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伊始，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火上热搜。他称“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每天骑摩托210公里、爬110层楼，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毛收入7000多元。他记录下了平台规则、工作流程、个体观察等内容，用“非常辛苦”来形容体验过程。和邢斌体验式工作不同，更多人因为生存需要，进入这个行业。凤凰网多方了解，自去年以来，不少高学历毕业生、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被称为“就业蓄水池”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卷”。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新人外卖员李凯结束了10个小时的工作，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他是江西人，今年23岁，2022年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奔着低门槛、高收入、时间自由三大优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2023年，骑手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订单增加的速度。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卷”了起来。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宿舍室友们。例如，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受行业整顿和疫情影响失业。他还有孩子要抚养，肩负着房贷，工作难找，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店员，一位中专毕业，一位大专毕业。进入外卖行业最大的原因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考虑过开网约车，但据兼职司机说，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人多车少”。宿舍在老旧小区内，大约50平米，新老骑手混住。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眼神都透露着不可置信，像是在问：“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李凯说，那一刻，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失业的人，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空间。外卖骑手不好干了。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介绍，话说到一半，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又来个新人抢活，还是个大学生。”打断李凯说话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名叫许奕，43岁，四川人，高中毕业。许奕皮肤黝黑、粗糙，习惯佝偻着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许奕开始对新骑手怀有一种“敌意”，他说，“（老骑手）像被抢了饭碗。”今年4月，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凤凰网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李凯的母校是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季，他海投简历，但没有等到回应。他说，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当年就业率最低69%）和他情况相当，考虑就业大环境“严酷”，他想找个工作，作为人生临时落脚点。另一方面，父母总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李凯觉得，杭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生活便利程度，都更值得自己努力留下。面对电话里父亲的关心，他只好一面撒谎，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一面开始找零工，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的生活费。“送外卖、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都是留在一线城市的办法。”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应聘者身体健康、会骑车即可。入职当天，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租一辆二手电瓶车、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一套骑手工服。办理好健康证后，他拿到了骑手账号，正式开始骑手生涯。27岁的硕士生王丹，和李凯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2021年，王丹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初试折戟，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活费，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休息时，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心观察聚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他发现，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聚集抽烟、闲聊，更喜欢谈论工作结束后去桑拿、娱乐；另一拨是新骑手们，在商业中心的书店里偶尔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凤凰网，2022年7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在他运营的站点内，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成为骑手。“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听其他站点的同行说过，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业务，用餐高峰时段抢单赚钱，其余时间会去商场看书。”该站长说道。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彼时，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介绍了超过100名本科生、硕士生。李凯时常感觉到一种“身份错配”，他学的是外贸专业，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工作看上去更合理一些。除了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丢人，“怎么混成这样”。他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吃饭的同学，他总推脱说自己“太忙没空”。除了大学生外，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杨浩东，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他曾是教培行业的前端工程师，每天用Java语言工作，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我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他说。2021年底，行业裁员潮来袭，杨浩东不幸成为离开的一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和大专学历，让他在找工作时不断被拒之门外。最终，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先做兼职骑手，一边做一边找工作。后来发现收入尚可，每月能达到9千左右，便全职投入了进去。33岁的王力，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高中毕业。2022年疫情开放后，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减少，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迫于生计，王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王力干了十多天后，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王力还尝试做网约车司机。他租了一辆车和朋友划分时段抢单跑车，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但订单量不稳定，加上平台抽成，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网约车也难开了。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这让他在面对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有了一点安全感。人数增加，让骑手的薪资不断下降。做骑手之前，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工地停工后，他才开始送起外卖。2020年开始，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加上补贴，最高能达到20元每单，一年下来，他能存下20万元。到了2021年，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那一年，他在老家建了房子，欠下了一笔钱，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可按当下的行情算，他起码要用8年时间才能“解脱”。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变得更糟糕，站点平均日单量不变，每天接到1500单左右，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7000元。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相应的“评级”制度，等级高的骑手相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而新人则需要不断地“升级”，从最基础的近距离、低单价的订单做起。在此基础上，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价格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像李凯这样业务不熟练的新骑手，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超过10元。刨去每月800元房租、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取、送路程加起来总共7.5公里，配送费只有2.7元。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36元。”李凯算了算，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时薪约5元，30秒内会被抢走，“不管什么单子，总有人会接。”此外，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补贴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加至最高500元。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客人让他顺路帮忙买一包烟和啤酒，他觉得时间来不及就没买，结果遇上了一个差评，被扣了300元。李凯还留意到，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他3月份每天赚约300元，4月份跌至每天200元不到。他所在的配送区域，取消了恶劣天气补助金。新骑手多了，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超过10次，否则会被劝退。全职骑手饱和，逐渐超过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给，收入普降，平台开始重新分配订单。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凤凰网，众包的订单减少了。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单价低的订单。因此，兼职骑手们开始注册不同平台的账户。可是，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标准。例如，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记录，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不少兼职骑手被迫离开，或想办法去站点应聘，转成全职骑手。另一些承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离开。李凯看到，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离开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换一个平台，继续从事外卖骑手；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要赚到钱，还是得打零工。受到配送供需的变化影响，全职外卖骑手的“人员流动性”开始降低——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长久职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出去之后，也不好混。”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以往，春节前后是骑手的离职高峰，平均10人里有3人会离开，但2023年同一时段，整个站点共100人，选择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节前，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按兵不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往年春节后，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这批骑手作为新生力量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路线，在夏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章雨回忆，2022年的时候，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需要支付的费用差不多是700元左右，现在则降到了300-500元。“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章雨说，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但订单回落后，外卖平台依旧因为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不过，对平台而言，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是件好事：可以倒逼骑手们进行竞争。带来的结果是——配送速度明显加快，订单遗漏的情况减少。“骑手过剩，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在外卖平台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表示。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实际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趋于稳定的状态。简而言之，在平台看来，周期性的人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淘汰一波骑手。”上述工作人员说。《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把外卖行业称为“就业蓄水池”，并且解读这是因为行业的两大特点：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多劳多得资。如今看来，“蓄水池”似乎要满了。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孔。他说，自己不断结识“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比如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们。“外卖行业的内卷，并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外卖行业“内卷”现象，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他认为，就大学生就业而言，高校的核心支持作用不容忽视，“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他建议，高校应当开设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定期举办一些招聘会和就业辅导。他特别指出，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建立互动机制。“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说。此外，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一些行业被严格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就业蓄水池”中，加速“蓄水池”里的内卷。2023年5月中，二阳过后的李凯决定不做骑手了。许奕也正准备离开，他说，许多干了三、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想回到家乡，开个小店为生。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杭州高温，工作了11个小时的他，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他把车停好后，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他感觉自己中暑了。穿过走廊，回到宿舍。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很多，大约半小时后，李凯的门被敲开。他顾不得和同行眼神交汇，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关上房门。第二天，李凯给站长发了消息：“站长，能不能做个结算，我想离职了。”...

