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收现金“太低端”！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落马细节曝光，利用“影子公司”贪腐，精心设计掩盖权钱交易图源：央视 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四集《系统施治》　　1月18日晚间，“银行一把手受贿不收现金：太低端”这一话题冲上百度热搜。热搜提到的这位“不收现金”的“银行一把手”，正是2020年3月被开出党籍、移送公检机关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　　当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的金融反腐专题纪录片《零容忍》第四集播出，其中详细披露了孙德顺贪腐一案的细节。　　“他（孙德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收现金，他认为收现金太低端了，太简单粗暴了。”该专题片中，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介绍，孙德顺从业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一步步做到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来实现利益兑现，掩盖钱权交易。　　偏爱房地产贷款的短视行长　　资料显示，孙德顺1958年11月出生，现年已满60周岁，属于正常到龄退休。公开资料显示，孙德顺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曾先后于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工作。　　2011年12月，53岁的孙德顺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行长任上调任中信银行总行党委副书记兼副行长，2016年7月20日起任中信银行行长，同时担任中信银行（国际）董事长。　　2019年2月，中信银行公告披露，孙德顺到龄退休。然而，这位金融老将才退休不到一年就被调查。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孙德顺是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将其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同年5月，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称，孙德顺利用担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中信银行副行长、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彼时，中纪委在通报孙德顺被开除党籍时，措辞严厉，并表示其存在“限制压制制造业贷款”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在对高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通报中十分罕见。　　“他（孙德顺）就关注什么挣钱快、见效快，就愿意贷款给房地产。”央视专题片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樊祥鹏揭露了孙德顺压降制造业贷款的原因，“主持行长会议的时候，主持行长办公会的时候就公开直截了当要求，全行一定要立刻把制造业贷款停下来，即便你有100%的抵押，那也不行。”　　“在这期间，中信银行贷款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长幅度达到40%多，制造业贷款当时受到压降，压降幅度达到30%多，所以受他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刘成在该专题片中表示。　　中信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占比过高的问题，带来的长期风险后来逐渐显现。2020年2月，银保监会向中信银行开出2200万元的巨额行政处罚罚单，处罚事项19项中有13项涉房地产业务。　　樊祥鹏表示，这就体现了一个政绩观的问题，“追求眼前的利益、局部利益，年报会非常好看，但是给后面会造成很大隐患”。　　重重“影子”下的利益输送　　“从自己所触犯的法律一看，还是自己有贪心，自己也特别悔恨，再怎么悔恨也没有后悔药。”孙德顺追悔不已，在央视镜头前检讨称，“因为自己是从基层起来的，业务能力比较强，所以总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在那摆着呢，就造成了一种侥幸心理支撑着你了。”　　据央视专题片介绍，孙德顺在银行业工作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精心设计来掩盖权钱交易。　　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推动的贷款授信，找到其中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针对性地调查获得贷款的企业和孙德顺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孙德顺腐败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权谋私。　　调查发现，孙德顺是利用“影子公司”、借助金融手段来完成利益输送的典型，其专业化、复杂化程度相当罕见。他安排两名老部下作为代理人，开设了两家投资平台公司，两家公司前台的所谓法人，实际只是为孙德顺代言的“影子”。　　“我就是前台的一个发声者，我后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德顺。我们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公司的核心业务决策，其实都是由他来决定的，细到相应的份额怎么分配，这些细节也是他来定的。”孙德顺所控制平台公司的负责人温暖在镜头前坦白。　　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两家平台公司是他的核心经营团队，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层“影子”；在平台公司之下又设立了十多家项目公司作为第二层“影子”，项目公司和行贿企业还不是直接交易，而是双方各自再成立空壳公司作为第三层“影子”，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交易主体本身已经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用“影子交易”为利益输送再蒙上一层迷雾。　　一方面，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　　信贷审批环节成贪腐重灾区　　“孙德顺案凸显出管住信贷审批权这一关键权力的重要性。”央视专题片介绍，银行贷款审批一般是由贷款客户递交申请材料，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审批，而孙德顺却经常直接与企业对接，再布置给下属去做，用程序倒置的方式违规操作。　　按照中信银行的制度设计，行长对信贷审批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审批必须经信贷审批会议集体表决通过，主要领导必须末位发言。但事实上，孙德顺经常无视这些制度，直接干预信贷审批，银行内控机制在“一把手”的权力面前失去了作用。　　针对监督缺位、监督不力问题对症施策，在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包括中信集团在内的18家中管金融机构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这项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仅2019年至2021年12月，派驻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就对驻在单位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调查81人。　　金融领域反腐工作仍在持续深化。新年伊始，已有中国人民银行机关服务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牟善刚，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两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中纪委网站通报也发现，信贷审批环节的腐败行为成为银行干部犯案的一大共性。中纪委网站此前刊文指出，“目前，我国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大部分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作为资金提供的主要渠道，是典型的资源富集、权力集中领域，干部容易受到‘围猎’”。　　“既有他们个人的主观因素，也有一些相应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没能有效落地实到位。”有资深银行机构人士谈及银行高管为何屡屡发生严重腐败案时向记者指出，除了个人思想觉悟出现问题之外，也不能够忽视一些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客观因素。　　据了解，信贷领域腐败问题往往专业性、技术性、隐蔽性较强，并且以贷谋私往往需要上下勾结、左右串通、多环节配合。前述中纪委网站文章提议，应加强对“一把手”等“关键少数”的监督，“目前，从商业银行各业务条线和管理事项的授权安排看，分行‘一把手’是人权、事权、财权的最终责任人，尽管内部有集体审议机制，但是在‘一把手’可以直接决定或影响员工岗位、薪酬、职务等情况下，有的党委班子集体决策机制流于形式，个人或少数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形成‘一言堂’”。...

是什么可以让大学毕业就各奔东西的同学重新联系、能够让多年未曾沟通的远房亲戚重新热切、甚至使得曾经赌咒发誓此生不见的前男友/女友重新又聊了起来，当然只有拼多多的“砍一刀”了。 “亲，在吗？帮忙砍一刀呗”，相信很少有人没收到这样的一句话，以及随之而来的拼多多链接。随着“砍一刀”的邀约越来越多，大家自然也就厌烦了。但几乎无孔不入的“砍一刀”链接还不是最过分的，更让人意外的，是“砍一刀”居然没用。去年船机，上海一位律师因“砍价免费拿”始终差“0.9%”成功，起诉了拼多多。因为在他邀请多位好友砍价，甚至购买了一份9.9元的“砍价包”后，却始终还差0.9%才能“免费拿”。这件事简单来说，就是在拼多多的“砍一刀”功能上出现了“100-99.1＞1”的情况。当然，拼多多显然并没有能力重新定义数学体系，根据该律师日前在网络中发布的相关内容显示，拼多多方面向法庭表示，因为因页面显示百分比的位数有限，而且这个数字是除不尽的，所以将至少小数点后有6位数以上的百分比，直接省略显示为0.9%。也就是说，砍价页面显示的0.9%不是0.9%，而是0.9996427%。“还好，拼多多至少承认了十进制”，这是知乎网友在这一话题下的评论。显而易见，拼多多方面的这一解释并没有让网友买账。99. 0089318%显示为99. 1%、0. 9910682%显示为0.9%，用五舍五入来解释几乎完全没毛病。在“砍一刀”页面里机型展示时，拼多多甚至大方赠送了0.0910682%的零头，让用户以为“免费”近在眼前，而当用户拼命的拉人头的时候，拼多多方面则表示，我们要严谨合规、这0.0910682%必须凑齐。简单来说，拼多多的意思就是，“砍一刀”这种玩法在只差1%以后，是会差0.9%、还是差0.09%、抑或是只差0.009%，其实都在他们自己的一念之间，反正用户的屏幕有限、而小数点后却是无限的。只要拼多多想，就可以让用户离“100%”永远差这么一点。可以说，拼多多的策划将极限思想运用地如此出神入化，直接将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了一出互联网版本的演绎。在芝诺悖论里，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为什么追不上乌龟的原因，是千百年来未解的难题，而现在拼多多用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做出了解答。说一千道一万，拼多多在“砍一刀”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进度条的百分比有小数是可以的，但其却没有告知用户此0.9%非彼0.9%，以及这一数字后面是有小数的。