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银保监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积极巩固治理金融乱象成果,运用行政处罚手段保障金融监管有效开展,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主要情况如下：一是依法从严，处罚高压态势不减。2020年，银保监会一手抓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金融支持，一手抓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发展和风险防控，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系统共作出6581件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银行保险机构3178家次，覆盖各主要机构类型，处罚责任人员4554人次，作出警告4277家/人次（警告机构328家次，警告个人3949人次）；罚没合计22.75亿元（罚没机构21.56亿元，罚没个人1.18亿元）；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19家次，责令停业整顿2家次，限制业务范围4家次，吊销业务许可证2家，取消（撤销）任职资格161人次，禁止从业312人。二是精准打击，强化重点领域查处。对违反重大宏观调控政策、严重监管套利、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及屡查屡犯的市场顽疾，依法从严处罚。银行业领域重点查处违规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规向房地产提供融资、同业和理财业务未穿透管理及报送监管数据失真等行为，保险业领域重点打击欺骗投保人、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编制虚假资料、虚构中介业务、利用业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等行为。三是动真碰硬，严肃追究人员责任。2020年，全系统处罚责任人员数量较2019年增加约30%；处罚责任人员数量与处罚机构数量的比值由2019年的1.2提高到1.4。聚焦“关键少数”，重点追究金融机构管理层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通过追责到人，强化压力传导，倒逼机构加强风险管理，切实履行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四是多措并举，确保处罚执行到位。通过设立未执行清单、与地方信用体系部门建立合作机制、落实被处罚党员信息通报制度等方式，及时跟踪推进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到位，防止处罚“利剑”高举轻落，2017年以来处罚执行率达到99.78%，以高执行率保障行政处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五是依法行政，提高执法规范化、标准化水平。银保监会全面落实国务院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要求，做到处罚信息公开透明，处罚全过程留痕、可回溯管理，重大处罚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同时，通过制定裁量文件、建立行政处罚答疑库、开展行政处罚执法巡查等多种方式，逐步推动全系统处罚工作认识统一、流程统一、标准统一，做到处罚法定、过罚相当、同案同罚，从源头上杜绝执法宽松软。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主动担当作为，服务监管大局，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执法体系，按照业务实质穿透监管，坚决打击人为拉长融资链条、推高融资成本行为，对顶风而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干扰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投机行为给予严肃处理，高质量开展处罚工作，为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提供坚强保障。...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今日发布内部全员信，宣布卸任CEO一职。字节跳动联合创始人梁汝波将接任成为新CEO。图为张一鸣（左）和梁汝波（右）谈及卸任原因，张一鸣表示，创业以来，字节跳动有幸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在移动端和视频上进行创新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虽然公司业务发展良好，但希望公司还能持续有更大的创新突破，变得更有创造力和富有意义。因此，张一鸣决定放下公司日常管理，聚焦远景战略、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长期重要事项，计划“相对专注学习知识，系统思考，研究新事物，动手尝试和体验，以十年为期，为公司创造更多可能”。在张一鸣看来，科技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化：虚拟现实、生命科学、科学计算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都已逐步显现，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因素决定了字节跳动“需要突破业务的惯性去探索，并持续学习企业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据了解，字节跳动正在探索教育公益、脑疾病、古籍数字化整理等新的公益项目，“我个人也有些投入，我还有更多想法，希望能更深度参与。”张一鸣在全员信中说。全员信还透露，张一鸣和梁汝波将于2021年底前完成字节跳动CEO职责的过渡交接。张一鸣表示，梁汝波是改进公司日常管理、带领公司健康发展的最佳人选，“汝波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字节跳动是我和他一起创立的第二家公司了。他在字节跳动陆续承担了产品研发负责人，飞书和效率工程负责人，集团人力资源和管理负责人等工作。公司创立以来，从采购安装服务器，接手我写了一半的系统，重要招聘、企业制度和管理系统建设，很多事情是他协助我做的”。公开资料显示，梁汝波是张一鸣的大学同学，两人自2009年共同创办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起，即成为长期创业伙伴。2012年，梁汝波与张一鸣共同创办字节跳动。此后至2016年，梁汝波一直担任字节跳动产品研发负责人，负责早期多个重要产品和业务，包括今日头条、头条号、广告系统和用户增长系统等。2016年起，梁汝波负责飞书和效率工程，飞书作为一个企业沟通与协作平台，先应用于字节跳动内部，后对外开放。2020年起，梁汝波负责集团人力资源和管理等工作，推动了字节跳动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发展。过去一年，字节跳动全球员工数从6万人增长至10万人。以下为张一鸣内部全员信全文：这几个月，有不少同学问我怎么从今年开始没有更新双月OKR。实话说，对去年关于探索远景新战略、研究组织和管理、提升社会责任的三个年度OKR，我觉得都挺不满意的。所以从新年假期，我就在思考双月的，一年的，更长期的OKR，如何不仅仅是线性延伸。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我决定卸任CEO的角色，放下日常的管理工作，作为公司创始人，聚焦到远景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长期重要的事情上去。