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当前国家加强平台经济规范治理的过程中，“大数据杀熟”理应成为重点研究和加强规范的领域之一。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研究室副主任、清华大学研究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为消费者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些新问题，“大数据杀熟”便是其中之一。近年来，网络上屡屡出现消费者被“杀熟”的新闻。例如有消费者表示，两个人在同一时间、相邻地点运用同一个外卖平台APP叫餐，显示的配送费用一高一低。还有网友曾表示，同一时间在某约车平台上为同一段行程打车，使用苹果手机上看到的报价高于安卓手机。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具有隐蔽性，因而诸如此类的诟病通常难以充分举证，往往一段时间之后便不了了之。然而，考虑到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当前国家加强平台经济规范治理的过程中，“大数据杀熟”也理应成为重点研究和加强规范的领域之一。“大数据杀熟”与“传统差异化定价”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同物同价一般是人们对公平交易的一个朴素认知。不过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商业发展史中，演化出了大量的“差异化定价”行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对市场供需的合理调节，已经被较为普遍地接受了，不再具有道德贬义色彩。其中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潮汐需求导致的潮汐定价。比如，节假日期间的机票和宾馆价格通常比平时贵。原因很简单——在节假日期间，一方面市场上对于机票和宾馆的需求会潮汐式上涨，而另一方面机票与宾馆的供给短期内则难以相应增长，因而价格会水涨船高。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潮汐需求导致的潮汐定价，是一种因为市场供给需求变化而产生的市场化价格调节行为。类似的例子还有，网约车在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定价会比普通时段高一些，同一栋房子的租金价格在每年大学生毕业季也会高于平时。第二类是确定性溢价或折价因素导致的动态定价。比如，提前三个月或半年预订机票，价格往往会比较便宜，而临近起飞日期时预订就变得比较贵，但到了起飞前最后几小时，价格又会大幅降低。造成机票价格因预订时点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点订票，对航空公司而言确定性是不一样的——消费者订票越早，航空公司面临的确定性越高；消费者越晚订票，航空公司面临的确定性就会越低，所以这里的差异化定价中包含了确定性溢价和折价因素。第三类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广义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简单而言是指商家以不同的价格把同一种物品销售给不同客户的做法。“价格歧视”是有市场势力的商家进行利润最大化的一种销售策略。价格歧视又可分为“完全价格歧视”和“不完全价格歧视”。现实中，完全价格歧视几乎不存在，但“不完全价格歧视”的例子则不胜枚举。例如同一部电影，有点映票价，有普通票价，还有档期之后的网络票价。再如，折扣券本质上也是商家用来识别和区分高保留价格消费者和低保留价格消费者的一种价格歧视工具。又如，公园和游乐场通常采用“两部收费制”来实行价格歧视。此外，以前在百货大楼或乡村集市上买东西，售货员和顾客之间往往要经历反复的砍价环节，这从经济学上也是一个实施价格歧视的过程。到了如今的互联网购物环境中，曾经的线下折扣券变成了线上折扣券和电子红包，曾经的线下砍价行为变成了“邀请朋友砍一刀”；尽管具体形式有所演变，但其背后价格歧视的经济学实质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一部分的差异化定价行为有可能在均衡条件下让更多消费者得以进入市场，减小“无谓损失”，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正因如此，上述不少价格歧视行为已经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当然，还有一些仍然存在道德瑕疵，不被广泛认可。需要强调的是，大数据杀熟与上述诸多传统差异化定价行为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一个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区分标准是：商家是否让消费者知晓存在不同价格，是否存在隐瞒行为；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时是否明知存在不同的价格。在传统的差异化定价中，一般不存在商家隐瞒信息的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信息通常是透明的。消费者在明知存在不同价格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做出行为决策，自愿选择支付高价或是低价。例如，在购买机票时，消费者明知头等舱与经济舱之间巨大的价格差异远超过服务差异本身，但不同消费者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头等舱或经济舱。再如，消费者明知提前一月预订和提前一天预定会存在价格差异，但仍会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接受这种价格差异。在这些情况下，尽管消费者与航空公司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但至少在差异化定价这一点上，双方都是知晓且认可的。然而在“大数据杀熟”中，平台企业则对消费者隐瞒价格差异，消费者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价格差异的存在，更不知道自己支付了高价还是低价。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高价支付行为是非自愿，因为他对价格差异并不知情。“大数据杀熟”具有广泛危害性大数据时代为商家实行区别定价创造了更多可能性。一方面，在筛选识别环节，商家能够记录、收集、观测到更多有关消费者的信息，如收入、职业、性格、爱好、作息规律、消费习惯等等，从而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根据这些多维信息估测不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高支付意愿的消费者更容易被识别筛选出来。另一方面，在区别定价环节，在线上消费业态中，每个消费者面临不同的商品界面、交易界面，消费者之间被彼此分割开来，使得“千人千面”“千人千价”“即时调价”更为可能。不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平台企业，抑或对于整个社会福利而言，“大数据杀熟”行为都存在广泛危害性：一方面，消费者为了规避被“杀熟”，须要消耗更多时间精力来“反杀熟”。例如，有的消费者为了防止被“杀熟”，在手机上同时安装多个约车APP或外卖APP；有的消费者每次叫外卖或打车前要在不同平台之间反复比较，价比三家之后再做决定；还有消费者发现了小窍门——交替使用不同的约车APP或外卖APP，以便“让后台知道自己是有替代选项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所谓反杀熟手段，会消耗消费者大量时间和精力，实为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大数据杀熟行为也会对平台企业的社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留下滥用消费者个人数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印象。与此同时，“大数据杀熟”还会侵害社会公平正义感，危害商贸流通秩序，抬高经济中流通环节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社会整体福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线下商贸流通市场上曾经有过类似的教训——当时，“看人下菜碟”“量身要价”，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较为普遍；后来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明码标价”才成为一个普遍共识和通行做法。当前，在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时代，面对新的挑战，同样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构建新的、健康的线上商贸流通秩序。“大数据杀熟”如何监管与治理对“大数据杀熟”的监管与治理面临着诸多难题，有待深入研究。一是因为大数据杀熟与传统差异化定价之间的边界并不完全清晰，容易发生概念混淆。二是因为大数据杀熟多发生在网约车、外卖送餐等服务业领域，而服务品的异质性普遍高于鞋、衣服等制造品。三是因为新经济业态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而算法技术往往又是隐蔽的，这使得“大数据杀熟”行为在实践中也难以被观察和识别。总体上，大数据杀熟监管与治理应遵循三条基本原则。一是价格形成机制应以市场化为导向，尽可能地避免不正当的平台操纵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二是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尤其是保障个人数据不被违规使用。三是维护市场公平，促进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摩擦。在上述三条原则的基础上，当前阶段可重点从如下四方面着手，对“大数据杀熟”加以监管和治理：第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层面规范平台企业的定价行为，约束平台企业收集和使用数据的行为。