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债券违约频发,忙着四处“灭火”的不仅有违约主体,还有主承销商,后者的角色和职责也受到热议。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针对违约主体和主承销商的自律处分信息一直在不断更新。业内人士分析称,债市目前还处在风险暴露的阶段,而问责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关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承销商被“关注” 据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截至目前,年内已通报16则自律处分,是去年同期的1倍多。其中大多数通报针对违约主体,不过“上榜”的主承销商也在悄然增多,今年已有3家,而2015-2017年全年分别仅为2家、2家和0家。 监管对主承销商的关注有所加强,还体现在4月下旬发布的文件,对主承销商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风险管理相关要求进一步细化,包括设立专职专岗进行风险监测、对存续企业按照四类划分设立重点关注池、定期报告监测结果等。 此前,去年6月,中证协向多家券商下发一份征求意见稿,连续两年评级在A级以下的券商,若这两年作为主承销商的公司债券承销金额行业排名未进入前20位,则将失去公司债承销业务资格。 梳理主承销商们的问题,不少也集中在信息披露等工作上。如今年被通报的主承销商中,招商证券和浙商银行被点名的原因均是“未能及时跟进监测发行人资产无偿划转事项并督导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等相关工作”,恒丰银行则是“尽职调查工作不充分”等。 扯皮的过往 “可以看出,监管旨在通过加强主承销商自律精神,加强承销过程中的监管和惩戒来规范债券发行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刘澄分析称。而加强问责和厘清责任在债券市场“地雷”密布的当下更显得重要。近年债券违约事件频发,承销风波也接连不断。 债权人密集向承销商“开炮”的一个时期出现在2016年。先有云峰集团三只债券违约,承销商广发银行和浦发银行受到投资者质疑,原因几乎都是调查失职、信披不实等;后有工商银行被指没有及时披露承销债券的发行方春和集团的违约情况,触发交叉违约条款。 承销商的表态均是“喊冤”,并称会持续协助投资人追偿。多位债券分析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人士也表示,承销商的责任在于督导发行人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由审计公司来负责。 但由于此前相关政策的不周密,扯皮事件仍不断上演。在债市影响较大的“五洋债”违约事件中,还出现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罢免了主承销商兼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的受托管理人资格情况,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第一例受托管理人资格被罢免的案例。 问责制仍待完善 在500金研究院院长肖磊看来,目前监管大的趋势仍在收紧,银行间债券市场也处在熊市当中,问题会暴露得比较明显,这其中一方面也是主承销商未尽责造成的,因此问责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事来看,可能会稍微降低供给侧,对债券市场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整体来说这还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整个债券市场目前还处在风险暴露的阶段。”肖磊说道。 4月对主承销商的细化要求文件下发时,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负责人也表示,今后一段时间要继续健全风险预警监测评估体系,探索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包括明确细化对中介机构的要求,更好地发挥持有人会议的作用等。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认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承销银行的自律处分或刚刚开始,预计未来两年针对债券承销商违规处罚会比以往增多,责任明确之后银行承销积极性将大打折扣。事实上,在前两年债券违约集中爆发的时期,已有部分频繁“踩雷”的银行主动收缩承销规模以减少风险承担。不过刘澄认为,机构承销热情不一定会降低,反而是在市场规范后,对优质债券的争夺会更为激烈。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原标题:【社论】“先予仲裁”不能成了P2P的新套路 一个人没有去抢劫,法院对他的“判决书”却已经下来了,只要他真的抢劫了,那么就可以拿着判决书去枪毙他。这听着很荒谬!这其实是剥夺了当事人的正当申辩权。日前被最高人民法院叫停执行的“先予仲裁”也是如此。 目前,一些P2P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向公民借款之后,为了确保自身利益,避免欠款之后还要通过正常的诉讼、仲裁渠道索要借款,打出了法律擦边球。个别仲裁委员会也积极“服务”推出了“先予仲裁”,即,在欠款合同尚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仲裁机构就已做出具有法律执行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还没有拖欠还款,却已对他的“违约”做出了裁决。有的仲裁协议甚至赤裸裸站在网贷平台一边,剥夺借款人的正当申辩权利,约定借款人必须“放弃提供证据”“放弃答辩权”。 你还没有违约,甚至平台还没有全部放款,你的“违约仲裁书”已经出来了,这个“业务创新”给个别的仲裁委员会带来了巨大的业务收入。湛江仲裁委在2017年“网络仲裁”的案件居然高达159万多件!要知道,整个广东省三级人民法院、这么多法庭,也只能审结约100万件。 事实上,这种“先予仲裁”是把作为准司法机构的仲裁委员会变成了P2P平台的“法务部”,直接通过公权力赋予了借款合同的强制执行力,甚至赤裸裸地剥夺借款人的答辩权,完全有悖于基本的程序正义。P2P平台就可以凭着这一纸仲裁书,直接要求法院执行,把烫手山芋扔到了法院的执行机关。 之前,因为大量由湛江仲裁委仲裁的北京某公司申请的网络P2P小额借贷纠纷执行案件涌入厦门中院,厦门中院不得不公开怒怼湛江仲裁委:对“先予仲裁”执行说不!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认定“先予仲裁”违反《仲裁法》,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近年,个别地方的仲裁委、公证机关开拓新业务,结果在不少的灰色金融案件中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严重侵蚀了国家的司法公信。去年被曝光的“养老骗局”中,一些老人被骗子忽悠,将房子抵押借贷去“理财”,还在公证处签了“借款+委托售房”的公证,这其实是规避了法律禁止的“流押契约”。结果,严肃的公证书变成了诈骗的道具。事件曝光之后,司法部严令北京方正公证处停业整顿,祭出整改重拳。 从“套路贷”到“以房养老”骗局,再到这次被最高法叫停的“先予仲裁”,仲裁委、公证处等非传统司法机关开拓的某些新业务走入了“灰色地带”,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让一些灰色金融甚至诈骗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是必须高度警惕的。司法改革不能遗忘仲裁委、公证处等重要关口,否则就可能沦为马其诺防线。 ...
“将3000万元在盛京银行存3个月,就可以拿到好处费240万。”在金融中介人员张某承诺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在大连经营典当行的朱宏玉、孟祥峰二人于2014年10月在沈阳市盛京银行营业部各存入3000万元,但没想到的是,3个月后取款时,却发现存款早已不翼而飞。 内外勾结实施诈骗 公开资料显示,盛京银行(02066.HK)是东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城商行,主要提供包括公司及零售存款、贷款和垫款、支付结算等银行业务。2014年12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截至2017年末,盛京银行在沈阳、北京、上海、大连、丹东等城市共设有18家分行。 经调查,该案是一起重大银行员工内外勾结实施的金融诈骗案件,6名被告人李某、龙某、明某、崔某、刘某、王某一审均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但朱宏玉、孟祥峰二人共计6000万元的存款要追回仍困难重重。 6名被告中,李某、龙某因公司经营有筹措资金需求;刘某为金融中介人员;崔某为一家国有大行盛京支行的职员;明某与李某为朋友关系,同时也是盛京银行鸭绿江支行柜员王某的丈夫。 时间回到2014年10月,在张某高额贴息承诺的诱惑下,朱宏玉、孟祥峰二人分别于16日、17日在沈阳市盛京银行营业部开户办理了储蓄存折及关联的玫瑰储蓄卡,并通过网银存入账户3000万元,然后前往另外一家网点鸭绿江支行崔某所在的柜台查询,将到账信息打印在存折后离开。 