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大福发布了2023财年报告，截至2023年3月31日，2023财年周大福实现营业收入946.84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实现主要营业溢利94.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而利润下滑得更明显。根据财报，周大福年度净利润为54.9亿港元，上年同期为68.8亿港元，同比下降20.2%；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84亿港元，上年同期为67.12亿港元，同比下降了19.79%。另外，公司毛利率创下了近9年来的新低，为22.36%。业绩不佳，自然和去年疫情脱不开关系，因为疫情的影响，2022年全国黄金消费量1001.74吨，同比下降了10.63％，其中黄金首饰654.32吨，同比下降8.01％。这也是为什么去年黄金销售企业普遍出现业绩下滑的原因，不过周大福遭此挫折还在于其下沉市场的扩张，依靠加盟模式固然帮助周大福快速渗入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可也稀释了公司利润，导致盈利增长弱于预期。尽管消费的复苏让消费者对黄金的需求进一步释放，可下沉市场的竞争远比想象的更激烈。买黄金，内地不如港澳？近几年，因为毛利率下滑的问题，周大福受到了不少外界的质疑。根据财报显示，周大福2021财年经调整后的毛利率为28.2%，相比2020年的29.6%有所下降，到了2022财年，周大福的毛利率进一步下降，来到了自2018年以后的最低点，为23.4％。虽然2023财年经调整后的毛利率较2022年的23.4%略有提升，但23.7%仍低于2019年到2021年的毛利率。周大福毛利率的下滑其实有迹可循，从2018年开始，周大福在内地推行新城镇计划，到了2019年5月又推出“省代”政策，在这两项举措之下，周大福在内地下沉市场的门店迅速猛增。而在这些门店带动营业额增长的同时，毛利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最新的财报提及，报告期内，周大福在我国内地净开设1631个零售点，其中约90%为加盟零售点。与直营不同，加盟店为周大福创造的营收主要是批发业务，即向加盟商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收入，而相比零售业务，批发业务的毛利率较低，由此自然拖累了周大福整体的毛利。早在周大福把核心市场转移到内地之后，内地经营状况如何就直接决定了公司业绩的好坏，但是，加盟店经营状况不如直营店的问题，随着周大福在下沉市场的加盟门店越来越多而放大，这也成了影响周大福业绩的一个重要因素。2023财年，周大福内地的同店销售同比下滑13.1%，同店销量同比下滑18.1%，按同店计算，加盟零售点在报告期内的销售同比下滑11.2%。论单店的营收和盈利状况，加盟店不如同级城市的直营零售点，而内地零售点又不如港澳地区零售点。这主要是由产品和市场定位的差异所决定，周大福发起于港澳市场，原本走的是中高端路线，进入内地布局一二线城市时，最初也主要通过直营店，但是后来公司通过加盟模式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跑马圈地，其在下沉市场的定位不再局限于偏高端。从价格就可以看出，2023财年的半年报显示，港澳及其他市场珠宝镶嵌首饰同店平均售价为16400元，黄金首饰及产品为7000元，内地门店的镶嵌和黄金均价则分别为7500元和5500元。前者甚至不到港澳市场的一半，后者亦有1500元差价。价格高，利润自然就多，而且产品结构上，我们看到，周大福在内地的黄金首饰及产品的占比增加，此消彼长，珠宝镶嵌的营收占比便缩小了。然而在珠宝行业，非黄金饰品（珠宝镶嵌、钟表等）的毛利比黄金饰品高不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周大福内地门店的毛利迟迟增长不了。短时间内，这种现状怕是无法改变，因为国内掀起的黄金消费热潮中，年轻人更爱买黄金，而非镶嵌的珠宝。下沉市场，悦已未必成刚需近两年，周大福、周六福、老庙黄金等品牌在各大城市开店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和年轻人高涨的消费热情有直接的关系，而周大福在年轻化方面的尝试尤为成功，也使得其成了这次消费潮流的最大受益者。比如在营销上，通过某套路型软文平台的所谓内容种草，实现对年轻人消费心智的套路占领。据统计，某套路型软文平台关于周大福的笔记数量已经超过174万+，比周六福、老庙、卡地亚、宝格丽等品牌加起来还要多，而年轻化的套路营销，直接拉动了周大福黄金首饰的销量增长。拿周大福的传承系列来说，套路型软文平台上有超过2万次的帖子发布，传承系列的产品营收在黄金饰品零售的占比高达43.3%。当购买黄金的主流群体渐趋年轻化，黄金消费的核心诉求也在发生改变。以往，婚庆和投资是消费者购买黄金的主要需求，如今出于自戴或收藏目的的悦己需求，似乎超越了婚庆和投资，开始主宰黄金消费市场。据世界黄金协会调研，2020年珠宝的自戴需求是最主要需求，占比32.1%，其次是婚嫁需求，占比28.10%。正是基于对黄金从过去的结婚刚需型消费向日常型消费转变的判断，周大福一直在加大年轻化营销的投入成本，只是，年轻人对黄金的追捧能够持续多久，是否可以长期弥补婚庆需求减弱给黄金市场带来的损失？这值得思考，尤其是在下沉市场，并不是一味地讨好年轻人就能安枕无忧。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婚庆珠宝总体消费占比还有30%左右，虽然对比以前是一种下滑，但仍是一种刚需消费。具体来看，婚庆金饰在三线以下市场是消费的主流，在二线以上市场婚庆金饰则更多让步于钻饰。中国银河证券发布的《黄金珠宝行业研究》也显示，一线与新一线城市黄金首饰购买需求同其它各层级城市的需求呈现差异化趋势，通过对比，一线与新一线城市黄金首饰购买需求中，泛婚嫁需求所占比例远低于其它各线城市。可见，自戴需求超越婚嫁需求，更多的是出现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而下沉市场上，婚嫁需求很难被悦己消费取代，一个关键性原因在于金价价格的浮动会直接影响年轻人悦己消费的热情，而婚嫁是刚需。据北京商报报道，金价上涨，一线城市的黄金消费引来了一波热度，而在下沉市场“狂飙”的金价却使黄金消费变得冷清。不少珠宝品牌的销售人员发帖表示，金价涨了后，每日的成交量有所下降。小镇青年“养”不起这么多金店自从一、二线城市的市场日趋饱和，下沉市场已然成了各大珠宝首饰品牌的必争之地，尤其是今年，消费复苏使得包括黄金首饰在内的金银珠宝类消费品销售明显增长。如这次6·18，根据京东发布的6·18黄金珠宝TOP 10榜单，周大福、周大生、周生生等多个品牌均有爆款，京东6·18开门红4小时，黄金品类增长了5倍。线下珠宝店也迎来了多次流量高峰。但是，消费的反弹似乎跟不上周大福们开店的速度，更何况当前的消费复苏，另一面或许就是消费透支。疫情之后，很多人发现一种新的现象：街道上，服装、鞋子、餐饮等实体店不断倒闭，金店却越开越多，且城越小金店越多。一位网友表示，“平常自己常去逛的一条比较出名的商业街，原来都是奶茶店和服装店，现在一条街上短短一百米左右，出现了十几家金店”。从评论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同样发生。以山东某三线小城为例，以一座办公楼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周边出现了周大福、周大生、老庙黄金以及莱音珠宝、金伯利钻石等多个珠宝首饰门店，而再往前不过百米，还有中国黄金、万福珠宝以及其他本地的中小珠宝品牌。根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的数据，截至 2020 年末，全国珠宝零售门店数量约为 8.1 万家，经测算全国珠宝零售门店天花板约为12万家，还可容纳3.9 万家。但仅这两年，头部品牌的扩张，就已经让线下珠宝零售所能容纳的空间急剧缩减。数据显示，2020年末时，周大福在内地拥有最多门店，为4445家，其次是老凤祥，拥有4431家门店，周大生、周六福和豫园股份分别有4189、3453和3367家门店。而参考最新的数据，截至2023年3月31日，周大福在内地有7519家门店，增加了3074家；2022年末，周大生品牌终端门店数量增长至4616家，其中加盟门店4367家，同期，老凤祥黄金珠宝核心板块在海内外设有营销网点5609家。这些新增的门店，自然一股脑地涌入了下沉市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上金店取代其他实体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可是，这也导致下沉市场上的门店过于密集，竞争更加激烈，加剧了加盟店的生存压力。蜜雪冰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门店过于密集，相互争夺客流，加盟商的核心利益被触动。另外，对头部品牌而言，大规模的扩张也可能导致管理跟不上，毕竟加盟店和直营店很难保持同水准的服务水平，而消费者购买黄金时对服务尤为看重。在新浪黑猫投诉上，周大福共有3055条投诉，截至去年8月，这个数字还是1720条，其中，投诉对象多是来自二线以下城市甚至县城的门店。相较于一二线城市的伪中产，小镇青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消费潜力，但当掘金者“超载”，恐怕下沉市场负荷不了。黄金市场上的巨头们或许是该慢下来了。...

