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0万辆小黄车去哪了？“基本上没人管了，之前那些路边那些坏车应该是被城管或者社区的管理方都清理掉了，感觉小黄车的运维（人员）现在很少看到。”这是在海淀区中关村公交站附近，懂懂笔记向一位路边停车管理人员问起ofo情况时，得到的答复。在过去几个月，ofo及经营主体东峡大通频频爆出“新闻”：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被申请”， 被法院作出“限制消费令”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未能达到广州市“共享单车招标公告”要求，押金退还问题持续被用户投诉……而ofo的回应则是越来越少。部分关心ofo境况的人注意到，伴随着这种低调，身边的小黄车似乎也在悄无声息的减少。曾经满大街停放的小黄车，现在去哪了？2017年底戴威曾向路透社透露，截止2017年底ofo的单车投放规模将达到2000万辆。而当共享单车的热潮散去，曾经以铺量著称的ofo，如今在一线城市的路旁却似乎越来越少，很难看到当初满眼望去一排排崭新鲜亮的黄色身影。现在，路边更多的是一些残破不堪，或无法使用的“僵尸单车”。我们不知道面对资金困境的小黄车目前的实际状况，也只有在一条条街道和小路旁去探寻一些端倪。押金已经放弃，但车为何没得骑2018年12月中旬ofo北京总部楼下排队退押金的人群从去年12月起ofo押金难退的问题积累到顶点，12月17日引发大量用户到小黄车北京总部排长龙退押金的景象。虽然相关部门曾经明确要求ofo方面要确保退押渠道畅通，但如今退押金难似乎并没有改观的迹象。有媒体报道，目前小黄车APP上排队退款的用户仍然高达1000多万人，虽然有排队用户发现在过去三个多月自己的排名前进了几十位，但这个数字仍是只见增长不见缩小。对于欠款、退押金等问题，ofo创始人戴威曾不止一次表示会负责到底。不过，想要负责就需要拿出真金白银来，ofo目前的资金来源无外乎两种，一是融资，二是用户骑行的费用和广告营销等经营类收入。从现在ofo的处境来看，想要再获得融资几乎没有可能，选择IPO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外界更为关注ofo的骑行收入和相关经营状况。但是，随着ofo路边投放的车辆越来越少，运维的状态每况愈下，其“负责任”的可能性自然就更令人捏着一把汗。海淀区知春路地铁站，几辆破损的小黄车和被遗弃的酷奇单车被堆放在角落里以北京市为例，相比较去年最明显的变化是很多商业区、住宅区周边 及地铁公交站，小黄车只是零星摆放着。现在别说五环外那些相对偏僻的地铁站，就连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等重要地铁站出来，小黄车成片停放的景象也很难看到，偶尔能遇到的一些车辆，有一部分还是无法使用的坏车。除了在东单一带我们看到有密集停放的小黄车以外，前文中停车场管理员提到的现象，在望京、西单等繁华路段也是如此，在咨询其他品牌运维人员和周围汽车停车场管理人员时，普遍得到的回答是很少看到小黄车的运维人员和装卸汽车了。北京王府井附近运维人员新投放的成排小蓝车五一小长假期间，懂懂笔记的小伙伴在上海市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等城区的街道及地铁站附近进行了走访，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外滩、陆家嘴（江边骑行带）、田子坊、1933老场坊、城隍庙、鲁迅公园等地，小黄车的身影明显减少。这些地段摩拜、哈罗和ofo的比例大概是5：3：1，而且ofo的坏车数量较多，在汤臣一品和金茂大厦楼下的街道旁，经过亲测发现几辆停放的小黄车损坏率超过60%。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处地铁站，你甚至可以看到哈罗但却看不到小黄车在深圳，懂懂笔记的小伙伴也发现以前在福田区新城市广场门口大片停放的小黄车早已不见，现在沿着整条南园路走，更多看到的是零星停放的ofo，以及一些躺在路边的残骸。地王大厦楼下因为上下班人员密集，一度是小黄车重点投放的区域，如今楼下停车区域及附近的地铁公车站旁边，也只有稀稀落落的ofo停放，其他的共享单车则多以摩拜为主。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深南大道的主干道两旁原本有不少小黄车的残骸，这一个月来基本上看不到了，至于是被ofo运维收走还是被清理，无人知晓。在街头走访时，一位北京市的小黄车用户对懂懂笔记表示：“现在对退还押金已经不抱希望了，不过最生气的是能骑的车也越来越少。钱没退回来，车也没得骑。”在行业内人士看来，小黄车的减少在常理之中。有分析人士表示，两年前ofo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前期大量投放的单车质量较为一般，另外ofo单车设计的使用生命周期约为两年，但从市场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很多车辆的生命周期明显更短。损坏率高，加上折旧严重，在2019年正好到了一个节点。而在资金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新单车无法补充，旧单车大量消失的情况也就显而易见了。上海市虹口区网红路段甜爱路附近的共享单车停放处补充新车，需要与供应链合作顺畅以及厂家的全力支持。原本的一丝曙光，来自ofo前主要代工方上海凤凰4月19日公布的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凤凰自行车近期合计收到东峡大通及其关联公司支付的各类款项3574.62万元，但是相关计提坏账准备合计仍显示为4703.81万元。当然，能有钱还，始终是给了外界一线希望。近日一位ofo供应商向懂懂笔记透露，他们之前和ofo之间有高达5000多万元的欠款纠纷，截至目前ofo只偿还了一小部分。虽然他们已经起诉了ofo，但近一段时间这场官司仍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一位去年10月被辞退的ofo前员工对懂懂笔记表示，直到现在他的赔偿金也没有收到，而和他一样没有收到赔偿金的前员工或许不在少数。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目前ofo的运营主体之一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峡大通）的司法风险提示为286条，在高风险信息提示中，曾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的信息为132条；在法律诉讼相关警示信息中，显示东峡大通曾因服务合同纠纷而被他人或公司起诉为15起；曾因承揽合同纠纷而被他人或公司起诉为11起；曾因买卖合同纠纷而被他人或公司起诉为9起；曾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而被他人或公司起诉为8起；曾因运输合同纠纷而被他人或公司起诉为7起；曾因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而被他人或公司起诉为4起，其余诉讼相关信息若干。在天眼查显示的买卖合同纠纷中，多家供应链生产企业出现在了原告方名单中。其中天津飞鸽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东峡大通立即支付货款73037957.9元，以及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违约金7789499元；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要求判令东峡大通支付货款68151082.53元；深圳麦可斯车业有限公司要求判令东峡大通支付货款人民币4365600元；天津科林自行车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冻结被申请人东峡大通的银行存款1450000元或查封其他等额财产。而其他相关诉讼，更涉及到了服务行业、办公场地租赁等多个领域。没有钱更换新车，旧车又面临大面积淘汰，ofo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势必依靠那些依然坚持在街道上运转的车辆。但是现实是车辆在减少，用户人数也在迅速降低。根据易观千帆的数据显示，从去年8月开始，ofo APP的月活人数就开始呈现直线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3月，ofo的月活人数仅剩1000万人左右，而在半年前这个数字则超过了3000万。显然，小黄车的“消减”不仅在一线城市发生，包括郑州、无锡、马鞍山等城市也相继有报道显示，当地有关部门将一定数量的（破损）小黄车清理了出当地市场。这在凸显其车辆损坏情况的同时，也折射出ofo运维能力的萎缩。有媒体称目前ofo将在部分城市推行“代理运营商制度”模式，希望在一些城市通过整体外包小黄车运营业务来降低成本，但最终效果如何仍是未知数。招标的门槛，ofo能否跨越？除了市场上单车的正常更替之外，一些城市的共享单车新政似乎也对ofo越来越“不友好”。在宣布禁止新增投放600多天之后，广州市于4月29日正式重启共享单车投放指标。根据广州公共交易资源中心发布《广州市2019年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商招标公告》显示，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3家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商，投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配额共计40万辆。