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欧盟也一样精于同时挥舞胡萝卜加大棒。周三（17日），作为公共磋商程序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将公布其长达13页的对美200亿美元关税清单，而最早于周四（18日），欧盟就希望能同美方进行贸易谈判。当地时间4月15日，在法国投票反对、比利时投弃权票的情况下，欧盟各国政府以明显多数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欧盟执委会的谈判授权提议。欧盟贸易委员马姆斯特罗姆在投票结果出台后的记者会上兴奋地说，谈判只要美方可以了，欧盟马上就可以。欧盟贸易委员马姆斯特罗姆不过，虽然欧盟方面为对美展开正式的“三零”（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自贸谈判亮了绿灯，但仍保留了核心诉求：“贸易协定严格限于工业品谈判，农业产品免谈。”截止到第一财经记者发稿为止，美方对这样的谈判条件尚无回应。对于谈判前景，世贸组织（WTO）前总干事拉米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则指出，在关税降低方面的空间很小，美欧之间目前平均关税已经很低了，但是在监管趋同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当然这就更加敏感了。他并对第一财经记者预判，欧盟不会在数据和隐私方面让步。法国反对也没用，欧盟还是要谈此前，由于法国坚持对美欧“三零”自贸谈判不予放行，该谈判的开启时间已经被延后数月，法方希望在5月23~26日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再考虑对欧盟进行谈判授权。与之相反的是，德国对开启该谈判十分心急。法国外交部前分析、预测与战略中心主任、现任法国巴黎和平论坛总负责人瓦伊斯（Justin Vaïsse）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了法国的考虑。他指出，法德之间有着非常不同的经济体系：德国有一个完全适合外部的、出色的出口机制，而法国是另一种经济模式。“我们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例如，在当前的贸易摩擦中，我们就没有相同的利益。” 瓦伊斯指出，德美之间存在巨额盈余，但法美之间没有，实际上法美之间达到了贸易平衡。因此，这使我们在与特朗普政府谈判时，与德国相比，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不过，由于采取明显多数投票原则，最终欧盟各成员国给予了欧盟对外开启谈判的授权。不过法国的反对都被融入至细节的限制之中。欧盟方面指出，此次的授权保护对美两项有可能的协议，一份是为降低工业品关税的贸易谈判，但不涉及任何农业产品的谈判；其二是一份有关标准的谈判，使双方公司更容易证明其产品符合大西洋两岸的技术要求。一位在美国专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律所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美国和欧盟一直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是否应当包括农业产品见解不同，目前这一不同见解，是阻碍美国和欧盟双边贸易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马姆斯特罗姆也在前述发布会上指出，农业是美欧谈判中的“底线”。同时，她还指出，希望能够尽快同美国开启第一轮谈判。有欧盟官员匿名表示，欧盟方面希望最早从本周四（18）就开始进行该自贸谈判。马姆斯特罗姆并指出，希望在6个月内完成这一美欧贸易谈判，其部分原因在于，本届欧盟委员会任期将在10月31日正式宣告结束，不过她也强调，开启谈判日期的选择权目前在美国。根据欧盟委员会方面的经济分析显示，如美欧之间达成关于取消工业品关税的协议，到2033年这将使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增加8％（270亿欧元），美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9％（260亿欧元）。如果继续加税就不谈了不过，马姆斯特罗姆强调，只要目前的钢铝关税还在，协议就不可能完成。同时如果美方单边增加更多针对欧盟产品的贸易限制，欧盟方面就将暂时中止谈判。这一表态令人疑惑，目前不知该贸易限制指的是否是汽车税，还是任何惩罚性关税。此前，美国多次暗示，如欧美“三零”自贸谈判无法展开，美方则有可能开征汽车税。3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表态，不谈判就征税。“他们不愿与奥巴马政府谈判。“特朗普称，“如果他们不与我们谈判，我们将做一些在经济上会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将对他们很多产品征税。”特朗普指的正是汽车税。此外，4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一份总价值110亿美元的初步关税报复清单，并指出这是美方计算的欧盟对空客的补贴在贸易中对美国造成的伤害额度。随后在12日欧盟委员会就以匿名吹风的方式，公布欧盟方面正寻求对价值在12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美方未能遵守停止向波音公司提供补贴的世贸组织（WTO）初裁，据悉，欧委会当时实际起草的是一份价值在200亿欧元的关税反制清单。欧盟方面的外交官解释说，考虑到该清单要拿给欧盟成员国传阅并发表意见，制定200亿欧元的清单，可以为在咨询期间留出减少的空间。根据WTO相关规定，，WTO将在今夏6-7月左右先对美方可以采取的报复额度做出仲裁结果，随后最早在2020年3月左右对欧盟方面的额度做出仲裁结果。...

哪怕凌晨两点，华强街头仍是热闹的——申通、联邦快递站内，传送带呼呼啦啦地响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滚动着，被扫描、打包、装车。人们为财富的传说而来，华强北见证中国手机产业的跌宕起伏。初春的深圳，小雨渐歇，路面潮湿，风起春寒。一座新建的天桥观景台下躺着一台钢琴。有人坐下又离开，乐符好似还在飘荡，被琴盖遮住的一行字露了出来。那是一段英文，翻译过来是：“我爱华强北”。深圳华强北，传说中的“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这里有多神奇？答案是：从一座数码城的楼上走到楼下，就能组装出一部iPhone。据说，华强北的一场堵车，都能引发全国零售市场手机及配件价格的波动。这个“中国电子第一街”，映射了中国手机跌宕起伏发展史，更成就了一群小人物的“淘金梦”。华强北最早一批站柜台的，走出了50多个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有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创始人赵建军。如今，经历多年的风风雨雨，5000家山寨机烟消云散，华强北的行业地位依然不曾动摇，这里是二手iPhone的天堂，电商玩家的秘密后院，也是“华米OV”竞争的最前线。夜晚的华强电子世界“抢货大战”飞扬时代大厦，深圳华强商圈内的一栋楼，人称：“全球最大二手iPhone交易中心”。大厦共四层，一楼卖iPhone配件，二楼卖iPad，三楼卖iPhone官换机，四楼则是iPhone二手机。在这里，货要靠抢。不过下楼买瓶水的间隙，三哥的手机又震了：“货到了。”短短几个字，他身上一紧。手还在扫码付账，两只脚就已朝门口迈去，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档口奔去。已有人捷足先登，还好要货量不大。三哥一个箭步跨到柜台中央，说：还有多少，都要了！店家是一个精瘦的小伙，从柜台底下黑色背包连掏三把，三哥面前顿时堆起三沓iPhone，约30台。三哥掀开包装的塑料薄膜，细细检查每台手机。这时，越来越多的人拥向这个约1米的柜台。他们很像，黑色背包挂在胸前，手机屏幕上微信群信息不断闪烁。“货呢，还有吗？”“都给他了。”“我*！”听闻没货，一小伙忍不住爆了粗口。三哥瞥了一眼，嘴角微弯。这是胜利的微笑。作为一家淘宝二手手机店的市场采购员，这不过是三哥日常抢购大战一景。华强北所售二手机二手手机也有鄙视链，按照成色与品相，由上至下，分别是官换机、充新机、靓机、小花、大花，这是一套内行人才懂的“黑话”，它们的价格也依次降低。保修期内的iPhone如果出现故障，拿到苹果售后可做整机更换，此谓官换机。官换机是全新的机器，未激活，多数还在保修期内，是二手机的“王者”，货源稀缺。据说，因为换机率太高，苹果在大陆修改了售后政策，现在是能修则修。