基金销售考核的“指挥棒”正悄然生变，行业变革或正风起。中国基金报记者发现，近期不少基金公司逐渐将“客户盈利比例”纳入基金销售人员考核之中，甚至有公司占据较大权重。近两年因基础市场走弱，基金行业发行遭遇“冰点”，这些变化显示出，行业对提升基金投资者获得感的重视，用这个考核指挥棒作规避过激营销行为，让销售行为更多从持有人利益出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更多是定性上考核，尚需要量化指标去支撑和丰富，同时不少公司刚刚起步，效果还不明显。不过，公募基金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从重规模量的销售考核，转变为兼顾持有人获得感与持有人长期收益将是大势所趋。投资者盈亏比例纳入基金销售考核基金行业在销售考核风向正在变化，考核指标更加从持有人利益出发。据中国基金报记者多方调查，目前已有多家基金公司尝试在基金销售考核环节将投资者获得感作为权重较高的一项内容，并在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不断优化。“目前我们基金公司对销售人员负责区域内考核客户盈亏比例，并且逐渐提高进行高权重考核，同时考核核心网点的覆盖率和服务频次。”一位头部基金公司人士直言，即使日常销售业绩较好，若客户盈亏比例考核不佳，考核结果也不会太好。他也表示，考核核心网点的覆盖率和服务频次。而一位华南某基金公司市场人士也表示，虽然目前公司销售考核仍以新发、持营的销量作为重点指标，但近年来公司对提高投资者盈利体验和客户满意度方面十分重视，也正在探索以考核引导的方式，增强投资者的投基获得感，尤其是今年开始从定性角度提出了新的考核要求。“比如在前期已有的盈利体验定性考核的基础上，探索加入定量指标，像计算各个销售部门存量或增量客户正收益占比和同比情况，以此来判定客户盈利体验提升的实际效果。”上述人士表示。一些中小型基金公司也行动起来。德邦基金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公司投资和销售体系的考核均已纳入投资者收益指标，投资体系为“投资人长期投资收益”，销售体系为“投资者实际收益”，且均有一定权重。对于销售体系而言，目前主要是从客户满意度进行评价，包括客诉数量、客诉处理满意度等评价指标，同时也在试点投资正收益评价维度的一些参考指标。“但该类指标涉及庞大的数据处理，以及不同性质客户的合理评价标准等实操问题。就我们了解，目前行业尚没有特别成熟的操作实践经验，公司将依托科技手段，持续探索可有效进行量化评价的维度和方式。”上述德邦基金人士表示称。此外，沪上某大型基金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渠道销售也有对于客户盈亏情况的相关考核指标。不仅基金公司，一些基金销售渠道也有类似考核。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盈米基金的绩效考核也把用户的获得感视为重要的考核要求。以“且慢四笔钱”为例，把用户对四笔钱相关策略的持有时间、复购率等因素作为绩效考核参考因子，具有实操价值。不过，即使暂时没有新增“客户盈亏比”这一指标的基金公司，也反复强调会重持续营销和客户满意度。一位北方某大型基金公司市场人士表示，目前暂未明确提出客户盈亏比例的考核，考核更侧重对持营基金的占比、线上/线下方式客户的售后陪伴、客户中长期持有时间等。服务指标重要性提升多维度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显然，在公募基金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背景下，从单一对规模量的销售考核，转变为兼顾持有人获得感与持有人长期收益将是大势所趋。不过，如何将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有效性加以量化，仍存在一定难度。上述华南基金公司市场人士也认为，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是一个主观感受，还需要更多的量化指标去支撑和丰富。一是探索将投资者教育相关活动的情况纳入参考指标，引导销售部门全面提升投教工作重要性认知和质量，增加对直面投资者的客户沙龙和策略会等举办数量的统计，引导投资者梳理科学理性的投资理念，从而改善盈利体验。二是探索将优化客户资产配置的营销行为纳入参考指标，比如要求各个部门结合客户特点和需求，因地制宜进行产品推荐，根据客户持有产品收益表现适时提出推荐或转换建议，并对推荐效果进行复盘，优化投资者总体资产配置方案。德邦基金也介绍，近年来公司针对销售体系的考核，除销售业绩类结果指标外，也开始关注投资者教育、投资者评价等服务指标，此外，反洗钱、职业道德、廉洁从业等合规维度的指标权重也再提高。总的来说，有助于进行销售展业过程管理的指标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在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方面，不少基金公司也投研、销售、产品等多维度进行，尤其是营销上更坚持逆向销售，提升客户盈利体验。如华宝基金董事长黄孔威日前指出，基金行业需要通过产品研发、投资、营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和客户体验。比如，在投研上，减少对个体明星效应的依赖，建设投研一体化的全盘能力体系；在销售上，以提升客户获得感为目标，以专业化服务提升信赖感；在服务上，持续创新，做好客户服务的投顾化工作，积极打造线上化、平台化的服务体系，致力于提供结果导向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提升投资者获得感。上述北方大型基金公司市场人士也表示，为了提升客户的获得感和体验，目前公司主要做法是在产品销售上重持营，坚持逆向销售，选择在当下环境下更有利于强化客户盈利体验的产品。比如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重点持营偏稳健增值的产品；在市场整体低位情况下，尽量选择估值低、持有产业方向成长确定性高的产品。“基金销售不是一时的冲量，关键还在于后期的坚守和口碑扩散，持有人获得感持续提升后，才能真正实现规模的良性增长。”“造成客户投资获得感不高、投资体验感不佳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资本市场走势、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销售机构的销售行为，以及投资者主观行为等。”某公司高管表示，针对“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这一行业痛点，适配的产品和有温度的服务应该成为两大解决抓手。上述高管认为，要做到这两点，加强投资者教育和陪伴至关重要,但这需要公募基金行业多方协同发力，即便在一家公司内部也需要各个环节一起配合。“不是把投资者服务和教育视作锦上添花，而是贯穿到财富管理服务的整个过程中，规模最终会是客户理财体验、盈利体验自然而然的结果。”道阻且长在正确方向上共同努力虽然，基金销售考核的“指挥棒”正悄然生变，但这尚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德邦基金表示，公司于去年底正式将“投资者收益”指标纳入到考核评价维度，希望以考核导向驱动销售端在销售和服务过程中加强对于投资者获得感的重视度。客观来讲，因这一改革时间尚短，直观效果有待持续观察。“从目前观察来看，因为投资者投资的绝对收益会受市场整体趋势影响，但持有产品过程中的相对获得感和心态是销售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提升的,因此展业过程中销售对于客户陪伴和投教工作的精力投入有所提升，包括售前加强客户对产品投资逻辑和特性的理性认知，售后持续引导客户对市场和相关板块一定阶段表现的合理预期等。”上述人士表示。上述华南某基金公司市场人士表示，目前来看，在客户端，这一转换带来的效果还不明显，或者说传导路径还有待观察，但至少在基金公司销售团队这一端，大家改变了过去销售导向的粗放发展模式，对于怎样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有了更加明确的抓手和目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市场参与各方的协同努力，没办法做到立竿见影，但至少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多做一些努力。”事实上，公募基金行业各方也正在协同努力。“目前整个行业都很重视中长期投资业绩，帮助投资者减少追涨杀跌频繁操作，通过有温度的投资陪伴，帮助投资者认识自己的风险偏好,了解各类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投资过程中买得对和拿得住，最终提升投资获得感。”上述高管表示。另据某电商渠道人士表示，虽然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已成行业共识，但投资者教育道阻且长。“比如，有债券基金因为巨额赎回导致基金净值出现单日或几日大幅增长的情况，即便公司发布了净值精度调整公告，媒体也多有报道这种净值异动多跟巨额赎回等突发因素有关，但还是有投资者在随后几个交易日盲目冲进去，导致此类基金规模会出现脉冲式增长，直至净值回归正常。”在该电商人士看来，投资者观念的形成与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培养形成正确投资观任重而道远。只有在价值追求和经营理念上真正做到客户至上，引领行业形成高度重视投资者教育和保护的氛围，才能树立起榜样作用。上述高管也表示，无论对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了解客户需求，提升客户获得感都是最重要的。“人家需要什么，比如现在需要配置哪类资产，是期限长的还是短的，对收益率有什么预期，风险偏好是什么，要深入了解人家的需求，才能对上‘频道’。”逆市营销提升客户获得感的共识选择在市场磨底震荡的过程中，投资者服务的重要性凸显，各公司也抓住逆市中的良好布局时机各显神通，来做好营销。“大家都知道应该低位布局，但去年和今年基金的持有体验普遍不好，亏钱的概率很大。‘为什么3000点买的产品现在3200点还是亏钱的？’销售部门要回答好客户这样的问题，难度很大，需要从精细处下功夫。比如，深耕各类渠道，了解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产品和服务。”上述北方某公募市场部人士表示。华南某基金公司市场人士也表示，在行情的冰点下，一方面，会把更多的时间和心力放在客户陪伴上，协同代销渠道等，在一线直面客户的怀疑和不满，通过观点分享、线下活动、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向投资者传递信心，与投资者共情，引导他们能够以更加成熟和长期的心态来看待目前市场的波动，避免“底部割肉”造成事实性亏损。另一方面，也会通过二次首发、定投引导等持营方式，引导投资者在市场相对底部加大布局，期待着未来如果市场反弹，能够给大家赚取收益，也赢得投资者对公司和行业的信心。上述北方大型基金公司市场人士也表示，逆市营销是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客户获得感提升的共识选择，在此背景下，公司在逆市销售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低位布局机会好时，弱复苏确定性相对较高时，选择相对均衡持仓的权益基金；在大科技趋势相对确立但行情并未兑现时，前置加强科技相关产品营销；在部分赛道估值相对高时采取大额限购等。“除此之外，日常的投资者沟通、陪伴与投资者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逆市营销的方式。通过做好客户陪伴和理性引导，进一步和客户共同坚守价值投资理念。”德邦基金表示，在行情的冰点下营销，需要根据投研端对宏观环境、市场趋势和板块轮动节奏的判断，选择合适的内容和形式，顺势而为。一方面，以提升投资者收益为目标做好选品，为客户推荐在未来一定时间区间内有相对看好轮动机会的产品进行持续营销。另一方面，基金公司和基金持有人之间良好的信任基础和一致的利益关系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市场情绪不好的时候，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直面投资者情绪，陪伴投资者，帮助投资者以更理性的心态避免一时冲动的追涨杀跌，即是一种客户服务，也是一种合理的逆势营销的方式。此外，盈米基金CEO肖雯认为，在这样一个波动的时刻，需要从“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两个方面去共同努力，协同发展。根据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给投资者提供解决方案，同时给投资者提供陪伴式服务，缓解净值波动时投资者的焦虑情绪。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ehz@cjz.vip...