9月5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下称“《若干措施》”）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指出全力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实施，强化个人养老金政策及金融产品宣传，为全省全域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营造良好环境。《若干措施》要求建立个人养老金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在省政务服务平台开设个人养老金专区，探索开发全品种产品交易平台，提高个人养老金的缴存率和投资率。建立数据共享和信息沟通机制，增强个人养老金扩面工作针对性。《若干措施》还提出，强化金融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支持力度，支持更多省内机构争取个人养老金运营资格，丰富第三支柱金融产品供给，进一步引入长期资金帮助稳定金融市场，更好地实现投融资良性循环。...

现实比故事更“魔幻”。地产泡沫迟迟不破，而且又众所周知的各种刺激楼市，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妖魔鬼怪。最近，有一个新词出现：职业背债人。我们必须重视他们的危害，谨防他们他们造成系统性风险。怎么回事呢？有个网友留言：某地卖房现在大批量找背债人，也就是吃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房主不要首付把房子卖给背债人，背债人在银行贷出按揭款给房主，房主不但要损失个首付，一般还要倒贴十万左右给背债人，这十万也包括具体操作这事中介的好处，现在的规矩是，还要帮着还一年房贷。背债人名下有了房就把装修贷、信用卡等都撸一遍，到手几十万。房贷一年后就会断供，有些几个月就断供。这个消息可信度有多高，操作性有多强呢？如果把这件事类比成撸网贷，就会发现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具体到撸房贷和装修贷，先看一下当下的现实：一方面，房价下跌，二手房失去流动性，怎么卖都卖不出去。另一方面，经济压力大，失业人数增加，部分房奴面临“断供”压力。1、在这种情况下，房奴怎么办？一种结局是，房子断供，等着被法院拍卖，起拍价打7折，流拍之后再打七折。一来二去，自己卖不掉的房子，半价出售，不仅损失首付、利息、房价亏损，甚至连银行起诉自己的10来万律师费也得乖乖掏出来。个人登上信用黑名单，从此告别现代生活。另一种结局是，把房子甩给职业背债人，自己损失个首付、利息，以及一些好处费。但是总算把烫手的山芋扔掉了，自己也免于上征信黑名单，攒两年钱，生活重回正轨。对比之下，第二种结局似乎更好，因此房奴有动机甩锅给职业背债人。2、对于职业背债人来说呢？本来就活在社会底层，也没啥好的工作，一个月工资两三千，根本看不到希望。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更郁闷了。此时，突然有人跟他说，现在有个机会，能够给你搞到几十万块钱。但是，代价是你得当老赖，得上黑名单，从此不能从银行贷款，不能做高铁、飞机等。相信，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至少以前撸网贷的那批人，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也就是说，也有不少人愿意来当职业背债人。3、对于中介来说呢？挣钱嘛，不寒碜。各种贷款、撸口子的业务也都熟，帮你撸钱，自己赚个辛苦钱，何乐而不为呢？也就是说，中介也有动机干这件事。关键是，这样操作可行吗？1、职业背债人，能用银行搞到房贷，以及能用房子撸到装修贷和各种网贷吗？职业背债人有一个前提条件，征信得过关。只要征信过关了，什么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等等，都是可操作的。想一想他们是如何赶农民进城上楼的，各种大蒜抵首付、西瓜抵首付等等奇葩操作。那些农民有啥证明，有啥银行流水，首付也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凑的。最后他们是怎么贷款的？不都是各种萝卜章嘛。当然搞萝卜章有法律风险，专门薅羊毛的，可能会提前布局。中介把职业背债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一扣，然后给他们做半年流水，做各种增信动作，最后符合银行标准。总之，在刺激房地产的大背景下，职业背债人从银行搞到房贷，并不难。名下有了房子后，职业背债人再去各平台撸装修贷、信用卡等等，也是成熟的链条，操作上也并不难。2、房奴这样搞，划算吗？现在，二手房价格严重失真，“官方价格”严重高于实际价格。比如，这套房子前两年的价格是21000元/平米，现在虽然没怎么跌，但是就是卖不出去。最近的成交价也是一两年前，跟21000元/平米相差无几，因此银行系统的评估价也相差无几。但是，房奴如果现在想卖出去，可能得把价格压低到10000元/平米。接下来算一笔账：100平米的房子，价格210万，按30%的首付计算，能够从银行搞到150万的房贷。但是房奴用150万的房贷款，还要偿还银行剩余贷款。再算一下其他成本，比如中介费和职业背债人的好处费共计10万，首付款50万，两年房贷利息10万。这样一搞，房奴一共差不多赔了70万。对比一下，如果被法院拍卖呢？房奴只能获得100万的法拍款。但是，这100万的法拍款，连银行剩余房贷都不够还。再算上，律师费和诉讼费10万，首付款50万，两年房贷利息10万。房奴一共差不多亏了120万。也就是说，找职业背债人接盘，房奴可以少亏50万。实际房价跌的越多，房奴少亏的钱也越多，找职业背债人抗雷也就越划算。当然，如果房奴买的房子价格低一些，房屋评价价格做高一些。这样一来二去，房奴不仅不会亏钱，最后手里可能还会落个一二十万，房奴更有意愿这样搞。如果觉得不划算，还可以跟职业背债人谈条件，比如不给好处费，甚至把他撸口子的几十万分给自己一部分等等。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是，房奴自己当职业背债人，自己抗雷的同时，还替别人抗雷，虱子多了不怕痒。他们把房子做二次抵押把各种装修贷和信用卡撸一圈等等，最后自爆。另外，也可能会有人铤而走险，把这个事情搞成产业链，自己从中抽成。当破罐子破摔后，会突然发现，玩法其实还挺多的。这对当下楼市政策，有什么启示呢？1、当价格下跌时，有毒资产会迅速传染。表面上看损失可控，实际上风险早就迅速蔓延了。2、放松信贷条件，降低房贷门槛，可能没把楼市刺激起来。反而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让有毒资产迅速扩散，风险迅速蔓延。3、放开二套房和三套房限制，尤其是金融领域里的限制，这会给职业背债人更多玩法，加剧金融风险。注意，在经济形势不乐观，且房价泡沫过大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飙升的会更快。风险，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当风险积累一定程度，守是守不住的，总会从不经意之处爆雷。...

