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末，上缴至央行手里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总规模——16299.80亿元。开在银行的备付金账户被全数注销后，支付机构进入了零备付金、低费率（对商户收费）、高成本（向银行支付）的新纪元。1.63万亿！！比此前分析师预计的“年底破万亿”还多了整整六成！这是央行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披露的，截至2018年末，上缴至央行手里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总规模——16299.80亿元。开在银行的备付金账户被全数注销后，支付机构进入了零备付金、低费率（对商户收费）、高成本（向银行支付）的新纪元。在主营业务之外找到新的增值盈利点，成了支付行业2019年最迫切的任务。缩窄的利差支付机构的利差空间正在收窄，尤其是备付金全额上缴后。截至最后一个备付金上收自然月（2018年12月末），支付机构交存至央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为16299.80亿元，比此前任何一家机构研报中所预计的都多。据记者了解，自去年开始，支付机构向商户收取的交易手续费（包括银行卡的交易手续费、以及微信和支付宝的扫码手续费等），平均费率是在千分之六左右。“按照央行和银联的业务规则，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优惠费率。民生类、公交类及政府收费的行业，会有一些费率优惠，但总体而言，平均费率在千6左右。”一名市占率排名前十的支付机构高管告诉记者。他还表示，支付机构向商户收取的费率走低是一方面，另外支付机构在铺市场的时候，还对商户进行了大量的补贴而后优惠，所以最后测算下来，支付行业向商户收取的平均费率应该只有5‰~5.5‰的微薄区间。盈利空间微薄，但支付公司的通道成本却在上升。记者了解到，银行会基于支付业务的行业属性、场景类别等，收取不同的通道费用，平均而言通道费率在2‰左右。但备付金全额上缴后，对于支付公司来说，不仅仅是损失了息差（像一些大中型支付机构，一年的交易规模都在7万亿~10万亿，这些交易在原先支付机构自身的备付金存管银行账户里会形成息差），而是不能再利用沉淀结算存款，去压降调用银行支付接口产生的通道费用。去年末某第三方支付巨头和某股份行的“提费甩锅罗生门”之所以耐人寻味，就是因为暴露了很多业界长期存在的收费节点和成本转嫁潜规则。“我们跟银行的合作很多，比如账户渠道、验证渠道、消费渠道、代扣渠道等。从银行的角度来讲，这些业务都是可以定价的，也都是中间收入重要的来源之一。以前支付公司会跟银行有存款上的合作，那么银行会对对这些比如代扣通道的成本不会特别看重，象征性收一点甚至能免就免。但是备付金存款一旦搬了家，银行马上就高调费率了，或者说，原来签订的‘优惠’协议就失效了。”上述支付机构高管告诉记者。记者从几名支付行业人士处得知，有些支付机构的渠道成本在备付金上收后，上升了10%~20%不等，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综上，一方面是对商户收取的费用降低，一方面是支付给银行的成本上升，两方面挤压下，支付空间主营盈利空间收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名支付行业人士会高呼，考研支付机构科技能力、以及转型能力的时期到了。扎堆出海谋变支付机构扎堆出海，是眼下不可忽视的一个趋势。在国内支付市场竞争激烈，业务费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各家支付机构纷纷瞄准了跨境支付这片万亿级蓝海。易观发布的《中国跨境支付市场数字化发展专题分析2018》指出，从2013年外管局开启跨境支付试点工作以来，行业日趋规范，市场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相关领域监管机构也在持续出台政策来推动跨境电商、留学、出境游等行业的发展。上述行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对于跨境支付服务的需求。记者了解到，目前拥有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资格的公司，大概有30家左右。其中，记者料到到，支付第一股汇付天下在2013年就获得可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的资格。其在进出口服务、与跨境机构及海关合作等业务上有所布局：对于出口电商商户，汇付天下通过对接跨境金融机构，如PingPong、Skyee或是跨境电商平台傲基、有棵树等，提供国内结汇和清算服务；同时，于2018年9月与全球支付巨头First Data（FDC）合作，First Data将陆续将其服务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国内的电商展业需求推送给汇付天下。另一方面，汇付天下引进境内外大型电商平台，为这些企业提供人民币收单、资金跨境、海关数据申报、国际物流对接服务和境外资金下发等服务。据记者了解，该司2017年其跨境支付业务的交易规模较前一年就增长了16倍；2018年前4个月的交易规模已超过上年全年规模；2018年上半年，汇付天下实现了交易量较上年同期暴增10倍有余。还有一些中小型机构如中金支付，该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做的跨境支付是人民币项下业务包括B2C跨境、B2B出口、跨境电商等，19年会布局B2B进口业务，会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外资机构撤销在华支付牌照的背后日前，首家申请在华支付牌照的外资机构英国支付公司WorldFirst正式公告称，已撤回在央行上海总部公示的支付业务许可申请。有传闻称该公司可能正被蚂蚁金服收购，但记者未能得到两家公司的官方证实。“其实如果Wordfirst入华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外资支付机构入场抢食，尤其是在中国的B2B支付市场，各家仍处在跑马圈地、快速夺取市场份额的阶段，市场竞争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在C端，两大支付巨头让外资机构应该没机会了。”北京一家中型支付机构负责人表示。事实上，近年来官方已经多次强调将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201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7号》发布，则更是被业界视为外资机构入华提供了窗口。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境内外的“蛋糕”差别太大。与国内相比，国外的收单费率大约在2%~3%；而国内费率站愈演愈烈，只有0.6%左右，甚至还要铺贴商户铺市场。如此低的收单费率，外资支付机构未必能够接受。但近年来，境外费率也有追随国内脚步的趋势。“费率的话，肯定是跨境市场是要比国内业务高一些，但是也有持续下降的趋势，至少比前几年降了很多。”上述负责人表示。记者了解到，费率有所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都在大幅度压缩跨境支付业务成本，扩大跨境业务利润空间；第二，随着跨境支付行业的不断发展，费率逐步透明化，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目光聚焦在费率可降低空间的操作可行性上；第三，恶意竞争，在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看来，费率越低，越能凸显平台的强劲业务竞争力。业内人士指出，外资支付机构如果想在国内更好的发展需要更多牌照和资源，并快速适应国内外市场差异。这一切，对于境外支付机构来说，都不是简单的牌照开放可以解决的。...

摘要：辉煌过后，进入21世纪的上海凤凰逐渐掉队，匆匆上马的电动车、轿车零部件项目反响平平，主营的自行车业务依旧江河日下。“腿别横梁，半踩半回”。当年，学骑二八大杠的追风少年们，如今已年近不惑，是否还记得这句“独门秘诀”？一场与ofo的官司，让生产二八大杠的上海凤凰闪现，人们惊奇这家百年老店“居然还活着”。凤凰确实活着，却在屡次折腾后，生不如死。01 国民“宠儿”“三转一响”，是上世纪70年代男方迎取姑娘必备的物件，在相亲市场上的地位，堪比今天在省城里的一套房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四大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行车，既实用又拉风。豪华版的“三转一响”中，自行车得是凤凰牌的。那时，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在街上溜达一圈，回头率比今天开着宝马车兜风还要高。80年代三大件：自行车、黑白电视和缝纫机武汉人张国栋在1977年结婚时，父母就专门为他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买自行车光有钱还不行，得有自行车票，我父亲为了搞到票，提前一年多跟单位领导申请，软磨硬泡才弄到手”。那时，城里的自行车票是分到单位的，张国栋父亲所在的国企，一年也只有几张票。张国栋至今还记得，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是152元。彼时，大米凭粮票是一毛钱一斤，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2元，即使是工薪家庭，对他家来说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也是实实在在的“大件”。张国栋回忆，“大件”到家后，全家都开心地不行，小心翼翼地给凤凰自行车做装饰：“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绕上几圈毛线缠起来。”国民视为“珍宝”的凤凰单车，其前身是清光绪二十三年诞生的同昌车行。1958年，同昌车行联合亚美钢圈厂等267家单位，组成了上海自行车三厂。一年后，”凤凰"商标的注册被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凤凰牌自行车就此诞生。街头手艺人骑用凤凰牌自行车凤凰自行车打诞生以来，就广受市场欢迎，是无可置疑的“一线大牌”。1980年，凤凰牌自行车首次进入欧洲市场，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轻工业品。凤凰牌自行车还被选为中国轻工产品的代表，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都曾将凤凰自行车作为国礼赠送给国外领导人。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凤凰牌自行车产量为354万辆，占到全国自行车产量的11%，产品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居全国自行车出口量之首，从业人员超过万人，一时风头无两。因业绩持续向好，1993年，凤凰自行车改组的上海凤凰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凤凰”），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最早上市的一批公司。上海凤凰上市的前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到“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上海凤凰无疑是邓小平口中的“好猫”，1992年，上海凤凰营业收入12.79亿元，?利润为1.01亿元。同年，上海市的GDP才1114.32亿元，上海凤凰一家的营业收入就占全市GDP的1.1%。那是上海凤凰最好的时代。02 联营“反目”凤凰一飞冲天的背后，联营公司功不可没。联营被认为是凤凰自行车的第一次“涅槃”。上世纪80年代，凤凰自行车的美誉度走向巅峰，但产量却一直提不上去，上海有限的生产基地，满足不了国内外旺盛的需求。1986年，国企身份的凤凰自行车发起一场全国“大联营”。联合江苏、浙江、广西、陕西和新疆等地的43个单位，联营组成“凤凰自行车(集团)公司”，各地的小厂房有生产能力，凤凰有名，二者一拍即合。凤凰自行车老员工宋辉告诉市界，“虽说是联营企业，但是关系比较松散，他们挂凤凰的牌子，凤凰收钱”。合营的方式跟“贴牌”相似，凤凰自行车会派管理技术人员到合营公司指导生产，同时收取“贴牌费”。联营之后，凤凰自行车的产能迎来大爆发，1989年已经达到620万辆，占当年国家自行车总产量的17%。增产的凤凰自行车，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更大范围地占领市场，知名度进一步提高的同时，还赚了不少“贴牌费”。“老凤凰”自行车看起来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涅槃”，背后却暗藏祸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暗流涌动，跟凤凰自行车联营的企业亦蠢蠢欲动，纷纷脱离凤凰，准备独自闯出一番天地。同年，受联营公司脱离的影响，凤凰自行车的产量较1989年大幅下降至483万辆，利润总额增长率从1991的9.3%下滑到1992年的1.9%。