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主播，尤其是大主播而言，合约到期往往意味着“一场斗争”的开始——商场如战场，主播们的“商场”更是充斥着各种猜测、误导和攻击，而对于顶流主播来说，解决好和mcn机构的合约问题是他们想要保持长红必须要做的事。很多人会好奇，在主播和mcn机构产生合约纠纷的时候，平台在这其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是充当调解者的角色，还是偏袒其中一方？一、6亿违约金？一条小团团含金量这么高！2021年12月9日，停播数日的顶流大主播“一条小团团”在一个视频下的留言引发网友热议，这条留言是 “我违约费6个亿，违约直接倾家荡产，可以直接跳楼了。”由此，很多朋友开始关注到此次天价违约金的事件，可能对游戏直播行业不太熟悉的人对一条小团团不是很了解，对6亿违约金也有很多疑问——之前行业多位大主播跳槽的违约金最多也就是千万级别，为什么一条小团团的违约金这么高？在游戏主播圈里，一条小团团可谓是牢牢占据着金字塔尖的位置。她究竟有多火？先来看数据：某鱼直播平台，一条小团团的关注量高达2210.3万，日常直播间的热度也是全网前列，贵宾量数以万计；抖音平台，一条小团团的粉丝数量超过4370.4万，基本上每条视频的点赞量都是几十万起步，破百万的很常见，评论量也是大几千起，人气相当之高——从收入上来说，有网友统计，一条小团团2019年礼物收入就高达6000万，更有第三方机构统计了近22个月各大主播的收入，其中一条小团团在两个平台22个月的收入是1.653亿，毫无疑问站在游戏主播的金字塔顶端。超高的人气和吸金能力，6个亿的违约金似乎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李子柒事件一样，这些顶流大主播对mcn机构的依赖性其实并不强。以一条小团团所在的“吃鸡区”为例，很多大主播都吃到了的《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的红利；但是一条小团团进驻吃鸡区的时候，《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的人气早已经下滑——那么，小团团是怎么红的？很多粉丝应该都知道，一条小团团是抓住短视频平台崛起的风口，在抖音发布短视频开始人气暴涨的；之后才签约了斗鱼做直播。在一条小团团走红这件事情上，mcn机构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不过在直播之后，频繁的主播战、公会战，mcn机构的资源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从2019年到现在，一条小团团的人气长盛不衰，不仅个人得利，平台和mcn机构也获益颇丰，但当一条小团团和mcn机构的合约期满之后，和谐互利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据网友爆料，一条小团团和mcn机构签的是两份合同，一份是在斗鱼平台的直播合同，这份合同已经到期；另外一份是其他的第三方合同，没有mcn机构的同意，一条小团团没办法去其他地方或者自己开播；想要解除这份第三方合同，就要付出天价违约金，也就是小团团说的6个亿的由来。于是，从2021年11月18日起小团团正式停播。停播至今，少说也是损失千万，mcn机构和平台都在遭受损失。二、公会主流化，主播们祸福相倚mcn机构，就是“直播公会”，在2017年之前，并不算主流。曾几何时，主播都是各自为战和平台直接签约，随着直播行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平台直接管理主播的风险逐渐增多——公会化也随之开启。大概是yy和虎牙开始将工会的重要性提升，公会开始承担责任和主播的发掘、签约、推广以及商务，使得yy和虎牙的流水快速提高，毕竟，相较土豪的随性而为，公会在提高主播人气和打赏金额的表现绝对更为突出——随后，斗鱼等平台也快速推动公会化。再后来的抖音和快手，在推出直播业务的同时，还推出了对公会也就是mcn机构的倾斜政策。如今，直播平台基本上已经全部公会化，主播个人直接和平台签约这种情况已经凤毛麟角。然而公会化之于主播可以说是悲喜交加的。喜的是，中小主播有了接触大主播和土豪们的机会，增加了红的几率；同时，主播们也要承担更多kpi，需要时刻保持竞争优势……某公会签约主播在2020年接受读娱君采访的时候就介绍过，在公会化之前，很多小主播的直播间高价礼物很少见；可在公会化之后，“直播间里的高价就跟不要钱的一样，几十个、几百个不停地被‘土豪’‘公会代表’刷出来，眼花缭乱”——人气主播呆妹儿也曾吐槽说，一年到头打比赛，基本上都是给平台和公会打工了，2020年初，呆妹儿在直播间算为了冲排名所花的钱，以及接广告赚到的广告费，在经过一连串的计算后，呆妹儿愕然发现自己居然还有780万元的外债，是的，欠公会的。曾有直播平台的朋友告诉读娱君，随着公会化的深入，一部分土豪撑不住了，一部分土豪撑了公会的一部分。粉丝节、年度赛、公会战，一轮又一轮的主播比赛，不仅让网友和粉丝们深陷其中，也让主播不可自拔——受益的不仅是平台，还有公会，主播们越来越依赖公会，因为只有公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这场停不下来的战场上成为赢家。公会化之于平台意味着管理上多了一层，但也排除了很多的风险——毕竟，在当下大环境中，主播属于高风险职业，封杀和禁播随时可能出现，公会化也让风险多了一个承担方。对mcn机构而言，在平台公会化的过程中，有着足够的利益，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波非常有实力的公会，如大鹅、小象、炫石等明星mcn机构，成为资本追捧的优质标的。在公会化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暴露了很多问题，可是对平台来说，利大于弊，由此，公会化才会大行其道。当时间来到2021年底，主播和mcn机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最顶级的大主播和mcn机构以及平台的关系，似乎也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刻了。三、顶流大主播，机构或需“放手”一条小团团点赞的那篇文章《MCN机构签约乱象：规范专业才能长久发展》，可能针对的是沸沸扬扬、至今还没有结果的李子柒和mcn机构微念的纠纷。从7月开始至今，李子柒停更已近半年，半年时间里，李子柒与mcn机构的纠纷和矛盾逐渐清晰，并走上了司法的流程。最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和mcn机构的纠纷爆发，使得坊间对于mcn机构的反思也多了起来——mcn机构在网红走红的过程中，究竟付出了多少？又该有着什么样的回报？能否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文章中写道：“立足现实，一些发展问题值得警惕。比如，对一些签约主播来说，工作强度高，机构原先承诺的资源投入无法到位，想走又面临高价违约金；一些不良经纪公司，故意压榨签约者，以收取高额违约金作为公司的生财之道；甚至，一些小型mcn机构打着‘培训网红’的旗号圈钱。因此，网络主播与经纪机构之间的合同纠纷逐年增多，成为行业野蛮生长的注脚。”——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mcn机构被指责圈钱，许诺的支持不到位，主要靠赚取主播的解约费等等乱象。如果说，中小主播需要面对的是mcn机构的乱象，那么，对于顶流大主播而言，则是收益和权利的“不平衡”。对此，文章中还提到：“一些网络主播与MCN机构之所以出现合同纠纷，本质上是权利与义务不平等、收益分配不均衡。健康的合作关系、良性的发展方向，应该建立在合法、公平基础之上。不论哪一方，都要保持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均衡和利益的动态平衡。倘若一方对另一方形成压倒性优势乃至压榨性强势，最终只能是双输。”以李子柒为例，就是其签约mcn机构的支柱，当收益分配不均衡，自然就会引发变动；和一条小团团的情况很相似，虽然其签约机构渝万传媒是行业知名公会，可是一条小团团在公会中的地位也是独一份的——“动态平衡”，其实就是指，当一方的话语权变强的时候，另外一方就要做出妥协，契约精神固然可贵，但动态平衡才是长久之道。在对待最顶级的主播上，公会和平台都有妥协案例在前：比如，作为游戏第一大主播，旭旭宝宝就是以个人身份和斗鱼签约的；同时，其也是mcn炫石互娱的股东，其在扶持炫石签约主播的时候，可谓是不遗余力的；又比如，pdd是小象互娱的股东和签约主播，在和另外一家知名mcn机构合并后，这家mcn机构的估值早已经破10亿；从斗鱼跳槽至虎牙的知名主播张大仙，没有签约公会，而是成立了自己的mcn机构，签约主播推出电竞战队，玩得不亦乐乎。那么，渝万或者其他mcn机构能妥协到给一条小团团股东的身份吗？又或者，一条小团团干脆成立自己的mcn机构？读娱君就此和多位直播行业的资深业者交流，结论是可能性不大。虽然一条小团团的人气和吸金能力超强，但其所属的赛道有点尴尬。旭旭宝宝在dnf赛道，pdd是电竞强人，张大仙在《王者荣耀》的人气和影响力都是独一份；一条小团团在《绝地求生》领域属于娱乐主播，这款游戏影响力大不如前，所以，一条小团团很难复制旭旭宝宝们成为mcn机构老板的路数——不过，给一条小团团一个弹性合同，以及一个小股东的地位，是“动态平衡“下非常有可能的。一位短视频mcn机构的负责人告诉读娱君，一条小团团的人气其实非常适合在抖音直播，只是要考虑到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的竞争，如果继续播游戏，一条小团团在抖音直播的可能性不大；之前同样在抖音爆红的井川里予，在签约mcn机构后，也是循着一条小团团的发展路径，选择在其他平台直播游戏。