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洋渔船上谋生，要适应特殊的生存法则。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这份声称一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兴，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介绍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颀拯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颀拯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3月11日，山东荣成市一艘远洋渔船在公海发生杀人案，船长遇害。4月8日，遇害船长家属告诉澎湃新闻，目前涉事船只已经回国返港靠岸，嫌疑人被警方抓获。该案也引发了公众对远洋渔船上船员生活状态的关注。离开陆地：未知与隔绝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兴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需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兴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兴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颀拯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三次体检，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颀拯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六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幡，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渔船出发前的仪式。本文图片均为 李颀拯 摄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十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晕船是第一道难关。李颀拯连吃了两颗晕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晕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兴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振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兴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兴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颀拯每两三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卫星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三十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颀拯说。后来阿兴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与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兴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两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三个月，阿兴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两年或三年，在海上作业五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兴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一万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一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儿，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一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一年了，再熬个一年也没什么。船员在处理渔获。机械的工作，单调的日常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获，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兴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六人一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两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两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五六平方米，四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仓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二十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两三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兴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兴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钓获的鱿鱼。阿兴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兴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兴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兴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兴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十二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捕鱼。人与海，鱼和浪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十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一百多米，上面挂着十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六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颀拯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舱。在零下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兴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兴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他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兴的头发越来越长，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兴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李颀拯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兴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摇晃。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风浪中的船。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兴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质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舷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兴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十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砸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七八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船员在风浪中。生存法则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兴和阿环、李颀拯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颀拯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小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兴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三四十年。阿兴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一句话，阿兴也很知足。李颀拯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颀拯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在海上30天时，李颀拯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颀拯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两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颀拯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颀拯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颀拯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中国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般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互相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均为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钓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兴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兴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两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有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两三个船员离开了。李颀拯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颀拯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颀拯，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其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杀鱼，有人在清理渔获。突然，杀鱼的船员举刀朝对面的同伴捅过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船员。“能上山，莫下海”“能上山，莫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颀拯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颀拯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四个月，他又登上29号远洋渔船，这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缘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每天夕阳西下时，庄军习惯于在船边静静望着中国的方向。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四五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两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鱿鱼渔船。两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一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兴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兴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便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七八个月后，阿兴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十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兴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兴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异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兴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海鸟飞过海面。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兴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兴的头发长得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晕船，回来的时候是晕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兴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兴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等。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颀拯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颀拯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四十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李颀拯在船上三十天的变化。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在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颀拯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颀拯打了个寒战。出海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兴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兴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去年结了婚，今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夕阳下，船员们停下手上的活计，站在船头。...