我们有幸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在移动端和视频上进行创新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毕业之后到字节成立之初，我自学了很多东西和思考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如何更有效的分发信息，如何把产品和技术结合，如何把公司当作一个产品来改进等。这些思考对字节跳动的创立发展都有帮助，而创业的经历又丰富和验证了思考。虽然现在公司业务发展良好，但未来更长时间，我们是否能不停留于此，能够不只是业务变大，而且变得更有创造力和富有意义，践行“激发创造，丰富生活”的使命。持续的深度思考和大胆的想象是创新成果得以实现的基础。但大家更容易关注商业模式的变化和品牌渠道的更新，很少注意到技术变革已经在酝酿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洞察未来，创造趋势。现在电动车行业如火如荼，多数人可能记不起来特斯拉18年前就创立了，当时用笔记本电池来做原型尝试。很多人知道Mac的软件包管理工具是HomeBrew，但是比较少人知道上世纪70年代，极客们就在HomeBrew Club展示和讨论Apple I和其它一些个人电脑原型。虚拟现实、生命科学、科学计算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都已现黎明之曙光，这些需要我们突破业务的惯性去探索。同时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要持续学习企业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7周年年会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个句子——“有时候早餐前，我已经相信六件看似不可能的事会发生了”。我很喜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但是现实中尚未发生的事情。我的签名档一直是喜欢发呆，我所说的发呆，不是放空，是自己思考一些非常无边无际和少有人讨论的点子。但在忙碌的工作中，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很多事情在现实中已经发生，但我并不知道。我感觉过去几年很大程度都在“吃老本”，比如，在17年之前我还能保持关注机器学习技术的新进展，近三年已经没有太多学习了，我在头条、西瓜上收藏了很多专业视频和文章，但是断断续续的阅读，进展非常缓慢，在技术讨论会上也难以跟上进展。三年前，我跟一些创业者做了一个分享，核心是说CEO要避免一个普遍的负规模效应——当业务和组织变复杂规模变大的时候，作为中心节点的CEO容易陷入被动：每天要听很多汇报总结，做很多审批和决策，容易导致内部视角，知识结构更新缓慢。所以最近半年，我逐渐形成这个想法，对自己的状态做一个调整，脱离开CEO的工作，能够相对专注学习知识，系统思考，研究新事物，动手尝试和体验，以十年为期，为公司创造更多可能。同时，公司在社会责任和公益上已经有一些进展，其中教育公益、脑疾病、古籍数字化整理等新项目也持续探索中，我个人也有些投入，我还有更多想法，希望能更深度参与。与此同时，公司当下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到更好，我希望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来改进日常管理，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熟管理者，我也不是很擅长社交，我更喜欢研究组织和市场原理来减少管理，喜欢自己上网、看书、听歌、发呆。 3月份的时候，我在小范围讨论了这个想法，并提议让汝波来接手CEO的工作，大家都非常理解和支持，同意了我的提议。汝波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字节跳动是我和他一起创立的第二家公司了。他在字节跳动陆续承担了产品研发负责人，飞书和效率工程负责人，集团人力资源和管理负责人等工作。公司创立以来，从采购安装服务器，接手我写了一半的系统，重要招聘、企业制度和管理系统建设，很多事情是他协助我做的。未来半年，我们两个会一起工作，确保在年底时把交接工作做好。请大家支持好新CEO汝波的工作！几年前在一次旅途中，我发了个朋友圈说：旅行的部分意义在于时空切换，更容易把主体当作客体， 审视自己和生活本身。卸任CEO之后，在聚焦远景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长期的事情之外，我也能更容易从外部视角来观察公司。在公司2012年的商业计划书中，我对团队说，希望大家把创业的过程当作同行去欣赏风景的旅行。希望大家支持我在这旅行中的“旅行”。一鸣...
据中新网报道，近日，工信部通报下架了90款APP。可是，在App store搜索发现，部分APP仍可正常下载使用，包含大麦、VIP陪练、途牛等软件。目前，该事件已登上新浪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大处罚力度，遏制侵害用户权益的情况。此前，工信部通报了一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企业的名单，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工信部组织对上述90款APP进行下架处理。工信部表示，相关应用商店应在通报发布后，立即组织对名单中应用软件进行下架处理，并加强举一反三，认真排查、系统排查反复出现问题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好上架审核关。...
19日上午，深圳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骆文智当选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覃伟中当选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刘连生当选深圳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鲁毅、高自民、蒋宇扬、彭海斌、裴蕾当选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汤暑葵当选秘书长。黄敏、艾学峰、刘国周、张华、陶永欣、余钢、郑红波当选深圳市副市长。张应杰当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小东当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闭幕会后，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市政府领导分别与记者见面。...