究竟是渝万妥协，还是一条小团团妥协，又或者是平台等第三方出面解决，静待观望。四很多朋友会问，在大主播和mcn机构产生纠纷后，平台究竟站在那一方？这是个好问题。比方说李子柒，虽然停播许久，但仍然参与了微博的年度红人活动——微念的股东中就有微博。在态度上，微博应该是支持李子柒的，而字节也用退股表明了态度；在众多有影响力的mcn机构背后，都有平台的身影出没：斗鱼是渝万的第二大股东；腾讯快手斗鱼等是小象的股东；B战斗鱼均在炫石的股东名单中；淘宝等则是谦寻的股东……现今，头部公会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更是资本层面的紧密链接。mcn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平台的利益。具体到一条小团团身上，合约纠纷和平台也不无关系。只是平台很不具象，也不是一个声音，所以究竟是支持一条小团团尽快复播，还是要限制其单飞，大约只有身处其中才有答案吧。知名合同法专家、在多家国内TOP互联网公司担任过法律顾问的Shirley杨女士（化名）告诉读娱君，在没遇到纠纷之前很多主播都会忽视律师和法务顾问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对于中小主播而言，请律师看签约合同的花费也并不算高；她建议主播在签约和续约之前，一定要请律师来看合同，这样后续会避免很多纠纷；尤其是大主播，更应该常年聘请个人的法律顾问，可以避免很多纠纷和矛盾。毋庸置疑的是，在规则范围之内，平台肯定是站在利益更大的那边。...
近一段时间，支付行业互联互通进入加速期。近期，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此外，支付宝已经与28家银行机构实现线下扫码互认。 这一进程快于市场预期。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2020年开始基于条码互联互通业务展开密切沟通和探索，并陆续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等多个城市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目前，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 近期，不少消费者发现，用银行的APP扫支付宝的二维码也能付款了。支付宝有关负责人介绍，支付宝近期与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中信、广发银行、Mi Pay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消费者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及其他机构的APP扫描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不只是支付宝一家，近期，微信支付也宣布，已与银联云闪付实现线下条码互认互扫，银联云闪付全面支持Q币、QQ音乐和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微信小程序也逐步支持云闪付支付。 从线上到线下，支付机构之间壁垒“破冰”的速度正在加快。此前，二维码支付服务市场较为混乱，线下互相排斥竞争对手的支付服务，线上不同平台的APP之间也呈现割裂状态。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表示，市场垄断会降低创新效率，国内部分平台公司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抢占市场，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实行排他性政策，如排斥竞争对手进入平台、提供服务，二维码支付业务仅支持科技集团内部相关APP扫码支付等。 “平台之间相互分割，就会造成信息、资金、人员以及数据等一系列要素的分割。”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表示，这次从线上的互联互通拓展到了线下场景，可以说是互联互通上一次飞跃性尝试。 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支付互联互通仍然未完待续。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互联互通不只是两家机构通过沟通谈判，向对方开放各自的场景。真正的互联互通，是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特别是大型平台开放支付接口，真正面向所有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因此，支付领域互联互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支付业互联互通的方向，金融监管机构此前已经定调。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强调，要聚焦公平竞争，推动平台企业有序开放支付接口，不能仅考虑某一家机构，要真正向所有支付机构开放，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 眼下，支付互联互通的加快，将使得支付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王蓬博认为，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对大部分支付机构来说，凭借简单的支付服务已难以满足其业务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如何借助渠道、场景、条码互联互通的“东风”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场景、生态和产品服务，提升自身服务商户和消费者的能力，将逐渐成为支付机构业务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LBank电信诈骗集团，总部办公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LBank涉及的系列电信诈骗如下：1、LBank交易平台侵吞FIL众多用户1.9亿巨额资金电信诈骗，以及其它的FIL资金电信诈骗；2、LBank售卖的一系列资金量巨大的各种套路型算力挖矿、理财产品等等电信诈骗；3、LBank交易平台99%以上空气币和传销币电信诈骗；4、LBank相关工作人员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和传销币电信诈骗；LBank交易平台以及LBank实控人、高管、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用各种马甲大量发行空气币和传销币行骗；5、LBank杠杆合约电信诈骗；6、LBank其它电信诈骗。在LBank相关社群，只要用户质疑LBank和追索被LBank侵吞的资产，轻则警告禁言，重或直接踢出社群、冻结账号。目前LBank的Q群、微信群因为维权和追讨被侵吞资金的人士过多，均已经被LBank解散。其APP里边的内置聊天室已经停用并跳转，内置聊天室里边用户询问被LBank侵吞资产信息、指责LBank诈骗信息，均被LBank删除撤回。LBank电信诈骗集团工作人员，极其嚣张，当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抱怨时，反而被其嘲笑是被骗的命，当用户再次哭诉时，则被直接踢出社群；或用户资产被LBank侵吞后，用户问原因时，直接警告别在群里边说这些，或禁言或踢出，当用户指责时则直接被其踢出；其社群也充斥LBank电信诈骗集团氛围组小号，组团欺诈社群人员，其氛围组业务骨干冒充志愿者，已经提前计划在出事时甩锅。LBank电信诈骗集团人员包含其所有员工和背后投资方：LBank实控人、管理人员、核心人员、LBank投资方、相关工作人员等等。LBank电信诈骗集团部分成员：何伟，LBank 联合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韦振飞，LBank创始人，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LBank 商务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电话 13062783013，微信：beck_zhu1陈乡长，LBank 运营负责人，团伙头目之一，QQ：343431927沈陶磊，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刘玉，LBank 团伙商务，电话 15508692925，微信：Jelly0612lens微信名：BXJ1017（其微信相关设置，无法添加），LBank 团伙核心人员之一团伙头目之一：何伟团伙头目之一：陈乡长团伙头目之一：朱东升团伙核心人员：BXJ1017团伙商务：刘玉团伙社群管理人员：团伙运营：团伙其它部分成员（备注：LBank电信诈骗集团成员，包括普通成员，均未受胁迫参与，全部是主动参与电信诈骗人员）：后续关于LBank电信诈骗集团的深度系列报道，将异常震撼。...
