一个渠道：就是在内地注册商贸公司，并以该公司身份参与境内投资，如果这家境外机构无需募资的话。　　资事堂发现，多家海外知名高频交易商在中国内地均有实体公司注册，且不少以“贸易公司”面目示人。　　比如：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机构叫澳帝桦 （ 上海 ） 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股东是著名高频量化机构Optiver的旗下公司。　　Optiver是荷兰最大的做市商，也是全球最资深的高频交易商之一。公司1986年成立，目前在阿姆斯特丹、芝加哥、悉尼、上海、香港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公司很积极的参与全球的期权、期货、股权、债券等交易。　　有趣的是，2020年下半年，Optiver在国内又设立了一家名叫澳帝桦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公司，这似乎是打算“多条路并举”的意思。　　多条路并举　　多条路并举的典型案例不只有Optiver，它的印度同行比它走的更前。　　工商资料显示，有一家贸易机构叫上海道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贸易公司的母公司是印度高频交易商AlphaGrep。　　上海道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有趣的环节时，该公司同时在华参与发起了另一个实体——上海添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据公开招聘网站，AlphaGrep的这两家内地公司都曾经在内地招聘过交易支持工程师（Trading Support Engineer）职位，该职位描述为“与一支高级交易员的团队共事，经营和实施我们的自动交易策略。”　　据悉，上海添禄投资早在2017年已成功备案证券类私募，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一个名叫郑宏的自然人，AlphaGrep控制的上海道阁是二股东。　　相关资料显示，郑宏曾在广发证券和中金公司任交易员；该公司还有一位负责合规风控的罗姓员工，曾有多个多家私募资产管理公司短发背景。　　而且，上海添禄目前已经至少发行了至少16个私募基金产品，多数托管在海通证券。　　主打“科技公司”标签　　除了贸易、信息咨询的名字外，有些高频机构喜欢另一种“身份”——科技公司。　　美国期权做市商Akuna在中国有一家实体公司：奥可纳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其“科技公司”定位，这倒是与国内头部量化私募的“定位”相同（有一些国内量化私募机构今年开始宣传自己为科技公司）。　　事实上，不少海外高频机构都有大量的程序员，从人员结构上说，高频交易机构和科技公司的人员结构有解禁的地方。　　据了解，Akuna的核心业务也是高频交易。当然，它们的描述更加具备“艺术性”：　　作为期权做市商提供流动性，即提供买入和卖出的有竞争力的报价，并自主设计实现低延迟技术、交易策略和数学模型．．．．．．．　　另外，这家在华实体公司也招聘量化开发工程师，而且交易导向同样非常明显，　　相关的职位描述包括：“我们的量化交易和研究团队通过将量化专长与衍生品和金融市场的深刻理解相结合， 科学地创建交易策略······和研究员、交易员及系统工程师一同设计和开发关于交易策略的代码。”　　“背靠”本土百亿私募　　这些机构除了以自己的身份做投资外，也和一些本土大型私募的关联机构召开合作。比如，知名的私募大鳄“敦和系”即与多家海外高频交易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敦和系”公司由期货大腕叶庆均创立，其核心机构是敦和控股。　　敦和控股控股了敦和资产（百亿以上规模的证券私募）、敦和产业投资、浙江玉皇山南投资、杭州观颐餐饮、杭州富阳敦和等机构。　　而就是浙江玉皇山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简称“山南投资”），与多家海外高频巨头合作，成立了合资公司。　　具体情况包括：　　瑞峰投资：山南投资与高频交易公司Hudson River Trading 共同出资成立，以先进的数学和统计模型开发了自动化交易算法，在中国期货和证券市场活跃交易，提供流动性，属于自营投资交易。　　扶摇投资：山南投资与高频交易公司Tower Research Capital 共同出资成立，也属于自营交易，主要在中国期货市场进行高频交易。　　柏泰华盈（证券类私募）：山南投资与期权衍生品做市商Eclipse Trading合资成立，人机结合方式进行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决策。　　阳泽投资（证券类私募）：山南投资与美国对冲近Teza Technologies合资成立，是一家依靠数学、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进行量化交易的基本面量化CTA公司。　　而且，山南投资本身还有一个非常“稀有”的牌照——资产配置类私募牌照，因此，它与多家海外巨头合作，似乎又多了一重意味。

赴美上市渐行渐难 创投机构“瞄准”新交所SPAC上市

随着中国企业赴美直接IPO上市难度加大，越来越多创投机构将目光瞄准日益火热的亚洲SPAC市场。在近日由晨哨集团主办的 “SPAC热潮下的危与机（新加坡篇）”主题活动上，出现众多创投机构人士的身影。他们正积极了解新加坡交易所SPAC主板上市的各种规则，以及运作投资项目借道SPAC赴新加坡上市的可操作性。9月2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对外发布SPAC主板上市规则，其中规定SPAC公司上市时市值不得低于1.5亿新加坡元；SPAC公司必须在上市后24个月内完成并购交易与资产注入（若符合条件可延长12个月）；SPAC发起人在SPAC公司上市时必须购买2.5%-3.5%股份等规定。所谓SPAC，被称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或“空白支票公司”，是没有商业运作或创收业务或资产的公司。它们的成立是为了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来筹集资金，其唯一目的是收购另一家公司进行业务合并，也被称为“de-SPAC”交易，从而使业务合并后的公司继续作为上市主体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随着中国企业赴美上市难度加大，目前越来越多创投机构已开始研究借助SPAC推动投资企业“曲线上市”的可操作性与投资获利前景。“事实上，尽管美国相关部门尚未对中国企业SPAC赴美上市做出明确限制，但鉴于相关操作具有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我们更愿意将新加坡等国家地区资本市场SPAC作为企业海外上市的选项。”一位国内大型PE基金投资总监告诉记者。新加坡交易所北京代表处总监魏浩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新加坡交易所推出SPAC主板上市规则，是充分借鉴了市场各类意见。“在我们发布SPAC框架征求意见稿后，共收到逾80份反馈意见，来自金融机构、投行、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企业金融服务公司、律师、审计师及相关协会等。新交所在认真考虑并分析所有反馈意见后，最终达成SPAC的框架设计。”他告诉记者。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新加坡交易所发布SPAC主板上市规则后，受到中国市场的普遍关注，不少国内机构研究发起新交所SPAC公司的可操作性。尤其是此前在其他证券交易所已成功发行SPAC公司的专业投资机构尤其积极，他们希望能在新交所复制此前的“成功案例”。记者注意到，不少创投机构也对在新交所发起SPAC公司颇感兴趣。“此前，有些2B端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跨境电商等境内企业受制赴美上市难度加大，正面临海外IPO对赌协议失败等风险（不得不溢价回购创投机构持有的企业股权），因此我们正与他们积极沟通，研究这些企业转道SPAC赴新加坡上市的可操作性。”一位与会创投机构合伙人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已与熟悉新交所SPAC规则的律所开展沟通，了解到新交所SPAC公司若要收购境内企业完成资产注入，需遵守《外商投资法》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2020版》等相关规定。在他看来，相比合规操作，创投机构更在意新加坡交易所的资金流动性与交投活跃度，能否助力SPAC公司获得更高估值的退出回报，以满足各方的投资回报预期。“此前，很多创投机构之所以一度青睐运作境内企业赴美SPAC上市，就是看中美国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给予较高的估值，且足够高的交易活跃度令创投机构能较快实现项目退出。”这位创投机构合伙人直言。魏浩宇对此表示，新加坡将持续出台多项措施，提升新交所作为企业融资中心的吸引力。9月17日，新加坡政府和淡马锡成立了15亿新加坡元的基金，助力高增长企业在新交所上市集资，并且增强新加坡资本市场津贴，进一步推进股票研究生态系统的发展。他表示，目前新加坡在管资产规模逾4万亿新加坡元，且全球众多知名金融机构均在新加坡设立了平台，SPAC发起人可以在新加坡接触到更广泛的国际投资人，以吸引更多全球资本的关注度。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创投机构还对SPAC公司的股票锁定期相当“在意”——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能否在基金到期前完全实现项目退出。在“SPAC热潮下的危与机（新加坡篇）”主题活动上，多家创投机构负责人都在了解SPAC关于股票锁定期、创投作为发起人的跟投比例设定，以及发起人在SPAC上市时所能持有的“提振激励”（股票上限为20%）等相关操作细则。上述创投机构合伙人直言，目前新交所规定的SPAC发起人股份的锁定期，对创投机构而言是相对“友好”的，他们内部测算过，若创投机构内部设定3年的退出期，是完全可以在基金到期前完成项目退出的。“这两周我们打算与多家投资企业深入沟通，看看能否说服他们转而寻求赴新加坡SPAC上市。”这家创投机构合伙人指出。此前，这些企业仍希望赴美SPAC上市，但随着相关投行与律所等中介机构认为相关操作存在政策不确定性，他们已开始将海外SPAC上市目光转向新交所、港交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其他市场，但这些企业普遍希望IPO目的地能创造足够高的估值与募资额，以及交投活跃度。

德国启动调查中国手机是否存在“安全漏洞” 专家：此类报告多因没证据不了

与中国关系紧张的立陶宛鼓动抵制中国手机的恶劣行径，对欧盟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手机的态度也造成一定影响。负责德国电信和网络安全的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的一名发言人24日向德新社证实，在立陶宛警告小米和华为等中国手机存在安全漏洞和内置审查功能后，德国已就小米等中国手机存在安全漏洞的指控启动相关调查。德媒称，BSI日前收到了立陶宛国防部网络安全中心（NKSC）对三款特定中国智能手机型号的分析报告，包括华为的P40 5G机型、小米的10T 5G机型和一加的OnePlus 8T 5G。NKSC此前声称小米在欧洲销售的旗舰手机具有内置检测和审查功能，能够检测涉及一些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敏感字眼，并建议不要购买中国产手机。除对小米的“指控”外，德媒25日援引立陶宛方面的报告称，华为应用商店会链接到“不安全”的来源。不过，NKSC在一加设备中没有发现任何缺陷。BSI 发言人表示，在德国政府机构的公务手机采购清单上，并没有小米等中国品牌手机。但是BSI不能排除公务员利用私人购买的小米手机处理公务的可能性。对于立陶宛发来的报告，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都要求BSI跟进该信息。对于立陶宛方面的所谓指控，小米发言人此前回应道：“小米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限制或阻止用户的任何个人行为，例如搜索、通话、浏览网页或使用第三方通信软件。”华为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代表此前表示，华为这款手机不会向外部发送用户数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安全政策专家2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的调查应该是对欧盟国家立陶宛发来的报告的“一次例行性调查”。他认为，德国等欧盟大国的安全技术明显比立陶宛强，但前者并没有发布过中国智能手机所谓的安全问题。尽管此类报告的指责最后多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但可能会影响中国手机业务在欧洲的扩张。德国电视一台说，该警告至少会给中国科技集团的业务带来压力。

青少年模式限制可绕过 抖音称正改进

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的青少年模式强制14岁以下的实名用户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但有中国网民发现，有方法可以绕过这一限制。抖音回应称，目前正在改进。据澎湃新闻报道，有网民发现，处于青少年模式的用户，使用抖音40分钟后，可以通过卸载、重装应用的方法，绕过时间限制，再用40分钟。通过不断使用上述方法，便可绕过时间限制。抖音9月18日在官方微信号发布通知说，抖音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宣布将14岁以下用户全部纳入青少年模式。这项举措落地后，14岁以下实名用户已全部进入青少年模式，无法自行退出，未来新注册用户也将直接进入。中国网信办7月21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决七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其中一类就是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问题。澎湃新闻的记者发现，另一个短视频平台快手的青少年模式，也有同样的漏洞。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抖音官方已推出了“DOU来找bug”征集活动，表示如果用户发现有什么漏洞，都可以告诉平台。抖音透露，已有山西临汾的王先生在9月23日下午14:33:13填写问卷，这位用户表示，“在青少年模式下，卸载抖音，重新下载后可以继续使用四十分钟，如此可以重复使用。”抖音称，目前产品正在改进中。

抢芯片、抢稀土、抢镍大战轮番上演 全球供应链危机短期“无解”

困扰全球的供应链问题正愈演愈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和长滩港外，近期有73艘巨型货柜船等候入港。如果将船上装载的货柜以头尾相接的方式排成一排，长度足以横跨半个美国。供应链危机由此可见一斑，在全球范围内，抢芯片、抢稀土、抢镍等一系列争夺之战正轮番上演……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供应链问题已经让全球陷入混乱。根据美国南加州海事交易所统计，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外近期有73艘货柜船等候入港，几乎是一个月前的两倍，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塞船”纪录。而在新冠疫情发生前，一艘以上货柜船等待进入加州港都属于“不寻常景象”。对此美国玩具工业协会警告称，加州港口危机可能会影响年底购物季，美国每年销售30亿件玩具，其中85%来自中国。多家玩具企业已表示，今年玩具产品将缺货，许多小孩在圣诞节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礼物。港口官员已经表示，“塞船”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2022年夏天。加州长滩港执行董事柯德洛（Mario Cordero）指出，“我不认为塞船情况会有所改善，许多人甚至表示会一路塞到2022年夏季。”“我们来不及将所有货物送到国内供应链。如果要准备今年的圣诞节礼物，最好现在就开始采买。”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塞洛卡（Gene Seroka）坦言。供应链问题已经让众多行业遭遇巨大冲击。在最早遭受冲击的芯片行业，“抢芯大战”正愈演愈烈。市场分析机构Susquehanna Financial Group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8月份芯片交付等待时间相较此前一个月再度延长6天，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约21周，这是该公司自2017年开始跟踪该数据以来的最长等待时间。抢镍大战也在火热进行。两大矿业巨头福雷斯特和必和必拓已经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角逐——抢夺加拿大镍矿商Noront Resources。在全球碳中和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各国减排行动的重要一环，而制作动力电池需要大量消耗镍、铜、锂、锌等金属原材料。此外，全球对稀土的争夺战也已经开始。欧洲车企正与澳洲稀土勘探商Arafura商议直接原料供应。Arafura首席财务官Peter Sherrington表示，我们已经与欧洲汽车制造商就直接原料供应进行了接触，预计将在年底前达成协议。目前Arafura正在澳大利亚开发一个价值10亿澳元(7.28亿美元)的诺兰稀土项目，该项目预计能满足全球稀土需求的10%。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对稀土日益关注之际，中国稀土行业也迎来重磅消息。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市人民政府等正在筹划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稀土战略重组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将进一步提高国内稀土资源的议价权。巨大冲击短期“无解”在供应链问题愈演愈烈之际，全球各地的企业和消费者已经遭遇巨大冲击。受供应链问题拖累，9月23日，美国知名仓储式连锁店Costco（好市多）首席财务官理查德·加兰蒂（Richard Galanti）表示，正在对包括清瓶装水、卫生纸等关键商品实行限购。此外，英国石油公司24日表示，因卡车司机短缺导致成品汽油运输困难，已暂时关闭英国国内部分加油站。公司在英国各地约有1200家自有品牌加油站，眼下将优先向高速公路服务区、主干道和高需求站点供油。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疫情、飓风等“天灾”，卡车司机等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加重了供应链危机，各行业供应商们不得不直面“用工荒”的难题。一位英国留学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英国的供应短缺几乎已经渗入到每一个行业，从鸡肉到奶昔，再到床垫等生活用品，现在就连燃料也很短缺，短期内预计无法解决。英国食品与饮料联合会行业协会（FDF）首席执行官伊恩·赖特（Ian Wright）表示，英国的食品供应链中劳动力短缺严重影响了食品和饮料制造商，“我们迫切需要英国政府对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以了解最紧迫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企业也面临供应链问题带来的挑战。华东一位玩具出口企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目前海外对产品的需求很旺盛，但今年的出口其实也面临巨大挑战。航运价格上涨和海外港口拥堵影响不小，正在影响出口新订单，这样的局面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比惨”的角度来看，最先遭遇供应链冲击的汽车行业无疑处于风暴的中心。9月23日咨询公司Alixpartners表示，由于供应链中断，全球汽车制造商今年可能损失2100亿美元的收入，几乎是今年年初预测损失规模1100亿美元的两倍。Alixpartners还强调，半导体短缺其实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钢材和塑料树脂等商品的高价和供应紧张正在推高成本，迫使汽车制造商减产。美国主要港口的货物积压，正阻碍汽车制造商进口更多塑料树脂和钢材。面对日益严重的供应问题，美国、欧洲、中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纷纷开始行动。23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援引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法，迫使半导体供应链企业提供芯片库存和销售数据。但快速复苏的需求和落后的供应之间的矛盾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因此要想解决供应链问题并不容易，高需求、劳动力短缺、运输延误、天价运费等一系列问题依旧待解。

