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上海市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指引（试行）》（下简称《指引》），划出网络营销算法的合规底线。《指引》针对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区分了7类应用场景进行具体规制，包括不得利用算法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得利用算法对消费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以及不得利用算法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等。专家表示，以《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为基础的《指引》，并未给企业增加新的负担和义务，相反提供了更具体、易懂的合规重点，系利好政策。作为首份针对算法杀熟的地方性指引，《指引》目前虽尚处于试行的阶段，但在各地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背景下，未来或被其他地方跟进。首份垂直领域算法指引“作为全国首份地方性指引，《指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垂直领域的算法应用的具体做法指引之外，还为当下公众关注的高热点、高风险区域提出了合规的解决方案。”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悉，《指引》的规制对象为“网络营销活动算法”，也即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应用算法技术实施各类自动化决策，包括向消费者个人进行信息推送或商业营销、提供搜索结果、开展交易等。而提供金融类服务、新闻、音视频等内容推荐平台并不在其适用范围内。在吴沈括看来，《指引》区分算法的不同应用场景进行具体规制，而非遵循总括式的规范思路，是当前在算法治理中较为稀缺的。例如，针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指引》划分了4类合规场景，包括不得利用算法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得利用算法对消费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不得利用算法仅向消费者提供针对其个人特征选项的搜索结果；以及不得利用算法通过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事实上，上述关于“大数据杀熟”等行为的规定，此前在《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等文件中均有提及。今年8月27日，网信办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也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违法行为。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指出，《指引》的内容以《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为基础，并未给相关企业增加新的负担和义务，相反提供了更具体、易懂的合规重点。虽然《指引》本身虽无强制力，但对企业而言却是利好政策。“《指引》是一种指导性文件，是让相关方给予足够重视并作为参考，形成文件性的标准化处置方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该《指引》既提供了互联网平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帮助其合规，又为其他地区完善平台治理、应对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提供了经验。确保公平竞争滥用算法来促成不正当竞争甚至垄断行为，将损害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早在2018年修订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专门增设了针对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针对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从事影响用户选择、妨碍其他经营者正常经营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规制，奠定了基础性原则。今年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出禁止利用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实施流量劫持、干扰、恶意不兼容等行为，全面梳理和归纳提炼不正当竞争行为新表现形式和行为构成，分类规制。反垄断执法在近期也动作频频。阿里巴巴和美团的罚单相继于4月和10月落下，其中，借由算法等技术手段实现不正当竞争优势在两个案子中均被提及。以美团为例，调查结果显示，美团于2018年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通过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此次《指引》第十五条再次强调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对三类场景进行了规制。《指引》提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算法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不得利用算法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限制流量、干扰访问、干预显示内容、恶意不兼容等行为，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同时《指引》根据《反垄断法》等的规定，要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网络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算法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实施拒绝交易、限定交易，实施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等行为，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算法治理应提高透明度、参与度和匹配度在划定平台经营者不得越过的合规底线之余，《指引》也提出了相关倡导性建议。例如，加强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鼓励平台经营者将保护残疾人、老人、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纳入算法应用的考量因素。“主要应当考虑弱势群体身体不便或理解能力不足的因素。”夏海龙表示，经营者应当对弱势群体提供适老版、定制化服务，或通过监护人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在盘和林看来，消费者投诉、赔偿机制建立的要求是《指引》的一大亮点，“这将让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消费者主动参与到利益维护上来。”同时，根据《指引》建议，平台经营者应根据自身业务类型、规模大小等，建立相适应的算法应用合规管理制度。要将算法关进制度的笼子中，破解“算法黑箱”是关键之一。《指引》鼓励企业将算法公开透明。鼓励平台经营者通过公开算法原理、目的意图、决策规则、可能产生的影响等信息，提供算法应用结果解释等方式提升公众对算法应用的理解。当前，平台公开算法仍属少数。仅美团于今年9月和11月分别公开了外卖“预估送达时间”算法和“订单分配”的算法规则，但亦未涉及网络营销活动类的算法规则。夏海龙分析，算法模型、参数设置等几乎都属于企业的重要商业信息，涉及核心业务的算法甚至属于商业秘密，因此企业没有公开的动力。此外，相关法律也没有对此作太具体的规定，也是企业迟迟难以履行公开义务的重要原因。“除公开算法后对自身竞争力的降低外，可能引发的用户争议也是平台的担忧之一。”盘和林建议，算法的公开可只面向监管部门，但算法利用数据的种类，如何使用数据的梗概，要公布给用户。《指引》是首份针对算法杀熟的地方性指引，虽然目前尚处于试行的阶段，但吴沈括相信，在各地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背景下，未来其他地方也会积极跟进。而对于推进算法治理，吴沈括认为还应提高透明度、参与度和匹配度。“所谓透明度，就是需要企业基于诚信原则，更积极地披露和开放算法策略。从参与度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需要引入新的机制，让民众有更多的参与的途径和渠道。匹配度则是说，在数字化环境下，监管、参与、披露都应当符合数字经济、数字生态的客观规律。要提高治理工作的效率，避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监管手段，积极的引入新的参与型治理机制，让治理的举措、思路和方法，能够更快更全面的得到落地和执行。”吴沈括解释。...

炒房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不，连地产界的科技新贵也被狂割了韭菜。Zillow大裁员两周后，前员工Jeff仍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毕竟在几周前，他跟此次被裁的近2000名前同事一样，都还在对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和股票的节节攀升而充满期待。要知道，在疫情期间，作为房地产科技门户巨头的Zillow股价可是扶摇直上增长了近30倍，今年年初的市值一度接近500亿美元。而对于近几个季度业绩的低迷，高层也只是说是受到了特定时期的影响，公司正在蓄势待发。但谁也没想到，公司炒房埋下的雷突然就爆了。上月底，Zillow发布了第三季度财报，主要财务指标均远低于预期，其中炒房业务的巨额亏损成为了祸根。几天后，Zillow CEO Rich Barton宣布彻底关停公司的iBuying业务，并将涉及该业务的约2000名员工全部裁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该事件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如今 Zillow的股价连跌两周近乎腰斩，300亿市值瞬间蒸发。而为了尽快收回现金、弥补亏损，Zillow最近还将此前在全美购置的约7000套房屋全部甩卖给机构买家。涉足炒房3年， Zillow不仅没有完成自己华丽转身，反而因此将总计巨亏超50亿美元。我们不禁想问，此次Zillow失败的背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一、不涉房产买卖的Zillow 1.0时代在房地产这个传统行业里，科技的渗入速度一直很慢。而Zillow所带来的房地产信息门户的革新，曾让业界为之一振。在2006年之前，美国的房屋交易信息呈现高度分散化，普通人跟房地产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买卖房双方高度依赖中介机构、房屋价格不透明、区域间的信息壁垒高耸等是长期存在于地产行业中的问题。而Zillow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房地产行业内的信息流转方式。Zillow的模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所有房屋买卖有关信息都集中在了一个平台上，并且供用户免费查询和使用。此外，Zillow还独家上线了一个名为Zestimate的功能，基于大数据来提供房屋价格和出租价格的估值以及相应的价值范围、历史价格等等。其中价格历史甚至可向上追溯15年，并可以给出未来12个月的预测价格。对房产信息的超强整合能力，让Zillow以极快的速度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成立仅仅5年之后，Zillow就宣布在纳斯达克上市，IPO当日股价更是大涨79%，成为当时最受资本市场追捧的科技公司之一。图片来自于Zillow虽然在房地产界名声大噪，但当时的Zillow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家地产公司，用其创始人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Zillow是一家房地产媒体。它并不提供跟房地产交易直接相关的服务，只是精准地提供各类信息，赚钱的模式也走的是媒体的道路。在2018年涉足炒房业务之前，Zillow的营收主要来源于两大板块：一是线上广告收入，由高流量所带来的广告投放。二是特定市场收入，包含高级房产经纪人项目（Premier Agent）和贷款业务服务两个部分。所谓的高级房产经纪人，是指各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可以通过按月或按年付费订阅的方式，在Zillow上将公司或个人信息长期展示，从而完成客源转化。贷款业务服务则是允许提供抵押贷款机构在其页面上展示其信息并按点击量来收费。从Zillow历年的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高级房产经纪人是Zillow最核心的收入来源和增长曲线。在Zillow 2018年宣布涉及地产业务之前，高级房产经纪人所产生的收入约占Zillow整体收入的70%，而线上广告和贷款业务都反响平平甚至不断走低。图片截自于mikedp而在经历了爆发性发展的十年之后，Zillow逐渐意识到只做信息中介是无法持续增长下去的。从2015年开始，Zillow的增长开始放缓，营收同比增速从2016年的30%左右降至了2018年的20%以下。最为重要的是，Zillow的第一增长曲线高级代理人业务增长似乎也触及了天花板，收入和增速都开始逐年下降。因此对于当时的Zillow来说，找到一个全新的增长业务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于是，它将目光放在了刚刚兴起的iBuying炒房模式上。