受疫情影响停办一年的谷歌I/O大会回来了，这一次是全程线上举办。 在会上，谷歌公布了一个秘密开发5年多的黑科技： 这个名为Starline的3D视频通话技术，让屏幕另一边的人看起来有体积、有深度和阴影，就像坐在你的面前一般真实。 而且是裸眼3D，不需要佩戴任何眼镜或者头盔。 连谷歌AI掌门人Jeff Dean都表示大受震撼，可以称作“魔镜”。 在疫情中，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受到挑战，隔离使分散的家人无法团聚，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成为新的热点。 Starline就是谷歌给出的答案。 已有大约100名谷歌员工在参与过内部测试，与普通的视频会议相比，这些员工表示使用Starline开会过后对细节能有更生动的回忆。 从会议中走出来时，感觉到确实与对方见过面。 光场显示屏 Starline用到的设备是一个65英寸的光场显示屏，以及在现场布置的十多个摄像头和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从不同角度捕捉人的形象，使用深度学习进行实时压缩，传输到另一边再重建成3D影像播放出来。 这一切都是实时完成，并非事后渲染。 配合上空间音效，屏幕两端的人就可以即时交流。 数据传输与普通的视频会议一样基于WebRTC，独特的压缩算法使双向实时传输3D影像成为可能。 虽然演示用的两个展台网络是直接光纤连接的，但谷歌工程师坚称标准的办公环境网络就可以胜任。 《连线》杂志的记者进行了现场体验，他表示画面会以真实比例呈现，里面的人像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 不过如果在沙发上挪动位置太大，体积的感觉就会消失，变成了看普通的大屏幕电视。 此外，体验过程中还有将网页投放到光场显示屏上，让两人进行实时协作的环节。 开发历程 过去几年，谷歌在如何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上，下足了功夫。 谷歌眼镜、独立VR头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把人像呈现在眼前，但是能达到的效果都十分有限。 Google Glass与Daydream VR头盔在商业上都没有获得成功，目前都已停产。 Starline成了新的研究方向。 不用佩戴额外的装备，可以使技术的成分隐藏起来，人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交流的对象上。 但是它什么时候能走入寻常百姓家，这还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谷歌并没有透露Starline的造价有多少，反正不会很便宜。 目前，Starline还只是在谷歌内部小范围测试应用。 他们计划今年内在少数企业中进行测试，主要涉及云服务、远程医疗、媒体领域，但拒绝透露这些企业的名字。 不过其中用到的技术会很快应用到一般视频会议中，比如增强光照和阴影。 I/O大会其他亮点 除了让人眼前一亮的“魔镜”，今年谷歌I/O大会还发布了哪些新内容？ 今年，谷歌正式发布了第四代TPU，并将在谷歌的数据中心运行。 第四代TPU的算力是第三代的2倍，一个pod（芯片集合）可以超过1个exaflop的运算能力，即每秒1018次运算，较上一代提升10倍。 AI无疑是今年大会的重头戏，谷歌此次推出了两个算法模型。 LaMDA是一个基于 Transformer架构的对话模型，它能够在“听懂”人类指令的基础上，对答如流并保证逻辑、事实正确。 目前LaMDA还在实验阶段，不久的将来会提供给第三方进行测试。谷歌表示，LaMDA最终会应用在Google搜索、Google助手等功能中。 与此同时，谷歌还发布了一个全新的模型——MUM。 它是一个基于搜索结果的多任务统一模型，能同时处理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最终得出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比如当被问道：“我已经成功登上了亚当斯山，明年想去登富士山，应该准备些什么呢？” MUM可以通过人们提供的照片、视频、路线图等信息，结合当地的气候、地质情况，规划出一个最合理的攀登计划。不过现在它还处于实验阶段。 此外，谷歌首次展示了他们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量子AI园区，这个园区中设有量子数据中心、量子硬件研究实验室，以及谷歌自己的量子处理器芯片制造设施。 他们表示正在推进一个大计划：用100 万个物理量子比特建造一台有纠错能力的量子计算机。 这对于目前量子计算机的规模（少于100个量子比特）而言，是个巨大的突破。 最后当然，也少不了保留项目Android 12。 这一次Android 12引入全新的设计语言——Material You，Google强调“你”才应该是操作系统的创作者。 在全新的界面中，用户可以自由定义系统的色彩组合，而不仅仅是单独的颜色。 并且完全重写了一些底层交互逻辑，在增加流畅性的同时延长续航。 Android12的另一个重点是隐私保护。增加统一的隐私面板，隐私设置一目了然。 另外在APP使用摄像头或话筒时，用户可以在通知栏获得提示，并且增加全局权限开关。 同时还引入了一个“私有计算核心”的概念。手机中所有基于AI运算得到的数据，都会被存储在特定的空间内，不会被外部窃取。 未来，Android 12还有计划加入数字车钥匙功能，已与宝马展开合作。 此外，Google宣布他们将联合三星和已经被Google收购的Fitbit，重新打造Wear OS。 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 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 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 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 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原标题：为何挺叶飞？本报独家对话私募基金大佬董宝珍：资本市场还有更大的问题 5月15日，叶飞在微博隔空喊话包括千合资本王亚伟、东方港湾董事长但斌、林园投资董事长林园、凌通盛泰投资管理董事长董宝珍在内的一众私募大佬一起发声。不过，这些大佬对此态度不一，但斌忙于撇清与叶飞的关系，“不认识”“理念不相同、也不认同”。董宝珍则力挺叶飞，希望大家接力发声。而王亚伟仍沉默，林园投资方面则向本报表示“林园不参与这件事”。 为何要力挺叶飞？叶飞爆料内容的真实性如何？资本市场还存在什么问题？5月19日，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独家对话董宝珍。（凌通盛泰投资管理董事长、否极泰基金经理董宝珍） 监管应发布调查结果或者证实或者证伪 广州日报：请问如何看近期叶飞爆料，包括最早爆出的市值管理盘方赖账，以及最新的公募基金经理所谓的“潜规则”？这些操作手法普遍吗？ 董宝珍：爆料中提到的上市公司找盘方及机构联合坐庄操纵股价的，并非个别现象。这与曾经轰动一时的徐翔旗下泽熙投资操盘美邦服饰的模式很一致，这类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于叶飞最新爆出的公募基金经理的潜规则，即公募基金经理拿出自己的股票池给坐庄操纵者选股，在坐庄操纵者买入后公募基金经理用基金的钱负责拉升，最后基金经理拿回扣，这种做法是否存在需要有监管层启动调查核实。如果真如叶飞所说的，这种做法更恶劣。公募基金经理是拿着基民的钱配合庄家炒作，为自己谋私利，而且当下国内资本市场已进入公募基金时代了，公募基金规模大，操纵的力度也很大，制造的泡沫和危害更大。 我认为，不管叶飞爆料是否真实，目前这件事关注度如此高，监管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并给出结果，或者证实或者证伪，要给投资者一个说法。目前舆论和媒体已经跟进，但舆论和媒体只能引起关注，最终给事情定性和解决问题舆论和媒体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监管层才能给事情定性和解决问题，监管层应该跟进了。 提议资本市场人士接力 广州日报：为什么你要发微博挺叶飞呢？怕不怕别人说你蹭热点？或者怕不怕别人认为你是跟叶飞是同道中人？ 董宝珍：其实我并不认识叶飞，叶飞是什么人，为什么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叶飞让问题浮出水面，问题被知晓和关注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叶飞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资本市场进步的作用，虽然主观上叶飞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叶飞爆料的同时，也呼吁国内资产管理界的头面人物，就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联合坐庄等问题发声。然而非常遗憾，我们看到有关当事人在回应的时候，完全没有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表有价值有意义的观点，而是纠缠在与叶飞认识和不认识，将问题引向口水和个人关系！ 