碳市场首例数据造假案警示录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启动后，纳入控排名单的企业，其超额碳排放量须从碳市场购买。目前的碳价在50元/吨上下，一家年碳排放量1000万吨的企业，若能通过操纵数据将排放量降低10%～30%，则其当年可减少0.5亿元～1.5亿元支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年排放量1000万吨左右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鄂尔多斯高新）没能抵御住这个诱惑，成为全国碳市场公开披露的首例碳排放数据造假企业。据《财经》记者了解，近期在各地碳排放数据核查过程中，发现了多起数据质量有问题的案例，目前正在复查中。煤电企业的碳排量来自燃煤量，不同煤种的含碳量不同，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的真伪，是复查重点。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除了已披露的上述造假案例，应该还有企业伪造、篡改碳排放数据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碳排放数据的监测和监管边界模糊，数据偏差普遍存在，数据质量亟待提高。控排企业需要自行或聘用咨询服务公司完成自己的碳排放数据盘查，并形成报告。然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聘用第三方机构核查报告；核查无误后，对控排企业发放配额。如果控排企业当年拿到的配额不足，就需要从碳市场购入配额，反之，可销售盈余的配额。由于直接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本较高，中国以及国外的碳市场大多以参数（部分参数需要实测）核算的方法计算碳排放量。从技术角度看，计算出来的碳排放数据，5%以内的偏差难以避免，但在政策标准有缺失、监管不够严格的情况下，人为操作的空间就会出现。全国碳市场7月16日启动交易，是落地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机制之一。首批交易主体是2225家火电控排企业，碳排放总量超过40亿吨/年，就容量而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是欧盟碳市场的三倍。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未来会有更多碳排放量进入全国碳市场交易，碳价也将一路走高。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近日预测，10年内，全国碳市场的交易规模可能达到4000-5000亿元之巨。如何在起步阶段，就将碳市场纳入规范透明的轨道，避免证券市场曾经走过的弯路，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对《财经》记者说，全国碳市场对实现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有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碳排放数据质量和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碳配额管控、碳排放清单编制方法，以及数据报告核认等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寻租空间、避免市场扭曲。图1 将有越来越多的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单位：亿吨）图2 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预测（单位：元）01碳市场数据造假首案根据全国碳市场的制度设计，今年首个履约周期里，控排企业需要履约2019和2020年碳排放量，配额不足以覆盖排放量的，须从碳市场购入缺额。其中，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需控排企业在2020年年底之前完成排放报告，并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核查。全国碳市场首起数据造假案就发生在上述环节。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排放量第一大城市，位于该市的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是全国碳市场首批控排企业之一。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营业务包括发电供电，氧化铝、白炭黑、硅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拥有2台50兆瓦、4台135兆瓦，和2台330兆瓦的自备燃煤机组，为鄂尔多斯集团（600295.SH）的孙公司。根据公开资料和了解自备电厂碳排放的人士估算，自备电厂利用小时数约7000小时，单位供电煤耗约400克，标煤碳排放估算系数为2.66，这三个数值再乘以鄂尔多斯高新的煤电装机量，得出其每年的碳排放量大概在1000万吨左右。而该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实际缺口应该在300万吨左右。不过，根据《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燃煤发电企业配额履约缺口上限值为企业当年经核查碳排放量的20%。也就是说，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履约2019年的碳排放量，需要花费1亿元左右，从碳市场买入约200万吨配额，这是一笔不菲支出。鄂尔多斯集团创立于1979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100强，2020年的营业收入231.4亿元，净利润15.28亿元。该集团有羊绒服装和电力冶金化工两大业务板块，后者涵盖了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电力（热能）、铁合金冶炼等业务，占其总营收的比重超过80%。2020年，鄂尔多斯高新聘请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碳能投）协助其完成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报告；2020年12月30日，报告提交。2021年3月2日，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举报称，鄂尔多斯高新提交的2019年碳排放报告里，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疑似伪造，希望相关部门调查。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是为鄂尔多斯高新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检测机构。全国碳市场对控排企业的碳排放量采用核算制，燃煤元素碳含量是核算公式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称，该院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陆续接受鄂尔多斯高新委托，检测其寄送的煤炭样品。在此之前，该院未出具与该公司有关的任何检测报告。鄂尔多斯高新篡改送检日期、验讫日期和报告日期，在真实报告的基础上伪造出了多份报告。接到举报后，2021年5月初，生态环境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三级生态环境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下称调查组）展开调查，最终认定鄂尔多斯高新提交的2019年排放报告里，有12份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被篡改。2021年6月5日，内蒙古生态环境厅对鄂尔多斯高新下达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6月底，鄂尔多斯高新重新提交了排放核算报告，完成整改。在碳市场上，碳排放配额缺口越大的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鄂尔多斯高新伪造报告的目的自然是降低其碳排放量，从而减少配额缺口。但是，其伪造报告里的燃煤元素碳含量数据与真实报告是一致的，被篡改的是检测时间。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该司篡改检测时间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用计算排碳量的高限值。根据相关规定，控排企业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前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就将以高限值计算其碳排放量。而以高限值算出来的碳排放量一般要高出10%～30%。综合公开信息和接近调查组的专业人士估算，鄂尔多斯高新通过伪造检测报告的方式，使该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缺口有望下降近200万吨，据此可减少的开支接近1亿元。对于伪造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的原因，以及整改情况，《财经》记者联系了鄂尔多斯高新，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协助鄂尔多斯高新完成伪造报告的中碳能投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解释说，中碳能投完全没有造假动机，之所以改动检测时间，只是想加快工作流程。因为2020年受疫情影响，碳盘查报告完成时间很紧、人手又严重不足，再加上对政策理解不够，一时疏忽，导致了上述错误。公司已严肃处理相关人员，未来将加强风控管理，避免类似错误。在启动全国碳市场之前，不少煤电企业均未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2019年12月底，生态环境部发文要求，燃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要采用实测值。没有实测值的企业，单位热值含碳量按33.56t C/TJ（每太焦耳热值含碳33.56吨）计算。33.56t C/TJ被定义为惩罚性缺省值，也被业内称为“高限值”。在此前的区域试点碳市场上，没有实测含碳量的控排企业可用缺省值计算碳排放量。所谓缺省值，是指依据经验设定的默认值，每个煤种有一个缺省值。使用高限值计算碳排量，数据比各地此前采用的缺省值计算法高出10%～30%。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但企业要自己实测碳元素，需要采购数十万元的设备并配备相关人员。因此，一些企业就选择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只能选择高限值计算碳排放量。主管部门从2019年起引入高限值，初衷是为了督促企业加快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步伐，目的是为了更精准地计算碳排放数据。但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副作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认为，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不宜采用高限值政策。对未实测碳元素含量的煤电企业采用惩罚性高限值不科学、不准确，碳排放量核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还需增强。“高限值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部分合规意识不强的控排企业和唯利是图的服务机构不惜铤而走险。”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各燃煤元素碳含量的缺省值与高限值比较（单位：t C/TJ）02最易造假的环节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政策标准边界模糊的情况下，碳排放数据造假不会只是孤案。据《财经》记者了解，在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数据造假案调查结束后，多地陆续发现与该案造假手法疑似的情况。目前，相关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正在与第三方核查机构一起，复查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报告。《财经》记者近期给生态环境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监管部门发去采访函，希望了解有关碳排放数据造假的调查和监管情况。截至发稿，均未收到回复。但《财经》记者通过调研相关企业和访谈多位业内人士，勾勒出了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冰山轮廓。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与中碳能投合作的控排企业有数十家甚至上百家，遍布全国各地，既有国企也有民企。中碳能投主要在燃煤元素碳含量实测环节为企业做“优化”——这可谓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冰山所在地。根据相关要求，煤电企业需每月检测一次当月所有批次燃煤的缩分样，每年的燃煤含碳量实测数据则是取12个月的加权平均数据。根据各种燃煤的品质和来源，其含碳量有一定的差异；即使是同一种燃煤，也会由于批次和外部条件等原因，导致含碳量有所不同。采取上述实测方法，从理论上看可提高数据的精准度。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所有煤电企业如均采用缺省值计算碳排放量，是相对公平的。企业恶意篡改实测数据的空间很小。但若将高限值与实测值相比较，就会有较大的碳排放量差异。对于一些没有条件实测含碳量的控排企业来说，降低碳排放量的操作空间主要在于是否实测。未实测企业所需采用的高限值与实测值普遍存在10%～30%的差距——这可谓碳排放数据造假冰山的厚度。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多地核查或复查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报告时，重点关注的就是碳元素含量实测报告的真实性。从鄂尔多斯高新的案例看，该司没有伪造全部的检测报告，的确向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提供了70份样品，并得到了真实的报告。但是，该司是从2020年6月22日以后才开始寄送样品检测的。2019年全年和2020年1至5月并未实测。“在真实的报告基础上篡改部分内容，让人难辨真伪。”一位碳排放数据核查机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核查机构需从检测机构调取相关的原始文件仔细校对，才能发现问题。而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和中碳能投往往以异地送检的方式，增大核查难度。在鄂尔多斯高新造假案披露后，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公开了查询原始检测的途径。对于是否还有其他伪造检测报告的情况，该院相关人士回应《财经》记者称，以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03提高数据质量，责任不仅在企业从整体上来看，碳排放数据恶意造假的行为只是少数。但是，碳排放数据质量问题却普遍存在。潘家华对《财经》表示，严重影响甚至干扰碳市场秩序的行为不仅包括恶意造假，还包括数据不精确、弹性空间的存在。因标准不完善造成的数据偏差，也会扭曲碳市场的供需关系。碳市场里的碳排放数据是一种商品，但其灵敏度、精准度，都存在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这是碳市场需要克服的困难。今年5月至6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古、吉林、山东和浙江八个省市，组织调研了41家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数据质量。调研结论是，碳排放数据整体上符合碳市场要求，但数据质量仍有待提升。上述调研组发现，多家控排企业初始碳排放报告的单位换算、消耗量数据、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取值等多项不合规。部分核查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够严谨，在机组冷却方式判断、企业多购电统计、供热量计算等方面存在误判。企业负责人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碳排放数据质量。调研组发现，吉林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几乎不了碳排放数据相关情况，企业也没有设定相应的管理体系，对于部分数据差异较大的情况也不能给出明确解释。除了主观原因导致的数据质量问题，核算标准不够精准也导致了数据偏差。上述调研组发现，控排企业的供电量和供热量计算，可以选择按月度加总和按年度计算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但是这两种方式的计算结果会存在差异。比如，淄博热电厂分别以这两种方式统计的碳排放量数据相差0.4%。碳排放数据质量主要依赖MRV体系，即监测（Monitoring）、报告（Reporting）、核查（Verfication）。完善的MRV体系是碳市场运营的基本要素，而全国碳市场在这三个环节均还待完善。潘家华说，在技术层面，碳排放数据监测和报告有较多模糊的边界，无论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清单编制方法，还是中国目前的碳核算体系，都不可能精准。发电行业是相对最容易核算的，但仍有不清晰的地方，例如燃煤的品种、氧化率数值等。全国碳市场加入其他行业后，能源品种、核算环节都将增多，将面临更大的核算精准挑战。核查方面，各地监管部门要考虑全局，公开公正地引入第三方的核查机构。控排企业认为，由于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的标准不够稳定和操作性欠缺，各企业把握执行难度较大，影响了碳市场的公平性。国家能源集团碳管理部门负责人肖建平对《财经》记者表示，碳排放核算体系就像一把尺子，如果尺子的长度刻度总是在变，那么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就无从谈起。尺子不变，再规定好使用尺子的流程和标准，才能把数据误差降到最低。肖建平举例说，煤电企业碳排放量计算公式的重要参数——碳氧化率在近三年已调整三次。因为标准变化，年度之间碳排放量可能会有3%以上的变化。再比如，在数据参数获取过程中，燃煤月综合样的每次取样量、取样时间、取样过程，以及样品保存时间等规定都较为笼统，这样可能造成企业间核算排放量的差距。由于火电企业排放量巨大，1%误差对企业也是巨大的的成本，因此希望核算指南能更细化。由于标准规范不够精准，核查企业往往出现操作上的困惑。不愿具名的核查机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各省对核查的尺度有所不同。“在有的地方放宽标准你会被认为在放水，但在有的地方又不得不放宽标准。”希望碳排放数据核查能够参照上市公司财报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提高核查的效率和精准度。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数据质量问题无需过度担忧。具有多年碳交易经验的众禾晟科技（北京）公司负责人张智愚对《财经》记者表示，火电装机规模和主机参数都是很清楚的，燃煤品种、发电效率、发电量等数据均来自电厂的控制系统，有据可查。假如企业主观上想修改某些数据，需要动用很多手段去修改整个系统数据链上的数据，这样可能得不偿失。张智愚说，目前阶段有些企业对国家的核算标准不是很熟悉，可能数据精度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各种监测仪表、设备本来都有误差，并且误差还会传递和累积，势必会造成企业碳排放数据有误差。未来，核算标准、仪器仪表、流程以及监管体系完善后，误差肯定就会降低。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在调研总结报告中称，碳排放数据核算、报告与核查的相关技术规范需要尽快完善，并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发布，减少模糊空间。图3欧盟碳市场MRV体系示意图04该怎样监管碳市场虚拟商品交易市场需建立在严密的监管体系下，否则，巨大的经济利益将使得数据造假难以杜绝。全国碳市场的主管部门此前是国家发改委，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应对气候变化职能由国家发改委调整至生态环境部，碳市场管理职责随之转至生态环境部。根据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碳市场由生态环境部统筹管理。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和配额分配方案；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具体发放和清缴配额，并核查碳排放数据。全国碳市场与证券市场对数据真实准确的要求类似，但两者目前的监管力量悬殊。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控排企业有2225家发电企业，目前A股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有4455家。后期全国碳市场扩容后，控排企业数量将直追甚至超过A股。监管上市公司的证监会与生态环境部虽同属部级机构，但生态环境部监管碳市场的实则只有应对气候变化司一个部门。而肩负具体监管碳市场职责的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能力参差不齐。有试点碳市场经验的生态环境部门监管能力稍强，大多数地区的生态环境部门对碳市场的监管几乎是从零开始。上海试点碳市场从2013年启动，至今已有八年经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介绍说，上海的碳市场监管体系包括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相关业务处室，生态环境执法队伍，以及专业技术支撑机构等多个层级，监管力量充足。同时，上海还出台了多项碳市场监管本地政策，规范核查。没有试点碳市场经验的地区目前还在摸索监管体系。一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说，碳市场的监管以省级部门为主，基层单位目前还没有涉及。省级部门的核查主要依赖第三方的核查机构，而基层生态环境部门与企业打交道更多，让基层单位共同监管可能更合理，但这就需要配备相应的人员和增加培训了。碳市场监管更大挑战的是，碳排放与生态环境部门的其他监管内容有着较大差异。碳排放数据既是复杂的核算指标，也是可交易的商品。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为，碳市场监管应该是一个涵盖市场监管能力的综合监管体系，需要跨部门的合作。不愿具名的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说，生态环境部门既发放配额，又对数据质量和配额履约负责，这就相当于家长虽然望子成龙，但往往也容易袒护孩子。所以仅有生态环境部一个监管主体，碳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失衡、有漏洞的。只有将证监会系统、税务部门等加入碳市场的监管，才能建立碳排放数据质量的坚固防火墙。碳市场由碳排放确权和交易两个部分构成，前者以减排为目的，后者主要是通过交易进行成本、风险和收益管理。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与低碳发展顾问莫凌水认为，环境主管部门和金融主管部门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不同环节应发挥不同的监管作用。莫凌水称，环境主管部门承担碳市场构建和减排活动的监管，金融监管部门应负责碳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并监管交易活动。同时，两个监管机构应加强配额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的衔接。全球最成熟的欧盟碳市场具有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由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协调监管。与中国碳市场未引入碳配额衍生品、暂不允许控排企业之外的交易者参与不同，欧盟碳市场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交易，有交易量较大的碳配额衍生品。其碳市场监管适用于欧盟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同时，欧盟能源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碳排放数据的造假难度较大。路孚特首席电力与碳分析师、牛津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秦炎告诉《财经》记者，欧盟的能源数据统计核算体系比较完善，企业采购的燃煤品种、发电量等基本上都已实现了数字化交易，便于监测和核查。不过，欧盟各国的监管能力也不尽相同，西欧国家监管较为严格，而保加利亚等一些东欧国家的监管则相对较弱。05制度设计的力度仍然不够对于开市仅两个月的全国碳市场来说，制度尚不完美可以理解，但是数据造假应从一开始就是零容忍。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认为，杜绝碳排放数据造假最有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提高惩罚力度，既包括直接的罚款，也包括声誉上惩罚；二是建立公开平台，让信息和数据更加透明，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督。全国碳市场的顶层设计《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条例”）预计年内将发布实施。从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来看，上述两个办法在条例里均有相关条款。但业内人士认为，条例的惩罚力度不够大，还需制定其他配套政策。条例的征求意见稿里规定：控排企业篡改、伪造排放数据或者台账记录等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重要内容的，将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清缴或者未足额清缴碳排放配额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通过欺诈、 恶意串通、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操纵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条例还指出，核查机构若弄虚作假，生态环境部门将会把相关信息计入其信用记录，同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社会公布。情节严重的，三年内禁止其从事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服务。在条例发布前，对控排企业的造假行为只能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最多处以三万元的罚款。业内认为，在推动条例尽快出台的同时，还应该借鉴证券市场，采取其他惩罚措施。不愿具名的碳市场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数据造假的处罚措施比较强硬，包括罚款、禁入市场甚至刑事惩罚。碳市场应对标资本市场，制定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不仅要惩罚造假控排企业，帮助其造假的中介服务机构也要惩罚。在信息公开方面，条例规定，控排企业应当在完成碳排放配额清缴后，及时公开上一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开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清缴情况。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应公布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等信息，并披露可能影响市场重大变动的相关信息。目前，全国碳市场的每日交易数据已经公开，但控排企业的排放数据、清缴情况等信息仍未强制公开，市场上也鲜有企业主动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潘家华说，对企业和监管部门来说，信息公开的成本几乎为零。碳排放数据本身很难监管，只有建立信息公开透明的机制，才能将数据造假弹性空间、寻租空间降为零。欧盟碳市场，以及曾实施的国际CDM机制（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量以完成减排承诺）都搭建在向全球公开的管理平台之上。深度参与过CDM项目开发的张智愚说，CDM项目的数据全球公开，意味着其接受来自全世界专家和同行的监督。控排企业参照这一经验，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公开平台，对碳市场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主管部门近期也表达了将加强数据质量监管的态度。2021年8月18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回答记者就全国碳市场的提问时说：下一步将强化市场管理，加强碳排放数据的质量管理，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落实，加强对全国碳市场各个环节的监管，有效防范市场风险。

