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第二大网约车服务公司Lyft威胁要起诉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指控该投资银行为受到禁售协议约束的投资者提供卖空支持。4月2日Lyft在送给摩根士丹利的一封信中，质问该投行在帮助销售某些产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这些产品有助于IPO前的投资者做空Lyft股票。这封信件由律师事务所Stris & Maher律师、Lyft法律顾问彼得?斯特里斯（Peter Stris）签发。针对以上报道，Lyft拒绝置评。《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导致了这封信的发送。该报道援引三位消息人士的话称，摩根士丹利曾一直向IPO前的投资者出售卖空产品。Lyft要求摩根士丹利公开澄清，表示他们并没有创造这样一种产品，并且他们在营销这样一种产品时开展了适当的尽职调查。这封信件还抄送给了Lyft在进行IPO时的主要承销商摩根大通(JP Morgan)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这封信件要求，如果摩根士丹利确实从事了这样的活动，他们应该立即停止并交出参与股东的名单。尽管信中要求摩根士丹利在4月2日当天结束前做出回应，但两位知情人士表示，截至本周五（4月5日）晚些时候，摩根士丹利尚未正式做出回应。但是，摩根士丹利一位发言人发布的声明称，该投行“没有向该投行确认或知道受到禁售协议约束的任何Lyft股东，直接或间接地营销或执行出售、卖空、对冲、掉期，或者转移与Lyft股票相关的风险或资产”。硅谷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首次报道称，Lyft及其IPO财团已致函摩根士丹利，指控其在为IPO前投资者创造卖空特殊工具方面发挥了作用。Lyft在信中说，它有能力对摩根士丹利采取法律行动，并要求该投行在可能的被起诉之前交出相关文档。Lyft的律师认为，如果摩根士丹利确实在积极寻求规避这一禁售约束协议，那么该投行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禁售约束协议实施了侵权干预。3月29日首次公开招股（IPO）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Lyft股价暴跌12%。市场一些交易员猜测，该公司股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下跌，一部分原因是早期卖空需求。不过在当周内，该公司股价出现反弹。摩根士丹利发言人表示：“我们公司的活动一直处于正常的做市过程中，任何关于摩根士丹利试图对Lyft施加‘做空压力’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据一位熟悉摩根士丹利业务的人士透露，摩根士丹利的卖空交易不到Lyft总成交量的1.3%。这位不愿透露自己身份的人士表示，代表客户执行的最大一笔空头交易是42.5万股。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负责监管银行业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已经介入此事。实际上，《The Information》早些时候就曾报道称，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介入了此事。这也可能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管辖范围，但目前还无法知晓SEC目前是否启动相关讨论。此事正好发生在一系列高科技公司等待在今年进行IPO之际。Lyft的竞争对手Uber将在未来几个月上市，摩根士丹利是其IPO承销商。...

摘要：财务顾问费用这一行业潜规则，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金融机构中，且运行多年而不止。而证券公司投行业务中，此项开支，更是项目承揽中的重要环节。游走在“财务顾问费”和“好处费”之间，稍有不慎便会锒铛入狱。近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多份券商员工通过“好处费”的形式获取承揽项目的判例。通过签署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的名义，向资源方输送利益或私自套取费用，成为数位投行员工行贿罪/职务侵占罪的主要犯罪方式。早在2014年，债市反腐曾掀起一轮核查风暴之时，监管部门严查一级市场承揽协议中的顾问费，即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而在风暴之后，虽然全行业都有所收敛，第三方财务顾问费用乱象并未仍得到根治。245万好处费，换来三年徒刑日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王某权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黔0325刑初141号），透露出公司上市承销中财务顾问费用乱象。判决书显示，王某权出事之前系国信证券员工，2008年年初，在得知盘江股份需要整体上市的消息后，找到时任盘江股份的总经理王某，许诺“如能承揽到盘江集团的整体上市业务，事后会对其表示感谢”。王某表示会尽力帮忙，并让王某权提前介入盘江股份上市业务。同年9月，盘江股份与国信证券签订了3500万元的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在承做盘江股份整体上市独立财务业务过程中，王某权以“不规范的费用需处理且不能体现在国信证券的账务上”为由，从3500万元的独立财务顾问费用中拿出500万元做项目经费，由盘江股份打给第三方公司后转至王某权个人账户。国信证券因此与盘江股份签订补充协议，将金额重新确定为3000万元。第三方公司在收取10%的手续费后，将剩余450万元分批多次转给王某权。此后，王某权将245万元分批送给王某，作为对其的感谢。在盘江股份上市项目中，王某权作为项目承揽人，获得效益工资200.79万元，项目现场负责人曾某则获得效益工资121.71万元。而据时任国信证券投行事业部副总裁兼投行一部总经理证言，盘江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是王某权通过个人业务关系拉来的项目，公司的惯例是谁拉来谁负责。王某权补签3000万元的补充协议，理由是盘江股份要减少合同金额。至于原因他也没有问，因为这种情况在公司其他项目中也会出现。王某权称，行贿245万元属实，但送钱给王某的事只有他和曾某知道，公司和投行部领导均不知情。自己承诺的是“将提成的一半送给他”，故送的钱不是他个人的，自己的行为应代表单位。辩护人辩护称，王某权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该案应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过，对此辩护意见，法院未予采纳。由于盘江集团系国有控股公司，王某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在2016年11月，盘江股份曾发布公告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委通知，公司董事王某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审法院认为，王某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45万元，构成行贿罪。结合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等内容，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激烈角逐下投行承揽频频踩线就近期裁判文书来看，通过“好处费”的形式获取承揽项目的判例并非孤例。3月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一起2017旧案，某券商投行机构融资部员工为排除其他券商竞争，承揽某公司债发行项目，向该公司财务总监吴某行贿300万元。该员工同样被认定为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8万元。在该项目中，同样涉及第三方公司的存在。吴某在证言中称，在公司债发行成功之前，吴某和刘某谈过几次。刘某经过测算，这笔业务中可以给300万元的好处费，另外还商定以现金结算，但是要经过第三方公司转一下。该证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姜某在证言中表示，在业务承揽过程中，为了能够增强业务承揽的竞争优势，该证券近几年一直有这样的政策，就是给予能够帮助公司获得承揽业务的第三方一定的费用。为了防范风险，该公司在2015年6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相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对费用的支付对象、对象资质、提供服务的内容、反商业贿赂、关联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进一步严格的规定。而除了行贿罪以外，职务侵占也是投行、固收员工易于踩线的领域。2015年底，某券商副总裁王某利用其职务地位及负责债券发行工作的职务之便，虚构某第三方公司在债券承销过程中提供帮助，由证券公司与第三方公司签订财务顾问协议，骗取财务顾问费用。数年间，通过这种方式，王某合计骗取财务顾问费用830万元。基于此，王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并依法追缴第三方公司830万元的违法所得。早在2014年，债市反腐曾掀起一轮核查风暴。监管部门严查一级市场承揽协议中的顾问费，即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彼时，多家券商固定收益部负责人被查，债券发行和交易中存在的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问题引起高度关注。不过，在风暴之后，第三方财务顾问费用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治。中小券商面临巨大压力在黑和白之前，是深浅不一的灰色。对于财务顾问费用这一行业潜规则来说，已运行多年而不止，成为投行股权项目、债券项目承揽中的重要一环。由于项目来源往往需要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介绍，给介绍人的“返点”、“返佣”或“回扣”，大多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呈现。“财务顾问费用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会有，我们在审协议的时候也只会问是否经领导确认，对于内容所列的财务顾问‘必要性’等内容并不会多做关注，毕竟不可能因为这个卡掉项目，不然业务部门也会过来找麻烦。”