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做空港股的艾默生分析又瞄上了周黑鸭,这一次,又是谁说谎呢?......沽空机构艾默生分析于近日发表了对周黑鸭(01458)的沽空报告《周黑鸭——鸭子的黑暗面》,认为“该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伪造财务数据”,其股只应值2.4港元,受此影响周黑鸭3月5日停牌,3月6日晨间宣布复牌,并否认了做空报告中的指控。为便于投资者了解详细情况,智通财经编译报告全文如下,文中观点不代表智通财经观点。译者能力有限,有疏漏之处请读者海涵,详细报告及调查视频请参阅艾默生分析官方网站。(文中观点不代表八妹观点,另附上周黑鸭官方回应在文后,望读者兼听则明。)周黑鸭在中国大陆生产及零售卤制鸭及鸭制品。2018年上半年,该公司自2013年以来的惊人增长戛然停止,收益同比下降1.3%,净利润同比下降17.3%。2019年1月30日,周黑鸭发布盈警称,其2018年全年利润将同比下降约三成。在2018年第三季度,我们详细考察了周黑鸭在华中地区的零售业务(占其总收入的54.2%),重点是考察该地区的真实业务量,主要通过在该地区524间零售店每台POS机运行的最后一个小时内获得的销售单据。我们发现以下异常情况:**在湖南和江西的周黑鸭零售店,店主经常在没有顾客的时候凭空创造“购买”假象。我们对标有“已取消交易”的销售单据的分析表明,这些零售店的销售率增加了28%。**周黑鸭所披露的华中地区每间零售店的平均日销售量(ADSV)为174宗,比我们调查所得的真实数据125宗高出38.7%。**我们对华中地区平均每宗交易额的监测显示,这比周黑鸭在2018年上半年报告的全国平均水平(65.8元)低约6.8%。**绝味食品是一家在中国上市的公司,和周黑鸭一样生产及零售卤制鸭和鸭制品,不过前者往往更多地依赖于特许经营店。根据各自的IPO招股说明书,2015年,尽管在火车站和机场门店的比例较低,周黑鸭每间门店的平均营收仍为绝味食品的5.6倍,自营店的平均营收为2.9倍。这差距实在太大,令人难以置信。综合来看,38.7%的销量夸大和6.8%的平均交易额差距意味着周黑鸭在华中地区的实际收入可能比2018年上半年所报告的低32.8%。假设周黑鸭毛利率确实为公司所报告的60%,且其他成本数据准确无误,我们认为该公司2018年实际利润仅有2.55亿元人民币,较公司预计的5.33亿元人民币少了52.2%。基于周黑鸭2018年8.8倍的市盈率,以及考虑到其手头约26.3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我们认为该股只值2.4元,较当前水平低33.5%。一、湖南及江西门店通过“交易取消”虚增销量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周黑鸭)于2016年11月在香港上市,主要生产及零售鸭及鸭制品。自上市以来,该公司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在2013-2017年期间实现了28%的复合年增长率。其2017年利润达7.62亿元,约为2013年的三倍。2018年上半年,周黑鸭报告收益同比下降1.3%,净利润同比下降17.3%。尽管周黑鸭管理层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宣布,公司业务将在2018年下半年有所改善,但该公司在2019年1月30日警告市场,其2018年全年利润将同比下降30%。但即便是2018年显著低于预期的预测数字,也无法准确反映周黑鸭的实际表现。Emerson的调查显示,该公司2018年的实际利润可能比其预计的低52.2%。周黑鸭的情况令人联想起2014年财务报表受到质疑的神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0829)。两者都从事相对简单明了的业务,并且账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有息债务。神冠控股2013年的净利润高达7.71亿元,而到2017年仅剩5600万元,暴跌93%。其股价从2014年9月2日的2.8港元跌至2019年3月1日的0.45港元。周黑鸭会是另一个神冠吗?1.1 2018年上半年,华中地区门店的ADSV为174宗周黑鸭的基本信息如下,数据为2018年上半年的数据,更多历史数据请参考附件一:按地区划分的收入明细表和运营数据。—该公司一直依靠自营零售店来销售产品。该部门占公司总收入的86.3%。—零售店的收入包括网上订购及送货服务(以下简称送货服务)的收入,占零售店收入的9.9%;—华中地区零售店占其全国零售店总数的43.5%,贡献零售额占其零售总额的62.8%。华中地区包括该公司总部所在地湖北省,以及湖南、河南、江西和安徽省。—华中地区单店的平均收入(ARPS)约为178.7万元,比华北地区高出88.4%,是全国所有地区里收入第二高的。ARPS是通过将期间收入除以期间开始和结束时商店数量的简单平均数所得出的。因此,我们的调查和本报告聚焦于华中地区零售店的实际情况。ARPS受每项订单平均支出(ASPO)和平均每日销售量(ADSV)两个因素驱动,其计算方法如下,以消除损益表中不包括的增值税:ARPS = ASPO / (1 + VAT rate) x ADSV x 周期天数(1)从2018年5月1日起,中国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至16%。因此,2018上半年的实际增值税税率为16.7%(=17%×4/6+16%×2/6)。(2)周黑鸭称2018上半年ASPO为65.8元。这意味着不含增值税的ASPO为56.4元(=65.8/(1+16.7%))。那么华中地区的ASPO呢?我们通过电子邮件IR@zhouheiya.cn咨询了周黑鸭的投资者关系部,该公司的回复如图1所示:“华中地区的ASPO与其他地区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华中地区的ASPO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华中地区真正的ASPO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8%。(3)将上述公式反过来,可以计算出华中地区零售店的ADSV,如下表2所示。2018年上半年,华中地区ADSV达到174宗,比2015年下降33.2%。1.2 最后一张销售单据上的订单号显示了销量我们在下表3中展示了湖北省零售店典型的销售单据。单据的上半部分包含通常的销售信息,而下半部分则是两个二维码。第一个二维码允许人们从税务机关获得正式的销售发票(电子格式),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及打印。在对华中地区所有周黑鸭零售店的调查中,我们获得了约2230份销售单据。第二个二维码用户客户对相关交易的评估。如表3所示,湖北省销售单的序列号由年月日+POS机号+订单号组成。其他省份的订单号则是由POS机号+年-月-日-小时-分钟+订单号组成(参见下表4)。无论差异如何,最后一张销售单上的订单编号应显示当天的真实销量,但需要进行两项调整:- 订单号与其他省份做法相反,湖北省的店内销售单据不计入送货单。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明,请参阅附件II.1:店内销售单上的订单编号是否计入送货单?- 湖南省和江西省的零售店通过“取消交易”的操作方式将业务量夸大了28%。详情见下文1.3至1.5节。1.3 大量“取消交易”销售单据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在湖南省和江西省有大量标有“取消交易”的销售单。这两个省份的店主经常在没有顾客的情况下操作POS机,打印出大量连续订单号的“取消交易”的销售单(附店主操作视频。智通注:请登录爱默生网站查阅)。湖南省某零售店在我们参观该店的当天,录得250多张“取消交易”的销售单。在下表5中,我们展示了在两分钟内连续生成的9张“取消交易”销售单,编号从0107到0115。我们对“取消交易”销售单的“序列号”进行跟踪,常常发现它随后会显示在真实的交易销售单据中,并被识别为“原始序列号”。如下表6所示,“原始序列号”小于“序列号”。很明显,“取消交易”的操作使公司的销售量大幅增加。我们的调查显示,湖南和江西省经常出现带有“原始序列号”的销售单据,河南和安徽省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湖北省则完全没有。1.4 销量单据比实际销量高出28.0%那么,周黑鸭通过“取消交易”的操作夸大了销售额多少呢?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交易的实际数量和销售单据的数量来得出。其中,实际销售数量则是我们通过实时监控零售商店的活动获得的。在下面的表7中,我们展示330号商店的每小时交易数量。这家商店位于江西省省会南昌的一个火车站。我们的监控从早上商店开门后不久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21:30关门。在我们进行监察的当天,共有290宗交易。从图中可以看出,销售量在20:00- 21:30是最低的,而08:00-09:00和09:00-10:00的销售量也很少。11:00 - 12:00和16:00-17:00是营业的高峰期,一小时销售近40单。另一方面,当天最后一张销售单据上的编号为444,比我们监控的交易数量高出53.1%。在湘赣两省,我们对11家业务量较大的零售店进行了实时监控。其中,466号店是最令人发指的。它的两台POS机在业务结束前登记的订单总数为349,当时我们只统计了179笔交易,夸大了95.0%!在我们监控期间,这11家零售店共接到5269份订单,而我们只统计到了4118笔交易。总销售额夸大了28.0%。通过“取消交易”操作夸大业务量的做法,意味着湖南和江西的实际业务量远低于销售单据显示的销售额。将28.0%的比率应用到这两个省份的零售店,我们可以得到它们各自的真实销售额。1.5“取消交易”并非为了“借用会员ID”周黑鸭的管理层竟然对这种普遍存在的“交易取消”现象一无所知,这是难以置信的。一些店主告诉我们的调查人员,他们发起了“取消交易”的行动,目的是“借用会员ID”。当非会员客户来进行购买时,他们有时会将购买记录为会员进行的购买。这样,会员就可以累积积分以备将来使用。很容易想象一些店主为了朋友或亲戚的利益而玩这样的把戏。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大规模的“借用会员ID”,以及这些“会员”可能是谁。公司如何根据这些“会员”数据,实施“精准营销策略分析,提高重复购买”?(1)“取消交易”的做法完全没有必要在我们对湖北省周黑鸭零售商店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借用会员ID”。下面的表9显示了“借用会员ID”的比较。显然,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借用会员ID”案例,店主只需要在收取非会员费用发起的当前输入某个会员的信息,而不需要执行任何“取消交易”操作。(2)后续的“交易取消”销售单据在图6中,我们已经揭示了一个“交易取消”的销售单和一个后续的真实交易的销售单据。令我们吃惊的是,有时一个销售单后面就是另一个“取消交易”的单据。偶尔,会出现多个“交易取消”销售单据(见表10中的红点框),直到发生真正的交易。在我们调查的当天,湖南省某零售商店就发生了50起这样的事件。除了增加销售量,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必要这样做。(3)无会员信息的销售单据如果“交易取消”操作是为了“借用会员ID”,那么后续的真实交易销售单据中应包含会员ID和会员积分等相关会员信息(见上文附表10)。但是在一些后续的销售单据中并没有体现任何会员信息。从下面的表11可以看出,在应该有成员信息的红色虚线框内是一片空白。以上分析清楚表明,“交易取消”操作的目的绝不是“借用会员ID”。店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除非是为了增加POS机的销售额。