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公告的意思，基金君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爆仓”了（第三轮爆仓），将从10月13日到明年的4月10日期间，在二级市场上抛售7827.4万股。截至14日收盘，华夏幸福报收2.89元。也就是说，被抛售（第三轮爆仓）的股票市值约在1.5亿元左右。14日晚间，曾经的千亿房企华夏幸福发布公告称，因相关金融机构执行处置程序，控股股东 华夏幸福 基业控股股份公司计划于2022年10月13日至2023年4月10日减持不超7827.4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持有 华夏幸福 6.3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2%。近70%股份已“爆仓”根据公告显示，华夏幸福的控股股东在过去12个月中遭遇了两次大手笔被动减持，即爆仓。2021年7月31日公告称，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被动减持1.31亿股；2022年2月22日，在上一轮减持期满之后，又开始了新一波的减持，这一次是1.46亿股。没想到，第二轮被动减持刚刚结束，第三轮被动减持即将开始，这一次是7827.4万股。三轮减持下来，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动减持了3.55亿股，总市值超过10亿元。更要命的是，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目前，按照14.83元的平均质押参考价计算，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4.7亿股被质押的股份均已经到达了平仓线。据公告显示，这部分被质押的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8.28%。也就是说，大股东近70%的股份已经“爆仓”。不过，各位看官也无需为大股东感到惋惜。据此前报道，早在2019年，控股股东王文学就已经通过减持A股上市公司华夏幸福、ST宏盛部分股权以及通过获得上市公司华夏幸福过去一年的分红累计套现131亿元，位列今年胡润套现企业家榜第一位。股价暴跌近95%中国平安亏惨了2021年初， 平安银行 代销的120亿 华夏幸福 信托产品违约，由此拉开 华夏幸福 暴雷的序幕。据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平安 在 华夏幸福 上敞口高达540亿，包括股权投资180亿元和表内债券投资360亿元。根据中国平安的财报，2021年， 中国平安 对 华夏幸福 进行资产减值计提合计432亿元，其中股权类159亿元，债权类273亿元，对 净利润 影响金额达243亿元，这也导致 中国平安 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同比下降29.0%。与此同时，由于华夏幸福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爆仓，在2021年9月，原第二大股东平安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动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而如今，华夏幸福的股价从中国平安2018年首次获得其股份以来，较相对高位下跌近95%。虽然，中国平安在华夏幸福上的亏损超过了400亿，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减持计划。根据华夏幸福2021年年报显示，华夏幸福实现营业收入 431.81 亿元，同比下降 57.33%；净亏损 390.3 亿元，同比下降 1164.79%，成为A股房地产企业中的 "亏损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四季度，公司压降管理费用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一季度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35%，其中职工薪酬同比下降 41%。2022 年第一季度，华夏幸福业绩开始回正。实现营业收入 41.82 亿元，同比减少 47.39%；净利润 27.75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 亿元。2022年上半年， 华夏幸福 实现 营业收入 143.6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1.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8亿元，上年同期为-94.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74.83亿元，上年同期为-95.2亿元。亏损大幅缩窄，引来了中信证券的青睐。根据财报显示，截至6月底，中信证券持股3.36%，这是中信证券首次出现在华夏幸福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
日前，上海证监局发布公告，爱建证券因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等问题，被采取监管措施。 爱建证券董事长、董秘、总经理等高管均同步被监管警示。 爱建证券近年经营业绩不佳。2022年上半年，爱建证券营业收入为9689.74万元，同比下降16.05%；净利润为-2404.64万元，在行业整体表现良好的情况下出现亏损。 多重违规遭遇处罚 根据上海证监局的公告，爱建证券存在不少违规问题。 一是董事会、监事会未完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运作，不符合《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是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不符合从事会计工作5年以上的条件，不符合《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是未按照穿透原则将股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违反了《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四是自2021年9月1日至今，董事长代行合规总监职务时间已超过六个月，违反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上海证监局指出，上述问题反映出爱建证券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并对其采取出具监管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同时遭遇监管措施的爱建证券的高管。上海证监局指出，祝某作为爱建证券董事、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和总经理，对前三项问题负有管理责任。黎某强作为爱建证券董事长，冯某作为董事会秘书，对前述四项违规问题负有管理责任。三位高管因此均被监管警示。 上半年业绩亏损 事实上，爱建证券拥有很好的业务禀赋。爱建证券在公司官网介绍，公司于2002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注册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司主要股东为上海陆家嘴(10.18 -0.10%,诊股)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爱建集团(5.83 +0.87%,诊股)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注册资本14亿元人民币。 