性暗示、截肢、地狱... 江南布衣“阴间”童装背后：年入41亿 会员490万

核心提示：1、国产服装品牌江南布衣因多款童装印花图案诡异引发争议。尽管公司已公开致歉，但网友对江南布衣的态度并不买账，更是扒出了该品牌旗下一系列不适合儿童服饰的图案及宣传照。此外，江南布衣作为知名的女装设计师品牌，近年来还屡陷抄袭质疑。目前，江南布衣已成立专项小组启动自查，网友们更多的质疑则在于一家老牌服装品牌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设计纰漏？这背后是否是企业文化的缺失？2、凤凰网《风暴眼》梳理江南布衣财报发现，该公司近年来经历了业绩不振和复苏，波动较大。尽管从2021财年数据表现上看较为健康，但其背后也蕴藏不少隐患。过去的十几年，江南布衣一直持续孵化子品牌，已经构建包括男装品牌速写、童装品牌jnby by JNBY等在内的品牌矩阵，从业绩和门店数来看，童装是公司近期发展重心，但在遭遇舆情风波后，童装前景并不乐观。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曾经的知名服装品牌拉夏贝尔，如今陷入负面舆论的江南布衣又该如何吸取拉夏贝尔的失败教训？ 江南布衣，翻车了。“奇葩怪异的图案，令人费解”、“两个字形容，阴间”、“创新也要有底线，尤其是童装”……网友们的吐槽把这家服装品牌送上热搜，随着讨论度的提高，这家服装品牌更多的奇葩操作被逐一揭开。而在所谓的“标新立异”背后，凤凰网《风暴眼》还发现，江南布衣上市以来，不断通过衍生子品牌打造公司矩阵，并一直走在规模扩张的路上。然而，深陷抄袭风波、新品增长乏力、会员消费不振，江南布衣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1、暗黑童话？诡异创意引人不适，江南布衣道歉太迟性暗示、截肢、恶魔、骷髅，当一系列充满黄暴、血腥、恐怖的元素出现在一件童装的设计上，你有什么感受？江南布衣童装，因其诡异的设计元素，翻车了。事情缘起于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江南布衣童装衬衣上印有不恰当的炼狱图案，以及不合时宜的英文“welcome to the hell（欢迎来到地狱）” “let me touch you（让我摸摸你）”等。并且，衣服上还配有撒旦、骷髅头等不当图案。网友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jnby by JNBY”童装图案。图源：网络截图随后，更多网友晒出了“jnby by JNBY”童装图片。图片显示，这些衣服上有疑似车裂、钉锤、小孩跌落、万箭穿心等图案和文字。图源：微博更有细心网友查询其相关宣传网站发现，不仅童装上的图案令人细思极恐，童模的照片更是诡异。图源：知乎眼看事件不断发酵，江南布衣终于出来回应，但并没有公开在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或道歉，而只是在网友的微博下回复评论，表示“已下架相关产品，今后将严格审核。”但没想到，江南布衣的这个举动进一步引发了网友更大的不满：“不发个正式的说明吗？就留言？”舆论不断升级下，最终，在事件发酵了一天后，江南布衣的道歉姗姗来迟。江南布衣表示，已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所涉商品系列，撤销相关宣发物料，并成立专项小组启动自查。此外，公司还承诺，已购买相关商品的消费者可以通过原购买渠道退货。图源：江南布衣官微网友们之所以对江南布衣童装事件反应剧烈，根源还是在儿童保护上。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起的一项调查中，参与投票1.3万网友里超60%认为，儿童处于敏感年纪，不当图案对于儿童有暗示性，对其身心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而服装品牌应提高敏感性加强审核，不能为了猎奇而忽视儿童的身心健康。童装事件不得不让人疑惑，江南布衣的设计究竟能否称得上“合格”？此前曾有报道称，江南布衣新开拓的每个品牌都配有对应的设计师团队，且从首席创意官到主设计师，每一位均在集团工作超过16年，以保证出品之高质。但从此事件上看，江南布衣的设计，显然不对中国家长的胃口，“高品质”更是要打一个问号。凤凰网《风暴眼》浏览知乎发现，有从事童装服饰的一位网友表示，童装图案都是需要精打细琢的，这在行业中是普遍的做法与共识。然而江南布衣究竟是怎么通过这样不适宜儿童的设计元素的，恐怕还要等待公司自查的结果。2、设计师品牌屡陷抄袭质疑，2021财年子品牌表现不温不火1994年，从浙大化学系毕业的李琳和比她高两级的师兄、伴侣，浙大制冷设备和低温技术系的吴健一同创立了江南布衣。两位创始人虽然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李琳天然对创造性的行业充满兴趣。在毕业被分配到化工厂工作后不久，李琳辞去国企的铁饭碗工作，选择了“下海”。一开始，她在杭州著名的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的一家小店工作，之后，李琳决定创立自己的设计师品牌。于是，江南布衣在西湖畔旁诞生。到如今，江南布衣不仅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家上市的设计师品牌，还在这近20年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品牌矩阵。目前，在女装行业，江南布衣有JNBY，LESS两大品牌，前者的目标客户为25～40岁的女性群体，后者则更针对30～45岁的职业女性；男装方面，速写（CROQUIS）、SAMO分别面对25～40岁的男士和先锋职业男士；童装方面，jnby by JNBY主要面对3～10岁的儿童，蓬马的目标群体岁8～14岁的青年，REVERB则范围更广，旨在获得当代青年的青睐。除了LESS为收购而来，其余品牌大多为江南布衣自行孵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江南布衣自称是中国最独特最易识别的女装设计师品牌，并且品牌认知度排行第一，但在过去几年，【独立设计师品牌】江南布衣却屡屡卷入抄袭事件。2018年，独立设计师陈鹏曾发微博指责JNBY的一款羽绒服与其在同年2月天猫中国日纽约时装周上发布的一则作品高度相似，涉嫌抄袭；更早以前，速写CROQUIS与艺术家徐震的合作中，一款包袋也曾涉嫌抄袭圣马丁辛锐设计师River Renjie Wang的作品，后被下架处理；女装品牌LESS与创意短片平台NOWNESS合作拍摄的视频，也被指责抄袭他人创意。设计师品牌最注重的莫过于品牌调性和原创，屡陷抄袭传闻的江南布衣在此频频出错，难免损害品牌形象。2016年，江南布衣在港交所上市。上市近5年，江南布衣虽然有坎坷波折，但路还算稳。Wind数据显示，除了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江南布衣上市多年来营收增速均为两位数，2021财年更是实现了最好成绩，同比增速达到33.1%，在拉夏贝尔等多家女装品牌面临倒闭之时，江南布衣这一成绩实属难得。净利润方面，2014年江南布衣的归母净利润为1.49亿元，上市首年增至3.32亿元，之后同样维持两位数的增速，仅在2020年随大势下滑，同比减少28.48%，但在疫情之后的2021财年，低基数使得江南布衣当年净利润增速达到86.67%，至6.47亿元，为上市以来表现最佳。受业绩爆发影响，江南布衣的股价在近期创新高，达到27.92港元/股，市值总额接近90亿港元。凤凰网《风暴眼》细看江南布衣不久前发布的2020-2021财年业绩公告，发现虽然和行业相比，公司的业绩表现十分突出，营收、净利润均有明显增长，盈利能力也有所回升，但会员数存在隐忧，并且相关子品牌孵化不及预期。jnby by JNBY这一童装品牌近些年来发展迅速，虽然运营时间不及男装品牌速写，但业绩已慢慢赶上，为公司近年的发展重心。但“童装不恰当图案”事件一出，江南布衣寄予厚望的童装品牌业绩大概率会遭到较大影响。年报显示，2021财年，江南布衣营收为41.26亿元，同比2020财年增长33.1%，毛利则由上年的18.5亿元增至25.97亿元，增幅达40.4%，净利润同比大涨86.7%至6.47亿元。同时，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状况良好，当期净流入13.36亿元，对比上年同期增长99.9%。毛利率方面，江南布衣2021财年毛利率增长3.2个百分点，由上年的59.7%增至本年度的62.9%。净利率则由11.2%增至15.7%，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改善。江南布衣是国内比较早推出会员体系的设计师品牌。据悉，2015年，主品牌JNBY便已开始经营微信公众号，不仅传播企业品牌理念，同时也建立了完整的会员生态体系。截至2021年6月30日，江南布衣拥有会员账户数490万个，对比上年同期增长约70万个。虽然增速仍然喜人，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丝隐忧。会员账户数明显增长，显示出江南布衣市场开拓方面效果显著，但活跃会员账户数和微信活跃会员账户数均没有明显的增长，2020和2021财年分别继续为43万个和42万个。根据江南布衣的解释，公司活跃会员账户为过去12个月内任意连续180天内有2次及以上消费的会员账户。虽然会员增长了，但愿意并且稳定花钱的人群人数没有明显涨幅，这给江南布衣的拓新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果新用户开拓不及预期，公司未来业绩能否延续高增长，需要打一个问号。另外，江南布衣目前已经搭建了以JNBY主品牌为核心，男装、童装各品牌为辅助的品牌矩阵，从收入来看，这些品牌虽然都已建立，但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业绩贡献上都远不如JNBY这一主品牌，新兴品牌的孵化仍然任重道远。从2021财年数据来看，成熟品牌JNBY贡献了22.99亿元的营收，占比超过集团总营收的55%，被寄予厚望的成长品牌速写、LESS、jnby by JNBY同比增速分别为24.2%、47.8%、50%，速写近年来拓展颓势明显，占比由18%下降至16.8%，并未能表现出成长品牌的“高成长性”，反而是瞄准儿童和职业女性市场的jnby by JNBY和LESS发展势头更猛。2011年，江南布衣推出其童装子品牌jnby by JNBY。中国的童装行业一直以来格局都扑朔迷离，虽然女装、男装都各自有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但童装行业整体较为分散，迟迟没能出现实力强劲、一家独大的品牌，大多品牌都由女装、男装、运动品牌延伸而来，成为企业矩阵上的一块拼图。jnby by JNBY正是这样一块拼图。翻阅江南布衣刚上市时2017财年的年报，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在推出6年后，jnby by JNBY的营收约为2.94亿元，连续2年增速在10%左右，这时的童装品牌远远不及2005年江南布衣推出的男装品牌速写（营收约为4.9亿元），但在2017年～2021年这四年间，jnby by JNBY迎头赶上，在2021财年，jnby by JNBY已有后来居上之势，截至2021年6月30日，jnby by JNBY门店数为470家，对比上年增长34家，而速写的门店数维持312家不变，可以看出，童装或许是江南布衣企业未来发展的重心。童装品牌jnby by JNBY也是2021财年毛利率增长最快的成长品牌，其毛利率由2020财年的56.7%增至61.6%，增长近5个百分点。目前，虽然江南布衣的全品类品牌矩阵已经铺开，但并未能摆脱对“老将”JNBY的依赖。如今，童装品牌jnby by JNBY出了舆情事件，引发消费者声讨，虽然对主品牌的影响可能有限，但对于2021财年营收6.57亿元、增速排名第三的jnby by JNBY来说，极有可能因为品牌受到消费者抵制而导致来年增速放缓，这无异将给予JNBY、速写、LESS更大的业绩压力。而更新也更先锋一些的新兴品牌蓬马、JNBYHOME，虽然增速分别达到29%、88.8%，但整体占比仅1%左右，品牌成长没有明显起色，在消费者群体中仍然是“查无此人”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江南布衣一改往日作风，一连官宣了三位代言人和大使，分别为超模雎晓雯、周迅和韩国明星刘亚仁。2021财年，江南布衣的销售及营销开支为14.29亿元，销售费用率为34.6%，知名艺人代言费必然不菲，未来江南布衣的销售费用率或将继续走高，只是新代言人带来的收益如何，还要留待时间验证。3、拉夏贝尔的警示：别让规模“梦”变“梦魇”从财报中不难看出，江南布衣的发展思路正是通过多个子品牌的组合拳，试图涵盖各个年龄段，从而将业务面尽可能地铺大。图源：商业地产头条全线布局的同时，开店也不能少。财报显示，江南布衣集团在全球经营的实体零售店总数由2020年6月30日的1855家增加至2021年6月30日的1931家，其中童装jnby by JNBY门店有470家。集团2021年线下零售店舖可比同店增长达到19.3%。门店布局地区上，据赢商大数据统计，江南布衣在全国不同经济线级的城市皆有所布局，超过19%、57%的JNBY门店位于一线、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则达23%。并且，就平均门店数而言，一线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超过20家，二线及以下城市不达半数。也就是说，一二线领跑。江南布衣的发展思路，不由得令人想起了昔日女装霸主拉夏贝尔。回顾拉夏贝尔消亡史不难发现，从2014年上市，到2017年一味追求规模效应急速扩张，再到2018年大举衍生子品牌，品牌定位混乱，最终导致营业成本不断攀升，加之经历了2020年疫情“黑天鹅”，导致拉夏贝尔承压进一步加重，最终走向陨落。拉夏贝尔的教训不由得给江南布衣提了个醒，多品牌并举虽然是规模最大最直接的办法，但只一味的蒙眼狂奔，也会引发高库存、资金紧张等诸多隐患，一旦失去现金流，就是血液停止流动的时候，而这似乎也是一直以来服装品牌们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但与操心长远发展相比，江南布衣当下的麻烦显然更为棘手——该如何给家长们一个诚恳的解释？毕竟，热搜可以降温，但消费者的记忆不会褪色。这一点，想必H&M们早已深有体会。参考资料：1、《江南布衣新品涉抄袭，品牌和独立设计师恩怨又添一笔》，速途网2、《被“误解”的江南布衣，是个狠角色》，商业地产头条

