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8日傍晚，一艘庞大的货轮摇晃着身子，缓缓地驶出宁波镇海港，铁链摩擦船体发出的声响，在江风中铮铮低沉着。甬江岸边站满了身穿麻衣破布的老百姓，沉默地目送这艘大船出港。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航行，船上除了几名船员外，就只剩下水密隔舱里的那上千斤烈性炸药。货轮沿着甬江主航道行进，到达约定好的地点后，船长将船首调整至朝宁波鄞县方向。拉响了汽笛，点燃炸药引线，随后同几名船员匆匆搭小艇逃离。不一会儿，江面上响起沉闷的爆炸声，船体受到冲击后猛烈晃动，随后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升起，在厚重的黑暗包围下，货轮沉入江底。这艘船的主人是宁波船王陈顺通，名字叫做“太平轮”。自杀式沉船是局势所迫，也是义无反顾。沉船三天前，日军对镇海一带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轰炸。箭在弦上，形势紧迫，为了拖延日军登陆，27日国民政府紧急发电，要求“太平轮”立即驶向甬江主航道，沉船阻拦日军舰队。陈顺通对太平轮做了最后的嘱托，“沉船时必须挂好国旗，务必将船首指向我的家乡。”而在太平轮自沉甬江航道之前，他船队里的“源长轮”已经在1937年江阴保卫战中自沉长江，作为防御的阻塞工事。这种活生生用一道“肉身”叠起的防御工事，昂贵悲壮却又无可奈何。航运业的属性，自带政治二字。在战争年代，船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交战双发激烈争夺的对象，甚至不惜自沉也要避免落于敌手。陈顺通旗下共有四艘巨轮，两艘被日军扣押，两艘则捐躯阻敌。太平轮沉江后，陈顺通手上再无可用之船，1949年他抱憾而终，一代船王谢幕。同样在1949年，另外一艘名叫“太平轮”的客轮，在漆黑的宁波舟山海域撞船沉没，船上932人罹难，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就是该船的股东之一，这次海难后来被吴宇森拍成电影。两艘太平轮的悲惨命运，似乎给了民国时代的中国航运业某种暗示：家国飘零之下，何来繁荣太平？陈顺通的生平，是民国航运的命运缩影，也是宁波商帮的精神写照。宁波，这个地处东海之滨的港口城市，自古以来就与海密不可分。宁波二字，便取自“海定则波宁”之义。明清时倭寇不断，抗战时饱经战火，看惯了海上的大风大浪的宁波人，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冒险的精神。宁波镇海人邵逸夫曾说过：“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而这大事就是经商。”对靠海吃海的宁波人来说，航运是经商的必然选择。从虞洽卿、陈顺通，到董浩云、包玉刚，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代代船王，不论是闯荡上海滩一战成名的船界元老，还是转战香港创业褴褛的航运新贵，命运始终在时代洪流和行业周期中激荡。船王的故事，是个人奋斗史，也是民族航运史。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面帆徐徐升起。中国航运的历史被战争打断了，但船王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1.枭雄从宁波到上海，有陆路和水路两条路。在民国时代，绝大多数宁波人闯荡上海都选择水路，在宁波江北码头乘坐小火轮，颠簸十几个小时后，抵达外滩十六铺。宁波地形多低山丘陵，天气多台风、暴雨、干旱、冰雹、低温、霜冻[1]，山多人多地又少，自然灾害频发。旧时食不果腹的日子使宁波人自幼就出去闯生活，上海开埠后，其距离优势和商业氛围成为无数宁波人的首选。曾有人统计，解放前三个上海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宁波籍。1881年的某个清晨，14岁的虞洽卿与母亲告别，搭乘木舟到江北码头，然后换乘轮船顺着申甬线赴沪。申甬线为官办招商局和外商太古运营，船长和大副都是洋人，对统舱的乘客态度恶劣。挤在一众闯荡上海滩的穷苦宁波人之间，虞洽卿自然想不到，日后自己的轮船会主宰这条航线。虞洽卿学徒出身，买办起家。初至上海滩在颜料行里跑腿做业务，商人的眼光与精明开始显露；后为洋行买办，斡旋各方势力之间。洋人与劳工、官场与黑道，别人避之不及的关系，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地方。政商经营在其后半生里运用得炉火纯青，为事业开展铺设了道路。支持段祺瑞，援助孙中山，施恩蒋介石，结交杜月笙，虞洽卿左右逢源，交友上至军政首脑，下至流氓大亨。他曾经在辛亥革命中，携巨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和平光复苏州；也曾经联络江浙财团暗中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虞洽卿曾经总结道：“做人要有两幅面孔。”一个商人的重要特质在于，发现机会与利用资源。彼时的中国航运，正在等待一个夹缝中看见机会的人。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江海资源的国度，康熙二十三年取消海禁后，木船运输急速增长，沿海沿江地区贸易日渐昌盛。但当古老帝国的破败木船，遇到外国资本的崭新火轮时，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太古、怡和等外资公司的船只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一度占据中国航运业的90%。为了对抗外国资本，官办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成立，国内航运逐渐形成了太古、怡和、招商局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时而激烈商战，时而合谋提价。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小农社会的封闭状态后，贸易连年增长，三大巨头无法满足飞速增长的货运需求。虞洽卿看准了航运业里的巨大商机，决定投身其中。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先后买入宁绍轮和甬兴轮，于1908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开始时只是走宁波到上海的航线。1913年虞洽卿又设立“三北轮船公司”，自此拉开了他航运帝国的序幕。航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不论造新船还是买旧轮，耗资甚巨。但若想在竞争中盈利，船队规模极其重要。只要船队规模大，船只调度灵活就可快速占据市场。为了快速扩张船队，船运公司会通过以船抵押借贷的方式实现“船生船”。因此，航运业天生与高负债率如影随形。虞洽卿天赋过人，一入行便掌握了行业精髓。早在1908年，他便与宁波帮商人共同成立了四明银行。三北公司成立之后，虞洽卿将购买的旧船粉饰一新，抵押给四明银行，套出比买价更多的资金来继续买船，最后船越买越多。这种“金融+产业”联动的高杠杆模式，日后会被无数中国企业家复制。除了借力金融，还有天时配合。三北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商势力缩回到欧洲本土，三北发展遇到了难得的窗口期。战争动乱时期国内物资需求旺盛，船只往往供不应求。航运作为典型的需求主导型行业，外部需求强烈促使船商扩大运力，增加船只以占据市场。虞洽卿随即扩大业务范围，1916年开办鸿升码头堆栈公司，积累码头仓储资源。1918年筹资购买鸿安商轮中的英资部分，将其改组为华资企业，实现船队的快速扩张。逐渐的，三北的航线从沪甬线扩展到长江线，再扩展至北洋线和南洋线，后期又开辟远洋航线，晋身为航运集团。一战结束后，国内航运竞争加剧。最困难的时期，虞洽卿动用多年以来在官场和商场上积累的资源，争取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拿到大量津贴和低息贷款。他改善航运经营策略，淘汰旧轮添置新轮，到1921年，三北共有船舶21艘，2万多总吨位，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民营航运企业[2]。1930年，在国民政府的特许下，三北一方面通过发行债券募资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又承接军需运输业务，垄断给三北带来了巨额暴利。到抗战前夕，三北业务遍布全国20多个港口城市，甚至扩展至东南亚，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总吨位达9万多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对于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的中国航运行业来说，逐步瓦解的小农经济带来的货运的需求，而变化无端的政局又影响了货运的供给，这给了虞洽卿这种“红顶商人”大手腾挪的广阔天地。