第二，在政府层面设立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对相关行为进行指导、规范、监督、处罚，建议成立“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司法层面应尽快树立若干的典型案例，发挥正反两方面的示范作用，从而规范和引导平台企业的定价行为。第三，加强行业自律，在行业协会的层面加快制定相关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利用同行之间的监督机制去共同促进平台经济领域企业行为的规范化。第四，加强消费者个人数据保护，探索建立平台企业信用评价机制和第三方数据托管机制。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4月28日至今，美团股价已经历了九连跌，距今年最高点市值蒸发超万亿。至此，2021年的涨幅已经全部抹去，股价回到了2020年底的水平。5月10日，美团继续暴跌，盘中最低深探至9.48%，截至收盘跌超7%，收报262.8港元/股，市值约1.6万亿港元。此前不久，王兴在社交平台“饭否”上发布了一首唐代诗人章碣所作的诗作，引起了众多网友热议，市场观点将其解读为，王兴或许暗指美团深陷困境与不满。今年初，美团颇为风光，股价屡创新高，市值一度冲上2.76万亿港元，超过工商银行列国内第四。市场一片唱多之声，认为社区团购新业务，能够帮助美团打开又一个“万亿市场”。然而泡沫迅速破裂，春节后美团股价已巨挫44%，市值蒸发超1.2万亿港元，接近“腰斩”。背后或有三大原因：1其一，百亿配股增发，使股价承压4月20日，美团称将通过配股和发债筹资近100亿美元，创造港交所增发历史之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美团上市以来首次大手笔再募资。2018年上市以来，美团即使亏损，也很少配售发债，在去年底市场增发融资的高潮期，也并未动摇。公告显示，公司通过发行均可转换为美团B类普通股的14.83亿美元于2027年到期的零息可换股债券、及15亿美元于二零二八年到期的零息可换股债券，全部较前一日收市价溢价49.1%。配股方面，公司将发行1.87亿股股份，筹资净额大约66亿美元，相当于截至公告发布日，发行总股本的约3.2%，每股发售价273.8港元，较昨日收市价折让5.3%，腾讯将认购已发行股本的0.2%，约1135.26万股，认购净额为4亿美元，持股份额将从17.3%变成17.2%，变动不大。根据4月27日公告，配售事项已于2021年4月22日完成，其中合计1.87亿股配售股份已按每股配售股份273.80港元的配售价，成功配售予不少于六名承配人。分析观点指出，美团最近股价走势偏软的表现，直接原因可能是前期配售行为，导致市场股份供应大增，给估值以及股价带来一定的压力。关于突然大举募资，美团表示，将大力投入科技创新，加大在无人车、无人机配送等领域前沿技术的投入。公司2020年全年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今后将继续加大全球科技人才招募。这笔钱对美团而言可谓“巨款”。据悉，2020年美团营收1147.95亿元，净利润31.2亿元。此轮再融资1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42亿元，占到全年营收的56%，更是全年净利润的20倍。野村证券指出，为了支持社区团购等新业务发展，美团筹集的100亿美元资金将使公司手头的现金高于拼多多和京东。完成再融资后，美团将拥有180亿美元的净现金，而拼多多则为170亿美元，阿里巴巴为 516亿美元，京东为157亿美元。市场观点认为，美团不惜稀释股价也要大举募资，更重要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应对新业务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未来可能的监管风险，提前“囤积弹药”。2其二：商业模式受质疑关于募资，有业内人士评价称，机构对美团此次融资行为还是比较认可的。避开社区团购不提，这次募资主要是去研发一些跟送餐相关的科技和算法，是集中在自己核心业务范畴的一个科技研发，市场对其愿景有望得到提升。然而，近期美团的核心业务也正受到质疑。有市场人士指出，美团近期下跌或与近期关于外卖骑手自付3元商业险，引发的外卖商业模式争议有关。5月10日消息，美团某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近1000万外卖骑手属于外包，没办法直接负责，会增加企业负担，每天需要自费3元（相当于一年1000元）购买商业险，从佣金里扣除，该商业险包含保额60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5万元的医疗费用。据称，该保费并不全额用于投保，还需要支付“相关服务费”。有市场人士认为，美团或存在“赚差价”的嫌疑。该言论不仅引起了社会劳动关系保障等方面的舆论争议，更激发了资本市场对外卖平台核心盈利模式的质疑。美团的模式是，将外卖配送业务多数外包给第三方企业，并支付服务费，与骑手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由第三方企业与骑手等职工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工资和社保费用。但很多第三方承包方，会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给职工缴纳社保，甚至有的不缴纳社保，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节约成本”。而为了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监管层面的“强制要求”确实已在路上。3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28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其中提出，降低平台交易和支付成本。引导外卖、网约车、电子商务等网络平台合理优化中小企业商户和个人利用平台经营的抽成、佣金等费用，用技术赋能促进平台内经营者降本增效。3其三：反垄断调查除了“内忧”，更令投资者更担心的或许是“外患”。继阿里被罚180亿后，美团正成为第二家被反垄断监管“盯上”的互联网巨头。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根据举报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美团方面对此回应称，目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运行。公司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进一步提升业务合规管理水平，保障用户以及各方主体合法权益，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是，5月6日，王兴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首唐代诗人章碣所作的诗作，也引起了众多网友热议。该诗原文为：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随后王兴表示，最危险的对手往往不是预料中的那些。美团外卖最大的对手看起来是饿了么，但更可能颠覆外卖的却是还没关注到的公司和模式。市场观点将其解读为，王兴或许暗指美团深陷困境。另外，王兴深夜吟诗，也不免令人联想到此前马云的演讲。回顾一下阿里收到的处罚。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处罚决定书，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共计182.28亿元。同时向该集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同样的情景是否会在美团身上重演呢？4附：那些美团正在“垄断”的领域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互联网法律事务部主任谢连杰律师向环球老虎财经表示：美团“二选一”的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限定交易行为。实际上，在市场监管总局对其立案调查之前，美团就曾因涉嫌垄断行为多次被约谈、调查、处罚……所涉及的内容也主要为餐饮外卖领域。今年是美团成立的第12年，在此期间，美团共投资96起；前期主要是企业服务，后期逐步探索垂直电商。至此，美团所投资的部分领域已位占据疑似“垄断”的地位，同时亦有被外界认定其正向“垄断”迈进的领域。据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美团所涉及的领域有餐饮及信息化、酒店民宿、生鲜电商、社区团购、金融、科技及教育领域。图片来源：企查查图片来源：企查查数据研究院具体来看，美团餐饮外卖、到店及酒旅、新业务的收入结构占比基本为6：2：2，餐饮外卖是美团的收入支柱。但到店及酒店才是美团盈利的主要支撑。在餐饮外卖领域，美团2010年3月美团上线，那时的美团还在向团购发力，但到2012年年初，美团就已成为团购服务领域的电商第一名。2015年10月8日，大众点评网与美团网联合发布声明,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成立新公司美团大众点评。2021年3月本地生活APP月活排名前两名就是美团和大众点评。在餐饮团购领域，美团几乎做到了大多数用户手中的“首选”，甚至是“唯一”。2013年年底，美团外卖上线，美团靠着团购厮杀中锻炼出来的地推队伍，在各地组建外卖城市团队。从曾经美团、饿了么两大巨头竞争的外卖市场，到如今以美团为首，饿了么排第二的战局，外卖行业已逐渐形成被美团“垄断”的趋势。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美团的市场份额约占整个市场60%，但近两年，美团外卖市场份额持续上升，其占比已高达68.2％，远高于他的竞争对手饿了么的25.4％，某些地区市场份额甚至高达60-90%。如果美团再向前走一步，就极有可能垄断外卖行业。不过，关于美团滥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 “二选一”、“高抽佣”等报道也频繁被爆出。初期，美团用巨额补贴商家和消费者的手段快速占领一个地区的市场，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且稳固商家及消费者的高黏性后，再与商家签署“二选一”等独家协议。同时，对商家限流、缩小其配送范围、强制其关店、提高其配送费等等“玩法”被商家“吐槽”，这些早已成为美团的常用“利器”。另外，美团奉行“无边界扩张”，正围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拓展到店酒旅业务。该块业务收入来源主要为两项：佣金和广告，酒旅赚的是佣金，到店赚的是线上营销。