监管层组合拳治理公募基金“赎旧买新” 渠道销售考核机制生变数

公募行业“赎旧买新”的老问题正在引发监管机构关注。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近期监管部门要求基金管理人将单一渠道募集份额超1亿、成立后6个月内该渠道净赎回规模超40%的权益类产品及时上报。“要求主要针对按照合同约定，股票投资比例在60%以上的基金产品，不包括ETF、LOF。”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一要求剑指公募基金行业一直以来被诟病的“赎旧买新”问题。“这一举措也是为了督促机构转变经营理念，进一步提高行业发展质量，便于监管机构及时掌握行业赎旧买新、重产品首发但轻持续营销等一些行为。”一位接近监管机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监管层面正在推出一系列举措，打“赎旧买新”的组合拳。视觉中国“赎旧买新”问题多近年来，公募基金规模攀升，爆款频出，新发基金热度不减，但赎旧买新现象依旧存在。按照机构预计，近期公募基金整体仍处于赎旧买新存量博弈状态。安信证券研究认为，5至7月公募基金新发行份额约5145亿份，赎回份额合计约4000亿份，考虑到赎回份额的净值普遍高于新发行份额，预计整体公募基金为存量博弈状态。招商证券指出，从8月发行情况看，居民购买基金热情不减。但今年以来，市场风格与过去两年明显不同，此前投资收益可观的基金赎回压力犹存。因此，综合基金发行和申赎情况，公募基金基本仍处于“赎旧买新”的存量博弈状态。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9月23日，公募基金发行份额已经达到2.21万亿，共有1431只基金发行，平均发行份额超过17亿。但不少新发基金在成立之后也出现了不小的规模缩减。新华行业龙头主题、融通价值趋势、申万菱信价值精选、九泰久元量化等多只在今年一季度成立的基金到上半年年末的规模就已缩减超过50%。“行业马太效应加剧，不少中小基金公司新基金发行难度增加，部分基金或寻求帮忙资金来保成立，而帮忙资金往往不会留存太久。”一家公募基金公司人士表示。“监管层这一措施未来也将会对业绩无法持续的小公司影响较大，一方面发行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产品风格不够全面，可能受市场波动导致某一类产品的阶段性赎回。”前述公募基金人士指出。监管组合拳监管层面正在推出一系列举措，打“赎旧买新”的组合拳。“在今年协会首次公布渠道保有规模排名之前，业内就传言监管部门正在就赎旧买新等相关问题开展调研。”前述公募基金人士表示。今年5月13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榜单，这也是基金业协会首次公布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布基金销售机构保有规模则是对赎旧买新不良现象的引导，将渠道关注点从基金销量转移到基金保有量。“从渠道端来看，渠道的首发收入和考核机制，必然引导一线销售渠道更加重视首发销售。”北京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人士受访指出。“在利益冲突缺少监管的情况下，销售新基金而不是持续营销老基金加剧非理性的短期投机行为，重视新发而不是提供专业建议选择长期投资，成为基金销售机构的最经济的选择，由此导致短期内出现爆款新基金，但是从长期看权益类基金份额整体在萎缩，制度性地加剧了追涨杀跌的非理性行为。”一家券商基金分析师受访表示。前述基金公司人士认为，除了渠道方面的原因之外，赎旧买新还有两方面原因。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基金公司之间竞争加剧，迫使各个公司都不得不保持密集的新发节奏，以此保持市场占有率；以及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还不是很成熟理性，渴望通过频繁申赎等快速提高投资收益，少了一些长期投资的耐心。来自高层的发声亦显示出监管机构对这一乱象的密切关注。今年8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基金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公募基金行业坚持持有人利益优先，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回报投资者、服务投资者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比如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问题时有发生，这其中固然有投资者自身的因素，但也有行业自身发展观和经营观的问题，反映的是规模情结浓厚，重营销轻持续服务；有的代理销售机构和从业人员背离客户利益，诱导‘赎旧买新’。这些问题必须从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高度切实加以解决。希望广大基金机构自觉坚持客户利益至上，敬畏投资者，在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同时实现公司的成长壮大。”易会满表示。“从产品布局来看，基金公司未来可能会更多布局固定持有期的产品，在产品供给层面尝试平抑赎旧买新的冲动。从渠道合作来看，基金公司也会根据赎回情况、保有情况等，更多选择和保有期限长的渠道合作；并协同渠道方，进一步改善销售结构和考核机制，更加注重保有和留存，逐步做好绩优产品的持营。”华南一家大型公募基金人士表示。“虽然现在新基金发行多，不过近期不少基金公司在持续营销上的投入也有增加。”一家公募基金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一支瘦脸针背后的资本“局中局”

医美赛道堪称近两年市场最强风口之一。随着供给侧优质产品涌现，市场崛起，相关上市公司相继迎来业绩与估值双击。与此同时，一级市场各路资本也闻风而动，不惜高溢价，也要跻身其中。这一过程中，激流与风暴也在暗涌。比如当前曝出的四环医药(HK:00460)与康桥资本（C-Bridge Capital）之间的纠葛，便拷问着医美产业：在产业第一性面前，资本与实体产业从业者如何处置好边界及竞合问题？01 四环医药对康桥资本的商业秘密之诉近日，四环医药旗下医美业务主体北京渼颜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渼颜空间），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了康桥资本，提出高额赔偿。该案已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原告诉称，康桥资本于2020年10月以深度合作为由，对四环医药及旗下渼颜空间等分支机构开展了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这一过程中，双方签订了保密协议。尽职调查之后，康桥资本方面再无下文。直到2021年3季度，有媒体报道称康桥资本牵头的财团正着手收购秀杰（Hugel），2021年8月秀杰（Hugel）公开披露的公告证实了媒体报道的收购传言。渼颜空间方面认为，康桥资本势必会将尽职调查中获得的核心商业秘密用于其对秀杰的收购。且最终收购一旦完成，还会根据其掌握的信息，占据有利的商业地位，该等行为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关乎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起诉最终自有法律论断。我们且先来认识认识四环医药和康桥资本。四环医药2010年在香港上市，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医药公司，深耕中国心脑血管药物市场。此后，四环医药以专业的医药研发为基础，横向拓展医美行业作为第二增长曲线。医美增长曲线的成型，实质正是建立在与秀杰的合作之上。根据历史回溯可知，四环医药与秀杰（Hugel）于2012年签署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四环医药成为秀杰（Hugel）肉毒素产品进口中国的独家代理商。随后，四环医药就秀杰肉毒素产品进口中国开展了多年的临床开发和市场准入工作，最终秀杰（Hugel）肉毒素产品乐提葆®于2020年10月获批进口注册，并于2021年一季度进入中国大陆市场。2021上半年，四环医药医美产品实现收入2.58亿元，瘦脸针产品乐提葆®贡献不菲。目前公司市值190亿港元左右。公开资料显示，康桥资本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据官网披露，该基金秉持“技术全球化，市场本土化”的原则，专注于生物医药、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三个核心领域的收购机遇。从投资天境生物(NASDAQ:IMAB)开始，康桥资本的投资策略由“少数股权投资”转变为“深度介入”，直接操盘生物医药公司云顶新耀-B(HK:01952)直至上市，则是其深度介入的标志性案例。图：康桥资本的投资组合，来源：康桥资本官网02 一只瘦脸针引发300亿市值波动背后透过现象看本质，四环与康桥的博弈，实质指向的是瘦脸针这个医美细分赛道可观的发展空间。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的医美市场处于高度景气的阶段，2020年市场规模高达1176亿元，年服务量2050万人次，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的医美市场。与此同时，预计中国医美行业预期复合增速在20%左右，远超其他主要医美市场个位数的复合增速。其中，以瘦脸针、玻尿酸等注射类产品为代表的非手术市场，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339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速为21.7%，比手术类市场高3.6个百分点。从行业发展趋势看，瘦脸针赛道是核心赛道，比玻尿酸更强。如处于成熟期的美国医美市场，肉毒素（瘦脸针）是注射类针剂的核心产品，市占率高达62%。而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医美市场，透明质酸钠（玻尿酸）市占率为56%，肉毒素（瘦脸针）细分赛道具备充足的上升动能。四环医药也正是在乐提葆®拿到进口批件之后，市值迎来大幅攀升——从当月低点的76亿港币左右，一度在2021年6月攀升至371亿港币的高点，市值振幅高达300亿港币。图：四环医药K线图，来源：WIND金融终端市场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中国目前仅有四款合规的瘦脸针产品，包括：艾尔建2003年引进的“保妥适”、兰州生物1997年获批的“衡力”，高德美2020年6月引进的“吉适”，以及上文提及的四环医药从韩国引进的“乐提葆”。图：已在国内上市的四大瘦脸针产品，来源：广发证券作用机理相同的瘦脸针，几款产品从效果上来看差异不会很大，四环医药的乐提葆®定价策略偏向中端，有别于高端的保妥适和低端的衡力。在投资者认知层面，乐提葆®在中国市场前景可期，因为其韩国瘦脸针龙头产品的行业地位摆在那里——2016年以来连续5年高居韩国肉毒素市场销售额第一，市占率约50%。乐提葆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放量证明了商业价值，这是四环医药市值上升的基础之一。乐提葆在中国市场具备较大潜力，而且潜力开始兑现，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便不难理解。2021年8月25日，秀杰（Hugel）发布公告，其大股东贝恩资本将转让持有的秀杰46.9%的股份给康桥资本主导的联合财团，对价约合15亿美元左右。从短期看，康桥资本方面如果最终收购秀杰成功，一番运作之下可能获得不俗的回报。但显然，此番浮现的关乎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客观上会影响到它的市场信誉。一个基本常识是，信任是金融市场的基石，它的建立、培养和维持依赖于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一旦卷入商业秘密纠纷的负面局势里，信誉势必都将因其他参与者的忧虑而大打折扣——在更为巨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均难免疑虑自己会否成为弃子。03 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竞合边界在哪里？实际上，这场关于瘦脸针的博弈，最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与实体从业者竞合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任何产业最终实现健康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遵照行业第一性原理，解决最本质的问题。医美行业第一性原则是以技术研发为导向，为先天缺陷者（兔唇、多指、小耳畸形等）、事故缺陷者（每年6000多万次意外创伤事件），及普通求美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产品和服务。譬如在上游，现有优质供给远远无法满足中国医美市场的需求——2008年至今已获得国家批准的国产及进口Ⅲ类医疗器械，绝大多数是玻尿酸，有40多款；而瘦脸针（肉毒素）产品仅4款，童颜针产品仅2款，少女针产品仅1款。论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资本与医药产业上游公司相比通常相形见绌。医药公司延伸至医美产品领域，推进上游的“供给侧改革”，优势在于相对坚实的转化医学能力和临床开发能力，其中,医药公司更高维的科学和专业严谨性，有利于医美产品的高质量呈现以及医美产业的健康发展。故而在我们看来，基于医美行业的第一性原理，资本与实体产业从业者之间的关系理应相辅相成，前者为创新行为输送资金这一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后者立足产业的价值创造让前者投入实现大幅增值，进而二者合力推动产业经济的正向循环。这一过程中，资本应该且能够做好的事情包括融资支持上游供应商发展等；而慎重做甚至不能做的事情，则包括以不合规的方式阻碍创新循环，影响行业声誉等。一言以蔽，实业与资本的边界不在地理或业务范围，而在于基于产业第一性的人心所向。