同时，爱建证券是拥有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和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等业务资格的全牌照、综合类证券公司。 爱建证券介绍，公司办公地址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全国设有11家分公司和30家营业部，业务辐射全国。公司依托“国资+民资”的股东背景及地域优势，坚持从客户投融资需求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能力，为客户财富保值增值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公司以秉承“诚信、稳健、合规、开拓”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多元化发展为方向，努力发展成为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竞争力的优秀证券公司。 然而，爱建证券的经营业绩和其自身期待有不小的差距。陆家嘴中报披露，2022年上半年，爱建证券营业收入为9689.74万元，同比下降16.05%；净利润为-2404.64万元。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爱建证券总资产为46.03亿元，净资产为16.63亿元。 根据中证协数据，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140家证券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净利润811.95亿元，115家证券公司实现盈利，爱建证券为没有盈利的25家证券公司之一。 2021年，爱建证券实现营业收入3.44亿元，实现净利润6063.78万元。其中，包含经纪业务在内的财富管理业务是重要收入来源，2021年，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2.8亿元，同比增长8.79%，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1.31亿元，同比下降4.84%，利息净收入1.48亿元，同比增长 31.40%。 值得注意的是，爱建证券目前还持续受到富贵鸟破产的影响。2016年8月，富贵鸟发行了债券“16富贵01”，发行规模人民币13亿元，票面利率 6.5%。爱建证券为该债券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 2018年5月8日，因富贵鸟未能按期支付“14 富贵鸟”的到期本息，导致“16 富贵01”提前到期。于2019年8月2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富贵鸟重整程序，宣告富贵鸟破产。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有“16富贵01”的12名机构投资人以富贵鸟为第一被申请人，爱建证券为第二被申请人，先后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裁决爱建证券对其未获兑付的本息、违约金及律师费等合计人民币 8.59亿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陆家嘴中报披露的信息，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案尚未有仲裁结果或判决结果。...
中国证券报记者9月15日了解到，工农中建四大行存款利率即日起下调。这是继今年4月个人存款利率下调以来的又一次调降。不同期限存款利率均有下调建设银行APP公布的挂牌年利率显示，9月15日，3个月、6个月、1年期、2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1.25%、1.45%、1.65%、2.15%、2.65%，均下降10个基点；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60%，下调15个基点。另据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相关信息显示，9月15日，3个月、6个月、1年期、2年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均下调了10个基点；3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下调15个基点。图片来源：工商银行网站市场人士认为，考虑到1年期LPR近期已下调5个基点以及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有一定程度下行，各期限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年利率下调有必要也有空间。今年4月，人民银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人民银行明确，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对于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及时高效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给予适当激励。”人民银行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今年4月以来银行存款利率的又一次调降。今年4月，记者调研了解到，多家银行2年期、3年期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均下调10个基点。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存款利率不应该脱离央票利率、基准利率以及银行间拆借利率等广谱利率的运行趋势。“在广谱利率总体向下的过程中，存款利率也应该呈现趋势性向下的特点。”他说。对银行板块构成实质性利好上市银行半年报显示，行业净息差整体处于下行通道。业内专家认为，随着商业银行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降，负债端利率走低也是必然趋势。存款利率下调有利于缓解息差收窄压力。也有专家表示，存款利率下调将利好银行板块。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存款利率下调对银行板块构成实质性利好，也释放了息差不会继续大幅单边压缩的信号，有利于稳定银行盈利能力。就稳住息差而言，多位银行高管指出，要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时入手，在负债端关键是要控制和降低成本。邮储银行行长刘建军表示，在负债方面要继续推进负债成本下降，特别是要提高活期占比，加大财富管理的考核牵引力度，通过财富管理来提高活期存款占比，同时继续压降中长期存款规模和利率。光大银行行长付万军称，一方面要严格管控高成本负债，另一方面要通过做大客群、做强交易、做多结算吸收更多活期或低成本负债。“下一步，要进一步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指导性作用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将存款利率下降效果传导到贷款端，降低企业融资和个人信贷的成本。”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称。...