根据《2019-2020年中国在线酒店预订行业发展分析报告》，2019年美团酒店间夜量超过携程系总和，市场份额占比达到48.7%，第四季度拉大差距至1.22倍。虽然外卖及酒旅业务仍是撑起美团的“现金奶牛”，但社区团购已然成为美团要进击的下一个“战场”。2020年下半年，美团对美团优选、买菜为主的新业务砸下重金。在新业务上，美团在电商领域总共参与投资事件13起，其中包括松鼠拼拼、爱鲜蜂和有好东西、以及专注B端服务的食材采购公司——链农和美菜网等。时间上看，美团从2015年就开始布局社区团购，这远比我们想象的时间早多得多。可见，美团的野心早已不止于外卖行业，生鲜、B2B餐饮供应链等等涉及多个领域。数据来源：企查查目前，我们大多所关注的还只是美团已基本“垄断”了的外卖餐饮领域，但美团在酒店、社区团购等此前布局的其他领域，其绝对优势早已显露，这些领域或许正是美团早已“预谋的垄断”。企业研究员孙艺源向环球老虎财经表示：美团“垄断的手”，未来或许将伸向社区团购和其他还未被人注意到的领域，最终达到“生活无处不美团”的目标。互联网行业的巨无霸基因使得反垄断未来或许会成为行业常态，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反垄断是遏制企业不正当行为的一个途径，是必然但不是唯一。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制约企业，而是基于平台的不良行为，来维护行业及市场的公平、健康。对中国互联网巨头来说，思考的不应当仅是如何应对监管，而是从自身的经济行为源头所思考的不是一味垄断，而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反垄断反的不是垄断地位，而是垄断行为。要以法律为依据，根据平台违法行为来确定垄断行为。2021年将是反垄断“大年”，4月22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如此定义。4月起，系列动作拉开了反垄断“大年”的大幕。阿里182.28亿元罚款靴子落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向阿里提出16条行政指导意见，要求其全面深入自查，检视并规范自身经营行为；紧接着，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的行政指导会提出建立“平台经济新秩序”；此后，连续三天，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依法合规经营承诺书》。继电商平台被罚后，外卖平台也在为“二选一”买单。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称，根据举报，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二选一”问题何解？链接封禁等新的垄断行为该如何规制？4月底，南财集团合规科技研究院举办“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就平台反垄断热点问题展开讨论。2021年将是反垄断“大年”，4月22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如此定义。视觉中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二选一”是指平台企业要求，合作商家只能入驻一家网络销售平台，不能同时入驻竞争对手平台。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会上着重点出“二选一”：强迫实施“二选一”问题尤为突出，是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突出反映，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公然践踏和破坏。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伟表示，“二选一”行为对市场内的竞争对手、平台内商家、消费者乃至整体市场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比如，对商家而言，在多个平台开店有利于其扩大销售，但“二选一”限制了商家的经营自主权。并且“二选一”一般伴随着对商家实施搜索降权、屏蔽店铺等惩罚措施，也严重损害了商家的合法利益。对于消费者而言，“二选一”限制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导致消费者无法在不同的平台选择和比价，无法获得竞争性平台的特色促销优惠。但是“二选一”行为是否违法如何定性？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认为仍存在分歧。根据反垄断法，经营者的垄断行为包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垄断协议。刘旭表示，对于所有平台企业而言，无论是通过胁迫手段强制商户“二选一”，还是基于商户自愿达成的独家合作协议，都可以按纵向垄断协议来适用反垄断法第十四条兜底条款进行规范；对于涉嫌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可以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条，按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行为来规范。2009年4月工商总局在《关于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六条中曾规定：“禁止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协议，约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刘旭认为，该条将垄断行为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没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对规制平台“二选一”更有力。但遗憾的是，最终该条款没有出现在正式生效的规定中。不过，此次市场监管总局调查中认定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在刘旭看来有进步意义，为规制平台经济各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提供了良好示范。链接封禁等垄断形式如何规制？阿里被罚被视为中国互联网领域认定垄断行为成立的第一案，并创造了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处罚金额纪录。在此之前，反垄断法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似乎尚未发挥其威力。开战至今10年的3Q大战，最终法院认定腾讯旗下的QQ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曾经在3Q大战中代理奇虎360的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烨表示，当时公众对“二选一”屏蔽行为的认知并不是很清楚。黄伟认为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案件，要结合个案的行业特点、时空背景来具体分析。“互联网领域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活跃，加之互联网具有的开放、互联互通的特点，为潜在竞争者快速进入市场、跨界竞争，对市场格局形成冲击甚至颠覆创造了有利条件。”3Q大战中涉及的即时通信软件，最高院认定在争议行为发生时，市场上存在着数十款即时通信软件，QQ面临的飞信、阿里旺旺、YY等竞争对手发展迅猛，不同背景和技术的企业也竞相进入该领域，竞争格局多元化，创新活跃，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是典型的动态竞争市场。但同时，黄伟也强调，互联网平台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形成的网络效应，以及平台内用户对平台形成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也会形成垄断平台的“护城河”，使潜在竞争者面临很高的市场进入和扩张的障碍。赵烨也认为，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并不在法律界，而在于商业和实务界。阿里、腾讯的实力较于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强调，并确定为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杨东认为，数字平台通过移动端与网络端使用户和平台产生强连接，利用杠杆效应将市场力量延伸至其他市场，在横向与纵向市场实施排他性行为，呈现出混合经营的趋势，从而强化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市场力量。在这样一种新的平台生态模式下，也出现了新的垄断形式。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应警惕拒绝交易、采取排序策略、利用杠杆效用传导优势等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社交软件平台微信对钉钉、飞书关闭API接口等链接封禁也是平台自我优待的表现形式，包括拒绝交易、拒绝开放数据端口；无法直接跳转，增加用户使用障碍；修改控制链接及其跳转内容等。目前，链接封禁已成为美国反垄断领域的规制重点。平台反垄断监管趋严进入反垄断“大年”，各方动作频仍。执法层面，4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霖答记者问时表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进一步对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反”执法的相关信息加大公开力度，加大对违法案件的公示，发挥其以案释法作用。司法层面，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郃中林称，依法支持和监督反垄断行政执法部门履行职责，促进形成行政执法和司法合力，依法制止和打击互联网领域垄断行为。4月29日，中纪委官网刊文：《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释放清晰信号：打破赢者通吃》。反垄断利剑已出鞘。黄伟认为，3Q大战以来，我国对互联网领域总体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对新业态、新模式先“看一看”“放一放”，再监管，有效地激发了市场创新的活力，也造就了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但随着各大互联网平台做大做强，诸如“二选一”等明显垄断市场、低效竞争的现象却不断蔓延，已经成为阻碍市场创新，危害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顽疾。“在此背景下，我们的监管理念也需要从‘包容审慎’监管向‘积极、协同、审慎、依法’监管转型，对明显损害竞争的行为应当积极介入、严格执法。”黄伟说。不过，与会专家一再强调，反垄断反的不是垄断地位，而是垄断行为。要以法律为依据，根据平台违法行为来确定垄断行为。...