市场化的“行业周期”这个词，对当时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航运业来说还很陌生。当虞老板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时，他的宁波老乡陈顺通还不知道等待他未来命运的是什么。2.救亡宁波鄞县人陈顺通出生于1897年，比虞洽卿足足年轻了30岁。来到上海后，吃海长大的他在一家轮船公司谋了份船员的生计。工作上勤勤恳恳，忙前跑后，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老百姓，待人接物上都尽心诚恳，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赏识，陈顺通便追随其投身革命事业。1926年，在张静江的授命下，陈顺通开始担任国民航运公司的副经理，主要为北伐秘密运送物资和人员。北伐胜利后，陈顺通出任江浙两省内河轮船局局长，当时我国的内河航运权被洋人已占数十年之久，长江航线又具有多重经济、军事价值，陈顺通在任上多次争取内河航运权。1930年，陈顺通成立中威轮船公司，借助实业曲线救国。“太平轮”成为他进入航运业的开始，随后购入“源长”“顺丰”等船只扩大经营。远在川渝的重庆合川人卢作孚，对长江航运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同样愤怒。在选择航运之前，他干过革命、做过记者、办过教育，最终决定投身实业。1925年，卢作孚在各方的支持下购得一只载重70吨的浅水铁壳小船“民生轮”，成立“民生公司”，开始了他在川江上的运输工作。对卢作孚这个人，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令人唏嘘的是，卢作孚最后倒在了1951年的“五反”运动中。卢作孚在当时的环境下搞交通运输实属不易。民生公司的运输以川江航线为主，川江航线向来以险著称，航道窄、落差大、激流险滩。高风险下有高收益，盯着这块肥肉的人自然就多。更重要的是，这条航线一直被外国船只霸占，依靠个人力量极难在中间求生存，更别说做大产业。虎狼环伺下，卢作孚巧妙地以“化零为整”的方法集结川江上下的小船主，集合力量对抗国外势力。同时依靠自己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职位，争取中外船只平权。最终，民生公司收购的船只数量越来越多，到1935年已拥有轮船42只，吨位达1.69万吨，经营川江61%的航运业务。航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偏向民族资本了，但这个与时局有着天然联系的行业，如同政治的附属，政局变动，第一个冲击的就是做航运的这帮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条长江线把陈顺通和卢作孚一东一西串成一体，在国家危亡之际，两大船王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战况紧迫，北面一路电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日军攻势迅猛，国民政府宣布紧急封锁全国重要江海口。当时，在实际仅掌控“太平”和“源长”两只轮船的情况下，陈顺通毅然把它们交由国民政府，这是他毕生的心血。当时国内海军之孱弱，已到无力回天的地步。1937年民国海军的吨位仅6万吨，其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还是清朝留下的老古董。反观日本海军，1938年各型舰艇的吨位达120万吨[3]。二十倍的差距让所有的对抗都看起来像以卵击石，面对悬殊的差距，国民政府决定自沉封江。1937年8月12日，“源长”号同其它22艘商船、12艘舰艇、8艘泵船、185艘民用船只，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口，这里面还包括虞洽卿三北公司旗下的船只。一时间，沉闷的爆破声在江阴口此起彼伏，一艘又一艘的船沉入江底，悲壮的声音在江面回荡。次日，淞沪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放弃南京向西转移，1938年10月又宣布放弃武汉，导致大量难民拥往宜昌，此外还有十三万吨战略物资需要转移，这是中国工业的命脉。战事紧、任务重，空运被日军炮火封锁，公路运输艰难，水路成了唯一可行的出口，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担起了这一重任。卢作孚临危受命，亲临一线指挥撤退，宜昌码头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白日里加紧作业，夜间看到日军轰炸机便关灯熄火，飞机离去后便马上复工。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卢作孚用损失三分之一船只的代价，成功实现140万人和超过10万吨战略物资的大转移，保障了重庆的后方建设。国乱之下，局势动荡，运费激增，行业的风险被无限放大。对于习惯在高负债率下运营的航运业，战争的打击可以让全行业半数企业一夜破产。抗战胜利前后，老一代船王陆续离开历史舞台：虞洽卿于1945年病逝重庆，陈顺通于1949年抱憾而终，卢作孚于1951年服安眠药逝去。建国之后，作为跟政治和资本紧密相关的航运业，已经不可能在大陆培养出新一代的船王。这个行业的年轻新贵们，需要在另一个城市开创属于他们的时代。3.辉煌1949年的香港，维港的码头上人头攒动，拎着偌大藤式行李箱的，十之八九是南下香港避难的大陆人。面对这片陌生的环境，南下的年轻人想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非就是三种手段：靠关系、靠头脑、靠胆量。除此之外，还要一点好运气，尤其对于航运业来说。出生于1912年的浙江舟山人董浩云，在南下香港之前就在大陆航运界已颇有名声。他不仅出身科班，十几岁时就考入航运业训练班，后来还娶了宁波籍航运巨头顾宗瑞的长女顾丽真为妻。这让他跟另一位宁波帮船王包玉刚不同：董浩云已经在航运界浸淫多时，包玉刚还在银行业里折腾。香港是世界三大深水良港之一，在开埠后，港口进出口船只由1844年的538只，激增至1914年的2.4万只，这一时期载重量也同步增加。一战至二战期间，船只数量大幅减少，载重总量的增速却远远大于一战前。船只的发展越来越大型化，其载重能力与载重货物价值得以大幅增长。世界造船技术日益更新，偌大的维多利亚港外国巨轮林立，而大多数华资船运公司还是以小货轮为主，做做短途运输。从上海南下避难香港的新一代华人们，开始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把握机会悄然改变着香港航运业的格局。这里面就有未来叱咤香港航运界的董浩云与包玉刚。此时国共内战接近尾声，但冷战形势愈发严峻。建国后，大陆频繁遭受西方经济封锁，朝鲜战争时期尤为严重。香港作为重要的物资通道，对于大陆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突破港英政府的封锁，穿过布满水雷的台湾海峡，避开美国的巡洋舰，最终将货物运到朝鲜半岛，风险极大，收益也极高。“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都这么说[4]。董浩云和一众航运人士都带着自家的小货轮参与其中，有的赚的盆满钵满，比如后来成为香港四大船王之一赵从衍；有的则在航行途中触雷毁船。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还没有进军航运，仍然做着小本的进出口贸易，以稳健为主，这一行事风格为他日后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特需经济过后，世界经济迎来大发展，航运业一片向好。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华人船工经验丰富又成本低廉，税率在世界范围内最低，这些优势吸引着大批的客户。日本在战后复苏过程中对外部原材料有着极强的需求，日本商人经常跑到香港来租船。董浩云看准了香港发展航运与港口的前途，将香港作为大本营开始扩充船队。而原本只是来香港避难的包玉刚，得知无法回内地后，最终也选择航运业。1955年，包玉刚凑了77万美元，从英国购得一艘旧货轮，取名为“Golden Alpan”，中文名“金安号”，开始了他的航运征程。航运作为重资产行业，在船舶制造和运营等方面需要大量资金，必然跟金融息息相关。资金渠道上，一是借助少量的自有资金进行杠杆借贷，运用恰当可以四两拨千斤，运用不当则是倾家荡产的结局；二是来源于与政府之间良好的政商关系，借助“寻租”获取资金来源。船舶运营的回款又是一大重要问题，资金回款的速度与质量决定了船队扩展的速度与边界，因此要想缔造航运帝国，必须从融资和回款两个角度进行创新。在竞争激烈的维多利亚港口，大大小小的航运公司都是采用计时租赁的方式，政治环境、经济周期、信贷利率、燃油成本、运输需求等等众多因素，频繁影响着运价的变动。