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发布于成武县人民政府（山东菏泽市），因养老金双轨制内容引发网民关注。山东省成武县政府官网发布的《成武县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最后一段落）2023年，我县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县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动能不断增强、活力不断迸发、势头不断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武实践迈出坚实步伐。一、综合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初步核算，2023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437354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60063万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584425万元，增长8.5%；第三产业增加值1492867万元，增长8.4％。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7.8:27.2:55.0调整为14.8:24.0:61.2，其中：第三产业占比提高6.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均生产总值42034元，比去年增加8320元。二、农业2023年，全县以加快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集群力，拓新路，着力稳定粮食生产、畜牧业发展。全县粮食作物面积 125.78万亩，增长0.11％；全年粮食总产量57.52万吨，增长1.75％。202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378129万元，不变价可比增长4.53%。表1：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林牧渔业平稳发展。森林抚育面积10950公顷。2023年生猪存栏数量14.47万头，同比减少21.0%。家禽存栏量742.15万只，同比增长1.6%。表2：主要畜产品和牲畜存栏情况农业发展基础增强。全年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35528吨，地膜覆盖面积423815亩。三、工业工业经济加压奋进。2023年全县工业完成增加值458788万元，可比增长7.5％。全年全县21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279.8亿元，同比增长17.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12.9%，实现营业收入278.4亿元，同比增长13.0%，分行业看，机电设备制造业累计产值41.05亿元，同比增长46.54%；农副产品加工业累计产值145.41亿元，同比增长13.59%；生物医药业累计产值27.44亿元，同比增长-6.19%。实现利润总额26.27亿元，同比增长176.89%。全县工业用电量85814 万千瓦时，增长1.9%。全县84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2.8%。四、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2023年，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长6.5%，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26.8%；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6.3%。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63个，较去年同期项目个数增加31个。其中：工业115个；民间124个；工业技改项目37个。房地产市场发展放缓。全县40家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面积52.3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8%。全县商品房施工面积390.2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5.6%。其中：新开工面积56.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89.6 %；房屋竣工面积16.3万平方米，增长218.5%。五、交通运输、邮电交通运输条件不断改善。截止2023年底，全县境内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达2769.2公里,其中：县道152.6公里，乡道252.8公里，村道2363.8公里。其中县道增加0公里，乡道增加0公里，村道增加7.8公里，公路密度280.29公里/百平方公里（以国土面积计算），46.54公里/万人（以人口计算）。邮递及电信业业务总量快速增长。2023年全县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3415.4万元，比上年增长24.5％。完成电信业务总量29971万元，比上年增长2.6％。年末拥有固定话机21120部，移动电话559658部;年末全县宽带用户193388户，比年初增加4116户。六、内外贸易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4.52亿元，同比增长12.0%。从销售额来看，全县限上批发业销售额38.33亿元，增长18.9%；零售业销售额11.25亿元，增长32.4%；住宿业营业额2268.4万元，增长59.1%；餐饮业营业额2.42亿元，增长59.7%。2023年全县实现进出口总额160217.4万元，同比增长 33.1％。其中：进口总额7911.8万元，同比增长21928.2%；出口总额152305.6万元，同比增长26.5%；当年实际利用外资2349万美元，同比增长-8.1%。七、个体、私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2023年，全县个体、私营经济单位达到63766 户，其中：个体业户49632户；私营企业14134户。注册资金达到626.41亿元，其中：个体业户85.23亿元；私营企业541.18亿元。上缴税金57183万元，占税收收入的34.23％，其中:个体业户上缴税金1616.0万元；私营企业上缴税金55567.0万元。八、财政、金融、保险财政收支保障有力。2023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收入166899万元，比去年增长9.0%。其中：增值税完成31493万元，增长-2.4%；企业所得税完成6031万元，增长-0.3%;个人所得税完成2119万元，增长-28.1%。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比重为69.1%。全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支出508091万元，比上年增长-11.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510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010万元，分别增长40.2%和4.0%。2019-2023年全县财政收支及增速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51.12亿元，比年初增加45.32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409.14亿元，比年初增加46.47亿元。年末各项贷款余额210.92亿元，比年初增加29.63亿元。保险业在困境中求发展。2023年，全县保险机构共实现保费收入6.1亿元，增长-25.9%。九、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提升。2023年，全县共拨付县级科研经费3152万元；累计为企业争取省企业研究开发补助资金约176万元，争取省“小升高”企业奖补52万元，争取省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专项资金65万元。2023年，指导各类经营主体申请注册商标858件，成功注册526件。指导企业和个人积极申报各类专利，共获得专利授权448件，其中发明专利49件，实用新型 339件，外观设计60件；指导22家企业通过山东省知识保护中心开通专利快速预审通道备案，通过快速通道申报35件发明专利，已有3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2023年，市级技术创新中心15个。市级重点实验室31个，其中：验收通过5个；筹建中26个。目前省级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各1个。全县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科研平台达到76个。其中，省级工程研究中心5个；市级工程研究中心13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51个。新增一企一技术中心达到27个；“瞪羚”企业达到5个；新增“专精特新”企业9个，达到29个；新增“小巨人”企业1个，达到4个。地震事业稳定发展。成武县现有省级地震观测台一个(编号37132)，内部安装有微震监测仪、强震监测仪，地震烈度仪等设备。市级地震观测站一个（编号37R05），内部设有二个水温和水位观测井、地应力测量仪、水准测量仪、数据与地震部门共享。目前各台站运行状况正常。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截至2023年末，全县拥有高中学校10所，其中公办高级中学4所，民办高级中学5所，民办完全中学1所；在校高中生20086人；中等职业学校3所，其中公办中等职业学校1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所，在校中职生5694人；初中学校34所，其中公办初中22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4所，民办初中1所，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7所；在校初中生33872人；小学（含教学点）133所，其中公办小学91所，公办教学点42个；在校小学生53005人；幼儿园138所，其中公办幼儿园67所，民办幼儿园71所（含普惠性民办幼儿园57所）；在校幼儿数16402人；特殊教育学校1所，在校生71人。2023年相继荣获“国家级节约型机关”、“全省中小学课外阅读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成功入选“山东省首批乡村教育振兴实验区”，且为全市唯一；承担山东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山东省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指标体系试点应用县等省级试点；取得市对县考核指标全市第二，省满意度调查全市第三，县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全县第四的良好成绩。