河南龙头房企建业地产在资金面持续紧张近两年后，正式在公开市场违约。综合财新网、《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建业地产星期五（6月23日）晚发布公告称，未能按时偿还一笔境外债的利息，将暂停支付所有境外债权人，集中资源保交付、保经营。公告称，建业地产自2021年起通过延长债务期限等方式增加流动资金，但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销售持续疲软，导致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状况加剧。建业地产称，目前公司仍保持正常商业运营，截至公告日期，并未收到任何有关加快境外还款的通知。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房企境外债违约已成普遍现象，包括旭辉控股、龙光集团、正荣地产等房企都暂停支付所有境外债务，并寻求整体债务解决方案。...

昆仑万维创始人前妻李琼要减持套现“补贴”公司助力其AI业务发展，股民不买账，股价20cm跌停，“补贴式”套现更多的是噱头，掩盖不了大股东减持套现的本质，毕竟再低的利息，借给上市公司的钱也是要还的，更何况有的时候上市公司可能并不需要这样一笔借款。圣斗士说过，对圣斗士用过的招数就没有用了。减持后把钱借给上市公司，这招贾跃亭也用过，现在对股民再用，也不管用了。本身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踏踏实实减持，可能还没多大事情，毕竟大股东合法合规减持，怎么说也都是合乎情理，非要画蛇添足，搞出个把钱再借给上市公司，这是生怕投资者联想不到贾跃亭吗？昆仑万维大力布局AI，目前来看迎合了市场的意愿，毕竟AI的关注度太高了。但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本身也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昆仑万维玩好了那是神话，玩不好就是笑话。现如今，在二级市场上AI热点不减，股民蜂拥而上，一旦市场题材风格转变，还有多少股民愿意坚守陪着昆仑万维一起玩，这是个未知数。昆仑万维目前股价约50元，2022年度每股收益0.97元，2023年一季度每股收益约0.18元。其实要说业绩，近年来，昆仑万维的业绩有些低迷。财务数据显示，除了2022年一季度同比上升之外，从2021年一季度开始昆仑万维归属净利润一直在不断同比下滑。虽然业绩不够优秀，但昆仑万维却搭上了市场炒作AI的快车，股价从2023年开始一路上涨，从1月的最低14.18元上涨到5月的最高70.66元。此时，突然大股东就要减持套现，还说要把钱借给上市公司，引得管理层发出问询函，股价暴跌20%，这样的结局肯定与昆仑万维的设想大不相同。实际上，只要合法合规，大股东减持本就无可厚非，尤其是对于概念炒作之后涨幅巨大的大牛股而言，大股东减持的意愿更为强烈。适度减持，股民即便心头不悦，也终会接受。但非要为大股东减持找个高大上的帽子戴上，让股民笑看大股东减持，这样的事情本就不现实，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贾跃亭当年的“补贴式”套现曾让不少股民吃亏上当，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两家公司，非要自己制造关系让股民产生联想，这确实不是一步好棋。对于大股东的“补贴式”套现，市场一直就很有争议，到底是上市公司需要还是被需要，真的很难说清楚。上市公司大股东也许是好心，单纯地想在自己套现获利后也回馈一下上市公司，实现自己与上市公司的双赢，但在股民看来，上市公司也可能是一种被需要，毕竟没有这笔借款，上市公司可能也会过得很好，甚至过得更好。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ehz@cjz.vip...

“本款产品又名乖乖水、听话失忆水、神仙水，学名叫γ－羟基丁酸（GHB），带迷幻催情效果，事后失忆。听话水的功效在于无色无味，带去酒吧、KTV偷偷往饮品里滴几滴，很快就能让对方失去意识。”天津市河东区的王先生最近在浏览网页时，多次见到此类“神仙水”广告。在广告宣传里，它被描绘成特效药剂，只需一滴就能使对方陷入昏迷，任由施药者摆布，并且事后受害人对此并不知情，这段时间的记忆全部丧失。据了解，“神仙水”又名听话水、迷奸水、乖乖水，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固态状态下是一种白色粉末，属于第三代毒品，是我国管制的一类和二类精神药品。《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近年来打击力度持续增大，生产、销售“神仙水”做得越来越隐蔽，但网络平台中售卖此类迷药的情况依然存在，具体名称略有不同，不法商家宣称此类物品有催情效果，无色无味。从商家晒出的交易记录来看，有相当数量的购买者，这些购买者除了使用迷药猥亵、性侵受害人外，还可能拍下视频、图片售卖。网售迷药种类繁多私密发货隐蔽交易在电商平台上，记者以“神仙水”“迷幻剂”“听话水”等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当更换关键词，比如“回春液”等时，便瞬间跳出来一大堆商品。“偷偷用，不易发现”“偷偷地用，易融无色无味”等词语，出现在商品介绍图中。而在一则介绍“离间水”（即迷奸水）危害的视频中，原本是正常的科普视频，然而视频封面却是一个网址，记者打开网址后看到，页面显示“催听迷商城，信誉商家，长按下面数字复制添加客服社交账号，全程安全保密发货”。记者添加客服社交账号后，对方先是发来一个文件，其中是各种迷奸水、听话水型号，首页的发货须知显示，“发货的时候都会把原包装全部拆掉（包括包装盒，标签，说明书），然后改用普通香水盒发货，盒子上面会有香水味，快递面单标：香水。收到货不懂使用的，直接联系我，或者致电客服，请知悉！”每种商品都对应一个编号，下方有商品简介与用法，同时还有发货注意事项。如编号A1：三唑仑片（迷晕型）。价钱：500元一瓶。简介：三唑仑具有强力催眠、镇静之药效，且药效快速令人深度沉睡。可溶于任何液体，无色无味。5分钟内起效，药效持续4至6小时。用量：药片形态1次服用3至5片，液体状态一次服用1至2ml（根据个人体质状态而定）。注意事项中还提到，三唑仑属于固体药片，现在只能制成液体后发货，制成液体后不会影响药效，可另外添加催情因子粉（免费送），能接受的就下单，共有19种，全场任选两款850元、任选三款1200元、任选四款1500元、任选五款1900元。商家宣称，每一种药物都没有副作用，并且当事人事后对所发生事情全然不知。当记者提出要购买其中两款时，对方表示需要提供收货地址和手机号，可以全国发货，送货上门。“我们这里是货运司机私下夹带送货的，有些地方是发不了的。”对方说，司机负责把货送到离买家收货地最近的市里或镇上。记者选取的编号A2：听话水（乖乖水）和编号A11：正品猎艳都无法发快递，货到之前司机会提前联系收件人。随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要求记者付款之后截图，对方凭借截图备货发送。根据中国科协科普中国官方平台介绍，一般情况下，麻醉药起效的两个必备条件是，要有足够高的麻醉剂浓度和足够长的麻醉时间，“一闻就倒”的迷药是不存在的，但是“一喝就倒”的迷药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以新型迷药GHB为例，其主要成分是γ－羟基丁酸，是一种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抑制作用的强效镇静剂。2022年9月，厦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接厦门海关缉私局线索通报，有人从境外通过国际快递以“护发素”名义瞒报伪报通关，疑似走私毒品。接报后，厦门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购买人蔡某贤，多次使用假地址、假名字从境外网站购买所谓的“护发素”，有走私毒品犯罪重大嫌疑。同年9月21日，警方在厦门将蔡某贤抓获，并在其住处查获两瓶伪装成“护发素”的含有γ－羟基丁酸成分的“迷奸水”。经查，犯罪嫌疑人蔡某贤多次购买该类毒品，并倒卖给他人赚取差价，涉嫌走私、贩卖毒品。迷药犯罪成产业链手段卑鄙危害性大一起强奸案中，贵州省普安县5名男子在KTV包厢内将迷药掺入啤酒中，诱骗4名女性友人喝下，并趁她们神志不清时，多次实施性侵。尽管一名受害人中途清醒，奋力反抗并咬伤其中一名男子，但因药效作用最终未能逃脱。最终，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陈某浩等5人有期徒刑四年两个月到八年不等的刑罚。在该案审理期间，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也开庭审理了一起同类案件，刚满18周岁的张某在一个星期内连续作案两起，致使包括两名未成年人在内的3人遭到性侵，其中一人系喝下张某掺入迷药的酒水后被强奸。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起案件中，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均是熟人，均系基于信任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经被告人诱导喝下含有迷药的酒水而失去意识，继而受到侵害。记者通过查阅相关判决书发现，与一般性侵案件不同，此类迷奸案中受害人因迷药作用，在遭到侵害时大多毫无意识或不具备反抗能力，而且很多人在遭到性侵后曾出现昏迷不醒或呕吐不止等症状，被送医抢救、治疗。判决书认为，利用迷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受害人发生性关系，侵害性自主权的行为“手段卑鄙，社会危害性大”。据了解，这些药物都对人体有副作用，尤其是含有甲基苯丙胺的迷药，一旦服食过量会危及生命。受害人在遭到侵害时若能及时察觉被诱骗服食迷药，前期可采用催吐方式自救，而迷药一旦被人体吸收，几乎没有自救可能，并且大多数违法犯罪分子根本不懂药理，为顺利实施犯罪通常会加大剂量，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这些迷药一同展示的，还有“效果反馈图”。商家称，“经客户同意上传，视频图片绝对真实，全网找不到相同的”。不仅如此，还有人专门收集或者上传迷奸视频供他人观看，以及打包出售图包、视频等。针对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下迷药”等违法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称，对于向贩毒、吸毒人员贩卖麻醉、精神药品的，应当按照贩卖毒品罪进行追诉。对于非医疗、教学、科研等合法用途贩卖麻醉、精神药品，以及出于放任的故意，向不特定的人非法贩卖的，均应当按照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为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给被害人下迷药的，应当按照强奸、抢劫等严重犯罪处理。“特别是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时空等具体情形，对于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投放麻醉、精神药品，符合强奸罪等严重犯罪构成要件的，以强奸罪等犯罪进行追诉，而不能降格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进行处理。”上述负责人说。此外，一些公开报道显示，有人付款后对方并未发货，或者付款后对方发来的根本不是所宣传的迷药。在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褚宸舸教授看来，擅自在网上售卖所谓的“迷奸水”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售卖假“神仙水”来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可能构成诈骗罪。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强化信息研判处置迷药这类第三代毒品，为何还能在网上轻易购买到？记者调查发现，面对平台监管，许多不法商家选择使用同义词替换的方式躲避监管，“神仙水”别称层出不穷，网络平台对同义词替换、模糊搜索等现象无法有效监管。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员汤建彬告诉记者，“神仙水”名称虽多，但其核心成分仍是GHB，服用含有此成分的物质所产生的效果便是它的卖点。平台监管时要注意有没有生产标识和生产许可，对于在宣传功效上突出“神奇功效”或“放松舒缓”等用词保持警惕，及时联系商家核查。“可以从已经被查处的案件出发，网络平台和公安部门信息动态交换，公安机关对在案件中发现的新名称应及时同步给网络平台，加强提示和监管。网络平台可以设置关键词提醒机制，对类似的名称进行限制传播，并且要限定准入规则，严格审核发布者的身份信息，审核平台交易信息，杜绝非法信息发布。”