说起亲子鉴定，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家庭伦理剧中那些石破天惊的狗血剧情，而亲子鉴定这一行的从业者，也常常被冠以“绿帽鉴定师”、“家庭破坏师”、“人性检测员”等称号。来自某中部省份十八线小城的阿黄今年35岁，是一家亲子鉴定中心的负责人。由于阿黄所在的机构是方圆百里内唯一一家有资质做亲子鉴定的机构，从业近十年，阿黄每天目睹伦理闹剧，看遍了婚姻和亲情中的阴暗角落，见识了千姿百态的县城秘辛。阿黄说，一次亲子鉴定的价格在800至1200元不等，几乎占本地人均月收入的一半，“每个推门进来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能走到这一步的人，往往经过了深思熟虑”。人们为何而来，拿到残酷结果后又如何离开？以下是阿黄从业多年的亲历故事。一、一份特别的工作很多人以为司法鉴定机构是公家的，实际上，司法鉴定机构是一种社会机构，只要经过司法行政部门核准，具备了司法鉴定资格，就可以开展业务。因此，有的司法鉴定机构隶属于医院、科研单位、高校，也有的机构是我们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我在中部省份的一座十八线小城生活，大学学的是生物分子专业，毕业后回到老家，成了一家民营医院检测中心的推广负责人，收入勉强糊口。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我兼职代理了这家司法鉴定机构在本市的业务。我所在的小城，主城区大概十多万人，其余地方都属于县城。小地方比不上大城市，一个月的业务量两只手能数得过来。我们的业务一般分为三类，司法亲子鉴定、隐私亲子鉴定和胚胎亲子鉴定（又称“产前亲子鉴定”），前两类占了业务量的大头。来做司法亲子鉴定的人，大多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们省不支持婚姻异地登记，前几年因为疫情，有些常驻本县的夫妻无法回户籍地登记结婚，于是先举办了婚礼，然后怀孕生子，等到要给孩子落户时，再来补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司法亲子鉴定的采血过程，全程需要录像 | 图源受访者不过，业务量更大的还是隐私亲子鉴定。我曾接到过的最奇葩的需求，是客户问我做不做私家侦探，给了我孩子的照片和信息，想让我不经意地拔孩子一根头发，验证是否有亲子关系，搞得我哭笑不得。真实生活中的亲子鉴定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戏剧化，其实过程很简单，委托人无需到场，将检测样本邮寄到我们鉴定中心即可，常规样本是血迹、口腔拭子、毛囊发等，如果采集不到这类样本，也可以拿牙刷、指甲、男性精斑、流产物、经血等特殊样本代替。亲子鉴定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对比亲代和子代DNA样本的相似性，来确定亲子关系。整个过程主要分为这几个步骤：处理样本、提取DNA、进行PCR扩增和基因测序、出具报告，一般需要一周时间，正常价格是800元，加急会更贵一些，之前有客户为了隔天就拿到结果，付了3000元。用于亲子鉴定的血迹样本 | 图源受访者小地方想要打开市场，主要靠口口相传，前几年我还经常发朋友圈宣传，现在基本不怎么发，也有人通过朋友介绍找上门来。前几天和上海某同行聊天，我发现对方有很多女性客户，而我的客户以男性为主，大多是80后、90后。要说这群客户有什么明显特点，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矿工家庭。我们这儿属于产煤带，矿工下井时间固定，且打连班（指连续班次的工作）的多，很多人长期不在家，时间久了，另一半就容易发展婚外情。发展婚外情的不止是女方，男方也不少——长期在生死一线混饭吃，或许早就看透了活着的本质，一上地面就想尽情享受，找女人、花钱挥霍。小地方都是熟人社会，等到孩子长大了，无论长得像不像父母，别人都会在背后议论。尤其是我们这里有给孩子过满月、过周岁、过三岁生日的习俗，大聚会上，难免有人对孩子的外貌评评点点。若是找不到一点像爸爸的证据，便会有人开口安慰，“还是和妈妈亲，长得像妈妈”。一两个人这么说倒还好，说的人多了，当父亲的慢慢就能听出其中意味，心态也就渐渐崩了，一心只想来我们这里求个答案。正如网上说“没有人能笑着从男朋友的手机里走出来”，我这里也很少有男人能笑着走出去，知道结果后，他们面临着严重的婚姻危机，直接离婚的占多数，因此也有人把这一行称为“婚姻粉碎机”。二、婚姻粉碎机从业这些年，我见识了太多狗血的故事。每一个推开这扇门走进来的客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在亲子鉴定报告面前，人性的复杂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曾接待过这样一个客户，对方几乎称得上是“十好男人”——结婚时给了女方十几万彩礼，房子写着妻子的名，事事顺着妻子的心；老丈人和丈母娘都是农村的，没有退休金，老丈人的腿还残疾了，全靠这个女婿照顾，带去省城看病。两口子感情很好，上奉父母，下慈子女，家庭和睦。这个客户告诉我，他从来不看妻子的手机，直到有一天妻子洗澡时，手机落在茶几上，上面跳出了一条陌生男士的消息，“回去了没有？”妻子洗完澡出来，他随口问了句对方是谁，妻子谎称是同事，他也没有多想。过了几天，他半夜失眠，看到妻子的手机又亮了，那边问她，“你还生我气呢？”他突然意识到，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他立即把妻子叫醒，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妻子这才交待，前男友回来了，这几天出去见了面。妻子声泪俱下地认错，保证不会再联系了。但是丈夫心中却埋下了疑团：孩子明明是怀孕8个月出生的，为什么他去问医生早产儿要不要住保温箱时，医生却说不用，孩子是足月？仔细回想结婚后的种种异样，他决定来我这里做亲子鉴定。得知孩子确实不是自己的，他整个人脸色煞白，在座位上愣了好久，才喃喃说起自己对妻子有多么好。当时他向我求助，说“你这种情况见得多，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得看你自己的考虑，孩子是无辜的，且一天比一天大，一口一个“爸”，叫得你冰山也该融化了，做决定得慎重。没几天，他问我有没有离婚律师的微信。显然，他还是过不了自己内心这一关——再好的男人也难以接受枕边人的背叛。县城街景| 图源受访者也有客户死活不愿意相信鉴定结果，问我是不是弄错了，基因变异了？我掰开了揉碎了给他科普，说绝对不可能错，他痛苦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还有一个客户也让我印象很深，他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带着孩子来找我们做亲子鉴定。他有两个孩子，一开始本来只给老大做，刚采完样出门没五分钟，又立马折了回来，说给老二也做一个吧，又交了一份钱。一个礼拜后，我拿到结果时都震惊了，两个孩子，一个10来岁，一个七八岁，都不是他的！我都不知道这通电话该怎么打，一通电话结束，这个家庭就被毁了。我很忐忑地按出号码，问客户方不方便说话。对方一听这语气，知道大概率是出事了，足足沉默了十来秒才说，“等会儿给你打过去”。隔着电话线，我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想来也定是心如刀绞，面色如土。没几天，他也向我咨询了和离婚相关的事宜。我经历的这么多案例中，知道孩子并非亲生后，几乎没有男人愿意做“接盘侠”。见得多了，我也大概知道了这种情况下的离婚流程，除非女方能举证，怀孕期间告知过男方孩子不是他的，否则男方有权追回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赠与、婚礼花销以及怀孕生子等抚养费。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男方只是要回彩礼，抚养费就不提了。我也接待过女性客户，但属于极少数的案例，多是风月场所的从业者。我记得有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来做胚胎亲子鉴定，打扮得浓妆艳抹，非常成熟，来我办公室坐了不到十分钟，整个房间已经充斥着她的香水味。她属于孕早期，要抽静脉血给孩子找爹，估计是要打胎钱。做产前亲子鉴定需要签订协议| 图源受访者第一天，她带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来留样，结果不是。隔了几天，她又带了一个年轻男孩来留样，那男孩一看就是个毛头小子，估计也才20岁出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结果依然不是。第三次，她带了一个中年男人，那男人高大魁梧，面容黢黑，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生怕别人认出他来，明显有家室。我给他取血时，他的手掌上全是厚厚的老茧，针很难扎进去，一看就是常年在工地干活的包工头。他在我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双唇紧闭，全程就说了两句话“好了没”、“能走了吧”。测试结果出来，孩子就是他的，女孩终于松了口气，理直气壮地找男人要钱。见多了这种事情，很难说男人和女人谁会在道德上更胜一筹。你若问我还相不相信人性和爱情，我也说不好。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经验解释世界。我想我的感悟就是那句话：看过了残酷，才能意识到真情的可贵。三、亲子鉴定的现实意义当然，亲子鉴定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分辨渣男渣女，还有许多现实作用，比如处理遗产纠纷、办理移民签证、寻亲打拐、解决抚养权纠纷等等。我曾接到过本地公安局的电话，让我给一个20多岁的孩子做亲子鉴定。这孩子十几年前被拐卖到西南山区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没找到买家，后来在孤儿院长大。贵州警方查到，这孩子出生时留的基因样本在我们当地，希望让我们帮忙，看看能否在基因库找到他的家人，让失散多年的一家人团聚。也有人是为了经济原因，来找我们做亲子鉴定。有一个客户移民国外多年，孩子是中意混血，拿着外籍护照。孩子放暑假时，这个客户专门带孩子回来，做他和他儿子以及他父亲的三代人检测，因为客户的老父亲住在农村，户口本只剩下老父亲一人，若是老父亲去世，名下的宅基地和耕地都要被收归集体。为了继承家业，客户决定让自己的儿子落户回老家，和我说“想让娃娃认祖归宗当中国人”。由于亲子鉴定报告的用途很广，这几年，一些行业乱象我也有所耳闻。比如网上有新闻曝出，有人会钻空子，利用亲子鉴定报告给非法代孕的孩子上户口；甚至还有司法鉴定机构伙同医院伪造鉴定结果，公然买卖婴幼儿。对于这种行为，我深恶痛绝，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绝对不会这么做。做亲子鉴定也需要坚守职业原则 | 图源受访者很多人对我们这行有偏见，认为亲子鉴定的存在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和谐。但我不赞同，人的道德难道是有了亲子鉴定技术后才崩坏的吗？在我们村，若想评价一个人不好，有一句流传了几十年的老话，叫做“也不知道是谁大（爹）养下的”，本意是想追溯子不教，父之过，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当年村里男女关系的混乱——我们村的麻将馆有个老手叫二班，50来岁，明面上看着是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同村陌生人，我姑私下开玩笑却让我叫他“叔”，因为他长得和我已故的大爷爷（爷爷的哥哥）一模一样，肯定是我大爷爷的孩子。活到了这个岁数，已经看透了人性，不需要任何鉴定，真相究竟如何，人人心里都有一面明镜。...

中国重庆星期五（4月11日）凌晨出现数千次雷电，多家医院在这段期间接诊多名雷暴哮喘患者，有医院短短四小时接诊了310名患者。综合中国上游新闻和中央广播电台总台旗下的“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报道，4月11日凌晨开始，重庆多地迎来雷雨。截至11日早上6时，重庆当天雷电活动次数超过6000次。当地多家医院急诊科在11日凌晨开始接诊的雷暴哮喘患者均有上百位。重庆市中医院急诊ICU（加护病房）南桥寺院部主任罗真春指出，从凌晨1时到4时这三个小时，该院急诊科接诊了120多名因为雷暴天气导致呼吸道疾病急性发作的病人，该院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应急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患者治疗，保障前来求诊的患者都能及时救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则在短短四小时，共接诊了310名雷暴哮喘患者，但这些雷暴哮喘患者全部转危为安，大部分患者已离院，仅少量患者留院观察。罗真春介绍，雷暴哮喘是因为雷暴天气导致空气强对流，会让空气当中粉尘、花粉等悬浮物浓度短时间急剧增加，人吸入后会导致相应气道的高反应，出现呼吸道不适。罗真春提醒，当出现雷暴天气时，有哮喘、慢性气管炎等基础疾病的人，可以使用家里平时使用的气雾剂来缓解症状。如果是出现了比较轻的过敏症状的人群，则可以口服抗过敏的药物，但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就要及时到家附近的医院急诊就医。...

