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万余家企业的新三板,有一群挂牌时间很长的元老级企业。部分企业甚至从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时代即开始挂牌,2013年,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揭牌运营后,又在股转系统挂牌。可以说,这些公司陪新三板走过了漫长岁月。 今天,选取了部分公司,来看看这些“老兵”公司的现状。 中科软(430002):曲折的上市路 中科软“老大哥"的地位从代码(430002)就能看出来,严格来说,公司是最早一批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的。 2013年,股转系统正式揭牌运营,将对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全部承接。 那往前数,430001呢?原代码为430001的世纪瑞尔于2010年登陆创业板。 2017年12月27日,中科软公告,公司IPO申请获证监会受理,拟继续停牌。 和自己同批挂牌的世纪瑞尔早已"转板",中科软却因为各种波折一直没实现上市梦。2007年,中科软开始谋划上市,不料大股东股权遭到司法冻结,上市计划搁浅。随后,为避免股东人数超过200人,公司股票自2008年11月起暂停转让,直至2013年"三板新政"出台,自当年6月起恢复转让。 2014年11月10日,中科软披露了创业板上市预案,公司拟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7067万股,但具体发行时机、数量、对象、方式和定价尚未敲定。 2017年6月,中科软公告接受中泰证券上市辅导,拟在主板上市。 资料显示,中科软是一家集行业解决方案、技术体系建设及咨询服务于一体的信息化企业,覆盖保险、医疗卫生领域,保险行业客户包括证监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 公司业绩保持稳定增长,2014年-2017年上半年,中科软实现营业收入30.85亿元、35.83亿元、39.01亿元、18.9亿元,对应的归母净利润为1.48亿元、1.68亿元、1.92亿元、6883万元。 指南针(430011):排队期间被证监会监管 指南针同样是新三板资历较老的公司之一,同样也想IPO,不过其在进度上比中科软快了不少。 2016年1月,指南针接受上市辅导,2016年6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受理。截至2017年12月28日,指南针在519家首发企业中排在24位。 由于挂牌时间长,根据最新的招股说明书,指南针股东人数已达398名。值得一提的是,排队停牌期间,公司清理了两名"三类股东"。 资料显示,指南针是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向投资者提供金融数据分析和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与大智慧、同花顺等为中国较早一批金融信息服务公司。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指南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5.71亿元、4.28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44亿元、1.29亿元; 同花顺同期营业收入分别为17.34亿元,6.05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12亿元、2.86亿元; 大智慧为11.10亿元、3.05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17.60亿元,亏损1.0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1月,因存在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客户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用和发布的部分投资咨询文稿缺少合规审核,指南针被证监会责令整改。 原子高科(430005):六年间慷慨分红 原子高科成立于2001年,2006年在代办系统挂牌。目前公司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归属于创新层。 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同位素放射性药物、放射源、免疫分析试剂、提供辐射加工服务和加速器制造。 挂牌以来,原子高科的收入持续保持增长,由2006年的1.8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58亿元,2006年以来,复合增长率达到14.96%。净利润则由2006年的1941万元提高到2016年的1.68亿元,2016年以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24.1%。 事实上,不光盈利增长了不少,挂牌之后,原子高科也没少向股东派钱。 东方财富Choice统计,2010年-2016年间,原子高科每年都有分红,累计分红达2.82亿元,占其总盈利的42.66%。在这新三板上,这种利润分配比例绝对属于慷慨。 原子高科的股东户数也从2010年底的161户增加到2017年上半年的624户。此外,挂牌11年,公司未进行过定增。 塞尔瑟斯(430127)&道从科技(430181):借壳改变命运 论坛君发现,部分老牌新三板企业,由于规模小,业绩不出众,选择了"卖身"实现退出。 英雄互娱和盖娅互娱两家网络游戏公司都通过借壳的方式登陆新三板,壳企业均于2012年挂牌三板市场。 其中,2015年6月,前中国手游总裁应书岭成立英雄互娱公司,通过借壳塞尔瑟斯登陆新三板。塞尔瑟斯是过程仪表和暖通仪表制造商,规模很小,被收购前平均净利润不到200万元。 2015年6月17日道从科技易主王彦直,同年9月公司更名为盖娅互娱。道从科技从事交通安全产品的研发、销售,被收购前公司的经营收入和利润连连下滑,至2014年,已经严重亏损400万。 英雄互娱借壳后,公司共进行4次定增,共计募资24.83亿元。其中,2016年2月份,华谊的兄弟以68.53元/股的价格认购了英雄互娱2772万股,英雄互娱成功募集资金19亿元。 盖娅互娱借壳后,共完成2次募资,募集总金额为12.4亿元。最近一次募资完成在今年9月,发行股份1785万股,发行价格为34.47元/股,总融资额为6.15亿元。其中,上市公司东方明珠(600637)认购1628.9万股,认购金额为5.61亿元。 ST中搜(430339):昔日新三板互联网第一股风光不再 中搜网络于2013年底挂牌新三板,曾经是炙手可热的新三板互联网第一股,然而挂牌以来公司持续亏损,还发生过被举报调出创新层等问题,公司昔日风光不再。 中搜网络收入来源主要是向云悦和企悦的客户收取服务费,自2014年后公司营业收入一路下滑,目前已从2014年的2亿元,下降至2016年的6933.89万元。 与此同时,自2013年以来,中搜网络已连续亏损4年,每年亏损超过一个亿,2016年达到顶峰,亏损超2亿元。 中搜网络表示,营收和净利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未能按计划完成股票定向发行以提供平滑过渡的足够资金支持;公司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对客户群体在"互联网+"领域投入下滑,公司营收受到不利影响。 2017年半年报显示,其净资产为-7542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自2017年6月30日起,中搜网络股票简称变更为"ST中搜"。 挂牌期间,中搜网络两次定增价格分别为23元/股、25元/股。公司股价从2015年3月开始走下坡路,从当初最高49元/股(复权后),一路下跌至今天收盘价1.18元/股,市值从最高的55亿元,缩水为1.33亿元。 截止2017年上半年,中搜网络股东户数已达767户。这也意味着,通过定增和做市转让进入的投资者,基本被套牢。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据外媒报道,泰国一名金融诈欺犯近日被法院判处1.3万多年徒刑,若以80岁寿命计算,该名男子或要活165次才能把牢坐完。 据报道,泰国法院判处34岁诈欺犯普第2653项诈欺罪名成立,总计判刑达13275年。由于他认罪,刑期可减少至6637年,但根据泰国法律,吉地拉迪洛最后可能只需在牢里度过20年就能出狱。 普第设下 “庞氏骗局”,诈骗4万多名投资人约1.57亿美元资金。他以话术说服民众投资他的理财公司,声称可获得高利润报酬,但他其实是拿其他投资人的钱营造获利假象。 普第于今年8月落网,泰国法院已对其经营公司开罚4000万美元,并下令普第与其公司必须赔偿2653名原告1700万美元。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项重大课题。2012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的讲话,对这一问题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并从资源配置、开放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几个层面分析了货币可兑换的意义,探讨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机制、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开放、本币国际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把握改革的时机和进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句话也写入了“十二五”规划,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正式文件提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通常都冠有“逐步”两个字,但不同场合这两个字的内涵往往不同。当我们距离可兑换比较远的时候说“逐步”,一是说要经过很长时间,通过各种努力才能够达到目标,二是强调要先易后难,对可兑换的各项内容要进行利弊比较,先推动“利大弊小”的方面,而不一定是全面推进。当我们经过努力距离可兑换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再说“逐步”,则更多地是强调要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一些容易推动的、相对好开展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往往是不太好推动、相对比较复杂和困难的领域,这时候就不能回避了。有些领域可能并不是可以非常明显地判断为“利大弊小”,甚至推动的过程中可能还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还是要予以推动。 不妨以中国加入WTO为例来说明。WTO于1994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实行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秉承的策略一直都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利大弊小”的先开展。改革之初,资金匮乏,引进外资的“利”比较明显,因此1979年颁布了《中外合资企业法》。到了1999年WTO谈判的最后阶段,加入WTO的诸多条件大都符合了,相关工作也已比较详尽,最后要扫清一下,看还有哪些“硬骨头”需要啃。这时候就发现,对于剩下的若干领域,虽然其利弊比较不太好准确得出结论,但还是要攻克难关,扫清障碍。 因此,理解“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句话时,首先要注意到,虽然多年来正式文件中大多用“逐步推进”、“稳步推进”或者是“逐步实现”这类的词,但是时至今日,在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虽然下一步的工作还要有一个渐进的、逐步的推动过程,但相关工作的计划及其实施会更加细致、更加全面。 我国关于人民币可兑换提法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内对于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过程。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文件首次提出要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随后在1994年实施的汇改中,实现了汇率制度并轨,开始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宣布实行除“三资”企业之外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12月,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有关文件就开始提出,下一步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然而,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工作比较复杂,也涉及各种改革的配套关系,对此一直有争议。 争议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对利弊比较的看法有差异。有一部分人可能本身不太关心这项改革,而关心这项改革的各方人士也很难有全面共识。具体到某个特定问题时,往往是一部分人认为是利大弊小,应该抓紧推动,但另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弊大利小,要缓行。有时分歧不仅是对利弊比较有不同看法,甚至对整个问题都有不同看法。原因是人们在分析问题和进行利弊比较时,所基于的理论和经验是不同的。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带来了新的争议。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强调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对外开放,这其中就包括对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强调。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始地,出了很多问题,这就导致全球在思考这次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自然会质疑西方国家倡导的这套模式和经验到底对不对。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波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使得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放慢,中间甚至出现了停顿。应该说,在危机时期,应对危机是工作重心,同时还要从危机中总结、汲取经验教训,重新推敲某些观点。亚洲金融风波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蔓延,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没有再强调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再一次提出,之后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指出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时,正值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升级演变,随后金融危机爆发并不断发展深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对推动若干领域改革的注意力。同时,这次危机爆发也使人们认识到,过去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需要重新予以回顾和思考。在此背景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有所放缓。 尽管存在争议,应该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内容,应该根据条件、根据利弊取舍逐步实现。 二、货币可兑换的重要意义 资源配置与可兑换 首先,资本项目可兑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密切联系。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中,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过一些概括和解释。