医保谈判解决了“药价贵”的大难题，但如何将药品送入患者手中，破解“进院难”呢？5月10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并解读《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将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医保药品的供应保障范围，并实行与医疗机构统一的支付政策。纳入高临床价值等药品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双通道”是指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理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的机制。“发挥定点零售药店服务灵活分布广泛等特点，将其纳入谈判药品供应保障范围，增加药品供应渠道和患者用药选择，同时推动定点零售药店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谈判药品可及性。”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黄华波表示。《指导意见》规定，对纳入“双通道”管理的药品，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施行统一的支付政策。对使用周期较长、疗程费用较高的谈判药品，可探索建立单独的药品保障机制。哪些药品可以被纳入“双通道”管理范围呢？国家医保局解释称，纳入“双通道”管理药品范围，原则上由省级医保行政部门按程序确定。要综合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和患者用药需求等方面的因素，对谈判药品实施分类管理，对于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高的品种，要及时纳入“双通道”药品管理范围。“双通道”药品可根据情况变化定期进行调整。据了解，我国已经有部分地区在探索和落实“双通道”报销制度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2019年，四川省将谈判药品中价格昂贵、用药人群特定、用药指征明确的药品纳入单行支付管理。单行支付药品实施“双通道”供药报销制度。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王怡波介绍称，仅2021年3月，全省单行支付药品费用就达1.71亿元，医保支付1.09亿元，占全部谈判药品总费用的79%左右。其中，由药店提供的单行支付药品费用为1.33亿元，占77.6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单行支付药品供药结算服务约80%是通过药店提供的。”王怡波说。施行统一支付政策国家医保局表示，对于纳入“双通道”管理的药品，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施行统一的支付政策，保障患者合理待遇。与此同时，各地医保部门将根据基金承受能力、住院补偿水平等情况，确定适宜的保障水平。就在4月30日，国家医保局刚刚发布了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新准入的部分谈判药品配备机构参考名单（第一批），将首批已配备19种医保目录谈判药品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信息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了公布。医保谈判药品进药店，药企、药店两端势必都将受到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昊指出，对于药企而言，一定程度上保证谈判药品的权益，不需要“挤”医院这一根独木桥。对于药房而言，通过处方流转承接国谈药品落地，同时为患者提供药事服务，在接洽普惠性的医保和商保多元支付体制，能促进资源配置。不过与此同时，陈昊也提醒，政策落地后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多部门如何做好工作的协同，由于社会药房是基于商业化运行管理，对基金运行管理要求更高，对于患者自身自律的要求更高。求解药品“进院难”“双通道”归根结底解决的是医保药品的可及性问题，而医疗机构毫无疑问是谈判药品的“大头”。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也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要督促医疗机构及时按需配备国家医保谈判药品。“我们要求定点医疗机构要按照功能定位和临床需求，及时地配备谈判药品，不能以费用总控、药占比等理由影响谈判药品的合理使用。”郭燕红表示，临床科室对谈判药品有需求的要及时向所在医疗机构提出，医疗机构根据临床申请及时召开药事管理会议。对于临床急需的谈判药品，要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适当简化引进医院的流程，进一步提高药品的可及性，确保患者能用得上。近年来，伴随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医保目录调整频率大幅加快，但医疗机构端的药品准入模式却并未同步更新。据黄华波介绍，此前大部分药品上市后都是“先进医院，后进医保”，药品有足够的时间经历市场推广、临床使用经验积累、临床专家认可、广泛使用这一过程。现在变成了“先进医保，再进医院”，对医疗机构快速准入和临床医生短期内广泛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讲，部分谈判药品出现进院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化医保药品目录管理改革的结果。”黄华波指出。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屡屡被经销商和供应商追债、深陷破产重整困局中的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众泰汽车”，000980.SZ），近日又被经销商指控骗取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2015年，众泰汽车给我发了44辆车，但是因为上不了牌退回了厂家。2016年12月份，公司又给我发了500多辆车。”四川勇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勇多汽贸”）总经理赵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勇多汽贸将将这批车销售给成都路通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下称“成都路通路”），用于汽车租赁，但在上牌时发现，其中有300多辆车无法上牌。赵勇称，这批无法上牌的车辆在众泰厂家的多方“疏通”下，最后，500多辆车中有420多辆成功上牌。但此事并未完结，2018年，当成都路通路公司打算将上述车辆中的部分车型转卖二手车时，却发现车辆无法“过户”。“车管所在核验的时候发现车架号（车辆识别号，简称“VIN”）被改过。”赵勇告诉记者。按照我国现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的规定，“车辆识别代号（或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一经打刻不得更改，变动。”先出生，再拿“准生证”据赵勇发给记者的材料，上述涉及车架号更改的两款车分别是车型号码为JNJ5020XXYEV2和JNJ5020XXYEV3的两款纯电动货车和专用车型，其电池容量分别为31.1kwh和35kwh，车辆生产企业为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永康众泰分公司（下称“江南汽车”），为众泰汽车的子公司。当年政策对这类车型的国家补贴为每千瓦时1800元，这两款车的可以享受到的补贴分别为5.598万元和6.3万元。当成都路通路将这批车辆投入市场，并达到国家工信部新能源汽车补贴申领条件（行驶里程达到2万公里）后，众泰汽车用这批更改了车架号的车辆成功的申请了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据赵勇给记者提供的由浙江省财政厅下发的通知，2016年度，众泰汽车的子公司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永康众泰分公司所售的这批车辆，达到140余辆，仅2016年众泰汽车就从这批车辆中获得近800万国家补贴。因为车架号被更改，赵勇所在的公司无法申领地方补贴。按照当年的政策，成都市的地方新能源补贴与国家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金额为0.6:1，每辆车的地补接近3万元，300余辆车的地方补贴接近千万元。除了无法申领补贴外，车架号更改还导致维修、三包都存在问题，此外，公司也无法将这批车进行二手车转卖，也导致系列损失。“大概在3000万-4000万元左右。”赵勇说。众泰汽车为何要篡改车架号？按照赵勇的说法，这批车中大部分为2015年生产制造，但一直未能实现销售，2016年由于申请的工信部公告过期，众泰汽车又想要将这批车辆“出手”，所以采取了篡改车架号的做法。工信部公告对于新车来说，就像是“准生证”，一位商用车企内部的高层人士李波（化名）告诉记者，一款新车要上市销售，必须提前登上工信部的新车公告。“公告没有过期时间，但是会因为要求技术升级等进行淘汰的情况。”李波告诉记者，过去几年在新能源商用车行业，补贴政策基本上每年都在变，标准也一直在升级，所以可能出现2015年生产的车，因为技术标准比如电池的能量密度等达不到2016年的指标，所以无法销售的情况，这时候企业可能就想着先拿能够满足最新技术的产品去申请公告，然后把之前的产品通过更改车架号的形式，放入新的公告目录中，继续销售的情况。按照赵勇的说法，上述部分车型2015年便已经生产，但这两款车型分别获得的第287批和289批工信部公告，发布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8月和9月。