我认为必须改变因为叶飞参与了某些不合法事情、资本市场的人士急急忙忙与叶飞切割的做法，而应该与叶飞接力，一起接力，将更多问题曝光，从而为监管部门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健康发展。 机构抱团赛道股的问题更大 广州日报：请问，你认为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还存在什么问题？ 董宝珍：目前，抱团赛道股的问题大于叶飞所爆料的坐庄问题，前者才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叶飞所爆料的，只是资金实力小的操纵者，在体量和危害上是没法和抱团赛道股相比的。当前市场已出现一种资金实力非常巨大、不需要出办公室就能凭单独一家管理机构的资金操纵一个公司股票的价格，或者几家同业之间不出办公室就能达成联合操纵。当前抱团股走势就是一种不需要叶飞联络的操纵。这背后，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地认可同一只股，也或许是恶意抱团操纵，但投资者无从知道，只能靠监管查实。 更严重的是，公募基金集中抱团将钱投入处于历史最高估值的某些板块，其中有些抱团赛道股的市盈率已经上百倍，大幅偏离估值，根据价值规律可以预见，抱团的结果必然是泡沫破裂和崩溃，到时受损的是基民的利益，监管层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掩护股市庄股出货时，接盘方向庄家收取的费用，达到交易额的6%至8%。为了打消接盘方顾虑，庄家甚至在现场堆着上亿现金，按承诺买了之后，就能领走现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回忆当时在华南某城市的豪华写字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摆了多达上亿元的现金时，既惊愕又羡慕的表情，还是在陈玮（化名）的脸上有些不由自主地浮露出来。在A股市场摸爬滚打了十多年，陈玮也算得上是股市资深人士，也认识一些游走在A股市场的庄家。这次，他就是应一名早前认识的庄家邀请，为一只庄家即将出货的股票，前往商谈寻找接盘资金、接盘条件。从向中源家居公开讨要市值管理费用开始，私募基金从业人员叶飞近日有关十多家上市公司的坐庄爆料，一时间让A股市场大为震动。按照叶飞的说法，以市值管理名义运作多家公司股价的庄家，以支付费用的方式，利用公募基金等机构资金为其出货接盘。叶飞爆料的真实性如何，尚需监管调查。但类似违法操纵股价的手法，可能并不罕见。“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很多，不仅是公募基金，‘杀猪盘’的网络大V也一样这么玩。”陈玮说，为了规避风险、打消资金方顾虑，很多庄家甚至现场带着巨额现金，与接盘方进行交易。接盘方收取的费用，高达交易额的6%至8%。而这些巨额收入，就这样通过场外交易，流入了个别公募基金经理、网络大V的口袋。但坐庄违法违规的特性，让各个环节的参与者相互间天然存在不信任。他们常因接盘费用而发生矛盾，从而让坐庄、接盘行为暴露。只是问题在于，受到投资决策流程层层制约的背景下，如果真有公募基金经理，利用管理的产品为庄家接盘，这些流程又是如何被突破的？背着现金付接盘费在一线城市住豪宅、开豪车，陈玮也见过一些大场面。但这么多的现金直接摆在眼前，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回忆一年多前的往事，陈玮告诉第一财经，在应邀前往之前，他就认识运作这只股票的庄家。对方告诉他，希望他能以中间人的身份，找到一些资金，在庄家出货时接过部分卖盘。“我没有找到资金，但庄家出货时，有一次我也去了，当时一个亿现金就摆在房间里，走的时候还剩下3000万。当时庄家还跟我说，你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如果不掉链子，这3000万都是你的。”陈玮说，这3000万元现金里，大部分是人民币，还有一小部分是港元。从向中源家居公开讨要市值管理费用开始，叶飞近日来的连续爆料，不仅让十多家A股上市公司深陷坐庄质疑漩涡，更重要的是，以市值管理为名实则坐庄操纵的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除了一些操盘方自己牵头的坐庄行为，上市公司大股东、盘方也就是庄家、中间人、接盘方等四方，是很多以市值管理为名的操纵股价的主要参与者。上市公司大股东、庄家谈拢条件后，提前进场收集筹码、股价拉升、高位出货，是坐庄的基本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便股价拉升成功，如果找不到资金接盘，到最后，坐庄也会功亏一篑。接盘需要真金白银，没有人会拿自有资金，冒着巨大风险去为别人接盘。陈玮告诉第一财经，接盘的资金，一般有两个资源，一个是公募基金，一个是网络资金，即近年频繁出现的“杀猪盘”中，网络大V以荐股为名，诱骗而来的散户资金。“如果是自己的钱，或亏了要承担责任，明知道是接盘，你还会买吗？”陈玮说，网络大V诱骗进来的散户、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都不是自己的钱，不用承担亏损风险，才有可能为庄家接盘。“公募有很多产品，每个产品仓位都不同，基金经理只收管理费，净值涨跌跟他们又没多大关系，就算把产品净值做到天高，你又拿不到钱。”陈玮说，网络大V虽然有流量，但却没有变现渠道，所以愿意为庄家出货接盘。而同样是为庄家接盘，两种不同来源的资金，主要区别就在于，公募为庄家接盘，往往是心知肚明，而被网络大V“喊单”接盘的散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忽悠进去的。“这种事情我们知道很多，有好几个票庄家都用这个套路，去找公募基金接盘，只不过有的做成了，有的没有做成。”陈玮说，大概在两年前，他就曾陪一名相熟的庄家中间人，去北方某城市，试图说动某公募基金经理，用其管理的产品，在庄家出货时接盘。那只庄家运作的股票，几百亿市值相对比较大，庄家进出都比较容易，要找资方接盘5000万元。当时，去找基金经理的时候，“中间人用包背着钱，准备一次付全款”，但最后出于某些原因，找到的基金经理没有同意接盘。“你不做总有人做，这其实是公募基金经理场外套利的方式，已经玩了好多年了。当然，大家都在这样玩，也不光是公募基金经理。”陈玮还称，之所以现金支付，原因之一就是安全，不容易留下痕迹。惊人的接盘费用公募基金经理的收入，与产品净值涨跌没有直接关系，但产品表现，还是会影响到其后续产品发行和管理规模，而且为庄家接盘，还面临合规、法律风险。“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庄家，已经把一个股票的价钱，从10块做到15块了，并已打算出货，这个时候，我就会去找公募之类的接盘方，说还要把这个股票做到30块钱，有没有账户、资金帮我买几千万，锁定几个月仓位？”陈玮说，坐庄的股票并不一定是基本面、股价表现都差，如果公募等接盘方觉得股票还可以，接盘条件也能谈拢，可能就会同意买入。不过，冒着巨大的风险，无论是网络大V，还是公募基金，自然不会“义务”接盘。上市公司大股东、庄家，在坐庄的出货阶段，都要按一定比例，向中间人、接盘方支付一定费用。“如果你是基金经理，你肯定也不会白白给我接盘，这种肯定都要先打钱，事先就讲好游戏规则。” 陈玮说，无论是网络大V，还是公募基金，为庄家接盘时，基本都是这个套路。第一财经此前就从多名知情人士处得知，牵头坐庄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庄家，向接盘资方支付费用的标准，一般是买入金额的6%，高的也可以达到买入金额的8%，中间人大致收取买入额的0.5至1个点。“假如盘方承诺给7个点费用，买1000万元，费用就是70万元，反正你拿着公募账户，亏也好赚也好，都跟你关系不大，但场外支付的这70万，就进了你的口袋。”陈玮说。在5月15日发给第一财经记者的邮件中，叶飞也称，众泰汽车的投行总陈庆波，担任了中源家居的中间人，邮件称“中源家居打算出100万元”，其中其本人收5万元，接盘机构人员收85万元。如果接盘资金来自散户，上市公司大股东、庄家向“喊单”的网络大V，支付的费用更高。第一财经了解到，早期，喊单的网络大V，收费标准达到10%以上甚至更高。2020年前后，“庄家找网络资金出货非常疯狂”。“那个时候找网络资金给庄家接盘，真的非常挣钱。