据朱宏玉对《华夏时报》记者称,确认到账后,二人分别获得了存款好处费240万元。 然而3个月后,2015年1月23日,朱、孟二人来到盛京银行营业部办理汇款时,被告知二人上述账户中共计6000万元存款已被转出,且是在鸭绿江支行办理的转款业务。但朱、孟二人称:“当时只在鸭绿江支行办理过查询业务,并未办理过任何形式的转账。” 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的沈阳中院刑事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6名被告在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以借款为名,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取得被害人朱宏玉、孟祥峰的信任。于2014年10月16日、10月17日分两次通过骗取被害人身份证复印件、账户密码的手段用私自填写的转款凭证,在沈阳市盛京银行鸭绿江支行内,将被害人账户共计6000万元转移。其中480万元转入朱宏玉指定的两个账户内。其余钱款被6名被告人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消费使用。 存款还是借款? 钱是如何转走的呢?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朱、孟二人在鸭绿江支行柜员王某所在窗口处要求查询存款打印存折,并将身份证、银行卡、存折同时交给王某,李某此前已与王某丈夫明某就转款过程进行谋划,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被害人姓名等信息后取得银行卡账号,并安排崔某以被害人名义填写转账凭条提前交予王某。王某在接过存折后先将3000万元余额打印在存折上,违反银行操作规定,在不当面核实转款人意愿的情况下办理了转账,并隐匿了转账回执单。 王某供述称,在李某向其提供姓名和出生日期后,其以拉存款需要提前查询是否到账为由,申请主管授权查询到相关账号告知李某,以供崔某填写转账单。而在转账过程中,因转款100万元以上需行长授权,其向上级主管隐瞒了崔某事先填写转账单的事实,主管人员看到本人在场并核对身份证件后,向主管行长申请获得了远程授权。 判决书还显示,明某供述称,案发前李某向其称有人可以出借6000万元,但他没有抵押物,希望通过其妻子王某在盛京银行转一下,明某同意并提出使用其中的1000万元为条件。明某还供述称,王某在此之前采用同样方式操作过多次这种转款。 案件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审理过程中均辩称,朱、孟二人对于采取通过银行先存款,后转账给被害人使用的方式出借资金是知情的,行为目的是既能获取被告人支付的高额利息,又能规避风险,不应认定为诈骗,属于民间借贷关系。 而朱、孟二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认为,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朱宏玉陈述,存款3个月到期前几日其曾打电话给张某,称钱到期了,张某提出续期3个月再给好处费400万元,其未同意。 对此,沈阳中院认为,经查,上述行为显然与常识中的“民间借款”行为不符。因此,6名被告一审均被以诈骗罪判处。 追讨3年未果 案发后,朱宏玉、孟祥峰将盛京银行诉至法院,分别请求判令盛京银行立即支付存款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其二人认为,将资金存入盛京银行营业部,就与盛京银行之间形成存储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有义务保证资金安全和随时自由取款汇款的权利。 2015年5月,沈阳中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法律关系无法确定,须等待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作出中止诉讼裁定。2015年11月,沈阳中院以涉及经济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为由,驳回了孟祥峰的起诉。 此后,朱、孟二人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高院认为,与盛京银行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资金的所有权即归属于盛京银行。公安机关虽以“孟祥峰、朱宏玉被诈骗案”予以立案,但因诈骗犯罪形成的刑事犯罪法律关系与储蓄存款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也非同一法律事实,犯罪嫌疑人的侵权行为不能否定储蓄存款关系。存款被犯罪嫌疑人从银行账户转出,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盛京银行的财产所有权。盛京银行认为存款人是有过错的,则负有举证责任。高院裁定,撤销原审作出的驳回裁定,并指令沈阳中院进行审理。 2016年8月,沈阳中院以“本案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裁定中止诉讼。2017年9月,沈阳中院再次作出裁定,驳回孟祥峰的起诉。 据孟祥峰称,他们两人此后再次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5月31日,高院撤销原审法院的驳回裁定,指令中院审理。 6月7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盛京银行年报披露的总行号码联系采访,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而鸭绿江支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回应称,将向上级反馈,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
记者11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先予仲裁”裁决应否立案执行的请示作出批复指出,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机构在纠纷发生前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据介绍,2018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2018年以来,大量当事人持“先予仲裁”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大多是网络借贷合同纠纷。对“先予仲裁”裁决的性质、应否执行、如何执行等法律问题,各地法院存在较大分歧,法律适用标准及处理情况不统一,亟待释明。 最高法对此批复指出,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相关规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立案执行。但是,根据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仲裁机构可以仲裁的是当事人间已经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批复还规定,下列情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一是仲裁机构未依照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审理纠纷或者主持调解,径行根据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签订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的;二是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未保障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仲裁法规定的基本程序权利的。 批复明确,前款规定情形中,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以约定弃权条款为由,主张仲裁程序未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批复自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最高法同时明确,人民法院办理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纠纷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执行案件,适用本批复。 “无争议即无仲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解读“先予仲裁”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先予仲裁”相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将于6月12日施行。批复公布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由于金融监管政策原因,P2P网贷平台自身被禁止提供增信措施,有些网贷平台就通过引入仲裁,为借贷交易的信用背书。”该负责人介绍,部分仲裁机构为拓展仲裁业务而创新出“先予仲裁”。