据悉，公告中除了要求中标企业在投放车辆开展运营前须在广州市设立子公司外，还要求企业必须通过信用管理、技术创新等手段保障用户资金安全，鼓励实施骑行免押金。同时，公告还对相关投标人进行了一定限制，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同时具有符合招标要求的自有自行车数量（不少于10万辆）或购置自行车的资金（不少于3000万元）。关键一点是，要求投标人没有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上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最后这一项关于失信名单的要求，直接终止了ofo参与竞标的资格。由于各种债务危机，戴威已经被列入相关失信人名单。从眼下共享单车的市场状况来看，目前最有能力参与竞标的企业应该是摩拜、小蓝以及哈罗。一旦招标结果落地，广州的共享单车或将形成三足鼎立的情况，这也意味着ofo将彻底失去这个市场。而据懂懂笔记了解，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一线城市，未来很有可能使用类似的招标形式来进行共享单车市场“换血”，如果相关招标要求也相近，ofo在面对上述三家企业时同样缺乏还手之力。未来在重点城市的市场、用户以及政策层面，ofo很可能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而一旦告别这些重要城市，对于ofo的营收将是最沉重的打击。4月29日，有消息称ofo正在北京延庆区测试定点停车。据悉，该区域出现多个ofo小黄车专用停车牌，停车牌材质为金属立牌，上面印有“ofo小黄车指定停车点”的字样。此外，用户在还车时需要找到专用停放点，在停放区域的停车牌上找到“扫码还车”二维码才能完成还车。显然，这种定点还车测试是ofo方面在尝试缩减运维成本，但该措施一旦真正实行，对于目前状态下的小黄车是否利大于弊仍待考量。公众已经听到过太多次ofo对外表达“要坚持下去”，相信绝大多数用户也希望看到ofo能够重新崛起。但这份坚持落在实际行动中，究竟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关注ofo的用户，何时能看到整齐划一的小黄车阵列，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金秋，但楼市却像跌进了冰窖。　　在过去50多年里，澳大利亚房地产都是全球投资回报最佳的资产之一，平均价格上涨了60多倍，不少炒房客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疯狂的楼市透支了澳大利亚人的购买力，早在2016年，就有调查称澳大利亚人的住房自有率已经不足65% ，在千禧一代中，该数字更是只有28%。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的住房自有率仍然在下降。　　如今，随着澳大利亚逐渐收紧投资和移民政策，狂欢了50多年的澳大利亚楼市也终于走到了转折点。　　打击外资“投机”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住房价格数据，在过去一年里，澳大利亚整体的房价水平下跌了5.1%，其中澳大利亚最繁荣的房地产市场——悉尼，更是直接下跌了13.2%。　　即使是在当年的金融危机时期，澳大利亚房价的跌幅也不过4.6%。　　其中，澳大利亚几大城市下跌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悉尼今年3月房价下跌了0.9%，较2017年中期的峰值下跌了13.9%；而墨尔本的房价在3月下跌了0.8%，较峰值下跌了10.3%。　　澳大利亚把这波楼市寒冬归结于外资的离场。　　2016年，澳大利亚多地开始对海外买家征收额外的印花税，特别是在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所在的州。据统计，在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一个海外买家买房需要缴纳基本印花税和额外印花税共计12.5%，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则为12%。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限制外国购房者能持有的房产种类，如外籍人士只能购买期房和一手新房；留学生可以买房，但只能自住不得出租，签证过期后若没有身份或没有留下工作，一定要将房产卖掉。　　2017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又向外国投资者推出了“幽灵税”，即如果投资的物业空置、或每年出租不满6个月，则每年需要向政府交纳5000澳元的费用。　　这让不少海外买家望而却步。据彭博环球财经，在悉尼港湾大桥以北、华人居民占三分之一的郊区Chatswood，房产销售额正在急速下降，最少时只有巅峰时的一半。　　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澳大利亚房屋供给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国资金流入反而减少，房价因此加速下跌。　　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境外地产投资创近四年新低至157亿美元，同比骤降63%。其中，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跌幅不小，投资额降至13亿美元。悉尼当地有房地产经理表示，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房价下跌的最大原因是中国买家的离去。　　这虽然抑制了澳大利亚房价过快上涨，但也阻断了外来资金的投资，而澳大利亚本地需求又萎靡不振，导致全国房产存量过多。　　2018年第四季度，澳大利亚住宅物业总存量增加了42600套，而同期房屋平均价格(总价)下跌了1.5万澳元-65万澳元。　　对此，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CoreLogic评价为：“这是澳大利亚房市在过去十年里表现最差的一年。”　　移民大门关紧　　除了限制外资进场外，澳大利亚还在今年收紧了移民政策。　　据《卫报》3月报道，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四年内大幅削减移民数量，每年绿卡配额从原来的19万下调到16万。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政府还要移民“上山下乡”：新移民政策规定，每年最少有2.3万名移民需要被安排到大城市以外地方居住和工作3年，才可取得永久居民资格。当局把墨尔本、珀斯、悉尼和黄金海岸4地，定为新移民不能实时定居的城市。　　目前，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是大多数中产家庭拿到澳大利亚绿卡的主要方式。这种政策安排等于要求移民若想居住在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就必须要去“广大西部农村”锻炼几年，大多数家庭都将很难一步实现定居悉尼和墨尔本的规划。　　此前，澳大利亚一直是全球移民热门目的地，2018年8月澳大利亚统计局宣布该国人口首次达到2500万人。而在2008年-2018年的10年中，移民就为澳大利亚贡献了62%的人口增长，若不是因为移民的大量涌入，澳大利亚想达到2500万人口就需要再等33年。　　事实上，澳大利亚这种“关门”的趋势早在2018年就体现了出来，当年，澳大利亚接纳了162417名永久性移民，比上一年减少了10%以上。　　建筑工人就业受到影响　　也许澳大利亚政府限制外资和移民的措施抑制了房价过快上涨，但这对建筑技工的就业构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据《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招聘网站Service Seeking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建筑与服务行业的岗位数量在去年暴减20%。据ABC新闻报道称，今年2月的澳大利亚建筑工人招聘广告数量同比又下降了14%。　　这种趋势在几个大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阿德莱德建筑技工岗位减少了23%。悉尼紧随其后，减少19%。布里斯班、墨尔本及珀斯均呈现低迷趋势，建筑技工岗位分别减少16%、14%以及11%。　　Service Seeking网站首席执行官莱维特(Jeremy Levitt)称，房地产市场 “自由落体”，对建筑技工造成显著影响。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3月该国获批建设的住房量下降了0.6%　　莱维特表示：“虽然目前的项目还能消化吸收一大批建筑工人，但是未来新工作机会的减少，将给他们未来的收入带来压力，同时将经济拖入衰退。”　　数据显示，悉尼部分城区建筑技工工作岗位减少幅度高达64%，而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部分城区降幅也分别达到74%和63%。　　墨尔本班诺克本(Bannockburn)与修打兰溪(Sutherland Creek)所受打击最为严重，岗位降幅达到74%。而布里斯班的伯班克(Burbank)也录得63%的最大降幅。　　莱维特称：“蒙达林(Mundaring)是珀斯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区。珀斯市场多年来一直在下滑，而且可能还没有触底。”...