北京某小型券商合规业务负责人向券商中国记者介绍财务顾问费这一“行业惯例”。据这位合规负责人介绍，投行项目承揽中的这类费用比例，现在的行情基本是从承销费用中留出20%-30%的预算，“舍不得这几十万几百万，就拿不到大头的几千万，这个账大家都明白。”该负责人称，从监管制度及公司规章层面，对于财务顾问费用的管理都比较严格。几年前公司还曾经发文规范业务部门支付财务顾问费的行为，但业务规模随即出现大幅下滑，此后再未见过有所动作。至于财务顾问协议，从合同审查的角度来说，从来没有否过一起。据介绍，抽取财务顾问费这一现象在中小券商中更为严重，因其在承揽市场上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大型券商比拼品牌、专业、资源禀赋等实力，中小券商就只能打起“价格战”。有的是项目人员主动降价，有的是公司方面压价，更有领导直接要返点要回扣，不太规范的费用就只能通过第三方公司走账。事实上，即使监管有所要求，但暗地里与公司实行“各自分账”的业务部门仍为数不少，在扣除了高额的财务顾问费用之外，部门盈利可能所剩无几。此外，财务顾问费用往往成为个人避税的工具。“对外付款都是公对公走账，钱款打出去了，后续收款公司再通过什么渠道支付给谁，与我们公司无关。”而对于与公司“分账”的业务部门团队来说，虚增一部分财务顾问费用再以各种方式转回部门负责人口袋中，也是避免被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的好方法。虽然是灰色地带，但稍不小心也容易越过雷池。由于涉及费用较高，且项目负责人具有高度的职务便利，常在河边走，距离“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并不遥远。TIPs：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4月3日因“一马案”出庭，又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此前，马来西亚已就主权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一马公司）洗钱和贪腐案刑事指控美国高盛公司及其两名前银行家，寻求75亿美元赔偿并判处涉案人员监禁。高盛试图以道歉换取谅解但马方坚持索赔。“一马案”部分赃款据信经由美国金融机构转移、用于在美国投资，美方个人和企业所牵涉的不法行为开始被追究。马方向高盛索赔一马公司是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由马来西亚时任总理纳吉布2009年主导设立，带有公营性质，资金来源实际是这一东南亚国家的纳税人。这家投资机构几年前曝光资金去向不明，包括纳吉布等多名政府官员涉嫌侵吞公款。4月3日,纳吉布就“一马案”出庭受审。以赃款经由国内金融机构转移的情况为切入点，马来西亚检察机关开始调查“一马案”。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追究美国金融机构责任的呼声在马来西亚愈发强烈。这也是高盛首次因关联“一马案”受到指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的话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寻求向高盛索赔75亿美元。马来西亚总检察长汤米·托马斯说，就高盛所涉一马公司的债券发行，指控高盛公司、高盛前银行家莱斯纳和黄宗华以及一马公司两名相关人员。莱斯纳曾主管高盛集团东南亚地区业务，先前在新加坡办公。黄宗华是马来西亚人，曾任高盛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是莱斯纳的下属。马来西亚检察机构的声明说，在莱斯纳主导下，高盛2012年至2013年承接3项债券发行业务，总计帮助一马公司筹集65亿美元。债券由一马公司子公司发行，得到高盛保荐，但提交的发行文件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作为全球知名的债券发行保荐方，高盛理应施行最严苛标准，但他们没有达到任何标准，因而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份声明说，莱斯纳和黄宗华与另外两名被告以及其他人密谋贿赂马来西亚公职人员，以便让高盛得以参与发债。债券发行过程中，27亿美元遭侵吞。马来西亚检察机关认定，被告设计这些债权方案，表面用于合法目的，但实际是为欺骗马来西亚政府和购买者，而且明知发债所得会被侵占，违反了马来西亚证券方面的法律。马来西亚检察机关发现，高盛收取6亿美元债券发行费用。这一收费数倍于市场水平，相关参与人员也在收入和职业前景方面受益。高盛寻求原谅就收取高额债券发行费，高盛解释，一马公司债券发行存在额外风险，包括一马公司要求快速拿钱和高盛在投资者购买前先行购入。高盛同时否认存在违法行为。这家金融机构的一名发言人说，高盛曾受到马来西亚前任政府“误导”，将为自身辩护，同时配合调查。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苏德巍（英文名戴维·所罗门）在事件曝光后的一份致马来西亚人的道歉声明中说，马来西亚人遭“许多人欺骗，包括（马来西亚）前任政府最高级别官员。（高盛前银行家）莱斯纳是其中之一。就莱斯纳所起的作用，我们向马来西亚人道歉”。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1月18日说，高盛集团就牵扯马主权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洗钱和贪腐案，仅仅向马来西亚道歉不够，马方坚持向高盛索赔75亿美元。林冠英在记者会上说：“高盛应该明白‘一马案’令马来西亚人所受的创伤。”他说：“道歉不够，道歉和赔偿75亿美元，这才重要。只有当你方赔偿了，那才足够。”一名记者提问，马来西亚是否打算在高盛提供赔偿金后撤销对这一美国金融企业的起诉，林冠英回答：“如果他们赔偿了75亿美元，我们会讨论（那种可能性）。”新、美调查高盛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初公开对莱斯纳和黄宗华的指控。莱斯纳现在身处美国，黄宗华去年底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出庭，拒不认罪。美方起诉书说，两名嫌疑人通过一名与纳吉布关系不一般的马来西亚商人，行贿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以换得高盛与一马公司合作。莱斯纳承认共谋洗钱罪名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意归还4.37亿美元非法所得。《反海外腐败法》旨在限制美国公司和个人直接或经由中间人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从而制止海外腐败行为，保证美国商业系统的公众信誉。黄宗华则面临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理的局面。马来西亚一名法官日前裁定，不予批准黄宗华保释，原因是他有极大风险外逃，而且对马来西亚和美国司法机构而言是重要嫌疑人。媒体去年底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马来西亚邻国新加坡扩大了关联“一马案”资金流动的刑事调查范围，涉及高盛。新加坡是调查一马公司洗钱和贪腐案件的国家之一，2016年关闭两家牵涉“一马案”的瑞士银行在新分支，同年查没总额大约2.4亿新加坡元（约合1.7亿美元）过境新加坡、牵涉一马案的现金和资产；2017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涉及一马公司相关交易的两家银行处以罚款；2018年5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共识，向马方返还涉案款项。马来西亚政府就“一马案”设于新加坡的一个代理律师事务所去年9月说，新加坡法院裁定，同意向马来西亚返还牵涉“一马案”调查的大约1530万新加坡元（1021万美元）。按消息人士的说法，新加坡方面将着力查明高盛收取的6亿美元债券发行费是否流向高盛新加坡分公司。鉴于莱斯纳在马来西亚和美国所受指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对莱斯纳处以金融行业“终身禁令”，莱斯纳今后将难以涉足新加坡金融行业。相关决定禁止他直接或间接参与新加坡任何一家资本市场服务公司的管理，或从事任何受新加坡政权与期货法令监管的活动。美方查没赃款一马公司洗钱和贪腐丑闻的曝光缘于《华尔街日报》2015年一篇报道。这家美国报纸的记者看到一份文件，显示将近7亿美元由一马公司转入纳吉布私人账户。美国司法部2016年7月宣布，执法部门已采取行动，追缴马来西亚腐败嫌疑人用赃款在美国购置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经查明，涉案马来西亚官员、亲属和同谋在美国购置的资产包括位于纽约曼哈顿和洛杉矶好莱坞的多处豪华房产和酒店、一架价值3500万美元的飞机、世界著名画家梵高和莫奈的画作、百代唱片公司股份等。他们甚至在2013年投资拍摄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之狼》。2017年，美国司法部两度寻求查没用“一马案”赃款购买的在美资产。截至当年6月，美方寻求查没的资产总额达17亿美元。去年10月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裁定，允许拍卖由涉“一马案”马来西亚商人用赃款购置的一架私人飞机。去年8月，马方告知美方，希望归还这一私人飞机。马来西亚现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去年11月中旬说，尽管需要时间，但美国检察机关承诺将向马方移交所追缴的“一马案”赃款。去年10月，马方拍卖一艘曾用“一马案”赃款购置的游艇。这艘游艇由印度尼西亚方面没收，后归还马方。美方揪查“内鬼”还有一名美国人因牵扯“一马案”在美遭公诉。乔治·希金博特姆2016年7月至2018年8月供职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处理与国会联络事宜。他去年11月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联邦法院出庭，承认与人共谋欺骗美国境内的银行，把大笔资金从海外转移至美国，用以“打通关节”，从而让美国联邦检察官放弃调查“一马案”。希金博特姆说，他在职期间接受一名马来西亚商人托付，以欺骗手段在多家美国银行开设账户。他谎称向美国境内转账的数以百万计美元用于投资娱乐场所，实际目的是付给一名美国的“位高权重者”，拜托后者游说司法部不再追究“一马案”相关嫌疑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希金博特姆所涉罪名是欺骗银行，可能由法官判处16个月监禁。所幸的是，美国司法部证实，希金博特姆既没能参与“一马案”调查，更不可能对调查产生影响。美国司法部去年同时寻求追缴与希金博特姆案件相关的7300万美元“一马案”赃款。...