●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但通过买收视率很快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在情理之中● 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将数据资产国有化，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改变“唯收视率”现状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根据《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超过10万老人日均在线超10小时。60岁及以上老年用户日均上网时长超1小时，平均一天登录5次App，高于其他年龄段用户。在学会使用移动互联网，跨越“数字鸿沟”之后，不少老年人陷入了“数字沉迷”。在部分老年人口正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已经玩转智能手机的部分老年人却陷入“数字沉迷”——不仅长时间或频繁使用手机刷视频、转网文等，而且网购了大量可买可不买的商品。虽说这部分老人体验了网络时代的新鲜玩法，但躺下刷手机、网购到半夜，都会对老年人健康等造成不良影响。老年人沉迷网络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老年人退休后有大量空闲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或者缺少子女陪伴，于是智能手机就大量占据了老年人的时间。部分老年人通过网络寻求更新鲜更刺激的活法，加之城市老年人多有退休工资，各种网络消费便成为经常行为。陷入“数字沉迷”，除健康受影响外，也让老年人被各种骗子盯上——骗子不是以投资理财名义坑老，就是以保健养生等名义坑老。腾讯110平台发布的《中老年人反欺诈白皮书》显示，仅2019年上半年，该平台共受理中老年人受骗举报超过2万次，其中97%的受骗者曾遭资金损失。所以，既要通过适老化改造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也要防止老年人陷入“数字沉迷”。对此，有一些人曾建议效仿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建立老年版防沉迷系统，这是值得讨论的选项。笔者以为需要破除各种“算计”，让老年人群合理地接触网络。但凡使用网络的用户都会被精准“算计”。有的是技术“算计”，即网络平台通过算法让用户沉迷于某些方面难以自拔。有的通过商业“算计”，即商家通过红包、奖励等方式让网络用户难以摆脱利益诱惑。因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用户被各种“算计”，谁都有可能陷入“数字沉迷”。相对而言，未成年人缺少社会经验自控能力不够，老年人比较空闲也对网络时代的“算计”认识不足，更容易掉入平台、商家设计的沉迷系统中。对于不少网络平台通过算法“绑架”用户的做法，我国已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正在破除，但目前效果不太好。很多平台仍坚持算法推荐，由于用户缺乏选择，只能被持续“算计”。所以，要防沉迷关键在于破除各种“算计”，不让用户被算法“绑架”，不让算计得逞。...
现如今，国内市场的版权意识也来越强，各大App想要听音乐、看视频的话，不开通会员几乎无法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很多App都会用巨大的首月折扣来引诱用户开通连续包月，看似首月优惠巨大，但是如果后期忘记取消就会巨亏了。甚至还有人App都已经删了，自动续费还在继续扣费。据报道，国内有一位周女士就表示，自己原本打算在“双11”血拼一波，就检查了微信和支付宝账单，结果突然发现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里，有多笔“自动续费”的扣款。仔细一回忆才想起来，这当中有视频会员、网盘会员、修图软件会员、音乐软件会员、论坛会员等，都是在首月折扣的时候开通，最后忘记取消了，甚至好几个App都已经卸载不用了。通过调查发现，有不少网友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并且都是因为首月折扣而签下自动续费订单，最后吃了大亏。对此，有从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维修工作的老师傅表示，“连续包月”确实能享受优惠，但如果不是长期使用，可以开通后立即关闭“自动续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开销。同时，老师傅还给出了微信和支付宝的自动续费关闭办法。具体如下：微信：打开微信，点击“我的”—“支付”—右上角的“···”—“自动扣款”，检查和选择要关闭的扣款项目。支付宝：打开支付宝，点击“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扣款”，检查和选择要关闭的扣款项目。...
12月21日，审计署官网发布2021年第5号公告《审计署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查处情况》。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区域事业部原负责人陈刚涉嫌受贿问题。审计发现，2012年至2016年，陈刚涉嫌在向相关企业发放贷款时以财务顾问费名义索取巨额钱款。2020年1月，审计署将此问题线索移送江苏省公安厅调查。2021年8月，陈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财产150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32亿元。假设按照2%-5%左右的顾问费率，5.32亿违法所得背后涉及的项目融资总金额，至少高达100亿元以上。这已经不是平安集团近年内控第一次出现重大漏洞了。资料显示，平安信托成立于1996年4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董事长姚贵平，注册资本130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等，股权结构上，公司由中国平安持股99.8809%，上海糖业烟酒持股0.1191%。2017年，平安信托一项理财产品资金池中的14 .5亿元资金，在深圳一名资金中介的撮合之下，被公司、银行人员的里应外合套取随意使用，时过三年，该事件仍处在司法过程之中。此外，2019年，平安集团下属的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冷培栋、前任行长杨华被带走调查。...