文章摘要本文报道了一起侵犯公民征信信息的案例，涉及到技术手段升级和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的作案。文章还探讨了如何堵住征信信息外泄漏洞。• 技术手段升级导致个人征信信息频繁泄露，包括通过"撞库"等方式获取信息。• 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成为泄露征信信息的"内鬼"，形成全链条犯罪团伙。• 需要加强监督管理体系和数据安全防护技术，完善第三方合作管理机制，以防止征信信息外泄。个人征信信息这类高度敏感信息，正因犯罪技术升级和金融机构“内鬼”而频频遭遇泄露。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高院”）通报了一起侵犯高度敏感信息——公民征信信息的案例。沈某利用任职便利，采取“撞库” 等方式获取某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和密码，通过其所属某大型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该银行之间进行专线互联的终端机，数次非法登录该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份。此前，沈某曾采取同样作案手段，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0余份。据北京高院介绍，“撞库”是网络安全领域中的概念，一般指的是攻击者通过一些自动化工具针对数据库站点的相关接口批量提交大量随机的用户名/密码组合，记录下其中能成功登录的组合并盗取该账号，为接下来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做准备。北京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玲玲披露，此类犯罪成因包括行业“内鬼”屡屡犯案，且团队化作案模式愈加成熟。“一些‘内外勾结’型犯罪甚至可以组建起从获取、交易直至变现、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全链条犯罪团伙”。财经E法通过采访案件当事人，并梳理相关司法文书，试图还原多个依赖海量公民个人征信信息“喂养”的黑色产业链。一、“撞库”获取个人征信信息技术手段升级是导致侵犯个人信息案例频发的重要原因。孙玲玲指出，技术升级迭代显著提升了信息非法获取的速度和体量，随着“木马”程序、“静默”插件、“爬虫”软件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任意、快速抓取信息数据进而滥用、泄露的情况已不鲜见，且有不少知名互联网公司多次成为被侵害对象。据统计，有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来源于技术窃取。“沈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判决书显示，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交银国际信托”）前项目经理沈某于1987年出生，是上海人。拥有硕士研究生文化的他，分别于2018年2月5日、3月23日，采取“撞库”等方式获取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和密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专线互联的终端机，非法登录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服务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份。此外，沈某于2013年至2014年间，采取同样作案手段，查询并下载保存他人征信报告共计1000余份。法院认为，沈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予以惩处。但鉴于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因此判决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元。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丹君告诉财经E法，从信息泄露数量来看，沈某非法获取的他人征信报告数量高达千余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7年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征信信息列为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征信信息即可入罪，因此本案所涉的征信信息数量巨大，具有典型性。此前，沈某所在的交银国际信托也曾涉及个人信息被处罚。财经E法查阅发现，2019年4月22日，交银国际信托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和企业的信贷信息，被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处罚款29万元。《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出现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过失泄露信息等行为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撞库”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方式并不鲜见。吴丹君表示，“撞库”是黑客非法侵入系统的常见技术手段。2022年3月，国际信贷巨头Transunion发表声明确认，其在南非的分公司服务器被名为N4WootySectu的巴西黑客组织非法访问。5400万人（约占南非总人口数90%以上）的个人信息，包括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ID号码、家庭地址和消费者信用评分全部泄露。沈某的犯罪行为尚属于个人犯罪，主观恶性低，且无扩散传播，无任何谋利。据《北京晚报》此前报道，沈某的计算机技术相当不错。在他查询的人中，有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有一些社会名人。沈某根据这些人的身份信息和大众设置用户名及密码的习惯，猜测他们的个人征信系统用户名及密码进行“撞库”，成功查询并下载保存了100份他人的征信报告。沈某解释称，他查询并下载这些征信报告完全是觉得“好玩”。沈某的辩护人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杰，他告诉财经E法，沈某当时并不是以获利为目的，对获取的资料信息，下载后仅仅保留在自己的电脑内，也未进行传播。其心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电脑技术水平，在对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撞库攻击的方式进入系统， 但进入系统后，并未对该系统进行攻击或者篡改破坏。林杰认为，其行为本身，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客观上揭示了该网络系统存在的缺陷漏洞，对后期的修补和加固起到了警示作用。判决书显示，辩护人认为，一方面，沈某确属违规查询，但并非以恶劣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主观恶性低。另一方面，沈某对所获得的个人征信报告无扩散传播，无任何谋利，社会危害较低。最终，法院对这些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同时考虑到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认罪悔罪，因此从轻处罚。二、“全链条”犯罪团伙如何运作除了沈某这类个人犯罪，还有大量犯罪案例中，个人征信信息是通过金融机构“内鬼”流出的，并组建起从获取、交易直至变现、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全链条犯罪团伙。吴丹君介绍，从目前披露的征信信息泄露案件来看，内部人员泄露是近年来常见的方式之一。“内部人员对企业规章制度、信息储存处理方式更为熟悉，且部分人员拥有查询个人信息的权限，这些都为其作案提供了便利性” 吴丹君说。通过检索相关案件的法律文书，财经E法发现，多起征信泄露案涉及征信信息的违规查询、交易和变现。例如，北京银行也曾出现过征信信息被售卖的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是其内部员工。 判决书显示，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吴某某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张江支行临时工作期间，在明知诸某某、陈某某（另案处理）利用银行系统，违规为闫某（另案处理）查询公民个人征信信息，提供给闫某收取费用的情况下，仍帮助诸某某、陈某某违规为闫某查询公民个人征信信息，并将查询的相关征信信息通过邮箱发送给闫某。截至案发，公安机关查证吴某某共计向闫某提供公民个人征信信息830余条。最终，法院判决吴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多个案例中，还存在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利用征信查询授权书，非法查询公民征信信息，并形成直接出售个人信息或通过下游贷款服务牟利的犯罪链条。在2019年深圳市中院审理的“王某华、黄某宁、谢某伟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金融服务公司员工和银行内部职工就构成了违规查询客户征信报告，再提供贷款服务的非法链条。判决书显示，2017年9月份开始，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为了寻找客户做贷款，公司股东、实控人黄某宁从他人处获取了大量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贷款种类、贷款金额、贷款期限、电话号码等），并将该信息交给同公司的谢某伟和林某忠处理。谢某伟、林某忠分批将信息交给公司业务员，让业务员按照信息内容拨打客户电话，推荐客户贷款。当客户有贷款需求后，业务员随即让客户填写征信查询授权书。黄某宁、林某忠等人通过事先已经建立的微信群将授权书、身份证等材料的照片发给一家银行的三名“内鬼”，三人查询公民征信报告后，将征信报告的照片发给黄某宁、林某忠等人。黄某宁、林某忠等人再根据收到的征信报告对需要贷款的客户提供中介贷款服务，并根据最终的贷款数额收取相应比例的点数。2017年11月20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民警在深圳市福田区将黄某宁、谢某伟、林某忠抓获归案，现场查获非法使用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3282条。在2019年辽宁省抚顺市中院审理的“邹某某、周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7名被告则构成了围绕某融资担保公司的征信信息泄露的非法交易上中下游。判决书显示，2017年起，中间人邹某某使用微信等软件利用上游非法渠道提供的账户名及密码，从黑龙江省银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非法获取个人征信信息5000余条并出售给罗某等人，非法获利2万余元。作为犯罪链条的下游，2015年起，李某使用微信等软件在前述罗某等人处非法获取个人征信信息1000余条并出售给王某等人，非法获利1万余元。最终，邹某某、李某、罗某、王某均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各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年六个月、三年二个月、一年八个月；各自被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1万元、1万元和3000元，并被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若干。其中，邹某某、李某、罗某三人被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征信信息泄露还催生了更复杂的多层级犯罪团伙和链条。2019年，江苏淮安警方依法打击了7家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公司，涉嫌非法缓存公民个人信息1亿多条。其中，A股上市公司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考拉征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考拉征信”）涉嫌非法提供身份证返照查询9800多万次，获利3800万元。