2018年是房地产政策调控之年，个人住房贷款的调控也与国家宏观调控密切相关，房贷利率的涨跌牵动着购房者的神经，住房按揭贷款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近期，上市银行陆续披露了2018年年报，记者统计了六大行中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新增额度及占比，发现六大行新增贷款5.13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的额度2.53万亿，几乎占据了新增贷款的半壁江山。不过，六大行在年报中也提到了，2018年，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支持自住性购房融资需求。新增房贷2.53万亿 占新增贷款49.39%2018年，六大行新增贷款及垫款共计5.13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3万亿元。占据了新增贷款及垫款的49.39%。在贷款及垫款分类中，各大银行基本分为个人贷款（包含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等）、公司贷款及垫款、票据贴现三大类，也有部分银行因各自规则不同而稍有差异。在分类中，个人贷款新增3.12万亿，占据新增贷款60.77%；公司贷款新增1.63万亿，占新增贷款31.7%。公司贷款新增额度低于房贷增速。六大行中，工行增长额度最多，6512.72亿元，增长16.5%；邮储增速最快，增加2,627.22亿元，增长22.74%。六大行的个人贷款中有八成是房贷记者注意到，随着新增额度的增加，房贷在银行内部总贷款中的占比也逐渐提升。以工行为例，个人住房贷款占据个人贷款的比例由2017年末的79.6%提高的2018年末的81.5%；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由2017年的27.6%上升到2018年的29.76%。邮储个人住房贷款占个贷比例由59.35%提高到61.12%，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由2017年的31.8%上升到33.1%。个人住房贷款又占据了个人贷款类别中的大头，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贷款的81.26%，其他的份额分别被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透支等类别分食。比如，工行的个人贷款结构中，个人住房贷款占据了81.5%，与六大行平均情况基本一致；个人消费贷款占比3.6%；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3.8%；信用卡透支占比11.1%。曾有银行个贷经理向记者表示，按揭贷款是很多银行偏爱的优质资产，因为产生不良的概率低于其他贷款。虽然按揭贷款新增额度上升，但是不良资产质量状况没有随之增加。比如，在农行中按照业务分类中的不良贷款结构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在总贷款的占比由2017年末的5.8%提高到2018年末的5.9%，但是不良率却有好转，由0.36%降到0.31%。六大行：支持自住购房需求在六大行年报中，对个人住房贷款均进行了叙述，记者注意到，六大行均提表示了“支持自主性购房需求”。建行在年报中表示，目前余额居同业首位。建行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47,535.95?亿元，较上年增加?5,405.28?亿元，增幅?12.83%。，“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重点支持居民购买自住房需求。”工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增加6512.72亿元，增长16.5%，工行表示，主要是支持了居民自住购房融资需求。中国银行表示，2018年 积极落实国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继续执行差异化个人住房贷款政策，重点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性购房需求，保持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稳健发展。农业银行表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个人贷款较上年末增加?6,655.98?亿元，增长?16.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较上年末增长?16.8%，主要是由于本行落实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积极支持居民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交通银行业表示，积极支持居民普通自住住房贷款需求，制定适合当地保障性住房发展的贷款政策，支持个人保障性住房按揭业务。邮储银行也称，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执行差异化的住房信贷政策，支持居民合理自住购房需求，截至报告期末，邮储个人住房贷款馀额为14,178.9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627.22亿元，增长22.74%?。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2月的中长期贷款中消费贷款较2017年末增加4.2万亿。进入2019年，住房贷款可能仍在增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月居民部门人民币贷款减少706亿元，是2016年2月以来首次负增。但是，短期贷款减少2932亿元，而中长期贷款增加2226亿元。中长期贷款中消费贷款增加2325亿元，这部分主要是房贷，房贷或仍呈现增长态势。...

导读大而不倒的神话是不存在的。天津物产会成为下一个吗？4月3日，有媒体称，天津物产集团爆发流动性危机，向贷款银行寻求贷款展期。新闻越短，事情越大。要是知道天津物产有多大，大家就能知道背后的问题有多严重了。天津物产集团全称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从官网上看，天津物产注册资本25.5亿元，拥有企事业单位217家，是天津市最大的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也是天津市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自2012年起连续7年入围。而且，在2017年天津企业100强的排名中，天津物产排第一。然而就是这样一家世界500强的巨无霸企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小债（ID：bondreview）查了天津物产的财报，截止到2018年第三季末，天津物产的总资产为2456.84亿，总负债规模1878.29亿，负债率达到76.45%。负债是真实的，但这资产里面有多少是不实的，就不太清楚了。去年渤海钢铁破产，很多人说媒体后知后觉，其实这不能怪媒体，没出事之前，媒体要是把老底揭了，一来企业势必要发律师函，吃官司，二来如果真的出问题了，还会有很多人把责任推到媒体身上，说是媒体带节奏搅和黄了。所以，很多时候事后诸葛亮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天津物产被曝光的只是流动性危机，寻求银行贷款展期，我们也不能因此下结论它一定会出问题，但也只能善意的提醒，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天津是一个挺神奇的城市，类似这样的巨型企业有好几个，除了破产的渤海钢铁，还有天房集团，个个都负债近两千亿。天房集团去年5月份就对中信信托违约了，后来钱算是还上了，但至于是怎么还上的，只能点到为止，如今依然还有巨额债务问题未解，2019年和2020年是天房集团的债务大年。不过在这里可以以破产的渤海钢铁为例，说一些背后的操作，大家自己判断就好，不要对号入座。渤海钢铁破产重组的时候负债有1920亿，集团下面的企业有很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搞贷款的：子公司1先把天津市的大小银行统统贷一遍，压茬贷，先还了前贷继续再贷。虽然贷款本金可以以贷还贷，但是还有利息呀。这时候子公司1会再成立一个子公司2，用2的名义再贷一遍，这样就又有资金了，利息的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方式可以维持一定的时间，但不能长久，总会有贷款不好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承兑就要上场了，旗下的几个公司加上关系户一起，做个流转合同，开大交易量的发票，就可以过银行的审批，做50%的承兑。要是急需现钱，还可以拿承兑加一定的费用去做贴现。银行当然也知道，但是碍于对方是巨无霸国企，总会贷到钱的，自己又能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不过也有的银行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贷。就这样，最后这个巨轮行驶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人来救了。据小债了解，当年渤海钢铁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天津所有银行的一把手都被组织到一起开会，要求给渤钢倒贷，虽然最后没有救过来破产了，但想救的决心依然清晰可见。不过有一点小债不是很懂，某些国企破产重组之后好像还是原班人马，只是负担的债务消失了，由谁买单了呢？渤海钢铁的问题不止于渤钢本身，多了也不能说，从曾经的世界500强到如今的黯然陨落，只用了短短不到4年，倒是应该给其他行业和企业警醒了，盲目的发展只会带来失败后的不堪。至于天津物产的问题，大家还是再等等吧，因为除了相信国家，在大势下凡人别无选择。...