刚刚过去的这届考研，竞争尤为激烈。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2019年激增至290万人，增幅为近十年最大，高达21.8%。报考人数的快速上升，吸引着考研培训机构进入掘金。逐年增多的考研培训机构，伴随而来的却是愈演愈烈的培训乱象：虚假宣传、承诺保过、违规经营、收费高质量低……据锌财经了解，大多数考研机构，没有完善的教研体系和教师培训体系，很难保证课程质量。多年来，在公共课方面，考研机构青睐“名师”模式，培养一个名师一次可以招数千学生，授课主要靠名师自己的经验和方法。而对于各个学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课，考研机构则大多寻找在读研究生，上课全靠在读研究生凭自己的感觉和责任心，机构更多是中介的作用。考研培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辅导领域，大多数人只会参加一次，机构不用考虑考生愿不愿意续课，这是一锤子买卖。因此，怎么拉到学生，卖出高价，是这些考研机构的主要目标，重销售模式下，将考研视为人生第二次高考的学生们，却有很多成为被欺骗和被收割的对象。掘金考研金矿自考研诞生以来，面对考研的培训生意便已经兴起。目前，这个领域拥有四批玩家，文都教育、海天教育等线下培训机构；新东方在线、沪江网校等在线培训机构；金程考研、医教园、考新闻等专注某一垂直专业领域的小型机构；在读硕士开办的小作坊式培训课。考研这门生意究竟多赚钱？从线下考研巨头文都和线上考研辅导机构新东方在线的财务数据中能看出一些端倪。文都官方信息显示，文都教育在全国拥有30多家直营机构，600多家合作机构，3000多个教学网点。其2016年财报显示，2014年-2016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4000.1万、1.17亿、3.91亿，净利润分别为302.8万、155.1万、1142.9万，而根据2017年未经审计的财报显示，2017年文都教育营收达到5.9亿，净利润4821.9万。2016年文都教育年报据新东方在线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5月31日止的财政年度）新东方在线包括考研及4/6考试的大学考试备考营收为2.56亿人民币，占总营收的39.3%。从毛利的构成来看，新东方在线的毛利中，大学生课程是绝对的支柱产品，在2016-2018年三年期间，占比均超过了80%。新东方在线招股说明书中的财务数据考研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相当于是第二次高考，在家庭状况尚可的状况下，很多人都会愿意交这一大笔钱，以求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行业内主要包括两种教学模式。一个是以新东方在线为代表的教研模式。新东方在线的各个教学管理部，会组织各个部门进行教学研究。经过三轮面试招聘来的新老师，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培训。这个模式的好处是能够研究透公共课的教学大纲，保证教学质量，劣势是无法针对每个院校的专业课进行研究，因此，新东方只有联考、统考类的专业课培训，没有更细分的专业课培训。另一类是以文都教育为代表的加盟模式，总部制定统一的讲义和图书配发，加盟商开展招生工作。在教师资源上，走的是名师的模式，文都教育董事长冯小平曾经在接受媒体报道时称，“名校可以包装名师，同时也需要名师来点亮。”这种模式意味着，老师有极大的自主权，在课上更注重用自己的方法授课，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名师模式的好处是能够形成教师IP，吸引学生，劣势是无法保证所有老师的授课质量。昂贵的价格，三流的老师支撑这些考研集团年营收过亿的，是高昂的收费。大三刚开学，陆媛了解到，新东方在线的全程面授班，英语和政治两门公共课加起来需要21600元，而文都包含专业课辅导的全程班，价格则是28800元。面对高昂的价格，陆媛心里难以抉择。与此同时，她找辅导班的消息传到了某位学长的耳朵里，这位学长是某考研机构的校园代理。该代理为了陆媛报班，给陆媛许下各种承诺，比如名师授课、封闭式集训、个性化定制学习规划等等。最终，陆媛花费15800元报班。正式开课后，机构为陆媛配备了一对一的助教，每周给她制定学习计划，并及时督促她完成。可惜好景不长，短短一个月之后，这位助教就不管陆媛了，转而服务下一个刚报班的学生。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报班前机构承诺的名师授课，等到陆媛上政治课时，才发现名师变成了一位根本没听说过的普通老师。她告诉锌财经：“如果普通老师讲得好也行，但40分钟的课程，他能讲25分钟的段子。”英语老师也没好到哪去。“我上英语课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陆媛说，“第一节英语课，老师教音标，等音标讲完，又开始教单词，然后一直教语法。”陆媛找到机构负责人提出换班上课的要求，对方回复：这些任课老师执教多年，资历很深，只要静下心跟着老师学习，一定可以学到东西，换班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陆媛转而找到招她报班的学长，想退公共课的费用，但是学长明确表示不可能退款。“我想过投诉，但也只是想想。”陆媛说，“我不懂法律知识，而且觉得自己力量太弱小了，斗不过他们。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肯定以考上研究生为首要目标，根本没时间花精力与心思去投诉。”陆媛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截止发稿，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的与“考研”相关的纠纷记录共有1017条，“考研、保过”相关的纠纷记录共有38条，“考研、押题”相关的纠纷记录共有9条。在某条记录中显示，河南某大学大四学生，在招生主管的诱导下，报名河南文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价值48800人民币的保录班，该机构宣称提供一对一教学、开小灶等服务，但学生报名后发现基础课严重缩水，名师强化课听不懂，任课教师随意缺课等行为，因而将该机构告上法庭。法院一审判决结果显示，根据学生已经接受培训的情况，酌定该机构应退还培训费29000元人民币。“在旺盛的考研培训需求面前，一些机构通过夸大培训效果，以‘名师’‘保过’‘押题’等方式，吸引学生选择培训，存在虚假宣传、保过等不实承诺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锌财经说。在读硕士上起了专业课陈舟研究生开学后不久，微信列表中突然增添了许多好友申请。大部分都是考研培训机构，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邀请陈舟作为机构的一对一专业课培训老师。抱着赚点零花钱的想法，陈舟分别在两个培训机构当起了专业课老师。授课前，培训机构与陈舟签订一份协议，其中规定了课时数量、课程单价与上课时长等内容。签订完协议后，机构就直接给陈舟安排了学生。至于上课教材、课程内容、测评试题、教学规划等，全部都由陈舟自行制定。与老师确定好总课时数后，培训机构之后很少跟进，只有在每个月的某一天，机构负责人会对陈舟与学生进行问询，让双方互相打分，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学生对老师、课程等是否满意。如果学生不满意，机构会立即安排另一位老师进行授课，确保学生的总课时数不会发生变动。至于上课时间与频次，完全由老师与学生自主安排。陈舟说，上课形式大多用QQ或微信语音，培训机构根本不关心，也无法关心上课质量，他们只在意课程有没有上完，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由于机构没有提供任何教学培训与指导，陈舟只能自己摸索教学方式，但他发现效果不好，“给学生批改试题的时候，我才发现不对劲，学生根本没有将知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写出来的答案，完全不能看。”陈舟尝试改变教学方式，但成效依然不明显。陈舟自认为对待辅导课已经非常上心， “我给学生上课前，都会提前一小时整理上课内容，提炼重点，在规定上课时间内，没有讲完的内容，也会延长时间，给学生讲完，让他们明白其中内涵。”陈舟说。然而陈舟的尽心尽力，并没有带给他的学生多大帮助，两年来他辅导的四个学生都没考上，这让他很焦虑，总感觉学生没考好是因为自己没辅导好。直到现在，陈舟依旧不明白是自己的教学方式有什么问题，而他也没有可以求教的人。机构里的那些老师，比他对该院校的专业课了解还少。“我以后再也不会辅导学生了。”陈舟说。乱象难消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考生备考时考研成本在1000—3000元之间的考生最多，占比约31%，其次是10000元以上的占比为22%，3000—6000元的占比为19%。2019年中国教育在线研究生数据调查报告由此可粗略估计，考研培训市场，其规模已经超过百亿。但考研培训市场的门槛之低，只要凭借研究生的身份，就可以自行开办培训班，辅导学弟学妹。“我们就碰到过有些研究生，在我们这边辅导一两年后，自己出去单干了。”研途宝总经理王保强说，“还有许多小型机构打着高校内部资料的旗号，给予学生各种保过承诺，以此达到招生的目的。”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接连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政策，虽然特指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但同时涉及到考研培训市场。“去年政策出台后，我们明显感觉少了许多小团体、小机构。”王保强认为，在读研究生并没有能力与精力组织学生培训，他们可以在一个比较正规的体系中担任某一角色，这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呈上升趋势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突破80万，考研培训市场势必还会进一步升温。熊丙奇认为，治理考研培训乱象，不仅需要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管，要求培训机构具备合法资质，并依法经营。考研的热度近年来逐渐攀升，短期内，培训乱象也将继续存在，想要在这其中赚钱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年寒假结束，研究生佟东回到学校，发现对面宿舍的人，已经招了几个学生，做起了本专业的培训班。（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佟东、陆媛、陈舟均为化名。）...