周黑鸭可能会说,虽然“交易取消”操作会推高销售单据的数量,但该公司一直在披露真实数据。然而,如果该公司总是披露真实数据,而不是夸大的数字,就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取消交易”的操作。二、华中地区的成交量夸大了38.7%在上面第一部分中,我们展示了湖南和江西的零售商店通过“取消交易”的操作夸大了他们的总销售额。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显示,根据华中地区所有零售店的销售单据,公司披露的数据中包含的分店每日平均交易量(ADSV)被夸大了38.7%。我们的调查还显示,许多零售商店表现不佳,57%的商店实际销售额还不到ADSV的一半。2.1如何在关店一小时内获得销售单?正如我们前面在第1.2节末尾所提到的,一天中最后一张销售单上的订单号反映了当天登记的实际销售额,但有两项调整除外。实际上,很难获得当天最后一张销售单。因此,我们尽最大努力在最后一小时内取得销售单。周黑鸭公司网页http://www.zhouheiya.cn/index.php/index-show-tid-5.html?id=0-7-0-8披露其自营零售店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8月31日,该公司共有532家自营店。从2018年7月到9月,我们的调查人员实地走访了华中地区所有的周黑鸭零售店,发现其中12家已经不复存在,4家已经被改造成自动贩卖机。我们还发现了有8家未在公司网页上公布的新店。我们调研得到524家门店的最终数量与该公司披露的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520家略有不同。在这524家零售店中,有318家在湖北省,其余的在中部其他省份。这些零售店总共有662台POS机。-在我们调查中,我们确定了有45台POS机从来没有使用过。详情请参阅附录II.2:不常使用及从未使用的POS机。-在其他617台POS机中,573台在关店一小时内产生了销售单据。我们未能从其余44台POS机取得最后一小时的销售单据。这22家分布在火车站和机场的周黑鸭零售店里的44台POS机中,有31台在高峰营业时间后提前停止运行。此外,13家零售店的其余13台POS机几乎从未使用过。- 这44台POS机没有最后一小时的销售单据。我们开始在营业高峰时段开始获取销售单据,然后每小时返回一次,以获取更多的销售单据。因此,我们获得的相关POS机的最后一次销售单据是在机器停止运行后的一个小时内,而不是在关店时间内。详细讨论请参阅附录II.3:每小时退回销售单据。显然,如果一个商店只有一台POS机,那么最后一张销售单据的订单号应该是该店的销售量;如果商店中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POS机,则将每台机器的最后一张销售单据相加,就可以得到该店的销售额。下面的表12展示了我们调查的零售商店的总结。1号店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一家拥有两台POS机的零售店。它在21:30关门,我们的调查人员在某周三的21:00左右从两台机器上分别拿到了两份销售单据。它们的订单号分别是70和14,意味着当天的总成交量为84。为了确保我们调查人员的人身安全,该名单只显示了这家零售店所在的区域,而没有显示店铺名称。销售单据的确切时间和日期也被掩盖了,只显示了一周的哪一天。这个列表没有特定的顺序。我们正在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披露调查得到的全部详情,包括这些零售店的确切位置、销售单据的确切日期及时间等。2.2隐含数据比华中地区实际成交量高出38.7%下图(13)为华中五省的销售单据量和调整后的真实销量。考虑到发货订单的影响,将湖北省的销售单据量除以9.9%得到真实的销量。为适应湖南、江西两省的销售量膨胀,我们将湖南、江西两省除11家接受实时监控的零售店外的所有零售店的销量除以28.0%。在没有获得河南和安徽实际销售情况数据的情况下,暂且相信周黑鸭公司的销售额是没有水分的,我们没有调整河南和安徽销售单据上显示的销售量。在我们的调查期间,周黑鸭的实际交易量应为65574笔。如此看来,周黑鸭披露的174笔分店每日平均交易量(ADSV)应比实际每日平均交易量多38.7%。详细数据见附录三:中国中部地区的实际销售量。2.3 大部分零售店的交易量达不到实际每日平均交易量的一半从详细数据可以看出,零售店之间的交易量差异很大。标记的第299号零售店的日订单量最高,日订单为2605笔。它位于武汉的一个火车站,有七台POS机。标记的第95号的零售店日订单量最低,只有8个。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只拥有一台POS机。下图(14)分析了不同零售店的成交量。我们可以看到,只有14%的零售店每天完成174笔或更多的交易。对于剩下的86%的零售店,他们中的大多数(57%的零售店),交易量达不到实际每日平均交易量的一半。根据周黑鸭上半年的披露,该公司的交通枢纽店占其总收入的近50%。交通枢纽商店包括铁路商店、机场商店和地铁站商店。然而,从交易量的角度来看,在地铁站店铺的销售额远不及在铁路和机场的商店。例如,在武汉,铁路和机场商店平均每天有730个订单。但是地铁站的商店平均每天只有104笔交易。这实际上符合所有非铁路和非机场商店。因此,我们按“铁路和机场商店”和“其他商店”分析零售商店。一些投资者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铁路和机场商店”上,这使得交易量显著增加。但如果他们花些时间调查“其他商店”,他们会注意到许多“其他商店”几乎没有做什么生意。2.4 我们是调查数据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读者可能会对这份报告提出一个问题:你的统计数字是否足够有代表性?更具体地说,他们可能会问:关店前一小时内收集到的全天销售单能否准确反映当天的实际销售量?是否有周末或假期等因素可能影响数据的时效性?你们的调查可能会受到销售淡季的影响吗?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一家周黑鸭零售店通常在关门前半小时清点当天的生意。在此期间,店主通常不愿意销售产品,因为这会中断他们的清点因此,在我们拿到销售单后,剩下的有效营业时间只有14分钟。周黑鸭大部分零售店9:00开门,21:30关门。除最后半小时的盘点时间外,有效营业时间一般为每天12小时。最后14分钟真的会造成很大的不同吗?其次,业务量在最后一个小时显著放缓。以330号店为例(见上文附件7)。在20:00-21:00期间,只有三个订单,比前一个小时少了很多。从21:00开始根本没有订单。这意味着过去1.5小时内的订单数量仅为当天订单量的1%。第二,我们认为周末和假期对总体销售额的影响不大,零售商店在某一天的销售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因素是不可预知的。天气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大雨或暴风雨天气会明显地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下面的图表(15)显示了我们对某个零售店进行监控的一周内销售量的变化。上周六,这家商店的订单量创下本周最高纪录,比一周的日平均水平高出25%。周四业务最低,订单数量低于平均水平15%。这符合我们的普遍看法。如果我们对零售店的调查都是在周四进行的话,结果会比平均水平低15%。事实证明,我们的调查跨度约为三个月。在我们的调查当天,都是随机选择目标零售店。为了估计可能的偏差,我们尝试根据当天交易量与周内日平均值的偏差进行调整。例如,如果在周六获得订单数量,则该数量将除以25%,得出估计的日平均值。在对所有数据进行类似调整后,我们得出了66406个订单的估计总量,比未调整的总量高出约1.3%。我们对另外两家零售店进行了一周的监控,并尝试根据他们的日常模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体积分别为-0.2%和0.8%。因此,我们认为,鉴于我们的样本量相当大,一周中的某一天对我们调查的有效性没有明显的影响。第三,我们调查的销售量应高于其他季度。虽然周黑鸭声称“我们的产品不是季节性的”,但我们调查的销售量应该高于其他季度。我们的调查是在2018年第三季度完成的。考虑到大学零售店(大学内或大学附近)在暑假期间的销量较低,我们在10月份重新访问了这些商店。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采用了10月份获得的较高数字。除这些大学商店外,第三季度的销售量应高于其他季度,因为:1,周黑鸭的产品是冷藏保存的。这些产品在夏季的销量往往比其他季节好;2,根据我们对524家华中门店的实际销量调查,前20家门店均为铁路门店,占总销量的28%。从下面的图表(16)可以看出,7月至9月是旅游的最高季节。我们的调查是在18年第3季度完成的,下面的蓝色栏显示了这也是销售旺季。虽然第三季度的成交量应该是比较高的,并且比年度平均水平要好,我们调查的店铺实际每日平均交易量只有125比,较周黑鸭披露的174比少了27.9%。总而言之,我们的每日统计数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三、华中地区ASPO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在前两部分中,我们详细分析了中国中部地区周黑鸭零售店的销售量。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中部地区在2018年上半年的日均交易量为174笔,这个数字被夸大了38.7%。周黑鸭在上半年披露了全国范围内的ASPO为 65.8元。对于华中地区的ASPO,该公司的投资者关系部告诉我们,它“与其他领域没有太大的区别”(见上文附件1)。但这是真的吗?我们先从湖北省的ASPO入手,再对周边省份的ASPO进行外推,最终得出中国中部地区的ASPO。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中部地区真正的ASPO比周黑鸭报告的全国平均水平低6.8%。3.1湖北省ASPO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第2部分中,我们演示了通过获取关店前一小时的销售单,我们可以估计零售店当天的销售量。同样,我们希望通过监控所有交易的销售价值,来达到特定零售店当天的ASPO。与试图获取销售单相比,监控每个零售店的所有(或几乎所有)销售订单的销售价值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出于对调查人员人身安全的考虑,我们无法承担这项任务。对于大多数零售店,我们的调查人员不能长时间站在POS机旁,以监控每笔交易的销售价值。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对零售店进行分类,并选择一些易于监控的门店。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些平均订单值的指示,并最终允许我们计算整个ASPO。虽然这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我们相信结果具有指导意义。(1)武汉“铁路机场店”占湖北省总量的37%在上面的第2.3部分中,我们根据零售店的交易量将其分为“铁路和机场商店”和“其他商店”。这一区别对ASPO也很重要。与“其他商店”相比,“铁路和机场商店”的游客比例更高。周黑鸭的产品被认为是武汉的“名片”,经常被游客买来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人们往往购买更多的产品作为礼物,而不是自己消费。因此,“铁路和机场商店”的ASPO应高于“其他商店”。除武汉外,其他城市也有一些“铁路和机场商店”,但这些零售商店的礼品购买比例明显低于武汉。因此,我们对其他城市的零售店不作此区分。相反,我们假设其他城市的所有零售销售与武汉的“其他商店”具有相同的ASPO。