东旭集团的造假之路，走到了尽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对东旭集团证券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据查，东旭集团及其旗下上市公司，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业绩造假累计数百亿元，并以此募集资金、发行债券超百亿元。东旭集团的掌门人是李兆廷。李兆廷曾以235亿元财富成为石家庄首富，巅峰时期手握东旭光电、东旭蓝天、嘉麟杰等三家上市公司实控权。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东旭集团注册的一批关联公司，常年出现在集团及两家上市公司东旭蓝天（000040.SZ）及东旭光电（000413.SZ）的不同业务板块中。有时候，这些壳公司是东旭集团环保建材业务的供应商或大客户，有时候，同一家壳公司又会成为东旭光电玻璃基板业务的最大供应商，同一时间，这些壳公司又从大客户，摇身一变成为东旭蓝天收购光伏电站的交易方。而东旭集团及其掌控的上市公司，可能利用这些关联的壳公司充当销售业务的上下游，以“左手倒右手”的模式推高虚假业绩。而在客户或供应商中出现隐秘关联方的情况，最早在2012年就已出现。除了业绩造假，东旭集团更通过预付账款等方式，侵占了上市公司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合计169.59亿元，更以财务公司存款名义挪用超过100亿元资金。清流工作室发现，除了此类资金外流，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蓝天，还曾收购外部公司及光伏电站、代偿股东借款，此类交易累计流出资金也达数亿元。这些交易，被包装为东旭蓝天与第三方公司的公平交易，实则交易对方均为东旭集团的关联方。随着东旭集团造假及侵占资金的罪行被揭露，其公司及高管已被罚处。然而，被侵占的百亿元规模资金仍未获得归还，追踪东旭集团的资金流向，将是监管的下一个工作要点。“左手倒右手”推高业绩？经河北监管局调查，2015至2019年期间，东旭集团虚增收入累计478.25亿元，虚增利润累计130.01亿元，虚增货币资金447.9亿元（最高）；上市公司东旭光电虚增收入累计167.6亿元，虚增利润累计56.27亿元。在监管介入后，东旭集团、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承认了部分关联方，这些隐秘的关联方多年来出现在东旭系的供应商、客户名单中，暗中推高东旭系的业绩，并助其从A股市场、债券市场获得巨额融资。清流工作室发现，早在2015年以前，东旭集团的上下游就出现隐秘的关联方，或常年进行“左手倒右手”的游戏。2013至2015年，东旭集团以环保建材销售为主要业务，其第一大客户、第二大客户分别是北京晟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晟源”）和北京熠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熠彩照明”）。这两家大客户，是东旭系明显的关联方。工商信息显示，北京晟源、熠彩照明2014年及2015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监管介入后，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蓝天曾在2024年承认，熠彩照明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之一。2014年，这两家关联客户贡献的销售额高达29亿元，占据东旭集团全年营业收入的半壁江山。到2015年，两家客户贡献的销售额仍然逼近29亿元，占据全年营业收入的三成。更诡异的是，东旭集团的供应商也是其控制的关联方。2015年，东旭集团向3家供应商北京曼尼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曼尼奇”）、宁波皓元凯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皓元”）及天津卧盈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卧盈涵”），总计预支付材料、设备采购款高达31.6亿元。上述三家供应商，都曾在2015年与前述客户北京晟源申报了同一个企业电话。2024年，东旭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也公开承认，北京曼尼奇是控股股东东旭集团的关联人。这意味着，在2015年，东旭集团向三家关联供应商支付了31.6亿元的货款，又同时从两家关联客户获得了近29亿元的销售订单。如果这些所谓的交易并无商业实质，其虚增的营业收入或达29亿元。东旭集团另一块重要的业务，是“装备及技术服务、玻璃基板生产销售”，由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经营。然而，带着“高科技”光环的玻璃基板销售业务，其交易链条似乎与环保建材销售业务并无二致，其供应商及客户中均出现东旭系的关联公司。由于东旭光电一直隐藏其客户及供应商名单，最早能追溯到其交易名单的时间为2012年，彼时恰逢东旭集团收购东旭光电控股股东满一年。这一年，东旭光电的前五大客户清一色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这些公司总计贡献了6亿元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77%。比如，第一大客户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河南国有资本运营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后者的控股股东为东旭集团创始人李兆廷。第二大客户东旭（营口）光电显示有限公司，则由东旭集团和五矿（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等合资设立。而在这一年，东旭光电的上游也出现东旭系的“老熟人”北京曼尼奇，其作为第三大供应商向东旭光电供货3600万元。这是否意味着，东旭光电所谓高增长的玻璃基板业务，也是通过关联方充当上下游实现的？到了2016年，“装备及技术服务、玻璃基板生产销售”销售额大幅增长，逐渐成为东旭集团的主营业务。在此业务加持下，东旭集团的年收入从2015年未足百亿，到2016年超200亿规模，到2017年涨至380亿，2018年营业收入更突破500亿。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正是凭着这几年的业绩，成功获得了巨额融资。据监管查明，依靠虚假的业绩，东旭光电于2017年违法募集资金75.65亿元，东旭集团于2018年违法募集资金35亿元。“一鱼多吃”掏空上市公司除了业绩造假获得巨额融资，东旭集团还通过各种手段从两家上市公司挪走了百亿级别的资金。根据东旭光电披露，其曾于2018年至2019年，向东旭集团关联公司北京曼尼奇预付了高达34.57亿元的采购款，委托其代采玻璃基板等生产所需的设备。而这只是东旭光电与关联供应商交易的冰山一角，据东旭光电此后披露，其以采购设备、支付工程设备款等名义，总计向不同的关联供应商支付了95.95亿元。这些公司最终并未交付任何设备，甚至部分悄然注销，最终被认定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至今未能追讨。东旭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东旭蓝天，几乎套用了同样的模式。其声称从事光伏产业，年营业收入达七八十亿元，但也从未披露供应商及客户名单。据其披露，东旭蓝天也是向东旭集团大量的关联公司采购光伏设备支付预付款，其又声称从事EPC工程，又向大量关联公司支付巨额工程款，合计无法收回金额高达75.27亿元。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除了大额预付款流向大股东关联方，还有部分资金，是以股权收购的形式流向关联方。2020年6月，东旭蓝天子公司东旭蓝天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厚德义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厚德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6亿元收购鼎晖恒业集团有限公司23.84 %的股份，后者是一家年利润亏损的公司。这家收到6亿元巨额资金的北京厚德义公司，也是东旭集团的关联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在2016年申报的企业电话与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东旭系公司相同，后者更直接由李兆廷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9年，东旭蓝天又曾向东旭集团关联方熠彩照明，收购一家光伏发电企业张北熠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到了2022年，因发电量大幅下降，东旭蓝天对其计提商誉减值0.34亿元。此外，东旭系还在收购部分电站后，以代偿还股东借款的形式进一步从上市公司转移资金。东旭蓝天在2021年声称，承债式收购蒙阴及都昌电站，不仅支付原股东0.72亿元的收购款，还代蒙阴及都昌电站当期支付了原股东往来款1.6亿元。而获得这两笔资金的蒙阴及都昌电站“原股东”，正是东旭集团的关联方——熠彩照明。时间往前，东旭蓝天还曾在2018年收购了吉林华众电站，同样在支付0.01亿元收购款后，又支付了原股东往来款约0.3亿元。而获得资金的“原股东”，是东旭集团的另一家关联公司北京晟源。更有巨额的资金，则被存放在东旭系财务公司，难以追讨。资料显示，东旭蓝天及东旭光电分别有28.91亿元及75.31亿元资金存放在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东旭财务公司”），存放后即提取受限，无法自由支配。东旭财务公司由东旭集团及东旭光电各持有60%及40%股权。种种现象显示，这可能是一笔有预谋的资金转移计划。东旭蓝天在2018年5月才通过各项程序，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在当年年底就宣布出现经营困难，两家上市公司合计百亿规模资金自此一去不返。随着监管介入，东旭集团业绩造假、侵占资金的罪行得到查处。然而，这些通过种种手段套走的资金，合计超过200亿金额，却至今未能追回。河北、深圳证监局在3月28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公告中表示，将继续督促东旭光电、东旭蓝天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追回被东旭集团及相关主体非法占用的资金。...