别人找我那次，如果找到了大V来忽悠散户接盘， 在约定时间里出货一个亿，刨掉一些成本，一下子起码就能赚两三百万。”陈玮说，当时没有参与接盘，一方面是没找到资金，二来也担心法律风险。没有信任的交易无论是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参与坐庄自己的股票时，都不会由大股东直接出资，而是在资金、人员、账户等方面与上市公司隔离，达到消除痕迹的目的。庄家委托与接盘方，一般也不会签订合同，而是通过中间人口头沟通。这种各个环节参与者几乎全部“蒙面”进场的操作方式下，接盘方是否买入，以何种方式确认？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一般而言，具体的做法是，庄家、接盘方会事先约定好时间，庄家在约定时间出货时，接盘方就在二级市场买进。以这种方式，双方不需要进行点对点的对敲，而是直接在盘中买，亦即在二级市场出货、接盘。由于不敢签订书面合同，资方接货之后，有两种办法可以证明。一种锁仓时间短，不能在定期股东名册中出现的，在交易完成后将账户的交易情况，用微信截图发给盘方，一种是锁仓时间长，季末股东名册打出来之后，自然可以证明。除了上述两种方式，庄家及其委托的中间人，还可以根据约定时间的盘面交易情况，判断资方是否按约接盘。“你买没买，盘中看得很清楚，比方说一个股票一天成交3000万，我试盘挂几百手上去，股价一下就掉下来了，那说明没人接盘，你压根就没买，这是骗不了人的。庄家扔货出来时，资方直接买就行了，买了微信截图证明就完了。” 陈玮说。但这种蒙面操作，以及坐庄违法违规的特性，让庄家、接盘方之间，天然存在不信任，从而产生纠纷、坐庄暴露的风险。业内人士称，双方最大的不信任，就是盘方担心买入前就付清费用，资方拿钱后不买，所以只会支付部分费用，并且要求在一定时间内锁仓，锁仓期满后才付余款，而接盘方又担心买了之后拿不到钱，拿到费用后未按承诺金额买入。“如果事先不付费，买了之后还按事先承诺锁仓，股东名册一打出来，盘方就找各种理由，说大股东钱没到位，或者锁仓还没到期，锁定期满后才付钱，人家接盘的公募、网络大V又不愿意，所以这种事情后面很难做成。”陈玮说，以前公募接盘很爽快，但后面经验多了，也有收钱后不买，或只买一点点“意思” 一下的情况。“但要是我是盘方，也不会一次性付清费用，万一一次性把钱打给你了，你又不买，我找谁去？但你作为资方，又会觉得我要是先买了，你又不给钱。”陈玮还称，叶飞遇到的可能就是前一种情况。有些庄家支付少量费用后，还以买入承诺全额之后在结算的理由，要求资方继续买入。“到底给不给还悬在空中，你已经上了这个船，如果继续买就陷进去了。”陈玮说，所以很多庄股出货阶段，庄家、资方就尝试现金交易，“你承诺买1000万，费用就用现金放在你房间，买够数了，现金你全部拿走。”公募如何突破层层限制产品净值涨跌，与基金经理收入没有直接关系，是陈玮嘴里的高频词汇。以基金管理费分成，作为基金经理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国内公募基金业的现状。最近几年来，业内已多次建议，改变公募基金主要依靠收取管理费的盈利模式。在海外一些成熟市场，除了申购、管理费之外，不少大型资产管理机构的基金经理、管理人，管理的产品如果获得了超过标准的投资回报，还可从产品中获得超额回报分红。就在5月18日，叶飞也在其微博爆料称，基金经理与庄家之间，有两条潜规则，即盘方找到基金经理，从基金经理的股票池中挑选容易操作的标的，或者基金经理告诉盘方，哪些股票即将进入股票池，盘方提前“埋伏”在这些股票中，从而完成从建底仓到抬轿到出货的一条龙服务，又能规避操纵股价的风险。但无论是叶飞，还是上述知情人士，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向性信息。另一个问题也由此而来：作为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等机构，有着完整、复杂的投资决策程序，公募基金经理只能买入其股票池的股票，否则要经过层层审批。因此，公募基金经理动用产品为庄家接盘，并非一件易事，在此背景下，如果真有类似情形，基金经理又是如何突破层层限制的？“公募基金经理给庄家接盘，并不是什么股票都能买，他们接货之前，一般都要审票，在股票池里的才能买，不然就买不了。”陈玮说，距其所知，一些庄家找公募基金接盘未果，也与此有关。他称，庄家在找公募基金接货时，通常都会通过基金经理，提前把股票运作到基金股票池里。运作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每天早上的投决会上，由基金经理提出，如果满足公募基金要求，就比较容易入池；一种是通过正式渠道，向基金公司支付一定费用，由基金产品对应买入少量股票，哪怕只买入几千股，只要能进入公募股票池就可以。而这两种做法都是合规的。此外，公募基金经理也都有一定的自主买入权限，如果在权限范围之内，不经投资决策程序，基金经理直接决定买入，只有买入金额超过权限，才需要经过投资决策程序审批。由于担心违规操作，市值太小的股票，进入公募基金股票池难度较大，如果是大市值股票，则难度较小。但庄家找公募接盘，也不会是事到临头的紧急操作，而是要提前沟通，做好流程方面的准备。只要提前把需要接货的股票，运作到公募基金的股票池里，届时，在约定的时间里，公募就能在庄家出货时用产品接货。...
德国反垄断机构对美国电商巨擘亚马逊是否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发起新的调查。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竞争法主管局周二在一份声明中称：“首先，我们将研究亚马逊在竞争上是否拥有突出的跨市场重要性。”该局指出，若其认定亚马逊拥有这样的市场地位，按照对数字公司设定的新规，该局可以在较早阶段阻止亚马逊任何不利竞争的行为。德国对数字企业的反垄断法案调整于今年稍早生效，赋予联邦竞争法主管局更大的权限。联邦竞争法主管局已经就亚马逊价格控制机制、及其与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关系启动调查程序。一名亚马逊发言人称，他不能就正在进行中的程序置评。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河南桐柏县基层儿科医生吕丙涛，认为自己是一个奇葩。在河南这个小县城里，他坚持不给2岁以下儿童使用复方感冒药。为此，他也曾被家长恶语相向。13年前已在美国2岁以下儿童中被禁用的复方抗感冒药，在国内，却冠以“小儿”之名，成为年销量数亿元的“大品种”。在中国，超70%的抗感冒药为复方成分，因为含有多种有效成分，打的是“组合拳”，见效快，又可以在药店随意购买，是深受家长们欢迎的畅销药。因此在感冒药的使用中，极易造成重复用药、超安全剂量用药，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严重时甚至带来肝肾毒性问题甚至儿童死亡。2013年，当时的明星药“优卡丹”，一款曾由宋丹丹代言的复方抗感冒药就被卷入到肝肾毒性风波中。更早一点，尼美舒利被曝在用于儿童镇痛发热的治疗上出现数千例不良反应事件，甚至数起死亡病例。4月下旬，国家药监局发文修订包括“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在内的14个品种复方抗感冒药说明书，增加警示语“不建议家长或监护人自行给2岁以下婴幼儿使用本品”，释放出收紧儿童使用复方抗感冒药的监管信号。在寻求用药需要和用药安全平衡的掣肘下，能否终结儿童感冒用药的“黑历史 ”？一、儿童感冒用药的“黑历史”不建议家长或监护人自行给2岁以下婴幼儿使用本品——国家药监局4月下旬关于修改14种复方感冒用药说明书公告中新增的这句话，或将改变儿童感冒药滥用的现状。在儿童感冒退烧药的监管历史上，“尼美舒利”和“优卡丹”是绕不开的两种药物，它们将退烧药和复方抗感冒药的儿童用药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引发了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2010年，尼美舒利被曝在用于儿童镇痛发热的治疗上出现数千例不良反应事件，甚至数起死亡病例。尼美舒利于1998年在中国批准上市，2002年尼美舒利颗粒剂获批可用于儿童，2010年已经占据国内儿童退热药市场70%左右的份额。作为一种抗炎镇痛药，尼美舒利在欧美国家获批的适应证为“急性疼痛、骨关节炎疼痛症候和原发性痛经”，并未提及发热。