湖北省的318家零售店日交易量为47683笔。下面的图表(17)显示了业务量的分布。武汉的“铁路和机场商店”占总数的37%。(2)不同类型零售店的ASPO我们从每个类别中挑选了两个销售点来监控每个订单的销售额。下面的图表(18)显示了2018年8月378号铁路商店的订单价值。其中一台POS机在当天的6小时内生成了194个订单,平均销售额为99.9元人民币。支出金额随机列示,四舍五入至10元。下面的图表19显示了我们监测的周黑鸭四家零售店的销售额。我们监控了378号店及314号店两次,在不同的日子进行监控,时间间隔大约一个半月。我们的监控显示“火车站及机场门店”的加权ASPO为104.5元,而“其他门店”仅为50.4元,是“火车站及机场门店”的一半。(3)湖北省ASPO约70.3元基于以上零售店分类及其相应的ASPO,湖北省的整个ASPO约为70.3元人民币,略高于周黑鸭公布的全国65.8元人民币的平均水平。3.2华中地区的其他省份的ASPO约40.9元人民币周黑鸭在华中地区的各个省份设立了一个食品零售子公司,负责该省零售店的运营和管理。每个省的零售店都是相关省子公司的分支机构。例如,湖南省的所有零售店都由湖南全富裕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下面的图表21是企业信用信息系统(ECIS)报告的五个省级子公司的收入汇总。2017年,湖南全富裕公布营收1.4亿元,为这五个子公司营收中的第二高。总的来说,ECIS报告公布的这五家公司2017年收入比周黑鸭公布的华中地区收入高出约3.4%。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子公司的收入数据中包括了直接销售的原因。周黑鸭于2017年9月22日在安徽省设立子公司,年收入仅为11.1万元。为了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们将安徽省排除在省级ASPO的计算之外。根据图表21,我们可以计算出2017年湖北省占华中地区总收入的81.8%,其他省份占18.2%。我们假设2018年的占比不变。根据前面的图表13,我们可以计算出湖北省占华中地区总量的72.4%(47683/(47683+7564+4708+5925)),其余的占27.6%。湖南省和江西省的交易量是以销售单交易量为基础,而不是以实际交易量为基础,因为公司的披露应该基于前者。下面的图表22显示了湖北省和其他三个华中地区省份的收入和销量划分(安徽省除外)。这三个省占总量的27.6%。仅占总收入的18.2%,这意味着ASPO比湖北省的低42%,约40.9元人民币。3.3华中地区ASPO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图表23中计算了华中地区的总体ASPO较公布的全国平均水平降低了6.8%。3.4华中地区ASPO因低线城市商店比例过高而受到影响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商业资源集中度(concentration of business resources)等指标,中国城市分为六级。更高的排名意味着更强的消费力和更多的商机。尽管湖北省是周黑鸭的本土市场,但对于整个华中地区来说,27%的零售店都位于三至五线城市。这与其他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地区在三至五线城市只有2%的零售店,如下面的图表24所示。因此,华中地区的ASPO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四、财务和估值通过对周黑鸭在华中地区的ADSV(单店平均销售量/宗数)和ASPO(每宗订单平均支出)的分析,我们将继续探讨公司整体的异常财务状况和实际盈利能力。周黑鸭报告称,2015年的ARPS(单店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同行。在上半年,其竞争对手的收入和净收入总体上都实现了健康增长,但公司报告显示,停滞的顶线上的底线明显较低。根据我们调查的ADSV和估计的ASPO,我们可以计算出周黑鸭的实际盈利能力可能比2018年的预测数字低52.2%。除了周黑鸭外,国内还有两家从事鸭肉制品生产及销售的公司,绝味(603517.SH)和煌上煌(002695.SZ)。与周黑鸭相反,绝味和煌上煌经营模式主要依靠特许经营。上市以来,这三家公司的经营和财务信息披露均出现了明显恶化,根据绝味及周黑鸭的招股说明书,我们可以做一个2015年业绩综合分析。让我们分别看看他们所有商店(特许经营店和自营店)和各自的自营店的ARPS。(1)所有门店:周黑鸭ARPS是绝味的5.6倍,尽管关店率更高有时候,零售店由于城市重建而关闭,但更有可能是因为盈利能力差。周黑鸭报告的店铺关闭率(今年关闭的店铺数量除以年初的店铺数量)高于绝味。由此可见,周黑鸭的零售店并不比绝味的零售店好。因此,周黑鸭的ARPS能够达到绝味的5.6倍是非常不寻常的。(2)自营店:周黑鸭ARPS达到绝味的3倍,尽管“火车店及机场门店”组合占比更低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自营商店可能比特许商店更有效率。所以,让我们关注一下他们的自营商店。2015年底,绝味拥有128家自营零售店,其中31家为“火车站和机场门店”,占所有自营商店的24.2%。截至2016年10月23日(最新可行日期),周黑鸭的“火车站和机场门店”比例约为8.1%。假设与2015年底的比例相似,那么周黑鸭在“火车站和机场门店”中所占的比例要比绝味低得多。因此周黑鸭的ARPS是绝味自营店的2.9倍有些奇怪。4.2 ARPS逐步下滑——暗示着虚假的IPO披露我们以及许多其他分析师和学者对金融造假的调查表明,许多发行人在IPO过程中往往夸大其财务表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融资收益。上市后,“聪明”的骗子将逐渐填补他们的漏洞,而“愚蠢”的骗子将继续掩盖,直到实在掩盖不下去了就会爆出来。我们怀疑周黑鸭在IPO过程中也夸大了自己的利润,随后走上了“聪明”的道路。这可以从首次公开募股后其ARPS的逐渐下降看出。如图表27所示,周黑鸭的ARPS在2018年仅为24.78万元人民币,较2015年的水平大幅下降了35.5%。一些读者可能认为,ARSP下降是因为旧商店较高的ARPS被新商店的低效率稀释了。然而,ARPS的下降并不是由新店的稀释造成的,而是由同店销售的业绩疲软造成的:-新店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力降低。以安徽省为例,该省于2017年下半年首次有周黑鸭开店。我们调查的安徽省21家店面126笔交易的ADSV甚至高于中部其他省份;-周黑鸭声称,其业务没有季节性模式。那么随着零售店数量的稳步增长,ARPS应该相应地收缩。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如下表所示:-随着ARPS较高的老店比例下降,稀释效应该变得更不明显才对。然而,周黑鸭的ARPS自上市以来已经下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2018年上半年,年化价值加速了其下跌。18年上半年,周黑鸭的ARPS同比快速下降24.2%,导致收入同比下降1.3%。与此同时,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17.3%。另一方面,其两个可比同行,即绝味食品和江西煌上煌,则报告了收入和净利润的健康增长,如下表所示。周黑鸭将收入下降归因于:(i)线上和线下销售和营销资源的竞争加剧;(i i)在某些区域市场上,集团面临着来自其老化零售店的压力,自营零售店的客户流量有所减少。周黑鸭管理层在中期业绩简报会上宣布,其业务将在2018年下半年改善。然而,该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发布利润警告,称2018年净利润将同比下降约30%。周黑鸭将其归因于:(1)原材料成本增加;(2)利润率下降;(3)折旧和能耗成本增加。我们认为,这一下滑仅仅是因为上市时披露的财务信息被夸大了。问题是,经过几年的调整后,2018年预测数字的明显走弱是否真的反映了其盈利能力?4.3 华中门店实际收入比报告的要低1/3根据我们之前讨论过的ADSV和ASPO数据,可以估计,周黑鸭1H18在中国中部零售店的实际收入为5.81亿元人民币,比公司报告的低32.8%。我们的计算在下面的图表30中有详细说明。18年上半年,华中地区占零售店收入的62.8%。我们认为,假设其他地区也处于类似的情况是合理的。此外,我们假设来自其他分销渠道的收入是准确的。这就产生了11.45亿元人民币(581/62.8%+150+69)的上半年总收入。4.4 实际利润比预期要低52.2%周黑鸭在上半年的毛利率为60%。假设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并且假设披露的销售和分销费用以及管理费用是准确的,那么公司在2018年上半年的实际利润应该是人民币1.27亿元(按同样的25%有效税率计算)。我们对周黑鸭在18年上半年1.27亿元人民币实际利润的估计是偏高的,因为我们的计算是基于18年第3季度(旺季)的调查得出的。如果我们仍然慷慨地假设2018年全年的实际利润是上半年的两倍,那么去年的实际每股收益将是0.107元人民币。2018年全年预计净利润为5.33亿元人民币=762 x(1-30%),每股收益为0.224元人民币。去年的实际每股收益将比周黑鸭预计的每股收益低52.2%。4.5 估值周黑亚的最新股价为3.6港元,根据该公司的盈利预警,相当于2018年13.7倍的PE。截至上半年末,周黑鸭公布的现金总额为26.29亿元人民币,略高于IPO净收益24.58亿元人民币。我们怀疑,由于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夸大利润,其现金水平并不符实。其资产负债表上没有有息债务。若乐观地假设其现金确实如此,公司的基本业务(不包括净现金1.10元/股)按市场估值为去年每股收益的8.8倍。假如我们基于2018年预测市盈率8.8倍测算,以及1.10元人民币/股的净现金,我们得出该股只值2.4元,较现水平还有33.5%的向下空间。监管者必须对周黑鸭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保护香港金融市场的完整性,在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它一直在伪造自己的账户!附录一:按地区划分的收入明细和运营数据下面的图表33显示了周黑鸭在2013-1H18期间的收入明细。该公司一直依靠其自营零售店来分销其产品。在1H18,该部门占公司总收入的86.3%。零售店的收入包括送货服务收入。从2016年到2018年上半年,送货服务占零售店收入的2.9%、10.3%和9.9%。图表34显示了各地区零售店的经营统计数据。华中地区包括公司总部所在地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在18年上半年,华中地区零售店占比43.5%,但贡献了62.8%的收入。下表中的ARPS是通过将该期间的收入除以该期间开始和结束时商店数量的简单平均值来计算的。2017年,华中地区ARPS实现人民币416.7万元(=1704*1000/(370+448)/2))。上半年,华中地区的ARPS约为178.7万元人民币,比公司整体平均水平高出44.2%。华北地区ARPS约为94.9万元人民币,在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二。华中比华北高88.4%。附录二:送货单、从未使用过的POS和小时销售单2.1 店内销售单上的订单号是否计算送货单?下面的图表35左侧是湖北省的送货单,图表3显示了湖北省的店内销售单。对这两张照片的比较表明,湖北省的送货单上的序列号与店内的不同。相反,它的序列号以字母wm开头(代表“外卖”或外带take-away)。其他省份的送货单见图表35右侧,店内销售单则见图表4。对比这两张单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华中其他省份,送货单上显示的序列号与店内销售单上显示的序列号相同。