金交所再迎强监管。据证监会官网12月17日消息，近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下称“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证监会）部署开展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下称“金交所”）现场检查工作，要求聚焦金交所非标融资业务，穿透原则下准确识别金交所业务类别，全面摸清其业务底数和风险情况。近年来，国内各地金交所在有力补充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同时，也出现了交易所乃至“伪金交所”无序扩张现象，成为非标债务融资的灰色地带，被视为部分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房地产企业的地下融资渠道。随着资管新规整改大限临近，有业内人士认为，非标融资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将被破除。金交所监管加码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13日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曾提到，要稳妥化解债权违约风险，对“伪私募”“伪金交所”等风险深入开展整治。17日，联席会议办公室表示，已经致函29个辖内有金交所的省级政府办公厅，要求立即组织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商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派出机构开展对辖内金交所的现场检查工作。事实上，联席会议对金交所的专项整治工作已经开展一年多。按照整治要求，金交所应当恪守合规性、区域性、非涉众的原则；不得为发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严控新增、持续压降各类非标融资主体的融资业务；禁止金交所为房地产企业(项目)、城投公司等国家限制或有特定规范要求的企业融资；严格落实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个人销售产品、不得跨省异地展业的底线要求；不得新设金交所，辖内已有多家金交所的，根据“一省至多一家”原则推进整合工作。所谓金交所，即资产持有者通过出手某类资产或者暂时让渡某种资产权利获得融资的交易平台，主要功能是撮合、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达成，主要从事债务融资工具产品的发行与交易，涉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债权资产、信托、保险、私募股权、黄金等交易，属场外交易市场的一部分。相比证监会管理下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现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区域性股权交易所（新四板），以及央行管理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金交所的定位更倾向于区域性的银行间市场，发起设立股东多为地方国资/产权交易所、大型集团、互联网金融平台等。2010年5月，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天金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北金所”）先后成立，成为最早的两家金交所，其中北金所作为金融类国有资产交易平台，股东不仅包括北京国资委控制的北京产权交易所，还有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信达投资、华能资本等。而天金所的股东除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长城资产外，还曾引入蚂蚁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2021年3月退出，现大股东为自然人杨建荣控股企业杭州融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同年，安徽金交所、贵阳金交所、重庆金交所也先后成立。截至2011年年末，国内金交所数量已经升至12家，分布在广东、辽宁、四川、湖北等多个地区。地方政府设立金交所的初衷多是为国有资产、非标资产的处置和转让提供新的渠道，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但因为初期缺乏规范管理，金交所的设立和交易活动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在2011年、2012年先后出台了国发〔2011〕38号和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等清理整顿政策，明确金交所审批权限归入省级政府，取得“交易所”注册资格还需通过部际联席会议验收。自此之后，大量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和股权交易中心等代替“交易所”在各地成立，并吸引了不少民营股东入局。截至目前，国内经省级政府批准注册成立的金交所性质场所至少有70家，其中浙江、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地数量居多；但以“交易所”为名的只有12家。而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打着政府批准的旗号变相从事交易场所业务的“伪金交所”。为贯彻落实38号文精神，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自2012年2月以来已经连续召开五次，其中在去年12月明确提出，严控交易场所数量仍是清理整顿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去年10月财政部印发的《规范产权交易机构开展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也对各省级财政部门提出要求，即按照联席会议“同一类别交易所原则上保留一家”的要求，对具备展业基本条件的本地区承办地方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业务的机构进行确认与公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金交所的行业生态现状的确较难判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开信息不足。地下融资灰色地带从整治成果来看，联席会议办公室透露，目前金交所数量已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非标融资规模和涉及投资者人数大幅下降，金交所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势头得到遏制，风险明显收敛。但数量上的无序扩张只是风险之一，业务乱象同样是整治难题。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近一个时期，部分金交所的非标债务融资存量业务压降不力，甚至违规为房地产企业非标融资提供便利；部分金融机构利用上述平台以交易为名，行融资之实违规展业；一些金交所异地展业、相关机构向个人销售产品的问题仍然存在。从业务分类来看，金交所的主营业务有基础资产交易、权益资产交易、融资类业务、中介类业务四大类，但主要交易模式是发行定向融资计划和定向投资计划。有业内人士表示，自2018年《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以及资管新规陆续出台之后，银行资金通过资管产品向企业输血的通道基本被堵死，不少融资方与金融机构开始转向金交所挂牌发行直接融资产品，最受欢迎的就是定向融资计划，即融资方通过金交所以非公开方式（每款产品不超过200人）募集和转让，约定一定期限还本付息。除了金交所和发行方，定融往往还涉及增信方、承销商、受托管理人等。相比信托、资管，定融不仅实现了“去中介”，而且起投门槛较低、收益更高，叠加多数金交所对政府“背书”的宣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大。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助推了金交所的扩张步伐，但为防止交叉传染风险，监管部门先后发布多份文件规范双方合作。金交所的火爆在民营资本的热情中得到证实。以大连金交所（下称“大金所”）的第二大股东中科金财为例，该深交所上市公司在2016年前曾大力布局金交所，入局大金所和安徽金交所后，表示要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和经营近10年优质金交所。当时有券商点评称，非标金融资产由于高收益型能满足大类资产配置和风险资金要求，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金交所是非标金融资产交易的重要场所，中科金财正是因为卡位非标金融资产交易的重要通道。而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部分企业通过财富管理公司借道“伪金交所”违规发行大量“理财产品”进行自融。类似的模式过去在房地产行业同样盛行，相伴而生的是一些私募债违约、非法募资频发。据联合资信统计，因为非标产品的信息不透明，自2018年以来，非标类信托计划、债券融/投资计划违约数量飙升。有业内人士举例，通过金交所，真实融资方可以将一笔1亿元的融资需求分拆为100份，100个独立的私募产品最多可以分别对应200个投资人，募资难度大大降低，但风险难以估计。自资管新规出台以来，监管对于非标产品的压降政策不断。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整改大限到来，非标类产品也将逐渐终结。...