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各文化场馆充分发挥优势，创新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500场次，完成送戏下乡610场。建成牡丹书房2处，配发图书2万余册。培训基层文艺骨干2000余人次，发放音响110台、广场舞服2100套。全市“5.18”博物馆日、文化自然遗产日、文博传拓技艺培训、文博系统职业技能大赛等相继在我县举办。成武古曲《斗鸡台怀古》音乐会成功演出。在“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中，我县在全国排名第31名，党集镇西刘海村（社区）被评为山东省第八届全民阅读“书香之村”。县博物馆被评为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获评“菏泽市科普教育基地”、“菏泽市首批儿童友好实践基地”。成武县图书馆晋升为国家一级馆。文亭湖食品、伯乐庄园食品、徐家满当食品3家非遗手造企业入选菏泽市第二批非遗工坊名单。申报的山东省第六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人全部获批，省级非遗传承人发展到9人。报请县政府批准公布成武县第三批非遗项目22项，县级非遗项目名录达到170项。大台历史文化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科技馆）主体工程已完工。2023年10月，成武文旅局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被授予“菏泽市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彰显了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力量。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全年开展各类内容丰富的体育赛事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24场，农村（社区）运动会43场，带动近3万人次参与，形成“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的群众体育特色；为镇（街）捐赠体育健身设施41套，硬化体育健身场地300平方米；举办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4场，培训人员220余名；超额完成102名青少年游泳技能培训任务；普查体育场地15.5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6平方米。我县现有体育彩票站点33家，2023年体育彩票共销售6404万元，同比增长27.46%。其中，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771万元，同比增长25.89%；电彩主要玩法竞彩销售4515万同比增长36.11%。广播电视融媒体全面提升。成武县融媒体中心2023年采写编发时政类、社会类新闻3628篇；坚持攻大稿、上头条，在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13、光明日报等多家央级媒体发稿438篇，其中新华社平台发稿突破62篇；突出“走在前、开新局”重大主题宣传，在山东新闻联播发稿57篇；精心策划生产原创短视频1382条，其中“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村有好戏”系列短视频100余条，总阅读量达760万。全平台阅读量10万+新闻作品1140篇，100万+爆款作品320篇，1000万+大流量作品9篇；累计开展各类直播活动198场次，观看人数达383.5万人次；开通便民服务项目140余项，平台服务数据总量达489.7万。截至目前，今日成武客户端下载量达29.6万，用户覆盖率达49.8%。十、卫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底，全县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400个（含县疾控中心1处，县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1处，三级医疗机构1处，二级医疗机构6处，一级医疗机构24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67处），拥有病床床位3656张，拥有各类卫生技术人员6168人，其中：执业医师及执业助理医师1524人；注册护士1990人。十一、城市建设、安全生产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2023年建城区面积增至19.82平方公里，城市道路长度193.89公里，道路面积397.49万平方米，排水管道长度267.30公里，生活垃圾清运量5.1万吨，生活垃圾处理率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建城区绿化覆盖率39.27%、绿地率34.2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1.23平方米。2023年发生安全事故5起，死亡2人。十二、人口、民生和社会保障2023年末全县常住人口57.67万人，城镇人口29.38万人城镇化率为50.95%。居民生活质量稳步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849元，增长7.0%，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00元，增长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80元，增长6.4%。2019-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2019-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践行公共财政理念，切实提升民生福祉水平。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用于民生领域资金为38.1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02%，较2022年减少7.62亿元。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支出10.75亿元。二是提供可靠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亿元。三是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卫生健康支出3.08亿元。四是加大棚户区、农村危房改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住房保障支出1.28亿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支持农业农村加快发展，全年农林水支出10.5亿元，同比增长5.31%。社会福利事业全面提升。全县共保障农村低保对象10328户14063人，共发放农村低保金7157.5万元；城市低保对象257户369人，共发放城市低保金246.4万元；共保障特困供养人员3224人，发放救助资金3457万元；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5590人，共发放救助资金1122.29元。残疾人重度护理补贴11855人，共发放救助资金1914.74元。保障经济困难老年人共计6638人，发放资金733.33万元。临时救助4875人次，发放救助资金416.77万元。孤儿61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85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43人，重点困境儿童233人，共发放资金990.99万元；全县共建有养老机构22处，共有养老床位4164余张，其中失能半失能养老床位3426张。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1个。城乡居民医保待遇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2023年度共参保58.46万人，全县基金账户筹集额46353.42万元，账户支出46391.74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023年度共参保4.6万人，全县基金账户筹集额20426万元，账户支出18147万元。医疗救助专项资金全年共救助特困人员（五保户、孤儿等）、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户等政策规定的帮扶对象累计84170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金2311.49万元。同时对我县特困人员参加居民医保给予全额资助，对即时帮扶人员、低保人员和低保边缘家庭成员按不低于30%的参保补助标准进行补贴，通过镇财政专户发放，全年共补贴17760人，补贴资金273.6万元。集采工作开展以来，已落地执行国家集采9批、省集采3批共732种药品，集采药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疾病、精神类疾病、慢性病等特殊疾病用药，以及重大疾病用药。2023年全县公立医疗机构网采直接结算药品到货金额6874.24万元。公共就业工作高效推进。2023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5295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463人。全年共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0次，服务用人单位800家次，提供各类就业岗位2000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000余人，进行“直播带岗”2期，4万人在线观看。2023年全县成功引进博士2人，留学回国人员12人。我县开展自主评价的工作，各企业考核颁发技能等级证书4342人次，其中技师7人，高级技师6人，高级3109人，初中级1220人。社会保障能力稳步提高。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失地农民待遇领取人员7484人，基金支出1969.13万元；失业人员937人次，发放失业金146.31万元，为808名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34.01万元；发放工伤待遇2469.90万元。实现全县居民养老扶贫代缴11020人；确保重度残疾人提前5年享受待遇；2023年我县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到个人账户金额3.8亿元。2023年共发放企业稳岗返还补贴26家，共计128.43万元，稳定就业岗位4047个；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127人，共计21.55万元；发放一次性扩岗补贴10家，惠及26人，共计3.9万元。注：（1）本文所列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指标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2）本文所列各项数字为年报数或初步测算数，正式数据请以《成武统计年鉴》为准。...

