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业务的“终点”是财富管理? 近日,原联讯证券(现更名为粤开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朱俊春被曝加盟平安银行某分行,担任“私人财富专家”。 而更早一些时候,原渤海证券投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立项委员会委员许达,也在今年3月悄然离职,并迅速加盟中金财富,从事高净值客户的理财顾问工作。 令人不禁疑惑,财富管理是否已经成为券商业务的“终点”,以至于这些曾经的券业精英纷纷转换赛道。 事实上,券商内部一直以来并不缺少人才流转的渠道,从研究转行资管或自营,从对内到对外,从管专户到管公募……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业内对传统卖方研究模式的反思越来越多,不少研究所开始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并将汇聚、培养、输送优秀人才作为研究所的重要作用之一,券商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完善。 首席策略分析师转行理财顾问 公开信息显示,朱俊春今年40岁,是复旦经济学硕士,浙大工学学士。最早于2010年取得证券投资咨询(其他)资格,开始投身券商研究业务,此后辗转了华泰联合、申万宏源西部、长城证券等多家券商。 2012年10月,朱俊春加盟长城证券研究所,负责策略部工作。2015年3月转投国信证券。此后又在2017年5月加入联讯证券研究院(现为粤开证券研究院),出任首席策略分析师,并在2019年10月宣告离职,这也是他在证券行业任职的最后一家券商。 此前在2014年10月,时任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朱俊春发布了《策略分析师之死》一文,一度引发业内热议。他在文章中表示,策略研究从宏观策略发展到行业比较,再发展到主题投资,触角已延伸至各个角落,甚至到了挖掘个股的程度,做大策略团队已无意义。 彼时,朱俊春还在文章中不无自嘲地提到:行业趋势是券商研究影响力减弱而其他机构研究影响力走强,中小券商影响力减弱而大券商影响力走强,策略影响力减弱而行业影响力走强,自己“在一个中小规模的卖方机构干策略,看到的是三重向下的大底”。 如今,已从证券行业离开2年多的朱俊春重选赛道,以“十多年全球金融市场研究经验”“证券公司总部首席策略分析师”等标签进军财富管理赛道,或许也将为其职业生涯带来新的转机。 值得一提的是,转行财富管理的并不仅仅是曾经的策略首席。 中证协信息显示,今年3月原渤海证券投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立项委员会委员许达悄然离职,随后迅速加盟中金财富。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目前许达主要从事高净值客户的理财顾问工作。 从金光闪闪的资深保代,到“下沉”变身理财顾问,其中或许有着从中小平台跳往头部平台的考虑,但转型跨度之大还是令人咋舌。让人不禁疑惑,财富管理是否已经成为券商业务的“终点”,以至于这些曾经的券业精英纷纷转换赛道。 研究所重新定位人才库 事实上,证券的人才一直以来并不缺少转职渠道,从研究转行资管或自营,从对内到对外,从管专户到管公募……也有不少知名分析师选择从卖方跳往买方,抑或是干脆转型进入上市公司开启新的职业生涯。 而近两年,随着业内对传统卖方研究模式的反思越来越多,不少研究所也开始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将汇聚、培养、输送优秀人才作为研究所的重要作用之一,券商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完善。 例如,原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康崇利曾历任粤开证券资管总部权益投资负责人,资管投决委委员。但据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就在今年春节前,他经过内部调岗加入了粤开证券自营条线。 日前,华安证券研究所所长尹沿技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专访时表示,券商发展研究所业务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为公司汇聚优秀人才资源。毕竟只有最具市场化的机制,才可能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市场化人才。华安证券正是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研究所平台影响力,为其他各业务条线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进而利用好数字经济产业契机、安徽区位优势等有利条件,充分实现证券业务协同、资源整合。 更早一些时候,财通证券总经理助理、财通证券资管董事长马晓立也曾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针对部分资深分析迫切的转型需求,财通证券计划围绕大财富管理打造一个人才“旋转门”,帮助他们切入到大的投资和财富管理体系中。 如果想转型做投资,这扇“旋转门”既可以通往财通证券资管、财通基金、财通自营等二级市场投资的子公司和部门,也可以通往财通创新这样的一级市场投资子公司,从事投资研究工作;如果想要转型投行,可以转向投行相关部门;有资金方优势的分析师,还可以选择资产配置方向,为客户提供投顾等有价值的财富管理服务。...
腾讯控股(00700.HK)6月27日午间在港交所公告,公司主要股东Naspers集团(南非报业旗下)将出售公司股份,以筹集其回购计划所需资金,不过并未披露出售比例。 2021年4月,以每股近600港元出售腾讯控股2%的时候,Naspers集团一度承诺三年内不会继续减持腾讯,然而6月27日午间的这一份公告,彻底打破了这一个书面的承诺。 腾讯再次被卖,大股东违背承诺 “Prosus日期为4月7日的新闻稿中,Prosus宣布至少未来三年将不会进一步出售股份,有关安排符合其对腾讯控股业务潜力的长期信心。”2021年4月8日,腾讯公告如是说,然而一年多以后,大股东就违背了承诺。 “知悉本公司主要股东Prosus(该公司由Naspers拥有大多数股权)及Naspers于2022年6月27日作出的新闻稿,”2022年6月27日午间腾讯公告称,Naspers集团预计每天出售的公司股份数目将占公司股份之每日平均成交量的一小部分。 Prosus是一家控股公司,用来持有南非投资公司Naspers(南非报业)的国际互联网资产。截至目前,Prosus通过其子公司MIH持有腾讯控股超过28%。 玄甲金融CEO林佳义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前因为腾讯有国内较多公募基金“抱团”,造成股价调整并不充分。腾讯大股东继续减持,一方面是大股东自身需要资金使用,如公告说明回购自身股票需求等;另外,是有其他的资金使用,如其他投资需求。本次减持明显违背了去年公告的三年不减持承诺,也可能是对腾讯控股增长回正预期不好,且目前估值相对较高,故而决策进行减持。 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以36.97亿港元(未计开支)的总代价,回购886.44万股,回购价格在352.8港元到477.4港元之间,均价为417港元左右。 腾讯再次跌破400港元,马化腾的管理团队能否让投资者继续保持信心,市场产生了一定疑问。 中概股被套现,腾讯也在卖资产 中概股近三个月明显反弹后,都受到主要股东大手笔减持;而被大股东继续甩卖的同时,腾讯控股自己也在甩卖资产。 2022年3月底,腾讯持有的上市投资公司(不包括附属公司)的权益公允价值为6060亿元。而在上季度末,腾讯在上市投资公司(不包括附属公司)的权益公允价值为9828亿元。2021年四季度,分拆京东集团派发给股东作为股息后,腾讯今年继续卖资产。今年一季度,处置及视同处置收益约为188.92亿元,其中包括处置联营公司Sea Limited(NYSE:SE)产生收益约为184.81亿元。 6月20日新东方在线(01797.HK)大跌32%后,报收16.98港元。腾讯控股在6月15日到16日出售了新东方在线7460万股,减持后持股比例从9.04%降至1.58%,减持均价不到9.7港元。 2021年4月8日早上,腾讯控股公告称,接获南非报业旗下的Prosus(由Naspers拥有大多数股权及本公司控股股东)知会,其全资附属公司MIH TC已于4月8日与配售代理订立配售协议,内容有关按总代价1142亿港元出售合共1.92亿股份,占已发行股份总数约2%,减持均价595港元。彼时Prosus表示,“计划利用出售这些股票所得收益,来提升公司的财务灵活性,从而进一步投资于成长型企业,以及一般性企业用途。Prosus表示,疫情加速了该集团所有增长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包括食品配送、支付和金融科技、教育和电子商务等,Prosus看到了继续扩大这些业务模型规模的机会。此外,通过风险投资部门,Prosus将继续支持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 2018年3月22日,投资腾讯已达17年的Naspers首次减持腾讯,当时减持约1.9亿股,占腾讯总股本的2%,减持均价402港元,三年后2021年4月再次减持的价格,其实上涨幅度不足50%。 而2022年6月开启的这一次减持,很可能比2021年4月的减持均价更低,而跟2018年第一次减持的价格大致相当。 相关阅读: 腾讯大股东抛出长期减持计划,违背三年承诺 来源:新浪 6月27日,腾讯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Naspers(南非报业集团)将出售公司股份,Naspers集团预计每天出售的公司股份数目将占公司股份之每日平均成交量的一小部分。 消息一出,震惊市场,腾讯午后1分钟蒸发近2000亿港元,截至收盘,腾讯市值自高点蒸发2100多亿港元。 腾讯大股东为何减持腾讯?根据公告,腾讯大股东表示,公司将开始进行一项长期、开放式的回购计划,并将有序地以场内出售Naspers集团所持本腾讯股份的方式筹集回购计划所需资金,也就是说腾讯大股东拟减持腾讯回购自家公司股票。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Naspers集团也只在2018年和2021年进行过两次减持,且均承诺3年内不再减持,本次减持彻底打破三年承诺,而且Naspers历次减持后,腾讯股价此后半年到1年几乎全部股价腰斩。值得注意的是,腾讯大股东目前持股27.69亿股,持股市值1万亿港元。 对于腾讯大股东减持,有股民表示,“ 腾讯这几年别想涨了,股价会被压的死死的。”...