主体评级从AA提高到AA+，需要多少钱？掮客开价300万！东辰控股为此挨了一刀！目前东辰控股主体评级为CC，评级历史上最高为AA。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法院裁定已生效。Wind数据显示，东辰控股存续的5只债券目前已经全部违约，涉及规模21.27亿元。掮客与东辰控股约定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资信”）办理增信事宜，而大公资信向受评企业收取高额咨询费的事也遭曝光。付钱后事没干成 175万没退近日，一份判决书显示，原告为东辰控股，被告为筴宏克。筴宏克答应，收费300万元，将东辰控股的评级由AA提高到AA+。东辰控股付钱之后，筴宏克并没有完成“任务”，也拒不退钱，至判决时，还欠东辰控股175万元未支付。具体而言，东辰控股与筴宏克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筴宏克为东辰控股办理在大公资信的增信事宜。东辰控股向筴宏克支付增信费300万元。若筴宏克在2018年6月30日前未能将东辰控股的评级由AA提高到AA+，则应于2018年7月5日前返还所收取的增信费。协议签订后，东辰控股已经按照约定付款，但筴宏克未能按照协议提高东辰控股评级。虽经东辰控股多次催要，筴宏克逾期不履行还款义务，至今尚欠东辰控股175万元及违约金未支付。筴宏克没有到法庭参加诉讼，法院视其放弃了自身诉讼权利。法院认定，东辰控股与筴宏克签订的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筴宏克未能按照协议书约定完成委托事务，按照约定应返还尚欠东辰控股的175万元。筴宏克拒不返还东辰控股支付的款项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其应向东辰控股承担偿还责任。东辰控股主张的违约占款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2019年2月26日，法院判决筴宏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返还175万元及违约造成的占款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21059元，减半收取为10529.5元，保全费5000元，由筴宏克负担。大公资信向受评企业收高额咨询费事实上，原告东辰控股的日子也不太好过。3月7日，东辰控股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具备重整条件为由，向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截至2018年11月30日，东辰控股资产总额为59.2亿元，负债总额为98.5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67%。该申请于3月15日由东营中院裁定生效。大公资信认为，东辰控股已出现多笔借款逾期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且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对到期债务的偿还能力极度恶化。大公资信将其主体信用等级下调至CC，评级展望维持负面。评级历史来看，东辰控股主体评级最高为大公资信给出的AA评级。Wind数据显示，东辰控股目前存续的5只债券已经全部违约，已实质违约债券金额为21.27亿元。评级机构大公资信去年八月遭到重罚，被交易商协会暂停其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有媒体爆出大公资信存在“买卖评级”行为。交易商协会也表示，经查，2017年11月~2018年3月，大公资信在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同时，在交易商协会业务调查和自律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大公资信向协会提供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表述和不实信息。遭到重罚之后，今年4月18日，大公资信被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战略重组。...

摘要：资产证券化正倒逼资本投资模式变化。日前，平安不动产与旭辉领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3年内双方总投100亿人民币用于住房租赁项目的投资、开发及运营，并签约落地首个合作项目——浦江镇综合型租赁社区。平安不动产借此次合作开拓了轻重资产结合路径。平安不动产相关人士透露，公司在长租公寓设定了发展目标，拟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长租公寓资产管理的规模达到2000亿元。平安不动产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邹益民表示，除了与旭辉、朗诗等房企在长租公寓领域达成协议，接下来平安还会与一些房企合作。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些长租公寓基金的落地。4月25日，汇景青年汇长租物业基金是毅达汇景组建的第一支长租物业平层基金，基金规模20亿元。内外资青睐重资产运营的背后，是监管部门正在推动2019年首支公募REITs的发布。日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债券专家谈及国内REITs市场的发展时透露，一季度通过走访部分房地产企业发现，目前企业对于轻资产运营主要关注收益率，对于4-5%的年化收益率虽然能接受，但对物业未来升值空间预期较大。而在产品发行时，若项目达不到上述收益率，物业评估值就要相对下调。上述人士指出，目前这个矛盾还需寻找平衡点，才能促进与推动房地产资产证券化更多元发展。资本投资关注点这两年，外资不断加码投资国内重资产。比如，继在上海从华润手中收购万象城之后，基汇资本又收购了SOHO凌空和海洋大厦。与此同时，基汇资本也在加快布局轻资产步伐。日前，在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举办的“地产投资与管理”为主题的RICS中国峰会上，基汇资本执行合伙人彭庆邦透露，与重资产投资同步，基汇资本最近两年开始逐步投资轻资产，包括裸心舍、长租公寓湾流、贝壳网等等，公司在2018年前将裸心社股权转给WEWORK，同时成为WEWORK股东。通过采访多个投资机构，记者从近期内外资投资趋势总结出，资本核心关注国内三大增长点。第一是国内还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如果目标是中国实现70%的城镇化，现在是57%，按照这个速度，在2030年大概有两百多个城市有100万人口，意味着还有4亿人从农村地方搬到城市。根据住房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到2025年，我国住房租赁市场规模（租金总额）将跃升至3万亿元。从市场层面来看，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住房租赁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大，但租赁房源总量不足、市场秩序不规范，长租房有着很大的市场需求和空间。第二大增长点是，中国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两家市值1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今天已经有82家。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每三家独角兽有一家出自中国。消费引流带出目前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所做的投资主要是做生态圈闭环。第三大增长是中产阶级的消费。据测算，2010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所谓的中产阶级有10倍的增长，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力大概在1.6万-3.4万美元/年。这些消费大部分分布在一线城市，但是二线城市逐步追赶，因此资本开始瞄准二线城市机会，他们认为一线城市投资回报比较稳定，二线城市则有增长的空间。以上述平安不动产与旭辉合作为例，双方已落地首个合作项目——上海浦江镇综合型租赁社区。据了解，这一新成立的平台将重点关注一线和部分强二线城市，以实现长租公寓项目的投资收购、工程改造、运营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及退出等。此外，未来双方在资产端合作投资的其他项目，也会纳入到这个合作平台进行管理。轻资产收益与升值预期的平衡印力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孙娟指出，为了实现轻资产运作，基金通常会设置一个短期的债来保证项目收益。因此企业在做轻资产项目路演的时候，投资人更关注以后这个项目怎么提升，存量怎么发展，将来带给业主的收益是多少。正如前述债券专家所言，轻资产收益与物业升值预期的矛盾，是资产证券化的一大障碍。在国内首支公募REITs出台前夜，业内正正试图从各个方面尝试打通渠道。比如4月22日，凯德成立首只自主私募基金，规模22.6个亿。这支基金跟以往基金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往基金如果投项目，要经过LP同意；而这支发自主基金是自主做决定，不需要LP同意。又比如，上海浦发银行大厦，原先由海航集团以基金方式持有，在持有3年之后出售给凯德，凯德认购之后把对价资金用于类REITs产品的退出。这就是一个基于信托的轻资产产品。据知情人士透露，公募REITs基金在试点期间会搭一层私募基金处理经营性收入与隐含的资本价值。这就是搭建股债结构，通过债务方式来回收现金流而非股权分红的方式，适用于很多不希望披露底层资产的重组安排。他指出，项目段要完整安排好债和股的关系，实际上很多没有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也要搭建债务，然后发售给投资者的优先、夹层等。据孙娟及其团队的观察，资产证券化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将成主流。2014年-2017年，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其中2017年较2016年全年发行规模增长7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产品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备案确认667只，同比增幅20.99%，累计备案规模9507.84亿元，同比增幅2.96%。国内金融创新提速，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逐步走高，形式也日渐多样。商业地产运营企业将通过深挖金融护城河的举措，进一步巩固城防。孙娟也指出，资产复杂性给轻资产运作带来极大挑战。比如物业出租率的计算就不是起租面积/商场面积，商场的面积又包括标NLA、GFA、GRA等三个标准。业内人士指出，这些细节问题正在倒逼行业标准的统一。在当前大资管时代下，如果要进一步创造挖掘物业真实价值，需要重新定义商业资管指标和标准。...

