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上证综指收盘前终于突破了3200点整数关口，并站上了近11个月以来的高位。股指上扬背后的个股上涨，正在让2018年以来的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得到化解。一方面，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疑似平仓市值正在股价回暖和多部门合理纾解下加速瘦身，平仓线、预警线以下的质押盘爆仓风险正在逐渐消散。另一方面，更多机构也在期待股权质押风险的彻底化解，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上证综指站上3500点左右，股票质押风险问题可能得到“基本解决”。亦有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仍然有得到纾困的强烈需求，同时证券经营机构等股票质押资金融出机构应当做好风险预案，不应将股票质押风险的化解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单边上涨。平仓盘代谢加速2019年二季度的第三个交易日，上证综指重新站上3200点整数关口。伴随着指数的反弹和活跃度的回暖，去年以来A股市场的股权质押风险正在获得进一步化解。据Wind数据援引中国结算数据显示，截至4月2日，大股东质押股数约为6115.19亿股，占所持总股份比例约为11.94%，其中大股东未平仓市值约为3.11万亿元，而疑似触及平仓市值约为2.44万亿元。要知道，半年前疑似平仓的市值规模曾远超过未平仓部分——Wind数据显示，去年10月5日时大股东疑似平仓市值高达3.08万亿元，几乎为1.52万亿的大股东未平仓市值规模的两倍；而随着今年以来指数的反弹，未平仓市值在今年3月6日第一次超过了疑似平仓市值，而如今未平仓市值较疑似平仓市值已多出约7000亿元。“其实当时的纾困资金只是一小部分，半年多来的指数上涨才是削减疑似平仓市值的主力。”北京一家上市券商策略分析师表示，“伴随股票价格上涨，一些质押盘的价格重新站上了平仓线和预警线，一些资金融出机构也放缓了对风险质押盘的处置措施。”有质押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人士也坦言，股价的反弹极大地缓释了公司所面临的流动性危机。“去年公司质押率比较高，股价跌破了预警线券商方面要求补仓，可2019年还面临着一些贷款的到期，这种情况下几乎是倒不开钱了。”深圳一家上市公司母公司办公室人士坦言，“幸好A股及时反弹，现在公司股价已经超过预警线价格20%以上了。”但在华泰证券看来，虽然当前股票质押风险有所缓释，但仍然值得重视，其同时认为不少上市公司及大股东仍有较强的纾困需求。“伴随年初以来股票价格的上涨，当前股票质押风险已有缓释，但在全部A股总市值中仍占较大比重，该风险仍需值得重视。”华泰证券4月3日指出，“当前上市公司大股东希望被纾困的需求仍较大，同时纾困方在资金等方面更具优势，纾困基金仍有存在的必要性。”据华泰证券测算，截至4月1日，疑似超过警戒线的在押股票市值达到0.81万亿元，占全部A股总市值的比重为1.30%；疑似超过警戒线的在押股票市值占对应行业总市值比重居前的板块分别是综合、计算机、纺织服装、传媒和有色。助燃上涨？事实上，股票质押风险的化解也带来更多的衍生性利好，例如华泰证券就认为这一风险若得到基本解决，将进一步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我们认为股票质押风险得到基本解决，或将有助于市场风险偏好进一步修复，中长期有利于活跃并购市场，提升直接融资占比，促进企业盈利和成长性预期的边际改善。”在其看来，沪指的3500点有望成为股票质押风险获得“基本解决”的一个位置。“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为如果上证综指上行至3500点，股票质押风险或将大幅改善，问题可能基本解决。”在华泰证券看来，股票质押风险若能够得到化解，则将进一步为A股市场的上行提供助力。“股票质押风险得到进一步缓释乃至基本解决，有望为A股市场上行奠定良好基础”“短期看，或将有助于市场风险偏好的进一步修复，同时还有望改善A股市场的流动性结构，股票质押风险的解除与股价上涨之间有望实现正反馈效应。中长期看，上市公司大股东股票质押问题的解除，使得其更有充足的动力进行资本运作，有利于活跃并购市场，提升直接融资占比，夯实上市公司平台主业，促进企业盈利和成长性预期的边际改善。”亦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对于质押盘风险的化解不能完全依赖于指数的上行，部分从业机构仍然需要做好风险预警。“现在质押盘风险的逐步化解是‘老天赏饭’，指数上涨后的自然产物，并非主动干预的成果。”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人士表示，“去年大批股票质押风险暴露，已经让市场感受到风险到来时的压力，所以今天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当前证券经营机构仍然需要做好风险防范和预警，特别是重兵布局股权质押业务的券商，一方面要控制好刚刚解除风险的质押盘，有些机构质押盘刚刚涨回预警线之上，就开始做更多质押业务，这样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另一方面机构也应该把资本中介业务向两融等其他领域转型，降低股权质押在机构业务中的过大占比。”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指出，“毕竟市场一旦出现震荡行情，不排除新的质押风险将会重燃的可能性。”...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相关通知，在实名制、转账管理、特约商户等方面提出相关措施。针对此前采取的个人自助柜员机具转账资金24小时后到账的临时性措施，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通过自助柜员机具诱骗诈骗数量已很少，银行自助柜员机具已基本完成改造，防诈骗功能大幅提升，在兼顾安全性与便捷性的基础上，与公安部门协商，对自助柜员机具转账管理政策作了适当调整。调整后，通过自助柜员机具为个人办理业务时，可在转账受理界面（含外文界面）以中文显示收款人姓名、账号和转账金额等信息（姓名应当脱敏处理），并以中文明确提示该业务实时到账，由客户确认。符合上述要求的，可不再执行自助柜员机具转账24小时后到账的规定。...
