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终归要还的！年报披露收官了！最全的商誉减值数据出炉了！截至4月30日，共有871家公司在2018年年报中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累计金额为1658.61亿元。1658.61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占沪深两市所有A股（剔除金融两油）全年归母净利润（1.54万亿元）的10.77%。与九百多家中小板公司（非金融）全年归母净利润（1719.44亿元）基本相当。是755家创业板公司全年归母净利润（337.02亿元）的4.92倍。是过去A股二十多年，累计商誉减值的两倍以上。是一条及其陡峭的增长曲线。如果说过去五年是A股并购的“上篇”，如今，A股迎来了“下篇”——商誉减值。在投行人士看来，此前A股连续多年并购喷涌，其中不乏高业绩承诺、高估值、高商誉的案例，随着这些公司业绩承诺渐次到期，掩盖一时的问题将逐渐暴露，而一旦业绩承诺不达标，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往往十数倍于业绩差额，直接拖累甚至拖垮上市公司当期业绩。并购歇脚 爆雷骤增从2013年开始，A股进入浩浩荡荡的并购时代，商誉也在不断增加。2013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合计分别为2143.86亿元、3332.96亿元、6451.16亿元、10530.31亿元、13036.44亿元及13059.75亿元。不难看出，在政策指引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A股商誉终于在2018年停止了增长的脚步。过去十数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一直保持稳定，而从2013年“并购元年”开始，商誉减值便快速增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13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金额分别为16.83亿元、26.56亿元、78.62亿元，增长迅猛，但依然可控。2016年、2017年，彼时市场就有声音指出，并购后遗症持续来临，商誉减值恐怕大增。那两年，A股商誉减值金额分别为114.45亿元、367.04亿元。没曾想，过去的都是序曲，2018年才到正题。871家公司合计计提了1658.61亿元的商誉减值损失，占当期A股归母净利润（非金融两油）的比例也一跃至10.77%。爆雷大户 此起彼伏过去的几个月，商誉减值一直雷声不断，市场甚至都开始习惯将几亿元的商誉爆雷看做小事情。毕竟，几十亿的都排不上号呢。数据显示，共有45家A股公司在2018年计提了超过10亿元的商誉减值损失，其中更有10家超过了20亿元。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天神娱乐。公司2018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40.5962亿元，占公司上一个经审计年度商誉原值62.52%。原因则是此前收购的多个标的业绩不达预期。超高的商誉减值直接将公司拖入谷底。2018年，天神娱乐实现归母净利润-71.51亿元，而上年尚盈利10.2亿元。即使如此，天神娱乐的年报依然“非标”，该份年报被审计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形成保留意见的原因在于天神娱乐旗下两家子公司因业务终止导致的2018年第四季度运营数据缺失。从行业角度来看，传媒无疑是商誉最大的爆雷区。151家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中，有77家公司在2018年出现了商誉减值，占比达到50.99%；这些公司合计商誉减值金额为481.28亿元，占所有行业商誉减值总额的29.02%。可传媒行业在整个A股市场的中的市值比例并不高，1.44万亿的行业市值仅为全A股市场总市值的2.56%。一切早有定数？为何商誉在2018年全面爆雷？答案恰在过去几年A股的并购之中。从2015年开始，A股商誉正式迈上万亿大关，如果仅按照金额粗略比对，即使其中有20%的并购出现问题，涉及的商誉减值就将达到2000亿元。而且，按照惯例，A股并购方案大多设计三年的业绩承诺期，当2015年的并购，经过2015年、2016年、2017年三年的对赌，已无在2018年继续强撑的必要，还不如一口气计提商誉减值轻装上阵。另一原因则是，今年年初，财政部会计司针对会计准则咨询论坛中的“商誉及其减值”议题文件征求了会计准则咨询委员的意见，大部分咨询委员同意，随着企业合并利益的消耗，将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这一商誉的后续会计处理方法。此举被外界理解为，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支持“商誉摊销”，而非现有的“商誉减值测试”。若商誉处理改为“摊销”，将直接影响企业每年的净利润。这使得不少公司担心“秋后算账”，在政策仍支持减值的情况下，先把包袱甩掉。后续仍要谨慎既然2018年商誉大爆雷，是否意味着未来可以高枕无忧，无需担心商誉风险？如果这样想，就太简单了，先看看仍高达1.3万亿元的商誉再说。从市场来看，截至2018年末，沪市公司的商誉总额为5039.81亿元，深市主板为2529.89亿元，创业板公为2276.33亿元，中小板为3213.73亿元。对比盈利能力，很容易发现谁的风险更大。2018年，沪深主板实现归母净利润3.38万亿元，中小板归母净利润为2291.94亿元、创业板归母净利润为337.02亿元。具体到公司，已经计提了巨额商誉减值的公司，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了风险。回顾此前数年，不少公司其实每年都在计提商誉减值，如果目前账面上的商誉规模依然较大，未来业绩仍会承压。...

这是中关村“金三角”的故事。1999年，故事的主角逐渐登场——以中关村北部为首的太平洋电脑城、以西部为首的硅谷电脑城、以及以南部为首的海龙电子城、e世界卖场、鼎好电子城。直到20年后，这个故事迎来了终结版。中关村“金三角”统称为中关村电子卖场，它对每个人来说并不陌生，你或许在那里买过人生的第一台电脑或是第一部手机，也有人被那里的商户坑蒙过，发生了不愉快之事。20年沉浮造就了中关村独特的电子卖场氛围，同时，它也推动了整个中国个人电脑的进程。随着时代变迁，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传统电子卖场的模式受到冲击，其中的商户不得不转变经营思路，而中关村电子卖场也在经过阵痛后日渐失去了其应有作用。从2011年起，这些故事主角纷纷落幕，直至今年5月，中关村地区最后一家卖场硅谷宣告关闭，20年的卖场故事得以终结。如今，随着新零售业的兴起，传统零售再次被提起。从线下传统柜台—线上电子商务—线下门店，在经历20年起伏后，又再次回归。这是关于中关村电子卖场的故事，也是关于这些从业者与时代变迁的故事。01“五点，准备走了。”马健看看腕上的手表，面无表情地说。如果放在几年前，他还会和几个伙计们一起加班，聊天，但那样的场景在如今已不复存在。马健的柜台位于硅谷电脑城地下一层，这里是所有经销电脑配件和新旧电脑之地。2018年11月，产权方硅谷科技发布停业通知，自2019年1月31日起正式停业进行升级改造。“五一之后就撤了，搬到五棵松，以后中关村没有柜台了。”马健对「子弹财经」说，今年初，硅谷电脑城的实际经营企业利康金桥旧电脑市场也发布公告称，所有商户均需在今年五一前撤出，对于续签者，可搬至位于五棵松的新市场内。对于这位看着中关村长大的“创业者”，这里显得既熟悉又陌生。10多年前，中关村硅谷电脑城乃至于整个中关村电子卖场还是另一番景象。“98年我就来北京了，你算算得多少年了，20多年。”当时，马健只有22岁，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那个年代，私营企业开始逐渐放开，互联网进入中国，这为中关村这片“电子摇篮”带来了生机。马健回忆起曾经打拼的岁月，不禁眼角泛花。“这个地方我待了20年，你能理解那种感受吗？”不止是马健，还有他的老乡徐力。他们二人都来自安徽，结伴来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安家立业。无论在哪，马健的柜台旁边总会是徐力。“以前最早是在太平洋有柜台，后来到硅谷和广安中海。”徐力回忆道，1998年初来北京的中关村就赶上了第一届电脑节，从那时起，他对于这个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最初，徐力本想在北京先找个能吃饭的行当，但他在电脑节上接触了各种品牌的电脑，彼时，他下定决心要开始学习有关这个新物件的知识。“那个时候个人电脑开始逐渐流行，品牌机组装机，最赚钱的还是攒机。”马健对「子弹财经」说道。攒机的学名为组装机，也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组装电脑，通过各种散装零部件进行装配。摄影/杨博丞，图片版权归子弹财经所有可以说，在中国的个人电脑发展史上，组装机功不可没。在当时，还没有DIY这个时髦的英语单词，组装机以低价迅速占领了市场。而在当时，国内的台式电脑品牌只有联想和清华同方。2000年，马健和徐力开始了他们的北漂之路，在当时，他们二人没有任何人脉关系，甚至连电脑都是第一次见到。“说实话，很迷茫，没有认识的人，关系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打通。”正是在这一年，他们租下了位于太平洋电脑城的两个柜台，从事组装电脑及品牌机销售。据他们的讲述，组装机成为了他们最为赚钱的业务。“一台组装机大概能赚800-1000，有时甚至更多。”马健对「子弹财经」说。在当时，信息并不透明，因此这导致了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一台组装电脑的成本究竟是多少钱大众无从知晓，唯有圈内人才深知它们的利润究竟有多暴力。“有学生，有做生意的，大多数还是寻常百姓。”据徐力讲，他的柜台一天几乎可以卖出不下5台组装机，同时也有品牌机，但相较组装机来说，品牌机却并不占优势。“品牌机不便宜，组装机是它价格的一半多，买组装的人要比那个多。”太平洋电脑城是中关村地区中最早开创的电子卖场，但在12年后，它也是第一家关闭的电子卖场。