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平台泰然金融拟赴美上市。美东时间11月14日，泰然金融向美国证券交易所提交招股书，股票代码为“TAI”，拟筹集最多2000万美元。泰然金融运营主体为浙江小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时间2014年4月29日，注册资本2亿元，法定代表人昊天。由上海泰然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股80%，吴素春持股20%。上市主体为小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子公司和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浙江小泰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迎然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招股书披露，其主营业务为P2P网贷，在中国通过浙江小泰科技有限公司运营P2P平台泰然金融。招股书显示，泰然金融2016年、2017年营收分别为658.6万美元、3279.2万美元。2017年实现盈利，由2016年的净亏损640万美元变为2017年净收入1130美元。2018上半年未经审计财务数据显示，营业收入1841.7万美元，同比增长56%，净利润280万美元，同比下降近15%。从运营数据来看，2018上半年，泰然金融促成贷款12.1亿美元，去年同期仅4.5亿美元。招股书称，贷款量增长归功于与行业合作伙伴的合作有效获取客户。2018上半年平均贷款额3617美元，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上半年，借款人数量为16.4万，新借款人数量15.1万，呈明显上升趋势。与借款人数量上升相反，投资者数量总的趋势却在下降。2016上半年投资者数量为8.3万人，新投资者数量8.1万人，到2018上半年，投资者数量降至5.4万人，新投资者数量降至4万人。自2017年以来，泰然金融通过营销推广活动扩大借款人和投资者数量。招股书披露的获客成本数据显示，其平均获客成本已从2016上半年的每人0.52美元增加至2018上半年的每人12.72美元，获客成本2年飙升超过24倍。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的投资者数量已比两年前减少三分之一。风险因素部分提到，泰然金融依靠合作伙伴获客。此外，泰然金融还从电商平台、在线消费者服务提供商、电信服务提供商和其他行业服务提供商处获取大量数据。如未能与合作伙伴保持良好工作关系，可能会对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泰然金融依赖主要来自第三方和潜在借款人的信用评估数据，如果数据不准确，可能导致投资者对平台服务失去信心，从而影响平台运营资金来源。泰然金融营收来源主要为交易费用(Transaction fees)、来自借款人的管理费(Management fees)以及来自投资者的服务费(Service fees)。2018上半年交易费用639.7万美元，同比增加124%，管理费869.2万元，同比增加72%，服务费288万元，同比增加121%。值得一提的是收入中提到的中介费(Intermediary fee)一项。招股书称，中介费为泰然金融从借款人的价款利率和提供给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中获得和赚取的。泰然金融自2016年9月起开展该业务，受监管限制，已于2018年2月起暂停。2018上半年，该项收入为288万元，同比下降81%。招股书显示，自2014年9月至2018年6月30日，泰然金融累计放款金额(facilitated loans in the aggregate principal)达198亿人民币，注册用户 220多万。从具体业务来看，泰然金融贷款投资产品最低100元起投，目前投资者年回报率为6.6%-11%，投资者保留率达80%。泰然金融主要为个人借款人和企业主提供信用贷款和消费贷款。信用贷款是无抵押贷款，为已建立信用记录并拥有稳定收入来源或足够资产的借款人设计。贷款期限通常为1到24个月，金额为1000元至50000元，贷款利率一般为6.6%至11%。消费贷款是为个人消费目的借用的无担保贷款，例如旅行，教育，医疗，整形手术或一般消费用途，用于直接支付不同供应商支付的支出金额。贷款期限通常为1至24个月，本金额为600元至50000元，贷款利率一般介于6.6%至11%之间。其招股书披露的不良率(the delinquency rates for all loans)显示，2016年、2017年、2018上半年分别为1.74%，3.17%和5.05%。泰然金融称其不良率较低，因为投资者从资产端获得二级保护，为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11月初，泰然金融通过官网发布消息称，泰然金融9月已提交自查报告， 10月31日行政核查进场阶段已完成。招股书披露，目前泰然金融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运作良好，但仍有一些方面需要改进，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披露2017年合规审查报告。如果泰然金融的业务被视为不符合暂行办法相关要求要求，其可能需要进行一定业务调整，以便及时完成备案，否则泰然金融业务可能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值得一提i的是，今年10月23日，江苏省如皋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一则提醒公告称，泰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如皋分公司等15家企业被列入首批金融风险提示名单。截至目前，这10余家金融风险提示的企业均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含备案)，不具备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销售私募基金、销售保险等金融业务的资质。泰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通如皋分公司是泰然金融的关联公司，背后指向同一实际控制人。...

无证支付机构兴起，并愈演愈烈。11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近日，银联各地分公司下发《关于开展无卡支付客户端真实交易场景的排查和整治工作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给辖区内各个收单机构，对无卡支付软件进行整顿。在市场人士看来，此类违规行为因诱惑巨大，一时难以清理。对此类违规行为的整治，收单机构要承担起把控通道内业务真实性、合规性的责任。再发文整治无卡支付据悉，《通知》要求各收单机构要针对已发现的违规无卡软件名单，进行对照核实。《通知》指出，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支持无卡支付和云闪付支付功能的客户端软件，其中部分无卡软件严重违反监管规定及银联业务规则，存在缺乏真实交易场景、无证机构参与收单核心业务等违规问题，甚至发生套利、二清、卷款等重大风险事件。为全面防范支付风险，各收单机构应及时组织全方位持续深入开展对无卡软件的排查和整治工作，彻底清除违规无卡软件。业内人士指出，违规无卡支付软件主要是无证机构开发运营的支付类App。无证支付也一直是监管整治的重点。去年11月23日，央行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切断无证机构的支付业务渠道，全面检查持证机构为无证机构提供支付清算服务的违规行为。彼时，业内人士就指出，这轮针对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机构的整顿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今年3月，央行支付结算司下发了《2018年重点抽查工作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对支付行业检查的重点，包括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支付机构备付金管理、“二清”违规行为、“断直连”情况等几大方面。此后，在今年4月，银联发布了《关于防范辖内机构业务违规可能引发衍生风险事宜的通知》，大力整顿无卡快捷支付App，包括哆啦云、浪莎支付、爱卡卡等多款无卡支付类产品被点名。银联在4月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涉及业务违规的风险事件包括以下四类：利用无证支付机构的“线上钱包”类App进行非法套现的现象呈现高发趋势；无证支付类App易成为滋生电信诈骗风险新手法的温床；部分机构违规开放支付通道，对通道内业务真实性、合规性把控不足，沦为违法犯罪资金转移渠道；无证支付机构账户信息安全管理不到位，存在信息泄露风险。屡禁不止在市场人士看来，此类违规行为因诱惑巨大，一时难以清理。中国支付网创始人刘刚表示，此类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起步门槛低，诱惑又足够大，所以吸引了很多公司前赴后继。“是否无证经营支付业务和是否进行二清，这是界定违规软件的本质。所谓无证机构是相对持证机构来说的，即未获得监管部门许可而经营支付结算业务。包括非法提供支付通道、外包支付核心业务等。‘二清’是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的一种表现。”一位不愿具名的支付机构人士表示。刘刚指出，一般而言，无证机构开发运营的支付类App，均属于违规的无卡支付软件，危害主要表现在套利、二清、卷款等重大风险，由于无证机构基本是小公司，抗风险能力差，很容易受到资金量大的诱惑，作出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另外，无资质或者滥用资质的机构存在截留、挪用商户资金以及信息泄露等风险。上述支付机构人士指出，无证机构往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容易出现打擦边球、踩红线、套码、跳码等违法违规行为，扰乱支付市场；此外，资金脱离监管，如出现跑路等情况容易造成持卡人和商户出现资金损失，危害持卡和商户的资金安全；无证机构技术水平较弱，容易出现客户信息泄露的情况，也可能将收集的信息用于非法目的。收单机构应严管通道在市场看来，银联发文旨在提醒银联各地区分公司防范辖区内机构业务违规风险，而对于收单机构而言，同样要防范合作商户的业务违规风险，如若对通道内业务真实性、合规性把控不严，会沦为违规商户的帮凶。刘刚建议，对于此类违规整治，如果能参照央行整治无证机构的办法，追溯提供通道的持证机构责任，则效果会明显更多。不过，上述支付机构人士还指出了收单机构管理通道的难处。该人士表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或二清行为很难通过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再加上大部分收单机构，特别是具有银行卡收单资格的小型支付机构而言，由于盈利能力有限，在人员及技术上很难大规模投入，更加限制了风控能力的提高。另外，目前大部分支付机构生存压力较大，对于一些不合规的业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支付接口被挪用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成为某些支付机构盈利的救命稻草。在刘刚看来，现阶段，各种违法交易仍在以各种方式伪装成合法商户来申请支付通道，这也将成为未来监管整治的重点。对于收单机构如何进行风险管理，上述支付机构人士建议道，此类机构要回归支付的本质，只为具有真实和合法交易背景的机构和个人提供支付服务，不谋求不当的利益；做好基础性工作，加强网络支付接口的管理，严格按照“KYC”的要求审核入网商户，加强交易背景和合法性的审核，加强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监控，加强商户巡检，确保接入的是真实的商户、交易背景真实合法、接口使用符合事前约定；加大对不法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除对涉事机构重罚以外，对涉事的人员加大处罚力度；建立行业违法、违规人员黑名单，使不法从业人员无所遁形。...