在得知这一事实后，赵勇曾多次与众泰汽车方面交涉，后者曾承诺支付赵勇地方新能源补贴的70%作为补偿金，但并未兑现。随后，赵勇向国家工信部实名举报江南汽车篡改车架号骗补的情况，工信部在去年9月回函称，该公司篡改车身VIN的问题，将按程序依法依规对江南汽车进行严肃处理。曾因“早产车”被举报其实赵勇并非第一个举报众泰汽车骗补的经销商。据记者了解，早在2016年，就有江苏宿迁众泰经销商举报众泰汽车为拿到新能源补贴，在国家力查骗补之时，批量生产众泰新能源云100“早产车”。由于生产日期与全身玻璃相差3-5个月，车管所拒绝过户导致车主无法上牌，经销商无法帮车主解决此问题于是举报厂家。除了玻璃生产滞后整车生产外，有消息称还存在别的零部件生产日期滞后于整车生产日期的情况。当时，众泰汽车方面曾发布公告称，玻璃生产日期晚于整车是因为“喷码在进行生产日期切换时，设备人员在调试玻璃日期喷码设备时操作失误“所致。但此次赵勇举报并获得工信部定性的“更改VIN”的行为，是否涉及骗补，由于众泰汽车生产停滞、人员大量流失，所以记者并未能联系到众泰方面人士给予回应。在2014到2016年间，由于云100等小型纯电动车的销量，众泰汽车获得了大量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14年、2015年众泰汽车计入营业收入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分别为4.43亿元、11.41亿元，在营业收入中的比例分别达到6.69%、8.30%，远超过2014和2015年众泰汽车1.81亿元和9.68亿元的净利润。2015年众泰新能源销量为24574辆，按照上述11.41亿元的补贴金额计算，每款车的补贴金额高达4.64万元。2017年，众泰汽车旗下永康众泰分公司及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星沙制造厂和金坛分公司获得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达到2.7亿元，当年该公司公布的净利润为11.4亿元。“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对普遍，尤其是在专用车领域。”李波告诉记者。据国家审计署此前公布的相关材料，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审计署对2015年和2016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节能环保重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面存在系列问题。一是审计抽查13家汽车生产企业6801辆享受财政补贴的新能源汽车发现，有3511辆电动客车的补贴额超过单车售价的70%，补贴标准偏高；部分汽车生产企业瞄准补贴政策设计生产车辆，有些企业甚至通过关联交易或弄虚作假方式获取补贴16.72亿元。二是至2017年2月底，审计抽查16家企业（其中10家为汽车租赁企业）购买的3.55万辆新能源汽车中，有0.22万辆闲置未用一年以上，有1.72万辆年行驶里程不足3000公里；延伸调查的66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中，有30家2016年销量不到500辆；部分地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标准不统一。在2016年和2017年，国家工信部发布了两批对包括苏州金龙、奇瑞万达、深圳五洲龙、河南少林等十余家汽车企业的行政处罚决定，给予“罚款、责令停止生产销售问题车型、暂停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申报资质”等处罚措施，但并未根绝新能源领域骗补的情况。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36万辆，成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而随着新能源补贴的退坡，在李波看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理性了。但赵勇与众泰汽车在上述涉及“骗补”事件中的纠纷仍未结束。“除了去年给了几十万补贴之外，众泰方面一直没有对我的损失进行弥补。”赵勇告诉记者，上述涉及车架号篡改的车辆总数大概有1000多辆，除了他所经营的公司之外，其余的销售方基本上都是众泰汽车下属或者关联的企业，所以并没有出现其他经销商举报的情况。因为资金链断裂，目前众泰汽车母公司铁牛集团已经宣布破产，公司自身也已经全面停产，并在2020年9月提交了预重整公告，并公开招募投资人，但截至目前已经8个月过去，尚未有确切的投资人浮出水面。据众泰汽车日前发布的财务数据，2020年其营业收入仅15.05亿元，但净亏损却达到102.4亿元。在此背景之下，赵勇想要追偿众泰汽车，获得补偿的希望遥遥无期。...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在体验了送外卖不易之后，王处长携巡视组又与美团公司代表进行了对话，对话涉及外卖员工的劳动关系、保险等问题。据悉，美团代表在对话中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接近 1000 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能给交 3 元 / 天的商业险，这钱从佣金里扣，骑手发生问题后由商业保险来承担，商业险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IT之家了解到，所谓美团模式，主要是指：美团将公司的部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企业，然后由第三方企业作为承包方，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由这些职工为美团提供业务服务，美团公司为发包方，企业为承包方，职工属于外包员工，美团与企业之间，属于业务外包，美团与职工之间属于外包关系，企业与职工之间属于劳动关系，美团负责支付给企业服务费，企业负责为职工支付工资和社保费用。但实际上，很多第三方承包方，一般都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给职工缴纳社保，甚至有的不缴纳社保。值得一提的是，4 月 26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根据举报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上海市消保委约谈美团“五一”前后，上海消费市场投诉总体平稳，但与此同时，线上平台类消费争议相对集中多发。为此，上海市消保委在今天（10日）下午，约谈了美团，指出了美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美团的主要问题：一是取消订单引发的退款问题；二是订送餐、生鲜蔬菜配送不履约问题；三是页面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市消保委要求美团在平台经营过程中要摒弃唯流量思维，要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真正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一是完善页面描述和服务规则，特别是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内容，要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加以提示；二是切实履行订单义务，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导致住宿、票务等约定无法履行的，平台也应主动联系消费者协商解决；三是公平设置与平台商户的约定与收费，不依仗市场优势地位增加商户和消费者的不合理负担；四是严格物流配送时效性，保障订单及时按地配送到位，杜绝虚假签收的情况；五是对社区团购等新业务当中遇到的涉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新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对策，优化业务模式，形成社区团购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美团表示，公司将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要求，对其相关的业务进行自查与整肃，并将于近日向消保委递交整改报告。接下来，上海市消保委还将对存在相关问题的其他平台进行约谈。上海市消保委约谈拼多多“五一”前后，上海消费市场投诉总体平稳，但与此同时，线上平台类消费争议相对集中多发。为此，上海市消保委在今天（10日）下午，约谈了拼多多，指出了拼多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拼多多的主要问题：一是商品质量问题；二是假冒侵权问题；三是强制取消订单；四是虚假发货问题；五是售后服务问题；六是砍价拉新问题。市消保委要求拼多多在平台经营过程中要摒弃唯流量思维，要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真正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一是强化对商户的资质审核，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上线；二是要诚信履约，对商家的虚假发货、强制砍单等行为绝不姑息、严肃处置；三是切实履行好平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对于消费者的投诉，要做到应收尽收并及时妥善处理；四是平台不能够依仗其市场优势地位，提高中间环节收费，增加消费者与商户的不合理负担；五是平台应对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纠正其在拉新活动中存在的虚假、诱导等行为。拼多多表示，公司将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要求，对其相关的业务进行自查与整肃，并将于近日向消保委递交整改报告。接下来，上海市消保委还将对存在相关问题的其他平台进行约谈。...