图片截自于mikedp二、过于自信的科技“炒房客”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早已习惯用手机来点外卖、打车、买东西、订酒店等等。那么，房屋买卖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在网上交易呢？在这样的思考之下，提供房产在线交易的iBuying（Instant Buying）模式应运而生。在iBuying模式下，卖家只需要在线填写一份表格，网站便会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等技术，对房屋情况和周边环境进行分析并给出报价，如果卖房接受报价便直接以现金全款买下房屋。成交后，iBuyer将对房屋进行简单的修缮并再次挂牌出售。相较于过去卖房先找房产经纪、再做Openhouse、接受报价、协商、修缮房屋等繁琐买房流程，iBuying将流程最大程度的简化，从上市到交易完成只需大概两周，并且不需要卖家花费过多精力，对于很多想要快速脱手房产回流现金的卖家极具吸引力。iBuying模式下的前后流程对比，图片来自Zillow官网iBuying的盈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平台会根据房屋情况一次性向卖家收取售价6%-10%的手续费，虽然这比传统的房地中介的佣金高出约2%，但同时也省去了卖家的维修费用和时间成本。二是在对房屋进行修缮和重新设计装修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来赚取差价。2017年5月，Zillow首次在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试点开启了iBuying的试点项目，试水倒卖房屋。尝到一些小甜头后，Zillow在2018年4月正式官宣了Zillow Offers业务，从房地产信息门户走向真正的地产企业，并将这一转型称作是“Zillow 2.0”的开始。2019年，Zillow Offers业务高歌猛进，房屋买卖业务收入已经超过其他所有业务，比前一年度增加了250倍，占年度总收入的一半以上。Rich甚至公开表示，iBuying业务可以在三到五年内给Zillow带来200 亿美元的年收入，要在之后每月购买 5000 套房屋。2020年第一季度，Zillow的房屋部分的收入首次实现盈利，业务了扩展到全美24个城市。此后，Zillow开始进入疯狂买买买的模式，房屋业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Zillow炒房业务自推出以来的营收变化，图片来自于onlinemarketplaces一开始，受到疫情居家隔离的影响，Zillow的用户数量、租房和买卖房的需求高涨，让Zillow的各项业务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加上贷款利率降到历史地位推动了房价的攀升，Zillow此前买下的大量房屋在此时派上了用场，从中赚取了巨额了差价。连续几季亮眼的财报直接推动了Zillow的股价坐上火箭暴涨20倍。此时的Zillow也是对iBuying业务信心满满，不仅不断地增加购房量，还宣布要将 “杀手锏”Zestimate跟Offers业务挂钩。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Zillow宣布将直接按照Zestimate的估价结果来直接现金全款买房，进一步简化房屋的销售流程，提升交房速度。一直以来，Zestimate都是Zillow的看家法宝。从2006年开始，基于大数据给出的房屋估价都是吸引用户使用Zillow的一大原因，也是因为Zestimate，Zillow后续才陆续拓展出自己的租房、贷款业务。但Zestimate此前的估价只是给用户用作参考，从未实际投入到房产交易之中。关于Zestimate的估值算法，Zillow至今唯一公开的是他们开发Zestimate所纳入的参考变量，包括了房屋区位、房屋基础信息、地产税、过往交易史等。虽然Zestimate的估值常常被市场诟病并不准确，但Zillow却信心满满的表示经过十多年的测试和完善，Zestimate的估价误差可以控制在1.7%以内，完全可以投入市场。并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用Zestimate的估价大举购入数千套房屋，付出成本接近20亿美元。Zillow2021年三季度财报然而就在几个月后，Zillow暂停了房屋的买卖，并交出了惨不忍睹的三季度财报。后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Zillow Offers业务被彻底关停，2000个员工因此丢了饭碗。三、是模式问题还是Zillow问题？回顾Zillow入局房产买卖的一路历程，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仅仅只用了三年的时间。那么，作为现在市场上第二大iBuyer，Zillow炒房业务的轰然倒塌是否是整个行业的衰落前兆呢？在硅星人看来，Zillow此次的失败可以说90%上都是由于自己的决策失误导致的。iBuying业务虽然在当前受到了供应链和市场环境的冲击，但仍然还有比较大的潜力空间可以挖掘。首先，造成Zillow此次的巨额亏损原因就是库存的大量积压。从Zillow的囤房数量可以看出，今年第三季度Zillow的房屋库存已经来到了近1万套，即使按均价50万/美元一套来计算，这些房产也至少价值50亿美元。此外，由于Zillow收的房都是未经修缮管理的“原始房”，每一套房子在售出前都需要再次翻新、甚至有些需要大修，但由于疫情原因导致的建材和劳动力短缺，让大量房产的修缮速度放缓，原本应该卖出的房子无法达到挂牌标准进而滞压在了手里。于是，Zillow原本就不稳固的资金链，在压力测试之下突然就断掉了，让它不得不甩卖房产偿还债务以保持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定。Zillow的囤积房屋存量，图片来自mikedp除了在错误的时机大量囤房之外，另一大失败原因还在于Zillow高估了自家算法的可靠性。虽然Zestimate这套算法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它参考的几个主要变量中我们或许就能看出它的准确性有待考量。以房屋属性为例，Zillow表示Zestimate是基于地点、土地面积、居住面积、房间数量、卫生间数量等来做参考。但实际的房屋属性远比单纯的数字考量要更复杂，比如内部的装修和维护情况、电器的配备、房屋的朝向、房间的格局等，这些需要实景或实地的勘验。此外，Zestimate的另一大变量是历史交易价格，这也让很多年代久远、交易次数少的房子的估值准确性降低。简单来说，Zestimate估值对于那些开发商整体开发、户型一致、年份较新且交易频繁的房子可能会比较准，但并不适用于广泛的房产估值。把Zestimate作为一个参考是没问题的，但如果直接用它来买卖房子，风险就会很大。据统计，Zillow在使用Zestimate现金购房之后，其开出的价格都远高于竞争对手，平均价格比市场中位数高出6.5万美元。在宣布关停Zillow Offers当天，Rich也终于承认使用Zestimate来现金购房是一个决策失误，“我们曾试图使用历史数据和无数模测试来准确预测未来3-6个月房屋的价格，但我们发现房屋价格是无法被目前的模型准确预测从而使其成为一项安全的业务的。Zillow的目标是成为做市商，而不是杠杆住房交易商。”在Zillow Offers 裁员之后，匿名职场论坛Blind上也有很多前员工抨击该部门的管理一直很混乱。他们表示，Zillow并没有聘请专业的房地产行业研究专家参与算法的开发，录用的很多员工对房地产和金融知识一窍不通，还给了很高的职位和薪水。决策层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做什么决定都是一拍脑门，今天让研究这个明天让研究那个。整体感觉就是一群门外汉进入了一个复杂的行业，但又觉得自己很懂。Blind上Zillow员工们的“吐槽”而管理层决策一大失误的地方还在于，此前为了给Zillow Offers的扩张铺路，他们建立了一支全职的房产经纪人队伍，直接惹恼了在涉足炒房前Zillow最大的客户群体，房产经纪公司纷纷倒戈去其他竞争对手平台。在新旧核心业务的双重打击下，让Zillow的发展前景蒙上了迷雾。截至11月19日，此前大举买入Zillow的Ark基金女股神Cathie Wood已经将Zillow的股票悉数抛出止损。图片截自于Business Insider但Zillow的失败，并不代表iBuying这个行业倒了，反而Zillow作为第二大玩家的退出，还给其他玩家留出了更多的市场空间。除了Zillow外，iBuying市场的最大玩家还有Opendoor和Offerpad，而在同样的市场情况下，两者都没有出现跟Zillow一样的暴雷情况，规模也还在持续扩大。根据最近两周两家陆续发布的第三季度报告显示，Opendoor 的收入为 23 亿美元，增长了91%。Offerpad 收入5.4 亿美元，增长了30%。其中Opendoor是最早提出iBuying模式的公司。近两年来，Opendoor的收益走势总体很稳健，虽然整体业务还并未实现盈利，但房屋户均净收益从损失走向收益。Offpad的整体损失情况也还在可控的范围内。由此可以看出，虽然iBuying整体行业受到了特殊时期的冲击，但因此遭受巨额亏损导致业务关闭的只有Zillow一家而已。对此，Opendoor表示，它所使用的算法其中也涉及了季节性变化，用以应对房价的波动。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iBuying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2020年，整个iBuyers 的房屋购买数量仅占美国当季房屋销售总量的0.5%，到2021 年第三季度，这个比例已经升至了 1.6%，越来越多的卖家开始接受线上交易的形式来买卖房屋。但iBuying 所存在问题也很明显。首先作为一项重资产业务，资金链的承压能力跟地产市场的热度关联度高，节奏把握不慎就有可能出现跟Zillow一样的情况。其次，估值算法作为业务的核心，其可靠性还未得到广泛的验证，毕竟房地产买卖所涉及的复杂因素可能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就能代替。当然，任何一个新兴行业都会经历厚积薄发的过程。此次Zillow的失败或许给iBuying行业的敲响了警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Zillow也给iBuying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前车之鉴。究竟算法能不能当好炒房客，我们静待时间的验证。...

随着深圳新版二手房交易网签系统正式上线，个人可以自助卖房了！11月19日，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关于新版二手房交易网签系统上线的通知》（简称《通知》）。新系统开通了二手房自助交易服务，实现了交易全流程线上办理，并在国内首次引用了“单边代理”模式。深圳的业主可以自助卖房了记者登录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发现这个10月13日上线的平台的“便民服务”一栏，原本灰色的“我要买卖二手房”已经“点亮”，点开“我要买卖二手房”，实名认证后，就出现了如下页面。这个“二手房交易系统”，就是新上线的深圳市新版二手房交易网签系统。该系统有三个入口，分别为“我要找中介买房”“我要找中介卖房”“我要自助卖房”。通过“我要自助卖房”，个人卖家依次完成产权校验、合同条款、生成合同示范文本、买方购房资格查验、卖方电子签章/签名、合同备案等，便可完成房产交易。当然，如果卖房人还是想找中介帮忙，则可在“我要找中介卖房”中，依次完成填写房屋产权校验、房屋状况说明、选择中介、填写卖房信息来完成交易。深圳市民陈先生说，新版二手房交易系统为业主提供了自助交易渠道，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他认为“找中介卖房”依然会有市场，因为委托中介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比如中介会帮卖房人挡去很多购房咨询电话。除了深圳以外，今年不少城市都对二手房市场加强了监管，并且上线了自助卖房的交易模式。比如，10月26日，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开通了二手房自助交易“网上签订合同”的服务。此前，杭州的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也已经推出了“个人自主挂牌房源”服务。中介“宰客”将成为历史除了个人可以自助卖房外，这个二手房交易系统另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中介从业模式“推倒重来”。新的交易系统在国内首次引用了“单边代理”模式，即买卖双方通过独立委托，与受托中介机构形成单边委托关系，中介方“各为其主”，只向自己的委托人负责，以争取委托方在实际交易中的合法利益最大化。以往二手房交易实行双边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居间撮合交易，中介方不可能同时代表买卖双方利益，要么两边压价，造成买卖双方均不满意；要么与卖方形成“攻守同盟”，将房子以高价甚至是“吃差价”的方式售出。新模式下，买卖双方代理人权责边界清晰。卖方代理人，只用考虑怎么把委托人的房子快速、保价、安全地售出；买方代理人，则只用考虑如何以高效的方式为委托人匹配到高性价比的房源，同时要对所匹配推荐的房源质量负责。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就在中介代理只向各自委托人负责的机制下得到了保障。此外，新系统根据全市实名登记的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综合评价数据对中介从业人员进行评级排序，最高为五星级，星级越高，代表该中介从业人员信用良好、服务专业、业绩突出，新系统将优先推荐给委托人，而信用不好的、业绩差的、长期没有成交业绩的中介人员，新系统会将其排在后面。记者体验时发现，发起“我要找中介卖房”委托，可看到有不少房地产经纪人员可供卖房者选择。每名房地产经纪人员的星级级别等都会体现在系统中，目前在系统中的房地产中介人员人数已超过万人。新系统还通过与不动产登记部门数据对接，实现对系统内挂盘出售的房源进行产权核验，核验通过的房源将生成唯一有效的房源编码，消费者可通过房源编码查看房源真伪以及实时权属状态。“新版二手房交易系统一旦运行成功，将是对过去三十年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规则的彻底颠覆，一个以维护消费者权益，提升房地产中介服务质量为核心的深圳新经纪时代将到来。”有房地产专家表示。对于房地产中介行业而言，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指出，短期内或将经历一个适应期，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居住品质需求的服务供应商，一定能在这场新经纪时代变局中大放异彩。...