楼市低迷之下，广州楼市传出备案价格调整范围变大的消息。近日，有消息称，广州市已对新项目备案价进行动态调整，“一房一价”由原来按楼栋均价正负6%调整为可上浮10%、下浮20%。对于上述消息，某房企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目前这个政策已经在准备，但还没有真正的执行，涉及区域为广州市黄埔区，其他区域的情况还未知。广州一房产中介也对第一财经表示，上述消息是真的，但是还没有落地执行。另外，其表示，开发商拿地的价格也不便宜，即使楼盘降价，开发商也得有利润才行。也有房产中介对记者表示，上述消息属实，范围涉及整个广州市，其表示，整个政策让开发商有了较大的调价空间，但并不是每个楼盘都会降价20%，例如位于黄埔区知识城片区的大平层，属于稀缺的产品，其降价幅度就不会有20%那么大。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一房一价”的本质作用是限制房价上涨，引导开发商合理定价和市场预期。而目前，市场发生很大变化，高价改善盘卖的好，甚至供不应求，低价刚需盘却去化难，因此，需要实时调整限价政策，部分盘可以实时涨价，部分盘可以降价促销。李宇嘉表示，针对不同购买力，差异化的定价政策，可以达到精准营销，加速去化，既能实现销售规模，还能稳定市场预期，也能降低普通购房者的购房门槛。对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包括黄埔在内的中心城区，房屋供求矛盾大，供求匹配难度大，通过价格引导以稳定预期和购买力是长期策略。自2021年4月开始，广州楼市进入密集的调控期，加之房企暴雷等因素影响，广州楼市随之下行。中原数据显示，2021年下半年，广州新房成交量快速下滑，成交套数同比下降28%。由于未有限购、限售等实质性楼市松绑政策出台，广州楼市低迷的情绪持续发酵。2022年上半年，广州新房成交39618宗，同比下跌35%，近5年中排名第三，低于2019、2021年同期水平；二手房共成交42002宗，同比大幅下降44.2%。过去的8月份，广州新房网签6125宗，环比下跌3%，比去年同期成交下跌9%；二手住宅成交量为7890宗，环比微涨6.0%，同比减少7.6%，成交未能突破8000宗大关，整体仍处相对低位。中秋假期，广州楼市销售情况也不乐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广州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积为4万平，日均成交面积同比减少56%。从价格来看，增城等外围区域的降价幅度比较明显。记者了解到，与2020年比起来，广州增城区有新建商品住宅的降价幅度达20%，另外，也有业主降价超100万亏本甩卖二手房。...
历时五个月，苏州对限购、限售、限贷进行了大幅放松。层层放松、层层递进，苏州对限购政策的松绑终于来到了核心圈。近日有市场消息称，苏州市工业园区、高新区对限购政策予以放松，非本地户籍的购房者可直接购买首套住房，无需社保。9月14日下午，第一财经记者从上述两个片区的相关部门确认了限购放松的消息。高新区房地产市场和交易管理中心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苏州大市（含四县市）范围内，非本市户籍的购房者，以家庭为单位，名下无房的，可正常提供材料，审核通过可购买一套住房，无需社保；购房者名下在外地的房产不在考察范围内。工业园区房地产市场和交易管理中心有关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非本地户籍的购房者可以在园区内购可购买首套住房；而关于是否需要缴纳社保的问题，“可以到现场或找中介咨询。”记者从苏州当地中介处了解到，苏州对非本市户籍的购房者全面放松限购。“比如在外地上班，在苏州没有社保和个税，无需落户等要求，苏州任何一个区域的房子都可以直接买，但只能买一套。”该中介表示，虽然没有官宣，但确定是可以直接购买的。事实上，苏州对非本市户籍购房者的限购放松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是环沪的太仓、昆山进行松绑，进入9月份，以吴江区为起始，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再轮番予以松绑，对非本地户籍购房者，各区域取消了6个月的社保缴纳要求，可直接在当地购买一套住房。再加上原本就不限购的张家港、常熟，至此，苏州从代管的县级市、到主城的外围区域、再到核心区，苏州的松绑层层递进。回顾过去的5个月，苏州已经从限购、限售、限贷等多个方面，推动了多轮楼市松绑政策。从今年4月份起，苏州先是将二手房限售时间由5年改为3年，同月上调公积金贷款额；5月，二手房限售直接取消，新房限售由3年缩短至2年，非本地户籍购房者的社保要求也从24个月缩短至6个月。进入8月份，苏州对过去的“认房又认贷”政策进行调整，即房贷结清后，再购房时，首付比例从此前的5成降低至3成；贷款未结清的，首付比例也从此前的8成降低至6成。购房门槛由此大大降低。此外，上述中介亦提及，当前苏州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最低可至4.1%，处于历史低位。如此高密度、高强度的松绑的背后是仍显低迷的楼市。克而瑞数据显示，苏州的新房市场在6月份有明显复苏，环比出现了超5成的涨幅；但7月份随即进入传统淡季，叠加停贷风波的影响，当月成交环比下降超37%；8月环比再略有下降，同期，新房成交均价约为24600元/平方米，同环比均有6%左右的降幅。近期，随着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的到来，为冲刺销售，苏州不少项目再开启降价促销。上述中介告诉记者，现在大部分的楼盘都有优惠，不同楼层、不同户型、不同地段的项目，优惠力度会有些差别，“但优惠都是有的”。例如，位于姑苏区的一个项目高层限价约在3.2万元/平方米，优惠之后的价格降至3万元/平方米，而楼层位置稍差的房源价格则不到3万元/平方米。不过，从中秋节期间的成交数据来看，促销带来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中指院数据显示，中秋节的三天假期中，苏州新房成交规模约为1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超25%。