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以来，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放开，新冠感染人数迅速升高，12月25日浙江通报该省阳性人数已突破100万例。与此同时，布洛芬、连花清瘟供不应求。12月19日，微信“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小程序上线，截至12月23日已有超过百万人访问，自主发布“求药”“帮助”信息超过81万条。除此之外，互联网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也涌现出大量的送药人“雪中送炭”。以下是这些普通人之间闪耀着人性良善的故事。“被人需要是一件非常有能力的事”12月20日晚上十点，在气温零下的西安，刘康睿攥着两粒布洛芬，在路口等一位素未谋面的网友。他在文字聊天中得知，这位网友已经烧到40度，跟他取得联系后，立马驱车20公里，找他拿药。出发前，网友特地拍了一酒精喷雾的照片发给他，“你需要酒精吗？我想给你带点啥，入口（吃）的不敢带，因为我阳着”。图│准备出门找刘康睿拿药的小伙子刘康睿没有收，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位年轻的网友，一碰面就一连向他鞠了好几个躬，还刻意与他保持1～2米的距离，生怕将病毒传染给他。刘康睿顿觉心里头不是滋味，或许是难过，或许是心疼，他说不上来，也没有时间细想，他连忙在嘴上说道：“你赶快吃了、好了，这是我最想看到的。”刘康睿今年30岁，是西安一家连锁餐饮店的管理人员，这些送出去的药，原本是打算发给公司330名员工的，但因快递停摆，药物“迟到”，于是有20盒布洛芬就更改了它们最初的使命。12月8日，西安放松疫情管制，开始出现大面积感染，退烧药和感冒药越来越紧俏，很快，市面上就买不到了。眼看员工接二连三地倒下，刘康睿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年纪偏大的女员工吃不了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他的老板王晓鹏决定，托朋友从甘肃的小县城“搜刮”药品，“能有多少是多少”。最后，他们买到了25盒布洛芬和25盒两连花清瘟。为了使这批“救命药”迅速抵达公司，王晓鹏特地选择顺丰快递，但就在包裹抵达西安中转站的时候，快递停运了。七八天后，从阳性症状中恢复过来的刘康睿，尝试过多种方法后，终于与顺丰调度员取得联系。12月19日下午，刘康睿开了两小时车，来到渭河边的快递中转站，拿到了这50盒药。在等药的七八天里，员工们大多已经康复，不需要布洛芬了。于是王晓鹏最终只发下去25盒连花清瘟和5盒布洛芬，剩下整整20盒布洛芬“无处可去”。王晓鹏和刘康睿算了一下，一盒24片，一共480片。他们曾想过原价售卖，但又觉得，以拆散送药的方式，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于是王晓鹏决定，把剩下的药都送出去。图│刘康睿发布送药信息12月20日18时23分，王晓鹏和刘康睿在餐饮店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免费送布洛芬，一人两粒”的信息。39分钟后，两人的手机开始震个不停，“回复不过来了”。刘康睿一一添加了每一个求药者的微信，给他们发送定位。不出十分钟，大家都会来取，只不过有的下单叫跑腿，有的叫家人帮忙，有的自己开车过来。当天，刘康睿一共给55个人送了药。考虑到不菲的跑腿费成本，和连夜赶来取药的时间成本，刘康睿选择无条件相信求药者的诉求。他告诉作者，西安最近的跑腿费上涨，五公里路要花上五六十块钱，“说白了完全出于人性的考虑，我想没有人会为这两粒药来骗我”。考研学生大概是最不会骗药的人了，如果真的有人将退烧药当作救命稻草，那么考研学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刘康睿记得，20～21号两天就有5名考研学生向他求助，其中一位来自20公里外的政法大学，“大哥我今年考研一定得上，但是现在高烧不退，求救”，刘康睿看到这行字的时候，脑海里已浮现出他弟弟考了两次研的情景，去年刚上岸。图│联系刘康睿拿药的考研学生所以，尽管那时已是凌晨12点半，这位考研的女生还未叫到跑腿，但刘康睿依然在耐心等待。他觉得，被人需要是一件非常有能量的事情，“这种能量要比你身体的瞌睡和劳累强大许多”。那天晚上，刘康睿一共送出去110粒布洛芬，忙到凌晨两点才入睡。“我给你的备注是，好人一生平安”但不是所有人的要求刘康睿都会满足。他拒绝了个别想要出钱拿走一盒布洛芬的人，“我给你一盒，很多人就得少拿两粒”。同样，那些还没发烧，但想提前囤两粒的人，也被刘康睿拒之门外。他和老板王晓鹏认为，药一定要优先给急需的人。让刘康睿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大姐。21日晚上零点，大姐联系刘康睿取药，“我用抗原和你换布洛芬”，刘康睿婉拒，那时西安的抗原已经卖到二三十块一支了。但大姐还是带着抗原来了，“你不要的话，你把它送给需要的人”，大姐一边说着，一边将抗原放在地上，用酒精喷了一遍后，才让他拿走。大姐到家后，给刘康睿发了条消息：“我给你的备注是，好人一生平安”。