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新修订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应用程序提供者不得通过刷榜等方式诱导用户下载。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号消息，新《规定》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修订发布新《规定》旨在进一步依法监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促进应用程序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负责人介绍说，《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自2016年8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维护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移动应用程序快速发展、广泛应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需要适应形势发展进行修订完善。新《规定》共27条，包括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分类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及行政管理等条款。新《规定》提出，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自觉遵守公序良俗，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新《规定》要求，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管理制度，确保网络安全，维护良好网络生态。新《规定》还提到，应用程序提供者不得通过虚假宣传、捆绑下载等行为，通过机器或者人工刷榜、刷量、控评等方式，或者利用违法和不良信息诱导用户下载。负责人强调，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按照新《规定》要求，切实履行责任和义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自身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断促进应用程序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轰动一时的“妖镍”事件？虽然已过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发生了新情况。2022年6月LME遭遇了诉讼，千亿对冲基金提出了4.56亿美元的巨额索赔。LME全称是London Metal Exchange，也就是伦敦金属交易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所。我们来简单捋一捋为啥LME会被诉讼。详细情况我们在以前发的文中说过，详见：《一场史诗级的逼空》。2022年3月7日和8日，镍价格出现异常上升，超过历史高点，刷新单日涨幅纪录。两个交易日里大涨240%，创造了LME成立145年来的价格飙升纪录。面对镍市场可能出现失序的情況，LME做出了一个重要決定：LME决定于3月8日起起暂停所有镍合约的交易，并取消当日零点之后已经执行的交易。这就相当于：3月12日，LME对外强调这个决策充分考虑了监管正当程序，是为了恢复市场的有序运作，符合整个市场的利益。3月16日，LME恢复镍交易，但涨跌幅限制变为5%。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不乐意了，艾略特管理公司就提起了诉讼，认为LME的上述相关决定不合法，并构成对自身权益的损害，要求赔偿4.56亿美元。而据港交所公告称，LME管理层认为该申诉毫无法律依据，LME会积极抗辩。港交所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控股公司，早在2012年港交所就以13.88亿英镑成功收购LME，因此LME属于港交所的全资子公司。艾略特管理公司是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对冲基金之一，规模超千亿元，但它还曾有个更令人生畏的名号是“秃鹫基金”。叫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他们头发少。我们知道，资产也有好有坏，其中，不良资产可以理解为可能会产生坏账的资产，就如同奄奄一息的大型动物，甚至发出腐臭味。对一般投资者来说，对此类资产唯恐避之不及。而秃鹫是一种食腐动物，主要以大型动物的尸体为食。秃鹫总在开阔的山地平原翱翔，窥视动物尸体然后大快朵颐。所以有腐臭的动物，对秃鹫来说可能是一顿美味大餐。“秃鹫基金”投资策略是从不良资产中赚钱，它们就像秃鹫一样寻找将死的猎物，一旦发现目标就紧盯不放，待时机成熟立刻猛扑上去饱餐一顿。传统的秃鹫基金往往采用低价购买不良资产，比如陷于困境的公司债券，然后通过恶意诉讼，打官司等手段索取巨额利润。而本次诉讼的原告，对冲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 Corporation）就是世界著名的秃鹫基金。它的创始人叫做保罗·艾略特·辛格（Paul Elliott Singer），是美国的亿万富翁。辛格早年的惯用手段是“发灾难财”，因此他也被称为“秃鹫投资人”、“秃鹫之王”。辛格认为，哪里会出问题、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赚钱的机会。辛格的狩猎目标，不局限在陷入困境的公司债务上，而是更进一步，枪口瞄准了国家。从90年代开始，辛格的艾略特管理公司对主权国家的不良债务进行投资，力图从中攫取巨额利润。当然，辛格也不是啥国家债券都投，通常选择的是一些虽然出现违约，但他认为仍有偿付能力的国家。辛格第一次重大成功是对秘鲁主权债务的追讨。1996年艾略特管理公司以1140万美元低价买入秘鲁违约债务。在低成本买入债券后，辛格宣称，秘鲁要么全额付款，要么等着被起诉。为了让秘鲁政府还债，辛格果然将其告上了美国法庭。而时任秘鲁总统的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正深陷受贿丑闻，试图逃离秘鲁。但万万想不到，辛格竟然没收了他的私人飞机。辛格表示只有藤森通过国库支付5800万美元债务欠款，才会归还飞机，让他离开秘鲁。辛格的这种超能力，在很大程度来源于他热衷政治活动，比如他是美国共和党的有力支持者，曾资助小布什竞选总统。由于拥有这种超能力，辛格才可以和那些国家扳手腕中获胜，并且似乎所向披靡。最终，藤森妥协了。2000年，艾略特管理公司胜诉，拿到了5800万美元的债务回款，大赚了一笔。这位“秃鹫之王”的另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艾略特管理公司与阿根廷长达15年的持久战。2001年，面临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阿根廷政府陷入主权债务违约，涉及金额高达1000多亿美元。经过谈判，阿根廷政府提出债务重组，将债务以70%折价支付的方式进行偿还。93%的债主接受了这一提案。但持有6亿多美元债权的辛格坚决不同意这个方式，反手辛格又将阿根廷告上法庭，要求其连本带息全额偿还债务。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余年。为了追债，辛格动用了各种手段和国际资源。2012年的一天，艾略特管理公司甚至手持法院文书，扣押了阿根廷停靠在加纳的“自由号”军舰，宣称要没收海军舰船来抵债。辛格的不依不挠，为他最终赢得了胜利。2016年2月，阿根廷同意向包括艾略特管理公司在内的4家对冲基金支付46.5亿美元。辛格的公司获得了24亿美元，是初始投入的4倍之巨。彼时，艾略特管理公司就是靠这种手段常年盈利，极少亏损。而外界对于辛格的评判，也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不管怎么说，华尔街的信仰贪婪，并不会消散，就像在那广阔的草原上，秃鹫总是努力寻找着下一次杀戮。草原上的悲歌，会久久回荡。最后还是回到开头的诉讼案子，补充一下，除了艾略特管理公司，华尔街交易巨头Jane Street也正在向LME寻求1534万美元的赔偿。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吧。老规矩，以下为彩蛋时间：辛格说，别人在市场中寻找投资的希望，而我则更爱探求危机的可能。辛格到底是天才还是恶魔，只有刀扎在自己身上，才能体会。...

地产行业债券违约、暴雷事件愈演愈烈，在市场紧张情绪蔓延之时，却有不少资本盯上了地产垃圾债。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多家房企债券价格跌跌不休。一些暴雷房企的债券，相比发行价跌去了9成，二三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都有。这些垃圾债券除了便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益也高。来算一笔简单的账，一张面值100元的垃圾债以1.5折的价格入手，如果持有者到期能够顺利兑付，相当于用15元撬动了85元的收益。也因此，不仅是个人投资者，包括资管机构、基金公司和外资公司都纷纷进场“抄底”。有的投资客甚至以极低折扣买了十多家暴雷房企的债券。然而，以极低折扣大肆扫货地产垃圾债，这种疯狂的行径背后，真的能赚到超预期的收益吗？眼下，不少手中握着大笔地产垃圾债的投资客，开始往外抛售，甚至连香港顶级富豪刘銮雄也在清仓自己口袋里的地产债券。他们原以为可以等待触底反弹，没想到却还是一跌再跌。进入六月，多家房企的债券价格继续下跌。所以说，投资地产垃圾债还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想玩就能轻易赚到钱。一、“高收益债”翻车坐拥众多香港山顶豪宅的富豪庄绍绥、庄家彬父子俩，如今已对内房股美元债失去了耐心。6月6日，庄氏父子旗下的庄士中国公告，已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本金额为500万美元（约3930万港元）的雅居乐票据，代价约为401万美元（约3150万港元）。这并不是这家香港企业首次抛售美元债。一个月前，庄士中国曾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本金额为800万美元（约6280万港元）的华南城票据，代价约778万美元（约6110万港元）。此前，乐居财经《进深》曾透露庄士机构国际所持债券投资，包括合生创展、世茂、旭辉、新城、时代中国、宝龙地产、佳兆业、合景泰富、中骏、碧桂园、富力、恒大、龙光、雅居乐、正荣、绿地、仁恒置地、佳兆业、华南城、融信中国等20家房企。其买入的这些中资房企高收益债券，票面利息平均约在6-8%，有的超过10%（佳兆业、华南城），有的高达15%（明发集团），到期时间在2021～2026年。然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多家房企接连暴雷，债券价格跌跌不休，庄士中国也跟着翻了一个“大跟头”。截至2022年3月31日，其债券投资表现受到高收益债券市场欠佳及反复波动的不利影响，庄士中国在债券投资上亏损6.23亿港元。与庄士中国一样，在“高收益债”上翻车的还有泛海国际和泛海酒店。这两家带有“泛海”字眼的香港上市公司，与泛海控股、卢志强并未有任何瓜葛，背后实控人为潘政。