核心提示：1，11月15日，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卷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2.95亿存款无故质押一事，舆论再次发酵。2，科远智慧在理财方面收获颇丰。财报显示，2018年金融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2594.40万元；2019年的投资收益为1512.05万元；2020年的投资收益为725.20万元。3，而根据凤凰网《风暴眼》梳理百度地图发现，南京市现有银行分行至少143家，浦发银行分行至少17家，而位于南京科远智慧投资所在的江宁区也有至少三家浦发银行。4，从天眼查信息看，较难看出“刘涛”和“刘涛”是同一个人。但两人也有一些共性，比如旗下较多空壳公司、都是王伟民的朋友。5，诸多案例都指向国内普遍存在的“地下”资金江湖，资金方、掮客、银行、用资方都处于链条之中，攫取各自利益。--------------------------------------------------渤海银行28亿存款失踪案尚未结案，浦发银行又来一起。8月份，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因卷入一桩客户企业28亿存款被“莫名质押”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总部位于江西的医药企业济民可信集团旗下的两家子公司宣称，自己在渤海银行存的33亿元，有28亿元被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用于另一家公司华业石化的票据融资担保。但渤海银行却回应称，济民可信对此知情。目前，案件仍是谜团，双方各执一词。三个月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而且同样发生在江苏。11月15日，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卷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2.95亿存款无故质押一事，舆论再次发酵。11月17日，深交所向科远智慧发出关注函，要求科远智慧说明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理财产品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原因、担保对象、质押时间、质押手续是否齐全等，担保对象与公司、公司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公章内控管理是否存在重大缺陷。虽然事件已非首次，但渤海银行存款“失踪”案后，萦绕在大众心中的诸多谜团一直难解。为何企业存款屡屡被银行“莫名质押”？银行、企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企业真的毫不知情？谁动了三亿存款？2021年11月15日，科远智慧发布《关于银行定期存款到期未能赎回的风险提示性公告》称，该集团旗下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科远智慧投资”）在去年 11 月 10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定期存款，产品到期日为 2021 年 11月 10 日。经问询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发现，该笔存款在存入当天就被用作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瑞豪”）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质押担保，但现在该公司未能及时偿债，导致4000万元的质押担保无法赎回。“公司对该质押行为毫不知情，已明确要求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方面出具有效证明材料。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方面出具的任何证明材料。”科远智慧称。更意外的是，南京科远智慧投资经自查发现，目前其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总计3.45亿元的定期存款，除上述4000万元外，还有2.55亿元处于质押状态。“针对上述客观事实，公司管理层第一时间积极与浦发银行沟通，催收上述产品的兑付款项，并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向警方及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报案。” 科远智慧表示。与此同时，浦发银行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浦发银行南通分行与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公司确有存款等业务关系。近日，该公司对其与南通分行的有关存款等业务提出查询。为依法保障银行和客户方的权益，查明事实真相，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在开展排查的同时，已于11月15日向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并提供了相关业务资料。后续，浦发银行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切实维护相关各方合法权益。科远智慧惯于理财官方资料显示，创立于1993年5月、2010年3月31日在深交所上市的科远智慧是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行业排名位居国内前三。主营业务包括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智慧能源、及其他。从公司业绩看，上市以来的科远智慧营收呈增长态势，但长势不大，总营收从2010年的2.29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8.45亿元，同期归母净利润从0.53亿元增长至1.3亿元。特别是2018年以来，净利润分别是1.21亿、1.27亿、1.3亿，同比增长2.72%、13.39%、2.06%，成绩并不亮眼。但科远智慧在理财方面收获颇丰。财报显示，2018年金融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2594.40万元；2019年的投资收益为1512.05万元；2020年的投资收益为725.20万元。今年以来，科远智慧已经购买了三次理财产品。4月，科远智慧使用不超过3亿元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9月分别使用6000万、1000万、1500万购买三次理财产品。11月又购买了一款投资金额为2000万元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凤凰网《风暴眼》粗略估算，仅9月以来的理财产品到期后，科远智慧将获得大约470万收益，值得一提的是，四次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期限分别是365天、30天、60天、123天、而根据凤凰网《风暴眼》梳理百度地图发现，南京市现有银行分行至少143家，浦发银行分行至少17家，而位于南京科远智慧投资所在的江宁区也有至少三家浦发银行。为何惯于理财？坐落于南京的分公司为何将存款存入异地南通的银行？对此，凤凰网《风暴眼》致电科远智慧，截至发稿尚未接通。南通瑞豪身份成谜科远智慧之外，融资方南通瑞豪也是疑点重重。天眼查公布的信息显示，南通瑞豪成立于2014年5月7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卫生洁具、陶瓷制品、建筑材料等。有两位自然人股东王伟民、刘涛，二人持股比例分别为70%、30%。首先，在过往年报中，南通瑞豪缴纳社保信息均为零，疑似空壳公司。股东之一王伟民在接受凤凰网《风暴眼》采访时表示，南通瑞豪是自己之前帮朋友买的，其具体运营自己并未参与。其次，以王伟民、刘涛为核心的系列注册企业中，代理法人现象频繁、多是空壳公司，且信息高度重叠。凤凰网《风暴眼》梳理天眼查信息发现，王伟民曾在三家企业担任法人代表，分别是南通酷烨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酷烨”）、江苏聚奕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聚奕舜”）、南通瑞豪。同时，他还担任江苏聚奕舜、南京彩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彩聚”）、南通瑞豪的监事。其中，南通酷烨成立于2016年12月，法定代表是艾顺刚，股东是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最终受益人是艾顺刚和他的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睿泰”）。目前暂未发现王伟民在该公司担任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王伟民、刘涛也曾是该公司的投资人和法人代表。2020年11月17日，公司法人代表由王伟民换成刘涛。2021年7月14日，王伟民、刘涛一齐退出投资人名单，艾顺刚持有的江苏睿泰补入，法人代表也变成艾顺刚。天眼查信息显示，王伟民还是南京彩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彩聚”）的监事。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2月，2021年7月27日被核准注销。之前的法定代表是杨桓。股东是杨桓和刘涛，各占50%股份。2018年7月法定代表由刘涛变为杨桓。对于刘涛，王伟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刘涛是他的朋友，“就我了解，刘涛也没有参与到南通瑞豪的经营中”。除此之外，王伟民名下另一家公司江苏聚奕舜成立于2019年2月，法定代表是应皓，王伟民在其中扮演监事一职。股东是北京博雅景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博雅景源”），根据股权穿透，最终实控人是江楠和他的南京锦曦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江苏聚奕舜、北京博雅景源缴纳社保信息均为零。南京锦曦机械2020年社保信息为一人，其他时间也为零。三家公司均疑似空壳公司。对于法定代表一职，应皓也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他是几年前帮朋友买的公司，具体经营情况他并不参与、也不知晓。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聚奕舜的法人代表中也曾有“刘涛”这个名字。天眼查显示，2021年2月25日，江苏聚奕舜的投资人由王伟民、刘涛变更为北京博雅景源；随后4月2日，法人代表由刘涛变为应皓。但凤凰网《风暴眼》发现，虽然都显示“刘涛”的名字，也跟王伟民的名字一同出现，但在天眼查上链接出来的是两个人的信息。对于是否是同一个人，凤凰网《风暴眼》致电两个“刘涛”本人，截止发稿尚未打通。江苏聚奕舜曾经法人刘涛 南通瑞豪法人刘涛此“刘涛”非彼“刘涛”？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江苏聚奕舜曾经的法人刘涛曾先后在三家公司担任股东和代表法人，分别是南京璨坤化工有限公司、南京骥豪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南京宏鑫利翔软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其中，南京宏鑫利翔软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2月24日注销，根据企业公布的2017年年报，当年社保信息为零，疑似空壳公司。无独有偶，南京骥豪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现有年报中，社保信息也为零。三家企业中只有南京璨坤化工有限公司有“非空壳”的可能。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有5人社保记录。公司法人是孔令伟，股东是刘涛和江苏聚奕舜的现有法人应皓，刘涛持股98.33%.凤凰网《风暴眼》尝试联系孔令伟，截至发稿，电话未通。再看另一个刘涛——南通瑞豪法人。在以下图中八家企业中，除了注销的两家，刘涛在四家企业（南京智源智联、南京莫丽达盟、南京欣纽鸿城、南京康心达健康）拥有绝对控股权。且这些信息社保信息均为零，疑似空壳。值得注意的是，南通瑞豪也疑似是空壳公司。从天眼查信息看，较难看出“刘涛”和“刘涛”是同一个人。但两人也有一些共性，比如旗下较多空壳公司、都是王伟民的朋友。同时，天眼查显示的“合作伙伴”一列中，江苏聚奕舜前法人“刘涛”和南通瑞豪法人“刘涛”的合作伙伴均包括王伟民。目前，尚不确定两位“刘涛”是否为同一人。江苏聚奕舜前法人“刘涛”的合作伙伴包括王伟民南通瑞豪法人“刘涛”的合作伙伴包括王伟民对于刘涛身份问题，王伟民表示不想牵扯进类似事件，暂未给予回应。银行承兑汇票套利频发 “地下”资金江湖能否浮出水面？随着深交所的关注函，事件进入官方视野。渤海银行“莫名质押济民可信28亿存款”也在调查阶段。但类似事件似乎层出不穷。2017年，富控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技物流因2.5亿元存款被“莫名质押”与存放银行—渤海银行对簿公堂，最后法院认为，涉案两份《质押协议》是中技物流与渤海银行上海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成立并生效。渤海银行只是依照合同行事，并无不妥。判定不予支持原告上海中技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诸多案例都指向国内普遍存在的“地下”资金江湖，资金方、掮客、银行、用资方都处于链条之中，攫取各自利益。资金方有多余资金、而用资方又需要用款。为了保障资金安全，资金方往往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进行，一举三得。首先是银行完成自身的贷款、存款目标。其次，资金方获得了银行存款利息以外的贴息，用资方也如愿获得资金。这样看似一举多得的承兑汇票，背后却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如果用资方不能按时还款，被质押的资金方存单就会用于还款，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而银行掮客也往往利用该漏洞发起融资套利。掮客就是参与资金生意的中间人，帮忙对接资金方和用资方。掮客通过购买大额存单或银行理财产品，质押给银行，获得银行授信后开票，然后以3%-5%的贴现率进行贴现。行业人士表示，类似贴息存款本是企业间的融资行为，引入银行作为中介，增加了资金和交易的安全性。但贴息存款属于银监会监管的灰色地带。而且银行掮客参与其中，反而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报道《山东农商行五亿存款“失踪”谜案：失控的金融掮客》，由于涉事银行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朐农商行”）改变了揽存考核办法，各支行对“高息揽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用资方没有增加，导致负责临朐县市场的金融掮客刘倩倩支付的贴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一个不良资产包事件导致刘倩倩旗下资产“失控”。2019年4月，其中一家资金方青岛恒信典当有限公司查账时发现存入农商行的1.1亿元，有1.02亿被人转出。在联系了刘倩倩并发现资金久未到帐后，恒信公司报警。掮客刘倩倩被抓。在此事件中，掮客刘倩倩固然不无辜，但是为刘倩倩提供便利的农商行负责人也难辞其咎。文章表示，在山东临朐、昌乐、青州范围，和刘倩倩有业务往来的农商行支行行长达30多位。就是通过与各银行间的这种密切合作，刘倩倩的巨额财产才得已迅速积累。科远智慧2.95亿存款“无故质押”还在发酵中，其中各方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尚无定论。但近年来银行内部以理财名义骗取或者盗取客户资金等事件频发确是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银保监系统共向银行业各类机构和个人开出2607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约13.09亿元，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均屡创新高。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指出，“2020年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屡创新高，暴露出银行的内控机制存在缺陷，在业务流程的内部审核环节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进一步完善银行内控体系、提升内控效能，还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加码，提高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成本，从根源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参考资料：1，《山东农商行五亿存款“失踪”谜案：失控的金融掮客》 中国新闻周刊2，《渤海银行28亿存单质押：地下资金江湖罗生门》 财新周刊...