“先买点号码学着电销吧。”步入车贷行业近2个月还没有“开单”的小叶（化名）在收到工资2800元之后表示。没有成交量就没有提成，基本工资还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算的。撑不住的小叶和很多“前辈”一样，花钱买了号码，一个个打电话推销。号码很好买，百来块钱能有几百个号码，“都是来自银行”。而“买号码”实际上指代购买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各项信息。在小叶见过的前辈购买的客户信息中，连同号码一起出现的，还有客户姓名、地址、名下车产、车型、车颜色、车牌号等。买号码在他们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车贷行业的前辈鼓励小叶，“每一个都要问到，说不定下一个就有融资需求，下一个就是你的客户。”哪怕号码的主人不能直接成为自己的客户，给同行“飞单”分提成也是好的。至于用过的号码，还可以留着，过一段时间接着打，“可能现在没有需求，以后就有了呢？”潜在客户对于跑在车贷行业一线的推销员们来讲，就是待挖掘的财富。几块钱一串的号码也成为了划算的“淘金”生意。从银行、保险公司、借贷平台流出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再经过各种“内部渠道”被出售，并逐渐形成规模。买方和卖方都认为自己是受益者，唯有被当成资源的个人信息被估价并反复出售，日渐困扰着不知情的银行、保险、借贷平台普通用户。700元1万条个人信息从银行流出的客户资料往往被简单粗暴地认作是“银行出售的客户资料”，但实际上该行为是银行内部人员的行为。柒财经了解到，不仅仅是银行，其它平台的信息也可以明码交易。长期从事信息贩卖的小珍表示，自己拥有“内部渠道”，可以拿到客户资料，至于出售则是靠老客户“口口相传”。在小珍给出的客户资料来源中，除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渣打银行等银行机构，还包括宅易贷、汇中财富、中安信贷、中腾信、贷贷卡、恒昌、小牛在线、翼勋金融等借贷平台。同时，卖信息方甚至还有宁波寿险等各类保险机构的客户信息，以及“新一代车主名单、股民信息、房抵信息、全国‘普惠的单子’。”据了解，车贷和房贷的客户资料交易是“5000条起”，“400元5000条，700元1万条。”在一份相关微粒贷的部分客户资料中，除了微粒贷借款一项，客户的其它资料还包括姓名、手机号码、年龄、借款金额、户籍所在地、收入形式（现金发放或银行代发）、本地社保缴费记录、名下房产、名下车产、个人保险记录、信用卡额度、信用记录等13个维度。而在不要求信息来源的基础上，卖号方还能做到更详细。例如，针对车贷行业的买方，所出具的信息列表除了客户基本个人信息之外，还将囊括车型、车颜色、车牌号、维修记录、购车时间、车贷余额等等。此外，“如果混熟了，是老客户”，根据买方要求，卖方还能定制信息表单，准确筛选地区、征信等附加要求。个人信息价格“贬值”据了解，随着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借贷群体的不断下沉、甚至保险理念的进一步渗透，各银行、保险及借贷平台的数据规模不断成长，在“拥有内部渠道”的卖号方面前，可进行出售的资源也越来越多，蛋糕不断变大。与此同时，近来监管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愈加重视，2019年1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2019年央视315晚会深度曝光萨摩耶金服利用探针盒子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不过，对个人信息购买方来说，个人信息价格并没有因监管趋严而“水涨船高”，反而因为信息蛋糕的增大与贩卖个人信息的猖狂而“贬值”。在监管与个人信息泄露、贩卖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卖号码事业”不再随意，而且愈加“成熟”。整体上，个人信息的单条价格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几年前，用于出售的个人信息并不是“一口价”，而是分批次“叫卖”。“几毛钱一个的号码就是比较差的，可能100个号码能‘打出’两三个客户。几块钱一个的号码就比较‘金贵’了，发展成客户的概率也比较大。”但近来，卖号方似乎正慢慢摒弃按标准分批次出售客户资料的做法，个人信息交易和解释过程尽可能精简。所谓的“优质客户资料”也只能通过寻找不同的卖号码团队，经过比较筛选整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一口价”还是分批次售卖，在卖号码行业中，未被“使用”过的、新增的个人信息依然是“抢手货”，而被反复出售的号码则慢慢失去挖掘价值，被打包出售。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交易从“零售”走向了“批发”。据了解，从前一次性能买几百个，甚至几十个号码，“现在都得按几千条起步”。尽管每条客户信息单价已经低至8分钱，但是每次购买个人信息的总体价格却持续上升。车贷、房贷、保险等从业者“沦陷”柒财经了解发现，在借贷行业，买号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管是车贷、房贷还是现金贷，都能够通过卖号方得到想要的潜在客户。不过，在很多借贷行业从事者，尤其是一线推销员的眼中，买号码打电销既是普遍手段，也是能力不够的表现，“只有自己没办法培养、找不到客户的人，或者是那些新手菜鸟才需要买号码。”比如新手小叶，已经饱受没有客户而带来的工作、经济压力困扰，并几乎将买号码视为了“最后的办法”。她对柒财经表示，发展客户是最本质的事情，“没有客户就没有单子，没有资源就不可能给同行甩单，你不给人甩单同行也不会给你飞单。买号码能给我带来客户，我就去买。”在小叶使劲浑身解数挖掘客户的时候，小叶的半个同行小晴（化名）已经通过买号码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小晴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这个通过买号码得到的客户帮助她摆脱了新人菜鸟头衔，并逐渐给小晴带来了跟多的忠实客户。对于买号码是否违法，有人认为，“大家都这么做，肯定是正常的吧”；有人表示，知道不是很好，但应该不严重；还有人明确表示买号码是违法的，自己从来不这样做，“不过看到同行这样做了，也不会阻拦，不去宣扬就是了。”柒财经还了解到，除了车贷、房贷的一线推销员承受买号码的诱惑，保险方面也有人已经“沦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已发生多起泄露、贩卖个人隐私事件。银行、保险等部分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也被“共享”，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形同虚设。2012年江苏银行陷入“泄密门”，将3.2万份银行客户的个人信用信息透露给第三方平台，被央行上海分行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据2015年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道，有银行“内鬼”倒卖公民信息，“每条个人信息被提交给银行后，要经过支行、分行、信用卡中心等多个环节，经手人员众多。”在上海司法机关近年查获的买卖客户信息案件中，工行、农行下属支行员工也曾成为出售资料的源头。2016年，银行客户经理铤而走险伙同2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通过银行个贷查询系统非法查询他人银行征信信息，将60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贷款中介，从中非法获利25万余元。