医代溃逃：一场持续二十年的黑色交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自从“带金销售”被明令禁止后，王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卖药了。他不太懂医学知识，也不懂生物技术，但凭借着“高情商、会拉关系”就在这个行业里顺风顺水了十多年。而如今，红包送不出去，药由政府统一采购，王兴的生意，停了。在王兴身后，还有近三百万名医药代表，正在黯然退场。过去二十年间，医代们都依靠着“给红包、走业务”的手段获取业务上顺利和财富上的成功。但当贿赂这条路被一刀斩断，百万医代们，无路可逃。然而，这些习惯“吃黑钱”的医代们，背后隐匿的，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年的、蔓延至各个环节的大型腐败。贿赂成为常态跑业务的第一天，王兴亲眼看见师傅把装着厚厚人民币的信封塞进医生兜里。师傅告诉他，这叫“行里的规矩”。十年后，王兴彻底接受了这套逻辑：“这个行业里，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玩过贿赂这一套？”贿赂医生，是每位医药代表的必修课。有人行贿就会有人受贿，在你来我往之中，医疗系统陷入腐败的泥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四川省阿坝州人民医院原院长谷运麒，他一个人就接收了1370万元回扣。这一案件中，从院长到检验科、药剂科主任，再到普通医务人员都不干净，仅主动上交违规受贿所得的，就有173人。腐败由点及面，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仅仅2021上半年，已经有至少32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原院长、副院长因受贿遭到查处和判刑。而医代、医院和医生之外，往上走，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发改委价格司，也有六位曾经管理过药价的司长、副司长因收受贿赂被带走调查。最夸张的时候，四十天内，三名负责人都因贿赂问题被调查。王兴说，这种现象很常见，在医代这个行业里，给医院方面好处是必然之举。他已经对此变得坦然。“这不是简单的个别人的道德问题，根源是你不这么做，你就没法干这个行业。”第一次给红包的时候，他也挣扎过，但最终还是把红包递到了对方手里，“没办法。国内药企都是用这种人海战术的推广模式，我们的底薪都很低，但是提成很高。所以没办法，都需要挣钱。”问题出在哪里？追溯药品从生产商流向医院临床的过程，就会发现：每一个流程，都在为贿赂制造空间。用王兴的话说，医药代表，“本来应该是一座桥梁，是连接药品生产商和医院病人之间的桥梁。”药品，生产出来后往往需要经过医药代表才能到达病人使用。而国内的药品，绝大多数以生产仿制药和中成药为主，这两类药不仅是市场主要产品，也是审批过程中最容易发生贿赂的品类。这些药，在临床使用中占据了接近70%的比例。甚至会有混熟的医生跟王兴戏言；“那些中药针剂，各种营养心肌细胞、增强免疫力的辅助用药，基本上就是为了回扣而生的。”大部分医代销售的，就是这类药物。究其原因，进口自国外的药物大多为自主研发，且疗效普遍得到临床印证，因此多数医院愿意直接进货，竞争压力不算太大。但这类药物的生产成本较高，据王兴介绍，进口药物“普遍需要10-15年的研发周期，在进入市场前药品研发可能需要筛选数万个可能的化合物，花费上亿美元才能研制成功一款药是常态。”高成本，意味着高价格。因此研发成本低、价格更低的仿制药和中成药看起来像是更合适的选择。“毕竟这两类药的研发难度小很多，因此成本相对有优势，就算你在经销商、医院这里都拿回扣分成，能赚的也不少。”这些仿制药、中成药相对进口药来说，缺乏自主研发能力作为背书，因此天然缺乏竞争力。这些药想要进入市场，在审批环节，就需要一些“暗箱操作”。举个例子，2004年，药监局受理审批了10009种“新药”，是同年美国药监局的近68倍。郑筱萸庭审现场更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当时在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三年后因严重腐败被判处死刑。通过贿赂，这些种类众多而功效同质化严重的药品审批成功、流入市场，如何抢占临床份额，打开销路，就成了考验医药代表们“智慧”的时刻。“带金销售”就此出现。“带金”，即按照每支／盒药给予处方医生及分管医生一定金额的现金回扣作为报酬。说白了，这些药想进入临床给患者使用，给回扣是必经之路。“反正这些药疗效都差不了太多，谁给出的利润空间大，谁就进市场。”王兴反复说到一句话：“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二十年行贿史追溯过去三十年医代在中国野蛮生长的历史，便会看见：失序的药品竞争、混乱的市场格局共同导致了医代的“变味”。1980年代末期，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在这一时期，医药代表往往科班出身，专业水平过硬，也最接近医代们“学术推广”的职业本质。在那个缺医少药和信息匮乏的年代，医药代表们带着外国研发的“新药”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是医生了解医学前沿的宝贵渠道。王兴的前辈——陶伟光，算是国内最早一批的药代。90年代，陶伟光的年薪已经轻轻松松到达万元以上。鲜明的对比是，下海前的陶伟光是西安一所211高校医学院的辅导员，那时他的年薪只有480元。药代的鼎盛时代，也是医疗资源和信息双重匮乏的年代。在药品需求端，当时医院日常可使用的药品仅有500余种，医生们获取国际最新医学进展的渠道也十分有限。而受聘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医药代表能接触到一手科研资料，熟悉各类西式药品，几乎是学术前沿的化身。回到药品生产端，本土药厂制造工艺水平有限，更无力研发新药，大都生产加工中药、抗生素或仿制专利到期的外国原研药，产出过剩且高度同质化。在此背景下，手握先进信息和资源的医药代表们，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陶伟光所属的西安杨森甚至成为医代界的“黄埔军校”，培养了最早富起来的那一批医代们。1992年，前所未有的开放使得市场迅速扩张，无序竞争从这时埋下伏笔。全国各地卷起承包老药厂、开办新药厂的风潮，外资药企同时涌入，这也是中国药品史上权力寻租最疯狂的时期。因受贿被判了死刑的郑筱萸，在1994年出任国家药品审批与监督管理部门的一把手，他在任期间，太多同质化的“新药”凭借行贿拿利润顺利通过审批。这些“劣币”想进入市场，旁门左道反而成了主流道路。也是在那段时间，很多医药代表开始涉入药品生产端，他们借助“关系”，从药监局申请批文，随后找代工厂生产，使药品以更低的价格流入市场。把片剂换成胶囊，或者简单调整成分配比，就能“创造”一种新药，而谁有本事把这药卖进医院，便能财源广进。对这些药物来说，靠学术推广无异于痴人说梦。相较之下，“比谁给的钱多”是更直接的打法。2000年前后，“带金销售”逐渐与医药代表如影随形，医药代表开始沦为纯销售职业。甚至在这些国产药流向临床的过程中，不止一层代理商或者经销商都会从中捞一笔——药品生产成本极低，但医院的售价却大幅上涨。举个例子，葛兰素史克作为一种常见的抗病毒药物，它在韩国、加拿大、英国分别售价为18元、26元、30元，在中国却能卖出142元的高价。《我不是药神》里的交易场景羊毛不可能出在猪身上。在这二十年里，一边是医代们“吸血又吸金”，一边是老百姓们承受着“药价虚高”、“看病贵”的巨大压力。在这二十年里，市场监管去哪儿了？其实，从2009年新医改正式展开后，对于药品和医代的监管一直有政策推出。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过去十多年的市场状态。毕竟，隐形的利益关系一旦形成，各方总能默契地达成对策。表面上：政府对药品公开招标，质优价低者胜出。而实际上：药企间提前透露中标价、串标、找其他企业陪标，层层贿赂下来，药价的水分丝毫不少。利益链上的大家心照不宣，“互利共赢”地捞着油水。集采了，然后呢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各方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想要撼动，绝非易事。17年之后，监管动作尤为频繁，医疗链条上的各方都被纳入整顿对象。针对药企，“两票制”和“4+7制度”实行。“两票制”是指在药品从药企流通到医院的过程中，只能开两次发票：从药企到经销商开一次，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流通环节被直接压缩。“4+7模式”指的是在11个城市针对仿制药等品类集中采购，相当于国家动手“团购”药品。另外，医代开始受到监管。《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医代被定位为学术推广，不再承担销售任务，同时未经允许不得开展院内推广。医院则着手落实DRGs制度，即通过大数据比较，得到每种病对应的医疗费用。通俗来说，一旦诊疗成本超过这个规范额度，医院就要亏损。一套组合拳，拳拳重击。而对习惯了“带金销售”的医代来说，最狠的一拳莫过于集采时代来临。集采，指的是政府通过招标选择药品并进行“集中带量采购”，这意味着：价格成为药品能否被采用的最重要因素。过去3年内，国内共有5批总计218个品种的药品纳入集采。纳入集采后，这些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超50%，最高降价90%。除此之外，还有至少300个品种的药物在排队进入集采。从数据上看，集采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以药企中的佼佼者恒瑞为例，自18年集采以来，恒瑞进入国家集采的仿制药共有28个品种，药价平均降幅高达72.6%。恒瑞医药集团从21年上半年的财报来看，恒瑞上半年净利创17年来最低，第二天股价开盘，几近跌停。药企们被狠狠地将了一军，医代们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同样以恒瑞为例，其旗下80%的医药代表们都有可能被直接裁掉，放眼全国，可能会消失的医代高达300万人。可以预见，当集采进一步开展，未来在中国医药行业的处方药体系里，真正需要的医药代表，预计也就是在50万到60万左右。最直接的后果是：缺乏医学功底的、无法胜任学术推广任务的百万医代们将面临着失业的命运。毕竟，在医疗规模是中国1.5倍以上的美国，医药代表的人数也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药价能降吗打击医代、倒逼行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但问题在于，仅仅收拾了医代，医疗系统的腐败问题就能消失吗？药价会真正的降下来吗？“药价虚高的根源既不在医生，也不在医院，更不在医药代表，而在于政府对医药行业的不当管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在国内三大医疗保险内的药品目录和各地方的自定药品目录中，几乎所有药品的价格都由政府把关。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对此表示，同样是政府定价，“药品定价高低、利润多少，很多时候全靠价格主管部门领导的一句话”。药的价格谁来定、凭借什么标准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了整个医疗系统的形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贺滨认为，无论是取消药品集中招标，推行“两票制”还是普遍提高公立医院医生收入水平，都无法彻底解决药价虚高的难题。仅仅对中间环节出拳是不够的，因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缺陷才是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供给来说，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在于：当供严重过于求，那么，为了在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生产者之间就一定会出现恶性竞争，也就是说，这些药品通过层层贿赂进入市场就会成为必然现象。王兴反复强调：“黑锅”全让医生和医药代表背，这有失公允。“同一种药，二十来个厂家抢市场，这不是逼着恶性竞争吗？极度过剩的产能，是医生拿红包就能审批出来的吗？”直白来讲，整治医代也好，药品集采也好，要是医疗体系改革的“后门”没关住，医疗乱象就一定会继续生长。就国内的药品研发环境来说，自研能力始终处于相对弱势，大多数药企以生产进口药的仿制药、中药材合成药为主要业务，就会导致药品之间同质化严重。功效相近的情况下，哪款药利润空间大，天然逐利的市场就会做出选择。除了供给端混乱低质的问题，需求端——医院也存在着“以药养医”的必然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服务收入补偿的方式有缺陷。“长期以来对医疗服务的定价采用行政手段的方式，使得医疗服务价格压得很低。医疗机构无法通过服务获得合理的收入补偿，只能通过医药等间接获得补偿。这个根源不解决，从其他方面下手，表面上是可以挤出一些水分，但医疗机构和医生很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补偿。”所以，不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源头上的深入改革，仅仅打击流通领域，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药品集采，也只是整个医疗体系改革中的一个环节。有用，但是不够。新规之下，三百万医代在劫难逃。而整个医疗系统的顽疾，依然需要更有力的一双手。