中纪委反腐深入银保监会系统。6月2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连续通报对3名金融“蛀虫”的处理结果,分别是:上海银保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韩沂被“双开”,江西银保监局原二级巡视员章莳安被开除党籍,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原一级巡视员蔡江婷被开除公职。韩沂:信奉“权能生钱”还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杭州市监委对上海银保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韩沂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查,韩沂违反政治纪律,落实党中央金融决策部署不力,弃守监管职责,对抗组织审查,与他人串供并转移隐匿赃款赃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购物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等活动安排,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费用;违反组织纪律,未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插手干预被监管机构人事安排;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家风不正,对配偶失管失教、放任纵容;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韩沂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弃理想信念、丧失党性原则、缺乏政治意识,受错误思想腐蚀迷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甘当“两面人”;长期担任部门和单位“一把手”,弃守政治机关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敷衍塞责。律己不严、顶风违纪,置党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屡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思进取、心态失衡,背离监管初心使命,一心谋求个人待遇;贪欲膨胀、观念扭曲,信奉“权能生钱”,将公权力异化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其行为严重损害监管形象和监管权威,严重破坏所在部门和单位政治生态,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腐败问题与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典型。韩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国银保监会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韩沂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研究,决定给予韩沂政务开除处分;按程序撤销其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终止其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杭州市监委研究,决定将韩沂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韩沂 资料图韩沂简历韩沂,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山东邹城人,硕士研究生,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至1990年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工作;1990年11月至1993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计划处处长助理;1993年3月至1995年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计划处副处长;1995年2月至1996年11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副行长;1996年11月至1999年1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银行处处长(期间:1995年9月至1997年3月在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职学习);1999年1月至2001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银行监管一处处长;2001年8月至2003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银行管理处处长;2003年10月至2004年2月,任浙江银监局办公室临时负责人;2004年2月至2004年10月,任浙江银监局办公室主任;2004年10月至2009年1月,任浙江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09年1月至2011年9月,任湖北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2011年9月至2015年1月,任浙江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国银监会现场检查局局长;2016年11月至2018年10月,任上海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2017年任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2018年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任上海银保监局筹备组组长;2018年11月至2021年12月,任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2021年12月,被免去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2022年2月,被撤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2022年5月,被终止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章莳安:接受宴请必喝茅台,以“茅台酒品鉴专家”自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6日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吉安市监委对江西银保监局原二级巡视员章莳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查,章莳安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金融“土特产”,接受他人安排的宴请和旅游活动,生活奢靡,接受宴请必喝茅台酒,以“茅台酒品鉴专家”自居,违规收受茅台酒数以百计;违反组织纪律,瞒报家庭房产,接受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插手被监管机构人事安排;违反廉洁纪律,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购买金融机构股份和员工内部团购房;违反工作纪律,违规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应罚未罚,严重损害监管权威;违反生活纪律,不重视家庭建设、家风败坏,配偶对其贪腐行为推波助澜,甚至直接上阵;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章莳安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手、不收敛、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国银保监会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章莳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吉安市监委研究,决定将章莳安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章莳安 资料图章莳安简历章莳安,男,汉族,1961年4月生,江西余干人,在职硕士研究生文化程度,1977年10月参加工作,198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0月至1981年3月,在余干信丰共大淀粉厂工作;1981年3月至2003年11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余干支行、上饶地区分行、萍乡中心支行工作;2003年12月至2017年11月,先后任上饶银监分局筹备组组长,党委书记、局长;2007年11月至2015年9月,任江西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5年9月至2018年10月,任江苏银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任江苏银保监局筹备组成员;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任江苏银保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任江西银保监局副巡视员;2019年6月至2021年5月,任江西银保监局二级巡视员;2021年5月,退休。蔡江婷:靠监管吃监管,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蔡江婷出生于1964年1月,浙江东阳人,2006年后历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副主任,吉林银监局副局长,中国银监会法规部副主任、巡视员等职。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成立后,她先后任法规部巡视员、一级巡视员,2021年9月接受监察调查。蔡江婷 资料图经查,蔡江婷靠监管吃监管,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利用职务便利,违规购买金融机构股份获利;伙同配偶以高价向金融机构出售股份方式非法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严重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研究决定,给予蔡江婷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法所得;经巴彦淖尔市监委研究决定,将蔡江婷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6月24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与浙江省监察机关对主动投案的中国证监会第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原会计监管部总监林勇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林勇峰在上交所任职20多年,曾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巡回审理协作部、会计监管部总监。近期金融领域“打虎”十分密集,4月以来,包括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人保等金融机构在内,至少18人被查,其中,证监会系统共有5人被查或被开除党籍。金融“大老虎”被揪出,在金融系统起到了较大的震慑作用。上交所原会计监管部总监被“双开”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与浙江省监察机关对主动投案的中国证监会第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原会计监管部总监林勇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林勇峰理想信念动摇,纪法意识淡漠,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监管对象宴请;背离证券期货监管工作初心使命,在企业发行上市审核中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并收受财物。林勇峰违反党的廉洁纪律并构成职务违法,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鉴于林勇峰能够主动投案,且到案前主动退还所收财物,到案后如实交代违纪违法问题,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轻减轻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交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作出决定,给予林勇峰开除党籍、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林勇峰,男,汉族,1970年9月出生,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生学历。