对此，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依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同时，单位犯上述条款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肖飒还指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并不区分就职单位或其工作岗位，只要向他人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均将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罪。不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银行、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等，除了承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法律约束，“还将触犯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险行业的行政管理规则”，肖飒补充道。此外，对于购买个人信息的行为，肖飒明确指出，“购买、使用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也将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意味着，不管是“卖号码”还是买个人信息，都触犯了法律。那些在工作与生活压力下“想办法”提升业绩的工作人员，已经踩了红线。更多争相收购个人信息的个人和组织，怀揣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则在暗地里估量这些信息背后的主人的价值。...
4月3日，落马近2年的“安徽股神”——原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树隆因受贿、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7千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股神”副省长被判无期徒刑2019年4月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安徽省委原常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树隆受贿、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案。对被告人陈树隆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陈树隆受贿所得财物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陈树隆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受贿罪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陈树隆利用担任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芜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芜湖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发展、项目开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滥用职权罪陈树隆在担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徇私舞弊，擅自决定给予相关公司设备补贴，并超越职权给予该公司全额返还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财政资金损失共计人民币29亿余元。内幕交易、泄漏内幕信息罪陈树隆在担任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利用履行工作职责的便利，在获悉有关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后，作为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安排他人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人民币1.21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37亿余元。陈树隆还将掌握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给他人，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累计成交人民币320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031万余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树隆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应依法数罪并罚。鉴于陈树隆到案后，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构成重大立功，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受贿财物中部分系事后知情，且收受他人给予的6000万元系未遂，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股神”并非股市奇才有人吹捧陈树隆为“安徽股神”，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在股市获得巨额利润，更多得益于权力。履历显示，陈树隆，1962年生。其由财经专业出身，从基层金融工作者、金融企业高管成长为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到党政机关任职前，多年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对金融领域非常熟悉。专业出身的他，主要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陈树隆大规模进入股市是在1998年前后。陈树隆表面上招商引资、金融创新，打着这些幌子，然后给他选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获取暴利。1994年到1998年，陈树隆在担任安徽国债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索取回报。“他就说准备让他弟弟炒股，能不能借点钱过去，借个一千多万这样。我就说干脆送你算了，就是这样。”施永说，“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以钱生钱，他能大获成功的主要秘诀还是借助权力。”2008年6月-2011年12月，在陈树隆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曾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在此过程中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在完成原始积累后，陈树隆回过头来想要掩盖当初收受施永1300万元的痕迹。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可以伪装还了钱，还可以将大量资产转移到境外。