对于消费者而言，拼多多的产品经理如何设计以保障体验，程序员如何实现“砍一刀”的算法都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情，消费者需要的只是知情权。只能说，拼多多的运营主体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愧是做氪金页游起家的，将人性的弱点拿捏地相当到位。先将损失厌恶心理充分放大，给用户看上去极其丰厚的奖励、再给一个无限接近100%的进度条，让用户陷在其中无法自拔。被誉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德国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类有一种自然倾向去完成一个行为单位，这就叫“心理张力”。而心理学家布鲁玛·紫格尼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紫格尼克效应，来解释了人类存在的“完成欲”，也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所谓“完成欲”，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首先一笔画个圆圈，然后在交接处有意留出一小段空白，回头再看看这个圆后，此刻你脑子里必定会闪现出，要填补这段空白弧形的意念。然而仅靠“完成欲”是不够的，拼多多的“砍一刀”非常精妙地选择了先大后小，在前期“拉人头”的时候会提示用户砍掉成百上千元，而此后的效果则越来越低。这样做的妙处，就在于在大数字的诱惑下，用户会不断将社交关系链作为成本投入，但随着效果的不断降低，人的损失厌恶心理又会让用户不舍得放弃成本。最终，拼多多将用户的关系链收割殆尽，而用户则只留下了一个永远也不会被填满的进度条。其实拼多多要想证明“砍一刀”活动并不存在套路，只需公布每天或每周发生的砍一刀行为，以及用户免费拿到商品的次数，这两个数据就能有一定的说服力，就像氪金抽卡手游都会公布概率一样。可遗憾的是，拼多多不可能会这样去做，更不可能将真实的中奖率公布出来。因为代表获客成本的营销费用是写在财报里的，这其中可没有多少玩弄规则、使用套路的空间。为什么拼多多要如此“套路”用户呢？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因为在拼多多的崛起之路上，通过社交裂变来实现用户规模的告诉增长，是其最为核心的增长引擎，而“砍一刀”则是社交裂变的代名词。通过这一模式，大量的用户或主动或被动成为了拼多多的活跃用户，并为其市值添砖加瓦。再加上拼多多本质上还是一个电商平台，也没有创造更加先进的商业模式，并且依旧依靠的是流量经济。早期，拼多多靠的是被忽视的“五环外人群”，获取这群长期被主流互联网平台忽略的用户的低廉成本，使得其迅速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然而，现在“五环外人群”早就不再是下沉市场三巨头的专属，获客成本的节节攀升，或是拼多多在“砍一刀”上动了歪脑筋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购用户增速已大幅接近于网民增速。而这也就意味着，网购渗透率已经接近天花板。2021上半年，综合阿里、京东、拼多多三家的财报，这三大电商平台合计的新增买家数量约1.7亿，而CNNIC公布的同期全网真正首次网购的用户则只有3000万。这也代表着，头部电商平台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抢人大战”，但这就意味着获客成本的飙升。根据拼多多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该季度其活跃买家的获客成本已经升至367元，高出上一季度的258元，比上一年同期的170元上涨了一倍多。获客成本高就意味着新增用户少，稀缺的资源必然贵，这也很好理解。而“砍一刀”作为拼多多获取新用户的工具，只有新用户能够增长进度，这其实早已是公认的潜规则。毕竟，老用户之间能够互相砍一刀，就等于在薅拼多多的羊毛。而如今“砍一刀”“砍”不动了，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用户不够了，虽然很多的“砍一刀”链接发给了朋友，但却可能并没起到作用。所以这也难怪此前曾有媒体爆料称，“砍一刀”项目在2021年上半年的拼多多内部绩效打分中，被评为了最低档的“1”。在前有“砍一刀”项目拿下最低评分，现有拼多多代理人编出屏幕有限、以至于显示不了小数点后的数字，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或许曾经让拼多多得以迅速壮大的功臣“砍一刀”，也已经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时候。...

临近春节，王华再也坐不住了。他是北京一家知名美元基金的个人LP，却快被所投GP拉黑了，“去年起我发了多封邮件，但至今没有任何回复和主动联系，几乎等于失联。”根据他的描述，LP多次要求该美元基金设立专门的对口联系人员，然而连这一基本要求也被创始合伙人拒绝了。一切始于2014年，在上海的一场闭门推荐会上，王华第一次接触了该美元基金，彼时对方正在为旗下第一支美元基金募资，创始合伙人是圈内鲜少见到的女性投资人。路演结束后，拥有多年投资经验的王华成为了该VC一期美元基金的个人LP。问题开始浮现是在投资5年后，王华渐渐发现基金内多个项目无法实现退出，且几年期间没有收到GP的任何分配。直至2021年中，七年期限终于到了。第一次全面看到该基金的真实业绩时，王华惊呆了：7年到期日时，该基金分配比例只有10%，到目前分配比例也只有20%。“ 整整8年，投资者仅拿回投资本金的20%，大部分项目到期无法退出，收益连一个普通的公募基金都不如。”王华难掩失望。警惕回报低引发LP极端情绪“GP的使命，就是给LP赚到钱。”“以往这种事总发生在人民币LP群体，没想到现美元基金LP也开始‘拉横幅’了。”听闻王华的遭遇，北京一位资深创投人士不胜唏嘘。这并非个例。回过头看，2015—2017年设立的一批基金至今已运行5-7年，退出期或投资期基本结束，LP对于现金回报的预期达到顶峰、业绩不好的基金将可能出现极端事件。回报低引发LP极端情绪，眼下正在VC/PE圈真实而残酷地上演着，这是所有GP需要警惕的现象。就连国内十分头部的基金，也开始遭遇了个人投资者上门维权。“现在最怕被问DPI。”深圳某知名创投机构IR负责人感叹，现在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吹嘘IRR，敢说DPI（投入资本分红率）才是真英雄。说到底，还是业绩为王。GP的使命，就是给LP赚到钱——真正脚踏实地做出业绩的GP，永远不会缺钱。而站在LP的角度，GP在日常交流中也不必做太多粉饰。在他们看来，退出才是真正验证GP价值回报的交卷时刻。中国创投圈LP与GP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所谓LP（Limited Partners）即有限合伙人，俗称“金主爸爸”，是创投机构（GP）的出资人。长久以来，人们总将这形容为“夫妻过日子”——LP给予资金支持，为前线沙场上征战的GP不断输送粮草和弹药，双方共享果实。然而当下，现实比理想骨感得多了。站在LP的角度来看，当诉求多元化了，那GP做的还不够。上海一家母基金合伙人刘思哲向投资界描绘了这样的景象——北京某家最近几年晋身头部阵营的GP对于资金雄厚的LP往来频繁，而投资比例较小的LP则被冷落，存在感微乎其微，“没有被特别放在心上”。一些LP甚至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开始流行与GP签署对赌协议，把股权变成了债权，当业绩不如预期时，LP要求GP兜底并返还投资款。“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了LP电话，对方问我能不能再补充签一份对赌协议。从业快20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当晚直接失眠了。”华南某VC机构创始合伙人杨素说起了自己的遭遇。“本质来说，这是不合理的。投资本是一个投资和商业行为，LP理应接受利益与风险共承担。”他认为，有些个人LP还是需要被再教育的。为此，能募到钱VC/PE都悄悄提高了LP门槛。深圳一位刚募集超10亿元人民币的创始合伙人透露，2021年，他们基金募资最低份额从1000万元提升到了5000万元，以此挡住一些抗风险不强的LP群体。LP抛弃没有业绩的GP，开始做起直投如我们所见，LP开始冲到前面做直投。上海某地产圈LP向投资界透露，因所投GP的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集团的LP业务自2019年便已经暂停，并紧锣密鼓地做起了自己的直投基金。最新一个轰动的案例，是2021年11月，深圳天使母基金管理公司正式启动了深圳市天使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短短3个月就完成了3亿元规模的募集。这是深圳天使母基金发起设立的首支天使直投基金，以子基金已投或拟投项目为主。相对而言，天使LP做直投依然罕见。但从行业情况来看，LP做直投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做直投已经是大多数市场化母基金的标配，有的母基金直投比例超过70%，加剧了GP与LP之间共同投资的竞争。“上海科创基金80%投子基金，20%做直投，与GP的协作远大于竞争。”上海科创基金总裁杨斌此前向投资界介绍，“我们征询了LP的意见，也做了整个市场母基金的调研，作为一支专业化的母基金，20%的配置比例还是合适的。”不过，有些市场化母基金为了生存走进一个极端——不再投新的子基金，亲自下场做直投。“其实也能理解，有些GP投不好，那LP还不如集中资源自己投。”一家知名创投机构的IR负责人如是说。“坦白说，LP参与跟投，我们内心深处不是特别愿意。”上海一家VC机构合伙人向投资界直言，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基金身上。在他看来，这样的要求或多或少产生一些与LP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旦开了口子，以后就会有无数次这样的情形出现，从而更加难协调与LP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想化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国内一家头部美元基金正在募集一支人民币基金，发现如今人民币LP群体的诉求多元化，“跟投需求已经成为常态化，还有一些产业LP希望双方能够资源共享，产业协同。”总而言之，大多数LP不再甘心出钱做个“甩手掌柜”。市场正在淘汰不赚钱的GP这一场始于募资难的淘汰赛，依然正在上演。“圈子里非常卷，往年大家都在说二八效应，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九’了。”一位从业多年的资深IR徐睿告诉投资界，大概10%的投资机构募完了市场上90%的钱。清科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募资总规模大幅提升，约1.27万亿元，同比上升50.0%；新募基金数超4500支，同比上升87.2%。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水平，大家的募资势头还是很凶猛。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VC/PE募资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数据表明，上述同期中基金平均募集规模为2.7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19.9%。大型基金积极设立的同时，市场上规模不足1亿元的基金约占基金总量的60.0%，但他们所拿到的总金额仅占前三季度募资规模的9.6%。走过一个基金周期，VC/PE行业已经来到了洗牌和分化的十字路口，当资金集体涌向头部基金，一期而亡、退不出去的“僵尸”基金比比皆是，一批中小玩家可能就此悄悄消失。不久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在2021年，协会办理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1744家、办理通过1246家、中止220家、注销1230家。正如某创投大佬曾说的那样，对三分之二的VC来说，他们的第一支基金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支基金。沪上一家市场化母基金合伙人直言：“中国GP有过万家，从逻辑上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市场还是比较散乱。优胜劣汰是必然，这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2022年又开始了，一切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文中王华、杨素、徐睿、刘思哲为化名。...