宋辉记得，“那些脱离凤凰的联营公司，继续打着凤凰的招牌在市场上售卖，假凤凰价格比较低，跟凤凰抢生意，厂里的领导为此很是头疼。”上市后的上海凤凰，开始收回品牌使用权，对以前的联营企业痛下狠手。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联营的企业在联营的几年里，逐渐壮大起来，既掌握了凤凰自行车的技术，又培养出一批生产凤凰自行车的熟练工人。市场经济大潮之下，独立后的联营企业采取低价策略，正面与上海凤凰竞争，上海凤凰被拖入低价竞争的泥潭，“假凤凰”横行也让凤凰的品牌有所减损。上海凤凰养虎为患的危机爆发后，环伺在它身边的上海永久、天津飞鸽趁势而上，进一步挤压上海凤凰的生存空间。彼时，自行车的市场已经趋近饱和。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时，全国城市每100户已经有188.6辆自行车，农村地区每100户拥有118.3辆自行车。全国有150多家自行车整车厂和700多家自行车零件生产商。自行车零件更为要命的是，1992年，全球自行车巨头台湾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昆山成立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提前抢占利润空间更高的中高端自行车市场。上海凤凰还在低价泥潭里混战时，捷安特已经把中高端自行车这条赛道堵死，上海凤凰进退维谷。03 地产“黑洞”辉煌过后，进入21世纪的上海凤凰逐渐掉队，匆匆上马的电动车、轿车零部件项目反响平平，主营的自行车业务依旧江河日下。国内汽车已成为主流出行方式，上海凤凰转战海外市场，其2003年至2005年的年报显示，海外营收分别为9.52亿元、14.06亿元以及10.56亿元，分别占同期总营收的64.69%、70.09%以及63.85%。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税率由30.6%上升到48.5%，让严重依赖出口的上海凤凰损失惨重。这一年，上海市正在进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国家不再“包养”，放任中小企业自己去谋求生路。逐渐“没落”的上海凤凰，是被放掉的那个，国资委决定将其无偿划拨给上海市金山区国资委。2005年底，上海凤凰的控股股东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将其所持的1.3亿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36.92%)无偿划拨给上海市金山区国资委。上海凤凰的新“主人”金山区，是上海市最偏远的一个区，与浙江省嘉兴市相邻。金山区国资委有意让凤凰转型成为那时最赚钱的房地产公司，2006年，上海凤凰更名为金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更改为“金山开发”，公司业务范围增加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商业开发等。2006年6月，资金紧张的金山开发斥资1亿元，跟上海石化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金山海洋风情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山商街”）。自行车业务则被边缘化，金山开发投资1000万元设立了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将主营业务自行车、电动车销售生产装入这家公司。金山商街主要负责开发建设"上海金山国际海洋风情商业走廊 “，对金山海洋风情街进行改造。该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亏损当中，2007-2009年合计亏损43万余元。2010年，金山开发从金山商街中退出，声称取得2600万元的投资收益。2008年，金山开发先后成立上海金康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金吉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和叶实业有限公司等一系列房地产公司，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领域进军。金融危机过后，房价迅速上涨，房地产公司蒙眼赚钱日进斗金。然而，上述金山开发旗下的三家主要房地产公司却是连年亏损，2008到2011年，这三家公司累计亏损897.26万元。转型热门的房地产，不但没能挽救上海凤凰，反而变成累赘。2015年11月，在地产行业混迹10年毫无建树的金山开发，通过并购华久辐条整合自行车产业链，重新回归单车行业，股票简称更回“上海凤凰”。房地产遗留的亏损“黑洞”，上海凤凰只能靠卖老本来“保壳”。04 共享梦碎ST边缘徘徊的上海凤凰，迎来共享单车的风口。2016年4月，以ofo、摩拜为首的共享单车蔚然成风，30多家共享单车集体诞生，资本光环的加持下，共享单车在各大城市“攻城掠地”，所用的“弹药”正是快淡出历史舞台的单车。街道上的共享单车一时间，大量共享单车订单涌入市场，单车工厂都不够用，已经倒闭的工厂，又重新开了起来，还在坚守的自行车厂，成了“香饽饽”，共享单车企业挤上门来下订单，求出货。面对来势汹汹的共享单车，上海凤凰起初并未理睬。上海凤凰总裁王朝阳曾表示“凤凰是老字号的传统制造业，对互联网思维和运营都不熟悉，融资能力也不是强项”，明确表示不会加入共享单车大战。2016年下半年，ofo、摩拜被资本越捧越高，王朝阳坐不住了。8月，王朝阳跟公司负责自行车生产和销售的人员开了两天两夜的“头脑风暴”，讨论如何“吃到”共享单车这块“大蛋糕”。鉴于共享单车运营厮杀激烈，王朝阳决定“曲线救国”，寻求共享单车巨头合作。随即，王朝阳对生产线下死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给我造五台车出来！”这五台正式上海凤凰秘密打造的升级版共享单车。王朝阳对媒体透露，他当时心里算盘着：“必须抢在共享单车企业找上门来之前，就做好充分准备，做出最适合共享的自行车。如果仅仅凭借制造能力，凤凰的优势并不明显，除非把一辆完美的车摆在他们面前。”2017年5月，王朝阳得偿所愿，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东峡大通”，ofo运营方）与凤凰自行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东峡大通将在未来一年时间内向凤凰自行车采购不少于500万辆单车。小黄车ofo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合作推出复古“公主车”据上海凤凰预计，在足额采购的情况下，凤凰自行车将获得4000万元收益，即每辆车获利8元。虽然单位利润微薄，但对行走在亏损边缘的上海凤凰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观的利润。上海凤凰2017年年报显示，自行车的生产与销售业务收入为11.42亿元，同比增长57.42%，全靠ofo的大笔订单。不过，风口来的快，去的也快。2018年5月，上海凤凰发布公告显示，凤凰自行车共向东峡大通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各类自行车产品186.16万辆，实际只完成了500万辆的37.23%。受此影响，2018年上半年，上海凤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只有1911.35万元，同比下降55.44%。完成的186.16万辆订单里，部分货款还没到位。2018年8月底，上海凤凰起诉东峡大通，曝出东峡大通拖欠凤凰自行车6815.11万元的货款。通过诉讼，上海凤凰追回2806.18万元，剩下的东峡大通答应分期付款。目前，10多万ofo用户正排队退押金，多家供应商将ofo告上法庭，ofo创始人戴威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剩下的4000万元何时能还上还是个未知数。上海凤凰跟ofo的这次合作，总共获利约1500万元，如今却搭进去4000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国民宠儿”又被坑了一回。（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张国栋、宋辉均为化名）...

　　今年1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检方对被告人周稷松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他被指控在去年11月20日驾车致人轻伤二级。　　周稷松开车撞伤的，是四川绵阳商人杜碧海。据传他们俩关系密切，杜碧海曾在周稷松的四川海高财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高财富）“投资”了1.1亿元人民币。周稷松以“四川海高财富创始人”身份在四川某高校演讲。本文图片 上游新闻 图　　杜碧海1月28日向上游新闻表示，自己在2018年先后将1.1亿人民币转账到周稷松个人账户“进行投资”，书面约定年收益15%（外加9%额外收益，实为年收益24%）。当年11月19日，他找周稷松协商归还其中到期的3000万理财资金，双方在协商告一段落后，自己在回酒店途中被周稷松开车撞伤住院。　　201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曾提醒，“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很危险，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　　对于社会上流传的“黑社会大哥”的指控，当事人杜碧海显得十分委屈。“现在扫黑都进行好几轮了，真有问题公安机关早就把我抓了。”　　上游新闻记者调查发现，海高财富在杜碧海的投资合约中，多项操作均涉嫌违反国家相关的金融管理规定。去年12月24日，海高财富公司股东严佳红接待杜碧海（左一）。　　3000万理财本金到期取不出来　　2018年11月20日凌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与天府一街路口发生了一起离奇撞人案，让杜碧海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躺了近两周。　　从2018年11月底到2019年1月末，上游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杜碧海了解案情，但杜碧海均予以拒绝。2019年1月28日，杜碧海同意和记者见面，地点选择在了周稷松曾经的办公楼——成都环球中心。　　杜碧海对上游新闻表示，自己和家人在周稷松99%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海高财富先后投资了近1.1亿元人民币。海高财富承诺，杜碧海和家人共计1.1亿的投资款项预期回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对外公开承诺的15%红利，另外一部分为周稷松承诺的9%额外收益，两部分共有24%的预期收益。　　杜碧海解释，自己从商多年，之前从事的相关投资的确可以达到20%以上的回报率。所以周稷松向自己承诺24%的投资回报率，经过考虑后，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加上早前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才进行了大额投资。　　2018年10月15日，杜碧海名下一笔3000万款项到期，于是到海高财富索要收益以及本金。杜碧海说，周稷松当时告诉自己，这笔3000万资金可能需要延期支付，“当时还没有和周稷松撕破脸，他提出延期我也就同意了。”　　杜碧海和海高财富方面均证实，海高财富方面在2018年10月15日当天支付给了杜碧海这笔3000万元的投资收益337.5万元，以及延期30天的收益60万元。上游新闻记者测算，9个月的理财年化收益率为15%，延期30天的年化收益为24%。　　杜碧海说，2018年11月15日，他再次来到海高财富位于成都环球中心的办公场所，要求周稷松兑现已经延期一个月的3000万投资款本金。周稷松表示目前仍然无法给付款项，但愿意抵押自己的股票给杜碧海作为抵押，杜碧海“因为处于合作关系”同意了这一要求。周稷松随即将股票账户的密码以及U盾、身份证等抵押给了杜碧海。　　11月19日，杜碧海发现自己掌握的周稷松的股票账户更改了密码，无法登录，他随即来到海高财富在成都环球中心17楼的办公室。杜碧海说，直到当天晚上7点，周稷松才来到办公室，双方开始协商还款事宜。周稷松仍然表示无法偿还款项，但愿意以抵押其他财物的方式偿还，随后他们就还款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　　11月20日凌晨2点，杜碧海、周稷松达成了初步的偿还协议，共同乘车离开了环球中心。去年11月20日凌晨，周稷松故意伤害案发生在成都天府大道天府一街路口。　　成都街头发生“离奇”车祸　　成都高新区检察院经审查查明，2018年11月19日，杜碧海等人前往被周稷松位于成都环球中心的公司，要求周稷松归还相关款项。双方协商未果，发生争吵。11月20日凌晨3时许，周稷松、杜碧海决定离开。周稷松的驾驶员艾某驾车，搭载周稷松、杜碧海、周稷松秘书刘某三人离开环球中心。当车辆行驶至天府大道与天府一街路口时，周稷松提出自己驾驶并下车，同车人员下车劝阻。周稷松不顾劝阻，强行驾车前行，将秘书刘某刮倒在地。