彼时香港的股市行情比较好，“另外香港也比较隐蔽，估计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就把这1300万本金还给他，同时还按照年息8%复利计算，还了2600万，这样这个2600万就兑换成港币，让施永在香港帮我炒作港股。实际上是假还款的形式，把资金洗白，转到香港去炒港股。”这笔钱挂在施永账户上，所有权属于陈树隆，陈树隆的弟弟、侄女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指挥下单。除了炒股，他还为一些企业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从中分红。东窗事发追悔莫及陈树隆在官场中颇具神奇色彩，他出身农家，10岁上小学，11年苦读成为村中首位大学生，留校任大学老师，这是陈树隆前27年的拼搏故事；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震惊中国金融界的“327国债事件”胜方遗老，芜湖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十八大代表，则是其后27年的春风得意。正当陈树隆继续努力攀爬中国政治序列之际，一纸通报为他27年的仕途彻底画上了句号：2016年1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陈树隆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7年5月被双开。“我当时应该说有担忧，但是担忧不是太大，主要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发现。”陈树隆说。陈树隆谋取私利的手法非常隐蔽，也采用了大量手段防范调查。他自认为能平安过关。不料在巡视组“回头看”的更深入了解中暴露了出来。“我要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履历1983.09——1987.07，在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工业财务与会计专业学习；1987.07——1989.04，安徽财贸学院教师兼辅导员；1989.04——1993.08，安徽省财政厅综合处科员、副主任科员；1993.08——1994.06，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副主任；1994.06——1998.01，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省财政证券公司总经理（正处级）；1998.01——2000.12，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厅级）、党委副书记，省国债服务中心主任、省财政证券公司总经理（1996.01——1999.02兼任安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05——1998.02兼任安泰期货公司董事长）；2000.12——2001.03，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1.03——2002.09，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厅级）；2002.09——2003.12，合肥市副市长（2003.02兼任合肥市委工交企业工委书记；2000.09——2003.12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2003.12——2006.04，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2006.04——2006.07，芜湖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6.07——2008.06，芜湖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06——2008.07，芜湖市委书记、市长；2008.07——2011.10，芜湖市委书记；2011.10——2011.12，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芜湖市委书记；2011.12——2012.06，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12.06——2016.02，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6.02——2016.11，安徽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16年11月，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7年5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993年，承载着“万通六君子”光荣与梦想的万通地产在北京成立，冯仑、潘石屹换上西装扎上领带走进照相馆，第一次拍摄了专门的领导照。照片里，而立之年的两个男人一头秀发乌黑浓密。18年后，他们一起秃了。中国男人秃飞猛进中国大佬，“十富九秃”。冯仑、潘石屹从8年前就开始秃了，至今挣扎在荒原与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王石秃龄9年，倔强地留守在短发和秃顶的分水岭；黄光裕发际线告急，直接剃光一了百了；王健林是典型的M型脱发，大概率带有遗传脱发基因，王思聪的命运令人担心。多少中国男人，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秃了顶。周鸿祎，49岁，前额一片光明顶，他老婆以他为鉴投资了一个增发公司；王兴，39岁，英年早秃，美团上市了，他的头发也快掉没了；李诞，29岁，板寸之下头皮可见，三十不到已经做好了全秃的准备。中国男人正秃飞猛进。20年前，中国男人平均脱发年龄是40~60岁。10年前，中国有1/4的男性被脱发困扰，男性脱发人群达到1.3亿，所有男同胞的脱发面积加在一起等于1.5个杭州。近几年，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平均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脱发，即约2亿中国人受到脱发问题困扰。[1]秃顶的中国男人约是女人的2倍，中国秃男军团比日本总人口还多，30岁前脱发的比例已经占到84%。去年年初有消息称，据武汉市第一医院脱发门诊的医生统计，与父辈相比，如今年轻人脱发的平均年龄提早了15~20年。北大医院里的男性脱发患者，近8成在20~40岁，毛发门诊要限号，15~20岁的脱发队伍日趋庞大，每周都有一两个高中甚至初中脱发少年，身体还在发育，头发已经早衰。[2]中关村，全中国第一智商高地，聪明绝顶。这里的程序猿通宵加班为AI而秃，这里的设计师才华横溢头发绝迹，这里的数理化大牛们顶着“地中海”秃头，这里的广告媒体人表面光鲜背后抹着生发液。“仔细观察了一下，只有通往中关村的这一趟地铁全是脱发植发广告。”有网友画了一张名为《中关村之光》的俯瞰图：猝死不是国民焦虑，脱发才是。出门上班前，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把残存的一绺头发掀起，抿向另一边，试图盖住光亮的脑门，用水抹平。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最后的尊严。脱发已成世纪难题曾有一位德国皮肤科教授预言：100年内，所有男人都将成为秃头。秃是雄性的宿命。导致人类脱发最常见的原因，是雄激素源性脱发，又称男子型秃发，简称雄脱。雄激素在酶的作用下产生损坏头皮毛囊细胞的物质，造成毛发营养不良，由前额两侧的鬓角开始逐渐细软、稀疏、脱落，经过数年至数十年，上额及头顶完全脱光，除后脑勺之外寸草不生，此即雄脱。