又有连锁宠物医院陷入闭店风波。近期，关于萌兽医馆多店关门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拖欠员工工资及消费者充值卡无法使用等相关帖子均有较多评论。4月9日，就部分门店暂停营业以及资金链相关事宜，时代财经致电萌兽医馆求证，截至发稿，未能拨通。同日，时代财经从美团平台检索发现，在北京和杭州，分别有1家和3家名为萌兽医馆的宠物医院显示暂停营业。时代财经分别致电上述医院，仅有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萌兽医馆能接通电话，杭州暂停营业的3家则显示电话为空号或未缴费。对于当前营业情况，北京市德胜门外大街的萌兽医馆的工作人员对时代财经表示，目前该门店正在营业，但是换了一批人，“我们是在4月初全部换了一批新的人。后续我们有可能会更换掉萌兽医馆的名字。”就充值卡消费相关事宜，前述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没办法确定，可以优先考虑去增光路店的萌兽医馆使用。”同日，时代财经联系北京市增光路店的萌兽医馆，其工作人员表示，（其他门店充值的卡）暂时可以在其门店使用，不过其亦提到，“后续能不能用现在不太确定，需要看公司会不会给我们结账。”萌兽医馆微信公众号显示，萌兽医馆成立于2018年，隶属于启晟（天津）宠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启晟宠物”），是一个提供宠物医疗服务的连锁品牌。据天眼查，启晟宠物注册资本为6092.056万元，实缴资本为5142.056万元。目前，启晟宠物已经显示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标签。2018-2023年，启晟宠物已完成5轮融资，唯一一次披露融资金额的是B+轮，显示融资数亿元。从资方背景来看，启晟宠物的投资人不乏知名投资机构。根据萌兽官网，其获得红杉资本A1、A2轮投资，获经纬中国、沂景资本、58基金、昭阳资本B轮投资。在资本的加持下，萌兽医馆迅速扩张。萌兽医馆在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的一篇推文中称，自2018年成立至今，随着4年来的快速发展，萌兽医馆从最初的几名员工成长为拥有1500余名员工，60余家宠物医院，4家转诊中心的多元一体化宠物医疗服务企业。到了2025年，官网显示，作为专注于宠物健康的医疗连锁机构，萌兽医馆旗下拥有超100家宠物医院，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宁、成都等一线、准一线城市。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宠物医院受到资本青睐，门店数量不断增长。万联证券研报显示，目前宠物医院主要分为大型连锁宠物医院、小型连锁宠物医院以及单体机构。企查查则显示，我国现存1.7万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注册量方面，2020年以来，我国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每年注册量保持在1800家至2500家之间，2024年全年，我国累计注册1922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截至今年4月9日，2025年我国已注册516家宠物医院相关企业，相比2024年同期增加11.9%。在高速增长后，相应的问题亦逐渐暴露。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关于宠物医院倒闭的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宠物医疗行业相关人士黄海军（化名）告诉时代财经，经营不善关店是宠物医院资本化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宠物医院）开太多，门槛降低，兽医靠技术、经验能力，资本催熟太多了”。...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中新社）中国纪检部门节假期间打虎不歇，在清明假期首日通报舞蹈领域三人落马，再次释放反腐无禁区的信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个星期五（4月4日）晚上9时通报，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和协会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以及安徽省马鞍山市监委监察调查。16分钟后，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落马三人为舞蹈界核心人物同时被查的这三人，可谓中国舞蹈领域的核心人物，也算是中国文艺界的大咖。公开资料显示，今年71岁的冯双白身兼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他是一名舞蹈理论家和评论家、编剧、大型晚会策划人和撰稿人，先后创作了《咕哩美》《妈勒访天边》《水浒》《玉鸟》《风中少林》《花木兰》《水月洛神》《大禹》等多部舞剧、舞蹈诗作品。作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一把手，冯双白也策划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等国家级赛事，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他2015年当选中国舞协第10届主席，2021年连任第11届主席。至于今年将满62岁的罗斌，他与冯双白同期当选中国舞协第10届、第11届副主席，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舞蹈系主任等职，并且曾主导制订《中国舞蹈考级》国家标准。中国舞协原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曾主导制订《中国舞蹈考级》国家标准。（互联网）49岁的韦立则身兼中国舞协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舞蹈考级》教材执行副主任。中国舞协成立于1949年，是中共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舞蹈家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官网形容舞协是“党和政府联系舞蹈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涉及舞蹈考级腐败？官方没有说明这三人为何被查，也没有透露他们的案件有无关联。经常抢先报道贪腐官员落马内幕案情的财新网，引述一名唐姓的举报人披露，三人被查可能涉及中国舞蹈考级中的巨额腐败问题。举报人认为，中国舞协利用行业影响力和主办方优势，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设置考级教学规则和职业准入限制，并联合各省级舞蹈家协会和承办单位，与各地市培训机构共同违法教学和牟利。根据中国舞协官网的介绍，2006年1月经原文化部（现文旅部）正式批准，舞协开始组织跨省份舞蹈考级，同时推出《中国舞蹈考级》教程。到了2014年11月，中国舞协发布关于规范舞蹈考级工作的声明，称鉴于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成立，中国舞协舞蹈培训学校职能终止，舞蹈艺术考级市场有多个部门组织的多种形式的考级教材，中国舞协官方认定的唯一舞蹈考级培训教材是《中国舞蹈考级》1至10级教材。中国舞协对没有学习过这个教材的教师，不颁发中国舞协的任何教师资格、注册证书；对没有学习过教材的学员，中国舞协将不予考核，不颁发中国舞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据中国舞协2015年3月开始执行的“中国舞蹈考级”简章，使用中国舞蹈考级教材的单位，由持有中国舞协考级师资证书的教师完成教学内容后，参加考级活动，需统一教授中国舞协考级教材，每批考生的名单应附授课教师“中国舞蹈考级”师资证书原件或复印件，不具备此资质不能推荐考生参加考级。中国舞协称，自2020年1月起已全面暂停“中国舞蹈考级”师资培训业务，并停止发放教师资格证及注册舞蹈教师证。不过，举报人透露，舞协并未停止发证，而是将业务授权给各省份代理，他于是向中央巡视组举报，而据他了解，冯双白、罗斌和韦立已在今年1月被带走调查。事实上，考级培训的相关问题早已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文联党组曾在2016年4月通报巡视整改情况时，承诺及时对部分协会举办的考级、培训活动进行清理整顿，规定今后不再收取各种考级、培训班的管理费，只收取教师资格证书和学生考级证书制作的工本费。