以上两种情况表明,湖北省的店内销售单上的订单号不计算送货订单,与其他省份的做法相反。为了更清楚地证明这一情况,可以在短时间内分别在湖北省和中国中部其他省份的一家零售店连续下三个订单,第一个是店内纸质单(订单1),然后通过在线交付平台下个单(订单2),再在店内下一个纸质单(订单3)。在湖北省,订单3的订单号紧跟订单1。在其他省份,订单1、订单2和订单3销售单的订单号是连续的。在1H18,送货服务占全国零售店总收入的9.9%。假设湖北省送货量的比例相同,实际销售量约为店内销售单销售量的1/(1-9.9%)。2.2不常用的和未用过的POS机在有两台POS机的零售店,有些店主倾向于使用一台,而很少使用另一台。在拥有两台以上POS机的商店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在下面的图表36中,我们对常用和不常用的POS机进行了使用比较。这15家零售店经常使用的POS机的销售量是不经常使用的POS机的13倍。不经常使用的POS机往往被放在不方便的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有些POS机根本没有使用过。以NO.327号店为例。它是武汉的一家机场商店,有四台POS机。在我们进行调查期间,两台使用过的POS机,分别登记为NO.293和NO.61册,而其余两台则从未使用过。一些店主还告诉我们,某些POS机专门用于送货订单,从未用于店内交易。我们确定有45台POS机在我们调查时从未使用过。其中,湖北省有42台POS机,中部其他省份有3台。2.3每小时取一次销售单对于没有最后一小时销售单的44台POS机,我们在高峰期开始获取销售单,然后每小时返回一次以获取更多的销售单。这些POS机的最后一张销售单是在停止运营的一小时内,但非商店关门前一小时内。我们可以通过在位于武汉火车站399号店的经验来说明这一点。在我们访问当天总共有四台POS机在使用。关门时间是22点。在16:15,我们从四台POS机中的每台获得一张销售单,然后每小时重复这个过程。两台机器,POS#3和POS#4,在17:15仍在使用中,但在18:15前终止了操作。POS#2在21:15不再使用,但POS#1仍在运行。最后的销售单由POS#1在关店前一小时内生成。在下面的图表37中,我们记录这家零售店四台POS机的使用情况,笑脸表示这台特定的POS机仍在使用,哭脸则表示其他情况。附录三:华中地区实际销售量附录四:艾默生以往沽空清单以下是周黑鸭对该做空报告的回应:...
原标题: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似废纸钞票被扔一地央视网消息:当地时间2019年3月3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玻利瓦尔(委内瑞拉货币)被扔一地,因恶性通货膨胀贬值似废纸。...
北京时间7日凌晨3点发布的2月美联储经济褐皮书(The Beige Book )显示,在1月后期至2月,美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略微到适度”扩张,但政府关门令多部门经济活动放缓。褐皮书还指出,在所有劳动技能层面,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紧俏。相应的,工资和非工资形式“薪酬”都在增加。此外,物价继续小幅上涨,部分地区投入成本增速超过销售价格增速。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和工资的上涨,令一些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认为,虽然美联储官员近期表态和期货市场都暗示美联储今年不会加息,但美联储今年可能还是会迫于通胀压力加息1次。摩根大通私人银行首席市场经济师瓦克尼(Michael Vaknin )更是警示,美联储要以史为鉴。经济略微到温和增长褐皮书称,经济活动在1月底和2月继续增长,12个地方联储中,有10个报告了“略微到温和”(slight-to-moderate)增长。费城和圣路易斯联储报告经济状况不佳。而在1月褐皮书中,12个地区联储中有8个报告了“适度到温和”(modest to moderate )增长。报告还表示,大约一半地方联储指出,政府关闭导致包括零售、汽车销售、旅游、房地产、餐馆、制造业和人工服务这些行业的经济活动放缓。此外,报告指出,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支出活动喜忧参半。多个地区的联系人将零售和汽车销售下降归因于严峻的冬季天气以及更高的信贷成本;制造业活动得到加强,但众多地区制造业联系人对全球需求疲软、关税成本上升以及持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表示担忧;在大多数地区,非金融服务部门的(经济)活动以适度到温和(modest-to-moderate)的速度增长,部分由专业类、科学类和技术类服务分部门的增长驱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建筑相关活动稳定或走高,但住宅销售数量普遍比此前稍低,一些房产行业联系人称,房屋库存略有上升但仍处于历史低位,而房价继续上涨,但增速略有放缓;农业情况依然疲软,各地区的能源类活动喜忧参半。缺劳动力推升工资上涨,物价继续小幅上涨在劳动力和工资方面,褐皮书显示,大部分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大多数地区就业人口呈现适度到中等增长,其他地区略有增长。报告还指出,在所有劳动技能层面,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紧俏,包括信息技术、制造业、货运、餐馆和建筑行业相关职位都存在显着的工人短缺。根据联系人报道,劳动力短缺限制了一些地区的就业增长。比如,圣路易斯地区高等教育部门的联系人表示,随着越来越多潜在的学生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入学率下降。在工资方面,褐皮书介绍道,全美范围内,不论是低技能还是高技能的职位,期工资均继续上涨,大多数地区联储报告了工资有中等程度的上升。 此外,大约一半地区的联系人都注意到,包括奖金、搬迁援助、休假时间和灵活的工作安排这些非工资形式的员工“薪酬”增加。而在物价方面,褐皮书称,价格继续小幅上涨,几个地区注意到,投入成本的增速超过了销售价格的增速;将更高的投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因地区和行业而异,一些地区指出,需求和行业竞争程度在这种差异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报告称,一些地区继续报告特定商品和服务因关税存在价格上涨压力。 然而,多个地区指出,受关税影响的钢铁价格近期已经企稳或下跌。 此外,包括燃料在内的能源成本在某些地区也有所下降。 尽管大豆和奶制品价格明显疲软,但农产品价格涨跌互现。渣打银行中国财富管理投资策略总监王昕杰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称,3月的议息会议讨论加息的概率不大,所以对本次褐皮书的叙述的主要看点在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解读,这关系到周五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另一个看点就是工资有没有增长。上一次的褐皮书就提到,一些特定的行业出现工资增长、行业缺工的情况。褐皮书公布后不久,美元指数短线小幅上涨,一度涨至96.9左右回调至96.86左右。各期限美国国债收益率均小幅下降,1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2.686%。COMEX黄金期货从褐皮书发布前的1286美元/盎司左右上涨至1287.75美元/盎司。西太平洋银行外汇策略主RichardFranulovich表示,以目前的水平,美元明显与近几周风险偏好的大幅复苏相左。PhillipFutures分析师BenjaminLu指出,在此前大跌之后,黄金多头开始还击。债券收益率有小幅走弱,尽管美元回升,但股市遭遇打压。从长期趋势来看,黄金仍然受到支撑,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还在。美联储加息与否面临两难“褐皮书有两个重点。”王昕杰称, “其一,它是在每一次议息会议召开前两周公布,所以有一种左右议息会议决策的作用,基本上有投票权的联储官员在FOMC上就拿着褐皮书来讨论。其二,因为褐皮书是在议席会议之前公布的,一年有8次议息会议,所以也有8次的褐皮书公布,每次间隔大概6周左右,告诉大家过去6周发生了什么,但没有办法预判未来。不过,看到褐皮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判断出下一次议息会议会讨论哪些话题。”而从今日公布的褐皮书来看,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大概率不会加息。事实上,暂停加息、保持耐心如今已经成为美联储的“流行词”。本周,又有数位联储官员或在讲话中或撰文表态。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Eric Rosengren)本周二表示,“可能要在几次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之后,决策者才能更清晰地了解经济风险是否在成为现实、以及经济与去年相比放缓程度有多大。”作为曾经的鹰派,他在去年多数时间里警告,如果不升息的话,美国经济就可能过热。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也表示避免不必要地加息,将专注于维持美国经济扩张。而就在褐皮书公布前2小时,作为美联储的“三号人物”的FOMC永久票委、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鉴于劳动力市场强劲、(经济)增长温和,没有迹象显示存在任何明显的通胀压力,基准的经济前景预期是很有利的。美联储会怎么反应?视情况而定。”他并表示,经济存在三大制约因素——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不确定和金融环境收紧。如经济下行,美联储具备应对的政策工具,可能会降息。在美联储官员们的轮番鸽派表态下,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不加息的预期越来越高。王昕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1月议息会议结束时,货币市场预估美联储全年不加息的概率为71%,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比例越来越高,2月最后一周达到84%,接近9成。英仕曼(Man Group)投资顾问Adam Singleton此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鲍威尔在最近的评论中已经明确表示他更关注资产价格而不是通货膨胀。因此,全球可能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不会见到更高的利率。虽然如此,但一些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认为,美联储今年可能还是会加息1次。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策略师邓体顺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现在的工资增长速度实际上有一点点超出了通货膨胀预期。“工资增长现在是3%左右,工资增长会转化成通货膨胀,而如果其令通货膨胀超过2%的话,因为美联储被授予的使命(mandate)是要维持物价稳定,保持充分就业,美联储可能就会被逼着加息。”他称,这就是为何瑞银认为美联储今年还是会加息1次的原因。他同时称,“但期货市场目前的预期基本上是美联储今年不会加息,明年还会降息。这样,如果美联储出于通胀压力加息,可能超出市场预期,或许会给市场造成一些震动。”王昕杰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渣打对经济情况没有那么悲观,认为2019年美联储将加息1次。瓦克尼则警示称,196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政策曾出现类似格局,美联储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竭力避免重蹈当年覆辙。“虽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与1960年代后期的经济环境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迭加紧缺的劳动力市场,最终导致通胀急剧上升。在随后的十年,高通胀对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造成了破坏性影响。直到1970年代后期,美联储启动激进的加息周期之后,这场抗通胀之战才最终取得胜利,但美国经济也因此陷入了衰退的深渊。”他称,我们正密切关注市场上两大日益严峻的失衡情况:首先,劳动力市场持续紧缺将会驱使美联储在2019年继续渐进加息。同时,薪资不断上涨也将致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继而压抑企业盈利增长。...