更苦涩的是，雄脱基因的遗传性异常强大，如果父母均患有雄脱，则其全部儿子及半数女儿将同样秃发。[3]原本，亚洲人并不必为脱发担忧。跟白种人黑种人相比，黄种人发质强韧，长得最快，弹性最好，脱发最晚。在全球秃顶调查中，欧洲人遥遥领秃，“光头强之国”捷克有42.7%的男人都秃了;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美国的男性谢顶率都超过或接近4成。相比欧美，亚洲男人要幸运得多，日本男人以1/4的谢顶率成为亚洲第一秃，全世界排名只是第14，韩国秃顶率是1/5，中国只有1/6。我们的头顶本来是安全的，但架不住各种折腾。建国初期，中国男人单调的小平头和铁姑娘的粗辫子虽然不中看，但不烫不染不熬夜的黑长直傲视群雄。那时西方人还在疯狂羡慕中国人头发黝黑浓密，甚至做过实验：亚洲人一根健康的湿发能拉长50%还不断，1根头发可吊起140g重物，以每人12万根头发计算，理论上，满头秀发可承受16吨（32头牛）的重量！改革开放后，北京下达《关于恢复烫发业务的通知》，代表“资产阶级情调”的卷发、烫发重获新生，爆炸头、波浪头、飞机头流行，发油、发乳、烫发精、焗油膏、电热帽、卷发棒风靡……这些化学洗发产品和烫染工具对头皮、头发造成不可逆伤害，加上空气水源污染、电磁辐射，以及压力焦虑、用脑过度、作息混乱等等，共同威胁着中国人的头顶。前面提到的“中关村之秃”，对应的就是极度高压的“中关村综合征”——在这个紧张高效的精英阵地，40%的白领患有强迫症和敌对症；40%的人因为熬夜、工作忙、进餐无节制出现了脱发、抑郁症、记忆力衰退、免疫功能下降……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2009年数据），本就比全国平均寿命少10岁左右，中关村的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2]连轴加班、熬夜通宵、焦虑紧张、白发早衰，偶尔猝死，普遍早秃。再好的基因也敌不过不要命。一个警戒是，这两年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脱发大军，正以7%的年增长率秃飞猛进。在上海，每5个男人中就有1人秃顶，生存压力巨大的中国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秃顶地区。发际线保卫战8年前的一个四月天，被饭局上一顿忽悠，让发际线快退到头顶的柳传志剃了光头。柳总秃了，联想慌了，紧急召开执委会，坚决反对柳总剃光头。柳传志委屈：我为啥不能留光头？“您这脑袋就是联想的LOGO啊！”学者汪民安写过一篇《我们时代的头发》，文中对光头的阐释十分精到：“光头是彻头彻尾的反自然。这当然透露出勇气和霸气，透露出蔑视感和傲慢感。不过光头很容易滑向喜剧，将大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表达勇气，就只能是表达自嘲式的笑料……一个受捉弄的和被讥笑的玩偶对象。”头发在东方具有神性。中国古代给犯人剃头能代替肉刑，屈辱程度甚至仅次于死刑。清军入关，留头不留发，汉民“头可断，发不可断”，于是有了惨绝人寰的“江阴护发”、“嘉定三屠”。在心理上，头发于中国人具有人格、气节、体面等政治性和精神性隐喻。在社会上呢？国际调查公司泰勒等研究机构关于脱发的调查报告显示：94.5%的女性在择偶时不会选择秃顶的男性；90.2%的领导提拔下属时不会考虑秃顶职员；80%的人事主管在应聘时不会录用秃顶员工；8%的脱发患者有抑郁症；70%以上的脱发人士不知道如何治疗……[2]秃头歧视，这是一个普遍但不被承认的事实。然而大部分秃友们并不知道怎么治。人类很早就开始对抗脱发了。3500年前，古埃及把洋葱、蜂蜜、红铅、石膏拌在一起制成秘方，一边跪求太阳神一边服下。希腊医学之父波克拉底发现太监没有秃头，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他没敢下刀。中国古代认为脱发和肝肾不足有关，据此研究出各种中药配方，成就了如今市面上各种以灵芝、山参、何首乌、生姜、当归、田七为主的中药防脱洗发水。即使用的都是大补猛药，中药养发也没有达到加特技的效果。霸王洗发水老板自己都秃了。直到19世纪，西方还在把印度油茶抹在头皮上，用柠檬汁搓头以治疗谢顶。但这一切骚操作在20世纪后叶戛然而止——1978年，人类发现一种叫米诺地尔的高血压药物有防脱发作用；10年后，米诺地尔被美国食药监局批准为治疗脱发的第一药物。再后来，比米诺地尔更管用的非那雄胺被发现，它可以抑制雄性激素DHT合成所需的酶，让早期脱发男士保持头发状态，甚至实现逆生长。然而，米诺地尔和非那雄胺有加重体毛、性功能障碍等副作用，效果也因人而异。于是，在医学进步远远赶不上秃顶速度的情况下，人类开始剑走偏锋，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增发手段出现了。秃如其来的1000亿2014年，仅非那雄胺生发剂的年销量就达到2.64亿美元。京东和阿里健康大药房上，国产蔓迪米诺地尔酊的月销量均在2万以上，60ml一小瓶的抗脱发药水卖139元还经常断货，日本生发液的海外代购成千上万。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在治疗脱发上的花费超过35亿美元，高于马其顿整个国家年度预算，也高于全球在治疗疟疾上的医疗预算。[4]以上仅是最直接的医疗支出。跨境电商速卖通近期公布数据，其平台上平均每天要卖掉4万套假发。每套售价100至300美元，最贵的要七八百美元，堪称奢侈品。比假发更魔性的是增发神器。想象一下，你可以在秃脑门上像撒盐一样，10秒就让秃顶郁郁葱葱，即使近距离也很难发现异样……这种叫增发纤维的产品，使用角蛋白质衍生物或者棉花纤维之类物质，利用静电吸附原理实现增密头发的效果。其中某些仿真纤维真假难辨，但洗头后就没了，相当于一次性假发套。增发、假发都是表面功夫，最硬核的还是植发。“微针取毛囊，一个个取，然后一个个种，取发4个小时，间隔20分钟后，再种发4个小时。”一位植发患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整个植发过程虽然没怎么出血，但光打麻药就扎了四五十针，“麻醉好了后面植发一根根取就舒服了，一个手术下来我扎了七千多针。”费劲还在其次，植发主要是费钱。20元一个单位，也就是头皮上一个点。一个单位是1-4个毛囊，种植1000个单位就要2万多人民币。如果80%以上的面积秃头，那至少要准备30000~50000元预算，这还只是单次手术。由于植发本身并不根治脱发，只是通过移植毛囊来遮挡脱发部位，当脱发继续发展以后，要么继续植发，要么一夜反秃。跟整容一样，植发是会上瘾的。英国演员詹姆斯·内斯比特就曾以20000英镑（17.57万人民币）/次的价格，前后做了6次植发手术，总花费近百万。国内植发界龙头雍禾植发，过去5年营业额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从2013年的3000万急遽增长至近十亿，最近频频被资本猎手们约饭。存活了40多年的老牌国产生发企业章光101，在几乎不打广告的情况下渗透全球30多国、拥有千余家门店、获誉联合国“世界健康奖”，在海外被奉为国礼。2018年，全球市场调研公司Market Research Future发布《全球植发市场报告》，预计五年之后，全球植发市场规模将达到238.8亿美元。千亿级市场秃如其来。这还仅是植发一个防脱细分市场。生发液、育发丸、健发梳、增发器、卷发棒、激光生发仪、防脱洗发水、半永久发际线……哪一个不是有爆红潜质的滚滚财源。越来越秃的中国人，正呼唤一个越来越强的护发产业。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看看美元上面的头像，大多数都秃了，那就是财富的象征。[1]健康时报《6个人中就有1个脱发！谢顶前兆要知道》[2]郭爱群《头顶危机·中国2亿脱发人群健康手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1月版[3]邓丙戍 娄卫海《脱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年1月版[4]Zaria Gorvett《The benefits of going bald》BBC...