4月27日，预制菜第一股味知香在A股上市后，狂揽10个一字板涨停；王家渡食品、三餐有料、寻味狮等预制菜企业接连获得融资，金额基本都在千万元以上，多则在近亿元；珍味小梅园更是在半年内三获融资；思念旗下“爱烧饭”三餐生活超市开业，店内预制菜、懒人菜、快捷菜占了一半排面；西贝主打半成品菜的“贾国龙功夫菜”开出了200多家店……从2020年开始，预制菜的“波及面”从后端生产商到前端餐企，再发展到创业型企业，各类预制菜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来到了C端消费者的面前，并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一边是资本、市场对这个蓝海市场的强烈反响，另一边伴随出现的，是预制菜市场如何、预制菜是不是下个风口、预制菜产业要怎么做、预制菜到底是否营养安全等诸多现实问题和讨论的声音。我们不妨就从这些问题出发，去探索当前的预制菜市场，以及它可能对整个餐饮生态带来的影响。一、疫情，让预制菜风口提前到来关于预制菜，目前业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划分，一些定义则较为学术，看上去很难与市面产品挂钩，我们且根据需加工程度，将预制菜简略概括为四大类：即食食品、即热食品、即烹食品、即配食品四类，其中即食食品开封可直接食用，即配食品则需要自行配菜、调味、烹饪。按这样的划分不难看出，目前不管是餐饮门店、商超，还是线上电商平台，预制菜的身影已经无处不在。在刚过去不久的双11，预制菜就已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爆款”。天猫数据显示，今年双11期间，预制菜成交额同比增长约2倍，跻身天猫新生活研究所发布“10大趋势单品”，叮咚买菜的快手菜火锅则创下单日售出20万锅的记录。回溯到2020年以前，预制菜大多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得最多的也不过是不甚成功的餐饮食品化，为什么好像一夜之间，预制菜就成为了香饽饽呢？从时间节点来看，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疫情。诸多餐企正是从疫情后开始了频繁的无接触、线上操作，净菜、生包外卖一时间成为餐饮主流，海底捞、西贝等实力餐企更是快速反应，产业链迅速适配，推出自热火锅、快手菜等产品，通过这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抵消堂食损失。但随着疫情平缓，即使有零星散发，对餐饮整体影响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预制菜仍保持了较强的发展势头，并愈演愈烈。2020年以来，诸多预制菜相关企业获得融资，投资方不乏诸多大牌，而且金额多在千万以上，上亿的也不在少数。都知道资本投的是未来，众多资本携大额资金涌向预制菜赛道，看中的就不是疫情带来的有限红利，而是预制菜更长远的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根本，或许更多的是在于当下都市人生活态度、习惯的改变。一方面是对健康、养生的需求，让他们更倾向于在家就餐。无论是统计数据、市场表现，还是在大家的认知中，90后、00后对健康生活有着更高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对菜品、营养的搭配，会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化需求，标准化餐饮正在“限制”他们的发挥。疫情更是加速了这种思想、生活态度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消费主力更为关注健康餐品。加上很多餐饮门店重油重盐，以及对在外就餐的食品安全考量，在家就餐就成了他们更优的选择。另一方面是情感需求，让他们希望自己做饭。艾媒咨询《2021中国单身群体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中国单身时长以年为单位的单身人士高达73.01%，其中43.60%单身3年以上。随着单身人群快速扩大，2021年我国独居人口也预计将突破9200万人。而他们，又与都市人群高度重合，有关统计显示，预制菜用户中，有45.7%的用户分布在一线城市，19.8%的用户在二线城市，16.4%的用户分布在三线城市，22-40岁用户占比高达81.3%。工作、经济、社会压力，内卷的愈加残酷，都让他们更注重饮食的品质，也更需要一种仪式告诉自己，在看似冰冷的城市、工作之间，这间不大的房子，哪怕是合租的房间，是“家”。而显然，外卖，难以让“房子”变成“家”，但做饭和做饭的烟火气可以，将喜欢的食物装在自己的杯盘碗盏，加上温馨的灯光，能赋予“房子”以“家”的意义，让都市人找到归属感。同时，随着一些已婚青年生育意愿逐渐走低，以及不愿与老人同住的倾向渐多，家庭小型化正成为社会难以扭转的趋势，他们也面临着单身人士同样的境遇。困扰他们的是现实选择——要时间还是要品质，要便捷还是要治愈。早在2018年，雀巢联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报告》就显示，35%的人不能做到天天吃早餐，55%的人早餐摄入食物种类不足3种，42%的人在10分钟以内用完早餐，49%不吃早餐的原因都是“时间紧”。所以，在此前很长的时间内，大家都会在上面的选择题中选择前者，而随着预制菜菜品、便捷程度的升级，品种、购买渠道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能够选择后者。不用买菜、洗菜、切配，不用考虑如何调味，在网上、超市买好半成品甚至是成品，回到家撕开包装按说明书简单地下锅烹制或加热，最短只需几分钟，土豆牛腩、扬州狮子头、徽州鳜鱼，甚至花胶鸡、佛跳墙等看起来颇为复杂的菜式就能装盘上桌，慰藉一天的辛劳。方便、快捷、品类多、味道不赖，这些预制菜的特点，几乎都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特别是繁忙都市人的痛点，有效地大幅降低了这个成本，解决了小型都市家庭美味、营养、快速的就餐需求，并在某些层面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求，让他们能方便、快捷地感受到做饭的治愈和小确幸，找到家的幸福感、归属感。这或许才是预制菜崛起的根本原因，而疫情，将这个本需要多年演进的时间轴，飞速向前拨动，生生撬开了预制菜蓝海市场的大门，让相关企业迅速崛起。有机构预测，2021年我国预制菜行业规模约3459亿元，未来6-7年有望实现3万亿元以上规模，成为“下一个万亿餐饮市场”。二、预制菜并非新兴事物，而是“翻红”而这“下一个万亿餐饮市场”其实并非新兴事物。预制菜的4种分类中，包括了即食食品、即热食品，也就包括了早就在市场普及的饺子、包子、丸子等速冻食品，方便面这样的即热食品，以及泡椒凤爪等开袋即食食品。这些我们姑且称之为“旧预制菜”。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止 2020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的主要品类仍是面点、水饺、八宝粥等，速冻大佬三全、思念，粥品（罐头）头部银鹭、哇哈哈等品牌，此前主营火锅类冻品等的安井食品、海霸王，仍占据着主要市场份额。而此次掀起高潮的，更多在于升级版“旧预制菜”和“新预制菜”，即即烹食品、即配食品。今年10月的天猫战略发布会，发布了29个趋势赛道，其中出现了一个新赛道——“新中式速冻点心”（下文统称为“速冻点心”，指面点、米点等速冻米面制品）。不同于此前大众印象中的包点、饺子、汤圆等产品，近些年，速冻产品等产品线获得了极大的丰富。手抓饼、豆包等地方小吃，虾饺、豉汁凤爪、肠粉等广式点心，米糕、桂花糕等各类糕点都出现在了线上、商超。而这里面，除了三全、湾仔码头、思念等传统的速冻食品企业，靠经典粤菜起家的广州酒家，通过多年“卖月饼”的经验、渠道，以广式点心为核心，大力推新速冻点心、预制菜；老牌方便面企业白象在2020年4月通过新成立的福喜品牌进入速冻市场，仅5个月，便一口气推出蒸煎饺、粒粒红豆包、广式甜包等50多款速冻新品；“中国包子第一股”巴比馒头也凭借供应全国门店的30天短保锁鲜速冻面点技术、成熟物流，将市场向线上、商超拓展，与传统速冻食品企业竞技；今年9月在深交所上市的思念旗下品牌千味央厨，专注速冻米面快餐赛道……此外，一些新品牌、小众品牌也正在崛起，做雪糕的钟薛高，也推出了速冻品牌理象国，定位高端，希望给予消费者“犹如现包，不像速冻”的体验；船歌鱼则把海鲜水饺做到极致，开创了海鲜水饺这一细分品类，并在今年荣获“2021中国饺子馄饨十大品牌”。其他如春风酒家、一旬一味、乐肴居等新品牌，也通过年轻化的产品品类、食材搭配、营销等，牢牢抓住新一代年轻人而备受市场关注。披萨饺、四方包、芋圆汤圆、米汉堡等诸多创新点心俘获了年轻人的芳心，加上各大社交平台美食博主对速冻产品的各种“改造”，或蒸或煮或炸或煎或做馅，配上各式自制蘸料，可以简餐，也可以成为正餐。丰富的产品线+新口味、新配方+营销概念大变样，让速冻点心迅速升温。数据显示，去年以来，三全、湾仔码头等速冻食品巨头营业额、净利润全部暴涨，理象国、乐肴居、一旬一味、福迪宝等新品牌也迅速崛起，融资事件频出，速冻食品线上渗透率低的瓶颈也被打破——去年2-11月，天猫上的部分速冻食品，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431%，平均销量同比增长332%。