摘要：四股势力，正在将菜市场开到你家里。“买菜”这件小事，被巨头盯上了。1月中旬，美团低调上线一款名为“美团买菜”的App；3月28日，阿里旗下盒马鲜生在上海开了一家“菜市场”，取名盒马菜市；3月30日，在阿里本地生活生鲜伙伴大会上，饿了么和当红的生鲜电商叮咚买菜达成战略合作，并宣布买菜业务已进全国100城。在大部分80、90后年轻人的印象里，菜市场这门生意并不“性感”。那是广场舞大爷大妈的主战场，他们一大清早就去排队，将新鲜蔬菜抢购一空，留下一堆残枝败叶。互联网瞄上菜市场，越来越懒的年轻人终于要扬眉吐气了。在上海，你坐在家里，动动手指，新鲜的蔬菜、鸡蛋甚至活鱼活虾，半小时内就会送达。在北京，美团买菜已经在天通苑和北苑区域上线买菜服务。和生鲜电商明星玩家每日优鲜不同的是，它们专注“卖菜”。互联网颠覆了很多东西，电商打掉了很多品类，却一直没能完全拿下生鲜。毛利低、损耗高、供应链复杂，这是生鲜创业的难点，菜市场尤甚。换言之，这是电商领域的最后一块“硬骨头”。但同时，这也可能是最后一块价值洼地。现在，生鲜电商、生鲜外卖、社区生鲜店、社区拼团，这四股势力，正在围剿传统菜市场。未来，它们能做的，除了把水果摊搬到你楼下，还能将菜市场开到你家里。新玩家入局很多人习惯了外卖点餐，却不一定习惯外卖买菜。在北京蒲黄榆地铁站附近的蒲安居菜市场，摊位上的蔬菜，一部分现场售卖，另一部分通过饿了么和美团等外卖平台销售。这些规模不等的蔬菜摊，在外卖平台上叫“菜公社”、“四季生鲜”、“E鲜生”。用户通过外卖平台下单，外卖小哥现场取菜，然后配送到家。菜还是菜市场的菜，但被搬到了线上。这个模式并不新鲜。早在两三年前，就陆陆续续有菜市场摊主入驻外卖平台。和餐饮外卖相比，最大的变化是，配送的标的由餐变成了菜。如今，在北京类似蒲安居这样的菜场有很多。蒲安居菜市场刘大姐的摊位这是互联网第一次亲密接触菜市场的形式。第二类迅速崛起的菜场玩家是垂直类生鲜电商。叮咚买菜主打蔬菜，在定位上和综合性的外卖平台有所区别。另外，叮咚买菜在模式上为自营，采供销一体化。在供应链上，叮咚买菜采取在小区建设前置仓的模式，以提高订单响应速度，实现快速周转。在前置仓模式下，用户从APP下单购买的蔬菜，直接从小区附近的前置仓发出，由配送员送货上门，保证新鲜度和时效性。成立于2017年的叮咚买菜并不是前置仓模式的首创者，在此之前，每日优鲜已经将前置仓模式跑通，并成长为生鲜电商独角兽。只不过，每日优鲜的品类更全更丰富，涵盖的消费场景更广。和每日优鲜“APP+社区前置仓”模式类似的是，已经上线的美团买菜采取了“APP+便民服务站”的模式，依据商圈和社区展开业务。第三类正大力进军卖菜业务的玩家是社区生鲜店。2016年，阿里旗下盒马鲜生首家门店在上海开业，主打生鲜品类，成为新零售样本。今年1月，有消息称盒马鲜生正在研发“社区菜场”业态，拟将盒马鲜生日日鲜自有品牌独立出来做一个类菜场的社区超市业态。该消息在今年3月被证实，并以盒马菜市的名义落地。除了由大卖场业态的新物种延展出菜场，更多小体量的社区生鲜店也在抢滩登陆。谊品生鲜在3月完成了腾讯投资的B轮融资，根据公开介绍，谊品生鲜对标的就是社区菜市场。另外，便利店也在积极入场。3月28日，罗森与首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进军社区生鲜便利零售市场。另外一类崛起的新玩家是社区团购。作为2018年最大的资本风口，几乎所有的社区团购项目，都是以生鲜切入，围绕家庭消费场景，逐渐拓展出“一篮子”服务。但和主打买菜的生鲜电商相比，社区团购大多数为预定模式，配送为次日达，解决的并非即时消费需求。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曾表示，生鲜市场6万亿，80%在菜市场，20%在大卖场。随着以夫妻老婆店为主要形式的菜市场逐渐衰落，新的业态将对菜市场形成围剿之势。巨头入场意在流量过去几年，生鲜领域的投资热度一直未减。作为电商的最后一个堡垒，从O2O、到新物种、到社区团购，生鲜创业项目层出不穷。但这一次，为什么是菜市场？80、90后成为消费主力，越来越宅、越来越懒。这是徐新在今年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做出的判断。在她看来，因为用户懒惰而导致消费变化，这是生鲜电商春天到来的背景之一。对于需要下班做饭的都市白领，时间和便利性是他们需要优先考量的因素。相比传统菜市场，这正是买菜类电商的优势。在同类菜品的价格和品质相差不大，甚至性价比更高的情况下，用户转向线上就不难理解。相比去菜市场和大爷大妈抢菜，在家刷刷手机等菜上门，显然更惬意。但是，从线下转向线上的诉求，早已由外卖平台给出了解决方案。这一波生鲜电商的核心卖点不止于此。蒲安居菜市场的一位店主刘女士在2017年入驻了饿了么，将自己的蔬菜摊搬到了线上，后来她也入驻了美团。刘女士告诉燃财经，外卖平台为她增加了大约30%的销量。“现在的人都图个方便，来店里的年轻人很少。”她说。这是平台为传统菜市场带来的增量，但问题也显而易见。订单数量不稳定，刘女士的菜摊经常出现用户下单后，店里的菜已经卖完了的情形。当传统菜市场拥抱互联网，供应链的难题凸显。相比之下，叮咚买菜这类直营电商，对产品的把控度更高，用户体验更好。和蔬菜结合，让前置仓成为2019年的小热点。然而，不论是外卖平台，还是生鲜电商，都不是新生事物。真正让菜市场全面进入大众视野的，是因为巨头的进场。美团、阿里、腾讯，都在今年以不同形式进军“菜市场”。盒马鲜生CEO侯毅在承认叮咚买菜让盒马鲜生感到了压力后，盒马菜市就正式亮相。美团直接上线美团买菜，但无论从模式还是策略上来看，美团买菜都跟叮咚买菜有一定相似性。腾讯选择以投资形式进场，谊品生鲜是继每日优鲜后，获得腾讯投资的又一家生鲜企业。“盒马和小象也需要扩充更高频的蔬菜品类，因为这能带来流量，它们已有的配送运力是可以直接用的。”一位电商行业分析师向燃财经表示。在徐新看来，传统零售渠道已经停止了增长，互联网进入下半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靠烧钱成长为超级大平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流量的渴求，让蔬菜这个高频刚需却难以被电商渗透的品类，成为巨头眼中必须拿下的堡垒。按侯毅的说法，这是做“烟火气”。能否跨过盈利关盈利难，是摆在大多数生鲜电商面前的一道难关。2014年大火的生鲜O2O，大多数项目因为无法盈利，未能跑通商业模型而消亡。即使是在2017年就单月营收突破2.8亿元的每日优鲜，也只是在一线城市实现盈利。由于蔬菜的客单价低，加上容易损耗，履约成本高，总给人一种苦活累活的印象。举个例子，用户通过生鲜电商APP下单一份10元的蔬菜，按25%的毛利算，这一单平台只能挣2.5元。如果再算上配送成本、仓储成本，人员费用分摊，这一单必然亏损。所以在过去的生鲜电商创业里，生鲜长期被作为一个引流的品类。国泰君安证券对叮咚买菜的盈利模型进行了估算，按客单价50元、单仓日单量750单、月单仓销售额124万元计算，叮咚买菜的前台净利率为-5.3%。这意味着，在当前的模式下，叮咚买菜这类买菜类电商是亏损状态。同时，国泰君安证券指出，在前置仓模式中，能否盈利主要取决于订单密度和客单价。这意味着，卖菜类的生鲜电商，只有实现足够大的点位覆盖，有足够高的订单量支撑，同时提高客单价，才能扭亏。从目前来看，尚未出现全国性的生鲜电商品牌，大部分仍处于布点扩张阶段。但也有声音认为前期烧钱扩张是必要的。“毕竟是在风口上，现阶段资本不看盈利，主要看增长。”上述分析师说。相比之下，饿了么和美团等推出买菜业务的生鲜平台，似乎短期内不用考虑盈利问题。在3月的生鲜伙伴大会上，口碑饿了么宣布2018年买菜业务已在全国100个城市铺开，并且将推进至500城。饿了么配送小哥来菜市场取菜在饿了么的开放平台模式下，蒲安居菜市场刘女士这类摊主，成为平台上无数个菜商之一。跟餐饮外卖类似，这种外卖买菜的平台盈利，主要来自于对入驻菜商的佣金抽成。刘女士向燃财经透露，她的菜摊在饿了么以“菜公社”的品牌存在，菜公社是菜市场代运营商。像她这类的菜摊摊主跟菜公社建立合作，入驻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平台和运营商分别在菜摊的销售额中进行佣金抽成。“平台抽成10%，运营商抽成10%。”她透露。如果说开放平台更多是整合了传统菜市场的菜商，社区生鲜店则是将自己定位成了大型菜市场。对于巨头而言，短期盈利并非当务之急。阿里的盒马鲜生，美团的小象生鲜，这类定位新零售的新物种，下的可能是一盘更大的棋。有分析认为，美团上线美团买菜，可以共用美团的配送和技术基础设施，从长远来看会和小象生鲜形成功能互补，二者形成协同。无论如何，巨头和创业公司已经盯上了菜市场这个市场。蛋糕也好，硬骨头也罢，它们都将投入资源一较高下，传统菜市场也必将迎来冲击和改造。...