周稷松随即调转车头，撞向杜碧海，致杜碧海肋骨骨折，头顶部头皮裂伤和肢体擦伤、挫伤。周稷松驾车离开现场后，杜碧海随即报警，周稷松在20日当天6点接到警方电话通知到案。　　对于周稷松突然发飙开车撞人的原因，有关方面均语焉不详。海高财富事后在网络上发布材料称，双方协商期间，杜碧海威胁、侮辱了周稷松。但杜碧海对上游新闻称，他也遭到了周稷松方面的人身威胁。杜碧海提供的协议显示，海高财富承诺15%的保本收益。　　怀疑钱款被转到境外投资　　上游新闻记者从杜碧海提供的转账记录、合同文件中发现，杜碧海在2018年1月16日向周稷松的个人账户分三笔转账3000万；2018年5月7日，以杜碧海、杜碧海妻子、杜碧海女儿的账户向周稷松分别转账4000万、3000万和1000万，合计金额为1.1亿元。这些款项都是直接进入了周稷松设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个人账户，其中一笔转账的备注信息显示为“个人转款（借款）”。　　在2018年11月20日撞人事件发生后，海高财富在网络上发布新闻稿，引用海高财富员工的说法称，这3000万元是“杜先生借款给周的，利息已经提前给付至2018年11月15日。”　　但杜碧海向上游新闻提供了他和海高财富方面在2018年1月16日签订的一笔3000万元的投资协议——海高财富作为受托方，接受杜碧海的委托开设并帮助托管“年富利5号二期第三方理财货币型（基金）”，授权期限到2018年10月15日为止。这份协议特别约定，“任何情况下甲乙双方不得对本协议及账户情况进行泄密”。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杜碧海和海高财富的这份投资协议，是通常理解的“保本协议”，其中第六条规定：“如甲方（杜碧海）上述第三方理财货币型（基金）账户在授权托管期内发生亏损，由乙方（海高财富）承担该账户亏损额的全部责任”。　　这份近年来少见的高息保本投资协议，投资项目又是哪些呢？在这份协议的“授权托管权限”中列明，“乙方（海高财富）有权自由选择基金管理人进行货币基金投资理财”，货币基金成了周稷松承诺的至少15%收益的来源。　　投资协议第5页“代购汇及汇款授权委托书”中，杜碧海正式授权委托周稷松个人购汇人民币3000万并汇款，汇款对象则没有列明。协议的风险提示章节也披露，合同约定投资的“第三方理财货币型基金”结算货币为美元登记外币。　　杜碧海称，周稷松曾向他透露，他的1.1亿投资款都用去购买了一款在美国的货币型基金。所以他现在怀疑，自己的钱已经被周稷松转移到了境外。周稷松在演讲。　　“中国知名独立经济学家”　　周稷松的公众形象良好。上游新闻了解到，周稷松出生于1972年6月，老家是湖北省赤壁市，1992年大学毕业，毕业后就在银行系统工作；1999年来到成都，2005年创建海高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周稷松担任四川海高财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控股99%，公司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海高财富官网资料显示，周稷松为“知名独立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第一位进入CMC集团的华人高级经理人。2006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优秀的职业经济评论员。”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周稷松曾多次以海高财富董事长的身份，前往成都某高校进行经济方面的讲座，赞助该校的运动会，出席纺织专业论坛等公开活动。2018年8月26日，周稷松还以“中国知名独立经济学家”的身份，同众多财经界权威人士一道，参加了在成都某财经大学举行的2018年中国产业与金融专题论坛并发表演讲。　　公开资料显示，周稷松作为自然人，目前持有某环保类公司价值约1.04亿的股票，在同海高财富有密切联系的合法私募基金公司——成都海志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96万股某*ST股票，市值约670万元。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信息，周稷松因故意伤害案被成都高新检方批捕后，成都高新区法院、双流区法院应相关当事人要求，对周稷松以及海高财富名下2422万元的财产和位于成都知名高档楼盘蔚蓝卡地亚的一套房屋进行诉前财产保全。　　一位律师对上游新闻记者介绍，他的当事人 因为和周稷松之间存在300万元的借款关系，因为周稷松逾期没有归还，在听闻其因故意伤害而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他们才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1月28日，海高财富已休假，公司两名工作人员值班。　　海高财富目前运营正常　　上游新闻记者发现，海高财富公司网站除今年1月30日发布休假公告外，新闻栏目中最新一条信息发布于2018年8月27日。上游新闻记者曾于2018年12月18日前往海高财富在成都环球中心的注册地址，发现这里已经是大门紧闭。　　2019年1月29日，上游新闻记者前往海高财富在成都川信大厦23楼的另一处办公地址。当天只有前台两名值班人员，对方在登记了记者相关信息后表示，目前她们不接受关于公司营运方面的任何采访，周稷松牵涉的刑事案件公司并不知情，随后要求记者离开。　　上游新闻记者于1月底，分别向周稷松参股的海高财富、成都海高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投海高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海高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工商联系人拨打电话，试图了解周稷松涉及刑事案件对公司营运的影响，但上述4家公司均否认自己和周稷松以及海高财富有关，或表示对相关情况不了解。　　杜碧海向上游新闻透露，2018年12月24日，在海高财富占股0.5%的严佳红曾对他说，现在自己在海高财富内部没有做主的权力，“周总没有给我一分钱的权力。”严佳红表示，周稷松并不信任自己，没有让她参与海高财富的任何事情，只是让她负责接待客户，将客户的意见进行书面汇总，然后再转交给周稷松作决定。　　客户：“周稷松是个好人”　　上游新闻记者致电海高财富后，数十名自称是海高财富客户的投资者拨通了记者的采访电话。除个别来电人让记者“不要管闲事”、“不要当杜碧海的拖儿以外”，也有投资者向记者介绍了他们在海高财富的投资情况和对周稷松的印象。　　客户张女士说，自己2008年就开始在海高财富进行投资，“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投资回报都已经按期给付了。”另外一位客户袁女士也说，自己在朋友介绍下，2007年左右便在海高财富做投资。当时周稷松通过讲座形式，向客户介绍相关金融知识，逐渐让她对财经知识有了了解，“十年以来几乎每周都有讲座，我不从金钱上衡量周稷松，如果钱不能回来了，就当这十多年来的讲座学费了。”　　张女士和袁女士均表示，经过近十年来的接触，他们对于周稷松是十分信任的。不仅是因为这十多年来周稷松每年都会将受益转账到个人账户，而且周稷松十多年来的金融知识普及也让他们受益匪浅，“不论什么情况都愿意等周稷松出来，愿意等海高财富东山再起。”　　对于海高财富承诺给他们的收益率以及投资额、海高财富总投资人数及投资金额等关键信息，张女士和袁女士均表示不方便透露，或认为是海高财富的“秘密”。两位投资者均表示，海高财富给他们的投资收益，“肯定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的。”　　当事人杜碧海否认涉黑　　据了解，2018年12月24日，大量海高财富的客户聚集在川信大厦办公地点。因为一位投资者宣称要跳楼，当地派出所接警后也赶来处理。　　四川当地媒体拍摄的视频资料中，一位身穿蓝色大衣的女性投资者表示，自己2018年把卖房子的200万元从银行取出来投进海高财富。“当时约定利率是3个月年利率6%，半年7%，一年8%，随存随取。”　　去年11月19日，蓝衣大姐提出用款需求，对方表示需要等周稷松签字才能取出，但第二天她到海高财富时，工作人员告诉她，周总被公安机关控制，她的200万本金及收益，无法转出。　　上游新闻记者在与海高财富投资者的沟通中，对方反复强调海高财富是合法的理财公司。袁女士称：“海高公司的讲座只在成都川信大厦讲，没有在全国进行，不然的话就是非法集资了，周稷松很注意这些诚信。”投资者们表示，他们目前只有一个要求：杜碧海出具对周稷松的谅解书，让其尽快回到海高主持公司运作。他们认为，杜碧海是一名“黑社会大哥”，不愿意对周稷松出具谅解书，目的就是为了“吃掉海高公司、吃掉周稷松的财产”。　　对于这样的指控，杜碧海显得十分委屈。他对上游新闻记者解释，自己早年曾因公共事务得罪过绵阳当地的一些人，所以社会上流传了他涉黑的说法。“现在扫黑都进行好几轮了，真有问题公安机关早就把我抓了。”　　对于“想吃掉海高公司”的指控，杜碧海说，他自己名下公司都是实业公司，账目下都有土地和资产，“我不会看得起这种空壳公司。”周稷松代杜碧海购汇并汇款3000万，有严重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嫌疑。　　理财协议涉嫌多处违法　　金融专业人士郑峥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杜碧海目前提供的3000万投资协议存在多处疑似违法的地方。按照相关规定，无论什么情况，自然人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投资理财的资金，都不可能也禁止直接转入其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　　郑峥分析，杜碧海签署了同意周稷松将3000万元人民币换成外汇并汇款进行理财，这一行为就涉嫌严重违反我国的外汇管理规定。杜碧海和周稷松签署的协议显示，将至少1.1亿人民币资金转移到境外进行投资所谓“年富利5号二期第三方理财货币型（基金）”。我国法律严禁以个人名义购汇进行境外投资。如果杜碧海的1.1亿元购买了境外理财产品，周稷松只能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向境外汇款。根据最新司法解释，周稷松的行为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　　昨日（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资金跨国（境）兑付是一种典型的变相买卖外汇行为，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将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经营数额达到二千五百万以上的，司法机关将按“情节特别严重”进行处罚。　　其次，郑峥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全世界的货币型基金都是“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标的，一般来说是用来中和投资风险的项目，普通民众熟悉的“余额宝”实质就是货币基金，无法想象其收益率会达到15%的天文数字，这其中是否构成另外的欺骗也值得关注。　　根据杜碧海的说法，他和周稷松约定的收益率为24%。但即使只按照书面约定的15%收益率来说，这对近年来的国内正规银行的私人理财也是天文数字。郑峥透露，目前市场上保本理财较少且资金要求较高，“千万元级别的资金收益率也只有8%左右，15%想都不敢想”。　　一名不愿具名的金融方向专业律师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海高财富的相关产品，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其在金融管理部门有备案，而且通过宣讲会形式进行公开宣传，还承诺相关资金“保本付息”，面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有违法犯罪的嫌疑。　　2018年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在上海“2018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很危险，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