图│想用抗原换布洛芬的大姐还有一位跑腿的骑手，在找刘康睿取药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有些症状，但他无所谓，只是担心女儿没有药挺不过去，刘康睿见状，立即给了这位跑腿骑手两粒布洛芬，“他说他也一直买不到（布洛芬）”。截止发稿前，刘康睿手里还剩下4盒布洛芬。由于送药，他最近一直睡得很晚，他说，“有一种梦回去年冬天的感觉”。去年12月23日，西安疫情封城，他和公司的同事义务帮社区居民送蔬菜，经常忙到凌晨。他记得，去年12月30日凌晨，他开着送货的面包车回公司，车速很快，有一个大姐突然冲到他的车前，刘康睿猛踩刹车，差点就撞上了。车停了下来，大姐跪下了。原来，这位大姐的丈夫脑溢血，一直坐在小区门口，找不到车，大姐想在马路上拦一辆车，请开车师傅送他们去医院，刘康睿答应了。他赶忙将车里剩下的蔬菜放在路边，把原本收起来的座椅打开，让大姐一行三人坐上车。刘康睿闯了两个红灯，将他们送到医院。第二天，他听闻小区的业主群里，人们纷纷在说，“幸亏这位师傅送得及时”。今年冬天，各地防控政策陆续松绑，刘康睿所在的餐饮店虽不用像去年那样暂停营业，但堂食寂寥，深夜送药的场景更让他觉得，这座城市还绷着一根紧张的弦。据预测，陕西省将于12月27日达到第一波感染高峰。一些求药者拿到药之后想主动付钱，刘康睿笑一笑，“别给了，回头来我家店尝尝锅贴吧”。“不卖了，送”除了西安本地的求药者外，刘康睿也收到了来自黑龙江、湖南、广东等地的求助信息，但他都爱莫能助。实际上，全国各地也有不少像刘康睿这样慷慨送药的人，来自广州海珠区的林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林先生是一家药店的店长，11月30日广州解封后，店里的退烧药和感冒药几度供不应求，直至断货。同时，阳性越来越多，林店长就是店里第一个“中招”的。12月8日，他已经“阳”了五天，在家休息，得知店里刚到了一批货——10瓶布洛芬、10盒退热散、30盒尼美舒利，刚好能续上售空了的货架。但他立即给店员打电话：“先别卖”。从12月初开始，林店长就遇到许多辗转十几家药店，都买不到退烧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手头的布洛芬一瓶100片，如果按瓶出售的话，会导致“一个家庭用不到100片，而很多发烧的人一片都没有”。于是他开始将药片拆散，送给那些来店里“碰运气”的人。这一送，就送到了现在。12月13日，林店长在店门口立起告示——本店可免费提供退热药。他告诉作者，公司在广州有100多家连锁药店，每个店都是自负盈亏的，但他几乎没考虑成本的问题，只想到“发烧没有退烧药，很头疼”，而他的店，也是连锁店里第一批免费送药的。图│林店长店外送药公告起初，他想要帮助的目标人群是发烧38.5度以上的老人和小孩，但成年人也纷至沓来，他没有拒绝，将送药的对象扩大到男女老少孕。送药的前三天，店里主要发布洛芬，按照一人吃3～4次的量发放3～4片。两三天后，布洛芬消耗得很快，林店长调整了策略：20～50岁的健康人群因抵抗力较强，改发退热散；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布洛芬缓释胶囊；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只能吃布洛芬片，而店里本就只有两盒布洛芬片，“估计这两天一送完，暂时就没有退烧药给小孩了”。孕妇和婴幼儿用的退烧药同样紧缺。由于体质特殊，孕妇和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只能用对乙酰氨基酚。林店长记得，有一个年轻姑娘，她姐姐怀孕，到处找对乙酰氨基酚片，未果。刚好店里还剩一两盒，林店长就拆了几颗给她。后来，还有两位妈妈来为6个月以下，发烧的婴儿找泰诺林滴剂，刚好还剩两瓶，林店长都给了她们。此前，这两位母亲已经询问过好几家药店和医院。还有些市民，特地从二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跑到林店长的店，遇到这种情况，林店长都会嘱咐店员，多给两颗。林店长说，很多人在领药的时候，会主动出示身份证，以为要登记啥的。但实际上，与刘康睿一样，林店长送药也完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必要搞得太复杂，说明情况就可以领”。图│林店长店里为数不多的退烧药林店长干这行十多年了。放开前，他预感到药物会供不应求，公司也确实有提前采购连花清瘟，但供应链断了。“放开不到一周到处都缺货”，林店长说，平时来货都是十几件十几件的来，最近都是两三件断断续续的来，货架经常都是空空的。“每天还有几十上百人来找体温计，但都拿不到”。与缺货一同到来的，是涨价。林店长告诉作者，供应商翻倍涨价，平时十几块钱的小柴胡颗粒，现在涨到三四十，“我们宁愿不卖，都不敢拿，就拿一些价格勉强还能接受的药”。截止发稿前，林店长已持续送了12天退烧药，“总共可能送出去八百来份药了吧”，店里的布洛芬只剩一瓶不到了，他前几天抢到一批退烧药，在12月23日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还在等待配送。不过，药还没到，店里却先收到一箱橙子，是那位给怀孕的姐姐找药的姑娘送来的。自费买药，送给老乡缺药的不止大城市，还有小县城。谭淑琪住在广东江门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开平。12月18日，受武汉的好友之托，谭淑琪上街买退烧药。