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开始迅猛发展，而在此时，中关村地区IT卖场的销售额却依然保持高位，销售额达280亿元。02但问题接踵而至。越来越多关于中关村电子卖场的负面不断在互联网上涌现。黑导购、强行拉客、以次充好、偷梁换柱……一幕幕案例呈现在广大消费者面前，中关村电子卖场的口碑一落千丈。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曾就这种声音称，是他们自己弄死了自己，扪心而问，你们做了多少偷梁换柱勾当？卖了多少水货假货？暴打了多少客户？刘强东的批评可以说是整个电脑卖场的普遍现象。“其实这些人不能代表所有，还是有更多人踏实做生意的。”马健语气强硬地说。按他的说法，多数人是守本分的，只是在当时电子商务崛起之时，一些人感到恐慌，想挣一笔快钱。但对于挣快钱马健觉得没必要这么做，他更在乎客户的口碑。“可能没有白手起家的人感受不到这种坚信，客户真的是一点点打拼积累起来的，你做得不好他以后就不找你了，损失的是你自己。”马健总说，他和这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但你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做生意赚钱固然重要，但怎么赚钱也很重要。”徐力和马健不一样。徐力有时觉得马健太重感情，马健也因此损失了不少钱。“这或许是个人性格吧，他比较重感情，但我就不一样，做生意钱一定是第一位。有次跟他比较熟的朋友把货拿走了，钱却一直没回来。”“听说之前赔过一次？别人拿货走了没给钱？”“对，因为比较熟了，也经常从我这里拿东西，后来我知道是他家里出了些事情。后来也还我了，只是隔了有四五年了。”这种事出现在马健身上两次，一次是钱回来了，但另一次是钱直到今天也没回来。“大概五六万吧，在10年前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了。”当马健谈论起这件事时又气又恨，紧接着他又叹气道，“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很善良。”硅谷电脑城是他们的第二落脚点。在太平洋“落户”一年后，他们各自的分店落在了硅谷。“那的摊位费可不便宜，一年大概得3-4万，如果你抢不到柜台那就等着吧。”据徐力讲，当年的柜台出现了很多倒爷，如果你没抢上柜台，那基本就没戏了，一旦落入倒爷的口袋，基本无望。“我听说倒一个柜台就能赚几万，也就是说租户从倒爷那买柜台就要被加价。”马健对「子弹财经」说。当时倒柜台的人在如今相当于倒手机的黄牛，他们先利用电子市场两到三个月免租期的漏洞将位置较好区域的柜台租下，而后在二次倒租给实际需要者，挣的则是差价和“中介费”。因此，这种战况导致了摊位费的不断上涨。“当时硅谷很多人都不干了，因为那时硅谷的人气并不高，很多人都是新来的租客，不像我们之前已经有店了，来这边有的是从太平洋引过来的，或是老客户。”马健说道。而后几年，中关村周边的电子卖场不断扩张，从太平洋到硅谷，再到后来的海龙、e世界、鼎好，中关村地区电子卖场总面积超过了32万平方米。摄影/杨博丞，图片版权归子弹财经所有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3C电子市场则开始持续膨胀。这种膨胀带来的并非一定的良性发展，更多的商户在这种快速发展中被圈进了一个怪圈。“其实，中关村这边原来很多人是本分做事的，但后来一些人觉得来钱慢，再加上后期电商带来了一定影响。”马健回忆那段历史时不断摇头，在他心里，商家在不断追求利益，直到电子商务兴起后彻底将他们淹没。从中关村电子卖场兴起后的几年，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以次充好蒙骗消费者。“当时也做过这种事，但没办法，老板为了多赚钱，我们也为了多拿提成。”韩明在中关村也算一位老人物，他在这里待了15年。正是从他开始干电脑组装工作时起，那是中关村最为鼎盛的几年。“像一块新的主板或者CPU可能要五六百甚至更高，但你用一块回收回来的二手板，成本可以省好几百，利润就高了。”韩明称，更多的消费者是不懂的，他们觉得你是专家，他们很放心。“你说新的就是新的，因为从外观上看不出新旧。”“我觉得来中关村攒电脑，80%的人都被蒙过，除了那些认识（柜台）的人之外。”韩明向「子弹财经」道出了当年的真实情况。“人很多，他们要什么你想换什么件上去就看你怎么忽悠了，懂一些电脑知识的人只能从新旧件上去作假，不懂的就直接在配置上下手。”“当时谁都不想那么干，这么干就等于是一锤子买卖，但利润太大了，你又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只能干。”韩明说，毕竟那时候刚来北京不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他的老板在海龙、太平洋、硅谷都有柜台。“做的不光是生人生意，还有熟人生意。”除了零售外，更多的店主做的是批发生意。譬如公司电脑采购、网吧电脑采购或向下级经销商放货等。“后来渠道也越来越多了，柜台在电商兴起后就不太好干了。”马健如实说道。当年，在以京东为首的自营电商兴起后，正中中关村卖场下怀，京东不断打出正品低价招牌，获得了不少消费者青睐。谁也没有想到，从中关村走出的刘强东却在用另一种模式颠覆着传统的中关村电子卖场。而后，阿里巴巴揭竿而起，直到现在的拼多多、贝店等新兴电商元老入局。03传统中的中关村卖场也在迫切地转型。徐力对「子弹财经」回忆道，当时电商开始兴起时自己也在淘宝账号，通过互联网卖电脑及配件，生意开始有些改观。“在淘宝上也卖了不少东西，更多的是耗材，电脑也有。现在京东上多了DIY电脑，总体卖得还算可观。”马健则依然通过柜台对外销货，他没有注册电商账号。“那玩意太麻烦，不是刚注册就能有用户来的，还得给网店装修，刷量，费钱，太麻烦。”对于电商马健显得有些保守，但归根结底，电商的一些规则让马健无法接受，更让他不想费力地去经营。2008年，中关村电子卖场已向多元化转型，多家商户也从电脑单一品类转向手机等全类电子产品。郑伦变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80后，他到中关村租下一尺柜台并不是为了做电脑生意，而是手机生意。“那个时候手机生意比较好做，因为懂得人不多，不透明，收多少钱卖多少钱都是你说了算，新机只要不比京东高就行了。”郑伦对「子弹财经」说道。那时的电子产品市场远不像今天那样透明，虽然已经有电商的存在，但依然无法影响他们现有的生意流量。“你要说有影响也有些，但影响我觉得没那么大。”“网上卖东西唯一的一点就是卖不了假货，或者偷梁换柱的东西，严重了就会直接封店。”韩明从电商逐渐兴起之时另辟门户，虽然依然从事电脑销售，但相比以前打工时的经营方式，现在的他谨慎了许多。“这毕竟是自己开的店，不敢再那么干了。”2011年6月30日，经营了12年之久的太平洋电脑城正式关闭，随之开始关闭的更有一个时代的产物——传统线下柜台。当零售一次又一次地在今天被人们所提起，而在当时，正是这种传统的零售方式奠定了未来传统零售之路。当太平洋电脑城关闭的那一刻，马健和徐力不得不暂时缩小了他们的“战斗”范围，将原本的分店硅谷作为了长期战略要地。2012年，他们又在鼎好电子城租下了两个柜台，以此代替太平洋电脑城的地位。“后来买组装电脑的人就很少了，品牌电脑的销量反而开始增长。”在2013年，马健的柜台几乎很少能看见有个人来买组装电脑，更多的是找他购买品牌电脑，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在电脑进入中国的十多年后，笔记本电脑的价格开始趋于大众化，人手一台笔记本成为了每个上班族，乃至大学生的标配。“那时候买神州笔记本的人很多，相当于电脑界的小米，高配低价。”徐力兴奋地回忆着当年的往事，仿佛置身于柜台前在向用户介绍产品。“现在我都能背下来当年的配置表，那是销量仅次于联想的品牌电脑。”“除了国产这些电脑，13、14年买苹果电脑的人也开始多了，主要是因为10年的iPhone4太火了，直接带火了苹果的产品。”韩明向「子弹财经」讲道。据韩明回忆，在他开店的这些年里，苹果产品的销量占到他所售产品利润的60%，一多半的利润来自苹果产品。“苹果的产品占的很多，剩下的是国产电脑还有一些配件的利润。那时我的网店光卖iPhone和iPad一天流水就能有几万，要是在卖几台苹果电脑，利润就更大了，基本一台1000多的利润，跟现在没法比，现在一台电脑的利润才200多。”“的确是那样的，很多人后来都在销国产电脑的基础上加了苹果的业务，你能想象得到有多火吗？如果不是苹果救了我们，我们恐怕早就不干了。”徐力对「子弹财经」说。2010年—2015年，中关村的很多商家称这五年为苹果黄金五年。正是在这五年里，苹果的产品迎来销量高峰，这让不少商家尝到了甜头。“原来一起卖电脑那帮人现在基本都做苹果生意去了，但这几年苹果的生意也怎么好做了，大家都在想出路。”徐力对「子弹财经」说。马健在这几年也卖了不少苹果产品，除此之外，他将重心转到了销售二手电子产品和维修上。“新机现在赚不了几个钱，还是二手和维修能赚些钱。”当时，中关村地区的二手销售主要集中在硅谷地下一层和广安中海电子市场，这里曾是该地区最大的二手电子产品集散地。宋奇当时的柜台就在广安，每天的客流甚至要比买全新机的人更为密集。“其实现在硅谷地下一层跟当时的广安差不多，都是做二手电脑批发回收的，还有一些配件，比如显示器打印机之类的。”最初，他们的经营模式基本与马健和徐力一致，基本是通过柜台或熟人销售这些二手产品，但在2010年后，这样的场景发生了变化，二手产品的销路由对批发和零售，转为了八成靠批发，仅剩两成为零售。同时，不仅是人群的变化，销货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卖场趋势愈发向下之时，越来越多的商户开始在闲鱼上销货，这也使得现在的闲鱼软件中充斥着大量的商家，普通人基本难以分辨。“很多人都在网上卖了，一个是因为市场关了，另一个是现在年轻人几乎不在线下柜台去买东西，尤其是这种综合类的卖场。”宋奇斩钉截铁地说道。宋奇对「子弹财经」透露，现在光中关村的商家就有一半多在闲鱼或58同城这种二手平台上销货，另外分成两部分分别出给了同行或者销往二三线城市，以及做租赁使用。“很多人一听取货的地点在中关村不能说完全没有，70%—80%的人都没信了，现在我们销货都不敢说是中关村的，基本都说是公司资产清理，有时候还能碰上同行杀价。”宋奇对「子弹财经」说。“现在在闲鱼上越来越不好卖东西了，感觉像是他们屏蔽了一些流量。”徐力今年发现，在闲鱼上卖东西已不像原先那么容易，以前发布后半小时基本就会有很多客户前来问询，现在已经很少甚至基本没有。而他在58同城或者赶集网发布的帖子却基本不受影响。“可能还是规则不一样，毕竟像58和赶集都要花钱买置顶，花的钱多就靠前，闲鱼毕竟是免费的平台而且你一天发的东西多了，系统会认为你是商家，限制流量。”