通报当时并没有点名舞协，但有分析认为当局剑指的部分协会包括舞协。五年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一篇分析“明官暗商”的文章中披露，舞协一名殷姓秘书长以其任职的舞协名义承办舞蹈考级，安排舞协工作人员负责考级的组织实施，但要求相关考级点将考级款汇入某公司。调查显示，殷姓秘书长利用主管单位的管理漏洞，指使其朋友成立公司负责考级业务的资金结算，由其本人与丈夫在幕后实际控制该公司，以看似帮朋友经营谋利的表象，掩盖自己利用“影子公司”贪污单位公款的犯罪事实。家长担忧只是冰山一角如今，冯双白、罗斌和韦立三人落马，据传可能也与考级问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关清理整顿的工作展开至今仍有加强的空间。一些家长也担心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人直言，“孩子学钢琴也考级了，这要是也出问题，我真得哭晕在厕所了”。观察者网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总结三人的角色：冯双白长期主导大型剧目创作及资金分配；罗斌掌握人事任免和项目审批权；韦立则被指操控舞蹈考级标准和培训市场，形成利益输送链条。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副处长韦立，也是中国舞协社会舞蹈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舞蹈考级》教材执行副主任。（互联网）文章认为，案件暴露出艺术领域权力寻租的典型路径：从评奖到考级，从资源分配到行业话语权，均可能成为腐败温床。文章进一步分析，问题的本质在于考级市场的垄断与监管的缺失。一方面，家长为让孩子获取考级证书，不得不向机构支付高昂费用，而机构为维持资质需与考级管理者“合作”，这种模式滋生灰色交易，损害行业公信力。另一方面，舞协兼具行业自治与半官方属性，其领导层常以“德艺双馨”形象示人，但实际运作中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冯双白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共文化资源转化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反映出“行业自治”与“行政监管”的衔接漏洞。近年来，文艺界的反腐力度已在持续加大，书法、美术、音乐等领域不时有人被官宣落马。而今，舞蹈也受波及，表明又一门旨在满足民众精神需求、培养人们涵养的高雅艺术，已沦为一些人牟利的工具。舞蹈承载着孩子们的梦想、家长们的希望乃至一个民族的文脉，当中的腐败行为无疑将削弱舞蹈作为承载文化与历史的核心价值及使命。...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星期五（4月11日）社交平台公布，一名中国公民在菲遭绑架遇害，使馆领导也呼吁菲方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在微信公众号说，该中国公民同其菲籍司机被害。使馆向两名遇害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并对凶手予以严厉谴责。使馆也说，获悉当事人遇害后，使馆领导立即向菲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尽早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针对近期涉中国公民绑架等恶性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认真倾听华社呼声，与菲华主要社团共同商讨对策，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在菲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安全与合法权益。使馆续称，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对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长期以来，驻菲使馆积极推动中菲执法合作，严厉打击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活动，同时密切跟踪菲当地治安形势，及时发布各类安全提醒，组织预防性知识讲座等，着力提升旅菲华侨华人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使馆也说，下步将继续敦促菲方加大力度，全力侦破有关案件，严惩凶手，严格执法，加强治安，还华社安宁。使馆也提醒在菲及近期拟来菲中国公民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驻菲使领馆联系，寻求帮助。《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遭撕票的是商人郭从愿（Anson Que）。郭从愿和他的司机失踪两个星期后，两人的尸体星期三（4月9日）被寻获。...

4月15日，针对三河市“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底色”等问题，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情况通报表示，河北省廊坊市联合调查组经初步核查，主要问题基本属实。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三河市委主要负责人免职处理，并责成三河市委、市政府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全面整改。一张绿色的蜜雪冰城的门店招牌图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网友热议，一直以显眼的红色为主色调的蜜雪冰城招牌，却在三河市的“禁色令”下改色。如此强制性规定显然忽视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市场规律。让人不理解的是，门店招牌颜色究竟有何妨碍？“禁色”“改色”又有何依据？这一政策的制定既看不出充分调研，也看不到科学论证，而是简单粗暴的一纸通知，就直接要求商户更换招牌。这是一拍脑袋的决策，还是个人审美偏好经由公权力的扭曲放大？要知道，门店招牌颜色也是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像蜜雪冰城这样的知名品牌，“红色”无疑是其极具辨识度的品牌标志。无端地要求门店招牌改色，一方面是增加了额外的经济支出，另一方面也是在损害品牌价值。实际上，类似的规定也非个例，此前亦有网友晒出某街道上整齐划一的黑底白字招牌。官方对于市容市貌的管理固然无可厚非，但这些“无理取闹”的举动，不免有些好笑。一个城市的招牌的美与和谐，不是“一刀切”的统一。中国广告协会在三河店招事件之前，已发现不少城市发生过类似情况，中国广告协会标识专业委员会也通过不同渠道反映过意见，呼吁有关管理部门重视广告店招规律和功能作用，尊重店主的创意。不理解地方历史文化，不尊重商业市场价值，粗暴地以统一的颜色，甚至一模一样尺寸的招牌，试图制造城市的秩序井然，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懒政呢？“一刀切”的统一号令之下，让店铺、城市，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色彩，也就失去了灵魂。缤纷多彩亦是城市活力的体现，街道两侧店铺形色各异的招牌是商业经济的繁荣，也是城市生活的烟火气。“统一店招”的脚步早应该停下，重新审视城市规划的美感。对于店招的管理，相比于看重表面的整齐划一，不如多花些心思，引导店招的个性化和美感并存，与整体街区、城市建筑风貌相匹配。中国广告协会认为，三河市的 “禁色令” 应该是一堂深刻教育课，在城市管理中，应正确处理好城市形象与广告店招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和商户权益，让广告店招更好地服务消费、提振消费。前述情况通报也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同时健全长效机制，对侵害群众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零容忍”，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但目前，通报尚未提及，对相关商户更换招牌，及后续恢复招牌等导致的损失如何补偿。...