她跑了四五家药店，都没买到。“像是在买年货一样，而且还没有（卖）”。与谭淑琪一样一无所获的人充斥着大街小巷的药店，她感到人群被无助感和失落感笼罩。在返程的路上，谭淑琪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自费买药，送给老乡。她在开平的一家央企当护士，并于今年8月和爱人一起，在当地办了一家艺术类培训机构。她当了快十年的护士，结识了一些诊所的院长，她想试着问问这些院长，能否将多余的布洛芬卖给她，她拿去发给没有药的人。接连询问了两个院长，谭淑琪都被婉拒了。直到晚上十点多，她给一位素未谋面、只有“点赞之交”的私人诊所院长发消息，才有了接下来的事。谭淑琪只知道，他姓梁，这位梁院长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她的不情之请——卖给她布洛芬，并在诊所帮她代发。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日一早，梁院长就将库存的5瓶布洛芬拿出来，一共500粒。谭淑琪让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前往诊所，花了近三个小时，将500粒药平分成了100份。图│分装好的100份布洛芬当天中午12点，谭淑琪用培训机构的微信号，在朋友圈发送免费领药的消息，很快，梁院长的诊所逐渐热闹了起来。谭淑琪设置了一个门槛：只发给在开平的人。但还是有一个求药者，从广州开了两个小时的车，专门来取药。两天后，100份药全部送完。发药的第一天，谭淑琪感染了阳性，所以她至今都没有去过梁院长的诊所，也从未见过任何一个领药的人。但大多数人领完药之后，都会拿着5粒布洛芬，拍照发给她，还有的，会将感激的话写成小作文，发到朋友圈。谭淑琪看到的时候，脸都涨红了，“感动之余，更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图│网友拿到药后主动给谭淑琪拍照其实，一周前，谭淑琪的家人感染了阳性，她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发消息，想买一个抗原。很快，许多不认识的邻居向她伸出援手，给她送抗原，还有的给她送草药，她不禁想起五年前在珠海考国际护士，搭错车、丢了钱包时，遇到的好心陌生人。谭淑琪觉得，这个社会需要陌生人的善意。“能帮到一个是一个”除了有一定资源能拿到药源的公司老板、药店店长和护士以外，普通的打工人或许才是送药的主力。自12月19日微信“新冠防护药物公益互助”小程序上线以来，访问量过百万，越来越多素未相识的普通人在这款小程序里找到寻觅许久的退烧药。安安是一名11个月大婴儿的妈妈，“放开”后她和家人每天都在线上线下的药店蹲退烧药，可要么是不发货，要么是没有。后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安安在腾讯互助小程序上输入自己的用药需求——布洛芬4颗、对乙酰氨基酚6颗，十分钟后，就有人加她的微信给她提供药物，安安说，她当场就哭了，“等我们阳康了，也要把剩余的药送出去”。除了微信小程序以外，其他的社交平台也有许多普通人，他们怀着最朴素的愿望，主动给需要的人送药。“虽然不多，但能帮到一个是一个”，唐萱这样回复网友的留言。唐萱今年36岁，是西安一家工厂的销售人员。12月初，她在网上买了些退烧药，但都没发货。后来，她又在实体药店买了六盒布洛芬、两盒泰诺、一盒对乙酰氨基酚，“我算囤得多的了”，唐萱说。从西安放松疫情管制的十天里，唐萱逐渐发现，很多感染的人买不到药。她看到好些药店，将退烧药剪成条状免费发放，于是她也想帮助别人，她盘算着，“给家里留一盒布洛芬、一盒泰诺，剩下的全送出去”。图│唐萱决定送出去的药12月18日晚上九点，唐萱在一个没有熟人的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可以匀一点布洛芬给你”。当天晚上，她就收到了几条求助信息，她形容自己“开始有点马虎”，给第一个求助者送了一整盒布洛芬，后面才想着，“可以分开送，多送几个”。唐萱会主动询问求药者，“家里几个人烧？需要几粒？”她通常按照一人2～3颗的量分配。唐萱不会花时间考量求药者的真实性，“看到有人说‘烧了好几天’，我都急得不行”，甚至偶尔，她还会主动承担跑腿费。12月19日星期一，唐萱要到工厂上班，为了让求药者尽快拿到药，唐萱将余下的退烧药带到了办公室。由于工厂管理较为封闭，拿药的骑手只能在园区门口等，而唐萱所在的厂区离大门较远，骑自行车还需花上5～6分钟。那天，保安看着唐萱一趟又一趟地往门口跑，隔着门给骑手递药，“估计门卫还以为我卖药呢”。唐萱每一次出门都需重新裹上羽绒服、带好帽子和手套，她不记得自己跑了多少个来回，反正，回到家的时候，两三盒布洛芬和一盒对乙酰氨基酚，只剩一点点了。下班回家后，没过多久，药就全部送完了。两三天后，唐萱陆续收到很多求药者的反馈，“退烧啦”“挺过来了”，她为自己能帮助到别人感到无比开心。在她印象中，有不少求药者给她发红包，但她都没收，其中有一个女孩，在唐萱拒收红包和连花清瘟后，表现得特别失望，“她让我以后有事一定要告诉她，她能帮的一定帮”。在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唐萱说，由于求助的人太多，她都忘了这个女孩是谁了。她已送完了药，但还会收到求药者询问是否还有的信息，“有点失望，我爱莫能助，要是自己能多有点药就好了”。（文中安安、唐萱为化名）...