初入航运界的包玉刚，却开了整船长期租赁的先河，把“金安号”以低于市面的运费价格长期包租给日本山下汽船公司。这是一个短期来看明显吃亏的决定。长期的银行从业经历告诉他，比起在尚不熟悉的业务上贸然猛进，稳扎稳打显然更利于长远发展。运气说来就来。1956年，包玉刚进入航运业的第二年，国际政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伊士运河禁运，欧亚航线上的船只必须绕道好望角。一时间世界范围内船只紧缺，山下公司在租约到期之际立即与包玉刚签订了后续租赁条约，包玉刚利用新获得的资金，进一步买入船只。扩张的不只是包玉刚。技术迭代开启造船业的新发展，在建造一只新船动辄需要数百万美金的六十年代，董浩云坚持购入西方国家淘汰的旧轮，利用成本优势扩充船队。董浩云购得的船只每艘合计50万港元左右，尽管旧船耗油大，但在世界油价低廉、运费高涨的背景下，反而给他带来了竞争优势。买入旧船只是经营上的策略，每一个做航运的人都想拥抱新船。只要时机合适，董浩云便准备一举打入。此时，技术的演进使货运业务开始分类细化，发展成当今的干散运输、油轮运输和集装箱（货柜）运输。最先迈入巨型油轮时代的是董浩云，1958年他购入第一艘油轮大西洋信心号，次年东方巨人号油轮下水。不过在日后，董浩云最后做大的业务却是集装箱运输，包玉刚在油轮运输上后来居上。六十年代，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发展带动了石油行业井喷式增长，包玉刚开始入手小油轮。他利用长期出租价格上的优势，渗入原本由西方公司垄断的石油运输，通过不断游说和信誉的建立，与埃克森、德士谷、美孚等石油公司相继建立业务关系。1969年，包氏第一艘20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油轮下水，从此在油轮运输布局上一发不可收拾。同年，董浩云将散装货轮改装成为货柜船，率先尝试货柜化运输。1970年，董和包二人分别成立了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和环球航运集团。自此，航运界的华人势力不再局限于维多利亚港，开始向世界级船王迈进。此时的香港，遍地都是机会。但已经呈现出强周期行业特征的全球航运版图，留给船王们挥毫泼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4.谢幕七十年代初期，香港一片繁荣，经济快速增长，股市屡创新高，热钱纷纷涌向这片新的掘金之地。在杠杆与寻租之外，航运公司通过股权市场进行融资的比例大幅提高。香港股市见顶之前，各大航运公司纷纷抢滩完成上市工作。1973年底，第一次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在资本市场上拿足了弹药的船王们，尽管置身经济寒冬，却已做好了在下一次经济复苏之际迅速扩充恢复的准备。在石油危机的低谷期，香港船王们利用价格优势加大船只购入量。经济回暖，航运业迅速恢复。1977年，包玉刚凭借1300余万吨的吨位数位列世界船王首位，董浩云以800余万吨位居第七。1980年环球航运集团达到鼎盛，旗下船队达200多艘，总吨位达2100万吨，直逼苏联全国的商队总额[4]。此时，行业的风向却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政治作为航运的先行指标日益弱化，以周期性为代表的市场规律逐渐显现。行业周期底部，运输需求和运费价格同时处于低谷，大量船舶闲置。经济复苏过程中，需求上升使闲置船只逐渐减少，运力足够的前提下对运价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只有当运力不足需要大量新建船舶时，运费才会迅速上涨。而等到大量新建船舶投入运营，运力重新过剩，行业又陷入低谷。因此，航运市场的真面目是“牛短熊长”。在世界经济整体蓬勃发展时期，航运业日进斗金，而高速增长一旦戛然而止，市场伪善的面具则会被揭下，仍然沉浸在昔日美好中的人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从大的时间长度上看，七十年代后期的航运繁荣，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八十年代前后，董浩云和包玉刚两位船王的不同选择，让各自的家族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时期，香港地产业释放出巨大活力。1970年至1980年间，香港人口数量从尚不足400万激增至超过500万，巨大的人口红利叠加大陆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利好香港楼市。三十年前，包玉刚权衡之下选择了“水上的物业”；三十年后，时过境迁，包玉刚果断做出“弃舟登陆”的决定。所谓弃舟登陆，其实就是转行房地产。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包玉刚盯上了香港著名地产公司九龙仓。九龙仓从最初一家负责码头仓库的小公司，发展到七十年代，旗下资产已衍生至酒店大厦、天星小轮等。香港地产的繁荣带动九龙仓位于尖沙咀、新界等地的码头仓货地盘快速升值，但是九龙仓的价值并没有及时反映到股价上去。大佬们对被低估的九龙仓蠢蠢欲动，其中就包括李嘉诚。李嘉诚率先出手，但在进一步收购时遇到重重阻力，最后选择将手中股票转给包玉刚。九龙仓的码头业务对环球航运而言是一个不错的对接，包玉刚欣然接受。在九龙仓的这场资本大战中，包玉刚以105港元每股的价格拿下实际控制权，而其年初的股价才50港元。这是一次成功的“登陆”，包氏损失不小，但长远来看，进入地产业务对包氏家族的未来有着重要作用。“如果在游泳时，天正下着雨，或正在起着风，其他人会说，算了吧！但对我来说，并无问题，如果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益处，我会干下去。”包玉刚骨子里还是银行家的气质，择时择机，对了就做。在这点上，他跟总设计师是一类人，两人在改革开放后交往频密，宛如挚友。董浩云与他却截然相反。作为一个自幼就在航运界里摸爬滚打的船王，随民族航运而起，青年得志，战后转地香港，东山再起。历经航运起起伏伏，董浩云面对八十年代的航运大萧条仍抱以乐观的态度，在其他人纷纷开始选择“弃舟”时，他不肯放弃，继续扩大船队。1980年，董浩云载重56.5万吨的“海上巨人”号油轮下水，这一问鼎世界的重量使董的事业迈上新的高峰。1982年，董氏的船队规模达到1100万吨，有横扫世界之势。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乌云依然笼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的上空，撑起庞大海洋船队的，不是利润，而是债务。这位垂暮老人离开之际还在筹办新船的下水仪式，对航运的未来也持着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信心。董浩云离去后，家族事业正式落入其子董建华之手，1983年东方海外真实的情况是：企业负债高达14亿美元，盈利部分仅能勉强覆盖利息。一切都变得岌岌可危。经营情况不断恶化的东方海外濒临破产边缘。1986年3月，霍英东出资11.56亿港元挽救东方海外，获取了其50%的股权，这也意味着董建华失去了父亲一生经营的公司，自己只保留了管理者的身份。董建华通过卖船减资，改变经营策略，直至进入九十年代，东方海外才重新崛起。包氏家族的产业，在女婿吴光正带领下日益多元化，不过他后来角逐香港第一任特首，惜败于董建华。时代的巨轮驶入了新的海域，纵横大洋的巨轮，绝大多数都隶属于Maersk、中远、地中海、法国达飞等全球航运巨头。在行业“牛短熊长”的行业周期的碾压下，航运业逐渐变成资本的游戏，那些充满出传奇色彩的船王商业冒险故事，已经停留在历史，再无重现的可能。5.尾声现在，要找到香港船王家族的新闻，多半要去娱乐版。2018年12月5号，香港船王许爱周之子许世勋去世，香港媒体大肆报道的初衷，也多半是因为挽着许晋亨出席葬礼的李嘉欣。船王们的第二、三代，多半都跟航运无关。董浩云之子董建华踏入政界，家族的东方海外也被央企中国远洋海运在2017年以63亿美金并购；卢作孚之子卢国纪，于1984年重建民生公司；而昔日香港四大船王之一的赵从衍之子赵世曾，把地产和绯闻都做到极致，据说睡过一万名姑娘。草莽时代个人英雄辈出的江湖已经远去。财富完成新一轮的分配，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后，资本嗜血般的竞争开始减少。在大陆，航运作为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关键一环，更多是国家计划下的按部就班，少了江湖故事里的刀光剑影。航运，也从激荡的野蛮生长，转向规律的行业周期。虽然那些精彩的商业故事，最终都会坠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周期轮回里，但船王们的沉浮往事，永远都是值得煮酒笑谈的传奇。船王必将迟暮，船王不会谢幕。参考文献：[1] 宁波市志，余福海主编[2] 航运史话，张后铨[3] 史海：江阴保卫战，鱼肥[4] 香港商战风云录，祝春亭[5] 世界船王的崛起，鸿硕、宾加[6] 何时回首谢红尘: 董浩云传，郑会欣...