近期，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App非法获取、超范围收集、过度索权等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等法律和有关规定，组织对安全管理、网络借贷等常见类型公众大量使用的部分App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测。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安全管理类App情况二、网络借贷类App情况三、工作要求针对检测发现的问题，相关App运营者应当于本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我办，逾期未完成整改的我办将依法予以处置。联系电话：010-55635853电子邮箱：Appzhili@cac.gov.cn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年5月10日...
4月15日，西安银行发布公告称，近期收到股东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安信托)通知，长安信托于2020年6月30日开始质押的7673万股西安银行股份已解除质押。如果按照去年中西安银行6元左右的股价计算，长安信托为缓解流动性问题 ，一次性质押了西安银行接近4.6亿元的股权价值。 据悉，这笔西安银行7673万股的股权质押曾在2020年6月22日刚刚解质，8天后长安信托就再一次将其质押。面对外界种种猜疑，长安信托解释其两次质押西安银行股份均只是“与信保基金申请流动性借款的正常流程”而已。但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就已经踩雷多次的长安信托，去年又不幸踩雷金凰珠宝骗贷案，超8亿元的信托项目出现违约。 种种巧合让人不禁联想到，这家位于西安的老牌信托公司多番操作质押股权或许不仅仅是为了走一个“正常的借款流程”这么简单。 8亿踩雷金凰珠宝，信托违约可能只是开始 作为国内首家进军纳斯达克的黄金企业，武汉金凰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最早从2013年起便尝试以1000公斤的黄金做质押从信托公司贷出2亿融资款用于旗下房地产项目“武汉珠宝园”的开发，年利率13.5%。 而这家与之开展合作的信托公司正是长安信托，主导这笔信托合作的人则分别是金凰珠宝实控人贾志宏以及时任长安信托武汉区域总经理的程万里。 2015年，长安信托的贷款到期，金凰珠宝也准时还本付息。随着首次信托合作的顺利开展，金凰珠宝正式开启与金融机构的“黄金质押+保单增信”信托合作项目。通过黄金做抵押，并在保险公司为黄金购买保险的“双保险”方式先后从东莞信托、民生信托、恒丰银行等数十家信托公司当中贷出融资款接近200亿元，其中也包括二次合作的长安信托。 长安信托官网的产品介绍栏显示，长安信托与金凰珠宝此后一共合作开展了三期黄金质押信托计划，前两期信托计划发行规模分别为2亿元和3亿元，官网显示已顺利完成兑付。而于2017年10月发行的融资规模高达到10亿元的“长安宁·金凰3号”，却在2019年10月到期后出现延期兑付情形。 在此期间，其他信托公司跟金凰珠宝开展的信托计划也相继出现逾期现象。2020年2月，东莞信托申请法院对金凰珠宝的抵押品展开清算，却意外发现后者质押的黄金根本不是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足金，而是金包铜的赝品。东莞信托随即报案。 5月，民生信托与金凰珠宝开展的一笔6亿元的信托计划同样到期，在百般阻扰前者意欲进行质押黄金第三方检测无果后，金凰珠宝创始人贾志宏留下短信“别了”二字从人间蒸发，几乎波及半个金融圈的金凰珠宝83吨假黄金骗贷案也随之被彻底撕开。 从金凰珠宝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可知，金凰珠宝账面贷款主要以长短期借款的形式在账面呈现。其中，民生信托贷款余额接近41亿，恒丰银行接近39亿，东莞信托近34亿，安信信托19亿……，在这一长串的踩雷机构中，长安信托也榜上有名，贷款余额显示8.2亿元。 据悉，在2020年中爆出假黄金案之际，长安信托依然选择了进行兑付，成为继民生信托、东莞信托之后，第三家选择兑付的信托公司。有关于兑付的具体情况，长安信托对外表示与金凰珠宝合作的信托项目计划全部投资者已顺利兑付。但官网产品一栏却显示，此前因兑付延期的“长安宁·金凰3号”仍处于运行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金凰珠宝实控人贾志宏早在案发前玩了把“金蝉脱壳”从人间消失，金凰珠宝无法清偿到期贷款，包括长安信托在内的一众金融机构纷纷扭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诉求保险公司赔偿其损信托财产损失。不过，由于案件牵涉面甚广，案件实体部分的审理仍然停滞不前，并已超过常规审理期限。而长安信托与中国人保的诉讼官司，法院也只是驳回了中国人保的管辖权异议，并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所以长安信托能否要回8.2亿的质押贷款，至今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这不是长安信托第一次“踩中大雷”。 除此次信托计划曝出风险外，长安信托此前发行的多只产品也曾面临过兑付危机。公开资料显示，除踩雷金凰珠宝外，截至目前为止，长安信托旗下还有其余4只信托违约，融资方分别为山西联盛、南京建工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南京丰盛产业。 2012年，长安信托曾“跟风”介入煤改投融资大潮，裹挟过亿资金浩浩荡荡投向山西煤企——位于山西柳林县的联盛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盛集团)。 长安信托旗下一款产品——“长安信托-煤炭资源产业投资基金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就是这样一款涉矿信托。据悉，这款产品2012年末成立，实际募集2个亿，运作期截至2014年11月中旬。长安信托官网显示，这只产品总规模达12亿元，预期收益率11%。其中第一期成立于2012年11月16日，规模达20000万元；在2013年一季度，长安信托还为这个项目先后发行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其中第二期发行3.35亿元，第三期发行6.64亿元，合计融资规模达到12亿元。按照其契约，信托到期后由自然人郭启飞及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回购楼俊集团股权收益权。 然而，紧接着，2013年底，山西联盛集团被曝陷入一起高达300亿元总额的债务危机，引发全国轰动。之后联盛集团宣布进行资产及债务重组。 而为联盛集团提供融资服务的长安信托也不幸踩雷，多期信托计划面临兑付危机或到期偿付压力。 踩雷频发，暴露信托公司风控缺口 资本邦注意到，自去年以来，信托风险逐步暴露，兑付危机频频出现，信托行业不良率持续走高。多家信托公司乃至行业声誉严重受损，信托公司产品逾期现象也层出不穷。 据专业人士分析表示，这里面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信托公司自身内部的原因。 随着信托业监管趋严，信托公司在展业中合规问题日益凸显，体现为在快速发展中风控意识、信托资产管理能力、风险处置能力上存在不足，核心业务模式尚未形成。 以长安信托“踩雷”金凰珠宝为例。有报道指出，长安信托与金凰珠宝及其背后的整个金凰集团展开的合作，远不仅只有黄金质押信托计划这么简单，长安信托因金凰集团所产生的资产损失，也不仅只是8.2亿元。 据报道，包括长安信托武汉分公司总经理程万里，金凰珠宝的贾志宏等在内的多家公司的高管或实控人之间除私下存在朋友关系外，在工作领域内也存在交叉任职、共同投资等一致行动或关联关系。 2016年9月份，A股上市公司武昌鱼一则股东增持公告显示，长金投资(长安信托是长金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之一，程万里为长金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耗资2.85亿元增持了武昌鱼5%的股权。隔月，长金投资称与武汉联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五位自然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累计对武昌鱼持股比例达19.98%，一度逼近控股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普)的持股量。 随后，各方上演了一出“增资夺权武昌鱼”戏码，却最终遭到了武昌鱼实控人的全力狙击，最终这场闹剧以贾志宏和程万里为首的外来者不敌强劲对手黯然离场结束，并累计浮亏高达1.29亿元。 如今，武昌鱼因连年业绩惨淡而“带帽”，截至日前已连发三道退市风险提示性警告。长安信托出资的长金投资却依旧高居ST昌鱼第二大股东迟迟无法解套。 至此，武昌鱼一役彻底失利。 但即便如此，在程万里任职期间，长安信托也依旧没有停止过给予贾志宏资金支持。据悉，2018年11月26日，贾志宏身后的金凰集团就曾将持有的北京环渤海正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99.99%股权全部转让给了长安信托。除此以外，还曾有媒体报道，2017年在公司股权转让内部混乱之际，程万里还曾一次性批给武汉金凰珠宝30亿元贷款项目，不过所幸之后项目在2018年被叫停，并追加抵押物将贷款敞口缩小到8亿元。 2019年前后，程万里跟随旧主陈英，从长安信托远赴东莞信托工作。此后，东莞信托也开启了向金凰珠宝定向“输血”的操作，之后便出现了清算假黄金的一幕。如今，外界已经无从得知程万里任职期间，长安信托究竟批给贾志宏多少贷款，更无从得知在种种公司风控及合规管理失效情况下，有多少坏账因此而产生。 事实上，“踩雷”金凰珠宝一事，仅仅暴露出了长安信托在项目管理和风控漏洞中的冰山一角。 据其4月30日披露的年报显示，2020年长安信托存续的执行案件及诉讼案件共计14宗，标的金额合计为31.74亿元，均为信托业务项目执行或诉讼案件；年内新增执行案件1宗，诉讼案件2宗，标的金额合计约为10.01亿元。同样均发生在信托业务项下。 此外，频频“踩雷”的长安信托也曾引起过监管层的注意。据报道，在2019年监管层刚刚拉开针对信托业的第三次风险排查大幕之际，长安信托就被陕西银保监局处以了20万元罚款，理由是“瞒报案件信息”。业内曾表示鲜有信托公司为此缘由而受到处罚，联系到长安信托多年累计的踩雷事故和不断高企的资产减值损失，“瞒报”二字也格外凸显出长安信托内部的风控漏洞和合规管理能力的不足。 多个项目面临兑付危机、频繁踩雷，无疑对长安信托的声誉和业绩产生了较大影响。 截至2020年底，长安信托新增预计负债3.5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9倍，而这一数据在2018年还是零。此外，截至期末，长安信托计提坏账准备3.28亿元，较期初增长24.24%，而2019年期末计提的坏账准备更是较2018年上涨接近30倍。同时，资产减值损失方面，2020年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共发生9.32亿，虽然较2019年的12.47亿有所下降，但也依旧超过2018年6.79亿元的水平。 