60多万亿的城投债巨坑，就是这么一轮轮挖出来的。坑大如斯，是真顶不住了。2022年12月30日，贵州遵义市最大城投发债主体——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了关于推进银行贷款重组事项的公告称：本次银行贷款重组涉及债务规模155.94亿元，以债权保全为前提，经各方友好平等协商，近期完成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根据重组协议，重组后银行贷款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调整为3%/年至4.5%/年，前10年仅付息不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图/网络此处应有台词：“好吧，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要优雅地做个老赖”。01理直气壮亏钱，放心大胆借钱城投是各地政府的直属公司，名义上的主营业务是地方基建。修桥铺路、市政绿化、各类景观设施等等。说是公司，却是所谓“公益性为主，经营性为辅”。既然是“公益性”的，亏钱亏得理直气壮。事实上，除了少数超一线、一线的城投外，几乎所有城投都在理直气壮地亏钱。之所以会有城投这样的“缝合怪”，就是为了地方财政盘子服务的，给地方财政套个马甲融资才是真正的主营业务。套这个马甲，图的就是个方便。因为是公司，所以城投债都是商业性的，不受财政纪律的约束，也不计入政府负债。一言以蔽之，城投就是以基建项目的名义，把钱从银行借出来，然后亏出去。各地大量的无效基建，诸如门可罗雀的大型景观、空空如也的道桥、种完了砍、砍完了种的城市绿化，大都出自城投之手。▲遵义道桥集团学府新苑项目（图/“遵义道桥”公众号）既然城投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自带地方财政的信用背书。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是不能明着给担保的，名义上还是要给抵押物的。很多地方政府“穷得只剩地”了，土地就是最好的抵押物。国有土地倒腾给国有公司，没难度。地到手了，修路造公园把土地的评估价拉上去，能拉个房地产公司做“托”就更好了。反正银行的账面上就过得去了，借得到钱，就OK了。土地财政就这么闭环了。银行又不傻，知道这样“做”出来的地价多半是纸上谈兵、水月镜花，但是这也无所谓了。钱又不是自己兜里掏出来的，和地方政府较什么真呢？只要合规性没问题，银行乐得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明知城投债是肉包子打狗的必亏，银行也得借。这就是所谓的“城投信仰”，其实是政府信用的刚性信仰。非但得借，而且得一直借。举新还旧是城投维持现金流的唯一方式，利滚利几圈，债务规模就达到了“大到不能倒”的天量。2021年我国城投平台的有息债务余额高达56万亿元。刚过去的2022年，城投债的总规模可能已经达到了65万亿元，中国人人均欠5万。城投的巨坑存在很多年了，靠两层遮羞布挡着。一是房地产繁荣稳住地价，地生钱、钱生地的游戏就能继续玩；二是财政扩张，局部爆个小雷，不管哪级财政出来买个单就过去。如今房地产灰头土脸，政府财政吃紧，城投只能裸奔。手头只有两种资产，卖不出去的土地，和一堆亏钱的基础设施。两手一摊，问银行要不要？银行要是横下心来收了，也避免不了坏账，只好认栽。这次遵义的“友好协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友好协商”的结果就是二十年债务展期。02还钱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二十年展期，这债就能还上吗？单看这155.94亿，还能硬着头皮说“能还”。但是，这二十年要还的何止155.94亿。根据《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遵义道桥总债务余额为457.54亿元，占总负债的53.32%。二十年展期，也就别考虑什么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了，再长期也长不过二十年。近千亿规模的总负债压身，怎么还？遵义道桥自己还，那肯定不用想了。但凡能有一点点还钱的希望，就到不了“友好协商”这一步。本级财政兜底更指望不上，遵义市的财政规模一年不到300亿，就算有盈余，又能有多少呢？就算有盈余，这不是还有别的城投公司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唯一可以指望的是房地产复苏，土地资产能盘活……这需要奇迹。所以，二十年展期的城投债，大概率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平。图/图虫创意二十年，银行、城投、地方政府得换多少茬管事的。换着换着，就剩下一笔糊涂账。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有等于大家都没有，一切责任均属玄学。银行再狠，能把城投公司老总列入失信人名单吗？该坐高铁的坐高铁，该坐飞机的坐飞机，按级别来，谁也拦不住。这个“友好协商”出来的“二十年展期”，和还钱无关，就是把坏账藏起来、再变成糊涂账的玄学操作。单一个遵义道桥搞点玄学没关系，遵义市没啥大碍。遵义有大茅台坐镇，支柱产业扎实，日子总能过下去。但是，全国60多万亿的城投债，咋弄？要是60多万亿的城投债都如法炮制，货币流动性堪忧。货币是经济系统的血液，都变成了二十年不化的陈年血栓，还谈什么经济活力呢？当年坑不那么大的时候，还可以粉饰过去，各找各妈的新一轮循环开启。银行金融机构找央妈，城投找本级财政，本级财政找上级财政。亲娘慈母合力送温暖，就是货币放水再上一轮基建、再涨一波房价的“基建拉动”。所谓经济三驾马车里的“投资拉动”，就是挖坑填坑的挥汗如雨。60多万亿的城投债巨坑，就是这么一轮轮挖出来的。坑大如斯，是真顶不住了。很多人都听说过“房地产是个大夜壶”，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夜壶里的陈年屎尿是怎么来的。千夫所指的许老板们，哪里配得上这么高级的夜壶业务？轻轻划上几条杠杠，许家印就被逼到了要跳楼，明晃晃的24K皮带也只是根皮带，给各地方政府、各家城投的债务大肚腩做个装饰。03市场失灵了么？按惯例，“万恶的资本+资本逐利+市场失灵”是一切国内经济问题的通用解释。可是，这真有解释力吗？城投是资本，却是不以逐利的“公益性为主，经营性为辅”。哪家正经银行会把钱借给亏钱亏得理直气壮的“公司”？所以，城投和银行的勾当，打根子上就绕过了市场规则，谈何失灵？但凡有一点点正常的市场规则，就不会有这60多万的城投债巨坑。地方政府讲市场规则，就不会投那堆无效基建；城投讲市场规则，就不会借一堆还不了的债；银行要是讲市场规则，一开始就会说“NO”。最终“友好协商”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市场规则的约束。须知，这是二十年债务展期，是单纯的债务冻结。也就是说，背着巨债的城投随时可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君临债市，继续举新借旧的滚雪球游戏。“友好协商”出二十年展期，民企行吗？列位房奴行吗？正常的市场主体都不行，但城投行。因为自城投诞生之日起，它就是反市场的产物，有不讲市场规律、不讲市场规则的权力。不讲市场规律、不讲市场规则，那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这60多万亿白花花的银子流进城投的钱包开始，代价就在付。如果这些钱流进了我们的民营制造业企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和有效工作岗位？如果这些钱流进了民营科技企业，中国的科技水平能起飞。城投一招手，这些都没了，只有一堆无效基建堆出来的无效资产，以及堵塞在金融系统中的60多万亿血栓。图/网络这场反市场的金融游戏，付出了双倍代价。借出去的时候付一次，还不出来的时候再付一次。唯一的赢家就是优雅地做了老赖的城投，这就叫双赢——城投这样的特权资本赢两次。讲真，以目前共度时艰的特殊情况下，能不能让正常市场主体享受下被精心呵护的“特权”？给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营企业一点阳光，给债务焦虑、失业焦虑的房奴们一点雨露，不奢望二十年展期，能缓个三五年也是好的。这些倒霉蛋值得拯救，给他们点“特权”，将来还你个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至于城投，填坑时得把这些沉疴宿疾一起埋了，再也不能让他们为祸人间。...

