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机的项目明显比往年少了，我认识的从业人员好多到现在都没有接到活。”在问起今年的行业现状时，一制片人向拍sir诉苦。的确，自去年影视行业开启大范围查税风波和明星限制高片酬之后，热钱纷纷从行业中撤离，随之带来的开机项目明显有所减少，影视也进入了漫长的“寒冬”。如今2018年虽然已经过去，寒冬依旧笼罩在大多数从业者身上。一些从业人员或失业在家或转行离开影视行业，小的影视公司选择了关门，一些大的影视公司选择了裁员，原本剧组扎堆的影视基地已变得门可罗雀，2019年影视行业依旧充满着悲观论。毫无疑问，热钱的退去确是让整个影视行业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重创。那么热钱退去后究竟带来哪些影响，热钱对电影市场究竟有多大影响？热钱离开后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现在不少坚守在影视行业的人时不时会感慨行业寒冬下的不易，但实际上，在热钱退去之后，整个电影行业受到的影响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拍sir对近三年国产片票房前五十的影片进行了统计后发现，每年影片票房前五十的总票房在国产片总票房的占比已高达90%上下。这也意味着虽然国产片每年上映的影片已经达到了三四百部，但真正对票房产生贡献的票房也不过50部影片，更多的影片在票房产出上微乎其微，对国产电影的总票房的产出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些低票房的影片在内容品质上普遍不过关，也多是热钱涌进市场后的产物，这类投机性的影片既不具有良好的口碑基础，也无获得高票房的条件，国产电影的总票房也不会因为这些影片的存在而在票房上有大的改变。换句话说，从票房的产出看，内地的电影市场的总票房有没有这些热钱推动的影片上映，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此外，从影片的收益来看，票房过亿的影片才更有盈利的可能和空间，然而如今每年过亿的国产片也没有超过50部，而在这些影片之外，更多的影片票房产出都很低，几百万甚至几十万的票房让它们沦为市场炮灰，即便是一些投资的大项目，在不具备过硬的内容品质下也同样会出现亏损。热钱退去后，优质的影片依然不会减少，而大量消失的只是本就不该生产的影片。以近五年国产片的票房为例，这几年10亿影片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20亿、30亿甚至50亿票房的影片的不断出现，这也在说明国产片在头部影片的生产上依然在增强。实际上，去年虽然很多人都在喊热钱退去，但国产片依旧诞生了《我不是药神》《一出好戏》《无双》《无名之辈》一批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今年市场已经产生了《流浪地球》票房在40亿以上的影片，而随着暑期档和国庆档的开启，国产片的前景依然可期。同样在明年的春节档等大档期里，《囧妈》《紧急救援》《唐人街探案3》《中国女排》等多部影片的定档，这也同样意味着虽然热钱退去，但国产片在头部影片的产出数量上并没有减少，在产出的能力上也没有减弱，热钱的退去并没有对国产片的头部影片造成影响。在拍sir看来，整个市场并不需要那么多部影片上映，国产影片需要打造的是精品内容，是那些叫好叫座的影片，而不是大量缺少品质支撑的影片。目前的电影市场在层级上更像是一座金字塔，位于塔尖的头部影片才会有最大的盈利空间，而位于底部的影片虽然数量多，但却不赚钱。反观那些位居票房榜前列的影片，它们也都是由那些实力雄厚的主流电影公司牵头制作，这类公司在项目上不缺资金，即便在大量热钱涌入时，热钱也无法进入或是左右那些头部项目当中。虽然现在大的电影公司也会存在相互合作，尤其在一些大制作的影片上，公司共同投资合作的情况已变得普遍，比如《我不是药神》背后参与的出品公司有宁浩的坏猴子影业、徐峥的真乐道以及北京文化、万达影视和阿里影业，但这些电影公司的合作也是基于项目专业度和精品化的追求，与那些投机性的公司通过电影实现资本化运作有着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没有了热钱，那些大公司的成熟项目依然能够良性运转，市场的爆款影片依然不会减少。热钱进入其实拉低了行业的门槛和专业度现在电影行业明显没有以前好赚钱了，不少电影项目在融资时遇到的困难也明显比前些年大。虽然热钱的退去让影视行业经历了阵痛，不过在拍sir看来，热钱涌入这个行业带来的危害更大。首先，热钱让影视行业的门槛降低了。像前几年，一些手握重金的煤老板和房地产商可以轻易担任电影的制片人或出品人并在创作上进行指点或干涉，而一些没有行业经验并不懂创作的人也可以因为背靠金主的关系而身赴导演，演员等创作的第一线。歌手、相声演员、作家以及主持人也都纷纷走上了电影导演的岗位，很多人甚至还要在电影中充当着编剧和导演等多个岗位，而他们能够进入电影创作的核心领域并不是他们懂创作，而只是因为他们背后不缺资金，有着大把热钱的推动。这些人的到来也拉低了整个行业的门槛，拍电影也一度成了一个最不需要技术的工种。这些人进入电影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搞创作，他们只是带着投机的心态，趁机捞一把，实现名利双收，电影对于他们只是获取名利的工具。而这些人也没有能力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他们的到来非但不能推动影视行业健康发展，反而带来更多的乱象。其次，热钱让行业的专业度下降了。电影行业本就是个技术性和专业性要求很高的行业，但随着热钱带来门槛的降低，大量充满算计的电影不断产生，例如《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一些火热的电视综艺也改编成电影版，引发观众吐槽。这些充满噱头的作品并不是靠内容取胜，即便口碑并不好，仍可以凭借强大的明星阵容与大制作，在流量和话题的宣传造势下取得几个亿的票房。毫无疑问，即便是不少作品在当年还能获得不错的票房，但这种投机性的心态并不利于电影行业的发展，也没有带来电影市场真正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这些品质不高的电影在获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还对一些品相很不错的电影在排片和票房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更是让不少专心创作人的痛心疾首。此外，热钱催生的泡沫消去后的后果更难消除。对于那些投机性的投资人，电影行业盈利时，他们会跟着共富贵；而一旦行业出现危难时，他们不会与之共患难。“他们投资的电影如果赚钱了，他们会照着同样的模式批量生产；而一旦赔钱了或者行业遇到寒冬，他们就会卷着钱迅速从行业中退出，寻找新的商机。某种程度上，热钱绑架了电影行业。”业内人士向拍sir形容道。实际上，那些带着热钱进入电影行业的人对于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他们虽然为电影行业带来大量的创作资金，但也会让这个行业催生大量的泡沫。而也正是在大量的热钱涌入电影行业时，市场上才会出现太多的乱象，在资本纷纷投资影视股，带来其市盈率的股票估值虚高，而一些影视公司也不再专心打造精品项目上，而是玩资本，将公司股价的估值变得虚高。此外，更多的从业者也开始将精力放在宣发以及偷票房的不正当竞争上，烂片横行下，主流观众的审美带离出正常的轨道，“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现象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热钱退去反而更有利于电影行业出优质影片毫无疑问，健康有序的市场并不需要热钱的存在。而在热钱退去后，还会带来下面几个好处。首先，可以让真正的从业者可以静下心来做项目，减少之前的浮躁和市场上的投机行为。热钱退去后，电影才能走上内容为王的时代，电影要想在市场上获得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票房回报，也只有精耕内容，用更多的时间去磨炼剧本和项目本身，而不再像以往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投机上。像前几年，电影市场奉行的IP+流量小鲜肉等于高票房的这条法则曾屡试不爽，但这种如法炮制的烂片定律也最终走上失灵；而一些影视公司也热衷于在国内电影节上发布公司的年度计划，动辄十多部二十部的庞大片单在展示公司实力的同时来达到对外融资或是提高公司股价估值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些项目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很多影片也多带着烂片的特征，在上映后多面临着亏损。其实，电影迟早会走上精品化，电影公司更应该集中精力放在单部影片的竞争力上，而不是以往的拼数量上，将力平均用在每部作品上。毕竟当前也只有那些爆款的国产电影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盈利，而这类影片要不是《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流浪地球》这样的重工业电影，要不就是《我不是药神》《芳华》深耕内容的影片，或者如《前任3》《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观众定位特别清晰准确的影片上。毫无疑问，热钱的退去将减少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将倒逼着电影人回归内容，而不是再去搞资本圈钱，玩各类营销上。爆款作品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磨，像《我不是药神》仅剧本就经历了两三年的打磨，前后修改了数次；《流浪地球》前后创作更是经历了五年之久。而这样历经多年才能打造出的作品自然也不是那些急功近利的热钱愿意看到的。其次，有利于行业的集中化。在热钱大量涌入电影市场时，中小型影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电影项目也是与日俱增，表面上的繁荣背后却是电影人才，项目和资金上的分散，而一盘散沙的结果是电影的作坊式生产。当然即便是大量的公司都披上影视的字眼，整个行业中的编剧和导演群体看似庞大，每年爆款的电影在数量上并没有增多，精品化作品依旧缺失，有影响力的作品依旧是由那些主流公司产出。毫无疑问，当前的电影公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实际上，即便是放眼到高产的好莱坞，也只有寥寥的几大公司而已。其实国内并不需要那么多影视小公司，需要的则是有竞争力，能够抗拒风险有实力不断做出大项目的大公司。国产电影要想强大，实现电影的工业化之路，最终也要在资源、人才以及项目上进行集中，优化项目，提高运作的效率。因此热钱的减少是好事，它会有利于当期公司和项目乃至人才的集中化，提高项目运作的效率。像如今的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以及徐峥的真乐道聚集的青年导演，其实也正是优化资源，集中人才的表现。但是在热钱进入市场时，实现电影大公司的合并也并不可能。再次是整个专业度的提升。在热钱退去后，很多内容不过关的项目将得到市场的淘汰，一些不懂创作和产业的人也将从行业中出局。电影行业的门槛将得到相应提高，也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在这个行业实现相应的价值。与之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专业度也不断得到提升。最后，当前电影项目行业在资本上也提高了效率，减少了项目的亏损。国产电影虽然迎来了数量的优势，但能够实现盈利的项目非常少，也不过5%，更多电影出现亏损。造成这方面的一个因素，则是大量的项目并不成熟，内容品质不过关。在热钱退去后，更多专心内容生产的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才能在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热钱退去并不值得惋惜，反而给真正留在行业的人更多的生机和可能。...