1月17日消息，市场有传闻称，原中泰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原某公募基金量化总监金昉毅双双被抓，或因涉嫌操纵证券及内幕交易。对此，金昉毅独家回应券商中国记者称：“本人工作生活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关心。”中泰证券方面则回应称：陈龙已于去年11月12日从公司离职，公司对网传涉陈龙相关信息不知情。中证协网站显示，中泰证券研究所原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已于2021年11月15日从中泰证券离职注销，此后没有在任何证券公司任职。不过，券商中国记者从接近中泰证券研究所人士处获悉，陈龙去年底曾失联，或在离职前已案发。中泰证券原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被抓17日，有传言消息称，中泰证券研究所原首席策略分析师陈龙“涉嫌内幕交易，已经被关进去了”。该消息同时称，涉事20多人小团体均被抓，除陈龙外，还有两位华为员工，以及某公募基金量化部总经理也被调查。对于前员工陈龙被抓的传闻，中泰证券方面回应称：1、陈龙已于去年11月12日从公司离职；2、公司对网传涉陈龙相关信息不知情。券商中国记者查询中证协官网信息发现，陈龙于2021年11月15日从中泰证券离职注销，此后没有在任何证券公司任职。资料显示，陈龙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学士。9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职于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宏观策略分析师、高级策略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等职务，2019年3月加盟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过，券商中国记者获悉，据接近中泰证券研究所人士透露，陈龙于去年11月中旬辞职，但是在此之前或已经案发。据悉，当时陈龙曾失联了一段时间，有不少客户、研究所同事联系不到陈龙本人。对于失联原因，据知情人士称，与某华为造车概念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有关。金昉毅独家回应：本人工作生活一切正常在本次网络流传的消息中，还误伤了一位基金投研人士，原某公募基金量化总监金昉毅也身处传闻旋涡中。1月17日晚间，金昉毅本人独家回应券商中国记者称，“目前本人工作生活一切正常，谢谢各位关心。”随后，金昉毅还在朋友圈表示，“网络绝非法外之地，造谣传谣要负法律责任。”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对于该则传言涉及的上市公司小康股份，去年上半年大涨3.8倍，而从去年底开始股价一路下滑，跌幅达38%。券商分析师被抓，涉嫌内幕交易的小康股份也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股民也炸锅了！小康股份股吧显示，不少股民愤懑不已，有人称：“如果此消息属实，小康数万股民的血汗钱谁来负责？天理难容！”有人悲观表示，“小康估计是跌停一字板。”还有股民幸灾乐祸：“坐庄小康，难怪去年就小康暴涨，哈哈，被抓了。”更有人隔空喊话上市公司：“小康股份能发文一份澄清公告吗？”对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活动“零容忍”无独有偶，就在去年9月，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市场分析师蔡钧毅被公安机关带走。上海证券内部对蔡钧毅事件进行定性并全公司通报，蔡钧毅也被免去所长助理一职。上海证券当时对外回应称，公司从有关渠道获知蔡钧毅事情，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其的调查。据我们初步与相关部门沟通获悉，蔡钧毅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监管方面则不断落实对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活动“零容忍”的要求。2021年7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中提到，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总体要求包括：坚持零容忍要求、坚持法治原则、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底线思维。在主要目标方面，到2022年，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证券违法犯罪成本显著提高，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投资者权利救济渠道更加通畅，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到2025年，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更加健全，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显著提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崇法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全面形成。在中国证监会昨日召开的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上，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在部署2022年工作时也强调，要发挥好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等机制作用,强化行刑衔接,进一步增强执法震慑。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严重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严重干扰市场功能发挥，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影响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沉疴顽疾”，历来是证监会稽查执法严厉打击的重点。据悉，2020年以来，证监会从重从快查办了一批重点类型、重要领域的典型案件。乐视网财务造假等案件已作出行政处罚。华晨债、永煤债等债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首单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启动。康得新已完成退市摘牌。...

“戒烟保护套”“电子烟充电器”“电子雾化”......屡禁不止的电子烟线上交易，正在侵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日前，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各大电商、社交品台上均有商家在售卖电子烟，且方式隐蔽，采用各种擦边球词汇或者视频图片来躲避审查。2019年10月3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明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防止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购买并吸食电子烟，电子烟店铺、销售网站等应及时关闭。2021年12月公布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电子烟产品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从电商引流至微信交易，“年龄门槛”成摆设“是买家吗？加你微信，具体微信说。”在拼多多一家店铺中，澎湃新闻记者打开一款注明“电子烟弹仓盒”的产品，并向客服询问是否有电子烟售卖，客服表示具体信息不便透露，要先下单再详细解释。记者下单后，立即接到电话，对方在确认记者的身份后，要求不在电商平台的聊天窗口中对话，而是要添加微信交流。打开该店主的朋友圈，均是各品种电子烟的售卖信息。随即，他给记者发来一系列品种的电子烟视频和图片，表示：“截图询价。”客服称“加微信交流”，朋友圈均为电子烟销售信息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在电商平台搜索“电子烟”，会弹出“绿网计划”提示，显示法律规定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但相似的关键词不会受到监管，搜索“悦刻5代”“戒烟套”“dzy”“电子雾化”等，会有大量销售电子烟的店铺弹出。和电商相比，部分社交平台的交易显得更大胆。以Soul为例，记者在聊天框中搜索“电子烟”，发现大量以“电子烟”为ID的用户公开在个人主页售卖电子烟。根据搜索记录，记者还加入5-6个以电子烟命名的群聊，群内主要交流电子烟线上交易的具体信息。Soul上的电子烟交易群同时，记者在探探、虎扑、豆瓣等多个社交平台上都找到了电子烟销售的相关信息，均在个人主页上明确暗示有电子烟销售。豆瓣上的电子烟卖家均在首页附有微信号/二维码虎扑上的电子烟卖家探探上的电子烟卖家无论是电商还是社交平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平台均是引流方，最终交易方式还是通过“加微信”进行。一位Soul上的电子烟卖家告诉记者，这是因为许多平台对收款码有所监管，只能通过微信转账实现支付。值得注意的是，电子烟“线上禁售令”设立初衷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但是在记者冒充买家咨询时，“年龄门槛”形同虚设。没有一位卖家咨询记者的年龄，甚至当记者直接向多位卖家表示自己未满18岁时，对方也不拒绝销售，而是笑称：“假装没看到。“记者称自己不满18岁，卖家表示“我没看到”甚至有卖家建议记者可以利用年龄优势，在学校读书期间，通过线上进货，将电子烟卖给同学：“很好卖的。”线上电子烟交易呈“团伙化”，200元入会费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电子烟线上交易，相比散乱无章的个人卖家，呈现团队化、规模化的特点。在电子烟交流群中，记者表示：“我也想做这个生意，有人愿意带带我吗？”多位卖家给记者发来私信，均表示愿意吸纳“入会”，但是前提是交200元会费。“会费不是交给我，是交给上面的人。”