所以，华强北的官换机多来自美国、香港、日本等地。哪怕在华强北，二手机的买卖也不是谁都敢做。如果没有一眼看出屏幕真假、有无拆修的本事，就别趟这浑水。三哥在四川老家开了多年的手机档口，采购、维修、销售一手揽，才有了这“火眼金睛”。二手机不仅货源多样，价格也瞬息万变，对三哥所在的淘宝店而言，挑战更大。库存一多，钱就转不动；客户想买的机器没货，损失的也是钱。三哥对自己敏锐的市场嗅觉颇为自豪。去年9月13日，苹果新品发布会后一天，三哥判断，二手iPhone X会火。这天他早早地来到市场，在大量买家涌入前，不动声色地把各个档口的iPhone X搜罗了一遍。果然，等到下午两三点，市场鼎沸时刻，iPhone X价格水涨船高，已是有价无市。三尺柜台的癫狂柜台约一米长，一台保险柜、一个计算器、一个记账本，带上嘴、铺开货，就能开张，每日流水动辄几十万元。在华强北的赛格、远望、桑达等数码城，都有着类似的柜台。三尺柜台，见证了华强北的癫狂、繁荣、失意与彷徨。如今的华强北三尺柜台亲历者曾叙述，华强电子市场新市场发盘时，一个铺位的申请登记表，从楼上办公室里下楼拿到街上，就能卖5万块。2008年，一米柜台的每平方米售价甚至升到了30万元。繁盛时期，每天一开门，操着各地方言的数万人就涌进市场。人们为财富的传说而来：华强北最早一批站柜台的，走出了50多个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有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创始人赵建军。阿伟记得，2009年-2012年的四年间，每日开档，都是人贴人，走慢了还会被人骂。市场每天中午上班，最早晚上10点结束，空气混浊不堪。忙碌的时候，商场熄了灯，人们拿两个手机挂在头顶的架子上，点亮手电筒，继续打包。2007年，阿伟从家乡广东普宁县来到深圳华强北。普宁原为“潮州八邑”之一，普宁人身上，也有着鲜明的抱团取暖、敢于闯荡的潮商特色。“潮汕话”是华强北的通用语言之一。阿伟说，每一个潮汕人几乎都有亲戚在华强北。华强北手机销售链条分四道，从美国收来的手机大量汇聚到香港，由香港统货公司向华强北批发档口供货，货以“堆”算，至少得上百台。进入深圳后，再由批发档口向零售商家销售。香港统货公司。图片来自网络在互联网普及前，全国各地手机批发、零售店大多从华强北进货，等真正到达消费者手中，这台手机已不知经过多少道“关卡”了，自然是层层盘剥。随着网络购物兴起、物流完善，华强北的人流被疏散，如今，来进货的基本是大大小小的淘宝店主。阿伟是华强北较早开淘宝店的一批人之一。十多年前，在网上买手机还是件新鲜事儿，阿伟在论坛上不停发帖，所有的帖子下回复：“买手机吗？可以找我。”最开始，市场里的人还没怎么听说过“淘宝”，白眼一翻不予理睬。阿伟灵机一动，找两个大黑塑料袋，把市场里人们丢弃的盒子都塞进去，再去拿货。批发商们看到阿伟手上“沉甸甸”的“货”，顿时客气了许多，连报价都便宜了不少。现在，“老华强北人”再也不说“买手机到华强北”。不懂门路，到现场不一定能买到真货，也不一定便宜。而在网上，价格、货品一目了然，还可货比三家，“轻松多了”。不断下调的租金似乎都成了不必要的支出，越来越多曾经的档口主退掉档口，在华强商圈周边的写字楼里租下办公点、仓库，专心经营淘宝店。甚至，曾经的明通数码城，已经变成了“明通化妆品市场”。曾经的明通数码城变成了化妆品市场5000家山寨机烟消云散山寨，是华强北难以洗刷的标签。2003年，联发科公司（MTK）提供了一体化芯片解决方案，极大地降低了手机的生产门槛——厂商只需加上电池、外壳、一些定制零部件，就能生产一台手机。山寨机的“黄金年代”就此到来。山寨机勃兴背后，是珠三角强大、完备的手机产业链的缩影。1995年，诺基亚在广东东莞设立工厂，高峰时，它在东莞拥有40家以上的供应商。赛诺出具的《2013年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调研报告》称，在山寨机蓬勃发展的2008年，华强北有多达5000家的山寨机商家。多卡多待、多扬声器、多系统，那时的华强北，每天都有新款手机诞生。华强北一度沦为“山寨之都”，来源：纪录片《解码深圳·华强北》华强北大部分商家都卖过山寨机。阿伟说，三星2010年推出的W899，上市价格13999元，山寨机只用1000来块，“外观、功能基本是一样的，质量会差一点。”价格低廉的山寨机大量流向印度、非洲、中东等地。当时站柜台的人多会几句简单的英语，比如“two sim”（双卡），“bluetooth”（蓝牙）。山寨机是如何被推翻的？有三股力量，一是来自监管部门的强力打压，2011年，深圳监管部门一场为期6个月的“双打”专项行动，“赶跑”了超过2000家商户；二是以小米、荣耀为代表的品牌机价格下探；三是3G、4G的普及，智能机逐渐取代功能机，山寨机所依赖的MTK芯片也失去了用武之地。2011年8月16日，雷军在北京发布小米第一款手机M1，售价1999元。当年的同等配置，HTC卖3575元，三星卖4999元。第二年，荣耀跟进，一款主流配置手机首发价仅1880元。此时，山寨机已很难满足人们对手机的要求，山寨手机的市场也就急速萎缩。“就像一阵风吹过，以前做山寨机的人都转做品牌手机了。”2006年到华强北，从山寨机开始做起，后转向品牌机的邱健回忆道。2012年，IDC出具的中国手机市场报告中，手机（包括功能机）出货量前五位分别为三星、中兴、联想、诺基亚、华为。到了2018年，只有三星、华为还在榜。2012年，排名前五的厂商总市场份额只有43.2%，2018年，这一数值达到78.4%。一二线品牌集中度加剧，小众品牌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华强北的商家们也见证了手机品牌的兴衰。2016年，三星Note 7发布1个多月，发生多起手机自燃事故。“电池门”事件后，三星在中国市场彻底衰落。三星“电池门”事件让阿伟10天内损失了十多万，卖家纷纷退货，而三星官方的回收价远低于采购价。“新机刚发布的时候我们都是加价采购，几百甚至上千，但回收是按官网价，还得找人找关系。”从市场上逐渐消失的手机品牌，还有曾经的“王者”诺基亚，推出中国第一款安卓手机的“火腿肠”HTC，以及“成功的标配”金立手机。如今，扛起中国手机品牌大旗的“华米OV”将华强北当做了展示品牌的舞台。OPPO把超级旗舰店开到了华强北的步行街上，华为也在华强广场开出了授权体验店。去年，小米之家也落户华强北。“从零开始，1年就做到两个皇冠。”在华强北待了七八年后，邱健撑不住了。他回到老家广东普宁，跟人学了手机维修。见到邱建时，他正举着长竿滚筒刷墙，瘦弱的手臂上上下下。正在装修的是新店，隔着两个门面，是他“打工”的手机维修店。“在深圳，别说生意，就是打工，一个月挣5000，都不如在下面赚2500。”普宁人把华强北称为“上面”，普宁是“下面”。在深圳，邱健每个月光租房的费用就8000多元。现在，6000块1年。广东普宁的“流沙手机一条街”逃离华强北，最大的原因就是“挣不到钱了”。邱健后来主营iPhone新机，市场价格基本透明，没什么利润。“一台四五千的手机，赚20元，没意义。”能低买高卖的商家，要么是假冒伪劣，要么就是大批量从香港统货，以此压低进货价。本钱不够，没法竞争。普宁的流沙大道上过去有“手机一条街”，生意十分红火，近些年受网购影响，很多店都关掉了，但生意还能做。比如，同在普宁的王生就开着一家OPPO授权店。他算了一笔账，每月大约卖出100台，每台约赚300元，每月利润就是3万元。而店铺的租金是8万元/年，再加上手机维修等带来的收入，也足够撑起一家店经营下去。而且，相比华强北脚不沾地的运转节奏，在普宁的生活，惬意十足。但仍有人前赴后继奔向华强北。三哥来深圳四年，绝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出租屋——市场——店三点一线的生活。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但今年春节，他只在家待了9天。回到深圳的第一天就干了个通宵，第二天到凌晨四点。“年前我们囤了600台货，年后就只剩100多台，还有很多没发货。”三哥笑着说不累。去年双11、双12，他基本也是通宵，从市场背着手机回来后整理、打包、发货。他很骄傲，“家里的淘宝店，从零开始，1年就做到两个皇冠。”哪怕凌晨两点，华强街头仍是热闹的——申通、联邦快递站内，传送带呼呼啦啦地响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滚动着，被扫描、打包、装车。街边的大排档油烟翻腾，食客不少。大排档旁的饭馆，有几个小弟从狭窄的楼梯冲下来，在旁边的小超市提了十几罐啤酒。凌晨，华强北的快递点依旧忙碌。等到白昼升起，华强北又会从短暂的修整中睁开眼睛，迎接新一天的喧闹。“在这里，只要你努力，最后你会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三哥把这句话说了两次，眼睛闪闪发光。（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编辑 杜博奇参考资料：1、纪录片《解码深圳·华强北》2、《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调研报告（2013）》...