专注于重现灭绝动物猛犸象（长毛象）、渡渡鸟、袋狼的美国德州达拉斯生物技术公司Colossal Biosciences，7日宣布“复活”史前物种恐狼（Dire wolf，学名Aenocyon dirus），并强调这是首次有灭绝物种重新回到世界上。据《CNN》报导，Colossal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利用从2块恐狼化石提取出DNA，组装了2套恐狼基因组，与现存犬科动物例如狼、豺狼、狐狸的基因比较后，确认恐狼所具有的遗传特征。科学家指出，他们使用基因分析资讯对灰狼（恐狼现存近亲物种）细胞的14个基因进行20次编辑，复制出最有希望繁殖的细胞并将其转移到卵子中，当胚胎健康发育后就移植到“代理孕母”体内，进行跨物种孕育。Colossal并未说明“代理孕母”是哪种动物，但有消息指称是家犬，最终2只雄性恐狼于2024年10月1日出生；1只雌性恐狼在今年1月30日来到世上，它们被安置在一处秘密地点，有保安、无人机、监视器进行全面监控。Colossal此前相当保密，没有透露过任何有关恐狼复活的计划，其过程中使用了基因复制和编辑技术，虽然宣称是“复活”，不过实际上算是和恐狼相似的杂交物种。Colossal顾问、斯德哥尔摩大学古遗传学中心教授达伦（Love Dalén）表示，整个基因组中其实有99.9％都是灰狼，公司研究人员是切除了某些灰狼的基因变异，再拿恐狼的特征取代。达伦说，科学界肯定会争论需要改变多少基因才能算是恐狼，但他认为这已属于哲学问题，目前这3只生物确实携带著恐狼基因，而且比任何物种看起来更像恐狼。...

2022年年中，年近30岁的李殡殡转行成为一名殡葬师。转行之前，她的职业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还未直面过死亡。过去几年，李殡殡送走了400多位逝者，这其中有100多岁的高寿老人，也有匆匆走过人世的孩童。她从亲人口中认识、了解、观察逝者，再将其一生浓缩在几页悼词之中。她陪伴亲属挑选墓地、举办葬礼、烧纸祭拜，将亡者送达另一个世界。葬礼连接生者与亡者，人与人的告别基调是不一样的——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无论殡葬师如何布置葬礼，都“无法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独自送别弟弟的白发老者，“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具孤零零的遗体”，白发老人是逝者的哥哥，他不知道自己离开时，谁又能给他送别；高寿老人的葬礼上，子孙亲友是平静释怀的……几乎每一天，她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她也在现实中接受着最直观的死亡教育，并体察这份职业的价值：“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以下正文以李殡殡第一视角叙述：产品经理的困惑：数据背后，生死是什么样的当我还在做产品经理时，在我心里，死亡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尽管在工作中，这件事情其实并不遥远。那时，我正负责着一个与“高危儿”有关的项目，隔三差五，便要到上海各家医院去与医生碰面。从科室正门到会议室，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病房就在走廊旁边，透过手边的巨大玻璃窗，能够清清楚楚看到病房里的高危产儿。虽说医院是一个生死并存的地方，每天有人出生，每天也有人死去，但高危儿病房却是与众不同的：这些孩子尚未熟悉世界，就要直面生死，人生一开始，便介于生死之间。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转危为安，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怀有希望。我在那里听到过许多类似的传闻——孩子正在抢救，父母消失了，医疗工作者们没有放弃，双亲已经先放弃了。面对着这些场景，对于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那时候我很怕去医院，但因为工作，又不得不穿过那条走廊，坐在会议室里，待上一个小时，再从原路回到公司，对着电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对于医生们来说，这份工作关乎生死；可对于做产品经理的我来说，只有电脑屏幕上的一串一串数据。我不时会想：数据背后的人是谁呢？他们又来自哪里？我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有没有帮助？这些孩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但这一切都是一无所知的。久而久之，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很虚无的感觉，好像不知道自己这样生活下去有什么价值。很长的一段时间，每每一踏进医院，我都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很奇怪的情绪里面，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直到夜深人静，走出医院大门，当独自站在街头，望着对面馄饨店飘出团团白烟，那一份鲜活的感觉才重新回来，自己也总算可以暗中深吸一口气，“终于回到了人世间”。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促使我最终做出辞职的决定。2020年春节，我离开这份年薪三十万的工作，计划去读一个心理学硕士，这并非仅仅出于工作上考量，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的，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生命意义，只存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个体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从前的生活，或能够让我从新好好思索一下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接下来的两年，虽然考试经历了两连败，不过在那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和心理学有关的书籍。一个念头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那些不同的人生际遇背后，对每一个亲历者而言，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些过往呢？不同的念头导致了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又造成了不同的后果。每一个后果，都决定了每一个人生的走向。而这些走向，又构成了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那么，当死亡来临时，有多少人会真的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忽然有一天，我就冒出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想法：我应该去看一看，人在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2022年6月，我进入了上海的一家殡葬行业服务公司，成为了一名“摆渡人”。第一次走进墓园印象里，殡葬这行当，从来都出现在社会新闻上面，要么涉及“坑蒙拐骗”，要么遇上了“扫黑除恶”。不过我很幸运，那是一家正规公司，除了要穿得从上到下一水儿黑。入职第一天，我被派去了上海郊区。从闵行到奉贤，四十公里路程，七点出发。车子一头撞上了早高峰，拥在车流中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将城市的轮廓远远甩开，当喧嚣渐渐消散，眼前随之也变得宽阔安宁了起来。这是我第一个任务：与同事一起，陪客户去挑选墓地。不是迫不得已，鲜有人会认真研究死后要葬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人对于墓地既陌生，又茫然，还掺杂着恐惧。我同样如此，不过身临其中，却发现眼前倒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荒凉和凋敝，整个公墓仿佛充满生机，反而像个公园一般到处绿油油的。眼前是一片精心修建的草坪，四下里栽满了林木，道路两侧种满了花草，甚至还能见到接驳车，一辆一辆，将扫墓的人们载往不同的区域。而墓碑在远远的地方，一个一个整齐地排列在阳光下，望过去，就如同海平面上的岛礁。同事见我神色好奇，偷偷告诉我，这是因为设计者不希望公墓呈现出阴森森的景象，更希望能让人在探望亲人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就像春游一样的感觉，晒晒太阳，甚至举家一起来个野餐。”不过，墓园终究还是墓园，跟公园终归是不一样的，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欢声笑语，更不要说野餐了。我们被墓碑所环绕，脚步变得缓慢沉重，不知不觉连说话也开始轻声轻语。我静静地看着那些墓碑上的文字，心中盘算着逝者的年龄。他们有的正值壮年，也有的是耄耋之年的老者。如今，属于他们的只有这块方寸之地，墓碑上刻着他们留给后世的所有信息——名字，出生和死亡的年月。还有许多家族墓地，从姓名和出生日期上，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晚辈们埋葬了长辈，未来又被后来人埋葬，这称得上是一种循环。