原标题：Twitter被做空后，蓝色小鸟还飞得起来吗？Twitter又被香橼做空了。早在今年3月27日，香橼曾以Twitter很可能受到隐私保护监管影响的原因而做空Twitter，目标价25美元，比Twitter前一日的收盘价下调21.62%。而它宣布做空的言论，就发布在被它做空的社交平台Twitter上。次日，Twitter的股价下跌了11.05%。接下来，Twitter的股价起起伏伏，一波上涨在暗淡的半年报出来后即戛然而止。之后的三季报倒是不错，但香橼又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让在这波科技股下跌中，本以为可以独善其身的Twitter，直接补上了跌幅。这次，香橼直接把Twitter比作成社交媒体的哈维·韦恩斯坦。对，就是那个因为性丑闻而身败名裂的韦恩斯坦。2018：空头的狂欢2018年，是做空机构异常活跃的一年。浑水、香橼、Blue Orca、Gotham City Research等做空机构频频登场，仿佛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仅今年，香橼就先后做空了Aurora Cannabis、英伟达、奈飞、Shopify、Twitter（两次）、Square、Snap等公司，并且屡屡得手。在阶段性熊市中，多头哀怨连连，而空头则如鱼得水。美股长达10年的牛市过后，空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狂欢。美国三大指数在这一年起起伏伏，上半年在起伏中上升，分别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又在起伏中下跌，纳斯达克几乎跌入技术性熊市区间。反映到个股上，根据花旗银行的统计，“若以从52周高位下跌超过20%作为标准，标普500指数中已有42%的股票已跌入熊市区间，比例已接近近年历史高位，或表现出股市已计入市场的负面消息。”美国以外的股票市场更是凄凉，且不谈“别人涨我跌，别人跌我还跌”的大A股，德国DAX 30指数自一月份的高点下跌了22%，欧洲斯托克50自高点下跌了19%，英国富时指数下跌了15%。近期投研公司Gavekal Research负责人Loius-Vincent Gave发布的月度策略中指出，从今年1月的高点算起，所有资产类别年内表现都跑输美元现金。其中MSCI新兴市场指数跌幅最大，接近20%，MSCI美国指数也跌近5%。美国咨询公司Ned Davis Research策略师Ed Clissold更是指出，这是1972年尼克松时代以来最难赚钱的时期，“没有一个资产类别今年有望给到投资者超过5%的回报率。”在这种背景下，那些以做多为主的知名对冲基金都亏损连连。Ken Griffin执掌的对冲基金Citadel上个月浮亏3%，是2016年一季度以来最惨烈的表现。“美国版徐翔”Steve Cohen创建的Point 72更是亏了5%，今年的收益快要损失殆尽了。而做空机构大多都赚得盆满钵满，据说浑水今年业绩亮眼，年内实现了18%的收益。其实，在熊市中做空和在牛市中做多几乎同样容易。熊市中，投资者的情绪往往是脆弱的，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闻风而动，因为这时，控制风险比获取收益更为重要。做空者利用的恰恰就是投资者的恐慌，或者说是避险情绪。10月1日至12月17日，两个半月时间，在纳斯达克下跌15.6%的背景下，Twitter的股价反而上涨了20个点。Twitter再次进入了香橼的视野。图：2018年10月1日~12月17日Twitter股价走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么，这次香橼又给Twitter安上了什么“罪名”？Twitter的软肋Twitter、Facebook创建之初，给自己的定位是“社交平台”，当然这样的定位并不能一劳永逸的撇清它们与旗下平台上内容的关系。尤其是近几年，社交网站不仅集聚了大部分的社会矛盾，还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些社会矛盾。1. Twitter有毒香橼直接开门见山地指出，Twitter是个“有毒”的网站，对用户和广告主而言，都是如此。“Twitter的页面上，充斥着践踏人权的信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香橼援引了大赦国际的调查结果，指出“女性每隔30秒就会在推特平台上收到辱骂性短信。而且，与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在有问题或辱骂性的推特上被提及的可能性要高出84%。”侮辱女性只是Twitter平台上众多仇视言论的一个缩影。随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政治倾斜等问题集中爆发，社交网站再也不能站在平台的中立立场，选择视而不见。在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之间，社交网站需要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2. 用户隐私保护所谓“打蛇打七寸”，Twitter作为一家社交媒体，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那就是用户的个人隐私问题。这也是香橼报告中提及的第二个问题。香橼指出，“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你不喜欢Facebook，你也绝对会讨厌推特，因为这两个公司的隐私监管风险和数据使用立场相似。”Facebook的问题从特朗普竞选总统开始一直酝酿，直到今年三月集中爆发。当时，《纽约时报》和《卫报》报道了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如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利用Facebook收集的5000多万用户数据。更是指出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在竞选活动中雇佣该公司来锁定目标选民。对于社交媒体行业的强监管也自此拉开序幕。实际上，Twitter也面临与Facebook同样的问题。当Facebook COO雪莉·桑德伯格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站在她旁边的正是推特的CEO杰克·多西。图：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和Twitter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出席听证会“任何免费的东西都已在暗地里标注了它的价码”。所以，当Twitter几乎是无偿地为你提供服务的时候，你也交换出自己身上可被榨取的价值——用户信息、个人数据、社交活跃度等等。根据Twitter的财报，其流量变现形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广告变现，一个是通过数据许可变现（data licensing）。通过广告变现，精准定位、用户画像、精准推送，便不可避免地要在用户数据上下文章；通过数据许可变现，用香橼的话说，就是“直接售卖用户数据”。所以，和所有依靠流量来创造利润的公司一样，Twitter的商业模式决定了，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是Twitter社交大厦上永远挥之不去的那朵乌云。推特不死强监管下，社交媒体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欧盟从今年5月开始，施行“史上最严厉”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而在美国，具体监管法规还在路上，社会各界已提前开始声讨。本月19日，Facebook又被华盛顿特区司法部长告上法庭，Facebook和Twitter两个“难兄难弟”在今年皆是麻烦缠身。最终各平台都开始大力打击网络水军、清理虚假新闻，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以提升对用户隐私安全的保护。而这就造成了这些公司们一边出现用户增长下滑，另一边成本提升利润率下滑的现象。1. MAUs下滑，DAUs上涨强监管直接动摇了Twitter的底层逻辑——MAUs。此前，推特在今年7月份对所谓的“锁定账号”（locked-accounts）进行了清洗，清除了其社交平台上的机器人和虚假账号。Q2和Q3财报显示，月活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环比下滑。图：2016Q1~2018Q3 Twitter日活、月活及用户粘性并且，就如管理层在致股东信中提到的那样，“GDPR、不续订SMS合同、管理层决定优先考虑平台的健康状况（关闭虚假帐户、管理仇恨言论等），这三大因素会导致月活将继续下滑”。七月底的暴跌就源于此，二季度是Twitter上市之后第一个，月活环比下滑的季度。但，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起月活，Twitter的日活指标更加关键。回顾Twitter的发展路径，其在新闻媒体的渠道上越走越远，而社交属性越来越弱。与其同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站在同一个跑道上竞争，不如沉淀下来，做自己擅长的业务。从上图可以看出，2016年以来，Twitter的月活增长基本进入平台期，其日活却从1.37亿增长至了1.77亿人，相应的，用户活跃度（DAUs/MAUs）提升了10个百分点。月活下滑的预期已经反映在股价里。所以，三季度财报出来之后，同样是月活环比下滑，收入利润超预期，但Twitter的股价却上涨了15.47%。2. 变现能力提升Twitter一直被诟病的是它的变现能力。与Facebook 22亿月活、Instagram 10亿元月活相比，Twitter 3.3亿月活甚至被中同行微博超过。来源：Statista用户吸引不过来，流量遇到瓶颈，广告商都去Facebook打广告了。2016、2017年两年，Twitter的营收增速下降的很厉害，其净利润也一直是负的。但坚持做自己的Twitter在新闻媒体平台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也是Twitter区别于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在强手林立的社交圈竞争优势之所在。从马斯克的“推特治司”到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广告主重新认识到Twitter的价值。图：2016Q1~2018Q3 Twitter营业收入图：2016Q1~2018Q3 Twitter净利润（2018 Q3净利剔除了递延所得税）另外，Twitter推出了视频广告，以提升变现能力。视频广告获得的参与度更高，更易获得广告主的青睐。从Twitter财报中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Q4~2018Q3，广告投放量高速增长。Twitter绝大部分广告都按CPE（Cost Per Engagement，每次互动收费）计费，互动收费，即用户点击、转发、评论该广告才计费。虽然视频广告的CPE更低，但其带来的广告投放量的增长足以抵消这部分降低，反而带来广告收入的增长。2018年第二三季度，来自视频广告的收入已经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广告收入。所以，尽管有政策的降维打击，但Twitter硬生生地扛了下来。Facebook受到影响，营收利润增速、净利润率都开始下滑，Twitter反而跟没事一样。尾声个人数据隐私与用户的“不当”言论，是社交平台上两朵永远也挥之不去的乌云。个人数据隐私，在很多国家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社交平台在使用用户数据时，也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这就导致了，盈利的动机驱使大量的用户数据滥用问题。至于不当言论，想要根除，更是难上加难。不如看看言论控制更加严厉的微博，你仍然能看到非常多的“不当”言论。可以预料的是，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的这些问题都会时不时地被拎出来，成为被做空的理由。香橼没有正义感，它只是把做空当做一门生意。...