9月初，上海市民李女士在前往营业厅办理通信套餐调整业务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查询了自己名下的拥有的手机号码。这一查把她吓了一跳，她名下竟然有多达33个手机号。除去三大运营商的5个手机号外，剩余28个均为形形色色的虚拟运营商手机号。“162”“170”“171”……对这些号码开头的虚拟运营商手机号（下简称“虚拟号”），大众并不陌生，它们在手机上出现时，往往代表着有教育、医疗、房产销售等各类骚扰电话甚至是诈骗电话打进来了。7月底，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曾报道过新出现的“AI外呼骚扰电话”，调查发现，虚拟号也成为AI外呼的主要工具。虚拟运营商拨来的骚扰电话，为啥会越来越多？这些拨打骚扰电话的机构，为何会有用不完的虚拟号？他们又是如何能绕开实名认证的限制呢？“App充场”200元一天招兼职查询结果显示，李女士名下的28张虚拟运营商手机卡，分别是“迪信通通信4张、天音移动3张、乐语通信5张、北纬蜂巢2张、国美极信3张、长江时代通信5张、丰信移动4张、长城移动2张”。她回忆，她6月份曾参加过一次名“App充场”的兼职，“应该就是那次兼职时，个人信息被人使用办出来的。”△查询结果显示，李女士名下有28张虚拟运营商手机卡。什么是“App充场”？循着李女士的线索，记者也加上了几名劳务中介的微信，他们会通过朋友圈发布各种“打零工”兼职信息，而“App充场”几乎是常驻项目。9月10日一早，劳务中介虞某发布了当天的“App充场”兼职信息，声称只要下载抖音、京东等知名App冲量即可，“工作简单轻松，有空调包午餐”，报酬是200元一天。记者支付押金报名后，被通知9月11日一早8时30分，在8号线沈杜公路站1号口集合。△9月10日一早，劳务中介虞某发布了当天的“App充场”兼职信息，声称只要下载抖音、京东等知名App冲量即可，“工作简单轻松，有空调包午餐”。9月11日一早，记者按约抵达沈杜公路站1号口。致电虞某提供的联系人后，记者来到一侧的“沈杜公路枢纽站”大字下方。联系人是名白衣男子，他正不断打电话，确认报名人员是否来了。“每天都会有10多人的”，报名的人陆续赶来，他们看起来都是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近9时，14名人员齐了，白衣男子招呼大家跟着走，随后将所有人带至一旁的“程文商务中心”A座2楼227室。△在沈杜公路站1号口集合完成后，所有人被带至“程文商务中心”A座2楼227室。227室外面没有任何标牌，推开玻璃门是一个大房间，连着几个小房间。大房间摆着一张大会议桌和大量的椅子，靠近门侧摆着的白板上面用记号笔写有“App推广工作室”字样。记者数了下，算上带路的白衣男子，这个工作室共有员工6人，其中一名手臂纹龙的男子被称为“老板”。白衣男收取了大家的身份证一一登记后，老板这才告诉大家，当天除了需要配合下载App并完成注册外，还要使用自带的银行卡为公众号完成实名认证，以及每人要开通30余张虚拟号。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老板含糊其词地说，这些虚拟号没有实体，只是“工作室拿来刷流量的”，“就像大家打网约车时平台使用的那种号码一样”。听老板讲完后，3人表示担忧主动退出，剩下的11人组建了微信群，并按要求一一在群里发布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名下微信号数量等等信息。△227室外面没有任何标牌，推开玻璃门是一个大房间，连着几个小房间。大房间摆着一张大会议桌和大量的椅子，靠近门侧摆着的白板上面用记号笔写有“App推广工作室”字样。△图为写有“App推广工作室”的白板。几名员工分为3组，分头开展“业务”。记者先被叫到一侧小屋，配合2人完成一款名为“闽政通”的App的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操作全程在对方手机上完成，记者不仅提供了注册验证码，还被拍下了身份证、半身照，以及在对方手机上完成了人脸认证。随后，记者被要求用自己的手机下载不需要实名认证的“交易猫”“快手”等10多个App，并一一完成注册。△记者先被叫到一侧小屋，配合2人完成一款名为“闽政通”的App的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图为“工作室”的1人拍下了记者的半身照、身份证正反面，用于实名认证“闽政通”。这边一结束，记者又被叫到另一侧的房间，3人正在负责虚拟号的“开通”，这实则是当天“兼职”的核心内容。记者看了一遍，这才明白：所谓的开通虚拟号，实则是利用记者的个人信息为对方手中持有的一个个虚拟运营商手机号完成实名认证。对方登录虚拟运营商的小程序输入手机号后，再上传记者的身份证照片、完成人脸识别后，即完成了该号码的实名认证。操作同样是在对方的手机上完成，究竟认证的是哪家运营商的哪个号码，对方并不会告知。△“工作室”的工作人员正在使用兼职者的身份证照片为虚拟运营商手机号完成实名认证。△其手机备忘录内存有大量待认证的虚拟运营商手机号。实名后的虚拟号被用来做什么？可见，所谓的兼职招工，实际上是为了套取并利用他人的个人信息，其实质就是“个人信息买卖”。而参加兼职的人员，仅仅获得200元的报酬，就将个人身份证、人脸、银行卡等全套信息出卖，给他人用来注册App、认证公众号，并开通大量的虚拟手机号。11个人每人都要完成30多个手机号的实名认证，老板称预计要当天下午6时才能“完工”。记者摸清套路后便借故离开，对方很是警觉，先是要求记者当面退群，并删除聊天记录。记者照办后，对方又提出要检查记者手机相册，核查是否拍下了照片。记者拒绝，僵持中记者拨打“110”报警求助后，才得以顺利离开。使用应聘兼职者的个人信息实名后的虚拟号，真如“老板”所称，是“没有实体，只是工作室拿来刷流量的”的吗？记者在淘宝等购物平台搜索“虚拟运营商手机号”后发现，在售的虚拟号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名为“注册卡”，这类卡没有月租费用，但仅能收发“106”号码打头的验证类短信，不具备正常的电话和短信功能。淘宝店主们介绍，这类卡通常被一些工作室买去“养号用”，即用于注册出大量的各类平台账号；另一类卡则是“电销专用卡”，即拥有正常功能的手机卡。由于虚拟运营商资费低，对于日通话、短信数量不设限制，因此正常功能的手机卡通常会被用来“电销”，实际就是大家常接到的骚扰电话、骚扰短信。但不管哪类卡，都是“确有其号”的实实在在的手机卡，买来后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后才能激活使用。△图为淘宝等购物平台在售的“虚拟运营商手机号”。参加兼职者的个人信息显然正是帮助这些卡完成了认证激活。激活的究竟是哪类卡？记者从李女士的28个虚拟号中，随机挑选了长城移动和迪信通通信两家虚拟运营商，请她通过运营商的公众号“名下号码”功能查出了具体的号码。属于长城移动的，是2个“170”打头的手机号，号码归属地显示为辽宁沈阳。致电长城移动“10043”服务热线询问得知，这两个手机号正是上述的“注册卡”，即只能用来收发平台的验证短信注册账号使用。公众号页面显示，两张卡已因为“用户管控”的原因于7月25日被停机。何为“用户管控”？长城移动客服称需要向售卡的代理商询问才能得知，但从两张卡内均有几毛钱余额来看，并非是因为欠费而停机。记者查询网络后得知，运营商“管控停机”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手机使用行为异常、身份信息验证问题”等等。△属于长城移动的，是2个“170”打头的手机号。属于迪信通通信的，则是4个“162”打头的手机号，号码归属地则显示为河南驻马店。记者致电迪信通通信，客服告诉记者，这4个手机号均为今年6月4日实名认证激活，和李女士参加兼职的日期相符。进一步查询得知，4个手机号开通的是正常的套餐，即作为正常的手机号来使用，“短信0.1元每条，通话0.12元每分钟”。认证激活后，这4个手机号一直正常在网，且目前号码内均有不少余额。以号码“16287948050”为例，仅6月份就产生短信资费152.4元，7月份则产生短信资费153.4元……即1个号码每个月发送短信均在1500条以上，平均每天要发出30余条。