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在之前有关文件的基础上做了两点解释:一是强调要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不是搞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二是强调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各种商品、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等)和服务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并进行配置。显然,外汇也有一个市场配置的问题。因此把这句话落实到外汇管理领域,就可表述为:外汇市场要在配置外汇资源、决定人民币汇率方面起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要按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外汇的供求平衡。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不应该在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以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过去我们在外汇管理方面有比较多的限制,不仅资本项目有限制,经常项目也有限制,下一步要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应该逐步减少这些限制,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实现了各项目的人民币可兑换。因此,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涉及激励机制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回顾改革过程不难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过去传统的集中型中央计划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模式转变中会产生一些争议、摩擦,需要在思路上做出比较大的转换。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集中型计划经济的弊端在认识上已比较一致,改革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下放权力,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农村就是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增加其自主权,目的也是要调动其积极性。但在改革早期,在思维上始终存在一个矛盾,就是既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却又不愿意推动价格改革。这是因为,改革价格体制会引起一系列的利益调整,还会造成通货膨胀。实际上,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从价格形成的角度看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分配角度看则是激励机制问题。因此,如果不愿意改革价格机制,资源配置必然是扭曲的。在改革之初,这一矛盾还不那么突出,在对价格机制没有进行大的改革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领域的改革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当然,仔细分析会发现,在这些改革的推动过程中,实际上价格机制也发生了松动,一些领域的价格管制开始逐步放开,比如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村集市的很多农产品价格都放开了。 在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上,也存在着改革早期那种认识上典型的矛盾:既希望通过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又希望尽量不要动价格机制,希望不调整或少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人民币的对外价格就是汇率,因此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联系着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需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实现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汇率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好在人民币汇率若干年来曾呈升值趋势,因此有降低通货膨胀的作用。尽管如此,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改革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对各种利益关系做出调整。 总之,在比较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利弊时,除了要对各行业(如纺织业)、对不同地区(如东、中、西部或港澳台地区)的利弊影响做出具体评估外,还应有更宏观的视野以及更高的站位,即如何理解和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命题。 开放型经济与可兑换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推进对外开放,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当时没有提“开放型经济”这一说法。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了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50条框架,明确写入了“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强调我国不再搞封闭型市场经济,而是要建设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审视的问题是,建设开放型经济与人民币可兑换问题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是否可以在长期不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情况下也能建成开放型经济?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先例? 不妨回顾一下“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说法的来源。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曾有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涉及两个说法。一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后来世界银行把这个词改为“外向型发展战略”(Outward-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y),在经济学语境中类似于开放型经济。亚洲“四小龙”是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代表。另一个是“内向型发展战略”,以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为具体特征,主要是将需要进口的产品尽量在国内组织生产,以替代进口,在经济学语境中等价于内向型经济或封闭型经济。拉丁美洲曾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在这场关于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的争论中,人们把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自然地视为封闭型经济。但这么划分实际上也不太准确,因为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曾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一合作体系,在这些国家间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只不过这些国家是通过计划来实现跨国分工和交换。 “开放型经济”与“对外开放”是有区别的,就像“市场经济”与“市场”有区别一样。世界上使用“对外开放”一词的国家很多,比如很多非洲国家都在提要对外开放,但其中不少国家不用“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而是用别的提法。按照前面的追本溯源,“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是有其定义的。就我国的情况看,把1985年的情况与1980年相比,或者把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与8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更“开放”了,但是否是“开放型经济”?可能还要斟酌。所以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开放型经济,实际上在概念上确立了一种新的经济改革发展思路。回到人民币可兑换角度问题上看,从建立开放型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如果人民币不可兑换,就很难符合建立开放型经济的定义。中国作为大国,要建设开放型经济,无疑需要一个过程,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最终看,要建成比较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人民币可兑换是应有之义。其中,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是最基础的,我国在1996年就实现了。下一步就是要推动和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对于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既是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国从最初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到现在已有20年了,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逐步变得更为迫切,要认识到这两项工作是密切联系的。 人民币国际化与可兑换 近年来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是人民币在贸易投资项下的跨境使用。人民银行不太主张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提法,但外界已经用得很普遍了。人民币跨境使用及其拓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从韩国开始,先后有多个国家提出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另外,随着人民币的走强,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和个人层面也有跨境使用本币的需求。在这次危机中,传统的储备货币或国际货币币值不稳定,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也饱受争议。有人直指其不负责任,认为与其依赖不稳定的货币,还不如直接用本币。应该说,这些因素造就了人民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产生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但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在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能否在国际上真正被广泛接受?从基本理论和国际经验看,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跨境使用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也不可能很高。因此,考虑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人们寄希望于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必然选择。 总之,“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之前也写入了若干个中央的正式文件,在其实施过程中,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有人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从西方学来的,或者是迎合西方要求的,不符合我国国情,实施起来很可能弊大于利,因此不太赞同推动这项工作。可见,这项工作还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仍然需要讨论并澄清一些认识误区。 三、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门槛 是否有明确定义的门槛? 在讨论改革时机是否成熟或具体政策如何制定时,还有人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本身不太清楚。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权威定义。IMF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监管汇率体制和国际资本流动,应该说最有权威给出货币可兑换的定义,但IMF没有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严格定义,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IMF第八条款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有明确的定义,规定了一系列条件,各国可以逐条检查,如果符合其规定,就可以宣布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 相比较而言,IMF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只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没有规定一套一旦接受后就可以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款。也因为此,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可兑换,但却对外宣布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为什么有的国家没达到标准却提前宣布达到,而有的国家对此却非常谨慎呢?这是因为各国国情不一样。一些国家特别需要引进外资,提前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可提升该国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还有一些转轨国家,如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急于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则更多地是要表示该国已经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了,可以增强国际、国内的信心;还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不太好,开放程度也不高,资本项下离可兑换实际上还差得比较远,提前宣布是出于加快推动开放和促进发展的考虑。比如,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我国晚了十年,但2006年就已宣布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见,资本项目可兑换确实没有明确的标准。 理解资本项目可兑换概念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当离可兑换比较远的时候,概念还是相对清楚的;而当离得比较近的时候,会面临多种具体选择,概念反而会变得比较模糊。