明年1月1日起，央行关于非银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的新规施行，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些账户5万元以上的大额交易要上报了。这个通知施行后意味着，个人账户的大额交易及流水异常将接受央行监控管理；这之中，不仅仅包括银行账户收支情况、网络银行收支记录，还将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银支付机构的记录。今后，我们个人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购物消费达到5万块钱以上、转账金额达到20万以上，就有可能被列入大额可疑交易进行监控。业内人士分析，大额交易报告的上报主要面向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不涉及额外履行报告责任；在实际合法合规交易中几乎无感知，将由交易背后的非银机构按要求上报；该新规主要是预防洗钱和非法融资等行为，企业和个人正常交易和业务办理不受影响、境内个人年度购汇便利化额度不变、个人外汇业务政策调整不涉及。值得注意的是，明年1月起，《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也将正式实施，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建立健全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系统。大额交易报告覆盖至第三方支付机构今年6月份，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银发〔2018〕163号)。根据该通知要求，2019年1月1日起，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在内的非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以下交易情况必须上报：1、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现金收支。2、非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含20万美元)的款项划转。3、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含10万美元)的境内款项划转。4、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跨境款项划转。这个通知施行后意味着，个人账户的大额交易及流水异常将接受央行监控管理；这之中，不仅仅包括银行账户收支情况、网络银行收支记录，还将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银支付机构的记录。今后，我们个人用支付宝或者微信购物消费达到5万块钱以上、转账金额达到20万以上，就有可能被列入大额可疑交易进行监控。北京天道诚财务顾问分析，大额交易是指用户通过金融机构或支付机构发生的达到央行规定大额金额的交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报告大额交易是金融机构及支付机构应当履行的三项核心反洗钱义务之一，也为央行依法开展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分析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央行以此数据基础开展主动分析、协查分析和国际互协查，依法向执法部门移送案件线索，与相关部门一起预防洗钱、恐怖融资行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第三方支付机构交易合规化是今年监管的重点。今年7月，深圳智付电子支付被罚没4200多万元，案由除了为境外多家非法黄金、炒汇类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供支付服务，通过虚构货物贸易，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跨境外汇支付业务；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技术手段对境内网络特约商户的交易情况进行检查，未能发现数家商户私自将支付接口转交给现货交易等非法互联网平台使用，客观上为非法交易、虚假交易提供了网络支付服务等方面之外，还有在跨境支付中，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逃汇行为，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上述新规主要面向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不涉及额外履行报告责任，在实际合法合规交易中几乎无感知。需注意的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这个规定并不是为了限制大额消费或者移动支付，而是为了打击洗钱、恐怖等相关非法活动。平时大家正常消费、取现，没有涉及相关违法活动，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企业和个人在进行业务处理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新的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的要求；不改变境内个人年度购汇便利化额度，不涉及个人外汇业务政策调整；支付机构落实该规定，需制定内部大额交易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将相关制度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总部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备；配备专职反洗钱人员负责大额交易工作，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信息支持；建立大额交易检测系统，保障大额交易数据完备；梳理大额交易上报要素字段，落实明年大额交易报告工作。”北京天道诚财务顾问表示。互金机构反洗钱新规也有大额交易监测要求明年起，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也将被纳入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统一监管框架之下。今年10月10日，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该《管理办法》要求，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基本义务，一是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制。二是有效进行客户身份识别。三是提交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四是开展涉恐名单监控。五是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按上述办法的界定，互联网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在业内人士看来，“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券商、信托、期货、基金等都有相关反洗钱管理办法，现在互金行业也终于出台，填补了空白，也说明互金行业已被纳入类金融机构监管。”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认为，互金行业的整体性框架出台，意在把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业态纳入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统一监管框架下消除监管空白地带。同时他分析，该《管理办法》重点聚焦于支付和融资环节，就互金机构而言，需要在实名认证、可疑和大额交易监测与报告等方面做好防范工作。相关背景材料《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经2016年1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第9次行长办公会议通过，201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发布。该《办法》分总则、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报告、内部管理措施、法律责任、附则6章30条，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明确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1、对于大额支付交易的界定（1）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2）非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含20万美元）的款项划转。（3）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含10万美元）的境内款项划转。（4）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跨境款项划转。图片来源：网络2、发生了大额交易金融机构的处理对同时符合两项以上大额交易标准的交易，金融机构应当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金融机构应当在大额交易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电子方式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客户通过在境内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或者境内银行卡所发生的大额交易，由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或者发卡银行报告；客户通过境外银行卡所发生的大额交易，由收单机构报告；客户不通过账户或者银行卡发生的大额交易，由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报告。3、对可疑交易的界定（1）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集中转入、分散转出；（2）资金收付频率及金额与企业经营规模明显不符；（3）资金收付流向与企业经营范围明显不符；（4）企业日常收付与企业经营特点明显不符；（5）周期性发生大量资金收付与企业性质、业务特点明显不符；（6）相同收付款人之间短期内频繁发生资金收付；（7）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且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收付；（8）短期内频繁地收取来自与其经营业务明显无关的个人汇款；（9）存取现金的数额、频率及用途与其正常现金收付明显不符；（10）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短期内累计100万元以上现金收付；（11）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严重地区的客户之间的商业往来活动明显增多，短期内频繁发生资金支付；（12）频繁开户、销户，且销户前发生大量资金收付；（13）有意化整为零，逃避大额支付交易监测；（14）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可疑支付交易行为；（15）金融机构经判断认为的其他可疑支付交易行为。注意：实际中金融机构按自己规定的情形或标准来判断。4、发生了可疑交易金融机构的处理金融机构发现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客户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客户的交易或者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的，不论所涉资金金额或者资产价值大小，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金融机构应当在按本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内部操作规程确认为可疑交易后，及时以电子方式提交可疑交易报告，最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1月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左）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出席记者会。（图片来源：新华社）中国日报网12月24日电（严玉洁） 由于对经济增长放缓存在担忧，美国股市近几周大幅下跌，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预计将创下大萧条以来12月份最高纪录。这回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彻底坐不住了。据英国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3日，姆努钦致电美国六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CEO），询问有关市场流动性的问题。姆努钦23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今天我和美国六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召开了个人电话会议。”这些银行分别是美国银行、花旗集团、高盛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富国银行。财政部在一份声明里表示：“首席执行官们证实，他们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可用于放贷。”姆努钦还证实，他们没有经历任何清算或保证金问题，市场继续正常运转。财政部还表示，姆努钦将在当地时间24日召集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也称“暴跌保护团”），其成员包括美国金融系统主要监管官员。“暴跌保护团”2009年金融危机后期召开会议时，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都参加了。此外，姆努钦还证实，特朗普总统并未考虑解除美联储主席罗姆·鲍威尔的职务。他说，特朗普亲口表示，自己从未暗示解雇鲍威尔。近日有媒体报道，美联储本月19日宣布今年第四次加息和美国股市持续下跌都令特朗普对鲍威尔的不满情绪上升。此前，特朗普也曾多次抱怨美联储政策。姆努钦此番出面，正值一系列资产类别遭受严重损失之际。仅在12月份，标准普尔500指数就下跌近1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6%。纳斯达克指数现在处于熊市中，已经从8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了近22%，标准普尔指数与其下跌水平相差不多。...