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9月参加工作,入职上海证券交易所。2013年1月至2022年3月,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巡回审理协作部、会计监管部总监。多位证监系统问题官员被揪出4月以来,证监系统已有5人被带走调查或被开除党籍。6月10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证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冯鹤年此前先后在证监会法律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山东证监局任职,2015年9月到被“带走”时,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6月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原主任王宗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先后任职证监会会计部处长、陕西证监局副局长、证监会稽查局稽查局(稽查一局)副局长,稽查总队副总队长、证监会发行部巡视员兼副主任、浙江证监局局长。5月20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证监会湖南监管局二级巡视员朱治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朱治龙1964年1月生人,先后任证监会长沙特派办稽查处副处长、处长,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二处处长、法制工作处处长,湖南证监局副巡视员、二级巡视员。4月1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与湖南省纪委监委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曾长虹丧失理想信念,以贪心取代初心,长期在证券发行审核关键岗位工作,“靠发审、吃发审”,临近退休“逃逸式”离职,妄图逃避监督监管,继续恣意敛财。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与他人串供,转移、隐匿涉案财物,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和高档奢侈品,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旅游安排,由他人支付其私人费用;组织观念淡漠,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以多种方式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放弃监管职守,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企业发行上市、再融资审核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严重破坏发行审核秩序,损害证券监管形象。贪婪无度,纪法意识全无,甘于被“围猎”,大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拟上市公司股权。曾长虹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仍不知止不收手,涉嫌犯罪金额特别巨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国证监会党委研究,决定给予曾长虹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经湖南省邵阳市纪委监委研究,决定将曾长虹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曾长虹1961年1月生人,先后任职证监会稽查局处长、发行部副巡视员、发行部副主任、投资者保护局巡视员、一级巡视员,2019年8月调离证监会。更早之前,去年12月,证监会原发审委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原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副主任操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去年11月,证监会原发审委委员、上海监管局原调研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朱毅接受监察调查。金融系统密集“打虎”从严惩治腐败行为近期金融领域“打虎”节奏十分密集,招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学庆,兴业银行原监事会主席蒋云明等“金融虎”落网。4月以来,包括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人保等金融机构在内,至少18人被查。金融产业涉及的范围宽、领域多,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多,通过近几年在金融系统开展反腐败斗争,揪出了不少金融“大老虎”,在金融系统起到了较大的震慑作用,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有所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社会大局意识有所提高;金融员工职业操守有所提升,金融行业风气有所好转,违规违法行为得到一定遏制,各种金融市场乱象得到有效整治。证监会在3月份召开的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传达了2022年纪检监察的主要工作,一是围绕迎接服务党的二十大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过程强化政治监督,对落实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等重大改革加强监督检查,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二是坚持高标准做好纪检监察巡视整改和对会系统巡视整改的重点监督。三是从严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精准整治群众关切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四是保持反腐败工作严的态势,聚焦重点领域强化专项整治和治理。五是以专项监督深化日常监督,优化完善对会机关重点部门、证券交易所和“三委”委员等重点群体的监督检查,加大问责力度。六是进一步强化驻点监督驻巡结合机制的效能,加强对会系统单位纪委的监督和指导,深化与地方纪委监委合作,推动各项监督统筹衔接。...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是中央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安排,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的重大举措。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获悉,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保障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交所顺利推进,保护中小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调研、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于2022年6月24日发布了《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保障意见》)。具体来看,《保障意见》共四个部分14个条文。《保障意见》表示,与沪深市场相比,北京证券交易所拥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功能,其上市公司符合转板条件的,可转到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北京证券交易所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坚持错位发展与互联互通,重在实现“三个目标”:一是构建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安排,二是畅通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纽带作用,三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良性市场生态。《保障意见》中要求,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经法定程序制定的、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股票发行、上市、持续监管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案件时依法参照适用。对于北京证券交易所所涉纠纷,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通过证券交易所听证、复核等程序表达诉求,寻求救济。严格执行证券法有关保障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的有关规定,依法落实证券交易所正当自律管理行为民事责任豁免原则。新的意见中还明确,北京证券交易所及其上市公司所涉案件集中管辖。“对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所涉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由北京金融法院试点集中管辖”。针对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的定位,结合“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特点,《保障意见》从提供优质司法服务的角度,提出了支持中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若干具体措施。包括通过依法支持证券中介机构服务中小企业挂牌上市融资、按照“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予以区别对待、秉持资本市场“三公”原则依法降低中小企业融资交易成本、优化审判执行程序降低创新型中小企业诉讼成本等具体内容。亮点在于,《保障意见》中明确,相较于沪深上市公司,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处于发展早期,规模体量相对较小。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中小企业及其证券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案件时,要立足被诉中小企业尚属创业成长阶段这一实际,准确完整理解相关司法解释所秉持的证券中介机构责任承担与注意义务、注意能力和过错程度相适应原则,力戒“一刀切”。对服务中小企业的证券中介机构的过错认定,坚持排除职业怀疑后的合理信赖标准,提高裁判标准的包容性和精准性。要正确厘清新三板挂牌公司主办券商与上市公司保荐机构职责之间的差异,按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审慎判定主办券商的责任范围,防止过分苛责证券中介机构产生“寒蝉效应”。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保障意见》还有新的规定。在上市过程中,对于为获得融资而与投资方签订的“业绩对赌协议”,如未明确约定公司非控股股东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就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的,对投资方要求非控股股东向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等再融资过程中,对于投资方利用优势地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股东订立的“定增保底”性质条款,因其赋予了投资方优越于其他同种类股东的保证收益特殊权利,变相推高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违反了证券法公平原则和相关监管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该条款无效。为降低中小企业上市成本,对于证券中介机构以其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在上市保荐、承销协议、持续督导等相关协议中存在约定为由,请求补偿其因发行人虚假陈述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不过,为了打击涉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市场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意见》也表示,严防“带病闯关”,依法从严惩处通过财务造假等方式实现在新三板挂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者挂牌、上市后发行证券引发的欺诈、腐败等犯罪行为。...