举例来说,假如你开车从北京到海南,刚出发时只要记住往南走就对了,具体走哪条路差不了多少;但等到比较接近的时候,反而需要选择,因为要确定在哪里可以摆渡,到底要去哪个城市等。因此,距离可兑换越近,就越觉得它的概念不简单,需要真正搞清楚。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IMF有一张表,包括七大类、四十项。这些项目是从技术角度来分项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对照单,但每个项目的重要程度有大有小,这张表对重要性未做区分。是否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一个模糊的标准是看这七大类、四十项是不是大多数重点项目都做到了,如果做到了,就算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了。 是否存在“四位一体”? 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讨论中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国内讨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经常会听到一个所谓“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把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解除资本管制、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四个概念等同起来。这种观点认为,一旦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就意味着:第一,人民币汇率就应是完全自由浮动的,不附加任何干预。第二,全面解除对资本流动的各项管制,资本跨境流入、流出就应百分之百地自由,不再有管制。第三,国内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国际资本可自由进出各类金融市场,可自由买卖本国的股票、债券、基金和各类金融衍生品,可自由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金融业务。第四,本币实现国际化,成为储备货币。 在讨论中,很多人把上述几个概念混为一谈,一提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或可自由兑换问题,就把“自由”的概念过度延伸到其他几个概念上,认为这几个方面是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实现完全浮动、资本流动还有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全面放开、本币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前,就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会导致我们把这项工作的目标定得太高、太远,增加了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难度。还容易导致在利弊比较时,把完全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和成本计算在内,从而会加大争议,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因此,人民银行很多时候还承担着向各部门、各地方的解释工作。 可兑换与汇率机制 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我先以瑞士法郎和日元的例子说明。2011年美国出现债务上限问题时,美元一度走软,导致日元和瑞士法郎升值很快。瑞士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过去一直是1.2:1左右的水平,后来一度有所上升但波动不大,但2011年美元贬值后,瑞士法郎快速升值,最高时达0.8:1,对瑞士经济造成了明显冲击。瑞士是一个小型自由经济体,瑞士法郎也是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但这种情况下瑞士也对瑞士法郎汇率进行了干预,使其汇率最后稳定在1.2:1欧元的水平。与瑞士类似,日本也对日元汇率进行了干预。瑞士法郎和日元虽然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但并不意味着其汇率就必须完全自由浮动,不能作任何干预。另一个例子是,香港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港币显然不是自由浮动汇率,但是港币却是全球自由兑换程度最高的货币之一。由此观之,汇率自由浮动和货币可自由兑换有一定联系,但并不是划等号的,汇率自由浮动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充分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人民币汇率大体处在供求均衡水平时,如果出现资本异常流动,仍可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某种干预。 可兑换与资本流动 资本流动管制方面,资本可自由流动与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有区别的。很多情况下,货币是可自由兑换的,但资本的汇入汇出仍然要受到一定的管控。美国“9·11”事件以来的三个变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一是对反恐融资的监管全面加强。美国对有恐怖融资嫌疑账户的资金转移进行了密切跟踪和严厉监管。第二是反洗钱监管明显强化。在国际监管中,反恐融资和反洗钱这两项都是统一放在反洗钱框架下的。第三是管理避税天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国家需要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进行救助,一些国家因此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为此呼吁加强对避税天堂的监管。这些国家认为,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应纳税收得以规避,导致了本国财政能力减弱。2009年、2010年G20对此经过反复讨论后就管理避税天堂达成协议。美国最近也试图通过“长臂管辖”来监管美国人在海外的存款和账户变动,以打击逃避纳税行为。可见,即便是非常强调自由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和涉及避税天堂的跨境交易方面加强了资本流动管控,并不是百分之百自由地允许资本跨境流动。 与之相随的一个变化是,IMF开始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在需要时可以实施临时性资本管制。IMF在2010年推出了两篇影响比较大的工作论文:一篇是建议调高通货膨胀目标,比如从之前2%的调为4%,旨在增加宏观政策在应对危机时的空间;另一篇则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对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加以管制。这和过去IMF所秉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之前很多人一直坚持认为,既然搞开放型经济、搞可自由兑换,就不应再区分流入的资本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投机性的还是非投机的,应该全部放开。IMF观点的转变实际上支持了巴西等国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征收托宾税的做法,意味着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衡量方面,对限制新兴经济体管制短期资本流动的要求出现了放松。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都不是一概不管,不是必须允许跨境资本可以百分之百地自由流动,而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管理。至于这个程度的大小,则没有明确规定。 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开放 金融市场开放方面,本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就意味着所有金融市场对国际资本都是完全开放呢?各国在放开资本进入时,对哪些市场最为谨慎,以至于会采取限制措施?一般会认为是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比较敏感,容易受到冲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各国真正比较警惕的是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债券市场放开过快可能导致类似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出现的问题。泰国国内机构需要用泰铢(Baht),但在国内借不到,于是就借外债,借到美元后换成泰铢在国内使用,期满时也要还美元。也就是说,国内企业本来要用本币,但却通过外币搭桥,因此这些债务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当时泰国还实行固定汇率制,一旦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要么外汇储备枯竭,要么汇率守不住,总会出现问题。泰国的教训是,债券市场放开容易引起诸如币种错配等宏观不审慎问题,应给予高度关注。泰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私人部门借了大量外债,也就是说问题出在私人部门。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希腊也出现了债务问题,但希腊更多是主权债务问题,并且借的、用的都是欧元,所以没有币种错配问题。但希腊的例子说明,政府借债过多也会导致危机。可见,一国应该对开放债券市场持谨慎的态度,要确保有一定的宏观审慎措施,要考虑是否允许出现货币错配,以及允许出现多大程度的错配,如果错配问题比较严重就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等国家对国际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市场的条件相对比较宽松,而对国际资本投资国内债券市场则有比例限制,这就是考虑了债券市场的特点。对此我国也历来十分注重对外债的管理。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提出,既然中投可以用外汇储备,为什么地方不能用?因此希望地方也能动用外汇储备。对此,我们一直强调,外汇储备可以用,但前提是不能搞二次结汇。因此需要弄清楚,你到底是想用人民币还是想用外汇?如果是要用人民币,那可能拿到外汇后马上就结汇了,结果外汇没用,仅仅是加大了货币供应量。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同样值得高度关注。一部分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为短期投机活动设计的,交易量非常大,但究竟对实体经济有多大益处有诸多争议。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现有规定并没有明确要求须把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向国际资本放开;也没有标准规定如果这些领域没有放开,该国货币就不是可自由兑换的。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看,不仅是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需要有一定管理,资本项下的其他领域,如外商直接投资、股票市场、信托、金融租赁、基金等也不是必须百分之百地放开。此外,国外还有一些十分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如CDO、CDO平方、CDO立方等,是不是人民币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也发展类似的衍生品,并允许国际资本在国内投资和交易?也不是,这并不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备条件。 可兑换与本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应该说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本币国际化有联系,但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国际上,大多数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都已宣布本币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确有不少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当高,其货币可兑换程度也比较高,但除瑞士法郎外,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是国际货币,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体量太小。反过来说,虽然人民币资本项目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但是人民币跨境使用仍得到了一定发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这说明,可兑换和本币国际化并不是必然对应的。当然,也要认识到,人民币跨境使用要取得更大发展,有必要逐步推进其资本项目可兑换。 四、我国离目标并不很遥远 从国际实践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很少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由兑换,而是大量活动的兑换是自由,少量的还有管理。在很多有管理的项下也不是不让兑换,而是要按照相关规定去办理。至少从账户开立和国际收支统计的要求而言,需要说明资金的性质和用途等问题。现在已经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多数国家,对资本流动仍旧有若干的管理。除了前面提到IMF工作论文认为可保留对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入的管制外,最近IMF总裁拉加德也表示,在资本异常流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有必要对部分资本流动实行管理。另外,IMF的正式文件中,还允许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采取临时性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亚洲金融风波中马来西亚对资本流动采取了临时性的管理,事后又再度放宽。 对照IMF资本项目可兑换七大类、四十项的内容看,我国距离可兑换目标并不很遥远。IMF的列表中,金融工具主要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基金、衍生产品、信贷等六类,其中前五项按照居民和非居民、金融工具的买卖和发行四个属性划分,4乘以5等于20,信贷又分为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便利三小类,每类又按居民和非居民划分,这些主要项目就至少占了26项。但在实际管理中,有时难以做到一对一的区分。比如,如果允许中国有资质的投资者开展海外投资,资金一旦出去,究竟是投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还是其他产品,区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就都不大。所以有些政策一旦决定实施,就会涉及很多项。总之,仔细梳理IMF的七大类、四十项,会发现中国的可兑换程度已经比较高了,距离目标并不是很远。 五、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必要的管理 概念上厘清之后,具体工作就容易开展了。首先要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目前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了可兑换,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实际工作中要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严格区分,属于资本项下的交易要经过规定的管理程序,有的需要审批。