1月3日，2023年第一个交易日，港股市场一片飘红之际，却有两家港股公司盘中突现暴跌。当日上午开盘不久后，鼎丰集团汽车的股价便持续下挫，一个小时内跌逾85%，市值蒸发逾90亿元。随后，鼎丰集团汽车公告，公司股票于11时08分起短暂停牌。同期，港股元亨燃气的股价也上演了断崖式下跌，一度跌逾80%。截至1月3日下午3点半，元亨燃气报0.112港元，跌66.06%，成交额7217万港元。这两家公司究竟是何来头？在遭遇“开门黑”之前，公司各自又发生了什么事？鼎丰集团汽车：董事会主席四季度持续增持在此次闪崩前，鼎丰集团汽车的股价已经横盘约3个月。消息面上，2022年12月末，鼎丰集团汽车披露，向独立第三方瀚然出售资产管理业务附属Differ Group 100%股权及贷款，总代价约10.68亿人民币。出售事项所得款项净额拟用作收购资产及一般营运资金。彼时，鼎丰集团汽车预计将就该出售事项变现未经审核亏损约5829.2万元人民币。公司表示，出售事项完成意味公司将削减其金融相关服务、资产管理业务及商品贸易业务的规模，从而可投放更多财务资源于其汽车电商业务，并更能反映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现状。资料显示，鼎丰集团汽车主要从事汽车电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金融相关服务以及商品贸易业务。2021年第四季度，鼎丰集团汽车以“车厘籽汽车”品牌开展汽车电商业务，为汽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及零售客户等广泛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公司随后在2022年8月将证券简称由“鼎丰集团控股”改为“鼎丰集团汽车”。据悉，鼎丰集团汽车还是深港通标的。并且，自2022年9月以来，港股通在鼎丰集团汽车的持股比例逐步上升。截至2022年12月31日，港股通持股比例为0.49%。另据港交所披露易显示，自2022年10月份以来，鼎丰集团汽车的董事会主席吴志忠一直在增持公司股份。12月16日，吴志忠以每股均价1.486港元增持160万股，涉资约237.76万港元。此次增持后，吴志忠最新持股数目为11.97亿股，持股比例为16.61%。元亨燃气：控股股东刚质押3亿股与鼎丰集团汽车同日暴跌的元亨燃气，早已是一只“仙股”——公司股价在0.5港元以下徘徊多时，成交额长期在数百万港元左右。资料显示，元亨燃气主要经营液化天然气业务，以全资的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为运作主体。广州元亨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注册资本为9.57亿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个月，元亨燃气实现归母净利润约8956.1万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30%。股东架构方面，元亨燃气的控股股东、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建清的持股比例约64.76%。据港交所披露易，2022年12月末，王建清持有的元亨燃气3亿股股份性质有所改变，变动原因为“已向合资格借出人以外的人提供股份权益作为保证”，即该笔股份用作质押。抵押权人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河支行。...

真正懂财报的人都知道，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是高度关联的。比如某上市公司如果在利润表中记录了虚增的利润，必然要在资产负债表中通过虚增资产来消化这部分利润。以前不少上市公司多半是通过虚增应收账款、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可能是虚增这些资产项目太累心了，因为都要伪造很多凭证或者单据，费的心思太多了。后来，有些上市公司就干脆在“货币资金”项目上进行虚增，反正只要搞定银行或者直接伪造银行单据就可以了。不但省心省力，而且在大家认为最不可能造假的地方虚增，还最不容易被怀疑。下面就具体谈谈如何识别上市公司在资产中消化虚增的“利润”。一、货币资金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货币资金”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货币资金占到总资产比例与同行相比，高得不正常，因为资金有成本的，一般企业账上很少会留这么高比例货币资金。2、账上拥有巨额的货币资金却还在大举借款，支付高额的利息费用，违背正常的商业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些子虚乌有的“货币资金”其实就是用来消化虚增的利润。案例回顾：不少人认为，货币资金造假的操作难度很大，钱毕竟是可以数清楚的，造假容易被发现，因此，上市公司对货币资金动手脚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但是，对于某些不讲武德的上市公司，报表上的货币资金是可以成为造假的重灾区。康美药业曾经是医药行业中的白马股，市场上追捧者不少，而它在资本市场上最臭名昭著的，是在货币资金造假上的简单粗暴。康美药业主要是通过伪造银行存单的方式虚增货币资金，无中生有，它的“钱”出现在康美药业的报表上。二、应收账款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应收账款”项目来消化这部分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应收账款项目这些年相对于销售收入的增长，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增长，比如一家企业今年比去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0%，结果应收账款增长了240%，很有可能销售收入就是虚增的。2、看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这些年有没有明显提高，相同行业、相同的生意模式下，如果存在明显提高，有可能是企业经营恶化的前兆，也有可能是应收账款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增过来的，报表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就会比同行业多很多。3、看应收账款这些年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如果业绩暴雷是由于计提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导致，则多半是收入造假所为。