4月27日～29日，泛海国际票据持有人及泛海酒店票据持有人同意以面值出售面值分别为4900万美元和3575万美元的佳源证券予佳源。比较幸运的是，由于佳源证券的代价与成本大致相同，预期泛海系于本财政年度将不会录得重大损益。但此前，泛海国际和泛海酒店还购入了当代置业、花样年和融信中国的高息债券。当下，前两家房企已陆续暴雷，美元债价格也随之波动。除去庄士中国和泛海系，在投资内房股高息债上，“折得”最惨的还当属华人置业。在资本市场，外界对“股市狙击手”刘銮雄的投资手段并不陌生，内房股股票、公司债，直至美元债，无一不成为大刘理想的投资标的。但当下，他不惜亏本也要扔掉地产美元债这个烫手山芋。先是去年8月，华人置业透过场外交易市场出售本金额700万美元票据（约5441.5万港元），代价为683.82万美元（约5315.7万港元）。此次交易，刘銮雄变现亏损约134.1万港元。在亏本抛售中梁控股的美元债之后，华人置业继续“断臂减负”。同年10月21日，华人置业连发两则关于出售佳兆业票据的公告。一则表示，在2021年10月19日至20日，华人置业以1830.7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本金总额为4800万美元的票据，相当于4折出售；另一则是次日，华人置业以1541.7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本金总额为5200万美元的票据，折扣更是低至3折左右。两次抛售华人置业回笼本息2.94亿港元，亏损5.03亿港元。回想五年前，认购佳兆业美元票据时，华人置业曾信心满满，预计每年债息收入超8.7亿港元。彼时，刘銮雄太太陈凯韵（甘比）牵头，华人置业、刘氏家族，连同几位投资好友，一起认购了12亿美元佳兆业债券。好时光很短暂，而今华人置业不惜亏本也要扔掉这个烫手山芋。除此之外，自2018年开始，刘銮雄家族先后认购中国恒大高息美元债规模达17亿美元，其中恒大在2019年1月发行的30亿美元债中，刘銮雄家族认购了11亿美元。2021半年报显示，算上今年上半年耗资14.19亿港元购入的6支债券，华人置业共持有27支债券。然而，在美元债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眼下这些暴雷房企美元债行情的频繁波动成了华人置业手握的一颗 “暗雷”。二、失去耐心有人卖出，就有人接手。自去年以来，房企暴雷频发，已有超15家房企出现非标及公开债务市场违约，部分房企已对相关债券展期或正在商谈展期过程中，随之而来就是其债券价格出现降幅。但该类房企的美元债券，也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生财之道。例如，今年2月，禹洲集团因到期的2125万美元利息未能支付，暴雷序幕由此拉开。与此同时，这也给盯上低价债券的投机者提供了买入机会，有资管机构人士以12-20美元的价格，陆续购入该公司多只境外债。甚至未来若企业债券价格继续下降，不排继续买入的可能。除此之外，禹洲并不是上述资管机构买入的唯一债券，它还投资了佳兆业、世茂、奥园等超10家地产公司低价债券。与上述资管机构一样热衷地产垃圾债投资的不在少数，包括基金公司、全球资管巨头等均是其中的一员。例如，鹏华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尤柏年管理的“鹏华全球高收益债”。去年三季报显示，其前五大重仓债券皆为中资地产美元债，包括禹洲、中南建设、阳光城、当代置业、佳兆业等房企债券。但这些地产债券，却没给这家基金公司带来预期回报。近一年来，这支重仓地产垃圾债的基金收益率为-55.05%。自去年9月以来，其基金净值更是瀑布式下跌。该基金解释称，从三季度开始，房企信用事件频发令地产板块率先迅速下跌，而后在风险偏好下行的连锁反应下，风险向非房企板块蔓延。而其主要投资为境外高收益债券，因此2021年主要受高收益级债券走势影响较大。根据其不久前发布年报显示，禹洲、阳光城、佳兆业等5家美元债在其重仓之列不见踪影。这也意味着中资地产垃圾债已不在其重仓序列。除了鹏华基金，还有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也对地产垃圾债失去了耐心。此前，在恒大债券股票暴跌之际，贝莱德在去年第三季度购入大量恒大的美元债。数据显示，去年1至8月期间，贝莱德旗下BGF亚洲高息债券基金抄底购入了3130万张恒大债券。截至去年8月底，BGF亚洲高息债券基金一年回报为2.5%，跑输基准指数（6.17%），恒大并不在该基金的十大重仓之列，但其中不乏地产公司，包括德信中国、佳兆业及当代置业。近期市场也传闻称，这家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于数月以来首次减持内房垃圾债。消息称，贝莱德在2021年11月初至2月底期间增持13亿美元面值的内房垃圾债后，3月份削减约3.7亿美元的敞口，让其手上的内房美元债面值回落至低于50亿美元。此举凸显了即使是中国房地产债券的长期支持者，也可能失去对该资产热情。资料显示，内房债在内的垃圾级别美元债券于上个季度下跌约18.6%，跌幅严重。业内人士表示，最大的20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中国垃圾债的资金流在去年6月以来获得正增长之后，在（今年）3月份出现逆转。中国高收益信贷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资金外流。而贝莱德的一只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出现了撤资现象。截至3月底，管理着23亿美元的iSharesUSDAsiaHighYieldBondIndexETF资金流出量在上个月加深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该基金有着大量的中国房地产债务敞口。某资管企业高管表示，“投资者的信心，而不是基本面，是中国高收益债领域需要关注的关键。只有当投资者信心提高时，资本才会回流——这时我们才会考虑加仓。”三、一场豪赌所谓垃圾债，一般指信用评级甚低的企业所发行的债券。一般而言，BB级或以下的信用评级属于低，而这类信用评级低的企业所发行的债券的投资风险较高，因此，须以较高的息率吸引投资者认购。这些垃圾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便宜。去年9月20日，新力控股遭遇股债双杀，其一笔2022年6月到期的美元债在一天之内就大跌21.908%。再放眼整个地产行业的债券暴跌，几乎持续了整整9个月，二三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都有。所谓的地产垃圾债，也并非真的是一钱不值的垃圾。它们本身风险较高，但是收益也较高，尤其是在行业或者企业情况恶化并传出不利消息而价格大跌的时候则有可能获得更高收益。有些投资机构的风险偏好较高，喜欢买入这些高收益、高风险的地产垃圾债。这是一笔富贵险中求的投资。有资管公司表示，去年开始便一直在研究地产公司债，其公司已陆续买入多家地产公司债券，不少地产公司债券都是以2折的价格购入。此外，雪球用户“正奇”自述，自己到今年1月在购买地产垃圾债上花费139万元，合计权益为239万元，这意味着其收益约有100万元，收益率71.9%。实际上，押注这些地产垃圾债，也是考验投资者该如何进行鉴别低价债券未来有着高收益，极其考验其风险判断能力。一方面，这需要投资者清晰看到房企的真实资产和负债。比如，部分债务违约房企，并非资不抵债，其旗下有着足够的优质资产来偿还债务，或者其债务重组成功率较高。以佳兆业为例，2015年，由于锁盘事件，其美元债价格跌到只有20多元。彼时，深圳楼市已经开始起飞。于是，有投资者在研究了佳兆业的总体资产和负债状况后，以27元左右的价格投资了佳兆业的美元债。后来传出融创中国收购佳兆业的消息，该债券价格很快就涨到70多元，虽然后来收购没有达成，但债券重组后也全部兑付了。当然，眼下不少房企有着大量表外负债，财报并未公示，难以估算这些负债金额，这需要投资者深入研究。若资不抵债，则是审慎购入。另一方面，暴雷房企通常需要债务重组时间长，解决问题棘手，通常需要数月乃至更久时间，因此债券兑付时间也会被拉长，但若重组成功可能会带来高额收益。除此之外，房地产行业大环境也需要考虑在内，若在市场端房企销售能力不佳，其债券价格也会面临缩水。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百强房企累计实现操盘销售金额2.32万亿元，同比下降52.3%；权益销售额1.71万亿元，同比下降52.9%；全口径销售额2.64万亿元，同比下滑52%。前5个月，销售额超千亿元房企仅碧桂园、万科、保利发展3家，较去年同期减少12家；超百亿元房企有70家，较去年同期减少48家。尤其在市场低迷情况下，筛选出未来具有高收益的地产垃圾债将极其考验投资者的眼光。虽然近段时间在政策面、金融面等方面都有利好信息发出，且部分房企也在积极进行“市值管理”，但此等措施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效果有限。所以，整体来看房企债券，仍处于低位运行阶段。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价值型驱动！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简介系列：https://www.cjz.vip/278335561.html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英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私募认购开启，开盘即百倍！财经贝EHZ私募认购平台：https://h.cjz.vip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ehz@cjz.vip...

中国最新发布的猴痘诊疗指南称，猴痘可通过飞沫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有可能感染，还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尚不能排除性传播。据“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今天（15日）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猴痘诊疗指南（2022年版）》，并对外发布。《指南》称，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感染所致的人兽共患病毒性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发热、皮疹、淋巴结肿大。主要传染源为感染猴痘病毒的啮齿类动物。灵长类动物（包括猴、黑猩猩、人等）感染后也可成为传染源。病毒经黏膜和破损的皮肤侵入人体。人主要通过接触感染动物病变渗出物、血液、其它体液，或被感染动物咬伤、抓伤而感染。人与人之间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飞沫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有可能感染，还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尚不能排除性传播。根据《指南》，发病早期出现寒战、发热，体温多在38.5℃以上，可伴头痛、嗜睡、乏力、背部疼痛和肌痛等症状。多数患者出现颈部、腋窝、腹股沟等部位淋巴结肿大。发病后一至三天出现皮疹。从发病至结痂脱落约两至四周。部分患者可出现并发症，包括皮损部位继发细菌感染、支气管肺炎、脑炎、角膜感染、脓毒症等。《指南》明确，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应安置在隔离病房。疑似病例单间隔离。患者体温正常，临床症状明显好转，结痂脱落后可以出院。...