欧盟早于2007年禁止12岁以下儿童使用尼美舒利，美国甚至未批准儿童用药。但在国内，尼美舒利主要卖点却是儿童退烧药。据当时媒体披露，这是药企有意宣传，针对儿童市场扩大销量的结果。事件最终以国家食药监局的说明书修订告终：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禁止用于12岁以下儿童。含有解热镇痛药成分的复方抗感冒药的安全问题同样紧迫。这种在美国2岁以下禁用，4 岁以下不推荐使用，4岁～6 岁儿童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6 岁以上才可根据需求自主使用的药物，在国内却被冠以“小儿”之名，成为年销量上亿元的“大品种”。明星药“优卡丹”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复方抗感冒药“优卡丹”被质疑对儿童肝肾有损伤，药品说明书上却未作出警示说明。厂商虽出面否认质疑，但立即修改产品说明书，写明1岁以下婴幼儿禁服。事实上，欧美等国也曾广泛使用此类复方抗感冒药，但大规模临床证据表明这类药不仅没多大作用，反倒容易带来更大风险。1969年至2006 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收到123 例服用复方抗感冒药的 6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报告。尼美舒利和优卡丹事件过去数年，儿童感冒用药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最近一起发生在去年。有着70年历史的退烧神药“安乃近”，因可能引发过严重不良反应，被国家药监局叫停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尚无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有多少2岁以下儿童自行使用或因处方复方抗感冒药，产生不良反应。但一位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儿科医生告诉“八点健闻”，复方抗感冒药的使用非常普遍，他的儿子从小也是复方抗感冒药的“受害者”，“我作为一个儿科医生，也会经常给他吃复方抗感冒药。”二、复方“陷阱”河南桐柏县基层儿科医生吕丙涛在2008年以后，坚持不给低龄儿童使用复方抗感冒药，这让他在当地成为了一个异类。作为一名儿科专科医生，吕丙涛每年要接诊3万人次左右的儿童患者。感冒发烧是儿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据他粗略估计，以发热为主诉的疾病至少占到门诊就诊率的60%左右。当时，基层医生看病，大多习惯“三素一汤”，即激素，维生素，抗生素（抗菌药），葡萄糖，然后便是输液。即使是现在，当地很多基层医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诊疗习惯。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在2008年前，吕丙涛和其他医生一样，遇到感冒发烧的患儿，喜欢用复方抗感冒制剂，甚至联合使用抗菌药、抗病毒药物。吕丙涛的经历，是儿童普通感冒在医疗机构过度医疗现状的缩影：抗感冒药、抗菌药物及抗病毒药物滥用，联合用药不合理的情况非常严峻。复方抗感冒药作为一种非处方药，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药店，随时、随意购买一种或多种。优卡丹、好娃娃、护彤、小快客，惠菲宁、艾畅，这些抗感冒药对家长来说耳熟能详。在一些电视广告里，他们被宣传成专门的儿童抗感冒药，暗示相对成人抗感冒药，安全性更有保障。抗感冒药品种虽然繁多，但有效成分不外乎几种：解热镇痛药用于退烧和缓解头痛；抗组胺药用于减少鼻粘液分泌和缓解鼻塞；减充血剂用于减轻鼻粘膜充血；止咳药。多种复方抗感冒药往往含有相同成分，对于自行购药的家长来说，他们对“复方”概念模糊。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过量用药的“陷阱”无处不在。当家长们心急火燎赶到药店的时候，往往随意选药、随意加减药物、随意加减剂量，重复用药而不自知，并造成肝肾损伤。例如，对乙酰氨基酚是常见的退热镇静药，在安全剂量下使用是安全的，但如果既吃对乙酰氨基酚，同时使用一种其他含此成分的复方抗感冒药，导致乙酰氨基酚过量，就容易造成肝损伤，严重的甚至造成肝衰竭。一份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 ：因为用药不当，中国每年有约3万儿童陷入无声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等损伤的更是难以计数。药物中毒儿童占所有就诊儿童的比例，已从2012年的53%上升到2014年的73%。著名药师冀连梅曾多次发文提醒抗感冒药的重复使用问题，“尤其当心一些声称自己是中药，但配方里却可能含有西药的成分的抗感冒药，例如 999 感冒灵颗粒和维 C 银翘片，它们的有效成分里面除了中药成分外，还同时含有西药的成分对乙酰氨基酚和马来酸氯苯那敏，如果同时服用含这两种成分的其他抗感冒药，容易过量中毒。”2008年春节后，吕丙涛到郑州进修，在郑大一附院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查文献，关注儿科常见病的前沿资讯，并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用药习惯：如果患儿没有发热，单纯为了缓解鼻塞，为什么要用可能对肝脏有损伤作用的乙酰氨基酚？有些患儿虽然发烧，但没有流涕症状，为什么要使用扑尔敏？扑尔敏会通过血脑屏障，造成患儿嗜睡，据国外的文献报道，甚至可能出现呼吸抑制等严重不良反应。但是对大多数医生来说，因为复方抗感冒药的成分和感冒的四个典型症状（发热、头疼、过敏反应，咳嗽）和一个病因（病毒感染）一一对应，为了追求见效快，复方药仍然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企业做这些药的目的都是解决4+1，四个症状，一个病因。”原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教授对八点健闻解释，因为打的是“组合拳”，一种药能同时解决感冒引起的多种症状，复方制剂深受市场欢迎，相关制药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旗下的相关产品每年都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利润。一些抗感冒药甚至走得更远，“中西结合”，还增加“抗病毒、清热解毒”功效的中药成分。“中西结合不是中西药结合，因为不符合用药原则，近年来，这些药物正逐渐被淘汰。”孙忠实说。巨大的行业利益，让复方抗感冒药也迅速了占领儿童市场。据米内网数据，2017年，在国内重点城市公立医院的32个小儿感冒咳嗽药中，单方药仅9个，复方制剂占到了70%的以上。三、如何改变我国儿童感冒发烧药的滥用现状？在美国，复方抗感冒药在0岁～12岁儿童中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一直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关注的重点。2007年，美国CDC报告3例一岁以下儿童使用感冒咳嗽药致死病例；同年，美国FDA内部对6岁以下儿童的严重不良事件报告进行回顾发现：1969年～2006年共有54例使用减鼻充血剂死亡、69例使用抗组胺药死亡的报告。2008年，在报告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后仅一年，美国迅速收紧对复方抗感冒药的全面监管：对已经上市32年的复方抗感冒药出台禁令，宣布2岁以下儿童禁用；4 岁以下不推荐使用，4岁～6 岁儿童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6 岁以上才可根据需求自主使用。此后，多个欧美国家都推出监管措施，不推荐甚至禁止儿童使用复方抗感冒药。在尼美舒利和优卡丹事件前后，我国也加强了相关药物的在儿童用药监管。2011年5月尼美舒利事件发生半年后，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禁用于12岁以下儿童。