鸽中有鹰Taper已定 美联储最早于2022年开始加息

美国东部时间9月22日，美联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零至0.25%之间，同时表示缩减购债规模可能将“很快开始”。此外，美联储大幅下调了今年的美国经济展望，并上调了通胀预期。尽管美联储声明偏“鹰派”，但是由于该决议符合市场预期，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在经历21日重挫之后接连反弹，23日收盘时集体收涨。多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已经消化了美联储缩债的信息，并已经习惯了逢低买入的节奏。美联储最早于2022年开始加息美联储22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强调，通胀居高不下，主要受一些暂时性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道路仍然取决于病毒的走向。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可能会继续减少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但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风险。”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下简称“FOMC”)的官员表示，他们将开始缩减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期间提供的部分刺激措施。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迹象表明何时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美联储决策层首次在声明中提到“放缓资产购买速度”。这也是与7月28日的会后声明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于11月宣布缩减债券购买规模，并从12月开始执行。从8月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至今，市场对美联储缩债的时间点一推再推。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断延缓的原因在于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扰动下，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尤其是就业市场受到影响较大。“11月美联储是否会正式宣布取决于接下来的9月非农数据情况，如果9月非农数据没有超预期变差，保持正常水平的增长，那么11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将大概率正式宣布Taper。”明明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FOMC准备采取行动。“虽然尚未做出决定，但与会者普遍认为，只要复苏仍在轨道上，在明年年中左右结束整个缩债过程可能是合适的。”随着美联储缩债的脚步日益临近，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关注度也在提高。越来越多的与会者认为2022年美联储将开始加息。今年6月时，更多的与会者认为加息将于2023年加息。根据美联储最新的“点阵图”显示，18名FOMC委员中有9人预计2022年加息，这高于美联储6月预测的7个。除一名委员外，所有委员都预计在2023年底前至少加息一次，其中13个委员预计2023年将加息两次。9月“点阵图”还首次显示了2024年美联储的利率预测。根据中值利率，美联储2023年将再加息三次，2024年将再加息三次，这意味着到2023年底总加息3.5次，而6月的预测为2次、到2024年底美联储总加息6次半。明明预计，在高通胀和金融稳定的压力下，不排除美联储会在2022年底首次加息。“当然这还取决于未来通胀的走势，如果通胀从高位回落，那么2023年加息则是大概率事件，这是一个需要动态观察的过程。”长期内美国经济或持续复苏除了寻找货币政策的相关信息之外，投资者还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了解美联储对通胀前景的立场。Grant Thornton首席经济学家Diane Swonk指出，深入研究美联储预测和点阵图的细节表明，美联储内部更多的人担心2022年通胀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美联储的季度预测中，美联储下调了经济增长前景，上调了通胀预期。美联储预计，2021年美国实际GDP将增长5.9%，低于6月会议上预测的7%。美联储将2022年和2023年的GDP增长预期分别上调至3.8%和2.5%。嘉盛集团全球研究主管Matt Weller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总体来看，这些预测调整说明美国的经济复苏预期将持续多年，而不是以极快的步伐在12个至18个月内完成复苏。此外，美联储上调了今年的通胀预期。该机构预计今年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通胀率将达到4.2%，高于6月预计的3.4%；预计未来两年的增长率将回落至2.2%，与6月的预期相差无几。美联储还小幅上调了2021年核心PCE通胀预期，从6月的3%上调至3.7%。目前预计，2022年的核心PCE为2.3%，2023年为2.2%，6月的预期分别为2.1%和2.1%。作为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呈增长趋势。目前，这一指标的最新数值为7月同比增长3.6%，远高于美联储的官方通胀目标2%。不过，鲍威尔反复强调，随着供应链因素、商品短缺和异常高的需求水平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预计价格压力将消退。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在通胀和就业问题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正在接近实现。“就通胀而言，我们似乎取得了不止是重大进展，而是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我和许多官员看来，这部分测试已经完成。”但鲍威尔也承认，由于供应链面临的挑战和工人短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就业市场方面，作为9月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非农就业报告，8月非农就业报告表现疲软。该份报告显示，美国8月非农新增就业岗位为23.5万个，远低于市场预计的72万个。此外，美联储将2021年年底失业率从6月预测的4.5%上调至4.8%。不过，鲍威尔强调，就业方面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考验已经基本达到。“不需要惊人的就业数据，美联储就会开始取消宽松政策。”他补充道，“对我来说，不需要一份引人注目的、很棒的、超级强劲的就业报告，只要一份相当不错的就业报告。”不少人士认为，鲍威尔的此番言论较为鹰派。美银首席经济学家Michelle Meyer表示，总体而言，此次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的信号更趋鹰派。明明也持该观点，认为本次会议的点阵图和鲍威尔的讲话均相对之前更加鹰派。不过，Swonk指出，鲍威尔是“鹰派中的鸽派”，预计有更多央行官员担心2022年通胀风险将上升。LPL Financial固定收益策略师Lawrence Gillum则警告称，"值得注意的是，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内部对短期利率的走势仍持不同意见，因此2022年FOMC票委的架构和鲍威尔连任与否将对未来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起底“伪金交所”:地产与三方财富的千亿自融暗道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70余家登记备案公司打着“金交所”的旗号，搭建了一条为地产、三方财富等行业违规发行“理财产品”的地下新融资通道。据估算，借助这条通道募集的资金可能高达千亿规模。从鞍山市区开车，沿着建国大道向南再向东驶入汤析线，马路从宽阔的双向八车道变为两车道，路边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野。再翻过几个山头，行驶近50公里后，6月下旬的一天，证券时报记者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辽宁省鞍山市马风镇前马村。前马村建在山脚下。据村口公示牌上2017年的数据，这个拥有1089人的小村庄年人均纯收入1.7万元，山上种植的2000亩南果梨树是村里的主要产业，一年产值400多万元。从一家养鸡舍旁边的小路爬上种满梨树的小山包后，整个前马村便尽收眼底。备案公司辽宁锦战登记注册地，辽宁鞍山前马村吸引记者来到前马村的并不是这些梨树，而是一家名为辽宁锦战登记备案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辽宁锦战登记”）的企业，它的注册地及官网所留地址都显示为前马村。“为了……充分发挥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公司应运而生，为金融产品、金融资产交易提供专业服务”，该公司官网如此介绍自己。据记者了解，仅通过为一家地产集团提供服务，辽宁锦战登记从中获取的收入就可能超过1000万元。一个小山村里为何会有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更确切地说，一家从事金融服务的公司，为什么不在城市繁华的CBD里，而把自己放到农村？前马村的徐会计告诉记者，他对辽宁锦战登记“一点印象都没有”，公司三位股东及高管“也不是咱们本村的”，“实际公司肯定没有，不在咱这村”。显然，辽宁锦战登记提供了虚假的地址。这并非孤例。证券时报调查发现，2018年至今，像辽宁锦战登记类似的公司不断在江西、广西、湖南、贵州、河南等中西部省份的偏远地区注册成立，已有70余家。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这70多家像辽宁锦战登记类似的公司，打着“金交所”的旗号，搭建了一条为地产、三方财富等行业违规发行“理财产品”的地下新融资通道。据估算，借助这条通道募集的资金可能高达千亿规模。那么，藏在辽宁锦战登记和像它一样的备案公司后面的操盘手是谁？这条地下融资通道是如何建起来的？上千亿的理财产品流向了哪里？其中隐藏着哪些问题和风险？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历时近3个月，走访十多个省市，对这一由伪金交所构成的地下融资产业链进行了调查。地下融资新通道最先让辽宁锦战登记进入记者视野的，是国内地产巨头背景的H财富公司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一款理财产品——“恒锦新稳040400定向融资计划”。辽宁锦战登记在这个产品里的角色是“备案机构”。根据记者了解及H财富理财经理描述，产品发行方将相关材料发给辽宁锦战登记，辽宁锦战登记为其出具一个备案函后，这个定融计划便成为了销售口中“合法合规”的理财产品，被拿去向个人募资。该产品在认购风险中写道，“本产品在辽宁锦战登记备案服务有限公司备案登记、信息披露，但辽宁锦战登记不对发行人和担保方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本产品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做出任何判断或保证。”“恒锦新稳040400”产品说明书的声明与提示页也就是说，作为备案机构的辽宁锦战登记，其实只是为这个理财产品提供所谓合规依据的通道而已。但在一些产品推介材料和理财经理那里，辽宁锦战登记被称为金交所。辽宁锦战登记在官网对其业务如此介绍：针对融资人的备案服务、针对投资人的登记服务、针对交易过程的鉴证服务以及金融交易咨询服务，旨在通过四大服务帮助投融资双方营造一个合法合规、公开公平的交易环境。辽宁锦战登记真的是金交所吗？严格来说，始于2010年的金交所（即金融资产交易场所），是经由省级政府批准后予以设立，且通常由地方国资控股。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到2017年9月，全国金交所数量达到顶峰，共79家。由于金交所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逐渐成为P2P、私募基金的融资通道，产生了诸多风险，于是金交所迎来的监管日趋严格。2017年，多份重磅监管文件的出台，开始切断金交所的部分融资通道业务，并且限制金交所数量。2020年9月，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发布通知，要求金交所不得向个人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展业等规定，从监管上彻底掐断了金交所作为违规理财产品的通道。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12月，金交所数量已由79家降到60余家，部分金交所或注销或合并。再回到辽宁锦战登记。企业档案显示，该公司于2020年6月4日在海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地为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马风镇前马村（海城市为鞍山管辖的县级市），法定代表人马以则，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本为0。辽宁锦战登记的成立并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名称也无金交所相关字样，且从成立时间上也在监管严控金交所数量之后。被理财经理称作金交所的辽宁锦战登记，其实是伪金交所。那理财产品的发行方为什么会在一家伪金交所做备案呢？此前，一些P2P、私募基金、财富管理公司等想要发行底层资产不明甚至涉嫌自融的理财产品时，通过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方式走不通，金交所便成为它们主要的备案通道。但当监管将金交所通道掐断后，它们急需一个新的通道来满足规模庞大的理财产品的合规需求。这种情况下，像辽宁锦战登记一样的公司应运而生。而支撑它们可以做此类业务的关键是，公司的经营范围。以辽宁锦战登记为例，其经营范围是：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的备案、登记；其他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咨询；金融产品和相关业务的鉴证、咨询。凭着这个经营范围，辽宁锦战登记就变成理财经理口中的“金交所”，为脱离监管的理财产品提供所谓的备案服务。这也让它们赚的盆满钵满。辽宁锦战登记的高管吴斌告诉记者，仅H财富通过其备案发行的以河北新成就门窗有限公司（下称“河北新成就”）为融资方的一个理财产品系列，融资规模就达6亿元。若按市场通行的0.3%收取通道费，辽宁锦战登记就可获得180万元的收入，而他们要做的，只是出具一纸备案函。记者从多位H财富理财经理、备案公司及融资方处了解到，H财富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累计超2000亿元，这将为包括辽宁锦战登记在内的伪金交所带来不菲的佣金收入。谁在借道备案公司融资？众所周知，在“三条红线”的重压下，地产行业近两年的首要任务是降负债，融资难度相应变大。于是，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融资成为诸多地产公司越来越倚重的资金来源。多个如辽宁锦战登记一样的备案公司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他们备案的理财产品发行方，基本都是地产公司。商丘市国茂信用资产备案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商丘国茂备案”）的业务经理称，中国百强房企中，有十家是他们的客户。陷入严重资金困境的H集团是其中最典型、规模最庞大的一家。今年以来，该集团的商票违约、债券打折、评级下调、降价卖房，在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通过H财富高息发行理财产品，以支撑日渐紧张的现金流。据合肥一位H财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仅今年4月份，H财富的募资额就超过100亿元。而据H财富高管表示，目前理财产品待偿余额超过400亿元。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除H集团外，不少百强房企中的头部企业都有发行类似的理财产品。相应地，这些地产企业旗下的小区物业成为一个天然、优质的理财产品销售渠道，它们或自建销售或通过分布在全国的各个小区物业员工，将理财产品卖给业主。今年6月以来，证券时报记者在北京、成都、石家庄、鞍山、武汉、青岛等十多个城市调查走访，获取了数十份H财富及荣盛、鸿坤等地产商旗下财富公司近期在售的理财产品资料或合同。梳理后发现，这些合同大同小异。产品结构包括募资总规模、起投额、投资期限和预期年化收益率。产品各相关方包括发行方、承销商、受托管理人、担保方和备案机构，发行方即融资方，承销商即H财富这样的销售机构，委托管理人一般是某资管公司，通常并无实际用处且是地产公司关联公司，担保方也是地产公司或旗下子公司，备案机构即辽宁锦战登记这样的备案公司。以H财富发行的“恒锦凤乐112500”产品为例，该产品的备案方（有的产品中称发行人）是湖北凤辉筑家建设有限公司（下称“湖北凤辉”），由辽宁锦战登记备案，H财富承销，H集团旗下公司担保。这款产品的融资额上限2000万元，10万元就可起投，期限15个月，预期年化收益高达11.8%。一位成都H财富理财经理发给记者的两份产品合同甚至只填了发行方和产品利率、期限，备案机构、承销商、委托管理公司等都空着，根据不同公司按需填写。在记者获取的数十份H财富理财产品资料中，融资方有5家：河北新成就、湖北凤辉、青岛港融深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青岛港融深”）、湖北钢盾物资有限公司（下称“湖北钢盾”）、青岛绿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青岛绿野”）。据H财富产品推介书和理财经理们统一表述，这5家融资方都是与H集团地产项目有合作的上下游供应商，H不会立即支付这些供应商的应付工程款，而是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一定期限后兑付。但证券时报记者对5家融资方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湖北凤辉、青岛港融深、湖北钢盾等3家公司注册地址异常，无法联系，且在近两年频繁变更股东、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称等关键工商信息，并大幅提高注册资本。这些公司更像是H财富用来发行理财产品的壳公司。湖北凤辉在武汉一家居城的注册地实际是一个木业门店，和该公司没有关系另外有实际经营的两家融资方，青岛绿野被H集团入股，已然涉嫌自融；河北新成就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作为发行方募集的资金期限通常都会比H集团给其的商票到期日要长一个月。只有当H集团将其商票兑付，该公司才会兑付到期的理财产品。H集团实际上是最后的债务人。H财富利用与其无明显关联的壳公司来融资，试图在产品表面显得合规。相比起来，虽然荣盛、鸿坤等地产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小得多，但在产品设计上却更是不加遮掩，直接自融。河北房地产龙头、中国房企16强荣盛发展通过其实际控股58%的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冀投资”）发行这类理财产品。记者8月下旬获取的在售产品“中冀优享26号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料显示，发行方为天津中冀普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冀普银”），担保方为中冀投资，受托管理人是天津中冀永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冀永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发行人对外投资或补充流动资金。中冀优享产品结构，除备案和结算公司外，其余各公司均是中冀投资旗下公司中冀普银和中冀永泰都是中冀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产品明显自融。其另一在售产品“易享荣-盛行合肥3号”也是同样情况，资金流向荣盛在合肥的一个地产项目。“您在我们这投资的钱，大概三分之一投到了地产。”中冀投资理财经理刘元（化名）说，中冀投资每个月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大概两个亿左右”，现存待兑付资金规模24亿元。鸿坤地产旗下鸿坤财富发行的产品也是一样的情况，通过旗下两个子公司作为融资方和担保方，募集的资金用来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最终用于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我们的固收（理财产品）投的全部都是鸿坤自己的地产项目或者产业的项目，”鸿坤财富理财经理任伟良（化名）说。他告诉记者，鸿坤财富2020年通过这类固收理财产品募集了50亿元，今年到8月已经募资30多亿。“如果您问我这个项目最大风险是什么？就是鸿坤集团在您投资期限内倒了，这就是最大的风险。”任伟良说。9月8日，陷入困境的H集团理财产品爆出兑付危机，据称至少400亿元无法到期现金足额兑付。利用备案公司这种伪金交所作为融资通道并不是地产行业的专利，三方财富公司发行产品也经常出没其间。其中，中植系旗下三大财富公司发行的规模庞大的固收理财产品，都利用了这个新的地下融资通道。2021年8月，证券时报记者以投资人身份，从新湖财富、大唐财富、恒天财富三家公司理财经理处获取了数十份在售固收类理财产品的资料。和前文所述地产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一样，新湖、大唐、恒天三家的产品也都被称为金交所产品。新湖财富8月在售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信息三家产品除产品设计上的名称、投资期限、利率和推介话术有差别外，产品结构相同，资金的募集方其实都是中植集团旗下的几家子公司。比如新湖财富“中植创信骄鸿”产品，融资2亿元，期限12个月，100万起投，预期年化收益9-9.2%。