近日，一张“专业代吵服务”的聊天截图，在微信群流传，聊天记录显示，专业代吵“普通话100元一次，包吵赢”，而贵州、四川、重庆的则不接单，商家调侃“吵不赢”。对于此事，不少人笑言不过是段子而已，不过记者搜索发现，在淘宝上，与此相关的业务并不少，同时该“商品”被以5元到200元或者更高的价格，挂在了商品展示页面。代吵架可以电话、也可以短信，但如果是地方方言，则需要加价。记者咨询发现，不少“单子”并不在淘宝线上下单，更多以微信支付完成。对此，法律人士认为，随意对他人进行辱骂，侵犯他人权益，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收费：5元、20元、200元的都有支付：大多通过QQ或微信记者通过淘宝搜索发现，以“代骂架”为关键词的“商品”不在少数，有商家称“专业代吵架，擅长解决各种纠纷，技术过硬，从未失手”。众多商家将这一服务标注为“私人服务”等。 从标价来看，“代骂架商品”售价从5元到10元、20元乃至更高不等。不过，从成交量来看，所呈现的数据却似乎并不太理想。大多商家的成交数据在个位数。记者随机联系上了其中的几个商家，商家表示，大多会在线下通过QQ、或微信支付的方式进行交易。有商家发来一份业务收费清单，其收费相对较高，从20到200元不等，买家可以随意选择服务内容。但不少商家还是比较警惕，一名商家在回答几个咨询问题后，便不再回复。四川话等方言要加钱有商家称“骂到他怀疑人生”“便宜的0成交，我们卖的是贵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在记者与这位“商品”标注为“技术过硬，从未失手”的商家交流的过程中，其表示，可以为记者提供各种代骂服务，起价为20元一次，对于代骂形式，其表示可以电话，也可以微信进行，“我们就一直拨（电话），直到拨通，实在不行就以短信形式发送过去。” 该商家称，记者可以选择服务的工作人员和时长，20元一次，不过对于具体的通话时间，需要看对方的情况，即可能在吵架过程中，对方挂断电话，就只有终止。同时，该商家称，还可以提供方言服务，比如四川话等，不过价格也要贵一些，需要另外加收30元。 另一商家则要直接得多。记者先是在网店与其联系，随后转到微信号，其称“安排专业人员到位”，之后再与一对接的业务QQ账号进行具体联系，而在约定好服务项目后，则又需通过另一微信进行支付。对于具体收费，该名商家发来的服务和收费项目清单显示，可以“代呼”两小时或一整天，收费为20元和40元，也可通过网页版短信和电话“整他”一个月，收费分别为70元和80元，两者一起则是200元。骂人方面，40个骂人电话收费20元，200个收费50元，999个收费100元，直言“骂到他怀疑人生”。但对于销量，记者几次询问，对方均未正面回答。阿里：会加大管控力度早在2016年，淘宝就曾揭露包括代骂服务在内的多种突破法律红线或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奇葩”行为，并于当年上半年删除此类违法违禁、扰乱平台秩序的商品234万余条。 对此，阿里禁限售团队负责人也表示，由于淘宝的丰富性和开放性，会有不少人以“创新”的名义发布各种脑洞大开的商品，而这些其实都是团队严格监控的对象，一些貌似玩笑的商品背后，还可能潜藏着刑事风险。他提示消费者，应当谨慎，淘宝也会加大管控力度。律师：恶意辱骂他人属侵权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冬平认为，一方面，商家与买家之间的交易行为是一种合同关系，而这里的代骂服务则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另一方面，在这种服务下，商家与他人骂架，辱骂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也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如果存在频繁拨打电话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甚至侮辱、诽谤他人的情况，则是违法行为，甚至涉嫌犯罪。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占也认为，恶意辱骂他人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还可能构成辱骂罪，需要负担刑事责任，如果以此牟利，其所得也属于违法所得。...

　　在监管部门出手整顿可转债网下打新乱象一个月后，可转债新券“破发”便接踵而至。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三只可转债新券上市交易。其中，鼎胜转债开盘即破发，成为本轮转债打新潮以来首只破发的转债。不仅如此，此前被业界看好的高评级招路转债也险些遭遇滑铁卢，该券开盘即破发，收盘勉强保住面值。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转债经历了从“无脑套利”到“快速破发”的切换。由盛夏极速入冬，这也意味着，可转债打新“稳赚不赔”的神话破灭。　　转债打新梦碎？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现代、招路和鼎胜等可转债新券上市交易，首日表现均低于市场预期。　　其中，表现最好的现代转债以104元开盘。评级AAA的招路转债开盘仅有99元，远低于市场预期，这也是过去一年来，首只高评级品种上市即破发的可转债。而评级仅有AA级的鼎胜转债，受累股价持续走弱，仅以97元开盘，最低至95元。　　截至当日收盘，招路转债勉强保发。鼎胜转债报收于96.65元，宣告破发。　　数据显示，年初至今，已发行转债新券49只，累计发行规模达1473亿元。新发的49只转债新券中，有41只已上市，其中23只上市首日价格超过110元，17只上市首日价格介于100元至110元之间，另有1只破发。　　事实上，在鼎胜转债破发之前，可转债市场已经呈现加速回落态势。从中证转债指数看，在4月8日出现高点后便逐级震荡回落，而同期上证综指仍保持着高位震荡格局。对于个券而言，此前虽然没有出现首日破发的情况发生，但随着大盘走弱，破发的次新券开始出现。　　大丰转债是近期表现较为疲弱的次新券。该券虽然在首日成功保发，报收于104.40元，但此后出现单边下跌，仅8个交易日，便已经跌破面值，最新报收于98.70元。　　“不仅仅可转债，可交债打新市场更是一塌糊涂。此前巨化EB取消发行，而备受看好的三峡EB也出现了破发，这都对转债市场形成了负面影响。”一家机构投资者向记者表示。　　监管整顿成效初显　　从时间周期来看，4月末上市的三只新券，正好是在监管整顿可转债网下打新乱象后启动发行的可转债。业内人士表示，转债市场的降温，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监管整顿成效已初显。　　3月21日深夜，亨通转债重新确定了网下打新结果，终结了一券商数百账户参与打新的“拖拉机模式”。　　3月22日，证券业协会召开了可转债发行与投资业务专题座谈会，表示将贯彻落实监管部门有关要求，优化发行承销业务规则和流程，加强网下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督导投资者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督导承销商切实履行核查责任，减少发行风险。　　之后，证监会在其网站重申了可转债网下打新的监管要求。　　此时，恰逢招路和现代转债等发行。仅仅一个月后，招路转债等便陷入保发的尴尬境地。业内人士认为，接下来，多只尚未上市的可转债新券，同样会面临保发的挑战。　　“破发”或许蕴含着低吸机会　　业内人士认为，可转债新券破发，对于市场资金的运行有一定影响。　　“此前可转债打新收益颇丰，导致了动辄数十万亿元的有效申购资金参与其中。随着股市冲高回落，如果监管部门不加整顿，可转债市场在‘无脑’打新资金的冲击下，波动性会更大。如今，部分打新资金可能会考虑转投其他市场，至少也会对市场抱有一些敬畏，可转债‘无脑’打新时代终结。”上述机构投资者认为。　　数据显示，此前可转债网下有效申购资金高达数十万亿元。整顿后，有效申购资金回落至万亿元的水平，整体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不过，破发或许也蕴含着机会。谈及未来可转债市场机会时，国金证券认为，信用申购后，市场对转债打新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但需要强调的是，转债打新并不是稳赚不赔的无风险套利，更多时候取决于正股走势，特别是在市场回调时，破发概率大大增加。　　大盘回调时，转债市场无疑是难熬的，在调整过程中对仓位的选择要更加谨慎，配置上仍然建议精选基本面优质的个券。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债打新仍然是有意义的，逻辑不在于打新收益，而在于低价吸筹，若遇到优质新券发行，仍可保持关注。　　也有机构人士认为，破发对于转债二级市场投资者而言，同样也是利好，即可以从容择券，而在市场好的时候，根本拿不到量。...