导读保险公司苦于没有构建起直通客户的有效渠道，很多时候只好投入巨大的费用向4S店等中介“买业务”，有的新车获取成本甚至高达保费的65%。2015年4月，刘扬告别了工作15年的体制内工作，开始了一场互联网保险的探索之旅；一年后，他参与了一家车险风控公司的创业，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正是现在最火的人工智能；2017年4月，他离开了那家已经扬帆出海的车险风控公司，又投入到了创业项目分子实验室之中。刘扬的工作始终与车险息息相关。作为一名车险“老炮儿”，他对这个行业有着长期的观察，“车险如果重回老路，势必将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而随着汽车行业的改革，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与汽车行业的深度融合，保险行业未来也会被车厂和互联网巨头碾压。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涅槃重生。”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4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银保监会已于近日召开第三次车险座谈会，其中对于各地银保监局在落实“报行合一”过程中整治力度参差不齐的问题，强调车险监管必须“全国一盘棋”，公平公正地严格落实“报行合一”。所谓“报行合一”，即保险公司报给银保监会的手续费用需与实际使用的费用保持一致。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银保监会2月份曾在向各地银保监局下发的《关于近期车险市场监管有关情况的函》中指出，近期以来，各地银保监局依法严肃查处车险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市场乱象的治理力度，推动车险市场秩序有所好转，但由于各局整治力度参差不齐，各地区车险市场秩序好转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少车险从业者认为，在严监管推动车险市场秩序好转之后，更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实现标本兼治。“我们必须以新视角、用新技术改造行业、创新模式、服务用户，是时候和过去熟悉的车险说再见了。”刘扬说。“三高”消耗战几时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车险市场的乱象是这个行业的顽瘴痼疾，主要集中在：通过给予或承诺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变相突破报批费率水平，保险公司通过代理人或业务员返还现金的方式比较普遍；通过虚列其他费用套取手续费变相突破报批手续费率水平，保险公司通过虚列宣传费、劳务费、咨询费等费用科目来套取手续费的方式比较普遍；费用数据不真实，保险公司向中介机构承诺支付高于报批水平的手续费率，但不及时入账。近日，中国人保董事长缪建民在CF40年会上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保险公司超过200家，其核心竞争力上虽然差异很大，但总体上仍处在粗放式发展阶段，存在着“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的“三高”现象。具体而言，“高投入”突出表现为机构设置上不计成本“占市场，铺摊子”，结果就是管理成本虚高，大多数保险公司背上了沉重的投入包袱；“高成本”突出表现为业务开拓上大打低水平的价格战，2018年财险业综合费用率高达40.7%，大量收取的保费被用于低水平的渠道竞争；“高消耗”突出表现为销售误导，对保险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数据也可体现这一状况，2018年人保财险的车险业务手续费支出为618.82亿元，同比增长21%；平安产险车险业务手续费支出429.94亿元，同比增长24.3%；太保产险车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197.37亿元，同比增长21.4%。根据《关于近期车险市场监管有关情况的函》，截至2月20日，浙江、广西、安徽、河南、四川、山东、青岛、新疆、山西9地银保监局，在查实公司未按规定使用报批的车险条款费率的违法违规行为后，先后对24家计划单列市和地市级保险机构采取停止商业车险条款和费率的监管措施。严监管的风暴仍将继续。瑞士再保险研究院最新发布的sigma报告指出，从目前的产品结构来看，车险仍是非寿险市场占比最高的险种。随着近年来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车均保费不断下降，消费者享受到了商车改革带来的价格红利，预计未来车险市场将会进一步加强监管，竞争日趋激烈，服务质量不断升级。“对违反相关法规、社会反映强烈、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场乱象，应当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打破一些保险机构仍在观望的局面，遏制和扭转前一阶段车险市场乱象愈演愈烈的趋势。”此前，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强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4月26日，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公布《广东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实名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发布了消费者提示，正式开始推行车险缴费实名制。“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有的机构及业务员为了争抢业务，存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为消费者缴纳保费以生成保单锁定客户的问题；有的机构及业务员与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代理机构开展车险业务合作，部分中介为追逐高额代理收入，将消费者投保意愿层层转售、异地投保。”一位保险公司车险业务负责人坦言。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表示，该制度推行后，投保信息真实性得到保障，保险公司、保险销售人员的管理流程和销售行为将进一步电子化、标准化、透明化，可以成为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踪、问责的重要工具和抓手。重金向4S店等中介“买业务”经营者看车险好似“鸡肋”，弃之可惜，但又食之无味。前述“三高”的结果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效益不高。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经披露2018年年报的7家非上市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合计122.28亿元，承保亏损10.57亿元。同样尴尬的是，保险公司的“弱势”地位。缪建民指出，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市场上很多财产险公司包括一些大公司，过多地依赖汽车4S店等中介渠道，这是财产保险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以航意险为例，卖一张保单，90%以上的保费作为手续费被中介机构拿走；再以车险为例，保险公司作为“财大气粗”的汽车后市场支付方，本该是产业“食物链”的最顶层，理论上并不需要支付那么高的渠道费，但保险公司苦于没有构建起直通客户的有效渠道，很多时候只好投入巨大的费用向4S店等中介“买业务”，有的新车获取成本甚至高达保费的65%，结果就是4S店、车商、汽车维修店皆赚钱，唯独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不赚钱，陷于“小店面绑架大机构”的尴尬境地。缪建民坦言，事实上，考虑到客户对车险的刚性需求，以及大型保险公司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电销网，4S店等中介渠道在保险销售上并不能创造额外的社会价值，反而是使大量的利益漏损在中间环节，形成了投入“黑洞效应”。随着客户保险意识的提升，从客户角度讲，这样低效率的商业模式长期来看是缺乏生命力的。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一些保险公司的车险业务已经畸形发展，无论是哪个渠道的业务，都要去中介渠道绕一圈，虽然手续费不一定都给了中介机构，很多打折返还给了消费者，但这样不透明，容易出现跑冒滴漏，不如放开价格，让大家在明面竞争。通过手续费解决这一问题，会造成数据上的扭曲，即实际价格与实际成本不相匹配。”