经查，考拉征信从上游公司获取接口后又违规将查询接口出卖，并非法缓存公民个人身份信息，供下游公司查询牟利，从而造成公民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证照片的大量泄露。考拉征信只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据警方披露，其中，北京黑格科技有限公司从考拉征信等四家公司购买了查询接口后，开发了“身份核验返照”业务端口，提供给湖南九象信息有限公司等下游公司。而湖南九象信息有限公司则开发了一个黑爬虫网站，通过爬虫软件，非法获取数十家小贷公司的公民贷款和逾期数据，然后公开提供收费查询，并提供来自北京黑格科技的“身份核验返照”业务，付费后，任何人只要在该网站输入公民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询获取公民身份证相片。此后，基于湖南九象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公民个人信息，广州诺涵科技公司不仅贩卖公民个人信息，主要还在进行小额贷款，并进行软暴力催收，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涉案人数众多的犯罪团伙。此外，广州诺涵科还开发有爬虫云等软件爬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公司放贷和非法出售牟利。三、如何堵住外泄漏洞？面对“撞库”这样的技术手段，以及金融机构“内鬼”频出导致的个人征信信息泄露的局面，该如何应对？孙玲玲指出，监督管理体系仍需完善，防止信息流失滥用的制度功能还不足，超范围收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仍较为突出，特别是面对格式条款、“一揽子”使用协议，公民寻求救济的途径、方式不明确，很难高效、有力维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严格限定公司内部查询和获取信用信息的工作人员的权限和范围。征信机构应当留存工作人员查询、获取信用信息的操作记录，明确记载工作人员查询和获取信用信息的时间、方式、内容及用途。吴丹君告诉财经E法，金融机构可以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入手管控内部人员行为：从管理上，建立征信合规管理机制，加强必要的合规教育和培训。金融机构需对现有的制度办法展开梳理、修改或补充工作，密切关注本行业出台的信息保护规则，及时进行整改，将外部监管规则落实到具体的规章制度中，弥补制度上的不足，并将制度向当地监管部门备案，通过双重监督模式，强化对员工的管理。同时，应建立自查自纠的工作机制，定期对员工征信操作行为开展内部合规和审计工作，强化直接责任人、管理人员、监督人员的责任，以提高监管效能。从技术上，金融机构需加强数据安全防护技术的升级，利用最新的防火墙，针对不同的攻击模式，构建相应的入侵检测模型，提高安全防御模式。同时，对内部人员对数据的异常调取进行监控。从制度上，对内部人员操作权限加强管理，对业务的审批不能流于形式，防范内部人员滥用职权。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月琴表示，除内部人员的疏忽、恶意行为或技术缺陷可能导致数据泄露，金融机构征信系统还面临如下问题：（1）征信人员缺乏风险防范和合规管理意识。部分征信人员对“最小授权”、“专人专用”和“人户统一”等原则未落实到位，存在未及时停用长期未使用账户、测试用户，一户多用等情况。（2）征信信息安全技术保障措施的缺失。黑客攻击、恶意软件等网络攻击可能导致敏感数据的泄露；与供应商或第三方进行数据共享也可能存在数据安全漏洞；不完善的身份验证措施可能导致虚假账户开立等欺诈行为。（3）一些金融机构的征信系统操作日志目前只能记录查询账号，无法定位违规查询所使用的设备和IP地址等其他信息。征信查询前置系统，作为保障征信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防控检查并在事后接受内部监测和管理来保障信息安全，但许多金融机构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常常“重业务、轻合规”，不愿在征信查询前置系统进行投入。吴丹君表示，与第三方合作过程中数据传输的泄露，以及合作方的有意或疏忽导致的泄露，也是金融征信系统面临的一大风险。金融机构应注意完善第三方合作管理机制，包括事前对第三方机构的合规能力尽调、数据保护协议的签署、合作过程的履约监控以及项目结束后的数据删除等。今年6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向各银保监局、银行保险机构等下发《关于加强第三方合作中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对照通报问题，深入排查供应链风险隐患，切实加强整改。《通知》称，近期，部分银行保险机构的外包服务商发生多起安全风险事件，对银行保险机构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业务连续性造成一定影响，暴露出银行保险机构在外包服务管理上存在突出风险问题。...

（原标题：崔永元又和中国农业部杠上了？）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8月28日发视频驳斥中国农业农村部关于转基因致癌是谣言的说法。（互联网）前央视名嘴崔永元最近又和中国农业农村部杠上了。农业部8月24日就转基因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说，转基因食品会致癌、引起不孕不育是谣言，“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不到一周内，崔永元星期一（8月28日）和星期四（8月31日）连发两条视频，驳斥农业部的说法。视频说了什么？在星期四发表的视频中，崔永元先是点评了亚组委对于“杭州亚运会拒绝转基因食品”的回应。据《农业日报》星期二（8月29日）报道，亚组委称“未发布过不供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也未在食品保供中提到任何关于转基因的要求”。但在崔永元看来，亚组委只说“未提到任何关于转基因的要求”，却不正面回应杭州亚运会用不用转基因食品，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此外，崔永元还在视频中列出他整理的18篇关于转基因视频致病的学术论文。他特别提到，北京中医药大学2022年的一篇论文指出，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严重不良事件包括死亡、肿瘤或癌症、明显的低生育率、学习和反应能力下降，以及一些器官异常。崔永元还说，农业部虽然向公众科普转基因无害，但农业部幼儿园早在1990年代末就采用非转基因油；农业部直属机关食堂也选用非转基因腐竹，农业部还有自己的特供大米和特供基地。 农业农村部机关服务中心官网显示，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现名“农业农村部机关幼儿园”，是该部两个委托管理法人单位之一。（崔永元视频截图）崔永元感慨：“他们（农业部）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在吐鲁番有自己的特供基地，吃的都是有机食品……却拿中国老百姓不当人，我不知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那么愤怒。”在8月28日的视频中，崔永元同样表达了对农业部的愤怒：“中国农业农村部是我一生到60岁为止，见到的最大的、有编制的、以集体为单位的骗子单位。”他还说，欧盟曾多次退回中国的转基因稻米制品，转基因水稻至今在中国未获得商业种植批准。十年“反转斗士”崔永元上世纪90年代加入央视，先后主持过《东方时空》《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等节目，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此外，崔永元还从2008年起还做过两任全国政协委员，并于2013年出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同年，崔永元赴美国，拍摄了一部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纪录片。纪录片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美国人是否已经放心吃了将近20年转基因食品等问题展开，访问了数十名专家学者和民众，最后得出结论，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美国学界也存在争议。这部长达68分钟的纪录片播出后，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由于崔永元本人是知名的“反转（基因）斗士”，纪录片立场也被认为有失偏颇。打假人士方舟子曾公开质疑崔永元拍摄的纪录片内容和目的，两人还就转基因食品是否能吃展开争论，并对簿公堂。在科普网站果壳网“2014十大科技谣言”中，该纪录片还因“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名列榜首。崔永元2013年还曾在复旦大学，与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卢大儒展开激烈辩论。 崔永元2013年3月26日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并在提问环节与在场老师和学生展开辩论。（视频截图）在谈到转基因稻米品种“黄金大米”时，卢大儒认为，应当聚焦在伦理和程序上，而不是黄金大米的科学性方面，“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崔永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卢大儒，黄金大米转入了几个基因。卢大儒说，黄金大米还在不断完善，但没有迅速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崔永元接着质问：“连几个基因都不知道，就说安全啊？”自今年3月在YouTube上发布时事评论视频以来，崔永元的多条视频都与转基因和中国农业部有关。 崔永元今年5月发布题为《农业部骗子又出马》的视频，引用央视报道称，湖南利用儿童做黄金大米试验的相关负责人被撤职。（崔永元YouTube主页截图）一项2018年发表在《自然》（Nature）合作期刊《食品科学杂志》（Science of Food）、针对中国各省区市消费者进行的调查发现，仅11.9%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看法。另一项2019年发表于同一期刊的调查则发现，约60%的受访者不知道他们消费或购买了转基因产品，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虽然公众对转基因不了解，但中国上世纪90年代就曾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中国科学院官网2012年转载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写道，199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烟草的国家，开创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先河，但由于国外烟草公司的强烈反对而没有坚持。中国目前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和番木瓜，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有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和番木瓜六种作物。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农业部官网称，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如转基因大豆油、菜籽油，均要求标注“加工原料是转基因大豆/油菜籽”等字样，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没有转基因同类产品的食用植物油，也不得标注“非转基因”。今年2月，农业部分配了约400万亩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在四个省份的选定县种植。《经济学人》报道指出，虽然播种面积不到中国今年玉米指定种植面积的1%，但仍意味着中国罕见地放松了对转基因作物的严格控制。不过，《经济学人》报道也提到，虽然官方管控严格，但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显示，中国生产的玉米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来自非法播种的转基因种子。这是中国农业科技的必经之路还是“潘多拉魔盒”？除了农业部频频为转基因作物背书，社会上或许也需要像崔永元这样的“反转斗士”时不时出来杠一杠，让大众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留意到吃进自己肚子的食物，在有得选择的时候做出选择。...