说起来到底有些讽刺,我一个投资人朋友最近和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干投资久了,一收到FA发来推项目的信息就本能地有些烦,总觉着对方是来骗钱的。现在我也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真是天道好轮回啊。”我这个投资人朋友任职于一家“小而美”的产业资本,最近他们接到上头下达的指令就是:帮被投企业找融资。(如果是垃圾项目或者利益输送型项目,则是寻找接盘者或者庞氏融资,此前报道:“楼继伟:资本市场存在一级市场庞氏融资(庞氏化)、会计估值操纵化等问题”)这项任务光荣而艰巨。光荣在,这是现在基金募资的核心竞争力;艰巨在,自家基金没余粮,其他地主子弹也紧俏。“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不光是项目活得艰难,所有人都不容易。01 2022最重要的投后:帮企业融资现在的VC/PE都在珍惜子弹,这是圈里公认的事实,造成如此事实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募资难是压在私募基金身上的大山之一。一位知名天使投资人甚至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段子:“这个项目,TS出了,投前尽调做完了,过完投委会了,SPA签完了,就差募资端完成募资了。”这与早年间著名段子——“项目已经找好了,经纬的A轮、红杉的B轮、BAT的C轮,就差xx的天使投资了”相差无几。段子是VC/PE行业正在面临巨大挑战的缩影,而VC/PE越发谨慎的投资态度,产生了另一个有目共睹的结果,即投资人将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被投企业上。“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投后管理,再这样下去中小企业撑不下去了。”北京一家人民币基金投资人这样说。今年3月份我写了一篇《一级市场,做好投后有多难?》,文章着重讨论的还是VC/PE做投后的边界在哪儿。投后管理已经成为各家基金越来越重视的一个环节,有钱的大基金做起了码人头的工作,也即单独招上几十个投后人员,成立精细的投后管理部门,小基金则是投前投后一体化,VC们身兼数职。共同点就是:为被投企业提供能力范围内全部的服务。如文首所提,投后管理正在发挥它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不光是项目方需要投资人帮忙,LP(包括潜在LP)都在盯着投资人做这件事。北京一家硬科技基金IR李九告诉我,现在LP都会看GP是不是有投后部门。李九提起自家的投后部门滔滔不绝,什么企业培训啦、政策咨询啦、后续融资啦等等无所不包。说起来,市面上主流基金的投后服务其实大同小异,李九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她也告诉我,组织投后是基金今年仅次于募资的大事。当我问起“这么多投后服务,哪项服务提供的最为频繁”时,李九的回应是,“帮企业融资,和政策咨询。”李九提起的“政策咨询”大多为政策方面对创业项目的资金补贴、场地支持、资源优待等。“钱,才是硬道理啊”,李九发出了感叹。02 做FA?VC不避讳如文首所言,如今的VC生生把自己活成了FA。先说个数据吧。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2022年一季度中国VC/PE市场投资交易均值断崖式下跌,仅为2731.73万美元,环比下降25%,同比下降22%。2022年5月,投资案例数量393起,投资规模63.03亿美元,自年后国内的疫情反复影响下,投资市场持续下沉,在本期投资规模降至冰点,仅不足百亿美元。听上去有些像悖论:既然VC不出手投资,又怎么劝同行投自己portfolio里的项目呢?我倒是收集到了一些回答。上海一家美元基金投资合伙人张权表示,和专职FA相比,他们更相信圈里投资人的推荐。理由是“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共识很多,试错率也会低一些。而FA,一般都是广撒网,给出的项目信息多少都有些装饰,时间成本太高了。”一位圈里大佬甚至告诉我,他也会亲自向其他大佬推荐项目,“我们不太会避讳这个,他们有好的项目也会推给我,我聊下来觉得不错的就会跟进,不合适的就不投。”那么现在的VC做得了FA吗?华东一家人民币基金的投资总监赵思觉得,和专职FA相比,他们到底还是轻松一些,只需要负责有限的被投企业。除此之外,赵思还是有些悲观,“我骨子里难以认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主业本就是投项目,现在却只能把帮企业完成后续融资当作KPI,着实有点不习惯。”专注2B赛道的FA机构的刘启认为,尽管业内大家对FA评价褒贬不一,甚至贬低为主,他还是认为专业的FA要比VC更懂行业更懂投资。对于当前VC/PE市场投资人不得不亲自下场帮企业融资的现象,刘启的反应比较漠然,“这是周期使然,大家手里都没钱,都做不了什么事,自然就捡能做的做了。总不能把人全裁了吧。”事实上,我也碰到过不少鄙视VC的FA,他们形容前者为“自以为聪明的傻子”。撇去所谓的 VC/PE行业鄙视链不谈,业内倒是有一个共识,FA不是轻易就能替代的物种。仅2021年,一级市场FA参与交易金额达3404亿元。还有一个数据是,2014年,FA参与交易的渗透率为1.5%,2021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8.61%。在中后期市场,FA渗透率更高,根据最新独角兽名录显示,超过37%的独角兽企业融资有FA的助力。其实还有一个最直观的体现,著名的“岁寒三友”中的两友就来自于FA机构,他们被追捧的言论都折射出FA在VC/PE行业中的位置。03 最重要的小事:看项目赵思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主要是劝自己看多中国VC/PE市场。在投资放缓的大环境下,和赵思一样的投资人们都向我表达了周期早晚会过去的观点。他们表示,现在的确处于市场冷静期,大家出手少而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停止寻找机会。机会体现在,依旧积极看项目,做好项目储备上。赵思认为,他相信蛰伏期才是体现真功夫的阶段,等窗口开启时,就看谁能跑得最快,谁能最高效地投中项目。同时,赵思还说出了他个人对投后的想法,“不应该盲目地抓投后,如果投的项目不好,再怎么奶也效果不大。”某餐饮基金投资人Joe也表示,尽管在线下餐饮饱受冷落的今天,他依旧坚定地认为餐饮行业大有可为。虽然他们今年基本不投项目,但他依然保持着每天聊1-2个项目的习惯,并且做好备注,“永远不能因噎废食,也永远不能失去一线的sense,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往前走,以此来训练自己第一时间嗅到市场变化的能力。”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如此积极的态度建立在越来越多VC从业者或主动或被动退出行业的基调上。李九就经历了身边同事不断被优化的过程,她透露,有的同事是看到行业萧条,觉得没有前景主动离开,有的则是被上级优化,有的是原赛道被砍、调去其他赛道小组。留下来的总是幸运的,李九说,哪怕大家都不得不干起了FA的活儿。(注:李九、张权、赵思、刘启为化名)...
日前在媒体圈引发关注的“券商实习生假冒分析师,骗一群毕业生写研报”一事有了下文。 6月24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布声明称,接到举报以来,学院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深入调查,分别向学生本人、举报人、实习公司多次进行情况了解和核对。目前,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在相关情况调查核实完成后将根据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这件事情背后更让人反思的是,为什么一位普通的学生可以堂而皇之地骗人写研报数月而不被察觉。这么多年证券行业见怪不怪的“小黑工现象”,是否有进一步规范的空间? 复旦经院回应:将严肃处理! 日前,证券时报·e公司曾报道,一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刘某在多家证券公司,冒用分析师名义私招实习生,并称实习六个月以上可以获得留用机会。有实习生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自己在被骗的10 个月里,累计完成上百万字的研究报告,甚至大年初一晚上都在加班。这些实习生一直以为自己在证券公司实习,结果辛苦写出来的报告,却被刘某以自己的名义交了上去。详情点击《券商实习生假冒分析师,骗一群毕业生写研报!有人春节还在加班,10个月写了百万字!多家券商紧急发声》 被骗的实习生因此错过了校招,又错过了春招。还有实习生原本已经被某知名公司录用,但因为这段存疑的实习经历,最终被取消offer。据悉,这个“实习生骗局”的受害者,目前已知达到8人,其中多人也因为这段“假实习”而影响到就业进度。 根据证券时报此前报道梳理,复旦刘某于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之间,曾先后在东方证券、安信证券、国X证券、东北证券等券商实习。并且,刘某部分实习经历存在时间上的重合,在获悉刘某实习期间存在的不端行为后,相关证券公司也纷纷采取处理措施。 在获悉刘某系复旦大学在读研究生的身份后,曾有被骗同学于5月23日向复旦大学校长信箱发送举报信,举报刘某在实习期间,私自使用证券公司员工身份私招实习生无偿帮助其完成实习工作,致使多名同学上当受骗。