美国麻省，Dan在家中展示胸前的手术刀口及其左心室辅助设备所用的电池。这一设备植入病人胸腔内，由外部可充电电池提供动力，可接管大部分心脏的工作。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残疾人士刘先生的左臂戴上了五指联动智能仿生手，右臂戴上了双自由度三指张合机电臂，双脚穿上了电动假肢在练习。加拿大电影工作者Rob Spence在幼年时失去了右眼，他的原型假眼可以转化为一个视频摄像机。英国电子乐音乐家Neil Harbisson患有色盲，只能分辨黑白两色，他安装的仿生电子眼可区别颜色，并且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声波，通过记忆每个颜色不同的频率，他目前可以识别36种颜色。印尼泗水，一名海军士兵在医院安装了仿生假手臂，重新握起了手枪。这名43岁的士兵在一次练习投掷手榴弹的训练事故中失去了右臂。英国科学家日前在文斯顿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批仿真手指，他们希望这项技术能改变那些失去手指的人的生活。英国66岁的John Simpson 自小身患小儿麻痹症失去行走能力，假肢专家采用内置微处理器的仿生外骨骼式下肢帮助他重新行走。英国55岁励志演说家史蒂夫·罗宾逊18岁时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失去一条手臂。后来他将人体模特的木质手臂做成假肢安装在自己身上，依靠这条自制的假肢重新开始了摩托车骑行生涯。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2019年一开年，中国的手机厂商几乎集中展示了他们的5G智能终端。在5G时代真正来临之前，中国手机厂商还需熬过最后的黑暗时刻。中国手机行业经过的激烈竞争，进入了四强争霸的竞争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终局，在金立、锤子、乐视等二线手机品牌沦陷后，对于华为、小米、OPPO、vivo这些手机厂商来说，市场已成一片红海。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里，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一直徘徊在15亿左右。来自IDC的数据也显示，2018年世界智能手机供货量比2017年减少4%，约14亿部，连续2年出现下滑。下滑数据似乎并不悚然。然而数字背后隐隐绰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再没有“小而美”的童话，告别了大鱼吃小鱼，只有大鱼吃大鱼。在一个趋于饱和的市场里如何逆势取得增长？这是2019年中国手机厂商面临的共同挑战。蛋糕份额既定，要想增长，除了从竞争对手的领地里分一杯羹，别无他途。把命运交给市场的起伏终不是办法，技术和创新展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规模是一切的先决条件，没有实力支撑的“情怀”与“高端”就是耍流氓。因此，中国四大手机厂商间，硬件的高科技的军备竞赛依然在继续，此外还纷纷分拆出副品牌，代表未来的5G手机也已亮相……基因与转型2019年一开年，小米手机就推出了小米9。小米9作为红米分拆后的首款高端旗舰，除了首发骁龙855之外，还有后置三摄、屏幕指纹、无线快充、超大内存等诸多旗舰配置，定价2999元。依然主打性价比的小米9是雷军向中高端市场转型之作。53秒，小米9售罄。这对小米官方来说，是一次捷报，但在用户看来，这却又是雷军的一次“饥饿营销”。雷军曾在发布会上保证“现货”，却以雷军在微博上撂下的“假如小米9首月供货不足百万台，大家不用催了，我就去工厂拧螺丝！”而告终。雷军以诙谐的方式化解了小米9供货不足的尴尬。对于“为发烧而生”的小米来说，高性价比一直是其在国内市场开疆扩土的利刃，为何主打性价比的小米必须发力中高端市场？过去的一年，小米已逐渐丧失低端市场的性价比优势，销量增速逐季递减。已经创立了9年的小米，触碰到了增长的天花板。2018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出货量下跌34.9%。相对于国内市场的下滑，小米在印度市场却捷报频传。2018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在印度市场出货量高达1050万台，市场份额高达28.9%；整个2018年，印度市场为小米提供了4110万出货量，市场份额也高达28.9%。2018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总出货量正式超过一亿，其中印度及东南亚市场至关重要。但小米出货量的上升，千元以下的低端机红米承担了大部分出货量，在印度更是如此。3月19日，小米发布了其登陆港交所主板市场以来的首份年报以及Q4财报。2018年实现总营收1749亿元，同比增长52.6%，经调整利润86亿元，同比增长59.5%。第四季度总营收达到444亿元，同比增长26.5%，不及市场预期。形势不容乐观的不仅仅是小米，还有OPPO。IDC数据显示，2018年OPPO全球出货1.131亿台，相较2017年1.117亿台增长1.3%。2018年OPPO国内市场份额为19.8%（下降2%）、国内出货量为7890万台。长期以来，靠着广告和粉丝效应，OPPO赢得大批用户，在国内的销量长期盘踞榜首。作为支撑OPPO销量高速增长的R系列，在2018年也遭遇了成长的困境。网友吐槽的高价低配是OPPO销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告别固有营销形象，向技术和创新转型，也是OPPO近一年极力向外界传达的信息。相比于小米和OPPO的下滑，华为和vivo却是逆市增长。IDC数据显示，2018年Q4华为手机出货量暴增23.3%，市场份额达到了29%；而2018年全年华为手机出货量为1.05亿台，市场份额为26.4%，同比增幅为15.5%。华为的逆势增长与华为P系列、Mate系列、荣耀手机的热销有着莫大的关系。此外，华为的逆势增长也与离不开麒麟芯片、徕卡拍照、AI、黑科技等加持。有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称，荣耀对华为智能手机整体出货量的贡献率在2018年已经超过40%。3月26日，华为在法国巴黎正式发布了自家年度轻奢旗舰P30，作为华为P20的延续型号，P30因更强性能和更优相机，而被国内外媒体视为三星和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IDC数据显示：2018年vivo的市场份额为19.1%、出货量为7600万台，增幅达到了10.8%；对于vivo的逆势增长，业内人士指出，这是因为2018年，vivo通过全面屏+屏下指纹技术，向高端进军，拉升了品牌的形象。vivo的增长与其向高端市场发力不无关系，华为的增长与荣耀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整体市场下滑的态势下，如何在2019年保持持续的增长？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提高价格而提升利润率，方式之二就是手机副品牌的推出。“二代品牌”之战1月10日，小米集团召开发布会，向外界表明，红米成为独立品牌。2月12日，vivo的子品牌“iQOO手机”通过官方微博对外亮相；3月11日，OPPO正式公布了“新系列”的名字Reno。加上华为旗下的独立品牌荣耀，中国市场出货量前四的手机厂商，已全部建立起自己的手机“副品牌”。众所周知，5年前成立的荣耀，起初奉行的策略是对小米的跟随策略，当下，已经获得了成功。“我们和小米的竞争已经结束了，”荣耀总裁赵明2018年8月在荣耀Note 10的发布会上对媒体如此说。当下，华为的双品牌策略成为众多手机厂商学习如何运行两个独立品牌的一个教科书式经典案例。2013年华为宣布荣耀品牌独立，独立团队，不同价位，针对不同消费群体。荣耀诞生之初，主打互联网运营，对标小米。此后几年，中兴推出努比亚，小米分拆红米，OPPO分流出一加，魅族推出子品牌魅蓝。那一拨轰轰烈烈的手机厂商“子品牌”运动，只有荣耀和一加目前仍活跃在市面上。赛诺数据显示，荣耀用了3年时间，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已成为仅次于OPPO、vivo、华为的国内出货量排名第四的智能手机品牌。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指出，“主”品牌和“副”品牌分拆，其实主要是区分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销售渠道和价格。