据外媒报道，在温哥华，几乎一半最昂贵的房产的真正业主是不可能确定的，数十套豪宅都是由匿名空壳公司持有的，其中一套价值2900万加元（约合2200万美元）的滨水豪宅登记在一名学生名下，另一些则属于没有明显收入的家庭主妇。 现在，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根据周二提出的一项法案，该省将建立一个公开的、可搜索的受益财产所有者登记制度。如果不披露，可能会被处以10万加元、或者相当于财产评估价值15%的罚款，两者以较大者为准。 拟议中的这项法案将要求目前拥有土地或购买土地的私营公司、信托和合伙企业披露所有权信息。登记处将允许公众查阅所有公司利益持有人、受益所有人和合伙人的姓名，并将向税务当局和执法机构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此举正值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在发现温哥华地区赌场为犯罪组织提供多年的洗钱服务后，决定加大反洗钱力度。本周，政府收到了一份广受期待的报告，报告称这些脏钱可能流入了房地产、豪华汽车和赛马等领域。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财政部长卡洛斯-詹姆斯（Carole James）表示：“这一登记制度将公开B.C．省房地产真正所有者的资料，并帮助打击非法活动。” 2016年，透明国际发现温哥华至少价值10亿美元的房产无法确定所有权。据估计，至少11%的房产被登记在“名义持有者”（nominee）名下，例如学生或家庭主妇。...
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墓地售价已经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产还贵。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最贵的墓地大约要100万人民币。 活着买房，去世买墓，都是刚需。当年轻人还在感叹高房价时，作为“身后事”，殡葬服务这一产业正靠着高毛利率、高成长性的优势“闷声发大财”。 现在墓地到底有多贵？ 三天小长假，在北京的，很可能要赶到河北去扫墓，在上海的就要跑到苏州去扫墓。寸土寸金的北京，墓地价格让人“高攀不起”。 北京一家大型殡葬公司的负责人称：“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墓地售价已经超过10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产还贵。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最贵的墓地大约要100万人民币。” 此外，中新经纬客户端从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的灵山宝塔陵园官网上看到，墓型被分为了圣经碑、树葬区、五谷丰登、和平碑等35种类型，价格1万元-14万元不等，最便宜的要属圣经碑，售价9900元，最贵的则是德门吉庆碑，售价达14.6万元。 来源：灵山宝塔陵园官网 作为A股“殡葬第一股”，福成股份2018年财报显示，共销售墓位2748个，实现营收2.61亿元人民币（单位下同），以此计算，平均一个墓穴售价达到9.49万元。 再来看看号称港股“殡葬第一股”的福寿园，2018年福寿园业绩公告显示，墓穴的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上升了7.5%。而2017年，福寿园墓地的销售单价为10.24万元。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根据《胡润2018年度全球房价指数》显示，重庆2018年房价涨幅为8.9%，美国休斯顿2018年房价涨幅6.9%。也就是说，福寿园墓地的上涨幅度仅比重庆的房价涨幅低1.4%，比休斯顿的房价涨幅还要高0.6%。 北京一家殡葬公司工作的王先生对媒体表示，北京总共有43个公共墓地。如果政府不再继续对墓地占地进行限制，可能墓地对北京人不够用，不到一年两年就没了。 毛利率比房企还要高 福寿园是何方神圣？福寿园于2013年12月19日登陆香港联交所，彼时公司的净利润已经过亿。招股书显示，2010年、2011年、2012年及截至2013年1-6月，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137亿元、1.416亿元、1.382亿元及1.181亿元，且毛利率在80%以上，是内地最大的殡葬民营企业。 福寿园2018年度财报显示，全年公司实现收益约16.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约11.8%，净利润4.88亿元，同比增长约17%。年报还指出，公司2018年大部分收益来自墓园服务，占2018年总收益的86.4%。而出售墓穴是墓园服务收益的最大组成部分，占2018年墓园服务收益的91.8%。 福寿园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截图 然而，即便富得流油，福寿园的生意早已不愿止步于亡者。2015年开始，福寿园推出了一款新产品——生前契约，即当事人生前就自己或亲人逝世后如何开展殡葬礼仪服务，而与殡葬服务公司订立的合约。 财报显示，2018年，福寿园已在10个省的15座城市中销售生前契约，共签订2485份合约，较2017年增长111.7%，成功迈入了殡仪预售市场。 福成股份虽是国内殡葬行业新秀，但被称为燕郊“首富”的李福成也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河北三河灵山宝塔陵园2015年成为福成股份全资子公司，在此之后，福成股份进入殡葬行业，成为A股唯一一家拥有殡葬业务的公司。福成股份2018年年报称，将加快殡葬业务的营业收入、总资产及净利润等各项指标方面在公司的总体比重，实现公司战略转型。 该年报还显示，2016年、2017年、2018年福成股份殡葬业毛利率分别达到了84.84%、86.78%、87.96%。而同期该公司经营的活牛、牛肉、羊肉、益生菌粉的毛利率则在20%左右。 福成股份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截图 就连一度被认为是暴利行业的房地产，在如此大的毛利率面前估计也要甘拜下风。2018年，万科、碧桂园、恒大等龙头企业的毛利率远远不敌福成股份的87.96%。根据财报，碧桂园2018年毛利率为27%；恒大2018年毛利率为36.2%；万科房地产业务2018年毛利率则为29.7%。 在中国，火葬和海葬都属于“生态殡葬”，这种节省土地的安葬方式如今受到大力宣扬。目前，三亚、成都、重庆、贵州等地都推出了惠民殡葬补贴。例如，三亚市户籍死亡人员采取遗体火化的，惠民殡葬补贴金额4790元，选择节地生态葬法的，将在此基础上按照类别再给予奖励；成都市户籍的逝者在骨灰安葬上选择实施塔葬、壁葬、一穴安放3个及以上骨灰等葬式的，标准是一次性奖补1000元；重庆则规定，选择节地生态安葬的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每位可享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3000元。...