春节临近，A股却是“雷声阵阵”，上市公司接二连三地发布巨亏的业绩预告。截止1月31日，A股共有101家企业净利润亏损超过10亿（以预告净利润下限为准），21家商誉超过净资产（截止到2018三季度），10家商誉超过总市值。“商誉减值”成为巨亏的关键词。上市公司在这个时间点集中发布业绩预亏的公告是有原因的。根据规定，沪深主板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出现净利润为负值、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在50%以上、扭亏为盈等三种情况之一的，应当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进行业绩预告。或许因此，1月的最后几天，被形容为“天雷滚滚”。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巨亏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比如雏鹰农牧（002477）2018年净利润预亏约为29亿至33亿元，公告中在巨亏的原因中提到“由于资金紧张，饲料供应不及时，公司生猪养殖死亡率高于预期，致使生猪养殖成本及管理费用高于预期”。这一“没钱买猪饲料让猪都饿死了”的理由，如同此前獐子岛（002069）在业绩变脸时归因于“扇贝跑了”一样，引发强烈关注。关注的不止网民，雏鹰农牧前脚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后脚就收到中小板关注函。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在关注函中，除了要求说明公司销售生猪单价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等，还问及此次上市公司业绩爆雷的一个关键词——商誉减值。此外，关注函还直接提问雏鹰农牧，是否存在进行业绩“洗大澡”的情形。商誉减值和业绩巨亏有什么关系？在旧会计准则中，商誉一直采用直线摊销法，直到2007年1月1日，开始实行新会计准则，要求商誉采用减值测试法，这一会计准则，也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趋同。下图是中信证券研究部制作的主流国家商誉处理对比图。什么是商誉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简单说，就是指在资产重组过程中，收购资产所支付的价格，与标的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1世纪之后，现行的商誉挂账不摊销，每年做商誉减值测试的模式逐渐开始采用，这种模式也不无道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会计学教授丁远就告诉网易号外，上市公司收购一家公司后，如果后者业务一切正常，收购时支付的溢价一直都在，那为什么要把溢价摊掉呢？“这其实就是承认了将商誉作为资产。理论上来讲，只要被收购的企业在持续性经营，业务一切正常，那么商誉就一直在。”他解释说，商誉每年要做减值测试，这是对原来做的并购是否成功的一个检验。“如果把商誉挂在账上，然后按照直线法去摊销的话，并购做得好不好可能就没人过问。”那商誉减值又是怎么和公司巨亏扯上关系的？先来看一组数据。2014年并购政策放宽叠加市场牛市，A 股市场迎来并购高峰。根据新时代证券孙金钜团队的研报，商誉规模从2014年的0.33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17年的1.30 万亿元，年复合增速达到57.43%。2018 年前三季度 A 股商誉规模达到1.45万亿，占总体净资产的比例为3.7%。而并购后的3到4 年(特别是过了业绩承诺期后)就易出现商誉减值高峰。2017 年年报时已经大规模爆发商誉减值风险，减值规模达到 366.10 亿，同比增长 220.43%。国泰君安刘易团队的研报也表示，中小板和创业板许多公司在2013 年到 2015 年参与了投资与并购，资产负债表中计提了较大商誉，未来几年一旦被投资或收购公司经营业绩不达预期，商誉减值对净利润下调的预期影响比较大。他们指出“商誉巨大主要是由于投资或者并购未上市公司估值过高，商誉减值的本质是估值过高投资下被投资标的业绩不达预期带来的投资损失。”这也是此次A股上市公司在做了商誉减值后频频爆雷，业绩亏损，甚至巨亏的原因之一。为何此时爆雷？事实上，市场早已注意到了商誉的问题。在2018年11月底，12月初，就有多家证券公司发布研报，分析商誉减值的问题。这批研报的由头，正是证监会在11月16日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这或许也是监管部门注意到了这一波商誉减值的苗头。这份会计监管风险提示，强化了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其中的要点包括：要求商誉减值测试的时间点不只是在出现减值迹象后，而须在每年年终进行；不能以并购对象的整体股权作为减值测试对象，须将商誉分摊至资产组(组合)后分别进行减值测试；以及商誉减值的信息披露不只是在年报和半年报，季报中也要披露等等。对此，上述国泰君安的研报就表示，本次风险监管提示降低了商誉减值测试的灵活性，叠加2018年第三季度净利润下滑，2018年商誉减值损失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可能超市场预期。为何是这个时间点呢？除了上文提及的2014年、2015年的并购潮来到业绩承诺到期高峰这一原因，丁远还分析了其他几个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这一波商誉减值以及由之带来的风险“一点都不奇怪”。第一是因为当初上市公司收购时带着一种未来标的资产价值会快速上涨的想法，在对标的资产估值的时候就非常乐观。再加上收购本身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如果价格便宜，交易对方也不会把资产卖给上市公司。所以在收购的时候，本身就容易把收购价格炒高。而近年经济下滑造成这些上市公司实际产生利润和现金流的能力也大大萎缩了。如此一来，原先在收购时，对交易标的所做的估值和预测的玫瑰色的业绩也就做不到了，这就容易“出事”。第二是因为很多大型收购都发生在2014年、2015年，彼时中国股市相对较好，上市公司自身的市值也比较高。而在收购的过程中，给交易标的估值时，往往也会考虑收购方，也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但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股市低迷，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市值到了低位，市盈率也降低了。“这样一来，作为收购方的上市公司的市值都很低了，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反而上市公司收购的，跟其业务相同的标的资产的估值会那么高。两者是相对的。”商誉减值测试和商誉摊销的区别上文提到，现行的会计准则下，商誉挂账不摊销，每年做商誉减值测试。但近期的一则消息，触动了不少上市公司的神经。1月4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官网披露的《企业会计准则动态( 2018年第9期)》提到，大部分咨询委员同意随着企业合并利益的消耗将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这一商誉的后续会计处理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光大证券固收团队近期的一份研报中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简单来说，摊销法下对企业净利润的冲击是连续、可预见的。减值法下对企业的净利润冲击是不连续的，难以预测的。而近期所谓的业绩“洗大澡”，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上市公司因当初收购的资产无法实现业绩承诺，进而将商誉减值一次性集中计提，从而使得业绩波动幅度较大，甚至出现巨亏。光大证券的研报指出，减值测试和商誉摊销两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资产性质、考虑因素、会计科目以及计算方法这四个方面。报告指出，在会计科目上，摊销的金额计入管理费用，公司营业利润减少，从而影响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减少；而减值在利润表中体现为资产减值损失，在资产负债表中非流动资产项目下商誉以净额列示。在计算方法上，摊销是确定商誉的使用寿命和消耗方式，定期对余额进行摊销处理，逐渐削减；而减值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净值，计提减值损失，可以一次性计提完毕。弄清楚两者计算方式的不同，也就能理解为何近期有多家上市公司疑似业绩“洗大澡”的行为。有说法甚至提出，一次性计提商誉减值亏个够，有助于上市公司来年轻装上阵创造更好业绩。丁远则以“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这个概念来解读“集体财务大洗澡”的现象。他解释说，产品有生命周期，上市公司也有生命周期。第一期是“洗澡期”，第二期是“静默期”，上市公司业务正常反弹，第三期是“冲回期”，上市公司开始做资产重估，第四期是“费用资本化期”，再往后公司又发展得不好了，就再次进入“洗澡期”。在他看来，就会计而言，“往左说也对，往右说也对。但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只要信息披露透明，上市公司没有违规行为，那么投资者都是成人，就应该对自己当时按照估值去买股票的行为负责。”会计准则背后的利益诱惑在丁远看来，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商誉减值、业绩“洗澡”中的各种问题也不是只有A股才要面对。“最早是美国公司干这个事（业绩‘洗澡’），后来欧洲公司也干，现在成了亚洲、中国公司也这样干。”他举了AOL（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的案例。该案例中，品牌价值的严重高估，产生了巨大的商誉负担。2002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对商誉进行减值测算，分别在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计提了542亿美元和447亿美元的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高达989亿美元，使2002年的亏损总额达到创纪录的986.96亿美元。事实上，在A股市场，传媒行业商誉账面价值及减值金额也位于前列，表观商誉减值风险较大。2018 年前三季度，传媒、医药、计算机等行业的商誉规模分别达到1875.19 亿元、 1515.79 亿元、1133.43 亿元，位列前三。丁远分析说，当一个公司没有一个长期的股东来控制和经营时，很多时候大家就愿意来玩“洗澡”的这个游戏。“因为这些通过做短期并购把股价炒作上去的公司，可能一部分也都是一些操盘手在经营运作的。这些公司可能也没有核心的主营业务，而是一边看什么板块热、什么话题热就去并购什么企业，用概念把市值炒作上去；另一边通过质押股票来套现。甚至把质押的股票扔给证券公司或者银行自己就跑路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丁远看来，商誉减值测试的模式也是在利益驱动下，博弈出来的结果。“商誉会计准则的变化，推动者都是中介机构，比如投行、会计师等。这些人希望能多做并购业务。因为并购业务做的越多，并购的价格越高，他们赚的钱自然也越多，收费都是按照百分比来提成的。”他进一步解释说，为了多做业务，中介方就需要从会计政策上让企业的高管们觉得“舒服”，比如不用高管们马上对并购支付的高溢价承担责任，那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再在资产负债表上进行商誉摊销。“这样一来，高管们花大价钱收购的压力就小了，动力就大了。”他还提及，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会计准则从商誉摊销变成商誉减值测试以后，又一个现象就是，审计师的审计费用上涨了。“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商业摊销是很容易做的，就是做减法，审计也比较简单；商誉减值测试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这需要每年把收购的资产分成几个业务单元，每个业务单元做一个未来现金流的预测，再做净现值折算法，然后还要讨论未来的市场增长情况、盈利水平的变化等等，各种参数都要考虑进去。复杂程度上升，审计师要花更多时间，就要多收钱。”“爆雷”之后怎么办？正如上文所述，根据规定，沪深主板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出现净利润为负值、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在50%以上、扭亏为盈等三种情况之一的，应当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进行业绩预告。1月份已经过去，但并非“雷”已经结束。“爆雷”的上市公司，还面临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庞大集团（601258）在1月31日发布业绩预亏60亿-65亿的公告后跌停，其1月31日收盘于1.26元/股，巨亏的原因包括计提商誉等资产减值准备，上交所也已经发出问询函。截止发稿，庞大集团的股价已经跌至1.17元/股，跌幅超过7%。根据有关规定,如果股价在连续20个交易日里，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1元）；以及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等情况下，就会触发退市。这批巨亏爆雷的企业，能否稳住股价，或者2019年能否扭亏为盈保住上市资格，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在丁远看来，触发退市条件，应该退市的公司就应该让其退市，“总是好公司多，有几千家上市公司呢，退市几百家也很正常。美国、香港每年有很多退市的公司。”...