面临“取款难”之后，河南省村镇银行的多位储户又遭遇不明原因的赋红码。6月14日，一位储户近日打算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尝试线下取款，但她通过电话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反映：自己到达当地时被赋“红码”，原因目前仍未明晰。一位自述本身就在郑州工作的储户也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自己并未去线下取款，但健康码也变红了。甚至， 还有远在沈阳的储户，健康码也变红，查询结果显示数据来源为“河南省”，原因为“无”。6月14日下午，一位参与健康码建设工作的从业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技术上看，健康码“由绿转红”，主要是因为使用者触达了某个特定的场所或其他特定条件。而修改健康码状态的技术也很简单，关键在于权限的分配和设置。另外，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14日河南省卫健委值班室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昨天（13日）开始，该省卫健委及12345政务服务热线接到多个“外地来豫储户被赋红码”的投诉。 接到投诉后，省卫健委昨日已将投诉反馈至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调查核实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廖藏宜则对记者表示，从属性来看，个人健康信息码属于居民个人层面的隐私信息。应用健康码的部门在使用和管理健康码过程中，要依法依规进行，法无授权不可为。储户“转红”的健康码截图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健康码为什么变红了？新华社5月18日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据了解，4家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4家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将密切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严惩金融犯罪，依法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发声给储户李丽（化名）吃下一颗定心丸。她与一名储户及一位储户家属作伴，于6月12日坐上前往郑州的飞机，计划线下取款，却没想到此次行程又将节外生枝。据李丽所述，抵达郑州时，飞机广播响起自己与另外一名储户的名字。在出口，二人被两名警察模样的人检查了身份证，二人取完行李后出机场时，健康码分别显示为绿色和红色。李丽的红码赋码原因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随后李丽被身穿防护服的人员带走。健康码显示为绿色的储户则被一名警察模样的人带走，另一位同行的储户家属则自行乘车离开了郑州，其健康码从始至终都是绿色的。“我的护照都已经是三年前的了，没有出入过境。”李丽感到很纳闷。随后，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查询到李丽近期存在出入境记录，曾尝试在其权限系统里进行“转码”，却发现无法操作。而在系统后台输入李丽的身份证号码后，一直显示为“红码”及“入境人员”。两个多小时后，李丽得以离开，工作人员建议其通过社区等渠道尝试“转码”。李丽也在辗转多处打听后，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那里，她遇到了同为低风险地区前往郑州的村镇银行储户。他们讲述的经历基本一致：希望线下取款，却在抵达目的地时发现被“红码”缠身。因红码限制，李丽等人在医院等待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13日凌晨1点过，李丽没有接受相关方面的“返乡”建议。13日下午，她被安置于郑州当地普通酒店，但被要求24小时内不要离开房间。李丽自己查询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时，发现其显示是绿色的，但进入饭店等场所时扫码显示却是红色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储户发现自己的健康码也莫名变红。 例如身在沈阳的居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记者，自己是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近期未去过河南，但沈阳健康码“辽事通”也在13日转红，查询结果显示数据来源为“河南省”，原因为“无”。 在联系当地110、12345、卫健委、大数据中心、省公安厅等多处后，该储户目前仍未找到“转码”方法。而另一位在郑州长期工作的居民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自己是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6月10日左右，当地相关部门给他打来电话了解此事。他并未前往线下取款，但健康码却在6月12日变红。尽管该居民随后做了多次核酸检测，健康码仍未变色。“我现在工作场所去不了，超市（去不了），公交什么都坐不了。（健康码红码）影响我生活，我前段时间身体不好，还要去做检查，这医院也去不了。”该居民抱怨道。据记者采访了解到的信息，至少数十位储户被赋红码，而自14日上午起，有部分储户的红码已转绿。 例如前述沈阳居民致电郑州公安完成基本信息登记后，于中午接到郑州警方回电，经查询“辽事通”健康码后发现已经转为绿码。不过，对于此前健康码变红的原因，相关方面并未给出答复。沈阳储户的健康码前（上）后（下）对比 图片来源：受访对象提供是谁在管理健康码？谁能赋红码？目前，各地健康码一般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红码意味着出行受限，一般需要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根据河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于2021年8月印发的《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根据不同疫情防控风险分别赋予健康码不同颜色，即红码、黄码和绿码，其中红码表示需要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需属地疫情防控机构严格管理。上述赋码规则还规定，需赋红码的情况为：确诊病例住院期间及出院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赋红码；无症状感染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赋红码；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赋红码；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的密接，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赋红码；境外来豫人员，自入境之日起，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赋红码；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赋红码；等等。截至发稿，河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对上述情况未作公开回应。据海报新闻，郑州大数据管理局回应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属社会防控部，是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由该部门负责。而一位郑州市卫健系统的内部人士也在14日上午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卫健委在疫情防控中的主要工作是患者救治、流调、核酸检测等业务性工作，赋码不属于卫健委的职能范畴。一位家住北京的储户的行程卡、豫康码及北京健康宝截图。（南方都市报）随后，记者多次拨打河南省疾控中心公开电话，并根据对方提供的电话拨打省疫情防控办电话，但均未接通。14日下午，河南省政务服务热线12345一名工作人员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省外低风险地区到郑州后，健康码会显示黄码，但只要三天两检就可以消除。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个人被赋红码的原因比较多，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若健康码有异常，其可以记录相关信息并转到处理单位，再具体核实被赋红码的原因。健康码是口罩、核酸检测、新冠疫苗之外疫情防控的一大利器，但也需要警惕过度防控。记者注意到，6月11日，交通运输部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全国交通网络总体畅通，主要物流指标稳中向好，重点枢纽逐步复工达产，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与此同时，个别地区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仍零星散发。6月14日早间，“河南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名为《一码通行全省！“升级版”河南健康码上线》的文章，其中写道：目前，在河南任何城市扫描场所码，都能做到扫码结果展示全省统一，各项数据互联互通，真正实现扫码结果全省互认，一码通行全省。该系统是在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指导下，由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建设而成。14日下午，记者拨打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启信宝等平台所留电话，均无人接听。图片来源：网页截图专家：健康码属于个人隐私，相关部门应“法无授权而不为”作为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通行证，健康码的存在如此重要，但公众未必了解它。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廖藏宜在14日下午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特别强调了健康码存在的背景和意义。廖藏宜指出，健康码又名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初衷是政府用于非常态下的个人涉疫状况判定的电子凭证。目前，健康码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包括交通出行、重点场所出入管理、看病买药等。在大数据赋能下，健康码对政府部门精准、高效地进行疫情防控和人员管理，提升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2020年，国家出台了健康码开发的技术规范，对健康码使用单位的授权、管理、应用范围等做了统一规范和要求，并发布了《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廖藏宜表示，从属性来看，个人健康信息码属于居民个人层面的隐私信息，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保护。应用健康码的部门在使用和管理健康码过程中，要依法依规进行。 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果不按国家规定，随意转黄码、红码，超国家标准范围进行使用，属于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和侵权，应该及时改正。为了深入了解河南储户在此次事件中面临的“红码”困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14日下午电话采访了一名参与健康码建设工作的从业人员张华（化名）。张华表示，居民反映的“健康码为红，场所码为绿”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场所码是全国疫情防控新形势下的新产物。很多地方之前只有健康码系统，今年才有场所码系统。如果两个系统的承建方不是同一家公司，就会存在两个系统相互独立，数据虽通过某一平台流转，但两家系统的结果不完全一致的可能。张华告诉记者，从技术上看，健康码“由绿转红”主要是因为使用者触达了某个特定的场所或其他特定条件。而修改健康码状态的技术也很简单，关键在于权限的分配和设置。在正常情况下，健康码状态修改权限不会由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环节的工作人员单独负责，而是会内置一个不随意变更的规则，会随着各级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变动。“技术人员在后台想改（码）就改的情况很少出现，但肯定是能改的。这取决于每个地方的内部审批流程、权限流程、修改流程，以及特殊要求。“张华认为，与之前的版本相比，目前国内的健康码管理流程肯定是更完备的，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健康码系统也会暴露更多不足之处，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而这也是健康码系统建设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期。“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是可以反推政府各部门去优化健康码系统建设的。”张华说。值得注意的是，6月14日半月谈发表题为《给讨说法的储户赋红码？健康码不能被滥用》的评论。评论指出，给讨说法的储户赋红码，突破了公众对健康码适用范围的共识，当然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与深深担忧。评论称，这种做法，一方面消解了健康码的本真功能，一方面也扰乱了疫情防控大局。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一做法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流程？又是由谁来决策使用的？相关地方应该查清楚来龙去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图片来源：微信截图另外，6月14日晚侠客岛发表题为《随意给人赋红码应被严肃追责！》的评论。评论指出，这次储户赋红码非常之“精准”——同行去郑州的，只要你不是这几家村镇银行的储户，健康码就还是绿的；变红的只有相关储户。这样莫名其妙的红码，难免让人质疑是以“疫情防控”之名，行“处理维权”之实，将矛盾延后、推迟。评论称，疫情防控措施被随意用于“社会治理”或“维稳”目的，不管是哪个部门、哪些人授意干的，都应被严肃追究责任。因为一个基本的道理是：“一码归一码”。...