人保财险在2018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要推进“去中介、降成本、优体验、强黏性”，抓好培育营销文化、打造营销队伍、加大直销司控渠道发展力度、保持成本领先等工作，在巩固车险、政策性业务发展的同时，加大商业非车险发展力度，打好中心城市攻坚战和县域市场保卫战，巩固优势，保持市场领先。刘扬感慨：“面对汽车行业，保险公司并非一无所有。十几年前，各家保险公司可以联合倒逼厂家改进桑塔纳的防盗设备、可以让斯巴鲁连续多次降低配件价格，而现在却为了各自的短期利益，牺牲行业整体和长远价值，甚至垃圾业务可以在行业内持续循环。唇亡齿寒，你行业内的对手倒下了，怎知下一个倒下的不会是你？”在新经济中寻找新动能虽然差异化、精细化发展已成行业共识，但财产险公司仍扎堆发展车险，同质化竞争、一险独大，对于专业性强的非车险业务，很多公司不敢做、不会做，许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保险业务尚待进一步发展。不过，从财产险行业整体看，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明显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快速增长的趋势已经形成。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财产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1994亿元，在各险种保费收入中占比60%，同比下降近5%。更需要关注的是，“随着5G技术投入商用，自动驾驶技术将加快落地，当多数汽车实现自动驾驶时，交通事故率自然会大幅下降，进而大幅拉低汽车保险的风险保费。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NHTSA)调查数据显示，自2015年安装自动驾驶技术装置以来，特斯拉汽车的碰撞率下降了40%。考虑到车险在财险业务中的高占比，特别是目前占比我国财产险业务的2/3，传统财产保险公司亟需在新经济中寻找新的发展动能。”缪建民表示。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许闲表示：“自动驾驶汽车对保险市场最深刻的影响是汽车驾驶性能提高所带来的业务生态改变，保险公司目前的风险转移功能将部分让渡给汽车制造商。交强险的购买主体将从普通消费者变为汽车或其他零部件制造商等，现有连接保险公司和车险消费者的天然纽带也将不存在，由此现有交强险以外的占整体非寿险市场50%份额的车险保险业务会进一步萎缩。”“不过，自动驾驶汽车研发的技术风险、自动驾驶汽车投入使用的网络安全风险、工程师等相关人员的职业责任风险成为新兴的风险，这也将催生新的保险需求。未来汽车类保险的险种设计、运营方式、产品营销、监管等也将面临着重大的转变。”许闲称。“现在，准备好，倒掉杯中的水，用我们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一起重新定义车险。”对于车险的未来，刘扬满怀信心。...

我们不知道如何定义这个时代，但如果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说，这一定可以称之为一个“智能”的时代。恍恍惚惚间，科技发展仿佛已经超越普通人理解的极限，计算机信息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彻底改造并重新铸造了世界，人工智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图灵一定想不到，机器学习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世界，正变得“聪明”起来了。旅游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各大旅行社凭借多年的积累，形成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堡垒城墙，墙外的人看向墙内，只能看到黑糊糊的一片，其中利益交织，盘根错节，外人难懂。人生在世，无非是个“衣食住行”四字，偏偏这一个“行”，最为辽阔，也最为意义深远。行，短则门前公园城边草柳，长则三山五岳脱亚入欧，老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几千年下来，这旅游文化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心心念念。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强烈排外性，作为商业新贵的互联网公司们，屡屡试图进入却屡屡碰壁，虽然凭借高超的运营手段，互联网公司切下了一部分市场份额，但和整个市场相比，却依然是九牛一毛。直到“智能化”的提出，互联网公司仿佛寻找到了一条新的捷径，通过为旅游行业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方式，曲线进军，成为旅游行业重要的一环——“智慧之环”。于是一个新的名词被提了出来——“智慧旅游”。“智慧旅游”的概念提了又提，智不智慧暂且不论，但这市场倒是越来越大。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11725.9亿元，预测到了2022年，更是高达24621.4亿元。这个数字如果展开来写，足足有13位数，如此肥大的一块蛋糕，怎能不吸引资本觊觎？但是，智慧旅游从2002年被首次提及，如今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然而所谓智慧旅游，依然还只是停留虚空中的海市蜃楼，雷声大雨点小。现在所谓的“智慧旅游”，不过是把景区的导游词录音放在网页上罢了。智能化浪潮起，因特网上的五代十国在互联网和数据化一波又一波浪潮地拍打下，各个行业开始忙不迭的去做所谓的“智能化改造”，试图将自己变成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但这个改造是否成功，还是要剥开各种新奇概念层层包裹的外皮，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脱了胎、换了骨。屏幕是附庸“智能”最好的方式。往回倒推二十年，彼时智能的概念已起，《黑客帝国》里建筑物的墙壁都变成了可触控的电脑，主人公在虚空中点点点，充满了未来感。如今，随着触控屏幕技术的大幅提高，“全城屏幕”成为了一件可以实现的事情。各行各业的智能化改造，自然需要这么一件充满未来感的炫酷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的屏幕越来越多：汽车里的车载触控屏、公寓电梯旁的广告屏、银行业务的自助机器……甚至去麦当劳点餐，都有一个所谓的“智能点餐屏”。屏幕只是“智慧化”浪潮的冰山一角，但也足够窥到这个概念下的混乱局面。互联网要连接一切，一切也都试图绑上互联网的战车。装个自动窗帘就是智能化酒店，放一个拙劣的轨道机器人送餐就敢说智慧餐厅，用个钉钉打卡就完成了“企业上云”，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则可以说新媒体融合。汽车还比较好，因为汽车本身就可以是一个终端，因此加入智能设备也更加简单，不过现在很多所谓的“智能汽车”，也就是安了个安卓手机在中控台上。总的来看，一些传统的行业去寻求互联网化突破都不是那么成功，真心求变也好，蹭炒概念也罢，传统行业在智慧化转型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毫无意外，旅游业的智慧化改造，以上的毛病一个不少。从政府到企业，从景区到游客，都没有真正思考过智慧旅游的“智慧”应当体现在哪儿。对于旅游来说，单纯的把业务搬到线上绝无可能，因为无论怎么说，“旅游”这件事总得迈开腿。幸运的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仿佛为智慧景区提供了新的思路。有一些公司，也开始认真的寻找景区智慧化的道路，开始了整治混乱的第一步，各地政府也意识到过去只为炒作概念的改造方式断断不可能走通，开始真正地鼓励这个行业。智慧旅游，正在再度逢春。智慧旅游：跌跌撞撞学步难智慧旅游多年难成，与整个行业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旅游行业缺乏一统天下的巨头，更多的是一群实力相当的军阀混战，导致市场被严重割裂，用户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缺乏连贯的完整体验。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产业链上。产业链问题之一，在于供应商。导致智慧旅游产生问题的几个因素中，供应商的问题最为显著也最难解决，技术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难题。由于当前智慧旅游行业的公司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大多数是从旅行公司转型，或者互联网公司跨界而来，很多硬件上的技术储备都严重欠缺。举个例子便很好理解：设计方给出了精彩优秀的设计方案，从用户路线到科技体验、从景区解读到文化传承，但是在落实中，问题就会凸显，能够承载设计理念的供应商少之又少，很多景区设备都难寻生产源头。这就好像手机厂商设计了一种绝佳的全面屏幕方案，但却没有厂商能够能够生产这块屏幕，其中尴尬，一想便知。产业链问题之二，在于同质化。如今旅游这一条线上的企业，大量集中在几个能赚钱的点上，而行业里稍微不那么赚钱的配套环节，就鲜有问津。