不只是开发商为了加速销售回款而降价，二手房市场也出现降价。受到此前二手房限售取消的影响，市场挂牌量明显增加，叠加购房门槛降低及购房者对现房的偏好，克而瑞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苏州的二手房成交量均保持在5000套以上，但也由于挂牌量大增，购房者的选择机会增多，具有价格优势的房源更有竞争力，不少房东被迫降价来加速卖房，苏州市区某小区的挂牌均价较上年同期下跌了近2000元/平方米。有2020年在苏州落户并购房的人士告诉记者，她在高新区买了一套二手的两居室，总价不到200万元，但如今小区二手房价格降得厉害，“当时再稍微多拿出来一点，现在都能买一套三房了。”此轮限购政策放开后的效用几何，亿翰智库研究总监于小雨认为，这一政策会有一定效果，但可能不会太明显。“苏州已经多次取消限购了，先是四县市取消限购，之后吴江取消，项目来访量确实增加了，但实际成交并没有明显起色。其次，房住不炒在近年来一直贯彻执行，投资性需求几乎不存在了，外地人来苏州买房投资的可能性不大。”于小雨分析认为，“其实苏州落户门槛也相对较低，这次限购放开，购房基数再扩大，对于刚到苏州工作大专及以下学历的人可能有刺激作用，但这类购房者的收入预期往往较差，所以出现明显起色的可能性较小。”不过，苏州内部市场可能仍会有所分化。于小雨称，之前去化较好的奥体、狮山板块的项目，楼盘可能会取消折扣，变相提价，但去化难的项目或许依旧不好卖。...
一家慈善机构，在抖音、微信、百度等等互联网平台发布铺天盖地的广告，而备受诟病。这家慈善机构，是西安市善行公益慈善基金会（下称“西安善行基金会”）。它的广告内容，无一例外是以主人公“化名”的案例，筹集善款。此前媒体曾报道，西安善行基金会所发广告风格被指“吃相难看”。在广告争议之外，清流工作室调查显示，这家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投放广告筹集善款的基金会，可能还藏着其他疑点：比如，西安善行基金会曾连续两年向浙江的一家公司购买大额“基金”理财产品，后者既没有发行基金的资质，其理财产品也没有任何可查询的公开信息；而这家浙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则可被查证曾为西安善行基金会的前任理事。资金从西安善行基金会这家慈善机构，流入浙江公司，只是两者之间的其中一个联系。清流工作室查询发现，西安善行基金会年报披露的募捐项目收入，和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备案的多个募捐项目金额，亦出现了较大的出入——这些“金额对不上”的募捐项目，又是怎么回事？更鲜为人知的是，清流工作室的调查显示，西安善行基金会背后相关联的人士，可能还运作有其他两家慈善基金会。三家慈善基金会不仅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募捐广告信息彼此频繁出现交集，就连募捐项目名称、人员也出现了重合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出现了与关系密切的“自己人”存在资金往来的异常现象。通过大规模互联网广告筹集善款的西安善行基金会们，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善款流向假基金？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西安善行基金会的募捐广告铺天盖地。据清流工作室不完全统计，仅微信公众号，西安善行基金会就注册了15个。在另一个主要传播平台抖音，西安善行基金会也注册了3个账号，粉丝合约49万。在这些募捐广告中，西安善行基金会无一例外地在案例中引用主人公的“化名”。例如，在近期发布的募捐案例中，西安善行基金会把一位90岁独居老人称呼为“洪奶奶”，把一位10岁的父母离异的小女孩称呼为“小雨”，把一位家庭状况不好、智力低下的初中少年称呼为“小辉”。用这样的“化名”讲述的募捐故事，当事人却并非募捐项目的一对一主体。点击这些募捐案例下方的文字“我要捐款”，无论是“洪奶奶”、“小雨”还是“小辉”，都会跳转到同一个捐款页面。这个捐款页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爱助弱势群体”几个黑体大字，并且下方又讲述了两个新的“化名”案例，然后是项目简介——“为困境人群筹集生活帮扶金，为其提供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资助，项目总预算是500万元”。类似上述的募捐项目还有很多，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显示，西安善行基金会备案的募捐项目一共有127个。源源不断的善款，为西安善行基金会提供了丰厚的捐赠收入。西安善行基金会至今未发布2021年年报，但根据历年年报，2018年至2020年，西安善行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分别是0元、5915.59万元和6792.12万元。捐赠收入至少连续两年在6000万元上下，西安善行基金会的支出却显得令人费解。2019年、2020年，西安善行基金会连续两年分别购买了1200万、997.4万元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都是同一个名称——“崇茂·富盈一号货币市场基金”，而这个产品的受托机构则是浙江崇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崇茂公司”）。按照民政部下发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慈善组织开展投资活动可以直接购买银行、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不得进行直接买卖股票、直接购买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产品、投资人身保险产品等8类投资活动，该规定自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蹊跷出在浙江崇茂公司的资质，以及产品资质上——西安善行基金会累计购买了至少2197.4万元的可能是个假基金。