“旧预制菜”正在完全地升级、蜕变。三、餐饮标准化推动的预制菜发展而在这些升级中，不无餐饮标准化、餐饮食品化的功劳。标准化需求推动中央工厂、冷链、半成品菜发展从餐饮连锁化成为餐饮主流以来，为了实现标准化、提高效率、稳定品质，中央工厂、冷链、调料包等餐饮后端产业蓬勃发展，从技术到产能、配送都得到了长足进步，足以支撑大量多批次的小分装产品，为预制菜的C端供给提供了充分的后端保障。从2013-2018年，有数据显示仅冷库库容就几乎翻倍，冷链运输车辆翻了4倍多，2018年之后必然还有更大增长。就目前而言，大部分餐饮品类，即使复杂如中餐小炒，都已经能被切割成荤/素食材、半成品、预调味食材、冻品、调味包等诸多细小板块，分别进行模块化生产，在门店进行“组装”，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能单独衍生出直接向C端供给的产品。随着餐饮标准化的推进，去厨师化成为必然，这背后就是操作的简化和流程化，既然不需要专业厨师，那很多人都能完成最后的烹饪工序，将餐饮门店转移到消费者自己的家，也就成了这两年迅速蹿红的即烹、即配的“新预制菜”。荤/素食材面向C端就是净菜；预调味食材就是商超中诸多腌制肉类；半成品对应预切配产品；调味包就是各种火锅底料、炒菜料包；供给快餐类门店的菜包换个包装就是现在的方便米饭、自热火锅……这自然让占有生产、渠道优势的食品企业按捺不住，双汇、新希望、安井、王家渡等企业纷纷出手。作为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近两年双汇一直在预制菜领域十分活跃，相继推出“双汇快厨”“双汇尚菜馆”等预制菜产品上市招商，并和湖南新聪厨食品签订战略合作，号称发力预制菜市场；新希望则通过“小酥肉”这一个单品，在预制菜领域风生水起，并开始加码新预制菜；速冻火锅料龙头的安井食品也在2020年11月推出“冻品先生”品牌，定位餐饮市场中央厨房，以轻资产模式整合上游中小食材厂家，研发生产预制菜和火锅周边食材……餐企仍是预制菜主要供给方向但总体而言，刚起步的预制菜C端市场还较小，餐企仍是主要的预制菜供给方向。对现在的餐企而言，对预制菜的需求不仅来源于标准化的要求，还在于跟随社会不断提升的效率要求。以目前几乎是餐企标配的外卖这一个板块为例，大部分外卖平台已在效率压力下，将送餐时间压缩到30分钟以内，留给餐企的时间也就只有十几分钟，要在这个超短时间内出餐，预制菜就成为越来越多商户的选择。同时，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也让餐企开始倾向节省时间、人力、空间成本的预制菜，一方面多元化的预制菜不仅能提供丰富的菜品组合，并保证口味稳定，另一方面还能减少后厨人员、空间需求，提高出菜速度，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食材、人力成本在餐饮成本结构中占比超过60%。四、预制菜覆盖面、流通渠道持续扩大无论B端还是C端，整个消费趋势都在推动预制菜的发展。巨大的市场需求，也让预制菜和预制菜上下游企业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首先是占有品牌影响力优势的餐企，开始借预制菜，充分实践餐饮食品化，走向大流通，拥抱新零售。从海底捞、小龙坎到九毛九、西贝，从眉州东坡、广州酒家到肯德基，从火锅到快餐，从传统中餐到西餐，各大品类、各大菜系的头部餐企，都推出了自己的半成品菜，强势进入战局。小龙坎从疫情后不久就推出了自热火锅；海底捞则在自热火锅之外，通过旗下“开饭了”品牌推出只需烹饪5分钟的十余款方便菜肴，北京地区24小时配送到家；西贝不仅有加热即食的蒙古大骨头、羊蝎子等，还有“贾国龙功夫菜”的200余家门店，消费者既可以在店内购买后加热食用，也可通过线上渠道购买配送到家；肯德基也有螺蛳粉、炒饭等10个半成品菜，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广州酒家则凭借多年月饼销售的生产、渠道经验，在最初盆菜、年夜饭的基础上，推出“大厨驾到”系列预制菜品；思念通过旗下主营预制菜、快手菜的“爱烧饭”三餐生活超市，从速冻市场进军到了线下、餐饮战场……这得益于头部品牌自身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更不用说海底捞还有自己的颐海国际，不仅能生产，还能把物流的活也干了，门店是它们的第一手销售渠道，商超则是它们要攻陷的阵地。盒马鲜生这样的多业态新零售渠道，便是它们的首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有线上渠道又有实体店的盒马鲜生，不仅从业态形式，其中高端、年轻化、有一定品质要求的受众，也与预制菜受众相匹配。其他的线上渠道预制菜也有了迅速增长，除了前文提到的销售成绩迅速增长的天猫，叮咚买菜从今年1月开始，快手菜成交总额在其大盘的占比翻了3倍，如今已达到10%，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品类之一。其次这些销售渠道也开始凭借平台优势，创建自己的自有品牌进行预制菜制作、销售，就像7-11、罗森、全家等便利店此前做的那样。据悉，快手菜在盒马鲜生线上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60%，其中不乏盒马自有品牌的产品。另一方面，创业型预制菜企业也在这波浪潮中，快速成长。比如半年内三获融资的珍味小梅园。珍味小梅园CEO浦文明认为，当前很多食品加工厂和中央厨房的产能其实是富余的，而且传统预制菜品牌多是卖方思维，工厂能生产什么就卖什么，但珍味小梅园更多的是买方思维，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组织工厂生产什么。所以珍味小梅园不在一开始就建自己的工厂，而是选择轻资产模式，整合产能，把生产交给第三方工厂，自己则集中精力打造品牌、了解消费者需求、研发更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开拓市场，“这就和小米一样，只要抓住了消费者，其他都不是问题”。凭借这样的模式和线上线下的双线出击，去年8月才正式启动的珍味小梅园极速狂奔，不到半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五、TO B企业开始通过预制菜直面C端消费者除了前端餐企向大流通拓展、创业企业的新产品、新思维，拥有技术、生产优势的后端产业链企业也开始向C端业务进发。如果说此前这些企业大多是默默的幕后工作者，那现在，它们正通过预制菜一步步走向台前。由国内冷链食材供应链B2B平台“冻品在线”集团孵化的三餐有料，通过自建社区连锁专营店，基于半成品食材和“店+仓一体化”的零售模型，希望搭建起以数据驱动的预制菜新零售平台，直接面向中国亿万家庭用户，试图将半成品食材品牌化。成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三餐有料便完成了两轮融资，6月再次获得A+轮数千万元投资，不仅完成半年三融，而且由与阿里渊源颇深的众海投资领投。孵化股东赋能完整供应链、冷链物流，投资人赋能本地生活和销售渠道，让三餐有料一出道便备受瞩目。前身是眉州东坡旗下2008年便投资建立的中央厨房子公司的王家渡食品，围绕川味推出了王家渡低温肉制品，川味复合调味料和预制菜肴，其低温午餐肉肠、低温川味香肠等产品，已经成为爆款预制菜，在今年完成了近亿元的A轮融资，并宣布了上市计划。而其披露的此次A轮融资主要的资金用途之一，便是零售市场的开拓，目前已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线，并进入物美、永辉、全家、罗森等零售超市和便利店。而作为我国预制菜领域先行者，并成功拿下“预制菜第一股”的味知香，从其披露的资料看，此前主要依靠加盟店实现业绩增长，作为其经销渠道的菜市场、农贸市场业主、加盟店和冷冻食品批发公司，业绩占比约为20%、50%、30%。而其选取的经销模式和自有品牌、包装呈现方式，比其他贴牌、更注重突出产品而非品牌的预制菜生产企业更接近C端，这也让它尽管2021年才开始布局线上业务，但快速打开了线上C端市场，有机构测算其天猫旗舰店总销售额约1500～2000万，占比4%左右。据悉，味知香产品丰富，包括肉禽、水产、汤煲、小食等四大类，超过200个SKU，既有咕噜肉、鱼香肉丝、松鼠桂鱼等经典中餐，铁板鱿鱼、红糖糍粑等小吃、零食，也有披萨等西餐。通常提到供应链企业，大家的概念都是TO B，跟C端消费者关系不大，但登上央视的锅圈食汇，用TO B的供应链运营模式，凭借“到家火锅”的概念，以烧烤、火锅食材超市的形式，在短短几年内深入社区光速开店。截至今年10月，其全国门店数量已突破8000家，预计年内将开出超万家门店，并且从2019年开始，锅圈累计完成了10亿元融资，并积极筹备上市。2020年锅圈在火锅、烧烤食材外，增加了螺蛳粉、自热小火锅等半成品、快手菜产品，2021年更围绕一日三餐将sku扩充至全品类，目前拥有从底料、小吃，到肉类蔬菜、酒品、用品用具等十二大系列产品的500余SKU。同时，有消息显示，新雅轩等餐饮后端生产企业，也开始大力布局预制菜，准备B端、C端两手抓。六、前方“拦路虎”甚多，餐企、产业链联手或将重构餐饮生态目前看来，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冷链物流布局，预制菜在B、C两端将同时加速发展，有机构预测，之后其市场规模将以20%的增长率逐年上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一片欣欣向荣背后，预制菜在中国仍属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C端市场，前方的“拦路虎”还有很多，首当其冲的便是口味，以及营养、健康问题。