△属于迪信通通信的，则是4个“162”打头的手机号。个人信息买卖是“黑灰产”的起点从消费行为来看，这些卡被实名认证激活后，正用于注册大量平台账号，或大量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但注册了哪些平台的账号、所发出短信的内容、所拨出通话的细节，从运营商处无法得知。事实上，这些行为特征，正符合一些灰黑产的操作方式。记者从一名虚拟运营商手机号销售者处得知，购买他人信息用于实名认证激活虚拟号的，往往是一些“黑灰产工作室”。以上述“注册卡”为例，“黑灰产工作室”购买了用他人个人信息认证激活的“注册卡”后，随后注册出海量的平台账号。这些平台账往往再次交易后，会被用于充当水军“刷量引流”，为一些“大号”进行内容上的分发宣传、评论造势，从而吸引更多网友关注。如此前外地警方曾破获一起相关案件，成都某某文化传媒公司通过购买的数万个平台账号，为自己开展的“算命”业务引流。该公司利用买来的账号进行大肆宣传，鼓吹“算命”可以预测运气，吸引引导受害人购买所谓的“大师”开光后的佛珠、手链等改变运势，从而骗取受害人钱财。此外，此前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曾曝光过的“网约车代叫”等灰色产业，其背后也与大量使用虚拟运营商手机号注册出的平台账号有关。至于功能齐全的正常电话卡，则激活后多被用于“外呼电销”，即拨打骚扰电话。记者此前在采访“AI外呼”时，曾联系了沈阳的一家外呼平台，其业务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外呼系统，在外呼方式一栏里可以选择手机号、固话等不同形式。据对方介绍，如果选择手机号，基本都是使用虚拟运营商的手机号进行外拨。据称，他们的外呼系统备有号码池，里面存有大量的虚拟运营商手机号，供外呼时随机选用。不排除，这些虚拟运营商手机号也存在被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发送诈骗短信的可能。△虚拟运营商手机号已成骚扰电话的主要来源，图为记者收到的部分骚扰电话。这就不难理解，“黑灰产工作室”为何要购买他人的身份证信息来认证激活虚拟运营商手机号：一方面固然与这些工作室需要的手机号数量巨大，需要使用他人的身份信息来绕过运营商对于实名认证的限制；另一方面，与这些手机号多被用于“黑灰产”，使用他人身份信息可以使相关操作主体隐藏于幕后，避免监管追根溯源。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投诉显示，申城以招聘兼职为名从事个人信息买卖的工作室有多个。据记者多方了解得知，这些工作室为他人认证激活1个手机号，通常就能获得十元至数十元不等的报酬，获利颇丰。要从源头上打击各类黑灰产，需要相关部门对这类以贩卖个人信息为生的工作室予以严厉的打击，斩断黑灰产获取个人信息的源头。△“App充场”几乎是各大劳务中介发布的兼职中的常驻项目，且从地址来看，申城有着大量所谓的“工作室”。同时，虚拟运营商手机号一旦被用来从事非法犯罪活动，绑定的手机号机主也会牵涉其中。这就提醒来沪求职者擦亮眼睛，在求职时切莫贪小便宜，不能为了仅仅一两百元就出卖了个人的全套信息。...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下调 SK 海力士评级；韩国一直在审查银行和对冲基金的活动。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出售SK海力士股份有限公司（SK Hynix Inc.）股票的命令，此前该行的研究分析师下调了对该股的建议，这是韩国加强对全球银行和对冲基金审查的又一迹象。韩国金融监督院发言人表示，韩国金融监督院已要求摩根士丹利首尔提交文件，以检查这家美国公司是否遵守了 9 月 15 日研究报告的相关规定，该报告下调了韩国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股票评级。该发言人表示，韩国资本市场法禁止市场分析发布者在24小时内交易其分析的金融产品，以防止基于非公开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9 月 13 日，摩根士丹利首尔分行下达了约 101 万股的卖单，比前一天多出约三倍。两天后，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将 SK 海力士的评级从增持下调至减持，并将该行的目标价从 26 万韩元下调至 12 万韩元，称“内存状况开始恶化”，投资者应考虑“转向三星的优质产品和价值导向型终端市场”。由于韩国股市因中秋假期休市，SK 海力士股票在 9 月 13 日收盘至 9 月 19 日开市期间没有交易。这家芯片制造商的股票在恢复交易时盘中下跌超过 11%，收盘下跌 6.1%。在外国券商发布评级报告后，韩国芯片股通常会出现波动。摩根士丹利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韩国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该市场监管机构工作的李成福 (Sungbok Lee)表示，金融监督院的举措并不罕见。“如果国内证券公司或银行也这么做，金融监督院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金融机构有责任查明事实，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近几个月来，韩国的跨国银行和对冲基金活动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当局加大力度打击裸卖空行为——即在未先借入股票的情况下出售股票的行为——这种行为在韩国 1.8 万亿美元的股市上属于非法行为。当局还努力对股票操纵和其他不公平交易施加更严厉的处罚。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如果调查表明摩根士丹利可能违反了其义务，金融监督院将展开更广泛的调查。韩联社还报道称，韩国交易所已开始对摩根士丹利的账户进行分析，以查明其在 SK 海力士股票交易中可能存在的任何违规行为。SK 海力士一直是投资者的宠儿，该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与 AI 加速器配合使用的高带宽内存芯片的主要供应商。然而，随着三星电子在提高 HBM 产量方面取得进展，外国投资者对该股的购买量最近有所减少。除了基础性的央行数字法币外，全球数字币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空气币！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财经贝EHZ，九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财经贝EHZ，价值型驱动！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的；财经贝EH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贝EH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贝EH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中文版–财经贝EHZ白皮书（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ehz.pdfEHZ White Paper (Detailed Description):https://www.cjz.vip/uploads/enehz.pdf财经贝EHZ官方客服：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邮箱：cjzvipze@gmail.com ehz@cjz.vip...