5月4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获悉，经检察机关认定，钟磊利用点餐软件漏洞，盗窃金额2.2万余元。近日，该检察院以盗窃罪对被告人钟磊提起公诉。据检察院透露，2018年7月，消费者潘虹在某个网络二手交易平台上，看到一家店铺正在销售某知名快餐店的套餐代金券，报价55元，价格比官方渠道便宜，于是联系店主下单预定了一份双人餐。店主通过自助点餐软件代客下单后，潘虹很快就收到了下单手机尾号和取餐码，在指定餐厅顺利取餐，并在平台上确认收货。此后，该知名快餐公司核对公司系统后台的代金券，发现数据有出入，订单与代金券的核销对不上，经过对整个系统的排查，发现有多个注册账号利用退券漏洞，也就是在使用自助点餐APP过程中，用代金券下单的同时将已使用的券退掉，这样对方既获得了商品，又拿到代金券退款。该公司统计后称，涉及购买这些券的账号有200多个，涉及金额数十万元。不久，该公司核对金额时，又发现有多个账号利用系统漏洞重复使用代金券，涉及使用两次及两次以上的代金券共300多张，涉及金额十余万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湖北籍无业人员钟磊使用了支付宝账号，预先购买代金券，在消费同时退款退单，从中非法获利。2019年1月，钟磊在安徽合肥被抓捕归案，到案后，钟交代了作案全过程。2018年6月，钟磊看到一个QQ聊天群里有人卖“某快餐店代金券退款赚钱教程”，于是就花了1000元钱买了下来。根据该教程，他在手机APP、微信小程序上买了套餐代金券，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出售，大概卖了价值1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代金券，比官方价格便宜10-20元。比如，原价88元的套餐，他就在平台上卖65元，这样吸引了一批客户通过APP下单。钟磊在自助点餐软件上用代金券订餐，拿到取餐码后告诉对方取餐。与此同时，钟磊在手机APP或微信小程序上把刚刚下订单用的代金券申请退款，钱就会原路返回其支付宝或者微信账上，对方取餐后确认收货，他同时还拿到代金券卖套餐的钱，这样等于没有成本，卖多少钱都是赚的。不久，这种退代金券的方法不能用了。经检察机关认定，钟磊利用点餐软件漏洞，盗窃金额为2.2万余元。检察官介绍，本案中，被告人钟磊利用自助点餐软件漏洞，通过软件客户端使用代金券点餐、取餐后即时退款或退单，恶意造成代金券使用以及退款退单同时实现，并将使用成功兑换的套餐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低价售卖给他人，从中非法获利。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应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本案与普通的侵权不当得利行为有所不同，普通的不当得利更多的是行为人在不自知或放任的情况下的一次性行为。而本案的被告人钟磊多次主动购买所谓“赚钱教程”，刻意利用自助点餐软件的漏洞反复操作，积极追求并扩大由此获取非法利益的可能性，明确显示了盗窃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因此他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近年来，家族信托业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微观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来看，家族信托可以满足高端客户财富传承、税务筹划、资产隔离等全方位的需求；可以帮助从业机构拓展收入来源，提升客户粘性，促进金融机构转型升级。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看，家族信托业务关于“生老病死”及财富传承的安排，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防止财富空心化和促进资本积累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家族信托期限通常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金融体系可以由此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化解期限错配和资源扭曲；家族信托的慈善功能是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家族信托是受托人受个人或家庭委托，以实现高净值客户的家族财富保护、管理及传承为目的，代为打理或处置家族财富的财富管理形式，受益人主要为家庭成员。　　从狭义层面看，家族信托业务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架构，主要依托架构设计实现保密性、资产保障、税务筹划及家族财富传承等功能。从国际经验来看，家族信托受托人可以是个人、专业信托公司及私人信托公司。　　在国内，尽管《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但目前信托公司是唯一持有信托牌照，可以作为受托人的个体，任何机构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信托业务必须借助信托公司的牌照。　　从广义范围来看，鉴于国内家族信托当下的委托资产以货币型资产为主，从业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会采用家族基金、全权委托、慈善基金或家族办公室等绕道信托牌照的“类家族信托”业务。　　一、发展现状　　从参与主体来看，国内参与家族信托及“类家族信托”业务的相关主体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　　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部与信托公司的合作是当前国内家族信托业务的主流模式。限于客户渠道、投资管理、法律及税务等内容，一套完整的家族信托方案还需要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商业银行分行、资产管理部、投行部的参与，离岸家族信托还涉及到境外机构。目前，境内家族信托业务正步入快速增长阶段。以外贸信托为例，自2013年5月份完成境内首单家族信托以来，签约数量增长迅速。截至 2014 年底，累计规模达十几亿元，签约单数超过60单，储备客户200余位 。　　从资金门槛来看，国内家族信托设立的资金门槛通常是3000万元至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通常为十年至几十年。国内家族信托业务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为了抢占市场资源，从业机构当前推出的家族信托业务呈现资金门槛普惠化、信托期限短期化的特点。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低门槛、规模化的标准化产品，如：中融信托推出“标准化”家族信托产品起点为1000万元，期限为十年；长安信托与盈科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迷你”家族信托产品，门槛为300万元，主打低门槛、半定制化特征。其二是以小撬大的保险金信托，信诚人寿与中信信托合作推出的“信诚‘托富未来’终身寿险”以百万保费撬动上千万的保险金。　　从资产类型来看，我国《信托法》并未限制信托财产的类型，但受限于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目前家族信托仍以资金型为主。不同类型的机构对信托财产持不同态度，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资产管理型机构更青睐资金信托，主要缘于其从事家族信托的主要利润来源为资产管理服务，资金信托可以带来金融资产和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此外，非资金信托短期利润较低，维护成本较高，专业管理人才缺乏。　　信托公司则对非货币型资产持乐观态度，将非资金类家族信托作为业务创新的重要方向。一方面，信托公司在事务管理方面更具操作经验；另一方面，非货币资产是高净值客户家族财富的主要形式，客户对非资金类信托需求旺盛，目前非货币资产可以实现交易性过户，但成本较高。对于有跨境需求的客户，可利用离岸信托持有现金、股权、不动产、艺术品等境外资产，也可利用离岸信托的股权架构设计实现家族企业传承或红筹上市。　　离岸信托的属地概念非常重要，不同地区的税收制度不同，国际司法管辖权的态度不同，便于操作的资产类别以及信托可实现的功能也有差异。以夫妻公共财产适用法律原则为例，信托资产属于夫妻公共财产，客户设立信托并未获得配偶同意的情况，耿西岛信托认可其有效性，不考虑委托人住所地法律原则。而在英属维京群岛，判定委托人是否有权利设立信托时，法院会使用国际司法冲突原则考虑委托人住所地的法律原则。　　从收费模式来看，目前国内家族信托的资产类型较为单一，架构设计比较简单，家族信托业务主要按照整体收费方式收费，按照信托资产规模，收取固定管理费（大约1%/年）和超额管理费（约超额收益的20%-50%/年）。境外信托的架构设计服务往往与资产管理服务相分离，或仅作为增值服务。就架构设计部分而言，独立信托公司主要按照资产规模、资产类型、信托架构的复杂程度及参与度确定收费标准，费用涉及信托成立之初的架构设计费，每年的固定管理费及法律文件变更等相关费用。　　二、业务模式　　国外，作为家族信托服务的提供方，如信托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等，仅提供家族信托的内核服务——架构设计的咨询顾问服务，一般不提供家族信托的资产管理服务。资产增值并非家族信托的核心功能，受托人往往将资产管理服务外包给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而商业银行则通常把家族信托作为增值服务内容之一或将架构设计服务委托给独立信托公司，对他们而言，家族信托的架构设计咨询顾问服务并非主要盈利点，只有当他们承担与家族信托相伴的资产管理服务时，才会产生利润。　　国内，鉴于信托公司的“实业投行”牌照功能，目前自行开展或与商业银行联合开展家族信托的信托公司，兼顾架构设计与资产管理服务。鉴于目前国内家族信托受限于委托资产以货币型资产为主、税收制度不明确及缺少判例等制约，架构设计服务主要局限于货币型信托财产的支付管理，即信托公司依据架构设计中的合同约定，向指定受益人有计划地支付孕、生、育、业、老、病、死、残、心等相关费用，财产分配方式包括一次性分配、定期定量分配、非定期分配及附带条件分配等形式。资产管理服务主要是货币型信托财产的投资管理，即依据与委托人商定的合同架构，将信托财产闲置资本以信托公司名义进行投资管理，实现财富的保值和增值。　　目前，国内家族信托以及以全权委托、家族基金及家族办公室等为代表的类家族信托业务的开展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第三方机构等均依据自身集团、客户、组织架构等方面的特点，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业务模式。　　资产管理型　　当前国内家族信托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托文化”尚处于培育阶段，信托相关制度也限制了家族信托架构设计核心功能的发挥空间，以资产增值为目标的资产管理依然是家族信托或类家族信托业务的重点，形成了以全权委托为代表的家族信托“资管化”业务模式。　　从客户参与度来看，家族信托业务的资产管理模式主要两种：全权委托模式和咨询顾问模式。全权委托模式，客户全权委托受托人，按照事先约定投资框架代理客户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在注重客户需求和个性化服务的基础上为客户私人定制资产管理方案，并提供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咨询顾问模式下，客户依据业务团队提供的金融产品投资价值信息及买卖建议，做出投资决策，下达交易指令给业务团队，业务团队负责交易操作并及时向客户报告。　　