“缺钱”几乎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为乎多与少。比如1月29日，景瑞控股（01862）发布公告，发行2020年到期的1.5亿美元，利息率为13%的优先票据。据智通财经APP观察到，这一年半期的13%的票面利率非常高，内地债券/票据基本找不出这样的票息率水平，这可以和近几年来一直频繁爆雷的P2P高收益相比拟。实际上，在资本市场，不管是A股还是港股投资者，谈论最多的是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一直被冷落，主要是股票投资门槛低，而债券具有较高的投资门槛。下面，我们不妨就景瑞控股的“缺钱”来探讨下内地及香港的债券市场差异。两地债市规模差异智通财经APP了解到，内地的债市主要在银行间，2018年，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43.6万亿元，期中银行间债市占比达86.7%，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 86.4万亿元，相当于期内沪深两大交易所股票合计市值的2倍。从交易规模看，内地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 156.7 万亿元，同比增长44.6%，其中有96%的份额在银行间进行，比沪深股票交易规模多出超一半。内地存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债券，但规模占比不大，2018年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 5.9万亿元，主要是国债及地方债，当然企业也发行可转债之类的上市交易，这几年也很火，但份额占比很小。在内地债券发行构成中，企业债和公司债占比非常小，以下为构成图：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内地的债市交易规模巨大，源于政策因素，银行间债市发行规模大部分是同业存单以及政府债券，这也是作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以及政策释放的必要工具。不过银行间债市也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场所，2018 年，银行间债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共计20763家，其中境内非法人类产品共计占比达八成，境外机构投资者1186 家。香港的债市，和内地一样存在场外交易和交易所交易，场外交易在银行及券商做市流通，不过并不像内地成规模的银行间债市，而交易所上市交易，针对的投资者有公众和专业投资者，公众可认购的一般都是信用较高的政府债，而港股大部分公司发行的票据利率都较高，风险高，基本针对的是专业投资者，上市后交易也十分清淡。智通财经APP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截至2018年12月，香港由中央结算系统托管的未偿还的债务工具期末总额为7879.13亿港元，平均每日成交额30.51亿港元，从过往月份看，平均每日成交额在30-50亿港元之间，这数据相对于内地债市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图片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而香港股票市场2018年的市值在30万亿港元左右，平均每日成交金额1074亿港元，在结算系统托管的未偿付债务余额以及每日成交额占比股票市场相对应的指标不足三分之一，可见，债务投资在香港热度较低。香港债市票息率远高于内地上文主要是阐述内地债市和香港债市的市场差异，其实在具体操作中，比如票面利息率及信用评级上差异也是挺大的。在内地债市中，银行间债市主要是政策工具的场所，因此利息率都很低，普遍在8%以下，且国家关于债券利率的规定，企业债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的40%，而上市债中，公司可转债由于附带转股权利，票面利率就更低了。智通财经APP通过中债信息官网了解到，该官网提供债券资料查询功能，包括政府债、机构债、金融债、企业信用债、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国际债。政府债的票面利率基本在3%水平，机构债在4%的水平，金融债集中在3-5%水平，企业信用债中，中央企业利率较低，在4%的水平，地方企业债利率较高，集中在6-8%的水平，上述发行大部分为中长期债券。根据国内四大评级机构之一的中诚信官网数据，评级基本为AA以上的投资评级，在超短期，短期以及中期票据上，票面利率集中在3-6%之间。图片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非投资评级搜索）而香港债市不管是场外的，还是上市的，票面利率都比内地的高。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官网，按投资评级搜索，很多票息率在6%以上，高的达到7.5%，按非投资评级搜索，票息基本也都很高，较高的为8.5%。在港交所官网，根据上市债务证券的搜索项，其中以投资者类别，分别专业投资者和公众人士，利率搜索选项区间上限高达13%。智通财经APP观察到，6%票息率以上的搜不出公众人士可认购的票据，而专业投资者则在任何的利率区间都可以搜得到可认购的票据。以投资者类别为公众人士的搜索，最高利率为5.2%的方兴光耀发行的票据，大部分是3-4%区间的国债，按利率10%以上搜索，大部分发行主体是以房地产企业为主，票面利率非常高，有的甚至达到13.5%，比如茂业国际控股发行的2020年到期的票据。以下为智通财经APP抽样整理的按公众人士以及按10%利率以上的搜索出来的标的：香港市场高度透明，企业想获得融资便利，就要以更高的利率融资，但债券的票息率很高，很容易出现债务危机问题，比如近段时间出问题的佳源国际（02768）以及汇源果汁（01886）债务事件。而香港的高利率的债券，被投资者称之为垃圾债，信用评级在非投资级别，Ba/BB评级以下，这类债券仅允许专业的投资者投资。“学习中”的内地信用评级机构香港的债券评级和国际比较接轨，主要评级机构是穆迪和标普，这两家评级机构都有15个小级别信用评级，两个大类级别，分别是投资等级和非投资等级，以下为交易所官网上的资料：图片来源：香港交易所官网非投资等级意味着存在违约的概率很大，当是D（穆迪为C）级别时，基本可以看做违约票了，在急缺钱的情况下，发行主体会愿意以较高的票面利率融资。比如新鸿基投资服务发行的票息率8.5%，2059年到期的票据，标普评级为BB，也就是非投资等级债券。而内地的债券评级机构主要有三大公司掌控，分别是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以及大公国际，这三家占据了国内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但上述三大评级机构基本借鉴标普的评级技术，因此标注信用级别和标准基本是一样的。不过未来国内信用评级的格局可能会被打破。在1月28日，标普在北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被予以备案，同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接受标普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的注册。标普的引入可能对国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将造成较大影响。高票息率或将持续存在总结而言，内地债市可以看做是政策市场，参与者主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货币政策需求，投资功能小，而香港债市则是“真正的”融资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具备较高风险投资的功能。引入标普后，内地债市的信用评级将会趋向于国际，市场将趋向于香港债市而作为主要的投融资工具，而不是政策工具。而香港债市，未来几年的发展并不乐观，主要是融资成本可能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由于经济不景气，投资者投资谨慎，而企业为了获得资金就得提高融资成本，特别是一些重资产，需要大量的资金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尤其常见。以小见大，以下为智通财经APP抽样整理的几只房地产参与者的历年发行票据情况：房地产企业不同时期资金紧缺程度不同，愿意付出的融资成本不同，从抽样的整体数据看，2019年的票息率比过去五年要高，比如景瑞控股，2019年一年半期的票据就13%的票息率了，而2014年发行的5年期为13.625%。其实不仅在房地产，在其他重资产行业，比如光伏行业，兴业太阳能在18年10月份建议发行的3年期，12%的票息率票据（可转债）也高于往年。值得一提的是，兴业太阳能曾在2018年10月份被曝债务违约，于10月12日暴跌达14%，便采取停牌措施，无奈该公司于10月11日建议发行的2.3亿港元的3年期限，年息12%的可转债在2019年1月10日公布夭折。2019年1月23日，该公司复牌，当日暴跌达48.6%。2019年，香港债市可能还会持续有较多的企业发行高票息率的票据，不过香港债市债务爆雷现象常有发生，投资者面对高票息率的企业时仍需谨慎考量。...