宋奇分析称。对于当下的境况，多数商家选择了留守，而其中也有部分商家选择了放弃。042016年7月7日，海龙电子城正式关闭，2018年10月，鼎好电子城也正式关闭，2019年5月，中关村地区最后一个电子卖场硅谷电脑城将正式关闭，拥有20年历史之久的中关村电子卖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的大部分商户都被分流到了距其一路之隔的科贸电子城和e世界财富中心。“其实对于像我们规矩经营的商户来说，我们也是受害者。”马健无奈地说出了这句话。的确，在中关村更多的商家是本分经营的，但人性是难以管控的，不得不说有部分商户损害了中关村电子市场的声誉。而在电子商务兴起之时，中关村电子卖场也曾做过艰难转型，但效果甚微。宋奇和韩明都搬到了e世界财富中心，对于许多商户来说，这里再次成为了他们的“家”，也让不少熟人再次相聚。只是，相比于以前的柜台，现在的写字楼让人们之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以前谁家缺货或拿个东西都很快，隔壁或者同层认识的人直接拿就行了，现在大家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不方便了，拿个货都得等个十多分钟。”韩明对「子弹财经」说道。现在，许多商户都在从事电子商务，但刷单的现象却一直存在。“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刷你怎么会有流量？”韩明对「子弹财经」讲，他现在一共有三个电商平台，分别是淘宝、京东和拼多多。拼多多的出现，让许多商户又重操旧业。对于一个新兴平台，补贴是家常便饭。“都是刚出来的时候行，补贴很多，现在也没以前多了。但刷单是必不可少的项目。”韩明称，每个做电商的商户都会有刷单，为的是提升自家店铺的销量。“很简单，像双十一，就会在群里召集大家下单，发一个链接，然后给出几个不同的地址，下单成功后有货到付款的就选货到付款，没有一般我们付完后截图给他们，他们马上打钱给我们。”对于这样的操作，在双十一期间韩明就操作了不下二十单。“其实你都不用看这些电商的数据，有多少是假的我们最清楚。”对于这些商家来说，电商公布的双十一数据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这些商户内部刷单而形成的交易额，同时在渠道商交易市场，也有专职从各大电商平台薅羊毛的羊毛党们，现在他们又将触手伸向了银行App中的电子产品板块。“现在做刷单还有渠道的这些的人都留下来了，但大多数也都是从卖电脑转过来的，因为电脑早就不赚钱了。”宋奇对「子弹财经」说。马健反驳了他的说法。“该赚钱还是可以赚钱的，每个人做的渠道和品类都不一样，赚不赚钱不能光看表现。”他在今年五一之后就要搬到位于五棵松附近的市场中，继续从事着他的老本行。摄影/杨博丞，图片版权归子弹财经所有“离开中关村难过吗？”“说难过也有，毕竟在这边待了差不多20年，老客户都在这边，以后拉货不方便了。但是在难过也要生活，我们终究是被时代淘汰了。”“我压力也挺大的，毕竟还有妻儿要靠着我。”徐力和马健拥有同样的感触，但他和马健不一样的是，他转变了一些想法，而马健依然在坚持传统。05“谁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呢？”这是马健和徐力共同的问题。坚持传统还是作出改变，这是摆在每个中关村电子卖场老人们身上的沉甸话题。坚持传统意味着与这个时代做对抗，而作出改变则意味着顺应时代潮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深知这个道理，但是，在逆流中行进才会愈发觉得这个时代带给他们的巨大变化。而现在，新零售业正是在这种逆流中不断前行。从传统卖场到线上卖场，在经过20年后，最终又回归到了传统卖场，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柜台不在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展台。20年风云变幻，中关村电子卖场从零散商户，到集贸市场式的电子市场，再到海龙、鼎好、科贸、E世界等大卖场鼎力，终到雄霸全国的辉煌，离不开数以万计的从业者为之付出的奋斗。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好似当代创业者，强大者胜出，弱小者衰亡。或许，他们能够比这些真正的创业者们更加明白这是九十九死一生的几率，但正是他们，推动了电子行业的变迁与发展。供销不分家，厂商的每个产品都必须经过他们才得以让品牌流通，而消费者也正是通过他们熟知了每件商品。虽然，盗版、水货、欺诈消费者事件、不良奸商等负面新闻，给中关村电子卖场的辉煌抹了许多黑色。但中关村电子市场时代，作为中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力的印记，不仅铭记为历史，也刻印在了这些亲历者的心中。中关村电子卖场终落下帷幕，朋友再见。注：马健、徐力、宋奇、韩明、郑伦均为化名。...

为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完善网络交易规范制度，促进网络交易活动持续健康发展，4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交易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不得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删除用户不利评价，不得违法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得限制交易、收取不合理费用等。据介绍，此次修订是根据《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结合网络交易监管执法实际，以促进发展、规范秩序、保障各方权益为原则而进行的。共删除条文24条，修改条文34条，新增条文36条。《办法(征求意见稿)》共6章，70条，包括总则、网络交易经营者、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重点对以下七个方面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一是网络交易经营者市场主体登记问题。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经营活动；除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以外，所有网络交易经营者均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允许符合条件的自然人网店经营者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二是网络交易经营者身份信息公示问题。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其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应当持续公示其依法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自我声明、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三是网络交易信息数据报送提供问题。平台经营者应当依照规定程序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平台内经营者的营业执照、行政许可、联系方式、网络店铺名称、网络经营场所等信息，以及依法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平台内经营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网络店铺名称、网络经营场所等信息。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特定品类的商品或者服务的销量、销售额等经营统计资料，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交易信息等有关网络交易数据信息。四是用户信息收集使用保护问题。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依法收集、使用消费者或者经营者信息，对其知悉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或者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应当严格保密，不得对用户信息查询、更正、删除以及用户注销设置不合理条件。五是网络交易经营行为规范问题。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不得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删除用户不利评价，不得违法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得限制交易、收取不合理费用等。六是平台内部治理行为规范问题。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为消费者提供公开评价途径；应当以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的经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档；应当建立对平台内商品和服务信息的检查监控机制，依法处置、报告平台内违法信息等。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经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权；鼓励平台经营者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质量担保机制。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于立法条件尚未成熟的问题，将在进一步实践探索基础上，结合法定职责，适时出台相关文件或者规章。...