但要认识到,按程序管理与加强监测是不同的,如果国际资本通过种种途径规避了管理流入或汇出了,这在管理层面是很难发现的。加强监测是强调要切实掌握资本流动的信息,至于是否管控、如何管控则可视情况决定,比如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可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监测是各方面工作的基础,只有监测到了,才能做到想实施管控时,就能有的放矢。否则,如果监测跟不上的话,可能很难会发现哪个地方、哪个环节有洗钱等问题。对中国今后的监测而言,既要做到便利化,相关监测不给正常经济活动造成太多麻烦,同时又要能掌握资金流入流出和兑换的信息,以便出现问题能及时处理。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针对债券市场可能存在的货币错配和外债过重问题,以及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问题,我们可以实行额外的监管措施,特别是可以用宏观审慎的有关政策予以管理。 第三,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从现有的管控措施看,目前我国用QFII制度来管理流入股市、债市的国外资金,Q即Qualified,强调是合格的境外投资者,主要是对中长期投资资金放开,因此QFII制度表明我们不太欢迎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外资急剧撤走对于新兴市场往往有明显冲击,所以我们要求外资撤离也要有序。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我国历来是持欢迎态度的。 此外,我们还要继续巩固反洗钱、反恐融资的相关政策措施,关注利用避税天堂进行避税的跨境交易。在这些方面,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做法加强管控。 最后,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可以按照IMF规定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总之,通过上述措施,应该说可以大大减少过去一些关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担心和疑虑,有助于得出利弊比较的结论。 六、近期需要推动的具体事项 总体看,现在所说的“逐步”虽然用词上没有改变,但实际已到了要更加具体地制定计划和采取改革步骤并果断加以推动、实施的阶段。要认识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的很多项目已经实现,剩下的项目并不多。对这些项目,应逐项研究,制定相应的措施,决定怎么推进、推进到什么程度。通过精心筹划,完全可以把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各项工作做好,完成十八大提出的这项任务。 关于未来的工作,仍然有大量的具体事项需要推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应推动思维转变,这涉及一些认识和体制设计上的问题,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利弊比较等问题。其次,在几个关键的项目上,包括扩展股票市场国际连通、熊猫债和QDII2,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实现有管理的可兑换。第三,应修订相关法规。对现有外汇管理、跨境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以梳理、修改和完善,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此外,也应尽快改变监管方式,更多运用现代手段,减少行政审批,提高监测效率。第四,资本项目可兑换具体政策的落实涉及不同的主管部门,需要加强跨部门沟通协调。金融体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资本项目开放也要很好地体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精神。一个实例是,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起步阶段,金融管理和出口退税部门之间就进行了有效的协调,方便了企业。 总之,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一些具体的事项需要稳步向前推进。既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已经明确的一个方向,我们就要把这篇文章做好,特别是要与经济金融界沟通好,也希望经济金融界与社会公众沟通好,国内与国际也应沟通好。这实际上是走向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有力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更好地与全球共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多项具体政策调整,完成这些调整将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会给多项实体经济活动,特别是贸易、投资、金融交易、旅游、收购兼并等提供更大的便利,这符合十八大所提出的方向和任务。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我以前一直觉得在华尔街上班是非常高大上的,直到我来到陆家嘴上班,发现这里遍地的野鸡、山寨金融皮包公司,我猛然醒悟,华尔街跟陆家嘴本质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人家华尔街骗的是全世界的钱。 一次饭局遇到一哥们,号称华尔街boutique投行衣锦还乡,公司名字典型的华尔街拉条皮公司的画风,类似Tom Jerry这种,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牛逼,遭到我们一桌金融老鸨们的嘲笑和鄙视,你丫的华尔街骗不到钱就想起你的祖国了,早干嘛去了。 有时候真佩服这些洋人的公司,也忒懒了,几个人的姓拿来一拼就是一公司名字,中国买办们翻译的时候也很艺术,什么摩根士丹利,高盛啊,普华永道啊,而如果叫什么丁何关陈会计师事务所,陈叶冯会计师事务所,一下子就LOW了。 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取名则不然,都要求名字要有雄壮富贵的王八,哦不,王霸之气,一般就是中、国、华、诚、信、投、融、金、银、财、富、东方、西部、西南、西北等字词的排列组合,皮包公司们自然是深谙此道的。 以前去一哥们在陆家嘴的公司,抬头一看公司名字威武大气,叫东方国金,我就纳闷了,东方我知道,国金我也知道,这东方国金……什么鬼?第二次再想上门一探究竟,老板居然已经进去了,这种人才真是可惜了。另外还有什么中金国泰,国泰财富,中投摩根,中金国投,一头雾水,一脸懵逼。 在陆家嘴,有正规持牌的官军,也有占山为王的小山寨,更多的是中介游击队和投资小作坊。我相信最早的时候陆家嘴是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的。后来很多皮包公司发现韭菜们觉得一家公司如果租在陆家嘴是实力的象征和信誉的保证,于是开启了大规模进军陆家嘴的浪潮,而高昂的写字楼租金价格也丝毫没有阻挡他们前仆后继的热情,反正羊毛最后出在羊身上,而这股浪潮反过来又进一步推高了陆家嘴写字楼的租金水平。 E租宝、大大、中晋等骗子公司几乎在每个楼里都设立了自己的行骗据点。一哄而上之后一哄而散留下一地鸡毛。前两年陆家嘴办公楼一房难求,而现在如果你要开一家皮包公司,却有很多装修精致却人去楼空的办公场地任君挑选,价格居然还比市价低一点,你心动了,不过你不明白为何幸福来得这么突然,这时中介和物业会告诉你,前业主战略转进,租到其他便宜的地方去了,比如说虹桥和上海火车站——不用怀疑,前租户就是带着小姨子跑了,你租了这个场地,当然用时髦的话说,叫职场,指不定受害人和欠薪员工就上门来把你公司给错砸了。 现在很多在陆家嘴南边楼里上班的金融民工经常都瞧不起在陆家嘴北面那些楼里上班的金融民工,毕竟IFC、上海中心之流的房租比北面那些小破楼高了一倍甚至几倍呢。很多想租在陆家嘴,又觉得租金让他们肉痛的皮包公司,为了降低行骗成本,都会选择租在陆家嘴北面的几个老破楼里,特别是招商局大厦,因为这个名字简直太招皮包公司喜欢了,招商局无形中给他们增了信,似乎租在这个楼里就跟招商局产生了某种精神和肉体上的联系。 而自从招商银行搬进了自己临江的豪华新办公楼后,这楼里已经完全被各类皮包公司占领。如果在饭局上碰到说自己是在陆家嘴做PE的小瘪三,那么很有可能就在招商局大厦一个几十平的小隔间里,暗挫挫地谋划着各种行骗计划,哦不,融资方案。 不这在陆家嘴公园北边的这些楼里,金穗大厦显得很特别。作为陆家嘴核心区最老的楼之一,租金价格也很美丽,一天7块不到就能租到,里面的老山东是陆家嘴底层金融乞丐请客吃饭的不二之选。说这楼特别,是由于这楼里走出了不少逆袭上岸的皮包公司,比方说诺亚和矩派,而且地下是人民银行的金库,很多皮包公司告诉你他们租在这是因为他们迷信这楼聚财,他们才不会告诉你他们租在这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囊中羞涩。 在陆家嘴上班,交通可谓极其不方便。上班、约会、开会迟到一个万能借口就是,“我车堵在延安隧道里了!司机也没办法!”别人又不知道你坐的是隧道三线,顺带还能给人想像空间装个B。吃饭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交银大厦4楼的员工餐厅物美价廉,不过不对外,交银和太保的金融民工还是比较幸福的,皮包公司的金融民工就只能流窜在陆家嘴各个楼里的烟波亭,吃哪个烟波亭取决于今天在哪个楼里拉皮条。 平安金融大厦的电梯大厅,很像哈利波特里的魔法部传送壁炉,平安的金融民工们就在魔幻与现实中穿梭 正大广场地下就算了,容易撞见熟人,没面子,环球金融中心地下还行。而国金中心如果公司没报销的话金融民工是绝对不敢轻易尝试的,最多也就偶尔开个荤。而太平金融中心里全家的便当对金融民工来说可谓是性价比之选,这家全家里有个收银小哥外语很好,据说之前是做外盘期货的,爆仓了。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陆家嘴这虎踞龙盘之地究竟还有多少扫地僧似的神人?后来发现想多了,陆家嘴卖包子的都比一般金融民工赚得多,卖包子毕竟做的是实业,而金融民工的核心技能是PPT。 吃完午饭就到了金融民工们每天喜闻乐见的放风时间,天气好的时候,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的金融民工纷纷从各个写字楼里涌出,在陆家嘴中心公园一圈又一圈地绕圈走,活像监狱里的劳改犯,好像在为以后的提篮桥生活做准备,殊不知提篮桥是关大佬的,没你的份。还好金融民工普遍素质还行,没有撞树和拉腿的,最多也就偶尔看见几个倒步走的。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金融民工们陆续回到工位上搬砖,而高富帅们则在国金喝起了下午茶,有的金融民工因为材料里的一个错别字刚对实习生发泄完,到楼下抽根事后烟,有的金融民工则心情不错,到楼下的咖啡馆要了一杯大杯卡布奇诺,还不忘嘱咐小哥“老规矩Double shot不加糖不加奶”。然后一边抖着腿,一边拿出手机刷刷圈内的八卦,而旁边几个跟融资企业和资金方根本都没见过面的中介正在为了融资的成本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除了交通和吃饭以外,住也是困扰金融民工们的一个大问题。很多以为自己以后会赚很多钱的金融民工一般会选择跟人合租在崂山×村、乳山×村的破旧老公房里,这样他每次就可以略带得意地告诉别人,“我每天从环球金融中心步行回家”。世纪大道附近的潍坊×村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崂山路和潍坊路上的那一抹抹粉红,可能是这个城市带给金融民工们仅有的一丝温暖的回忆。而那些更有自知之明的金融民工,则会租到更远的地方,比方说世博附近的上南新村——如果你不知道上南新村,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上海或者浦东的天通苑。 多少个日日夜夜,数不清的陆家嘴金融民工,在连接着2号线和国金中心的天桥上,遥望着陆家嘴那些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桥上的LED电子显示牌上实时翻滚着全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各种指数,旁边不远处就是一柱擎天仿佛在朝着天空竖中指要日天一般的上海中心,金融民工的心里顿时生出一股豪气,他们心中发着誓,觉得总有一天在这大上海,东方巴黎,魔幻之都,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璀璨的万家灯火中总有一盏灯会属于自己——然后回到家发现自己的群租房已经被拆了。 很多年后,那些在正规金融机构里的材料狗和金融民工,突然发现周围同龄人赚到钱的都是拉皮条和开皮包公司的。让人不禁感叹,皮条才是生产力。毕竟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经济要创造点增量增长实在是太难了,把钱从别人口袋里直接装到自己口袋里才是赚钱最快的方式。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2017年我采访的人,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位是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 ),他在中国被称为AlphaGo之父,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还有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世界知名的基因工程专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我这里把采访文字整理出来。 这两位科学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世界级的研究成果,也把科学探索的能力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他们是科学家兼创业者,代表了2017年最受人瞩目的跨界者。 丘奇被称为“基因大神”,他头发和络腮胡子花白,创办过19家公司,围绕基因测序、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寻求基因科技近期可能在医疗健康、农业等方面的突破。丘奇教授热衷于实现延缓衰老,复活灭绝物种等,提出了大胆的想法并进行尝试。对于基因研究的伦理问题、人工合成与自然生命的界限,他非常乐意分享他的思想。 以下是我们的采访实录。 研究出可以抵抗任何病毒的动物 周健工:丘奇教授,谢谢您抽出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研究工作,以及它们对于人类生命未来的意义。首先,恭喜乔治•丘奇合成生物学研究所成立,并祝贺您的新书——《再创世纪:合成生物学将如何重新创造自然和我们人类》的出版,希望这将成为一本热门书。我们知道您位于深圳的研究所将致力于合成生物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对于这一机构想要实现的目标,您可以给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吗? 丘奇: 我们把这个研究所当成检验新技术的场所,我们在波士顿有一个正在研究转化技术的兄弟研究机构。在深圳,我们会同华大基因共同开发这些合成生物学技术。 特别是,我们希望通过调整基因密码,研究出可以抵抗任何病毒的动物。我们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改变基因,或者说改变蛋白质上的某个特定的关键编码,就可以让有机体具备低于所有病毒入侵的能力。这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思路,因为在这种思路下,科学家可以合成一个有能力抵抗所有病毒的有机体,甚至包括那些我们从未研究过乃至见过的病毒。每种病毒都需要宿主提供某个特定的基因密码,从而才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在改变基因密码之后,宿主就有能力抵御所有病毒的入侵。这是这一新技术最高等级的应用。 .周健工:因此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您在波士顿的实验室里曾经做过类似的研究么? 丘奇: 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将使用猪来做试验,令他们免于任何病毒的入侵。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食品工业,还可以应用于人移植猪器官这个领域。在我的实验室,现在已经能够将这种技术应用于细菌,但倘若要应用到哺乳类动物,还需要开发全新的技术。 周健工:这对医药、食品及健康领域有什么意义呢? 丘奇: 目前我们仍面临着病毒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人畜共通传染病等,这种病可以在农场由猪传染给人类,这种疾病可以让整个农场的生灵涂炭,有时会导致4年的盈利在瞬间消失。最后一点是,当我们进行人移植猪器官的研究时,这是我们最近才开始的工作,我们经常会面临移植体遭遇病毒感染的问题。