全权委托在制度设计上使客户与受托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具备规模效应，分散风险，增强流动性，提高了服务效率，也增加了客户对受托人的忠诚度。总体来看，资产管理型机构更倾向于全权委托模式，瑞士隆奥银行便是典型案例。全权委托业已成为国内财富管理机构尤其是主动管理能力强的机构着力拓展的业务模式。工商银行(5.81 +0.17%,诊股)私人银行部是国内全权委托业务模式的典范。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部设立专户投资团队开展全权委托业务，运用MOM（Manager of Managers）管理模式，通过对投资组合和投资管理人的双重配置，由工行私人银行部作为机构委托人，根据私人银行客户设定的专户全权委托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久期、投资约束等要素，建立起对底层投资管理人的管理机制，实现投资目标。　　投行/基金型　　所谓“投行/基金型”指的是采取家族基金、慈善基金等类家族信托的投行操作手法实现家族财富的保护、管理及传承，不仅关注家庭财产管理还关注家族企业管理。民生银行(6.40 +0.31%,诊股)的家族基金是投行/基金型业务模式的典范。民生银行超高净值客户的主要来源为民营企业家，民生私人银行部不仅关注家庭财产管理还关注家族企业财富管理，为客户提供集家族信托、家族基金及委托资产管理“三位一体”的服务方案。家族企业管理主要依托家族基金。境外主要表现为家族主权基金，考虑企业的发展安排和家族财富分布。境内家族基金主要考虑家庭财产管理及企业发展。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及需求，为客户提供家族企业发展及传承相关的服务，包括：产业扩张、市值管理、投融资方案、企业上市及企业接班等。　　竞争合作型　　开放式平台化模式是竞争合作型的代表，公司内部形成完整的业务链条，实现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家族信托团队的核心功能在于资产及服务配置，负责实现客户需求和产品供应的对接。平台化的运作模式，将营销与客服、产品生产与供应、风险控制与中后期管理等非核心业务剥离出来，外包给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从公司外部引入，专注于资产配置方案的设计与实施相关工作。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信托及平安私行的家族信托业务是平台型业务模式的典范。　　除此之外，一些独立的家族办公室也采用平台形式，一方面搭建金融产品平台——EAM平台，集中采购跨境金融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引入外部客户经理（EAM，External Account Manager），承担拓展高端客户、产品和服务销售、客户关系维护等职责，形成与金融机构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EAM平台将产品或服务销售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分派给外部客户经理。　　中国银行(3.89 +0.00%,诊股)、民生银行是境内境外合作模式的代表。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推出“家族理财室”服务，不仅依托中银集团证券、基金、保险的综合经营平台优势，与国内信托公司合作，积极争取独立信托牌照，还依托其海外平台优势，与海外分支机构（中银香港、中银澳门）及战略合作伙伴（瑞士宝盛）以及境外信托公司合作共赢，为跨境客户提供海外家族信托服务。民生银行的超高净值客户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家，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设计往往需要搭建海外信托架构，与境外独立信托机构合作也是民生银行开展家族信托业务的重要模式。　　机构部门型　　从组织架构来看，商业银行的家族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在私人银行部下开展，信托公司的家族信托业务通常为公司二级部门。目前，越来越多的机构借鉴海外模式，开辟了家族办公室或“类家族办公室”，专门为超高净值个人及家族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海外家族办公室通常以独立法人形式运营，根据服务家族的数量，海外家族办公室可分为单一家族办公室和多家族办公室。从组织架构来看，现阶段国内的家族办公室主要有独立部门型和独立法人型两种组织形式。　　架构设计型　　架构设计型模式重视信托保护结构设计。外贸信托的全权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模式是典范。家族信托按照事先约定的合同条款“自动驾驶”，具备不可撤销、剥离委托人实际控制权、风险隔离、跨代传承、纯他益性、民事信托等特点。　　目前国内家族信托没有形成判例，全权信托的设计理念主要是为了确保家族信托财产权的真实转移，最大程度地保证家族信托的有效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委托人保留权力信托可能会损害信托的资产保护功能，甚至可能被视为“恶意信托”，被判无效。　　此外，为了对受托人进行监督，制衡受托人权力，使家族信托更好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执行，可以引入信托监察人制度。信托监察人并非家族信托（公益信托除外）的生效要件。信托监察人由委托人委任，可以指定信任的律师、会计师及第三方机构等担任，若监察人过世，还可以委任二代监察人。信托监察人的权力需谨慎配置，权力过大可能会妨碍受托人职责的行使。　　家族信托的架构设计越来越成为以盈科为代表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重点，律所内部设立家族信托服务中心与专业信托公司合作开展家族信托业务。特点有三：其一，轻资产，通过家族信托律师联盟将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其二，重结构，主要负责家族信托的架构设立和相关法律问题；其三，高信誉，家族信托本质上是法律架构，由律师主导可增强客户的信任度。　　三、策略建议　　基于对我国家族信托业务发展现状的概览，对参与机构、产品类型、业务模式及政策法规的分析，针对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和从业机构提出如下几点粗浅的建议。　　（一）对政府部门而言，重点在于依据信托制度的顶层架构，制定相关配套的行政法规，明确政策交叉的模糊地带，确保不同法律文件针对同质监管对象的监管规则的一致性。要义如下：　　其一， 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完善信托登记制度。中国的财产法体系与大陆法系接近，财产所有权具有单一属性，以“一物一权”为规范基础，这与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所有权的“二重性”（受托人享有名义所有权，而受益人享有实质所有权）相冲突。我国《信托法》中关于信托财产所有权的描述比较模糊，信托第二条对信托定义中的“委托”一词似乎表明信托所有权并未实际转移，而第十四条、十五条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又似乎表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受托人所有。此外，我国《信托法》虽然规定了信托登记制度以及适用的范围，但缺乏登记操作规则，如登记申请人、登记机关、登记内容、登记程序等，导致实践中以需要办理信托登记的财产为信托财产的信托计划难以设立或成本很高。因此，我国应加紧完善信托登记的配套制度，在现有财产权变更登记体系之上，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托登记体系。　　其二，建立与信托所有权相适应的信托税收制度。税务处理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清晰的财产所有权制度。但我国信托税收制度迄今未明确类似信托“一物两权”特殊状态下的税务处理，也未明确“名义转让”和“实质转让”，造成信托征税对象模糊及重复征税的可能。因此，应该在完善信托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基于现行税收法规的框架，遵照“实质课税”原则确定适当的信托税收制度。同属大陆法系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信托税收制度的设计经验值得参考。　　其三，明确政策交叉地带，确保法律文件的一贯性。比如：《信托法》对专章对公益信托作了约定，而《慈善法》并未提及公益信托的地位，若将公益信托纳入《慈善法》修订，需要考虑到规则的一贯性。此外公益信托作为一种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是否应当享受与基金会类似的审批方式以及税收优惠待遇，公益信托如何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受托人是否可以担任保险计划投保人等问题均直接制约着家族信托业务的开展，应予以明确。　　（二）监管部门的作用在于培育“信托文化”，重建“死亡文化”，规范行业发展，防范受托人风险。　　首先，培育“信托文化”和“死亡文化”，既要加强对从业机构的培育，又要加强对投资者的培育。从业机构的培育可以人才培养为切入点，投资者培育可将“创二代”作为切入点，实现家族信托业务从传统信托业的标准化的产品导向向客制化的结构安排的观念转变，将架构设计实现的功能作为家族信托好坏的衡量标准，走出“非收益率为王”的认识误区。此外，家族信托处理的恰是“身后事”，而儒家文化下避讳谈及死亡问题，家族信托的发展也需“死亡文化”的重建。　　其次，家族信托本质上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而当前境内客户的信任缺失度较高，因此除了用信托合同内部约定双方的权责之外，必要的外部保障不可或缺。2014年12月，中国银监会与财政部印发《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便是化解信托业风险重要方式，保障基金信托业市场参与者共同筹集，用于化解和处置信托业风险的非政府性行业互助资金。此外，耿西岛的受托人高管责任险制度值得借鉴。耿西岛的受托人必须购买高管责任险，防止高管疏忽造成信托资产的损失。保险费由受托人根据受托财产的规模及类型与保险公司自行商定。　　（三）对从业机构而言，应当在借鉴国际国内家族信托业务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公司自身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及客户特点，依托内外部优势，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差异化的家族信托业务模式。　　在依托现有系统基础上，循序渐进搭建家族信托的中后台支持系统，做好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做好超高净值客户的需求分析及资产梳理。现阶段银行系机构开展家族信托业务，应在做好客户需求分析及资产梳理为的基础之上，定位于以发挥资产管理服务优势为核心，引入集团内外部、境内外的专业机构负责架构设计服务，搭建家族财富管理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集家庭与企业、在岸与离岸，传承与配置一体化的财富管理方案。...