概括其模式为,当事人在签订、履行网络借贷合同且未发生纠纷时,即请求仲裁机构依其现有协议先行作出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调解书和根据调解协议制作的仲裁裁决。部分仲裁机构近年受理此类案件数量达到百万件。 该负责人说,最高法此次作出的批复明确,仲裁机构在当事人未发生网络借贷纠纷时,先予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不应作为执行案件立案受理。 “根据仲裁法第二条,仲裁机构可以仲裁的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纠纷的特点就在于当事各方对民事权利义务存在争议。”该负责人说,仲裁的本质在于有争议或者纠纷实际发生,无争议即无仲裁,仲裁的启动必须以实际发生争议为前提。 该负责人表示,从“先予仲裁”案件特点看,当事人间只是存在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或者风险,仲裁机构在纠纷未实际发生时,事先直接径行作出给付裁决或者调解书,脱离了仲裁的基本原理和制度目的。 最高法的批复,还明确了认定网络借贷合同纠纷中,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两种具体情形。 一类是当事人签订网络借贷合同且尚未发生纠纷时即签订调解、和解协议并申请仲裁,后发生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的情形,仲裁机构仍不经审理或者调解程序,就根据事先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 “调解、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为解决纠纷而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该负责人说,“仲裁庭没有审理合同履行的事实,没有听取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的意思表示,而是按纠纷发生前预设的调解、和解协议内容,径行作出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而且影响正确、公正裁决。所作裁决或者调解书也不是当事人关于和解内容的真实合意,应当认定为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裁定不予执行。” 最高法明确的另一类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是部分网贷平台,采用格式条款约定借款人放弃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基本程序权利,甚至约定借款人放弃对仲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 “我们认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因此,合同法规定格式条款不得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该负责人说,“同理,仲裁协议中通过格式条款排除当事人申请回避、举证质证权利乃至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抗辩权利等法律赋予的基本程序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 该负责人表示,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形比较复杂,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很难判断,一般应在立案后按照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进行司法审查,作出裁定。 该负责人还表示,无论是网络借贷合同纠纷,还是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纠纷,在人民法院对其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适用法律的尺度应是一致的,故批复规定,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纠纷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执行案件,适用本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包括仲裁制度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注意充分发挥仲裁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方面的重要作用。”该负责人说,“我们也特别期望进一步规范仲裁工作,提高仲裁质量,增强仲裁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使仲裁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共同发挥好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 ...
这些临床使用效果好、价格低的药品为何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近日,有多家媒体曝出,被称为乳腺癌“救命药”的赫赛汀自去年纳入医保之后,在全国多地出现缺货状态。 其实药品短缺已不是偶发现象,短缺药品中不乏廉价常用药,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救命药”。 廉价“救命药”轮番消失,哪些常见药中了枪? 过去几年,“药荒”轮番上演:2011年,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出现全国性紧缺;2012年,治疗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短缺;2013年,治疗甲亢的“他巴唑”断货;2015年,心外科用药“地高辛片”、“放线菌素D”全国断供…… 这些首选救命药多是已纳入医保的低价药,此类药品的短缺,使患者们不得不选择昂贵的替代药品。严重的供不应求,还滋生了短缺药品的“黑市”。 在医药市场上多次断供的“放线菌素D”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治疗儿童的肾母细胞瘤、妇科的滋养细胞肿瘤等疗效确切。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部分实体肿瘤诊疗指南中,“放线菌素D”被列入首选化疗方案。该药的价格在化疗药物中算是便宜的,属医保报销药品,0.2mg/支的“放线菌素D”,价格为10多元,一个疗程仅需10余支。可以说,该药是名副其实的廉价“救命药”。而在药品断供的情况下,国外替代药一支近6000元。 除了价格高昂的进口替代药之外,药店供给无法满足患者购药刚需的现状也给了一些人可趁之机。一药难求的情况下,黄牛做起了倒卖生意。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盒治疗罕见的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正常零售价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医院却难觅踪影。而“黑市”上的售价竟超过了4000元。但即使是这样的“天价”,由于药品本身的稀缺性,也仍然不容易买到。上文中提到的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正常价格10元一支,在一药难求的情况下,已经被黄牛贩子炒到了上万元一支。 这些临床使用效果好、价格低的药品为何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降价药品缺乏利润空间,遭药店拒卖 廉价药逐渐消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利润空间,并且随之形成了原料供应商、药品生产企业与销售终端的博弈。 很多药店都拒卖药效更好的廉价药,这些药品在采购过程中,常被厂家告知原料缺乏、厂家暂时不生产等,进而向购买者推荐利润更丰厚的替代药。 北京青年报曾报道,作为一种助消化的常见药,售价为0.9元的“干酵母片”已经很难在药店里买到了。店员推荐的多为诸如“健胃消食片”、“乳酸菌素片”等售价在15元以上的药品。店员推荐最多的“乳酸菌素片”,批发价仅为5元,售价为28元。 对此, 永安堂大药房店员说:“现在哪个药店还卖9毛钱一包的药,都不挣钱。”健安福医药超市的店员则称:“这么便宜的药,厂家已经不生产了吧?反正我们进不到货。” 有媒体记者按照“天桥牌干酵母片”包装袋上所注明的企业电话号码,联系了生产厂家“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没有停产,也没有减产,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正常生产。”而为何出售该药的零售店减少,厂家回答:“可能是这个药比较便宜,药店觉得不挣钱吧。” 一降价就消失?其实是换个包装,重新报价 有些看似消失了的药品,其实只是“换了个身份”重新出现而已。有媒体报道,我国曾上演过每年批1万多种“新药”,同一成分“死而复生”、“此死彼生”的闹剧。 力诺药业市场营销经理张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降价死”其实是假死,是换包装、换“马甲”。