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平流层发射”（Stratolaunch），于当地时间13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沙漠完成了首次试飞，首航飞行持续150分钟，之后顺利降落。这架六引擎、双机身的飞机重达50万磅（约226.8吨），翼展385英尺（约117米），它的终极目标是运载火箭，然后将卫星送入太空。据《卫报》，美国太空运输公司“平流层发射系统”（Stratolaunch Systems）潜心研发这一庞然大物已经8年。该公司CEO弗洛伊德（Jean Floyd）在首飞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终于做到了，看着这只鸟飞起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由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出资建立，艾伦是一个飞机狂热爱好者，然而去年10月遗憾离世。“平流层发射”的飞行成了他的遗愿。“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向保罗•艾伦轻轻说了声‘谢谢’，他的梦想正在我的眼前实现。”弗洛伊德说。世界最大飞机是怎么研制出来的？它的机身藏着什么秘密？“最大飞机”有多大？据CNN，“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于2011年宣布世界最大飞机的制造计划，以“平流层发射”命名这架飞机，则是告诉全世界：飞机的使命是将火箭运至平流层，并将卫星送入近地轨道。该公司扬言，这一过程在未来会像运行普通航班那样简单。飞机的最大亮点在于“大”，主要体现在翼展的长度（约117米）。波音747飞机的翼展为212英尺（约64.6米），也就是说“平流层发射”的翼展几乎是其2倍。加拿大《国家邮报》称，整个飞机看上去就像一座小山。它配备6个波音747的引擎，2个机身各有一个驾驶舱，起落架轮子多达28个。飞机主要由碳纤维材料制成，坚固而轻便。在13日的试飞中，“平流层发射”以每小时173英里（约278千米）的速度飞行，在返回地面之前，飞机爬升到了15000英尺（约4572米）的高度。试飞员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表示，飞机的飞行与预期相符，整个过程非常棒。据美媒《连线》，按照“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的计划，在飞机的两机身中间、机翼的下方，可最多携带搭载了卫星的3枚火箭，当飞机飞到3.5万英尺（约1万米）高空后发射小型卫星进入近地轨道。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通过飞机将小型卫星送入太空将比传统的火箭发射便宜很多，因为它免除了对发射台及其周边昂贵基础设施的需求。亿万富翁的“火箭发射之梦”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无人不知，而他的创业伙伴保罗·艾伦也是非常出色的商业大亨。艾伦不仅是微软联合创始人，还是一支NBA球队和一支NFL球队的老板，另外还拥有一个私人飞机博物馆。比尔·盖茨（右）和保罗·艾伦（左）早年创业时的合影艾伦对飞机的狂热令人无法想象。据《连线》，他从1990年开始修复二战时期各种型号的战斗机，位于西雅图市埃弗雷特郊区的私人机库已藏有50架二战战机。之所以钟情战机，是因为艾伦的父亲曾经参与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并在此场战役中幸免于难。父亲的经历对艾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艾伦的私人飞机博物馆在修复数十架战机之后，艾伦将兴趣扩展到了太空飞行上。据福布斯网站，2004年，Scaled Composites飞机制造公司参与Ansari X Prize太空竞赛，该公司设计的“Space Ship One”巨型飞机两周内两度载人进入太空，成功获得太空竞赛的一千万奖金。这架飞机背后的“金主”就是艾伦。此后，艾伦致力于打造一款适用于“Space Ship One”的运载火箭，但是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多年研发之后，依然没有什么成果。于是，他放弃了自主研发火箭，而是转向研制巨型飞机，作为火箭发射的平台。2011年，艾伦作为投资人成立了“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在研发运载火箭飞机的同时，还和马斯克的Space X公司进行合作洽谈，计划将猎鹰9号运载火箭送入太空，但是两家公司最终谈崩了。艾伦没有放弃，2016年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Orbital ATK，这是一家曾获得美国空军火箭发动机订单的私人航空航天制造商，也是Space X的竞争对手。然而，在两家公司密切合作的过程中，去年10月艾伦因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并发症去世，享年65岁。他的离世让“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困境之中，当时多家美媒担忧该公司可能会就此解散。“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CEO弗洛伊德表示，艾伦在去世之前为公司注入了足够的资金，但是公司的未来并不清晰，目前尚不能确定“平流层发射”的下次飞行时间，而且在飞机运载火箭之前还需要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许可，这也并非易事。通过飞机向太空发射火箭，还有多远？“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不仅要面对失去艾伦支持的困境，还面临强大竞争对手在同类型项目上的赶超。据科技媒体Engadget，维珍旗下的空间轨道业务公司Virgin Orbit也在进行飞机运载火箭发射项目。去年11月，他们把火箭LauncherOne固定在一款名为Cosmic Girl的波音747-400客机上，进行了飞行测试。虽然在飞行过程中未将火箭点燃，但Virgin Orbit公司计划在今年进行试验，将火箭绑在机翼上，当飞机飞到35000英尺高时，火箭就会从机翼上脱离，然后点燃推进器，向太空进发。因为火箭在离开飞机之后会导致机身平衡的变化，所以在使用这项技术之前，飞机和火箭的配对工作尤为重要。在正式飞行测试之前，还将经历一系列的检测。随着航空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探索太空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全世界各国以及无数私企都在向遥远的宇宙发起冲击。...

澳门正计划多管齐下，以新的增长点培养金融业成为另一支柱产业。证券时报·e公司独家获悉，澳门金融管理局正计划对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展开可行性研究。将充分结合中央政府对澳门的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研究发展符合澳门特色的金融产业及元素。e公司获悉，澳门正修订金融范畴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完善金融软硬基建配套，为澳门与邻近地区的创新金融合作创设条件。此外，在投资合作方面，澳门财政储备参与的“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金”已于2018年正式成立，并正陆续分批分期注资；在监管合作上，粤港澳三地监管机构将继续透过磋商，积极探讨在大湾区内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及沟通机制，加强跨境监管及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合作。此外，澳门金融管理局也致力推动“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的构建。未来，将继续加强宣传推广，将内地的工程机械、高铁、造船等设备通过融资租赁公司拓展至葡语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摘要：发泄压力之外，来这里的人也可能是在自我治愈。心理学上，把这种行为称为“破坏性疗法”。都市青年，反丧指南。梁贱招第一次去发泄屋是在和男朋友吵架之后，她胸腔憋满怒火，抑制不住，急需一个发泄的出口。以往，她最习惯的发泄方式是喝酒和蹦迪。可毕业几年，酒喝不动了，迪也蹦不动了。158元的团购套餐，20多个啤酒瓶子，一间除了一个铁桶、一只摄像头、一台壁式空调和一个计时器之外没有多余陈设的屋子。地上散落着由于各种原因来这里发泄的前顾客们留下的残渣。穿上从头到脚的防护服，梁贱招走进只属于她一人的发泄室，用手机给自己放了一首狂野的重金属音乐，然后直勾勾盯着铁通上的啤酒瓶，她试探性地挥动手中的棒球棒。没打中，这是大多数第一次来的人都会重复的场景。发泄愤怒的时间持续30分钟，她使了浑身力气砸完二十多个瓶子，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像很多来这里单纯以发泄为目的的顾客一样，发泄完，为什么来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原本打算发泄完还要和朋友抱怨的念头，她也就此打消。这一part，就此过去。名为Smash的发泄屋，位于北京地标性文化街区“798”。这个起源于国外的新物种正在受到青睐。每个月，会有超过600个年轻人来这里发泄情绪，当然也包括小部分中年人，方式简单、粗暴但有效——砸东西。所有来发泄的客人都有各自的秘密，有的因为感情，有的因为工作，还有人因为日常生活的压抑。总之，你可能遇到的所有鸡毛蒜皮，也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故事。