汤建彬说。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君看来，针对这一问题，除了政府禁毒职能部门分工合作，做好互联网禁毒工作外，互联网和寄递企业也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行业主体责任。“相关互联网企业要对网站、即时聊天群组的公共信息加强巡查，自查自纠、主动清理涉毒有害信息。严格落实信息发布审核、用户日志记录和信息内容留存等措施，一旦发现利用其服务发布、传输的信息属于涉毒违法信息的，应当立即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李文君说。上海政法学院禁毒志愿者协会指导教师崔仕绣认为，针对同义词替换和模糊搜索现象，网络平台可以采用技术手段进行监管。例如，通过关键字过滤和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广告内容，合理运用算法判断是否存在同义词替换和模糊搜索现象，并及时予以删除。同时，还可以建立用户举报机制，及时处理违规行为。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同义词替换、模糊搜索现象，网络平台应当发挥其自身的数据优势，向公安部门及时提供涉毒线索，加强警企协作。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毒教研室主任张黎看来，网购平台只是提供一个交易地点，在平台上出现的图片、文字可能有多种理解方式，如果让网购平台的经营者、监管者去识别这些可能涉毒的商品，无异于让他们去识别平台上的假冒伪劣商品，难度极大，并非网购平台当下的技术所能达到。但网购平台可以要求商家明示所售商品不含有任何违禁成分，平台还可以在登录界面、付款提示等环节设置提醒信息，要求买家核实所购商品不属于违禁品。记者还发现，暗语沟通、社交平台交易已成买卖双方之间的默契，让监管更加困难。那么，社交平台能否采取和网购平台一样的关键词提醒机制？汤建彬认为，买卖双方通过社交平台选货交易，一定伴随着敏感词，比如产品的功效、买卖过程中的行业暗语又或是货物的交接等。社交App的发布人、管理人应当通过技术性手段对涉毒行为进行监管、控制，并做好信息的检索搜集，联合公安机关对“社交平台、电子支付、物流”联合查控，配合取证、固定线索和证人，进行后续追踪侦破。同时，还可以采取和网购平台一样的关键词提醒机制，对可疑和类似非法交易的对话内容进行识别后弹窗，增强购买者的机警意识。褚宸舸认为，社交平台对买卖双方的交易除采取关键词提醒机制外，还应注重对“人”和“物”两个要素的监管。对人的监督应落实好社交平台用户注册实名制，加强对销售方的资质审核和管理；对物的监管应加大对上架商品的查验力度，例如利用“双随机”手段进行查验，若有违规商品则应下架。在崔仕绣看来，传统的“重刑治毒”策略在惩治网络毒品犯罪中面临诸多障碍，主要原因在于涉网毒品犯罪可能与网络盗窃、诈骗等行为相勾连，因而打击社交平台上的毒品交易时，需要审慎判断各行为之间的关联。社交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能力和义务确保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被用于毒品交易及其关联活动。此外，社交平台还需建立日常监管机制，并通过信息网络技术进行算法升级，提升平台方的风险识别能力，避免因追求经济利益而为网络毒品犯罪预留空间。...

本文作者：游云庭（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律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据媒体报道，生猪养殖巨头牧原集团日前宣布，其联合温氏、双胞胎、正大等行业巨头发起行业互不挖人公约：“为减少内卷，文明发展，我倡议：不挖人，不拆台。如有违约，加倍反制。”[i]看到这个新闻笔者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这个公约有《反垄断法》违法风险，可能导致高达几十亿乃至数百亿的罚款。《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违法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牧原集团旗下上市公司2022年的营业额1200多亿元[ii]，温氏和双胞胎都是800多亿元[iii][iv]，正大集团2021年营业额1800多亿元[v]，这个互不挖人公约要是已经实施且被监管部门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这些公司最高可能要罚400多亿元，最少也要40多亿罚款。即便这个互不挖人公约没有实施，每家公司300万元以下的罚款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一、猪企“互不挖人公约”有什么法律问题？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公开公平公正，这些生猪养殖巨头私下签订的相关协议最大的问题是阻碍竞争。企业之间相互挖人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不侵犯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应该受到鼓励，因为这会促进劳动力、人才、技术这些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提升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竞争的好处是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诸如技术升级加快，产品价格下降，有能力的员工薪酬上涨等积极正面的因素，消费者和员工也能够从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获益。企业要从竞争对手那里挖人，必须给被挖的员工加薪，提高待遇，如果一家企业单独对外宣布：我不从竞争对手那里挖人。这个行为并不违法。但如果几家行业巨头共同提出并实施互不挖人公约，这种串谋的协同行为本质就是一种操纵薪酬价格的联盟，即卡特尔行为，可能会导致作为个体的企业员工群体在与企业博弈时无法获得公平的薪酬待遇，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同时，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环境被破坏，对企业自身的损害也很大，因为其研发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技术升级因此变慢，效率也会因此降低，并进而对消费者权益造成影响，损害消费者本应获得的竞争红利与创新红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类似事件十多年前在美国上演过，涉事企业包括苹果、谷歌、英特尔、Adobe、皮克斯动画、Intuit等产业巨头，而始作俑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史蒂夫·乔布斯[vi]。这些企业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不从行业竞争对手那里挖人，招致美国司法部对他们提起了反垄断诉讼，而受影响的员工也提起了民事索赔诉讼。最终这些硅谷巨头同意放弃不挖人协议，和美国司法部和解，在民事索赔案件中，则向原告支付了四亿多美元达成了和解[vii]。二、用《反垄断法》规制“互不挖人公约”有哪些法律问题？说到操纵劳动力市场价格，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劳动法律，但实际上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主要关注用人单位与员工的关系，对用人单位串谋压低薪酬的情况并无相关规定。处理此类案件的最合适的是《反垄断法》：首先，生猪养殖企业共同倡导《互不挖人公约》，实际上是达成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的协同行为，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协议。其次，在协议类型上，属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但具体到本案，如果受影响的员工到法院起诉这些公司，或者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此案的，到底能不能将“互不挖人公约”归为可以用《反垄断法》规制的行为，我们可以参照《反垄断法》，看看涉案企业有哪些抗辩点，以及这些抗辩点是不是合理。1. 相关市场影响力问题《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的是能够产生反竞争效应的企业行为，能不能适用《反垄断法》主要考量指标之一是涉案企业在案件涉及的相关市场上的影响力。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标准，并符合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对该垄断协议）不予禁止。而本案中的相关产品市场可以界定为中国大陆生猪养殖市场，牧原、温氏、双胞胎、正大都是这个市场上的重要竞争者，根据“2023养猪公司排行榜”显示，牧原、温氏、双胞胎均为全国母猪存栏数排名前五的企业，而主要生产基地在国内的正大虽然没有上国内企业的榜，但其在全球母猪存栏数排名第四，他们都是市场影响力巨大的产业巨头[viii]。他们作为竞争者达成的横向垄断协议向来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曾经在2019年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的协议不属于本规定第七条至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且参与协议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合计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的……且参与协议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可以推定协议不会排除、限制竞争，有证据证明该协议排除、限制竞争的除外。如果该征求意见稿生效，且上述企业可以证明自己的市场份额不达标的，也有机会豁免监管，但这个“安全港”的规定在正式版规定（《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中被删除，2023年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亦没有加入此规定，这也就意味着“互不挖人公约”作为横向垄断协议，无法适用市场份额不达标的规定豁免监管。2. “互不挖人公约”协议目的问题记得很多年前，笔者审查客户提供的合同，有时也会看到公司间互不聘用从对方公司离职的员工，尤其是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员工的相关条款。但此类条款与此次新闻披露的生猪养殖企业的“互不挖人公约”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首先，笔者客户订立此类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而新闻的PPT显示生猪养殖企业的“互不挖人公约”是为了“减少内卷，文明发展”，说白了就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其次，笔者审查的合同是两个有合作关系的企业间的双边协议，而生猪养殖企业的“互不挖人公约”则是多个在行业内有重要地位的公司的多边协议。如果生猪养殖企业想把“互不挖人公约”的目的解释为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可以提供一下相关的证据，把“互不挖人公约”的效果从破坏竞争引导到规范竞争，至少可以部分减少《反垄断法》的违法性。3. 产业在低谷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合法理由吗？笔者注意到，有关生猪养殖企业“互不挖人公约”的新闻中提到：自2022年三季度国内生猪价格高位回落以来，养殖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滑，亏损面不断扩大。……在越来越趋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生猪养殖行业竞争的核心在成本把控，源头即是对人才、技术的掌控。也因此，“挖人”对于当下的生猪养殖企业来说，无疑会形成更为直观的冲击。