据悉,在复旦大学于6月8日公示的2022年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拟获得者名单公示中,经济学院的刘某位列其中,随后该事件在网络平台发酵。 刘某本人也因为此事付出了代价。据悉,东北证券曾向刘某发出offer,不过在今年1月底获悉刘某存在不端行为后,就与刘某解除了就业协议。6月10日,德邦证券人力资源部发布声明,表示公司关注到外界热议的“实习生事件”,“得知此事件后,我司高度重视并积极配合校方调查核实。在校方反馈明确调查结论前,将暂缓该名同学的校招录用流程”。 6月24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网站发布《关于我院学生在校外实习期间被举报的情况说明》。 该学院表示:“自接到对我院学生刘某在校外公司实习期间冒用公司员工名义招募实习生的举报以来,学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深入调查,分别向学生本人、举报人、实习公司多次进行情况了解和核对。目前,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学院一贯重视立德树人工作,重视学生的品德表现,在相关情况调查核实完成后将根据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券业“小黑工”现象普遍 “这个事情很快就引起了身边同学们普遍的愤怒,因为应届生的身份只有一次,这么做真的太缺德了。”与刘某同届的复旦大学学生文同学(化名)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事实上,这位刘姓同学极端的个例,揭开了证券行业长期存在的“小黑工现象”的冰山一角。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被刘某欺骗的学生中,有学生被骗长达10个月之久,累计完成近百万字的研报,而且被骗的学生为数不少。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骗人长期做实习这么恶性的事件发生在卖方分析师这个行业? 多位学生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明显能感觉到,现在同学们“大二起至研究生,求职一届比一届卷”,经管类的学生从本科大三起至研究生期间会进行多份实习,而不少同学的第一份实习,都是从卖方行研(行业研究)或投行的“小黑工”做起的。 与此同时,自2020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也使许多实习工作都转向了线上,包括券商、基金、快消、咨询等行业远程实习纷纷占据主流,这也让“假实习”有了可乘之机。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在券商研究所实习生招聘中,由实习生招“小黑工”给自己干活,或者由正式分析师招聘实习生却不签实习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 以文同学的经历为例,先后有两段券商行研实习经历,且两家都是在规模前十的大型券商。 “当我在第一家券商研究所J实习的时候,我们组最多时候有三个实习生,但是每个月只有一个正式实习生的名额,因此就只能轮流拿实习证明,虽然我们三个人当时都干了三个月,但最后的实习证明都只有一个月,当然我们还算有实习证明的。”文同学说道。 他还表示,“第二家券商Z证券研究所则相对好一点,会和你签实习生合同,但是一次只能签一个月的,我比较懒,没有去续签,事实上我干了6个月,但我只签了一次劳动合同。当然我是可以接着签合同的,但我其实觉得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行业大家会认为,其实你不太需要一份实习证明来证明你做过这份实习。” 另一方面,诸多研究所都默认不给实习工资也可以招实习生,这也导致没有流水这一道关卡,让同学短期内无法发现自己被骗。 但对于更多的学生而言,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小黑工”本身的存在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也是一份很好的机会。有多位从业者向记者表示,当年靠一份“无名无份”的小黑工攒下第一份实习,至今仍当年的带教老师心怀感激。 “从学生角度来看,我们不会特别care‘小黑工’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实习经历,没有实习经历就找不到工作。所谓的‘小黑工’就是不走人事或者不给你钱,但你可以有实打实的学习机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你是小黑工,你的老板也会支持你的背景调查。”文同学说道。 归根到底,正是当前国内卖方分析师行业中部分机构“重服务、轻研究”的风气,一些研报充斥着二手信息拼凑的现状,让行业出现了把研报层层下发给实习生来写的“怪象”。 并且,“小黑工”现象本来也不应该成为“常态”。作为券商,既然有用人的需求,那么是否能够尽可能在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的同时,流程上更加规范? 多家券商此前曾发布声明 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在类似假冒分析师事件发生时,包括中金、广发、国信、开源在内的多家公司都曾发布声明,提醒求职者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5月25日,国信证券发布公告称:相关人员谎称其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通过微信等渠道发布招聘信息,在经过电话面试后告知对方学生被录为正式实习生,实习六个月以上可以获得留用机会,并通过微信向对方学生发送了实习协议等文件,以假乱真。国信证券借此提醒广大学生提高警惕,明辨真伪,切实保护自身利益。 5月23日,开源证券研究所表示,近日,开源证券研究所发现在网络平台上存在若干机构及个人,冒用开源证券研究所以及研究员名义,发布虚假实习机会,给相关求职者造成了误导和损失,同时严重损害了开源证券研究所的声誉和形象。 中金公司也曾发布声明,目前市场上存在若干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冒用中金公司名义,以提供中金公司面试、实习、内推等机会为由,向求职者发布虚假信息并索取相关费用,或冒用中金公司员工名义,发布虚假实习机会。 中金公司表示:“中金公司人力资源部会与应聘者直接沟通,不会索取任何费用。所有拟录用人员,人力资源部均会直接与其沟通办理入职手续,入职手续全部完成后方可正式开展工作。”...
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某镇当公务员的李书朋,没有朝九晚五,他一年加班200天起计。虽然家住玉林城区,但因为天天驻村,整个6月还没回过一次家。家人和朋友都好奇他究竟在忙些什么?6月,玉林正值雨季,李书朋需要到村里主要河道轮班防汛,此时的他,穿着沾满泥土的雨鞋和迷彩衣;天晴时,他到村里撂荒地,或开展防返贫监测,或追缴农村养老保险,或做好美丽乡村建设;一旦收到县、镇、乡、村里有新冠阳性确诊或密接的“警报”,李书朋就变身“大白”,快速排查所有外地返村的人。今年2月以来,李书朋又增加了一项新的工作——卖房。前期摸查村民购房意愿,利用村里各种大型活动,“见缝插针”地宣贯政府购房补贴政策,每周末安排大巴车组队到城里看房……此时的他,穿着白衬衣、黑西装,再佩戴一枚党徽,把自己和置业顾问区分开来。李书朋不会从开发商处获得一分钱佣金,他盼的是村民下手买房那一刻,填写购房补贴申请表时,在“推荐单位”一栏写下他所在单位的名字。这关乎到李书朋所在单位人口进城工作的考核,整个玉林市各层级部门都以此进行排名,因此,也关乎他个人的绩效。无独有偶,5月下旬,广州增城区住建局曾发函,由政府牵头对接房企和大企业,开展团体购房活动......公务员正下沉到街道、村镇等调研居民购房需求,为稳定当地楼市、房地产去库存“添砖加瓦”。“买房找我!”李书朋的朋友圈里写着:“买房找我”“专车接送看房全程服务到位”,每一句后面都带着3-4个感叹号。朋友圈附带着配图,一张是写着“(其所在县)加快人口进城驻玉联络服务工作办公室”的牌,另一张是他和县领导、楼盘销售人员一起开会的现场图,由于办公室选址为某个楼盘,墙上还贴着显眼的标语——拒绝理由,我们只用业绩说话!从2月到6月,卖房成了李书朋的主要工作,不论工作日还是周末,凑够一批人就组织去城里看房,一趟能转3-4个项目。为了卖房,李书朋还制作了一张宣传单,写明其所在镇政府推出的10项购房补贴优惠,宣传单没有多余图案和设计,只是将重点内容如优惠具体金额放大字号,最后打印在粉色纸张上。李书朋向经济观察报透露,购房补贴仅面向在玉林城区(玉州区、玉东新区)购买首套房的农村人口及城区以外的户籍人口,最高能补贴6万元,补贴房源的网签备案时间必须在2022年内。购房补贴包括:一是财政对购买90平方米以下首套新房,每套补贴6000元;90平方米以上则每套补贴1万元。还叠加财政补贴50%契税。“这是实打实的财政补贴。”李书朋解释,村民购房并网签备案后,开发商会向玉林市财政局申报,玉林市财政局通过核对是否首套房、是否农村户口等奖补条件,最后直接将补贴打到预留的银行账户里。二是玉林房地产业协会公布的40余个项目,每套房在市场价基础上优惠不低于2万元;三是购房后到指定家电、建材店消费,享受“满万减千”优惠,上限2万元等。除了折扣、现金补贴、契税优惠等,李书朋所在镇还明确,购房提供就业岗位,其中包含公益性岗位。“市政府会公布玉林城区里企业就业岗位清单,进城新市民及家庭成员也可以填写求职意愿登记表。”