中国教育部要求当地中小学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有一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据新华社近日报道，中国教育部在通知中宣布，在2023年9月开展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要求各地中小学校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一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学生校内户外活动达到两小时。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校科学合理分配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严控书面作业总量，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引导学生课间走出教室活动、远眺。幼儿园则要保证儿童每天两小时以上户外活动，寄宿制幼儿园户外活动不少于三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一小时。通知也要求把幼儿园作为近视防控第一道关口，控制幼儿和小学低年级段近视发生率。推动家长履行近视防控责任，以身作则，共同控制“视屏时间”，增加户外运动，营造家庭爱眼护眼氛围。...

8月31日，超强台风苏拉登陆前一天，因暴雨将至，深圳变得异常闷热。学校、机场以及一些户外作业方纷纷发出通知要求做好9月1日的“停学、停运、停工”动作时，地处龙华区的大浪商业中心纷享城广场上，一场夜市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傍晚5点，开市了，档口内外逐渐热闹了起来。但这并不是两广饕餮们的盛宴。进夜市的人们，关心的不是小吃、茶饮和娱乐，谈论的只有岗位与薪酬。“就业服务不打烊，职在龙华招聘夜”，这些大字显眼地挂在入口处，提醒着人们：这是一场“招工夜市”。这场由龙华区人力资源局、大浪街道联合主办的夜市招聘会，为期两天，如今进入了第二晚，主题定为“筑梦青春·就业启航”，面向的是区内离校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们。龙华区辖下100家企业的HR们，端坐在档口内，他们挑灯、翘首，等待着档口外的求职者们，逛着夜市来寻岗。一、招工摆摊这是今年夏天以来，龙华区办的首个“招工夜市”，让用工双方能够一边纳凉一边对接。其实，在“让群众逛着夜市找工作”这件事上，龙华区早有经验。年初春节后，该区观澜街道也曾组织“人才夜市”这样的线下招聘活动。彼时间隔择取了2月里的6天时间，每晚6点半到10点半，42家参与企业，提供了1200个岗位，需求达1400人。如今，大半年过去，龙华区内企业再度“摆摊”，时间压缩至仅有短短两晚，每晚5时到8时。作为这场招工夜市的协办单位，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行业协会秘书长欧江在夜市启动首日去到了现场。在现场他看到，求职者们穿行在企业招聘专区的档口，浏览信息并与招聘人员交流外，也有一些人驻足就业服务政策宣传和咨询专区，或围观着主播们在镁光灯下进行直播带岗。人群熙攘，热闹非常，欧江为这种“接地气”的就业服务模式得以成功开展而兴奋不已。令他想不到还有：数据显示，8月30日晚的3个小时里，夜市共吸引了近4000人次入场寻职，有800人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不过，同样是招工夜市的首日，8月28日晚6时，广州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Yeah”夜市招聘会，虽然选择在天河区人流最为密集的正佳广场外举行，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显得冷清很多。“正佳广场以往都是收费的，档期紧张，在我们计划了8月底举办就业夜市后，这两晚的场地，他们很给力，公益提供。”主办单位的就业工作人员觉得，地利虽没赶上好“天时”，但在8月29日晚，夜市相对有了人气，报名参与的都是天河区辖下，包括金融、餐饮、信息等行业的60家企业，HR招聘人员纷纷坐定于各自的“档口”“摊位”，针对高校毕业生这类求职者们，提供了2568个岗位。这也不是天河区的首场招聘夜市，据上述天河就业工作人员讲述，早在今年4月，天河区就曾联合27家企业，800多个零工岗位，在棠下达善大街“摆摊”，这也是广州市首次举办招聘夜市。“当时面向的是暑期零工市场，最近都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毕业季嘛。”上述天河就业工作人员所在的部门，一直有针对高校毕业生举办招聘会。之所以将活动从日间调整至晚上，她讲到，此前市里曾在番禺区举办过一场白天的大型招聘会，“太热了”。自广州市越秀区打头、于7月下旬举办起招聘夜市后，天河区也抓紧筹备了起来。很多人认为广深得益于浓厚的夜市文化，可以直接将这一“烟火气”的模式复制到就业市场，从而让找工作变得轻松惬意。但记者注意到，在2023年高校毕业季后，在招聘市场的金九银十到来前，七八月的仲夏之夜里，不单单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甚至陕西、甘肃、新疆等全国各地，都有面向高校毕业生举行的不同规模的招聘夜市，热闹开市。二、企业邀约与求职者对谈，是林跃的日常工作，不是在日间举行的校园招聘会上，就是在办公室的面试环节中。如今，挑灯觅人才，他也尝鲜其中。作为上海一家金融机构的HR，林跃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代表企业参加了普陀区多个街道办的招聘夜市，“6场。”但他紧接着说到，“效果总体一般，匹配度有待提高。”由于招聘岗位对经验有要求，林跃所在的公司，往年多是面向社会招聘，“应届生岗位较少，今年调高了招聘指标。”总结过去几场夜市“摆摊”下来，交流留底并有就业意向的，有八十人，截至8月31日接受记者采访前，他数了下，“基本就业的有10人。”达成供需匹配，促动了就业，既是参与招聘夜市的企业方，投入时间、精力的一个诉求，同时还是夜市主办单位的期许。但在“Yeah”招聘夜市结束翌日，8月30日下午，记者与上述天河区就业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时，她说，“目前我们没有收到通过夜市成功应聘的案例，两个晚上都没有。”结果虽然惨淡，但令这位工作人员更为感慨的是，自7月筹措这场招聘夜市以来，她在企业邀约方面的难。“想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很希望去搞夜市，更多还是想在白天做招聘。”这位就业工作人员透露，为8月28日-29日这场招聘夜市发动企业，虽不需要特意邀请或“游说”哪一家，但内部依然开了多次会议，主要原因是，早前组织校园内的“阳光就业”系列招聘会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企业邀约难度大了很多”。