4、再看看应付账款情况，如果一家企业应收账款和销售收入呈现大幅的增长，但应付账款却不增长或增长很低，从逻辑上来讲，很有可能这个企业的销售收入并没有真实增长，而是虚构出来的收入增长，应付账款就暴露了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案例1：某拟IPO公司的应收账款从2011年的5626万增至2013年的18247万，但应收账款周转率却从26.96次降至12.06次，再查看其报表，该公司称其报告期内具有较强的获取经营性现金流量的能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2.9亿，净利润约2.8亿。最后发现该公司通过伪造应收账款收回而对现金流量进行造假。案例2：早在上市伊始，海联讯就从非客户方转入大额资金，以冲减账面应收账款，并于下一会计季度期初再转出资金。借助资金的一进一出，该公司在2009年至2011年间，涉嫌造假的销售收入累计2.46亿元，仅2011年虚假冲抵应收账款约1.3亿元。三、存货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存货”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存货项目这些年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增长。2、看存货周转天数这些年有没有明显提高，相同行业、相同的生意模式下，如果存在明显提高，有可能是企业经营恶化的前兆，比如产品滞销，也有可能是存货有很大一部分是虚增过来的，报表上存货周转天数就会比同行业多很多。3、看存货这些年计提减值损失的情况，如果业绩暴雷是由于计提存货减值损失导致，而单个存货本身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值的迹象。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些存货中就可能隐藏了虚增的利润，现在是通过“暴雷”的方法“洗一次大澡”来清洗干净以前年度由于虚增利润而虚增的存货。案例1：比如有一家名叫中银绒业的上市公司，从2008年到2013年，虽然账面上实现净利润累计8.8亿元，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却累计净流出18.34亿元，两者缺口达27.14亿元；同时存货余额从6.88亿元增长至33.02亿元，增加了26.14亿元，非常接近。实际上，中银绒业实现的账面净利润全部体现在存货里面了。中银绒业之所以选择用虚增存货的方式来处理虚增的毛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存货盘点难度较大。案例2：比如2010年至2016年度、2017年1月至9月，抚顺特钢通过虚增存货、减少生产成本、将部分虚增存货转入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等方式，累计虚增利润19.02亿，导致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严重失实，就是一本假账、烂账。四、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如果该造假上市公司主要选择在“建工程、固定资产”项目来消化虚增的利润，识别方法主要有：1、在建工程这些年有没有超乎常规的增长。2、看固定资产周转天数有没有明显提高，如果存在明显提高，可能固定资产有一部分是虚增过来的。3、与同行进行对比，它的固定资产金额与营收总额是否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固定资产与收入比（平均固定资产净值/销售收入）远远大于同行的水平，那么，那些固定资产中就可能隐藏了虚增的利润。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高额债务泰山压顶，在建工程迷雾重重的天齐锂业！》，在建工程的妙处在于由于是在建状态，对它的确认有可能随心所欲而且不容易查证。某些上市公司会选择“在建工程”这个项目，将一些说不清楚流向的钱或者根本子虚乌有的钱一股脑地扔给在建工程，反正查证起来很困难。因此，在建工程更容易成为“垃圾桶”，什么都往里面装。为什么最近披露出来有不少上市公司直接通过虚增货币资金，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造假呢？虚增货币资金，虽然看起来比较容易露出破绽，但相对于其他会计科目，操作起来要容易多了。营业收入虚增，货币资金也随之虚增，直接对应，看起来更“合理”，如果选择其他资产的虚增进行对应，一是容易引起怀疑，二是比较麻烦。比如虚增销售收入，如果选择“应收账款”科目对应，应收账款科目的金额必须大幅增加，就容易引起财报分析者的叽叽喳喳；如果选择“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等科目进行对应，需要通过这些科目，先套出资金，然后，再通过“购买”方式回流企业，要做到与现金流相对应，虽然比较隐蔽，但太麻烦了。因此，虚增收入，还不如直接通过伪造、变造大额定期存单等方式，进行虚增货币资金。这样，只要搞定或成功骗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就大功告成了。曾经还有搞一个银行假支行的，瞒过审计有的是办法。另外，搞不定银行，就搞定事务所，相比较而言，这个比搞银行容易。我要告诉大家，虚增的利润可以藏匿在资产的任何项目中，也就是虚增的利润可以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任何资产形态中。此刻，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市公司会“洗大澡”，也就是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是这些资产突然间就变得不值钱了，大家要问一问，这些资产到底存在不存在？其实它们多半是由于虚增利润而造成的“资产水分”，子虚乌有，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可以说，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往往隐藏着很多秘密。但是，它从哪里来，它必定还要回到哪里去！...

中国益阳市政府官网星期二（1月3日）公布四笔不实化债隐性债务问责结果。2022年来，中国已经有多地公告隐债问责结果。据财联社报道，中国财政部在2022年5月集中通报八起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安徽、河南、贵州、江西、湖南、浙江、甘肃等地。7月29日，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再次披露了八起融资平台违法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典型案例，涉及陕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重庆、江苏、安徽、江西八地，主要包括城投代政府融资、政府为城投提供融资担保、城投抵押公益性资产融资三类问题，发生时间在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2022年以来，在稳增长、促基建、支持地方政府及城投平台合理融资需求的背景下，中央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的工作力度持续加大，严监管政策导向不变，隐债问责呈现出通报频率明显加快。