“小小的社区门口，挤了四家便利店，还有两家是新零售便利店。”在前不久懂懂笔记小范围发起的读者调查中，“是否关注新零售带来的变化”成为很多朋友的选项。最近，家住东莞虎门连升路某高层社区的读者王先生，向懂懂笔记反映，社区门口不足百米的范围内，足足开了四家便利店。除了有标榜新零售体验的“天猫小店”、“京东便利店”之外，还有两家“美宜佳”便利店在社区道路两头“左右夹击”。开业之后，各家都有促销活动，商品售价上也有所竞争。你争我赶中，每每以分毫的优势，争抢附近的小区客流。“新旧”零售店拔地而起“我们整个社区常驻人口大概一千多人，这么多家便利店真的都能盈利吗？”让王先生感到疑惑的是，社区本来只有一家“美宜佳”和两三家小杂货店，足以满足周边住户日常消费需求。但是一个月前，两家小型杂货店突然升级成为互联网巨头授权、加盟的新零售便利店，随后作为传统便利店代表的“美宜佳”也在路口新开一家门店进行“包围”，四家“小店”群殴之势明显。无独有偶，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路的董女士也反映了一个情况，她家附近，原本有物美、全时、世纪华联、迪亚天天、苏宁小店等多家小超市以及十多家私营杂货小店。一个多月前全时小店突然关张，随后苏宁小店入驻，但是两家苏宁小店相距只有200米左右，商品也几乎相同，令人费解。另外，这片原本偏僻的小区在春节后还迎来了一家新开业的盒马鲜生。小区居民在地推发放的传单上看到，附近新开业的这家盒马鲜生全面覆盖周边所有新老小区，而且免费配送，也没有起送价格要求。与此同时，每日优鲜半小时送达也覆盖这个小区，经常有大幅的优惠活动。新零售在悄然蔓延，从生鲜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到街边小店的最后100米，与传统零售超市业态的竞争似乎更加激烈了。便利店作为线下零售的重要入口，正在街头巷尾展开近距离巷战。天猫、苏宁、京东等巨头纷纷筹划将线上流量与线下打通。这也导致新零售便利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一线城市的边缘区域，到二、三线城市成熟的住宅社区，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么，几十米一家便利店的密度，谁能赚到钱，会不会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是赔钱赚吆喝？新零售便利店相比传统便利店到底新在哪儿，社区消费者们是否愿意为新零售体验买单？新零售店进驻社区，传统便利店不退反“包”“我们这家店，是最近刚开业的，装修还有点味道。”在虎门连升路某小区门口，懂懂笔记看到了四家“近在咫尺”的便利店。在其中一家“美宜佳”便利店，懂懂笔记借购物名义与店员攀谈了起来。店员表示，这里本来只有街口一家“美宜佳”便利店，和两家位于偏僻角落的杂货店。大概是去年十月份，其中一家破旧的杂货店升级改造成“京东便利店”。“大概在春节后，另一家小杂货店也在装修之后挂出了天猫小店的门招。”店员笑着表示，此前她所在的“美宜佳”是整个社区装潢最上档次、产品最齐全的便利店。如今，却被另外两家升级过后的新零售便利店比了下去。客流自然也被这两家门店分走了不少。“为了围殴这两家新零售便利店，老板前一阵子又在巷尾转角处加盟了一家美宜佳。”“听说，我们的门店在其它社区也都遇到新零售小店的冲击，挺有威胁的。”店员告诉懂懂笔记，老板很早以前就在虎门多个社区加盟了传统品牌的便利超市，如今面对新零售便利店的这一轮冲击，感到压力巨大。而好奇之余，她也曾在下班之后去周边两家新零售便利店里转了转。从表面来看，无论是商品种类还是货架陈列布置，都与自家门店相似，商品定价也较为接近，要说不同的也就只有门店品牌和个别特供产品。“特供产品很多都是小零食，是一些在线下超市、便利店很少看到的牌子。”店员满脸不屑地说到：这些改造后的新零售商店，真的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她强调，这些店内的商品价格标签，很多都是手写的，与之前杂货店的“气质”基本保持一致。至于店员，也还是原来小型杂货店的经营者，除了品牌的背书，并没有让人感觉上了档次。可以，这些新开小店的冲击却不容小觑。“现在我们两家门店每天的营业额加起来，还不到过去一家店的流水呢。”这位店员表示，突如其来的客流、销量“退坡”，也让她感到有些危机感，害怕哪天突然丢了工作。在传统便利店业者的眼里，新零售便利店的确是眼中钉，新型便利店的出现，对其客流、生意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场线下抢人大战中，新零售便利店相比传统的便利和超市，究竟优势在哪里？新零售店商品一般，品牌背书却很值钱“之所以会升级新零售（品牌）便利店，也是机缘巧合。”在新开的“美宜佳”斜对面几十米处，“天猫小店”的经营者曾叔正坐在门口的收银台等待顾客上门。他告诉懂懂笔记，去年十月底之所以决定将自家的杂货店升级为“天猫小店”，是因为经营确实感到乏力。曾叔坦言自己和老伴在社区经营杂货店，已经快十年了。因为店铺装潢赶不上潮流，陈列杂乱不堪，让顾客感觉很没有档次，唯一的优势就是便宜。然而，随着社区开了新的24小时便利店，他的杂货店生意便越来越差。“刚好去年孩子看到品牌授权的宣传，就帮着申请了，装潢的开销是我们自己掏的。”他指着红色的店招说，即便没有新零售品牌授权，曾叔也打算“拾捯”一下自家杂货店，重新装修一番，既然有知名的品牌背书，何乐而不为。因此，他的店便成了社区附近第一家新零售便利店。曾叔透露，便利店装修完毕重新开业后，生意的确比之前的小杂货铺子好了很多。“商品价格虽然也比之前稍微高了，但档次在那摆着，看起来也不那么脏乱差了。”他告诉懂懂笔记，尽管商品和之前相比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两组电商“特供”货架，但电子化的结账、收银方式，的确高大上了许多，“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用智能设备收钱结账。”如果非要说与传统便利店有什么不同，曾叔认为就是进货方式。过去杂货店都是在批发市场进货，如今每月至少要通过官方要求的渠道进货一万元商品。因为官方商品种类有限，所以他不得不“偷偷”从批发市场进点畅销的零食、饮料，以满足老熟客的消费需求。“我们这个品牌的名气可比美宜佳什么的大多了，这可是电商大品牌，有谁不知道天猫？”他自信满满地说到，有了电商巨头的背书后，顾客的信任度也提高了，“不然那边的杂货店为啥也升级成了京东便利店呢，你说是吧？”关于线上品牌除了授权、指定进货渠道之外，是否有别的扶持政策时，曾叔表示，刚开始有一些简单的经营指导，后续有点进货红包激励，他感觉线上引流到便利店的力度不明显，经营依旧是要靠商家自己经营的熟客圈子。“但这样已经足够了，光是品牌效应都值很多钱了，还有特供的产品卖。”曾叔笑称，很多电商“特供”的畅销小零食在店里卖的特火，周边年轻的顾客都开始到在店里购买，“尤其是一些品牌坚果零食，年轻人都很喜欢。”虽然新零售便利店的线上导流作用没有太多显现，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电商特供畅销品，几乎成了很多新零售便利店与传统便利店“对抗”的绝佳优势。在石景山区的苏宁小店里，懂懂笔记同样发现，一些特供时令水果和品牌速食食品，也成了周围居民的最爱。而店员同样表示，来店里购物的多为周围小区的老年人，通过App购物的消费者并不多，尽管他们开业至今一直在结账时刻意推动App的下载，甚至还推出了积分活动，但是成效并不明显。传统便利店的关闭，闲散杂货店改造升级的需求，似乎成为新零售品牌布局线下的契机，这些新的业态围绕盲点和空白区域的社区迅速扩张，也让周围居民感到了一丝新奇。那么，在周围社区的用户眼中，新零售便利店的优劣究竟如何？对消费影响不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几家便利店有什么不同吗？我没觉得有太多的差别呀。”在“美宜佳”便利店周围的小区，懂懂笔记随机交流了十几位遛弯的住户，希望了解他们对于社区汇聚了四家便利商店的看法。一位陈女士表示，这四家便利店她都光顾过，也对每一家的商品和价格都有些印象。她告诉懂懂笔记，她和家人到便利店里消费几乎不在意“门头”品牌的 知名度，只在意有没有需求的商品，以及价格够不够实惠，还有就是食物、日用品的生产日期新旧，其他的方面并不会关注太多。“就像巷头的天猫小店，很多商品价格比巷尾的美宜佳贵，一般我都会多走几步去巷尾买。”陈女士表示，至于原来那两家破旧的杂货店，在升级新零售便利店之后价格也与周边便利商店持平。因此，价格相近的情况下购物讲求的还是就近原则。至于升级之后的新零售便利店，是否比“脏乱差”的杂货铺更加吸引人，车女女士和其他几位居民都认为“一切还是要看价格”，如果价格实惠、货真价实，即便是路边摊也一样会光顾。“零食和日用品方面，新零售便利店真的有不少选择，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家住小区的高中生小杨表示，他经常光顾两家新零售便利店，原因很简单，电商“特供”产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在意的这些零食的生产厂家，至于价格倒是不太关注。在他和周围朋友看来，很多平日里购买不到的网红畅销商品，都能够在新零售店里买到，省去了线上购物等待的送货时间。而且，店家结账使用的是扫码支付、NFC支付也是科技感满满，符合年轻人的心态。“平时还能委托这些（新零售）便利店代收来自电商平台的包裹，比较方便。”杨同学告诉懂懂笔记，由于社区快递柜数量少、暂时没有物流驿站，因此平日里他和不少住户的包裹都是委托新零售店代收。尽管他并不清楚新零售便利店是否有承担快递代收的职责，但取件的过程的确能为小店带来更多的客流量，服务方面也比传统便利店更加全面，“代收快递也不收钱，好几次因为不好意思我都会买一支‘可爱多’。”在东莞和石景山两地的部分小区居民沟通之后，懂懂笔记发现，这些社区绝大部分中老年消费者，并不在意传统便利店与新零售便利店的区别，最在意的仍是销售的商品价格，商品是否足够齐全。而年轻的用户，尤其是学生群体更青睐光顾天猫、京东和苏宁这类便利店（很多年轻人遗憾家门口没有711），对他们而言，除了可以购买到畅销“特供”产品之外，智能化的收银、结账和折扣等体验更符合自己的喜好。他们对服务体验的重视程度，远多于几毛几分钱的价格差异。结束语新零售的形态有很多种，街头巷尾的小店开始加大密度，也只是试水的形式之一。就在4月30日，盒马鲜生宣布昆山新城吾悦广场店将在一个月后关闭。盒马鲜生方面对此表示，做零售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好的要更好，差的要及时调整。就目前而言，并不存在传统便利店即将“被干掉”，或是新零售便利店“前程无忧”的趋势。各有千秋的两种零售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痛点，唯一的差别，只是传统零售在向新零售靠拢，而新零售是在向传统零售侵袭。...