强化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和监管，有助降低药品生产成本，能否从源头上解决“买药贵”难题？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同一天，《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也重磅出炉。中国医药领域反垄断工作由此开启新篇章。一直以来，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就在于民生领域，而原料药深切影响下游药品的生产供应，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反垄断组顾问张若寒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原料药反垄断指南与此前出台的汽车业反垄断指南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两个行业性反垄断指南。可以看出，反垄断指南，就是聚焦于反垄断问题突出且关切老百姓生活的领域。此次《指南》对于原料药销售市场各个环节的经营者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原料药行业反垄断监管的具体市场主体范围。并对《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经营者实施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经营者集中、行政性垄断在原料药行业的表现进行了细化规定，为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相关案件的调查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对此，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野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分析道，《指南》发布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制止原料药领域垄断行为，进一步明确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原料药领域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指南》中关于原料药行业相关市场界定、经营者之间达成并实施轴辐协议的认定、不公平高价行为认定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反垄断理论界与实务界多年的难题，扫清了原料药行业反垄断案件调查的绝大多数障碍。”袁野博士说道。毫无疑问，反垄断指南的出台将对我国原料药行业的经营和监管带来深远影响，同时强化原料药行业反垄断行为执法，也有助降低药品生产成本，从源头上助力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不过，目前原料药反垄断指南的影响还没有传导到企业端。原料药行业龙头企业司太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暂时未受影响。而作为与诸多原料药企皆有合作的恒瑞医药也对记者表示，尚未出现任何影响。缘何出台原料药反垄断指南？自国家发改委2011年对第一起原料药垄断案件（“山东潍坊隆舜和操纵盐酸异丙嗪市场价格”案）进行调查以来，反垄断执法机构曾展开多起原料药垄断调查。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家针对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明显加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对先声药业、扬子江药业集团、天药股份以及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嘉福制药有限公司等开出了巨额反垄断罚单。对此，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反垄断组顾问张若寒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指出，一直以来，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就在于民生领域，而原料药深切影响下游药品的生产供应，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之前出现的部分原料药短缺、断供、涨价，严重阻碍下游药品的生产供应，也增加了全社会医疗开支。在之前公布的《反垄断法（修改稿）》草案中，也明确将药品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一个重点领域，其意义可见一斑。此前，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竞争法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孙晋博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介绍，在医药领域的垄断问题中，原料药因为其在相关商品市场、地域市场以及时间市场上同时具有高度甚至百分之百的市场支配地位，即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原料药具有不可替代性，原料药垄断行为尤其是不公平高价行为成为医药领域垄断的“罪魁祸首”，实为“源头性垄断”，所以，原料药势必成为国家医药反垄断的重点。今年1月2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2021年药企反垄断第一单，先声药业被罚1亿元。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先声药业滥用在中国巴曲酶浓缩液原料药销售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行为，排除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最近的一则处罚是在7月1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嘉福制药有限公司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CP樟脑（即中国药典标准的樟脑，简称CP樟脑）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消息行政处罚决定：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罚没877万元；苏州优合科技有限公司，罚没412万元；江苏嘉福制药有限公司，罚没399万元。以上3家企业合计罚没1688万。“药品价格关乎国计民生，通过出台《指南》既是为了强化原料药行业的反垄断监管，稳定药品价格和稳定，切实减轻消费者负担，增进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为了给原料药行业的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指引，以提升反垄断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优化原料药行业营商环境，推动原料药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袁野博士强调。反垄断指南将会带来哪些改变？在医药行业，原料药领域一直存在着相关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操纵价格谋取暴利，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进行不正当竞争的现象。我国今年在医药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力度明显加大，那么此次《指南》的出台，会给我国原料药行业的监管及反垄断执法带来哪些影响？张若寒认为，《反垄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比较原则、抽象，在适用法律条款审查复杂具体商业行为时，容易出现疑点，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进行论证，这一点在涉及复杂、特殊行业时尤为突出。《指南》在市场界定、市场力量分析等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对具体商业行为定性上，给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指引，非常契合原料药行业特点。执法机构根据《指南》，可以更容易地将具体商业行为与反垄断法相关条款对应，减少执法过程中的疑点和争议，增加执法效率。实际上，从《指南》本身来看，此次《指南》对垄断协议做了界定，明确原料药领域垄断协议是指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协议、决定可以是书面、口头等形式。其他协同行为是指经营者虽未明确订立协议或者决定，但通过其他方式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有关经营者基于独立意思表示所作出的价格跟随等平行行为除外。《指南》明确，原料药经营者有四种行为，一般会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禁止的垄断协议行为：一是，原料药生产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通过联合生产协议、联合采购协议、联合销售协议、联合投标协议等方式商定原料药生产数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销售对象、销售区域等；二是，原料药生产企业通过第三方（如原料药经销企业、下游药品生产企业）及展销会、行业会议等沟通协调原料药销售价格、产能产量、产销计划等敏感信息；三是，原料药生产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原料药经营者达成不生产或者不销售原料药、其他原料药经营者给予补偿的协议；四是，原料药经销企业与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原料药经营者就采购数量、采购对象、销售价格、销售数量、销售对象等进行沟通协调。对此，张若寒指出，目前常见的垄断形式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原料药企业之间通过串谋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实现垄断利润，或通过拒绝交易、限定交易的行为封锁下游第三方制药企业，使得自己控制的下游制药企业得以独大。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原料药市场进入门槛高，批文十分有限，取得批文周期较长，以致市场结构高度集中。“在高度集中的市场里，经营者通常有能力以一己之力或联合少数竞争对手，影响商品供应，攫取垄断利润。在充分竞争，结构分散的市场里，这些通常不容易做到。”张若寒说道。对此，袁野博士也认为，之所以会如此调整，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当前原料药审批制度以及原料药生产的特性影响下，原料药的生产环节高度集中，原料药的分销渠道易被控制。在现行原料药审批制度下，经营者想要进入原料药行业进行原料药生产，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审批，获得包括《安全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批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GMP证书》、《环境评价报告书》、《安全评价报告书》、《职业病防护预评价》等在内的多个资质文件，这一系列冗杂的审批程序成为其他企业进入原料药市场的现实障碍。“哪怕有能力制造特定原料药的企业为数众多，但往往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取得特定原料药的生产批文，原料药市场因而呈现极高的集中性。在一个高集中度的市场上，出于逐利的天性，经营者往往不惜冒着遭受重罚的风险（可能面临最高为上一年度销售额10%的罚款），也要铤而走险地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以攫取高额利润。”袁野博士称，此次《指南》出台在促进原料药行业反垄断执法、规范原料药行业市场主体行为方面的意义不言自明。“当然，繁琐的行政审批是基于原料产品本身的特殊性，全面取消既有审批制度、完全放开市场准入不利于原料药生产各个环节的质量把关与风险防控。强化原料药行业反垄断监管，加大原料药行业处罚力度以有效威慑相关企业，依然是整治原料药行业垄断乱象的主要抓手。”袁野博士补充道。不过张若寒也指出，《指南》出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成品药因为原料药领域的垄断行为而出现价格暴涨或断供。相信《指南》的推出可以对严格执法、普遍执法、透明执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要彻底扭转成品药价格暴涨、断供的情况，光靠反垄断恐怕是不足的，这也要从原料药市场结构、进入门槛等方面综合考虑。对原料药行业和企业有何影响？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化学原料药行业共有35家上市企业，2021年上半年总营收达511.17亿元。位列前十名的企业分别为新和成、ST冠福、海正药业、浙江医药、普洛药业、新华制药、海普瑞、国邦医药，前十家企业2021年上半年总营收达401.74亿元，占全部35家上市企业的78.5%。从数据不难看出，我国化学原料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由于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多数产品供过于求，产业集中度低，部分产品陷入了减产、涨价、扩产、跌价的恶性循环。如此也容易引发垄断的现象。对此，袁野认为，为了规避垄断现象，作为原料药行业生产企业，应当明确的是反垄断法反对的是垄断行为并非垄断结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积极创新创造来积累竞争优势从而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并不必然招致处罚，企业之间通过达成并实施具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垄断协议，或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诸如不公平高价、搭售等垄断行为，才有可能遭受反垄断调查继而承担法律责任。“这就要求企业自身要在充分学习消化《指南》的基础上做好自身合规工作，适当地开展企业内部反垄断培训及合规审查，以有效规避垄断风险。”袁野称。张若寒则指出：“对企业而言，原先许多行为的边界并不清晰，不少都在打‘擦边球’。现在官方出台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指南，给企业梳理了明确标准，有利于清晰边界，增加执法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对于企业主动守法合规有积极意义。”不过，在谈及此次《指南》的行业影响时，海通证券分析师周航则认为，原料药反垄断的政策主要针对于仿制药企业，对于一些已经有规模效应的原料药企业和聚焦创新研发的企业影响较小。原料药作为仿制药生产过程中成本占比最大的一环，是仿制药企业参与集中采购进行价格竞争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受到《指南》的影响，仿制药为主的企业将会受到一波冲击。同时，《指南》发布后也会对部分化工产业链上的原料药企业产生一定影响，而这主要也是因为近期此类业务价格波动较大。对于此次《指南》的影响，原料药企业司太立也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表示，暂时未受影响。而作为与诸多原料药企业皆有合作的恒瑞医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尚未出现任何影响。尽管如此，《指南》的出台，意味着原料药行业将是今后中长期医药领域反垄断重点。张若寒进一步指出，“这份国家层面出台的《指南》，也给了社会一个统一标准，让从业者能够‘同频对话’，有利于形成全行业的合规土壤。”袁野博士则认为，治理原料药行业乱象还需要多方位发力，以发挥市场机制，倡导行业自律，主动实现反垄断合规，保障原料药市场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下健康发展，鼓励相关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主要竞争方式，切实维护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张若寒还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执法所针对的行为都是典型的传统反垄断违法行为。随着国家反垄断局挂牌、指南出台、反垄断法修订，以及国际上主要司法辖区反垄断执法的不断演进，在继续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大背景下，我们预期一些更为隐蔽的非典型垄断行为可能也会进入执法的雷达。加强自身合规建设，紧跟监管走向，严格自查，对新业务模式提前风险评估，是确保合规经营的重要保障。...