　　近日，科力远公告称，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吉利集团、华普汽车合计持有的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S公司）36.97%的股权，此次交易作价8.21亿元，每股价格为4.47元。　　然而，定增方案尚未得到股东大会批准，投资者就对其进行了“用脚投票”。截至12月21日收盘，科力远二级市场价格与定增价倒挂已超过10%。此外，公司回购方案迟迟未能落地，被投资者质疑“忽悠式”回购，有为定增护航操纵市值之嫌。　　“忽悠式”回购　　涉嫌操纵市值　　以2018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CHS公司100%的股权的评估值为22.19亿元，相较CHS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20.94亿元增值1.25亿元，评估增值率为5.99%。经各方协商，CHS公司36.97%股权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8.21亿元。　　定增方案显示，吉利集团持有CHS公司9.90%股份，交易对价为2.20亿元，科力远拟对其发行股份4914.99万股；华普汽车持有CHS公司27.07%股份，交易对价为6.01亿元，科力远拟对其发行股份1.34亿股。　　然而，发行股份方案尚未得到股东大会批准，二级市场股价已经闻风而动率先下跌。至12月21日收盘时，科力远已经跌至3.95元/股，相较每股4.47元发行价下跌幅度11.63%。这意味着吉利集团、华普汽车尚未到手的股权账面价值已经“打了八八折”。　　为稳定投资者预期，科力远采取回购股份的措施。10月22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10月30日又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然而，具体回购行动却迟迟不见下文。12月3日，公司表示尚未进行股份回购。至12月11日，公司宣布调整回购方案时，仍然一股也未回购。有投资者在网络交流平台上表示：“公司回购只是一个大忽悠。只是为了托住股价，不被爆仓而已。”　　扣非净利润连亏7年　　累计亏损超7亿元　　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历程看，分为产业导入期、快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依照国内本年批复的项目以及各大车企发布的产能计划预算，到2020年，新能源轿车产能有望到达500万辆，中国新能源轿车有望驶入高速成长期。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发布显示，9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万辆和12.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64.4%和54.8%。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万辆和9.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6.1%和47%；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万辆和2.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4.3%和90%。　　面对良好业绩数据，社会各界纷纷给出积极评价。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混合动力技术成本并不高，只是有一定的技术专利壁垒需要攻克，同时混合动力技术也并没有被日系独揽。”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也公开表示：“关键在于国产自主品牌能否把握住混动技术，一旦掌握技术，普混车型成本将降低，销量自然会上一个台阶。”　　然而，坚持走混合动力路线的科力远业绩却未能跟上市场步伐。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科力远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亏损9696.74万元、2.26亿元、1.02亿元。往上追溯，科力远上一次扣非后净利润为正值还是2010年，即意味着该公司已连续亏损7年多，累计亏损达到7.1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行股份收购的CHS公司业绩波动较大。财报显示，CHS公司2017年的净利润为4920.93万元，而2016年度和2018年上半年均处于亏损状态，分别亏损9282.61万元和6042.36万元。此外，CHS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主要是为吉利集团旗下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存在过于依赖单一大客户的风险。　　针对投资者比较关注的这些问题，《证券日报》记者致电公司咨询相关事项，截至发稿时，对方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2015年，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崛起，相应的牌照价格水涨船高。它们要价不一：支付牌照11亿，互联网小贷牌照1.2亿，融资担保牌照500万……曾经有一群人，依附在牌照生意之上，成为中介和“掮客”，赚了一波红利。他们最高的时候，“一单赚8000万”；而如今，生意却连续半年无人问津，不得不去各个群里撒广告。牌照中介随着行业崛起，如今也伴着行业进入寒冬。他们眼中的牌照江湖，折射出一段完整的互金荣辱史……门可罗雀大牌照中介李冰，在前段时间飞到了深圳“猫冬”。但这个互金的冬天，他注定无法躲过去。“三个月，一张牌照都没出去。”他说。而上海小中介高小昕，已经沦落到在各个群里撒广告揽客的地步了。“被踢出来好多回。”高小昕称，他已经连续半年不开单，整个人都开始焦躁。牌照已不再是抢手之物。以曾经抢手的支付牌照为例。“目前包括收单和支付两项业务的牌照，叫价在5到6亿，之前是8亿多。”李冰称。为了促销，很多支付牌照直接降价1亿，依然无人问津。而在2017年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小贷牌照，更是连询价的人都没有。牌照中介也开始了漫长的冬季。但这个冬季有多冷，有多长，他们无法预测。网融并购的CEO刘庆，一直专注于牌照和壳资源生意，一度被媒体称为“壳王”。他依旧记得，2015年，中介大军是如何进入行业的。2015年，是金融行业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股民都记得那段黑暗岁月：连续数日，千股跌停，恍如噩梦。此后，监管收紧了金融监管，特别是很多金融牌照都不再新增。求稳，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牌照变成了稀缺货。”刘庆称，根据简单的物以稀为贵原理，未来几年，牌照的价格将水涨船高。2015年，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划时代的趋势：金融科技崛起。这是金融行业一股让人意外，却又惊喜不断的小支流。它们游离在传统金融之外，不需要接受传统金融的束缚和捆绑，“法无禁止即自由”。它们活力十足，水花四溅。当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就开始盯上了“牌照”。在中国金融的历史上，牌照就是一张畅行无阻的通行证，是某种合法身份和特权的象征。对于民营企业和金融科技来说，牌照仿如光芒刺眼的桂冠，它们难以接近，却又期盼不已。它们还是释放了自己小小的野心，开始收购牌照。牌照不再新增，同时买方增加，这让牌照市场，突然变得火热异常。而牌照中介群体，也是在此时全面崛起的。“那时全国得有上千的牌照中介，还有专注对接金融科技的牌照中介，他们大多都是行业从业者。”高小昕称。李冰就是一位资深从业者，他主要对接的，是P2P买家。门庭若市最开始火起来的，是第三方支付牌照。监管叫停了支付牌照的申请，但一些巨头公司，却认为支付是它们生态系统中必要的一环。支付涉及核心数据，巨头都不愿嫁接其他支付通道，所以，京东、网易、微信等等，都有自己独立的支付系统。“支付牌照是最难卖的，因为市场能满足互联网支付的牌照，也就20多张，各项匹配又很难。”刘庆称。而这个购买流程也非常复杂。尽调、去监管部门申报、变更，这些繁琐的流程走下来，就要花一年时间。但收益也非常可观，“居间费是8000万元。”“最开始的时候，一笔单子的中介费大约在10%左右。需求越来越旺盛之后，中介费超过30%的也存在。”刘庆称。大量的中介，在2015到2016年的牌照生意中，赚到了钱。高小昕就做一些小生意，也赚到了上百万。李冰因为行业资源颇多，赚到了几百万。而刘庆销售了一张支付牌照，一把赚了8000万。他们称，自己的工作是“打破信息不对称”。而刘庆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信用中介”。因为买方和卖方，都互不信任，他在其中，就充当了一个信用润滑剂的角色，去抹平这种“不信任”。但是，牌照中介却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利益交锋，刀刀见血。“这就是一场人性和利益的搏斗。”沉浮行业多年的刘庆称，信任，并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在2017年的牌照生意中，高小昕几乎将前面两年的积蓄，全部赔光。这一年，突然间，又有一类牌照火了，这就是“互联网小贷”。