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行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同日宣布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两所的修改内容相似，都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明确董事的聘任、解聘程序；明确上市公司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以及明确上市公司不得形成交叉持股。根据新规，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如果存在持有的情况，应当在一年内依法消除。上交所表示，本次修改主要是配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上位规则的修订，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主体尽职履责，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通过纳入相关规则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董事聘任解聘、股东大会召开、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等相关要求，以保障上市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具体来看，第一，新增一条，明确了董事的聘任、解聘程序。修订后，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第二，明确上市公司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科创板上市规则修改后的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等程序，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列入公司章程或者作为章程附件。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2个交易日公告并说明原因。上市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上市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采用累积投票、征集投票等方式，保障股东表决权。”深交所的表述略有不同，更细化要求了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限制。“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或者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向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会议召集人和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并充分、完整地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公司还应当同时在本所指定网站披露有助于股东对拟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所必需的其他资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当于现场会议召开日期的至少二个交易日之前发布通知并说明具体原因。上市公司应当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据深交所透露，此项修订一是明确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方式，应当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股东通过现场或者网络方式参加股东大会均视为出席；二是明确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的，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第三，明确上市公司不得形成交叉持股。新增内容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取得该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确因特殊原因持有股份的，应当在一年内依法消除该情形。前述情形消除前，相关子公司不得行使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增加这一条，主要是监管层考虑到，交叉持股可能会引致资产虚增、股权结构不清晰等问题。在此前的4月17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新版指引对于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以及董事职务的解除就已经做出修改。...

一夜消失近300亿元的康美药业，收到上交所发来的监管工作函！简单来说，上交所要求康美药业查清差错原因何在？责任人是谁？还有无未披露差错？和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关系？而4月30日，由于这突然消失的300亿现金，康美药业刚迎来股债双杀。公司股价全天封死一字跌停；同时，康美药业“15康美债”跌超11%。近300亿货币资金一夜蒸发不了解剧情的朋友先简单回顾一下：4月30日，康美药业全天封死跌停了，原因是出了一个神奇的审计修改公告：2017年的货币资金多计算了299.4亿。具体如下：由于公司采购付款、工程款支付以及确认业务款项时的会计处理存在错误，造成公司应收账款少计6.41亿元；存货少计195.46亿元；在建工程少计 6.32亿元,；由于公司核算账户资金时存在错误，造成货币资金多计 299.44亿元。近300亿货币资金，说没就没了，这一操作不仅一举突破“康得新”刚创造的百亿造假记录，更引起了广大投资者的吐槽：有网友称这是资本市场近30年最恶劣的造假事件。不仅如此，就连会计师事务所都说了，我没法审。正中珠江对康美药业2018年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其表示“无法确定立案调查对康美药业2018年度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程度”。康美药业2018年年报显示，2018年的净利润11.35亿元，同期下降47.2%；2017年的净利润从41亿元调整为21.5亿元；2016年净利润由33.4亿元调整为18.4亿元，均几乎被腰斩。上交所火速发来监管函对此，上交所第一时间就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等有关事项发出监管工作函，关注其会计差错的原因以及涉及的具体事项。上交所表示：上述事项反映出公司在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等方面可能存在重大疑问，我部予以高度关注。根据规定，要求公司认真自查和核实有关情况，充分披露相关信息，明确投资者预期。一、 请公司认真核查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差错调整的交易背景、对象及其关联关系、会计差错发生的时点、发生差错的具体原因和责任人等。二、请你司充分核实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涉及对2017年度以外的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更正事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或调整事项。三、根据相关公告，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88.79亿元，其中期初余额57.14亿元，2018年新增35.95亿元。请公司进一步核实：（1）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发生时点、涉及事项、金额、占用期限等情况，明确上述往来款项是否构成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年审会计师应当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专项意见；（2）全面自查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偿还情况；（3）结合公司大股东的财务资信情况，审慎评估上述款项的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核实公司对相关应收款项未予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四、结合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公司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股价一字跌停，15康美债跌超11%！造假近300亿，康美药业一字板跌停，报9.54元，市值为475亿元。此外康美药业“15康美债”跌20%后临停，后被拉升缩窄跌势。22万投资者被坑多家机构中招公开资料显示，康美药业主营中药饮片、药品医疗器械等医药产品的生产、经营、批发销售以及中药材贸易业务。2001年上市以来业绩持续高增长，9年复合增长率超35%，是不折不扣的医药白马股。然而，作为一家曾经的千亿市值白马股、中药行业的龙头，这一近300亿的“会计差错”带来的不仅是一场大笑话，更是坑惨了不少投资者。最新数据显示，康美药业股东户数为22万人：一季度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22.35亿股。而记者留意到，4月29日康美药业的融券数量激增，从747.9万直接翻倍至1571万，料是又有不少资金抢跑了。...