比如文旅大线上的出行环节（火车票机票），聚集了大量企业，其中还诞生了携程、同程等大型公司；而景区门票售票却很难在网上解决，景区智能设备供应更是没人愿意去干。能赚快钱的一哄而上，深耕基础的一窝蜂逃跑，整个链条上严重同质，缺少分工。产业链要得就是分工和效率，没有分工就没有落地实现，一条产业链上全是做一件事的，“链”自然难成“链”。产业链问题之三，在于盈利点。一个行业发展成不成熟，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看它能不能形成持的盈利模式。智慧旅游发展至今，其实各个企业都还没在这上面尝到甜头。市场很大，但是赚钱的都是“旅游”那一部分，“智慧”这一部分还真没什么成熟的商业模式。智慧旅游刚被提出的时候，也是一个资本聚集的热门领域，但是几番投资下来，基本没什么收益，行业也始终未产生可作对标的成功案例，眼看着挣不到钱，资本也就逐渐降温，形成了现在"智慧旅游"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上线智慧旅游项目，也是捆绑式的玩法。例如地产+智慧旅游、游乐场+智慧旅游等等，旅游反而成为了企业拿地和套取政策红利的工具。都想着通过周边来挣钱，旅游本身被反客为主，沦为幌子。旅游投资本身不产生利润，核心利润由其他环节进行，这样的畸形情况，自然难以让智慧旅游行业良性发展。产业链问题之四，资金难流。正是由于产业链割裂、盈利点不明晰等原因，也导致了行业内部资金难以流动。尽管旅游行业每年产生万亿的流水，但真正反哺行业发展的现金却寥寥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旅游行业的马太效应愈发严重，领军巨头身处温室，改革动力不足，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创新乏力。产业链问题之五，数据割裂。智能时代下，算法和计算正成为商业发展的核心引擎，未来商业的决策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机器学习。而对于智慧旅游来说，要想更“智慧”，就得有海量的数据去分析用户的行为，通过概率论的方法不断获得正反馈，优化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数据将成为智慧旅游能否“智慧”的关键一点，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各个公司、各个环节，数据严重割裂，有一些节点竟然没有数据追踪的意识，这就导致了整个行业各做各事、各说各话，产业链更加难以闭合。ToB之风骤起，智慧旅游再借东风说到2019年，一个关键词就是“产业互联网”。各大公司纷纷发力ToB业务，奏响了向产业互联网冲锋的号角，正式进入互联网“下半场”。产业互联网的风吹过，智慧旅游突然间又被放在了舞台中央。在产业融合的大环境下，打通智慧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开始变得现实，互联网红利殆尽，各大巨头公司也开始愿意深耕基础，同时，由于AR、V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渐成熟，行业的可行性方案也得以延展。政策、环境、行业、技术，都展现出了对智慧旅游有利的一面。回望智慧旅游的发展历史，大多为两种形式。广义上认为，在线旅游和景区智能化均属于智慧旅游的范畴。在线旅游市场很好理解，网上购买景区门票、查看旅行攻略等都属此类；景区智能化则是指景点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式，为旅客提供更好、更为方便的参观游览体验。直白一点说，即一种是以游客为中心进行发散，围绕游客本身去制定智慧化、个性化的旅行方案。用户从目的地选择、交通出行、酒店住宿、景区门票、参观导游、路线规划、游前交流、游后分享，都有一套完整的体验。这种形式是以游客为核心，满足游客升级旅行体验的需求。如今市场上的很多ToC产品，就是从这个方面切入，例如携程去哪儿就是满足出行需求，蚂蜂窝就是满足游前交流和游后分享的需求。另一种形式则是以景区为出发点，围绕旅游景点，去进行它的全方位游客吞吐接待规划。这一种形式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旅客在进入景区中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博物馆的文物旁都会放一个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这件文物的各项资料，这就是景区智能的一种最为简单的表现形式。当然，要让景区真正智慧起来，放一个二维码是远远不够的，景区需要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解决方案，从景区的智慧化设施，到景点的人文文化，再到景点和游客的互动式体验，都有一个中枢去做整体的统筹和规划。我做了一个思维导图，一目了然。引首以望，智慧旅游三重境界虽然方向是明晰的，但智慧旅游迟迟发展不起来，充分证明了这条智慧化改造之路道阻且长。智慧旅游要成大成境界、商业翘楚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景区大数据大量记录，数据打通，游客行为预判，智能优化资源配置结果，此第一境界也；景区物联网，物物相通，区域大通，互相联动，矩阵式景区设施，普惠用户，智能体验，此第二境也；产生交互，景区主动触达游客，同用户对话，提前智能制定个性化游览方案，物人互动，此第三境也。智慧旅游作为一个相对慢热的市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探寻，在未来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缓慢成熟未必是一件坏事，小胚芽有足够的时间茁壮成长，根扎得更深。历经磨难，总会戳破泡沫，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普惠的智能体验。试想一下，未来某一天，对着手机上的智慧助手说一句，“我想去看看木结构古代建筑，预算3000元”，智能助手就为你推荐了合适的景点，你选择了大同悬空寺后，智能助手已经订好了火车票和景区门票，有一辆网约车接你去火车站。到了景区刷脸进门，按照你想要学习古建的要求，为你推荐了一条景色优美、有典型木制结构建筑的“榫卯木筑”主题线路，一路上智能助手为你自动调出每个地方的背景文化讲解。到了VR体验馆，你还亲历了一把神奇悬空寺的修建过程。这是多么酷的一件事。...

4月29日早间，欧菲光（002456.SZ）发布公告，称拟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即日起临时停牌。此前，由于2018年年报突然“爆雷”，从预盈18亿元陡然变成亏损5亿元，欧菲光成为“众矢之的”。上周五，欧菲光一字跌停。作为深市曾经的白马股，欧菲光也曾风光无限，此番毫无征兆的“爆雷”，不仅激怒了大量投资者，更是让此前“狂推”的卖方无地自容。根据欧菲光披露的2018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3.10%。然而就在今年1月31日，公司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中，预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64%。也正是在这份业绩快报发布之后，欧菲光股价“扶摇直上”，1月31日至年报披露前，欧菲光股价累计上涨41.72%。业绩“反转”后，深交所紧急问询“公司在前期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中中未能发现上述的问题的原因及主要责任人”。欧菲光表示，业绩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其中与存货相关的跌价准备计提和成本结转合计24.4亿元，评估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计提坏账准备7510万元。其中对金立的应收账款坏账本年补提7510万元，对乐视的应收账款坏账本年补提7977万元。4月28日，华南一名私募机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欧菲光最坑的是没有提前预告就反转，对金立和乐视的坏账其实不是什么大事，这个事情市场是知道的，而且金立总共的账款才6.3亿，去年已经计提了3亿了，相比今天的‘雷’来说真的不高，问题不在这两家公司。公告说问题在存货。”事实上，在2018年中报时，欧菲光的存货已经高达97.81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25.04%。只是可怜了欧菲光近十余万户中小股东股东。根据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欧菲光股东户数合计13.95万户，而截至年报披露日前上一个月月末时，欧菲光的股东又再度增至16.62万户。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不乏上投摩根、中央汇金等投资大户以及大量外资股东。东方红睿丰和人寿保险也无奈“踩雷”。截至2018年末，香港中央结算公司持有欧菲光股票合计4489.61万股，光大信托持股4167.83万股、中央汇金持股3674.83万股、上投摩根核心成长持股2760.49万股。...