在整体下滑的大趋势下，手机厂商想要增加市场份额必须做差异化提升。小米分拆Redmi，继续讲一个性价比的故事，作为公司主品牌的小米则承担了品牌升级的重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雷军需要小米转高端品牌，同时也需要Redmi维持一定的出货量。Redmi品牌的管理者是职业经理人卢伟冰。卢伟冰长居深圳，此前为金立集团总裁，是一名有着丰富手机产品研发、海外操盘和供应链管理经验的行业老人。他2017年离开金立创业。2019年1月3日宣布加盟小米。3月18日，卢伟冰主持了他履新后的首场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上，他向荣耀开炮了，“我不相信友商的旗舰产品拍照效果这么差。”小米与华为的相互复制与缠斗由来已久，如果了解小米和华为这些年过往，就会明白这些互怒在情理之中。荣耀品牌诞生之初，小米互联网营销风生水起，于是荣耀就做了很多借势营销。2014年，小米发布红米 Note，广告词是“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华为荣耀推出新品荣耀3X，广告词“更美好的事情已经发生”。紧接着4月8日，小米举办“米粉节”；华为在同一天举办“荣耀狂欢节”。小米举办“小米主题设计大赛”，口号为“这次，我们整点大的”；华为也举办“华为EMUI全球手机主题设计大赛”，口号为“这次，我们整点更大的”……2014年岁末，荣耀手机获得了2000万部的年销售量，近30亿美元销售额，近30倍的增长，成为手机行业成长最快的品牌。2015 年，春风得意的荣耀总裁赵明发表讲话：风停了猪就摔死了。众所周知，雷军有一句话被创业者奉为圭臬，“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小米创始人雷军对荣耀的跟随策略耿耿于怀。2019年年初，红米发布会上，雷军第一次在宣讲PPT环节直接喊出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这样的竞争口号。与荣耀缠斗的人物交给了Redmi，而品牌升级的任务就留给了小米。而OPPO副品牌Realme的故事与Redmi不同，其故事则是从海外讲起。这是因为OPPO孵化的另一品牌“一加”，经过5年的独立运作，销售额超过100亿，并同时收割欧美和新兴市场。2018年7月，OPPO旗下的子品牌Realme宣布脱离OPPO独立运营，OPPO原海外营销负责人李炳忠担任Realme的CEO。Realme 的首次现身是在2018年5月中旬的印度，发布了名为Realme1的新品，发售两个月后，在印度取得了40万台的销量。印度市场打响之后，Realme快速进入泰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目前已进入10个国家和地区市场。vivo之所以在农历新年之后推iQOO，则主要为了方便其在国外推广运作。ViVO是运营商西班牙电信旗下三大品牌之一，主要应用于巴西，是巴西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这使得vivo手机品牌海外运营时多有品牌冲突的制约。iQOO的独立运营将解除束缚，避免冲突。今年3月vivo又用全新品牌IQOO以2998的价格高调进军小米的性价比主场。决战5G5G意味什么?意味着更大的带宽、更高的速率、更低的延迟、更高的可靠性以及更多的应用服务。5G时代，人们能够看更高清的视频直播，能够在几秒内下载一部电影，游戏也将在5G时代拥有更流畅的体验。5G无疑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关键词。而谈到5G可能带来的影响时，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前段时间表示，“5G对大众生活的改变是很大的，对于行业来说，5G甚至有重新洗牌的机会。”而对中国手机厂商来说，5G同样被寄予厚望，并被所有手机厂商视为“行业新一轮洗牌“。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手机厂商们都想借助5G抢占行业高地。2019年一开年，中国的手机厂商几乎集中展示了他们的5G智能终端。2月23日，OPPO在 2019 OPPO创新大会发布了“10倍混合光学变焦”、5G在内的多种技术，还公布了旗下首款5G手机。OPPO宣布与全球重要的运营商共同启动“OPPO 5G登陆行动”。OPPO的这款手机内置Qualcomm 骁龙 855移动平台，并集成骁龙X50 5G调制解调器，解决了天线设计、基带、射频、功耗等多方面挑战。该手机拥有完整的5G通信能力，可在真实的5G网络环境中支持5G手机直播采访体验。OPPO方面表示，2019年上半年开始，OPPO的5G手机将陆续在欧洲、大洋洲、亚洲等市场上市。对于国内5G手机的进展，OPPO副总裁、中国大陆事业部总裁沈义人对媒体表示，OPPO现在跟国内三大运营商都在进行合作测试。2月24日，小米对外发布了5G 版 MIX 3，小米 9 国际版。发布会上，小米宣布与六家欧洲电信运营商达成5G合作。小米高级副总裁王翔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说，虽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但5G的全球部署肯定需要时间，“4G和5G肯定很长时间是共存的”，欧洲、美国、中国的运营商，都希望尽快推进5G的部署。2月25日，华为发布了5G折叠屏手机Mate X。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介绍，Mate X是世界上最快的5G手机，其可达4.6Gbps峰值下载速度，下载1个G的电影仅需3秒。此外，Mate X采用超级快充，30分钟可以充满85%的电量。关于5G，华为是先行者。目前华为在全球已经和超过30家运营商签订了商用合同，5G基站全球发货量超过40000个。在5G布局方面，vivo是仅次于华为的先行者。作为vivo最新的5G智能概念手机——vivo APEX 2019也已经对外公开，结合诺基亚贝尔搭建的5G试验网在外场环境下完成了基于2.6GHz频段空口的5G通信，实现高速上网、微信视频通话等移动互联网业务。2016年，vivo成立了5G研发中心，参与5G核心技术与标准化研究，并与各大运营商同步开展适配工作，vivo也加大了相关的5G投入。在专利积淀方面，vivo已经向3GPP标准化组织提交了1700多篇技术提案。据统计，目前已经发布的全球首批5G手机，除了华为Mate X采用自家巴龙5G芯片，其余5G手机都采用的是骁龙855+骁龙X50的方案。目前亮相的5G手机，价格普遍都很高，如华为mateX 5G海外版本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7000人民币。作为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正走向商业化，首批5G手机将在今年上半年集中上市。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示，5G商用最少也需要等到今年秋季，即便是5G开启商用后，4G和5G还能共存一定的时间。而vivo公司CEO沈炜曾经两次透露，vivo的5G手机研发进展顺利，将在2019年推出5G预商用手机，并在2020年，也就是中国运营商大规模5G商用之时，推出真正的5G智能手机。手机厂商们热心期盼5G时代到来时，运营商也加快了5G的部署。目前，三大运营商已全部在京开通5G基站。资料显示： 2018年北京联通在京率先开通5G基站，首批覆盖了西城金融街、海淀稻香湖等地，后又覆盖了北京长话大楼和梅地亚中心。而北京联通的5G基站将优先覆盖城市副中心、新机场和长安街沿线等重点区域。而北京移动的5G基站覆盖了国贸商圈、中日友好医院和央视大楼等地，北京移动预计在2019年年底完成北京五环内5G信号的覆盖。而中国电信已开通了至少8处5G基站。在一些热点区域，多家运营商均已入驻。在天安门地区，北京移动和北京联通的5G基站相继入驻，使得天安门广场变成5G广”， 5G网络还支持4K高清视频通话等业务。2019年被称为5G元年，但运营商也承认，由于目前5G基站总量还不多，现阶段4G与5G信号还会通过高低搭配的并行方式存在。5G带来的市场改变不言而喻，但5G牌照的发放和5G商用时代的到来仍未可期，在此之前，中国四大手机厂商们必须在惨烈竞争中熬过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时刻。...