近日，张蔷（化名）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服务湃”反映，她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多个招“卵妹”的广告，“太明目张胆了”。张蔷在深圳做主播工作，之前加入了一些“主播通告群”，看到群里经常有人发这类“招聘广告”后，她决定曝光。在张蔷与“招聘中介”的对话中，对方称在正规医院取卵，价格和身高、体重、颜值、学历等因素挂钩，如果应聘者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的价格。还有的“中介”称，年满18岁即可报名。目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被明令禁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行为。记者和一名“招聘中介”的对话，该“招聘中介”会以这些信息综合给出价格。有律师称，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此外，生殖科专家表示，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后续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而促排卵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等，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长得漂亮”可出价5万9月8日，张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在的多个“模特通告”“主播通告”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多条招聘“卵妹”的广告。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截图显示，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大量招全国志愿者（长期有效）仙女们来”的广告。招聘要求为：“要求女生成年就可，身高150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限专业，根据身高学历综合给价，时间：8-10天2-10w/结束立结，仙女18-28岁无不良嗜好，不用交任何费用绝对靠谱，中介和男士勿扰！”该招聘广告附有微信号。“我很好奇很气愤，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张蔷称，她加过招聘广告上的微信号，以想做“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手术在广州一家医院进行，安全可靠，很多人都在做，会根据“卵妹”的外貌、身高及学历综合评估给出价格。张蔷提供的和对方的聊天内容显示，对方称她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左右的价格。澎湃新闻记者以咨询“卖卵兼职”为由，添加了上述招聘广告留下的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账号的昵称是“爱心”，头像是一名卡通护士。对方表示，要提供身高、体重、学历、年龄及5张自拍照，1张全身照，甚至还要统计供卵者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通过张蔷提供的另外一则招聘“卵妹”的广告，澎湃新闻记者加上了一名“中介”的微信。记者以应聘“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除了需要提供身高体重颜值，学历还要告知是“几本/统考/艺考/函授”。对方称满18岁即可报名，同时要告知目前的职业状态，是学生还是工作或待业。这名“中介”的朋友圈也多次发布带女孩在门诊抽血检查的画面。在今年7月13日的一则朋友圈推送中，该“中介”发布的“沉浸式取卵”视频中，有3名疑似医务人员在操作手术台。“取卵”完成后，有“助手”把“卵泡液”放在一台机器前，并称“要把卵泡液里的卵子尽快找出来”。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显示，其带“卵妹”去门诊。 截屏图“中介”称在别墅里取卵因为自知游走在“灰色地带”，对于在哪里取卵，“中介”们讳莫如深：“我们跟医院一样，高端诊所”“正规医院，我们不存在小诊所”“都是正规医院，正规有资质的私立医院”。其中一名“中介”给澎湃新闻记者发来了私立医院的环境视频。“我们做的（得）很大，不是在租的公寓里，我们是在别墅里，但是我们里面的设施跟三甲医院没有区别......”尽管话术模棱两可，但为打消“卵妹”的顾虑，“中介”们信誓旦旦。据张蔷介绍，其中一名“招聘中介”所指的医院是“香港静雅医疗”，位于广州市。张蔷曾把和“招聘中介”的对话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有自称是该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账号私信她，否认该医院有“取卵”行为，称系被冒充。前述“中介”微信号的朋友圈今年5月28日发布了一则“招聘专业护士”的内容，要求“全国出差，人要老实，年龄35岁以内.......”在今年5月21日，其发布朋友圈称：“小姐姐来我们成都的分公司安排启动，快来顺利赚米。”“最近外面各种风声雨声~好乱？都与我们无关！安全靠谱，选择我们就对了......谢谢所有第一次报名和第二次第三次报名的姐妹~必须暴富。”这则朋友圈附有多张从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机票信息。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 截屏图在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担心后，“招聘中介”安慰称，这些卵子会捐给不孕不育的家庭。9月12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称，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邢鑫介绍，《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邢鑫认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相关技术的医疗价值、立法及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存在如何具体实施刑事治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进行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就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此类招聘广告一事，9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腾讯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未获有效回复。专家称可能影响健康生育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中医主任医师刘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正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坚决禁止买卖卵子、代孕这类违法活动。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到自己以后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还有促排卵的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刘颖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工作了将近20年，遇到很多卵巢功能下降和试管取不到卵的患者，也接触到很多因不孕不育症而痛苦的家庭。有些家庭实在没有生育能力，又不符合福利院收养孩子的条件。“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她认为，国家一方面严抓非法代孕卖卵，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允许更人性化的举措，例如合法的卵子捐赠。为合法的卵子捐赠，相关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9月份，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88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为《答复》）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及时建立公益性捐卵制度暨人类卵子库的建议》予以答复。《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委托相关单位围绕卵子捐赠的必要性、科学性、安全性和可行性，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专家从技术、管理、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研究论证。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秉承有利于赠卵者和受卵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严防商业化等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卵子冷冻技术发展，做好非商业化赠卵可行性分析，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审慎推进临床应用，以适应技术发展和群众需要。推动非法采供卵入刑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非法取卵行为，相关部门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多部门联合严厉整治。2003年颁布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明确规定：“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并对赠卵的适应证和基本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有委员提出《关于禁止地下“商业买卖卵子”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教育部、公安部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答复称，在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卖卵和代孕等不法行为方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1〕323号），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有委员提出《关于建议完善立法治理非法违规取卵乱象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有限，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入刑表述。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对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努力推动从刑事法律层面将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入刑。答复还称，2013年以来，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政法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强化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卫健委表示，下一步，该委将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殖健康合法权益。...