卖家“小胡”（化名）表示。交纳会费后，记者就能从小胡处进货，至于能挣多少钱，“全部看自己本事”。电子烟线上交易已形成团队小胡“指点”称，除了线下卖给熟人，线上售卖也是重要渠道，比如抖音、快手等平台均可以悄悄售卖电子烟。“抖音抓得紧，我最近刚被封号，推荐用快手。”逃过审查的方式是，不在文案和个人介绍中提到“电子烟”相关词语，而是用视频、图片等形式表达，随即他给记者发了大量电子烟小视频供参考。“这些都是团队里多个号试验得出的经验。”卖家称线上销售有“技巧”澎湃新闻记者查询抖音、快手显示，通过关键词搜索，确实难发现电子烟销售的踪迹，但在一些电子烟相关视频的评论区，有大量公开的线上交易，许多卖家会询问“要买吗”“我这里有货”“保真”，而点开卖家的主页，往往没有文字介绍，仅仅有一个微信号，或是只有视频。短视频平台评论区的电子烟交易小胡表示，电子烟销售有明确的地下网络，通过会长，再到下级，一层一层递进，每一层都会从中赚取差价，最后才到消费者。但是团队之间彼此没有联系，只有进货和出货方有所接触，他也不认识会长是谁，但是一些公用资料会在会员之中流传。他给记者出示了电子烟进货的报价单：以YOOZ Zero二代系列为例，单杆进货价为130元，官方售价则为248元-278元不等；悦刻五代系列，进货价为每杆150元，官方售价为268元。具体出货价可由自己决定，但普遍超过200元。卖家出示的电子烟“进货价格”电子烟“禁售令”落实难：数码还是烟草产品，未有明确定义在监管层面，国家一直在严控、严抓电子烟的非法交易。从2018年开始，国家已针对电子烟行业出台一系列监管措施，包括禁止网上销售电子烟等，2019年电子烟更是遭遇“全网下架”。去年12月2日，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信息显示，按照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国家烟草专卖局研究起草了《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对电子烟产品实行登记制度。电子烟产品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前，应当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另外，《管理办法》还提到，拟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尽管监管“重拳出击”，为何电子烟线上销售依旧屡禁不止？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季立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电子烟网络禁售令执行难的原因是多元的。首先，对相关禁令的理解不一，造成了市场主体的误读。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何为“电子烟”以及下架“电子烟”产品的具体操作要求。对于电子烟的属性究竟是数码产品还是烟草产品，目前尚未有明确定义。部分商家宣称自己卖的是数码产品。电子烟产品由“烟具”和“烟弹”组成，只要不销售烟弹，似乎就和电子烟撇清了关系。目前，如何界定什么是电子烟的国家行业标准尚未出台，相关部门仍在积极开展相关调研和论证，推动出台规范引导电子烟行业有序发展的管理措施和办法。然而必须明确，国家尚未出台电子烟标准规范，不能成为商家打擦边球的机会。其二，社会对电子烟产品危害认知不足。《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中指出，电子烟作为卷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充，其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和健康风险，在原材料选择、添加剂使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等方面随意性较强，部分产品存在烟油泄漏、劣质电池、不安全成分添加等质量安全隐患。电子烟被视为香烟替代品，很多地区均出台了控烟法规，但电子烟产品却不在其列。去年10月，深圳首次将电子烟纳入控烟法规条例范围，电子烟与传统香烟同等对待，在电子烟规范监管方面有了新的实践。其三，对于禁售电子烟的法律责任规定未予明确，《通告》中未对平台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本质上仍是一种软约束。律师：未下架电子烟的平台需承担责任类似淘宝、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需要对非法销售电子烟承担怎样的责任？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多位律师，均表示未尽到监测、劝阻和制止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义务的销售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认为，平台有义务审核商家的各项经营资质，对不符合经营范围的商品不能上架，或者在发现商家违法经营的，要及时采取下架等处置措施。“隐性销售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避过平台的审核，但平台也应该通过巡查等方式主动清理非法内容，或者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接到投诉后也要及时处置。”他提到，对于如何承担责任，要根据不同平台主体决定：以电商为例，如果电商平台没有对商家履行资质核验义务或未及时处置违法经营行为，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短视频平台上部分用户发布的涉嫌违法经营的内容，可以适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规进行监管，如果平台没有履行义务，可能被网信部门约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微信交易电子烟、或是在朋友圈贩卖电子烟，目前法律上未能有统一认定。“朋友圈比较特殊，相比短视频平台，朋友圈相对来说属于私人空间，不属于平台，所以微信也不能直接干涉朋友圈内容。”夏海龙表示，如果用户长期、大量在朋友圈发布销售信息，在发生纠纷时，是很有可能被认为属于经营者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2021年11月，为加强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进行修订，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但截止目前，对于电子烟的监管细则尚未出台。季立刚建议，未来，应当妥善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与行业标准及行业细则，建立合理的行业准入机制，构建完善的产品质量体系与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推动电子烟行业的规范发展。...

（原标题：不锈钢市场交易乱象频出： “1斤瘦肉须搭配3斤肥肉”）在不锈钢材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部分上游钢厂违约现象严重，出现长期拖欠、更改履约方式或强制搭配销售等行为，不少中下游企业被迫接受“高价购买大量现货才能部分提取早前签约的低价期货”的不合理条款。这种“1斤瘦肉须搭配3斤肥肉”的强制搭配销售行为有蔓延之势，致使部分不锈钢企业短期内“无米下锅”，一些下游制造业企业、工地、承包商甚至面临停工困境。因市场价格上涨拒不履约 钢厂强制要求搭配销售“不锈钢市场上肆意违约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主要表现在部分上游钢厂不按合同约定向客户交货，更有甚者，强迫客户接受‘不平等合约’，不少不锈钢行业中下游厂商苦不堪言。”　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负责人说。他举例说，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德龙镍业”）等部分钢厂迟迟不履行早前签订的低价期货合同，还出现把现货高价卖、高低价搭配交货（合同预订的低价期货必须搭配一些高价现货才能进行提取）、延交合同、更改协议等行为，严重影响了中游的钢厂代理商、市场贸易商及部分下游终端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据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不完全统计，佛山至少有20余家不锈钢相关企业向该协会反映类似问题，其中，部分企业2020年底和2021年一季度的合同尚未交付完成。佛山某公仓内，堆放着大量响水公司的货物。记者 刘宏宇 摄2020年底，佛山市钢汇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13000元/吨单价向江苏德龙镍业旗下响水巨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福建兴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订立了总计12000吨304冷轧不锈钢钢卷购销合同，交货时间分别是2021年1月29日前及2021年2月26日前。当时，钢汇宝公司已按时足额支付了保证金，共计3120万元。但由于不锈钢材料价格上涨，上述两家公司到了交货期拒不交货，反而提高价格，要求钢汇宝公司必须按现有市场钢材的价格（高于原合同价格4000—6000元/吨）采购现货钢材。佛山市诚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健说，2021年春节以后，各大企业一直催促交货，而响水巨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仍然要求企业按照1：3或者1：4的比例购买高价格现货搭配交付合同，很多企业为了保持正常加工生产，被迫接受。“目前，多数合同已逾期几个月，甚至大部分企业2021年1月的期货合同执行进度只有约20%左右，大量2月、3月到期的合同（超过5万吨以上的合同量）仍未开始执行。”邓伟健说，　从2021年1月中旬开始，响水巨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始通知各企业，若想加速合同交付，须购买现货搭配交付期货合同，如交付400吨期货必须搭配购买1200吨现货。“相当于买1斤瘦肉须搭配买3斤肥肉。”同时，因合同未能完成，导致许多企业的合同保证金长时间被钢厂占用。邓伟健介绍，其关联公司目前还有数千万的合同保证金一直未能收回。此外，张家港一家不锈钢公司2020年按15600元/吨的价格向江苏德龙镍业和福建兴大订购304冷轧合同，本应于2021年6月份交完货，但后来江苏德龙镍业和福建兴大更改了三次，最后约定2021年12月底之前交完，结果还是爽约。