哈尔滨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男民警，卧底当“美女”？怎么办到的？不难，人家要的就是男生……近日，香坊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联合哈平路派出所，端掉了这样一个窝点……网络配图4月初，哈平路派出所民警刘晶洋下片走访，发现位于凯旋广场?A 栋的黑龙江凯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有三四个年轻人正在打游戏，旁边的房间内还有网络直播设备。见到警察，员工表情异常，对刘晶洋的提问吞吞吐吐。为了掌握该公司具体经营情况，香坊公安分局反诈骗中心配合哈平路派出所成立工作组展开了摸排。考虑到该公司正在网上招聘键盘手等人员，工作组决定让刚刚参加工作的民警高威、陆阳化装应聘，卧底到该公司搜集证据。两位民警投简历不久，该公司通知二人前去面试。接待二人的男经理经过简单交流后，就录用了民警。上岗培训的内容是：冒用女性角色上网玩游戏，在游戏中结交男性玩家。他们在游戏中的角色是这样的（网络配图）根据公司要求键盘手结交的男性玩家必须是外省的，每天至少结交10人以上，并将其信息转给该公司的主播。公司主播再与其加好友，以谈恋爱为名，让对方为其刷礼物。经过两天的卧底侦查，警方初步掌握，黑龙江凯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是一个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冒充女性骗取被害人的网络诈骗团伙。香坊公安分局反诈骗中心民警李永一介绍，黑龙江凯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农业公司名义进行招聘，但在培训时却成了话术剧本的灌输。该公司员工在网上如何与人聊天、如何获取礼物等都有严格的流程和剧本。怎么“收钱”？在键盘手与 " 客户 " 交流到一定程度后，会让 " 客户 " 加入到 " 视频直播 " 平台。这时公司的另外一个女性嫌疑人在视频直播平台出现，继续按照培训模板与对方进行视频聊天。过程中视频直播女性嫌疑人会提出各种理由，例如：?" 咱俩处对象家人不同意，你表现一下，看你诚不诚心?"；或公司其他员工冒充亲属参与直播让对方看到，说 " 亲属不同意，不知道你对我好不好，你表现表现 " 等，要求 " 客户 " 在视频直播平台上 " 刷 " 礼物 ，直到对方有所警觉为止。经过分析研判，工作组决定收网，24日一举将在该公司7名涉案人员抓获，并查获作案手机13 部、电脑21 台。7 名犯罪嫌疑人对按照诈骗模板内容骗取他人财物一事供认不讳。此案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多达百余名。哈尔滨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不要轻信网友的各类具有诱惑性的涉及到钱财的信息。一旦遇到诈骗，一定要保留好相关证据，并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再次成为焦点。海南卫健委周末通报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涉嫌非法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的调查结果，明确该院存在违法进行九价宫颈癌疫苗接种行为。而琼海市卫生健康委此前于2019年4月18日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给予该院以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非法所得；3、处以8000元罚款；4、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同时责令该院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关于疫苗来源及涉假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已介入调查。目前市面上的HPV疫苗主要有三种，分别为二价、四价和九价，其中九价HPV疫苗在预防宫颈癌效果方面最优。九价HPV疫苗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完成3剂次接种程序后，相关型别的血清抗体阳转率几乎可达100%。临床试验显示，接种九价HPV疫苗后可以产生良好的保护效果，有效减少相应型别的HPV持续感染与宫颈、阴道、外生殖器的癌前病变，保护效力均可达到90%以上。HPV疫苗接种有年龄限制，各个国家和机构对适合接种HPV疫苗的年龄建议有差异。全球范围内为9-45岁；美国FDA批准的年龄是9-26岁。而随着HPV疫苗火速获批，普及加速，越来越多的人预约接种但是供不应求成为常态，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一针难求”2018年4月20日,默沙东提交的九价HPV疫苗上市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并以“火箭速度”在8日后获批；5月30日，海南博鳌超级医院和睦家医疗中心完成内地首针九价HPV疫苗注射。这也是内地最早的接种时间。根据此前公布信息，博鳌超级医院的HPV九价疫苗由厂商默沙东供应，疫苗运输的全过程都会有严格的冷链监控，确保疫苗的质量和使用安全。疫苗储存系统需要配有完善的质量监控和报警响应机制，其中包括24小时电子冷链监控系统把控储存温度，以及相对应的分级预警机制让医院工作人员能随时响应并及时处理疫苗储存出现的问题。此前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正是因为疫苗生产周期很长，需要经过生产、质控、原产国检测放行、中国检测所检测放行，四道程序走下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市场供给不足成为目前国内市场的现状。在此之后，北京、深圳、杭州、广州、上海、成都、武汉、南京、西安、南宁、衡阳等城市均陆续开放预约及注射。不过，“一针难求”已经成为全国的常态。去年11月，深圳市九价HPV疫苗首期摇号结果出炉，共95111位有效申请者，仅1305名中签，中签率为1.37%。去年8月，九价HPV疫苗在深圳开打,预约功能上线首日预约总访问量达到近360万次，预约平台每次开放都会因拥挤而崩溃。11月起便由“抢号预约”改为“摇号预约”，首期摇号共95111位有效申请者，1305位申请者中签，中签率为1.37%。去年10月，九价HPV疫苗登陆重庆，开打当天仅一医院和一药房两个点的线上预约人数已经近3000人次，但实际接种到的女性不足30人。价格方面HPV疫苗也呈现出差异。目前内地接种九价HPV疫苗价格大约在1300元/针左右，广州、深圳、武汉、北京等地，完成3针接种的价格都在4000元以内。而据微博账号为王曦Anna的用户爆料，涉事HPV疫苗是在海南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培训总监王丽娜的对接下，在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注射的韩版九价疫苗，价格为9000元，注射时间是2018年1月。此外需要提醒的是，宫颈癌早期发现很重要，所以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已婚女性定期体检对宫颈进行筛查更为重要。境外注射也不容易事实上早在HPV（人乳头瘤病毒）宫颈癌疫苗获批之前，就有大量消费者前往港澳地区接种九价HPV疫苗，即使内地四价HPV疫苗获批，2018年5月香港地区也一度出现九价HPV疫苗断供现象。内地市场的一针难求背景之下，也越来越多的人想办法境外求针，赴港打针也很常见。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不仅香港，英国境内因HPV疫苗注射纳入全民医保NHS，18岁以下人群均已免费注射，导致其流通市场疫苗也较为短缺，同样存在“一针难求”现象。随着香港地区供应能力的日趋饱和，近年来，日本、澳门也成为消费者热衷的疫苗接种目的地。巨大市场诱惑之下，给私人诊所带来更多盈利空间。此前有香港媒体曝光有私人诊所使用“家用冰箱”储存疫苗，冰箱开合及断电等情况下，疫苗的储存温度或低于要求的2°-8°，从而导致失效。此前相关从业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爆料：“以HPV宫颈癌疫苗为例，香港存在大量‘针贩子’，高价囤积疫苗，在市场需求旺盛时，向已经注射了第一针或者前两针的消费者高价出售疫苗，最高时原本4000多港币三针的HPV九价疫苗可炒作到3000多一针。如果预约者通过第三方提交预约申请，并非直接与医院、诊所沟通则很容易陷入被动局面。在香港，保险经纪也成为沟通内地消费者和疫苗接种市场的重要一环。”...

像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养老在美国佛蒙特州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正变得越来越迫切。二战后密集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陆续步入了老年，但由于生育率降低带来的劳动人口减少，支撑这些老年人的生活成了全社会的重担。即便养老金体系暂时还能维持，老年人接受护理的需求也会因人手不足而失去保障。据佛蒙特公共电台（VPR）报道，该州一些老年人需要排上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队，才能获准入住养老院。在这段时间内，许多身体虚弱的申请者不得不暂时住在医院，从而连锁反应式地造成医院的床位紧张。85 岁的 Robert Bousquet 是个典型案例。Bousquet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在一次膀胱感染后住进了医院。虽然医生很快就治好了局部感染，但仅靠老伴的力量并不能满足长期护理的需求。为此，他不得不在医院继续住了 2 个月，直到终于有一家养老院接受了他的申请。这种情况在依靠公共医保体系的人群中更为严重。虽然政府会为他们掏钱，但养老机构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申请者入住。出于商业考虑，养老机构通常会优先选择那些容易护理的老年人，从而将阿尔兹海默症等认知障碍疾病的患者挡在门外。面对这种困境，一种依靠社区力量的替代方案正在形成。它的基本模式是将需要照顾的老年人送进陌生人家庭，接受全天候的看护。这些老人会支付一笔床位费，医保系统会向寄宿家庭另外支付每人、每天 80 至 160 美元的费用，具体数额视情况而定。截至目前，佛蒙特州每年有大约 30 名老人加入成人家庭护理计划（该州总人口为 60 余万），类似的计划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对医保系统来说，这种模式的成本低于养老机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养老服务覆盖到更多人。以 Crystal Abel 一家为例，这个家庭已经和一名患有肺病的老人一起生活了 8 年，负责老人的吃饭、洗澡、吃药等事宜。相较于养老机构，在“家”中接受护理更有亲近感，房东甚至会带着老人一同旅行。当然，这也为房东提供了一份稳定、收入较高的职业。成人家庭护理计划暂时不要求寄宿家庭有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批评者担心，这可能导致老人在寄宿家庭受到忽视或虐待。不过，佛蒙特州过去 2 年并没有接到过此类情节的投诉。...