摘要:人变成人的工具。“你连人都没生过,拿什么质疑人生?!”《失恋三十三天》里,大老王大骂黄小仙。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没生过孩子,你的人生就不完整。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生孩子大致有两种原因:不想生和不能生。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治疗失败的约占66%。此外,随着国内二胎政策的放开,对于一些想要孩子但已不能生育的人来说,“借腹生子”的需求明显大增。一个庞大的“地下代孕王国”由此“蓬勃发展”。01“借腹生子”产业链2月18日,以提供辅助生殖服务为主的四川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锦欣医疗”)谋求港股IPO,发布了一份招股说明书,引发了市场的轩然大波。这份招股说明书提到,据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研究,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5%。这就意味着,中国2017年约有47.7百万对不孕症夫妇,预期于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人。两组数据结合意味着,每100名育龄妇女中,有近14人无法正常生育。然而,锦欣医疗称,2017年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仅6.5%。辅助生殖被描摹成一个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的好生意。事实上,代孕这项“产业”早已从海外蔓延进国内。“海外代孕很麻烦,花销也大,我们现在都转做国内代孕了。”当21新健康记者以需要代孕为由咨询某“地下”代孕机构时,工作人员说道。而在代孕市场,“人”也变成了“人”的工具。“我大学刚毕业,需要一笔钱出国,你们这边还需要代孕妈妈吗?”以想做代孕妈妈的名义,21新健康记者联系到了武汉的一家代孕机构。“可以的,还在招人,”这名工作人员介绍道,“但是需要住在武汉,我们这里会有保姆照顾。”“生完孩子之后,你总共可以拿到20到26万。”边说着,该工作人员边给记者发来了代孕的佣金介绍,林林总总共十几条,详细列出了对代孕妈妈的健康要求和报酬说明。“个人隐私方面有保证吗?”记者问道。“放心,绝对保证您的个人隐私。”该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表示。21新健康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存在大大小小的代孕机构,总共诞生了多少代孕婴儿尚无法统计。但是国内创办最早的一家AA69代孕网表示,其网站自2004年创建开创中国代孕行业至今,已成功诞生1万余名婴儿。以下是21新健康记者整理的部分代孕机构的价格:此外,还存在着各种五花八门的代孕服务。21新健康记者走访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越秀院区)妇产科,发现在女厕所遍布着各种代孕产子的小广告,即便是墙面上贴着醒目的“禁止贴(写)小广告,违者罚款5000元”,也无济于事。如“试管供卵代孕包生男孩”、“包男孩、包怀上、包成功、不成功退全款、7周验性别”等小广告随处可见。记者联系到广州的一家代孕机构,表示想做志愿者,询问价格。对方以为记者是询问供卵的价格,便要求记者将个人资料发过去。“看你的基础条件,价格在1万到5万之间,你填完资料,我们会给你一个合适的价格。”“代孕的话,代妈到手是17万。”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记者又以寻找代孕妈妈的名义联系到了成都的一家代孕机构,该工作人员热情地给记者介绍了代孕流程。“其实很简单,来成都先考察我们的机构,然后签单,促排卵,取的过程不会耽误多少时日。”该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代孕妈妈百分百是中国人,可以选择。”说着,该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了多位代孕妈妈的照片,包括居住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该工作人员发来的照片全是高清无码,上图马赛克是记者自己打的。代孕机构所谓的“绝对保证个人隐私”可见一斑。“全包的费用是多少呢?”记者问道。“全包65万,选性别的话是85万,想要双胞胎或龙凤胎再加10万,但不能保证成功。”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失败就按照选性别包成功85万计算。”对此,某三甲医院生殖健康科医生对21新健康记者表示:“显微镜+操作系统估计需要几百万的成本,以他提供的信息来看,性别是怀了以后看B超筛查,不是通过做pgd筛。对比医院促排加取卵总共也就3-5万、移植一次几千元的花费来说,非常暴利。”而对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风险问题,该医生向记者说道:“类似机构可能会花钱从医院请在生殖健康中心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前来操作。”据记者了解,“包生男孩”这一项,说起来容易,对代孕妈妈却是极其残忍的,因为一旦发现是女孩,就要做人流强行打掉。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表示,妇女与妊娠有关的死亡率很高。中介不会告诉代孕母亲,给别人怀孕,有可能给她们躯体上心理上带来长期风险。“我们公司做这个已经8年多了,从未出现过代妈的问题,怀孕期间还有医生的保胎和后勤管理。并且生产这块我们从孕妈怀孕3个月开始就在三甲医院建卡,直到出生都是全程医院进行。当然,出生时是选择顺产还是剖腹产,是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的。”上述成都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道,“整个体检包括抽血,都是在三甲医院,试管移植是在我们机构。”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整个实验室是层流的,做到百万级空气无菌净化,视频中有操作热台、培育箱、养囊箱。”所谓层流,就是空气净化无菌操作。该工作人员还强调,实验室工作人员“百分百是三甲医院临床医学专家”。02 法律伦理风险大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然而,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在国内,不管是代孕妈妈还是雇主,他们与代孕机构签订的任何合同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并且由此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也不能忽视。2012年,《厦门一“失独”家庭请人“代孕”引发抚养权官司》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来自厦门的王立(化名)是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在女儿因车祸不幸死亡后,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变成了两口,成了“失独”家庭。妻子年纪大,不能再生育,夫妻俩为了再要一个孩子,通过代孕机构认识了王娟(化名),请她帮忙代孕。据王立介绍:“当时说好代孕期间生活费是每月5000元,抱小孩时再付20万元,不过没有签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后来,按照王娟的要求,王立每月给她的生活费提高到1.5万元,先后给了20多万元现金。在妻子的默许下,王立和王娟保持了一年多的性关系,在2011年8月生下女儿小米。然而第二年3月,生下女儿的王娟却以爱女心切为由,拒绝将孩子交给王立。王立一气之下,断了女儿的抚养费。于是,王娟将王立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费”。王立表示,自己与王娟之间存在代孕协议,理应获得孩子的抚养权。然而,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孩子的抚养权归王娟所有。21新健康记者从律师处了解到,《婚姻法》中关于父母与子女认定关系的确定是代孕现象没浮于水面、没引起关注的时候。把医院出生证明作为确认关系的依据,一是证明了母体分娩,二是出生证明是便利又直接的证明方式。这个案件中,首先孩子是有代孕者的基因存在的,且代孕协议在国内不受法律保护。其次,就算代孕妈妈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法院判给雇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旦这样做,就是变相承认代孕合法。另一方面,代孕妈妈的相关权益也不一定能得到保障。2017年3月24日,代孕妈妈小西在广州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胡忠医院)诞下一对双胞胎早产儿。孩子一出生便被送到保温箱救治。得知是早产儿,雇主和中介都不管不顾,承诺的产后佣金也迟迟没有到账。当小西联系雇主何小姐时,对方反问她“7个月大的孩子能要吗?”由于小西的个人信息和当初入院填写的不一致,而且早产儿在保温箱治疗的后续费用高昂,预计要十万元,因此她没法顺利出院。无奈之下,小西联系了媒体。在媒体的介入下,中介才表示会将佣金打到小西卡里。03 富人的婴儿工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外代孕消费者“妈妈”对21新健康记者坦言:她在36岁时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海外代孕,花费巨额请了美国白人进行代孕,在自己的朋友圈,选择海外代孕消费人群相对经济实力较强。目前,国内代孕立法仍待建立和完善。