13日下午，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对“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女生饮料中被他人投放不明物”一事初步调查结果进行通报称，上外男生尹某某承认其在女生咖啡杯中投放了半片牛磺酸泡腾片，该泡腾片系从网上购买。中新经纬注意到，根据牛磺酸上市公司永安药业的年报，牛磺酸主要应用领域在饮料及保健食品领域，红牛、乐虎、东鹏、娃哈哈、力保健等功能性饮料中均含有牛磺酸。而以牛磺酸泡腾片作为关键词检索，则出现匪夷所思的两种结果，一种是能够抗疲劳的功能营养品，另一种则是“催情春药”，电商平台描述称“女性专用，无色无味，每次1片，激情重现，让她不再冷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功能营养品还是“春药”？根据公开资料，牛磺酸泡腾片是将牛磺酸、肌醇、维生素B1、B2、B6、烟酰胺等融入泡腾片产品之中，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并调节神经系统功能，从而取得提神醒脑、补充体力、抗疲劳的功效。永安药业证代对中新经纬介绍称，他们所生产的牛磺酸泡腾片隶属于永安药业子公司永安康健药业，品牌名为“易加能”。根据其官方旗舰店信息，“易加能”牛磺酸泡腾片主要原料包括牛磺酸、咖啡因、烟酰胺、肌醇、维生素B1（盐酸硫胺素）、维生素B2（核黄素），属于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保健品，主要用于缓解体力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此前，永安药业也回复投资者称，据不完全统计，牛磺酸用量在食品饮料行业约占50%，宠物食品行业约占30%，饲料行业约占10%至20%，药品及其他领域用量相对较小。牛磺酸是人体内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氨基酸，在人体内起重要作用。因此，它作为一种优良的食品添加剂，目前正日益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和饮料行业中，如婴幼儿食品、豆制品、乳制品、营养品及饮料等。但另一方面，中新经纬注意到，在社交平台及电商平台以“牛磺酸泡腾片”作为关键词检索，部分产品却鲜明打出提升性欲，速效，针对女性研制的旗号。同样名为“牛磺酸泡腾片”，这是否是同一款产品不同的宣传策略？对此，永安药业证代对中新经纬回应称，“易加能”是具有“蓝帽子”的保健品，网上流传的具有“催情”功能的牛磺酸泡腾片并非永安药业所生产，“易加能”也没有宣传过催情功能。根据公众号“橙果医生”，其商城此前在售商品为春悦牛磺酸泡腾片，88元一盒包邮，其宣传标语为“春蠢欲动，悦享性福”，同时在产品说明中写道，女性专用，无色无味，10秒速溶，每次1片，激情重现，让她不再冷淡。但目前其购买链接已无法打开。除了春悦牛磺酸泡腾片以外，中新经纬注意到，网络上广泛流传的还有春欲牌等品牌的牛磺酸泡腾片。根据一则网络平台介绍，其中写道：“大多数春欲牛磺酸泡腾片品牌的原材料、制作过程都差不多，比如都含有一定柠檬酸碳酸氢纳以及牛磺酸等，正是因为这些成分的存在，摄入之后可以让女性的性趣被完全激发，在性生活过程中有高潮迭起的体验和感觉。”根据天眼查，春欲作为商标，此前共有四家公司申报注册，目前深圳市纽能科技有限公司分类为医疗器械的商标名仍处于商标申请中，绍兴鑫滔纺织品有限公司分类为服装鞋帽的商标名已注册成功。但中新经纬注意到，网络上流传的商标名更类似于“春谷欠”，以此检索，广州康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康莱生物）在今年1月6日进行了商标申请，正在等待实质审查。其分类为啤酒饮料，商品服务包括果汁、乳清饮料、能量饮料等。中新经纬注意到，在广州康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矩阵中，“挺爱你”“姿色美”“浪妮”“日日情”“吻潮”疑似也与牛磺酸饮料/泡腾片有关，虽然已下架，但其商品描述赫然包括女友女用、无色无味、猎色牛磺酸、欲盘塔速溶片等。该公司是否为所谓“催情”效果的牛磺酸泡腾片主要生产方？为何商标与其紧密关联？康莱生物工作人员对应中新经纬称，他们确为牛磺酸泡腾片的生产商，网络上流传的品牌也确为康莱生物旗下商标，但康莱生物所生产的牛磺酸泡腾片不具有催情效果，对于网络上所渲染的“催情”等表述，康莱生物回应称：“是经销商宣传所为，此前并不知道存在该现象。”谁是康莱生物牛磺酸泡腾片的经销商？对此，康莱生物表示，他们主要在1688等网站等待经销商拿货，经销商包括计生用品店等。“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发货时，放一张产品说明，一定要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进行宣传。”康莱生物回应道。不止康莱生物，据澎湃新闻，在多家电商平台，还有其他商家注明“压片糖果”“固态运动饮料”“保健食品”等，亦有少数名称为“情人迷”“情人媚”的商品，同时标注为牛磺酸泡腾片，使用了较为露骨的文字与图片进行低俗宣传。从成分表来看，中新经纬注意到，据媒体报道，一款具有“催情”效果的商品的包装外盒显示其配料依次为葡萄酸、碳酸氢钠、柠檬酸、牛磺酸与烟酸，类型为其他固态饮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某三甲医院药师对中新经纬分析称，就该成分表而言，这些成分主要用于调节pH值，包括牛磺酸在内的这些成分，均没有所谓“催情”功能，如果要起到“催情”作用，可能是有未标注的其他添加物。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些打着“催情”名义进行宣传的商家而言，一方面，其可能售卖的是普通保健品，以“催情”作为宣传噱头，另一方面，其可能售卖的是有“催情”效果，以牛磺酸泡腾片为名的禁售药物。律师：电商平台监管不力或遭罚对于售卖商家，北京信凯律师事务所张晓光律师对中新经纬分析称，从产品角度来说，要看是否存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问题，如果达到一定金额，也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从产品宣传的角度，则主要看虚假宣传方面的问题。首先，广告发布者肯定违反了保健食品广告审查的相关规定，保健食品不能断言功效；其次，广告发布者违反了《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也可能构成虚假广告罪。而这样的产品，此前却在社交平台及电商平台上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这部分程度上或为平台监管不力。《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1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配合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管的职责，如疏于履行该职责的，会被采取罚款、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张晓光律师说道。中新经纬注意到，目前以此类宣传口径的牛磺酸泡腾片在多个电商平台普遍显示“已下架”或“商品过期不存在”。...

6月13日，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取款难”的储户被赋“红码”。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储户称，在扫码填报个人信息后，其场所码或豫康码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等；但同行赴郑州的非储户人员健康码则未受影响。此外，还有多位未前往郑州的储户在填报信息后被赋为“红码”。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郑州市12345热线13日晚回应南都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通知，如果被赋“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了解赋码原因。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对于健康码的应用场景，业界早已多有讨论。有学者指出，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储户微信群内流传的郑州场所码照片储户到访郑州登记后被赋“红码”还有几小时就到郑州了。张生找出其他储户此前拍照发到群里的“郑州车站西南出口到访登记”二维码，按照防疫要求报备个人和行程信息。6月12日下午，他从山东烟台乘火车前往郑州，此行是为了向河南有关部门沟通当地多家村镇银行无法取款的情况。刚填报完信息点击提交，张生的手机重复响起“红码人员，请配合隔离管控”的声音。页面下方的“赋码原因”显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突然而来的“红码”让张生感到担忧，烟台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本土病例了，他也有半个多月没有离开烟台了。张生所在的几个储户微信群里，陆续也有人发现自己变成了“红码”。储户们分布在全国多个省份，此前他们曾约定：6月13日到郑州找有关部门沟通取款难问题。突然的变故令人措手不及，有人担心，储户们被针对性赋为“红码”。郑州市12345热线在6月13日晚回应南都记者称：目前没有接到“外地来郑州一律赴红码”通知，如果被赋红码，建议先联系信息排查专班了解赋码原因。目前低风险地区来郑州只需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不过，多位赴郑州储户均向南都记者出示相关截屏和视频称，自己曾经在扫码登记后变为“红码”。一位浙江的储户表示，自己在郑州站出站口处扫码登记后，手机随即显示“红码”。一位12日下午从成都乘飞机抵达郑州新郑机场的储户表示，他在机场扫码后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与张生相同，即他为“入境人员”。此后他被转运至安置场所，其“场所码”仍为红色，但豫康码为绿色。6月13日清晨五六点抵达郑州站的储户小琴回忆，起初她的豫康码一直保持“绿码”状态。不过到了上午10点左右，小琴接到了一通来自郑州派出所的电话确认她抵达当地后，她的豫康码由绿转红，因此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或入住酒店民宿。为解除“红码”状态，小琴一路步行至当地医院要求核酸检测，医院方面则将小琴的上情况上报至当地防疫办。根据当地防疫办反馈，小琴可以选择在医院隔离14天或购买车票点对点返回家乡。最终，小琴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离开。由于无法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或进入公共场所，在街头游荡了几个小时的小琴拨打了派出所电话，请求将自己送至储户安置地。尚未前往郑州的储户被“远程赋红码”另有多位没有前往郑州的储户，也表示自己的豫康码或场所码变为“红码”。一位家住北京的储户说，几日前有人将郑州站摆放的到访登记二维码拍照发到了微信群里，他在出发去郑州前扫码登记了防疫信息，随后显示为“红码”，赋码原因也为“入境人员”。他因此取消了行程，但他的北京健康宝一直为“绿码”，行程卡上也仅显示北京。一位家住北京的储户的行程卡、豫康码及北京健康宝截图6月12日晚间，人在广州的储户老鹏发现自己的粤康码突然变红，原因为“外省健康码红码人员”。随后，老鹏追溯到河南省给自己推送了“高风险”的健康状态，因而自己的粤康码和豫康码都是“红码”。