最近几年，餐饮行业创业者激增，快进快出现象愈加明显，由此催生出了一批新的职业和赛道。比如餐饮二手设备回收商，也就是大家热议的“餐饮收尸人”。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另一个正在悄然兴起的行业。一批专门帮助餐饮人转店、寻店的中间人或平台，他们为餐饮商家提供门店评估、咨询、经纪等服务，促成转接双方达成交易，从而挣得相应的推广费、佣金。为方便叙述，我们暂且将这类中间人或平台称之为“餐饮转店人”。近期，我们也与几位餐饮转店人聊了聊，从他们的视角中，看到了更多餐饮创业者的梦碎。面对艰难的2024年，转店人有着直观且深刻的感受。“以前大部分餐饮店起码还能活2~3年，现在可能经营几个月就往外转了！”“很多倒下的餐饮店在挂出转租/转让信息后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多都无人接手。”“以前好地段的门店，不愁转，但现在转让费对半砍，甚至不要钱可能都不一定能转出去。”“说到底都是因为不挣钱，所以才会急着往外转手，不想再耗下去了。”……一、1天接手10多家，餐饮店陷入转让潮在重庆专门从事转店、找店业务的微姐，从业已有10余年，其所在的公司会提供各类线下商铺门店的转让服务，这两年业务重心则开始转向餐饮业。“以前接手的大都是美容院、养生馆、便利店，但现在转手更多的则是餐饮店。”△图片来源：红餐网摄如其所说，现在很多餐饮店的租期还未到，就会因为经营不下去而开始着急往外转手。这个时候，打着“覆盖更多精准找店客户，快速转出门店，及时止损”名号的转店人出现，无疑就成了这些转让餐饮店的希望。餐饮转店人的生意模式就是帮助餐饮店家把店铺转让出去，并收取一定的推广费和佣金。看起来，似乎与常见的房产中介业务模式相似，但个中也有不同。餐饮转店人的收入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推广费，即帮助商家实现更多精准曝光的营销费用。倘若门店需要持续且更广范围内曝光，那推广费用自然也就水涨船高。阿华今年3月刚入职广州一家转店平台，他在跟红餐网交谈时就表示，自己公司通常会收取1个月的租金作为佣金，前期推广费则根据推广力度不同，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微姐的朋友圈也晒出了不少签约的转让店铺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转让推广费少则3000元，多则高达30000元。倒闭的餐饮店变多，转让需求自然会大幅增加，转店人的业务也就多了起来。阿华每天都会分享一些餐饮店铺的转让信息，有时候一天甚至会发出10多家门店的转让信息。不少人看到这一行有赚头，也纷纷加入到了转店人的行列。在广州从事转店、寻店业务的老吴告诉红餐网，近两年开始转型做餐饮转店人的不少，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转店博主，与转店人依靠数据，在网络、社群上推广门店信息不同，转店博主们主要利用自身的粉丝流量推介，促成店铺的转让。而微姐的同事中，也有原本是开餐馆的，通过微姐的公司成功转出餐饮店后，便跨行做起了转店业务，从前客户一转身变成了同事。二、普遍撑不过1年，大量餐饮小白正加速出清转出门店增多的同时，餐饮店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短，如今能经营超过1年，都变得很难。△图片来源：红餐网摄阿华直言，在广州海珠区的核心商圈“客村”附近，人流量较大，各类餐饮店林立，但这里的餐饮店更新换代也很快，没有几家能做得久的。“即便是8月的暑期旺季，一条街上，也陆陆续续有店铺关门，有卖酸菜鱼的，也有开奶茶店的，还有做炸串的，都在往外转，很多还都是今年年初才开出的门店。”微姐也表示，自己以前经手的餐饮店大都是经营了2年以上的，但现在很多门店没撑过1年，就急着挂牌转让了。在其看来，很多餐饮老板开店时一头热，真正开始经营后就没了耐心。“大家还是低估了干餐饮的难度，真正入局后，面对大环境的低迷，商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残酷的价格战……很多人的创业热情会被快速浇灭，故而选择退出。”不过，行业挤出效应加剧背后，也有一些周期性的原因。老吴发现，去年不少跨行进入餐饮业的小白，今年都在忙着转店。今年3月，老吴接了一家奶茶店的转让，店主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去年毕业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想着自己开店，后来在父母的帮助下投资20万元加盟了一个奶茶品牌。开业几个月以来，每天收入最多的时候也就几百块，苦苦撑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决定把门店转让出去。老吴服务的客户中，还有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出来干餐饮的，也算是有点家底的中产阶级。只不过因为这两年公司所在的环境不好，所以就毅然辞职，开起了餐饮店，但最终也没能撑过半年。聊起这些餐饮店的转让，老吴感慨：“很多人自以为高学历、有见识，开餐饮店那就是降维打击，但实际开店后，就发现外卖规则、毛利纯利等都没搞明白。而且市场就这么大，去年又涌入了大量餐饮创业者，那今年必然就会清出一批。”企查查数据也显示，2023年我国餐饮相关企业注册量超410万家，是近十年来新增餐饮相关企业数量最多的一年，同比2022年，亦有大幅增长。三、模式重、成本高是“硬伤”，中大型餐饮店、加盟店的危险系数更高这行干久了，餐饮转店人也摸索出了一套规律，比如相比起夫妻店，一些加盟店转让的频率会更高。老吴分享了自己曾接待过的几个客户，有人加盟了某奶茶品牌，投入40万，经营了2个月就撑不下去了。还有加盟螺蛳粉店的，前前后后也就开了8个月左右，就往外转了。“比起夫妻店、小店，开餐饮加盟店的投入较大，光加盟费可能就要十几万，乃至几十万。较高的成本投入，如果换不来明显的利润增长，很多人就会在心里打了退堂鼓。”老吴说道。阿华经手的店铺，也有不少加盟店。其中，又属小吃、奶茶加盟店的转出最为多见。有加盟了某炸串品牌的店老板跟阿华抱怨称，自己当初之所以会选择加盟，一是看中了品牌自带的人气光环，另外也是觉得品牌店相对稀缺。但现在这些餐饮品牌都在疯狂开放加盟，部分品牌的区域保护政策也放松了，导致门店要面对的同行对手越来越多。更甚者，可能是和自己“同出一家”，挂着同样招牌的加盟店。如此下来，品牌方能带给加盟店的品牌效应就会减弱。真正是应了那句：“品牌方在前方一路狂奔，欢呼着规模的扩大，加盟商在大后方可能是‘跑细了腿’。”一些新手还容易掉进快招公司的坑。如老吴所说，有些人直到经营不下去了要转让门店时，才发现自己加盟的是快招品牌。“很多人一开始可能就是刷短视频看到某个项目很火，就盲目投入了。但实际上开店后，运作起来，就发现和品牌当初承诺的差距很大，等到他们想把整店再转让给别人时，才发现自己加盟的品牌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甚至有些可能就是专门割韭菜的快招公司。”老吴说道。微姐则发现，近两年，模式重、成本高的中大型餐饮店更容易倒闭，也很难转让出去。如微姐所说，自己今年接手的转让门店里，茶楼/茶馆、火锅店的转出是最多的两类。茶楼之所以难长久，主要就在于投资、模式较重，且顾客对茶楼的消费是选择性消费，不具备刚需。火锅店也有类似的通病。“火锅店的模型也比较重，动辄100平米起步，成本高，经营起来的压力会很大。现在在重庆，转出最多的就是火锅店了，包括一些开在社区，房租成本压力相对较低的火锅店也开始往外转了，说白了都是因为收入包不住成本。”企查查数据也显示，2023年年末时，火锅相关存量企业有超41万家。但截至今年8月底，火锅相关存量企业仅有约40万家。这意味着，今年以来，更多火锅店选择了离场。四、去年加价抢铺、今年0元转让，餐饮创业进入“冷静观察期”在“开一天，亏一天”的重压之下，一批餐饮人开始选择转店离场。但如今想要将店面成功转出已非易事，餐饮店的转让周期也在被不断拉长。微姐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寻租的人不少，但大家都不再急着出手了。“以前好店不等人，那些好地段的门店，可遇不可求。如果是真心实意要干餐饮的，基本上看过门店，当天就能敲定下来。偶尔还会遇上，多个寻租方看上同一个铺面的情况，这个时候转出方就可能会临时加价，来决定最后将店面转给谁。”但现在却是另一番境遇。以微姐公司今年接手的一家快餐店为例，临街，而且还是大型社区底商，客流量有保证。门店面积60多平，租金一个月6000元。放在过去绝对是抢手的商铺。而现在，放出转让信息后，问询的人不少，但很多人问过就没了下文。微姐也有带一些有意向的租客去现场看了该店。但看完后，有些人会嫌店面太大，也有些人觉得门店太旧，还有嫌租金高的，落到最后都是一句：“再看看吧！”如同房地产行业的“买涨不买跌”规律，如今的餐饮创业者，面对大量转出的店铺，普遍会再观望，这也进一步增加了餐饮店转让出去的难度。“之前如果有5~10个看店客户，基本上就能成交，但现在一家店平均要对接30个以上的客户，最后才有可能成交。”微姐说道。△图片来源：红餐网摄老吴也表示：“现在大部分餐饮店转让都需要‘等’，至少2~3个月，才有可能转让出去。”寻租方反复观望的同时，还会对门店的转让费、租金等反复盘算。“以前那一套靠‘不断开店转店赚转让费’的做法早已行不通了。现在不少人选店，会首选租金、转让费更低的门店。”老吴以广州地区的餐饮店转让为例介绍，不同地段、不同面积、不同装修的门店转让费会有差别，但转让费超过10万元的，就很少有人问津了。阿华曾经手过一家近40平的快餐店，位于广州某大型社区的临街路口，人流量不错，一开始转出方提出要12万元的转让费，一直没人接手，等了几个月实在耗不下去了，直接将转让费砍半，最后才转让出去。阿华也表示，现在在广州客村，很多餐饮店为了能快速转出，甚至会愿意“0元转让”。面对转让费不断压低，转出方往往就会选择“空转”的方式，将店内的设施设备及货品等卖给其它买家或二手设备回收商，获取额外收益，以此降低损失。像微姐接手的火锅店和茶楼，店老板在决定转出门店时，通常都会先联系一些二手设备回收商，将店内的桌椅、设备等转卖给二手设备商，以此来填补低转让费的损失。这也正是餐饮收尸人这门行当能兴起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餐饮老板即便转出了门店，但心里还是会多有不甘。在老吴接待的客户里，就有不少人转出门店时态度很坚决，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回过头来找到转店人，想再承租一个新的店面继续干餐饮。“尤其是那些干了很多年餐饮的人，除了餐饮，他们已经不知道能干什么了。”...