至今还有2000吨未交付，且被要求按1：5或1：6购买德龙镍业高价现货搭配货，买家表示不接受。无独有偶，国内另一个不锈钢集散地无锡，也在上演同样的情况。无锡市不锈钢加工流通协会表示，2021年春节后，无锡不锈钢市场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短短半月有余，涨跌幅达2000-2500元/吨。涨价时候，部分钢厂的托词就是“缺货、交货慢、封盘、毁约”等。部分钢厂提出“高价货先交”“高低价搭配交货”“延交合同”甚至“更改协议”等要求。无锡市不锈钢加工流通协会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国内不锈钢生产企业主要以代理制协议制模式为主，代理商对于不诚信的钢厂深恶痛绝，但由于害怕失去货源，往往只能被动接受不合理条款，这样的事在不锈钢圈时有发生。违约之势蔓延　中下游利润遭严重挤压《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江苏德龙镍业的行为并非个案，上游钢厂搭配销售、恶意违约等行为已成蔓延之势。“江苏德龙镍业的做法产生了不良示范效应，影响了不锈钢产业链的稳定。”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有关负责人说，2021年以来，不锈钢市场的经营交易秩序较以往更趋无序，部分上游钢厂利用资源配置优势肆意违约的问题比较突出，不诚信经营的种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不锈钢市场公平有序的经营环境。对此，多数不锈钢中下游企业敢怒不敢言。据协会和企业反映，部分上游钢厂利用市场资源主导地位每每在行情激烈波动之时迟迟不履行低价合同，时而通过第三方，把现货高价卖，又或者要求“高低搭配交货”“延交合同”“更改协议”等。作为中游的钢厂代理商、贸易商及下游终端用户们大多不敢得罪钢厂，担心以后钢厂不予合作缺少货源，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某些钢厂因此频频得利。而其他一些钢厂看到同行获益，也开始纷纷效仿。《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山东一家钢厂也曾效仿江苏德龙镍业做法，但遇到了佛山个别不锈钢企业的抗议和据理力争，最终双方协调解决。此外，据佛山一家不锈钢制管企业负责人反映，江苏另一家钢厂亦有类似江苏德龙镍业行为。钢厂以种种理由和拖延战术造成该企业阶段性的“无米下锅”，经营遇到困难。“有一家上游钢厂不仅疯狂涨价，还提出很多无理要求，例如，要求先兑现高价合同，再兑现低价合同。”佛山明通明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周银昌说，“不锈钢行业的利润都被上游钢厂割走了。”《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不锈钢产业链下游的装饰材料行业、家电行业等已受到严重影响。不少企业表示，因价格高企，将减少购买钢材或谨慎进货。一家不锈钢企业说，其企业下游的一些工地或承包商纷纷称“顶不住了，宁愿停工”。前阶段，受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不锈钢期货价格接连暴涨。而“高低价搭配交货”“均价提货”（购买的低价合同期货和高价现货之间平均价格达到供货方划定价格才能提货）等方式进一步恶化了市场价格秩序，包括不锈钢管板、制品企业在内的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愈发趋薄。维权取证难　监管还须形成合力《经济参考报》记者曾多方联系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场负责人戴林波，他对于记者的采访予以拒绝。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销售部长蒋博文则表示：“我不了解相关情况，估计是个别企业在政策方面没跟上，造成销售困难。”中下游不锈钢企业也在积极开展维权行动。2021年11月30日，钢汇宝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报福建兴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搭销高价商品和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合同期限、支付方式和交付方式附加不合理的限制。”2022年1月6日，广东丰昊不锈钢有限公司委托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向响水巨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律师函，就逾期退还保证金及支付赔偿金一事，要求响水巨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项并追究违约责任。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该局2021年4月份已对响水巨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涉嫌利用合同欺诈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立案调查。但目前调查面临两大困难：一是涉事公司不主动配合调查；二是异地取证困难。在采访中，各方表示，此类涉及大宗商品价格秩序的跨省执法问题，仅靠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力量或难以解决，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协调跨省调查，对于扰乱不锈钢交易市场的行为予以严肃处理。佛山市诚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反映，类似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引发其他钢厂效仿，如此下去将影响整个行业营商环境，也会影响企业发展信心，进而影响不锈钢产业本身供应链稳定乃至更下游制造业企业正常运转。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力度监管履约情况、加快速度查处违约行为，让市场秩序得到有力维护，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序。大宗商品价格问题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2021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召开会议，联合约谈铁矿石、钢材、铜、铝等行业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重点企业，要求重点企业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带头维护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秩序。广东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不锈钢产业上下游的集聚程度有较大差别，上游主导粗钢生产的行业集聚度非常高，行业前十的钢厂合计占据市场份额或超过80%；但处于下游环节的加工生产、贸易行业很分散，面对资源高度集中的上游钢厂时，下游话语权较弱，更谈不上主动权和主导权。希望上游钢厂从社会责任出发，带头在不锈钢市场竞争中切实做到守合同、重信用，上下游企业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诺森比亚大学的学者们联合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它将提供用于仿生眼的低功率系统。诺森比亚大学的Richard Fu教授跟哈尔滨工业大学PingAn Hu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展开合作，其将新开发的用于控制仿生视网膜、机器人和视觉假体中的人工突触装置的方法称为一项“重大突破”。研究小组发现，当将软金属铟的元素注入到一种名为二硫化钼(MoS2)的二维(2)材料中可以提高导电性，并且还可以降低用于开发仿生眼的光学突触的功耗。该技术随后在电子视网膜的结构中进行了测试，并发现能产生所需的高质量图像感应功能。该团队的工作已经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Advanced Materials》上，论文名为《Ultralow Power Optical Synapses Based on MoS2 Layers by Indium-Induced Surface Charge Doping for Biomimetic Eyes》。Fu教授是形状记忆、压电薄膜、纳米材料和纳米设备方面的专家。他解释称：“目前的视觉系统是基于物理上分离的传感器、存储器和处理单元。这些系统往往有很高的功耗，并且难以执行复杂的图像学习和处理任务。因此，我们新开发的方法对下一代人工视觉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研究的资金得到了英中皇家学会国际交流基金和中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仿生眼植入物在现有的眼睛结构内或在大脑中工作。它们旨在实现功能性视力目标--而不是物理性的、美容性的目标。一些仿生眼的植入物正在开发中，但目前可用的非常少，而且只适用于由特定眼病引起的失明。然而随着研究的继续，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很快就会从高科技仿生眼中受益。Fu教授的创新理念已经促进了基于压电材料的生物传感和诊断工具、细胞图案化和操纵方面的进展。他还因其围绕形状记忆薄膜和聚合物在显微手术和药物输送方面的进展而享有国际声誉。他已经开发了用于气体传感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纳米结构智能材料。据悉，Fu教授是智能材料和微系统领域的一位教授，他在诺森比亚大学的数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系工作。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客服QQ：318059325 微信：wdcjcne 邮箱：kefu@cjz.vip一：财经钻CZ详细介绍：https://www.cjz.vip/uploads/868369.pdf二：财经钻CZ相关介绍：https://www.cjz.vip/99989216.html...