　　伴随着一波“无征兆”的股价上涨，熟悉群兴玩具的投资者开始察觉公司又要“卖壳”了。果然，就在群兴玩具股价连续涨停后，这家截至2017年底仅剩26名员工的“空壳”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群兴投资拟以7亿元让出控制权的消息。　　在“小额快速”并购重组审核机制、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间隔时间由3年缩短为6个月等一揽子调整政策出台后，A股市场沉寂多时的“壳”行情再度启动。记者注意到，部分“无心经营”的上市公司实控人正试图利用此波行情套现离场。　　群兴玩具：重组“屡败屡战”　　尽管14日早盘打开涨停后大幅回调，并以下跌8.71%收盘，群兴玩具股价11月以来的翻番表现仍令人印象深刻。截至14日收盘，7.65元的收盘价较转让协议披露前一交易日收盘价4.31元有着77%的涨幅，并较股权转让协议价5.95元/股高出28.6%。　　记者注意到，群兴玩具近四年来的每次重组均伴随市场质疑和监管关注。交易方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交易对手股东内部未能批准、核心条款无法达成意见……自2014年首次尝试跨界转型失败起，群兴玩具重组可谓屡战屡败。　　事实上，群兴玩具的管理层早已无心经营。这家曾被冠以“玩具大王”的企业近年来营业收入直线下滑，由2012年顶峰时的5.05亿元滑落至2017年的5394万元。2017年三、四季度，公司甚至交出了营收为零的报表。是什么原因使得昔日的“玩具大王”滑入泥潭？除了行业原因外，管理层或难辞其咎。　　公开信息显示，自2014年7月起，净利润连续三年下降的群兴玩具玩起了资本游戏。彼时，控股股东群兴投资利用重组手游公司星创互联带来的“利好”行情，半个月内大举套现约9亿元。那次套现曾被市场称为“九年盈利不抵一朝减持”。不久后，该重组告吹。　　尽管重组失败，但尝到个中甜头的控股股东随后多次故伎重演，四年内先后披露了与核电、锂电池以及磷矿从业公司酝酿重组的公告，但又先后以各种理由告吹。与此同时，群兴玩具的主营业务经营每况愈下，公司不得不退出玩具生产业务，并大幅裁员。　　根据群兴玩具2017年年报，大裁员后的上市公司仅剩26名在职员工，其中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数量均为零，仅有3名销售、5名财务和部分行政人员，公司的主营业务也转型为玩具渠道业务。2018年第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440.55万元，亏损3.27万元。　　而令投资者担忧的是最新股权转让交易对方的履约和经营能力。据披露，尽管受让方实控人王叁寿在大数据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受让主体成都星河、深圳星河以及北京九连环3家公司成立时间至今均不满一年，且尚未开展任何具体业务，财务数据也一片空白。对上述情况，深交所已向群兴玩具发函“高度关注”。　　光洋股份：早已着手让权　　群兴玩具披露股权转让公告后不久，另一家股价连续涨停的公司光洋股份也披露了控制权转让方案。自10月19日触及公司上市以来的股价最低值后，光洋股份股价便打开了上涨通道，迄今涨幅亦已翻番。　　11月11日晚间，光洋股份披露了东方富海拟以12亿元接手控股股东光洋控股所持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占总股本的29.61%）的消息。　　记者注意到，光洋控股此番转让控股权早有先兆。光洋股份——这家2014年登陆资本市场的江苏企业，上市后便出现业绩大幅波动。2017年，公司净利润更是缩水逾八成，扣非后净利润仅131万元。　　光洋控股今年6月就已着手为公司控制权的转让铺平道路。回溯公告，光洋控股将自身分立为存续光洋控股和程生控股两家企业，其中光洋控股全部债权债务和损害赔偿的义务和经营结果（盈亏状况）都将由程生控股承继。同时，程生控股还接受了光洋控股的所有职工。　　公开资料显示，光洋股份2017年曾因未披露占用子公司天海同步超4000万元资金而遭到深交所和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的监管。其中，深交所对时任光洋股份董事兼副总经理吕超（此后被罢免）、现任董事长程上楠、董事兼总经理吴朝阳、董事兼财务总监程上柏给予了通报批评；江苏证监局则对公司下发了警示函。　　与群兴玩具疑点重重的转让方案截然不同，光洋股份控股权的买家具有较强确定性。参股东方富海的宝新能源2017年年报显示，2018年东方富海将新增70亿元人民币和5000万美元（约合3.47亿人民币）的新基金管理规模。截至2018年4月，其投资对象中，今年IPO已过会的企业为2家，已在会里排队审核IPO的企业为4家，预计申报IPO的企业为18家。...