考虑到天河区辖下“企业库”资源数量“那么多”，该就业工作人员觉得，一家不成就谈下一家，总有意愿参加者，可现实是：“发动了近两周，参会企业比预期少。”问及原因，她向记者透露，部分企业晚上加班招聘意愿不强，再者就是企业招聘需求一般。“都是各取所需，大家都要（在招聘形式上）创新。”选择人流较多的繁华商圈，摆好摊位，在夜幕降临后，启动招聘夜市，这俨然成了多个城市推进就业服务，一个“不会出错”的模版。“现在每个区、每个街道，每个月都要组织招聘会，和校招一样。”但让林跃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前一阵子参与的在环球港南广场举办的人才夜市招聘活动。因紧邻具有“烟火气”的商圈，“人流多元化一些。”林跃告诉记者，除了高校应届毕业生参与其中，还有一些去商场玩，顺便来“逛”的人。与普通夜市“摆摊”一样，数十家“加班”招聘的企业，给出了1100多个岗位选择，林跃觉得没必要太较真，更多看运气，“运气好的话可以‘捞’点人。”区别于校内生源的固定，一旦应届生毕业离校，如何让身在校外的他们，接收到“Yeah”招聘夜市的相关信息，天河就业工作人员讲述了“精准发动毕业生”的方法：“公众号推送，街道社区推送，给高校毕业生群发信息……”如此多渠道宣传发动后，他们会向参加企业统计，来到夜市并去摊位咨询的毕业生人数。李芝（化名）冒雨参加了天河区的这场招聘“Yeah”市，“一圈转下来，发现都是知名公司面对面招聘”。已经做了6年运营的李芝，虽不是应届毕业生，但在现场与几家感兴趣的企业交流后，她觉得像自己一样有岗位需求的“懒人”，“一次性可以多应聘几家，省心。”尽管大大小小的招聘夜市，面向的多是2023应届高校毕业生，但“目前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现状是，供小于求。”在上海某投资公司担任人事经理的马飞说到。三、做了很多事做HR多年，马飞关心的往往是，自己公司所在的行业里面，一些最新的人力资源情况，但是，当他今年被聘为上海市就业专家团队成员后，看到的是更为复杂的就业现实。在上海各区就业办联合各个街道统计失业人员后，组织了多轮就业辅导讲座，马飞成为讲师之一，也正因如此，“我才知道，有很多赋闲在家的失业青年。”不单单有一些2023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还有很多因公司要“活”下去，被人力成本“优化”的失业人群，流向了市场。马飞形容当下的招聘市场进入了一个“卖方市场”，“原来1个岗位，对于HR来说，70分可以发offer了，但在大量求职者涌入市场后，HR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可以提升到85分甚至更高，才可能发出offer。”瞿剑峰的工作，是在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虹桥园开展一些人才就业帮扶，“帮助虹桥园的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学校等筹划供需对接会，让企业信息能够直达高校的同时，也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能更准确地提供服务。”解决信息差，让岗位直达，真实招聘，“就业是现在最重要的事。”然而，瞿剑峰忙活了大半年，切身感受是，“做了很多事，效果一般，需求不强烈。”特别是，当下企业的招聘力度和实际用人力度间存在差异，据透露，很多企业看似完成就业指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岗位工作开放出来。“企业都在降本，大家称之为‘战略修复’。”瞿剑峰以上海为例，外资大厂外迁，收缩得厉害，金融机构也普遍收缩，一些科技互联网企业虽然有1000+的校招规模，但“实际也是控制的。”北京一互联网大厂近5年里，连续面向高校毕业生释放了数万个就业岗位，今年相较往年虽没扩招，但也算一众科技企业里，积极“促就业”的那个。其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今年这个行情下，公司也是尽力了。”一度互联网大厂是毕业生的热门选择，但现在情况正在发送变化。在一位科技大厂人的眼里，“大厂有钱时，答案都是肯定的；钱少的时候，两个都很勉强。”马飞所在的企业，参加了今年6月份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组织的校招，“以前都是企业花钱，才能参加校招，现在都是免费组织。”在他看来，政府相关机构组织出面，目的是希望联动企业，帮助解决一部分失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猎聘发出的《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中显示，有19.61%的企业将校招窗口期延至9-10月，有37.65%的企业“没有确定时间，招满为止。”另外针对应届生求职偏好因素加以调研显示，“薪资福利”“稳定性及安全感”“通勤距离/时间”“工作的城市是否适合自己”，得票分别为85.76%、66.67%、40.91%、35.76%，而“与自己所学专业的相关度”这一择业因素，位居第十，得票仅有13.33%。而毕业生最想去的企业类型，排名前二的是央/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今天就业的环境转变，就业诉求和理念，也和从前大不一样。”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发现，是否适配，了解更多信息，与雇主沟通氛围等等，都是今天大学生求职诉求发生的变化，甚至找工作也有特定的需求和场景。从促进就业的目的看，郑颖美理解招聘夜市这一用烟火气带动就业服务接地气的形式，和消费场景融合，既突出便民，还就近打通了求职招聘的“最后一公里”，但据她了解，很多求职者并不太愿意去夜市消费场所去看工作。“就业工作，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某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一宣教工作人员看来，组织招聘会、举办招聘夜市，都是鼓励应届生毕业生或更多寻求就业人群，多看机会并有更多选择的可能，这是政府和社会努力稳定就业的出发点。伴随就业市场供需两端，都有蝴蝶效应产生，记者看到，早在8月中旬，天河就业的公众号中，一条“天河点亮‘招聘夜市’，陪你走遍春夏秋冬“的内容发出，其中公布了天河区自今年8月-2024年6月的“招聘夜市”排期，未来的每个月，都将有一场线下招聘会“搬到家门口”，待夜色氤氲时，夜市开市，那些为生活而打拼的人们，便可以去逛一逛。暑期既过，上海各区的招聘夜市活动，在最近相继结束，林跃听说，普陀区长征镇也要办招聘夜市，人流较多，让他跃跃欲试，“即使加班，（辖区）有夜市招聘会的话，还是想参加下。”采访中，马飞、林跃代表的企业方面，作为在城市这方土壤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那个，当政府需要提供就业平台的时候，在夜市这一招聘新模式火热开展之际，他们都希望，企业能成为厚植就业种子的土壤，因为只有人才留下来，企业活起来，未来的就业动能和经济信心才能稳下来。...