清流工作室未能查到，浙江崇茂公司具备公募或私募基金的牌照。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服务：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网上也没有关于“崇茂·富盈一号货币市场基金”任何的信息。浙江崇茂公司的工作人员自称，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从未发行过理财产品。至于西安善行基金会在年报里所称的委托浙江崇茂公司，购买“崇茂·富盈一号货币市场基金”相关情况，该人士称“你应该问善行，我没有义务来讲这个事”。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纪雨律师表示，普通企业没有发行理财产品的资质。这家公司的名称，只可能是私募基金，需要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如果查不到备案资质，就说明它没有发行产品的资格。清流工作室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官网上，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但浙江崇茂公司，与西安善行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却是可查询到的。根据工商信息，该公司实控人为卢凡。而根据西安善行基金会2018年的年报，卢凡，正是西安善行基金会的前任理事。除了连续两年购买大额理财资金，西安善行基金会2020年报还显示，该基金会曾支付预付款37.91万给杭州崇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后者由浙江崇茂公司全资持股。这意味着，作为一家向社会爱心人士募集善款的基金会，西安善行基金会存在大笔资金，流向了疑似“自己人”。这还不是全部。清流工作室查询发现，西安善行基金会还出现了年报披露信息，与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备案的募捐项目金额对不上的情形。例如，西安善行基金会募捐的“白血病患儿救助”项目，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显示募捐金额为零，然而，根据西安善行基金会2019年和2020年的年报，该项目两年合计收入1114.16万。又例如，西安善行基金会发起的“做孩子的前进阶梯”项目，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同样显示募捐金额为零，而2019年和2020年年报中合计收入是47.4万元。而在西安善行基金会发起的“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项目中，不仅金额对不上，就连项目描述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该项目筹款金额合约32.81万元，但年报却显示该项目2019年和2020年合计收入273.94万元。清流工作室注意到，“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项目在西安善行基金会2019年年报的介绍是“帮助流浪动物生存，传播动物福利理念，让更多人学会用正确方式关爱动物”，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也备注了募捐用途是“用于流浪动物的救助及安置”。但到了西安善行基金会2020年年报，该项目介绍突然变成了“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助其自助，更好的回归社会”。也就是说，项目从帮助流浪动物，摇身一变成了帮助“弱势群体”？“复制”慈善基金会？关于西安善行基金会的疑团，并没有止步于上述的资金流向异常、项目信息异常。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市面上还存在着至少两家慈善基金会，与西安善行基金会项目关联、人员重叠。两家基金会，分别为西安蚂蚁基金会和无锡横山基金会。表面上，西安善行基金会、西安蚂蚁基金会、无锡横山基金会，这三家慈善基金会彼此独立，但蛛丝马迹显示，三家慈善基金会有诸多交集。首先，三家基金会均出现了人员重叠的现象。例如，西安善行基金会2020年的项目部项目专员“严璐”，同时也是西安蚂蚁基金会2019年年报的“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西安蚂蚁基金会2019年的监事“汪花花”（现已改名“汪晴玥”），同样也是西安善行基金会2018年年报的“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西安善行基金会的监事尹欢欢，同时也是无锡横山基金会的项目专员；另外，西安蚂蚁基金会理事长钱旭星、副理事长贺行林、秘书长杨慧、理事蔡雨洋，以及西安善行基金会秘书长董敏花等人，均曾出现在无锡横山基金会早期的人员名单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三家慈善基金会也经常有关联。点进西安蚂蚁基金会、无锡横山基金会的官方抖音号，可以发现其发布的多条募捐广告实际上链接的是西安善行基金会发起的项目。不仅如此，在这三家慈善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上，三家基金会也频繁出现“联动”。例如，无锡横山基金会微信公众号2019年一次征集视频素材的活动，却蹊跷地标明“审核通过的素材将全部上传至西安善行基金会的抖音官方号”。就连募捐项目的名称，这三家慈善基金会也出奇地“同步”。根据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信息，西安善行基金会的“莘莘学子下乡记”、“善行涓流计划”、“山里娃娃的学习包”、“垃圾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改变塑命”等项目，均与西安蚂蚁基金会的部分募捐项目同名；又比如，西安善行基金会与无锡横山基金会均有名称为“乡村孩子的礼物”、“阳光守护计划”的项目。