《反垄断法》第二十条规定了七项可以豁免垄断协议责任的情况，和以上相关的是其中的第五项：因经济不景气，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虽然在定性上，根据因果关系，这条显然也不构成“互不挖人公约”可以豁免《反垄断法》处罚的合法理由，但在定量上，如果监管部门认定“互不挖人公约”已经构成违法，经济不景气、产业亏损、生产过剩倒是都可以作为减轻处罚的理由。最后，有朋友可能会说，这篇文章有点小题大做了：涉案的横向垄断协议行为从性质上不算特别恶劣，再加上产业目前处于低谷期，所以“互不挖人公约”即便已经实施，监管部门不太可能在现阶段就此调查和处罚涉案企业。笔者认为上述论点成立，但这个事情的合规风险也确实存在，现阶段不罚不代表以后不罚：比如阿里巴巴公司自2015年就开始了违反《反垄断法》的“二选一”行为，但182亿元的处罚却是在2021年做出的，期间横跨了6年。所以，如果过几年猪肉价格上涨，生猪养殖产业巨头日子好过了，他们再因为今年的垄断协议被处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应该重视这个风险。怎么重视？简而言之，“互不挖人公约”如果已经实施，生猪养殖巨头们就应该亡羊补牢，认真学习《反垄断法》和配套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及时提出宽大申请，全面、及时、准确地提交与垄断协议有关的报告及重要证据，尤其是执法机构尚未掌握的内容，全面配合执法机构调查，以期降低罚款损失。毕竟罚款的基数是上一年销售额，哪怕宽大一个百分点也可以少罚好几个亿。参考资料：[i]https://www.sohu.com/a/689124311_121345914[ii]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B_AllBulletinDetail.php?stockid=002714&id=9137245[iii]https://www.163.com/dy/article/HU8BL6TU0519EHE9.html[iv]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8339730454212722&wfr=spider&for=pc[v]http://www.cpgroup.cn/column/%E6%AD%A3%E5%A4%A7%E4%B8%AD%E5%9B%BD-84[vi]https://blog.csdn.net/csdnnews/article/details/118315600[vii]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gh-Tech_Employee_Antitrust_Litigation[viii]https://www.sohu.com/a/682645240_498750...

　　证券业近年来开始加大科技投入，借助科技赋能带动证券业各个领域的变革和创新。受到券商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佣金持续下调等因素的影响，券商营业部运营成本压力较大。近期中小券商频做“减法”，大多基于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深化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与快速发展、提高分支机构运营效率等原因撤销营业部。与此同时，部分大型券商逆势扩张，基于自身业务布局，增设分支机构，推动营业部转型　　又有一家证券营业部即将跟投资者“道别”。在6月16日出版的《上海证券报》内页一个版面上，中信证券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广告，公告“诸暨大桥路证券营业部予以撤销，现经营场所将关闭并停止营业”。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统计，近一个月来，已有包括财达证券、西部证券、粤开证券在内的10余家券商纷纷官宣裁撤营业部。　　对此现象，业内人士表示，证券行业“跑马圈地”的节奏已经放缓多年，随着券商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线上触达客户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同时，在佣金持续下调的背景下，营业部的运营成本压力不小，人才争夺也越发激烈。　　中小券商降本增效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全市场共有10222家营业部。从地区来看，广东的营业部数量排名第一，达1412家；浙江位列第二，为1041家；江苏排在第三位，共900家。分证券公司来看，中国银河排名第一，共有484家营业部；方正证券位居第二，有364家营业部；国泰君安、安信证券、广发证券、海通证券的营业部数量也均超300家。　　2022年，权益市场波动较大，券商业绩普遍承压，超九成证券公司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作为券商利润“压舱石”的经纪业务也受到较大影响，多数营业部存在盈利困难的问题。　　据深圳证券业协会数据，2022年，该辖区未实现盈利的券商分支机构有288家，占比达55.07%。据北京证券业协会数据，2022年，北京地区共有277家券商分支机构亏损，占比46.63%，约有219家券商分支机构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上海证券同业公会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地区共有经纪业务分支机构849家，其中，A类营业部121家，亏损的有5家；B类营业部264家，43家亏损；C类营业部405家，共有196家亏损。　　沪上一家券商营业部投顾表示，随着手续费和佣金持续下行，部分中小券商新设的营业部在人工成本和租金方面“吃紧”，同时还面临与大型券商老营业部的竞争，陷入亏损的营业部占比较大。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2022年证券公司业绩承压的影响下，今年以来，券商裁撤线下网点的步伐明显提速。仅一个月内，就有包括国联证券、财达证券、西部证券、粤开证券、诚通证券在内的10余家券商官宣计划裁撤营业部。　　6月12日，万和证券决定撤销成都清江西路证券营业部；6月5日，财达证券决定撤销邯郸丛台路证券营业部；5月31日，国联证券决定撤销上海广东路证券营业部；5月30日，西部证券决定撤销安丘商场路证券营业部；5月19日，光大证券决定撤销威海海滨北路证券营业部。　　从裁撤原因来看，上述证券公司表示主要基于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深化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与快速发展、提高分支机构运营效率。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裁撤营业部的大多为中小券商，且大部分是在二三线城市。原因也比较一致，主要因为当地的业务体量和客户基数较小，并且撤销线下网点省下的费用可以用来在经济发达地区增设分支机构，从而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增强竞争力。　　头部机构逆势扩张　　有“老店消失”就有“新店开张”。在中小券商频做“减法”的背景下，部分大型机构逆势扩张，增设分支机构，显示出公司业务布局上新的经营逻辑。　　6月12日，海通证券上海浦东新区东育路证券营业部、闵行区沪闵路证券营业部正式开业。据悉，东育路证券营业部是海通证券首家以私人银行定制化服务为特色的综合创新业务网点。　　6月13日，中信建投证券上海临港新片区水芸路证券营业部正式开业。中信建投证券表示，公司将继续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临港新片区广大投资者和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服务，为临港新片区产业集群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上海某大型证券营业部人士表示：“目前营业部能否经营好关键在于人才的质量，打造精英团队，大量招聘投顾人才，完善业务配套和高效协同机制，是当下最重要的转型方向。”　　区域化布局也是头部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新去向”。今年5月，国泰君安证券在青岛设立分公司。据了解，自1997年在青岛成立第一家营业部以来，国泰君安全面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零售客户5万余人、重点企业及机构客户60余家，助力客户发行债券近千亿元。　　近年来，国泰君安先后增设了多家分公司，尤其是加快了重点区域证券分支机构建设。2021年1月，国泰君安成立苏州分公司；2022年7月，国泰君安成立河北雄安分公司；2022年8月，国泰君安在深圳成立前海分公司。　　国泰君安董事长贺青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未来，公司将争当“区域金融”先锋队，聚焦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坚持“差异化、有特色、重效率”发展思路，优化网点布局，完善协同机制，深耕上海主战场，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实施大湾区战略，打造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新高地，不断提升区域金融服务能级，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分支机构管理“对症下药”　　随着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发展，证券业近年来加大科技投入，以借助科技赋能带动证券业各个领域的变革和创新。　　2023年以来，多家券商在金融科技转型上也有了新进展。今年5月，华创云信（原“华创阳安”）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业务由传统证券业务转型为数字科技与数字金融业务。　　同样发力数字化转型的还有华林证券。2021年，华林证券对17家分支机构进行裁撤，2022年撤销23家分支机构。华林证券表示，此举主要为顺应公司数字化战略转型需要，提升运营效率，推动财富管理业务的互联网化发展，以形成规模效应和核心竞争优势。　　在发力数字化的同时，券商加大了优化网点业务的力度。记者获悉，华鑫证券凯旋北路营业部经过转型，取消了现场交易大厅，注重量化私募。同时，通过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华鑫证券推出一系列电子化交易服务产品。目前，华鑫证券在全国有85家证券营业部，网点分布于全国20多个省份、40余个主要城市，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的主要城市均有布局。　　随着2022年度报告披露完毕，券商对其分支机构未来的业务布局也做了详细规划。国联证券年报透露，公司计划新设1家宁波分公司，在杭州市新设不超过3家证券营业部，在宁波市新设不超过3家证券营业部，在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温州市、金华市5地新设不超过5家证券营业部。　　财通证券年报称，公司将优化分支机构布局与分类管理，提升队伍建设能力，重点推进浙江山区26县服务全覆盖工作，省外优化重点区域布局，提高与浙商发展集聚较好地区的匹配度，同时对现有网点进行优化提升。打造分支机构负责人、机构业务团队、后备干部人才梯队和财富顾问4支队伍，开展系统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　　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　　财经贝EH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　　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　　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　　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　　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　　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　　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　　财经贝EHZ客服：　　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ehz@cjz.vip...