2022年1月12日中午，在北京郊区一家大型超市的地下库房，超市工作人员用手首推叉车将仓库中的商品运出，装入仓库门口停放的小货车中，不一会儿货车装满，半个小时后，这车商品被运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批发市场。成箱未拆封的食用油、整袋的米面等商品被从货车卸下，进入批发市场专做粮油批发的摊位。未来，这些从超市出来的商品，通过批发和零售等方式达到饭店、食堂、居民家中等消费者手中。在普通消费者眼中，商场、超市、电商是针对C端进行零售，实际上，大多数商超在零售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客户业务，机关、学校、医院和企业等单位食堂，乃至各类批发市场也是商超的分销渠道。张伟也是部分商超的“大客户”之一，他每天都会从各大商超的手中“拿”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货”，每个月创造的流水高达数千万元。然后将这些“货”出售给批发市场的商户，从中赚取少许差价。像张伟这样的商超大客户不在少数，据他透露，这些大客户为部分商超贡献的流水占比高达40%-60%，尤其是一些经营较差的商超，“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中间商帮助出货，估计早关门了”。一、大客户“这是今天的，25万元的大米，30万元的油，20万元的拖鞋……”，张伟翻看着转账记录，每翻出一个就指着屏幕说一句。当天他从各个商超的进货量达到上百万元，“基本每天都是这个量，上下浮动不大”。张伟从事这一行业超过十年，上游合作伙伴包括多家知名商超及供应商，下游客户更是遍及各大批发市场。他的生意是每天从上游手中采购数量不等的商品，然后通过渠道出售给各大批发市场的经销商们。张伟说，他主要做的是生鲜、粮油和快销品，尤其是米面油肉菜等流通性较强的产品，每天个别品类大约都有20万元到50万元的采购量。根据下游客户需求的品类和数量，每天他都会制定一个包括品类、数量的进货清单，商超公司给出报价后，根据价格和供需情况进行调整，完全确定好后，他会分别支付相应定金或货款给对方相关负责人。每天上百万元的货款，有时候砸在同一个品类上，有时候分散到几个品类；有时候针对一家商超，有时候也会同时向几家采购；有时候还会满足上游商家对流水和业绩的要求，即便是下游没有需求，张伟也会先采购过来。张伟没有自己的仓库，支付完货款锁定货源后，如果下游经销商有需求，他会通知经销商到商超指定的仓库去拉货，或者商超公司为有需求的经销商直接配货；没有消化完的商品，仍旧停留在仓库中。部分商超直签厂家的品类，会直接从厂家的仓库运到批发市场；生鲜类的产品，则多数从直供产地运至批发市场。“如果没有人说，基本不会有人知道这些商品是从超市流出来的，很多货没有经过超市的仓库”。无论是从厂家仓库、直供产地，还是从商超的配货中心和超市的仓库，这些最终从批发市场流入到各地的商品，所产生的经营流水最终体现在商超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我们给有的超市贡献的流水能占到六成左右”，张伟说。对于多数商超来说，虽然都有大客户或者B2B业务，但普遍是针对政企等团体食堂集中采购，在各家大型商超业务贡献构成中，均占比不大。像张伟他们作为大客户采购商品产生的收入，均被计入零售业务中。张伟说，他们这一行利润极低，全靠走量，所以，一定程度也迫使他们不断去拓宽下游的市场，“下游的客户越多，需要量越大，我们也赚的越多，同时对上游的话语权就越大，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完全可以左右一家超市的业绩”。二、多赢近年，由于疫情管控等因素影响，多数商超均面临着较大的业绩压力，2021年上半年部分商超的营收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尤其是社区团购兴起，对以生鲜为主的部分超市造成较大冲击。一位外资超市的门店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超市经营业绩压力由来已久，第一，近年部分商超大规模扩张门店，一个区域内出现多家大型商超，相互蚕食市场客源，“客源是固定的，甚至是减少的，卖家多了，压力自然大。”第二，天猫、京东等兴起虽然形成冲击，但超市通过减少日用品、提高生鲜供应暂时缓解了压力。但随着社区团购的兴起，商超的生鲜优势也被打破，“我们也做了类似社区团购的送菜，但没人家便宜。”该人士表示。第三是疫情影响，多数地区疫情管控期间，加大对商超等人流密集场所的检查力度，一定程度也影响了客流，“现在好些了，原来进超市又是登记，又是扫码，很多老人不会用，宁愿到小区里的生鲜店买菜。”上述外资超市门店负责人表示。他表示，他们店也偶尔会通过“大客户”走量，但整体占比不大，仅仅作为补充，“超市本身不会去做，但供应商一般有经营任务，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渠道消化一部分，有的是折价出的”。张伟表示，他们大部分以商超的招采价进货，有部分确实会折价拿到货，但要么是着急冲业绩，要么不太好卖的货，“加价有加价的道理，折价有折价的原因，都正常”。对于大型商超来说，张伟这样的大客户是一个重要的冲量渠道，不仅可以提高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也一定程度支撑起部分区位、客流较差的门店业绩。所以，多数商超也愿意给到张伟招采价。“像永辉、物美这些大型超市采购价，普通经销商是很难拿到的”，张伟说，即便是他们在招采价基础上留取一定利润，“这个价格也比其他渠道进货便宜，所以，我们走批发市场渠道才能走得通”。一方面是价格较低，批发市场消费者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及餐饮店，对价格相对较为敏感，较低的价格受到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欢迎；另一方面品质也能够保证，多数商超对供应商的产品都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张伟认为，对于商超来说，虽然“大客户”模式有刷流水的嫌疑，但实际上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商超公司解决了采购议价和业绩问题，经销商和普通消费者也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我们中间商也有一点利润”。经济观察报走访多个批发市场和大型商超发现，米面粮油等标准型产品，同一个采购系统出来的同一种商品，批发市场与超市价格差距极为明显。以某品牌牛奶为例，同样的商品，批发市场价格比超市价格便宜3-5元，如果是临期商品，批发市场以七折销售，一箱牛奶可以便宜几元到十几元；某品牌5L装食用油，超市渠道买3桶的钱，在批发市场可以买4桶。张伟说，一直以来，批发市场的商品鱼龙混杂，大量劣质产品由于价格低，流通量并不低，“批发市场的商户，价格上比较灵活，正规渠道进来的商品量大了，价格上也可以挤压一部分劣质产品的空间，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三、利弊得失商超的商业链条为供应商、商超、消费者，供应商可以是厂家、产地，也可以是大的经销商，商超的门店数量越多，日常流水越大，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能为供应商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位做蔬菜批发生意的经销商告诉经济观察报，原来他一直从山东等地批发蔬菜，然后到新发地去卖，销售量和价格受行情影响比较大，“有时候拉去，一会就卖光了，有时候，好几天卖不出去”。一次偶然机会，他成为京郊某家院校食堂的供应商，又通过院校食堂承包人，接触到周边一些小型超市的老板，“小超市的需求相对稳定，食堂受寒暑假影响，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可控的，不用怎么费心思了”。据他介绍，现在他都不用自己亲自跑了，一个电话，让山东那边的菜农备好品类，司机过去拉货，回来分发给客户，“现在我准备自己做个生鲜店，如果原来，哪有时间和精力考虑这些”。而且，这种产业链的变化，还会进一步促使上游农业、种植业产业化形成。上述外资商超门店负责人说，原来农民种地，根据自己需求来种，“只要当地有的农作物都要种一些，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订单来种植相应的农作物，不仅可以抵御市场风险，而且更容易形成精细化农业产业”，该门店负责人表示，订单持续下去，农民看到利益，就会一直种植一种农作物，“山东的蔬菜，内蒙古的土豆，从种植、供应到消费，产业链都已经稳定下来了”。在这个产业链中，大客户们作为隐形的一员存在，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实际上超市渠道的分销商，拓宽了渠道”，上述外资商超门店负责人说：“比如说，单凭门店零售，一家商超可能影响到10万亩，但如果加上他们这个，实际上变成了12万亩、甚至15万亩”。但是他也指出，对于商超来说，像张伟这样的大客户，只能作为辅助，不能成为依赖，一旦业绩受制于大客户，会进一步削弱自身对产业链的掌控力度，“一旦变成依赖，早晚有一天他们就会用业绩来要挟你”。他进一步分析，整个商超流通领域，由于品类较多，大客户影响相对较小，但具体到某一个品类，几家大客户联合起来，可以通过供需手段影响批发市场的价格，“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是有过先例的”。以面粉为例，如果前期商超的大客户对某个批发市场大量供应，“只要断供两到三天，面粉价格一定会上涨”，该门店负责人表示：“虽然影响不到商超门店的价格，但可以要挟你和他们价格同步”。张伟也承认，对于部分细分品类的价格，大客户们确实具备干预的能力，“一件商品涨两三毛钱，普通消费者基本没有感觉，监管也很难关注到，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很大的利润，就看敢不敢去做”。张伟说，与赚取更大利润相比，商超和批发市场等上下游渠道维护更重要，“如果真那么做了，就是自毁饭碗”。...