为此，他拨打了两地防疫办电话获悉，若要解除健康码“红码”，需向河南方面申报转码。根据豫康码的转码要求，老鹏需要提交相关个人身份信息、72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证明、个人承诺书以及社区的转码证明。目前，老鹏已经完成了一次核酸检测，还需等待间隔24小时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在此之前他在广州“寸步难行”。家住北京的小危健康码也出现了与上文相似的异常状态。小危和妻子同为储户，两人的豫康码和河北健康码自6月12日被赋红码。豫康码页面上的赋码原因为“入境人员”，而河北健康码的状态与豫康码相关联，不过二人的北京健康宝均显示正常。6月13日下午，小危妻子的健康码已经转绿，但他的豫康码一直保持“红码”状态。根据小危和老鹏回忆，曾有人在储户群里发过一张郑州车站的健康申报码，出于试一试的心态，他们都扫过这张二维码。多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储户都有类似的经历。另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市12345热线回应南都记者称，“入境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但多位储户都表示自己未曾出国。赴郑州同行的非储户为“绿码”值得的一提的是，多位与储户同行的非储户人员并未被赋红码。前述乘飞机抵达郑州的储户表示，自己虽变为“红码”，但与其同行的一位非储户人士则一直为“绿码”，该储户已被转运到了安置点，同行人士尚可自由活动。储户老于一行5人在6月12日下午抵达郑州，他们早上从家乡驱车出发，下午5点准备入住酒店之际，老于发现自己的场所码变红了，此次出行5人中只有小成不是储户，也只有他的场所码颜色没有转红，其他4位储户纷纷“中招”。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本地人群中。家住开封的储户陆女士称，其在6月10日和同事前往郑州出差，抵达郑州时曾扫场所码登记，11日下午，她发现自己的场所码和豫康码均变为“红码”，但几位同事仍为“绿码”。场所码页面显示，赋码原因为“其他本地区防疫信息重点红码人员”，她联系防控办了解到，该“红码”为郑州所赋，目前她正在申诉改码中。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郑州方面或已了解到多人被意外赋“红码”的情况。南都记者获取的一份录音显示，一位储户反复询问工作人员自己为“红码”次日能否离开郑州，工作人员称，“应该没啥问题，你们不用管。”储户接着询问，上车以后能否变为绿码？“应该是没啥问题，我接到的通知应该是没啥问题。”工作人员说，“你看今天走了这么多都没啥问题。”此外，郑州市12320卫生健康热线在6月14日上午回应一位储户的转码请求时称，“像您这个村镇银行的问题，我们这边已经接到了很多市民的电话，我们这边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不太清楚是哪个部门进行的赋码，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到国务院平台投诉。”据了解，目前，前往郑州沟通的储户被分别安置在多处居住。有人尚为“红码”，也有人在未做核酸检测的情况下已变为“绿码”。被安置在某处的小叶告诉南都记者，他所在之处有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离开返乡，豫康码就能恢复正常。截至发稿时，有离开郑州的储户已变为“绿码”，但也有人返乡后仍为“红码”。使用健康码数据应“合乎伦理、合乎法律”，避免扩权针对储户所疑问的“红码”情况，南都记者在13日下午四点半至七点多次致电河南省疫情防控办及信息排查转班电话，均未有接听。对于健康码的正当应用场景，业界早已多有讨论。早在2020年4月，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就曾公开谈到：疫情发生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电信企业以及科技企业充分利用数据资源，紧急建立了疫情大数据的分析模型，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时间节点来分析预测确诊、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流动情况。监管部门，在数据分析使用的过程中，要严格落实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措施，切实加强监管，防范数据的泄露、数据的滥用等违规行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教授也曾指出，在执行知情同意和保护隐私方面，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侵犯隐私。疫情结束后，应建立数据删除机制；确需继续使用有关数据的（例如有利于今后的疫情预防和控制），应当明确数据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户的知情同意，并将数据匿名化。资料图在一篇2020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和互联网实验室高级分析师严峰曾指出，虽然政府作为背书方推动健康码落地，但作为运营方，企业的责任和权力边界在哪里，用户并不知晓。因此，亟需制定健康码数据全体系的专业标准，把过度扩展的权力及时关进笼子里。“我们需要确保正在浮现的智能传播能够拥有自己的‘健康码’，确保其未来的健康顺利发展，不能让健康码的滥用威胁整个社会的健康，尤其威胁未来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关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据此前新华社5月18日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4家村镇银行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目前4家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所有接受采访的储户均为化名）采写：南都记者 黄莉玲 宋承翰 胡耕硕 孙朝 吴斌 莫倩如 发自北京相关新闻：人在家中坐，红码天上来，这群河南储户为何被强行变码同样的一个场所码，自己扫了之后，健康码变成了红色，而家人扫了之后，健康码却是绿色，这样诡异的事情，就发生在邓先生身上。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发现，类似事件，并非个例。王云则称，自己刚到河南，就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成了红色，随后，便被当地要求隔离了，而她的48小时核酸检测结果，仍然显示阴性。这些居民有着共同的身份，即河南一些村镇银行的储户，据介绍，他们原本准备在6月13日从各地赶到郑州。此前，由于河南多家村镇银行无法正常取款，一些储户非常焦虑，便通过多种途经反映自己的遭遇。邓先生说，自己是石家庄人，近14天一直待在石家庄的家中，并未到过河南。6月11日晚，邓先生在他们自发组建的村镇银行储户沟通群中看到，一些储户因为扫了一个显示地址为“郑州车站西南出口”的场所码，结果健康码突然变红，自己还颇为惊奇，几乎不敢相信，随后，好奇的邓先生也扫了这个场所码，结果发现，自己的健康码也变红了，但他拿出家人的手机扫描这个场所码后，却发现家人的健康码仍为绿色，并未变红。“同在一所房子，行程码也一模一样，结果，健康码却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邓先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本该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怎么会变得这么随意和“精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健康码是以真实数据为基础形成的个人二维码，其中健康码分别有三种颜色，分别是绿码、黄码和红码，其中红码是指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以及近14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邓先生发现，自己被赋红码的原因，是“通过数据库查询，您有一个出行提示：河南省将您的健康风险等级定位高，健康报告日期为2022-6-11。”可是，近14天自己并没到过河南啊。邓先生赶紧查询河南省的赋码规则，其中，根据河南省2021年8月发布的健康码赋码规则，确诊病例、密接隔离、特殊工作人员、境外入境以及高风险地区来人等可以赋予红码。邓先生仔细对照后发现，自己并不符合其中的赋码规则。很快，更多群友都将自己被赋红码的截图发到了上述微信群，有在北京被赋红码的，也有在山东聊城被赋红码的。突然被赋红码，给邓先生带去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说，自己想去超市购物，却被告知，不得进入，他想去公园，也被拒绝，他想去理发，同样也被拒绝。邓先生与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联系，希望尽快消除红码，却被告知，红码由河南省赋予，他们无权消除，他又赶紧跟河南联系，对方表示，会把他这种情况上报。截至6月14日上午，邓先生的健康码仍为红色。从外地赶往河南的王云则称，自己从户籍地出发，前往河南之前，专门去做了核酸，48小时核酸结果显示为阴性，也专门查看了健康码，显示为绿码，这才决定出发，等到了郑州，还没出站，一扫场所码，结果却是红码，当地要求她直接返回，否则就按照等地疫情防控政策，将她强制带走隔离14天。6月14日上午，在储户们自发组建的村镇银行储户沟通群中，先后有来自北京、成都、石家庄、苏州、湖南娄底、山东聊城等全国多地的数百名居民向第一财经反映称，自己也遭遇了与邓先生、王云等人类似的诡异事件。不过，邓先生告诉第一财经，自己的健康码虽然已经是红色，但石家庄却并未将他强制隔离或其他隔离措施。本该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为何会针对性对于邓先生、王云等人出现红码，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文中王云为化名）...