这个假期，突然掀起加息狂潮。首先是，土耳其央行22日宣布，大幅加息6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提高至15%。暴力加息的消息一经公布，土耳其汇率市场便上演大崩盘，里拉兑美元单日暴跌超5%，创下历史最低点，使得过去5年内里拉兑美元累计跌幅扩大至80%。另外，英国、挪威、瑞士央行也相继出手。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央行意外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利率提升至5%，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英国央行连续第13次加息；挪威央行当天也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升至3.75%；瑞士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利率提升至1.75%，为连续第五次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释放重大信号，当地时间6月21日，鲍威尔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时表示，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这无疑给期待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的投资者泼了一盆冷水。此外，亿万富豪深海失联事件，持续引发关注。据新华社最新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6月22日说，此前在考察“泰坦尼克”号邮轮残骸途中失踪的美国深海潜水器已在沉船地点附近发生“灾难性内爆”，5名乘员全部死亡。疯狂加息当地时间6月22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大幅加息6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提高至15%，这是该央行自2021年3月以来首次加息。土耳其央行在政策声明中表示，将在必要时以渐进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货币紧缩，直到通胀前景得到显著改善。加息消息一经公布，土耳其汇率便上演大崩盘，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单日暴跌超5%，创下历史最低点，过去5年内里拉兑美元累计跌幅高达80%。分析人士认为，可能因为加息幅度低于市场预期，导致里拉进一步下跌。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日发表声明称，未来央行将根据需要及时、渐进地加强货币紧缩，直至通胀前景显著改善。今年6月初，埃尔多安宣誓就职土耳其总统，并任命前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希姆谢克再次执掌财政部。外界普遍认为，这表明土耳其新一届政府将回归更正统的经济政策。希姆谢克随后表示，土耳其的经济政策需要回归“理性基础”，并在周三称，就政策而言“不存在快速解决方案”。近年来，尽管通货膨胀高企，埃尔多安仍施压央行降低利率，与世界各国政府的惯常做法背道而驰，一直奉行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反的“低息治通胀”政策。他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高利率引起的，因此强令央行持续降息试图“冷却通胀”。在过去四年中，埃尔多安已经炒掉了三位央行行长。在自称是“利率天敌”的埃尔多安的施压下，央行将政策利率由2021年的19%下调至8.5%，引发了2021年12月的货币危机，并导致去年的通货膨胀率飙升至24年来的最高水平，达到超过85%。彭博援引专家分析指，里拉此前下跌的原因是投资者对土耳其经济缺乏信心。尽管土耳其里拉价值可能还会进一步走低，但这是回归到更合理的货币政策的标志。另有分析师认为，土耳其回归正统经济政策的过程是渐近的，预计该国可能会在年内继续加息。一些人支持土耳其央行当前的谨慎操作，因为激进加息可能引起经济放缓过快，无意中引发债务危机。也有人认为，土耳其新央行行长的谨慎加息，是为了避免与埃尔多安发生冲突。英国央行意外加息除了土耳其央行外，英国、挪威、瑞士央行也相继出手。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央行意外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利率提升至5%，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英国央行连续第13次加息，在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倾向于该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加息50个基点的利率决定。该委员会表示，这是对近期英国经济数据做出的回应，数据显示，英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7%，预期为8.4%；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年率出人意料地从6.8%加速至7.1%。其整体CPI在七国集团(G7)中是最高的。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称，将继续密切关注整体经济中持续通胀压力的迹象，包括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紧张程度，以及工资增长和服务价格通胀的表现。如果有证据表明压力持续存在，那么就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发表声明称，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通胀仍然过高，如果现在不加息，情况可能会更糟。目前，市场认为，英国央行在8月利率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66%，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为34%。交易员预计利率将在12月达到6%的峰值，略高于此前预测的5.9%。高盛预计，英国央行8月将再加息50个基点；并将英国央行终端利率预测从之前的5.5%上调至5.75%。另外，挪威央行22日宣布加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升至3.75%；瑞士央行当天也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利率提升至1.75%，为连续第五次加息。鲍威尔最新发声当地时间6月21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他在会上表示，为了对抗通胀，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这无疑给期待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的投资者泼了一盆冷水。鲍威尔表示，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再加息2次是“一个很好的猜测”。美联储距离实现2%通胀目标还“非常遥远”，虽然正在取得进展，即“通胀正在逐步降温”，但降低通胀的过程将相对漫长，非住房服务领域的通胀对加息的反应没有其他领域那么明显。他进一步指出，美联储正以四十年来最积极的加息，叠加银行破产可能收紧信贷条件，FOMC认为缓和加息步伐是合适的。被视为“美联储喉舌”、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财经记者Nick Timiraos认为，鲍威尔强调暂停加息只是临时举措，加息周期尚未结束，而且货币决策将“根据收到的全部数据逐次会议做出决定”。Oanda高级市场分析师Edward Moya表示，鲍威尔的这番表态，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在秋季之前不会停止，如果其他央行准备加息多次，这可能会让美联储继续积极收紧货币政策。当地时间周四，鲍威尔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时表示，美联储可能会把对大银行的资本金要求提高20%。摩根大通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Marko Kolanovic警告称，随着美联储激进收紧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赶上经济增长，美国股市将在今年下半年陷入困境。“灾难性内爆”，5名乘员死亡据新华社，美国海岸警卫队6月22日说，此前在考察“泰坦尼克”号邮轮残骸途中失踪的美国深海潜水器已在沉船地点附近发生“灾难性内爆”，5名乘员全部死亡。这次考察活动由美国海洋之门勘探公司组织。该公司的“泰坦”号深潜器18日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以东约1450公里的海域下潜，出发约1小时45分钟后失联。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飞机和舰船连日来在北大西洋海域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海底环境极为恶劣复杂，搜救人员使用遥控探测器在距离“泰坦尼克”号残骸不远的海底发现5块深潜器的破碎部件，这些碎片与深潜器发生灾难性爆炸的迹象相吻合。目前尚难以确定深潜器发生爆炸的时间。海洋之门勘探公司当天发表声明确认深潜器乘员不幸遇难。5名死者分别为海洋之门勘探公司首席执行官斯托克顿·拉什、英国探险家哈米什·哈丁、具有巴基斯坦和英国双重国籍的商人沙赫扎达·达乌德及其儿子苏莱曼、法国探险家保罗-亨利·纳尔若莱。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住在迪拜的英国商人哈米什·哈丁是一位亿万富翁冒险家。哈丁拥有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包括，“全海洋深度潜行”持续时间最长。2021年3月，他和海洋探险家维克多·韦斯科沃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最低深度。2022年6月，他曾乘坐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新谢泼德火箭进入太空。另据美国海岸警卫队说，在海底发现的“泰坦”号深潜器尾椎距离“泰坦尼克”号残骸不足500米。没有迹象显示“泰坦”号深潜器曾与“泰坦尼克”号残骸发生过碰撞。此外，搜救人员之前探测到的“水下噪音”与“泰坦”号深潜器残骸无关。什么是内爆？据科普中国，如果在一个易拉罐里注入少量水并加热至沸腾，迅速地将罐子倒置过来，头朝下插到水里。当罐子被倒置放入冷水中时，水蒸气冷凝回到了水中，液态下的水分子比气态下离得更近，因此在罐子里腾出了更多的空间，罐壁内侧受力大大减小，但罐壁外侧的大气压并没改变，压力差使罐子发生了内爆。据海外网稍早前援引《每日邮报》6月21日报道，澳大利亚一名工程师表示，失踪的潜艇可能会“像锡罐一样发生坍塌”。这名工程师参与建造了这艘“泰坦尼克”号残骸观光潜艇。工程师罗恩·阿鲁姆说，潜艇内部的温度将低至2摄氏度，氧气的含量会很低，船体可能会在巨大的水下压力下发生坍塌，“如果船体坍塌，那将是灾难性的。那将是最坏的情况。”阿鲁姆表示：“耐压外壳就像一个几何形状，当它们是球体或圆柱体时，它们本身就很坚固，但一旦它们脱离了圆形，会像锡罐一样垮掉。”...