例如,肝炎病毒感染会摧毁肝脏机能,病人需要肝脏移植,但移植之后,新的肝脏仍会受到传染。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让脏器对病毒免疫,从而终结这一死循环。 所以,我们开发的这些技术将带来三个实际应用:制止人畜之间的传染病,提升养殖场的生产效率,以及在器官移植领域为人类提供帮助。 周健工:听上去意义相当深远,华大基因公司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全部资助吗? 丘奇:华大当然会为深圳项目提供资金。 周:这一项目将会涉及多少资金和人员呢? 丘奇: 项目的投资将取决于研发进展情况。不过,除了进行基因测序工作,华大基因对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还是做出了重大承诺的。在我看来,这是全球合成生物学领域一个最令人兴奋的项目。 硅谷科技巨头进入遗传科技领域 周健工:我们注意到,在美国硅谷的科技巨头,如谷歌公司,对于遗传工程、医学科学等都倾注了很大的研究投入,是不是可以说这是硅谷科技公司的一个投资趋势吗? 丘奇: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不仅是谷歌公司。谷歌公司已经与Calico实验室进行了多个领域的研究,包括蚊子免疫、衰老、还有人脑-电脑交互等等课题。Facebook也在进行一个人机交互研究项目,这也是埃隆·马斯克、Kernel Holding [WSE:KER]公司创始人布莱恩约翰逊等人也做了类似工作。他们都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人机接口方面还大有可为,包括人机之间的语言、书写、视觉等交流等等。也就是说,硅谷的科技公司对这个领域都有兴趣。 周健工:您是来自美国东海岸而硅谷是在西海岸。您拥有哈佛、麻省理工的背景。您如何看待基因科学的未来。中国的深圳被誉为是“中国的硅谷”,拥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这些公司与传统的大学发展的产业不同。您认为东海岸的公司未来趋势是什么? 丘奇:可以说,直到最近,由于在计算机与电子科学、互联网技术方面成就非凡,硅谷地区对于在生物学领域进行投资的兴趣并不大。相比之下,美国东部地区对于生物学的研究更侧重一些,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制药企业都在波士顿设有某种形式的研究总部或者实验室之类的机构,即使说不上是多数,也应该有不少初创企业都在波士顿地区引起生物科技投资者的兴趣。 因此,东西部地区确实存在着差异,西部地区更倾向“互联网”,东部地区更倾向于生物与医药研究。到现在,随着人机接口研究的发展,东西部地区的研究侧重开始趋同,尽管这种相同仍然只是很小的一块,但我必须说,就创新而言,它们是相同的。 对于深圳来说,这些它都将涉及。 周健工:基因组测序和编码是科技类媒体非常关注的热门议题.我们知道中国科学家和公司为基因组测序和编码都做出了贡献。你能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在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差异吗?未来趋势如何? 丘奇:研发的进展速度超乎想象。被称为“二代基因测序”的技术正在美国,主要是波士顿、旧金山地区发展,英国境内也在研究这一技术。基因组编辑也是类似的情况,领先的研发也主要在美国,波士顿、旧金山地区。这是针对技术而言。 一些和人类疾病有关的令人兴奋的应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不过,全力进行基因治疗和基因编码的公司仍然大多集中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地区,主要的几家公司都位于彼此相邻的几个街区, 即Editas [纳斯达克: EDIT]、Intellia Therapeutics [纳斯达克: NTLA]、Caribou Biosciences Inc.、CRISPR Therapeutics AG [纳斯达克: CRSP] 和EgenesisInc。 周健工:Veritas(奕真生物)也是其中的一家么? 丘奇:奕真生物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基因测序企业。在基因测序方面, 如果不说纯技术的发展, 而是说在应用方面,可以带来上千美元或600美元的基因测序服务。我认为, 中国正在取得领先并显示了真正的领先优势,。华大基因已经领先, 而奕真生物也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很快会看到在中国推出产前无创性的基因测试,这或可以让百万产妇获益。这也标志这中国在基因测序创新和应用方面都领先。 至于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在胚胎编辑技术方面刚刚有过一些学术上的进展,在这方面, 中国也已经表现出了一些领导力。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像剑桥地区那样的投入,但相信这还是应该会很快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进行遗传咨询比做基因编辑可以投入更少产出更多。因为通过咨询,你可以尽早地预防疾病,你可以进行遗传咨询,花600 美元了解你的基因组,这比事后花 100 万美元进行基因治疗可是要便宜得多。 关于韩春雨 周健工:提到中国的研发,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而言,中国河北的大学有一位名字叫韩春雨的科学家,早先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但他没有能够在实验室重复他的结果,你听说过这件事情吗? 丘奇:这是关于系统设立的? 周健工:他宣称找到了基因编辑的新办法。 丘奇: 是NAAGO。 周健工:他后来从《自然》撤掉了论文,您是否了解? 丘奇:我们做过与他类似的实验,但结果没有发表。尽管我觉得这些实验可能确实做得比我们好,但我们“在名为 TTAGO的酶上做实验”这一方面比他们更谨慎一些。双方都使用DNA去编辑DNA的argonaute蛋白,而不像CRISPR 那样使用RNA编辑DNA。 我想,要说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思路可能还为时过早,你可能思路是正确的但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你自己。因此,最关键的还是证据。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等等看看。 周健工:这是在中国是一个争论很大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你是否可以给他一点建议? 丘奇:他应当更加谨慎。 周健工:他应该更谨慎?需要更多的证据? 丘奇:当然。 周健工:您不认为他是造假?为了…… 丘奇 : 我想说的是,每当你取得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意外程度越大,在公开发表之前,就越需要小心谨慎。有时候,为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快快发布消息是很有诱惑的。但我还是相信,相比之下,相比第二但是正确与第一但是错了,前者要好得多。因此,每当你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你需要出去听听其他人的建议,设法让其他实验室重复一下你的实验,并且听听他们的反馈。 我没有批评某篇特定的论文。但对于最近的另两篇论文,我提出过批评意见。其中的两篇论文谈了CRISPR编辑方式出现的脱靶效应问题,另外一篇讨论了一种特别的编辑方式,好像是用母系DNA编辑精子的DNA。在以上例子中,我们都还无法说论文作者的结论错了,但它们都缺乏支持各自结论所需要的证据。因此,在我看来,这几篇论文的作者都需要在论文发表之前,征询同事们的看法,或者帮助证实他们的数据没有问题,或者帮助他们设计一个正确的实验方法。 人工与自然的界限 周健工:谈到CRISPR,现在真的已经变得那么的热门,以至于让人觉得这项技术可以对人体进行随意改造。从哲学意义来说,人造与自然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你是怎样定义生物的本性的? 丘奇:一种说法是因为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样的回答听上去有点诡辩的意味,因为对于什么是自然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直觉。因此,可以说,人类就是工程师,历史上我们一直担任工程师这个责任。因此每当我们做出某些历史上没有的东西,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叫做人造的。 我认为,人类其实无需担忧某些产品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担忧它们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安全等等。其实对于药品,FDA 和CFDA都有详细的管理规则。有许多东西天然就不是安全的,有一些植物是绝对不能生吃的,有一些天然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功效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疗法其实根本没有用。因此,不管是天然还是人造,你都需要事先谨慎地一一测试,才能最终得出你的结论。 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要把某个产品拿出来用,或者直接注入你自己的身体,除了安全和有效性两个指标,你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你需要考虑是不是会出现一些你不想要的副作用,而它们只有在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也是人们对于人造产品忧心忡忡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它的决定性的长期副作用问题。不过,我想,假如你能够做一个适当的模型,并且进行相应的测试,你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担忧,而我其实也有同样的担忧。因为我们在开发新技术,我需要向公众提示伴随这项新技术的可能风险与好处,以及如何保护他们自身等等。 周健工:因此,由于人类是天然的工程师,所以人类做什么都可以看成是自然的一部份? 丘奇: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当然,这的确是一种说法,在讨论天然与人造之间的差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对比风险与收益。是不是把人类看成自然的一部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史无前例,因此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事件的风险都更大一些。自然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说病毒、有毒化学品等等,面对这种种风险,坐以待毙并不明智。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就好像倘若一列火车正在朝你开过来,你不能站在那里等死。同样,倘若一种流行疾病正在肆虐,或者倘若人口过多已经成灾,那么你必须想得更远,而不是听之任之。 周健工:可以说道德上的考量一直伴随着遗传工程这门学科。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比如中国、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等开展了基因测序、CRISPR以及其他模式的遗传工程研究,在你看来,所有这些国家在以上各个研究领域是否已经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与规范? 丘奇:在我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个人层面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到了政府或者国际层面,答案却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目前美国FDA与中国CFDA目前执行的管理规范已经非常类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趋同。各国的专利管理规则也得到了规范,过去美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专利管理体系,但现在它也开始采纳全球管理体系了。 在我看来,各国最大的不同仍然是在对于转基因生物的管理方面。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支持使用转基因技术制造药物,使用细菌生产人类胰岛素在各国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但各国管理转基因食品的法规却是大相径庭。一些国家热衷于开发转基因食品,但另一些国家却有异议。在我看来,这样的监管差异是可以接受的,几乎可以把这个差异看成是各国文化差异的结果,就像一些人喜欢辣味食品,另一些人不喜欢一样,没有必要强求所有人都去吃同一种食物。在我看来,转基因食品是一种不会让消费者引起特别好感的食物,因此他们并不会因此上瘾。当然,如果未来转基因食品的口感和营养都得到改善之后,如果它们可以导致人类的生存发生变化的话,或许就需要重新审视如何看待这类食品了。 不过在我看来,总的来说,全球各国对于遗传工程的管理规则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没有多少差异,但对于这门学科的道德观念却可以是因人而异,因时间而异的。随着你的年岁增长,你的观念是会起变化的。 拥有严格伦理和监管标准的国家技术更强大 周健工:遗传工程研究对于人类未来和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还会影响经济以及一些产业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你会不会担心一些国家会通过放松道德标准,来争取先机,在研究工作中抢先获得突破性进展? 丘奇:在我看来,采取低标准的国家并不能够获得突破性成就。他们之所以采取低标准,实在是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而没有后者,他们是没有办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那些采纳低端道德标准的国家,通常也采纳了低端的科学标准。 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都采纳了很高的道德标准。你或许可以争辩说,一家原本采纳很高的道德、监管和科学标准的公司,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或者叫商业社会的影响下,扭曲自己的标准。确实,商业因素可能会推动突破性的成就,但是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国家拥有严格监管标准的国家拥有更好更强大的技术。他们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比如欧洲曾经经历过“反应停”时间,而美国也曾经历过“万络”事件。过往的惨痛经历可以推动施行更严格的监管。监管并不会阻碍发展。我个人的感受是,我生活在一个有许多条条框框的国家里,但是我的研究进展的非常迅速,甚至称得上指数级增长,有时我都觉得很难追的上。所以我认为监管是好事,进一步来说,监管刺激了创新,也令创新更加符合监管要求。 复制大脑 周健工:人脑计划(Brain Initiative)最新进展如何? 丘奇:头脑开发计划是我在2011年帮助启动的科学提议,它的进展出乎意料地快。在几个月之内,它就从一个纯粹的遐想催生出一系列论文,而且几乎在同时获得了2亿美元的资助。当然,这些资金还只是在鼓励创新性神经科技的大旗帜之下,聚拢在一起的现有研发基金而已。不管怎样,只要你掌握了某种创新性的技术,它就会在你所在的领域催生改变。有时候,它会为开发效率、开发成本带来成百万倍的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了这种创新性技术,虽然你花费的科研经费没有增加,但你在单位成本基础上取得的科研成果却得到了实际的增加,原因是这些创新技术自身带来的回报巨大。在头脑开发计划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历过新技术大爆发的阶段,导致许许多多最初看来不可能的成就到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实。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幅大脑整体图,借助这幅图,我们可以分析所有类型的细胞,了解它们是怎样起源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周健工:建立大脑图谱听起来真的是很令人激动的事情,那么,你用来做图的这个神经技术与基因测序或者基因编辑技术有任何关系吗? 丘奇: 是的。我们实验室曾从事二代测序与编辑技术的开发,它们当然会很自然地与大脑开发计划联系起来。