李书朋补充,村民如果属于残疾、城镇大龄失业人员或者零就业家庭(户口本上劳动年龄范围的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等情况,还可以申请公益性岗位,做政府单位里的清洁工等工作,工资是玉林最低工资标准的1.2倍,即1896元。从2月份开始,李书朋动员村干部对其负责的几个村开展地毯式摸排,去了解哪一户有购房意向,挨家挨户敲门工作量太大,李书朋就趁着平时下村开展工作时“到处晃晃”,尤其是盯好村里举行晚会、篮球赛等活动顺便做宣传,向村民宣贯优惠政策,并登记有意向购房的村民。全面推开的第一个月,村民对优惠政策充满好奇,李书朋需要包一辆小巴车接送,但随着时间推移,来访的村民越来越少,到了4、5月,李书朋偶尔“发掘”到个别村民有意愿去看房,会用自己的小轿车接送。排名实际上,各村镇开展的进城买房“送工作”活动,最早源于1月份玉林市出台的《玉林市关于加快人口进城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规定,在玉林城区范围内买家庭首套房,可享受购房补贴、契税优惠,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等。李书朋透露,年初,玉林市政府召开了一个大会,定下了2022年全市各层级部门需完成推荐村民购房8000套的任务。奔着这一目标,各直属机关单位、县、镇、村进一步加码优惠力度,争相比拼带团看房、卖房。1月30日,博白县出台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出“对于推动人口进城工作较好、积极落实推动人口进城工作的干部,在同等条件下,在提拔、职级晋升、评先评优上可优先考虑,在工作调动上予以照顾”。住建、教育、医疗等系统也背上了“卖房”任务。2月,玉林北流市高级中学组织一行近30人的“北流市高级中学加快人口进城(玉林城区)看房团”到玉林城区看房;4月22日,玉林市乡村振兴局局长率队赴玉州区石地村发放宣传资料、解读购房指南,“对有条件进城置业的群众开展思想动员”。除了面向村民,玉林各机关单位还组织干部职工看房,兴业县司法局就组织了50多名职工组成看房团。4月2日,玉林市卫健委发布了一则宣传稿,欣然宣布“卫生健康系统已成功推荐进城购房23套”,并明确玉林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优先聘用同等条件下已在玉林城区新买房的应届毕业生,今年计划招聘卫生人才1000多人;同样,对符合条件且进城买房的退休医师开办诊所,给予优惠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4个多月来,李书朋所在镇成交了三四十套,是县里较靠后的成绩。李书朋说,卖房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大部分村民不愿意到城区居住,在刚启动“卖房”行动的2月份里,他每天盼着成交一套,迎来“开张”。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公务员们也积极发动亲戚朋友看房、买房,甚至让亲戚朋友发展“下线”,只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村民在购房补贴申请单填上其单位的名字,李书朋的同事便提前“预定”了计划买房的妹妹的指标。各县、镇、乡和机关单位捷报频传。据“陆川发布”5月17日发布的消息,今年以来,陆川县温泉镇共组织5次共377人到玉林城区看房,完成购房总套数55套;4月底,宁潭镇动员购房13套……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网站,截至3月底,新市民群体在玉林城区购买商品房的合同网签数达到2622套,新增进城就业6118人,发放购房补贴累计受理466户。李书朋透露,到了5月底,玉林市下发通知,取消对各机关单位以及县乡镇村卖房、拉人口进城的排名。楼市承压除了玉林,5月以来,广州增城区也曾发起团体购房活动。据经济观察报了解,5月底,广州增城区住建局曾向辖区内房地产企业下发一份《关于组织开展团体购房活动的函》,鼓励地产公司与在增城的大企业开展团购。增城区住建局汇总了各房企上报的楼盘名称和地址、推售户型/面积、可售货量以及对比市场价和团购优惠价,共有59个项目参与团购活动,保利、绿地、泰禾、金科等公司项目均在列。一位Top20房企增城项目策划负责人解释,增城区属于广州的远城区,以刚需盘为主,购房客群主要是增城当地企业员工和在主城区工作的上班族,增城区住建局开展的企业团购便是瞄准了这一部分购房群体。但前述函件下发几天后,这一活动仅进行到公布参与团购的楼盘清单这一步,还没有正式对接大企业,就被有关部门喊停了。团购活动背后是地方楼市持续低迷、库存量承压。Top20房企增城项目策划负责人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广州全市库存量同比增加超3成,库存量居于历史高位,去化周期15.4个月,同比增加了7.5个月;而增城区去化周期大幅上涨,库存面积同比增加了45%,去化周期达到了17.8个月。四线城市玉林的楼市库存压力更大。一位品牌房企广西公司财务负责人透露,玉林市场不能简单套用存销比等公式来观察流速和库存压力,第三方机构克而瑞提供的数据显示,玉林去化周期在2-3年之间,但其和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时,银行端还会考虑玉林的潜在供货量,“近期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算上潜在供货,比如已经出让但未动工地块等,按照上半年的流速,玉林的去化周期在10年以上”。该品牌房企广西公司财务负责人补充,去年下半年以来,恒大等民企爆雷导致批量项目停工、烂尾的硝烟未散,玉林本土房企广西中鼎集团等也相继被曝出项目停工、公司人去楼空的消息,进一步冲击了玉林人买房的信心,各层级公务员帮忙带看、卖房,也是想提振楼市信心,纾困房地产。李书朋说,他的工作内容,其一是宣贯政策优惠、接送村民卖房;其二便是向每一个村民建议,“尽量买现房”,对于房源质量、区位等,村民需自行向售楼处工作人员了解,政府并不对此“打包票”。人口进城玉林各层级公务员为何如此积极卖房?李书朋明确表示,公务员并不能从卖房中收取佣金,但其所在单位此前曾开展内部排名,同事之间互相比较谁成交得多,他也不希望成为垫底的那一个。同时,卖房成绩可能关乎个人晋升和绩效。李书朋还透露,实际上最终考核市、县、镇公务员的指标是人口进城数量,“具体卖多少销售额是地产公司的事,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口进城,卖一套房可以换算成4个户口(进城)”。据玉林市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末,玉林市常住人口581.5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93.11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40%。这一城镇化率,相比广西壮族自治区的55.08%低了近5%,更是远低于同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的水平。前述品牌房企广西公司财务负责人透露,玉林县域人口数量较大,很多周边县镇的人不愿意到市区买房定居,甚至还出现了主城区和县里楼盘价格倒挂的现象,“市区就业机会不多,对周边区县吸引力不强,很多人会选择到广东工作,或者在县里买房生活,过得更安逸一点”。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更让整个玉林市敲响警钟,更加坚定必须“加快人口进城,壮大城市人口规模”。2021年12月30日,玉林市召开加快人口进城工作动员会,玉林市委书记莫桦提出要“加快玉林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建设步伐”,“实现玉林人民的大城市梦”。第二天,玉林市统计局公布的一份题为《浅谈人口外流对玉林市社会经济的影响》的报告。其中提及,“七普”数据显示,玉林市户籍外出人口达136万人,其中到市外省内12万人,省外124.3万人,平均每户就有0.8人外出,“可以说人口流动涉及到千家万户,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外出到省外124.3万人,在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排名第一,甚至超过广西常住人口体量最小的防城港市(104.6万人)。玉林7个区市县中,博白县外出人口超过34万人,占比最大。更严峻的信号是,这部分外出人口中,“80后”占74.5%,其中“90后”占46.5%,是正值青壮年的劳动年龄段人口。从外出人口的区域流向分布看,玉林110.5万人流向了广东省,在外出人口中占88.9%。“七人普”数据显示,广西全区流入广东省的人口为355.5万人,玉林市占了1/3。玉林市统计局的报告指出,人口外流,实质就是劳动力外流,将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一方面可能造成劳动力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是最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大量外流将会对地区的消费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以低端服务业为主的地区,第三产业很难发展起来,导致区域经济的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此外,青壮年外流,会造成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普遍存在,土地撂荒等。李书朋所在的镇,每月人口进城的KPI是20人,也就是每月至少要卖4套房。(应受访者要求,李书朋为化名)...