作为信托业务中的新蓝海市场，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受到了各家信托公司的青睐。11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日前，由中信信托作为项目发起方、资产服务机构及投资人在银行间市场以储架方式发行的首单ABN（资产支持票据）正式发布。在业内人士看来，资产证券化本身基础资产一般有较好的分散性，相对安全，不过也要关注经济周期波动下部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违约风险，尤其是对于融资人信用挂钩加强的产品。据了解，此次由中信信托作为承销商及定向投资人参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为深圳市前海建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飞驰-信惠2018年度第一期定向资产支持票据”（简称“18飞驰信惠ABN001”，代码“F081800193”），中标量6亿元。此次发行的ABN的牵头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为中国建设银行，注册金额为30亿元，本期发行金额为6亿元，期限为18个月，票面利率为6.35%。据中信信托相关人士介绍，这是该公司以定向投资人“X”的方式参与发行私募ABN是银行间市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重要创新，是以中信信托主动管理的优质信托计划受益权作为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资产的首单ABN，同时也是自交易商协会批准中信信托为首批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的信托公司之一以来公司承销的首单ABN。“该项目的顺利落地是中信信托传统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债券承销业务有力联动的创新尝试。”上述人士说道。在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看来，信托制度具有破产隔离作用，发力资产证券化具有制度优势，也是回归本源的重要表现。此外，在传统业务增长瓶颈显现后，发展资产证券化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切入口，有利于发展标准化产品，推展业务覆盖面，也符合资管新规的要求。资产证券化产品作为信托业务中的蓝海市场受到了各家信托公司的关注，今年4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宣布了首批入选可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的信托公司名单。其中就包括中信信托、兴业信托、华润深国投信托、中诚信托、华能贵诚信托、上海信托在内的6家信托公司。袁吉伟进一步指出，信托公司具有承销资格后，能够更早地接触优质债券资产，并针对部分优质资产进行投资，从而能够实现发行、承销、投资的全链条协同。从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加大对ABN创新产品发展支持力度以来，ABN的发行金额就呈现井喷式增长。据中国资产证券化分析网数据显示，ABN的发行金额从2016年的167亿元暴增至2017年的575亿元。截至目前，ABN的发行金额已达到了878亿元。“ABN修改规则后，发行量增长较快，而且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未来ABN发展会越来越快。面对这个大蛋糕，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参与市场竞争，那么具有专业优势的信托公司才会胜出。”但袁吉伟也同时提醒道，“资产证券化本身基础资产一般有较好的分散性以及内外部增新举措，相对安全，不过也要关注经济周期波动下部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违约风险，尤其是对于融资人信用挂钩加强的产品。”...

发放消费贷用于员工股权激励、提供虚假材料、票据违规……罚，罚，罚。近期，各地监管部门对银行违规现象罚起款来毫不手软。11月以来，深圳银监局开出了的18张罚单。其中有四张罚单开给了上海银行深圳分行。根据深圳银监局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由于发放消费贷款违规用于参加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行为，深圳银监局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开出了80万的罚单。上海银行不到半个月被罚200余万根据银保监会网站的资料显示，上海银行在11月1日—11月12日期间，共收到深圳证监局和上海证监局开出的6张罚单，共计239.2万元。其中，深圳银监局决定对上海银行深圳分行处50万元罚款。主要违法原因是，发放消费贷款违规用于参加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责任人金鑫、马铭、黄道天分别处10万元罚款。这是银监局首次对“消费贷款”用于参与员工股权激励进行查处。除此之外，上海银行可谓“祸不单行”。11月以来，上海银监局也给上海银行也开出了两张罚单。上海银监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上海银行股份因存在违规向其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对某同业资金违规投向资本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合规性审查未尽职的行为，上海银监局决定对上海银行共计罚款159.2万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上海银行顶风作案，引发重罚。2017年9月以来，银监会表示，严查挪用消费贷款资金，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经过一年的严厉打击，消费贷、信用贷流向房地产的违规操作得到遏制。11月以来，在各地银监会开出的136张罚单中，只有10张涉及违规输血楼市，合计处罚金额400多万元，上海银行以159万罚款名列前茅。近年来曾多次遭罚记者查询发现，上海银行被罚，不是一次两次了。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0月份，10月22日，上海银监局公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北分行因存在提供虚假资料、未对某涉嫌套现的特约商户停止服务的行为，被上海监管局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共计100万元。当事人唐凯元被警告。2017年8月，上海银行信托资金违规用于异地融资平台，遭罚50万元。2016年11月，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各地银监局共开出17张罚单。从罚款金额上来看，处罚主要指向票据业务违规、因贷前贷后管理失职以及同业投资业务违规。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银行因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以及为票据业务提供担保等违规行为，被监管层开出单笔200万元巨额罚单，而这并不常见。2016年6月3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京银监发〔2015〕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海银行北京分行对贷款贸易背景的审核不尽职、贷后管理缺位、信贷资金流向监控不到位等问题进行处罚，罚款人民币40万元。2015年11月，上海银行周家嘴支行因为发放个人贷款流入股市被罚。……记者发现，这几年，银行被罚的频率越来越高，罚款集中在发放违规信贷等领域。有业内人士认为，为了银行资金安全和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银监会对被挪用到房市和股市等领域的资金进行严查，是必须的；对那些监控大额资金流向不力，疏于防范信贷资金用于申购新股，执行贷款“三查”制度不力的金融机构及其责任人进行处罚，也是必要的，这是银监会的职责所在。“金融生态已经发生变化，各类政策规定会更加严格，各商业银行应该守住‘底线’，合规前行。”...

　　经过一年半的冲刺和等待，漫道金服IPO并不顺利。　　《财经》新媒体注意到，在11月1日，证监会公布的最新IPO审核工作流程及申请企业情况相关公告，上海漫道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漫道金服”）的名字出现在了中止审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格当中。　　漫道金服是一家以向企业用户提供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并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宝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宝付网络）开展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宝付网络曾为多个问题网贷平台提供支付渠道，也曾因为多次违规经营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7年5月26日，漫道金服首次向证监会递交招股说明书，迄今已有近一年半的时间。今年1月17日漫道金服更新了招股书。　　据招股书披露，漫道金服拟赴上交所公开发行不超过4100万股，募集资金8.84亿元，IPO保荐机构为平安证券。漫道金服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同期实现净利润1.16亿元。宝付网络合计收入占漫道金融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97.59%，代收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91.63%，代付产品占比5.96%。　　关于公司现在的状态，漫道金服在接受《财经》新媒体采访时称，一切进度以证监会网站的公告为准，近期应该会重新提交审核。　　旗下宝付网络多次违规，曾被处罚　　资料显示，宝付网络成立于2011年，并在同年获得了支付牌照，是漫道金服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漫道金服招股说明书显示，宝付网络主要通过运营宝付网络商户平台为互联网商户提供包括代收、代付等全方位第三方支付服务。　　在10月26日易观发布的2018第二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互联网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中，宝付网络市场占有率升至7.02%，名列第四，仅次于支付宝、银联商务和腾讯金融。　　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10%，而宝付网络在2017年4-6月公司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低于10%的监管要求。　　在2014年5月19日至2016年12月21日期间，宝付网络为8家商户提供支付服务，将商户支付账户资金结转至非同名银行账户，违反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另外，宝付网络在未获得央行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监事会主席、首席技术官、风控负责人的变更，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规范支付机构变更事项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　　在拓展网络特约商户时，也未有效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管理，违反了《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七条及第十条的规定。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去年8月29日，央行上海分行向宝付网络出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银罚字[2017]46号），依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　　宝付网络则表示，在收到该行政处罚后，已经及时缴纳罚款并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工作，同时称上述行政出发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违规经营的行为，业内分析人士对《财经》新媒体分析，第三方支付属于微利经营的业态，若没有实力雄厚的股东和多元化的收入结构，单靠支付业务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盈利。近两年又赶上支付行业强监管、B端支付的主要客户互联网金融等相关行业也不景气。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支付企业不惜通过违规经营来追求财务层面的可持续增长。　　为多家爆雷平台提供支付渠道　　漫道金服还披露了2017年1-6月前35名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互联网金融相关公司多达26家，其中多个平台发生爆雷。据金小鲸不完全统计，26家公司中，已有5家平台被立案，3家平台出现逾期，1家平台被宣判。2017年1-6月漫道金服前十客户　　宝付网络的前十大客户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包括拍拍贷、团贷网、掌众金融、东方银谷、微贷等多家互金机构。　　2016年前十大客户名单中包括浙江草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温商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而草根网络今年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账户、资金均被冻结。温商贷也于今年8月发出了展期通告。　　2015年的前十大客户中，最大客户为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交易量占宝付网络整体交易量的16.24%，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则达到9.86%。金易融旗下P2P平台就是几年前被查的“e租宝”　　此外，钱宝网、PP基金、米袋计划、草根投资、雅堂金融等5家平台相继因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　　截至2017年12月13日，钱宝系公司未兑付本金达300亿元，实控人张小雷也已被提起诉讼。　　截至立案时，PP基金、米袋计划累计交易额均过百亿，米袋计划借款余额6.24亿元。　　《财经》新媒体就“如何筛选和甄别客户、怎么处理这些合作的爆雷平台”等问题采访漫道金服，截至截稿，并未得到回复。　　IPO前路仍未明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愈发严格，通过IPO融资越来越难，冲刺A股则更是遥遥无期。　　漫道金服此次IPO中止审查，是否与宝付网络违规经营有关，未为可知，但无疑为其上市之路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止审查后，漫道金服还有机会冲击IPO吗？“在IPO被中止审查后，只要中止审查所涉及的事项已经消除，公司便可提交恢复审查的申请，且恢复审查后，不需要重新排队，对企业影响不大。”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对《财经》新媒体表示，如果是终止审查，则需要等6个月才能重新申报，且需要重新排队，对企业的影响更大。　　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来说，互联网金融监管趋严的寒冬之下，做到合法合规经营和做好内部风险控制才是第一要务，其重要性远远大过所谓的业务创新和发展，也是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认可的重要前提。　　薛洪言认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规则已经比较清晰，企业要做到合规经营其实不难，而之所以违规事件不断，主要还是趋利的问题。治本之策，在于创造更好的行业发展环境，第三方支付企业要尽快实现收入结构的多元化转型。　　对于漫道金服未来是否会继续选择上市，以及如何对既有问题进行整改，做到合法合规经营等问题，《财经》新媒体将会持续关注。...