北京市场惊现6折新房甩卖引发购房者关注，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价格便宜外，这批特价分配房打出最大的卖点就是“买房不需要购房资质”，但需要以销售企业职工的名义签订合同，而相关合同并不是与项目开发商所签订。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购房者以员工身份买房，所拿到的也并非真正的购房协议，而是由销售拿着称是开发商方面提供的一份《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不用购房资格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除价格便宜外，位于石景山五里坨的这批特价分配房最大的卖点就是“买房不需要购房资质”。按照现场销售人员提供的购房信息，购买条件按照企业分房管理，购房者年龄满足22-60周岁之间即可。众所周知，北京买房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也是广大购房者心中的“痛”，有资质的没钱，有钱的又没资质，要二者合一才行。这批不需要资质的房子该如何买呢？“既然是员工福利房，肯定要以员工的身份买。”据销售人员李锦（化名）介绍，如果要购入这批房子，需要购房者签署一个在职员工证明来买。“流程是交钱拿钥匙，去建委报备登记，到时候网上也能查到是你的名字，这个房子的户主是谁，然后开发商这边会给你一个本，上面写着房间号，证明这是你买的房子。”李锦称。没有销售资格的物业包销李锦口中的在职员工证明并不是与项目开发商签订的，而是与包销单位“北京铭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也就是说，凡是买这批房子的购房者，首先要成为北京铭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上述包括李锦在内的销售人员均表示自己属于这个物业公司。天眼查数据显示，北京铭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1月7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金鑫，经营范围包括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城市园林绿化。如果天眼查的信息没有错，那么北京铭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不具备新房销售的资格。金鑫名下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北京得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天眼查数据显示，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咨询；房地产开发；出租商业用房等。对于工商系统里没有资质代理这样一个项目，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北京铭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但截至发稿并未获得回应。北京商报记者也与项目方远洋方面求证与该物业公司的关系，远洋方面表示去了解情况，截至发稿前也未有回复。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首先需要看这个所谓的包销公司是否有开发商的书面授权，书面授权是否会作为购房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书面授权，购房人将来依据合同向开发商主张维权时，可能会面临开发商不承认的风险。如果开发商书面授权已经列入合同附件，或者以其他书面方式进行了确认，开发商作为委托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开发商承担。未来出现一些问题，购房人也可以向开发商进行维权。“即使有书面授权，还是建议购房合同最好和开发商签署。尽量避免未来开发商不承认购房合同约束力。”王玉臣强调。购房时签公房租赁合同事实上，购房者即便以员工身份买房，所签署的也并非真正的购房协议，而是由销售方面提供的一份《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拿着合同就可以正常落户、上学了，而且房源信息会去建委报备登记的。”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李锦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了上述《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在这份发黄的合同上明确写了“承租周期10年”。对于为何是“承租”不是“买卖”，且周期只有10年，按照李锦的说法，“这正是公房的特点”，只要国家不出台新政策，这批“分配房”五年后就能变成正常的商品住宅。“到时候拿着开发商提供的合同，然后补交一个35%的差额税，房本就能正常下来了。”“北京过去确实有公有住房，大概在90年代初，为了解决企事业单位职工兴建的一批公有住房，兴建之初都是承租性质。”一位曾经经历过北京房改的政府人士直言，房改后，部分公房折合工龄、职级等在完成土地出让金补缴或按照房改政策补足房款后销售给了职工，也就是现在二手房市场的已购公房。显然，上述房源并不符合这一规定。对此，李锦也承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下房本”，但自己住是肯定没问题的，如果想转让，没下房本之前物业负责更改租赁合同。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北京石景山App上发布一则落款为石景山区住建委的情况说明，称核实后，五里坨的两个项目远洋五里春秋与西府海棠商品房最低销售价格均未有6折甩卖。五里春秋项目公司景西公司正准备就自持商品房对外整体租赁与相关单位进行接洽，未形成租赁方案、未签署任何协议，已经在售楼处张贴声明，提醒购房者谨防自持商品房的不实宣传。以租代售的风险2016年9月30日，北京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要求强化“控地价、限房价”交易方式，试点采取限定销售价格并将其作为土地招拍挂条件的措施，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持部分住宅作为租赁房源。自持是“控地价、限房价”的产物，北京部分地块自持比例甚至达到100%，也可见当时房企拿地的热情。后续因开发商着急变现，自持商品房开始利用“以租代售”的形式入市。2017年4月，北京市发布了《关于本市企业自持商品住房租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强对企业自持商品住房租赁的管理工作，明确企业自持商品住房应全部用于对外租赁，不得销售，企业持有年限与土地出让年限一致，对外出租单次租期不得超过10年。签订“长租”合同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租赁70年赌的就是未来能“转正”？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自持模式有其历史背景，也是政府土地拍卖的一次新尝试，此类房源已明确“不得分割、销售、转让”，因此“转正”目前没有政策依据。此外，房管部门如果为某一项目开设“先例”，个例就不再是个例，后续自持项目争相效仿，自持政策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万言书中，该网点老板列举了总部逼迫加盟商二选一、刷单造假、强买强卖、截留克扣派费、承诺不兑现等种种乱象，希望引起总部重视，并做出改变。亿豹网发现，这样的情况不只在一家企业存在，而是加盟制中普遍存在。疫情反复，导致今年多地网点业务下滑，不少网点老板亏损支撑。然而与总部的对话中，网点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有的网点老板采取极端手段力求解决问题，但收效甚微，最终还是自己承受了一切。该网点老板写道，每个网点老板守着网点就是守着一分希望，虽然现在都在亏钱，但很少有人想过放弃，总部的做法更不应该凌驾于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之上。除了总部强制推行自己的末端系统外，该加盟商还控诉总部纵容网点刷单，实际上，这些做法并不是新鲜操作，属于行业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是各方心知肚明，利益面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亿豹网认为，总部推行自己末端系统无可厚非，但也要考虑地区的差异性，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如果在依靠派件生存的区域，使用有补贴的第三方系统也可以理解，增加收入来源之后，也有利于网点的稳定。而刷单这一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业内已经基本杜绝，但在企业总部业务量考核下，不排除个别省区纵容网点刷单，这一行为造成了行业的虚假繁荣，指标越来越高，单量越刷越多，最终伤害的还是网点本身。如果说2021年，送货上门成为小哥不能承受之重，各种让小哥崩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那么2022年，行业期盼的改变迟迟未到，叠加疫情反复导致的上下游受困，苦撑了几年的网点老板，正在迎来最为难熬的时刻。快递员不满意可以离开这个行业，前期投入巨大的网点老板怎么办呢？尤其是那些投资巨大的网点接盘侠，他们的诉求得不到解决，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同时，该加盟商还列举了总部以罚代管、克扣派费的行为，这些老生常谈的行业顽疾，在一次次业务量创新高的欢呼声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省区市场部与网点争抢客户，导致大部分网点沦为派件网点，然后总部再制定相应的业务量进行考核罚款，网点无奈只好刷单，这样的恶性循环如何解决？“网点想完成任务只能打价格战，打到最后亏本冲量；派费不到1元，各种签收率考核，时效考核，服务质量考核，莫名破损，冤枉遗失，奇葩投诉，派费都被罚光了！”一位网点老板向亿豹网抱怨。长期以来，总部对网点的管理通过业务量指标和罚款形式过于简单粗暴，这种弊端积压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爆发。该网点老板呼吁，总部与网点是加盟合作关系，双方互利互惠，没有网点哪来的总部，希望总部把姿态放低一点，高管能够深入网点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制定政策只盯着罚款数据。后价格战时代，总部同样面临压力，层层传导，风险最终转移到了网点一端。如果行业能尽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并做出改变，或许永远不会等到集中爆发的那一天。快递创业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亿豹网不断呼吁，经营快递一定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使用资金杠杆。...