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不光在给别人挑选墓地，也是在给自己选择长眠的地方。在墓园里，我们待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奇怪的是，临别时，我并没有觉察到一丝恐惧，反而心中泛起了淡淡的平静。分别时，客户说很感激我们，因为我们在身边，他觉得心里面很踏实。说起来这样的关系颇为奇异，因为无论如何，大家只是相逢不久，彼此并不熟悉。为什么要感谢一个陌生人呢？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死亡不光意味着终结，同样意味着未知，在见面对未知时，每个人都是茫然的。那天下午，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个老先生做七，需要我和同事们一起去带着家属烧纸。回城的路上，天空莫名下起了一阵短暂的雷雨，奇怪的是，等我们一赶到地方，天空又突然放晴了，一道漂亮的彩虹遥遥挂在蓝天上，也将家属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随着纸扎燃起，火苗在盆中一跳一跳，“在那边好好生活”的声音此起彼伏，眼前很快出现了一团烈焰，片片灰烬被热气吹起，在半空纷飞。一股热流扑面而来，连绵不断。这样的热流让人感到暖洋洋的，我也是开心的，因为感觉就像是在给人送礼物。尽管我对是否真的存在鬼神持怀疑态度，也不确信老人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收到这份心意，但这并不妨碍从此以后，烧纸成为我最喜欢的一个事情，哪怕是在七八月，顶着炎炎烈日。陪家属烧纸（李殡殡供图）最直观的死亡课对我们来说，选墓地和烧纸，只是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日常做的最多的，是给逝者筹办追悼会。传统文化讲究“事死如事生”，身后仪式是大事，过程既琐碎，又繁杂，从灵堂布置开始，到最后安葬，处处少不了忙碌。在追悼会上描绘逝者的生平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为了让大家重新认识逝者，也为了让活着的人感受到那个逝去生命活过的力量。司仪会站在吊唁者面前，把往生者的过往娓娓道来，期间伴随的音乐，各种风格的都有，有的是逝者生前喜欢的，有的是家属特意选的、带着家庭共同记忆的，戏剧、红歌、歌剧、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甚至还有儿歌。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如何描绘出往生者的信息，那是属于我的工作。做这件事情离不开与家属们的频繁沟通，在我眼中，这倒也不算难题，因为做产品经理的时候，我没少与客户沟通过。真正做这个工作后，我很快发现，定义一个产品与定义一个人的人生，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毕竟产品直接且清晰，而人却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就算逝者子女，也很少能准确定义出父母是怎样的一个人，尽管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深受父母的影响。有一次，在了解一个老者的生平时，面对提问，二十几个亲戚各执一词。有人说老者很固执，也有人告诉我老者其实十分随和；有人说老人性格急躁，也有人说老人也有耐心的一面。彼此观点充满了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乍一看很让人困惑，但想一想也实在正常——无论情感上亲疏与否，每个人都只是观察者，逝者内心深处的体会和感受，怕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完全知悉。换句话说，我要像个记者一样，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拼凑出一个人生前的样貌，比如子女名字的来历，也比如老人珍爱的一个小物件。一个家属向我展现了老人亲手做的工艺品，他说：“你看，他整天都在捣鼓这些东西呢。”语气平静，但面露悲伤。这些细节被悉数填充在了文案里面，变成了一段段简练的汉字。我只能尽力还原，无法断定自己的描述是否准确，唯一能确信无误的，也只有上面的生卒日期罢了。葬礼上的场景（李殡殡供图）追悼会上，总有一些故事让人难以忘记。在我入职整一个月时，有一个老人联系我们给自己的弟弟举办葬礼。追悼会放在了殡仪馆最小的礼厅，场景可谓清冷：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守着一个孤零零的遗体，陪在他们身边也只有几个陌生的工作人员。从逝者的状态上，不难猜出死前的遭遇。他骨瘦如柴，指尖上的皮肤已经微微溃烂——这都是照顾不周导致的病变，不知道过世前老人经历了什么。追悼会开始前，确认弟弟遗体时，老人叹了口气，口中的话不知道是说给弟弟，还是说给自己，“人活一辈子也就这样，还有什么告别的。”我没有办法来安慰他，想不出任何话语，只感觉阵阵心痛。虽然我熟悉葬礼的每一个环节，但还不到三十岁的年纪，未来还很漫长，我从没认真思考过当快要走到生命尽头时，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而老人就站在接近走完一生的地方，显然比我更有资格来做出评判。告别完遗体，逝者也行将化作灰烬了。坐在火化间外的座椅上，老人望着我，忽然很认真地说，希望在自己死后，身后事也全部交给我们来处理。“您的亲人呢？”我问他。“都离开我了。”这是他的回答。他告诉我，自己很久之前离了婚，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并不亲近，能够称得上家人的，也只有弟弟和年事已高的姐姐。弟弟一辈子没有结婚，孤苦伶仃的，好在还可以由他来处理后事。那么等到他自己去世时，那该怎么办？“我弟弟今天这样，能够有人送，有人重视，算是他人生里面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了。”他很平静地聊着弟弟，又好像是在聊着自己。可惜按规定，既然老人有女儿，那就只能由女儿负责。望着老人的脸上那抹失望的神情，连带着我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想一想也是，人不光没法对抗死亡，连自己的身后事也不能做主，还真是挺让人无奈的。不过这也让我忽然想到，假使有一天自己遇到死亡，死后的事情会是什么样呢？我想，那就随它去吧。身体就像一个容器，大限已到，使用权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至于体面不体面，那该由活着的人操心。送别日日周旋在与死亡相关的各项事务里面，慢慢地，我开始适应了殡葬这一行，生活格外充实忙碌。大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有一天跟父母聊起天来，父母感慨我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开朗很多，也快乐了很多”。说来奇怪，虽然在许多人眼里面，死亡很让人恐惧，但每一次完成仪式，目睹逝者被安葬，我的心中从来只觉得踏实，有一种真切地活在人群里的感觉。可明明与陌生人的这些相逢，全发生在有人死去的特殊时刻，这可真是诡异。而这半年多里，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一次是在2023年刚入春的时候，那一天客户为过世的父亲预定了骨灰盒，结果阴错阳差的，我把别人的骨灰盒递到了他手上。等我发现时，对方已经赶往墓园上，里面也已经装进了骨灰。出于传统和尊重，骨灰是不太好再取出骨灰盒的。这让客户十分生气，“你说，我现在要怎么办？”办法是临时想出来的：或是现在我赶往墓园，把盒子给换回来，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骨灰要重见阳光；不换骨灰盒也是一个办法，作为赔偿，我自费为老先生做七祭祀。“算了吧，就别再折腾我父亲了。”客户选择了后者，自己工作失误给这个家庭造成的遗憾一直被我记在心里，虽然家属原谅了我，之后的两年我们也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那之后我每参与一个家庭的治丧，脑子里头都会提紧这根神经，一再核对确认。其实，我知道还有第三个办法——反正客户也没察觉，没人开口，事情稀里糊涂地也就过去了。但我没法这样做，我骗不了我自己。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无论是在墓地，还是在灵堂，每当最后的仪式办完，望着客户的骨灰盒，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释然感觉。我常常想起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存在着自我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主导着人的大部分行为。如果释然是源自潜意识，那么我的潜意识里，释然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天，在送走一个老人后，我忽然就意识到，一切与姨妈有关。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姨妈身边度过的。对于我来说，她并不仅仅只是血缘上的亲属，也是精神上的依赖。在我读初三时，姨妈因为癌症过世，那时为了中考，家里人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直到顺利进入高中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姨妈去世的消息。