　　▲2013~2020年中国信用卡数量及增长率　　6月21日，维信金科在港交所上市；　　7月13日，51信用卡也成功挂牌港交所；　　9月19日，小赢科技登陆纽交所；　　9月29日，萨摩耶金服披露招股说明书，计划在美国上市。　　今年下半年的互金平台接连上市，好像是去年四季度的情景再现。彼时，趣店、和信贷、拍拍贷等平台相继赴美IPO，掀起了一股内地互金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　　但和去年上市的现金贷、P2P平台不同的是，今年互金上市出现了明显的风口转向，上述几家平台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信用卡代偿。维信金科旗下维信卡卡贷、小赢科技旗下小赢卡贷、萨摩耶金服旗下省呗，都是典型的信用卡代偿平台。　　信用卡代偿平台通过为用户一次性还清信用卡，用户再向平台分期还款，赚取利息差。有机构预测，这是一个万亿规模的大市场。　　几家上市平台近年来的业绩增速也印证了代偿业务的潜力：维信金科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从2015年的1.78亿元增长到141.69亿元，占比从5.1%提高到57.7%；截至2018年6月，小赢卡贷累计放款额266.5亿元，在贷余额131亿元，从产品面世到如今百亿规模，小赢卡贷只用了一年半时间。　　艾瑞咨询的一份报告指出，2012年到2016年，我国信用卡期末应偿还信贷余额由1.14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4.0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信用卡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信用卡代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据其测算，2017年信用卡代偿市场容量在2.71万亿元左右。　　信用卡代偿平台的业绩能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吗？银行信用卡市场的蓬勃发展真的能够转化为信用卡代偿业务的发展吗？这恐怕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互金上市风口转向　　趣店、和信贷、拍拍贷、简普科技、乐信，去年的互金上市潮从10月延续到了12月底。这其中，趣店作为现金贷的代表登陆资本市场，在经历了风波和质疑之后，想要将业务向汽车金融拓展。和信贷、拍拍贷是典型的P2P平台，简普科技（融360）主要提供金融搜索服务，通过为第三方机构导流盈利，乐信旗下则包括消费分期平台分期乐、互联网理财平台桔子理财以及互联网金融开放合作平台鼎盛资产。　　一年时间，这些平台褪去了上市时的光环，股价悉数滑落。《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了去年上市的所有互金平台股价跌幅情况，截至11月9日收盘，跌幅最大的是趣店，从上市首日开盘价34.35美元跌到了4.2美元，跌幅达88%。维信金科和信而富的跌幅也超过了60%，分别由上市首日开盘价20港元、6.65美元跌至7.08港元、2.46美元，跌幅分别达到65%和63%。此外，拍拍贷、和信贷、小赢科技、51信用卡、简普科技和乐信的股价相比于上市首日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经过了上半年的静默之后，国内互金平台上市潮在今年下半年再次开启，从6月份上市的维信金科到最近披露招股书的萨摩耶金服，数家互金平台已经或者即将登陆海外资本市场。　　与去年的现金贷标签不同，今年，这些平台的标签变成了信用卡代偿。今年6月，维信金科在香港上市，其主要业务包括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消费信贷产品、线上至线下信贷产品，其中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的贷款实现量在全部贷款实现量中占比最大。　　接下来是7月份，51信用卡在香港上市，其主要提供个人信用管理服务、信用卡科技服务以及在线信贷撮合和投资服务。截至2018年6月30日，51信用卡旗下“51信用卡管家”应用累计管理的信用卡数目已达1.19亿张。　　随后9月，小赢科技登陆纽交所。成立于2014年3月的小赢科技，旗下包括P2P平台小赢网金、信用卡代偿平台小赢卡贷、互联网理财平台小赢理财等。根据奥纬咨询的报告，从贷款余额来看，2016年12月面世的小赢卡贷到2018年6月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信用卡代偿产品的提供方。　　即将打开海外资本市场大门的还有萨摩耶金服，其在9月29日披露了招股书。萨摩耶金服成立于2015年5月，主要产品为“省呗”，为用户提供信用卡管理、优惠用卡指引、信用卡跨行账单分期等互联网金融服务。　　快速增长的业绩　　密集登陆资本市场背后，是这些以信用卡代偿为主要业务的平台的快速增长的业绩。首先来看维信金科。招股书显示，维信金科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从2015年的1.78亿元增长到141.69亿元，占比从5.1%提高到57.7%；消费信贷产品从2015年的6355.5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78.6亿元，占比从1.8%增长到32%。而线上至线下信贷产品的贷款规模则不断缩小，从2015年93.1%的高位占比减少到了10.3%。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维信金科的总收入为人民币12.71亿元，同比增长15.5%，其中净利息收入10.56亿元，同比增长6.1%，贷款撮合服务费5720万元，同比增108.8%，经调整净利润9560万，同比增长6.6%。就贷款实现量而言，2018年上半年，信用卡余额代偿产品的贷款实现量达到61.36亿元，同比增长约20%，占到维信金科全部贷款实现量的63.7%，占比较去年同期增长了9.1个百分点。　　小赢科技招股书显示，2018年上半年小赢科技促成贷款量为人民币198.79亿元，2017年全年促成贷款量344亿元，2016年为189.96亿元。其中，2018年上半年，小赢卡贷促成贷款量为138.34亿元，已超过2017年全年的促成贷款量，在全部促成贷款中占比约70%。截至2018年6月，小赢卡贷累计放款额266.5亿元，在贷余额为131亿元。　　与此同时，小赢科技的营收和净利润也在快速增长，招股书显示，其营收从2016年的2.3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7年的17.87亿元，2018年上半年营收便达到了18.48亿元。在净利润方面，也从2016年的亏损1.2亿，增长到2017年的盈利3.39亿元，而2018年上半年盈利已超过了2017年全年，达到4.43亿元。　　萨摩耶金服则在今年上半年扭亏为盈。招股书显示，萨摩耶金服的营业净收入从2016年的人民币5300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2.4亿元，涨幅达353.5%，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2.3亿元，同比增176.8%。净亏损从2016年的9400万元人民币降至2017年的6700万元人民币，2018年上半年扭亏转盈，实现净利润2560万元人民币。　　就贷款实现量而言，萨摩耶金服2016、2017以及2018年上半年分别为27.67亿元、76.64亿元和67.16亿元，其中信用卡代偿产品的贷款实现量分别为27.49亿、57.26亿和28.28亿元。　　市场规模几何？　　今年下半年互金上市的风口转向，信用卡代偿平台走到了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平台快速增长的业绩仿佛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艾瑞咨询在《中国信用卡代偿行业研究报告（2017）》（下称《报告》）中分析指出，按照银行信用卡生息资产规模估算，2017年信用卡代偿市场容量在2.71万亿元左右，并预计在未来三年间保持38.6%的年化复合增长率。从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来看，2017年信用卡代偿的贷后余额在870亿左右，对市场容量渗透率在3.2%左右，行业还处于能力建设阶段，整体发展空间巨大。　　