1说东北有四个老人打麻将遭遇煤气中毒，被送到火葬场，一看前面排了十个人，然后，局长的一个电话，直接第一个给烧了；处长的一个批条，第二个烧了；科长塞了五百块钱，排在第六烧了；烧完十八个的时候，第四个人---老百姓的亲爹，缓过来一口气儿，活了！最后一个为啥不是十四号？前面又送来几个有关系加急的！在东北办事如果不找熟人，一切都走正规流程，那只有一种结果：前面永远有插队的。在东北，无论是经商、就业、办事、升学、工作，几乎都离不开托关系，到处盛行潜规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北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逆淘汰现象：能做的比不上能说的；有能力的比不上会搞关系的；有资质的比不上有背景的。2003年以后，政府部门就很少有凭本事干上去的干部，不是靠父母亲戚，就是靠战友同学，要不就是金钱开路。一些官员子女大学毕业几年就当了处长，不到三十五就当了副局长，超常规升迁靠的是其父母手中权力，损害的是吏治公平和晋升渠道的公平。东北地区的公务员被分成三等，一等是官员的子女，进最好的处室，干最俏的活，前途一片光明。二等是父母认识点儿官员，通过打点，可以干正常的活，熬到年头也可以晋升。最末一等是靠自己本事考上去的，干最累的活，在单位最受排挤。一个辞职南下的朋友博士说，有专业需要的时候，领导请客，同事恭维，论文上面写上领导的指示，还要落上别人的名字。活儿干完，升职或分钱就都没你事儿了。人家去国外考察，都不带你这种穷鬼书呆子，嫌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夜壶。22005年以后，东北盛行起一个奇怪的政策：政府官员可以直接到国企任职，拿国企高薪。一时间，一些晋升高级领导无望的处级、副局级，纷纷托人花钱以调任或挂职锻炼名义转入国企。某制药企业领导班子几乎全是政府派来换马甲的，满脑子阶级斗争、主义纲领的“红又专”摇身一变成国企高管，根本没有耐心去做管理和研发，只热衷政绩工程和招标采购，导致骨干人员流失，拿不出像样的产品，结果就是连年亏损。这种调任，是公权力对优质社会资源赤裸裸的掠夺，不仅践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而且压制了企业原有人员的上升空间和积极性。一个几十亿资产的国企，一把手年仅30岁，原因是其父亲是政府高官，其每天工作就是打手机游戏。两位副总一是以前某副市长的司机，另一个以前是餐厅服务员，其老公是某领导秘书。大批因为上面或下面有人，“一日成功”而身居高位拿高薪的男男女女，间接导致了东北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某企业，全国同类城市这类公司只有40个人左右，在东北，员工多达300人，光综合行政人员就一百多，四分之一不来上班，有的人则十年不来一趟，工资、福利、劳保一分不少。某副省级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公司2000人，有800个属于“推荐”人员。所谓“推荐”人员就是通过各种关系不经考试直接进来的，两三年后，重要岗位多被这些人占据。用人的不公平蔓延到各个领域，企业背着巨大包袱逼走了真才实学的人才，在一个个走马灯似的领导指挥下，急剧亏损。3某城市停车位奇缺，政府不设法多建停车场，却将许多公共道路的停车位委托给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这些公司未经批准，就将许多原来可以免费停车的道路圈起来，收取一小时五元、三元的停车费用。同时发动全市数千交警，每月一次或每年几次“严打整治”，睁大眼睛专盯各类车辆压线违停违规，生怕罚的不够，还给每个交警下达2000元每天的指标，罚不到扣奖金。这还不算，该市觉得交警出动的人力物力太大，于是打起高科技的主意。不到一年时间，大街小巷装上了数以万记的违停拍照系统，政府不用花一分钱建设，也不用出一个人维护，全部都是企业投资、企业维护，罚了款，政府和企业一家一半！数据显示，年罚款金额百万级别的摄像头就有数十个之多！还有就是，给有关系的相关人员、团体“销售”几本违停罚款条子，“租借”几套运管制服、车子，一时间整个城市除了带黑袖标出殡的，都有权对你执法！清洁工、保安、城管，拎着照相机拿着违停单满大街创收，你下车走十步再跑回来都来不及！赤裸裸的趋利执法让人民怨声载道，但也只能在心里骂祖宗。保安见了小偷不一定管得了，揍你还是有一定心得经验的！越是下级城市，比如县城，驱利执法越严重。三公里双向八车道上二十多个信号灯不说，限速一段30、一段80，保证让你开着导航提示都来不及踩刹车。老王在北京、上海开车十年，加起来违章也就十个八个，回东北开了三个月，罚款三千多，扣分二十多！当然，找“关系”之后，可以看你“关系远近，靠山软硬，礼金厚薄”来祈求折扣，价钱和分数都可以商量---很多违章都是站在罚与不罚的中间。4如果说这些趋利性执法是小菜，或者开车的并不是全体居民，采暖费一事就更能看出基层与民争利的嘴脸。2009年以后，全国煤炭价格逐年下滑，从2009年的高峰1000多元每吨下降到现在200元，而东北各地冬季取暖费却年年居高不下，直到2015年，迫于舆论和民愤，才进行了微不足道的下调，之后又下调了供暖温度标准。同时期，煤炭价格跌了足足五分之四！甚至某县建成的热电站想要并入供暖管网，都因种种理由被拒绝，只能让热力白白浪费掉。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供暖企业，大部分都是有特殊渠道或特殊关系才得以进入的，不是有领导子女经营就是有领导亲属领取顾问费。这和许多城建、工程、绿化项目一样，这些商人要么是领导子女，要么是领导子女亲戚在里名义任职，花钱养这些人，就是为了获得特批的资质甚至就是为了公关逃避“检查”。在工程建设领域领导插手招标的就更多了，某国企才成立三年，就有四任高级领导因为招标锒铛入狱。顺带说一句，越穷的地方政府对翻修路越情有独钟。不管多好的路，每年必须翻新修一次。几乎每一个产业单一的二三线城市，每年春夏都会因为修路而发生交通拥堵。所以东北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儿子修路孙子建桥，七大姑八大姨尽情刨！每一个政府建设的大型项目，每一个大型国企，打着发展本市经济的名义，背地里是各委、办、局官员输送利益、安排子女任职的渠道，掌握了企业发展和管理的话语权，就等于间接掌握了进人、招标、采购等利益链的权益。毫不客气的说，东北地区的国企，大部分人员都是非正规渠道安排进来的。奇怪的是，很多官员因为工程、财政、建设、公款等项目落马，却很少有人因为安排人员而进监狱。而优质企业进一个人明码实价，例如三甲医院进一个医生要30万-40万，护士要20万-30万。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和优质国企也是这个价格。这种明码实价导致进入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既无法有效管理，也很难开除。除了很少一部分比较注重管理和效益的国企，大部分中小型政府企业就是因为无限制安排人员，导致亏损和破产。而安排这些人员的人员，接受了巨额贿赂最后全身而退！查一查这方面的情况，东北至少又要有几万名官员身陷囹圄。好的岗位被能力平平的人占据，有才能的人只好远走他乡。一位朋友感叹在沈阳这样的装备制造之都，都招不到一流的工程师，原因一是工资连北上广深的一半都不到，另一个就是上升空间被堵死。反过来，东北籍的北大清华毕业生，就几乎没有愿意回东北的！如果不是多年的潜规则、逆淘汰已经到了一定阶段，东北何至于人才流失如此严重？东北的没落，始于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替代之后，以计划经济国企为核心的东北经济被淘汰是必然结果；而如今的情况是：振兴东北=振兴国企。这成吗？一家老国企响应号召开展互联网电商销售，9月初提报双十一促销方案，直到11月末才批下来，批下来后不去做促销还不行，于是只能废弃双十一的方案又去申报双十二，销量可想而知的惨淡！随即物流和佣金的结算，简直让人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试想一下，一张对账单走了一年的财务核对流程，三张发票又走了半年多审核流程，十几万元的金额，折腾你往返十数次，加盖几十个公章！...