更为蹊跷的是，西安善行基金会和西安蚂蚁基金会虽然注册地都在陕西西安，但其自媒体平台的IP属地却显示在浙江或江苏。种种巧合背后，可能暗藏着一个关键的信息：三家慈善基金会幕后操盘手，可能指向了同一批人。例如，据西安善行基金会年报，该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贺小娟，曾经在上海善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职。而在今年1月份之前，上海善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历史股东之一，正是同时出现过在西安蚂蚁基金会和无锡横山基金会的贺行林。西安善行基金会和西安蚂蚁基金会，则均能找到与杭州益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益仓公司”）的联系。杭州益仓公司不是别人，它的股东就是前述西安善行基金会资金流向的浙江崇茂公司，及其实控人卢凡。与此同时，西安蚂蚁基金会的理事长钱旭星，显示是上海朴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而上海朴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持有杭州益仓公司85%的股份，并与卢凡实控的浙江崇茂公司共同投资了该公司。另外，出现过在杭州益仓公司的，还有一位叫“袁波”的人士，“袁波”显示曾是西安蚂蚁基金会的理事。除此之外，钱旭星、袁波、贺行林、无锡横山基金会的项目专员丁徐柯以及无锡横山基金会的员工钱旭胜，均在同一家公司——无锡雪浪显云文化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过交集。值得注意的是，无锡雪浪显云文化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样是杭州益仓公司的历史股东。此外，西安善行基金会监事蒋永杰，显示曾在无锡益朴服饰有限公司任职，后者是无锡雪浪显云文化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控股的公司。资金往来腾挪三家基金会，除了项目关联、人员重叠外，更为重要的是，与西安善行基金会相似的资金流向异常剧情，同样在另外两家基金会发生。清流工作室调查发现，西安蚂蚁基金会与无锡横山基金会均与“关联方”发生了资金往来。例如，2019年至2020年，西安蚂蚁基金会曾委托“杭州趣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过投资，金额均为250万。杭州趣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崇茂公司工商联系方式相同，由卢凡的合伙人之一方惠等人持股。此外，西安蚂蚁基金会2021年报显示，浙江崇茂公司全资持股的杭州关爱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安蚂蚁基金会的“预付账款”客户，当年账面余额为24.6万，欠款原由是“预付项目款”。与西安蚂蚁基金会同样有业务往来，并且与该基金关联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还有芮莱博（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芮莱博（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西安蚂蚁基金会2021年的“应收账款客户”，显示账面余额为10万元，欠款原因是“项目款”。工商信息显示，芮莱博（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监事王茂宇，此前在贺行林旗下的全资持股公司担任监事。类似地，无锡横山基金会同样与关联方有交易往来。根据无锡横山基金会2020年年报，杭州关爱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当年对其捐赠了120.74万。与此同时，西安蚂蚁基金会的“应收账款客户”——芮莱博（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同样出现在无锡横山基金会的“预付款项客户”名单上。无锡横山基金会的“预付款项客户”还有张家港业鼎服饰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之一徐跃正是无锡益朴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二股东。无锡横山基金会的2018年、2019年的“应收账款客户”之一是宁波黑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朴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历史投资的公司。与此同时，清流工作室发现，西安蚂蚁基金会、无锡横山基金会均接受过来自西安善行基金会的大额捐赠，此外，无锡横山基金会也向西安蚂蚁基金会提供过捐赠。三家慈善基金会的频频业务资金往来的人士，都是什么来头？据清流工作室不完全统计，与上述人士相关联的公司业务包括：自媒体运营、金融投资、保健品饮料、移民业务、汽车配件、软件开发、餐饮、服饰、金属制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与卢凡关系密切的一家公司，此前还曾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杭州六道虹科技有限公司”由卢凡合伙人周佳荣控股。根据公开资料，2018年浙江证监局接到投诉举报，反映辖区杭州六道虹科技有限公司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并提供场外非法配资，导致举报人投资亏损。浙江证监局经过调查，发现该公司没有证券期货经营资质，已责令该公司停止上述业务。...