迪拜的 Abraaj Group，在鼎盛时期管理着近140亿美元的资产，曾是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最为耀眼的私募基金之一。然而时过境迁，其幕后两位明星投资人 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如今却身陷囹圄，在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破产案中面临多项欺诈指控。Arif Naqvi（左）与Mustafa Abdel-Wadood（右）作为全球最大私募基金破产案背后的关键人物，Arif Naqvi 于今年4月10日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罪名是涉嫌欺诈美国等地的投资者，在投资者名单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赫然在列。这位曾经备受尊敬的迪拜投资大亨，如今被关押在一间10英尺长6英尺宽、四周均是淡黄色墙壁的牢房里，等待着被引渡到美国。他所在的牢房位于英国最大监狱 - 旺兹沃斯 HM 监狱之中，该监狱以收容英国“最暴力囚犯” Charles Bronson 和有组织犯罪头目 Ronnie Kray 而闻名。其周边荒凉，与 Arif Naqvi 位于伦敦骑士桥、牛津郡、贝德福德郡以及迪拜朱美拉棕榈岛的豪华房产相比，“跌落凡间”一词都无法准确描述当前境地之窘迫。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这座位于伦敦的监狱还能够在早餐菜单上提供牛奶及多种谷物作为选择，而不是那种呕吐物一般的粥类食物。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旺兹沃斯HM监狱很难相信就在一年前，Arif Naqvi 还管理着140亿美元的资产，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维珍集团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样的名流握手同台。2018年1月，他与比尔•盖茨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共同出席了一场关于全球健康话题的讨论会。即使是和这位亿万富豪慈善家和其他两位世界知名医学专家一起，这位投资大亨的气场也不遑多让。他甚至将自己与比尔•盖茨相类比，“像比尔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在我眼里，杯子永远是半满的，而非半空的”。Arif Naqvi 出生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在海湾地区是一个标准的“外来户”。在来到阿联酋并声名鹊起之前，他曾在沙特的知名企业 Olayan Group 工作。这家企业由沙特亿万富豪苏莱曼·萨利赫·奥拉扬（Suleiman Saleh Olayan）创立。按说，在这样一家大企业平台工作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良机，然而Arif Naqvi却“义无反顾”抛下了这个白领甚至可以说是金领的职位，进入到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背后原因何在？2014年，这位在业内以“大嘴”著称的投资家在接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采访时这样回答了该问题：“有一天我去见我的老板，告诉他‘我要走了’。我的老板说，‘我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其实，你还很年轻，可以在集团中找到你想要的任何岗位平台。说吧，你想要哪一个？’于是，我回答说，‘好吧老板，你给不了我想要的……因为我真正想要的是你的工作。’”Arif Naqvi与他的Abraaj Group离职后创业的 Arif Naqvi 拿出5万美元积蓄在迪拜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Cupola Investment Ltd.，紧接着又于1999年以“蛇吞象”的方式，凭借募集到的500万美元资本，击败一众知名私募股权巨头，成功收购了价值1.5亿美元的商业服务企业 Inchcape Middle East，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中东地区首笔杠杆收购案。这项不知名小公司完成金额如此庞大的交易，自然使 Arif Naqvi 成为业界关注乃至非议的焦点。他的合伙人之一 Imtiaz Hydari 曾在一本书称，由于围绕 Cupola Investment 及其杠杆收购的流言蜚语过多，最后不得不聘请商业情报公司 Kroll LLC 介入调查，方才逐步平息了相关非议。很快，Arif Naqvi 以1.73亿美元的价格将 Inchcape Middle East 转手出售，获得7100万美元的投资收益。利用这笔交易所得，他于2002年创立了 Abraaj Group，并在业界留下了“敢打敢杀”的名声。“Abraaj”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塔”，而且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塔，而是钢铁混凝土森林般的塔群。甚至可以说，Abraaj Group 的发展与其所在地迪拜的发展交相辉映，如今的迪拜也早已变成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中东地区金融中心。现年57岁的 Arif Naqvi 本人亦通过一系列交易，赢得了“海湾并购之王”的美誉。2001年9-11恐袭案发生后不久，中东专线国际快递公司（Aramex International Courier）损失了逾15%的估值。他和他的团队趁低以6000万美元收购该公司股权并偿清债务，在2005年 Aramex 公司上市后出售股权获得6.6倍的投资收益。2007年，Abraaj Intestment 将埃及投资银行 EFG Hermes 25%的股份出售给迪拜金融集团（Dubai Financial Group），利润超过5亿美元。自2002年起，Abraaj Group 实现了平均高达17%的年回报率，仅2014年和2015年就实现获利4.5亿美元。敢于冒险的他会“贸然”闯入一些新市场和新领域，并获得惊人回报。在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债务比例过高的背景下，Arif Naqvi “毅然决然地”将主战场转向发展中国家，并大力发掘那些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并从中获益。从肯尼亚到哈萨克斯坦，Arif Naqvi 及其掌舵的 Abraaj Investment 在2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员最多时逾300人。从墨西哥最大的时尚制鞋公司、阿联酋的教育机构，到埃及最大的连锁医院，以至印度大型的食品杂货电商，这些都是 Abraaj Group 引以为傲的投资案例。无论是农业、电力、航空，还是科技、教育甚至是冰淇淋产业，只要是能想到的领域，他几乎都有涉足。哈佛商学院教授 Josh Lerner 曾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表示，在了解和发掘发展中国家市场投资潜力方面，Arif Naqvi 比其他人“领先十年以上”。近年来，Arif Naqvi 提出了“影响投资（Impact Investment）”的概念，利用私人资本来缓解全球范围内最为棘手的一些问题，如贫穷、气候变化、不平等。他将 Abraaj Group 旗下的医疗保健基金作为展示案例，告知外界如何利用私人资本在非洲和南亚地区实现盈利和公益性的平衡。也正是他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了盖茨基金会和其他著名投资者的加入。Aramex 创始人 Fadi Ghandour 曾是 Arif Naqvi 的密友，他高度评价 Arif Naqvi 及其 Abraaj Group “不仅改善了生态系统，还创造了中东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 Arif Naqvi 过去很多年来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者，还是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有影响力人士。凭借在私募投资领域的亮眼业绩，以及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实施的一系列项目，这位 Abraaj Group 的创始人获得了诸多奖项，包括奥斯陆商业促和平奖（Oslo Business for Peace Award ）和巴基斯坦政府授予他的一项平民荣誉— Sitara-I-Imtiaz，并成为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常任发言人，风头一时无两。Arif Naqvi 并不是 Abraaj Group 兴衰中的唯一当事人。作为他的难兄难弟，Abraaj Group 管理合伙人 Mustafa Abdel-Wadood 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关押在距离伦敦5566公里外的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er）。这位金融家兼阿拉伯青年领袖非盈利组织联合创始人，于2006年加入 Abraaj Group。此前，他曾先后就职于 Orascom 建筑公司、Sigma 资本和 EFG Hermes 等中东地区知名企业。Mustafa Abdel-WadoodMustafa Abdel-Wadood 在位于伦敦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被捕。据报道，调查人员在使用地理标记对其电话、会议以及“数百万”文件和电脑文档进行秘密追踪取证后，终于找到并拘捕了他。与 Arif Naqvi 一样，这位以“友好而踏实”著称的埃及人现在也因涉嫌欺诈投资者而面临美国司法部门的指控。相较于以往的生活环境，如今的处境显然大不如前。有知情人透露，Mustara Abdel-Wadood 热衷于在一艘名为“焦糖（Caramel）”的三层90英尺长大型游艇上举行派对，这艘游艇“总是停在迪拜皇家幻境酒店（Royal Mirage）”前面。如若不是在船上聚会，那么最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就是这位投资家位于“迪拜山庄（Emirates Hills）”的豪华别墅。彭博社爆料称，“Mustafa Abdel-Wadood 曾在家中举办40岁生日聚会，邀请了逾300人参加，其别墅内的奢华装饰让人震惊，目之所及……一切都太美了”。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狂热车迷，收藏有兰博基尼和宝马 i8 等多辆豪车。人脉广泛的 Mustafa Abdel-Wadood 甚至可以“让航空公司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为他的登机而多等上20分钟”。不过这一次，他没能如愿登上飞机，而是被带进了关押着臭名昭著的墨西哥毒枭“矮子” Joaquin Guzman、黑手党甘比诺家族“教父”John Gotti 和俄罗斯军火贩子 Viktor Bout 的监狱里。这座12层的建筑位于纽约市政厅附近，通过一条地下12米深的隧道与附近的联邦法院相连通。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er）从两人经历和行事风格来看，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是“完全不同的人物”，但他们现在至少有一点相同：都接到了美国联邦起诉书。美国总检察长助理 Andrea Griswold 不久前在联邦法院的听证会上表示，根据大陪审团的起诉，从2014年起到 Abraaj Group 前不久垮台清算为止，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两人“与其他人合谋通过（a）隐瞒有关Abraaj Group财务健康状况方面的关键信息确切数据，包括对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以及（b）非法挪用投资者资金，策划实施了一场大规模欺诈”。事态的起因在于，2017年2月，有四名投资者声称 Abraaj Group 旗下总值10亿美元的医保基金管理不善，并聘请 Ankura 咨询公司追踪资金使用情况，并发现违规使用资金行为。对此，Abraaj Group 声称已委托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调查，结果显示并无滥用资金现象（编者注：此事亦把 KPMG 拖下水，导致内部对原始调查进行审计，这又是后话）。随后，拒绝信任 Abraaj Group 的投资者再次委托德勤会计事务所（Deloitte）负责调查此事发现，虽然所有资金均已入账，且暂未发现贪污或滥用资金的证据，但其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治理及管控方面的过失”负有“集体责任”。也就是从那时起，作为中东地区私募股权投资领头羊的 Abraaj Group 开始瓦解。随着事态逐渐发酵，该公司原计划于2017年3月向上海电气出售其持有的巴基斯坦公用事业公司 K-Electric 的股份，这笔用于筹集数亿美元资金的交易案，在监管方介入调查后被推迟。调查显示，Abraaj Group 将其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估值夸大了“超过5亿美元”，起诉称，这导致“至少数亿”的投资者基金被挪用，要么出于“掩盖其流动性不足的目的”，要么出于“他们个人或合伙人的利益”。Abraaj Group 目前正处于临时清算中。清算报告数据显示，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该公司在某些方面赚得的投资管理费仅能勉强覆盖成本的一半，预计需要偿还10亿美元的债务。麻烦不止于此。对于阿联酋而言，Arif Naqvi 及 Abraaj Group 的狼狈声誉和迅速崩溃瓦解所带来的麻烦，甚至已经波及到了迪拜乃至整个国家在地区金融业的地位。因为其经营管理中的任何问题都将暴露出当地监管部门的能力不足等缺陷，并影响到外界对于阿联酋金融业的整体信心。有业内人士指出，Abraaj Group 的问题并不在于投资业绩，而在于内部管理漏洞。更可怕的是，是外国投资者率先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不是本地投资者，他们要么是真的不知道，要么就是装糊涂。目前，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DFSA）正在牵头调查 Abraaj Group 在当地的经营活动。DFSA 首席执行官 Bryan Stirewalt 对外表示，他希望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得出结论，并完整公布调查结果报告。迪拜监管机构在另一份声明中透露，DFSA 确认“正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此进行沟通”。Benjamin Brafman（右）与Harvey Weinstein（左）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都对指控予以否认，后者还聘请了明星律师 Benjamin Brafman 为其辩护。这位美国刑事辩护律师以为知名被告辩护而闻名，其客户包括各界名流、黑手党成员、政治人物，以及最近的前电影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由于案件起码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开庭审理，Arif Naqvi 和 Mustafa Abdel-Wadood 都有足够的时间回顾和反思自己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Arkan Partners 联合创始人 Ali al-Salim 表示：“私募股权在中东地区仍是一个新兴产业，看到本地区行业最大公司分崩离析甚是遗憾”。有消息称，Abraaj Group 的竞争对手 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LP 和 Colony Northstar Inc. 等均在尽职调查后放弃了收购前者的打算，因为其中发现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可能会跌入一个“无底洞”。由此看来，曾经的“中东版高盛”似乎正在变成“中东版雷曼兄弟”。Abraaj Group 的崩塌让行业其他企业也无法独善其身，一些总部设在迪拜的私募基金已经表示，现在募集资金的难度极大，许多投资计划不得不因此搁浅。“整个行业都依赖于信任，”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教授 Ludovic Phalippou 认为，“如果 Abraaj Group 确实做出不符合投资者利益的事情，那么整个信任的基础及其有效性将遭到质疑。而这不仅是对 Abraaj Group 本身，而且对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都将造成负面冲击”。随着这起全球最大私募股权破产案的相关细节将逐步清晰展示出来，Arif Naqvi 及 Mustafa Abdel-Wadood 这两位涉案者究竟是先驱还是囚犯，不妨拭目以待。...