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山东)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唐小辉介绍,当时“死掉”的主要是那些实际成分不变,换包装、改剂型、变规格、造新名后重新报价的品种,在当时情况下,只要有变化,就可以换名,就可以提价。 很多企业纷纷在创“新药”上做文章:把原来的每瓶100片的大包装,换成每板10片的铝塑装;原来的粉剂改成片剂、针剂、胶囊、缓释片;每片含有效成分150毫克的变为50毫克、1克……药的主要成分及疗效差别不大,可价格一下就翻了十几倍,使原来相对利薄的品种,被动出局。 不过,如今这种换马甲的“假死”现象正在减少,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操作的日益规范,现在药品申请换规格的费用已经与申请新产品相差无几。药号批文成本的提高使换“马甲”越来越难。 进口抗癌药品降价,短期内供不应求 国产药大幅降价降低了利润空间,也会降低药企的生产医院和药房的销售医院,进而导致一些廉价药品的消失,出现“救命药”一药难求的窘境。而在进口药集中议价以及零关税等因素的影响下,赫赛汀在降价潮中的断供现象是否是进口药“降价死”的苗头? 两年前,抗癌药赫赛汀的国内市场价格约为每单位24500元,一个疗程约四五十万元。但经过2017年的价格集中谈判后,其进入医保药品目录后的支付标准降至每单位7600元,降幅约为70%。由于使用的患者人数剧增,造成全国范围内供不应求的缺货状态。 作为第一批通过以量换价压低价格并进入医保目录的36种高价进口药之一,对于赫赛汀可能出现的“降价死”现象,自然不能掉以轻心。在价格谈判中,要求跨国药企对国内市场的需求量波动有所预见和准备,优化药品生产与供应链条,保证相对稳定的供应量,或许能有效预防进口药降价死现象的发生。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信托产品配置各公司股权情况一览注:以公开信息为准,包括曾经持股情况 温州人胡成中掌舵的德力西近年来力推多元化,但旗下上市平台广东甘化、德新交运的经营运作却乏善可陈,并且这两家公司去年以来愈发呈现出庄股化特征,虽名为公众上市公司,但更像是被少数投资机构牢牢控盘的公司。 这仅是表象。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那些穿着马甲抱团持有广东甘化的多个信托产品,其择股范围高度一致,疑似同一团队在幕后操盘。不仅如此,大部分标的公司都与德力西或上海中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梳理发现,利用信托产品隐身的相关资金,更像是追寻胡成中、虞建明这两位温州老乡足迹而进行的针对性投资。这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精心布置的资本局?诸多异象背后是否已构成蒙面举牌?又有哪些利益暗门?亟待监管部门查实。 ⊙记者 徐锐 王子霖 ○编辑 全泽源 这两年温州游资在A股市场声名鹊起。不为人所知的是,崛起于温州乐清的产业巨子胡成中,在A股市场的布局亦明显带有庄股化特征。 作为国内低压电器两大龙头企业的掌门人,正泰电器的南存辉与德力西的胡成中曾沿同一起跑线出发:两人曾是小学同窗,1984年在温州乐清柳市共同创业,1991年分道扬镳,胡成中创办了德力西,南存辉创建了正泰。至此,两人关系从合伙人变成了竞争对手。掌舵者不同的经营理念,将正泰和德力西带向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正泰电器2010年登陆A股市场后,德力西随后于2011年买壳广东甘化落子A股市场。与前者稳健经营专注主业不同,德力西近年来力推多元化,但旗下上市平台经营运作却乏善可陈:广东甘化多次谋划转型未果,缺乏持续盈利能力;德新交运2017年和今年一季度业绩同比均大幅下滑。 与业绩惨淡相映异趣的是股票诡异走势。德力西掌控下的广东甘化、德新交运自去年以来愈发呈现出庄股化特征,虽名为公众上市公司,但更像是被少数投资机构牢牢控盘的公司。 这仅是表象。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那些穿着马甲抱团持有广东甘化的多个信托产品,其择股范围高度一致,疑似同一团队在幕后操盘。不仅如此,大部分标的公司都与德力西或上海中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一步梳理发现,利用信托产品隐身的相关资金,更像是追寻胡成中、虞建明这两位温州老乡足迹而进行的针对性投资。这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精心布置的资本局?诸多异象背后是否已构成蒙面举牌?又有哪些利益暗门?亟待监管部门查实。 庄股特征明显:被高度控盘的德力西系 作为德力西首个A股上市平台,广东甘化近期的每日股价走势更像是一幅幅心电图。从股价走势看,广东甘化明显已经被高度控盘了。有私募人士表示。 一家主业惨淡的A股公司,前十大股东榜里几乎全是信托计划。这些穿着马甲、从公开渠道无法看透背后资金是何方神圣的投资产品,硬生生支撑着广东甘化近90亿元的市值。 作为德力西首个A股上市平台,广东甘化近期的每日股价走势更像是一幅幅心电图:在成交稀少、交投极为清淡的背景下,一笔不大的买单即可将股价拉出一条直线,一段时间后另一小笔卖单又将股价直线打回,如此反复。 再看广东甘化的日K线走势,在2017年4月下旬至2018年1月下旬期间,公司单日收盘价都在极小的范围内波动。同样,在今年3月下旬至5月初,公司股价也是在一个平台上低频波动。 从股价走势看,广东甘化明显已经被高度控盘了。一位浸淫A股市场多年的私募人士告诉记者,根据过往经验,广东甘化去年以来股价之所以走出类似庄股的怪异走势,主因应是市场中的大部分流通股已被少数投资大户所掌控,导致可流通交易筹码稀少。 的确,根据广东甘化2018年一季报所披露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除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外,其余九个席位已全部被信托、资管产品所占据。 进一步来看,广东甘化目前总股本为约4.43亿股,剔除德力西集团和胡成中合计所持有的19035万股股份,广东甘化实际流通股份为25251万股。反观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的9个信托、资管产品截至3月末合计持有6903万股,占整体流通盘近三成比重。 这只是冰山一角。由于一季报仅披露了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持股,因此这仅是浮在水面上的明筹。另一个数据也可佐证,随着资金大户的持续吸筹,广东甘化整体股东户数也持续减少,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已降至1.28万户,户均持股数高达3.46万股。而2015年末的这两个数据则分别是2.59万户与1.71万股。 回顾A股过往案例,通过高度控盘方式来强行改变股价应有走势的庄股,一旦所谓的庄家因资金、政策等问题被迫抛售持股,打破看似的平稳走势后,相关个股最终都难逃崩盘的命运。 德力西旗下的另一上市平台,德新交运已在今年4月上演了崩盘的走势。 复盘可见,在2017年11月之前,德新交运的股价走势已显现出被高度控盘的特征,即大部分时间股价波动极小且换手率低。而一旦风吹草动,就会打破平静。 一个典型事件是,由于德新交运2017年11月因筹划资产重组停牌,直至今年3月30日方才复牌。在复盘当日,公司股价低开低走被大量卖单快速封至跌停。事后来看,当日出逃的并非散户。原因在于德新交运在今年一季度仅交易一天,即3月30日放量成交了757万股。而就是通过这一天交易,德新交运股东户数从去年末的2328户急剧增至一季末的5832户,即一天时间股东户数增加了1.5倍。 显然,当日股价跌停是由于个别持股大户的抛售所致。结合过往案例,对于高度控盘型公司,一旦股价放量大跌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加之彼时恰逢德新交运首发限售股解禁,公司股价随后3个交易日无量跌停,至今仍未改下跌趋势。相较于3月30日55元/股的最高价,公司最新股价已跌至17元附近,区间跌幅可谓惨烈。 疑似蒙面举牌:信托产品的隐秘勾连 调查发现,扎推投资广东甘化的信托产品并非各自为战,一些产品所投资个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似由同一阵营整体布局,或是为规避表面触及举牌红线而分散投资。 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何如此多信托、资管产品扎堆布局主营羸弱、2017年亏损2.83亿元的广东甘化? 上证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扎推投资广东甘化的信托产品并非各自为战,一些产品所投资个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似由同一阵营整体布局,或是为规避表面触及举牌红线而分散投资。倘若如此,其相关行为也将构成监管部门严打的蒙面举牌。 首先,作为持股规模仅次于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的信托产品,陕国投·聚宝盆37号截至今年3月末所持广东甘化股份数已达2166.79万股。而同样由陕国投发行的聚宝盆36号则以974.93万股紧随其后,位列第三大股东。 记者注意到,从产品序号来看,聚宝盆36号、聚宝盆37号成立时间应较为接近,且两个产品均是从2017年一季度建仓广东甘化,同时进入十大流通股东序列。 不仅如此,两产品的重仓持仓个股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在2017年末,上述两信托产品均重点持有广东甘化、新日恒力等两只个股。