资本市场自诞生以来不乏刀口舔血者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们不惜以身试法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路数不同的人却不约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经过证监会和公安机关的接力调查，曾经轰动一时的北八道操纵市场案也迎来终章。2021年10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上海一中院”）一审公开宣判北八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八道”）林庆丰等8人操纵证券市场案。上海一中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北八道判处罚金3亿元；对北八道实际控制人林庆丰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万元；对林玉婷、李俊苗等7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7个月，并处100万元至20万元不等罚金。上海一中院认为，北八道及林庆丰等7名责任人员，伙同配资中介人员张丁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操纵证券市场，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与交易量，其行为均已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2018年4月，证监会曾对北八道等4名责任人员开出“史上最大罚单”。总共罚没56.7亿元，并对3名责任人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据证监会调查，2017年2月至5月，北八道及其实际控制人组织操盘团队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和胜股份”等多只次新股，合计获利9.5亿元。加上本次刑事罚金，北八道一案被罚总额近60亿元。“2017年7月，北八道及操纵团伙或许还沉浸在财富激增带来的喜悦当中，以至于当证监会稽查人员来到他们位于厦门五缘湾的办公室，一群人还在操盘张家港行。”按照一位接近该案人员回溯。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还原，将中小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监管层高压威慑下，所谓“资本大鳄”精心营造的繁荣注定虚渺，也注定了了幻灭。手法彪悍！林氏家族利用300多个账户，操纵市场获利9.5亿！如果没有那场惊天操纵市场大案，59岁的林庆丰和女儿林玉婷或许正吹着厦门温柔的海风，过着富足又自由的生活。知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林庆丰是在铁路系统内成长起来的干部，下海后创办北八道集团从事铁路运输业务。在运煤、运瓷砖这类特定行业，它一度能与国企中铁物流一较高下。铁路货运系统内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北八道、铁霸道”。后面发生的故事，似乎也是林庆丰这一套“生意手法”在资本市场的复制，但是，资本市场显然未给北八道留多少“铁霸道”时间。回溯至5年前。随着运煤业务逐渐被中铁物流和其它民企瓜分。北八道改去佛山运瓷砖，但效益远远不如从前。于是，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林氏家族，将目光投向了二级市场，试图开启下一场财富盛宴。2016年，林庆丰等人花重金请了几位“老师”帮忙做二级市场投资。但没过多久，他们发现“老师”买了多只白马股，手法太“温柔”，就把“老师”炒了。证监会稽查人员告诉记者，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还学了怎么规避调查、怎么多开人头户找配资中介，“算是学到了一些皮毛”。此后，作为“新手”的北八道及团伙操纵多只小市值次新股股价，手法极其彪悍。上述监管人士称：“在这个团伙中，林庆丰是幕后老板，其女林玉婷负责管钱，李俊苗则是操纵市场行为的实际执行人。”2017年2月至5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北八道及其实际控制人组织操盘团队，通过多个配资中介筹集数十亿资金，利用300多个证券账户，采用频繁对倒成交、盘中拉抬股价、快速封涨停等手法操纵张家港行、江阴银行和和胜股份等多只次新股，合计获利9.5亿元。证监会稽查人员表示，他们的操作行为特别嚣张，对市场影响非常大，带动了一批次新股行情。一开始先把散户忽悠进来，后期出货手法异常凶猛，损害了一大批中小投资者利益。团伙疯狂行为被监管盯上稽查人员被威胁“做掉一只手”短短五年后，随着炒作风潮落幕，相关个股的股价很多已不足当时的十之二三。林庆丰曾经洋洋得意的“大手笔”，却已然进入稽查人员的视野。将中小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精心营造的虚假繁荣即将幻灭。2017年3月18日，深交所监控发现，2017年2月至3月期间，“陈珠腾”等149个账户交易情况异常。10天之后，证监会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次新股股价进行立案调查。从海量账户中筛找资金关系是调查工作的第一步。证监会稽查人员告诉记者，对于调查组来说，一开始只能看到几百个账户，需要穿透这些配资账户（名义账户）到自然人，然后去找到配资中介，最后通过配资中介锁定了北八道。四个月后，收网之时。2017年7月，北八道及操纵团伙或许还沉浸在财富激增带来的喜悦当中，以至于当证监会稽查人员来到他们位于厦门五缘湾的办公室，一群人还在操盘张家港行。一位稽查人员回忆道：“第一天去的时候，北八道的人完全不配合，要什么资料都不给，找负责人也不在。”此后，有当事人甚至恐吓，“花几十万就可以做掉你的一只手。”虽然案件的相关人员都拒绝配合，但证监会稽查人员通过走访取证，还是查清了北八道恶意操纵股市的事实。在一间1000多平米的别墅里，稽查人员看到了还没来得及撤走的一排排电脑，这里最繁忙的时候，至少有100台电脑和10多个操盘手在进行违法交易。被顶格处罚56.7亿！市场轰动一时待证据确凿，2018年4月，证监会对北八道及相关责任人发布了三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份市场禁入决定书，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金额达56.7亿元。一时市场轰动。这一证监会史上最高罚单，为市场投机炒作者套上了“紧箍咒”，次新股炒作现象眀显降温。此外，证监会对北八道实际控制人林庆丰、北八道控股股东林玉婷釆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时任北八道总经理、配资业务负责人李俊苗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证监会进一步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刑事追责，2021年10月27日，上海一中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对比行政处罚及刑事判决结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二者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同时也存在着差异。其一，在刑事判决中，认定的涉案主体包括7名责任人员和1名配资中介，而证监会原来认定4个责任人员。刑事判决中的涉案主体较行政处罚大幅增加，通过进一步侦查还将配资中介认定为违法主体之一。据上海一中院披露，张丁海曾向北八道违规提供资金10.98亿余元，他人证券账户119个。林庆丰集中上述配资资金和他人证券账户，连同北八道部分自有资金及实控证券账户，安排北八道及交易团队，在厦门、上海、昆明等地使用上百台电脑及未实名登记的无线网卡等设备，连续买卖股票或在自己实际控制账户之间买卖股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与交易量。据了解，将配资中介认成共犯在刑事处罚中不是第一单，但也比较少见。证监会稽查人员对记者表示，公安机关的手段更有力，能够取得配资中介合谋操纵市场的证据，可以将其作为操纵市场的共同违法行为人来追责。其二，本次上海一中院仅对北八道及团伙操纵“江阴银行”股价进行处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证监会此前认定北八道及团伙操纵“张家港行”、“和胜股份”、“江阴银行”3只股票。对此，证监会稽查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此案发生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按照之前的司法解释只有“江阴银行”一家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上海一中院认定，2017年2月14日至3月30日，北八道使用333个证券账户，持有“江阴银行”的流通股份数量达该证券同期实际流通股份30%以上，连续33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达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的30%以上。至同年5月9日，北八道控制的账户组非法获利3.01亿余元。上述认定依据了《立案追诉标准二》关于操纵市场入罪标准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30%以上，且在该证券连续20个交易日内联合或者连续买卖股份数累计达到该证券同期总成交量30%以上的。2019年6月27日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大幅降低了刑事追责门槛，按照新的标准，北八道的操纵市场犯罪行为已经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联动北八道案的严厉查办表明，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正在不断强化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执法合力。近年来，针对严峻复杂的证券违法犯罪态势，证监会不断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2021年上半年，已累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及线索119件，移送涉案主体266人，较去年同期增长均达到1倍以上。同时，及时向检察机关抄送重大案件17件。早在2002年，公安部已设立证券犯罪侦查局，派驻证监会办公。随着今年《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出台，今年9月18日，最高检驻证监会检察室揭牌成立，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上述稽查人员介绍道，现在办案时会将案件同步抄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会较早掌握相关情况，一旦后续需要介入或到了检察环节也能及时跟进加强监督和指导。“这样会顺畅案件流程，实现真正的行政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其表示。10月15日，证监会披露称，近日，会同公安部、最高检联合开展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专项执法行动，集中部署查办19起重大典型案件，其中有9件涉及恶性操纵市场案件。相关调查、侦查、审查起诉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部分重点案件已取得重要突破。这是三部门首次联手开展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专项执法行动。证监会表示，为高效推进证券违法犯罪案件查处，证监会进一步优化与刑事司法机关的执法协作机制，通过“证监、公安、检察”联合部署专项执法行动，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提升执法效能。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执法体系不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的合力更加强大，像北八道操纵市场这样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必将难逃法律制裁。...