迅猛增长的信用卡发卡量给信用卡代偿业务带来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上述艾瑞《报告》指出，2007~2016年，中国信用卡存量增长了5倍。而2012年到2016年，我国信用卡期末应偿还信贷余额由1.14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4.0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7%；信用卡授信总额由3.49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9.14万亿元，信用卡授信使用率由32.7%上升至44.5%，信用卡市场的蓬勃发展，为信用卡代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小赢科技的招股书描述了信用卡代偿产品借款人的典型形象。在2018年前6个月，小赢卡贷的借款人大多数是20多岁或者30岁出头，他们中有约90%的人拥有一万元以上的银行信用卡额度。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认为，信用卡余额代偿客群定位十分精准，瞄准的是3亿信用卡持卡用户，具有很高的辨识度。相比其他场景，信用卡余额代偿业务在起步阶段获客成本相对低廉，为平台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数据显示，国内信用卡发卡量、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仍在增长。今年6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蓝皮书（2018）》显示，截至2017年末，信用卡累计发卡量7.9亿张，当年新增发卡量1.6亿张，同比增长25.9%，信用卡累计活卡量5.8亿张，当年新增1.3亿张，同比增长29.7%。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银行卡授信总额（银行卡授信总额为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授信总额之和）为13.98万亿元，环比增长6.40%；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为6.26万亿元，环比增长7.83%。银行卡卡均授信额度2.19万元，授信使用率44.76%。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756.67亿元，环比增长6.35%，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1%，占比较上季度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随着信用卡持卡人数的上升，以及应偿贷款的余额增加，一定能够带来信用卡代偿业务的增长吗？对此，信用卡资深研究人士董铮表示，从信用卡发卡量来看，卡量在增长，授信额度在增加，应偿总额也在增加，对于代偿的需求可能会随之增加。不过，信用卡发卡量和代偿平台的增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强调，信用卡代偿只是小贷业务的一个细分场景，本质仍然是给用户发放一笔贷款，用户从欠银行的钱变成了欠小贷公司的钱。　　薛洪言表示，正常情况下，信用卡余额代偿解决的是持卡人的短期流动性问题，此时，业务模式是可持续的；而在特定情况下，信用卡余额代偿会成为持卡人化解不良风险的工具，以维持表面上的良好征信，此时，信用卡余额代偿业务便存在“接盘侠”的风险。　　薛洪言还指出，虽然信用卡余额代偿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以贷还贷，但应偿账单本质上也是银行贷款，在监管政策上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信用卡余额代偿的市场需求中，相当大的市场蛋糕已经被发卡行的账单分期业务切走，账单分期业务未覆盖的客群，资质相对较差。左有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右有银行信用卡账单分期的挤压，信用卡余额代偿未必是值得长期专注的生意。...

为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住得起院，我国每年都在社会医疗保险中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仅2017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预算就超1.4万亿元。然而个别医保定点医院，却打起了套取医保资金的歪主意。来看央视记者在辽宁沈阳的调查。不做任何检查 病人便被安排住院早上9点20分，记者在沈阳市于洪区街头看到一些老年人，他们正在等车。车还没有来，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等车的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个别的中年人，他们告诉记者，在这等车大家是要一起去医院的。他们还告诉记者并不是谁都可以在这等车，需要领头的人同意才行。九点半，两辆面包车准时出现在了这里。十几分钟后，记者跟随这两辆面包车来到了一家叫做沈阳市于洪区济华医院的门口。老人们下车以后全部走进了这家医院。济华医院是沈阳市的一家一级医院，门口挂着医保定点医院的牌子。记者在这家医院门口观察，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又有三四辆类似的面包车拉着老人们来到了这家医院门口，约有三四十名老人走进了医院。记者随后跟着一位老年人走进了这家医院。门诊医生没有给这位老人做任何检查，就按照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安排老人住了院。这让记者感到很奇怪。而另一位老人的诊断过程，就更加奇怪了。前台工作人员给院长打电话：“院长，方姨介绍来的，她已经住四次了，但是在咱们这没住过，行吗？”前台的工作人员跟院长通了电话之后，就把这位连自己上次因为什么病住院都忘记的患者诊断为“外科疾病”，并安排了住院。记者注意到，在为这些老人办理住院手续时，医生或者老人们会常常提起一个名叫方姨或老方的人。方姨负责为医院介绍老人来住院，在老人们来之前，她把老人的医保卡都收到一起，交给了医院。上午9点30分到10点左右，有七八位面包车送来的老人，在没有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就被医院确诊成了各种疾病，安排住院。一位床头上写着“急性肾盂肾炎”的老人告诉记者，早上到医院签到后，他们就去逛集市了，买了些东西，就赶回病房来领取免费盒饭了。1000元医疗费用 970元医保被骗取下午4点，医院门口再次热闹了起来。老人们集合到了门口排队上车。方姨出现了。记者看到，方姨手里拿着一沓钱，好像正跟一个人核对数字。方姨还给了他一张卡片，看卡片外观应该是社保卡。还了社保卡之后，方姨从包里拿出了一沓钞票递给了他。什么检查治疗都没做，但这些老人们在济华医院却产生了医疗费用。从几张医保卡消费明细可以看出，他们的医疗费用已经被医院刷走了。一位知情人向记者讲述起了其中的猫腻：“好像是一千七八百块钱，一千多，不到两千块钱，就是为了骗医保，国家大额医保。”据知情人介绍，医院给他们办理了四天虚假的住院手续，出院时，每位老人都会被消费医疗费用上千元，以1000元为例，报销的970元医保部门会直接与医院结算，应由患者自付的30元，由医院垫付。这些老人最终通过中间人方姨拿到300元好处费。“病人”出院还能领“工资”在同样是医保定点医院的沈阳友好肾病医院，记者来到住院部，隔着玻璃看到几个老人正在病房里一起聚精会神地打扑克。而在医院大厅，当天出院的老人却在询问“在哪里可以领钱”。跟随去领钱的老人，记者来到了一家距离医院50米的棋牌社。这里不断有从医院过来的老人和穿白大卦的人员出入。一位白大褂上印有友好医院名字的工作人员给等候在这里的病人发钱，遇到带来新病人住院的，还宣传起了“积分”奖励。在棋牌社门口，记者看到一些老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一边走一边数着手中的百元钞票。...