不过,聚宝盆36号在今年一季度从新日恒力十大流通股东榜单消失。 值得玩味的是,同时看好广东甘化、新日恒力两只个股的信托、资管产品不止聚宝盆系列的两只产品。 明细来看,今年一季度末,持有广东甘化749.26万股的前海开源国泓1号,同期另持有新日恒力1119.45万股;同样,云信-弘升26号在持有538.23万股广东甘化股份的同时,还持有新日恒力952.63万股。 更蹊跷的是两只新信托产品的加入。经记者查询,一季度进驻广东甘化十大流通股东榜单的华鑫信托·华鹏66号和光大信托·金石17号均是在2018年1月26日成立的。而在两个产品的重点持仓标的中,共同的持仓标的多达4家,其中3家分别是广东甘化、新日恒力和华统股份。 上述两只新信托产品的共同持仓标的,与聚宝盆36号、聚宝盆37号的重点持仓标的高度一致。尤其是聚宝盆37号,其2017年末进入十大流通股东名单的标的就是上述三只个股,但在今年一季度减持了华统股份,华鹏66号和金石17号则接棒入围。 综上可知,在广东甘化3月末的十大流通股东中,除控股股东外,其余股东中竟有6家同时大举买入广东甘化和新日恒力。这仅仅是巧合吗? 如果说由6个不同投资者、不同投资思路运作的信托资管产品,同时选中并建仓相同两只个股,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但这种概率非常低。根据过往投资套路,更大的可能是相关产品乃是出自同一团队之手。有私募人士表示,上述6只产品每个产品的投资标的并不多,但却能有两只标的或以上的标的重合,尤其是同一天成立的华鹏66号和金石17号,竟然与成立时间相近的聚宝盆36号、聚宝盆37号共同持有3只或4只同样股票,这恐怕不是偶然之举。 谁能看透马甲背后的资本真面目?在目前监管部门动用大数据、查询IP地址等先进手段从严监管的氛围下,想要查证上述信托资管产品是否由同一人或团队操控,其实并不难。 上述异象有必要穿透核查。因为仅聚宝盆37号一季度末便已持有广东甘化4.89%股权,若与聚宝盆36号或华鹏66号、金石17号等信托产品由同一幕后投资人控制,那么整体持股比例早已超过了5%的举牌线,从而构成了蒙面举牌的违规行为。 就在今年4月,沪深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出台原因之一即是为防治买而不举、蒙面举牌等乱象。上述信托、资管产品在股票投资标的选择上呈现高度重合性的背后,是否真存在蒙面举牌等行为?有待监管部门查实。 关系藕断丝连:德力西的资本朋友圈 扎堆持股广东甘化和新日恒力的信托产品,表面看天南地北,细查其实颇有瓜葛——它们重点押注的个股,都出自德力西阵营、上海中能阵营所控股上市公司或是两者有过投资经历的公司。 几个信托产品扎堆持股的广东甘化和新日恒力,表面看天南地北,细查其实颇有瓜葛。 据强韵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上证报记者查询发现,上述信托、资管产品目前持有或曾经持有的标的上市公司,其上层股东之间曾经在股权等方面有过投资或合作,且两位实控人竟是温州乐清老乡。 简而言之,广东甘化的实际控制人胡成中掌控的德力西阵营,与新日恒力的实际控制人虞建明目前掌控的上海中能曾有合作。而德力西阵营、上海中能、德骏投资以及上市公司晨鸣纸业前几年也有过股权等方面的合作。不过,不知何因,相关股权关联目前已悉数被清理。 据查,上海中能董事长虞建明于2008年9月至2015年1月担任德骏投资总经理,而德骏投资注册成立后便立刻参投了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到2015年5月,德骏投资才退出了德力西控股的股东序列。 而就在德骏投资准备退出德力西控股的一个月前,晨鸣纸业的一纸增资公告促成了德力西控股、上海中能和晨鸣纸业的三角关系。这条披露于2015年4月初的公告显示,晨鸣纸业和德力西控股将在增资完成后,分别持有上海中能30%和5%的股权。而在晨鸣纸业和德力西控股增资入股上海中能两周后,获得资金援助的上海中能立即上演了70轮竞价拍得新日恒力控股权的戏码。 不过,德力西控股和晨鸣纸业仅在上海中能股东榜单上短暂逗留了4个月。晨鸣纸业2015年8月初公告,因上海中能所投资持有的股票出现了非理性下跌而触发了行使收回投资的条件,德力西控股和晨鸣纸业均收回了相关投资。从公开信息看,德力西控股、晨鸣纸业和上海中能三者的股权关联已就此终止。不过,晨鸣纸业和上海中能的合作仍在继续。 2016年12月是个关键时间点。彼时,晨鸣纸业以18.5亿元代价,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德骏投资50%股权,另一半股权则握在上海中能手中。根据条款,晨鸣纸业5年内享有不低于6%/年的年化固定收益回报。而在合作约16个月后,2018年4月,晨鸣纸业将上述50%股权以26.34亿元的价格退还给了上海中能。 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是股权方面的合作,但从上述两笔交易来看,晨鸣纸业仅是起到向上海中能提供资金的中介角色。 就在上海中能借道晨鸣纸业极大充实自身资金实力的同时,2017年一季度,云南国际信托旗下三款产品集体建仓了上海中能控股的新日恒力。明细来看,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宝11号、苍穹6号以及弘升26号三款产品在2017年一季报中齐刷刷进入前十名流通股东榜,三款产品合计持股比例达到6.11% 巧合的是,上述三款云南国际信托的产品随后亦共同进驻了德力西阵营控股的广东甘化,而且建仓时间同样集中在2017上半年。经查,聚宝11号和苍穹6号曾在2017年一季报升至广东甘化股东榜第四和第六位。弘升26号在当年6月末也现身广东甘化十大股东榜。 另通过交叉对比可知,在2016年便重点持有广东甘化、新日恒力等个股的前海开源国泓1号,在2017年第二季度还大举建仓了新黄浦,并持有至今。此外,方正东亚信托-聚赢29号在2017年末入围十大流通股东名单的3只股票也分别是广东甘化、新日恒力和新黄浦。 而新黄浦与德骏投资也有一定的关联。2017年6月,德骏投资曾以12亿元人民币拍走了新黄浦挂牌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30%股权以及相关债权,德鸿投资彼时的股东列表仍然是晨鸣纸业和上海中能各占持股50%的情况。 记者另注意到,自然人罗双跃也曾把广东甘化和新日恒力联系在一起。曾在2014年底超比例举牌广东甘化的罗双跃此后险些成为新日恒力的股东。2015年7月,新日恒力第二大股东拟将其持有的700万股转让给罗双跃,但最终未果。 综上可知,上述信托资管产品所重点押注的个股,都出自德力西阵营、上海中能阵营所控股上市公司或是两者有过投资经历的公司。 主业惨淡经营:押宝并购重组胜算几何 即使是为了押注重组预期,但在广东甘化、新日恒力等都已被高度控盘、交投冷清的背景下,重仓押注相关上市公司的信托、资管产品真能安全撤离么? 掌控上海中能的虞建明十分低调,外界从公开渠道也查不出胡成中、虞建明关系究竟如何。据查,两者身份证的前面数字相同,均属温州区域。记者辗转找到一位与两者有过合作的人士透露,胡成中、虞建明都是温州乐清的,在我印象中,当时就把他俩当成是一个阵营的了。 而德力西与上海中能、胡成中与虞建明之间的良好关系,从另一方面也可佐证。新日恒力2017年年报显示,虞建明和虞文白分别持有上海中能97%和3%股权,而在现已注销的德力西集团公司湛江粤西销售有限公司股东名单中,虞文白和德力西集团公司均为该公司的股东。同样,目前由虞文白担任总经理的上海德力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该公司控股股东则是中国德力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职务上的深度捆绑,侧面彰显出两家关系的亲密。 虞氏与胡氏资本关系图 ■ 另有私募人士告诉记者,敢于将大资金配置于三四只股票的机构,肯定有其底气,尤其是没有业绩支撑的冷门股票。我也喜欢只配置三四只股票,但我买入前一定会通过调研、参加股东大会或其他人脉关系,将标的公司的各种情况尽可能全面的掌握,不然突然出现个黑天鹅,肯定承受不起。 然而,对于重仓持有广东甘化、新日恒力的众多信托、资管产品而言,它们的投资底气究竟在哪呢? 记者注意到,作为德力西旗下的两家上市平台,广东甘化近年来一直筹划转型但并无效果。今年5月,深交所专门下发年报问询函,追问广东甘化主营业务陆续关闭及剥离问题。 再看德新交运,2017年上市的该公司近日已停牌筹划资产重组。再看上海中能掌控的新日恒力,公司最新宣布收购宇航汽车切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但方案披露后备受监管部门关注。预案披露,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宇航汽车自2017年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标的资产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很难确定。其公司股票至今尚未复牌。 退一步而言,即使上述信托、资管产品乃是为押注个股重组预期,但在广东甘化、新日恒力等都已被高度控盘、交投冷清的背景下,重仓押注相关上市公司的信托、资管产品真能安全撤离么? 被高度控盘的广东甘化,已经崩盘过的德新交运,疑似蒙面举牌的信托产品,盘根错节的股权勾连,拼接出德力西A股图谱,这异象背后究竟藏有哪些利益暗门?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核查。 德力西掌控下的广东甘化、德新交运自去年以来愈发呈现出庄股化特征,虽名为公众上市公司,但更像是被少数投资机构牢牢控盘的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那些穿着马甲抱团持有广东甘化的多个信托产品,其择股范围高度一致,疑似同一团队在幕后操盘。