北京时间9月14日消息，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尼尔森近日接受采访表示，当埃隆·马斯克领导的SpaceX公司与波音公司对抗时，批评者对它不屑一顾，但实际上SpaceX取得了更多成就。“每个人都对SpaceX嗤之以鼻，还说‘哦，波音是一家传统公司’，好吧，猜猜谁将在第一次试飞后进行第六次飞行，猜猜谁还停在地面上？”美国航天局已授予SpaceX总共14项任务，并在6月宣布将修订与SpaceX签订的“商业宇航员”合同，再向该公司购买五次载人发射机会。相比之下，美国宇航局已授予波音6项任务，但公司仍未成功发射其“星际飞机”，这一发射任务将根据美国宇航局的商业船员计划将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尼尔森表示，SpaceX正在“走上正轨”，其巨大的星际飞船已离开地面，并将人类一路带到月球。据SpaceX称，Starship完成了静态点火测试，启动了6个发动机。“我认为私人太空产业非常有益，看看SpaceX已经取得的成就”。由于液态氢泄漏，美国宇航局太空发射系统（SLS）的第二次发射尝试在9月初被推迟，此次发射是该机构阿尔忒弥斯任务的一部分，该任务若成功，人类将实现重返月球。NASA花12年时间建造SLS火箭。相比之下，SpaceX于2020年8月4日（当地时间）完成了全尺寸“星舰”原型机的试飞，并希望在今年进行首次轨道发射。...
编者按：监管部门要求，采取有效监管措施限制公募基金博取短线交易收益的行为，严厉打击利益输送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合理的“高换手率”产生交易佣金最终由基民买单，有可能成为基金公司向券商输送利益的渠道，值得高度警惕。本篇研究对象为富国基金。未来将持续关注该公司的合规与业绩表现。对2022年公募基金的中报数据统计显示，富国基金以5.38亿元的佣金费用位居公募基金之首，明显高于其他公募基金公司。值得关注的是，公司股东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分别位列富国基金券商席位第一、第二名。高昂的佣金费用是否合理合规？半年交易佣金行业居首近日，各基金产品2022年中报陆续公布完毕，富国基金以5.38亿元的佣金费用位居公募基金之首。数据显示，2022年6月末富国基金管理规模为9308.76亿元，在公募基金中排名第7，非货币型基金管理规模排名第4，低于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等头部基金公司。值得关注的是，富国基金2022年上半年交易佣金原高于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和广发基金等在管规模更大的基金公司。为股东贡献大额交易佣金富国基金成立于1999年4月，最早由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江苏证券、福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几大股东共同发起设立。截至目前，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公司分别持有富国基金27.7750%的股份。2022年上半年，富国基金旗下产品共产生了5.38亿元的交易佣金，而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分别位列公司券商席位第一、第二名。中报数据显示，富国基金通过海通证券通道贡献7033.62万元交易佣金，佣金席位占比为13.07%；通过申万宏源证券通道贡献6635.49万元交易佣金，佣金席位占比为12.33%。换言之，富国基金约四分之一的交易佣金落入了母公司“囊中”。而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在2022年上半年获得的佣金分仓总收入也不过3.52亿元、3.43亿元（仅包含公募基金的佣金），这意味着富国基金分别为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贡献了20%、19.33%的公募基金佣金分仓总收入。为基民赚钱还是打“交易量”？旗下超七成产品今年以来负收益统计结果显示，富国基金存续的所有基金产品中，今年以来约七成为负收益。由于基金公司必须通过券商的交易席位买卖股票，因此基金公司需要向券商支付交易佣金。这笔费用作为基金持仓的成本，将由投资者进行买单。高昂的交易佣金意味着高额的证券交易额，也意味着较高的换手率。2022年上半年，富国基金旗下佣金交易费用超过1000万元的基金包括富国天惠精选成长、富国创新趋势等13只基金（初始基金口径，下同）。值得关注的是，这13只基金今年以来业绩表现均为亏损状态。富国天惠精选成长以2418万元的交易佣金居首。半年报显示，该基金上半年合计亏损48.51亿元。富国创新趋势上半年向券商支付了2021.21万元的佣金，位列第二。该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为-35.75%，跑输业绩比较基准超20个百分点，在733只同类股票中垫底。梳理富国创新趋势的股票持仓后发现，该基金短线交易特征明显，多只重仓股在短期大手笔建仓后，持股3个月即清仓，上半年的换手率达到253.34%。此外，富国基金旗下11支基金与关联方交易佣金占比超80%。其中，2018年成立的富国产业驱动上半年换手率超300%。今年以来，富国产业驱动净值下跌超一成，基金合计超八成的交易佣金归属于关联方申万宏源证券及海通证券。与之类似的还有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作为跟踪中证港股通互联网指数（931637.CSI）的指数基金，基金上半年换手率达172.35%。半年报显示，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上半年99.33%的交易佣金归属于关联方申万宏源证券。证监会发布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16条意见中指出，采取有效监管措施限制“高换手率”等博取短线交易收益的行为，严厉打击“老鼠仓”、市场操纵、利益输送、非公平交易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在9月15日杭州本年第三轮供地开拍前，一则政府采购公告搅动着土地市场神经——杭州土地部门将对去年第二批次以来的地块购地资金进行倒查。