2017年前后，金融科技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品种：小额现金贷。赚得盆满钵满的现金贷平台，开始想要一个合法合规的身份，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购牌照。几乎每个现金贷平台，都找到专人来对接牌照，这样的部门名为“政府关系部”。“整个2017年，都是疯狂抢购的状态，我一个人同时对接20张牌照，忙得手机发烫。”高小昕称。当时整个行业还是卖方市场，买家多，卖家少，屯着牌照的中介，话语权极强。“开始的时候，一张还未出炉的牌照，运作费就是500万。因为要到金融局去活动。”高小昕称。面对这种“悬而未决”的牌照状态，买家都担心被忽悠，所以市面大多是采取“先下牌照，再付款”的方式。而这，就需要中介先行垫付一部分“运作费”。当时市面上还没有一起成功操作的案例，但这些虚拟牌照的价格却水涨船高。“从500万飙升到几千万，最后，个别地区确实下来了几张牌照，最终的价格是3000万。”高小昕称。而其中一位3000万牌照的买家薛白云称，他们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运作”这张牌照。“去牌照申请地很多次，每次都是吃吃喝喝，打点各种关系。”薛白云称，从2017年才开始运作，根本来不及。因为，2017年11月底，互联网小贷牌照被叫停。在路上的牌照，全部搁浅。而在其中运作的中介，几乎血本无归。高小昕当时运作的牌照有5张。“前期打点关系，我就花了上百万，全部赔光。”可能没有哪个行业，会与监管如此紧密联系，就如金融的晴雨表。“牌照生意和监管息息相关。”刘庆称，这个行业，就是要切准监管的脉搏，判断失误就满盘皆输。而行业的另外一个风险点，就是“跳单”。所谓的跳单，就是买方和卖方偷偷对接，将中介直接挤掉。这种事情，刘庆遇见了太多。为此，他会先和买卖双方签订居间合同，如果跳单，就直接起诉。“人都是有贪欲的，要利用好人性。”高小昕在早期，被跳过无数回单。他就开始采取利益捆绑的方式，比如从居间费中，拿出一半给买方的拍板人。这就是一场利益交锋的战争。“有时候，买方和卖方的人都要打点，到手的居间费，可能不到十分之一。”高小昕称。牌照之困2017年年底，现金贷监管之后，市场遇冷。有趣的是，现金贷市场开始了“下沉”。很多大现金贷平台换了一个小马甲，开始偷偷做现金贷。而放出去的，都是它们的自有资金。“2017年赚了很多，拿出一部分，自己放贷就好。”多位现金贷平台的创始人都表示，动用了自有资金。而费了吃奶的劲才拿到互联网小贷牌照的平台，此时傻了眼。薛白云称，他们拿到牌照之后，就被要求对接政府开发的系统，因此，每一笔资金的进出，都被监控。“监管太严了，正常只能做利率36%的产品。”薛白云称，他们不得不寻求转型。汽车金融、供应链金融跑了一圈后，他们发现，“利润实在太低，和现金贷没法比。”尝试过捷径之后，你就很难再一步一个脚印。“牌照现在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便利，反而是束缚。”薛白云称。比如，杠杆率。消费金融的牌照，尚有10倍杠杆，但互联网小贷，杠杆率实在低得可怜。目前，各地互联网小贷的杠杆率，基本被要求不超过公司资本净额的2倍左右。最高的是湖南省，有3倍杠杆，最低的是上海市，只有0.5倍杠杆。“我们注册公司的时候，实缴了几个亿，但现在同业拆借，也只能融到几乎等比例的钱，这和用自己的钱放贷有何区别？”薛白云称，如此低的杠杆率，毫无作用。眼看着身边的公司，“轻松”沉入地下，继续放款，他只能干着急。“唯一的方法是，自己再独立做一家公司，看能不能做点业务。”薛白云称，但公司主体，已基本无计可施。不止一家持牌公司高层透露，目前对于他们来说，牌照并不是“特权”和通行证。而支付牌照，同样如此。因为“备付金账户”被叫停，以前支付行业赚钱的大头被取消。备付金相当于一个资金池，可以让支付公司吃“息差”，这一度是支付行业的核心收入。“就因为这样，支付行业不再是一个赚钱生意，支付牌照的买家也减少了很多。”刘庆称。对于金融大河来说，金融科技就是小支流，它不能太壮大，也不能太活跃。所以，在金融科技成长的早期，牌照界定的范畴和规则，都不明晰。而为了规避风险，监管给牌照的“权限”也比较少。监管甚至还会收回一些权限，比如支付牌照。“实际上，束缚大于权限。”薛白云认为，现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牌照，都是“试水牌照”，人们在摸索中渡河。他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是“小支流”的命运，很多行业从业者，也放弃了白道上升的机会，选择了“黑道”或者沉入地下。金融科技的牌照卖方，突然间门可罗雀了。薛白云说：“这是大家对命运的洞悉与妥协。”结语牌照生意会一直存在吗？刘庆认为，只要牌照制度存在，这个行业就一直存在。这是一张神奇的入场券，持有者才能成为正统军，并有茁壮成长的可能。尽管有人放弃，但依然有人追逐。牌照依然散发着魔力，就如高高悬挂的桂冠，给行业向上的动力……（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12月23日下午，多名考生爆料称，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考试在考《外语教学理论基础》时出现错误，将答案当成试卷发给考生。一位网友在微博中表示，“拿到的信封里面不是题，竟然是答案！然后花了两个小时抄完了答案。”如此戏剧性的一幕是怎么发生的？12月23日晚，山东师范大学在其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布关于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自命题考试《外语教学理论基础》科目补考的公告。公告称：“12月23日下午，我校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外语教学理论基础》（科目代码908），由于工作严重失误，试题印刷封装错误，致使考试无法正常进行。”“在此，我们真诚向考生道歉，并将认真调查、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为尽快弥补失误，确保把考生损失降至最低，根据国家研究生招生相关规定，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该科目进行补考。 “补考应该就在这几天，届时会启用备用试卷，但具体时间、地点还没有最终确定，确定之后会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与考生进行联系。”根据补考公告，学校将为参加补考的考生报销城市间往返交通费、住宿费及餐费，尽最大努力协助考生解决由此造成的困难。此外，补考按照2019年全国项士研究生考试有关规定执行，相关考生均需参加本次补考，成绩以本次补考为准。对于此次乌龙事件的具体原因以及涉及多少补考考生，据界面新闻，山东师范大学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核实之中，下一步会发布详细的通报。每经小编在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了解到，今年11月20日，该校曾发消息表示，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的现场确认人数持续增长，再创历史新高。根据统计，2019年报考我校硕士研究生现场确认人数为11932人，相比于2018年10258人，增加1674人，同比增长16.32%。数据显示，报考我校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4440人，比去年增加398人，增幅达9.85%；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数为5244人，比去年增加835人，增幅达18.94%；报考我校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人数为2248人，比去年增加441人，增幅达24.41%。公开资料显示，山东师范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济南市，建校于1950年10月，系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成立最早的本科高校：截至2018年5月，学校共拥有1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专业学位类别，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大学科门类。学校还拥有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个学科进入山东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行列。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在其官网表示，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引证报告》发布的统计数据，我校博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被期刊引用次数达到6773次，比2015年增长21.79%，比2014年增长77.49%，再创新高。从全省来看，我校博硕士学位论文被期刊引用频次仅次于山东大学，位列第二名。山东师范大学在取得这样优秀成绩的情况下，却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属不该。12月23日23:16，山东省教育厅回应山东师范大学自命题科目考试试题错装问题：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影响了考生正常考试，造成了恶劣影响。将妥善安排补考，相关责任人已停职。...