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发展科项目管理部主管许正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交所的新政瞄准“新经济”,瞄准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满足一定条件的新经济公司并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境外上市的大中华区企业选择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尽管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犹存,但随着小米等内地创新型企业纷纷赴港上市,“新经济”公司上市热潮来了。 “通过适当的保障措施,我们的上市制度改革将深化并拓宽融资平台,并提高整体竞争力,从而为私募股权投资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退出的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在近日于香港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私募投资高峰会”(以下简称“私募投资会”)上表示。 “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体系,而吸引这类企业上市是近期港交所新上市制度的一大重要目标。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发展科项目管理部主管许正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交所的新政瞄准“新经济”,瞄准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满足一定条件的新经济公司并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境外上市的大中华区企业选择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 在私募投资会上,刘怡翔透露,在新上市制度之后,已经有一定数量新经济企业申请赴港上市,新制度能够吸引投资者对生物科技和 “同股不同权”(WVR)类型的公司的兴趣。 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机构也向本报表示,医疗研发等生物科技类新经济公司的上市咨询明显增多。有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预测,未来十年医疗生物类公司将占上市企业的主体。 然而对于私募基金来说,上市并不一定是投资人的摇钱树。2017年包括众安在线、阅文集团等在内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在经历了上市后的狂热后,股价均较上市初期有了较大幅度的下折。在受访者看来,这些股票与美国科技股联动性较强,近期国际政经情势波动使得这些股票股价受影响,此外,上市初期这些股票预期较高,下跌后逐渐回归基本面。 瑞信亚太区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部联席主管洪长福也在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几年新经济上市数量明显增加,但上市必然是企业对自身公司情况、当时的市场状况综合考量后的结果,因此上市潮“是一个很动态的事情”。 受访人士也表示,除了上市外,并购、重组、上市等等也越来越多成为投资新经济的私募基金退出的渠道。 新经济与独角兽的狂欢派对 谈起近几年市场的变化,汇生咨询创始人及CEO刘鹏在私募投资会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2016年的时候一级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在2017年、2018年的投资开始发生改变,市场上有了很多投资,“IPO市场很活跃,无论是港交所还是美国都很多”。 Wind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境外企业IPO的数量74起,其中50起在香港,24起在美国,相比2016年的10家和2015年的9家,从数量上来看,2017年是中概股IPO自2011年以来最火爆的一年,而这种火热的情势或将持续。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小米、美团等传闻或确定会在2018年年内上市的企业,总估值规模超过了2300亿美元。 火爆的市场下,香港将上市制度改革瞄向“新经济”更让很多公司“蠢蠢欲动”。 瑞信证券中国宏观研究主管陈昌华分析道,有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和上海在2010年VC(风险投资)投资的资金额大概是硅谷的十分之一左右,到2015年已经大致一样。 陈昌华指出,在2014年到2016年中间,PE/VC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很多投资者在当时使用了较低成本的美国的资金,而当美国的利率上升之后,资金成本上升,投资者就有变现的需求,“现在借钱的资金成本和前几年完全不一样了,投资者也会比较急切。” “未来两三年,可以想象很多前几年投下的投资者的钱会通过股市变现”,陈昌华指出,港交所的新政改革也让这些投资者的退出更容易。 但洪长福也指出,投资者的资金运作三到七年后,退出是基金考量的一个因素,会鼓励企业进行包括上市在内的退出方式。 另外一点,洪长福认为,企业在某个时间段通过上市,不论是打造品牌、进行融资,还是对于员工持股的流动性考量,激励人才等都是有正面作用。 当初阿里巴巴退市的时候,也有基金通过不同的结构、方式退出,洪长福表示,随着企业在治理方面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国际化,企业董事也会提出“什么时候会考虑上市?”因此,洪长福认为,上市潮是一个很动态的事情,像“小米上市可能两年不太合适,雷总(雷军)也讲过会在比较舒服的时间上市,目前市场也在、投资者也能够接受的时候,那就会是这个上市的窗口”。 但随着新经济公司不断上市,包括2017年阅文集团、众安保险等在内的企业在经历上市初期的暴涨之后,均较最高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像阅文集团股价尽管近期有所上涨,但仍较上市初期高点下滑约28.5%。这让市场怀疑“像小米等公司的在香港巨额IPO,这让香港市场资金吃紧,对市场里的其他公司也会有影响”。 对此,洪长福表示,从资本周期来看,市场长期还是往上走,但是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幅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加息、地缘政治以及贸易因素,不同因素影响了投资者的气氛。 “现在国债水平和去年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市场本身非常动态,企业本身也有流动性的挑战,要考虑多重因素”,洪长福说。 陈昌华也分析称,企业的股价由其基本面决定的,而市场好不好是短期的事情。目前新经济企业的股价上升比较多、估值比较高,盈利预期已经比较高,要透支股价也比较困难。 陈昌华也表示,股价的好与不好,不能过分夸大IPO的因素。 私募退出渠道多元化 尽管港交所等交易所的新政的确对部分企业IPO起到了刺激作用,但上市并不是私募退出的唯一渠道,其他退出渠道也逐渐增多。 许正宇也表示,港交所的新政对上市企业也有诸多限制,例如,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对未盈利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还提出要有一个资深的投资者投资在企业里,希望这家企业已经得到市场认可,才能上市进行交易。 此外,对于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则会要求,同股不同权的权利拥有人,对公司有持续的贡献。许正宇解释称,考虑到新经济企业和老经济很大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依靠发起人的智慧来持续发展,在没有同股不同权的情况下,发起人的股权被稀释,也就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港交所允许一定的空间,让发起人持续对公司有影响,但是如果发起人的影响力没有了的话,那么他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 私募在选择上市的渠道退出外,通过并购、出售(trade sale)的途径退出的数量也在增多。摩根士丹利亚太并购业务主管谭楚翘在私募投资会上表示,大概十年前,很多PE还在做风险投资,在选择退出机制的时候会选择让企业上市。 但是在5至7年前,像协议控制等开始出现,包括出售等途径使得私募的IRR、退出的时间点更容易掌控。谭楚翘指出,在接触的私募基金的客户中越来越多地会选择M&A、出售等形式退出。 TR Capital 管理合伙人修志明表示,私募基金都会有时间的压力,在资金期内希望能够快速退出,除了IPO、M&A、出售等,私募基金之间的换手的数量也在增加。 近年来市场的变化让私募退出的渠道选择性更多。景林资产管理香港公司合伙人曾晓松表示,在港股通开通之前,香港资本市场对于中小盘的股票不是特别认可,很多私募在退出的时候甚至是要打折卖出。 而在港股通开通后,日成交量非常高,曾晓松表示,这使得PE会在决定企业上市的时候,考量在哪个市场中会有更多的可比公司,同行业企业估值如何等。但香港的市场还是更加理性,曾晓松指出,最近新上了很多独角兽企业,不少IPO当天就破发了。 