三间小小的屋子，见证了都市年轻人的众生相。“你们有更小的假人吗？”因为最初将核心用户锁定在以白领为主的20-35岁年轻群体，选址时，创始人之一金濛和其他四个合伙人一度打算把店开在CBD。那时候，他们远没有想到，其实来光顾的人五花八门。位于798的Smash发泄屋（受访者供图）顾客有独自一人，也有情侣、三五朋友，还有父母带着孩子，甚至是一家人一起来。企业公关、程序员、销售、媒体工作者是常见的职业。一对当天刚分手的情侣，选择将发泄屋作为这段感情的结束地。敢于发泄的男孩和形成对比、十分安静没有怎么砸东西的女孩，最后，他们用AA付款的方式为这段感情画下句点。瓶子、显示器……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偏好（受访者供图）也有自己带东西来的。某个周一的下午，一个姑娘带着20多张婚纱照，能砸的砸烂，不能砸的最后用剪刀一点点剪碎。龙哥和小妹是发泄屋的店员，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和客人聊聊他们的故事，但形形色色的人见多了，有些情况他们也知道不该过问。东西砸完了，意味着发泄屋消费结束，也意味着引起情绪的事情告一段落。对于那位剪婚纱照的姑娘，他们唯一的记忆是她最后眉头舒展地离开了。一位家住酒仙桥附近的中年妈妈曾带着20多岁的儿子前来，男孩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工作强度大、性格闭塞找不到女朋友、人际关系糟糕，种种压力让这位年轻人一度陷入极端的自我怀疑。他走进去，边砸边骂，咬牙切齿。可供选择的老物件（燃财经摄）当然啦，来这里的顾客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酒瓶轻易满足。除此之外，发泄屋还提供假人模特、老式电视机、DVD、电饭煲、键盘、打印机等“古董物件”。它们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随处可见，你在愤怒时手边想砸却不敢砸的。客人们砸完套餐内的酒瓶后，续费最多的是旧键盘。相比瓶子崩裂声略弱的键盘，更多是发泄者对于工作的变相宣泄。曾有四个程序员，他们交替捶打放在汽油桶上的键盘，最后蹦到地上的残片也没逃过再次被砸得更碎的命运。来店里的客人中，留给金濛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幼儿园老师。“你们有更小的假人吗？”第一次来，她们瞥了眼墙角立着的模特假人，执意要一些更小型的。得知没有，她们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儿童玩具车，并在离开时强烈要求以后增加一些小型模特。是发泄，也是治疗来发泄屋的人，都有暴力倾向吗？这是很多人听到发泄屋时可能有的担心，包括金濛自己。作为创始人之一，她最初也极力否定这个项目。她曾以为，一个人不开心了可以独自呆着，不需要用暴力和破坏来排解。但在体验了其他国家20多家发泄屋后，事实说服了她——发泄屋并不是提供给特殊群体的，它适用于每个人。除了瓶子和家电，你也可以砸铁桶（受访者供图）走进这间发泄屋，屋里屋外，有时候呈现的也许是两个人。很多人来的时候，会礼貌地跟店员笑着打招呼；穿上装备进入发泄屋的同时，他们也放下了外表的那份体面，激增的肾上腺素作用在每一个玻璃瓶上，破碎得彻底；砸完所有，换上自己的衣服，还是之前那个笑脸盈盈的人。有时候，发泄者会把残渣砸到更碎（受访者供图）也有人只是想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氛围里暂时逃离。进去砸了10分钟，剩下20分钟就一个人蹲在墙角哭，哭完像没事人似的走出来，笑容轻松地结账。发泄压力之外，来这里的人也可能是在自我治愈。心理学上，把这种行为称为“破坏性疗法”。3号发泄屋与其他两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墙上多了涂鸦。一颗破碎的心也许代表感情失利（受访者供图）望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每次来都会挑一个假人模型。这是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两年前，他发现自己时常被一种恐惧感支配，陷入严重的自我评价误区。最终，他选择离职接受心理治疗。望洋的心理问题多半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小时候，父母对他要求极其严格，一旦成绩不好，整个人就会被否定。这种影响持续到了现在，他是一名媒体人，写东西时，脑海仿佛总有个人在对他说“你写得好慢”，写完了开头几句，又有声音评价“你写得好差”。“我会把假人想象成父母、领导或者其他什么人。砸的过程中，我也在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在一次次挥锤的瞬间，我能体会到莫名的力量感。”望洋强调这种短暂的力量能够抚慰自己。中科院心理所在职研修博士张善风认为，中国人相较西方，更容易压抑情绪，尤其是愤怒的情绪。负面情绪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状态，继而会导致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植物神经紊乱，最后使身体和心理都出现问题。为什么销售、助理、公关一类行业更喜欢来发泄屋，因为他们的职业决定他们更需要压抑自己。在心理学上，譬如恨、讨厌等情绪是由主观压抑产生，释放时是否带着“恨意”，效果会有差别。来发泄屋的人，无论是砸键盘还是模特，发泄者无形中都寄托了他们想要发泄的情绪。从发泄过程受益的望洋觉得，通过发泄屋这种方式发泄负面情绪，和其他人不开心时喜欢去购物、看电影、喝酒，其实并无差别。在他看来，都是让自己获得快乐的一种方式。并不简单的“情绪”生意从发泄屋出来以后的轻松超乎寻常，这是每一个亲身体验过的人都会有的感觉。主业在公关公司任职的金濛回忆，工作中的怒火有时也会让她想砸掉手边的马克杯，理智一次次让她忍住，但怒火会在心里停留很久。金濛的合伙人之一，是个久居中国的美国人，这位朋友把美国的发泄屋模式介绍给了她，观察到现代人的生活压力，说服她在北京也做这么一个项目。现在到发泄屋一顿打砸以后，金濛能很快忘掉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实际上，发泄屋已经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存在了十多年之久。公开资料显示，发泄屋最初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引起美国媒体关注，当时圣地亚哥出现了一家“莎拉摔盘小屋”。到了2011年，达拉斯一处购物中心内出现了一座“愤怒屋”。美国类似的发泄屋数量已经有了一定规模。Smash发泄屋于2018年9月正式开业，同年年末被一大波媒体报道后，到店人数集中爆发，周末人最多的时候，没有预约的客人甚至需要等上1-2个小时。据金濛介绍，店的成本主要来自房租、员工工资及购买和处理发泄物物品的费用。目前798一百平方米的商铺租金大概在每月五万元左右。收入则主要依靠发泄者的发泄消费。一个人单次消费的团购套餐价为158元，非团购价为198元，这是最基础档套餐。其他消费按照每件物品的规格以及成本定价。梁贱招每次的单比消费基本在200元以内，一般体力的体验者，套餐内的瓶子已经足够挥霍。但少部分以发泄情绪为主要目的的顾客，基础消费并不能满足他们。望洋来的频率按月计算，他每次来，单笔消费都要在500元以上。一般而言，客流在年底和开年等工作比较忙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高峰。平时每月600多人，到了年底每月会有800多人到店。金濛透露，开业三个月后，Smash基本实现了当月的盈亏平衡，但还没有回本。Smash发泄屋的定价表（受访者供图）半年多来，有很多人来找他们谈合作，加盟或以其他形式合作的人都有。金濛也发现，泉州等地出现了类似场所，“几乎是1:1复制”。这种模式火爆以后，会有更多后来者，这在她意料之中。在金濛看来，做这个项目除了最基础的硬件完备，还需要更多精心的运营：挑什么样的品类给用户发泄需要随着时间和人数的增多不断调整，排解的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有人把网咖、棋牌、桌游也归为发泄屋的竞争者。但金濛认为，发泄屋是一种不同的娱乐方式，除了娱乐外，还承载情绪的发泄功能，这是一般娱乐方式比不了的。与同行相比，他们的竞争壁垒在于对这门生意以及用户的理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更好的运营策略，吸引更多回头客和尝鲜者。目前，Smash中的一间屋子正在改造，这是张善风与他们的合作项目。金濛说，过去他们更多关注“用力”的发泄，现在他们也在关注“更柔软”的发泄方式。这间屋子被改造后，会在整体风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硬核的装饰，铺上柔软的地毯，让体验者能光着脚进去，用譬如撕书本、拳击等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排解情绪。这门生意未来的市场有多大？在计划中，金濛与合伙人希望能把店开到离目标人群更近的商业中心、写字楼等地，但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如何保证发泄屋的隔音效果，其次，运送货物和垃圾也是问题。除此之外，她认为最大的限制其实还是资金。目前发泄屋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化，投入的资金主要来自创始团队，尚未有机构的财务投资进入。当然，除了竞争者带来的风险外，项目本身也有让金濛担心的地方。譬如，如果真的遇到一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如何避免伤害，也是对运营的考验。根据发泄屋的规定，年满16岁才能体验。12岁以上自愿参与的青少年，需要有家长陪同。进屋前，所有发泄者都需要签订免责声明，声明中明确了10条安全须知，例如，中途不能摘下帽子、手套等防护措施。（文中梁贱招、望洋均为化名。）...