原标题：打零工的女性，和她们破碎的一生“灵活就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热词，而研究显示，很多女工已经“灵活就业”了很久。雇佣方很多是“灵活接单”，自然希望女工们“灵活配合”。而家庭的需求摆在那里，总得有个人“足够灵活”，随叫随到，能够为家里的幼儿老人托底，这个人，常常是女性。当女性“回归家庭”，她们未必是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生活的压力摆在那里，“进厂就不能抱你，不进厂就不能养你”。于是，她们在年轻时，成家后，甚至年老后，一次次走上了“非正规就业”的道路。在大城市打零工最开始，在她们还年轻力壮时，她们在大城市打零工，因为打零工比进厂强，临时工挣得比长期工还多。在懂行的人眼里，广州花都区狮岭镇是箱包的“货源产业带”。网上流传一份“网购时可以使用的省钱关键词”，就建议不要搜索“皮包”，而要搜索“狮岭皮包”——这样搜出的货，又好又便宜。这些“狮岭皮包”，很大一部分出自打零工的日薪女工之手。对工人来说，进厂并没有什么长期福利——工资不高；基本没有五险一金；进厂先要交“买厂服办饭卡”的一笔押金，说是离职时会退，但多半会被扣；普遍要压一两个月的工资，如果自己辞职很可能拿不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至少应该单休一天”等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工作时间普遍在11-13小时，天天都在加班，需要赶货时一个月甚至只能休息一天；请病假事假都要倒扣工资，产假更别想了，怀孕就意味着离职。而老板一旦突然“跑路”，之前压的工资和当月工资都打了水漂。在狮岭镇，做得不好，老板会跑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外订单骤减，就出现过皮具厂“倒闭潮”。但做得太好了，老板看着手头的钱心动，也会卷款跑路。日薪女工B 说，“老板跑了太多了，白做事……进厂的压工资压一两个月，有的压一千两千的，那都是钱啊。很久都不发一次工资，房租都交不起了。”“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日薪工，做完一天就有一天的钱吃饭。”日薪女工E说。除了“不被欠薪”，打零工还给了她们一种自主感。进厂，意味着成为流水线上一个被支配的木偶，被发配到哪个工序，就得不停地在那个工序上做着一模一样的活，今天，明天，永远，无聊透顶的无限循环。而打零工，不但可以选老板，选工种，还可以协商工价。熟练的工人完全可以讨价还价，要到更高的工价，或者要求按照计件来支付报酬，而不是计时计酬。日薪女工O说，“做日薪工非常自由，今天做不做工完全取决于自己，如果今天我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其他事，我今天就不用去日薪市场找工作了。也不用担心今天不去明天去没活儿做了这种事。……不用看老板的脸色过活。今天做了不好做的话我明天再找另外一份就行，好做的话就继续做。这个老板态度很差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去他那里做。不是你价格高就可以的，我这个人很重感情的。”日薪女工E说，“我们有时候跟着老板过去了，发现他那个单子特别难做，车的我手都疼了，我们就要求他多少涨一点，否则我们几个就再一起回来，做多少就让他给我结多少……大多数的老板都急于交单的，多多少少都会给涨一点的，我们这一天不做，他的损失比我们还大的。”之所以给临时工的工价更高，是因为很多厂都是“按订单生产”（Make to order）模式。先谈客户，和客户约好款式、数量、单价、交货期，然后才开始生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约定好的交货期限之内，把货品赶出来。在这个模式里，要得到最大利润，就得拼命接单。无论什么单，能谈下来就接。哪怕明显超出自己的生产能力也没关系。接到了单子，可以雇临时工来做，或者外包给其他小厂小作坊，赚到中介利润。对于厂家来说，只养一小部分长期工，需要赶工才请临时工，节省了淡季的人力成本。对打零工的女工来说，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可以有更多闲暇，挣的钱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往往用于支援其他家人。日薪女工A说，“我每个月至少挣四千，除开个人开销一千多，剩下的钱都会寄回（老家）去给小孩花、养家。小孩爷爷奶奶养着，就只能通过视频看看他，每年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回去跟老人、小孩团聚......太想孩子了，挣得钱都寄回去给孩子。”日薪女工E 说，“每天吃饭住宿都要花掉我一大笔钱了，还要（把一部分钱）寄回老家去。要是进厂做工，老板（欠薪）跑路了，那我就连饭都没得吃了......家里的地听说是政府征收了，我要是回去靠什么吃饭啊？是听说会发一笔补偿款，我不知道发多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家里（指老家）一切都是哥哥说了算......家里的老房子都留给我哥哥了，我回老家也没地方住啊。过年过节回去住两天可以，要是长住的话，哥哥嫂子就给我撵出来了......我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就是在这个市场里的流浪者。”老家已经没有自己的退路。此刻的自己学历不足，没法进入正规就业，找到体面的工作。而未来上升的通道，其实也几乎堵死了，因为管理层认为，她们早晚要回归家庭，不值得培训她们，也不值得委以重任。狮岭镇某皮具厂管理者说，“女孩子终归是要回家嫁人养孩子的……（结了婚的女工）随时可能因为小孩子的什么事或者家里老人需要照顾就回去的。”确实，她们往往走上了这条道路。打工收入不足以在大城市里安家，大城市使用了年轻人的劳力，却不愿为她们提供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当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需要回到老家才有书可读，当家乡的老人难以生活自理，许多女性就不得不回到家乡，照顾孩子和老人，如果家乡有零工，就在家乡做点零工。回到老家打零工同样在广东，同样做箱包和服装，但地点换到小镇——广东茂名H镇D厂。D厂也是“按订单生产”模式，订单来自珠三角和海外，接的常常是其他大厂做不完漏出来的二手单。利润不高，竞争又激烈，因此D厂同样采取了“有单就接，接了再雇临时工”的策略，招募了大量为了家庭而留守的妇女，高峰期招了300多人。很多留守女性本来就有在外打工的经历，是娴熟的劳动力，能很快适应外发零工生活。研究者在H镇访谈时发现，男性村民无一例外地觉得D厂这种“就近零工”很好——“很好呀，妇女不用两头走了，可以照顾家里，又可以赚钱”。“这个老板这样做很好，非常照顾农村人”。但真正在D厂打工的女工们则表达了不一样的意见，她们都表示，“比以前在城市打工累多了”。累，首先来自劳动时间长。D 厂每天“早七晚六”，每天工作10 小时以上，只有中午吃饭能休息一下，有时候还要通宵加班， 每月只放假一天，且时间不固定，按照赶单需要“弹性安排”。女工们回到老家，大多是为了“照顾家庭”。但实际上如果家里有事，女工们经常请不到假。女工玉梅说：“家里种了点田，我想请假回去种田。组长怎么也不肯签名，我去找主管，主管也不肯签名……说是临时工，但一到请假就很麻烦……”女工丽姐说，“赶货的时候，我们（生产）线有个妇女，她的儿子还在读小学，晚上从学校回到家就想找妈妈，打电话叫妈妈回家，她准备写请假条回家。张总不批准，那个妇女就一直哭，她儿子也在电话里跟着一起哭。张总就骂: ‘有什么好哭的呢? 赶完货落班（下班）再回去。’”累，也来自女工们需要额外承担的家事“第二轮班”：家务，照顾家人，处理人情往来，节日祭拜……都得从自己的休息闲暇里挤出时间来完成。很多人更希望出外打工，只需要专心工作，寄钱回家就可以了——女工阿凤说，“如果可以，肯定想出去打工。在外面，自己一个人，生活又规律，吃饭又规律，中午又可以午睡。晚上只要洗完自己的衣服就可以睡了。在家里，下班之后不能丢开家里的事情，什么都得弄弄。在家里工作比在外面忙多了。”女工阿红说，“有时候困到站着都能睡着。比如阿材的老婆，家里没有老人家可以帮忙，又要煮饭、浇菜、喂鸡，她说她半夜12 点才睡，有时候站着都睡着了。下班的时候又不能休息，想着家里的活没干完都睡不着。”女工阿梅除了上班做活，还需要种地、养蚕和照顾老人。她和家人说过想外出务工，得到的回应都是“出去打工啰，整个家都不要了”。她想不通，“家怎么就变成了我的呢? 家公照顾也怎么成了我的呢? ……在家那么多年，照顾完细佬仔（小孩子）读书，就照顾家婆。现在家婆走了，又要伺候家公。每次想出去打工，我老公就骂我，老豆不要了，扔了算了……根本就不能放开手。”阿梅说，“正常班才5块一个钟，晚上加班也就是多2块。过年那些出去打工的妇女说好像在家里工作也不错，也有两三千元一个月，我就会反问：‘你们愿意回来做吗?’实在是无奈才选择这样的方式的。”考虑到女工们的家庭负担，有些工厂会给女工们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实行计件工资，工人上班的时间自定，甚至允许她们带小孩来上班。江西中部的G县，有好几家外发的电子配件加工厂就是如此。这些厂家的订单来自珠三角。老板每天在高速路口等候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大巴，大巴带来的电子零件被送到各个工厂里，组装完成产品，再交给大巴送回深圳和东莞。G县厂长春桃说，“其他姐妹都会把孩子带到厂里来。我们有一个小房间给小孩子做作业和玩，大一些的孩子做完作业后会帮父母一起做些活。每年都是这样，因此暑假厂里会多出很多人。”和大城市不同，乡镇是熟人社会，零工机会大多来自熟人或者亲友介绍。女工一旦开始做了，即使觉得不合适，有时候也碍于介绍人情面，不好辞工。如果实在做得难受，女工们也会想办法。G县的女工美玲说，“这里都是熟人，大家要给面子，进哪个厂跟哪些人一起做，不只是工资的问题，还要看各种关系。我以前进的厂是老公表弟的厂子，他们欺侮我是一个外地人，我后来只好找借口，在深圳待了一个月，这样才算是辞工了，然后再进现在这个厂子。”总得有人照顾家庭人的需求是刚性的，孩子、无法自理的老人，每天都需要有人照顾。为了满足这些刚性的需求，有人必须让自己的时间和劳力变得弹性，随叫随到，持续付出。这个人，往往是女性。在福建龙岩洪坑村，七位从事乡村旅游相关行业的中年女性，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回到故乡。学历比较高的D，放弃了在厦门的发展而回到家乡当乡村导游，“我以前在家乡的中学当老师，三年之后去了厦门。当时有打算在那边长期生活，但是由于我的爱人在乡村中学，小孩也在家乡读书，父母亲比较忙，我爱人关系也调动不出去，所以就回乡了，回乡了我主要可以照顾老人和小孩。”开农家乐菜馆的C坦言，“为了生第二个孩子才回来的，如果不是为了生小孩我肯定不会回到家乡，另外我回乡还可以照顾老大（长子）……现在也没有足够好，还是有一点不满意，但是现在没办法，要照顾小孩子，就只能这样，做点小吃生意，家庭也能照顾到，生意也有得做。”在安徽L市Y中，有些打零工的女性是专门来“陪读”的。随着孩子临近中考和高考，许多母亲感到，周围有一种要求她们“陪读”的无形压力。压力有时候直接来自丈夫。陪读4年的戴阿姨说，“本来我和他爸都在外面上班，一天加起来能挣五六百块钱， 但是因为孩子上高中了，他爸说你回去吧， 看（照顾）孩子才是最主要的。”陈阿姨说，“一开始我没打算自己陪读，高一是让孩子住在他姑姑家里……但高二上半期孩子成绩突然下降到十名开外， 他爸喊我回来陪读， 说不能耽误孩子， 得让孩子上个好大学。”她孩子今年高三。周围其他人也会劝说。赵阿姨是自己大姐二姐劝的，“ 你看你这个妈当的， 孩子都和你不亲近， 这么关键的阶段你不去陪读还想着打工。”李阿姨是自己妹妹劝的，她也看到了身边的陪读例子，“我妹一直让我回来陪读， 虽然我家买房子的债还没还完， 但是我还是为了孩子回来了，……我侄子侄女都是我嫂子陪读上的大学， 我也得向嫂子学习， 做一个对孩子负责任的妈妈。”然而，陪读母亲要面临三大压力：挣钱少了；生活苦闷无聊；孩子学业成绩如果没提高，没法交代。陈阿姨发现丈夫在外赌钱，过年时甚至有债主上门要账，“因为他喝酒打牌我不知道和他吵了多少架， 他就说‘谁赚钱谁花， 你管我干什么？’”李阿姨在过年时让丈夫修漏水的房子，却被丈夫一句话呛得难受，“我又不像你是个闲人， 外面打工那么累你不能叫我歇几天吗？”她被那句“闲人”刺伤，年后就找了一个给洋娃娃缝眼睛的活，“多少能有点进项， 自己可以买点东西， 伸手要钱是容易， 但是我能少要就少要， 不然显得我多没用。”张阿姨因为丈夫瞒着她把半年工资借给朋友而大吵一架，“他居然还说‘ 把自己挣的钱借出去怎么了’，我当时真的气的想和他离婚， 我陪读是不挣钱， 但是我是自己来享福的吗？我们都是在为孩子付出啊， 如果可以我宁愿自己出去挣钱叫他回来看孩子。”“陪读”的确算不上“享福”。在访谈里，大多陪读母亲用了“坐牢”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孩子是被看守的，但看守者自己也身陷囹圄。她们的日程安排都要围绕着孩子的需求，为了不让孩子分心，她们也自觉减少了自己的娱乐。李阿姨以前在厂子里上班，下班和牌友打麻将，现在谁也不认识，她只好用手机看点电视剧。窦阿姨连电视都不看，她让房东把电视搬走了，“为了孩子不受干扰静心学习， 我不会在家里放任何让小孩分心的东西。”她最大的感受是孤单，“孩子回来还有人和你说说话， 孩子走了就是你一个人蹲监狱的感觉。”王阿姨非常赞同“蹲监狱论”，“除了出去买菜或者去给孩子送饭是出去放风的时间， 其余时间基本都关在屋子里， 和坐牢没什么区别。”付出了这么多，如果孩子成绩没提高，她们依然觉得抬不起头，没有“家庭贡献”和“工作业绩”。