据广发证券统计，2016年以来，24个省因债务违法违规被通报，其中甘肃、广西、云南、湖南和四川被通报案例个数较多。从披露的债务违法违规案例来看，新增隐性债务/新增政府性债务/违规举债是主要的地方政府债务违规形式，90%以上的通报案例都涉及到新增隐债。其次，化债不实也是主要的债务违规方式之一。广发证券进一步介绍，部分平台在通报后短时间内未发债，再次发债的时间点在被通报后的半年甚至一年后。此外，也有部分平台因违法违规举债被通报问责后限制发债。去年以来，在隐性债务“控增化存”背景下，整体融资仍较为疲软。据九鞅科技统计，2022年，全市场城投债发行总量为4.9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滑14%，净融资额达1.03万亿元，占总信用债净融资额的比率为54%，净融资额规模同比下滑60个百分点。其中，市级的城投债净融资额最高，达5841亿元（2021年：1.27万亿元）。区县级别的城投债净融资额为3878亿元（2021年：1.19万亿元），省级别的城投债的净融资额为623亿元（2021年：881亿元）。其占比分别为38%、56%、以及6%（对比2021年，分别为47%，50%以及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长期以来，水果行业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行业的消费升级和价格上涨，让人直呼水果都吃不起了。但另一边，规模巨大的水果产业链并没有诞生具有优质商业模式的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早在2019年，我国水果零售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860亿元，突破万亿规模。在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和2021年，水果零售市场规模分别为11120亿元和12290亿元。但是，国内资本市场上长期以来却缺乏足够优质的水果产业链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宏辉果蔬整体规模并不大，商业模式难言优质。而在港股市场，洪九果品今年9月在香港上市。这个榴莲巨头虽然已经是行业翘楚，但距离优质上市公司仍有一段距离。庞大的市场和并不廉价的水果，与并不优质的上市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人不禁感叹，让人买不起的水果，利润到底去哪了？本文对水果行业有以下几个观点：1，水果行业的低利润并非中国“内卷”特色，国外龙头也是如此。即便是都乐这样已经打响自身独立品牌、布局覆盖全产业链、在多个领域形成份额优势的行业龙头，年度营收超60亿美元，但毛利率也不到10%。2，水果行业的低利润主要来自于非标准化和高毁损率。在种植端，生产“靠天吃饭”，供应本身具备不稳定和价格波动的属性。而在物流端，水果产品易腐、易烂特性，使得毁损率高达30-40%。3，短期来看，水果产业链最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在上游和深加工领域。在上游，地域品牌和行业协会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产品标准分级的前置，提升溢价能力。而在深加工端，无论是果汁、罐头还是其他产品，均将水果这种非标品转化为标品，更容易跑通商业模式。/ 01 /高价水果，与和不赚钱的水果产业链近年来，水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已经成为了常态，但是水果产业链企业利润空间一直不大。根据瑞达期货统计数据，富士、香蕉、葡萄、鸭梨和西瓜5种水果在国内周度批发价格虽然呈现出季节性变化，但整体来看，除2019年夏季水果产品因气候影响价格暴涨外，自2018年至2022年，5种水果周度批发价格呈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具体来看，2018年年初5种水果批发均价基本在每公斤5元的价格位，而在今年年初，其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公斤7元左右。与此同时，进口水果的大量出现以及资本的介入，再一次推高了水果产品的价格。从2014年开始，中国进口水果行业进入加速期。在新冠疫情影响前，中国水果进口增速持续提升。在2019年，我国鲜果进口量达587.0万吨，进口额达到86.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0.6%和23.6%。新冠疫情后，我国鲜果进口量增速有所下滑，但进口量和进口金额依然保持正增长。不过，水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并没有直接带动水果产业链的利润提升。以此前在港股上市的洪九果品来看，在2019年至2021年，其销售毛利率分别为18.91%、16.58%和15.69%，甚至出现了一定下滑，同期净利润率分别为7.85%、0.05%和2.84%。要知道，洪九果品主要销售售价更高、利润率更高的品牌水果产品，其毛利率水平尚且不到20%，净利润率在正常年份不到8%，水果产业链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见一斑。事实正是如此，水果产业链企业并非是暴利行业。如在A股上市、以销售库尔勒香梨为主的香梨股份，其在2020年水果产品毛利率仅为4.47%。宏辉果蔬在2019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为15.47%，净利润率为9.27%。不止我国，即便是产业链更为成熟的欧美水果企业，依然难以逃脱低利润的命运。如已经在全球香蕉、菠萝等品类打响自身品牌的都乐，在今年前三季度的毛利率也仅为6.4%。又如主打牛油果产品的水果分销商Mission Produce，其毛利率在2020财年和2021财年分别为14.4%和14.0%，在2022财年则下降至8.6%。至少从已经上市的水果企业来看，这些企业普遍没有高利润。/ 02 /水果盈利难的两个原因水果企业的低利润，本质上是水果产业本身非标准和规模不经济引起的。水果产业链本身就具有“靠天吃饭”、难以统筹等特点。如今年南方大旱，脐橙产品显著减产。随之遭遇降水，脐橙大量裂开，导致市场供应减少。这也意味着，水果产业链本身具有供给不稳定和价格波动属性。长期以来，水果行业形成了产地农户到代办、再到批发市场，最后分销至各个零售业态这一水果流通主要链路。其中代办和批发市场负责产品分级的流程，根据水果品质进行不同定价，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分级促进产品的标准化，成为了核心环节。同时，由中间批发环节负责产品标准分级流程，一方面难以避免层层加价的事实，另一方面则容易出现压货等实际问题。近年来，水果产业链正在探索标准分级前置及零售端产地直采等新方向。而更为重要的是，水果行业在上游生产端和中游物流端存在显著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在上游生产端，水果产量依赖于种植面积、果树品种和管理能力，难以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同时，水果行业往往存在显著的需求更新效应，当新品种被市场接受后，老品种水果种植效益会大幅下滑。