全球5G建设如火如荼，美国、韩国、欧洲均发布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主要城市的5G建设也稳步实施；记者从产业链了解到的信息显示，国内5G预商用的日期正日益临近。就在全球即将迎来4G向5G过渡的关键阶段，专利战的迷雾再度出现。苹果与高通耗时数年的专利官司于近日达成和解，但苹果将为此支付60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另一家通信设备巨头爱立信也在4月中旬被曝出遭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突击检查。如果回溯历史就会发现，每当移动通信技术升级换代的阶段，反垄断调查就会接踵而至，例如2013年11月，当时正从3G向4G过渡，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当然，时间点上的重合或许只是巧合，但围绕5G的专利互搏可能才刚刚开始。5G前夕设备商巨头遭调查爱立信近日遭遇的突击检查据悉与手机厂商的举报有关，爱立信被投诉在3G和4G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市场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市场总局还对爱立信北京办公室进行了现场取证。爱立信随后回应称，由于相关企业对爱立信在中国知识产权许可业务的投诉，市场总局近日启动了对爱立信相关许可业务的调查；同时，爱立信表示将全力配合此次调查。作为2G、3G、4G移动通信标准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爱立信掌握了大量通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同时，爱立信也与许多中国手机厂商签署了专利授权协议，包括华为、中兴、小米、TCL和海信等，也正因此，爱立信与中国手机厂商的专利纠纷也一直存在。2015年的一项统计显示，爱立信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3.5万个获批专利，与大多数主要行业伙伴签订了100多个专利授权协议。爱立信2016年度报告显示，其知识产权（IPR）年收入在2016年达到了100亿瑞士克朗，共占其总收入的7%。2013年启动的高通反垄断调查是由于高通涉嫌滥用无线通讯标准，历时一年多的调查后，高通认罚60亿元。针对爱立信的调查尚未有定论，但上述两宗案件发生的时间均为移动通信技术升级换代的关键期，其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巧合？GSMA大中华区战略合作总经理葛颀向记者表示，上面两宗案件在时间点上可能存在巧合，但专利检查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工作，即使不在特定时间点也会有很多的专利检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只要设立了就要得到遵守，监管部门也会更关注设置的规则有没有得到遵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志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我国5G发展已步入快速上升期，市场总局此时调查爱立信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行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总局在收到手机厂商举报后，经初步审查，判断爱立信可能存在滥用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二是市场总局可能借此契机整顿通信行业内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为5G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移动通信领域反垄断频发另外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反垄断案件是，针对美国IDC公司滥用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华为在2013年6月向国家发改委提起了反垄断调查，这起事件最终以IDC承诺取消向国内企业收取高额专利使用费结束。上述多起案件也从侧面印证了通信领域一直是反垄断调查的高发区，邓志松告诉记者，我国关于专利的反垄断调查案件和反垄断诉讼，主要发生在通信行业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域。记者注意到，爱立信此次遭遇检查以及华为诉IDC案均与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相关。但是，在高通与苹果这一轮的专利对弈中，中国和德国的专利法院曾裁定苹果侵犯了高通公司的非标准必要专利。据了解，标准必要专利是指为了实施行业内公认的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非标准必要专利通常有替代性的技术，非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判断，而且一般不承担根据FRAND原则（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条件）许可专利的义务。“标准必要专利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可能引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所以标准制定组织要求标准必须要专利持有人承诺以FRAND原则许可所有标准实施者利用其专利。”邓志松向记者说道。事实上，早在高通案中，违反FRAND原则制定不公平高价、搭售非标准必要专利、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等已是通信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再以华为诉IDC案为例，当时的资料显示，按照一次性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IDC给华为10.54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报价，是给苹果公司的19倍，是给三星的2倍多。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目前已经是移动通信发展速度最快、用户最多、网络规模最大的国家。邓志松向记者表示，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的飞速发展，必然伴随着与国外美欧通信巨头的激烈竞争与贸易摩擦，各大企业都在抢占标准必要专利的战略制高点，这就为专利相关的垄断纠纷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他认为，国内反垄断法及配套法规也正在完善，反垄断执法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华为诉IDC案及高通案等标志性案件之后，国内企业树立了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维权意识，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国内移动通信领域内的滥用标准必要专利事件频频发生。5G专利互搏拉开序幕5G将至，除了社会普遍关注的商用节奏问题，围绕5G专利的相互博弈实际上早已启动。而在5G还未真正实现时，手握重要专利的厂商就纷纷公开专利收费方案，这些厂商希望主导专利游戏规则的意图明显。其中，高通在去年6月就公布了5G专利授权费率，高通将根据设备售价按固定的比例收取费用，单模5G手机的专利授权费率为2.275%，多模5G手机的专利授权费率为3.25%。这就意味着，按照这一标准，未来售价在2000元到3000元的中端5G智能手机，高通将收取65元到97.5元的专利授权费，而3000元以上的5G智能手机，高通收到的专利授权费就将超过100元。不过，高通这一专利授权费标准仍有变化的可能。爱立信则制定了不同于以往以整机售价为基础的许可费率模式，而是设置了固定的专利许可费。对于高端手持设备，许可费设定为5美元/部，对于低端手持设备，许可费最低可低至2.5美元/部。紧随高通、爱立信，诺基亚在去年8月公布了5G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即每部设备3欧元(约合3.48美元)。诺基亚的统一费率明显低于爱立信及高通，这被视为是希望避免在未来发生与5G专利授权相关的纠纷。记者了解到，当前盛行的专利许可模式包括专利打包许可、专利池许可、交叉许可、单独许可等，其中前两种模式在商业上有节约谈判成本、提高许可效率的优势，但是也可能引发以不公平高价许可专利、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或者实行差别待遇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谈到5G时代专利授权模式会有何变化时，邓志松向记者表示，专利打包许可和专利池许可模式具有独特的商业合理性，在5G时代，这两类模式可能仍然在行业内普遍适用，除非该种模式因违反反垄断法导致了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被调整。葛颀也向记者指出，当前的专利授权模式需要进行优化，从优化的方向来看，要考虑如何以更好的机制让专利的登记、管理、授权、评估等环节变得更简单、透明、实时，在遵循专利公开与独占的核心要点基础上，让专利更好的为产业服务。在葛颀看来，5G时代更要优化现行的专利制度，更好地以低成本来保护创新者，让创新者更大程度地享受创新带来的收益，当然，也需要更多的企业来使用创新企业的专利，只有这样专利制度才能良性循环下去。作为5G专利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华为尚未就专利费率收取进行明确表态，华为仅表示，5G专利将遵守FRAND原则。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5G专利上的话语权正在增加，根据信通院知识产权中心对ETSI网站上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的统计，华为以1970件5G声明专利排名第一，占比17%。此外，去年10月末的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围绕5G技术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接近1000件，跃居全球运营商第一阵营。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邓志松认为，随着中国企业在5G专利领域的迅速发展，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专利授权格局可能会发生转变，国内厂商不再只是以专利使用人的身份进行谈判，而是更多地以专利授权人的身份参与许可协商、甚至决定许可条件。“考虑到中国企业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美欧通信巨头的影响力可能被逐步削弱，我国企业将在FRAND原则的适用及许可费率的确定方面会掌握更大的主动权。”邓志松说道。...