修志明透露称,最近接触的一些大陆的公司中,原计划在A股市场上市,但是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些公司最终选择重组后在香港上市。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原标题:突发!华谊兄弟忽然质押几乎全部股权,疯狂套现! 来源:中国债券公众号 华谊兄弟忽然质押几乎全部股权 法人代表董事长王中军质押19.86%,其本身持股22.07%,也就是说其手里股权已经不到3%,而王中磊也是几乎如此,这是华谊兄弟6月6日发布公告,究竟为何要质押几乎全部身家,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华谊兄弟6月6日发布公告,公告宣布华谊兄弟持股人王中军、王中磊的股份质押状况,截止2018年3月31日王中军持股612,229,855股,占公司总股本22.07%。截止公告日,王中军共向中信建投证券有限公司质押股份550,879,999股,占公司总股本19.86%,作为第一大股东、公司法人,手里仅剩2.21%的公司股份。 王中磊持股171,681,986股,占据公司总股本6.19%,质押股份142,799,999股,占据公司总股本5.15%,手里仅剩1.04%。 王氏两兄弟疯狂套现,是要贾跃亭的节奏吗?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摘要:不少创业者反映,一些独角兽企业确实产生了消极的示范效应。投资方与创业者相互抬轿子,快速抬高估值后套利退出,而创新成果反而是速食品,没什么太好的营养。这种背离商业本质、过度关注估值的做法,会让一些人把对独角兽企业的投资变成一场“豪赌”。 原标题: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型企业创业热独角兽企业,不要虚胖要少壮(经济热点·独角兽热的冷思考(下)) 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陆娅楠 李心萍 王 观 中国独角兽企业估值行业分布,数据来源:德勤《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6月底) 独角兽企业出现速度越来越快,在估值成长上也有加速趋势 “独角兽热吗?热,真的很热,热得我都有点心慌。”下午2点半,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亚望京中心的办公室,优信创始人戴琨用10分钟就吃完了午餐盒饭。 尽管优信已是估值约30亿美元的“独角兽”,但戴琨不敢懈怠。瓜子、大搜车、车猫……身旁的“后来者”如雨后春笋争相冒尖,而且这些创业不足10年的项目,估值均超10亿美元,因而都被资本赋予了“独角兽”的光环。 毫无疑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型企业创业热。根据德勤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6月30日,全球252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有98家,居全球第二。而7年前,中国还没有一家独角兽企业。 在数量激增的同时,独角兽企业成长的速度同样惊人。“快”,成为当下“独角兽热”中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独角兽企业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估值成长上也有加速趋势。过去,一个项目可能10年才能达到10亿美元估值,现在可能三四年就达到了。”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回忆,2006年,天使投资人只要花不到10万美元就可以拿下一个优质创业项目10%的股权,而今天,这个价码涨到了200万至300万美元。 “快”,带来超越上市的融资便利。“在一级市场上,独角兽企业估值增长的速度,已经快于通过上市达到相应估值的速度,很多独角兽公司的估值可能远远超过不少上市公司的估值。”王强说。 “快”的背后是资本巨浪的涌入。在第一批“80后”创业者、风云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燃看来,今天的创业者太幸福了。“十几年前,创业方向很窄,50万元就能参与天使轮投资。而现在,稍成熟的项目,天使轮融资就能高达3000万元。若是看估值,10年前中国所有创业项目的估值加在一起,恐怕都不如现在一家超级独角兽企业高。” “快”,也催生了一些泡沫。SK中国区总裁吴作义分析,国际上的公司私募股权投资(PE)普遍估值在7—8倍,8—9倍就很高了,而国内现在基本上PE估值都达20倍,一些热门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可能会更高,这相当于把未来二三十年的预期收入都折现到今天。 以估值论英雄,过度追求速度与规模,无益于创新创业 独角兽企业快速衰败的案例并非罕见。“从美国主板这一两年的数据看,独角兽企业消失的速度与成长的速度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快。”王强说。 有的独角兽企业半路偃旗息鼓。获得过7轮融资、身价一度高达30亿美元的凡客诚品,在经历库存积压、供应链断裂等风波后,最终真的沦为了“平凡的过客”。 有的独角兽企业上市后,市值反而迅速缩水。如今市值仅剩1/10的乐视网,不仅官司缠身,更引发了全社会对“PPT(幻灯片)创业”的反思。 今年1月,创业项目大鱼旅行被独角兽企业途家收购后,姚娜正在孵化她的第四个创业项目“摩尔妈妈”。姚娜说:“参与的创投项目越快实现高估值越成功,估值越高越成功,这种投资逻辑不值得提倡。因为照此逻辑,独角兽企业最后比拼的就不是创新与经营能力,而是融资能力。创业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多数精力用于拿着漂亮的PPT到处参加论坛、泡饭局、搞融资,哪儿有精力去打磨和提升项目本身?” 不少创业者反映,一些独角兽企业确实产生了消极的示范效应。投资方与创业者相互抬轿子,快速抬高估值后套利退出,而创新成果反而是速食品,没什么太好的营养。例如,某互联网房屋租赁企业,在18个月内就完成了5轮融资,估值在一年半内快速突破10亿美元,却最终不得不回到广开门店、提高佣金的行业老路。 这种背离商业本质、过度关注估值的做法,会让一些人把对独角兽企业的投资变成一场“豪赌”。投资圈有一种“赛道论”颇为流行,即投资人无需相马,只要给所有赛道的马都押注,总有一匹是赢家。 从网约车到母婴电商平台,再到互联网金融,红包大战一直源源不断;从电商平台到二手车交易平台,再到英语在线教育,广告大战此起彼伏……类似非常规的“烧钱”,即便迅速“吸粉”也难以为继,更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其中,20多个共享单车项目的陨落,就是典型例证。 “不通过改进技术、提升服务与完善商业模式来关心用户价值、解决市场痛点,而是融资后就砸钱投广告、买流量,以支撑销售数据,从而在最短时间内获得高估值,这种打激素催肥的‘独角兽’,块头再大也是虚胖。”姚娜说。 “中国企业创新常出现‘羊群效应’,即创新的同质化严重,这在‘独角兽热’中也不罕见。比如新能源汽车,在美国搞整车的创新企业只有特斯拉,其它创新型企业会主动做配套。而国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多达230家,扎堆现象明显。”吴作义说。 “以估值论英雄”也不利于初创企业健康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投资人,不仅有独立的私募基金,还有超级公司。这些超级公司借助收购补足短板,也有的借收购打压、封藏会对自己造成商业冲击的潜在对手,而被收购的独角兽企业,在将公司决策权让渡于资本的同时,也往往会失去创新的主动权。 保护创新的多样性很重要,资本市场应当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 对于独角兽企业估值的争议,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估值的水分很大。一定要在细分市场上有领导地位,创业团队强,业务可延展性强,这些才是成为独角兽企业的必要条件。”高燃说。 在王强看来,单纯的资本堆积不出独角兽企业,非理性估值也是存在的,但对于这一现象要辩证看待。 “大量资本涌入,催生了更多新技术、新产业,让用户受益,而资本市场的无形之手也会加速优胜劣汰,留下坚强的生命体,让劣质企业最终消失,让那些资本逻辑不清晰的投资者损失,这对于培育市场是无害的。”王强说,从做大创新创业基数的角度讲,资本垂青独角兽企业是有价值的。“就像足球事业一样,踢球的人多了,才能更好地选拔出优秀选手,否则就只能‘矬子里拔将军’。” 面对来势汹汹的资本大潮,创业者、投资人如何守住初心? ——企业创业之路,既要谋求快迭代,也要学会慢思考。 “市场在逼着你快速试错,尽早找到稳定而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并从数据上有所体现。这个过程,你不能走捷径,因为阳关大道总是连着阳关大道,而羊肠小路的尽头有可能是断崖。”戴琨说。当一家企业从草根变成“独角兽”,要从杀出一条血路的“莽汉思维”,变成去考量“怎样做时间的朋友”。 ——企业体量之选,既呼唤“大而壮”,也鼓励“小而美”。 “很多创业项目,估值可能并不高,但非常精致,把细分领域的某个痛点解决到了极致,是真正用工匠精神在创业,这才能为百年老店打好地基。”姚娜说,“大家如果都追求快速扩张,怎么可能有高质量创新呢?”平安好医生董事长王涛也认为,独角兽企业如何做到量质齐升,应成为业界未来关注的重点。 ——社会创新好生态,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 “最好的创新环境一定是形成多样性的生态,让不同业态在市场中彼此协力。”姚娜认为,草根创业者资源有限,市场抗压能力更强,“这是草根创业最好的年代。让更多草根创业者获得资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才会更强。” 找钢网创始人王东认为,初创企业被大平台、大企业收购,对个体而言是一条不错的退出路径,但对社会创新生态的多样性会有影响。而要保持多样性,就要疏浚资本市场的通路。一些发达国家多年来保持着创新的多样性与活跃度,这主要得益于资本市场道通路畅,新经济企业容易被认可。 王强认为,资本市场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独角兽企业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中国资本市场应该孵化更多的独角兽企业成长,要‘为灰姑娘送水晶鞋’,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人民日报) ...