年内最后一周解禁潮将至，解禁市值近千亿，会对哪些股票形成冲击？数据宝统计显示，下周面临解禁个股共76只，解禁股数量为年内单周之最。以最新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达940亿元。具体来看，21股解禁市值超10亿元，解禁市值最高的是桃李面包。12月24日，桃李面包共计3.91亿限售股可上市流通，解禁市值170.1亿元，其解禁股为发行前股份限售流通。协鑫集成解禁市值125.89亿元排在桃李面包之后，协鑫集成下周将有25.23亿股上市流通，解禁股为增发A股法人配售上市。国电南瑞下周将有3.47亿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63.38亿元，解禁股也是增发A股法人配售上市。4只个股解禁市值不足千万元，分别是中潜股份、聚飞光电、永艺股份、洲明科技。中潜股份解禁市值最低，下周公司有30.2万股面临解禁，解禁市值345万元，解禁股为股权激励限售流通。聚飞光电下周有225.9万股面临解禁，解禁市值562万元，解禁股也为股权激励限售流通。永艺股份下周有107.5万股面临解禁，解禁市值772万元。7股解禁比例超50%包含解禁市值在内，解禁股比例的高低也会对股价有不同程度影响。数据显示，25股解禁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10%，其中7只个股解禁股占总股本比例在50%以上，分别是桃李面包、可立克、中新科技、银宝山新、思维列控、奇信股份、万里石。解禁比例最高的是桃李面包，解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达到83.07%。可立克解禁股占总股本比例为75%，排在桃李面包之后。可立克下周将有3.2亿股上市流通，解禁股为发行前股份限售流通。中石科技、联诚精密均为去年上市的次新股。去年上市的次新股面临解禁的还有德赛西威、振江股份、阿石创等。在解禁股上市流通后，桃李面包、置信电气、航天信息、ST明科、思维列控上市股份达到全流通。蓝光发展、协鑫集成、中洲控股、南威软件、万里石等下周解禁股上市流通后，上市股份接近全流通。19股解禁前表现抗跌一般情况下，解禁会对股价形成一定冲击，解禁前期一段时间，股票大多表现不佳。数据显示，12月以来，沪指累计下跌2.99%。解禁股中，19只股票期间逆市上涨。表现最佳的是完美世界，累计涨幅16.67%。完美世界12月24日有0.21亿股将上市流通，解禁市值6.04亿元。前三季度，完美世界实现盈利13.17亿元，同比增长22.18%。振江股份、天创时尚累计涨幅也在10%以上。逾七成个股12月以来股价下跌，跌幅最大的是闻泰科技，期间累计跌幅24.61%。闻泰科技下周将有1.54亿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35.38亿元，解禁股为增发A股法人配售上市。辅仁药业12月以来累计跌幅18.58%，该股下周将有1.97亿股上市流通，解禁市值25.33亿元。累计跌幅较大的还有熙菱信息、飞荣达、黄河旋风、银宝山新、新研股份等。解禁股业绩参差不齐距离2018年结束不到10天时间，这些上市公司会交出怎样的成绩单？数据宝统计显示，从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情况看，三维通信、万里石、天际股份、西部建设、新和成等股年度净利润预计增幅中值在50%以上。三维通信净利润预计增幅最高，公司预计今年净利润为2.1亿元至2.5亿元，同比增长3.44倍至4.29倍。万里石预计今年净利润为800万元至110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天际股份预计今年净利润为0.65亿元至0.76亿元，同比增长1.93倍至2.43倍。部分个股年度业绩堪忧，拓维信息净利润预计下降幅度最大，公司预计今年净利润亏损10亿元至13亿元，将是其上市以来年报首亏。协鑫集成预计今年净利润亏损4亿元至盈利0.5亿元。净利润预计降幅较大的还有恺英网络、华明装备、金一文化。...

　　“我们这就是房租分期，不是租房贷，就相当于你分好几次把房租付给我们，怎么会是贷款呢？我们又不是银行，哪有资格贷款，你说是不是？”一家杭州长租公寓工作人员对记者称，其公寓品牌所有房源押一付一，不收押金，不收中介费，任何原因均可随时退租。　　随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单独的“房租分期合约”，并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署了合约，再注册他们的分期APP，即可享受0押金中介费押一付一的服务，如果不签署的话，就只能押一付六或是年付押金。　　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该工作人员将合约翻给记者简单浏览，其中，部分合约细则被加粗，而在加粗的细则中间，夹杂了一条未加粗的“委托XX公寓品牌签署租房小额贷款合约”的细则，在此页下方，租客需要单独签字，在记者对此提出疑问后，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不租你就走”。　　2018年8月以来，众多小型长租公寓品牌爆雷，隐藏其后的“租房贷”浮出水面，深圳互联网金融协会对“租房贷”业务定义为——租客向第三方金融机构或P2P网络借贷平台申请信用贷款，机构一次性将等同于一年租金的资金放款给服务商，服务商并未将全部资金给房东，形成了资金占用。表面上租客按月付租金，实际上每月向贷款机构还贷的服务。　　北京市住建委在8月宣布，针对住房租赁企业违规使用“租房贷”展开调查取证，一旦查实将从重处罚、联合惩戒，其后，全国各大城市也相继宣布对违规使用“租房贷”进行重点打击，相关银行也下架了租房贷产品。　　一位长租公寓业内人士透露，租房贷由此被“一竿子打死”，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品牌也纷纷下架了租房贷，“即使说有些品牌，他们操作租房贷的流程是正规合理的，一样会被质问，国家都打击了，为什么你们还有这个产品？”　　这样的态度依旧未有松绑，在近日由贝壳找房组织的长三角城市群房产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邵挺就旗帜鲜明地将租房贷打入了“不规范的金融产品”之中。同时，蛋壳、自如、相寓等大型长租公寓品牌也均对记者表示，将继续与租房贷划清界限。　　然而，据记者多方走访，多个业内人士透露，部分中小长租公寓品牌正以“房租分期”为名，行“租房贷款”之实，操作手法与此前被曝光的租房贷完全一样，区别在于，更名改姓后的租房贷款更加隐蔽。　　例如，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此前租客申请租房贷款，是与第三方平台签订一份额外的合同，同时要通过手机拍摄身份证照片进行贷款认证，在租房贷的事件爆发后，很多租客已经明白了这一“套路”，签合同之前都要仔细看过，签合同的时候也不会随便拿出身份证来拍照。　　然而，新版的“房租分期”直接跳过了租客与第三方签订合同以及手机拍照认证的程序，而是以“房租分期合约”的形式，成为租客办理小额租房贷款的委托人，利用租客在租房合同中提供的身份证信息，以代缴物业费、登记流动人口等为名获得租客的手持身份证照片，直接为租客办理贷款，并通过公寓自有APP进行每月的房租支付，再由公寓代缴贷款，在此期间，租客只要不查询自己的征信记录，不会收到任何自己背负了租房贷款的信息。　　记者咨询了杭州另一家提供“租房分期”服务的小型长租公寓工作人员后得知，为其提供分期服务的是“会分期”平台，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他们是现在国内最大、最安全的房租分期平台，很多品牌都用这个，还有官网，你完全可以放心。”　　会分期官方介绍显示，其是“会找房旗下租房分期的互联网金融软件，主要功能房租分期，打破传统的押一付三、押一付六交租模式，租客通过会分期进行贷款，会分期替租客向房东垫付房租，让租客实现月付房租。”　　记者查阅了多个论坛后发现，其对租客的宣传口径为“租客通过会分期的方式支付房租，轻松无忧”，同时，“租客通过会分期进行贷款”也被删除。对此，记者联系了会分期方面，未得到回应，不过，会分期客服对记者表示，“我们的租房贷款申请流程是很严格的，需要贷款人提供手持身份证照片，并致电贷款人进行确认。”　　此外，记者联系了数位于11月、12月刚刚完成租房，入住后才知道自己“被分期”的租客，他们均表示，签约时中介都保证不是租房贷款，自己发现时已经无法撤销，且目前，其中两位通过“小家联行”中介租房的租客表示，已经联系不到小家联行，当地门店已经关门。　　记者查阅天眼查发现，小家联行官方宣称其在全国的超过百家门店中，已有至少37家经营异常。此外，小家联行与会分期在今年11月被三名租客共同告上法庭。　　另一位租客则对记者表示，其签约的中介还在与他拉锯，“当时已经看了很久的房子，中介又一下子拿出来很多东西给我签，我就稍微翻了一下，没看出问题就签约了，后来说要帮我申请免中介费，需要手持身份证的照片，没想太多就发过去了，结果上周查了一下征信，有四万多的小额贷款，我就明白是‘入套’了，现在我想退，还要我两个月的违约金。”　　对于这些现象的出现，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很正常”，他认为，由于国内的长租公寓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缺乏融资渠道、没有好的金融产品支持，中小公寓品牌的成长几乎停滞，而租房贷押一付一、免押金的形式在消费端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市场，更能够为中小公寓品牌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资金以供扩张发展，有一些品牌“铤而走险”并不稀奇。　　同时，该业内人士也表示十分惋惜，“租房贷只要操作合规、运作合法，对中小长租公寓品牌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看来，租房贷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创新，只是路走歪了，在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弊端被放大了，现在即使肃清了这些现象，制定了规范，租客也很再难接受租房贷，传统的租房支付方式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主流，这对于行业其实是一种倒退。”...

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非农建设用地将不再必须国有【我国非农建设用地将不再“必须国有”】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删去了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地必须先征收为国有后才能出让的规定，新增加一句“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衔接土地管理法修改，扫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另据中新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3日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初次审议。修正案草案包含的主要内容包括缩小土地征收范围，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原则规定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等。修正案草案删去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明确因政府组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成片开发建设等六种情形需要用地的，可以征收集体土地。其中成片开发可以征收土地的范围限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此外不能再实施“成片开发”征地，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