摘要：罗伟广旗下持有多项资产面临易主，除了因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暂缓拍卖的上市公司金刚玻璃（300093，SZ）5.52%股权，罗伟广持有的共青城纳合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也面临拍卖。今年以来尽管证券市场已回暖多时，但昔日私募冠军、新价值投资掌门人罗伟广依旧没走出阴霾。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罗伟广旗下持有多项资产面临易主，除了因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暂缓拍卖的上市公司金刚玻璃（300093，SZ）5.52%股权，罗伟广持有的共青城纳合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也面临拍卖。具体而言，因民间借贷纠纷，罗伟广持有的共青城纳合诚合计20.6%股权将于4月29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起拍价格1.14亿元，较评估价低25%。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罗伟广曾经是2009年的私募冠军，但是从2017年末以来持续遭遇滑铁卢，收益持续跑输沪深300指数，2018年因多项违规被广东证监局出警示函。数据显示，目前新价值在运行的私募产品20只，盈利的产品仅8只。而今落得多项资产拍卖，可谓十年大起大落。私募公司股权降价25%拍卖阿里拍卖司法平台显示，罗伟广旗下多项资产面临公开拍卖，除了金刚玻璃股权，一家注册地在江西九江共青城的私募公司股权也面临拍卖，该公司全程为共青城纳合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简称“共青城纳合诚”）。平台显示，罗伟广持有共青城纳合诚39.59%的股权，分为两笔拍卖，分别为9.59%股权和11.05%股权，将于4月29日上午10时至4月30日10时在网上拍卖。截至发稿，目前两笔股权拍卖已经吸引网上1521次和1506次围观。记者注意到，罗伟广所持共青城纳合诚（39.59%）的两笔股权起拍价分别为5291.4万元和6092.8万元，而评估价分别对应7055.14万元和8123.75万元，这意味着两笔股权起拍价分别较评估价低25%，这两笔股权合计占共青城纳合诚总股本的20.64%。罗伟广所持私募公司股权为何拍卖？法院公告显示，这缘起于罗伟广与一位广东湛江自然人的民间借贷纠纷，因判决生效后，罗伟广等人未执行相应义务，因此法院冻结了罗伟广持有的共青城纳合诚股权，并申请司法拍卖偿还债务。共青城纳合诚估值高达7.36亿罗伟广持股的共青城纳合诚的江湖名气远远没有新价值的大，共青城纳合诚内部究竟有何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共青城纳合诚成立于2015年12月，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经营场所为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纳合诚实收资本10.35亿元，单一大股东为深圳市天艺秤管理咨询公司出资5亿元，该公司为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罗伟广出资4.09亿元，持股比例为39.59%。截至2018年8月31日，共青城纳合诚资产总计10.35亿元，总负债3.34万元，净资产10.35亿元，其资产中，长期股权投资占据大头，达到9.4亿元，投资对象为广东启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启行公司”）20.55%股权。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启行公司曾作为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并购的标的物多次出现，最近一次是去年8月神州数码36.95亿元并购启行公司79.45%被证监会否决；而前一次是2017年2月四通股份终止45.57亿元收购启行公司全部股权。最终，评估报告显示，共青城纳合诚股权市场价值评估值为7.36亿元。私募冠军“折戟”，2018遭遇强平资料显示，40多岁的罗伟广是广东新价值的掌舵人，2007年起担任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目前是新价值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2009年全国阳光私募年度榜中名列冠军。新价值官网介绍，罗伟广崇尚价值投资，专注于行业和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最大特长是大盘中长线方向把握，而长期的实战操盘经验也造就了较好的中短期市场热点把握能力。不过，在公开报道中，罗伟广与不少老牌私募类似，更喜欢博重组，多次在各种场合介绍自己“一二级联动、一级市场请客、二级市场买单”的理论，希望合理合法帮助公司重组，使公司做得更好，然后获取收益。2018年对于罗伟广来说，无疑是梦魇一般。在2018年证券市场大幅下挫之下，罗伟广持有的股票也遭遇强平。具体而言，2018年6月，金刚玻璃公告称，由于罗伟广违反和中信证券的融资融券合同，没有在规定时间偿还负债，中信证券从6月12日起对其融资融券账户中的300万股进行强制平仓处理，减持该账户中的部分或全部股份。2018年12月，因作为金刚玻璃持股5%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罗伟广，又收到广东证监局的警示函，包括为配合上市公司及时披露股份被冻结事项、为配合上市公司披露股价异常波动事项和未及时披露股份减持计划。罗伟广目前所任职的新价值旗下产品目前业绩如何？私募排排网显示，罗伟广新价值公司所在私募产品收益曲线自2018年6月后跑输沪深300指数，且在2018年12月后呈差距拉大，今年以来也跑输沪深300，收益率为18.14%。具体到产品而言，目前，罗伟广所在新价值运行的私募产品有20只，盈利的仅8只，最高的为成立于2010年的“兴业信托—新价值15期”，累计收益41.68%，年化收益4%；亏损最严重的为成立于2015年12月的“新价值对冲一号”，累计数收益-56.9%，年化收益-21.83%。...

2年，2370家店，近10亿美元融资，瑞幸咖啡攒了一个资本局。在局外，CEO钱治亚是瑞幸咖啡的操盘人，雷霆手段攻城略地。在局中，董事长陆正耀和另外两位老搭档隐身幕后，为这场战役输送弹药。一内一外，配合默契。2019年4月，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集团贝莱德（BlackRock）入局，为瑞幸咖啡带来1.5亿美元融资，将这个由资本滚起来的雪球，送到了纳斯达克的门口。从融资手段而论，瑞幸咖啡并不典型。但它急速融资、疯狂补贴、强势营销的打法，在行业引起巨震，并引发质疑。毫无疑问，资本的力量极大缩短了互联网企业成为独角兽和IPO的时间，但即便在有拼多多式崛起的先例之下，瑞幸咖啡依然是一个创造记录的“非典型”样本。根据招股书，它的资金来自于3笔金额上亿的风险投资，4笔共7.1亿元的抵押贷款，5笔股东关联方借款。这一共为它筹集了近10亿美元，瑞幸咖啡为此抵押了咖啡机、公司股权，甚至董事长的股票。但它还需要融更多的钱。一季度末，瑞幸咖啡亏损5.52亿元，账上现金剩余11.59亿元，面临的短期债务增加至8.48亿元。相比2018年底，瑞幸咖啡的现金流吃紧。本次IPO，将为瑞幸咖啡募集2019年继续扩张的本钱。为什么瑞幸咖啡的融资能力这么强？究竟是谁在幕后推动？燃财经试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拆解瑞幸咖啡的资本局。核心要点A、瑞幸咖啡在融资时“两条腿”走路：风险投资+抵押贷款和股东借款，累计融资近10亿美元；B、陆正耀、刘二海、黎辉，由这三个人组成的“根据地”，是瑞幸咖啡背后最有力的推动力量；C、瑞幸咖啡的资本方来自于神州系的同一拨玩家，相互之间彼此关联；D、相比2018年底，瑞幸咖啡现金流吃紧，未来一年内需要偿还8.2亿元短期债务。