行业加速洗牌，长安信托能否顺利转型？ 随着个别信托机构“洗牌”，信托行业整体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多数信托机构也开始积极探索“标品信托”的转型发展。长安信托也随之吹响了改革号角。 而在经历了长达2年的高管变动和空缺后，长安信托终于迎来了新的“掌舵人”。 据悉，2018年4月，长安信托宣布总裁崔进才因身体原因，正式辞职。随后，来自宝能的张金顺正式担任长安信托董事兼总裁。然而，上任仅半年后张金顺便宣布因个人原因请辞离开。此后，长安信托公司总裁一职便陷入了长达一年的空窗期。直到2020年6月3日，长安信托公告称，经陕西银保监局核准，刘斌将出任公司总裁及董事一职。 上任不久，刘斌便将公司的改革火力对准了公司的事业部改革。9月份召开事业部转型宣讲会，今年春节不久再次发声称其改革的核心是风险分级与业务分类，这场改革堪比“时速300换轮胎”，更可比作“战场之上换心脏。” 如今，辛丑之年已走过三分之一的路程，可长安信托的转型之路或许才刚刚开始。在外部监管日趋紧迫之时，这场自风控部门开启的改革究竟会以具体怎样的形式落地，究竟何时落地，外界还无从得知。但在面对长安信托报表上日渐高起的坏账和曾经频频踩雷的历史，这场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长安信托能否真正行使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职责和义务，仍然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 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 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 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 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倒计时！5、4、3、2、1，开抢！”2021年以来，几乎每周一下午5点，信托理财师们严阵以待，等着公司后台开放后抢固收类非标信托产品的额度，惊险又刺激。“因为非标额度紧张，理财师完全是在拼手速抢额度！”这样的工作状态在赵翔所工作的信托机构已经持续了超过半年时间。2021年以来，在行业持续压降融资类信托的背景下，前期此类信托占比较高的机构多面临“无米下锅”的艰难时刻。曾经在通道类和融资类业务中规模狂飙的信托行业，正普遍经历管理规模增速放缓甚至萎缩的窘境。“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至2020年底，信托资产规模为20.49万亿元，同比下降5.17%，这已是行业资产规模连续12个季度下降。而这一年，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的规模持续扩张。在中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200万亿、年增速约10%的这个庞大市场中，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各机构发力抢滩。净值化产品多样化比拼，高净值客户的争夺，资管人才的挖角，财富管理领域风云暗涌。然而信托非标压降早已注定。过去几年，非标业务领域雷声滚滚，风险陆续释放，监管重拳落下。在“两压一降”的监管指导意见下，信托业正在经历“换挡减速期”。记者了解到，部分机构还在想方设法做“伪标品”信托等业务。而一位信托行业资深人士直言，信托非标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对做大原有的市场抱有幻想。多位信托行业人士呼吁，信托业面临生死时速，转型已经急不可待，而且非标转标是大势所趋，信托业应该回归本源业务。2021年4月28日，是《信托法》颁布2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资管新规”征求意见颁布3周年时间。值此信托业面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信托业也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20年。“非标”时代逝去赵翔是一家南方区域信托机构的财富管理部负责人。他们的客户，普遍对固收类非标产品情有独钟。这类产品通常投资于非标资产，并约定较高收益率，例如非标融资类信托等等。受监管导向，赵翔所在公司今年整体仍需在去年压缩20%后的基础上再压缩20%非标规模，预计超过600亿元，压力非常大。固收类非标产品额度降低后，部分信托高净值客户的配置需求无法及时满足，会导致出现客户流失的情况。在头部信托机构主要做政信项目的高级信托经理刘丰对记者表示，今年公司非标规模要继续压降20%，展业压力明显又增加了不少。刘丰从事政信类项目信托经理超过6年，深刻明白过去信托牌照的主要优势是非标贷款，一旦非标受限，意味着主业被限制住了。2020年，监管部门制定了行业压降融资类信托业务指标。刘丰透露，2020年其所在的公司融资类信托压降的整体规模近800亿，今年可能仍然面临超过600亿的规模压降空间。4月份，另一位头部信托机构人士也表示，公司自2020年5月份以来，持续相应监管的要求，主动压降融资类信托规模，今年监管要求并未放松，仍然面临超过800亿的压降目标。记者采访了解到，越是头部的信托机构压力越大。因为头部信托机构融资类信托占比总规模的比例相对较高，在压降规模的同时要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就非常不容易了。4月底，上市信托机构2020年业绩出炉。虽然头部信托取得了亮眼的业绩，但是分化也进一步加剧。例如江苏信托净利润大降19.64%，安信信托亏损67.38亿元，四川信托仍然深陷兑付危机中，宏达股份将四川信托股权2020年末的账面价值减计为0元。一位信托机构人士称，就整个行业而言，规模下降对全行业的利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尽管头部信托2020年取得的业绩仍然不错，但是在压降规模的监管压力下，2021年信托机构面临更大的压力。刘丰感受到的展业压力还来自于今年以来城投机构在非标贷款方面的限制。此前业内流传出一份江苏省金融监管部门下发的《关于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投融资行为的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其中要求平台公司逐步压降信托、资管计划、融资租赁、私募基金和在地方交易场所发行的各类非标产品规模。因此，今年刘丰接触的城投机构的资质反而是下沉的，业务风险系数提高了不少。一方面，部分优质城投机构减少了非标的融资，另一方面，资质相对差的城投可以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因为公司整体非标额度降低，要保持原有的利润，只能变相提高单个项目的利润率。反之，一位中小信托机构人士向记者透露，因为此前融资类信托规模占比较低，今年以来该公司转型的压力较小，融资类信托的额度并没有那么紧张。多位信托从业者向记者表示，监管导向非标转标是大势所趋，非标的规模短期内将进一步压缩。“伪标品”引监管关注记者采访多位信托从业者发现，今年以来信托业在加码转型标品业务的同时，个别信托机构开展了“伪投资”类标品业务。3月份，华南一位信托理财师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央企信托-江苏盐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产品推荐书，该推荐书明确指出该信托计划的资金用途为：用于投资盐城某城投发行的“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预期收益为6.9%-7.0%，产品规模为3亿，时间为24月，按年付息。该理财师称，之前是信托机构直接把钱打给融资方，这类型产品属于非标类产品。但是，去年以来监管要求非标转标后，信托公司发信托计划单一用于买城投公司发的债券，这样的产品架构就变成“标品”了。赵翔分析认为，产品架构如此设计的原因就是为了躲避监管，产品表面看起来是标准化的，但实则是非标债权，属于“伪标品”。刘丰也表示，因为今年以来非标额度紧，部分城投的债券不容易发出来，再加上债券本身票息太低了，部分信托机构通过发信托计划去单一投资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城投机构再给信托公司额外付财顾费。这种“伪标品”业务模式也引起了监管的注意。据记者了解，2021年3月上旬，部分地方监管部门对信托行业内部颁发〔2021〕56号《关于辖区信托公司做好2021年“两项业务”压降及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56号文”），通知要求信托机构继续压降信托通道业务规模，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降低金融同业通道业务，加大对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业内人士称此次监管文件为“两压一降”。其中明确指出，信托资金投向下述这些资产的信托计划不属于投资类信托：债权资产；附加回购、收益补偿、流动性支持等担保安排或条件严苛对赌协议的股权（含收益权）投资；对单个信托项目定向发行的私募债投资等。刘丰透露，信托集合计划通过投单一债券实现非标转标的模式，上海银监局之前已经叫停了，不过其他部分地方还可以做。以后这类业务的空间应该会越来越小。警惕违约风险当信托机构顶着压力转型的同时，刘丰等从业人士向记者表示，在非标额度骤降的情况下，应当警惕非标违约规模的提升。刘丰透露，在展业过程中，因为部分是滚动发行产品，以“借新还旧”的模式在维持正常的融资运作，当下信托融资类贷款大比例下降，之前长期的合作客户可能被抽贷，客户端压力也很大。因此，2021年城投、地产持续爆雷的可能性会加大。从整体行业数据来看，随着风险资产规模的增加以及行业整体信托资产规模的压降，信托资产风险率也在持续提升。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截至2020年1季度末，信托业风险项目1626个，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6431.03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61.63%和127.20%。从2020年2季度起，信托业协会再未披露过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与风险资产规模的数据。与此同时，2020年四川信托、华信信托等接连大规模出现产品逾期令投资者瑟瑟发抖。此外，根据用益信托网的最新统计，2021年一季度发生的65起信托违约事件中，房地产领域达到20起，基础产业（一般来自于城投企业）达到18起，是违约数量居于前两位的行业。