12016年，机器人 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一战成名。普通民众开始发现，以前只出现在电影中的人工智能AI，原来已经触手可及。此后，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处于投资风口。至2018年，该行业已在世界范围获得93亿美元风投。AI甫一出现，就致力于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但这种生活方式较之从前，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近日，科技巨擘亚马逊就爆出丑闻，其旗下智能音箱Echo的智能助手Alexa正成为监听用户私生活的工具。Echo是亚马逊在2014年推出的智能音箱，做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智能语言交互技术被首次植入传统音箱中。该设备始会终处于打开状态，随时准备接受各种指令，然后由虚拟助手Alexa发出信息。这次涉事的语音系统Alexa，不只运用于Echo型号，还运用于Eho Dot、 Echo Spot等其它亚马逊智能音箱。据国外统计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智能音箱市场统计数据，亚马逊为该市场霸主，共占据30%左右的市场，其中Echo Dot卖出220万台，Echo共卖出140万台。而这几款智能音箱的运用场景多为私人住宅。粗略算来，端坐在家中就莫名陷入了“窃听风云”危机的亚马逊用户，大概有近千万人。2据彭博社报道，窃听用户与Alexa对话的团队由亚马逊员工和一部分外包员工组成，他们来自波士顿、哥斯达黎加、印尼，总人数达到千人。窃听流程包括录音、转录以及注释。每人每天的工作量并不小，不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9小时，而且每人每班需要分析的录音片段，高达1000条。对此，亚马逊解释，“我们只标注了一个非常小的Alexa语音记录样本，目的是改善客户体验，人工培训智能语音助手……而且工作人员无权访问到被监听人员的身份。”总之，亚马逊内部的这种行为，受到“多因素认证以限制访问、服务加密以及控制环境审核”的保护。尽管如此，对个体客户而言，他们的许多私人声音片段，还是暴露在了陌生人——亚马逊员工的监听之下，比如，一位女士洗澡时走调的歌声，以及一个孩子尖叫着寻求帮助的声音。而对于后者，亚马逊表示，他们有标准的处理流程。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公司告知监听员工：干预此类事件不是亚马逊的工作。亚马逊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能表征所有事实——这并非亚马逊智能音箱首次泄露个人隐私，早在去年12月，德国媒体就曝光了当地一起类似事件。去年8月， 今年8月德国一名亚马逊智能音箱用户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亚马逊提供自己的个人活动语音数据时，意外接收到亚马逊给他发来的 1700份陌生人的录音。凭借这些录音，基本可以“拼凑”出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和个人习惯。比如，一个人待在家里的事件要比待在外面更长、家里机顶盒打开的频次、生活中总是出现同一位女性……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德国媒体试着用录音中的海量信息碎片还原用户画像，最后居然能够确定其中两位用户的身份！虽然事后，亚马逊强调这只是个别工作人员失误的孤例，但这一事故表示我们由来已久的一个担忧正在变为事实：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人都在“裸奔”。更让人吃惊的是，英国安全研究院的Mark Barnes还曾向公众科普，利用亚马逊本身的产品漏洞，只要在2017年之前出售的Echo音响上安装恶意软件，黑客就可以把智能音响变成远程窃听器。对此，这位安全专家给大家的建议是：最好不要买二手Echo音响。3亚马逊在Echo智能音箱和Alexa智能助手的营销和隐私政策材料中，都没有明确表示过有人会听到用户和Alexa的谈话录音，只是在常见问题解答列表中语焉不详地提到一句“我们使用您对Alexa的命令来训练我们的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系统”。除了亚马逊，谷歌、三星微软、苹果、京东、小米、阿里、京东等国内外巨头都有智能音箱产品线。客观来说，只要在互联网环境里，这些产品就都有泄露客户隐私的可能性。设定闹钟、点播音乐、询问天气、查找路线，这是智能音箱最常用的几个功能。而仅凭着几个功能，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作息时间、音乐喜好、活动半径等极其个人的信息。并且，不只是智能音箱，在当今社会，智能手机、电脑、各种APP、朋友圈都有可能泄露你的蛛丝马迹，而有的“有心人”很可能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借此偷窥你的生活。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应该是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但科技的发展就仿佛双刃剑，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有趣的同时，危险也增加了。在这个时代，需要谨记：再图方便，也要保证安全第一。人类应当避免这样的悲剧：本想当科技的信徒，却不小心成为了其囚徒。...

摘要：这场关于996工作制的反抗早就箭在弦上。“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这是我们修来的福报。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你去想一下没有工作的人，想一下公司明天可能要关门的人。”关于996的讨论终于在马老师表达这一观点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罕见的出现了众多反驳马老师的声音。即使马老师再次声明不支持996也无法消弭。多年以来，马老师的言论一直被很多人奉为圭臬，但这次的失灵，足以说明大众对996的痛恨之深。事实上，996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骂上热搜。2016年9月初，58集团被曝出将全员实行“996工作制”，随后姚劲波的微博评论，被数千条来自疑似58员工的质问和指责占领。晚间，他在花椒的直播中又被同样的质问刷屏，以致禁言了大量网友。被轰炸整整两天后，58集团回应不会强制要求全员996。这场喧嚣看似以员工的反抗换回了劳动者正义的胜利，不过，当时没被牵扯的互联网公司，却终究还是在GitHub的“996公司名单”中浮出水面。3月27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传开，发起人呼吁程序员们进行揭露，将超长工作制度的公司写在“996公司名单”中，过去一周内，华为、阿里、蚂蚁金服、京东、大疆、字节跳动……一个个互联网头部公司先后上榜，58同城也赫然在列。以前，姚劲波推行2万多员工的996工作制，据员工爆料，“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变相裁员，逼员工辞职”。巧的是，996.ICU的爆发，背后是整个互联网的裁员潮。裁员潮如一面“照妖镜”，正在让繁荣泡沫掩盖下的真相“现形”，而996可能只是开始。996工作制的“形象”变迁2014年左右，996工作制以及相关讨论流行开来，很长一段时间，舆论对此的评价都偏向正面，就连996的工作者们也大多热情洋溢、主动拥抱，并将此推崇为新时代的互联网精神。当时虎嗅上有一篇文章，将996的互联网行业与“965”的传统IT行业对比，鼓励传统IT人抛弃旧有观点，拥抱互联网。那段时间也是互联网崇拜和引入硅谷文化的一个高潮，硅谷的创业者们用近乎于病态的工作热情造就了硅谷的商业奇迹，他们的创业精神和理念便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不过伴随着创业公司进入稳定期，当疯狂式加班被硅谷抛之脑后，可叹的是，开放式办公以及扁平化管理的经验学得有名无实，唯有这加班文化在国内互联网公司生根发芽，成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实加班本是劳动、无关文化，但996却作为一种企业文化融入互联网创业，被一些创业者当做自鸣得意的标签，甚至是管理者“道德绑架”的理由。当然，过犹不及，996工作制的变味让舆论的风向有了转变。为了加班而加班，为了彰显狼性而变相加班，结果无论有事没事，都开始提倡强制996。程序员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做一种无效的浪费。时至今日，已经无人再将996与奋斗、成功联系在一起，996.ICU暴露出他们对互联网寒冬的畏惧和反抗，以前的无怨无悔置于现在变成了不堪忍受。对996工作制，从认同到推崇，所折射的是互联网浪潮翻涌下的造富神话，而从推崇到斗争，是盛宴结束、寒冬袭来的幻想破灭。股票期权纷纷成为口头支票，财务自由成为梦幻泡影，绝大多数创业公司被打回原形。由此，员工对996工作制的不满迅速被点燃，成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裁员潮的宣泄口。反观公司这一方，明目张胆或是理直气壮地把996从潜规则搬上台面，说明裁员的压力让他们把重点直接放在剩余劳动力的压榨上，这本身就可见资本的赤裸裸，更何况，像有赞CEO白鸦那般“率直”，员工情感上也难接受。由此，这场关于996工作制的反抗早就箭在弦上。互联网的反思，皆以人为牺牲？就在996.ICU成功激起程序员集体反抗的同时，另一件事也在质疑声中被推上风口浪尖，那就是京东取消快递员底薪以及其背后的裁员危机。4月8日，媒体报道，京东将取消旗下快递员的底薪，增加快递员收件任务，揽件数量将计入绩效考核，直接影响工资收入，还将快递员的公积金系数从12%下调至7%。京东改的是薪酬，而996涉及的是工作时间，我们看到，互联网公司经历裁员潮，正把改革的方向从放弃掉的人转为留下的人。简言之，就是如何最大获得剩余价值，用较低的成本交换较高强度的工作。这是互联网公司在寒冬下的求生之法。就比如快递行业，京东员工总人数约18万人，其中70%的员工来自于物流和仓储一线，而顺丰因为新员工增加及老员工福利增加，其2018年人工成本增长17.9%。想要节流，最快的方式就是裁员与降薪。不过，求生的另一面也是反思，对于疯狂扩张的反思。据BOSS直聘发布《2017互联网人才趋势白皮书》显示，2017年互联网行业人才需求同比增长58.3%，增速较2016年大幅加快。尤其是早期创业公司的人才需求量最大，天使轮、A轮、B轮企业人才需求占比超过60%。