在服贸会系列活动上，贵州“村超”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英超）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图为7月村超总决赛。（新华社）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被昵称为“村超”，近期在大陆社群平台暴红，更将走向国际。贵州“村超”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英超）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展开培训课程和内容互动，并考虑筹办社区足球友谊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9月2日于场边举办以“贵州村超相遇英超”为主题的活动，贵州省与英国方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极限运动目的地”合作备忘录等。根据合作备忘录，英超将与榕江村超进行内容方面的互动，协助村超持续发展；并为村超提供英超培训课程，促进足球在当地的发展。此外，双方还将考虑共同筹备贵州榕江村超与英格兰社区足球友谊赛。英国驻华贸易使节杜涛（Tom Duke）表示，希望这次村超与英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英国和贵州在足球和商贸领域合作的新起点，并不断拓展在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的交流。杜涛直言，英超与村超的合作“可能性很大”，他说，足球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世界交流的共同语言，同时，还具备强大的商业合作的潜力。英超是欧洲足球五大联赛之一，英超联赛代表胡兆衡说，村超的纯粹令人印象深刻，英超在赛事营运、品牌推广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期待双方能够持续加强合作，让参赛选手和观众都能够尽情享受足球这项运动。今年5月13日至7月29日，贵州榕江举办村超，不仅在大陆内部火红，也受到国外媒体和球员的广泛关注。曾效力于英超利物浦队的英国足球明星欧文（Michael Owen），在村超举办期间透过影片送上祝福。...

针对近日证监会以及交易所发布的监管措施，量化圈大佬表示：“感觉像是针对那些小高频量化，2万笔，一笔算成交50万元，适当改下策略就行了....”近日A股行情波动较大，量化机构深陷“割韭菜”的舆论质疑。9月1日康鹏科技强势涨停后被砸，收盘只上涨3.82%。从龙虎榜来看，3家量化席位现身，而该股近期融券余额猛增，8月31日融券余额5800万元，相当于流通值的4%。有意思的是，甚至连知名的游资小余余发文表示绝望，这几天游资被量化收割惨了，都想退市不玩了。好在，盘后证监会很快出台监管措施；沪深交易所也对程序化交易单日最高申报笔数达到20000笔以上的交易行为予以重点监控。游资被量化“收割”近期量化投资争议较多，市场对量化投资的质疑也屡见不鲜。比如知名游资“小余余888”8月31日深夜表示，这两年游资非常惨淡……最直观的就是龙虎榜上的游资明显越来越少。有私募人士在朋友圈表示“一般投资人只能做多才能盈利，而量化是既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盈利，目前当下的交易环境和交易制度明显是倾向于做空者的，这是一件很奇葩的事情。”有投资者表示，“9月1日早上，食品饮料板块涨停了两只20cm，一个品渥食品，一个西部牧业，结果西部牧业封住了涨停板，品渥食品却炸板了，区别就在于，品渥食品有融券，西部牧业没有融券。”这又回到了近期量化机构的焦点——那融券问题。甚至还有人总结规律，避免被收割，“凡是有融券标识的个股一律不得追高，几乎涨停必烂板……但不影响低吸。”以个股康鹏科技的融券数据为例，其在8月30日的融券余额为1772.83万元。到8月31日，融券余额突然暴增到了5783万元。9月1日早盘，康鹏科技一路拉升，在10点30分左右封死涨停，不过之后很快就被资金砸开，然后股价一路回落，收盘时只上涨了3.82%。康鹏科技在7月20日才上市，一个多月时间，融券余额就达到了5783万元，相当于流通值的4%。从龙虎榜来看，卖榜席位中，卖一、卖二合计卖出3600万元，而在买入席位中，除了买4席位是兴业证券厦门湖里大道之外，其余4家买入席位中，有3家席位是量化机构席位。其中卖出席位中的卖一、卖二合计卖出3600万元，刚好是炸板后的成交额，量化机构可能在涨停板附近砸出了3600万元的筹码。这种情况近期并不罕见。比如国泰环保。8月17日，国泰环保融券仅有1000万元，但是8月23日的涨停高点，其融券余额达到了惊人的1.26亿元。A股巨无霸融券排名靠前的万科才有1亿的融券量，国泰环保流通盘只有9个亿。第二天早盘低开，似乎就不奇怪了。另外还有实朴检测（此股流通市值当时只有10亿左右）。8月15日此股融券余额仅150万元，8月23日激增到1900万元，8月24日进一步增加到3200万元，结果此后连续两天大幅低开。有市场人士在朋友圈表示：“现在前一天封板很硬的票，不是当天被砸成狗，就是第二天大低开，近期的山西证券、人民网都是这样的走势。为什么？因为当天涨停的时候量化会融券卖出，这样不论是当天砸下来还是第二天大低开再买券还券都能大赚，请问散户你想融券？抱歉没有，请问谁能在券商那融到券？”盘后，监管层迅速出手争议声中，9月1日盘后，投资者期盼已久的监管措施来了。据“证监会发布”，证监会为推动程序化交易规范发展，指导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制定发布了《关于股票程序化交易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是深化关键领域制度创新的一项举措。证监会指导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工作，共同组成程序化交易监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首先是明确证券公司程序化交易管理职责。要求证券公司加强自身及其客户程序化交易行为管理。其次是规定证券交易所对包括可能影响证券交易价格、证券交易量或者交易所系统安全的异常交易行为等重点事项加强监测监控。第三是明确证券交易所可对高频交易提出差异化管理要求，包括调整异常交易认定标准、增加报告内容等。很快，沪深交易所也相继发布消息，根据《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多项业务规则，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相关措施自2023年10月9日起施行。比如，对程序化交易投资者的证券交易行为实行实时监控，对下列事项予以重点监控：（一）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可能影响证券交易价格、证券交易量或者交易所系统安全的异常交易行为；（二）最高申报速率达到每秒300笔以上，或者单日最高申报笔数达到20000笔以上的交易行为；（三）多只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明显异常，其间程序化交易大量参与的；（四）交易所认为需要重点监控的其他事项。沪深交易所表示，程序化交易投资者最高申报速率达到每秒300笔以上或者单日最高申报笔数达到20000笔以上的，沪深交易所可以视情况采取调整异常交易认定标准、增加程序化交易报告内容等措施。对于证监会以及交易所发布的措施，有私募人士在微信中告诉记者，“（这是）把主要管理责任下放给了在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另外一个投资群的截图显示，有人就此询问量化圈的大佬，对方表示“感觉像是针对那些小高频量化，2万笔，一笔算成交50万元，适当改下策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