2013年优卡丹肝肾毒性事件发生前一年的5月，国家药监局对含盐酸金刚烷胺的非处方药（OTC）说明书进行修订，新生儿及1岁以下儿童禁用，其中就包括含金刚烷胺的“优卡丹”。然而，彼时出台的儿童感冒退烧药监管政策，大多针对某一种药物或者某一成分。监管很难由点及面，对行业产生影响。“比起FDA来讲，我们的监管要宽松一些，FDA早在13年以前就提出来了，2岁以下禁用，6岁以下不推荐用。”孙忠实坦言，对于国内监管者来说，这也是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是儿童用药安全调查报告揭露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如禁用复方抗感冒药，儿童感冒发烧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境地。2020年，一份政协提案指出：我国的化学药品制剂中，专供儿童使用药物的药物不到2%，适宜儿童的剂型、规格也非常缺乏，尤其是低龄儿童、新生儿用药普遍“成人化”。一位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儿科医生认为：“生产这种药的厂家非常多，厂里几百个工人，几千个工人，要等他们慢慢转型，不再依赖这种药生存，才能提禁用。”“哪个专家拍桌子说禁用，是很多人的饭碗，是很复杂的问题。”他说，可以通过医生和舆论的引导倒逼厂家转型，医生和家长不选择复方抗感冒药，用药指南、卫健委文件卡住这些厂家，让他们感到危机，慢慢转型、平稳过渡，最终达到禁用的效果。监管之外，如何改变儿童感冒发烧药的滥用现状，不少专家寄希望于科普和市场教育。2008年开始，吕丙涛开始撰写儿童用药的科普知识。2017年，吕丙涛自己出来开诊所，在诊所里贴满了科普宣传画。虽然因为细心诊断、用药简单，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在教育家长如何用药上，吕丙涛还是遭遇过很多挫折。他至今还记得，2009年，当地县高中一名老师带着一岁多的孩子找他看病，孩子有发烧症状，正在用尼美舒利。吕丙涛告诉家长不要使用尼美舒利。孩子母亲说的一句话让他记到了今天，“她说我们在县医院开的药，你说不能吃就不能吃啊，县医院还不如你。”那是2009年的事，2011年，媒体用很大篇幅报道了尼美舒利在儿童中导致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孩子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原来尼美舒利这种药，小孩真的不能吃。”上个月底，药监局修改说明书，吕丙涛很激动，他感觉终于有了官方说明，“以前只是拿着我的文章去教育家长，现在可以把这个公告拿出来，让家长来看看。”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从最初“助力”定增，到后来双方反目、对簿公堂，“抽屉协议”潜藏的风险暴露，飞利信与平安信托为此拉扯达五年之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底的判决，飞利信董事长、实控人杨振华等相关方需承担超10亿元赔付。根据飞利信公告，杨振华等人不服，近日已申请再审。对此，平安信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尊重司法判决结果，始终秉持解决问题的诚意。后续将积极配合再审程序，竭力维护合法权益。 这在资本市场并非孤例。“抽屉协议”通常会约定兜底条款，这规避了股权投资风险即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其偏向债权类投资，出现“明股实债”的情形，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同时，因其不透明，可能诱发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而相比巨额收益，较低的违法成本让“抽屉协议”屡禁不绝，亟需监管机构加大惩罚力度，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签署抽屉协议 这场官司始于飞利信2015年的一笔定增。 2015年9月飞利信发布重组预案，拟作价22.45亿元收购精图信息、杰东控制、欧飞凌通讯三家公司各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2.45亿元，其中9.225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2015年11月我们拿到批文，有效期6个月。但到2016年3月底还没发出去，眼看批文就要到期，压力特别大。刚经历2015年的市场大幅波动，定增很难做，连5家机构报价都凑不齐，只找来3家。当时西南证券负责承销，他们介绍了平安信托，说可以参与定增，但要私下谈条件。”杨振华说，“确实没有办法。2016年5月如果还发不出去，6月批文就作废。重新审批不一定能通过，计划收购的公司已经划到上市公司，找我们要钱。如果收购不能成行，则面临索赔。于是只好签抽屉协议”。 飞利信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介绍了签署这份抽屉协议的情况，当时资本市场波动较大，平安信托要求杨振华与其私下签署增信协议，对其投资本金和不低于10%/年的年化收益进行了个人保底。 平安信托分别以其作为受托人设立的“平安财富*汇泰180号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信托资金委托民生加银基金设立“民生加银鑫牛定向增发56号资产管理计划”、“平安财富*汇泰183号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信托资金委托方正富邦基金设立“方正富邦祥瑞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并成功获配飞利信非公开发行股票8196.72万股，认购价格为10.98元/股，涉及资金约9亿元。 平安信托借助这两项资管计划一跃成为飞利信第二大股东。 杨振华表示，签署这份抽屉协议时，不允许律师等第三方在场，协议期限并非截至信托产品到期，而是截至杨振华履行完差补义务之日止。另外，双方只约定了“兜底”，并未对收益部分有任何约定。 “这样的操作，仅给资本方提供了风险保障，上市公司大股东处于弱势地位。”有机构人士表示。 这份“抽屉协议”给飞利信此后的命运埋下了“雷”。 随着市场震荡、飞利信股价下行，平安信托出现浮亏。飞利信表示，2018年4月平安信托以股票价格低为由，要求追加公司控股股东杨振华的一致行动人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3人提供个人保底，并表示该信托产品展期。 对于杨振华的三位一致行动人参与兜底的情况，杨振华介绍，2018年4月平安信托提出，希望公司几位大股东提供保底，否则将抛售手中股票。当时飞利信正在推进3亿元规模的职工持股计划，为了不让员工持股计划爆仓，曹忻军、陈洪顺、王守言3人同意提供保底，同时也获悉平安信托产品继续展期。 “不过，到了2018年6月，平安信托反悔了，要求我们接下他们的持股。我们说接下可以，但所需资金量非常大。就在我们一家一家谈接盘方时，2018年7月，平安信托突然把我们4位股东的股票冻结了。这种情况下，就没人愿意接盘了。” 股票冻结后，平安信托继续抛售了飞利信股票，飞利信股价持续下跌。 平安信托此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称，“公司与杨振华签署的增信协议期限为签署之日起至杨振华履行完差补义务之日止。‘183号信托’和‘180号信托’无止损线安排。信托到期后，基于信托产品委托人的兑付压力，变现标的股票用以缓释兑付压力；变现行为依据减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增信协议》约定而为，合法、合规；飞利信股价下跌与A股市场特别是创业板整体调整以及公司自身经营等多方面因素相关。” 最高人民法院不支持“无效”主张 2018年8月31日，广东省高院就平安信托与杨振华等人之间的合同纠纷案立案；2020年8月7日，广东省高院判定平安信托胜诉。