但一位互联网公司HR部门人士反思过去几年大规模招人和裁员，认为管理层有时是缺乏足够前瞻性思考的。比如2016年业绩状况比较好时，就想大规模招人，可实际上未来业务要做成什么样，他们也不清楚，等到寒冬一来，有些业务线及部门甚至直接砍掉。互联网公司所做的不仅仅是一裁了之，而开始关注精细化管理。2018年之前，互联网圈的HR看不起传统地产、制造行业背景HR，而到了2018年，一些有传统地产、制造行业背景的HR反而更受互联网公司欢迎。在察觉管理制度跟不上扩张步伐之后，创业公司开始向他们曾经不屑的传统行业学习。反996，亦是反思互联网竞争的不知节制。2014年以后，连续不断的互联网风口酝酿出一个创业法则，就是唯快不破，在资本的刺激和助推下，比推广、比占领市场、比转型，通过拼命扩张和试错争夺头部位置，而这都依赖于程序员甚至更多部门员工的加班情况。但现在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沉寂、风口消亡，整个互联网看似对疯狂扩张心有余悸，这致使行业内的竞争节奏逐渐慢了下来。所以，按常理来讲，996所代表的加班文化理应得到抑制，可现实并没有，这才引起了程序员们的爆发。注定无果的反抗，只能成为程序员的心理慰藉？有人调侃：“中国程序员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昨天在 Github 上给反996项目加了星，今天就要加班给360浏览器、QQ浏览器、UC浏览器……更新屏蔽反996项目的网址”。实力使然，反996等同于反对默认这一规则的所有互联网公司，在整个互联网经济的利益面前，程序员简直不能再弱势。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榜上有名的公司公开回应，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反抗无用，既不会形成真正有效的反制手段，也难以掀起更大的风浪。程序员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一方面，他们清楚地了解，经济环境和竞争深化的压力都将继续转嫁到公司本身，管理层目前所想的是尽可能开源节流，多加点班就多增点收。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已经无法再退出过度竞争，反思的过程和效果总是缓慢冗长，尤其是在寒冬中，谁也不敢掉头或停步。换句话说，996恒在，只要互联网公司无心改变，外界的舆论制约终究束手无策。所以，有些程序员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闹剧。但其实不是，反996的公开化，让程序员或是更多的职场工作者找到对互联网经济动荡情绪宣泄的一种正式形式。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接连不断的裁员在管理层撕破脸皮的态度下，已经遭受员工大量的变相抵制。有赞年会上白鸦说出去的话，迅速被员工公布到网络，逻辑思维CTO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将内部信外传，而次日“年终奖是大锅饭”的言论比罗振宇的跨年金句传播得更快。这说明裁员潮所积攒的不安和危机感，亟待一个更大的出口释放。反996充当了这一出口，而未来几年也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爆炸点”。对公司来讲，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危机。以前，股票期权的“胡萝卜”和奋斗十年财务自由的梦想，让员工凝聚成一条心，而现在寒冬当前、空口无凭，公司又能拿出什么换回他们的心甘情愿呢？996的枷锁还要带很久，圈外人高呼“程序员的命也是命”，圈内人却选择视而不见。...

划重点：1、腾讯《棱镜》梳理发现，这几年来几乎每间隔一段时间，就有培训机构上演“跑路”或者“破产”的闹剧，包括芝麻街英语、星空琴行，以及环球美联在内，无论体量大小，一旦经营不善，大多数都涉及用户预付学费无法退回的情况。2、很多“暗埋”的条款是大多数家长“出事”之前所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而出事之后，尽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实际执行中却困难重重。3、2018年中国K12教育行业市场规模约突破5000亿元。但在头部企业越发受到投资机构重视的同时，排名靠后的企业融资越来越难。4、经济一旦下行，则更加考验教育培训机构的内功。一位教育产业投资人告诉腾讯《棱镜》，很多机构沉浸在迅猛发展的快感中，“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教学质量和服务都没跟上”，以致于可用资金减少时“手忙脚乱”。在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这天，家在上海的王婷（化名）收到了孩子的英文外教发来的微信，告诉她因为莎翁教育公司进入破产清算流程，已经付费但尚未完结的课程将无法继续，而外教自己也被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总部设在上海的莎翁教育是一家向幼儿园和小学儿童提供外教上门课程的机构，事发前，除上海外，这家公司还在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多地开展业务。目前，莎翁在这些地方的运营均已停止。去年1月，王婷与其他三位家长，共花费约3万元，购买了40节英语外教的上门课。同时，他们还被告知，如果愿意接受更多人“拼班”，还能获得更大折扣。当年暑假之后，莎翁涨价了：40节课的四人班上涨到大约4.3万元；为维持此前的折扣，王婷在去年8月暑假结束前又续了40节课。万万没想到的是，新买的40节课还没上完，莎翁教育就关门了。事实上，莎翁教育只是中国预付消费市场乱象中的一个案例。消费者预付费用，但商家在收到款项后匆忙结束运营，无论是经营不善，还是“携款跑路”，消费者的钱都很难追回。在消费者向各地消协发起的投诉中，涉及预付消费的还包括健身、餐饮、洗涤洗染及装饰装修等多个行业。预付消费一直是消费维权的热点。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说，预付消费“横跨众多行业，监管难、维权难，群体性消费投诉多发”。只是，这样的案例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K12教育领域。“破产清算”还是“圈钱诈骗”莎翁教育能够快速获客的优势或者说特色是，“基于地理位置和熟人关系”，提供4-8人的拼班课程，管理团队希望以此降低获客成本。此前融资时，创始人史元明说，莎翁教育的上门外教服务“省去了复制门店的成本，扩张速度更快”。王婷也表示，莎翁主打的外教上门模式，非常击中家长痛点，一个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于外教的偏好，希望孩子在语言使用和口音上更加纯正。同时，上门授课免去了“接送”、“陪读”的痛苦，孩子学习的同时，家长也可以自行安排。2018年初，莎翁教育宣布完成“千万级人民币Pre-A轮融资”。该公司当时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融资将“用于后台技术团队的搭建以及业务城市的拓展”。但莎翁没能支撑太久。2019年3月，广州培训点的玻璃门上贴上的关张告示称，莎翁教育之所以选择关张，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公司经营不善。这份告示还提示家长，可通过工商和法律途径维权。然而，对于莎翁教育对外宣称的破产清算，家长们并不认可。王婷说，家长们在互通信息之后普遍认为莎翁教育是在“圈钱诈骗”，理由是破产之前的二三月份，它还在以优惠条件向家长和加盟商“兜售课程”，丝毫未提及公司已经遭遇的经营困难。而在2018年初发布的融资稿中，莎翁教育说，“付费转化率为20%，续费率在45%左右，公司已实现盈利”。和大多数教育机构一样，莎翁教育也不单卖课程，而是以40节课为一个销售单位。王婷给腾讯《棱镜》算了笔账，自己第二期续费的40节课才刚刚上到第5节，按照涨价前课程的价格折算，四个家庭每家损失6825元。除去学费，一批外教也在这次“跑路”事件中不但丢失了工作，也被拖欠了薪酬。王婷孩子的外教就告诉他们，自己此前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薪水，而莎翁承诺“三月份情况会好起来，但等来的是一纸破产”。自3月15日事发以来，愤怒的家长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多地报案，但截至发稿，警方暂未通报相关进展。此前，南都记者根据各地相关媒体报道统计，受该事件影响的家庭大概有上千户。暗藏的套路与难讨的学费莎翁并不是个例。就在几个月前，在线培训公司乐知英语在运营超过十年后破产，拖欠员工薪酬，并无法退回用户学费。更早前，位于北京的自考培训机构巨人时代及新思路在2017年底携款“跑路”。腾讯《棱镜》梳理发现，这几年来几乎每间隔一段时间，就有培训机构上演“跑路”或者“破产”的闹剧，包括芝麻街英语、星空琴行，以及环球美联在内的一系列教育培训机构，无论体量大小，一旦经营不善，大多数都涉及用户预付学费无法退回的情况。一个常见的套路是，长期运营的机构在关门前“大捞一笔”。相较于那些新开的机构，长期运营者更容易获得用户信任，一旦有经营不善的迹象，它们往往利用优惠条件吸引用户更多的预付费，并在吸收大笔资金后关门了之。以王婷为例，她就是在莎翁教育关门的半年多之前，收到了莎翁教育班主任老师发来的促销信息：暑假结束前再次续班，家长们将享受到此前约3万元40节课的优惠价；如果暑假后续班，价格要涨到4.3万元。正是冲着这类所谓“早鸟价”，王婷在前一轮40节课还剩十几节的时候，又续上了第二轮的3万元。这也进一步让王婷等家长们认为莎翁教育是在故意“圈钱诈骗”。另一个常见的套路是，教育机构提前设置“不得退卡或退卡收取高额违约金”等格式条款，让家长们在面临纠纷时无法反击——消费者签署合同，意味着对合同条款的认可。此前，界面新闻就报道了华尔街英语退费的艰难：“合同条款故意让学生‘不敢’退费。”报道说，学员花4万元报名30个的课程后，如果在4个月后提出退款申请，将只能拿到约一半的退款：20800元。而莎翁教育在运营不善初现端倪后，将公司“破产”加入到更新后的合同免责条款中：与“政府行为、战争、地震”等常见的免责条款并列。这意味着，莎翁教育若破产，将没有义务向用户退还费用。这些“暗埋”的条款是大多数消费者“出事”之前所忽略或者并不重视的。而出事之后，尽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实际执行中却困难重重。通常情况下，即便不考虑经营者恶意携款跑路的问题，若商户破产，消费者也很难获得退费。商户对费用的使用状况决定了这一点：用户的预付款往往被商家作为流动资金立即投入到运营中，很少“放一边存起来”——已经或即将倒闭的共享单车公司所有的骑行押金就是最好的案例。高企的维权成本也让大多数消费者知难而退。