全球首个阿尔茨海默病疫苗进入临床试验。这标志着，历经 20 年的努力，阿尔茨海默病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1月16日，美国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宣布，全球首个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鼻腔给药疫苗将启动1 期人体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该疫苗在预防和减缓阿尔茨海默病进展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据医院称，从12 月初开始，该试验将纳入16名来自安罗姆尼中心的年龄在 60 至 85 岁之间的受试者进行试验。这些受试者都是早期有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试验将间隔一周为该批患者接种两剂阿尔茨海默症鼻腔疫苗。据悉，该阿尔茨海默症疫苗是一种新型鼻内免疫疗法 Protollin，由来自某些细菌外膜的蛋白质制成。据医院称，虽然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但 Protollin 已被证实与其他疫苗一起可以安全用于人类。简单来说，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这种新型鼻内免疫疗法Protollin ， 能够激活颈部两侧和后部淋巴结中发现的白细胞，使其迁移到大脑并触发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的清除。据介绍，该试验被布里格姆安罗姆尼神经疾病中心联合主任 Howard L. Weiner 博士称之为“一个非凡的里程碑”，该疫苗是 Howard L. Weiner 博士20 年研究的结晶。Weiner 博士说：“如果人体临床试验能够证实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这可能代表着将可实现无毒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并且也可以更早地帮助预防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高危人群。”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症类型，发生于老年前期和老年的中枢神经退行性病变，患者通常表现为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目前，该病的病因尚不明确，且目前无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最令人心痛的是，他忘记了世界，唯独没有忘记爱你，而我们却无能无力。因此，该疫苗一旦被证实对阿尔茨海默病能够安全有效地预防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患者的家人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编者按·2021年11月，广州中院就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做出一审判决，公司本身对投资者承担24.59亿元的赔偿责任，包括5名曾任或在职独董，合计赔偿金额最高约3.69亿元。曾在康美任职的多位独董被重罚超亿元，震动市场，近期超20家上市公司的独董密集离职。对于“独董不独”的现象，2020年5月《红周刊》封面文章《“花瓶”独董画像》就已作专文关注。文章指出，独董人群中存在同时担任4家，甚至顶格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部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尤其是“学院派”独董扎堆，当中不乏老同学、老熟人。“独董不独”问题依然待解，康美药业事件只是开始……表1 近期发布独董辞职公告的个股数据来源：Wind以下为《“花瓶”独董画像》原文：5月13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了针对康美药业财务造假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针对康美管理层、董事会成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其中就包括了公司独立董事张弘、郭崇慧、张平，他们被分别处以15万元至20万元罚款。4月21日，智光电气也对外发布了《关于独立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公告》，公告称，独立董事陈小卫先生在金刚玻璃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因金刚玻璃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其实，有关上市公司独董被罚一事并不少见，但依然还会出现“两康”等财务与信披造假大案，对于诸多公司而言，仍缺乏一定的内部预警机制。哪些理应提前预警，在公司重大决策上敢于说“不”的独董，往往在出事前拿着高额薪酬，出事后选择低调离职。有关独董的独立性、专业性问题，近年来已越来越多地被质疑和争论，有关独董制度的薪酬、提名、监管等方面制度修改的呼声变得愈加强烈。表2 A股身价最高的部分位独董数据来源：Wind有独董薪酬上百万有独董收入仅200元2019年末，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人数达1.2万名左右，薪酬总额高达9.44亿元，人均8.1万元。上市公司中，有一类群体往往不像普通员工般参与企业的日常工作，但却享受着薪酬分配，这类人群就是上市公司的“独董”。《红周刊》记者依据Wind数据查询，2019年末，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人数达1.2万名左右，薪酬总额高达9.44亿元，人均8.1万元。在大类行业中，金融类上市公司独董薪酬普遍较高,以某民营银行为例，其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的独董目前有李汉成、刘宁宇、田溯宁等6位，其中李汉成、刘宁宇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较2018年薪酬有大幅增长。该银行独董的高薪与其治理结构是有关的，参考历史数据，该银行向来就盛产高薪独董，2018年时，当时A股身价最高的独董就是刘宁宇，其当年薪酬就高达95.5万元。此外，中国平安、中国银行也有一些独董身价也在50万元以上，如中国银行的7位独董中身价最高的是汪昌云，2019年的薪酬为62万元，相比2018年增加了13万元。然而在近期，中国银行引以为豪的“原油宝”业务被负油价所狙击，该产品是投向芝加哥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品种。4月底，中国银行在官网公告称已委托律师向芝加哥交易所发函、督促其调查此事原委。公开信显示，汪昌云现任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院长，其发表的论文曾获得2001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佳研究论文奖。《红周刊》记者随即查询到，汪昌云的确曾在2001年发表过一篇研究农产品期货收益率的英文论文。分众传媒有4位独董，其中杜民、葛俊等人的年薪与2018年持平，达85万元，居A股独董薪酬榜第一梯队。然而观察分众传媒业绩表现，可发现其近两年来一直处于下行中，尤其是2019年全年18.55亿元净利润同比下滑近7成，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只有3400万元，约为2019年一季度净利润的1/10。《红周刊》记者梳理Wind发布的独董薪酬数据后发现，A股公司中将近8成独董的全年薪酬在10万元以下，甚至将近有200名独董的薪酬在1000~10000元之间。譬如*ST索菱的两位独董陈实强、周虎城去年薪酬仅1100元。不过在同一家上市公司内部，独董之间的薪酬也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海德股份，其独董黄昌兵、王子健2019年收入为19万元，而另一位独董李格非的薪酬却只有5100元。李格非的薪酬过低或与其任职时间较短有关，其于2019年12月下旬才任职。不过让人奇怪的是，黄、王二人均有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从业履历，而李格非此前主要任职于湖北医药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的党政管理岗位，并无实际的投资经验。最值得一说的要算獐子岛的独董，其独董之一的龙湘鞍2019年获得的薪酬仅有200元。龙湘鞍于2019年12月底才开始担任獐子岛独董，但尚未取得深交所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只能“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董证书。然而，其任职提案在今年1月初遭到了公司董事罗伟新的反对，罗直言“对于该同志是否胜任会议提请的职位的要求表示质疑”。其实，无论是薪酬高低，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上，《红周刊》记者发现，罕有独董投反对或弃权票。“独董不独，是国内独董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向《红周刊》记者指出，“独董由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提名，大部分独董目的就在于增加收入，无法胜任工作要求”。表3 部分同时在4-5家上市公司任职的独董数据来源：Wind多位独董身兼5职有独董两年来从未现场参与股东大会独董人群中既存在同时担任4家的，也有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部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2019年年报还反映出，独董人群中还有一人身兼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既存在同时担任4家的，也有担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现象。譬如赵惠芳，其就同时兼任设计总院、国机通用、科大讯飞、*ST安凯、时代出版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红周刊》记者留意到，这5家公司基本都是安徽籍企业。赵惠芳常年在合肥高教界工作，现任合肥工业大学MBA管理中心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许这是赵惠芳顺利当上多家本土上市公司独董的有利因素之一。相关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披露，赵惠芳就独董一职2019年总薪酬达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科大讯飞、*ST安凯多次因年报等问题接到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科大讯飞还在2018年陷入过AI同传造假的丑闻。另据《红周刊》记者统计，赵惠芳2019年总共出席了50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尚不包括专业委员会会议)。如此大的工作量，让人质疑其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仔细审阅提案并作出决策，是否在行使职责时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走走过场一律投出赞成票？同样情形的还有赵春光，目前其同时担任金枫酒业、ST长投、博创科技、新朋股份、国网英大的独董；章新蓉同时担任莱美药业、蓝黛传动、重庆百货、重药控股、智飞生物5家公司的独董；张一弛同时担任电子城、昊华能源、中国海诚、四川双马等公司的独董；张萱同时任兴业股份、顺利办等5家公司独董……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同时在4家及以上的上市公司任独董一职的人士就不下10位。在身兼多家公司独董的人群中，张萱也是值得一提的，其任职的5家公司分别位于北京、福建、湖北、江苏等不同省市，上市公司业务也横跨商业零售、钢铁、互联网、殡葬等不同行业。如此的跨省、跨行业去任职多家公司的独董，同样是让人质疑其是否也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和时间、精力行使应有职责。一位在上市公司任独董的人士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考虑到“独董为上市公司每年的服务时间不得少于15个工作日”，绝大多数独董会选择在本地上市公司身兼数职，以减少差旅和时间成本。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黄建中也指出，服务好一家上市公司尚且不易，而身兼数职、横跨多个行业，这让独董很难仔细核对报表、深入现场办公。如果涉及到招股说明书或并购重组的话内容会更多，而且这些文件专业性较强，长此以往，部分兼多家公司独董一职的人士沦为“橡皮图章”的可能性极大。