口味参差，对营养、健康的担忧仍让消费者如鲠在喉就口味来说，目前大部分餐企出品的预制菜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和复购，特别是自热火锅、自热米饭等不需要再次烹饪的产品。但更多新式速冻点心，以及不少通过低温、真空保存进行复热即可食用的产品，比如一些年夜饭菜、糕点，评价两极分化严重，一些能做到和现制差距不大，一些却在口感、味道上相去甚远，也让很多消费者不敢对复热类预制菜轻易下手。此外，消费者更大的担忧仍来自营养、食品安全。早在餐饮标准化之初，这一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消费者，国人对酱料包、半成品预制菜包，或者说是生产线上的产品，总会觉得充满了工业味道。并且因为技术问题，最初的预制菜会通过高盐高油来延长保质期，与很多消费者的健康饮食理念相悖。时至今日，因为餐饮标准化的发展，无论生产还是冷链技术都有了长足进步，加上连锁餐企对预制菜的普遍使用，消费者已经体验到预制菜在不断升级，但我们仍很难去界定，是消费者逐渐相信了预制菜品、调料的品质，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些产品的普及。尽管有从业者表示，现在的预制菜基本都由专业人员通过食品工业知识，针对不同食材的不同特点进行制作，要求严格控制油、盐、糖及各类营养成分的含量与配比。同时，预制菜企业也具备了较高的跨地域运转能力，能在保障食材新鲜度的基础下，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供给，以满足消费者对多场景、多口味的用餐需求。但当这些产品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从改变国人的在外就餐，到试图进一步深入到国人居家饮食，营养、健康问题必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毕竟消费者本身很难去鉴定买回来的产品，是否真的没有问题。比如蔬菜是否真的干净没有农残；使用的肉类是否新鲜、合格；油盐成分是否真如商家标注的那样；包装是否安全；亚硝酸盐等成分是否在到家的时候仍在标准范围内；预制菜市场的快速繁荣，是否导致相关监管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安全标准……日前就有媒体向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送检了市面上10款自热火锅，结果全部检出亚硝酸盐，部分检出可疑致癌物等食安隐患。不少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初衷，就是希望吃得更健康，如果预制菜不能满足这一点，或者说有一些预制菜企业不按常规出牌，导致问题的出现，那么整个预制菜市场，就很可能被全部拖下水，甚至让这个市场的繁盛昙花一现。毫无疑问，预制菜的未来是光明的，但若要持续发展下去，无论是上下游企业，还是市场监管部门，都还有很多事要做。餐饮生态或许正在被重构如果当这些不再是问题，预制菜市场“兑现”人们对它的预期，那么，预制菜便极有可能影响整个餐饮生态，甚至影响到零售业生态。产品、生产是原本TO B生产企业的优势，但如何与C端消费者进行对话（包括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沟通），如何经营零售业务，恐怕是他们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天生就要与C端消费者“亲密接触”的餐企可谓经验丰富，无论是对消费者口味喜好，菜品品质与便捷度的平衡，还是营销等板块，餐企可能都是中国商业中TOP 3 的存在。这些各类型的企业，可能单打独斗，也可能发挥各自优势破圈联手。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企将不仅是餐企，而可能成为多业态综合企业，曾经阿里描绘的新零售蓝图，或许正在被勾勒。前端的餐企走向大流通，跨界零售、百货，喜茶、文和友等企业已经在尝试多业态、多生态IP化发展，餐饮界已经开始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拥有技术、生产优势的后端产业企业向C端进发，他们也可能同餐企或零售企业联手，专业板块边界愈加模糊；创新型企业则可能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产品、品类、思维上的跨界创新。未来的预制菜市场、商超，甚至整个零售格局，都可能因此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逻辑，餐饮生态或许正在被重构。而一切才刚刚开始，随着市场、受众的不断扩大，这个市场可能还会发现更多问题需要不断去解决。这些成立的前提在于，中央厨房安全生产能力、完备的冷链物流体系、合理而严格的监管等保障机制，只有做好这些，才能让预制菜迎来更广阔市场，餐饮+零售的重构，才会有现实意义。...
SPAC作为一种上市方式，引发了亚洲证券交易所的新一轮竞争。2021年临近尾声，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变化为市场参与者留下了太多思考，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俗称“空白支票”公司）就是其中之一。SPAC作为一种上市方式，近来逐渐为美国资本市场追捧，并引发了亚洲证券交易所的新一轮竞争。除了新加坡，香港市场也排上日程。12月17日，港交所宣布，旗下的联交所公布引入新规则，将在香港设立全新SPAC上市机制，并于2022年1月1日起生效。SPAC于2020年爆红，今年热度进一步上升。据SPAC Insider，截至2021年12月21日，有610家SPAC公司上市。另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21年11月26日，375家企业通过传统IPO模式上市交易，融资额达1465.3亿美元；另有542家企业通过SPAC上市，融资额达1469.3亿美元。由于在上市时间、过程、定价、成本、高层管理和退出机制等方面的优势，SPAC模式再次完胜传统的IPO模式。美国证监会今年4月就开始关注SPAC发展态势。12月9日，美国证监会主席加里·金斯勒（Gary Gensler,民主党人）表示，SPAC没有向普通投资者提供全部信息，也没有采取充分措施以防止利益冲突和欺诈。换句话说，金斯勒认为SPAC需要加强投资者保护力度，希望为SPAC和传统IPO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据报道，美国证监会已着手起草有关SPAC信息披露、市场操作、发起人和职能机构责任（财务顾问、会计师、审计师、公司董事和负责人）的政策建议，以填补监管空白。许多人一直质疑SPAC模式，不少市场参与者担忧完成并购交易的大多数SPAC股价表现弱于大市。截至2021年12月21日,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25.63%，SPAC ETF和IPO ETF却分别下跌了21.05%、9.29%。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相比，SPAC ETF(Defiance Next Gen SPAC Derived ETF)和复兴IPO ETF指数表现较差，因此美国证监会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美国证监会调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Lucid（豪华电动车制造商）和数字世界并购公司（DWAC）的交易也就不奇怪了。SPAC股价表现不如意，监管机构意在强化监管措施，但资本市场的热情并没有减退，SPAC模式在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市场包揽了全球97%的SPAC业务，越来越多的创投公司主动拥抱SPAC上市模式，包括卫星服务公司Planet Labs、制药公司23andMe、电动车制造公司Voltus、天然消费品公司Grove Collaborative、消费金融公司Dave、全球顶级摩托车制造公司Harley-Davison旗下的电动车公司EV、度假出租公司Vacasa、海洋科技软件公司Nauticus、废品处理公司Rubicon、旅游科技公司Mondee、移动商务公司Rezolve等创投企业。香港市场打造“SPAC 2.0”SPAC模式自然引起了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高度关注，亚太地区正式进入SPAC模式实施阶段。亚太地区金融中心众多，竞争十分激烈。据Long Finance等多家公司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依次为纽约（762）、伦敦（740）、香港（716）、新加坡（715）、旧金山（714）、上海（713）、洛杉矶（712）、北京（711）、东京（706）和巴黎（706）。亚洲占了其中的五席，但彼此分差很小，难分伯仲。据Dealogic统计，2011-2021年（9月30日）间由亚洲投资者发起的、在美国上市的SPAC融资额分别为1.26亿、0亿、2.9亿、0.7亿、1亿、1.5亿、2.7亿、7.8亿、4.4亿、24.9亿和42.9亿美元；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韩国发起的SPAC数量分别为20、7、5、2和1个。香港市场国际化程度很高，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变化反应相当敏捷。