埋葬的最后一丝信任“又提不出来钱，易到接二连三地爆雷，我身边已经没有人愿意再跑易到了。”面对近日易到打车官方宣称车主提现预计延后到2月22日的消息，易到专车司机王师傅向锌刻度吐槽道，“我也是顺路看见你这一单，不然你用易到打车等一天都没有人接单。”2019年1月25日，易到打车官方发布了“关于车主延期提现的说明”，车主提现再次出现困难。在声明中，易到宣称其母公司韬蕴资本已于2018年10月启动向乐视及贾跃亭追索欠款程序，目前已通过美国加州及BVI法院，查封冻结了贾跃亭所持的法拉第未来公司（FF）、房产等资产，并称在近期将对FF股权进行拍卖。由于欠款尚未追回，受此影响，车主正常提现出现困难。“易到提不出来钱在2017年就出现过了，那个时候正是前任东家乐视接手易道的末期。”王师傅向锌刻度透露，这次从易到官方说明来看，只有拍卖FF股份之后才能实现提现，不过到2月22日官方承诺的提现日期估计也难。在王师傅看来，接二连三的无法提现已导致司机对易到不再有信心。车主接到延期提现通知从2017年乐视时代就开始跑易到的王师傅，此前也经历过提现难的困境，“当时闹得风风雨雨的易到没钱，传闻平台要倒闭，那时我一点都不担心，最后还是提到了钱。”王师傅告诉锌刻度，“但从那以后，曾经跑易到的司机很多都转向了其他平台，现在易到司机越来越少。”用户与易到客服交流界面司机减少意味着易到用户的等候时间越来越长，用户体验则越来越差。1月29日锌刻度早上8点在易到平台上叫车，但三个小时后依旧没有司机接单。值得一提的是，锌刻度将无人接单的情况向易到客服反馈，并称希望能将账户里的余额提现，但客服称提现需要30个工作日，当场承诺立即赠送锌刻度易到打车的折扣券，并表示希望锌刻度能够继续尝试使用易到打车平台。“现在易达车型已经叫不到车了，只有易到专车（豪华车型）偶尔有司机接单。”李焕在易到充多少送多少时期，在自己的账户上充值了500元，总计1000元依旧没有用完，“易到要等半天才能叫到，其他平台基本上都是秒接，谁愿意在寒风中等接单等半天。”李焕告诉锌刻度，易达车型从公司到小区只需20元左右，但易到专车在没有优惠券的情况下需要50元，“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现在易达车型等一天都不会有司机接单。”李焕表示，在用光账户里的余额之后就会卸载易到打车平台。锌刻度通过极光数据发现，截至2018年5月易到月均DAU（日活跃用户数量）人数仅为11万人，同一时期的滴滴出行月均DAU（日活跃用户数量）人数高达1504万人。同样专攻专车用户的神州租车月活跃用户高达31.2万人，是易到的3倍。王师傅向锌刻度透露，尽管易达单子的佣金少一些，但却没有起步费，再加上车损，最终赚的还是很少，当初跑易达车型的司机几乎全都去其他平台了。用户人数以及佣金的减少并不是司机离开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频繁的无法提现让每一位易到司机心中都没有了安全感。提现难却无处诉求“我账户里有一万元无法提现。”韦师傅告诉锌刻度，“现在我们易到的司机群基本上都没有人了，这次延后提款，官方说法是到2月22日能体现，我不相信官方的说法。”韦师傅从去年9月开始跑易到，“本以为易到的乘客素质高，专车赚得多，但我一进来就遇到提现难的困境。”锌刻度通过调查发现，在易到官方宣布提现延后之后，有部分司机前往各个城市的验车点（网约车车主之家）进行咨询。“实际上，我们只是负责验车而已，连代理都谈不上，但是近日不断有司机前来提现，我们也很无奈，只能告诉他们要么就去北京找易到总部。”位于重庆南坪的易到验车点工作人员向锌刻度透露，“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司机，线上没办法操作，肯定想在线下寻求解决方案，我们这里除了易到之外，还有首汽约车神州汽车等平台，后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对易到很心寒，这次拿钱之后，我也不会继续再跑了。”王师傅告诉锌刻度，“线上线下都没有保证，不知道怎么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们就像食物链最底端的人群一样，无力感很强烈。”对此，锌刻度咨询中国网络法律网首席法律顾问赵占领律师，“这种情况下看司机和易到之间，有没有签署劳动合同。如果签劳动合同是易到专职司机的话，那不能提现报酬，这种就属于是没有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属于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易到陷入了一个泥潭。”相关分析人士表示，“温晓东接手易到之后做出的调整本质上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零佣金+阶梯返利’的策略吸引用户提高市场覆盖率；‘金融服务+商旅出行’实现营收和变现。但很遗憾没有落实到位，现在资金链断裂，司机提现困难，司机数量减少，用户数量也越来越少，导致易到的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越来越小，这对于任何一个平台来说都是致命的恶性循环，犹如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背后之殇：韬蕴资本陷入易到泥潭极光数据易到APP活跃人数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争夺越南的“控制权”，美国于1965年正式派遣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越南大规模战争正式爆发。美国从此陷入越战泥潭，一方面越战使得美国在人力物力上持续性投入，造成极大的经济开销；另一方面，面对国内经济下滑引发的“反越战”声音越来越大，美国不得不于1975年从越南撤军，最终也并没有取得所谓的控制权。现在摆在韬蕴资本创始人温晓东面前的也是一盘僵局，一方面想要通过易到分得国内网约车市场的一杯羹，另一方面却因为持续性的投入以及与易到前任东家乐视的债权纠纷，导致如今难以支撑起易到的基本运营。就在一年之前，以控股股东入主易到的温晓东曾在2018年初定下小目标，“让易到回到自己应该的市场地位”。不仅如此，韬蕴资本从乐视接手易到之后，立即向易到提供6.3亿元款项用于解决司机提现问题。截至目前，韬蕴资本向易到的34亿负债中垫款28亿元，并且韬蕴资本在接手易到一年多的时间解决了接近60亿元债务的问题。锌刻度了解到，韬蕴资本在接手易到之前，曾投资过贾跃亭时代的几乎整个乐视产业链。事实上，2014年温晓东首次与贾跃亭接触，之后陆续投资了乐视移动（20000万）、乐视体育（32000万）、乐视影业（未披露）、乐视汽车（33400万）等多个乐视项目。在2016年12月多赢金融品牌战略升级发布会上，韬蕴资本管理合伙人郭震曾公开表示，韬蕴资本在乐视身上已经持续性投资超过15亿元。有分析人士表示，温晓东之所以对乐视大手笔投入，更多的是看好贾跃亭的个人领导力以及贾跃亭本人给出的承诺。彼时的乐视事业到达巅峰期，一度超过千亿元的市值，贾跃亭名声及曝光更是超越了同期的所有人。对于韬蕴资本的投资，贾跃亭个人对其融资进行无限担保，并承诺了12%的年化收益，以及给出了新一轮融资、上市的时间节点。在韬蕴资本决定从乐视手中接盘易到时，温晓东更是看中了贾跃亭的承诺。但在如今来看，这些承诺已经成为了笑话。关键一点在于，韬蕴资本在接手易到后，乐视承诺需要回购韬蕴资本的股权，但在乐视风波之后，贾跃亭逃离至美国造车至今未归，韬蕴资本的股权成为了债权，韬蕴成为了乐视的债主，所以有了前文提及的讨债风波。“一体两翼”战略难以实行接管易到一年之后，2019年1月21日，韬蕴资本在《关于向全社会公开出让易到股权》中表示，在整体融资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韬蕴资本对易到难以再做出持续性的投入，目前韬蕴资本的资本能力无法支撑易到网约车的布局，愿意以当年从乐视接盘一半的成本价格出让易到股份。如今的结果让温晓东始料未及。事实上，自从2018年开始正式接手易到之后，温晓东对易到就立即做出了不同于乐视时代的全新战略“一体两翼”：以网约车为主体，并分别发展汽车金融和境外出游业务。在温晓东的规划里，易到将不再同其他网约车平台一样，靠司机佣金抽成为主要营收来源，而是将盈利点放在汽车金融与境外出游上。温晓东想要易到彻底摆脱乐视标签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前为了扩大用户以及司机群体，乐视采取充100返100的烧钱模式，这样大力度的烧钱讨好用户活动，确实给易到带来了相当数量的新增用户。据易观千帆数据显示，在2016年第三季度，易到活跃用户数为627.65万，同年第四季度达到838.06万，同比增长达到33.5%，但同时，充多少就需要从易到账户上返现多少。所以在2017年，这种烧钱模式出现资金链断裂，易到司机第一次出现提现难的情况。随后的乐视风波更让易到陷入被动，在温晓东的韬蕴资本接手后，易到已经被后来居上的滴滴网约车平台，首汽网约车平台远远甩在身后，逐渐成为了小众网约车平台。温晓东接手后的一系列改革也没有摆脱易到网约车小众的困境。锌刻度通过极光大数据《2018年5月专车市场研究报告》发现，无论是网约车渗透率还是月活，易到都不占任何优势，APP渗透率仅为0.33%，远远落后于滴滴出行的13.82%，并且呈现持续下滑的态势。极光数据网约车APP渗透率去年5月，为了将“一体两翼”战略更好地贯彻执行，温晓东聘请百度外卖CEO巩振兵任易到CEO。但巩振兵的加入并未使易到迎来预期中的改变，反而内部经历多次公司搬迁、司机上门讨要欠款等风波。在去年11月份，在易到内部员工的饭局上更是出现了“下跪门”风波，让易到再次以负面新闻的形象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通过仔细分析温晓东时期易到的商业模式，不难发现“一体两翼”商业模式想要实现需重点发力乘客数量、乘客黏性两大指标，但其目前处境不容乐观。易到驶向何方？如今网约车市场变幻莫测，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滴滴打车，目前依旧处于亏损状态。不仅如此，2019年1月，出行“黑马”哈啰出行发布了顺风车业务，此外，上汽集团、一汽集团、吉利集团等传统车企纷纷宣布进军网约车市场，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网约车市场竞争将会愈演愈烈。值得一提的是，韬蕴资本想出售易到早在去年11月份就已经出现传闻。有媒体报道此前赫美集团有意购买易到至少5%的股份，早在2018年5月份就开始与韬蕴资本接触，然而赫美集团后来发布公告称，这一合作意向因协议各方后期沟通阶段就交易具体方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终止了与易到的合作事宜。“易到的出路无非就是卖身或者融资。这一点对于现在的易到来说不容易，但是还是有希望的。”相关分析人士向锌刻度透露，“出行行业随着大规模补贴的退出，市场机会是有的。不排除一些大型企业，希望通过收购易到快速进入。”锌刻度了解到，上海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网约车投诉数据显示，易到用户投诉率达到每万单1.93起，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每万单0.25起。用户和市场占有率往往是一个企业生存的根本。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如今的易到来说，除了希望尽早成功拍卖乐视债权，回流资金之外，更多的是如何重塑司机和用户对易到的信心吗？...