而在印度,自2002年商业代孕合法化后,印度的代孕产业蓬勃发展,全国运营着超过2000家代孕中心。有机构估计该产业每年为印度创收23亿美金,印度被全世界称为“代孕天堂”。而每一个“代孕妈妈”的背后,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和巨大的风险。自2015年,泰国、尼泊尔等传统代孕大国纷纷出台禁止商业代孕的法规后,东南亚的代孕资源迅速向柬埔寨转移。到2016年10月,柬埔寨内政部官员称,国家再穷也不能靠代孕减少贫困,拒当“出售婴儿的工厂”,针对商业代孕的禁令随之发布。有些代孕中介转入地下,有些则流窜他国。在假装寻找代孕妈妈时,记者也向代孕机构提出了法律方面的顾虑:“代孕会不会牵扯到法律问题呢?我先生不太放心。”“国内2005年法律禁止代孕,2006年又删除这一条款。目前国内这块儿已经非常成熟,国家虽然没有说允许,但是目前这一块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该机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不孕不育家庭国内一年以十万家庭递增,这些家庭如果不考虑这块儿(代孕)就不可能有后代。”然而21新健康记者查询了国家相关规定,发现该工作人员的回答并不“专业”。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被删除。而并非该工作人员所说的2006年就删除了。在“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一条款被删除之后,国内曾掀起一场国家是否已经允许代孕的大讨论。在生育低迷的特殊时期,代孕产业则屡禁不止。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生物科技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让更多人拥有家庭的快乐,但工具的使用是否触动人类本源的道德和伦理,成为人类在进步道路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当拥有权利和金钱做选择时,你又将怎么做呢?...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时指出,机构从事征信业务,需要严守信息保护底线,下一步将对打着信用的名义却做征信业务的机构进行治理。挂羊头卖狗肉“目前很多征信机构、互联网公司以及金融科技公司信息泄露事件较为普遍,影响很大。”陈雨露提到,目前市场上大概有几十万家市场化机构从事征信业务,有些有牌照,有些没有牌照,有些甚至打着信用的名义在做征信业务,下一步将对这些机构进行治理。此前,一系列行动让此前存在已久的App代查征信乱象得到抑制。2018年5月,央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机构和接入机构征信信息安全管理。该通知要求严格授权查询机制,未经授权严禁查询征信报告,规范内部人员和国家机关查询办理流程,严禁未经授权认可的App接入征信系统。同时,去年的央行征信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征信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并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积极构建互联网信用体系,合理引导市场化机构规范发展。征信两手抓据了解,央行在征信方面一直是两手抓,一手设立个人征信机构,一手严厉整顿征信市场。2018年2月23日,央行官网发布“设立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许可信息公示表”,信息显示,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的个人征信业务获得央行许可,首张个人征信牌照正式下发,牌照有效期为三年,截至2021年1月31日。新成立的百行征信公司的最大股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持股36%;另外8名股东均各持股8%,分别包括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鹏元征信有限公司、考拉征信有限公司、诚信征信有限公司、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当时,行业给予的评价为“网络征信系统的信息联盟”,是对银行征信系统进行有益补充和完善。由于参股的8家公司体量较大,因此被寄予在未来建立起“行业普遍适用的征信标准”的希望。应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治理过程中也需要有法律依据。”对此,陈雨露提议,加快制定和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此外,陈雨露介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央行征信中心只是将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以及各别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负债)的数据纳入,但互联网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等金融数据并未纳入。中央要求实现企业和个人负债信息全覆盖,所以去年成立了百行征信,目前已有600多家、17类中小金融机构接入数据,百行征信今年初已向市场提供征信产品服务。”陈雨露提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末,数据库累计收录信贷信息33亿多条、公共信息65亿多条,为2542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9.7亿自然人建立统一的信用档案;接入各类法人放贷机构3900多家,日均查询企业信用报告29万余次、个人信用报告477万余次。...
作为母婴领域的垂直电商,贝贝网在成立4个月后就拿到了1.5亿元A轮融资,一路走来,可谓是顺风顺水。然而,近期的事件与投诉,却让贝贝网陷入信息泄露,甚至“诈骗门”无法自拔。作为母婴领域的垂直电商,贝贝网在成立4个月后就拿到了1.5亿元A轮融资,一路走来,可谓是顺风顺水。在精细化领域的电商之战中,一直强调“妈妈经济”的贝贝网在母婴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也不容小觑。然而,在这些光鲜靓丽的成绩背后,近期的事件与投诉,却让贝贝网陷入信息泄露,甚至“诈骗门”无法自拔。近期,有贝贝网用户向蓝鲸TMT记者反映称,贝贝网存在严重的信息安全隐患,用户在贝贝网消费之后,包括个人姓名、电话、收货地址、消费金额以及交易时间等详细信息便遭到泄露;此后,更是有部分用户接连收到诈骗短信和诈骗电话,令人防不胜防。蓝鲸TMT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因此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受骗金额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整体损失金额或达上百万元。同时,蓝鲸TMT了解到,部分有此遭遇的用户已自发建立“贝贝网维权群”,开始尝试集体维权。对此,贝贝网相关人士对记者回应道,贝贝网安全技术团队初查表明,这是第三方合作伙伴的系统存在一定漏洞,导致部分订单信息被窃取。贝贝网已经搜集信息向公安报案,并积极配合调查取证。电商同行也难逃被骗,商家与平台互踢皮球“我是做跨境电商的,如果这个诈骗电话打给我就不会被骗了!”范先生对蓝鲸财经的记者表示道。深圳的范先生就是这批受骗的消费者之一。据他介绍,2018年12月10日中午,范先生的妻子接到自称是贝贝网商家的电话,称她购买的婴儿内衣存在甲醛超标的问题,要对范太太进行退款。“起初我太太并没有相信他们就是贝贝网的卖家,但是对方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我们买的东西、什么时候买的、花了多少钱,收货地址、姓名、电话全都对的上,就打消了我太太的顾虑。说得这么详细准确,谁会相信这是假的呢。”范先生对记者表示,“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之后,支付宝里的钱转眼就被盗了,我们俩的支付宝是绑定在一块的,我太太的支付宝里面没有钱,接着我的支付宝也被破解了,短信显示我的支付宝被自动扣款,一毛钱没剩下来。”“前前后后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支付宝里的钱全被用于充值天猫旗舰店的Q币给划走了,我问了这个充钱到Q币的平台,对方说这个钱是不能退的。联系淘宝也说这家天猫店没有存在违规,也没有权利对这个平台进行处理。所幸我的支付宝余额也不是很多,一共925.59元。”范先生表示,事发后他曾联系商家,但商家对于泄露的信息表示并不知情,建议范先生报警处理。贝贝网官方客服也表示,建议消费者取证,保存相关的证据向警方立案。范先生也多次联系贝贝网相关负责人,但至今未得到对方的正面回应。“两边都在踢皮球,找不到真正泄露信息的源头,这样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范先生对记者表示,贝贝网承诺在24小时之内对他进行电话回访,但他一直没有收到回访电话。上百用户受骗,涉及金额或达百万元据范先生表示,“贝贝网维权群”里都是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跟他们相比,自己损失的财产并不多。在群里,有人反映自己因为在贝贝网购物后被骗了十几万,还有人粗略地统计了群内人员的财产损失情况,涉及总金额或已达上百万元。陈女士作为此次集体维权的一员,在聚投诉平台上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在贝贝网买拉拉裤,过了十几天,冒充贝贝的客服联系我说拉拉裤有问题,公司集体收回,快递还亲自上门提,并详细地说了我买时间、收件地点、姓名和电话,然后我就信了。对方发过来贝贝网的网站,绑了我的银行卡,卡里没钱对方就说到其他网站打钱刷信誉度,然后刷出来钱不用还,我就分别在小米金融、网商贷、百度有钱花等平台借了钱,连本带息被骗了76000块。”“我们多次致电贝贝网,贝贝网都以自己平台不会泄露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为由,要求我们自己报警处理,完全没有认真对待消费者的诉求。”陈女士称,“我们需要的是贝贝网对该事件的积极处理方式,而不是把问题扔给警方。我的家庭都要分崩离析了,这本来是我孩子的救命钱,现在也没有找落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陈女士认为,这些泄露出去的数据很有可能是贝贝网内部人员的问题,“如果是贝贝平台自己的漏洞,要修复应该早就修复了”。另一位用户通过微博透露,其在接到贝贝网所谓的“客服”电话后,受骗金额达到14.4万元。在向贝贝网索赔无果之后,这位用户还在微博上艾特了贝贝网的明星代言人刘涛,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应。记者了解到,此次受骗的用户大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宝妈,防骗意识普遍较强。但很多受骗的宝妈都表示,诈骗方了解的信息过于细致且准确无误,从而放松警惕上当受骗。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正是出于对贝贝网的信任,才导致了这些骗局的产生。