产品发行方为中植创信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植创信”），由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中植创信是中海晟融的全资子公司，中海晟融则是中植集团下属四大板块之一的并购板块的控股平台，穿透后解直锟持有其全部股份。而在期限6个月，融资3亿元的大唐财富“中植创信品隆”产品中，发行方和担保方与中植创信骄鸿一样，都是中植创信和中海晟融。到恒天财富那里再换个名字后，同样是中植创信作为发行方的融资3亿元、期限12个月的产品就成了“中植创信品瑞”。除此之外，这三家财富公司发行的三款产品的结构完全相同，受托管理人都是海南向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备案机构则是已经在文中出现多次的辽宁锦战登记。三家财富公司的理财经理都向记者表示，此类产品在各自公司总的资产管理规模中占比在30-40%之间，而三家在公开宣传中都表示各自在近两年新增的资产管理规模在千亿元左右。据此粗略估计，仅通过这三家财富公司发行的伪金交所产品，规模就可能上千亿元。这些源源不断的资金，就成了中植系的庞大资金池，且鲜有监管、去向不明。事实上，监管已经三令五申，严禁金交所为此类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提供通道业务，即使是真的金交所产品，也已严重违规，突破了监管底线。而这些打着金交所旗号，实则通过备案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试图规避、脱离监管，自行构建了一个地下融资大平台。而以万计数的个人投资者大多数分不清这里面的区别，在理财经理精心设计包装的话术和所谓实力雄厚的公司担保下，将个人、家庭积蓄投向了这些风险难测的不合规、无监管产品。甚至一些上市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都将数千万资金投向这些产品中。随着H财富爆雷，一个核心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为“帮凶”，这条由伪金交所们构筑的地下融资通道，是如何形成的？怎样设立一家伪金交所？在种满梨树的前马村寻找辽宁锦战登记的实际办公地无果后，证券时报记者最终在鞍山市区一栋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找到了辽宁锦战登记的办公室。这个混杂了美容、教培、律师和住户的公寓楼里，辽宁锦战登记的办公室在一个不到40平米的单间，摆着三张桌子，只有一位入职不久的年轻文员。她告诉记者，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用途是作为联络点处理公司在当地的工商税务。辽宁锦战登记在鞍山一公寓楼的联络办公室，对门是一家培训机构随后，记者拨通了辽宁锦战登记股东、监事吴斌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我们集团在上海，主要业务团队也在上海”。吴斌解释，之所以把辽宁锦战登记注册在鞍山，是招商引资过去的，“来了之后对我们有税收要求”。“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前马村具体在哪儿，落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市里面希望我们把税收落到这个村，作为当地的一个扶持政策。”新湖财富在“中植创信骄鸿”产品资料中也称辽宁锦战登记是“海城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2020年6月在市政府牵头下正式落户并取得金融办注册意见批复的一家机构。”记者在对辽宁、河南、江西、湖南、广西等五省区辖内近10家备案公司的调查走访后发现，像辽宁锦战登记这样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当地成立此类公司是普遍的做法。前文提及的为H财富和中冀投资理财产品提供备案服务的广西中马新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中马新城服务”），2019年7月成立于广西钦州市。该公司的两个股东分别是广西中马园区金融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下称“中马金投”）、前海土流金融服务中心（深圳）有限公司（持股49%，下称“前海土流”）。中马金投的实际控股股东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当时园区没有什么金融队伍，他们来到广西也算是比较专业的人，跟原来的书记沟通后，刚好就把他们引进来。”中马金投总经理曾凡峻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表示。曾凡峻被国资派来担任中马新城服务的董事长，但备案业务的实际经营团队由股东方前海土流负责，办公室位于北京。广西钦州市财政局金融监管科负责对钦州市辖内的非金融机构、金交所等交易场所进行监管，该科室负责人王兵（化名）就接待过许多以招商引资名义寻求来钦州注册此类备案公司的团队。王兵告诉证券时报记者，2020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团队来到钦州寻求成立备案公司，“一下子全部集中过来了，而且宣传得非常好”。他们一般不会直接说要做交易所业务，而是宣称要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涉农的乡村振兴，或是供应链金融等，“实际上你看了之后就是交易场所的业务，类金交所业务”。事实正如王兵所说。为鸿坤财富理财产品备案的广西捷算，2019年12月成立于广西百色，从经营范围来看，广西捷算应是一家农业农村相关产权的交易场所，在其官网上也确实有诸如农村信用通、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等业务板块。但实际上，其主要业务还是能带来丰厚收入的理财产品备案服务。除了鸿坤财富，证券时报记者看到，雪松控股旗下公司也是广西捷算的备案客户。为了消除顾虑，来找王兵的团队还会带着已经在河南、湖南等地注册好的同类公司和当地金融办的批文，让他觉得其他省份可以设立这类公司，广西也可以效仿。湖南娄底冷水江市金融办批文这些背后操盘的团队还很聪明的一点是，他们寻找的公司注册地大都是中西部省份偏远地区的区县。这些地方经济较为落后，招商引资力度大，同时金融监管方面的专业性和执法能力跟不上。“当时确实对它真正的交易模式也不是很清楚”，王兵说。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类金交所业务的备案公司在中西部省份遍地开花。伪金交所全国知多少？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全国各地共出现了至少76家与辽宁锦战登记类似的备案公司。这些公司虽然名称各异，但基本都会出现“资产”、“交易”、“登记”、“备案”等关键字眼。而若能注册如湖南联合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下称“湖南联合登记”）或吉安联合金融资产服务中心这样的名字，则是最好的，听起来更像金交所，受理财产品发行方欢迎。除了名字，更关键的是企业经营范围。如上文提到过的辽宁锦战登记的经营范围，是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的备案、登记；更常见的是“为信用资产提供登记、备案、结算、挂牌、信息发布服务”，这里的“信用资产”会因注册地不同，可能变为“金融创新产品”。但核心不变，都是资产的登记、备案。有了这句话，再加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一纸批文，这些公司就将为理财产品提供备案服务的行为称为“合法合规”，而到了财富公司那里摇身一变就成了金交所。证券时报记者穿透这些公司的股东背景后发现，正如王兵和马腾说的那样，不少公司背后实际由同一个团队操控，已实现集团化运作。集团化代表一：马腾本人担任着湖南联合登记等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湖南联合登记的股东之一——中融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又是新疆新金资产登记备案有限公司（下称“新疆新金登记”）等三家公司的控股股东。而新疆新金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杨鹏洲，也是与该公司同一天注册成立的另一家备案公司——新疆中新资产登记备案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集团化代表二：青岛富隆投资控股集团直接间接控股了河南润和资产备案登记中心等8家登记备案公司，这8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董茂金。此外，另有2家备案公司与这8家存在间接关联关系。这10家公司又分别注册在云南、贵州、河南等8个省区。集团化代表三：北京含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含光投资”）通过全资子公司，100%持有四家备案公司的股份。在其另一品牌公司的官网上，排在首位的业务领域——金融资产备案——介绍称其是“国内唯一持有四家国家级认证的省级金融产品交易牌照”，为H财富理财产品提供备案的“焦作弘光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梳理这76家伪金交所的信息后还可以看到，成立时间上，2018-2021的四年间，公司数量逐年递增，2020年开始爆发增长，当年设立25家公司。到今年，仅上半年就设立了25家公司，与2020全年相当，7、8、9三个月又成立了超过10家公司。地域分布上，这些公司分布在全国14个省和自治区，除辽宁、山东、广东、浙江四个东部沿海省份外，另外十个都是中西部省份，其中又大多集中在江西、贵州、河南、湖南、广西五地，有57家，占比76%。江西以18家的数量为全国最多，河南最为分散，10家公司分布在7个地市。这些情况表明，上千亿规模理财产品对融资通道的急切需求和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团队加入，想要从中分一杯羹。那些集团化运作的成熟团队，也还在不停地四处寻觅，让手中控制的备案公司规模更庞大。这也是应对不断收紧的监管的需要。而注册备案公司这件事，在一些地方甚至也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百万公司注册费在证券时报记者的统计中，江西吉安一市就有8家备案公司，全国最多。其中，包括为H财富产品备案的吉安中传金融资产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吉安中传服务”）在内，有5家的注册地址都在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吉安井开区”）君山大道248号。坐落在这个地址上的，是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这个占地2万多平米的金融产业园是吉安井开区的重点项目。2019年11月18日，已经试运营一年多的金融产业园举办了盛大的开园仪式，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被寄予厚望。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大楼据了解，金融产业园的运营由吉安井开区百金金融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下称“百金金融”）负责。这是为此专门成立的公司，吉安井开区管委会全资控股的一家公司占股20%。自称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的民企中邦（深圳）数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最大股东，持有44%股份，实际运营也由该公司负责。记者在一份宣传册上看到，金融产业园的入园对象包括地方各类交易场所、金融辅助类业务服务机构。实际上，转贷公司（从事过桥贷款业务）和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是园内入驻数量最多的两类公司，真正的持牌金融机构寥寥。为吸引企业入驻，从前期申请注册、经营场所提供，到后期的财税服务，都可以交由百金金融代办。肖阳（化名）是百金金融的招商经理，他在2019年6月发的一条招商朋友圈上，对各类代办项目明码标价，如公司注册1500元、刻章970元、财务代申报每月200元等。大多入驻园区的公司实际并不在这里办公。所以当记者6月底来到金融产业园，在5层楼里看到如大学宿舍一样分布的一个个办公室，大多都关着门，门口挂着一个或者多个公司的标牌。而挂在墙上的产业园共享办公室方案表明，这里的办公室可以按座位出租，一个办公室实际可以被当做多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吉安中传服务注册地在金融产业园401室，这挂着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门牌吉安中传服务注册地址上写的是401房间，门口挂的却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招牌。这5家备案公司，实际运营地都不在产业园内，它们只是为了能够在这里注册成功，并拿到当地金融办的批文。相比起各项代办服务的收入，注册备案公司是一笔大生意。肖阳向前来寻求注册备案公司的记者表示，“这种公司的话，它注册费也收的高，基本上差不多达到三位数，100万元左右”。肖阳称，2020年6月吉安中传服务的注册成立，也付了100万元左右。2019年5月试运营期间，肖阳发朋友圈吸引企业来金融产业园落户，称可办理金融牌照记者就收取注册费的情况向吉安井开区管委会财政局金融办的负责人核实，负责人表示：“我只能这么说，我这里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不管你们记者也好，还是纪检也好，还是审计也好，我们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也经得起查。”但该负责人也表示，“任何招商入驻企业都要通过产业园”。“打个比方，你今天来我这里要问办这个公司需要什么，我可以跟你说清楚你要提交哪些材料，但是你材料不需要给我，全部通过产业园。”按照正常的企业注册办法，即使是需要审批的金融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所谓的“注册费”。而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的运营公司百金金融却能把这变成一门生意，一个原因是注册的人愿意为这个能给自己带来丰厚收入的伪金交所付费，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任何企业入驻都要通过产业园”的政策，让百金金融拥有了垄断性权力。吉安井开区管委会是百金金融的参股股东。薄弱的地方金融监管证券时报在多个有备案公司注册的省市调查期间，收注册费的情况只在吉安井开区看到，让这些备案公司不断涌现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指向了地方基层金融监管的薄弱。专业性不足是普遍现象。“批跟不批其实主要看（监管人员的）一些意识，你没这个意识，他一下子钻了空子也很正常。”上述吉安井开区金融办负责人说。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也是近几年的事。早前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类业务、服务都集中在一二线的大城市里，三四线城市尤其像备案公司扎堆的中西部省份偏远地区的县一级行政单位金融业贫瘠，对金融的监管也集中在大城市，县一级未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随着金融业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在过去几年的快速演进，一方面我国的金融渗透率不断提高，很多以前没有或触达不了的金融业务开始下沉，另一方面也让非法集资、违规变相理财的情况出现的更频繁，涉及面也不再只是大城市。在此背景下，省、市、县三级都逐渐设立了专门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相应地，对具体金融或涉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将日常监管的责任交给了区县一级的金融办。这个制度安排看起来并没问题，但现实情况却是，区县一级尤其是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更多像是临时上阵，在专业性上多有欠缺。上文中提到的也为H财富产品提供备案服务的商丘国茂备案，注册地在商丘市民权县，对它的日常监管由民权县金融工作局负责。该局魏局长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现在的金融工作局是2019年由县财贸办改制而来，人员编制也变成了事业编制，没有执法权。财贸办时期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各商务部门贸易数据、税务等方面的工作，并不负责金融业态的监管。一直以来民权县也没有金交所，他们对类似交易场所的业务并不了解。魏局长表示，金融工作局曾让商丘国茂备案签过一个不从事非法集资等不合规业务的承诺书，除此之外，他们并不清楚这家公司实际经营的业务，也难以监管。当记者表示要将商丘国茂备案为H财富理财产品提供备案的资料交给魏局长留存，他没有留下。他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市金融局”，“因为对这块业务我们也不懂合规不合规”。甚至当记者离开后，魏局长又打来电话，“你认为他们是涉嫌违法了是不？”“要不明天就叫工商局（市场监管局）把他们营业执照给他取消掉吧。”距民权县1000多公里的冷水江是湖南娄底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马腾的备案公司湖南联合登记就注册在这里。和记者探访的所有备案公司一样，也未能在注册地找到湖南联合登记，而只有一个民宅，其实际办公地在北京。湖南联合登记在2020年12月成立时拿到了冷水江市金融办的批文，并将之视为可以开展类金交所业务的监管证明。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冷水江金融办负责监管此类业务的郭股长解释为何会给批文，“当时确实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所以从支持企业的角度（就批了）。”这句话透露了作为县一级金融办的无奈。湖南联合登记是第一家在冷水江注册的此类公司，在对其进行审批时，由于当时省市两级监管部门并未明确表示此类公司不得注册成立，加之在金融专业上对此了解不多，就批准了。而到了日常监管时，由于公司实际经营地并不在当地，也就不清楚它实际的经营业务以及合规与否。郭股长说：“我们监管部门就是在政策的把握上面，只能跟着上面走，有时候还有点滞后。在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实际上监管起来都很有难度”。在鞍山，当记者将辽宁锦战登记的情况告诉鞍山市金融发展局时，电话一端的办公室主任坚称辽宁锦战登记不归该局监管。备案公司背后的团队正是瞅准了基层金融监管部门的“空子”，专挑经济较为落后、金融发展不足的区县一级进行注册。清理整顿进行时好消息是，一些地方已经注意到了登记备案公司这类伪金交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开始进行清理整顿。鞍山市场监管局注册登记科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收到上级通知，停止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投资”等字样的公司注册。冷水江的郭股长也表示，他们在今年3月份也收到了来自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娄底市金融办的要求，不得新批准设立从事变相交易场所业务的公司，对已成立的公司进行整改，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不得再开展业务。冷水江金融办按照要求，于今年4月去掉了湖南联合登记此前包含资产登记备案的经营范围，公司名称也由湖南联合信用资产登记备案中心，变更为湖南联合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并对其下发了整改通知书，不得再变相从事类金交所业务。肖阳和吉安井开区金融办负责人也都告诉记者，江西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求不得再批准设立此类备案公司，并对现有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或注销，或变更公司名和经营范围，不得再开展新的业务。钦州金融监管科的王兵也表示广西已有同样措施。吉安井开区金融产业园大厅挂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开始执行的条幅在证券时报统计的76家备案公司中，已有十余家公司做出了如上的变动。多家公司在记者询问是否还能为理财产品做备案时，回答已暂停此类业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2021年备案公司成立数量依然大幅增长来看，虽然备案公司出现最早、最集中的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已经开始对各自省内进行清理整顿，但由于在全国层面还未如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整顿金交所那样的中央文件，“聪明”的备案公司们又在其他还未严管的省份快速成立。据证券时报统计，贵州省11家现有的备案公司中，有8家公司是今年成立的，其中7家在近两个月注册。最集中的当属黔南自治州行政首府都匀市，仅7月份就成立了4家备案公司。9月1日，旗下湖南联合登记被整改了的马腾团队，同一天里在新疆和田成立了两家备案公司。“从监管角度看，这类产品会不会有什么窗口期？”8月中旬，记者以地产公司合作的身份问马腾。“从我们做了这两年的经验判断下来，无论是政策的执行力度，还是政策的出台的速度，每个省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相当于是有更多的保险。”“现在看到明年底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地产开发商都在做，它即使停止这种业务模式，也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刀全掐死。全掐死的话无非就是把负债特别高的地产商负债能出表的唯一途径都掐死了，负债情况就更恶化了，下一步肯定金融机构就会有违约情况出现，比H今天面对的问题要更严重。”“如果真的过两年之后，监管不让做了，市场上一定会发展出来一个新的产品形式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马腾说。如何疏与导，考验着监管的智慧。