“一人不得同时在超过3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且任职公司行业不得超过两个行业。”早在多年前，黄建中曾提出过修改意见。他表示，以前制度确定的最多可兼任5家上市公司独董的规定早应修改，“如果完全勤勉尽责，一家上市公司的独董需要一年内至少参与十几次会议，并广泛的审阅信披和财务材料，工作量其实很大。”除了身兼多家公司独董问题外，《红周刊》记者还发现，独董现场出勤率低的现象也是不少见的。虽然记者从现有资料无法准确统计出独董出勤率的整体数据，但以某上市公司独董为例，其参会现场投票的情况就是不容乐观的。自其2018年5月任上市公司独董一职以来，股东大会几乎零到场，上市公司在2018~2019年共召开了6次股东大会，但该独董均因“出差”“工作原因”等理由未现场出席，要么以通信形式参会，要么将投票权委托给其他独董行使。“学院派”独董扎堆高校老师相对充裕，且在薪酬之外，很多人非常珍惜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机会，将其视为增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红周刊》记者留意到一个现象，近两年来，上述身兼多职的独董以高校老师身份居多，而在2013年前，政府官员或退休官员兼任者不在少数，但随着2013年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上市公司“官员类独董”出现了大量离职，而正这“官员派”独董离职，给“学院派”独董留下了空缺。对于“学院派”独董扎堆的现象，除了“官员派”独董离职留下了空缺外，黄建中还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高校老师相对充裕，且在薪酬之外，很多人非常珍惜与上市公司的合作机会，将其视为增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而且独董的实际工作量比较小，性价比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高校教师、教授缺乏一定的实际企业运作经验，在担任独董后往往无法参与企业管理。黄建中对此表示了担忧，“有些老师空有独董资质，但对财务报表的了解也仅仅浮于表面。”对于独董的业务能力问题，目前在两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汪建华（我的钢铁网首席分析师）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上市公司应协调好财务型独董和业务型独董的比例，业务型独董应将更多精力用于现场办公以及与上市公司中基层员工等的沟通。“我平常经常和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做交流，可以更全面地掌握企业运营情况。”在今年的疫情期间，上市公司普遍转向了线上办公，汪建华建议，监管部门可适当放宽上市公司内部会议的召开方式，“线上会议既可避免不同工作时间的冲突，又可显著降低企业成本。”其余时间也可用于现场办公和走访，以加深独董对公司业务的实地了解。不乏老同学、老熟人独董推荐机制待补漏有些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为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也会提名“信得过”的人选，这让包括独董在内的人事安排往往成为了董事长达成内部控制的工具。尽管监管层明令要求独立董事不能是上市公司或董监高关联方，上交所独董《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也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具备独立性”。但由于实际中薪酬由上市公司支付，独董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受到影响。此外，有些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为加强对上市公司控制，也会提名“信得过”的人选，如近期二度爆发股东内斗的新潮能源，就存在这种可疑情形。2018年5月，新潮能源部分股东推荐杜晶、张晓峰等为独董人选。2019年7月股东内斗爆发后，金志昌盛等机构股东的代表指出，独董与上市公司董事长刘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譬如张晓峰在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任职，其团队成员段素兰曾在2018年7月、为北京中金景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了法律服务(据裁判文书网)，而中金景合(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恰好就是刘珂控制的中金创新(北京)投资公司。其后新潮能源公告称，张晓峰任职的律师既没有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又没有为中金创新提供法律服务。然而，《红周刊》记者查询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官网发现，张晓峰客户中确实不包括上市公司和中金创新，但包括武汉中金万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珂是该公司董事、中金创新则是公司股东。有机构股东表示，包括独董在内的人事安排成为了董事长达成内部控制的工具。在今年4月底召开的股东大会中，独董提名也成为现管理层和持反对态度的股东争夺的重点之一。而在前几年某著名房地产公司股权之争中，独董刘姝威就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其曾积极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方面站台、发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让人质疑其“独董不独”。目前，刘姝威又被另一家上市公司聘为独董，而其与该公司老总的关系也甚密。需要注意的是，交易所独董《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要求，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士不得担任独董：上市公司或附属企业任职员工/亲属/主要社会关系、持股超1%或前十大股东中的自然人及直系亲属、在持股超5%的股东或前五大股东中任职或直系亲属、在上市公司实控人及附属企业任职等。而上述案例显示，《指引》存在不足：如上市公司无实控人、或独董与董监高为同学关系，则是否应该被提名为独董？独董的推荐机制是存在瑕疵的，黄建中认为，“独董往往由公司董事长来提名、后者可借机提名老同学或老熟人，加之薪酬由上市公司发放，所以独董往往会成为现任大股东、管理层的附庸，也为管理层达成‘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契机。”无独有偶，在本次“两会”召开前，全国人大代表、广弘控股独立董事朱列玉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提出，建议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第三方，统一选聘上市公司独董并授予薪酬来解决独董独立性的问题。而上交所原副总经理周勤业也在多年前就提出，由上市公司协会选派独董，并由协会向上市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再向独董发放报酬，以从根本上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董“踩雷”频发监管制度亟待加强目前，监管层对独董的监管措施威慑力有限，其被处罚又可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除上述问题外，独董是否尽职尽责参与了公司治理也是值得质疑的。近些年，A股多家上市公司先后爆出巨额财务造假、或债务违约，暴雷前信披材料中却罕有征兆。譬如*ST康得，在2015~2018年间累计虚增利润119亿元，进入2019年，公司高管密集离职，包括2016年起即担任独董的苏中锋、单润泽、隋国军，他们在任职期间的薪酬均为18万元。2019年2月，三人均低调离职，其后康得新发生多只债券违约。《红周刊》记者注意到，隋国军还曾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8年，大华事务所因涉及到佳电股份业绩造假，被证监会罚没600多万元。《红周刊》记者发现，独董的个人行为也游离在管理之外，以至于近几年出现了多次独董暴雷“炸伤”上市公司的案例，其最为典型的要算曾在中兴通讯担任独董的鲍毓明。鲍于2018年中开始担任中兴通讯独董，2019年的薪酬为25万元。但就在今年4月初，其被爆出可能存在“性侵”的行为，中兴通讯股价亦因此受到拖累而大跌；同样存在类似“污点”的拟IPO公司申昊科技，其独董钱逢胜也在2019年底陷入性骚扰丑闻。钱此前曾任中炬高新、东富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独董。记者注意到，在独董《提名人声明》中，上市公司对独董的要求主要体现为是否符合相关资质、是否有被监管层处罚记录等等，对个人生活和品德修养则关注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在上市公司出现风险后，独董匆匆离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譬如近期陷入面值退市危机的天广中茂，今年5月中旬，两位独董陈金龙、郝先经提出离职。据Wind资料，陈金龙还是闽发铝业的独董，郝先经也是华平股份的独董。目前股价低于1元的盛运环保，其独董何的明也在近日提出了离职。就上述独董来看，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是否履行了独董义务、是否勤勉尽责是让人质疑的。目前，监管层对独董的监管措施威慑力有限，其被处罚又可能不影响当事人在其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同方股份前独董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何佳为例，其因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不准确被上交所公开谴责。今年2月，何佳辞去了同方股份独董一职，但目前仍担任欣龙控股、北方国际、君实生物的独董+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位。《红周刊》记者留意到，同方股份为上交所公司，另外3家公司则在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当然，也有独董试图体现出独立性，对上市公司公告说“不”。近日，ST群兴在发布一季报后，其独董韩正强、潘秀玲就发布声明称，无法确定公司实控人王叁寿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对于合计金额为3256万元款项的非经营性占用，因此对一季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存在疑议。其中潘秀玲还是劲胜智能的独董。敢于说“不”的还有2019年年报计提减值超50亿元、并在近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豫金刚石的独董，该公司独董王莉婷、张凌等均在公告中直言“无法保证2019年年报和2020年一季报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还向公司董事长提出聘请外部机构对公司计提减值的合理性、资金流动性等问题进行核实。对于目前多数独董依然不敢说“不”的现象，黄建中解释称，“根本原因还是权责不对等，独董任职的综合收益远大于潜在风险。”黄建中认为，监管层对独董的处罚以公开谴责居多，国内的证券诉讼对象范围一般也不包括独董，“加强事后监管，措施很多，比如：对出现财务造假、重大信披违规等问题的上市公司独董也参照其他董监高的处罚，即设置市场禁入，并要求吐回任职期间的领取薪酬。”董登新也认为，如独董因履职不尽责而导致严重后果，在行政处罚之外，还需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即可能存在被民事诉讼索赔的风险。而其早在2014年接受相关媒体专访时曾明确指出，“应该从提名方式，限制大股东的权力，将独董的提名权交给股东大会，另外通过建立诚信档案、问责机制来提升独董的契约精神。”...

亚马逊的内部文件显示，一个化名克拉斯（Krasr）的诈骗者曾向亚马逊员工行贿，让他们帮助他劫持其他卖家的账户并复制他们的产品。此前的媒体报道曾披露克拉斯的真实身份，是多伦多居民穆罕默德·穆塔兹姆·阿克巴尔·阿里（Mohamed Multhazim Akbar Ali）。亚马逊安全团队的一份备忘录称，阿里“通过LinkedIn和Facebook”招募了亚马逊员工，并在几年时间里向他们支付了总计16万美元。亚马逊发现后已解雇了七名被该阿里收买的员工。在一次行动中，阿里劫持了一家流行护肤品销售商Pure Daily Care的账户，然后抄袭了他们的畅销产品，并在其页面上大量刷差评，这导致Pure Daily Care损失了40万美元，并被迫解雇了一半员工。亚马逊一位发言人周四表示，该公司已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来建立系统和流程，以确保数据安全。他补充说，有关该案件的信息已经过时，与亚马逊目前的安全状况毫无关系；这位发言人还说，亚马逊在2018年就将阿里交给了执法部门。...