如今,这批受骗的消费者不仅在聚投诉上实名联合投诉贝贝网,也在百度贴吧、微博、博客以及天涯论坛等平台控诉贝贝网,试图从多个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蓝鲸TMT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在聚投诉平台上,与贝贝网的相关投诉就有183条,其中关于贝贝网无法保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导致消用户信息泄露而受骗的实名投诉多达140条。平台是否存漏洞成追责关键面对消费者的集体维权和赔偿损失的要求,贝贝网相关人士显得有些委屈。该人士称,贝贝网安全技术团队初查表明,这是第三方合作伙伴的系统存在一定漏洞,导致部分订单信息被窃取。同时,贝贝网的安全技术团队已启动应急预案,帮助相关合作伙伴升级系统并封堵漏洞,并全面排查平台数据、进行新一轮的技术脱敏和加密处理,以实时监测各类账户风险。同时,这位贝贝网公关人员表示,电商平台存在很多泄露客户信息的环节,未必是贝贝网的责任,如果每一位受骗的消费者都向贝贝网索赔,这对贝贝网来说也不合理。那么,电商平台的用户信息究竟是从哪里流出?若因信息泄露而遭到诈骗,消费者又该如何追责?正常情况下,消费者在网络上处理个人账户信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对记者指出,电商平台泄露用户信息的渠道有很多种,除了内部员工倒卖订单数据之外,平台本身也可能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黑客很容易利用网络监听流量等手段获取信息。另外,第三方平台也存在窃取订单信息的木马,如物流仓库管理、第三方卖家、以及为商家提供一揽子服务的订单系统云服务器等,这些都有可能泄露出用户的订单信息数据。对此,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方超强律师认为,现实中确实很难界定“平台存在漏洞导致信息泄露”的问题,若消费者向法院投诉平台,平台只要举证证明其尽到了安全责任保护义务,就很难对平台进行追责。方超强解释称,电商平台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的同时,就有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但信息泄露存在不同的情况,如果电商平台提供了符合其规模的保护措施却还是被黑客入侵了系统,这种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电商平台不用承担责任;但如果最终发现因平台存在漏洞而导致用户信息泄露,那么平台就要负责。此外,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詹朝霞律师建议,消费者在互联网账户上尽量使用复杂的密码,不要使用相同账户和密码。完备的法律是保障个人信息的有力武器,只有法制和技术携手,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才能越筑越牢。...
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加快在各行业各领域推进“互联网+”。持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开展城市千兆宽带入户示范,改造提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推动移动网络基站扩容升级,让用户切实感受到网速更快更稳定。今年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规范套餐设置,使降费实实在在、消费者明明白白。...
12年前,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治愈”。12年后,似乎出现了第二例。第一例是“柏林病人”Timothy Ray Brown,他当时身患白血病,化疗失败后,接受骨髓移植治疗。而捐给他骨髓的人恰好带有CCR5Δ32突变。Timothy Ray Brown柏林病人当时真的命悬一线,但当他捱过移植手术和严重并发症后渐渐康复,医生们发现,骨髓移植不但治好了他的白血病,还成功压制了他体内的HIV。后来,他停止服用抗hiv药物,而依然保持着健康。许多人想复制柏林病人的成功,但移植案例却一再失败。人们一度认为,柏林病人只是侥幸,或者也许要像柏林病人那样在移植过程里病得极其严重,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第二例“伦敦病人”出现了。伦敦大学学院的病毒学家Ravindra Gupta在学术会议上介绍说,“伦敦病人”36岁,有霍奇金淋巴瘤,于2016年5月接受了带有CCR5Δ32突变的骨髓移植。 整个治疗过程比较平稳,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状况。A colore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graph of the H.I.V. virus, in green, attaching to a white blood cell, in orange.CreditCreditNIBSC/Science Source伦敦病人于2017年9月停止服用抗艾滋病毒药物,至今已经一年多,血液中没有检测到hiv病毒。hiv抗体仍在,但随着时间流逝,抗体水平不断下降,这与柏林病人的情况相似。据报道,还有一例“杜塞尔多夫病人”也大有希望。那么这个方法能推广到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吗?可能不行,骨髓移植对只是感染HIV的患者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这两位病人进行骨髓移植首先都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消除了HIV感染只能算是一个附带的好处。骨髓移植毕竟也是一个成本和风险都比较高的治疗手段,而且现在也有不少能长期控制HIV病毒的药物,对单纯只是感染HIV的人可能还是吃药控制更现实。也许HIV的治疗希望确实在于基因疗法现在许多团队在研究如何精确改造基因,比如只改变骨髓细胞的CCR5基因,不改变其他细胞。对于骨髓细胞,只精确地改变CCR5基因,不改变其他基因。图| pixabay目前还没法达到这样的精确度。另外,还要注意HIV病毒里的X4毒株,这种毒株不经由CCR5蛋白进入细胞,而是经由CXCR4蛋白。因此,修改CCR5不能预防这种HIV毒株。CCR5的突变并不能抵御全部的HIV病毒。无论如何,伦敦病人都是个好消息。第一例治愈也许只是奇迹。但第二例治愈,就是科学。...
曾经隐秘的关联交易,正渐渐浮出水面。 近日,渤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人寿“)披露公告,根据监管检查整改方案,补报重大关联交易有关信息,具体来看,2016年至2017年期间,渤海人寿共有5笔、合计16.17亿元资金流向“海航系”,但未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蓝鲸保险注意到,2018年6月末,彼时,尚处于监管观察期,禁止与海航集团及其关联方开展相关交易的渤海人寿,即续期与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之间的信托计划,补血后者。无独有偶,近期,一笔资金同样流向海航资本的信托计划到期后,海航资本亦未按期偿付,渤海人寿采取相同措施,将信托计划进行展期,持续“输血”。 关联交易犹如“双刃剑”。专家指出,如不及时进行信息披露,除易给险企带来监管风险外,也极易滋生违规行为,建议加大违规处罚。 旧账被翻出,渤海人寿漏报16.17亿输血海航系关联交易 渤海人寿输血海航,并非秘密,但真实数据却远远大于此前公布。 监管的现场检查,让真实输血情况进一步显形。据了解,2018年11月29日至12月18日,银保监会对渤海人寿资金运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截至2018年11月30日,渤海人寿共计5项、合计16.17亿元的投资交易应属于重大关联交易,但并未及时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在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间,渤海人寿先后投资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资管”)发起设立的,生命资管睿智5号、睿智6号、睿智7号和睿智8号4支债券型保险资管集合产品。生命资管作为产品管理人,在建仓期间,主动买入关联方债券。 值得关注是,蓝鲸保险发现,相关债券的发行方,均指向“海航系”。 具体来看,“15海航债”、“16航空债”所涉及关联方,分别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16海资01”、“16海资02”均指向海航资本,“17西航01”所涉及的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则是海航航空集团旗下公司。 债券涉及关联方情况 从金额来看,“16海资02”投资金额高达6.93亿元,“16航空债”涉及金额相对较小,也达到0.5亿元。但借道资管产品的以上关联交易,渤海人寿均未上报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未向监管上报关联交易情况,未对外进行信息披露。 据了解,生命资管产品所投资的5项海航系列债券,均为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间,从债券一级市场申购或二级市场买入,“交易目的是为了产品净值的增长”,渤海人寿表示。 债券最新价及到期日 目前,上述5支关联方债券均未到期,到期日在2021年年初至2022年年末期间。根据披露信息,以及二级市场债券最新价来看,“15海航债”买入时加权平均价为106.84元,目前市价为81.95元,缩水2成,“16航空债”、“16海资01”略有下跌,“16海资02”略有上涨,“17西航01”买入加权均价与现价无差别。 “重大关联交易信息不及时、如实进行披露,给险企自身带来监管风险的同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交易行为是否公允等问题,也有待商榷。 “寿险公司的关联交易通常都是投资方面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主任郭振华则指出,关联交易不披露,或因不愿意表明资金投向关联方,而这一现象,也容易滋生违规行为。 “需加大违规处罚”,一位业内人士向蓝鲸保险指出,部分公司并非不清楚信批规定,“只是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所以才明目张胆”。 持续输血施援手,渤海人寿展期两笔信托计划 事实上,原保监会曾下发,渤海人寿与海航集团及关联方之间相关交易的“禁令”。 2017年10月,因渤海人寿在股东股权、“三会一层”运作、内部管控机制、关联交易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原保监会就此提出监管要求,其中包括,自监管函下发日起6个月内,禁止渤海人寿与海航集团及其关联方开展相关交易,包括禁止提供借款或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除存量关联交易的终止行为(如到期、赎回、转让等)以外,禁止开展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现有金融产品的续期,以及已经签署协议但未实际支付的交易),期满之日起3个月为观察期。 然而,观察期未过,渤海人寿即“踩点”输血海航资本。 2018年6月27日,渤海人寿续期华鑫信托发起的昊睿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续期金额为10亿元,此时,渤海人寿正处在为期3个月的监管观察期内。 