下一代以后的测序技术可以让你在“现场”进行测序,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复杂的组织的细胞内进行实地测序。在你进行数次切片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细胞的任何部位,产生了怎样的DNA和RNA蛋白,还可以知道每一个细胞与其他任何一个细胞之间的联系,以及每一个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之间是怎样相联的。有了这样的相互联系,你连可以理解神经元之间的联络方式,进而知道你可以怎样引导这种联络。 接下来,就是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登场的时候了,你可以使用这个技术来给大脑带来变化,让它发生不同的改变,比如那些导致出现精神病症状的变化等。你可以使用这些认识在实验室做一个人工大脑的部件,并且使用这些变化来理解大脑演变的原理,理解精神疾病发生的原因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你能够复制一件东西,你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它的原理。因此,你可以做一个正常的大脑部件,也做一个有问题的部件,然后试着把它们相互转换一下。因此,在头脑开发计划中,就像测序和编辑基因那样,我们也重复地进行着理解和复制大脑的过程。 扭转衰老 周健工:在近期,你预计这个头脑开发计划会取得怎样的开创性成就? 丘奇: 我认为,我们的头脑开发计划在初期有机会获得一个更为良好的人脑-电脑交互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办法使用多个电极帮助盲人看到影像,帮助聋人听到声音。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帮助那些脊柱受到伤害的人们重新掌控自身躯干的电极产品,还有的电极产品可以帮助那些患有忧郁症、癫痫症和其他神经系统问题的人们。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起点,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电极数量,或者用合成生物学材料完全替代这些电极,从而改善这些产品的性能。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使用基因、合成生物学,还有以电极或者光学等方式缓解精神病、忧郁症、早老症、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症状。由于有了新技术,我们可以改变或者延缓衰老,乃至扭转衰老进程,或者应对衰老造成的后果。 周健工:我们可以从80岁变回18岁? 丘奇: 我无法判定特定的年龄,但是我们可以将特定的细胞从80岁变回0岁。举例来说,可以将我的皮肤细胞重新编辑为胚胎干细胞——也是被称为产后干细胞。 周健工:单个细胞?可以返老还童? 丘奇:对于特定的单个细胞,这其中包括四种基因的转变机理,可以让你把一个或多个细胞变得更加年轻的细胞。这个实验已经在白鼠身上成功进行过,它们的寿命也因此得到了显著的延长。但我们在实验中,药剂使用量不大,因为我们不想把一只成年白鼠的所有细胞全部转变成为胚胎生命细胞,这就有点太过份了。小剂量药剂就可以延长白鼠的寿命,下一步,我们就要看看这狗和人身上会不会也有同样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系列可以延长简单生命体寿命、扭转它们的衰老过程的有价值的基因,这些生命体包括苍蝇、昆虫、老鼠等等。下一步我们要看看它们对狗和人类会有怎样的影响了。 我们人类是不死之物 周健工:定义上而言所有的生命都将死亡。对您而言返老还童意味着什么?您将改变生命的意义,对么? 丘奇: 自然界存在着很多拥有超长寿命的生物,那些可以活上千万、万万年的生命。生物种系永远不会变老,每一次传到新一代之后,它就会重新年轻一次。我们身上的DNA可以通过子嗣传递下去。我们基因一直可以上溯到我们还不能叫做人类的古时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类也是不死之物,细胞也是不死之物。 周健工:那对于个体呢? 丘奇:对于单个生命个体来说,实际上让你担心失去的是你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让你的器官和躯干被替代,但倘若你的大脑也被替代的话,你的个人特征与历史记忆也一起消失了。因此,我们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让大脑重新年轻,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社会上存在着老年群体,这其中越来越多的一部份最终会患上老年痴呆症,那是一种经济上非常昂贵,对家庭成员的心理上非常有害,而且有可能会持续数十年的疾病。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治疗这种疾病的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治疗的方法有多种,其中就包括遗传基因治疗。我们已经知道基因可以影响生物体的寿命,比如小白鼠只能活两年时间,鲸鱼却可以活上两百年。很明显,作为生物学家,我们可以把基因调一下,让年轻的时段更长一些,或者干脆让老年人返老还童。而这就是我们专注的一个研究课题,特别是对于大脑的研究。 周健工:对于老百姓来说,即使不必企图永生,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年,才可以看到人们寿命普遍延长,或者更长时间的精力充沛时代? 丘奇:我想我现在主要关注的课题是返老还童问题,我们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延长寿命,但返老还童却不会太远。理论上,如果你希望延长20年的寿命,需要等待20年的时间。而年轻20岁却可以在几周内实现。我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我是说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方面我们已经在简单生物上取得了成功。但所谓返老还童,其实还是需要很多指标加以支持的,比如,力量、反应时间、认知测验等等多种类型的生物化学指标都需要达标,才能说是真正成功了。我们需要继续往这方面研究。 周健工:您觉得返老还童意味着什么?好像把时钟上的时间倒回去 20年? 丘奇:这就像车旧了,你可以抛光,或者更换零件 周健工:所以返老还童也意味着长寿? 丘奇:也许。但是重点在于你可以更快的得到反馈。你可以很快的就感受到更年轻和健康。这和等待不同。当然我们还需要等待研究结果。对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在等待,而是在主动追求这些。 周健工:你会让你自己返老还童吗? 丘奇: 或许不会吧,我父母是从小就教导我要把别人放在首位。不过,我确实亲自参加了我们实验室进行的一些临床试验。作为测试者参加试验,在我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比如说,我就参加了我们的“个人基因组计划”测试项目。但我得说,对于返老还童这个项目,首先需要测试的是高龄老鼠,也就是那些已经两岁,很快就要衰老至死的老鼠,并且从那里开始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还会把工作转向已经12岁高龄,也是差不多快衰老至死的狗上去,之后才开始进行随机性的临床测试,一项对人类进行的,完全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以确证这种方法有效。只要试验恰当地进行,我很愿意作为试验组人员参加进去。 周健工:您提到了下一代的测序,这一技术与华大基因所做的有什么不同么? 丘奇: 我认为BGI正在研发新一代的测序仪,技术与我们在2005年研究出的方法非常相似。这种研究方法是基于在平面上用显微镜放大分子,你可以看到四种颜色。核心技术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整个系统的设计,后者更加紧凑、效率更高,价格更便宜。将来还会有“三代测序”技术,BGI也可以选择参与进来。 这类技术有两种,一种是纳米孔技术,能让你充分利用空间,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甚至以数十亿计的测序仪器可以集成在一平方厘米的面积中,成为可穿戴设备,可以实时或者在几分钟之内就得到取样的测试结果。纳米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就在实验室研究了,现在它已经商业化。第二个新的类别是对细胞或者组织内部的观察,意思是进入细胞内部或组织内部, 就像脑部或病理切片,而 BGI 做的大多数事情是, 它们将细胞分解成碎片, 然后随机地将这些碎片扔到一张切片或一个Flowcell芯片上。与其打破这些细胞,你可以保持它们的完整,使细胞保持其结构, 所以花费相同的成本和质量,你现在可以在这些细胞结构上得到更多几乎免费的信息。这对于健康和疾病来说非常重要。 虽然我设在深圳的研究院主要致力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但倘若没有在DNA领域准备好,这件事情很难做成。因此,华大基因的高管与我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把信息记录到DNA上,既可读也可改写。成立这家新研究院的所有目标就是支持、加快同时使用转化生物科技学。我们希望,这个研究院将通过读懂并且改写DNA,成为新的生物科技革命的引领者。 周健工:您提到的第三代技术也将在深圳的机构进行么? 丘奇: 您是说我在深圳的研发机构?这个机构的研发重点是合成生物学,但是这一技术无法离开解读DNA。所以华大基因的管理层和我都对解读、重写DNA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一新的研发机构的意义就在于加速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并引领解读、重写DNA生物技术。 周健工: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创办了多少家公司? 丘奇: 迄今我总共创办了19家公司,其中最新的几家都是由我的实验室中的博士后们创办的,公司目标各有不同。绝大多数新公司都是在旧金山或者波士顿创办的,也有少量在中国或德国创办。 周健工:在你看来,与科学家这个身份相比,你是否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企业家? 丘奇:我喜欢做工程,也喜欢做企业,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混合体。倘若非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研究转化生物科技。 周健工:你手下有19家你自己创办的公司,同时还要管理你的实验室员工以及做研究,你到底是怎样应对这些的? 丘奇: 实际上,我手下的一些公司同样在发表前沿论文。对于那些我与我的博士后们共同创办的公司,给他们提供有关公司发展的建议的过程其实与为他们做研究指导相差并不太多。这是因为,在这两个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前沿科学与工程问题。我很高兴可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继续与他们合作。通常的情况是,最终他们会离开我的实验室,首先会在我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全新的群体,之后他们将整体离开,这也使得他们在创办他们自己公司的过程中相对轻松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无需雇佣和培训新人,无需担心我们之间存在不相配的问题,也无需担心我的实验室中会存在暗藏的风险因素。他们独立自主的过程会顺畅的多。因此,这其实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周健工:你可以告诉我未来五到十年间,基因工程领域将会发生怎样的大事? 丘奇: 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你只能说可能会发生什么。未来将取决于公众的愿望、市场的期待,以及政府的意志。一种可能的前景是,在这期间我们有机会消灭曾经困扰发展中与发达国家数百万民众的数种传染病,如疟疾、莱姆病等。之所以有希望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基因手段,改变传播此类疾病的蚊虫、老鼠的基因载体。这是在未来五年有机会取得成功的一家大事。此外,倘若将猪器官成功移植到人体,则将解决世界范围内面临的器官移植危机。我想,作为这个新目标的一部分,我们将获得有能力抵御病毒侵袭的细胞,这当然也是可能发生的。还有,我们将看到使用合成生物学进行人类基因研究的项目出现,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将成功研制出微小有机体(organoids),它们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类基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实验室里将它们植入人类器官中加以测试。也就是说,未来五年间这些目标都有可能实现,对人类社会也好,对商业社会也好,都将是一下巨大的变革。 周健工:这些听上去都相当令人振奋,但与你上面所说的最新发展相关联的治疗、医疗服务与药品价格是否会相当昂贵,因此只能让非常小众的人群获益?你将怎样做,才使得这些技术进步惠及遍布全球的千千万万民众? 丘奇: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世界曾经出现过惠及最贫穷群体的医疗技术,如天花病的根除过程等。对于这种疾病,我们已经无需生产价格昂贵的药物或者每年都需要变更相关疫苗。实际上,基因治疗模式就是一种有可能比疫苗更为廉价的治疗方式,后者还需要雇佣医疗人员,还需要把他们送到偏远的村庄。相比之下,基因治疗的过程就是你把治疗方式植入蚊子中,然后,由蚊子们替你完成余下的工作。对于基因治疗来说,一旦我们把基因测序的价格从30亿美元下降到600美元,我们就可以使用遗传咨询这种更为低成本的方式。未来基因测序成本将持续下降,一直到每个人都可以去为自己做一套,这样,基因疾病的治疗也就变得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了。 就像虽然总有人需要向人造卫星公司支付账单,但对于大众个人来说,GPS已经接近免费使用一样,基因测序也有可能在不久之后的未来接近免费。我想,基因测序一样会很快免费进行,而这将为大众节省真正昂贵的治疗药物乃至姑息治疗费用。通过遗传咨询这样的预防性治疗可以为大家节省巨额开支,尤其是在伴随临终关怀过程所需要的巨大健保支出。 周健工:这将在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丘奇: 其实,这已经在实现过程中了。那些进行遗传咨询的人类群体实际上早就把一些遗传疾病予以根除了。比如说,德系犹太人等人口群体早就通过这种方式根除了家族黑蒙性白痴病以及其他疾病。还没有做的,其实就是要告诉民众,只要进行遗传咨询,他们就可以为未来节省不知多少开支。遗传咨询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汽车上需要安装安全带与气囊一样重要。当然,虽然德系犹太人已经这么做了,我们仍然有可能永远无法说服所有的公众对此予以仿效。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许需要像立法禁止吸烟、要求汽车必须安装安全带与气囊一样,同样在这方面进行立法,并且予以强制执行。 周健工:听上去非常令人兴奋,并将改善人类。非常感谢您和我还有我们的观众分享您的真知灼见。希望未来可以更常在中国见到您。谢谢。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通过A.I.(人工智能)开发人工智能工具是许多研究人员的梦想,但这同时也是高级程序员们的噩耗。 谷歌首席工程师之一的Jeff Dean近期分别在硅谷和中国的演讲中,着重介绍了一个名为AutoML的项目。ML是机器学习的缩写,指的是通过分析数据自行执行特定任务的计算机算法。AutoML是一种能够具备构建其他机器算法的学习能力的计算机算法。 通过这个项目,谷歌的人工智能的开发技术有望取得质的发展。人工智被多数人认为是科技产业发展的未来,而谷歌这一突破也意味着人类在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开发地位将会被部分取代。 同时该项目也为更多的公司和软件开发者带来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 从拥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手机应用到无人驾驶汽车,科技产业向我们展示了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数据显示,全世界只有一万左右的人拥有编写这种复杂神秘的数学算法的技能,而该项技能是推动这种新的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动力。 谷歌工程师Jeff Dean表示,即使公司员工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正在从事的这个项目也可以帮助公司开发人工智能系统。 