“我们相信我们将在一年内，给出一套治愈癌症的方法。”以色列AEBI公司董事会主席Dan Aridor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他口中的治疗方法，是利用一种称为肽的小蛋白质片段，它可以像章鱼一样包裹着癌细胞，从多个角度攻击肿瘤，而且它能够到达其他治疗分子无法进入的区域。“我们的癌症治疗方式将从第一天开始起效，并且会持续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副作用，价格比其它大部分治疗方式都低。” Aridor说。AEBI公司的官网首页上写着他们的目标：研发体积小、有针对性、高效的肽，并将其用于所有治疗。AEBI公司CEO Ilan Morad博士表示，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经完成其第一次探索性小鼠试验，在该试验中抑制了人类癌细胞的生长，而且小鼠的正常细胞并未受影响，除此之外，还完成了数项体外试验。考虑到全球每年有超过1800万癌症新发病例、820万人死于癌症，这个消息是不是振奋人心？不过，以色列科学家攻克癌症的消息一出，很多癌症领域的专家就发出了批评和质疑之声。有的专家认为，虽然这种癌症治疗方式很有前途，但是只进行了小鼠试验就谈治愈，为时过早，更何况以色列AEBi公司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小鼠试验，尚未在科学期刊发表研究结果，未经同行评审。还有人认为，癌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完全治愈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更别说用同一种方式就能治愈所有癌症了。批评者众多当以色列AEBI公司“将治愈癌症”的言论一出，就引来了众多癌症专家的批评。美国癌症学会首席医疗官Len Lichtenfeld甚至专门发布一篇博文，提醒人们人们正确看待这一“突破”。在博文中，他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这远远没有被证明是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更不要说治愈了。”莫菲特癌症中心助理教授Vince Luca认为，这还不足以让人感到兴奋，甚至没有太多启发性。“肽是一类快速增长的治疗药物，但很少有肽类药物被FDA批准用于癌症治疗，”Vince Luc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科学家的言论并未以同行评审的方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而且也未在临床试验中进行证实，所以他们的主张应该被极度怀疑。”Len Lichtenfeld也提醒称：“寻找有潜力的治疗方法与在临床上生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种治疗方式从小鼠试验到应用于人体，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前途的癌症治疗方式，但路远且难近年来，尽管在癌症治疗和创新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癌症仍远没有被消灭。去年赢得诺贝尔奖的免疫疗法可能是出现奇迹的方向，它利用患者的免疫系统对抗癌症，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免疫学家James Allison也曾指出，“很快我们将近乎治愈某些种类的癌症。”但是，他亦坦诚“世界可能永远不会没有癌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措施可以更直接地向肿瘤提供化疗药物，尽量减少痛苦、难以忍受的副作用。目前，FDA批准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抗体，它是靶向药物的一种近乎完美的载体。然而，抗体分子通常太大，有一些部位是它们无法到达的。而肽是由氨基酸的胺基（-NH2）和羧基（-COOH）脱水缩合形成肽键后，形成的链状分子，其分子只有纳米般大小，可以进入抗体分子无法到达的区域。并且它可以处于特定位置而不影响周围区域，因此其不易引发副作用。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有朝一日，肽可能成为有前途的癌症治疗方式，并加紧进行相关研究。但以色列的团队却声称已经实现了目标。去年，一项研究指出，肽的一个大问题是它太“脆弱”，半衰期很短，这意味着它们无法持续攻击肿瘤。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尝试延长其半衰期，但迄今为止未有成效。美国癌症学会首席医疗官Len Lichtenfeld在博客中写道，“我的同事告诉我，虽然噬菌体或者肽展示技术在选择高亲和力结合体方面，是一种强大的研究工具，但是最为一种潜在药物，还有很困难的路要走。如果这个团队刚刚开始进行临床试验，那么他们会面临很多困难。”一年后，能用上这种癌症新疗法吗？AEBI董事会主席Dan Aridor坚持认为他们的试验结果“一致且可重复”，并补充说：“我们相信，我们将在一年内提供完全治愈癌症的方法。实际上，要达成这一目标，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这些事情要想在12个月内完成，几乎无法完成。首先，AEBI称，他们正在尝试申请特定肽结构的专利。其次，他们预计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在人体进行试验。截止到现在，他们只是进行了培养皿测试，以及他们所称的“首次探索性小鼠试验”。另外，AEBI提出的是一种个性化治疗方式，需要对患者进行活组织检查，以确定靶向哪些受体，这也需要时间。“我们都希望能够迅速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Len Lichtenfeld写道，“这种方法当然有可能是有效的。但是，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次，从小鼠试验到能够切实帮助到癌症患者，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了风险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无法预料和意想不到的障碍。”AEBI公司的CEO Ilan Morad（右）与首席科学家Hanan Itzhaki（左）可能不会有单一的癌症治疗方法癌症的种类千千万，它们的类型、部位各不相同，用一种方式就能治愈癌症的可能性并不大。“有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莫菲特癌症中心的Shelley S Tworoger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会预防多种类型的癌症，比如戒烟、改善饮食、增加体育运动、注射HPV疫苗。”有一天，我们可能能够更好地控制癌症，可能达到与艾滋病等慢性疾病类似的程度。但是，像以色列团队所设想的，一类药物可以将所有种类癌症一网打尽，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结合声音合成与人工智能技术，美国一个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新系统，可解读人类倾听他人说话时产生的脑电波，并将其转化为声音。这一进展为失去说话能力的人将来重获交流能力带来可能。当人们听别人说话甚至想象听别人说话时，脑电波会呈现出特定模式。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尝试解读这类脑电波，并努力将其转化为声音语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利用语音合成技术与神经网络算法新开发出一种“声码器”，可将受试者倾听数字时产生的脑电波还原为他们听到的声音。测试显示，约75%的情况下，“声码器”能将人脑电波还原为可被人类理解的一串数字。在研究中，科研团队首先让接受过脑部手术的癫痫患者听不同人说话，同时监测他们倾听时产生的脑电波，以此训练“声码器”，然后让这些癫痫患者听别人念0至9之间的数字，并记录他们产生的脑电波，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声码器”可对这些信号加以“理解”，并转化为机器声音复述的一串数字。“我们（测试）发现，大约75%的情况下，人们能够理解和复述这些（机器）声音，这远高于此前的（类似脑信号解读）尝试，”论文作者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尼马·麦斯加拉尼在一份声明中说。研究人员说，这是开发脑机接口技术的一项关键性进展。麦斯加拉尼团队未来计划利用更加复杂的词汇进行测试，最终目标是开发一款可植入设备，可将中风等说话能力受损的患者的想法转化为语言，让他们重获交流能力。...

孙正义投资2亿美金的硅谷农业公司Plenty计划在中国建300个垂直农场，比尔·盖茨投资的Beyond Meat有望成为首个“人造肉”领域上市公司，京东自建的植物工厂落成，腾讯用人工智能（AI）种黄瓜还得了个比赛第一名。2018年的这些新闻，让我们感受到了技术对农业和食物生产的再一次颠覆。这些技术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食物和未来吗？食学社“认识食物”系列课程的老师齐苗身处硅谷，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思考。IT大佬们这几年纷纷涉足农业，投资的项目让人眼花缭乱：长在墙上不用土的蔬菜、实验皿里培养出的肉、纯素食材但又有肉的口感的汉堡、除了收获全部用人工智能完成的黄瓜生产。这些“创新”似乎打破了我们对农业和食物生产的认知，即食物来自于自然环境。这些技术让农业脱离自然环境的限制，在工厂和实验室等室内环境下，在少量技术人员和大量复杂软硬件的操控下，如同生产工业产品一般，流水线式地种植和收获农产品。比如垂直农业，将植物置于脱离了土壤、阳光和其它自然条件的室内环境中，提供全天候的LED照明，无土栽培，用配好的营养液为植物提供养分。植物生长需要的温度、湿度、光照不再直接依赖自然环境和太阳能，而是依靠电力和其它人工手段（甚至AI）来控制。美国怀俄明州一家垂直农业工厂，五六层楼高，植物架子如摩天轮般缓慢升降，确保植物平等地获取阳光，保持长势一致，方便采收和包装。摄影|食通君1、黑科技未必真环保这些最新技术的推广者往往强调它们的“先进性”，声称这种技术更加高效、节能、环保，能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还是拿垂直农业为例。它的推广者们宣称，比起传统农业，垂直农业占地面积少，仅用传统农业1%的用水量，产量却能达到150到350倍，在全球人口激增的情况下，能够保障食物供应，缓解饥饿问题。京东植物工厂的宣传中也强调，它所生产的水培蔬菜“比常规种植节约90%的用水”，并不使用农药和激素，在“工厂内绝对安全的生长环境”下成长，如此，就可以避开环境和土壤污染的问题，这样的蔬菜可以帮助解决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在美国，很多科学家和媒体记者已经对这些技术的节能环保宣传提出质疑。比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可控环境农业计划”（Controlled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program）主任路易斯·奥尔布赖特（Luis Albright）的测算，依赖LED光照的大规模垂直农场，其消耗电能所间接产生的碳足迹是传统农业的10倍。北京房山一家国资背景的植物工厂及其内部介绍。摄影|食通君巨大能源消耗成本和空间限制，使得垂直农业和植物工厂主要产品只集中在体积小重量轻，并且植物本身能被大部分吃掉的叶菜类。西红柿和土豆等果菜和根茎类蔬菜虽然也能种植，但它们占用面积大，长出来的植株部分只有果实和根茎部分能食用，种植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大米和小麦这两个世界上的主要粮食作物并不适合垂直种植。其实，蔬菜只占了耕地面积中的极小部分。比如在美国，仅占种植土地的3%。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种植品种局限限制使垂直农业和植物工厂很难大规模扩张。长期关注农业与环境问题的美国育种家和作家斯坦·考克斯（Stan Cox）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如果要靠垂直农业来满足美国一年的蔬菜需求，美国发电量的一半多都要供给垂直农场。更不用说城市土地的高成本，也使得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变得不现实。在植物工厂的逻辑下，LED灯比免费的太阳光更"可靠"，更科学。图|食通君2、人造肉更健康吗？