美股，红黄蓝单日暴跌超过50%。11月15日晚间，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第24条对社会资本投资幼儿园有明确规定。具体见下文：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已违规的，由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清理整治，清理整治完成前不得进行增资扩股。参与并购、加盟、连锁经营的营利性幼儿园，应将与相关利益企业签订的协议报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当地教育部门应对相关利益企业和幼儿园的资质、办园方向、课程资源、数量规模及管理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核，实施加盟、连锁行为的营利性幼儿园原则上应取得省级示范园资质。幼儿园控制主体或品牌加盟主体变更，须经所在区县教育部门审批，举办者变更须按规定办理核准登记手续，按法定程序履行资产交割。所属幼儿园出现安全、经营、管理、质量、财务、资产等方面问题时，举办者、实际控制人、负责幼儿园经营的管理机构应承担相应责任。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红黄蓝的大跌正是受上述规定的影响。而A股标的公司也面临不确定性。相关研究人士认为，此次《意见》中民办幼儿园“可以分类、不能上市”的要求超出市场预期，预计此板块上市公司未来面临的政策形势不容乐观。 遏制过度逐利行为对红黄蓝造成冲击的则是这一要求——“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中信建投相关研究人士就此认为，在政策层面，民办幼儿园已经明确未来可以登记成为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但是此次意见禁止民办幼儿园上市或者被上市公司收购，这是远超市场预期的。但上述研究人士也表示，目前，对于上市公司通过自有资金（非股市融资）自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行为并未做出规定。除红黄蓝外这些A股公司涉足学前教育红黄蓝官网显示，其前身成立于1998年，目前拥有近1300家亲子园和近500家高品质幼儿园，为0-6岁婴幼儿和家庭提供优质学前教育指导与服务。2017年9月27日，红黄蓝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红黄蓝2018年半年报显示，其2018财年前6个月实现营收762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的6430万美元增长18.5%；净利润为200万美元，同比下降62.26%。截至2018年6月30日，红黄蓝直营幼儿园在园人数为23526人，比上年同期的20463人增长了15%；加盟亲子中心和幼儿园的数量分别为1029家和216家。威创股份2018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旗下的幼教品牌共管理和服务接近5200家幼儿园，从市场占有率上来说，公司是目前幼教行业内服务幼儿园数量最多的公司。威创股份于2015年进入幼教产业，先后并购红缨教育、金色摇篮、可儿教育和鼎奇教育，红缨教育和金色摇篮均拥有自主研发、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幼儿园课程体系。秀强股份2018年半年报称，其教育产业业务主要从事包括经营直营幼儿园实体、幼儿园运营管理服务输出、开发推广幼儿园线上平台“秀强家园”APP等业务。公司直接运营管理的早教中心及幼儿园近100所，在园幼儿近15000名。和晶科技则通过收购智慧树平台公司环宇万维部分股权，开展移动互联幼教互动云平台业务。群兴玩具今年7月公告称，拟设立群兴彩虹蜗牛幼儿园并购基金，用于收购40-50 家直营幼儿园。一家有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学前教育本次迎来重大政策变化，目前，公司正在抓紧研究政策，“现在还不好评说。”...

　　摘要：接下来，我们将讲述FF与恒大从牵手到交恶的故事。　　为了让Faraday&Future（下称“FF”）成为“第二个特斯拉”，2018年7月26日，FF创始人贾跃亭妥协了。　　他正式辞去在Smart King、FF，以及旗下所有子公司的董事职位，仅留任CEO，后将自己价值14.8亿美元的FF股份，转让到一位朋友名下。　　此前的7月18日，贾跃亭与恒大控制下的时颖有限公司等各方达成《修改补充协议》（《Amendment and Consent》）——　　恒大承诺提前支付5亿美元，用于推进样车FF91在2018年12月量产、2019年上市的计划，付款条件之一即贾跃亭“不再是FF控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贾跃亭的辞职和转股，均是在满足这一要求。　　恒大对此却不满意，他们的顾问律所Bake McKenzie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援引广州市南沙区投资发展局的来函称：“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人依旧担任着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南沙工厂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恒大）调整他的CEO职位。”　　留任FF的CEO是贾跃亭的底线，他不允许恒大轻易击穿。但FF又亟需资金续命。贾跃亭等不及了，他决定逼宫恒大。　　2018年9月21日，Smart King召开电话董事会，7位董事全部出席，包括代表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以及贾跃亭提名的5位董事。　　这次董事会火花四溅，贾跃亭提名的董事表示，已经收到其他财团明确的投资意向。“在恒大既不付款，又不愿同意FF寻求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该董事提议，表决“Smart King寻求一切替代（恒大）性融资”的动议。　　夏海钧和彭建军投出反对票，该动议依旧以5：2的多数通过，但这并不意味着Smart King即刻就能寻求外部融资。　　“Smart King在IPO之前，寻求任何外部的股权或债权融资，均需提前得到恒大的同意。”这是2017年12月30日，贾跃亭与恒大签署的《股东协议》（《Shareholders Agreement》）赋予恒大的“融资同意权”。　　Smart King董事会决定，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通过仲裁打破恒大的融资限制，并最终解除与恒大的投资关系。　　腾讯新闻《棱镜》获取了Smart King救济救助程序的《仲裁决定书》（《Award Of Emergency Arbitrator》），全文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撰写，详细记录了针对这场纷争的关键证据和允许Smart King进行5亿美元限制融资的仲裁理由。　　而恒大投资FF《股东协议》、《收购协议》等一系列文件同样得以披露，这些文件规定了贾跃亭与恒大之间的核心投资条款。　　接下来，我们将讲述FF与恒大从牵手到交恶的故事。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下发的《仲裁决定书》封面　　致命的20亿融资　　2014年，贾跃亭在美国洛杉矶设立FF，注资5亿美元，用于开发和制造FF91。　　2017年，贾跃亭的乐视体系遭遇债务危机。　　当年11月在腾讯新闻《棱镜》独家对话时，贾跃亭介绍，“我在非上市体系股权、地产和上市公司体系股权，共约400亿的资产都在国内被冻结了，整个乐视的负债大约200多亿元，其中100多亿元由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乐视体系的债务危机发酵之际，贾跃亭滞留美国，给同样遭遇资金困境的FF寻求外部融资。　　同是在2017年11月，Season Smart（香港时颖公司，系恒大健康全资公司，下称“恒大”）同意在FF估值约44亿美元的基础上，投资FF共计20亿美元。　　这项投资设计成倒三角收购的形式，最终成立一家名叫Smart King的新公司，恒大持股45%，贾跃亭的FF Holding Ltd（下称“FF TOP”）持股33%，FF股权激励计划持有剩下22%的股份。　　Smart King100%全资持有一家名叫FF Global Holding Ltd（下称“FF Global ”），这家公司属于FF最终的运营实体。　　2017年12月30日，恒大与贾跃亭、Smart King（下称“三方”）正式签署《收购协议》和《股东协议》，用于设计上述公司架构和股东间的权利义务。　　2012年12月30日，贾跃亭作为FF Top的控股股东，在其与恒大签署的《收购协议》签名同意　　贾跃亭尽管是第二大股东，但得以在Smart King董事会中，提名五个来自FF TOP的董事，另外两个董事席位属于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　　不仅如此，贾跃亭还担任着Smart King和旗下实体公司FF Global的CEO，锁定任职时间达到15年之久。　　这意味着，贾跃亭不仅在Smart King董事会中拥有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同时长期把控着FF的经营决策权。　　根据上述协议，恒大虽是Smart King的第一大股东，但其身份只是财务投资者，不得参与FF Global的日常经营管理。　　