根据Wind数据，截至9月18日16时，新“国九条”以来涉及短线交易的上市公司已达近百家。短线交易相关上市公司数量居高不下，源于上市公司信披透明度的加强和监管力度的加大。根据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总结，隐蔽手段包括五大类。隐蔽手段1：借力可转债。可转债具有灵活性、低波动性以及与正股间存在的套利机会，成为短线交易频繁使用的手段。隐蔽手段2：在股权协议转让、认购增发股份、限制性股票买卖等过程中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短线交易。隐蔽手段3：紧跟上市公司具体事件，掌握一手信息，并早于市场反应下手。隐蔽手段4：根据市场情绪因素对股价产生的干扰情况，寻找标的价格低点，后待市场平复高点卖出。隐蔽手段5：寻找不同市场、品种价差，利用短期交易对冲，从而进行套利。当前针对短线交易的惩处分为两类，轻者收益上缴公司，公开致歉；重者则被立案调查。仅8月以来，即有包括欧圣电气、荣信文化、逸豪新材、ST摩登、森麒麟、传智教育、海兰信、芭田股份等在内的20余家上市公司发布短线交易相关公告并公开致歉。甬金股份、汇宇制药-W等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则因短线交易被立案调查。...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已经拖累经济增长。图为上海一处在建设中的楼房。（法新社）中国官方据报正在考虑大幅放宽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购房限制，允许它们取消对非当地户籍居民的购房限令，以提振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受访专家认为，此举意味着楼市政策仍有进一步放宽的可能，但取消特大城市购房限制的实际效果相对有限。彭博社星期五（9月20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监管机构正研讨方案，允许京沪等特大城市放宽针对非当地户籍居民的购房限制。多个较小的城市已经取消这一限制。知情人士也称，政府可能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为居民购买二套房减少首付、降低二套房抵押贷款利率铺平道路。知情人士强调，这些方案仍得获高层领导人的批准，而且可能会有更改。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已经拖累经济增长。国际投行高盛、花旗集团本周已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4.7%，低于中国政府年初设定的5%左右增长目标。虽然中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提振楼市的措施，鼓励房地产去库存，但由于市场信心不足，买家普遍选择观望，行业危机未见缓解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8月份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总体略有扩大。今年以来，成都、杭州、西安等一线城市全面取消楼市限购措施，但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在为楼市部分松绑的同时，仍基本保留对非当地户籍居民的限制，除非他们已经缴纳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中国1950年代开始实行限制人口流动、尤其是限制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制度，不同户籍在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权益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籍所附的权益更多，对外来人口也更具吸引力。而一些城市基于户籍的房屋限购令，被外界认为是控制房价的核心措施之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京沪等特大城市有进一步放宽限购的可能，但全面取消限购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还是进一步放开在当地工作、有缴纳社保的人士的购房资格。严跃进指出，类似政策的实际效果比较有限，“因为现在并不是买房资格的问题，而是买房资金的问题”。另一方面，据《北京日报》星期五报道，中共北京市委近日发布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这份实施意见也提出适时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交易规则，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严跃进认为，这意味着住房和土地政策正出现积极的调整，其他一线城市后续肯定会积极跟进。...

中国投行反腐和投行乱象整顿，将为整个资本市场、股市、经济、企业、科技和创新带来良性的新气象！中国优质项目获得不了投资，而垃圾项目、利益输送和投行腐败却大行其道，是导致中国整个经济、股市、科技、创新以及各行业出现严重问题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中国发展。整顿投行腐败和投行乱象，刻不容缓！据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在反腐行动中拘留投行人员并没收护照。而中国正在对其8700名“投行保荐代表人”（各券商的保荐代表人，简称保代）施加更大压力。其中一名曾在海通证券公司负责交易的投行人员大约两周前逃离中国并在海外被捕，随后被遣返回国，这一事件被官方媒体广泛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海通证券和其他国有券商最近要求其许多“投行人员”上交护照，所有商务和个人旅行计划需要批准。知情人士称，一些员工被告知，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募股和其他融资活动，投行人员随时可能被传唤接受问话。知情人士补充说，这些券商已经收紧了海外旅行的审批，并告知员工，如果想辞职也需要获得批准。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那些获准出差的员工必须与同事一起出行，预先批准的行程以外的活动将受到限制。海通证券和其他券商，公司将扣留护照这一要求扩展到低级别员工和初级职员的情况并不常见。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8 月底，海通证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副总经理蒋成军被捕。自2021 年最高层将目光投向金融业腐败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努力整顿该国规模达 66 万亿美元（约470万亿人民币）的金融业。调查已导致中国券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众多违法违规的金融人士被拘留和逮捕。对金融犯罪的最严厉惩罚包括对一些机构前高管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去年，以暗箱操作、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著称的“明星投行人员”包凡被捕。包凡一直在协助当局进行调查。海通证券在 9 月 5 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除了海通证券前员工蒋先生外，中国当局最近还拘留了申万宏源集团承销及保荐部原副总经理王兆平。据当地媒体 8 月中旬报道，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王晨正在协助一项未指明的调查。截至 9 月初，中国共有 8700 多名“投行保荐代表人”，分布在 147 家券商。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资本市场活动，包括 IPO 和增发股票。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证券公司总收入为 2033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下降 9%。保荐代表人被视为资本市场的“守门人”，自从中国去年从监管审批制转向注册制IPO后，他们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上市的公司必须指定合格的银行或承销商作为其上市的保荐人。今年，受经济低迷影响，新股上市数量大幅下降，数百家公司取消了IPO计划。今年迄今，中国企业在境内上市共筹资 764 亿元人民币，较 2022 年的峰值下降 88%。中国最近对违规的“投行人员”的处罚越来越多。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初，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已对91 名保荐代表人处分。相比之下，2023 年全年和上一年分别有 88 人和 86 人。...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

近年来，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社会公众对此反映强烈。9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王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统计法修正草案二审稿拟加强对领导干部统计工作的考核管理，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方面作出针对性完善。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旗下“统计微讯”公号公布国家统计局2023年专项统计督察组直接点名陕西和贵州：陕西省有的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尚未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极端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防治统计造假的思想共识尚未完全形成；贵州省有的地区对统计造假问题严重性及其背后深层次原因认识不到位，违规干预统计工作问题仍有发生。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就统计造假经常发布相关的“点名”通报；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二次审议再度作出针对性完善，再次反应出一个客观事实：统计造假这个顽疾，依然有待“根治”。为何统计独立这么难？从常识推断，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统计数据上动手脚，以制造“数字繁荣”的可能性和危害性，的确都更需要提高警惕。早在去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就表示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确保统计数据真实性；并强调，对个别地区还存在统计造假的现象，将做到“零容忍”“露头就打”。之所以要对统计造假“零容忍”，是因为它对应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众所周知，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一旦失真失实，就将连累到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造假之风盛行，也是对于政府公信力的直接伤害。