最近，特步买买买的频率有点高。在刚刚过去的3月，特步宣布与Wolverine成立合资公司，以1.55亿人民币的启动资金相继拿下圣康尼（Saucony）、迈乐（Merrell）的代理权。随后4月19日，特步宣布与韩国服饰零售商衣恋集团达成协议，收购该集团旗下的美国网球鞋品牌盖世威（K-Swiss），此次收购案的资金规模约为3000亿韩元，约合2.7亿美元。剁椒娱投（id：ylwanjia）了解到：圣康尼品牌在美国享有“运动鞋中的劳斯莱斯”美誉，凭借专业质量及高端科技跻身全球四大知名跑鞋品牌之一；迈乐则是主要针对户外运动市场，是美国人民最受欢迎的全球户外生活品牌之一；而刚刚收购的盖世威定位同样也是面向中高端市场，主要提供包括瑜伽、健身房健身、羽毛球等相关的体育用品。特步2019的开春“买买买”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3月以安踏为首的财团敲定对于“始祖鸟”母公司Amer Sports高达46亿欧元(约370亿元)的收购，同时也堪称中国服装行业最大规模的一笔对外并购。而在这笔收购尘埃落定后，安踏旗下已经拥有FILA、Descente、Kolon Sport、Sprandi、Kingkow等中高端品牌矩阵，Amer Sports的加入无疑一举极速扩张自己的多品牌版图。不难看出，安踏特步两大运动鞋服企业接连收购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丰富集团内部的品牌多样性，更是想通过国外运动品牌的专业性来涉猎更多中高端顾客群体。的确，在当今的运动赛道，鞋服的专业性也已经成为了中高端市场的敲门砖。消费层次越高端，消费者对于专业性的关注度也越高。这对于国内传统运动品牌来说，是挑战，亦是机遇。号角已经吹响，谁又将下一个杀回赛场？曾经的时尚象征，现在的乡镇之光2018年有这样一则标题党新闻上了热搜：“阿里程序员相亲被拒绝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双特步鞋”。新闻中写道这位程序员下班后直接穿着特步鞋过来相亲，而女方直接当场拒绝：“你一个27岁的男生穿特步鞋来约会不合适”。新闻一出，一度成为当时热议的焦点，被点名的特步也是大写的尴尬。与三四线下沉市场画上等号，也成为了大多数国产传统运动品牌不得不面临的窘境。而在20年前，现在的乡镇之光却是曾经最耀眼的时尚象征。上个世纪90年代，福建省晋江市的制鞋规模可谓是享誉全国。安踏、特步、361°纷纷诞生于此。那个时候晋江系公司大多是贴牌生产、品牌批发，特步的“前身”三兴公司当时就是为国际知名品牌贴牌生产各种款式的运动鞋，赚取中间微薄的利润。而随着李宁品牌运动鞋服的崛起，晋江制鞋厂们也纷纷有了从贴牌生产向推出运动品牌转变的趋势。而如何在市场中打响知名度，赞助奥运与明星代言成为了营销标配。2000年，悉尼奥运会举办期间，当时年销售收入仅有一个多亿的安踏豪掷千万重金投入广告，并选中当时大满贯冠军孔令辉成为代言人。那一年，全国人民都通过奥运会的洗脑广告知道了安踏。2001年，三兴公司也“进阶”成为特步，主打时尚运动风格，以百万代言费签下当时最火的叛逆小生谢霆锋作为代言人，首创娱乐明星代言体育用品的全新模式，为特步品牌塑造起时尚、叛逆、特立独行的个性，推动了特步品牌差异化战略的实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国内运动品牌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2005——2009年间各大鞋服企业扎堆上市，并在全国开设大量店铺，新增门店数合计达到近2万家。根据欧睿国际的统计，2008年中国体育用品的行业规模已经达到1039亿元，除了李宁以9%的市场份额明显领先外，靠着打品牌知名度走出来的安踏、特步、361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8%、4%和3.7%，相差不大。然而，这样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快速扩张的上万家门店渠道虽然给品牌传播了知名度，但也加剧了来自渠道内部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高库存的隐患。2012年开始，国内各大传统运动品牌便开始饱尝苦果：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积压了大量库存，占用了资金。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品牌产品研发、营销等来创造新的价值，但数额巨大的库存却只得使得这部分资金闲置起来，给国内传统运动品牌造成了发展机会上的损失。在此前后，耐克阿迪等国际知名运动品牌也相继进军中国，凭借其专业的设计以及中高端的定位冲击了中国市场。而早已同质化严重国内传统运动品牌，在此刻无暇拿出与其比肩的设计了。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也开始逐渐出现。早期各大电商平台为了提升销售额不断开启价格战，吆喝着超低折扣来吸引消费者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统鞋服品牌来说，是成为了释放库存压力的最佳途径。毋庸置疑，频繁的价格战会短暂性地提升销量，但是也会对消费者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严重影响品牌形象。但是在那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即使电商销货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含泪饮下。根据公开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特步年收入达到55.5亿元，但是2013年年收入暴跌了21.8%；安踏也在这一年迎来了上市以来净利润的首次下滑。阵痛下的转型与发展经历了2012年库存与品牌危机后，国内各大传统运动品牌纷纷开始思求变革。安踏率先开启零售渠道扁平化改革，加强零售管理，通过监控销售数据，帮助经销商清理库存、优化订货。而在一步步收回控制权的同时，也提升直营门店的品牌形象，不断优化实体店购物过程中的体验。2014年，安踏成为了第一个走出库存危机的品牌，业绩恢复正向增长。财报显示当年净利润19.4%，与同一跑道的第二名361°甩开了10个点的差距，曾经的体育大哥李宁更以-11.1%的净利润亏损难以脱身。而也在这一年，安踏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中市占率第一的本土品牌，仅次于阿迪和耐克。随着业绩的稳步提升，2017年，安踏体育的营收、净利润已经达到2007年初具规模时期的5倍以上。同样在2018年财报中显示，安踏体育依然保持强劲增长，营收同比大涨44.4%至人民币241亿元；毛利同比增长54.0%至126.87亿。促使安踏不断的业绩增长，除了前期对于零售渠道的改革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永不止步”的理性买买买。而在这其中最具有先见之明，莫过于2009年安踏耗资6.5亿港元收购FILA在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地区的业务。当时的FILA尚未怎么知名，在中国市场依然亏损。现在的FILA早已密集出现在各大一二线城市的中心商圈，成为年轻消费者近年来在运动时尚领域的新宠。2018年6月更是喜提代言人王源，扩展千禧一代的消费潜力。同时集团总裁郑捷透露，2018年安踏业绩增长的“大功臣”也正是FILA，全年流水超过100亿元，销售增速超过80%，是增速贡献最大的品牌。安踏多品牌战略带动业绩高涨由此可见，安踏集团通过主品牌安踏的高性价比来稳定已有的三四线市场，再结合FILA来迎合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升级。而随着FILA所处时尚运动领域也不断涌出PUMA、斯凯奇等这样的同类型对手后，同质化竞争再次愈发激烈，未雨绸缪的安踏又将扩张的视野瞄准到国内较为空白的户外市场，引进迪桑特，并经营韩国品牌Konlonsport中国区业务，再加上刚刚拍板的Amer Sports，安踏剑指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野心已经毋庸置疑。而最近同样买买买的特步，也颇有像安踏成功模式靠拢的意味。由于受困于2012年危机的时间较长，特步在2015年才开始正式的转型，主要方向也是针对零售渠道以及品牌管理方面。2017年末，特步用1.5亿元一次性回购2015年前生产的产品，虽然造成特步2017年的营业额同比下降5.26%，却此番刮骨疗伤也让特步彻底清除了历史包袱，正式宣告转型之路的结束。轻装上阵后的特步，2018年总营收达63.83亿元，同比增长24.84%。值得一提的是，眼下特步虽然拿下了拿下圣康尼、迈乐的代理权，以及收购盖世威。但今时早已不同往日，随着运动市场的竞争愈发白热化，切入新市场，复制安踏模式的成功性也并非同日而语。多品牌运作，将会是特步一个新的挑战。国内外运动市场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不同于安踏、特步的买买买，具有IP以及民族特色的李宁则倾向于自身内部进行延伸，更大的发挥真正的品牌价值。显眼的汉字、黄红配色、中国风元素设计，无一都在颠覆着李宁的老旧形象2018年2月，李宁登陆纽约时装周。这个28岁的老牌国货仿佛在证明，“过气”与“潮”之间，就是一个时装周的距离。这场大获成功的走秀，为李宁的品牌年轻化开了一个好头。不仅李宁身价飞涨，更是一件（鞋）难求。一句话已经在运动消费市场传开：以前是没钱（才买）李宁，现在是（真的）没钱买李宁了。热闹背后，李宁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财报：截至2018年12月31日，李宁集团全年营收同比增长18.45%至105.11亿元，净利润增长39%至7.15亿元。时隔8年等待，李宁终于完成营收破百亿的目标，业绩逐步复苏。同时在新系列的带动下，2018年李宁运动时尚品类的零售流水同比上升42%，高于其余所有品类的增幅，全年运动时尚服装销量超550万件，6个月的新品售罄率为70%。在最新2019年2月的秋冬纽约时装周上，李宁继续放大“中国李宁”这一logo IP。在设计上延续着复古感，并将中国山水融入到运动服的设计中，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一经上线更是被国内媒体送上各种溢美之词。但对于李宁来说，这才仅仅是个改变的开始。在目前年轻人为主的运动时尚市场，主打特色IP风格的李宁会相对容易地引发消费者的购买购买共情，也能够将目前的品牌势能延续下去，但前提必须是做好精细化以及专业化运营。