再看炙手可热的硅谷“人造肉”，也声称它的使命是拯救地球，因为它既可以让人吃到和肉口感一样的产品，又能避免动物饲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其它环境问题。但是比尔·盖茨和李嘉诚都重金投资的“不可能食物”（Impossible Foods）所推出的纯素植物肉，遭到了许多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团体的抵制，原因是他们认为人造肉中添加的转基因蛋白质有安全风险。“不可能汉堡”的素肉饼由小麦蛋白，马铃薯蛋白，椰子油等原材料混合制成，但通过加入一种转基因技术合成的大豆蛋白血红素（这也是它的核心技术之一），这种素肉饼不但尝起来有肉的味道，而且加热后还有半熟牛肉血淋淋的视觉效果。为了绕开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反感，“不可能汉堡”在对外宣传上把这种技术描述成一种和酿造啤酒类似的发酵技术。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的问题，这种素肉汉堡也是一种深度加工的高热量食物，它并不比一般的牛肉汉堡更健康，相反，它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还不含植物性饮食中应有的纤维素。可笑的是，在其环保和全素概念的包装下，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健康时尚的饮食潮流。“不可能汉堡”的“卖家秀”（上）和食通君2017年3月在最早推出该产品的纽约网红餐厅Momofuku吃的“买家秀”。如果一定要给个食评，食通君想说，虽然以假乱真，但它还是一个不好吃的汉堡，而且在多汁和肉感上，比不上真牛肉汉堡。当然，最让中国吃货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已经有上千年的“仿肉”素食传统，没有动用什么高深的技术手段，也能做到以假乱真。这也更让人怀疑“不可能汉堡”这样的企业用噱头来吸引眼球的商业意图。其实，即使在美国，也有另外一种流派的“环保”汉堡：用蘑菇等素食部分或全部取代肉饼中的牛肉成分。虽然没有“不可能汉堡”那种“血淋淋”的转基因技术优势，这个“低技术”方案显然更有诚意。对于这轮资本加持的人造肉风潮，成都文殊院的豆瓣鱼表示不服。图|食通君3、食农黑科技 vs 工业化农业：换汤不换药？新技术诞生后，有争议不可避免。然而，这些用“去自然”、用人工手段控制一切的思路来开发技术、解决食物体系的问题，背后的逻辑与造成这些问题的工业化食物体系是相同的，甚至可以称作是工业化农业的升级版。这个与生态规律相违背的思路，已经让我们饱尝恶果，这一轮升级版很可能让我们重蹈覆辙。现代农业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环境，依靠大量的化肥农药生存，让土壤失去活力，让植物失去抵抗虫害疾病的能力。垂直农业或植物工厂这样的新技术，也许在短期内解决了让人们担心的化肥农药残留的问题，但却将植物置于更脆弱和单一的室内生长环境中，并用调配的营养液为植物提供养分，这样就切断了植物与土壤，微生物等复杂多样的外界自然环境的接触和能量、营养元素的交换，如此培育出的植物对疾病和外界存在的各种威胁很难产生抵抗力，其营养也更为单一。只要一个小环节出问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北京一间植物工厂斥巨资引入荷兰的技术和设备，中控室可以监控和调整玻璃大棚的温度、湿度、风速等各种指标。 图|食通君这种追求人工控制，而非适应自然的发展思路，其实和造成目前食物体系诸多问题的工业化农业一样，也仅仅将农业看作一个生产食品原材料并获得利润的产业，而忽视了农业的多功能性，特别是它本质上是生命和自然的一部分，食物是人与自然的连接。一个复杂完整的农业体系，不仅能为人们提供食物，也能保护当地的生态和环境，还应该为农民提供生计来源，也是农业社区及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石。然而，无论是摩天大楼里的垂直农业，一万多平米的京东植物工厂，还是实验室培养皿里长出来的肉，除了提供少量工作职位和产出有限品种和数量的食物外，其本质也还是资本牟利的工具。无论是Beyond Meat还是Impossible Foods，背后都能看到包括麦当劳、泰森（美国最大的工业化肉制品企业之一）之类的常规农业和食品企业巨头的身影。但在政治正确的宣传广告的包裹下，背后的资本和问题的始作俑者成功地隐出大众视线，只留下黑科技的新产品顺着巨头们原本就搭建好的分销网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渗透进普通人的生活中。人造肉产品已经在美国进入超市，并且自成一派：替代性肉制品（alternative meat）。图|齐苗这些高“技术含量”的农业项目，需要大量研发资金和设备投入，也让金融资本在农业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而积累了大量土壤、品种、物候知识的普通农民则完全被排斥在这一体系外，这些农民几千年来与自然合作所形成的宝贵经验也毫无用武之地。当农业脱离土地，生产技术和模式排斥小农，像黄利峰这样的返乡青年将何去何从？图|小树由此可见，这种发展思路只会维持并巩固现在工业化食物体系的权力结构，让我们食物体系的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到一少部分公司的手上。能从这些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创新”中真正受益的是资本雄厚的企业而不是农民。毕竟，原来农民只需一小片土地就能开展农业生产，一旦涉及到动辄八九位数投资的技术和设施，大部分人就已经被排斥在外了。而这些新技术巧妙地为资本批了一层绿色的外衣，却不可能兑现它做出的改善和解决环环和社会问题的承诺。全球饥饿问题不会因为垂直农业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而解决，因为世界上严重的饥饿问题的根源不是产量不足（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远高于世界人口的需求），而是分配体系不合理——包括巨大的食物浪费——造成的。（更多相关信息，点击阅读：为什么明明有足够多的粮食，却还有八亿人在挨饿？）每年全球有大量食物被浪费。图|网络食品安全也不会因为有更多的京东植物工厂和腾讯AI黄瓜就能解决，因为食品安全是和三农问题、市场监管、社会信任层层纠结和牵制的社会问题。植物工厂的蔬菜也只能为一部分消费者多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健康选择”罢了；而垂直农业和人造肉的推广，即使能够开辟出一个生产食物的新空间，但也很难如这些新技术的宣传所说的那样，用于养殖业的土地就能回归自然。毕竟，即使一部分的耕地真的能被解放出来，能否恢复自然植被还取决于当地的土地使用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各种情况，更不用说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到底能不能被完全修复了。新技术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也会带来意料之外的麻烦。对技术保持警觉并不意味着抗拒技术和变化。我们必须去理解问题的根源，才能找到相应的技术和手段。农业、食物与自然、生命的天然联系决定了食农领域的技术必须符合和顺应自然的规律。我们也应该警惕技术背后的资本驱动力和它们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的食物体系需要变革，问题在于，这场变革是一个以新技术为掩护的，行业布局洗牌式的变革，还是一场旨在让农民，消费者等弱势群体受益的变革？前一种变革可能带来的是一个一味推崇高科技，越来越受资本驱使，导致食物体系权力更加集中，把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置于越来越多不稳定境地的食物体系；而另一种变革可能带来的是，一个致力于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建立植物，动物，微生物，土壤、水和空气良性循环，通过丰富生物多样性和提高植物自身抵抗能力，来减少外部投入品依赖的食物体系，一个农民和消费者能充分参与和作主，新技术为大众而不是资本服务的未来。面对这两种未来食物体系的可能性，你会如何选择呢？两种模式，你会如何选择？图|敖松（《新小农阶级》中文版第一版封面图）参考文献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cience/2018/10/15/hyperalarming-study-shows-massive-insect-loss/?noredirect=on&utm_term=.154599f4c396http://www.ebrun.com/20181206/310902.shtml http://news.cornell.edu/stories/2014/02/indoor-urban-farms-called-wasteful-pie-skyhttp://www.grubstreet.com/2018/06/impossible-burger-health-controversy.htmlhttps://newfoodeconomy.org/why-vertical-farming-wont-grow-a-techno-utopia/https://www.alternet.org/food/why-growing-vegetables-high-rises-wrong-so-many-levels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n-years-after-the-crisis-what-is-happening-to-the-worlds-bees-77164...

史玉柱收购网络游戏商Playtika（注：博彩类），真可谓....1月29日，巨人网络发布公告，公司为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中企华因在此前其他收购项目业务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巨人网络的收购案又被中止。其实早在两年前，巨人网络就启动了这笔逾30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跨国并购，交易涉及金额过大，即使放到整个A股市场，这样规模的并购也并不常见。后因市场环境等因素，迫使公司于2018年11月对方案进行调整。这次好不容易把各方利益协调好，请来了专业评估机构，却因中介机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拖住了腿。目前随着调查事项的持续发酵，已有多家A股公司的重组受到波及。问题来了，逾300亿重组又悬了，史玉柱为什么非Playtika不可呢？Playtika为Alpha的全资子公司，Alpha是为收购Playtika而成立的持股平台。Playtika总部设立于以色列，是网络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博彩类，也就是赌博类）。要知道，去年第一季度巨人网络营收为10.70亿元，从业绩上来看，Playtika已经完全超越了巨人网络现有的规模，并且还在保持高速增长。反观巨人网络，自《征途》之后，再无现象级的游戏。这也难怪史玉柱对Playtika志在必得。Playtika的主要产品是棋牌类游戏。由于Playtika是海外资产，涉及跨境并购，所以交易要分三步进行。首先，各个财团出资人要用境外的“马甲”（由于涉及到外汇支付）对收购主体Alpha公司进行增资，之后Alpha公司用这笔资金完成对Playtika的收购。第二步，财团出资人用境内的基金主体替换掉境外“马甲”公司，这样一来，Alpha就变成了一家内资持股的公司。前两步都实施得很顺利。只待临门一脚，巨人网络便可将Playtika收入囊中，但当时史玉柱砸百亿收购引起证监会的注意，被证监会当日喊停，收购案中止。300多亿的收购案离不开史玉柱整容豪华的朋友圈在本次收购交易中，除了柳传志、马云、吴尚志这三位大佬外，卢志强的泛海系、傅军的新华联控股也参与进来。另外，与史玉柱颇有交集的宁波富豪郁国祥，也通过上海瓴逸和上海瓴熠这两家机构参与了对Playtika的收购。史玉柱等待证监会的审核，东风没等来，被刮来的西风吹昏了头。事实上，巨人网络的危机远不止此。在去年9月，财经网披露巨人网络游戏收入首次下滑，12亿商誉高悬头顶，史玉柱通过出售巨加网络51％的控股权，暂时规避了业绩承诺无法完成时商誉减值的风险。在公司利润方面，截止2018年9月30日的前9个月，巨人网络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3亿元，同比下降4.82％。与此同时，巨人网络预告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6亿元至13.55亿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5％-5％。如今巨人网络业绩似乎难以完成业绩承诺，这次收购playtika事项又成泡沫，面对商誉减值的风险，史玉柱这次靠什么来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