这些年，不少统计数据一公布，就往往因为与个人的真实体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背离而遭遇群嘲，这实际暴露出统计的公信力已经遭遇危机。而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决策，要取信于民，获得社会认同，也就更难了。如此，就很容易导向一个系统性的恶性循环，个中风险和代价，不可不察。当然，关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危害性，从历史上看，我们早就有过沉重的教训。典型如发生于上世纪的“大跃进”浮夸风。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提高统计的真实性？答案并不复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这方面，其实已有不少政策的应和。比如，《“十四五”时期统计现代化改革规划》中就强调，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理念，坚持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此外，在统计机构设置上，目前除了各级地方统计机构，国家统计局还成立了实行垂直管理的统计局各级调查队。但从现状看，统计的“独立性”显然还是比较脆弱。比如，国统局去年年底对贵州的反馈中就提到，违规干预统计工作问题仍有发生；在前年公布的河北省部分地方统计违法案件中也有相似的细节：有关部门授意、指使、强令统计调查对象或者其他机构、人员编造虚假统计资料。违规干预、授意、指使、强令……这些“小动作”得以发生，形象地道出了现实中统计部门所面临的尴尬：远未获得可以抗拒外力干扰的独立性。原因当然大家也都懂。因为统计部门在人财物上都无法独立于地方，自然也就很难真正实现“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所以，近些年就有人建议，可将统计部门归入到人大，以摆脱对地方的“依赖”。除此之外，进一步优化统计部门的定位，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就曾提到，现行统计制度安排上，统计部门不仅负责统计和公布各种数据，同时还肩负着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等职能。于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统计部门也容易产生造假动机，让数据为观点服务，甚至为论证自己当初预测的准确性而不惜调整统计数据。因此，他的建议是，要提高统计部门的公信力，就必须首先将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职能从统计部门剥离出去，以便使统计部门能够专注于统计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准确度。这种定位上的优化空间，还体现在，即便由国家统计局垂直管理的统计局各级调查队的职责中，也包括接受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开展统计调查，提供统计数据处理服务。一言以蔽之，统计部门要真正确保相当的独立性，在机构设置和角色定位的优化上，都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统计造假的动机有哪些？有效压缩统计造假，除了要赋予统计部门更“超然”的地位，还应直面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动机问题。关于这一点，之前一度被称为GDP造假重灾区的辽宁省，相关主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表述，颇有现实针对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也就是说，统计造假与长期以来的官员考核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里面的“数字”一般就是指经济数据，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窄化为GDP增速。这套考核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各地发展经济的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看作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大的秘密。这里所指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主要其实就是GDP的竞争。应该说，以GDP增速为主要指挥棒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实对于激发地方政府拼经济的动力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度侧重于对GDP增速的考核，也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干预统计造假的动力。这不仅是因为“数字出官”，更是因为这种造假有着极强的惯性，要摆脱它很难。因为若“前任“造假在先，“后任”要想刺破造假泡沫不但需要勇气，甚至要承担增速放缓的“风险”。所以，多数情况下，统计造假损害的，并不只是一个地方某一时段的数据真实性，而很可能是形成“绑架”，将地方带入长时间的“虚假繁荣”。当然，在普遍存在的增速竞赛中，一个地方造假，还可能带动更多地方不得不跟风造假，最终成为一种“上瘾”的不正之风。这是在看待地方政府统计造假动机上，必须要正视的复杂性。近年来，虽然淡化“唯GDP”考核，不以GDP论英雄，成为一种主基调。但依然不可高估现实的改变效果。一来，政府统计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不同的门类，如经济、人口等；又有不同的领域，如工业、农业等，大的门类行业下面又涉及各类不同的细分指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在不同的统计情境下，又会衍生出不同的造假动机。比如，有的要求企业虚报产值，有的虚增财政收入，有的则又故意“瞒报”、“漏报”。所以，面对这种复杂性，仅仅是弱化GDP考核，依然不足以完全打消地方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动力。二来，要真正弱化对某一个指标的过度重视，以淡化造假动机，则需要建立更多元的、平衡的考核机制。比如，民生改善、法治水平、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到底如何科学地进入官员考核体系？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这些考核指标再度被数据造假所“污染”，可能还得从引入更多的考核主体入手。比如，民意评价对官员的升迁能够有多大真实效力？可见，这里面涉及一系列的政绩考核体系的优化调整，绝非一日之功可完成。统计造假的追责力度逐渐升级任何一个行为的发生，背后都对应着“成本”的算计。虽然说关于统计造假，相关部门多次强调要“零容忍”，社会舆论对此也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但一个很“尴尬”的真相是，现实中统计造假者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成本，远没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近几年，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中经常会出现诸如“政绩观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不正确履行职责，脱离实际制定并强行要求完成经济指标任务，致使统计数据造假，造成不良影响”等表述。但是，完全因为统计造假而被追责的，依然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有的地方即便查出来统计造假现象，后续追责也可能“烂尾”。如2019年，国家统计局通报，“河北三县被曝统计造假，超一年逾期仍未追责”；此次贵州方面也被指存在“一些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责任人责任追究不及时、处分处理’宽松软’，统计造假’一票否决制’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还得注意，即便是那些追责案例，也很少上升到法律责任，而多止步于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由此可见，统计造假被追责的严肃程度与造假本身的巨大危害性，明显是不匹配的。遏制统计造假，还有必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长期以来，主流话语中谈到统计，一般都默认是统计部门的专利。包括我们的政府决策也主要是采取统计部门的数据，或者说，统计部门的数据才具有“权威性”。但实际上，在大数据运用如此普及，以及经济社会活动愈发复杂的今天，仅仅是依靠统计部门的统计调查数据，无疑增加了失真的风险。因为缺乏必要的多元参照样本和竞争机制，也就等于少了一份横向的监督，抬高了统计造假的甄别难度。同时，也容易放大单一统计主体的局限性。所以，给予民间统计调查活动更大的成长空间，并在决策时引入更多的第三方统计样本，有其必要性。针对地方的统计造假现象，早在2019年10月国家统计局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出，统计工作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对统计弄虚作假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责任。这在当时被视为统计造假追责力度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2024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统计法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其中就涉及了调查数据相关方面的修改。在提审的议案中，不仅提出新发展理念的数据统计，还要求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转化与运用；加强统计信息共享，县级以上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政府统计效能、消除统计调查重复交叉和减少统计调查对象多头填报负担等。针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的责任方面，在前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王翔介绍，修正草案作出了新的修改：不仅增加了“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责任范围”等规定，还规定“不得明示、暗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或者统计调查对象填报虚假数据”，“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针对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情况失察的行为将加大处罚力度，并增加兜底性规定，确保全面追究各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法律责任。希望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的二次审议修订，能够扭转地方的统计造假之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公共政策和决策的制订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