　　银保监会、证监会政商“旋转门”问题均比较突出　　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被带走已超过4个月。2023年2月16日，即包凡被留置9天后，华兴资本公告，包凡“失联”。同月26日，再次公告，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调查”。　　包凡接受调查，一些华兴资本内部人士认为大概率与其公司总裁丛林有关。丛林于2022年9月上旬被有关部门带走。　　公开资料显示，在履职华兴资本之前，丛林在工商银行系统任职多年。1990年丛林加入工行，并相继在总行的信贷部、营业部、国际部等部门任职。2007年加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裁，又于2016年出任工银国际控股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在丛林到任工银国际后不久，于2017年10月向华兴资本批下了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根据华兴资本此前的公告，该笔贷款在华兴资本港股上市之后，于2018年9月还清。在借款偿还后不久，丛林就接受包凡的邀请，在2020年前后离开工商银行系统出任华兴资本总裁。丛林由体制内高管，摇身一变，成为了年薪过千万的华兴资本高管。　　2023年1月1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破除银企旋转门》的文章，指出打击银企高管在位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这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图/视觉中国　　包凡被调查，是否与丛林的“利益输送”相关，丛林是否涉及“旋转门腐败”，仍有待相关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过，随着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政商“旋转门”等腐败花样翻新，金融领域尤其成为“重灾区”，也成为金融反腐的重点打击对象。　　多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容易通过政商“旋转门”滋生腐败问题。对这类隐性腐败，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同时也要完善制度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怀揣权力“余温”谋利　　2022年4月4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她是“逃逸式辞职”和政商“旋转门”的典型。　　在姜丽明被查之前，2021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2个月左右的巡视。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指出“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在姜丽明被查之前，2021年7月，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落马。在蔡鄂生2005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原银监会副主席期间，姜丽明是他的下属。　　纪委通报中，除了“逃逸式辞职”外，姜丽明还被指是政商“旋转门”典型。政商“旋转门”源于行政学话术，指个人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目前更多用于描述非正当、非法的利益输送。在金融领域，多数发生在监管部门和银行等机构。　　“区别于传统腐败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政商‘旋转门’会导致腐败披上合法外衣，以合法商业往来掩饰背后的权力寻租行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省纪检监察委员会第一届特邀监督员王立峰说。　　姜丽明有着逾32年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系统管理经验。2016年11月，姜丽明辞去公职，赴恒大集团出任监事长，后任恒大集团副总裁。恒大集团2019年年报显示，姜丽明是恒大集团副总裁，协助负责集团系统资金管理工作。　　姜丽明在恒大集团任职的四年多里，集团债务总负债规模直线飙升。2015年，中国恒大的总负债为6148.93亿元；2016年底，恒大总负债约1.16万亿；到了2021年中期，这个数字已涨至近2万亿元。借款金额也从2018年的6731.4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7999亿元。　　熟悉金融系统的姜丽明，多大程度上利用自身影响力帮恒大解决资金问题，目前仍有待披露。2020年12月31日，姜丽明辞任恒大副总裁。不久后，2021年三季度，恒大资金链断裂浮出水面。　　“逃逸式辞职后，多数官员迅速实现了政商角色的转换，其实是保留着权力的余温，为其垄断巨额经济利益服务。因为在任期间，这些领导干部大多主政一方，控制着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王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磊等人曾在《依法惩治政商“旋转门”背后的腐败犯罪》一文中表示，政商“旋转门”中公职人员离职后到与原工作业务相关的私营企业工作，主要可能涉嫌两种腐败行为，一是搞“期权腐败”，以“任职领薪”的名义收受任职时约定的好处；二是继续散发权力“余温”，利用在职时的影响力为所在组织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企业）看重的是离职干部在官场中的人脉和影响力。因为可以通过这些人去打通关系，认识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再请他们办事，谋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说。　　在金融领域曾手握“重要权力”的还有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冯鹤年。他是今年首个被指政商“旋转门”典型的中央一级金融单位落马干部。冯鹤年在证监会工作18年后辞职“下海”，2015年9月起担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同年12月起担任董事长。2022年6月初被带走调查，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　　对冯鹤年的处分通报措辞也颇为严厉，指出冯鹤年在职时积极谋划“出路”，离职后持续利用原职务身份价值大肆敛财；利用原职务身份影响干扰发行审核工作，贪婪无度，数额特别巨大。　　同样在发行审核领域大搞腐败的还有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原调研员朱毅。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他任中国证监会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通报指出，朱毅利用发行审核权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在职时提前筑巢，发审委委员任期届满后迅速离职。　　和冯鹤年类似，朱毅辞职后在券商担任要职。履历显示，从2018年8月开始，朱毅担任头部券商国泰君安投行总经理等职务，主要负责IPO、再融资等业务。2021年11月被查，2022年7月被开除党籍。　　“券商很喜欢从监管部门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有发审工作经历的。因为他们懂审核规则，熟知IPO审核重点，可以通过自身关系和审核层保持良好沟通。不过，这也为‘旋转门’留下隐患。因为只有企业成功上市，券商才能拿到完整费用，难免有券商动歪心思，希望通过这些辞职官员的关系，在发审委会议上对所保荐的企业予以关照，助其成功上市。”上述金融业资深从业者说。　　值得注意的是，冯鹤年、姜丽明被查时间背景一致，都是在2022年2月，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完成反馈后不久“落马”。当时，巡视组均提出，银保监会、证监会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　　从左至右：丛林，工银国际控股原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姜丽明，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黄曦，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张华宇，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银企“旋转门”式腐败　　姜丽明、冯鹤年曾经都是金融监管部门领导干部，怀揣权力余温“游走”商界。然而，由于银行业资金密集，业内还出现了“旋转门”的一种分支——银企“旋转门”。这类涉案人员曾经并不是公务员，未曾拥有行政监管权力，但依旧通过职位影响力大肆敛财。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案便是银企“旋转门”经典案例。　　黄曦曾在建行工作了32年。2018年7月，她辞去机构业务部总经理职务，一个月后，加入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22年5月11日，辞职近4年的黄曦被查，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　　处分通报称，黄曦在职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在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的典型。　　从银行系统转身到房地产企业任职的，不仅是黄曦。2023年6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茆君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辽宁省盘锦市监委监察调查。茆君才此前担任绿地集团执行总裁。　　茆君才曾先后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行长，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金融办主任，国家开发银行江苏分行行长，国家开发银行上海业务总部总裁兼上海分行行长。直到2017年，茆君才离开国开行，很快就加盟了绿地集团。2017年10月9日，绿地控股发布公告，茆君才正式获任执行副总裁。　　从相关通报表述来看，“提前筑巢”为离退休后“权力变现”做准备，是“旋转门”的重要表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文章曾披露一则真实案例，该涉案人员曾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某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某部室总经理，2016年3月尚未从银行正式离职时，其凭借多年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脉和影响，经人牵线搭桥联系上某集团董事长，并担任该集团拟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未成立）筹建组副组长，以便后续捞取利益。　　该涉案人员虽已离职，但仍利用自己原来的任职背景和影响力为不法商人疏通关系，获取紧缺的信贷资源，并从中谋取巨额利益。“银行内部制度虽较为严密，但现实中通过打招呼干预贷款发放的问题依然存在。”该案专案组有关人员介绍，有的干部碍于前领导威望或同事情面，顺水推舟协助办理业务，逾越制度红线。　　不过，也有银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风控比较严格，人走茶凉是常态，除非身居高位，否则没有那么大“能量”。更有可能是，在职时就开始与企业勾结，主要通过增信、贷款审批等相关业务进行利益输送，离职后再谋取巨额利益。　　例如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他曾任光大银行副行长达11年。2018年9月，张华宇辞去副行长职务。此后，他出任过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重庆信托党委书记、董事。2022年7月，张华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提到，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王立峰表示，政商“旋转门”腐败主要特征多样。有些官员提前筑巢，政商两界通吃；有的则是钱权交易分离，多为“期权式腐败”。　　此外，在金融领域，政商“旋转门”腐败潜伏周期长，监管环节容易脱节。姜丽明是辞职近6年后落马，冯鹤年是离开证监系统近7年后被查，朱毅、黄曦、张华宇都是辞职4年左右被查处 。　　“在领导干部任期之内容易监管，一旦弃政从商，随着身份的转换，纪检监察部门很难长线作战，监管就会滞后。”王立峰说。　　“旋转门”会破坏市场秩序　　“不同于西方政商‘旋转门’双向流动的特征，中国政商‘旋转门’基本上是一个单向度的流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起官员辞职转换身份，商人“旋转”进入政界很难。因为加入公务员系统，要么考试选拔，要么通过干部调动，但在我国不存在从非公部门向公共部门调任的制度空间。　　从落马通报来看，金融界政商“旋转门”不仅单向流动特征明显，而且频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旋转门”。这几年，随着金融领域成为反腐败的重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被深挖出来。另一个原因在于，金融领域的行业性特点以及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使得金融领域领导干部更容易实施“旋转门”腐败，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银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行业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从业人员多，需求多样，若想要牟利就能找到机会。同时，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类型丰富，数量庞大，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　　庄德水表示，政商“旋转门”问题之所以在金融领域这么突出，就在于行业内潜藏着太多的代理人。这些人不停转换身份，从而造成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金融政商‘旋转门’最突出的危害是，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贷款，给利率优惠，或者是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融，帮助其拿到贷款。