赵阿姨说，“要是没把孩子陪出个样子来， 我感觉没个交代， 别人还以为你躲在城里享福， 让你家男人一个人打工受罪呢。”王阿姨跟孩子放了狠话，“俺娘俩在这不是来玩的”，她也暗自庆幸，后来孩子成绩提升了一些，否则，“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我这脸搁哪放。”尊严、平等和姐妹情谊打零工是出于无奈，但也是许多女性权衡再三后“最不坏”的选择。打零工挣的钱虽然不多，却给了她们不少尊严。孩子要抚育，老人要照料，这些属于“家庭再生产”的部分，往往交给了女性承担，男性则承担了出外打工赚取收入。虽然说是“家庭分工，不分高低”，但实际上，赚钱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权力和底气。而女性无论是做家务，还是耕种自己的土地，几乎都是无薪劳动。缺乏金钱收入，让她们的劳动变得“隐形不可见”，让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他人，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需要她们牺牲奉献，就说“家庭分工”；到了决定家庭开支时，就说“谁赚的钱谁花”“我挣的钱我借出去怎么了”。为了应对夫家“花钱太多”的指责，很多留守女性养成了记账的习惯，记下每一笔开支，主要是证明自己没有乱花钱。自己不挣钱，如果掌心向上管别人要钱，一笔笔说明“钱花在哪里”，会有一种羞耻感。久而久之，她们习惯了尽可能减少“非必要”消费，只花在生存必须，生活质量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G县女工晓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总是钱紧，每次回娘家都是很窝火，因为自己没有收入，买点礼物回娘家都要看男人脸色。”J村访谈的案例九说，“之前家里头啥事也是老头说了算，人家当家，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什么事情都跟我商量，问问我，我现在想买啥就买，也不用问他要钱，自由了很多。”J村案例七说，“以前孩子上学的生活费老是从我娘家拿的，他那几年身体不行，就没干活。我回娘家带点东西，有时候买的贵了点，他老说这说那，经常因为这事吵架，现在我买啥是我的自由，他也不管了。”J村案例二说，“我现在用的手机，前段时间刚买的，我花我的工资，在家说话也硬气。我经常网购东西，早就想换一个了，有时候孩子们放假作业也发手机上，晚上和老公视频啥的都方便，我还给自己买了个电动车，一直没舍得买。”G县厂长美萍说，“有些男人不往家里寄钱，全靠女人电子厂的收入撑下来。”洪坑村的受访者B也说，去干乡村导游，明显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对老婆不屑一顾的，经常拳打脚踢的那一种，那现在老婆出来赚钱了。他们就明显的就不会了。经济还是比较重要的。”有些政府参与的零工项目，工资的发放有保障，工作难度不高，压力也不大，因此女工们比较乐于接受。在晋北地区的J 村，政府参与办起了两种作坊，一是刺绣作坊，女工们做简单的手工鞋垫、十二生肖布艺娃娃，还和北京一家服装公司签订合同，为羊绒大衣缝制刺绣图案；二是花肥工坊，J村不少农户养羊，有天然羊粪为原料，女工把羊粪添加草木灰等原料，高温加热，除臭、晾晒、压缩、包装，做成花肥售卖。J村访谈的案例八就说，“家里还有老婆婆，年龄也大了，半身不遂，就离不了人，我得在家看着她。我年轻时老人照顾我可好，咱不能昧了良心。……空了就扎扎鞋垫、刺绣，能挣点零花钱，也能照顾了老人。”案例三说，“我这没文化也没啥技术，不好找做的呀，这村里头弄了这什么作坊，我闲了就在这做点工，从小针线活就好，天天跟着我妈做鞋垫，也不用怎么学。还有花肥厂的活也简单，不需要多专业，就是重复几个简单的动作，就成了，就是啥也不会的人也能干得了，外出的活很多干不了。”案例四说，“前几年我出去过，和亲戚一起去了上海，去了电子厂，也没啥能干的了，每天十二个小时，不适应那边的环境，休息下也不敢出去，怕走丢了。现在都是手机操作，很多咱拾掇（操作）不了，人们上班时间都是干活也不说话，憋死了，不像在村里，吃饭都互相串门，人都熟。习惯村里的生活了……县里也有些做的，但是不太想去，工钱有时候发不了，还得催，我在这儿干了两年了，边种地边做，啥也不耽误，做多少有多少钱，每个月乱七八糟也有1000 左右的工钱，都能按时给。”有一部分女工打零工，是因为出于年龄歧视，她们几乎已经找不到其他工作。广东茂名H镇D厂的冬梅说，“我们这把年纪出去好难找工作的，又老，不要说45 岁，40 岁出去打工都没有人要了。这个厂就不一样了……50 几岁的妇女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这把年纪可以找到工作都偷笑了。”在武汉城郊H村，有个承接苗圃绿化工程的妇女劳动队，队员大多集中在60岁~70岁。60岁以下的中年妇女大多还要带孙辈，没有时间出门劳动。70岁以上，如果身体不够好，也无法出门劳动。于是，60~70岁，就成了这支女性零工队的主力，她们都十分勤劳肯干。有几个70岁以上的队员害怕因年纪被辞退，甚至做的更为积极卖力。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还在打零工？因为这些女性大多认为，自己要完成四大“人生任务”——赡养和安葬老人，子女抚养和教育，帮子女攒钱买房结婚，带孙辈。这四大人生任务，都要她们出力出钱。即使完成了“人生任务”，有些女性也还想贴补一下子代，给子代减轻经济负担。即使子代已经不需要贴补，她也要给自己攒养老钱，还有人说自己干习惯了，闲不住。在H村，近几年彩礼在8万元左右，房价也在8000元以上，因此子代的结婚费用在30~50万元。另外，教育成本也在涨，H村的小孩基本都进城接受教育。当地老人说，“现在养一个小孩，等于过去养一个家。”而打零工的收入虽然不能和正规就业相比，但仍远高于务农收入。赚钱的女工，也有了要求家务分担的底气——H镇女工梅姐说，“平时家里买肉、柴米油盐的钱都是我赚的。以前说我不干农活懒，现在一年有一万（元）收入，不多，但是家里要点什么我都能出，就没有人敢说什么了。”H镇女工阿萍说，“以前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我老公的衣服也要我洗，但上班之后有时候回家很晚，他也会洗自己的衣服了。大家都这样做，他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J村访谈的案例六说，“自从我在村里头的作坊干开活以后，男人也想让我多挣点，晚上吃完饭，他就去洗碗了，家务活也帮着干，以前可从来不干一点，他说你多点时间干，两天晚上就能弄出来一副刺绣图，就能买80块钱，我不帮着你你四五天才能弄一副。”在工作中，她们还会互相倾诉，互相帮助，结下深厚的姐妹情谊。H镇女工阿红说过，她们曾经一起帮一个被家暴的女性，给她出主意，“她老公很没有用，自己没去工作，又常打老婆。……知道她的钱在发工资的时候会全被老公抢走，我们都看不过眼，大家都给她出意见。”有些老年女性继续工作的一大动力，就是因为能和志趣相投的姐妹相聚、聊天、开玩笑。H村的绿化劳动队，依然遵循着熟人社会里的互助原则，年轻的干剪枝这种比较重的活，年长体弱者做点轻活，大家工资都一样，因为“人人都有那个阶段，既然来了就互相照应下”。H镇女工阿荣的女儿，曾经不理解母亲为何“一把年纪了还执意要出去干活”。但在疫情封闭期间，女儿目睹了母亲在家里被无视冷待、被恶语相向，终于明白了母亲出去工作的愉悦，“现在她终于可以自己花自己的钱，出去之后和认识的那些姐妹们一起”，出去一天“也是开心自由的”。通过打零工，女性增加了收入，获得了自尊，得到了人际交往。有时候，她们甚至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所处的环境。她们的收入，或许可以帮下一代女性摆脱“半工半家”的循环，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培训，进入正规就业。J村的一个女工说，“我女子在西安上大学……我现在打算好好供我家女子读书，今年暑假听她说想念研究生，只要她能考上，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她供出来。”结语其实，传统的“男耕女织”早已不复存在。在中国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农村的男性先流向城市，留守的妇女成为农业的主要劳动力，呈现“男工女耕”。由于务农收入实在太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零工经济，于是“男工女耕”又变成“男工女零”。打零工的她们，是“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里的一大部分。2021年一个研究显示， 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女性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尽管这会降低她们的就业满意度，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2016 年数据现实，女性正规就业的满意度为3.518。女性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为3.424。女性学历低、工作年限短、没参加过技能培训、家里子女数量多、每周需要照顾老人的时间超过5小时……这些因素，都会让女性倾向于选择非正规就业。尤其是25~34岁的女性，家庭负担会很明显让她们倾向于打零工。即使男女同样打零工，“同工不同酬”依然存在。2018年一个研究分析了全国66个城市调查的数据，发现在非正规就业市场里，不论是哪一种工作，女性平均工资都低于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0%；制造业和运输业，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6%；服务业，女性工资只有男性的69%。在这个研究里，女性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弱那么多，她们学历并不低，年龄也更轻。研究中，女性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比例（13％）与男性持平，高中学历的比例（42％）甚至略高于男性（39％）；她们25岁以下的比例更高，45岁以上的比例更低。但她们拿着更少的工资，得到的培训和晋升机会更少，获得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障也更少。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者中，男性有养老保险的比例比女性多出4.3%。多项研究显示，非正规就业的性别隔离，使女性越来越向低技能、低收入、服务性的行业聚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健康状况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到底，女性之所以选择有“弹性”的工作，是因为要满足一些“刚性”的需求：人的照护、劳力的再生产、家庭的维持……一年四季三餐，每一刻都要有人在场。她们人在哪里，她们的劳力用在哪里，打不打零工……这些决定往往不是由她本人做出，而是取决于她家庭的发展周期——孩子出生之前，她在大城市，以“工”为主；孩子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她回到故乡，以“家”为主；孩子上学了，她在孩子读书的地方陪读，以“工”为主；老人需要照料了，她回到故乡，以“家”为主；老人走了，孩子需要成家买房，她以“工”为主；孩子又有了孙辈，最需要照料的阶段，她跟着“老漂”，以“家”为主；孙辈上学了，她再度返回故乡，以“工”为主……既要顾家，又要养家，既要照顾家庭，又要有经济收入……她们的一生，就这样被困在了零工经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