9月中旬，一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的政策文件流出，引发了业内人士对于医疗设备第二波国产替代潮的讨论。文件的级别很高，由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在这份国家层面的指导文件中，对178种医疗器械，给出了“审核建议比例”——其中137种医疗器械，要求按照100%的配比采购国产，其余的按照75%、50%、25%的配比采购国产。这只是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支持国产器械的政策之一。类似的对国产采购比例提出的具体要求，近年来更是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政策文件上。可以说，和90年代末的第一波国产替代潮相比，这更是一场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的变局。这让医疗器械领域的投资迎来了一波高峰。资本蜂拥而至，资金开始从创新药往国产创新器械流动。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到2025年，中国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高达1.4万亿。在这个万亿的器械市场中，医疗设备细分市场是是国产和进口厂商必争之地，因为它的市场占比是最大的，占比近56.80%。投资者们坚信，国产替代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投资机会，会诞生新的巨头公司。“在2019年以前，医疗器械这个行业里面，很少有创业公司能够融到大额资金，大额融资项目一般是指单笔融资金额超过2亿元。”易凯资本董事总经理、医疗技术与器械组负责人李晋告诉八点健闻，“2019年开始，你会看到有越来越多大额融资的医疗器械创业企业出现，整个行业非常火爆。”资本市场的记录不断被刷新：成立于2011年的上海联影，2017年9月完成33.33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投后估值333.33亿，创造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最大单笔私募融资。巨头初现，90年代创立的东软、迈瑞，已经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医疗器械生产商，也是资本市场最顶级的标的，估值高达数千亿。不过，和上一波在基层医院里攻城略地的国产替代潮相比，这一轮国产替代的主战场来到了中国医院的金字塔尖——对技术和可靠度要求最高的三级医院。但即使是最坚定的乐观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未来10年之内，在高端医疗设备的市场，外资品牌仍然会占据主导：高端设备所用的诸如球管等关键元器件，仍然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国产企业难以攻克的“堡垒”三级医院内，多数临床医生依然更信赖进口设备。这一次，国产医疗设备厂商得到的政策支持前所未有，而他们面对的困难也前所未有，一场“攻坚战”正在上演。第一波国产替代潮：农村包围城市1997年，迈瑞医疗迎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做了6年进口设备代理商之后，迈瑞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血氧监护仪。销售员们开始奔走在京九线周边的县城医院里，推销着他们的监护仪。同年，在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大软件园唯一的一栋建筑里，中国第一台临床应用CT机C2000下线。在CT机商业化的同时，1998年，东软医疗正式诞生。90年代，大多数的国内医疗设备公司都还是外贸商，依靠代理进口设备赚到第一桶金。公立医院里，更是看不到国产医疗设备的踪影，外资产品垄断了整个市场。大城市的大医院花费巨额外汇进口国外的CT机；而大部分县级医院里，连一台多参数监护仪都看不到。 不过，这也是中国初创医疗设备企业的机会，中国第一波国产医疗设备替代潮却正是从90年代开始。如果回顾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条国产替代史。改变首先发生在三级以下医院。在国内的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和三级以下的医院，承担着不同的临床诊疗需求。在很长时间里，三级及以上的医院实际上对成本不太敏感，更关注性能和质量；二级医院和二级以下医院，则对产品的价格更加敏感。监护仪在20年前价格就普遍在10万元以上。国产品牌入局参与竞争之后，直接将价格拉到了4万元左右，价格优势为他们敲开了中低端市场的大门。除了低价之外，赊销、分期付款等多种营销策略，对价格敏感的县级以下医院非常适用；延长质保、功能本土化和快速服务响应的市场化策略，则让他们成功打入二三线城市的中小型医院。“你看着是价格优势，实际是代表质量过关，才能在国内中低端市场撕开了一条口子。”原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副所长、北京市食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和监管处处长、现任中关村水木医疗董事长孙京昇告诉八点健闻。当然，这也是中国基层医疗市场内需释放，给国产企业带来的红利。监护仪是一个鲜活的案例，证明对其他国产厂商而言，从成熟的、技术壁垒较低的产品开始，研发适合基层的产品，“农村包围城市”，逐渐打响品牌名声，这才是一条适合他们的弯道超车之路。现在看来，这一波国设备替代潮意义深远，国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依靠价格优势，满足了市场内需，也赚到了钱，成为了企业投入研发，继续发展的原动力。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基层医院市场，第一波国产替代虽然大潮已褪，通过价格战、营销策略等市场化的竞争手段，外加一些政策扶持，临床用面广、使用量大的常规医疗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最难啃的骨头这些沉淀和涌现出来的行业龙头，未来能不能真的挑战或撼动外资巨头？在中高端设备领域，在三甲医院，才是主战场。2015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把高端医疗设备纳入到了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中，明确要求大型医疗设备国产化率必须提高；国家卫计委则明确要求，推进三甲医院使用国产医疗设备。如果说第一波替代潮更多是市场内需和国内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第二波国产替代潮，政策开山的作用就越来越关键。很长时间里，三甲医院是国产设备难以“攻克的堡垒”。三级以上医院是国产替代过程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即使是DR（Digital Radiography，数字化放射摄影）等国产替代率已经达到了70%的影像设备，“国产在二级以下医院的比例超过90%。但是在三甲医院，能占到百分之三四十就不错了。”更不用提诸如CT、核磁共振等高端影像设备，合称为“GPS”的GE、飞利浦（Philips）和西门子（Siemens），外加“佳能”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不过据业内人士观察，“最近两三年，联影对三甲医院的冲击很厉害”。联影产品的装机客户在2016年近1000家，包含100多家三甲医院。2020年3月，三甲医院的数量增加到了410多家。八点健闻了解到，某地的三甲医院被要求，采购一台进口的大型医疗仪器时，必须搭配一台国产，这一销售策略，让不少三甲医院配置了第一台联影设备。在三甲医院影像设备的国产替代之路上，从普通的X光机的国产化，到超声机，再到64排以下的CT，1.5t的核磁共振，政策极大地加速了替代进程。公立医院在采购医疗设备时，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限制。他们需要更充分的理由才能采购进口设备。“特别新一轮的采购，大型制备，能买国产的，你绝对不能买GPS和佳能的。”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坦言，“有同类型的国产产品，就得采购国产，这是根本思路。如果必须使用进口，则需要进行进口论证。”如果公立医院设备招标，中标的是进口产品，医院内部要提供一个论证说明，“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国产的，要么就是国产的满足不了要求，你才能买进口的。”为了节省每家医院都要重复论证的流程，提高进口产品审核效率，各地基本上每年召集相关专家，出台一版《进口产品统一论证清单》。在浙江，集采之后，就开始对进口产品进医院进行论证，重点考虑采购进口产品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经济性和效益性，规避超标准采购。今年2月，浙江省财政厅公布了《2021～2022年度全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统一论证清单（医疗设备类）》中，195种医疗设备纳入清单，可采购进口产品。2019～2020年度，这一数字则是215种。“进口数量越来越少，符合我们工信部和财政部的要求。”一位参与浙江省清单论证的专家告诉八点健闻，专家说，“之后进口的肯定还会越来越少，趋势是这样的。”三级医院里的攻防战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在国内的三级医院内，一场国产和进口大型设备的攻防战正在上演。在中国的分级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无论是临床救治疑难杂症，还是出科研成果，都对医疗设备的性能要求更高，这种特殊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在孙京昇看来，“进口论证”就是是国产替代的政策大背景和三级医院临床、科研需求的一个平衡，“医院非得要用进口的，明显是跟政策大方向相违背的，但是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进口设备又是需要的、合理的，所以需要有这么一个平衡。”浙江省可采购进口设备数量逐年递减的做法，已经相对“温和”。政策在各地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微妙的平衡其实很难把握，极容易挑动起业内关于国产、进口进院待遇的敏感神经。今年5月，两则“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采购医疗设备”的公告就引发了争论。这家直属于四川省卫健委的三甲医院在公告中明确表示：只要国产。公告所涉采购项目总预算高达7842万元，包括多普勒彩超、移动式C形臂X光机、基因测序仪等大型、高价设备。2020年8月，广州医科大学公示一份进口医疗设备采购清单，引发更大的风波，但是原因却完全相反。清单中对155个医疗设备品种的评价均为，“国内同类产品达不到性能要求”，国产设备全军覆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综合考量价格、临床使用功能和政策法规的要求，买一个合适的、合理的设备，科学决策，对公立医院的采购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大考验。虽然政策力推，但是国产厂商的设备想要征服三级医院的临床医生，依然需要时间。一位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生说，高端设备中进口设备依然是临床首选，核磁共振设备在图像质量上，和进口相比有“肉眼可见的差别”。一位三甲医院的设备技术人员则告诉八点健闻，“即使是关键部件全部从德国进口，到国内来组装，设备在稳定性上都达不到要求，图像会突然倒起来或者反方向。外资诸如GE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也和原厂存在差距，所以我们现在进口的品牌基本都选原产的。”国产和进口高端设备在性能和稳定性上的差距，不仅让公立医院这样的采购主体在选择时感到头疼，省级层面的指导文件也在小心把握尺度，试图找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平衡点。2018～2019年度，四川省财政厅发布的《省级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清单》，将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医疗设备从上一年度的98个缩减至44个产品。但是，今年4月发布的《省级2021～2022年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清单论证意见公示（医疗卫生设备类）》，允许采购进口的医疗设备数量又有所回升，增加到59种。在浙江，195种医疗设备纳入清单可采购进口产品，远超四川的59种和广东的46种。但是，在杭州财政局发布的市级文件中又要求，除满足特殊需求外，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总额自2021年起三年内，年均下降10%以上，当地政府又表达了支持国产厂家的坚定立场。对于外资来说，即使三级医院的市场份额逐年递减已成定局，但他们也不想坐以待毙，积极推进本土化策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本土化，在降低成本以求和国产品牌在中低端市场保持竞争的同时，在中国的工厂、用中国的员工、中国的零配件生产，供应给中国的用户，在中国拿产品的注册证，外资也希望在进医院时，能得到和“国产”相同的待遇。“国外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设备，现在还没有明确，是不是国产，所以这也是外企一直在做工作的地方。”业内人士说。除此之外，即使丢掉了传统设备的市场份额，外资在创新能力上的巨大优势，短时间内也无法被追赶上。在三级医院的这场攻防战中，目前，外资和国产品牌还处于微妙的平衡。国产如何利用政策红利进一步跑马圈地？外资如何做出战略布局，是跟本土企业创新合作达成进一步的本土化战略，还是战略性后退，仅仅保留部分高端市场？三级医院这座难以攻克“堡垒”，国产品牌的破局者何时出现，如何出现，整个行业都在拭目以待。国产替代，一场控费逻辑下的持久战谈到国产替代，人们总是想到国际竞争的问题。其实，在大型高端医疗设备领域，控费有同等重要的紧迫性。公立医院在选择采购国产还是进口设备时，所处的微妙处境，在集采之后，就长期存在于行业内。在业内人士看来，国家鼓励、扶持国产设备进院，是从集采开始的。集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控费。这也是国家层面推行的各项重大医疗卫生改革的主要目的，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负担。新医改之后，全国卫生总费用一直增加，财政补贴连年提升，卫生总费用占我国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99年的4.9%升至2019年的6.6%。过去10多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相对于GDP的超额增速的背后，是政府财政加大了卫生支出，加上全民医保政策的落实。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过快的卫生费用增长会加重个人、企业、政府的负担，难以持续。正是在2015年前后，医保控费逻辑下的耗材集采，节省财政支出逻辑下的国产设备替代政策，开始上马。控费，成为了转型时期矛盾最为尖锐、最复杂的医疗问题的一个重要解题思路。在控费的大环境下，扶持国产设备厂商，形成鲶鱼效应，充分的市场竞争下，才能压缩渠道商的利润空间。只有更多能打价格战国产企业的加入，外资企业垄断之下高价的不合理生态，才能一定程度扭转。国产设备的价格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医院在1978年引进了全中国第一台全身CT。“我们买一台CT价格是250万美金，在那个年代是天文数字。因为有了国产品牌，进口的CT才不得不降到了1000万以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北京医院器械处原处长蔡葵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但是，无论医保还是财政，作为一个超级支付方，想要控费都一个极度复杂的政策，背后牵涉一整套的政策的出台。而医疗行业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和人命息息相关，单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医疗的质量，显然是行不通的。控费的前提是保障医疗质量。因此，在控费的同时，如何让国产企业真正强大起来，在一些核心的、特定的领域里面，能够把最核心的医疗技术、医疗数据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真正考验政策制定者的顶层设计。国产替代的政策大方向毋庸置疑。多年以来，这也是医疗器械领域做投资的重要逻辑，投资者依然感到乐观，李晋判断，“国产替代带来的投资热，应该还能再延续5年时间。”政策、资本之外，真正能带动飞轮转起来的，还得靠整个产业本身。这条路看起来很漫长。特别是在在高端设备领域，技术瓶颈的问题没解决，也很难解决。孙京昇认为，“技术瓶颈有两种，一种是关键元器件，一种是整机的可靠性，表面上我们讨论的多的是关键元器件，但关键元器件并没有对中国企业禁售，元器件装在一起，不好用，整机的组装的可靠性是挺大的一个瓶颈。”要破局，基础工业水平，一整套的实验室可靠性的技术和能力，一定的经验，缺一不可。而这些体系化的能力的培育，都需要时间。这必将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