我错过了与姨妈的最后一面。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忽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心结，哪怕我离开兰州来到上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许多年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她，想着想着，眼泪不知不觉就落了下来。有一次我感觉自己似乎又见到了她。那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拥挤的地铁上，无意之间瞥到一个老阿姨。她背对着我，背影似曾相识。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姨妈，然而还是默默跟在她身后，走下地铁，站在站台上，目送着她融进人流，直到这个背影在视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毕业到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始终无法过去。直到后来，接触了太多的送别，我恍然明白了心中的那个缺憾——她占据了我孩童时期的每一个片段，可是最后我却没能亲眼见到她的离开，仅仅是一个通知告诉我：她死了。那些葬礼，就像一剂一剂药膏，涂抹着我心中的这个伤口。我也明白了这些繁复仪式的意义所在。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那样，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目送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逝者的体面，倒不如说是为了疗愈生者。它影响着生者要如何继续活下去。葬礼的基调想明白这些，也就想明白了自己的意义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告别逝者，不断地观察着活下来的人。我发现虽然每一场葬礼都是哀伤的，但哀伤的基调却各不相同。我遇到过的最年长的逝者有106岁高龄。出现在那场追悼会上的，除了她的子子孙孙，还有许多街坊邻居。在仪式开始前，大家忙着互相寒暄攀谈，现场热热闹闹的，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直到遗体告别时，四下终于响起了哭泣声，不过这些哭声是因为难舍难分，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强烈的“疼”。小孩子的仪式是另一番景象。有一次，大家预备了许多玩具作为礼物，还在花篮上面放满了气球，甚至连棺木上也贴满了孩子生前喜欢的卡通贴纸，只为了让肃穆的氛围淡一些。可惜当追悼会开始，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无论如何花心思，也不能冲淡父母的悲伤，更不能让弥漫在角角落落的疼痛感消散掉一丝一毫。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一个父亲。他带着孩子从长沙来到上海就医，希望孩子可以健健康康地回到家，却没料到孩子却在上海走完了短暂的人生。那一天在殡仪馆里，男人形单影只，像是一棵衰败的树，一个人默默确认遗体，默默举办追悼会，在角落里轻声给孩子母亲打完电话，最后静静地目送着孩子被推远，直至躯体消失在了火化间。可是到最后，当决定签署骨灰放弃协议那一刻，手指才一握起笔，他却如同突然失去了魂，颓然瘫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放声大哭。我理解那样的心情，放弃领取骨灰，意味着从此孩子只能留在遥远的上海，连日后的祭奠也变得遥不可及。可是为什么不能将骨灰带回去呢？这个疑问我没能问出口。后来我听说在一些地方的风俗里，未成年就死去的小孩是没有资格在家乡墓地中安葬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缓解为人父母者的哀伤，为了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对于这样的习俗，我虽理解，可是始终不能认同，因为一些遗憾就算可以无视，却并不能否认它的发生，因为好好安置死去的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安置自己。也有一些葬礼，注定是要充满遗憾，也充满唏嘘的。在殡葬行业里面，难免会接触到自杀的逝者。我忘不了一个小姑娘，年纪轻轻，长得漂漂亮亮。生前她是一名网红，每天在网络上做直播，谁也想不到，在花一样的年纪，就因为和男朋友吵架，会一气之下纵身跳进河流。那个男孩子说，女孩子威胁说要跳河时，他只当是无理取闹，没想到他离开后，女孩子真的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了结人生。女孩子到底是一时任性，只是想要让男朋友来安慰自己，还是那一刻她当真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的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知悉了。唯一明了的是，在领取骨灰的那天，到场的只有她的父母。他们急匆匆地从安徽赶来上海，而那个身在上海的男朋友却一直没有露面。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殉情往往被赋予了浪漫和诗意，但在现实生活中，生命没有回头的机会，无论幸福也好，不幸也好，这些个体的体验终将烟消云散。我想在死亡面前，许多事情根本不值得。与姥姥告别2024年7月，我回了一趟家，去参加姥姥的葬礼。虽然我已经为许多人举办过仪式，但真正面对亲人的离开，这还是头一回。在丧礼上，我第一次见到妈妈手足无措的状态。她是个强势的人，在家族中说一不二，可这一次面对着姥姥离世后的那些繁复的准备工作，她十分茫然，也十分焦躁。不止一次，她怒气冲冲地在灵堂里发脾气，“我妈都死了，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一如我所见过的那些逝者家属。最后，操办后事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每天忙着补办手续，忙着张罗着各种事宜，匆匆忙忙的，连悲伤的空暇也没有。只有当夜深人静，守在棺材旁，一切喧哗归于寂静，那种痛苦的情绪才忽然涌现。我明白自己舍不得她离开我的生活，但也明白，这件事情是注定的，只是发生在了现在。至少在临终前，姥姥已经见到了每一个想要见的人，相对于那些孤独的老者，也算少了许多的遗憾吧。在北方，入葬后还有圆坟仪式。一连几天，亲属来到墓园修葺坟墓，摆上贡品，说一说话，然后一起祭拜。小的时候，由于身体羸弱，父母从来不让我参与，因此对于给亲人上坟，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现在年龄渐长，顾忌变得无足轻重，当我来到姥姥的坟前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体会到的不是悲伤。望着姥姥的坟墓，我想起了小时候放假，每次见到姥姥，在姥姥面前撒娇的场景。原来记忆中的快乐并不会因亲人的逝去而消失，一次一次来到坟前，我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姥姥家中。顿时，我更深刻地明白了“事死如事生”的含义。那些严肃的传统仪式，让人知道了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生命中的许多瞬间还会以另一种方式绵延下来。尽管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回到上海后，我还是来到庙宇，给姥姥列了一个牌位。既然没有办法回到家乡，那就每个月去庙里去看一看吧。我依然会想念她，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哭到胸口发疼，可一见到她的名字，就仿佛又回到那些清晨，在家乡的墓园摆上一些贡品，悄悄地说一些话，哀伤也就有了安放的地方。两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送走了400多名逝者，加上祭祀中服务过的客户，累计起来已经达到了四位数。可以说几乎每一天，我都在与死亡打交道。尽管如此，关于两年前的那个“有多少人会对自己的一生了无遗憾呢？”的疑问依然没有答案，不过我却感悟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文字上写满了喜怒哀乐，是喜是悲，取决于自己阅读的方式。我曾经送走过一个老奶奶，她一生未婚，膝下无子，年老时还因为沉迷于在家中堆积废品被邻居投诉上过新闻报道。可在另一方面，她十几岁时果敢地拒绝了包办婚姻，独自出走，一辈子过得风生水起，哪怕在临终前，依然在努力地学习英语。到底她有没有遗憾，我无从知晓，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老奶奶让自己度过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既然死亡是注定要面对的事实，那么从出生开始，每个人其实都站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没人知道它是否遥远，也没人知道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到来，唯有抓紧每一个活着的时刻，好好与自己相处。（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李殡殡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