2022年1月7日，李梁（化名）来到十荟团长沙办公楼前，他想讨回十荟团欠他的费用，共计50多万元。但是这里已经人去楼空。李梁是长沙十荟团网格仓的经营商，他在2020年5月加入，手里有几个长沙的网格仓。1月14日，《财经》记者来到十荟团北京总部办公室，办公室里大部分工位都空着，一些办公区域被杂物填满，只有零星几个人坐在办公区域玩手机、聊天。一位自称是十荟团的安保人员出面表示，他每天要接待十几个上门来要钱的人，多的有几百万元，少的也有几万元。他还提到，十荟团还欠他所在的安保公司几十万元的费用。十荟团北京办公室的很多区域已经堆满了杂物。拍摄/柳书琪社区团购平台十荟团成立于2018年8月，共完成了7轮融资，总融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仅2020年就完成了4轮。阿里巴巴共参与投资了4轮，是十荟团的重要股东，也曾是合作伙伴。最新一轮融资是2021年3月完成了7.5亿美元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投资方还包括DST Global、晨曦投资、时代资本、GGV纪源资本、昆仑资本等多个知名投资机构。和李梁一起去十荟团“讨债”的有几十个人，他告诉《财经》记者，他们大多都是湖南本地的网格仓经营商，还有一些是供应商，共计欠款超过1000万元。网格仓是社区团购里的中转仓，大仓将货品运到网格仓后，再由网格仓进行最终环节的配送。李梁称，从2021年9月起，就未收到十荟团应该付给他的配送费用。他还提到，有其他人从6月开始就没收到过钱了。一位2021年7月从十荟团离职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他在十荟团完成最后一轮融资时加入，3个月后，公司就开始裁员，他和其他员工甚至一度怀疑这一轮融资的钱是否真的到账了。包括《财经天下》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称，十荟团裁员幅度惊人，从最高峰的超过1万人，缩减到几百人。《财经》记者多次致电十荟团CEO王鹏，电话被挂断或无人接听。李梁回忆，在完成最后一轮融资后，十荟团立刻开始大幅补贴，希望通过烧钱来提高GMV（交易总额）和订单量。GMV是互联网行业最看重的指标之一，但这恰恰是让十荟团走入困境的核心原因之一。作为曾经风险投资市场热捧的公司，还曾获得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大力支持，十荟团是怎样一步步走入困境的？十荟团身上发生的很多事，不仅同样发生在其他社区团购平台上，还有不少类似模式的公司都遇到过。一、爆雷加入十荟团之前，李梁在经营一家菜鸟驿站，同样是物流配送相关领域。2020年初，他周围有很多人都在谈论社区团购，也有不少人找他加入。当时，社区团购平台刚刚开始抢占市场，类似长沙这种二三线城市是它们的主要进攻方向。十荟团在长沙来势汹汹，收购了长沙本地的几家公司，并大力宣传阿里是它们的投资方。李梁考虑，有阿里背书，这家公司应该会相对更有实力。刚加入时，李梁手里的订单少得可怜，只能自己跑市场、拉用户。当时十荟团给他们承诺，每天至少保底700元——如果费用低于700元，都按700元算；如果高于700元，则按照实际支付。对于网格仓来说，订单量越高，均摊的配送成本就越低，大家都希望可以尽快提高单量。对于社区团购平台来说，最快的方式就是低价补贴。李梁记得，每次融资后，十荟团都会进行一轮补贴，补贴力度惊人，本身价格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还有满减券。2021年上半年，十荟团的订单量在补贴的助力下大增。李梁说，当时在长沙，十荟团的订单量是美团买菜和多多买菜的两倍以上，只低于起家于湖南本地的兴盛优选。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社区团购不得低价倾销。2021年3月，十荟团因“特价倾销、扰乱市场秩序和以虚假手段诱骗消费者下单”，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处以150万元的顶格处罚。顶格处罚也未能阻止补贴的脚步，5月，十荟团又因同样的原因被处罚50万元。从2021年6月以后，十荟团订单量开始逐步下滑，越来越少。到了8月，李梁手里的两个网格仓开始亏损。十荟团平台的SKU（指最小存货单位。全称为Stock Keeping Unit）逐步减少，从最高时2000多个，到300个，到现在不到100个。十荟团的负责人告诉他，要么他交2万元押金，要么就关仓。李梁隐隐觉得有些担心，他没有交押金，选择关仓。关仓后的问题也来了，十荟团应该支付的费用一直未结清。随后，十荟团的相关人员一直劝李梁和其他网格仓负责人，转型做2B业务，也就是批发给超市、餐厅。李梁没有同意，费用一直收不到，他在12月时去了长沙十荟团的办公楼，那时就已经人去楼空了。李梁还需要支付配送司机们的工资，到了11月，他已经拿不出钱了，只能去贷款。12月，他连贷款都拿不到了，司机们向他讨要薪资回家过年，甚至表示要堵在他家门口。他说，跟他一起来讨债的，有已经7个多月的孕妇，还有因为自己要去找新的工作不能来，只能让家里70多岁的父母上门讨债的。他们给之前联系过的十荟团高管们打电话，CEO和董事长联系不上，其他高管要么联系不上，要么称已经离职。上门讨债几天后，十荟团外聘的律师带来一个解决方案，要求他们签订协议，5个工作日后支付10%的欠款，3个月支付15%，随后每个季度支付15%，直至付完。但李梁他们并未接受，“付我10%才5万元，这笔钱根本无力支付司机的工资，而且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担保，现在签了大概率是拿不到后面的钱了。”此时，讨债人们想起了还有阿里巴巴，李梁和其他人也曾试图去阿里巴巴讨要说法，得到的回应是，阿里和十荟团已经没有业务往来关系，只是投资方而已。2021年8月，十荟团曾经发布内部信提到，正在与阿里巴巴MMC业务进行区域整合，资源互补、团队协作。2021年9月15日，十荟团宣布全面关停云南昆明的网格仓。随后，十荟团广州、福建、浙江等多个省份业务大范围关停。2022年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十荟团处罚30万元，原因是消费者下单付款成功后，十荟团未发货，也未补发并取消订单。长沙的十荟团欠款事件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政府相关部门也已经出面维护秩序，但截至目前，这一问题仍未解决。二、猫腻2020年末，十荟团董事长陈郢发布内部信，信中提到，“对于十荟团的伙伴们来说，社区团购的意义超越了一个能赚很多很多钱的商业模式和创业项目（虽然我们确实也会赚很多很多钱）。”2021年3月，十荟团拿到阿里领投的7.5亿美元，弹药充足，开始补贴。对于当时的十荟团来说，竞争极其激烈，滴滴、拼多多和美团都已经下场，巨头们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平台效应，创业公司只能靠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来维持烧钱。想要继续融资，就必须说服投资人，烧钱能换来显著增长。这是持续了多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主要逻辑之一。李梁说，当时总部给各个区域下达指令，每个区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要达到一定量的GMV。但是社区团购的每个城市、区域、网点的情况都不一样，很难用同一套标准来要求。GMV是电商平台惯用的数据口径，指平台上的成交金额，并不能和用户数量直接挂钩。当时补贴的不仅是十荟团，几乎所有的社区团购平台都在补贴。低价并不足以堆出快速增长的GMV。一些区域的业务员开始“刷单”。因为补贴力度足够大，很多商品的价格低于成本价，不少相关业务人员会自己下单，然后转手把这些商品卖给其他供应商，或是熟悉的小超市。甚至还有供应商会先给十荟团发货，然后供应商再自己下单买回来。李梁说，这些事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戳破。十荟团官网上明确指出，所有员工“不用职务之便，做有损公司利益的事；不得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和所掌握的业务资源，联合其他单位及个人参行牟利活动，或参与对公司构成潜在竞争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向平台团长兜售其他非平台的商品，或以低于平台的价格兜售平台商品，通过套小号获取双重返利等。”一位给多家社区团购平台供货的供应商告诉《财经》记者，这类现象并不仅发生在十荟团身上，其他社区团购平台也有类似的情况。不仅如此，在十荟团上还发生了一些让李梁不能理解的现象，他发现，很多标品，例如矿泉水、可乐等，十荟团的进货价甚至比其他平台的零售价还要高。“我们有理由怀疑，十荟团内部出现了问题。”让李梁觉得内部有问题的不止这一件事。他说，另外一家也在长沙市场份额很高的社区团购平台，会给每个网格仓配备一个业务经理，负责帮助网格仓解决问题。很多网格仓的运营商并没有物流配送相关的经验，网格仓的工作看似简单——将商品配送到顾客手里，但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时效性和成本的控制，用户体验的细节等。但在十荟团，是很多个网格仓配一个业务经理，经理只能每天巡视一遍，无法提供有效帮助。内耗严重、不计后果的烧钱换订单量、管理流程出现问题，十荟团面临的压力不仅是政策要求和行业竞争，更多的是自身出现了问题。一位关注这一领域的投资人告诉《财经》记者，投资人在投资一个项目时，其实很难去一一核实这些细节问题，尤其是当这个项目很火时。他同时提到，“过去也有一些公司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随着业务量的增长，慢慢地把这些漏洞都堵上了。”但是，十荟团可能已经等不到堵上漏洞的时候了。三、社区团购还有机会吗？2020年末的内部信中，陈郢提到，“社区团购打的是整个电商市场”，“整个中国的消费品市场（除房和车等固定资产性大额消费投入之外），都是我们的市场疆域——这是一个35万亿元的市场”，“社区团购能把一二线城市消费的同品质、同价格的消费品，直接供应到农村。至此，消费平权终于被实现，背后是无法估量的社会价值。”社区团购业态于2018年出现，平台将商品采购后，通过层层物流，配送至小区门口的取货点。