摘要:有业内人士坦言,上述业务在杠杆比例上违反了资管新规的要求,也规避了内地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部分原因是两地市场有着不同的监管制度。香港富昌金融集团副总裁王荣告知记者,内地开户实行实名制,香港的证券开户采用券商制,即投资者账户挂在券商下,上市公司方面无法查询到投资者明细,除非监管部门介入,因此隐蔽性更强。 在金融去杠杆的监管方向下,A股可用的杠杆工具越来越少。《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有券商盯上了陆港通,借助香港低廉的融资成本,绕道陆港通再北上参与A股,同时还回避了监管。 以记者获得的某中字头券商的跨境业务方案为例,绕道陆港通后,最高可以实现2.33倍的杠杆,而年化成本仅4%左右,融资成本远低于内地。但上述杠杆比例也高于内地的两融和资管产品的杠杆比例,有高比例配资的嫌疑。 对于这一业务,有港资券商高管表示,由于香港的监管更为宽松,叠加香港市场资金成本更为低廉的优势,因此存在监管套利的空间,这一业务也成了一些机构跨境操纵A股和洗钱的通道,譬如不久前有私募取道沪港通操纵数只沪市个股,就遭到了中国证监会的重罚。 券商缘何舍近求远? 曾几何时,杠杆交易备受A股投资者的青睐,从场内的两融、股票质押、分级基金,到场外的信托通道,以及多样化的第三方配资平台,虽然满足了高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但也同时加大了市场风险。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表示,2015年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就是无序的杠杆配资。2017年开始,监管层推进金融去杠杆,传统的杠杆模式风光不再,券商等机构又转而发展场外衍生品业务,但2018年4月,监管层叫停私募类机构参与场外期权业务。 尽管如此,据记者多方了解,通过沪/深港通杠杆买入A股正成为一些机构业务新模式,一些券商甚至将此作为跨境业务的亮点向符合要求的客户加以推荐。曾有行业人士透露,香港资本市场有着成熟的孖展文化(margin,意为保证金,即融资),而且自2017年以来,内地资金成本持续走高,相比之下,香港的融资成本更低廉。记者在广发证券香港等多家券商官网看到,均表示可提供A股孖展借贷服务。 “沪港通、深港通标的北向通杠杆增持,交易、锁仓行为合规,资金安全(资金证券账户为客户所有),交易便利(一周时间落地),成本远低于国内配资价格。”这是一位广东的券商人士的业务推荐信息。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与该券商人士取得了联系,他表示流程如下:“先审票,杠杆1:3,单票仓位不超过80%,佣金万三,保证金1000万起”。至于成本,他表示年化为8.5%,“国内目前配资机构的年化综合成本大概在13%左右”。在记者的征询之下,该人士透露上述业务的开展机构为一家名为蜂投金融的香港券商。“深圳这边最大的配资公司跟我们有十几亿规模的合约,他们把不少陆港通标的的配资业务转到了香港。” 记者获得的签约合同显示,当标的收盘价跌幅超过30%时,机构就会要求强行止损。这位资本市场人士建议,“可以先做1000万元保证金规模的合约试试水”。有趣的是,记者注意到,该合同要求使用港元或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但在计息时间上又有不同:如结算货币为港元,则计算利息时采用实际日数/365;如结算货币为美元,则计息时采用实际日数/360。 记者又以投资者身份与一位中投证券员工取得了联系,他表示,“现在一些配资公司确实是通过由外向内的通道做配资”。他还透露,“我们有两种方式:1。普通的陆港通模式,即只有陆港通股票池中的标的才能交易”,显示,目前有578只沪股通标的、898只深股通标的,其中包括297只创业板个股;2。收益互换模式,这种模式可以面向所有A股。“他进一步解释,后一种模式下,”投资者只要在账户里面有保证金就可以,具体操作可以通过电话交易。 成本低,杠杆高 据记者了解,此项业务的吸引力在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加杠杆,同时规避监管。记者拿到的一份中投证券的跨境业务资料显示,该业务的杠杆比例为1-2.33倍,换言之客户可以用30%的保证金撬动100%的资金。资料中展示了一个中国平安A股的案例:按照30%的保证金比例,客户如提交3亿港元保证金,最大可购买10亿港元市值的中国平安。据记者了解,大多数客户并不会满杠杆操作,而是选择1.5倍的杠杆。当然投资者也需符合一定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资金门槛:800万港元金融资产证明(包括持有的内地金融资产)。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杠杆比例已经超过了资管新规对杠杆比例的上限,文件要求“每只开放式公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140%,每只封闭式公募产品、每只私募产品的总资产不得超过该产品净资产的200%”,也高于国内融资融券最高1倍杠杆的上限。 至于成本,该业务的融资利息“采用1M Hibor利率基准上浮”。还是以中国平安为例,假设利率按照3.5%(在1M Hibor的基础上浮250bps)计算,一年的融资成本也不过3500万港元。中投证券员工亦表示,香港那边年化成本仅4个多点,“因此这项业务很适合做代持,成本起码比别人低一半。” 此外,记者获取的一份“沪港/深港股票通-股票互换和股票篮互换”合同显示,该业务必须使用港元或美元结算,而资金出境也是参与这一业务的关键门槛。前述中投证券员工反映,相比业务本身,资金出境的难度更大一些。益安信资产总经理王豫刚也指出,“确实如此,比如如果走QDII额度出境,年化成本也得2%-3%。” 对于记者是否被穿透式监管的疑问,前述中投证券员工解释,目前的监管确实很严格,“不过我们一般只做合规业务,所以跟我们合作不用担心监管风险”。 游走于灰色地带 有业内人士坦言,上述业务在杠杆比例上违反了资管新规的要求,也规避了内地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部分原因是两地市场有着不同的监管制度。香港富昌金融集团副总裁王荣告知记者,内地开户实行实名制,香港的证券开户采用券商制,即投资者账户挂在券商下,上市公司方面无法查询到投资者明细,除非监管部门介入,因此隐蔽性更强。 “通过陆港通反向参与A股,本质上有些像内保外贷,即境内投资者利用保证金撬动更大的境外资金。”内保外贷业务是指在境内企业向银行出具反担保措施,再由银行境内分行为该企业在境外的子公司、交易对手向境外机构开立保函等,由受益人向借款人提供融资(贷款、贸易融资、融资租赁等)的业务。 王豫刚向记者表示,通过陆港通有助于隐蔽身份,实现穿透式监管的成本亦更高,“资金透过陆港通后,股东名录中的账户即挂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之下,想了解到投资者身份并不容易”。 另外曾有私募人士向记者反映,近两年来国内监管机构的窗口指导确实影响到了交易,譬如在重要时间节点附近要求境内投资者不得卖出,但如果换成境外投资者的身份就不在监管范围之内。就此问题,记者咨询了多位中资券商香港分公司员工和期货公司海外业务负责人,对方均表示,原则上只要交易不违反香港的法规条例即可,内地的窗口指导措施一般不会通知到香港投资者。 事实上,确有投资者注意到了陆港通的价值。2017年3月,证监会公布对知名牛散唐汉博的处罚措施。2016年2-6月,唐汉博控制3个在香港开立的账户,取道沪港通、跨境操纵小商品城股价,期间通过拉涨停、操纵开盘价、虚假申报等方式,非法获利4188万元。此案也是沪港通开通后,证监会查处的首例跨境操纵市场案件。记者看到,2016年2-4月期间,小商品城有30个交易日出现在沪港通名单上,在唐汉博撤离后便再无沪港通交易记录;最新的案例是,2018年5月,证监会查获一起利用沪港通账户跨境操纵菲达环保等股票的案件。据调查,两家私募基金的从业人员集中6个资管产品筹集的资金,在香港开立沪股通账户的同时,还在内地以多位员工、亲友的名义开立数个A股账户,跨境配合操作,通过连续交易等手法操纵菲达环保等4只沪市股票,交易金额近33亿元。 “还有一种玩法,即投资者先通过陆港通在股价低位完成建仓,再由境内资金拉高A股股价,陆港通资金借机减持。”王荣表示,如此操作已存在洗钱的嫌疑。 面对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的新套路,两地监管部门也在调整监管方式。“此前证监会曾表示,将对沪深港通投资者也采取实名制的注册方式,并计划在2018年完成这一工作。”王荣认为,此举实施后有望消除通过陆港通买卖A股所潜藏的操纵市场和洗钱的风险。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