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巍做过一个研究：他用检索了十余年来美国硅谷的VC投资协议，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硅谷几乎没有对赌。

即便是最接近的回赎条款，在硅谷VC协议中的使用率也不到5%，且期限通常为5～7年。而在中国，超过90%的VC投资都包含对赌条款，期限往往只有3年。

更耐人寻味的是，“对赌协议”这个词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产物。VAM是个中性的金融术语，但在2004年左右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了带有强烈赌场色彩的“对赌协议”，最终又输入回了英语世界。这个翻译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隐喻：它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创投生态的本质——这不是硅谷式的“估值调整”，而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输赢分明的豪赌。

这个巨大的差异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2025年，对赌协议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罗永浩与投资人郑刚的回购纠纷还在发酵，老罗那句“投资不是借款”刺痛了无数创业者；王健林当年万达商业的对赌失败，在其形容枯槁的面貌上得到了具象化。

同样是创业投资，为什么硅谷VC可以不要对赌，中国投资人却把它当成标配？当“估值调整机制”变成“对赌协议”，这场翻译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从保护到绞杀

2024年1月，王自如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3383万元，8月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曾经的数码测评第一人，因为ZEALER未能完成对赌业绩，陷入了债务泥潭。

初始回购金额是3383万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年化12%的利息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累积到约1亿元。2024年案件已进入终本程序，意味着法院能用的执行措施都用了，但债务人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王自如的困境，暴露了中国式对赌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投资失败，创始人要用个人资产兜底。但在硅谷，情况完全不同。

张巍教授的研究指出，硅谷VC很少使用对赌或回购条款，使用率不到5%。那他们用什么保护投资？答案是优先股制度——一套更精密、更平衡的风险分配机制。

硅谷投资人获得的是优先股，这种股票附带清算优先权、反稀释条款等特殊权利。清算优先权是指，在公司被出售或清算时，优先股持有人可以优先于普通股股东获得回报。

但更本质的差异不在条款设计，而在退出生态。

硅谷VC不需要对赌，因为他们有太多退出选择。IPO只占退出案例的20%，更多的是被收购——Google、Meta、苹果这些巨头每年要收购几十家创业公司。2023年，美国科技公司并购交易超过1000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小型创业公司被战略性收购。

并购退出的好处是：不需要等公司成熟到可以上市，只要项目有价值，就能找到买家。Instagram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时，团队只有13个人，还没有商业模式。YouTube被Google收购时成立才一年半。

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并购市场虽然存在，但和VC投资的项目几乎是两个世界。腾讯、阿里、字节这些巨头，更习惯自己“孵化”业务，而非通过收购。（相关阅读：防止投资人“恶意尽调”，保密协议真的有用吗？）

IPO通道更是天壤之别。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而美国纳斯达克，即便在2024年这个“小年”，也有200多家公司上市。

退不出去，钱就卡在项目里。当前约2.6万亿元的创投基金正处于退出周期，预计未来两年还将新增约4000亿元的退出需求。这些钱要怎么退？IPO通道收紧，并购市场冷清，转让给S基金又要打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

在硅谷，投资人可以耐心等待，因为总有出路。在中国，投资人必须逼着创业者回购，因为这是唯一能看到的退出通道。

同样是股权投资，硅谷的优先股制度说的是：“我们共担风险，但我有优先保护”。中国的对赌协议说的是：“你必须保证我不亏钱”。前者是股权逻辑，后者是债权逻辑。在一级市场趋弱、VC更求自保的环境下，VC正逐渐变成另类银行。

二、一场被困住的游戏

2024年，投资机构参与的回购事件共1741起，同比增长8.5%，涉及1687家项目公司和978家投资机构。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诉讼案件，最终只有不到5%能真正拿回本金。

深创投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期间，这家老牌机构发生诉讼类招标38起，97%由投资项目退出纠纷引起。2024年1到7月涉及的22起案件，比2023年全年的13起增长了69%。这不是深创投突然变得激进，而是基金到期了，必须给LP一个交代。

回购为什么会成为“唯一选项”？因为其他路都走不通了。2024年A股IPO数量和募资规模双双创下近十年新低，募资总额673.53亿元，自2015年以来首次跌破千亿元大关。并购市场同样冷清——2024年有65%的并购交易中，被收购公司此前无公开融资记录，这意味着大多数并购与VC/PE的退出需求根本不匹配。

一位投资人坦言：“前几年很少有投资机构通过诉讼途径迫使项目方回购。即便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资金最终胜诉，实际也追回不了多少钱。”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问题出在哪里？一位不愿具名的VC合伙人给出了答案：“不是我们想要对赌，是我们的LP要看到对赌。没有对赌条款，募资报告根本过不了。”

中国VC基金超过七成的钱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这些钱有自己的考核周期——通常是3年投资期加2年退出期。5年内如果项目没有明确的退出路径，负责人要承担责任。这个压力怎么传导？基金管理人拿到LP的钱，就背上了硬性的退出指标。投资的时候，必须考虑3年后能不能上市、能不能被并购。如果都没有，那就只能要求创业者承诺回购。

但3年时间对大多数创新型企业来说根本不够。OpenAI成立于2015年，到2025年还是私有公司，期间经历了多次商业模式调整。硬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一个芯片公司从研发到量产到占据市场份额，顺利的话也要5到7年。

更讽刺的是，2018年之前，回购方式退出的项目总体收益率基本为负；但2018年之后持续为正，2020年后稳定在3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对赌已经不是“保护机制”，而是变成了“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人实际上在做债权投资，只是披着股权的外衣。

创业者这边的困境同样真实。2015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因为对赌失败，失去了公司控制权。万达商业当年的对赌，最终让王健林不得不贱卖资产套现。罗永浩和锤子科技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投资人郑刚后来要求老罗以个人资产回购股份，理由是公司没能上市。老罗反击说：“投资不是借款。”这句话点破了中国式对赌的本质困境。

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受理IPO项目中，约有65%的企业在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条款。该律所认为，上万名企业家可能面临数亿元的回购风险，某种程度上，创业成为了一个“无限责任”的游戏。

硅谷没有这个困局，因为他们的LP给得起时间，退出渠道足够多元，创业者失败了还能重来。而在中国，每一个环节都在收紧：钱等不起、路走不通、人输不起。对赌协议的泛滥，不是某一方贪婪，而是整个系统在资金、退出、法律三个层面同时失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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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VAM到“对赌”，从硅谷的优先股到中国的回购承诺，这一领域这20年的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