这一模式的好处是节约了生鲜电商很难降下成本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环节，同时减少了一定的房租成本。疫情让社区团购模式迎来爆发式增长，互联网巨头和资本立刻跟进。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社区团购有利于带来新的流量增长。因此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对社区团购提出“投入不设上限”的规划。《财经》记者此前走访社区团购供应商时发现，社区团购平台在供应链端，不仅没有降低成本，反而因为需要将非标品变成标品，以及多出来的物流配送环节，增加了成本。生鲜本就是个低毛利行业，这也导致社区团购很难做到盈利。在社区团购领域激烈竞争两年后，滴滴旗下的橙心优选已经大范围收缩，业务转向2B批发方向。拼多多与美团的社区团购业务也仍然处于投入阶段，未能盈利。十荟团因为背靠阿里，一度被认为是有机会存活下来的社区团购平台，2019年阿里首次投资十荟团时，就将十荟团接入了阿里的电商体系中。但随后，阿里似乎更愿意发展自己的生鲜业务，选择整合盒马鲜生和淘菜菜业务，关掉了十荟团的链接。目前社区团购领域还剩下拼多多、美团和兴盛优选三家平台。兴盛优选在2021年3月和7月共完成两轮33亿美元融资，随后没有新的融资消息披露。2021年9月，兴盛优选提出“磐石计划”，暂停开通新城市，选择退守。此前有多位投资人告诉《财经》记者，资本市场看好这一赛道的原因，是兴盛优选已经在部分区域做到大约3%的微利，但随着竞争持续升级，短期内已经看不到盈利的可能性。社区团购业务还在继续，用户对于社区团购也确实存在需求，随着行业进一步洗牌，剩下的玩家们应该重点思考如何提高供应链效率、用户体验以及整体流程优化，而不再是依靠补贴。前述在十荟团北京总部负责接待讨债人员的安保人士称，他听闻十荟团还在寻求新的融资。李梁认为，他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近年来高速发展的量化私募，再度受到监管关注。近日，量化私募圈传出消息，2021年12月部分托管方收到窗口指导，后续私募管理人在客户亏损的情况下不得计提超额收益部分的业绩报酬，而且计提完成后客户持有份额不能为亏损状态。同时要求量化私募在备案新产品时，基金合同中不允许出现1元以下计提超额业绩报酬的规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事咨询私募人士、第三方平台和券商托管机构人士，多个渠道确认此消息属实。“消息属实。”一位做量化私募的人士告诉记者，“主要是过去两年指数上行，赚钱效应好，就出现了以跑赢指数一定幅度作为基准的业绩计提方式。”上述量化私募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估值持续下修，均值回归，亏损效应使得很多机构或投资人对这个模式非常担心，进一步导致了政策指导给予纠正。”政策纠偏有券商托管部近期产品备案政策中明确提及，指数增强产品在客户亏损的情况下不得计提业绩报酬。同时，私募管理人需要确保计提超额部分的业绩报酬后投资人持有份额收益为正。这意味着，以前那种超过指数部分计提业绩报酬的做法变成不合规。据了解，量化私募的指数增强策略的业绩报酬提取方式包括绝对收益计提和相对收益按照超额收益计提，如果按照相对收益的超额收益计提报酬模式，有可能出现亏损状态下还要被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的情况。比如，中证500指数在某一时间段跌幅为20%，如果投资人购买的指数增强产品同期跌幅为10%，那么私募管理人可根据合同规定提取基金10%的超额收益部分的业绩报酬。也即是说，在该产品负收益之下，投资人不但要交基金管理费，还要被计提超额业绩报酬。“本次的规定其实是回归普通的业绩计提模式，即除了管理费外，赚钱才能计提业绩报酬。”上述量化私募人士表示。私募基金行业的费用基础一般是1-2-20%（1%认申购费、2%管理费、20%业绩报酬）。一家大型量化私募机构的产品合同显示：申购费：1%左右；管理费率：2%/年；托管费率：0.025%/年；运营服务费：0.025%/年；业绩报酬：超额收益的20%；假设一位投资者一年收益率为15%，那么，按上述费用计算，这位投资者大约付出成本为6.05%（其中包括超额收益计提3%），即投资者实际收益为8.95%左右。再假设某指数一年下跌20%，如果投资人购买的指数增强产品同期跌幅为10%，这位投资者大约付出成本为5.05%（其中包括超额收益计提2%），即投资者实际损失为15.05%。一位中小型量化私募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这种负收益还计提超额业绩报酬的现象在私募行业内确实是存在的。“当指数下滑过大，而量化指数增强产品跑赢一定点数，获得超额，如合同有按超额收益计提报酬的约定，就会计提报酬。这是按合同契约行事，至于道义上、道德上，就不好说了。但投资人等资金方肯定很难接受，相当于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但在利益面前，还是有一些机构如此行事。”一家头部百亿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指数增强型产品提取超额业绩作为报酬的产品在市场上不是太多，该公司没有此类产品。而另一位量化私募人士则指出，负收益时的超额收益提成，理论上行得通，但实际操作中，有时也计提不了，因为有时候券商需要投资者同意才允许私募机构计提。其认为，负收益情况下超额业绩报酬提成只是个别现象，所以限制量化私募计提产品负收益时的超额业绩报酬的规定，对私募影响不太大。格上旗下金樟投资投研总监付饶表示，监管机构限制量化基金负收益计提超额收益的设计“有利于保护投资者，而相对计提型产品原本就偏少，即使是相对计提也仅仅是少数情况会在亏损情况下计提，对于整体的影响不大”。据业内人士介绍，与私募对比，公募指数产品的设计相对简单，比如以某只中证500指数公募基金为例，该基金费率结构为：申购成本0.12%（申购费为1.2%，一般官网、第三方平台打一折，即为0.12%）+管理费率0.5%/年+托管费率0.1%/年=0.72%。而公募的量化专户产品， 相当于私募量化产品，据一位公募量化基金经理表示，前述中基协对私募量化的窗口指导，公募行业并没接到，这可能与公募公司管理普遍相对规范，公募专户一般是按高水位法提取业绩报酬有关。大回撤下的整改量化私募在客户亏损时计提超额业绩报酬，与此前中基协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提出的业绩报酬中的原则有出入。对于此次监管纠偏，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有助于理顺与投资者的关系，减少冲突。根据此前中基协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计提方法介绍，计提方法主要分为高水位法、业绩比较基准法和门槛收益率法三类。1、高水位法，计提基准为基金历史高水位，业绩报酬计提基数为基金管理人取得超过历史高水位的绝对收益；2、业绩比较基准法，计提基准为与投资策略相匹配的市场指数或指数组合，计提基数为超出相应指数或指数组合的相对收益；3、门槛收益率法，计提基准为固定的年化收益率，即门槛收益率，计提基数为基金实际年化收益率超过固定年化收益率的相对收益。2020年6月，中基协对外发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报酬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基协称，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切实履行信义义务，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制定和执行业绩报酬规则时遵循以下原则：（一）利益一致原则。私募基金管理人应以与投资者利益保持一致为前提，不得采用对自身明显有利、不公平或不恰当的业绩报酬计提规则。（二）收益实现原则。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实现自身收益的同时，也应尽可能确保投资者拥有对等的实现自身收益的权利。（三）公平对待原则。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公平对待同一只基金中的不同投资者，以及其管理的不同基金的投资者。（四）信息透明原则。此次对私募量化监管的加码，也与量化私募近期产品收益大回撤，私募管理人与投资者矛盾日益突出有关。截至2021年11月底，去年26家百亿级量化私募平均收益高达21%。但近期却表现不佳。截至1月13日，2022年以来仅仅8个交易日，私募量化产品去年热衷于跟踪的中证500指数下跌了3.56%，中证1000指数下跌4.56%。近期量化基金的收益也在缩水。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有业绩记录的4851只量化基金整体收益为-0.55%，其中2193只基金实现正收益，占比为45.21%。而近期多家量化私募公司已为业绩不佳道歉和做出业绩说明。事实上，如果考虑前述隐性的量化基金投资成本——申购费、管理费、超额收益业绩提成等，近一个月私募量化产品给投资者带来的体验感确实不佳。而随着私募量化基金的收益变化，其发行量也随之变化。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2021年量化基金平均每月发行726只，全年发行了8717只。其中7-10月为量化基金发行高峰，月均发行接近1000只。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私募量化发行量有所回落。2022年情况更不乐观，2022年1月来，量化基金备案数量为52只，环比大幅缩水（2021年1月全月发行565只）。付饶指出，量化基金虽然在2021年四季度表现偏弱，但2021年全年表现不错。近期的收益下滑主要源于量化持仓的风格回撤导致，整体风格切换期间的波动也有所放大。对此，一位百亿私募量化公司人士认为，以往私募量化收益很高时，投资人并不介意支付较高的业绩报酬，但在私募量化产品的收益出现较大回撤时，负收益计提超额业绩报酬引发的矛盾凸显。私募量化近两年高速发展，但其规模增速与其相关资源并不匹配，此时，部分私募量化开始放慢扩张脚步，改善投资策略提升业绩，同时也需要改革不合理的报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