还有帮助企业以非正当手段获取金融牌照，利用人脉和影响力获取内幕信息，通过交易获利等。此外，在保险、信用评级领域也会涉及。”上述业内人士说。　　黄曦曾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打拼了32年，历经公司业务部、集团客户部、投资银行部、机构业务部等多个重要部门。　　“黄曦资金领域人脉很深，很多企业抢着要。”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黄曦“告别”建行仅一个月后，就加入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19年1月，泰禾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福建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泰禾集团高管与建行系统渊源颇为深厚。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其森于1996年在福州创立泰禾集团，在此之前，黄其森曾在建行福建分行工作了8年。另一名高管泰禾集团副总裁林文华，此前曾任建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北支行行长。除了黄曦，黄其森和林文华也分别于2022年上半年被带走调查。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消息，黄曦涉嫌受贿罪一案，2023年1月，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黄曦利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资产管理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业务开展、人事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陈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商“旋转门”会让官员与企业之间有利益关联，导致公共政策失败。如果听任这种“门”继续旋转下去，会毒化公务员的为官心态，也会助长企业管理人才攀附权势的企图，毒化其成长环境。　　设立制度“防火墙”　　为了遏制政商“旋转门”腐败现象，200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商“旋转门”进一步规范界定，设置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三年权力“消磁期”。　　“设置‘消磁期’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政商‘旋转门’腐败，防止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谋利，离职或退休之后变现的‘期权式’的腐败。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双重身份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把钱权交易的不正当行为掩盖在合理的商业运行之下。而且，从保密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保护政府信息安全。”庄德水说。　　随着政商“旋转门”腐败风险日益加剧，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规范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件”），提出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此外，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中的任职（兼职）资格、任职年龄、报酬等方面作了严格限制。　　在资本市场上，“18号文件”引发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潮”。据不完全统计，规定公布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超250名独董主动辞职，涉及上市公司近300家。这些独董中不乏金融监管部门官员。例如，曾担任光大银行独董的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担任平安银行独董的原深圳银监局副局长刘南园。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叶青等人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与一般独董辞职相比，官员独董因“18号文件”辞职导致公司市值在公告日前后5天下跌超过2%。并且，随着官员级别提高，公司市值下跌愈加厉害。　　“这意味着市场不但清楚官员独董并非等闲，还能清晰地识别不同级别官员背后的‘能量’差异。”叶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研究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在监督、咨询方面有上佳表现，实际上更是要差于一般独董。因此，这些证据意味着官员独董的价值主要来自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资源获取和寻租功能，而不是更好地监督和咨询作用。　　“从市场反应来看，通过遏制政商‘旋转门’堵住寻租渠道应能起到一定作用，因此不失为在制度层面抑制官员腐败的可行之策。”叶青说。　　从2017年起，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再就业的规范性文件更加密集出台。当年，中组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要求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完善了离职后从业限制规定。将三年的权力“消磁期”范围在“原系领导成员”之外增加了“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专家表示，该举措可有效遏制利益输送，对防止政商“旋转门”腐败有着积极意义。　　不过，上述一系列规定范围限于党员以及公务员，对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无明确约束，政商“旋转门”仍然存在机会。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实施。监察对象除了公务员以及参公管理人员之外，还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5类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其中就包括了国有金融机构领导干部，金融界的政商“旋转门”空间进一步压缩。　　近两年来，中央多次重申不得利用职务影响谋利，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的腐败问题。2022年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政商“旋转门”等典型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在2023年1月举行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指出，深化整治金融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纠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问题。　　“中央明确要求整治‘旋转门’问题，说明这个问题会催生新型腐败，因其具有隐蔽性、潜伏性，正越来越引起重视。同时，中央正着力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而政商‘旋转门’腐败恰恰是重点，体现了综合施治、标本兼治的反腐败策略。”庄德水说。　　制度还需打补丁　　目前，针对金融领域“旋转门”极易引发腐败问题，不少金融单位也有了制度性安排。　　“前期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规定，从银保监会直接离职，肯定不能到过去监管对象机构或和这个行业密切联系的机构任职。还有保密过渡期、解密期的限制。”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原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　　银行也开始加大力度破除银企“旋转门”。例如，中国银行排查6510名离行人员离职去向，对涉及银企“旋转门”的干部，责令限期解除与相关企业聘任关系、终止中行与相关企业业务合作。　　然而，前述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在金融界依旧有很多人游离在监管之外，通过“旋转门”谋利。“现在有规定限制，不能到企业任职。但有些人会担任顾问，企业不给聘书，但会给任职顾问的薪酬。此外，也有人通过家人、利益关联人在企业谋求利益，这些查起来都很困难。”　　庄德水也表示，政商“旋转门”是一个难点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　　“政商‘旋转门’腐败行为反映出传统的监督模式不可能做到长期监督、全过程监督。因为监督成本过大，监督周期过长，监管信息滞后。一旦监管链条不连续，腐败分子就会钻漏洞，打擦边球。”王立峰说。　　王立峰进一步表示，现有党纪国法对这类新型腐败的惩治还存在着制度短板，有效防范“旋转门”的制度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既有规定只是突出了短期效应，但长周期的期权腐败仍无法有效监管。此外，既有监管技术和手段还有待提升，面对新型腐败的隐秘性、长期性，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科技手段。　　庄德水分析，目前对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缺乏有效信息掌握，对他们离职后从业行为缺少实质性的监管措施。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现实中，很多地方没有严格执行“18号文件”规定。这类人员离任后，去跟原单位打交道时，现在也没有规定他们需要向原单位提前报备。　　“现阶段规范政商‘旋转门’的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缺乏系统性、专门性法律规定。”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副教授李春花在《拆除政商“旋转门”，重塑公务员退出规制》一文中表示。　　李春花举例称，一些离职公务员虽然未在企业任职，但依然与企业之间保持着利益输送关系，例如企业就相关问题向其进行咨询等，这类问题并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另外，离职公务员违规后的惩罚措施也存在着较弱的操作性。涉及的惩治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互相推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陈天祥认为，这一规定明显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应采取适度从严的原则，尽快修改和完善对违法任职方面处罚的法律规定。　　多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商“旋转门”本身就是公务员利益冲突的体现。完善公务员利益冲突机制，是对其进行有效规治的重要手段。　　张磊认为，可以参考域外立法，引入预防性“旋转门”利益冲突罪，考虑刑法提前介入，将离职公职人员严重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其他党纪国法紧密衔接，从而形成对离职公职人员的长期威慑，从源头遏制“旋转门”腐败犯罪。　　此外，王立峰表示，有的腐败分子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数字支付替代现金交易逃避监管，有的通过影子公司、隐名股东等形式逃避审计监督。整治政商“旋转门”问题，要提升反腐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数据联通与整合过程中挖掘隐秘线索，进行全方位排查，以海量数据对比，找到问题线索。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政商‘旋转门’还会有新的变异形式，面对新型腐败现象，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王立峰说。...

中国经济复苏动力消减之际，中国财政部据报已经启动新一轮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摸底。随着市场对地方财政压力和政府融资平台违约风险愈发担忧，这或许是决策层未来进一步采取措施应对重大金融风险的最新迹象。一名知情人士称，此次从5月份开始的摸底工作由中国财政部牵头，目的是掌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全面、真实的情况，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后续举措。中国许多行政单位使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借款，支付无法从官方预算中支付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费用。这些公司由地方政府控制，但并不正式属于政府部门，其债务不会出现在官方财务报表中。目前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难以盈利，甚至无法筹集足够资金偿还贷款。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53名经济学家、资金经理和策略师普遍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最高的风险。这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新一轮摸底正值中国经济复苏动力消减之际。目前房地产行业未出现反弹迹象，中国商品的全球需求和国内消费正在减弱，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庞大债务和收入下降的限制。中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各级政府的正式债务总额达到37万亿元人民币。目前还没有隐性债务规模以及欠债方的官方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2月估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藏债务总额为66万亿元，较2019年的40万亿元迅速增长，显示地方政府为支持地方经济，在疫情期间加大了非公开借款和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