消费的场景有多丰富，信托冲向消费金融的心情就有多迫切。《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发现，一家2018年曾因“套路贷”被央视曝光，并被立案调查的汽车消费金融企业，与万向信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家汽车消费金融企业全称为“中安金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金控”），按照中安金控官方说法，其经营机构遍及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及其所辖重点城市，现有64家省市级分公司，300多个营业网点，员工3300多人。短短5年时间，将业务网点铺展到全国范围，中安金控背后离不开资本的扶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从2014年，中安金控成立当年起，其旗下及关联企业股权就陆续质押给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信托”）。截至目前，尚有2笔被质押股权，处在“有效”状态。不过，万向信托方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坚称，“涉及项目已到期清算。”疯狂套路贷2018年9月19日，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曝光了中安金控汽车贷款连环套路贷非法行为，称该公司涉嫌暴力扣车、编造名目、非法收取费用。公开报道显示，此前承德市滦平县公安局，已对中安金控河北分公司“套路贷”违法犯罪案件进行立案调查，侦办过程中发现，2016年以来，中安金控河北分公司成立地下“收车队”，在河北十多个地市采用“套路贷”模式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承德市公安局的通报显示，其具体操作模式为，车主在办理车辆抵押贷款时，先与中安金控方面签订空白合同，并且所购车辆被安装GPS定位，车主出现轻微的贷款逾期或在制造逾期的情况下，就被认定为违约，随后中安金控河北分公司会通过欺诈或暴力手段把车辆抢走，车主为了要回车，就会陷入了连环套之中，被迫交纳违约金、拖车费、停车费等巨额费用。工商资料显示，中安金控成立于2014年1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谭建国，经营范围包括汽车事务代理，为购车提供非融资性担保等；旗下拥有十余家子公司。从名称上看，这些公司主要是提供汽车服务、融资担保、资产管理等。前述“中安金控河北分公司”为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金控资管”）河北分公司。中安金控资管为中安金控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涉及中安金控资管的裁判文书达984份。本报记者梳理发现，涉诉原因主要为中安金控资管作为担保方所担保车贷项目出现逾期，中安金控资管作为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但从裁判文书内容来看，其中不乏对中安金控资管以欺骗或者强制手段抢车的指控。中安金控另一家名为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联担保”）的全资子公司，涉及的裁判文书也高达700份以上。从判决时间来看，主要在2012年以后。涉诉的类型与中安金控资管类似，主要为永联担保作为担保方，所担保车贷项目出现逾期。不同的是，永联担保所涉诉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银行作为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强制执行，永联担保则因未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与借贷者一同列为被申请人。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之后，永联担保作为被执行人的多份执行裁定书显示，“经过财产调查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记者从中安金控内部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该公司目前已停止开展融资担保业务，主要在做贷后管理工作。就中安金控被立案调查最新进展、目前经营状况及融资等相关情况，记者致电、致函中安金控方面，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幕后“递刀者”尽管中安金控涉及的司法纠纷数量在不断攀升，但并未影响万向信托对其信托贷款的持续发放。启信宝信息显示，中安金控作为出质人，分别于2014年12月，2016年3月，2017年9月20日将其旗下3家公司的股权质押给万向信托，截至目前有2笔股权质押尚处于“有效”状态，其中包括中安金控资管被质押的股权。2015年5月，永联担保的股权也被质押给万向信托，出质人为自然人陈爱华。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11月7日更名以前名为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的公司官网显示，由浙江天堂硅谷地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地产”）设立的天堂硅谷-久通15号、16号私募投资基金，分别于2017年11月、2017年12月，通过万向信托-智信20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智信20号”）发放贷款给中安金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中安金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为中安金控全资子公司，2017年年报显示，该公司认缴出资额5亿元，实缴出资额同样是0元。天堂硅谷为天堂硅谷地产的控股股东。万向信托官网公告显示，智信20号成立于2016年3月31日，此后万向信托陆续发布多份智信20号追加交付成功公告，其中，2017年12月25日公告显示，“本信托计划项下委托人已交付信托计划资金金额共10亿元（本信托计划目前存续份额为44000万份）”。此外，万向信托还设立了天堂硅谷久通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天堂硅谷久晟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信托产品。就万向信托、天堂硅谷地产向中安金控方面发放信托贷款涉及到的产品、资金规模及兑付情况等相关问题，记者分别致电、致函采访，其中前者回复称，“涉及项目已到期清算，且为事务管理类项目”。截至发稿时，天堂硅谷地产尚未回复。但记者注意到，除前述中安金控作为出质人向万向信托质押的2笔股权尚处于“有效”状态之外，直到2019年1月底，智信20号尚未完成兑付，并且在中安控股“套路贷”违法违规行为被曝光之后，智信20号产品还曾进行展期。2019年1月31日天堂硅谷-久通15号、16号私募投资基金分配公告称，智信20号信托贷款于2018年10月26日进行展期，并于2018年12月17日终止展期。根据公告，本次分配结束后，久通15号优先级投资人的本金已分配54.44%，久通16号优先级投资人的本金已分配54.14%。错综复杂万向信托与中安金控、天堂硅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记者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一家成立于2014年9月28日，名为浙江中安天堂硅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汽车”）的公司，其股东之一为天堂硅谷，持股比例为14%。天堂硅谷汽车另外两家股东分别为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久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分别为80%、6%。与前述出质永联担保股权的自然人陈爱华同名，天堂硅谷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同样名为陈爱华；而天堂硅谷汽车的总经理则与中安金控董事长同名，为谭建国。工商资料显示，由天堂硅谷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浙江天堂硅谷银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股了财通证券(13.930, -0.25, -1.76%)股份有限公司，后者参股的浙江股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其董事之一名为肖风，万向信托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同样名为肖风。此外，天安硅谷汽车的董事名单里包含李锦荣、朱新超，巨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浙江硅谷巨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名为朱新超，董事之一名为李锦荣。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则参股了万向信托。颇有意思的是，2014年11月10日，在天堂硅谷汽车成立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注册资本尚未实缴之时，其2笔股权就被质押给万向信托。天堂硅谷汽车2015年年报显示，其认缴出资额1亿元，实缴出资额1万元，其中2014年11月21日，实缴出资0.94万元，2014年11月24日，实缴出资0.06万元。随后，于2014年11月26日，天堂硅谷汽车的第3笔股权也被质押给万向信托。然而，天堂硅谷汽车在成立刚刚两年出头，分支机构开设到18家时，就于2016年10月12日注销，注销原因是“决议解散”。就中安金控与万向信托、万向集团公司的关系，万向信托方面表示，万向集团与中安金控之间不存在任何渊源关系。...