杨振华等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 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杨振华等人与平安信托签署的抽屉协议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杨振华表示，保底协议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应该判处无效，且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杨振华等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主张，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若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不过，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支持杨振华等人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否定案涉《信用增级协议》效力的依据；并且，本案亦无证据显示《信用增级协议》约定由上市公司股东对投资者做出补偿承诺，损害了金融安全和证券市场交易秩序，因此，杨振华等4人以此为由主张《信用增级协议》无效，依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即使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也不必然导致《信用增级协议》无效。 杨振华等人认为，《信用增级协议》中差额补足义务属于信托产品变相刚兑，主张该协议是平安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有机组成部分。“平安信托作为信托公司，只应该收取通道费，不应获取超额收益而让我们兜底。” 杨振华提出，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实践中保底或者刚兑条款通常不在资产管理产品合同中明确约定，而是以抽屉协议或者其他方式约定，不管形式如何，均应认定无效。而且，这也违反信托法关于禁止保底、禁止刚兑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本案中，杨振华等4人与平安信托之间的关系并非信托合同关系，杨振华等4人并非作为资产管理产品受托人的金融机构，更不是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受益人。《信用增级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属于信托合同有关保底或刚性兑付承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杨振华等人提出的向上穿透平安信托两项产品以及调取相关账户银行流水的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出具终审判决意见，驳回杨振华等人上诉，维持原判。杨振华等人需支付涉案金额8.04亿元及以7.97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信托收益及违约金。 截至目前，杨振华等人尚未履行法院判决，平安信托已向广东省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杨振华等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请求撤销此前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平安信托诉讼请求。 平安信托回应中国证券报记者时表示，公司尊重司法判决结果，且始终秉持解决问题的诚意，后续将积极配合再审程序，竭力维护合法权益。 加大惩罚力度 签署“抽屉协议”结成隐秘商业关系，飞利信与平安信托的事件在资本市场并非孤例。 兜底协议多以《差额补足协议》《定增股份回购协议》等形式出现。从签订主体看，一般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投资人签订协议，有的上市公司直接与投资人签订；从权利义务安排来看，双方约定固定收益率，若投资者所持定增股票在处置时未达到此标准，则由签署的另一方补足，或按照特定价格回购股份，也就是“固定收益保底”。有的保底协议会有“超额利益共享”的约定，即定增股票在处置时超过固定收益率部分由双方按比例分成。 业内人士指出，参与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兜底协议的存在规避了股权投资风险即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其偏向债权类投资。因此，兜底协议护航下的定增投资，多被理解为“明股实债”乃至“对赌”的设计。 兜底协议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并可能诱发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兜底收益固定，投资者仅需关注定增折价率的高低、出具承诺的大股东履约能力，不需关注相关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与资产价值形成原理相悖。部分经营状况不佳的上市公司可能通过承诺较高的兜底收益率，作为其一种增信措施吸引投资者，以图将股价维持在高位。而出具承诺的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为免于补足差额，亦可能通过操纵市场、虚报业绩等行为拉升股价，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中小股东权益。此外，兜底协议不透明、不公开，有违信息披露原则。 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施行，设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制度，强调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2020年2月落地的定增新规强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得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得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此外，新规将再融资批文有效期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方便了上市公司选择发行窗口期，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像飞利信那样为避免批文过期铤而走险签署抽屉协议的情况。 相比巨额收益，签署“抽屉协议”违法成本较低。从监管“零容忍”角度出发，资本市场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戒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亟需进一步优化，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行为付出更大代价。 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 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 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 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 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