王婷告诉腾讯《棱镜》，自己对追回学费基本是不抱希望了，因为“个体维权成本太高了，大家都有工作要做，有孩子家庭要照顾”，根本无力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过，相较于普通公司，针对民办教育机构的专门法规“将受教育者的利益排在受偿顺序中的第一位”，重庆美翎律所冉缤律师表示，消费者可以要求首先退还受教育者的学费、杂费及其他费用。尽管这一立法思路或可借鉴，但多数培训机构属于商业公司，在法律地位上不适用《民办教育促进法》。频繁“跑路”真相尽管教育培训机构退费维权案例接连不断，但不可否认，这一两年的跑路或破产消息越来越多，除了前文提到的事件，包括学霸1对1、上海理优教育、成长保等中小机构也接连陷入维权危机之中。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K12教育行业市场规模约突破5000亿元。面对充满活力的赛道，洪水般涌入的资本吹起了行业的“泡沫”。市场研究机构清科发布的报告说，中国教育行业投资金额在2016年达到约138.5亿元，2017年则攀升至156.9亿元。但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案例数不升反降：以2017年为例，当年有330宗投资案例，同比下降了17.3%。同时，前5%的企业融资金额占到了教育行业总融资的54.7%。这些数据反映出的现实是：马太效应凸显，单笔融资金额增大，在头部企业越发受到投资机构重视的同时，排名靠后的企业融资越来越难。直接的结果是，此前资金充沛的教育培训企业日子过得紧张起来。“兜里的钱得省着花”，那些用钱堆起来的业务开始“现出原形”，一家设在广州的教育投资机构告诉腾讯《棱镜》。例如，资金充裕时，培训企业舍得花大价钱获客，“修饰”出漂亮的运营数据；但企业囊中羞涩时，缺少优惠鼓励的用户持币观望，不再报名或续费——没有良好的运营数据，自然更无法获得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并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由于排名越靠后，培训机构的获客成本越高，这更是让中部及尾部机构雪上加霜。进一步说，当培训机构在资本支持下快速发展时，“粗放管理影响不大，投资人和被投企业都在追求性感的增长数据，强调增长”。但经济一旦下行，则更加考验教育培训机构的内功。一位教育产业投资人告诉腾讯《棱镜》，很多机构沉浸在迅猛发展的快感中，“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教学质量和服务都没跟上”，以致于可用资金减少时“手忙脚乱”。更不用说，此前那些靓丽的数据中可能包含有极大的水分：在管理层默许下，基层员工“刷单”造假。鉴于教育培训机构近来不断关门跑路的大背景，为缓解预付学费难以退回的情况，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8年8月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培训机构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同时，这一文件还要求教育监管机构加强与金融部门合作，针对培训机构，“探索建立学杂费专用账户，严控账户最低余额和大额资金流动”，以减少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可能性。但前述投资人向腾讯《棱镜》分析，文件中的一些要求“的确向群众表明了监管态度，但落地会比较难”。例如，收费不得超过三个月，“规避起来很简单：设置一个高额的前置会员费，把本来要收的钱摊到会员费里”。再例如，建立专用账户。“与共享单车挪用押金的性质不一样，”这位投资人说表示：学费是培训机构的收入，“即便放在专用账户里，具体要用到什么地方，（政府）也不好干涉。”...

　　4月12日下午，全球房地产服务商第一太平戴维斯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北京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　　上述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北京商品住宅销售市场较2018年同期有明显反弹，该季度一手普通住宅市场新增供应达103.75万平方米，同比上涨100.1%，成交面积为94.22万平方米，同比上涨133.1%。可以看到，一季度北京楼市出现了回暖趋势，购房需求得到逐步释放。　　刚有起色的北京楼市，转眼就被浇了盆冷水。国管公积金中心近日宣布，4月15日起，二套房贷款实行“认房又认贷”，二套房首付比例调整为最低六成且最多贷款60万元。　　据中新网，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因为之前市场已经炒作收紧，这个政策落地，对市场直接影响不大，但从心理层面肯定会影响“小阳春”持续。对最近有所回暖的北京楼市将有非常大的心理影响。　　二套房“认房又认贷”　　每经小编了解到，国管公积金是指中央国家机关及在京单位等国管单位的在职员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还包括中央直属机关分中心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国管公积金部分可以异地使用，但主要是在北京，主要是央企职工等，其他城市非常少。国管在正常年份只占公积金贷款中的12%左右。　　国管与市管的区别，基本上国家企业的公积金都是国管，地方省市的公积金是市管，一般的企事业单位的也是市管。国企大多是国管。　　在去年9月，北京市管公积金就开始“认房又认贷”，现在国管公积金终于跟进执行。按照这一新政，借款申请人家庭（包括借款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北京市无住房且夫妻双方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包括商业性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的，按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　　借款申请人家庭在本市无住房且名下仅有1笔住房贷款记录的，以及在本市仅有1套住房且名下无住房贷款记录或仅有同一套住房贷款记录的，按二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换句话说，曾经贷款买过房，无论是商贷还是公积金贷，现在卖小买大，从4月15日起按二套房认定。被认定为二套以上住房的，不予贷款。　　调整首付款比例　　新政此次也同时调整了首付款比例。首付款方面，根据规定，借款申请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20%；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之外的首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30%；购买二套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购房总价的60%。借款申请人购买存量房屋的，购房总价以房屋评估值和购房合同总价两者中较低者为准。　　贷款额度方面，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执行贷款基准利率；二套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为60万元，贷款利率为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1倍。　　新政还指出，在保证借款申请人基本生活费用的前提下，根据借款申请人所申请贷款金额、期限及适用利率，按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的月均还款额不应超过借款申请人月收入的60%。同时，贷款期限不得超过25年，最长可计算到借款申请人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最高不得超过65周岁。　　购买政策房将给予支持　　每经小编注意到，新的政策仍然支持职工购买政策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方面解释，新政对购买政策性住房的职工申请贷款在贷款额度、房屋套数认定和审批时效上都优先给予了支持。　　据悉，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的，确定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额度时不考虑缴存余额、缴存年限、配偶缴存情况及调节系数等因素；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贷款，按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购买共有产权住房等政策性住房申请贷款，按借款申请人名下实际住房和贷款情况确定贷款适用政策。　　此外，证明材料也将进一步精简。借款申请人申请贷款时，只需携带身份证明、婚姻证明、购房首付款证明等材料原件，无需提供复印件；借款申请人一方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住房公积金个人查询单》；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转入资金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原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开具的《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部队转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时间不满足相关规定的，提供转业证，无需提供其原所在部队开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中新网表示，此次政策调整体现了政策收紧的导向和管控思路，最核心的就是落实公积金贷款“认房又认贷”的政策，有助于把控公积金贷款发放节奏。　　严跃进指出，此次调整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缴存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满足首套房刚需，遏制投资投机性的炒房需求，对北京市场影响比较明显。未来刚需楼盘销售预计好一些，改善型楼盘销售将受到一定影响。　　张大伟则表示，在国管公积金收紧，包括青龙湖等区域供应井喷下，北京楼市刚起来的“小阳春”，很快会被打击。预计5月北京楼市如果没有其他信贷宽松政策的影响，市场很可能比3-4月有所下行。...