摘要：患者顺着医联体这一便捷路径，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大医院，完全背离了分级诊疗的初衷，成为“巨无霸”医院诞生的一大诱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现在，李兴国坐在院长办公室里，仍能想起3年前医联体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市里的医院抢着铺点，县里的医院四处攀亲，都怕落下了先机。“开始听到要布局医联体，市里面开了很多会议，也听了很多领导建议。到真正干的时候，院长们就说，谁有本事谁就往下铺。”李兴国所在的第二医院是一家三级医院，地处中原地区一个二线城市市区的西北角，东北位置还有一家实力相当的医院——市人民医院。通常来说，东边的患者没必要来西北看病。但得知要做医联体——一定意义上的上级医院和下级医院的结盟，两家医院都希望自己的“地盘”大起来。人民医院签了一家西北边的社区医院后，李兴国靠着以往的交情，把东边的一家二级医院签了。院长们心知肚明，谁签得医院越多，组建的医联体越大，转诊上来的患者越多。那年，第二医院签了20家，人民医院也签了20家。2018年8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关重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规划发展、分区包段、防治结合、行业监管”的原则，以设区的地市和县域为单位，将服务区域按照医疗资源分布情况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个医疗集团或者医共体负责。实际上，某些地区借助医联体“跑马圈地”早已过了白热期。问题接踵而至——签约完之后，医联体之间的紧密度并不强。一方面，基层医院“要专家、要技术”，另一方面，龙头医院却无心向基层输送资源。而出现这些问题最多的地方，恰恰是数年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基层的医疗水平并没有夯实起来。河南省某贫困县的基层医生称，“2014年，县里的医院与6家省市级三甲医院联体。但挂牌之后，上面只是指派了2名住院医师不定期到县医院查房，个别医院有专家半日义诊，为的是应付检查。”另一个现象是，患者顺着医联体这一便捷路径，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大医院，完全背离了分级诊疗的初衷，成为“巨无霸”医院诞生的一大诱因。联而不动、动而乏力，只是医联体的表面困境，强化基层、分级诊疗——这才是医联体需要攻克的最大难题。两大模式医联体，被形象地比喻为“大手牵小手”。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通过资源整合形成的联合体。我国的医联体大多采用一家三级医院牵头，联合若干城市二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1+X”的医疗模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介绍，最早的医联体出现在镇江市。2009年，江苏康复医疗集团和江滨集团成立，分别代表了医联体的两种整合模式。一种是以资产为纽带的紧密型联合体。江苏康复医疗集团由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核心，下属第二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等组成的集团，实行两级法人制度，集团院长为集团法人代表，各医院院长为二级法人代表。另一种是以技术为纽带的松散型医联体。江滨集团成员之间不涉及资产所有权的变动。但在联合体内部会建立信息化平台，共享病人的诊断、检查信息。同时通过远程医疗会诊平台，专家定期到联合单位查房、出诊等方式，提高成员的技术水平。集团形式出现的初衷是想发挥大医院带动社区的作用。2013年，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探索通过医疗服务联合体等形式，推进医院与社区一体化、县乡和乡村一体化，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2015 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导向，以业务、技术、管理、资产等为纽带，探索建立包括医疗联合体、对口支援在内的多种分工协作模式。随后，更多城市展开医联体试点。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指出，2017年6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的每个地市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1个有明显成效的医疗联合体。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所有二级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部参与医联体。”在政策推动下，各大医院放下身段，主动“牵手”社区。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已有1764家三级医院（占全国三级医院的80%）带头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共有321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试点，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94.7%。其中，重庆、江苏、陕西等８个省（市）参与组建医联体的三级医院超过地区的90%。具体在实践中，松散型的机构联盟在各地更为多见，这主要是因为紧密型的一体化医联体实际很难成型。朱恒鹏指出，我国大部分的财政投入体制实施的是“分级管理、分灶吃饭”，也就是说，三级医院归省和地级市管理，二级医院和基层医院由区县管理，财政补偿也由相应的政府提供。然而，紧密型的医联体是由三级医院主管，这也就意味着，区县政府的管理权限被架空，但二级和基层医院的财政补贴仍由区县政府提供。这些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导致医联体管理上的不顺。而松散型的医疗机构往往有名无实，最大的原因是机构之间缺乏制衡和协作。尤其是行政力量主导的“拉郎配”，很容易同床异梦，金春林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各怀鬼胎”——三级医院缺乏帮扶动力，不愿向下输出优质资源，但想从下面虹吸患者；对于基层机构而言，既渴望三级医院的优质资源，又担心患者被“带走”。此外，松散型医联体更容易受到医保总额的限制。医疗机构的医保总额指标是按上一年度实际发生额测算的，组成联盟后，常见病患者“下沉”和康复期病人下转后，下级医院医保总量极有可能超支，这会让基层没有动起来的积极性。除了医保外，“医联体”建设还面临绩效考核、结算平台等多个机制环节的制约。医院绩效管理都是从科室核算开始的，但医联体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原有考核体系。比如，龙头医院下派人员坐诊、查房，这些工作量如何考核，下级医疗机构向上转诊、特别是向下接诊的贡献如何计算。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曾梳理了医院的考核类目发现，医联体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过去收费项目里没有的。因此，理顺绩效考核对医联体运转至关重要。社区变为病患“抽水机”国家推行医联体的初衷是促进医疗资源共享、医生上下流动、患者双向转诊，提高基层的服务水平，从而改变“一有病就往大医院跑”的局面。那么，试行后的成效如何？成都市医改办的数据显示，2016年，成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的增速为13.9%。此外，福建厦门市的医改数据显示，实行医联体后，糖尿病人在基层的就诊率从40.7%上升到78.1%，高血压病人从72.6%提高到95.7%，并带动其他相关疾病或并发症患者下沉基层。但纵观全国数据，大医院的虹吸现象仍存在。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1～9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61.4亿，同比提高3.1%。医院（包括三级二级）26.3亿人次，同比提高5.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2.8亿人次，同比提高1.5%。基层的增幅远小于医院的增幅。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研究过上海医联体的现状，在他看来，上海专科医联体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例如：上海市东、南、西、北、中五大“儿科医联体”，但综合型的医联体并没有成熟案例。纵观全国，绝大部分医联体在“基层首诊”上下的功夫少，三级医院间接把社区变成了病患“抽水机”。“判断一个医联体是否成功，先要看基层有没有做强。”金春林强调。八点健闻查阅了各大医联体的成效汇报，只有深圳罗湖区在汇报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全科医生数量明显增加，罗湖区全科医生从2015年的156名增加到2016年4月的272名，达到平均每万名居民拥有2.14名全科医生。”其他案例里，无人提及。基层医生水平弱、医疗设备落后——这一根源性问题，并没有因为医联体而得到解决。《2018中国基层医疗产业白皮书》指出，基层医生中，研究生学历医师只有1.6%，大部分都是中专或大专学历。有学者调查北京某医联体发现，受基层医疗水平影响，患者愿意转向三级医院的占26.2%，而愿意转向基层的仅2.8%。朱恒鹏认为，医联体建立的协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三级医疗机构提供了信息渠道，这让三级医疗机构更容易发现二级机构的优秀医生，并将他们“挖”至三级医疗机构。另一个判断指标是双向转诊率。金春林指出，如果只有基层上转的患者，没有下转患者，也可说明这个医联体并不成功。医联体最大的问题是下转上多，上转下少。有学者对洛阳某医联体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向上级医院转诊占69.4%，而上级医院向基层医疗机构转诊只占17.2%。北京的医联体建设也有相似的情况，在北京某医联体内只有1.1%的居民有转诊到社区机构的经历。激励机制是核心行政强推的医联体，缺乏利益纽带，很容易实存名亡。只有激励机制做到位，医联体才能破局。以深圳罗湖为例。2015年8月，深圳罗湖集团医院实行供给侧改革，联合5家二级区属医疗机构和23家社康中心，成立一体化紧密型的医联体。医院去行政化，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建立一个唯一法人的医院集团。罗湖集团医院内部成立6个管理中心(人力资源、财务、质量控制、信息、科教管理、综合管理)和6个资源中心(医学检验、放射影像、消毒供应、社康管理、健康管理、物流配送)，共享管理和资源。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指出，为了从“保疾病”转为“保健康”，从“疾病管理”转向“健康管理”。做好分级诊疗和疾病预防。罗湖区有两大激励措施。一方面是建立医保费用总额管理制度，将医保资金打包给医院集团。这些资金会按平均年增长率增加。比如，2015年，罗湖区中心医院医保总额为1亿元，医保基金总额按10%增长，2016年应为1.1亿元。如果，2016年的实际医保支出只有0.9亿元，那么，结余的2000万元的医保经费由集团留用。为了抑制医生和医疗机构的短期行为，原则上医保总额基数三年调整一次。通过这种医保支付导向的转变，倒逼医院以维护居民健康为目标，也引导医院集团努力将居民留在社康中心，以节省整体医药费用。安徽天长市医联体采用同样的激励方式，以总额支付方式为抓手，超支有牵头医院承担，结余按县级市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6：3：1的比例分配，结余的50%以上用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另一方面，政府对罗湖集团医院财力的补偿到位。以2017年为例，政府按每门诊诊疗人次补贴医院30元，补贴社康中心40元，还对社康中心的家庭病床每日补贴84元，从而引导病人下沉社区。远程医疗也成为医联体内提升基层医疗水平的手段。比如，2014年，北京儿童医院就成立了远程会诊中心。除常规远程会诊外，还开展了远程影像会诊、远程教育、远程会议、远程床旁会诊、远程义诊等服务。截至2017年，平台完成远程会诊1795例。4月1日，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表示，目前正在制定远程医疗专网建设工作方案和区域中心医院设备配置工程实施方案。金春林认为，做好医联体，一是解决大医院“舍得放”的问题，实现患者分流。二是做好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基础建设，提升基层社区整体医疗水平，确保“接得住”。三是解决好医保等政策配套服务问题。总而言之，医联体不是简单地联合在一起，要确保医保政策落实到位，并出台相关人、财、物配套政策。最终应发展为健康联合体。朱恒鹏也肯定了医保的作用。但他认为，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医联体一味“求大求全”，会加剧“龙头”医院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