深圳“赌城”华强北？炒芯片输了破产离场、赢了月入千万？

2021年，华强北，每一口燥热的空气都氤氲着金钱的味道，他们说这是芯片的“大年”。这里，芯片的来源五花八门，有靠关系弄来的一手芯片，有放仓库几十年的二手芯片，有垃圾堆里“捡”来的翻新芯片，还有卖传闻战斗机里的军工芯片。这里，卖芯片靠赌，赌料号，赌真假，赌老板，赌大势。有人赌对了“势”，月入千万，直接退休；有人赌对了老板，入行一年便月入几十万；也有人赌输了，黯然离场。这里，神秘、魔幻，却又异常的接地气。产业规律和人性被放大，谁也不知道哪个一米柜台会走出下一个亿万富翁。一、赌大“势”，搞大钱“华强北是个大赌场”。——芯片现货商贾成甄那天下午见到成甄兄的时候，他红着脸，醉眼迷离。成甄兄姓贾，毕业后到深圳打拼，从送货小弟做起，一转眼十几个春秋，大家见了面都叫他“老贾”。原装、库存、翻新芯片他都卖过，总之就是什么能搞钱卖什么。华强北的苦他吃过，华强北的事他基本都了解。老贾常挂在嘴边的有两句话：一是“我卖的都是原装正品”；二是“华强北是个大赌场”。我们俩聊了几个小时，从个人谈到工作，从工作谈到芯片分销行业，从行业谈到个别人。这次谈话，老贾用到最多的一个词是“TMD”。我，也一样。今年各大品牌的芯片缺货，且价格一路上涨。据了解导致芯片缺货的主要原因是：1、晶圆厂减少导致晶圆产能不足2、疫情等突发因素影响芯片厂正常生产3、原厂计划产能满足不了当下需求4、人为的控货、炒货5、终端恐慌性备货老贾的理解是“有的芯片缺货是真缺，而大部分芯片是因为钱才缺货。”缺货是如何产生的？以TI（德州仪器）来举例，这样的芯片巨头有8万多种芯片型号，不可能全部由自己对接终端，所以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神秘的电子元器件分销网络。正常的电子元器件流通方式一般是：芯片原厂（直接到大终端客户）——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现货商/配单商）——中小终端客户。能在华强北靠芯片赚到大钱，往往是通过不正常的芯片流通方式。华强北是个芯片蓄水池，这池子里的水从哪里蓄？蓄多少？流向哪里？华强北商家各家有各家门道。蓄水池的进水口主要是各大芯片原厂、回收翻新芯片、终端呆滞库存芯片（行业内叫“呆料”）；蓄水池的出水口主要是国内外大小终端和方案商。在这个蓄水池里，只要你有钱，就能买到你想要的芯片。这里有各个品牌全新原装的正品芯片；有和改革开放同一年出生的年迈芯片；有从垃圾堆里回收翻新的二手芯片；有粗制滥造的假冒芯片；还有上天下海的神秘芯片，能打入漂亮国内部。我在华强北看到的快递员，每个人，几乎都可以给你讲个故事而想在华强北赚到大钱，术、道、势缺一不可。“术”是指华强北商家以什么样式生意模式做芯片，主营哪些芯片品牌，通过何种渠道进货。“道”是指华强北商家怎么才能挖掘到能赚钱的芯片。往往这样的芯片在市场上存货少，有市场需求，且有客户肯出高价为芯片买单（或原厂内部消息）。“势”则是要借助天灾、人祸，或需求爆发。天灾：疫情、火灾、地震、洪水等不可抗因素的自然灾害导致芯片产能减少；人祸：市场囤货、炒货，最典型的案例是前几年的MLCC缺货涨价；需求爆发：会导致某一颗或一类芯片缺货，市场现货急剧减少。“术”、“道”、“势”三者结合便可幻化出无数种结果。所以在这里，你能看到Microchip部分芯片出货期长达54周；也能看到博世ESP芯片13元/颗芯片黑市交易4000元/颗，TI某型号芯片从几十元/颗涨到了10000元/颗天价；甚至还能看到由此衍生出来的香港劫匪不劫运钞车，改劫芯片。“势”来的时候，华强北就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往往芯片缺货涨价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需求出现或原厂交期拉长→商机→部分有现货商家控货涨价→需求端恐慌→（需求端备货增加）→加重缺货涨价。而在这时，只要敢赌，赌对几个料号，便够吃上个三五年。在华强北，没赚钱的人摩拳擦掌，赚到钱的人遮遮掩掩，很难具体知道到底哪些家公司赚了大钱，到底赚了多少钱。但是老贾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在赌场里谁最能赢钱？”没等我回答，老贾便将杯子重重放下，道：“庄家！”接着给我看了一段芯片公司的财报：晶丰明源近期发布2021年中报，数据显示，公司报告期间产生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0.66亿元和3.36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较低基期数据，同比分别增加177.19%和3456.99%。老贾调侃道：“由于半导体供应链陷入困境，晶圆缺货，原材料上涨和更好服务客户，这家公司今年发了七次涨价函，营业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净利润增加了三十多倍。”聊了这些之后，其实我也有点心痒痒的，想要囤点芯片，发笔横财。于是，便问成甄兄：“你觉得我现在囤芯片搞点小钱，晚吗？”老贾眯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我：“做芯片生意就像养猪，四五年一个周期，在周期顶峰前埋伏好，顶峰到来时敢去赌才有机会。现在去囤货，你去哪里囤？有几条裤衩？”快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好奇心问老贾：“你今年搞到大钱没有？”老贾趴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在华强北搞钱，要赌‘势’，要静悄悄的。”说完，成甄兄突然一仰头，打了个嗝。食物与酒精混合在胃里发酵的酸臭迎面面扑来，我避之不及，在里面嗅到了粘稠的科技味，伴着酱香。算是告别。二、真亦假时假亦真，买正品要赌运气“这些渠道只要有一样能玩精通，就能住深圳豪宅香蜜湖。”——芯片质检员林文西在华强北专门帮人验芯片真假的林文西最先感受到这波行情。年初的时候，突然间验货量增多的时候，他就在微信上跟我说：“今年芯片可能又要大缺货了。”我问：“为啥？”文西兄半天在微信给我回了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西兄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最爱三件事：看书、喝茶、出去玩。做芯片质检每天面对的只有机器和芯片，时间长了总感觉少点什么，用文西兄的话说，看书是为了去思考，是去以某种方式和自己和解；喝茶是去感受，同一泡茶每一泡茶汤都不同，和人、芯片一样；出去玩是去发现，发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是对生活的热爱。华强北市场上芯片种类繁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很多商家深受其害。所以每次采购去询完价格的时候，都会问对方一句：“是原装正品吗？”对方回答几乎都是：“是”。文西兄经常去思考这句话的意义，后来总结出：“都说不是，还要我干嘛？”据文西兄介绍，华强北市场上的芯片一般分为三大类：一是原厂芯片，二是假冒芯片，三是国产替代。整体来说假冒芯片和国产芯片相对比较简单：国产芯片：这种芯片会PIN TO PIN大厂的某颗热销或紧缺的芯片。基本功能能还原大厂芯片的95%以上，但是遇到应用环境要求较高时，便只能用大厂芯片。国产替代芯片价格便宜，原厂给到中小终端的服务也好，在缺货期间国产替代芯片也被越来越多终端认可。假冒芯片是指：仿品与进口原装芯片外表和功能做成相似（主要是国产、台湾产），有点类似于莆田鞋。这类芯片从出生就是为了造假，所以华强北市场上最痛恨这类芯片，这类芯片占比相对较少。花样最多的要属原厂芯片，这类芯片渠道渠道五花八门，比较复杂。想要赚到大钱，机会都在这里：1. 正常渠道流通原装正品芯片：绝大多数市场上流通的芯片是代理商正常从原厂分货，之后分散到终端和华强北。（这类芯片最受认可）2. 非正常渠道流通正品芯片：原厂或代理内部人员通过非正常手段倒卖出来的芯片。3. 终端倒货：终端一次几百甚至几千万元从原厂拿“出厂价”芯片，终端自己留一部分使用，另一部分卖到华强北分销商手中，再由分销商供给不同终端。（这类芯片在缺货期间量很大，原厂几十个周交不出来的货，市场上却有很多现货的原因就在这里。一般情况下整箱售卖的芯片被撕掉一部分标签，大多是这个渠道来的货，主要是为了防止原厂通过标签查芯片来源。）4. 翻新芯片：将芯片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主要做这个的地区在潮汕的贵屿、陈店。贵屿主要负责将回收来的废旧电路板拆解分类，陈店将分类好的芯片精加工送往深圳销售。（虽然有很多人拿此类芯片冒充正品原装，但大部分商家会如实去告知客户是翻新芯片，良心的商家还会包上机，虽然这类芯片是华强北人最头疼的“假货芯片”，但翻新芯片在缺货期间为缓解需求紧张发挥了很大作用。）5. 不合格芯片：主要是封装测试不符合标准的芯片、流水线不符合要求的芯片，被内部人员收集重新打包，当成正品原装或散新去卖。少数良心商家包上机。（包上机是指在贴片或者测试过程中，不符合要求的芯片会被退回去，商家只收能正常使用芯片的钱）。6. 呆滞库存，也叫“呆料”：终端仓库的库存，比较零散，往往以原价2~3折打包出售。购买者将这些芯片分类，匹配不同需求，只要能卖出其中一小部分便能收回成本，剩余的芯片放在仓库等机会出售。所谓的“国外芯片盲盒”便是属于这一类生意。（做这类生意有点类似于金融市场的一级市场，需要经验、知识及人脉的积累。经常十几个人一起拿一批货分担风险）7. 国外正规和非正规渠道进口芯片：这类芯片包含种类较杂，有正品原装，也有部分芯片神秘芯片，这个不便多讲。用文西兄的话说：“这些渠道只要有一样能玩到很精通，就能住深圳豪宅香蜜湖。”潮汕贵屿回收芯片，如今，小小的芯片都成了印钞机由于芯片来源渠道众多，真假难辨，每当缺货的时候，商家在市场上采购芯片的时候渠道会变得不稳定。没有信任基础的双方大多会找文西兄这类人员帮忙验货。由文西兄确定芯片是正品后，双方才会付款成交。所以像文西兄这类有辨别芯片真假的能力的人在华强北也比较受尊重。想要验证芯片的真伪，一般最多只有三步：1.验标（验标是指将芯片外盒的包装上的标签与原厂正品标签作对比）2.验货（先看被验芯片包装，之后在显微镜下看芯片看芯片丝印和定位孔有没有被翻新打磨痕迹，最后看芯片引脚有没有使用之后残留的焊锡痕迹）3.拆芯片：这种方式通常会X-Ray检测，高倍显微镜观察、做电性分析等。这种方式对技术要求较高，设备昂贵成本也高，验货几乎不会用到。（芯片失效分析常用）想要验证芯片真伪，说起来就像虎扑验鞋一样简单，但由于芯片型号繁多，就算是从业多年的芯片质检也未必能保证看货“一眼准”。文西兄跟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调侃问了一句：“你验得货都准吗？”文西兄没有回答我，只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听说由于近期福建疫情，某APP多款鞋断货。并问我：“很多时候，花正品的钱，怎么能说买到的是假货？其实今年由于缺货太严重，很多终端只能拿翻新当原装用。”我问文西兄：“听说市场上有一家买到1000多万的假货，这事是真是假？”文西兄微微坐直了，道：“我不知道是这事是真是假，但我知道经常因为假货，双方撕*，甚至有的都赔了不少钱。这样的行情下，假货能不多吗？但是为了赚钱，谁又不愿赌一把？”“真真假假。他们（分销商）赌货的真假，我帮他们看真假，有时候我告诉他们是假的，他们当真货去卖；有时候我告诉他们是真的，他们却偏偏不信。”文西兄说这话的时候皱着眉毛，看着远方。“唉……今年可真是个盛世。”半天，文西兄以很平静的语气吟了句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我至今没有理解。临走的时候，我问文西兄：“芯片缺货涨价对你最大影响是什么？”文西笑着叹了口气，说：“工资没涨，活更累了，出去玩也更贵了。”回去的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移动的高楼，突然脑子里冒出来文西兄提到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三、“赌老板”，月赚十几万“原厂是黄四郎，代理商是汤师爷，终端是前任鹅城县长。”——芯片销售姜河海90后的姜河海刚做了芯片销售一年出头，平时喜欢看新闻，瞎研究。我与河海关系最为要好，空闲时经常一起玩游戏。从河海今年新增的皮肤数量上，我就能知道今年他没少赚钱。河海游戏技术菜，但有韧劲，肯花时间研究，上个赛季摸索游戏机制，靠挂机上了王者。我问河海：“你觉得今年做芯片的谁最赚钱？”河海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有现货的最赚钱。医疗器械、储能、汽车、通讯、安防等等几乎每个行业都缺货。缺货意味着涨价，要想赚到大钱，要么是未卜先知，赌上身家提前囤货；要么是原厂、代理或终端有关系，能拿到现货。TI、ST、NXP、ADI、高通、博通、英飞凌等芯片未来几个月依然会很缺，分析机构的研报显示8月芯片交期已经拉长到了21周。要是我年初买点芯片屯着，不比买基金强？”讲到这个的时候，河海点了支烟，说道：“今年就有很多做TI、ST现货的**（广西方言），朋友圈在晒旅游照，已经可以提前退休了。”见我疑惑，河海没有说什么，话锋一转，道：“除了像汽车电子这种芯片认证较难、原厂较少、产能的确不足的行业外，有很多消费电子这种从目前各种统计数据来看都有些疲软，为什么现在依然严重缺货？”我没有回答，河海接边看手机边说：“其实今年华强北的很多货都是从终端拿的，这种缺货的情况下，分给代理商多少芯片要看原厂心情，猫腻最大的在终端这块。以消费电子芯片为例，终端申报到原厂的需求在增加，原厂现货不够分，但在华强北总能找到货，而且是原装正品芯片。为啥？消费电子产品很多生活非必需品，如果价格上涨过高，传导到消费者那里便不能被接受。如果元器件成本的涨幅超过产品利润，某些大一点能从原厂拿到货的终端便卖起了芯片，所以传闻中做产品的也去卖芯片也不足为奇了。这样就会导致终端虚报需求，原厂芯片交期拉长到几十个月，最终有批人先富了起来。芯片流转变成了原厂→大终端→华强北分销商→中小终端。在这个流转的环节中，真正有需求的客户有可能拿不到货，炒货的人手上有库存，供需不均匀，资源错位。最苦的是谁？真正有需求，但没芯片的终端。芯片价格太高怎么办？直接选择躺平，放弃生产产品。即使是汽车芯片，按照正常情况也不会缺货这么严重，为啥？一是几家芯片原厂产能与消费复苏的矛盾问题；二是新能源汽车相比传统汽车芯片用量大；三是车企恐慌性备货。据我所知，最舍得出价钱，市场扫货最积极的主要那几家新能源，这些人现在就不是靠卖车赚钱，人家是去美利坚赚dollar的，爱国企业，有钱。”在我问到，这样普遍缺货的行情还能持续多久的时候，河海给我转了两条新闻：“联电、世界、力积电等晶圆厂近期要求部分IC设计客户签订“保价保量”合约，以今年第4季最新调升后的价格为基准，合约期限平均二年、最长三年，明年起生效。摩根士丹利报告显示，整体半导体需求可能被高估了，预计台积电等代工厂，最快会在今年第4季会发生订单遭到削减。”转给我新闻之后，河海没有过多解释。略微正式又又夹杂着疑问的语气说：“其实我每天研究这些，对我也没什么用。对我们销售而言，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赌老板’。老板有能力搞到货，我恰好能找到合适的需求，这便是能力。不瞒你说，上个月我赚了十几万，如果换一家公司，还能赚这么多吗？”我顾不得考虑什么能力不能力，满脑子都是羡慕。河海岔开话题，问我：“你觉得原厂知道终端在偷偷卖芯片吗？”我笑着回：“你一个销售都知道，更何况是原厂？”我们相视而笑，我让河海分析分析：他提到的原厂、代理商和终端是什么关系？ 河海想了很久，食指边敲桌子边说：“原厂是黄四郎，代理商是汤师爷，终端是前任鹅城县长。”四、尾声是赌，就会有输赢。一夜暴富故事最容易在充满鸭屎香味的一米柜台前流传，激励着一批批来深圳追梦的人。但是如果你细心去看，偶尔也可能会在嘈杂的半空中飘荡着如：某人借高利贷囤货，原厂放货，赌输跳楼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远不如一夜暴富流传更久，往往伴随着几句jia die（潮汕话“喝茶”）及几声叹息，像烟一样，淡淡的，风一吹，就全都散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人，来来往往；货，真真假假；故事，有喜有悲。这，便是华强北。“山寨手机王子”陈金陵，传闻曾坐拥上亿资产，如今成为街头流浪汉......

欧盟正式提交统一充电接口议案

　　北京时间9月23日晚间消息，据报道，欧盟委员会今日正式提出一项议案，计划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充电接口统一为USB-C。显然，此举对苹果公司的影响最大。　　事实上，欧盟的这一举措已经酝酿了10多年，但直至今日才正式提交议案。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不仅对环境大有裨益，同时每年也能为用户节省约2.5亿欧元（约合2.93亿美元）。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议，USB-C将成为所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耳机、便携式扬声器和手持视频游戏机的标准接口。此外，充电器也将与电子设备分开销售。　　在不久的将来，欧盟委员会还修改将其生态设计法规，使外部电源可以互操作，这也是统一充电标准的最后一步。　　欧盟委员会还特别强调，此举不是针对苹果公司，主要是因为，尽管进行了十年的谈判，但各家公司未能就共同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据悉，经过过去十年的谈判，手机充电器的接口标准已从30个减少到3个。　　对于该提议，苹果提出了反对意见。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仍担心，只允许一种类型的充电器会扼杀创新，而不是激励创新，这反过来会损害欧洲和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根据欧盟委员会将的提议，该提案被通过后，各设备厂商将有24个月的过渡期。对于24个月的过渡期，苹果同样表示担忧。　　相比之下，欧盟委员会行业负责人蒂埃里·布雷东（Thierry Breton）则指出了多个充电标准的种种弊端。　　布雷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的工作就是，尽我所能消除这些弊端。”对于苹果的辩护，布雷顿显得不屑一顾，认为那是陈词滥调。　　他说：“我认识这些公司很多年了。每次我们提出提案时，他们都说‘哦，这将违背创新’。不，这不是反对创新，也不是针对任何人。就像欧盟委员会所做的一切一样，这是为了消费者。”　　长期以来，iPhone和Android用户一直抱怨，他们的手机必须使用不同的充电器。前者通过Lightning接口充电，而Android设备则使用USB-C接口。　　根据欧盟委员会2019年的一项研究，2018年随手机销售的充电器中，有一半配备了USB Micro-B接口连接器，29%配备了USB-C连接器，21%配备了Lightning连接器。　　该提案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盟立法人员的批准，之后，各公司将有两年的时间进行调整。

关于新冠疫苗加强针，《柳叶刀》：迄今的研究证据不支持普通人接种新冠疫苗

9月22日消息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现在线发表了一项由国际科学家团队撰写的综述文章。文章指出，即使针对德尔塔变异株，现有新冠疫苗对重症 COVID-19 都有很高的疫苗效力，因此，现阶段为普通人群接种加强针并不合适。简单来说，他们认为现阶段将疫苗推广到全世界更多区域和人群建立免疫屏障比起为部分人群提供加强针更具有意义。据国家卫健委，截至9月21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确诊病例984例（其中重症病例14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8233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6770人。IT之家曾报道，截至2021年9月21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18260.4 万剂次。全国新冠疫苗接种总人数超过11亿，接种总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8%。从《柳叶刀》研究结果来看，科学家发现接种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和阿尔法变异株所致的新冠重症的保护效力达95%，对预防感染这两种新冠病毒变异株的保护效力超过 80%，也就是说疫苗对预防新冠重症的保护效力大于轻症病例。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否在疫苗覆盖率高的人群中，由未接种疫苗的少数人传播仍是病毒蔓延的主要因素，而人们也面临着罹患新冠重症的最高风险。

最高检重申：对民企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的 尽量不捕不诉

（原标题：最高检重申：对民企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的 尽量不捕不诉）9月22日，国新办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检察机关护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重申，对民营企业负责人涉嫌经营类犯罪的，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就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依法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表示，检察机关一方面一视同仁地对各类市场主体予以保护，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内资、外资，都一视同仁。另一方面，我们还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对应的保护措施。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检察机关针对一些涉民企案件既未撤案又未移送审查起诉，长期被“挂案”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清理。数据显示，2019年，最高检一共排查出2687件这类“挂案”，逐一跟踪督办；2020年，最高检又会同公安部共同开展新一轮的专项清理，截至2021年8月，最高检一共排查出了7136件这类“挂案”，目前已经清理了6332件。有案例显示，一家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税款4万多元，2010年被立案侦查。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侦查人员没有去进一步查证。2018年有关司法解释将该罪名起刑点提高到5万元，但办案机关仍没有结案。检察机关依法监督撤案。数据显示，2013年1月至今年8月，检察机关共监督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17万多件、监督撤销属于轻微违法或经济纠纷等不应当刑事立案而立案的15万多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裁判，分别提出抗诉6.6万件、3.6万件、1500件。与此同时，最高检近期还创新开展了涉案企业的合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同时，通过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积极进行合规整改，帮助这些涉案企业查找出违法犯罪的制度原因，并完善相关制度，填补漏洞，促使这些涉案企业能合规守法经营，真正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郑新俭说。自去年3月起，最高检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的6家基层检察院开展了试点。今年3月，最高检又扩大了试点范围，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0个省份的27个市级检察院、165个基层检察院开展试点。截至今年8月份，一共办理了这一类涉企业的合规案件206件。郑新俭表示，对于这些涉案企业，检察机关在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的同时，通过要求这些企业履行合规承诺，督促其进行合规整改，堵住违法犯罪的漏洞，避免以后类似的违法犯罪案件发生。此外，为了使企业合规整改这项工作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规定的要求，真正取得合规整改的实际效果。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会同司法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中国贸易促进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建立起对企业合规的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郑新俭表示，检察机关将切实做好企业合规的试点工作，尤其是做好第三方监管监督机制这一方面的工作，使企业合规这项制度和工作真正发挥出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