9月9日，浙江政府采购网披露了一则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方杭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两家会计事务所签订合同，后者将对杭州2021年第二批次集中供地以来成交地块的购地资金进行审查。这则招标经历了一波三折，早在5月11日和6月13日，浙江政府采购网均发过同样内容的招标信息，但都因为投标人不足3家而两度废标，直到7月13日第三次招标才成功落地。招标信息显示，杭州按区域分成三个标项，标项一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预算135万元；标项二为萧山区、富阳区，预算157万元；标项三包括余杭区、临平区、钱塘区、临安区，预算148万元。三个标项均按照每宗地的审核单价进行招标，经费据实结算。8月3日，中标结果出炉：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以单宗地审查服务费2.9万元、2万元的价格中标了第一、第三标项；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则以2.1万元中标了第二标项。根据最新的合同公告，三个标项分别包含46、74和74宗地，合同总金额与预算金额一致，共计440万元。杭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提出了以下需求：审计单位须对土地竞得人提供的全部购地资金来源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包括其在购地前提交的《购地资金来源情况申报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金审查报告等，主要针对申报表中金额与证明材料的关联性、准确性、逻辑性等进行审查，并在30日内出具审计报告。杭州在招标公告中要求，审计报告需对土地竞得人的购地资金是否符合五个“不得”作出结论性论证。五个“不得”具体为：竞买企业股东不得违规对其提供借款、转贷、担保或其他相关融资便利，购地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使用金融机构各类融资资金，不得使用房地产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借款或预付款，不得使用其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不得使用参与竞买企业控制的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等。从2021年第二批次集中供地开始，杭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均要求房企买地资金必须为自有资金，严防资金违规流入商品房用地竞拍市场。杭州此次倒查购地资金也并非“突袭”，其在去年第二批次土拍公告中便提到，要“建立‘先承诺后审查’的工作机制，对竞得人的全部购地资金组织开展审查”。一家头部房企的杭州投拓人士解释，2021年杭州第二批次供地以来，开发商每批次参与买地，都须自行请会计事务所对购地资金进行审计，“每一笔土地款都要提供资金来源审计报告。房企交完土地款后，将报告提交到杭州市国土部门”。被认定“合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注册资本金、销售回款、经营业务资金等，不允许利用开发贷、定向增发、信托借款等买地，“说白了就是封堵前融，但开发商拿到地后引入信托投资基金做增股投资，是合法合规的；如果以股权投资的表象，实际是放贷，则不合规”，该杭州投拓人士解释。本次杭州土地储备交易中心采购的服务，主要请第三方机构对此前房企提交的审计材料进行核查。杭州在去年第二批次以来的每宗地块出让文件中写明：竞买企业需填写购地资金承诺书，若经审查违规，房企将面临三重处罚：一是取消竞得资格，没收竞买保证金。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还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二是计入竞买人及其投资决策主体社会信用体系；其三，对首次违规的竞买人进行约谈；第二次违规则同一集团成员企业3年内不得参与杭州土地市场竞买。...
有网友表示：远远不止20%针对互联网出现多篇文章称“中国佛教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存寺庙32600座，其中有20%以上的寺庙已经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中国佛教协会星期二（9月13日）发布声明称，协会从未发布过类似报告或统计数据，以上内容通过恶意炒作佛教商业化问题，肆意抹黑中国佛教寺院和佛教教职人员，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微信公号消息，2016年3月，有人撰文提到“中国佛教协会在研究报告中指明了在中国目前现存的32600座寺庙中，汉传佛教商业化比较严重，但是整体形势近80%的寺庙没有被商业化，商业化的寺庙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和河南、四川、浙江等一些佛教文化古城。换句话说，中国有20%以上的寺庙都被商业化了，总数量在6500座以上。”近期互联网上又再次出现了多篇文章引用上述文字和数据，并将其改头换面为“中国佛教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现存寺庙32600座，其中有20%以上的寺庙已经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四川等地”。佛教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以上内容通过恶意炒作佛教商业化问题，肆意抹黑中国佛教寺院和佛教教职人员，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侵犯了协会的相关权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经查，协会从未发布过类似报告或统计数据。相关作者已于近日发表公开致歉声明，承认“该数据和资讯引用查无出处”并向中国佛教协会诚恳致歉。声明呼吁广大信众擦亮双眼，明辨是非，对谣言不信不传。希望有关媒体和个人，尽快删除含有不实信息的文章，停止损害佛教界声誉、侵犯佛教界权益的行为，协会也将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