包括谷歌,Facebook和微软在内的全球最大的科技企业,有时每年需在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上花费数百万美元,才能抵抗人工智能市场人才短缺的状况。掌握这些技术需要数年的积累,因此这种人才短缺现象不会很快消失,。 但是业界并没有放缓步伐。各类公司正在开发各种各样的工具,通过各自的人工智能软件来便捷操作,包括图像语音识别和在线聊天机器人等。 微软副总裁Joseph Sirosh表示,“我们正在走一条计算机科学发展在新型技术出现时必会遵循的道路。”Joseph Sirosh近期还发布了一款能够帮助编码人员建立深层神经网络的工具,该种计算机算法是近期人工智能领域取得进展的驱动力。“我们正在减少许多繁重的工作。” 这并不是利他主义。以Dean先生为代表的研究人员们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人员和公司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也会推动他们自身的研究。 与此同时,如同Sirosh所描述的那样,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在这方面的资金流失严重。而这些公司都拥有云计算业务,可以帮助其他企业和开发商开发人工智能。 中国初创公司Malong也提供类似的业务,其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Matt Scott表示:“这类需求很大,而这些工具还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 机器人如何进行学习 谷歌首席执行官Sundar Pichai在上个月宣布推出一款新的安卓智能手机时,对AutoML这个项目大加赞赏。公司继续大力支持该项目的进展也表明了谷歌对该项目的想法和态度。 Dean先生表示,即使公司员工并不具备充分的专业知识,谷歌的这个项目也可以帮助公司建立人工智能系统。同时他估计,许多的公司有必要的数据,但当下只有不到几千家公司有具备开发A.I能力的人才。 他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司能够解决机器学习这个技术问题。” 谷歌正在加大云计算业务的投资力度—该项业务旨在帮助其他企业软件的开放和运营,预计它将成为未来几年谷歌的主要经济动力之一。 在吸纳了大部分全球顶尖的A.I研究人员的以后,它有了启动这个经济引擎的方法。 神经网络的飞速发展加快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工程师不需要动手构建图像或者是语言翻译应用的程序,只需一行代码,就可以更快地构建出一个可以自行进行学习的算法。 例如,通过分析大量旧技术支持呼叫中的声音源,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学习识别其中的口语词汇。 但建立一个神经网络不同于建立一个网站或一些普通的智能手机应用。还需要重要的数学技能,无数的反复试验和大量敏锐的直觉。独立机器学习实验室(Element AI)的首席执行官Jean-FrançoisGagné将这一过程称为“一种新的计算机编程”。 在构建一个神经网络时,研究人员们需在一个巨大的机器网络上进行了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实验,测试算法如何进行任务学习,比如识别图像或者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然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调整其中的特定部分,直到解决一些有效问题。 有人称它为“黑暗艺术”,因为研究人员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做出特别的调整。 但是通过AutoML,谷歌正在试图将这个过程自动化。利用分析其他算法的发展来学习哪些方法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并构建算法,最终达到建立更有效的机器学习的目的。谷歌表示,AutoML现在可以构建算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单纯由人类专家构建的程序更准确地识别照片中的对象。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Pieter Abbeel、现谷歌研究员Sergey Levine教授;和博士在读生Chelsea Finn在2015年使用深度学习软件的机器人工作。 Abbeel教授表示:“计算机本来就是用来为我们创造算法的。” 谷歌这个项目背后的研究人员之一Barret Zoph认为,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语音识别或机器翻译等其他任务。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这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专家称之为“学会学习”或“元学习”。 许多人认为此类方法会大大加速人工智能在网络和现实世界中的发展进程。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构建新技术,让机器人能够根据他们过去所学到的知识来学习新的任务。 “电脑本来就是为我们发明算法的。”伯克利教授Pieter Abbeel表示, “电脑发明的算法可以帮助解决至少是有望解决很多问题” 这也是扩大构建人工智能的人员和企业范围的一种方法。这些方法虽然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工智能研究者,像谷歌的一些专家仍然需要完成很多重要的设计工作。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少数专家的成果可以帮助许多人构建自己的软件。 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Renato Negrinho正在探索类似于AutoML的技术,他表示这一技术的虽然不能马上实现,但是成功指日可待。“这只是时间问题。”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摘要:一位名叫Josiah Zayner的前NASA研究员,正在试图通过 “帮助人类改造自身基因”,来创造一种能力更强的超人类。 据《每日邮报》报道,一位名叫 Josiah Zayner的前NASA研究员,正在试图通过“帮助人类改造自身基因”,来创造一种能力更强的超人类,而Josiah Zayner也因成为改造自身DNA的全球第一人而被媒体广为报道。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Zayner博士声称,人类是“自身基因组的奴隶”,他相信,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推广普及,人类将演变为新的物种。 以下内容编译自《每日邮报》: 一名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员称,他希望通过“帮助人类改造自身基因”,来创造一种超人类。 上个月,36岁的 Josiah Zayner博士成了各大新闻版面的头条,因为他改造了自己的DNA,并成为全球首例正式公开的基因改造人。 这位生物化学家自行设计了一套基因疗法,通过注射,试图去除抑制自己左臂肌肉力量的蛋白质,从而赋予自己超强的臂力。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Zayner博士声称,人类是“自身基因组的奴隶”,他相信,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推广普及,人类将演变为新的物种。 一周前Zayner向英国《卫报》表示:“在我想象中,今后人们会去某个类似纹身店的地方,但不是为了纹身,而是要挑出某些让自己肌肉更发达的DNA,或者改变发色或是眼睛的颜色。” 他还说:“DNA决定了一个物种。按我设想,通过这些基因改造,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几乎会变成一个新物种。” Zayner的科研生涯始于NASA旗下一个合成生物项目,该项目主要从事细菌基因工程的研究,以此帮助在火星上孕育生命。 离开了那个项目以后,Zayner成立了一家名叫Odin基因工程公司,开始致力于人类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并在声势日渐壮大的“生物黑客”运动中成为领军人物。 不少科学家、工程师都投身于这个运动潮流,他们利用生物技术做实验,包括为了创造所谓超人类而编辑人类的基因。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曾警告,未经监管机构批准出售基因疗法产品是违法行为。尽管如此,Zayner仍然在网上出售一些基本的基因工程工具。Zayner发布了一套免费的指南,指导人们如何利用他提供的入门级工具,来进行自身的基因改造。 去年一年,Zayner售出价值20万美元产品,其中包括针对酵母的一种基因编辑工具,它可以用来酿制生物性发光的啤酒,此外,还有一种可以在家中发掘抗生素的工具。 Zayner说:“我们一直是自己基因组的奴隶,应该让人们有能力改造影响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 他承认“这听起来像虚构的科幻小说情节”,不过在他看来,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使用基因疗法,只不过主要是用于医疗方面,而且影响的人很少。 上个月,Zayner在网上直播了他编辑自身基因的过程,Zayner承认,他目前还无法预计这个实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类似的实验曾在动物身上做过,结果一般要在实验完成四到六个月后才会显现。 Zayner在试验中采用的“Crispr-Cas9”基因改造技术,是基因疗法领域目前最新的一项技术。“CRISPR -Cas9”是一种精确编辑DNA的工具,是在细菌体内发现的。 CRISPR的全称是成簇规律性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Palindromic Repeats)。它要用到一种切割DNA的酶,还有一个指示那种酶在哪里切割的小标签。通过编辑这种标签,科学家就可以让切割酶锁定DNA的特定区域,做出任何一个部位的精准切割。 CRISPR-Cas9技术运用标签识别基因突变的位置,然后切割酶就像小刀一样,切掉一个精确位置的DNA,去除基因的一小部分。这样做可以实现“基因沉寂”,也就是有效地关闭基因的功能。细胞机器修复DNA的破损后,就去除了DNA原有的一小截。 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精准地剔除基因组的特定基因。这种方法此前主要被用于编辑出现突变的β-珠蛋白(HBB)基因。 Zayner预计,实验以后,他左臂肌肉细胞的DNA就会变化。不过他也承认,此前并没有进行过实验能证实这一点。对于其左臂肌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他表示“持怀疑态度”。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摘要:VR内容、VR硬件、VR软件在行业初期相互交融,到17年底各立门户,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隐藏的“痛点”也渐渐显现出来了。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风口之下的VR,少了媒体的关注,多了资本的冷漠。16年VR、AR、AI三家马车并驾齐驱,VR处在巅峰状态,可谓意气风发。然而在互联网中产生的新事物跑的快,未必跑的久,17年企业家们在所讲的故事中多了AI的字词少了VR的影子。 VR被驱逐下来,离不开这两年新技术相互争艳落了下乘,也免不了大公司对沉淀了几十年的技术在短短2年内的透支。潮起潮落中虽有外因的阻挠,但终归是VR“先天不足”,生态链的基石不稳,导致无法持续发力。 VR内容、VR硬件、VR软件在行业初期相互交融,到17年底各立门户,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隐藏的“痛点”也渐渐显现出来了。 一.理论不足,硬件“闷头”发展 自OCULUS RIFT开始,所谓头显的升级,都是以企业第一代产品作为基础然后对部分功能进行针对性的“精雕细琢”。HTC VIVE从发布到17年底,多次进行了产品升级,而所加的性能点却显的分量不足,转而开始布局VR生态链。 或许是大公司看清了前路,或许是他们隐藏了技术,市场中呈现出的是3年时间中,各种VR头盔迭代不断,虽有明显的性能提升但也无法彻底解决产品体积过大,戴久后易眩晕的问题。头显的定位精度、重量、延时这类问题,部分企业已在调整,但有些方面,是VR先天自带,行业目前无法根除。 VR头盔的体积是无法缩小的,那怕是VR盒子也做不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理论的缺乏。当初提VR概念时,仅仅是为了满足体验者3D观影的基本需求和全景观影的初级诉求,后续才延展到听觉、触觉、嗅觉、味觉。 当概念慢慢做大时,有人喊出了用VR“再造一个世界”的口号,在未来所能预见的技术中或许能实现这个愿景,但目前的VR理论肯定是支撑不了太久了。现阶段支撑VR的两种理论是:双眼视觉差和立体光源(类似AR理论),后者由于在实际操作中所需条件过多,不利于商业化,在行业发展的初期就未被采纳。 在唯一可行的理论支撑下,头显的基础框架结构已定型:目镜+显示屏。屏幕与目镜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达到焦距要求,结果是头显内部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空间是空的,外加屏幕为了避光,挡光板延伸出近三分之一。所以头显外观虽看起来很大,但屏幕,目镜,陀螺仪等配件加起来所占空间只有1/3到1/2。想想乔布斯若尚在,肯定会“教育”人了。 在头显框架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各家公司确定了初代产品的模型及市场定位后,后续对产品的变动上,也只能体现在:更轻、更美观、数据传输更快、有线改无线、清晰度更高方面。 要使头显更轻,设计师在产品外观不变的情况下,通常是将外壳减薄或更换材质,删除或合并多余的支撑点。让数据传输更快,企业往往是换线再换线,调整传输程序模块,大多企业(深圳一体机小厂商)是自己折腾了大半年,还不如Intel和AMD厂商升级一次芯片性能提升来的快。 将有线换无线,这种改变只是为了响应当前VR发展趋势。从多位同行体验者描述来看,这种改变“性价比”不高,虽减少了线体遮挡身体的烦恼,方便了走动,但也相应的增加了头部和肩部的负重,降低了产品原有的性能。在屏幕清晰度的提升上,由于供应商趋同,企业步骤也基本一致。目前2K屏,下一步4K屏,像小派VR以技术驱动的公司,推出了8K的产品demo,确实在行业中独数一家。 另一个VR现阶段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头显戴久后易出现眩晕现象,严重点的甚至出现恶心症状。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后,部分专家有意无意中给出的结论是:画面转动太快,刷频过低,延时太高。通过调整延时,频数等参数,可以解决眩晕问题。至此行业开始以90Hz和20ms作为努力的方向,部分小公司甚至宣称彻底解决了眩晕问题,相对来说大公司比较谨言慎行。 这几年头显性能升级中,各大社区的极客一直在跟进同步测试,那些参数的调整确定起到了减缓眩晕的效果,但时间稍久该晕的还得晕。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体验店将体验时间定在3分钟到10分钟,第一当然是出于成本考虑,第二是来自市场经验,大多数消费者在超过这个时间节点后,会感觉到眼部不适,自己摘掉头显。当然个人体质方面也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参数调整的过程是忽略不计的。 真正意义上导致这种问题难以根除的原因是:“电子光”没有自然光“柔和”。屏幕画面虽然一直在变动,但对于人眼来说相当于光束直照眼部。 在光学方面,行业所能做的事不多,可能还比不过AR行业在光源方面的产出。这导致18年VR头显在屏幕方面的改变是先升高分辨率,再更换为“柔性屏”,直到所使用的显示屏已经触到了光学行业的壁垒,那么VR行业现有的光源理论也就到此为止。 二.认知有误,内容“S”型推进 VR内容与VR硬件之间的配合是“形似神离”。内容开发商大多只考虑了硬件的交互方式,让游戏和影片与外部设备协调一致。关注内容是否成功上,把质量作为了参考点,对内容的应用场景和游戏的模式过多的忽视,仍然停留在消费者老老实实坐在屏幕前的框架下。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看着别人玩好玩,自己上手很快就抛弃了。 以内容质量来说,目前市场上确实存在着很多佳作,但体验过VR的消费者对内容本身却没有过多的留恋感,导致内容出不来爆款,也就没有所谓的“大作”。 长期霸留在体验馆的游戏:《城堡过山车》(蛋椅类必装);《水果忍者》,《滑雪》,《雇佣兵》(HTC VIVE 体验平台类必装);《PROJECT CARS》,《神力科莎》(VR赛车必装)。这些游戏火爆了很长时间,但这些“爆款”内容起初是否会火,其内容质量本身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更多的是满足了消费者的体验环境。如同绝地求生满足了“多人在线,胜负有分”的消费者需求,并且放大了它。 《古墓丽影:崛起》,《生化危机7》这类经典IP转化来的VR游戏,也就仅做到了转化,真正全程体验下来不是被吓怕,就是累脱。这类游戏体验者来源除了对固有IP忠实粉的转化,新进的消费者是很少的。