6月24日,长达4个小时的听证会中,主要焦点为Liu Jingyao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增加对刘强东和京东的惩罚性赔偿。在刘强东涉嫌性侵案发生四年后,涉案双方再一次进行庭前交锋。2022年6月24日,Liu Jingyao诉刘强东人身伤害的民事诉讼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的亨内平县民事法院举行线下听证会。Liu Jingyao出席了听证会。在长达4个小时听证会上,核心争议焦点是Liu Jingyao提出增加针对刘强东和京东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动议,以及刘强东一方提出取消对京东的指控。2018年8月31日凌晨,因被指控性侵时年21岁的明尼苏达大学学生Liu Jingyao,刘强东被警方逮捕,后于次日获释。同年12月21日,亨内平县检察院因为证据不足,决定对刘强东不予起诉。在刑事案件结束后,2019年4月16日,Liu Jingyao向明尼苏达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刘强东及京东集团列为被告,要求两方赔偿她超过5万美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2022年5月25日,Liu Jingyao向法院提交动议,要求将诉讼请求修改为刘强东和京东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动议称,有初步证据表明,刘强东和京东故意无视Liu Jingyao的权利和安全。动议还称,刘强东事发时担任京东CEO,在他工作期间性侵了Liu Jingyao。刘强东一方对此做出回应,6月10日,刘强东的律师向法院递交法律意见书,反对Liu Jingyao提出的惩罚性赔偿动议。按照意见书的表述,原告Liu Jingyao 在案件的每个关键事实上都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陈述,没有让她的指控变得“清晰和令人信服”,故应当驳回其动议。刘强东方随意见书一同提交了文字、音视频证据,以佐证自身观点。对于新的案件进展,《财经》记者联系了Liu Jingyao,对方称,是否接受采访需要征求律师的意见,至发稿时,未获得她的进一步回复。《财经》记者亦联系了刘强东的律师及京东集团,至发稿时,对方未作回复。女方新增惩罚性赔偿要求美国明尼苏达州泓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东发多年来持续关注该案件,他在当天现场参加了听证会,“在美国,只要是公开的听证会,都可以直接去现场参加”。 6月26日,他向《财经》记者介绍了听证会现场的状况 。支持Liu Jingyao的旁听者在法院前合影听证会现场总共大概有四五十人,考虑到案件的社会影响力,法院特地安排两个法警负责维持秩序,现场不允许录音录像,不允许做出赞同或反对的表情。听证会公开了大量的视频资料、多位证人的视频及书面证词,法院让双方充分地展示证据。周东发认为,这次听证会其实相当于未来正式庭审的预演。周东发介绍,双方在听证会上的质证和交锋主要有几个焦点,包括Liu Jingyao提出1项新增惩罚性赔偿动议;被告提出取消对京东的指控;撤销对刘强东绑架和非法禁锢的2项简易裁决。“其实这种听证会,主要是双方律师的交锋,当事人不要求参与,但是Liu Jingyao本人出席了,她坐在律师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据周东发介绍,一般法院会在1个月左右答复是否会支持这些动议。女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是核心争议焦点。根据明州法律,当原告可以证明被告以及被告雇主的行为故意忽略他人的权利以及安全时,原告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Liu Jingyao的律师在听证会现场表示,刘强东和京东在明知Liu Jingyao从未表达同意前提下的性侵行为,属于蓄意忽略她的权利和安全,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在2019年递交的诉状中,Liu Jingyao要求刘强东和京东共同承担超过5万美元的赔偿责任,这5万美元为损失性赔偿,即要求赔偿原告主张的事实损失,女方在最初起诉书即主张,包括其身体损伤、身体上的痛苦与折磨、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能力的丧失或降低等。周东发介绍,5万美元是在明州提起人身侵权民事诉讼的最低赔偿额度,并不意味着具体的索赔额度,“美国的起诉是通知性质,起诉基本事实即可,后续随着证据增加,可再补充诉求,每次增加诉求都要新开听证会,这次就是如此。”资深律师朱征夫告诉《财经》杂志,只看5万美元的赔偿要求很容易令人误解,“实际上这个要求是不低于5万美元,意味着只有下限的要求,而没有具体数额的上限。”2019年,女方在诉状中即要求保留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权利。按照明州法律,惩罚性赔偿的请求需要在法庭准许之后,才可以在庭审中提出具体数额。Liu Jingyao在2022年5月25日提交动议,要求对刘强东和京东追加惩罚性赔偿。6月24日的听证会,就是法院审查Liu Jingyao的惩罚性赔偿要求的程序。一般来说,法院都会允许原告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求,但最终是否可以获得赔偿还需要由陪审团来确定。“惩罚性赔偿意味着原告的申请如果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要支付更高的赔偿金额,这一赔偿与原告受到的损失未必完全成比例,数额可能非常之高。”朱征夫指出,美国法院针对惩罚性赔偿有一个原则,要求原告必须提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要证明被告是“恶意地、完全不顾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周东发也介绍,美国的人身伤害民事诉讼案件,除了要求补偿,原告一般都会要求追加惩罚性赔偿,但是在性侵案件中较为少见,尤其是要求雇主承担惩罚性赔偿更为少见。在听证会现场,Liu Jingyao的律师提出,京东明知刘强东有可能进行性侵行为,故需要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周东发认为,从听证会现场展示的证据来看,Liu Jingyao的前后口供存在不少矛盾,“尤其是针对核心事实的第一时间表述与后续表述存在较大差异,我认为法官可能不会支持原告这一诉求”。在基本证据不变的情况下,朱征夫认为,Liu Jingyao在控告刘强东构成刑事犯罪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请求追加民事惩罚性补偿,所提供的证据如何让陪审团信服,难度不小。“虽然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裁判规制不同,民事诉讼强调的是证据优势。但是,如果相关证据在刑事程序中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到了民事诉讼程序当中,想获得优势也不容易。”他表示。女方强调被胁迫Liu Jingyao提交的动议文件称,四年前那个晚上发生的“这些犯罪和侵权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中断的,而在晚上的过程中演变得更加严重”。文件称,这是刘强东做出的一些列持续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的选择;双方的互动始于刘强东举办的商务晚宴和社交活动,最终导致女方在她的公寓里被强奸。文件强调了刘强东的显赫地位在案件中的作用,并指出,在中国传统的酒桌文化里,拒绝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对Liu Jingyao而言是一种“无礼的行为”。文件指出,被性侵后,Liu Jingyao发微信告诉了同是志愿者的Tao,称刘强东强奸了她,并且还在她的公寓里。她还通过微信告诉她最好的朋友和男朋友自己被强奸了。Tao看到信息后报警。随后,Liu Jingyao接受了明尼苏达大学健康医院的医学评估。在那里,她确认被告刘性侵了她。医护人员告诉她,她可能有权获得性侵的“赔偿”。“被告刘强东作为京东首席执行官的显赫地位,对警方调查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文件明确表示。