恒大对贾跃亭并非真的放心，作为支付20亿美元投资款的条件——　　第一，三方签署《股权质押协议》，质押内容包括FF TOP和FF香港旗下法法中国的绝大部分股权，恒大系质权人；　　第二，三方签署《资产抵押协议》，抵押内容包括FF位于洛杉矶的总部和FF位于汉福德的工厂，恒大系抵押权人；　　第三，三方签署《知识产权质押协议》，质押内容FF针对电动车开发制造的知识产权，恒大系质权人。　　腾讯新闻《棱镜》独家获悉，在与Smart King爆发仲裁冲突前后，恒大通过司法途径，已经完成对上述质押、抵押利益的资产保全，这使得贾跃亭名下的核心资产，处于冻结状态。　　恒大更进一步，在《股东协议》第8部分以及相应条款中，享有对FF未来资产运作的高度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寻求任何的外部股权或债权融资。”　　例如，《股东协议》有关保留权益的概览表二中规定，在正式IPO之前，Smart King或者FF Global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包括回购、赎回、转股、并股、拆股等多种方式），均需提前得到恒大的同意。　　截止2018年5月25日，恒大已经支付投资款8亿美元。　　按照贾跃亭的公开披露，其中两亿多美元用于FF中国业务以及南沙工厂项目的建设，另外约1亿美元用于支付供应商前期欠款，剩余4亿多美元用于FF91的量产交付和下一代开发。　　按照《收购协议》中的付款安排，恒大已经完成2018年的全部付款计划，剩余12亿美元分12期付款，2019年2月19日支付第一期1亿美元，此后每隔两个月支付1亿美元，最后一期将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完毕。　　贾跃亭的转股与辞职　　2018年7月，FF Global预计，如想在2018年12月底前开启FF91的量产计划，该公司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2月之间，仍有资金缺口约6.63亿美元。因此，时颖即被要求改变《收购协议》中的付款安排。　　这是冲突的肇始，也是潘多拉魔盒的开启时刻。　　7月18日，恒大与贾跃亭、Smart King再次签署《修改补充协议》（《Amendment and Consent》），恒大同意提前支付剩余12亿美元中的7亿，其中3亿美元将在2018年7月31日支付，2亿美元将在2018年10月31日支付，2亿美元将在2019年1月31日支付。《修改补充协议》改变了恒大原来的付款计划，其中5亿美元拟于2018年内提前支付　　与此相应，恒大不再甘于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要求获得FF中国的更大范围的控制权，包括将“FF中国”的公司名改成“恒大法拉第未来”，恒大一方出任FF中国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等。　　除此之外，恒大提出，在控制权方面，贾跃亭要与FF中国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为达成这一目标，贾跃亭需要完成两个规定动作，首先是转股。　　因此，《修改补充协议》规定，贾跃亭需将自己持有的FF Peak Holding Ltd（下称“FF Peak”）中全部股权，一次性转到一个让恒大满意的第三人名下。　　之所以恒大如此要求，是因为FF Peak与FF中国之间存在控制权关系。　　FF Peak系贾跃亭注册在开曼群岛的FF上游控股公司，实际控股FF Top，FF Top再入股Smart King，Smart King继而实际控制着FF中国。　　“此次转股要在《修改补充协议》签署后30天内完成，而且贾跃亭需要提供证据，让恒大相信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ultimate controling shareholder）。”《修改补充协议》中另外提到，此次转股还要考虑到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要求。　　第二个规定动作即辞职，“贾跃亭需要辞去他在FF Peak 、FF Top、Smart king，以及FF Global等Smart king旗下每一个子公司中的董事和副董事长职务，”《修改补充协议》同时强调，贾跃亭依旧需要提供让恒大满意的“辞职”证据。　　2018年7月26日，即《修改补充协议》签署8天后，贾跃亭全部完成上述辞职要求。两天后，他将自己的FF Peak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一位朋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决定书》中并未详细披露受让人的身份背景，仅提到此人是“贾跃亭的朋友（A friend of Mr Jia）”。《修改补充协议》中对贾跃亭转让股份的相关条款　　2018年8月6日，FF中国正式更名成“恒大法拉第未来”，恒大集团副总裁彭建军正式出任“恒大法拉第未来”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此时，恒大已经实际掌控着FF中国业务以及南沙工厂项目，而贾跃亭在FF当中保留的职位，仅剩Smart King和旗下实体公司FF Global的CEO。　　不过，2018年7月31日，恒大第一批3亿美元资金未能到账，情况有变。　　恒大拒绝付款三理由　　贾跃亭这边坐不住了。　　2018年8月21日，Smart King的顾问律所Sidley Austin LLP致信恒大的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称，贾跃亭等已经完成《修改补充协议》的要求，并已经发送相关证明文件，并提议讨论一下“恒大为何尚未付款”。　　三天后，Baker McKenzie回信称，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尚未满足恒大以及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的要求。　　在这份Baker McKenzie的回信中，主要提到下述问题——　　第一，FF Peak的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均不清晰，这让恒大怀疑，贾跃亭的转股并未真正完成，他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第二，就在8月21日，广州市南沙区来函表示，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人”依旧担任着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南沙工厂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恒大）核实贾跃亭是否还在实际控制着FF中国的业务，并建议调整他的CEO职位。　　第三，FF中国的外汇账户依旧处于遭金融机构申请冻结状态，尽管恒大几经努力，试图解冻FF中国的外汇账户，但金融机构对贾跃亭和FF还是有着诸多质疑。《仲裁决定书》记录了恒大拒绝提前付款的三个理由　　此后，双方又有多次交涉，“恒大不仅一再拒绝履约和承担付款责任，反而多次以不同手段阻止公司对外融资，同时在9月份进一步要求FF签订多达9份的霸王协议，长达一百多页。其中包括随时可以触发向恒大廉价转让FF中国全部资产及全球高价值IP等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款。”贾跃亭在FF全员大会上说道。　　一位恒大人士对腾讯新闻《棱镜》回应，不存在霸王协议及廉价转让资产一说，“双方在9月商议彻底解决FF在全球面临的问题，恒大提出了一项可以解决中美两地资金需求的方案，并附加约束条款，一旦贾跃亭违约拒不还款，将按市场公允值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理。”　　如前文所述，此时FF再次陷入财务危机。　　2018年9月21日，Smart King召开电话董事会“逼宫”恒大，7位董事全部出席，包括代表恒大的夏海钧和彭建军，以及贾跃亭提名的5位董事。　　贾跃亭提名的董事表示，FF已经收到其他财团明确的投资意向。“在恒大既不付款，又不愿同意FF寻求外部融资的情况下”，该董事提议，表决“Smart King寻求一切替代（恒大）性融资”的动议。　　夏海钧和彭建军对此投出反对票，该动议依旧以5：2的多数通过。　　Smart King董事会决定，10月3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诉请先通过紧急救助程序打破恒大的融资限制，继而再通过最终仲裁程序解除与恒大的投资关系。　　根据的《股东协议》约定恒大、贾跃亭、FF三方冲突解决条款，“参照中国香港法律，通过仲裁方式寻求临时性救济或冲突救济。”　　激辩仲裁听证会　　Smart King以申请人身份，将恒大和贾跃亭列成第一和第二被告。　　之所以贾跃亭成为被告，是因为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申请中希望解除2017年12月30日签署的《收购协议》、《股东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合同，而这些合同的相对方不仅有Smart King和恒大，还包括贾跃亭本人。　　2018年10月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任命一位法国籍仲裁专家Peter Thorp担任仲裁员，先行审理Smart King提出的紧急救助申请。　　Smart King紧急救助申请显示，禁止恒大使用“融资同意权”，允许Smart King寻求替代性融资7亿美元。与此同时，Smart King给出承诺“保护恒大的投资利益”，不会在融资时稀释恒大股份，确保FF的整体估值不低于此前的44亿美元。　　