据刚刚披露的公募基金年度报告，在2018年普跌行情中，公募偏股基金亏损超过5000亿元。尽管基金亏损严重，但是交易佣金却不少，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基金的佣金支出总额超过70亿元，从行业整体的佣金费率看，大多在万分之八左右。 缘何公募基金公司的专户和社保产品，享受同样的卖方研究服务，但是佣金费率显著低于公募基金？这一费率的差异，引发市场持续关注。 万八佣金费率成常态 天相投顾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公募基金支付佣金总额为70.09亿元，比2017年的74.42亿元略有减少。不过，考虑到偏股基金总规模及交易总规模均有所减少，交易佣金费率几乎没有变化。 数据显示，2018年公募基金股票交易总量为8.39万亿元，支付佣金总额为70.09亿元，全行业平均佣金费率为0.0836%，比2017年的0.0849%略有下降。 分基金公司看，2018年，27家基金公司的交易佣金超过1亿元，其中9家公司超过2亿元，富国基金、华安基金等大型基金公司的佣金超过3亿元。具体到交易费率情况，在114家基金公司中，102家公司的交易费率超过万分之七，66家公司的费率超过万分之八，更有34家基金公司的交易费率超过万分之九。 从单只基金的支付交易佣金情况看，2018年有162只基金支付的佣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其中31只基金支付佣金超过2000万元，更有9只基金支付的佣金超过3000万元，最高的一只基金支付的佣金高达5345万元。需要指出的是，该基金全年平均规模约为30亿元，但全年交易量高达718亿元。 而沪上某大型基金公司旗下某基金，规模为20亿元左右，2016年、2017年的交易佣金均为6000万元左右。2018年基金规模缩水，但交易佣金也有3400多万元。耐人寻味的是，高换手率并没有带来业绩上涨。从该基金业绩表现看，2016年和2018年均大幅亏损，在价值股牛市的2017年，该基金净值也仅仅上涨4.48%。 高佣金费率引发质疑 在股市单边下跌的2018年，基金净值震荡下行，佣金支出却居高不下。这令不少投资者质疑：缘何普通个人投资者在券商开户，交易费率通常为万分之二点五；而交易量巨大的公募基金，费率却高达万分之八？ 从全市场的交易佣金水平看，个人投资者的交易佣金费率多为万分之二点五，公募专户、私募基金是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五不等，而较高佣金可以享受到更好服务，例如卖方组织的小范围现场交流、上门路演等。如社保基金的佣金费率通常为万分之五。 公募专户和社保基金享受着同样的卖方服务，但佣金费率却显著低于公募基金，这是众多投资者质疑的焦点，也是认为对公募基金的持有人而言并不公平的“槽点”。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如果高佣金能够带来超额收益，佣金高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业绩和佣金没有相关性，高佣金就会面临很大争议：“佣金就不该从基金资产支出，应该从基金公司的资产中列支。” 交易席位的选择也引发质疑，据了解，通常情况下，投研部门并不能完全决定交易席位的选取，还要参考销售部门的意见，基金经理给券商的服务进行“派点打分”时，也并非完全同研究服务相匹配。某业内人士透露，有基金公司选取交易席位时，投研团队和销售部门的话语权各占一半。基金经理为了带来基金销量，在“派点打分”时会进行相应倾斜。 2014年2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完善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基金公司在选取券商交易席位时，应选择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研究实力较强的证券公司，不得将席位开设与证券公司的基金销售挂钩，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证券公司承诺基金在席位上的交易量。 在上海证券创新发展总部总经理、基金评价研究中心负责人刘亦千看来，单纯从费率高低看交易佣金的合理性不够全面。就现状而言，在偏权益类基金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费率和基金业绩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从运行方式看，“万八佣金”或有其合理之处，更高的佣金可以帮助基金管理人获得更好的卖方研究服务，如果交易佣金大幅降低，证券公司研究服务的动力必然受到抑制，不利于行业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最终损害多方的发展，出现投资者、管理人、经纪公司三输局面，“单纯降低佣金，可能会出现‘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局面”。 刘亦千认为，如果基金交易佣金从基金公司管理费列支，从公司经营成本节约的角度看，会导致基金公司的研究投入不够，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不过，刘亦千坦言，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市场定价日渐有效化，长期看佣金率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是要循序渐进，贸然降低佣金可能会得不偿失。...