此外动议文件认为,明尼苏达警察局、刘强东的同事及明尼苏达大学“协调行动”,利用了年轻的、没有律师代理的受害者。文件将事件与京东关联在一起,“在京东晚宴结束后,以为自己像京东员工Alice Zhang承诺的那样被带回家的jingyao,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带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并遭受了京东CEO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文件还称,“2018年8月30日晚,被告Richard Liu(刘强东)在性侵事件发生时(即在豪华轿车中以及随后在公寓中)担任被告京东的主要负责人和CEO,这意味着,被告刘强东和京东应根据明州法律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文件总结,Liu Jingyao一方已建立起初步证据链,故应被允许修改诉讼请求,向陪审团提出刘强东及京东共同承担惩罚性赔偿。刘强东方提交证据称女方多次“说谎”明尼苏达州地方法院的线上文档显示,对Liu Jingyao一方提出的动议,刘强东一方在6月10日向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做出了多项回应。针对Liu Jingyao提出的强奸指控,意见书指出“原告告诉警方,她没有被强奸”。随意见书一同提交的证据显示,Liu Jingyao在事发生对警方表示 “我是自发地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事实。”意见书还称,Liu Jingyao证词中确认,“在授权她的律师提交起诉前,没有阅读或审查(起诉书)”,而只是让她的律师自己起草。同时,Liu Jingyao在提交起诉后才看过这份起诉书,并“谎称起诉中的所有指控都是真实的”。法院的线上文档显示,Liu Jingyao在2022年4月22日的所作的笔录口供显示,她承认提交起诉书前没有看过起诉,而是全权委托其律师起草。意见书还表示,Liu Jingyao推翻了此前对于案件的相关证词,包括从皮尔斯伯里大道(Franklin and Pillsbury avenue)第二次乘车前往他的公寓过程中,刘强东“开始摸索并强迫她”;刘强东早前曾通过中间人邀请她打高尔夫等。意见书还指出,在4月22日的视频质询中,Liu Jingyao承认她“一直在删除证据”。意见书还提交相关证据指称,Liu Jingyao “威胁被告、不给钱就曝光”,以及“组织选择排着队的媒体、向搜狐透露信息,提供对她个人有利的部分信息”。意见书称,Liu Jingyao声称是美国警方怂恿她寻求民事诉讼(赔偿),警方对此已作证加以否认。意见书还指出,Liu Jingyao曾向警方声称自己在参加酒会后“醉到不能走路”,但随后在看到监控之后,又承认自己说谎,这一事实得到美国警方的确认。意见书总结自身意见如下:首先,法院在评估修改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动议时,必须审查证据,而“不仅仅是原告自私自利的摘录”;其次,原告的动议并非基于可接受的证据,而是基于不可接受的传闻、猜测和非专业证人的不当专家意见;第三,原告的动议广泛引用了煽动性和不公平的偏见(尽管与案件无关)话题和信息。“由于上述每一个原因,原告的动议都必须被驳回。”意见书称。案件或于9月正式开庭当地时间2019年7月24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警察局公布了一份长达149页的档案,涉及刘强东性侵案的所有证据。与案件相关的部分文件被公布在明尼苏达州地方法院的网站上。2019年至今,案件经历了近一年的传票送达,随后刘强东及京东集团应诉和答辩,进入调查取证环节——取证对象包括原告、被告、刑事案件中刘强东的代理律师Jill Brisbois、豪车司机Joel Humberto Lopez-Larios、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与此案有关的6位警察等,目前,取证还在继续。截至目前,该案已举行过多次听证会,包括刘强东和京东质疑起诉书和传票未能有效送达;京东主张性侵害与公司无关,要求驳回该部分主张;针对刘强东答辩状的辩论,刘强东一方提出,女方提起民事诉讼是为了“勒索富豪”,而Liu Jingyao认为这“没有根据,且对公众有诱导性”。在6月24日的听证会结束后,Liu Jingyao的律师Will Florin公开表示,按照法院排期,正式的陪审团审判将在2022年9月26日或者10月3日开庭。据他估计,案件的审理过程可能会持续一个月,当事人和证人都应该会本人出庭。...
26位中国牛散美股“割韭菜”被美国证监会罚了5个亿近日,美国证监会发布了一则处罚消息,联邦法院批准SEC获得了对16名被告和10名在中国的救济被告的最终判决,因为他们参与了一项股票操纵计划,这个操纵起码涉及到了3000多只美股、获利超过3500万美元,最终判决被告支付超过7350万美元,救济被告支付超过150 万美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在2019 年10月 15 日,美国证监会SEC就指控18名交易员,诉状详细介绍了一些例子,通常他们需要利用至少两组证券账户进行操作,第一组简称“帮手”账户,对某只股票虚假挂单,在一个比目前成交价高一些的价位,抛出大量的卖单。此时市场上的卖方看到大笔卖单涌现,就会相信价格会往下跌,于是纷纷开始往下修正自己的卖价。在成功将股价压低到自己所设定的价位后,这些交易员就会立刻取消原先所有的大笔卖单,反手利用第二组数量众多的账户(简称“获利”账户)放出买单。在上述操作中,交易员的真正目的是买进,但他们先制造出卖的假象,打压股价后再买进。反过来也一样,先制造出买进的假象,抬高股价后再卖,以此靠着扭曲、操纵的市场价格非法获利。证监会的声明显示,这些交易者主要来自中国,他们通过人为推高或压低股价获取非法利润。例如,他们利用多个账户下达几笔小额卖出股票的指令,以压低这支股票的价格,再用另外一些账户大量买入该支股票,并通过相似的方式卖出。证监会表示,这些行为造成了那些成交量较小的股票突然受到追捧的假象。证监会市场滥用部门主任桑索内(Joseph G. Sanson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被告参与一项庞大的操纵计划,并竭尽所能逃避调查,在数间不同的经纪公司的超过一百个帐户进行交易,并伪造文件以他人名义开立新帐户。”直到案发之日,这些人共计获利已超3100万美元。2019年11月12 日,法院颁布了初步禁令,并继续冻结所有被告和救济被告的资产。2019 年12月23 日,SEC 修改了诉状,在最初被指控的人的基础上增加了 2 名被告和 8 名额外的救济被告。根据美国证监会的公告,被告包括Shuang Chen, Wenwen Du, Lirong Gao, Jing Guan, Tonghui Jia, Xuejie Jia, Honglei Shi, Lujun Sun, Huailong Wang, Jiadong Wang, Jiafeng Wang, Linlin Wu, Lin Xing, Yong Yang, Jiancheng Zhao, and Forrest (HK) Co., Limited,,一共15个交易员和一家香港咨询公司。法院裁定,所有这些16个被告都被没收3650万美元的非法获利,以及598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负有连带责任,每人必须支付2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而救济被告有10人,包括Weiguo Guan, Jingquan Liu, Rishan Liu, Weigang Yang, Jingru Zhai, Song Geng, Qinghua Ren, Jixiang Teng, Xiangjia Yang, and Xiuchun Zhang,10名“救济被告”每个人需退回他们在交易之中的盈利,金额从3,505美元到533,713美元不等,外加预判利息,总额为151万美元。救济被告是指他们有人出借账户给主犯,或把账户给人控制。救济被告指在民事诉讼中被点名的人,并没有因为错误的行为遭到指控,仍需面对索偿。据媒体报道,这15名被告交易员大多来自山东省,以青岛、泰安、潍坊居多。美国证监会称,这些交易员操纵时间至少有6年之久;这种操纵手法制造了对这些交易量原本不活跃的股票产生兴趣的假象。而这些散户交易员背后,他们的老大应该是Jiali Wang,波士顿联邦大陪审团此前起诉Jiali Wang,指控他领着一群中国交易员操纵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玩转美国市场六年(从2013年起到至少2018年),非法获利3,1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