在信托产品风险不断增加的同时，赵翔明显感受到信托的投资者更加谨慎了，对产品的具体信息会看得比较仔细，不再像之前“闭眼”买产品了。4月20日，联合资信研报表示，随着56号文中投资类项目的压缩，以房地产为主要资金投向的融资类信托将会继续受到抑制，部分依赖非标融资的重点行业、弱资质主体再融资渠道被收紧，其信用风险值得关注；在其他配套措施未落实的情况下，56号文对部分存量信托产品的按期兑付带来了压力，由此传导至债券市场的风险亦需要关注。上述信托行业资深人士表示，2017年通道类业务超过半壁江山，造成银行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进而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与监管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初心相背离。此外，2018年开始，融资类信托逾期规模明显增加，行业不良明显增加，蕴藏了大量风险。尤其是个别信托机构出现了“资金池”爆雷，对整个行业的声誉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潜在的风险，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当下信托业管理规模的下降与监管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回顾信托业的高光时刻，2017年4季度末信托业管理规模达到26.25万亿元高点，使其成为国内金融领域中资产管理规模第二大的行业。对于信托的“野蛮生长”的那些日子，刘丰表示，高点时的26万亿，通道类业务占比超过半壁江山，实质扮演了“影子银行”的角色。长期以来，信托行业传统的三大业务包括通道业务、地产业务、政信业务，也是信托机构利润的主要来源点。但从2018年以来，通道业务开始逐渐收缩，地产、政信不断开始曝出逾期风险项目。因此，此前信托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蕴藏了大量的风险。2018年开始，信托规模逐渐从26万亿开始回落。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披露，截至2021年1月末，全行业信托产品存量规模首次压降至20万亿以内，为19.99万亿。时隔4年，信托业资管管理规模再次回落至20万亿元以下。而与此同时，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屡创新高，根据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2021年2月份，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已经突破21万亿元。其中，一方面，据统计2020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9.19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高点15.65万亿元减少了41%。2018-2020年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连续三年保持压降：2018年压降2.4万亿元，2019年压降2.6万亿元，2020年压降1.46万亿元。回顾监管历史，2017年11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对银信类业务进行规范，自此，信托业开始逐渐压缩通道类业务。2018年4月27日，“资管新规”由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至今已有三年时间。彼时至今的三年里，信托业通道管理规模明显下降。资管行业资金投向更趋向标准化资产，非标债权资产占比下降。2020年5月份，《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信托机构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压降融资类信托正式提上日程。多位信托从业者感慨，信托非标过去十多年的红利期已然逝去，机构加大权益标准化产品的配置布局将是大势所趋。复旦大学信托研究中心主任殷醒民此前表示，在2020年严监管环境下，通道类业务规模持续回落，融资类信托压缩接近1万亿元。2021年，信托业受托资产规模下降将伴随着转型的升级机会。信托业要改变多年来依靠“通道”与“融资类”业务获取收益的做法，转向坚持受托人定位，培育诚信、专业、尽责的受托理念。“大象转身”阵痛期在形容信托业转型时，赵翔比喻为，宛如“大象转身”。尽管艰难，但不得不转，标品信托成为信托机购转型的共识。但转型又谈何容易。融资类信托是信托机构的利润主要来源，家族信托、标准化信托等转型业务尚在探索与加码中，从利润来源角度构成压力。赵翔表示，从产品销售角度，一方面融资类信托产品额度降低产品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明显增加了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底层资产投向为股、债等标准化产品。“但是，因为传统投资信托产品的客户更加愿意买融资类信托产品，因为相比标准化产品，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加高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底层资产比较容易跟客户介绍。当下部分理财师反映，在销售标准化产品时，遇到一些客户对标准化信托产品的逻辑相对难以理解，出现销售困难的情况。”刘丰坦陈，相较于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等传统在标准化领域深耕的机构，信托机构在投资标准化领域时劣势比较明显，尤其是在人才配置、投研能力等方面。上述头部信托机构人士表示，自2020年5月份监管出台了压降融资信托的政策后，公司便密集开会，针对标准化信托产品开始梳理。直到目前，会不停地总结转型过程中有哪些进步，又面临哪些瓶颈。该人士直言，面对基金和证券公司的巨大领先优势和激烈竞争，标品业务对于整个信托行业而言，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据记者了解，不少信托机构在探索TOF（trust of fund），TOF也逐渐成为理财市场新亮点和吸引高端投资者的重要理财产品。TOF属于净值类标准化信托产品，不设预期收益率，底层资产多为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工具等公开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资产。英大信托谈及TOF产品时表示，在资管新规净值化转型要求的大背景下，转型是渐进式的，投资者很难从低波动的固定收益理财一下跳跃到高波动投资。投资者需要合理控制波动和回撤、目标收益稳健的理财产品，这也就是现在市场“固收+”产品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TOF产品基于资产配置的投资理念，能达到二次分散投资的效果，在提供稳健收益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控制净值下行的风险。上述头部信托机构人士也称，公司将开拓大类资产配置型产品，根据业务收益水平高低、风险程度大小、规模上量难易程度等维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标品业务，探索开展非标转标业务，做好标品业务的配套建设。下一个20年“当下正是信托机构转型的窗口期，谁错过了窗口期就可能面临退出市场。”上述信托业资深人士表示，在目前的监管政策下，信托业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分化的，谁转型快谁就有可能跑赢。如果转型不快，传统的市场已经不再，新的市场不可能抓住。这取决于信托公司的决心和勇气。但目前部分信托机构执行力较弱，始终迈不开转型的步伐。20年前，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自此我国正式引入了具有英美法传统的信托制度，至今《信托法》颁布已经整整20年周年。在信托业转型经历阵痛过程中，信托产品的标准化时代已悄然来临。4月27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发布报告《资管新规三周年回顾与展望》指出，在信托行业在事务管理类、融资类信托下降的同时，投资类信托产品保持规模和占比同时增长。2020年末，投资类信托产品规模为6.44万亿元，较2018年3月的6.05万亿元增加了6.6%，占比从24%提升至32%。投资类信托在三大功能产品中已占据近三分之一份额，预计未来这一份额仍将提升。上述信托业资深人士建议，当信托业未来业务发展格局的重塑的预期下，作为信托从业人员也要要重塑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跟上行业转型的步伐。普益标准研究员夏雨认为，信托机构转型标品难点有三个：首先，信托公司传统业务以非标为主，对标品信托业务的涉猎较少，经验不足；其次，目前信托公司的系统建设，大多无法满足标品业务投资的需求；第三，信托公司的人才团队方面，对标品业务的高端人才积累较少。因此，夏雨建议，信托公司推动标品业务转型，需要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学习、搭建标品业务所需的系统、搭建标品信托业务团队。从长期来看，殷醒民表示，信托机构需要不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不同于其他金融子行业，信托公司有着跨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市场的灵活优势，可以运用债权、股权、股债结合、资产证券化、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资源，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多样化的信托产品和信托金融服务。对于赵翔而言，有时自己也在思考继续留在信托机构，还是转型去标准化产品更加有优势的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等，面临着职业发展的艰难抉择。不过，无论在信托机构、还是其他机构，赵翔也坚定地认为，非标的高光时代已成过往，标准化、净值型理财产品代表着未来。（应受访人要求，文中赵翔、刘丰为化名）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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