股权债权双管齐下，两年融资近10亿美元对于瑞幸咖啡而言，2018年6月是一个分水岭。瑞幸咖啡创办于2017年6月，第一家门店在2017年10月正式开张，风投机构开始进入则是在2018年6月。A轮首次公开融资就是2亿美元，大钲资本、愉悦资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君联资本进场，将A轮估值抬到10亿美元。A轮融资5个月后，瑞幸咖啡启动B轮融资，同样是2亿美元，估值则翻了一番到22亿美元。A轮资方除了君联资本之外全部跟投，中金公司在这轮进入。在申请IPO前5天，贝莱德所管理的私募基金突击入股，瑞幸咖啡再融1.5亿美元，投后估值29亿美元。从2018年6月开始，瑞幸咖啡从风投机构拿到了5.5亿美元。其疯狂开店也集中在2018年下半年，仅6个月就开了1449家店，月活跃用户数量从121万人增加到433万人。在以往的公开报道中，瑞幸咖啡对外宣称陆正耀是其天使投资人，但并未透露具体金额。根据招股书，这轮天使融资也发生在2018年6月，金额为1.899亿美元，资金来自陆正耀控制的家族公司。从瑞幸咖啡的融资轨迹来看，2018年6月是其集聚粮草、补充弹药的关键时刻。在2018年5月，瑞幸咖啡以发公开信的方式叫板星巴克，指责其涉嫌垄断。当时，瑞幸咖啡只有500多家门店。瑞幸咖啡叫板星巴克的同时，陆正耀将手中持有的3530万股神州优车股票作为抵押，从光大融资租赁公司获得3.5亿元的融资额度以购买咖啡机，这笔交易的年利率为5.22%，瑞幸咖啡按月支付利息，并将于今年5月到期。2018年6月，瑞幸咖啡向西藏信托获得一笔3亿元的贷款，期限两年，年利率8%。为此，陆正耀将瑞幸咖啡VIE架构下的外商独资公司48%的股权进行了抵押。凭借A轮和B轮共4亿美元的融资，加上6.5亿元的贷款和融资租赁，瑞幸咖啡在2018年底将店面扩张到2073家，并扬言要在2019年全面赶超星巴克。瑞幸咖啡加速融资并扩张是在2018年6月，那么在此之前，它的资金从何而来？2017年，瑞幸咖啡向陆正耀旗下公司、钱治亚、董事陈敏等借款4笔，累计金额3.82亿元，这些借款全部免除利息，期限一年。2018年，瑞幸咖啡又向陆正耀旗下公司申请了一笔1.48亿元的免息贷款。陆正耀通过旗下各种公司，以借款的形式形成关联交易，降低融资成本，为瑞幸咖啡提供启动资金。通过梳理招股书可以发现，成立两年来，瑞幸咖啡通过股权融资筹集资金7.5亿美元，通过各种借贷累计融资12.85亿元。神州“铁三角”是幕后推动力量钱治亚是瑞幸咖啡的操盘手，陆正耀是背后的实控人。以陆正耀为中心，他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根据地”，愉悦资本创始人刘二海、大钲资本创始人黎辉，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三个人今年都正好50岁，他们被称为神州“铁三角”。“铁三角”分工明确，陆正耀掌控全局，负责解决早期资金和内部管理，刘二海和黎辉负责更高层面的外部资本运作。在瑞幸咖啡的股东名单里，陆正耀持股30.53%，他的姐姐持股12.4%（神州优车招股书曾披露关系），钱治亚持股19.68%，黎辉的大钲资本持股11.9%、刘二海的愉悦资本持股6.75%。黎辉曾任职摩根士丹利、高盛、华平投资，并在华平投资干到亚太区总裁的位置。他在2018年创办大钲资本，第一笔钱就投给了瑞幸咖啡。某大型国际投行的高管曾和黎辉打过交道，他告诉燃财经，“此人极其聪明，财技一流。”刘二海曾任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他在2005年就认识了陆正耀，并投资了其早期项目“联合汽车俱乐部”，两人是“老交情”。离开君联资本创办愉悦资本后，他投资了瑞幸咖啡。黎辉和刘二海连续加注了瑞幸咖啡的A轮和B轮，将其估值抬高至22亿美元。A轮中出现的君联资本，是刘二海的前东家，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被传是大钲资本的LP；B轮中出现的中金公司，则跟黎辉的前东家摩根士丹利，一起出现在瑞幸咖啡上市保荐商的名单里。这是一个封闭的、强关系驱动的体系。在瑞幸咖啡的资本局中，所有玩家之间都有或强或弱的关联，他们在“铁三角”的主导下，共同将瑞幸咖啡“捧”上市。瑞幸咖啡资本局（制图：刘石磊）在瑞幸咖啡完成B轮融资后，有投资人分析，瑞幸咖啡在C轮融资时，一定会引入外部第三方投资机构。然而，瑞幸咖啡还未走到C轮，就急匆匆提交了IPO申请，赶在IPO前夕，还补了一个B+轮融资。上述国际投行高管表示，贝莱德这种重量级别的选手，“是二级市场的大基金，通常会做打包投资，一单两单亏钱也无所谓，投资瑞幸咖啡时应该还有其他的好单。”至于瑞幸咖啡为何不引进更多投资机构，某曾任职大型券商的创业者告诉燃财经，一种可能是瑞幸咖啡找不到第三方机构接盘，另一种可能是瑞幸咖啡拒绝了第三方进场，选择了“吃独食”。无论如何，这个强关联的封闭体系一直在高效运转。这种“根据地”的操盘套路，依然是熟悉的配方，和5年前的神州系如出一辙。神州租车的资本运作，是“铁三角”合作攒的第一个资本局。陆正耀同时是神州租车、神州优车、瑞幸咖啡这三家公司的董事长。神州租车2014年赴港股上市前，刘二海代表君联资本，黎辉代表华平投资进行了投资，上市时两人都是神州租车的董事。而上述参与瑞幸咖啡上市的玩家们，也曾出现在神州租车的机构名单中。摩根士丹利是神州租车的上市保荐商，中金是联席牵头经办人，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主管丁玮当时担任神州租车独立董事。瑞幸咖啡是三人攒的第二个局，和神州系不同的是，这次刘二海和黎辉都从机构出来单干，手脚能放得更开。瑞幸能否再造“神州式”资本盛宴共同的利益，是合作达成的前提。“铁三角”的根据地能够稳固，得益于入场玩家有钱赚。神州租车上市一年后，黎辉代表华平投资减持了7.09%的股票，卖了3.96亿美元，减去2亿美元的投资本金，净赚1.96亿美元。如今，华平投资还持有神州租车10.12%的股权，价值1.7亿美元。在神州租车这笔投资中，华平投资赚了3.6亿美元。那么，瑞幸咖啡能再造神州租车时代的资本盛宴吗？从估值角度来看，B+轮融资贝莱德入场时，接盘估值为29亿美元，是A轮的近3倍，B轮的近2倍。前两轮的投资方，账面价值稳赚不赔。如果瑞幸咖啡上市能维持29亿美元以上市值，将会皆大欢喜。更关键的是在经营层面，首当其冲的是亏损问题和现金流。到2018年底，瑞幸咖啡亏损16.19亿元，账上还剩现金16.31亿元，短期负债7.81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进来，瑞幸咖啡将无法继续扩张。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将咖啡机抵押，向中关村科技租赁公司贷款4500万元，同时向浦发银行担保贷款6000万元。第一季度没有新的股权融资进账。到今年3月31日，瑞幸咖啡亏损5.52亿元，账上现金减少至11.59亿元，但面临的短期债务增加至8.48亿元，其中有8.2亿元债务需要在一年内偿还。相比2018年底，瑞幸咖啡的现金流状况恶化。截止到今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已开设2370家咖啡店。在今年1月的战略沟通会上，钱治亚表示2019年将新开店2500家，去年它开设了2073家。这意味着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剩下的三个季度还要开店2203家。尽管瑞幸咖啡在4月17日获得了一笔1.5亿美元的新融资，但相比8.48亿元的短期负债，以及进一步扩张的野心，这笔钱实在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瑞幸咖啡而言，似乎总能找到融资的方法。毕竟，陆正耀旗下还有神州租车、神州优车等多家盈利企业。2018年，神州租车和神州优车分别实现了6.81亿元和2.7亿元的净利润。“烧10个亿不代表亏损10个亿，至于说什么时候盈利，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时间表。”钱治亚在去年接受寻找中国创客采访时说。（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