中银基金虽然背后大股东为中国银行，规模上看远远超过多数同行，但其最近几年的业绩却始终落后第一梯队。而根据号外财经（北京号外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观察，该公司旗下的一位叫王伟的基金经理，虽然已经有4年多的经验，但其管理的4只基金全都大幅亏损，其中的中银智能制造管理3年多亏损37%。中银智能制造亏损超三成中银智能制造成立在2015年6月份，然而这又是一只可悲的基金，之后没多久股市就结束了之前的牛市，即使在四季度反弹的情况下，该基金的净值也仅仅上涨到1.04元附近，而这也是其最高的时候。当时成长股引领了市场反弹，而观察中银智能制造2015年4季度的前十大重仓股，虽然也有半数以上都是成长股，但却很少有投资者众所周知的龙头股，这成为该基金错失业绩上涨的主要原因。2016年一开始，中银智能制造的重仓股就出现了变化，一季度买进了汽车、白酒、医药、公共事业等股票，此后又陆续进行了一些微调，但在全年下跌的行情中还是重挫了28.16%。转过头的2017年，该基金又重仓了多只大盘周期股和机械股，从而又一次很大程度上踏空了消费行情，最后只上涨了13.71%。在2017年年报中，去总结了全年业绩，“本基金全年保持积极的仓位，保持了核心重仓行业和个股的稳定，重点配置的新能源汽车和电子等产业链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但四季度也受到相关股票大幅回调的影响，基金净值有所波动。”而对于2018年的操作，基金经理表示：“基金未来将聚焦于代表国家产业崛起的智能制造方向，如5G/半导体/光伏/新能源汽车等。在政策强力推动/工程师红利/企业家精神/广阔市场空间的诸多有利因素下，相信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代表中国制造业的大市值优秀龙头公司，同时也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不过这也成为2018年中银智能制造大亏的根源。从2018年的重仓股看，除了少数消费类股票外，中银智能制造大量持有上游资源、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公司，比如一季度前十大重仓股就有华友钴业、寒锐钴业、天齐锂业、金风科技、用友网络、贵州茅台、兆易创新、晶盛机电、三花智控、中科曙光。前三个季度，新能源行业都占了很大比重，而对应的季度跌幅却是-8.04%、-17.35%、-6.09%。直到四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才换成了先导智能、中国中车、国电南瑞、宁德时代、隆基股份、烽火通信、中国重工、潍柴动力、三一重工、汇川技术。其中半数都是制造业板块，而这又让基金净值继续下跌了-14.51%，全年跌幅达38%以上。王伟“一拖四”号外财经（北京号外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了解，中银智能制造从一开始就由王伟管理，履历显示，其2010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2015年其任基金经理，至今也有4年多了。而且王伟一人目前还管理着4只基金，分别是中银智能制造股票、中银行业优选、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中银美丽中国混合。除了美丽中国在管理4年后小幅盈利外，其余三只全都大幅亏损，而且全都超过同类平均水平，差距简直让人咂舌。中银行业优选和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也都是王伟从2015年开始管理的，但从之后的业绩看，王伟都让它们与之前逊色不少。比如中银行业优选，2011到2015年，全都是业绩上涨期，而2011到2013年市场主要是下行行情，王伟的前任操作能力可谓优异。从任职回报更是可以看出，除了王伟，其他几任基金经理都表现良好。中银中小盘成长混合的情况也是如此，尤其是第一任基金经理王涛，他管理的2年中基本是股市下挫时期，但仍然获得了13.7%的收益。而从中银美丽中国混合看，王伟从2015年2月就参与管理，比之前几只基金享受的牛市行情时间都长，到如今仅盈利个位数，而同类产品平均却能做到上涨29%。通过这些基金的业绩不难看出，王伟的操作能力较差，几只产品不仅有主题型的，同时也有非主题型的，而且有3只都是混合基金，充分给基金经理决策空间，但如今这样的业绩不知道王伟能不能对自己的操作进行反思呢？...
Altaba基金董事会批准全面清算和解散计划，在获得股东批准进行清算和解散之前，该基金拟出售不超过其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50%。Altaba将寻求股东批准清算和解散，将出售其剩余的阿里巴巴股票。该基金预计，在获得股东批准前，计划出售不超过50%的阿里巴巴股份。该基金计划通过公开市场交易、私人市场出售阿里巴巴股份。根据预计，该基金将总计出售398-411亿美元的资产。2017年，美国通信巨头Verizon收购雅虎的核心网络业务及相关资产，并将资产置于一家名为Yahoo!的新子公司之下。而持有阿里巴巴股票等其余资产的公司，更名为Alt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