据了解,该信托计划成立于2016年6月,分两期推进,预期收益8.81%/年,期限不超两年,渤海人寿分别在2016年、2017年出资5.7亿元、4.3亿元,合计10亿元。 信托资金用于受让海航资本持有的,长江租赁有限公司的股权收益权,海航资本承诺到期回购,资金用于偿还借款。续期公告显示,该笔信托计划增加了新的增信措施,海航集团将持有的海航资本3.17亿股份质押,为海航资本支付回购价款提供担保。 而近日,渤海人寿同样将早前一笔资金流向海航资本的信托计划展期。 2月20日,渤海人寿公告称,已于2月2日签订补充协议,将渤海信托·渤安3号集合资金计划,展期不超过1.5年,展期金额3.11亿元,收益率从早前的8.29%/年提高至展期期间的9.59%/年,半年付息,信托资金向借款人海航资本发放信托贷款,用于偿还海航资本在四川信托的借款及补充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增信措施为海航资本将其所持有的,对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租赁”)6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质押给渤海信托,为其按时足额偿还信托贷款本息提供质押担保。 所展期信托计划具体情况 事实上,在防风险、去杠杆的背景下,信托交易对于资金需求更为迫切,能够承受的融资成本有所上升,市场资金面总体偏紧,资金成本逐步走高,基于以上,信托计划续期利率上涨或也在情理之中。 渤海人寿同样表示,续期信托计划,“有助于创造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渤海人寿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渤海人寿2018转盈为亏,4季度经营业务现金流负4.95亿 再来看渤海人寿经营状况。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渤海人寿共计实现48.62亿元的规模保费,同比缩减42.83%,而造成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万能险业务收入同比下滑。 细化来看,渤海人寿原保险业务收入47.5亿元,同比上涨11.93%,万能险业务收入1.12亿元,同比下降97.37%,而在2016年时,渤海人寿万能险业务收入一度高达117.86亿元,远超过原保险业务收入。 近三年,渤海人寿原保费占比从36%逐期上调至98%,也是优化产品结构,公司转型的成果之一。 然而,转型势必也承受压力。偿付能力报告显示,2018年,渤海人寿累计亏损2.06亿元,而2017年,渤海人寿净利润为2.21亿元。2018年4季度,渤海人寿经营业务现金流-4.95亿元,净现金流1.57亿元,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从3季度末的515.84%,下滑至287.24%,下降228.6个百分点。 转型关口,一张熟悉的面孔也出现在业内视线。 2018年9月27日,渤海人寿董事会选举闻安民为董事长,12月18日,监管批复核准其任职资格。据了解,闻安民为海航老将,曾任新光海航人寿董事长、渤海人寿总经理、华安财险副董事长等职务,在其重回掌管渤海人寿前,为海航旗下渤海金控副董事长。 对于高层的变更,渤海人寿相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是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和行业监管政策所进行的选拔聘任,“确保任命能更加有利于公司推进战略布局、强化风险管控、提升创新能力”。 如今,保险“老将”闻安民重回渤海人寿,且职位更上一层楼,无疑肩负着带领渤海人寿转型的任务,而面临的挑战,亦不容小觑。...
导读今年2月份P2P网贷平台总成交量为669.80亿元,较上一个月环比下降24.33%,期间活跃出借人、借款人数量分别为200.45万人、519.03万人,环比分别下降40.93%、12.08%。“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家国内中等规模P2P平台负责人赵诚(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随着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求互金平台严格落实“三降”(即降低出借人人数、业务规模、借款人人数)措施缓解金融风险,他骤然发现过去数月整个平台业务收入与利润正呈现加速下滑趋势。“平台内部做了初步估算,以往赚的利润只能支撑平台8-9个月运营时间。”他直言,为此平台曾打算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申请良性退出,但得到的回复是,先将出借人与业务规模压缩一半再考虑这件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因“三降”措施遭遇较大业绩压力的P2P平台不在少数,甚至引发行业性成交量缩水。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重点监测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P2P网贷平台总成交量为669.80亿元,较上一个月环比下降24.33%,其间活跃出借人、借款人数量分别为200.45万人、519.03万人,环比分别下降40.93%、12.08%。究其原因,一是春节效应令网贷行业人气不旺,引发当月交易量有所萎缩,二是在备案冲刺阶段,越来越多拥抱合规监管的P2P网贷平台纷纷秉承“三降”原则,主要减少了发标数量。“现在特别羡慕那些三降措施执行力度相对比较宽松地区的P2P平台,因为他们依然可以通过扩大业务量与出借人借款人数量,支撑业绩持续增长,反而没有经营压力骤增之忧。”赵诚坦言,但他没想到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彼岸,越来越多海外对冲基金正瞄准“三降”措施给在美上市的互金中概股构成的经营压力,开启了新一轮的沽空获利策略。“此前因为备案进展迟缓,一些对冲基金已经参与了对互金中概股的沽空,但现在他们发现,利用三降措施对互金中概股构成的业绩压力进行沽空胜算更高。”一位海外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目前不少对冲基金已经对现金贷占比较高、财报显示逾期率超过10%的互金中概股加大了沽空获利投资力度,因为他们的算盘是,即便三降措施无法令互金中概股业绩疲软并带来所谓的沽空获利良机,《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下称175号文)衍生的平台清退压力将成为他们成功沽空获利的另一张“王牌”。被沽空机构盯上近日,和信贷发布最新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2018财年第三季度,当季和信贷促成借款总额2910万美元,环比下降12.5%;借款人总数与出借人总数分别降至1771人与20325人,环比分别减少约19%与48%,其结果是当季营业收入为191万美元,环比下滑47%。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是去年三季度以来相关部门落实三降措施后,P2P网贷平台深陷业绩压力的一个缩影。“其实和信贷的处境还不算最糟,我听说部分P2P平台的成交量、借款人与出借人数量均出现环比逾20%的下滑,造成很大的经营压力,但为了顺利完成备案,这些平台不得不咬紧牙关苦苦支撑。”一位国内P2P平台运营总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然而,P2P平台业绩压力骤增,正被不少海外对冲基金视为新的沽空获利良机。在和信贷发布最新财报前,沽空机构Bonitas Research在1月中旬发布沽空报告,直指和信贷财务造假,其理由包括和信贷向投资者谎报其业务规模、内部人士转移现金、线上平台负面发展等行为。“其实这种沽空获利套路并不新鲜。”一位熟悉沽空机构操作策略的海外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去年一波资金因虚拟货币价格大跌而抄底互金中概股,吸引了不少对冲基金以备案进展迟缓为由进行沽空狙击,如今他们只是换了一个“由头”,打算趁着年初互金中概股股价反弹之机如法炮制。在他看来,这些对冲基金如此胸有成竹,很可能是笃定三降措施正对互金中概股业绩表现构成负面冲击。毕竟,由于此前互金中概股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令股价有所回升,对冲基金不大会选择在互金中概股发布业绩财报前后采取沽空措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对冲基金的这轮沽空算盘目前尚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是1月美股大幅反弹与中美经贸磋商积极进展,令不少互金中概股股价纷纷出现逾10%反弹。“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位对冲基金经理透露,即便三降措施对互金平台构成的业绩增长压力,未能让他们沽空得手,他们会很快再以175号文为卖点,重新掀起新的沽空浪潮。目前,部分对冲基金已经对现金贷占比较高、财报显示逾期率超过10%的互金平台加大沽空力度,在他们看来,这些 P2P平台被清退的几率不低。导流平台求生征途值得注意的是,三降措施给P2P网贷平台构成较大业绩压力同时,也让不少第三方导流平台或贷款超市机构遭遇新的经营压力。一位第三方导流平台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年底以来他们持续减少向P2P平台提供导流服务,原因是“不赚钱”。究其原因,一方面不少P2P平台因三降措施压缩了运营开支,导致单位获客费用被调低,另一方面在成交量增长受限的情况下,不少P2P平台纷纷抬高了贷款审批门槛,也导致第三方导流平台的获客成本水涨船高。“现在为P2P平台提供获客服务的利润降至10多元/人,甚至部分导流平台反映这项业务已经不赚钱,因为在流量成本高企的压力下,P2P平台提供的导流费用(按人计算)已经比导流平台渠道合作开支高出了10%-20%。”他透露。为此他们转而加大了向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与小贷公司的导流力度,毕竟,这些金融机构设定的贷款产品利率较高,可以给予比较可观的获客费用。马上消费金融创始人兼 CEO赵国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尽管获客渠道不断拓宽,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业务规模增长某种程度会受到资金端制约。究其原因,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主要通过银行间同业业务获取资金进行放贷,有时银行收紧资金拆借会导致持牌消费金融机构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即贷款人申请增加较多,但放贷资金“跟不上”。在他看来,这也驱动马上消费金融不以规模与利润为目的,侧重科技驱动与小额分散、场景结合与数据决策,令业务规模在稳健风控前提下保持合理增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这倒逼部分第三方导流平台转而向信用卡机构提供导流获客服务。究其原因,不少信用卡机构正在积极推动渠道下沉扩大市场份额与用户群体,以便在未来市场竞争里获得先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不少信用卡机构在获客方面的投入比较可观,加之各家信用卡发卡审核标准各有侧重,因此我们在信用卡获客方面的导流收益,已经达到100多元/人,足足是P2P平台获客收益的逾10倍。”这位第三方导流平台负责人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