《HLPE》,这类重金制作的VR影片,伴随着收费或资源渠道有限,很难让C端的大众玩家体验到,所以大多是小众影片,没有成为爆款的群众基础。 市场上口碑不错的《义庄派对》、《和平之翼VR:破晓》、《亚利桑那阳光》、《英雄萨姆:最后的希望》、《原始数据》、《王国城之淹没》、《辐射4VR》,这类作为游戏公司为VR量身打造的上乘之作,在C端游戏爱好者之间口碑极佳,但体验馆却很少装载这类游戏。对比VR宣传程度,体验馆的影响是C端无法比较的,毕竟购买头显的人数太少,毕竟一场展会下来体育馆就有近千人次的消费。 大家认为的“大作”,却做不到爆款,那终究还是内容出了问题,而一切又源自于内容制作企业对VR存在着认知上的误区。 1.内容对消费者来说不是刚需,在VR硬件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就开始培养消费者对内容的付费意识,有点操之过急。 2.VR内容制作与硬件的实际情况“不符”。游戏方面,制作模式有:回合式,剧情式,关卡式。经典IP转化过来的游戏大多是剧情式,这类模式游戏玩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跟进。有头显的玩家也许会尝试一部,在戴上头显后10分钟左右眼睛就开始承受不了,试想一下通关全游戏,需要反复佩戴多少次头显。 体验馆老板考虑到体验效果及体验时间是不会安装这类游戏的,他们更趋向于回合式游戏。像《水果忍者》,固定场景,易上手的操作,变动的结果,每回合3-6分钟,这才符合B端市场的需求。C端消费者更趋向于关卡类游戏,但17年这类游戏上乘之作太少。 影片方面,在拍摄手法及制作流程不明确的前提下如何在短时间内讲好一个故事,就成为了影片是否能成功的重点。细分下来,像风景区欣赏的观览类影片,这类没有主视角,没有主故事线倒是好制作。但目前制作VR影片的公司都在忙于讲好一个故事,内容时长多在20分钟以上,为了主线故事更为突出,配合着独有的外部设备,在影片中做了情节引导和情节交互。 这样的内容也只有媒体和业内人士去体验,真正投放到市场,B端很少买,C端没条件,也就不可能火爆了。了然,部分影片公司着眼于未来,投入了大量精力做出了精品之作,但做一部亏一部,说到底还是没有产出符合目前大众需求的作品。 3.VR内容叙述故事的方法不确定。现阶段,在很多影片和游戏中,都会有“导游”类角色作解说来作为内容的主视角。像2D电影,观众看后会明白故事的要义,但VR内容大都是靠场景的明暗,物件的多与少,人物的集中程度来引导体验者确立主视角,但在整个过程中体验者做到看得懂,玩得通还是非常困难的。 如恐怖电影(阴阳杀)的一个场景:当你处在一个上升的电梯中,灯光忽明忽暗,周围及其安静,但你如果不转动头部左右去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你上电梯后,就已经有一个“女鬼”站在身后,如果你不去主动看她,她所隐藏的交互点也不会触发,在电梯中就这样静静站在你身后。 这就是VR内容常出现的问题,很多隐藏的交互点需要引导才会触发,而这样的操作本身又降低了交互的效果。如果自己去摸索触发这些交互点,大多反转太快,没有过渡时间。就影片而言,观众需要有情节的过渡,缓缓推进的过程,但VR电影暂时做不到这些。 VR内容发展方向最有可能的是开放式结尾和自由式环境。不同的消费者在体验时会随着关注点的不同,最后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虚拟世界中,将体验者设计成真正的主角,这可能是VR克隆真实世界的最好方式。 三.补不齐的产业链 VR基础产业链大致可分为:VR硬件、VR内容、VR软件。内容与硬件的不足前文已经指出。VR软件作为产业承上启下的连接点至关重要,但它的缺损却是最多的。 VR软件可分为:VR操作系统、内容分发平台、VR播放系统。 行业中实力强劲的企业会为自家产品研发一套操作系统,若让软件工程师去评判产品的效果,这些系统也只是把WINDOWS全景化了,能够给体验者带来的感受也只有悬浮的2D画面。虽有几家头显公司努力去做系统优化,但收获甚微,毕竟术业专攻。 业内对VR操作系统理论上的定义及方案模板,是没有同一的意见的,但肯定的是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可观的雏形。C端消费者对VR操作系统的认知很大程度受到了《刀剑神域》和《记录的地平线》动漫影响,认为系统会是一个虚拟大厅,在大厅中靠语音交互完成各类选择。这种系统后续肯定会有公司去做,但要在一个时间段内(5年)成为主流,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PC端VR操作系统目前来看成果很少。而移动端的VR操作系统倒是有步骤性的滚动前进,头显公司都有自家的操作平台,以产品角度来看,虽“丑陋”百般,但好在持续的性能优化,使得系统趋于稳定。初具规模的南京睿动掌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NIBIRU VR 助手系统,在伴随着VR一体机迭代中,渐渐的也成了主流的操作系统。 在没有操作系统作铺垫的情况下,现有的VR内容分发平台,仅仅起到了分发的作用,平台本身是没有一点VR特性的。STEAM,ONLINE,橙子VR,橘子VR,ZAMER VR,以及一些头显资源社区,这些平台虽是市面上现有VR内容的来源渠道,但对VR行业推进的贡献度是很低的。 分发平台只有嵌入到操作系统中,通过虚拟门店或虚拟助手发售内容,在带有VR特性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对体验者起到引导作用。以目前VR推进的节奏来看,这类的调整是靠后的,至少也到2018下半年了。 播放平台与头显是形影不离的。在VR兴起的初期,由于内容的格式转化问题,存储问题,内部调用问题等,迫使VR头盔企业和VR设备企业自己开发播放系统,基本是每个公司都有一套。 在前期(15年)VR内容多数是2D资源转化过来的,在同源同内容的情况下经过各家公司的“加持”,往往使得内容在各平台上互不兼容。16年中,很多企业自知道实力单薄,开始与第三方播放平台合作,主流的头显也开始调用“STEAM VR”支撑程序。在设备行业中,乐客VR的播放系统效果稍好常被同行使用,但17年开始,大家有意的与专业平台合作,新起之秀ZAMER VR平台就很受行业待见。 播放系统是在内容稀缺大背景下的阶段性产物,它本应整合在内容分发平台中,可目前来看仍有部分公司醉心于它的研发。 2018年将开启,对于已经上了“时代列车”的VR来说,虽身体残缺但必须坚强的一路走下去,把故事做真讲好。很多行业从初期到成熟期,都会经历修修补补的过程,很少有“先天不足”的情况,可叹,以前的3D打印算一个,现在VR也站一席。近20年累积的互联网技术,是可以逐渐添补VR产业链中软件方面的空白,但看似最简单的硬件问题和内容模式,却也成了VR快速发展的桎梏。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发现,一种基于改造自体造血干细胞的新型基因疗法,也许能长期提供抗艾滋病病毒的免疫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科特·基钦实验室等机构在新一期《科学公共图书馆·病原体》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动物实验显示,它们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不仅能有效识别和消灭艾滋病病毒,还能在机体中持续存在超过两年时间。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研究员甄安洁对新华社记者说,虽然“鸡尾酒疗法”能最大限度地抑制艾滋病病毒复制,延缓疾病进程,但无法完全清除病毒,感染者需终身服药。而他们的思路是,通过基因疗法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让CAR-T细胞在体内长期“巡逻”,一旦潜伏病毒出现就及时清理,从而治疗艾滋病。 具体做法是,利用CAR-T疗法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使其T淋巴细胞识别和消灭艾滋病病毒的功能更强大。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细胞需要和CD4分子结合,研究人员通过对自体造血干细胞进行基因改造,让分化出的CAR-T细胞表达含有CD4分子的融合蛋白,当这个融合蛋白结合艾滋病病毒时,CAR-T细胞就会被激活,从而清除病毒和被感染细胞。 “在豚尾猴实验中,我们发现基因改造过的自体干细胞可以长期存活在骨髓中,没有排斥现象,并分化成有抗艾功能的CAR-T细胞。在超过两年的实验周期中,我们始终可以探测到CAR-T细胞。尤其在中断‘鸡尾酒疗法’后,这些CAR-T细胞能起到明显的抑制病毒的作用。”甄安洁说。 她表示,这项研究首次在灵长类动物中证明基因改造干细胞能长期提高抗艾免疫力,这对艾滋病治疗以及针对癌症的CAR-T免疫疗法都起到了指导作用,“使用干细胞改造免疫力研究还处于初期,我们的研究可为未来其他干细胞免疫研究(比如针对癌症)奠定基础”。 CAR-T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新兴疗法。美国监管机构今年批准两种此类疗法用于治疗癌症,被认为开辟了癌症治疗的新篇章。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
导语:最优秀的创业者,他们甚至天然自带问题标签,诸如个性反叛,对任何既定标准都保持质疑,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倔……在黄明明看来,做投资不能靠个人好恶,要看创业者的潜力。 风起云涌的创业圈,有的人靠忽悠风光一时,有的人凭借实力一次次度过艰难,终获成功。 十几年前,用黄明明的话说,“李想还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吴欣鸿还在做他的520交友网站,小鱼还是zcom的设计师”。当年如果谁同时投了这三个人,今天一定是中国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但是,就算时光倒流,你能从当年的他们身上看到今天的辉煌吗? 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是国内最早接触互联网与高科技的投资人之一。近20年来,他见证了很多大佬的成长,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他投资并参与管理的265.com成功卖给了Google;他投的游戏谷以15亿人民币的高价被收购;汽车之家于2013年在纽交所上市;他投的小牛电动、电驴大全VeryCD、极路由、pp租车等等,则是当下的明星公司。 准则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变化的。黄明明说,“做投资越久,越质疑自己的经验”。回头看以往经验和所谓标准,都不一定对。那些获得极大成功的投资,往往都靠运气——你只看到明星投资人被媒体捧上天,红光满面的分享多年前“看准方向找对人”的好眼光,但你没见过他们躲在厕所里哭。 如何能早一点认出好公司? 从蔡文胜往事说起 黄明明认为,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创造未来,与其坐而论道不如亲自参与其中。他强调,自己投项目最看重人品和努力:“只要看到你真的在努力,赔了也不后悔。” 2004年,黄明明从硅谷回国,正准备加入好友陈一舟和刘健的千橡公司。有朋友引荐了一个高中都没毕业而且普通话很烂的神人给黄明明,叮嘱他“别总和海龟混”。这个神人是蔡文胜,受到雷军通宵电话的忽悠,激动不已地揣着一颗雄心,刚从厦门搬到北京。多年后,他是中国中国最成功的域名投资者,“个人网站教父”和著名天使。 黄明明仍记得蔡文胜当时的样子:身穿花西装,叼着一根烟,没有一点互联网精英的气质,跟想象中的形象完全对不上号。黄明明带着怀疑质问:“网址导航是美国人五六年前都已经做过,为什么还要做?” 蔡文胜用标准的福建普通话说:“80%以上的国人不懂英文,所以随便敲一串网址都会累死人。不信你去大学看看,很多大学师生都在用265和hao123网址导航。” 当夜两人聊到凌晨3点多,黄明明一直认为,做互联网项目一定要紧跟国际最新潮流,几乎没想过从域名、导航之类的最低门槛进入。而蔡文胜看准了当时中国网民迫切的“傻瓜式”需求。这一次,蔡文胜彻底颠覆了他对互联网的既有认知,于是决定一起合作。 紧接着IDG和红杉就追上来求约,就在谈条款的过程中,刚进中国连办公室都没有的Google,竟然就主动而准确的找上门来,表示要不惜代价的做战略投资——黄明明再次被互联网的效率和力量所震撼。两人拒绝了红杉,接受了在当时神秘感十足因而格外酷的Google。 后来,黄明明和蔡文胜联合做了很多早期投资,通过蔡文胜,黄明明迅速接触了大批中国早期底层草根创业者,见识了中国互联网生态圈从无到有的“超级增长”。他感慨,成功的创业者们,总是以意想不到的面貌,以特别的方式登场。 成功创业者特质:固执、距离感、好奇心 丑柑不好看,但好吃。如同草根出身的蔡文胜并非互联网创业者的标准模板,最优秀的创业者往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乃至好人,甚至天然自带问题标签,诸如个性反叛,对任何既定标准都保持质疑,内心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倔……在黄明明看来,做投资不能靠个人好恶,要看创业者的潜力:“也许不是很招你喜欢的人,恰好具备把一个公司做好的特征。” 判断一个创业者,要看到他个人特质背后的思维方式。黄明明特别提到了几个特质:固执、距离感、好奇心。 最优秀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常人所不理解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固执,而我们所认为的南墙,有时候甚至根本不是墙。或者换一个词说,“坚持” 是创业者最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腾讯帝国的创始人马化腾看上去文质彬彬,其实内心极其强大极其固执,有超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他经常半夜2点还在与与高管邮件沟通,诸如“那个按钮向上移动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等等。 而风度翩翩的百度掌门人李彦宏一直聚焦于产品,一谈到产品就眉飞色舞。当初他想摆脱三大门户束缚从零开始做自己的流量,董事会开了8小时,面对轮番质疑,李彦宏始终坚持,最终董事会成员被动说服。如今的他,干脆带领百度人发挥“狼性”。他们这样已经摸爬滚打多年的前辈级创业者,都有相似的近乎专断的狠劲,有钱,但是依然很拼。 再如58同城的创始人姚劲波,2008年最苦的时候,公司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看工资都快发不出来,投资人一度对58心灰意冷。但姚劲波孤注一掷地把学大上市套现的500万美金都投进了58。此举打动了投资人和几个大机构,紧随其后的一大笔投入,终于让58同城挺了过去。 优秀创业者也常常令人感觉“难以接近”。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的是独立思考,以及对周遭人与事的敏锐触觉。美团创始人王兴,极其审慎,常常会对主流观点表示质疑,他常常能看到普通大众看不到的更多角度和可能性。红杉投美团时,追了半年才投进去。而大疆科技的创始人汪滔,时常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的独立思考。在他心目中,乔布斯固然值得欣赏,但没有任何人能成为偶像。 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和动力,更是很多伟大创业者特质。为什么有的人公司做到几亿市值就卖,有的人却能在市值几十亿后仍然前进?因为好奇。 YY创始人李学凌,2005年卸任网易总编创办了多玩游戏网。黄明明描述大约七八年前与李学凌的一次会面,“没怎么说话,抽了一小时烟,看起来很焦虑”,李学凌当时面对的是一个2亿美金的收购要约。黄明明后来问他为什么最终拒绝,李学凌说,“我对未来充满好奇,想看看自己今后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黄明明说,对创业者要心存敬畏,永远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创始人,你永远想象不到他们今后会发生怎样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变化。 好公司慢慢来 如果不能接受创业公司最脆弱的一面,那么,你也就没有资格为它们最好的一面欢呼。 2014年下半年,机构投资从A轮到C轮的速度明显放缓。很多投资人说“冬天要来了”,建议天使们准备好现金,减少投资。2015年,创业板和股灾一起到来。到底投还是不投?未来5年是创业的黄金爆发期还是泡沫? 黄明明说,想做短线就不要投早期项目。对早期天使来说,无需过分关注资本市场所谓的泡沫和周期,而要接受公司成长的规律。放眼望去,几乎所有走的踏实的成功公司,58同城、去哪儿、猎豹等等,差不多都从2005年左右做起,从开始到上市,基本都经历过8年到10年左右的风雨,期间经历两到三个经济周期。就像人的成长要经历蜕变,一个公司从零开始做到伟大,一定会遇到低谷时代,挺过去,才成长为很厉害的样子。 没有完美的创业者,只有“特别”的创业者。八面玲珑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未必比有点“难搞”的人更有价值,是为了掩盖缺点而特别,还是为了实现梦想而特别,是表演出来的特别,还是天生特别,两者之间有本质差别。关键在于表象深处的答案。洞悉人性,从人的需求、价值观、道德观、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真实目的等综合考量,是投资人判断创业者的基本与核心思考。 靠谱众投 kp899.com:您放心的投资理财平台,即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