贾跃亭书面回应仲裁员，“我同意Smart King的申请，愿意遵守仲裁员下达的任何决定，包括但不限于保护恒大股份不被稀释的一切举措。”　　10月18日上午，三方齐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仲裁员Peter Thorp主持召开口头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该律所共计派出8位律师出席听证会）提出的三个理由，证明贾跃亭并未满足《修改补充协议》中的付款条件，“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缺少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任何对紧急救助的支持都有损我们的利益。”　　就贾跃亭转股问题，恒大率先发难，“贾跃亭股权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不明，我们怀疑他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股东权益，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Smart King申辩道，贾跃亭持有的FF Peak价值14.8亿美元，“没有一个机构能在30天内拿出这么多钱，更别说贾跃亭股份受让人了。”　　FF负责资本运作的副总裁王佳伟，在出席听证会时透露，恒大法拉第未来的代表（包括恒大副总裁彭建军等三人）对其口头表示，贾跃亭只要将股份让给一个外国人代持即可，他可以保留这些股份的经济权益。　　另外一份证据是王佳玮、Smart King律师顾问、恒大律师顾问之间的往来邮件，发送时间是8月25日、26日（当日贾跃亭完成转股）。　　邮件显示，王佳玮发送完股份受让人的护照和住址等证明转股完成的文件，询问恒大律师顾问，“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文件？”恒大顾问律师彼时回复道：“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恒大否认了王佳玮的说法，“我们要求贾跃亭转让股份，是希望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他不仅不能是FF Peak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还必须放弃他作为股东的实际权利。”　　仲裁员Peter Thorp对此争议的个人看法是，“按照恒大律师的要求来看，贾跃亭的转股证件文件是充分的。而且恒大律师此前让Smart King相信，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此外，在贾跃亭辞去Smart King和FF相关公司所有董事和副董事长之后，恒大仍不满意，“他有可能作为“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也就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在中英文中的涵义稍有不同，中文的字面意思可能是实际上的控制人，英文的字面意思则是终极大股东。《修改补充协议》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条款，是否意味着贾跃亭需要放弃其持有股权的法律拥有权和实际拥有权。我认为在现有语境下，这尚不明确。”针对恒大对贾跃亭可能是“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的指控，仲裁员Peter Thorp点评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恒大想在此后的最终仲裁程序中说服仲裁庭，则需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在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广州南沙区针对贾跃亭“失信被执行人”的函件。　　仲裁员对此保留意见，他只是推测道，“在最终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理由相信，恒大过于依赖政府机关的意见，导致在判断贾跃亭提供的相关证据（辞职和转股）时不够谨慎。毕竟，贾跃亭客观上满足了恒大的要求。”　　仲裁员在一次小结中表示，尽管他“不能也不应该”对最终仲裁走向做出预判，但他相信，Smart King有机会在此后的程序中说服仲裁庭，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已经达到恒大规定于《修改补充协议》中的要求。　　贾跃亭与FF还在挣扎　　《仲裁决定书》注明，考虑到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结论出台前保持现状等因素，仲裁员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给出生效仲裁——　　Smart King在目前的资金状况下濒临破产，为保护恒大等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允许Smart King进行有严格条件的融资，其中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低于恒大投后估值，恒大享有新股的优先购买权。　　紧急仲裁员综合各方意见，将Smart King的对外融资金额，由原来申请的7亿美元，调整至不超过5亿美元。《仲裁决定书》在最后详述了此次紧急救助的生效裁定　　FF Global（Smart King全资持有的实体公司）的资金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该公司财务副总裁Michael Agosta提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证言显示，截止2018年9月26日，FF Global的账户上仅剩1810万美元，但每两周的全员工资支出达到790万美元，每个月针对供应商的付款需要4000万美元。　　截止2018年11月初，FF Global针对供应商的欠款累计8000万美元。　　此前FF Global共计员工1407人，而自10月下旬，该公司将员工裁至600人，人均年薪由原来的十多万降至加州最低的5万美元。即便只是给员工发工资，FF Global的账面资金最多支撑7个月。　　腾讯新闻《棱镜》自知情人士处获悉，FF Global计划在2018年12月底前，通过债权融资的方式募集资金5000万到1亿美元，换取下一轮股权融资到位前的存活时间。　　“FF累计投入20亿美元，目前净资产5亿美元，新的投资人再提供五六亿美元，就可以实现FF91的顺利量产。”在11月3日的FF全员大会上，贾跃亭如是说。　　该公司原计划在2018年12月底量产FF91样车，2019年内正式对外发售。“我们有机会继特斯拉之后，成为高端电动车市场的第二。现在来看，假设马上获得融资，勉强有希望在2019年第三季度实现量产。”财务副总裁Michael Agosta表示。　　然而，不管是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贾跃亭和Smart King恐怕都很难绕过恒大。　　腾讯新闻《棱镜》独家获悉，在紧急仲裁进行期间，恒大依据此前签署的一系列《股权质押协议》、《资产抵押协议》、《知识产权质押协议》，完成了对FF旗下净资产的司法保全。　　这意味着，FF价值5亿美元的净资产，难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有效标的，获得债权或股权融资。　　正因如此，2018年10月18日听证会前，Smart King临时提出申请，请求解除恒大的上述资产抵押权，该请求被仲裁员Peter Thorp拒绝，“这不属于此次此次仲裁的事项，你们可以提起一项新的紧急救助请求。”　　此后，2018年11月12日，Smart King再次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剥夺恒大的上述资产抵押权，该申请尚未得出仲裁结论。　　而根据香港《仲裁条例》中规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生效裁定需通过法院确认后，方可强制执行。这意味着，Smart King若想申请绕开恒大的资产抵押、保全等，另一个途径即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年11月8月，Smart King向位于FF总部的美国加州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10月25日下发的《仲裁决定书》，并希望加州法院“下发其他或者进一步有助于Smart King的救助判决。”　　恒大不愿示弱，该公司11月12日发布公告，已经在开曼法院提起诉讼，要求Smart King提供所有财务资料及相关文件。　　“贾跃亭和Smart King强行赶走恒大委派的出纳员、强行阻止恒大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造成恒大无法知悉合资公司的财务状况。按照《股东协议》，恒大有权进行财务审查并向合资公司委派出纳员，同时约定如果出纳员七天不签字即视为同意付款。”恒大公告如是写道。　　包括上述诉讼，以及正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最终仲裁程序，都在等待终局，贾跃亭与FF还在资金荒漠中等待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