剁椒娱投（id：ylwanjia）提到随着运动商品的消费层次越高端，消费者对于专业性的关注度也越高，这一点在李宁上也有所体现。在去年初纽约时装周上的惊艳四座后，2018年李宁新产品和旧产品的定价都有增加。其中，中国李宁系列的平均单价比传统李宁产品高出30%以上。“旧产品的价格提高，代表着品牌力的提升，”曾华锋说道。这样的变化亦显示在财报上，2018年，李宁的产品毛利率提升1个百分点至48.1%。而如果想继续维持这样的高溢价，除了由“中国李宁”这个潮牌IP不断带来增值效益的认可，更多需要的是消费者对于产品自身的专业性进行自愿买单。李宁在2018年开始推出的高端篮球鞋系列——韦德之道，新款售价均为1000以上，已经逼近耐克、阿迪专业篮球鞋的平均水平。今年3月1日，球鞋测评平台“极客鞋谈”曾推出一期名为《李宁吐槽大会》的节目，多位李宁的老顾客对品牌进行“又爱又恨”的全方位评价。“一双实战篮球鞋怎么能买到1000块钱以上，那么贵？”“产品要用心做，李宁的鞋楦实在太宽了，像韦德的腮帮子一样。”“他们的重点放在时装周上，看这两年篮球鞋的设计就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功夫去设计。”不同于资本市场对于李宁业绩崛起的溢美之词，忠实顾客发自内心的反馈或许更能代表品牌未来改进的方向。对于李宁来说，潮牌IP的诞生给了这个老国货一个重新回到赛场的机会，但这样反哺作用终究是有限且短暂的。作为一个定位专业运动的品牌，持续高效的产品研发才能真正为这个品牌提供源源不断的永动力。结尾不管是安踏特步的接连收购，还是李宁的国潮重生，国产传统运动品牌的头部力量都基本告别了过去老旧的发展模式，踏上了新的征程。但这段新的征程仍然充满了机遇与挑战，除了内部市场的磨合，外部力量仍然凶猛强大。根据耐克3月公布的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大中华区继续领跑，营收达15.88亿美元，已经连续19个季度实现双位数增长。阿迪达斯在2018年财报中也宣布大中华区增长高达23%。，位列第一。这也就意味着，在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一二线城市中，耐克、阿迪的品牌话语权并没有收到较大的挑战。这对于国产传统运动品牌来说，依旧是长路漫漫，道阻且长。但号角已经吹响，在这近年来所谓的“资本的寒冬”下，我们更期许着一个洋溢运动热血的光明未来。...

个人“海淘”支付环节未来将变得更加便利。4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印发《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个人在跨境电商平台或网站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通过支付机构可以便利地实现购汇并对外支付。同时，《管理办法》还允许银行为个人“海淘”提供电子支付服务，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管理办法》所指的支付机构外汇业务，是指支付机构通过合作银行为市场交易主体跨境交易提供的小额、快捷、便民的经常项下电子支付服务，包括代理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的单笔交易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等值5万美元。对于有真实、合法超限额需求的，支付机构应向注册地分局提出登记变更申请。据了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支付机构可以凭交易电子信息，通过银行为市场主体跨境交易提供小额、快捷、便民的经常项下电子支付服务，进一步便利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结算。其次，是明确支付机构可为境内个人办理跨境购物、留学、旅游等项下外汇业务，进一步满足境内个人合法用汇需求。同时，《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应建立有效风控制度和系统，健全主体管理，加强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银行应对合作支付机构的相关外汇业务加强审核监督。另外，银行在满足交易电子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等条件下，可参照申请凭交易电子信息为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进一步拓宽跨境电商交易支付结算渠道。据了解，为了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发展，外汇局于2013年在北京等5个地区启动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试点，并于2015年将试点扩大至全国。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试点情况看，较好地满足了企业、个人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快捷支付的需求。“试点以来，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市场主体对跨境外汇支付及结算提出了更多需求。支付机构也积极创新，提出了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真实、合理、多样化交易结算的需求。此外，试点中也发现，个别支付机构存在真实性审核职责履行不到位等问题。”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贸易新业态发展，外汇局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在保持政策框架整体稳定不变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和跨境电子商务特点，出台《管理办法》，完善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进一步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结算，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将进一步便利个人“海淘”。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个人在跨境电商平台或网站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通过支付机构可以便利地实现购汇并对外支付。《管理办法》还允许银行为个人“海淘”提供电子支付服务，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恒丰银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丽娟表示，外汇局发布《管理办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的跨境外汇需求。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推进，支付机构也需进一步提升竞争力。通过完善支付机构外汇政策，可以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结算的便利性，丰富支付机构的应用场景，进而提升支付机构的竞争能力。同时《管理办法》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海外购物需求。...

受害者分布全国各地，其中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区最为严重。图：该病毒木马团伙产业链说明4月29日，腾讯安全御见威胁情报中心发布消息称，近日通过对幽虫、独狼、双枪、紫狐、贪狼等多个病毒木马家族的技术特点、病毒代码的同源性、托管等线索进行多维度综合分析，发现这5个在国内持续活跃、影响恶劣的病毒家族，背后实际上由同一个黑客组织操控，且病毒作者疑似与贵阳市某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相关性。据了解，2018年初至今，国内多家安全厂商曾先后发现幽虫、独狼、双枪、紫狐、贪狼等多个病毒木马家族，这些病毒主要利用盗版Ghost系统、激活破解工具、热门游戏外挂等渠道传播，在用户电脑上安装Rootkit后门，然后通过云端控制下载木马、强制安装互联网软件、篡改锁定用户浏览器、刷量、挖矿等多种主流黑产变现手段牟利，对广大网友的财产及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数据显示，该类病毒在去年7-8月最为活跃，日均感染用户高达3000万-4000万，至今仍有超过200万台电脑被其控制。同时，受害者分布全国各地，其中广东、山东、江苏等地区最为严重。有安全行业从业者称，自诞生之日起，上述种类的病毒就与国内众多杀毒厂商斗智斗勇，一个病毒在安全软件联合打击下消退，很快就有一个新的病毒取而代之。“现在我们发现这些病毒家族背后由同一个黑客组织操控。”4月29日，腾讯安全技术专家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依据腾讯安全大脑能力，对双枪、紫狐、幽虫和独狼系列木马进行深度追踪、研究判断，在掌握不法分子的攻击手段之后，最终被聚类到同一家族中，其中发现幽虫、独狼、双枪、紫狐以及关联到的盗号、恶意推装木马之间联系极其紧密，层次清晰。同时，各个木马家族之间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闭环，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腾讯安全技术专家介绍称，具体来看，其发现双枪和贪狼病毒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病毒作者疑似与贵阳市某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相关性。目前，该公司旗下的多个站点已变成博彩网站，病毒作者极有可能在获得丰厚收益之后，暂时转行避风，以此逃避网安机构的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