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深圳在科创产业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如何再上一层楼？在5月26日的“未来论坛X深圳峰会”上，这成为核心话题。

未来论坛集聚了国内外的诸多科学家，以“未来科学大奖”为核心，这是一个设立于2016年、中国大陆首个由科学家以及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腾讯董事会主席、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捐赠人马化腾等人的推动下，论坛第一次走出注册地北京来到深圳。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吴优在当日的致辞中表示，尽管深圳在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在一些问题上还迫切需要得到答案。很多人觉得深圳是目前最像硅谷的一个城市，如何把“最像”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问题之一。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在深圳这座城市的语境中，基础研究的匮乏，是当前科创发展面临的最大掣肘。

在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机遇之城2017》报告中，深圳在参评的28个城市中位列第二，但在“研究与开发水平”这一项，深圳仅得10分，而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武汉、天津等城市的该项得分均在20分以上。

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历史因素，在1979年建市之初，深圳未能获得大院大所的布局，堪称“科技荒漠”，科研、教育、人才等资源均严重缺乏。但在以科技产业化的路径取得成绩之后，深圳被寄望于能够参与更高层次的科技全球化竞争。

在这类竞争中，科技应用、商业模式创新需要转向真正由底层技术驱动的创新。参与论坛的科学家们普遍强调，那些“现在看起来没用的学问”需要被重视起来。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认为，深圳要赶上旧金山湾区，必须要拥有一流的基础研究，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基础学科要建设好。

数学家、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夏志宏则举例指出，现在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一方面是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取决于算法，算法本身就是数学问题，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抽象数学问题，而非应用数学问题。谁能找到更好的算法，就能掌握未来的人工智能。

事实上，从2016年起，深圳就已经启动建设包括数学、神经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学等在内的10个基础研究中心，但出成果并非一日之功。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近日对媒体表示，原始创新这件事要耐得住性子，今天投入明天就见成效是不现实的，需要持续的投入。

“回归到基础科学研究来说，中国其实还非常薄弱。过去大家实用至上的思路还是占上风，但未来不能再抱有侥幸的心理，一定要投入更多资源到基础科学方面。”马化腾在论坛上说。

迎接下一次科技革命

说到旧金山湾区，硅谷常常被当作其代名词，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里涌现了高新技术的中小公司集群，成为当今世界的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的王国。

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认为，硅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恰好赶上了一个时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广泛的信息技术运用催生了硅谷的时代机遇。

“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期望深圳超过旧金山，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比较颠覆性的重大技术的产生，比如医学的发展，或者是下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等等，我不知道，这个挺难，但还是充满了机会。”薛其坤说。

新技术变革呼之欲出，而如何把握变革的趋势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近日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在支持创新时，要把握科技产业演进的趋势，有的人认为趋势跟创新是相悖的，但至少要保证入口的科学性，之后在发展过程中再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抓住新技术变革的机遇，需要的是厚积薄发，而高等教育是科技积淀最重要的支撑。

薛其坤认为，旧金山湾区的发展离不开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圳也有必要打造一所精品大学，这所大学要成为深圳高等教育、科技创新的旗帜与灵魂，引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同样表示，旧金山湾区的大学跟美国东部的相比，一开始并无优势，后来为什么能够很快起来？赶上了学科革命，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在新生物技术爆发时，他们所做的研究是最领先的。

王晓东由此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给出了建议：从大学的学科建设来看，老的学科很难被超越，但在新兴学科，年轻人更容易冒出来。在美国有时候越是普通高校越容易出“怪”专业，深圳要想实现超越，除了基础学科要做好之外，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方面也要重点投入。

湾区时代的深港合作机遇

除了依托自身的力量，深圳的另一重机遇在于，如何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港合作的合力。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国际人工智能协会理事长杨强认为，硅谷的特色包括两个“力”，一是创新力，二是执行力。

类比深港两地的情况，杨强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待了十多年，这里做人工智能的研究一点不比美国差，很多东西早就写成了文章发表，但香港有缺点和局限性，没有办法执行，相比之下，深圳有非常强的执行力。如果把这两种力合并到同一群人身上，那粤港澳大湾区真的有机会赶上或超过硅谷。”

但他同时指出，当前，香港的学术界和深圳的工业界，尽管物理距离只有一小时车程，但“心”的距离很大，难以形成创新力与执行力的合力，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这种“割裂”，一定程度促成了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把他的无创DNA产前诊断技术寻求了一家美国公司进行合作。

卢煜明说，“如果我现在再做，我一定会用香港自己的公司。深圳同香港的强项联合起来，还有一些障碍，比如深圳的DNA样品是不能运到香港的，但粤港澳大湾区要同国际对手去竞争，一定要把这些障碍去掉。”

从香港的角度，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障碍和壁垒正在逐渐消除。

沈南鹏说，两年前如果在香港搞一场创业讲座，来的人不会很多，但现在有改变，今天的香港社会里，很多人在谈论科技、创业的事情。

“香港以前的动作比较慢一些，现在明显提速了，整个创新的氛围起来了，跟深圳的对接会很自然地做起来，香港的公司会有意愿在大湾区的范围内寻找协同和产业落地的机会。”沈南鹏说。

马化腾也表示，“香港刚刚出台了科技人才引进计划，我们称之为香港的‘千人计划’，过去几年香港的移民政策在收紧，踏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马化腾同时指出，但在人才、交通方面还是有相当的不便，比如在香港设立一个科研部门，不可能全都是精英在研发，还需要有跨境团队的合作，这方面希望更开放一些，真正让整个湾区的科技发展融合。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施展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什么都有，金融、科研、创新、制造等等，重要的是把各个环节打通

毕马威提了很多建议，包括“港人港税”等，都是希望加快要素的流动，利于湾区内的交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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