太平基金、浦银安盛两家基金公司与银河证券的回购质押纠纷又有新进展。基金君了解到，太平基金与银河证券的仲裁将于近日开庭，而浦银安盛与银河证券的仲裁也将在之后开庭。这两起回购质押纠纷涉及金额非常大，太平基金与银河证券的仲裁涉及金额高达1.45亿元，浦银安盛仲裁涉及金额约4275万元，两案金额合计高达1.88亿元。两起仲裁案高度相似，都是因为私募机构北京易禾水星投资有限公司借银河证券的“通道”，与太平基金、浦银安盛基金进行了标的为“16洪业债”的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而该债券到期违约。事发后，两家基金公司先后向银河证券追偿，原因在于基金公司方面未知自己的交易对手方不是银河证券而是无交易资质的私募机构。而银河证券则认为自身仅提供通道服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这两起仲裁纠纷一直备受业内关注，不仅是因为涉及金额高，而且也因为纠纷本身具有判例价值。有法律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这两起仲裁案非常值得探讨，其中关系到交易商的责权界定，而明确交易商的职能对债券市场交易有着重要意义。回购质押交易到期未偿还2017年年中，太平基金、浦银安盛基金在交易所进行了数笔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其债券标的为“16洪业债”。两家基金公司作为逆回购方将资金借出，并获得相应利息收入。但在上述交易协议到期后，“16洪业债”暴雷，正回购方未履约如期还款以解除债券质押。于是，两家基金公司相继将银河证券诉至仲裁。其中，太平基金仲裁涉及金额约1.4467亿元，浦银安盛基金仲裁涉及金额约4275万元。2018年3月，中国银河对此事进行公告。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是指回购双方约定，由资金融入方也就是正回购方将债券质押给资金融出方也就是逆回购方融入资金，并在未来返还资金和支付回购利息，同时解除债券质押登记的交易。“债券的质押回购不会发生债券转移，本质上是结款方式，由基金公司出钱，谈一个借款利率，在交易平台上做个质押登记，然后计息、还款，一般此类债券质押回购的期限都比较短，7日、14日的期限较多。”相关人士介绍。通道业务引发亿元纠纷从两起案件已公布的法院裁定内容来看，两家基金公司提供的交易所交易数据显示正回购交易商为银河证券，但实际与这两家基金公司进行交易的是银河证券子公司——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定向资管产品“银河汇达易禾10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而该计划的实际交易操作方为易禾水星，银河金汇主要提供通道。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两笔交易均在上交所平台交易，而上交所平台对交易方有准入要求，交易方一般仅为持牌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产品，因此太平基金交易真正的资金融入方私募机构易禾水星没有进入平台交易的资质，他们只能通过银河证券提供的通道在平台中进行交易。知情人士告诉基金君，在2018年以前，在上交所的交易平台上只能看到交易对手方信息而看不到交易对手方是否为经纪商。“在交易所平台上，交易主体一栏只能写银河证券，假如要写清楚真正交易的资金融入方，则需要在补充条款或备注栏中填写。”该人士表示，“但银河证券没有告知真正交易的对手方。所以其实难以证明两家基金公司在交易时知道自己的对手方不是银河证券。”太平基金向基金君表示，他们遵循上交所的相关交易规则，信赖上交所平台展示信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在该平台正回购方交易商等信息均指向银河证券的情况下，基于对银河证券履约能力的信任，开展了相关的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交易。太平基金表示，随着争议解决程序的推进，众多事实被揭示出来，银河证券会同其子公司银河金汇不仅为不适格的私募机构易禾水星提供产品通道，使其实质上获得了参与该项正回购交易的资格，同时，也直接为涉案的业务站台，在上交所平台上将银河证券表述为正回购方交易商，误导了太平基金等多家机构，使多家富有行业经验的机构中招。因此，太平基金认为，银河证券作为交易主体，应当为交易的结果负责，而银河证券进行多层通道嵌套，为易禾水星入市开展正回购交易提供“一条龙”服务，也违反了监管精神。浦银安盛方面则表示，目前仲裁委已经受理，之前公司法规部门也就此事跟银河证券沟通过，但是未果。有法律人士表示，由于此类债券质押回购业务的期限较短，以7天、14天期限为主，因而作为出资方，很难对每一笔债券抵押物进行严格调研。“基金公司没有这种能力，这也不符合效率原理。”一位绩优债券基金经理向基金君表示，进行债券质押回购时，肯定需要查看债券质地的，质押回购价格会根据抵押品的资质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价格。一般而言，交易所平台的债券质押品质地有好有差，但总体质地可能会比不上银行间标的。他认为，对于交易所平台的交易来说，交易对手方是谁很重要，基金公司一般会对交易对手进行控制，不会和谁都交易的。而另一方面，对基金投资而言，债券的质地也很重要。仲裁有益于债券市场成熟化据法律人士分析，在此次纠纷中，银河证券全程仅提供了通道服务，收取了有限的通道费，但是在债券违约发生之后，却需要承担大额的亏损，这显然不划算。“站在银河证券的立场上，他们可能会觉得委屈，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通道而已，要知道通道费是相当有限的。他们的收益和需要承担的损失是不成比例的。”该法律人士表示。法律专家程金华教授指出，该交易属于商事交易，相对而言，商事交易更强调效率优先，风险自担。因此，主要看受托交易的交易商在交易过程中是否说明交易对手的真实情况。如果受托交易的交易商全程都在提供通道业务，并且没有向交易对手披露其受托交易的真实情况，又将没有资质的主体纳入交易所平台中进行交易，那这本身就是违规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该类商事交易中，出借通道就相当于出借信誉。作为证券市场的‘声誉中介’，券商所承担的责任高出一般的市场中介，声誉也是券商等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立足市场的根基，应当珍惜。”“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案例，”有法律人士表示，“该案例发生于2017年，当时债券大量暴雷，债券交易风险被重新定义，明确交易商的职能对债券市场交易有重要意义。”该人士介绍，目前境外市场主要有两种交易方式，一种是交易商对交易商，一种是交易商对平台，而交易商和交易商背后的主体及双方之间的权责是另一回事。换言之，就是认为交易商就是交易主体。“在这一前提下，可以衍生出进一步的金融交易。当机构需要委托交易商进行交易时是否应支付更高额的费用，或者是否需要进行一定比例的资金担保，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这些可以帮助现代债券市场走上正确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