　　当下，中国的消费金融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商业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巨头、部分小贷公司……连服务高端客户的信托机构，也在这一领域争抢“尝鲜”。　　新增13家，行业近40家——这是2018年信托公司投身消费金融市场的数字。　　根据信托业协会调研数据，截至2018年末，信托业合计开展消费金融信托余额已近3000亿元，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为何信托机构开始钟情于消费金融领域？是信托行业中的偶然还是必然？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托”）总裁舒广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消费金融的大发展是源于各方需求痛点所迸发的巨大潜能，无论是资金端、资产端还是C端，都积淀了尚未满足的需求，涉及到资金流转的闭环、数据信息的割裂、资产配置不够丰富、融资渠道不够畅通等难点，亟待服务商通过科技创新建立起多方衔接的桥梁。信托公司凭借灵活的制度优势和资产配置优势，可直击痛点，为相关合作方创造价值，实现共赢。　　信托入场路径　　近几年，消费金融市场一路狂飙猛进。　　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底，中国居民部门消费信贷规模达到9.5万亿。　　在整个消费金融领域，商业银行凭借资金优势直接发放短期消费贷款，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消费金融、线下小贷等其他类型的市场参与机构凭借多元化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争取更大的消费金融领域市场份额。　　信托机构也在毫不犹豫地切入这个市场。　　据云南信托研发部统计，2018年，消费金融市场的入局者新增13家信托公司。截至2018年底，68家信托公司中已有近40家信托公司开展消费金融信托业务，占据信托业近六成比例。　　对信托机构而言，转型消费金融信托业务，具有天然的牌照优势。而针对信托参与消费金融领域的不同业务模式，云南信托的研发部分析认为，在消费金融产业链中，信托公司作为后来者可以担任资金供给方、消费金融服务方的角色。从目前来看，信托公司主要通过发行消费金融信托产品以“助贷”模式、“流贷”模式和ABS模式和其他机构在业务层面展开消费金融业务合作。　　消费金融意味着提前消费或信用消费，本质是借贷，因此盈利的根本是赚取利差。对于为何“杀入”消费金融领域，舒广对记者表示：“云南信托的消费金融业务，正是致力于针对市场和客户的痛点，搭建桥梁，赋能资产与资金两端，为更多积极生活的人提供金融服务。”　　云南信托的一位相关人士为记者举了一个实例。　　货车司机这个群体，经常遇到加油费、过路费的垫付难题，以及轮胎费等较大支出等较大支出。针对这一痛点，云南信托，经过深入调研，最终紧扣货车司机群体创新了特定的普惠金融业务。通过合作方，云南信托提供贷款服务，旨在减少货车司机群体的经济压力，支持他们的日常货运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以来，云南信托完成62963笔小额贷款业务，专项致力于改善货车司机在运输途中的加油费、过路费、轮胎费等资金难题，让货运司机更便捷、更安心地享受金融服务。　　“头部”玩家　　近几年，信托机构不断加码布局消费金融，信托业消费金融领域的“头部”玩家也正如火如荼地参与进来。　　据悉，消费金融信托业务始于外贸信托2007年开展的小微金融服务。近年来，在中国居民收入快速稳定增长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多家信托公司纷纷发力消费金融信托业务。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018年12月发布的《发展报告：业务篇之消费金融信托（二）》数据指出，截至2017年末消费金融信托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信托公司有6家，分别是外贸信托、云南信托、渤海信托、中融信托、中航信托和中泰信托；5家信托公司的消费金融信托资产规模为几十亿元不等；另外7家信托公司的资产规模不到10亿元。　　对于信托机构在整个消费金融的市场占比，中国信托业协会表示，总体而言，目前信托公司在消费金融领域的信托规模仅1000亿元左右，相较于整个消费金融约9万亿的市场规模，信托行业在该领域的布局渗透率偏低，业务增长空间大，信托公司积极布局消费金融领域大有可为。　　据记者了解，外贸信托将自身定位为“共享、绿色的小微金融生态圈构建者”。早在2008年，外贸信托就与捷信中国合作开展消费信托贷款业务，在该领域深耕时间已有十年之久。目前，外贸信托已专门成立小微金融事业总部，下设二级职能部门若干，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较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大力发展消费金融信托业务。未来外贸信托计划自建贷款核心风险控制体系，打造贷款全流程主动管理体系。中融信托、中航信托将消费金融业务定位为公司战略性、基础性业务，专设消费金融部，未来规划是提升自身在消费金融领域的风控能力和主动管理能力。　　云南信托样本　　目前，信托行业中消费金融业务领域第一梯队成员，还有云南信托。　　云南信托将消费金融作为转型重点，布局了消费金融和供应链、小微金融等领域，其2013年开始酝酿，6年时间，放款逾1300万笔，累计放款超过540亿元，服务逾600万客户。　　据记者了解，2017年，云南信托成立“云南信托会泽32号农之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发起农业种植贷款信托项目，以“线上”+“线下”的服务模式，为合作社、合作联社、农场及实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资金信贷、农资销售、农技指导、农机服务和农产品(5.71 +1.78%,诊股)（5.710, 0.10, 1.78%）销售等一系列服务，借助金融科技的优势将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战略的布局仅仅是开始，云南信托在人员配置、系统搭建方面也大力支持消费金融的发展。云南信托组建了普惠金融部，并自主开发了包括贷前、贷中、贷后系统的“普惠星辰”系统，打造消费金融业务的闭环，在支持自身消费金融信托业务开展的同时，力争将该系统向其他信托公司推广应用。　　云南信托称，普惠星辰系统的电子签章功能让借贷双方均能在网上进行电子签约，避免了繁琐费时的线下流程。农民可从农加网上直接向云南信托申请贷款并提交审核材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从申请到放款仅需要两天时间。　　2017年10月，云南信托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在推动公司消费金融业务的同时，强化了消费金融的贷后管理，有助于提高反欺诈能力、完善业务合规化建设。　　2019年4月26日，云南信托公布的年报显示，2018年，其通过完善技术系统与运营支持体系，吸引数十个资产方建立合作关系，放款超一千万笔，覆盖农业场景、汽车分期、医药分期、租房分期等细分领域。　　信托在消费金融领域布局加码后，正将这一市场开拓成为信托机构的“蓝海”。云南信托总裁舒广在接收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业的使命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生产力。作为最具有灵活制度优势的信托公司，有义务本着“诚信引领未来、专业创造价值”的理念，帮助更多个人和机构获得更好更充分的金融服务，在成就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　　对于信托这一传统金融机构而言，优化和改进风控能力，增加大数据处理和提高技术优势，是其在消费金融市场中竞跑的实力所在。　　信托机构持续加码消费金融领域，将在这个万亿级别并且发展潜能巨大“蓝海”谱写怎样的乐章，令业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