2021年9月17日，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联交所刊发咨询文件，就建议在香港推行SPAC上市机制征询市场意见，并于12月17日正式公布了《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上市新规定》（New Listing Regime for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ies），将于2022年1月1日起生效。香港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管质量，特别是对投资者保护措施严密。香港的SPAC规则之所以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SPAC2.0”，是因为它弥补了国际SPAC规则中的一些空白。首先，机构投资者的最低数量不低于20。SPAC的最大卖点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而非影视界、体育界或政治明星，对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规定可确保SPAC管理的专业水准和投资的可行性。第二，有关SPAC董事会的组成规定要求至少2名第六类和第九类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专业管理能力。按香港证券期货事务委员会分类，第六类和第九类持牌人分别指公司财务顾问类（企业并购与上市）和资产管理类专业人士。可见，第二条规定是对第一条规定的补充。第三，为了在规定时间窗口内完成并购交易（De-SPAC），独立的投资上市股票的私募基金（PIPE,Private Investments in Public Equity）受邀参与交易，可以较低价格买入股票，这可能损害其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香港新规定强化了对SPAC并购交易的条款与估值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第四，新规对独立的（第三方）PIPE的最低投资比例进行了分级量化管理。对于低于2亿港元、2亿至5亿港元、5亿至7亿港元、等于或大于7亿港元的SPAC交易，PIPE最低投资比例分别为25%、15%、10%、7.5%；对于大于10亿港元的SPAC交易，PIPE投资比例可酌情处理，一事一议。最后，为了激发发起人完成SPAC并购交易的积极性，新规定将奖励期权的比例（与发行额度相比）提高至50%，但SPAC需要明确披露期权对股权的稀释作用。香港联交所公布的SPAC新规定与2019年生效的企业并购交易的基本理念一致，后者要求逆向并购（reverse takeover）交易进行主体测试（Principle-test）和亮线（Bright lines）测试，并要求由此而产生的新公司必须按照新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新加坡的SPAC规则出台快，但内容似乎缺乏新意。新加坡希望SPAC能够吸引优质公司来新交所上市，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与机会。新加坡交易所于2021年3月31日发布了SPAC上市的征求意见稿，在听取投资公司、银行、律师事务所等人士的反馈意见后于9月2日正式公布了SPAC上市新规定。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新规对SPAC的最低市值确定为1.5亿新加坡元（约等于1.116亿美元），与美国纳斯达克和纽约证交所规定较为一致。新加坡新规照搬了美国做法，例如，新规要求SPAC在上市后两年内完成并购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可延期一年；新规对被收购企业的财务预测和期权的会计处理做了细致规定，信息披露标准与IPO一样。亚太股票交易所竞争激烈亚太股票交易所竞争十分激烈，但国际化程度差距较大。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0月末，按市值计算，世界前十大交易所分别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上海证券交易所、欧洲交易所、日本交易所集团、香港联合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德意志证券交易所，其市值分别为28.24万亿、24.07万亿、7.77万亿、7.38万亿、6.68万亿、5.82万亿、5.76万亿、3.79万亿、3.43万亿、2.52万亿美元。亚太主要交易所规模相当，未来发展取决于差异化发展战略。就开放程度而言，2019年香港股票成交量中境外投资者占比43.3%，其中亚洲投资者占42.3%，欧洲投资者占28.6%，美国投资者占23.8%，其他国家和地区占5.3%。2021年12月6日至10日，日本交易所集团的外国投资者交易占比为34.75%。亚洲证券交易所如何突围？从上市证券、流动性、投资者、风险管理、监管五方面来看，首先，交易所能否争取到优质上市公司是未来发展关键。2018年10月末，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为22.58万亿美元，纳斯达克为10.82万亿元，如今市值仅差4万亿美元。原因显而易见，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大放异彩，当今市值最高的五大巨头公司——苹果（2.8万亿美元）、微软（2.43万亿美元）、谷歌（1.9万亿美元）、亚马逊（1.71万亿美元）、脸书（0.92万亿美元）均在纳斯达克上市。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昔日的传统行业巨头正在走下坡路，不被看好的科创企业取而代之。交易所与上市公司同步发展，即交易所必须下功夫培养自己的核心优质资产。SPAC上市模式主要针对科创企业和有前途的创投企业，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交易所尝试SPAC模式是明智选择。第二，流动性代表交易处理速度和成本，既可指交易技术体系（目前区块链是主流应用技术），也可指国内外投资群体数量。这也是越来越多公司愿意去美国市场上市的重要原因：以较低成本募集到所需资金。第三，优质资产本身带来优质客户。如果市场高度开放，境外上市公司必然带来更多的投资机构客户，也必然扩大交易所的国际影响力和每日成交量，从而提高交易所的经济效益。第四，证券投资管理的实质是风险管理，因此交易所必须向投资者提供交易数据、人工智能服务、大数据分析和风险管理全套工具。数字化是交易所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就不难理解伦敦证交所斥巨资并购路孚特数据公司，谷歌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合作搭建云计算架构。最后，监管质量决定了交易所质量，但监管机构需要在过度监管和过松监管之间寻找平衡，因为过度监管会扼杀创新，而过松监管会导致市场混乱。香港交易所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中国内地公司上市无疑使得香港交易所在区域交易所业务竞争中拔得头筹。目前中概股回归是港交所发展的绝好时机。中概股回归主要有三大渠道：一是私有化退市后再上市；二是双重上市，即境外不退市同时在港二次上市（仍以海外上市地为主，面临一定风险）；三是红筹股回归A股上市。Wind数据显示，自2018年8月起至2021年7月，在回归的29家中概股中回归港股的多达20家。由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美国资本市场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不一样，部分公司会考虑先到香港上市，时机成熟后再回归A股。港交所于今年11月宣布新规，放宽第二次上市要求，降低第二次上市企业的行业和市值门槛，还允许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直接申请双重主要上市。香港交易所在积极争取大体量的中概股优质资产流入，因为以ADR形式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162家中国公司中不乏有着光明前途的信息技术、金融、通信服务行业股票。SPAC前景看好但面临洗牌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SPAC上市模式仍会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SPAC模式是一种创新，相当于交钥匙工程，具有普惠金融性质，同时砍掉了私人公司和金融市场之间的中间环节，会促使市场更富有创造性地思考IPO模式。从短期看，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和经济形势恶化会冲击全球股票市场，2022年市场对SPAC的热情可能会降温。从长远看，传统的IPO模式几乎没有变化，SPAC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适应能力很强，在不断学习过程中会变得更加成熟。SPAC市场前景看好，但行业会重新洗牌，专业化机构入场，而低素质的发起人会被淘汰出局。SPAC优点在于帮助目标企业做好上市准备，指导它们了解金融市场，以及寻找长期的、目标一致的资本合伙人加入董事会并提供经营方面（开拓产品与服务市场）的专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