这也意味着，种植行业往往需要面临严峻的生物性资产折旧以及新品种种植带来的资本投入问题。而在中游物流端，水果产品毁损率高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调研报告，水果行业的损毁率普遍在30%-40%之间波动。这也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水果在运输至零售终端过程中彻底损失，尤其葡萄、香蕉、草莓等软质水果，毁损率偏高。随着冷链物流的应用，这一问题逐渐得到缓解，但仍未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种植端往往需要面临巨大的采购波动，批发分销商则需要承担物流毁损，零售商在承受损毁压力外也存在线下店面、人工等成本。这也导致了，水果产品虽然价格一路上涨，但整个产业链并没有诞生优质的商业模式。/ 03 /上游和深加工环节，或成产业突围方向短期来看，水果产业链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主要在上游以及深加工领域。一方面，目前产地端已经探索出了一定的品牌发展经验。如赣南脐橙、阳山水蜜桃、新疆哈密瓜、丹东草莓等产地品牌，部分产地品牌甚至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品牌协会，对产品标准和价格有着严格把控，更容易实现商业化突破。同时，水果领域也存在一定打造独立品牌的机会。如褚橙这个品牌，本身借助名人的影响力加成，以高标准产品打响口碑，成为国内水果领域为数不多的知名独立品牌。另一方面，对于中游分销商和下游零售商来说，把控上游知名品牌同样是更佳的商业模式。如洪九果品是中国最大的榴莲分销商，2021年在泰国榴莲采购量占中国向泰国榴莲进口总量的10.1%。相对而言，榴莲产品利润更高，2021年毛利率达到20.7%，这也带动洪九果品毛利率要高于一般水果企业。对于普通水果来说，知名产地品牌也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如宏辉果蔬在国内销售普通果蔬毛利率在2019年为14.33%，而在国外销售知名产地品牌果蔬的毛利率则达到了19.32%。此外，水果产业链的深加工，同样也是提升利润率的手段。典型代表即是近期在北交所上市的田野股份。田野股份主要从事热带果蔬原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是原料果汁。在疫情之前，田野股份也从事热带水果种植业务。近年来，田野股份受益于下游新茶饮行业的发展，其原料果汁业务毛利率基本保持在30%左右，这一水平已经远高于鲜果销售行业。同时，田野股份在疫情前从事的鲜果销售业务，作为果汁行业的附属，产品质量更高，其毛利率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了59.17%和66.11%。除此之外，主销苹果汁的安德利在2021年起果汁、香精主营业务毛利率为19.51%，而附属的果渣业务毛利率则达到了44.61%。实际上，水果的深加工，无论是果汁、罐头还是其他形式产品，均是将非标品的鲜果打造成标品，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利润。在短期内物流损毁难以解决的前提下，水果产业链中游和下游的生意并不好做。相对而言，上游品牌和水果深加工，更容易诞生水果产业链的真正龙头。...

“10床！给你这个！”几十分钟过去，窄门终于开了两搾宽，身着蓝色防护服的医生探出头来大喊，旋即匆匆转身闭门。12月24日深夜，保定市满城区一家二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门外，医生和家属的沟通，显得紧迫仓促。时间在医生看来，就是生命。医生在和死亡赛跑，病人家属也得跟着作出同样的反应，自行消化通知书或者病例单上医学术语的意义。昏暗的灯光下，走廊里都是等候的病人家属。年过60的胡金秀身子嵌在座椅里，听到医生的喊话后，猛地抬起头，确认不是老伴的床位，旋即又低下头，和作者聊起来。她已经在监护室门外等了10余天，患有食道癌的老伴儿，因感染新冠病毒，病情加重，紧急送来看护。因为休息不好和担心老伴状况，她的眼皮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密密的细纹爬满眼角。胡金秀最害怕夜里听到医生的喊话。因为坏消息常常在深夜到来，凝重而悲痛的哭声，会立即淹没整个走廊。不过，幸运的是，医生在白天已经通知她，老伴已经渡过危险期，不日即可转到普通病房。拥有千万人口的河北保定，于12月10日达峰后，迎来一波汹涌的重症高峰期。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中、重症病人冲破基层医疗体系，涌进县城医院，医疗挤兑的苗头出现。12月20日后，保定重症患者情形似乎好转起来，病房每日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当晚6点，凤凰网《风暴眼》踏入这家医院时，整个院区在夜色笼罩下，显得格外静谧。楼外设置的发热病人候诊区，四排座椅已经空无一人，一楼的挂号区、候诊大厅和急诊室也没人排队，整个院区除了胸痛中心和重症监护室外，几乎见不到人。保定市某县城医院发热病人候诊区重压下的县城医院正渐渐从沸水般的焦灼中平息下来，等待着与这座城市共同迎接新生。ICU床位紧缺，大白肺父亲在普通病床挣扎三天保定市某县城医院重症监护室外12月上旬，胡金秀检测出新冠阳性，担心传染给患有食道癌的老伴，遂提前将老伴送进医院。她带老伴办理入院手续时，住院区人还不多，过了三四天，涌入病房的患者才开始爆满。但胡金秀没想到，老伴当天在医院感染新冠，凌晨3点多忽然开始发烧，呼吸不畅，痰咳不出来，急忙转到重症监护室。当时转重症监护室还比较顺畅，无需排队，胡金秀说。但是两天后，医疗挤兑的苗头就出现了，重症患者一下子涌入医院，有些病人刚到急诊室就没救了。ICU床位十分紧缺，再危急的病人，也只能排队等床位。多位患者家属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约有20张病床，远远满足不了病人需求。丁家晖带父亲在普通病房排了快三天队，才把父亲送到ICU监护室。丁家晖的父亲原本没有基础病，但新冠引起了并发症，呼吸衰竭。最初他只是咳嗽两声，吃了止咳药就没事了。丁家晖也没放在心上，直到12月18日早上，父亲突然昏迷。他赶紧拨打120，送到医院，拍CT后，才发现父亲已是大白肺。但是因为床位紧张，父亲只能暂时呆在普通病房硬扛，等候通知。丁家晖整夜整夜地看着父亲痛苦挣扎，由于缺氧和疼痛，这位老人意识开始混乱，只会暴躁地挥舞双手。焦急的儿子喊来护士打了镇静剂、止痛针，效果仍不理想。“眼睁睁看着他痛苦，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时最需要的就是呼吸机。但普通病房根本没有，只能简单输液治疗，只有ICU能够满足这些医疗条件。”守候在ICU外的丁家晖，声音低沉，眼睛布满血丝。虽然他感染轻症已经康复，但在医院里看到病毒的凶猛，为了防护好自己，始终严实地戴着黑、白两层口罩。根据2018年底的招标公告，这家医院重症监护室配有高端麻醉机、高端有创呼吸机、高端无创呼吸机、重症插件式监护仪等设备，各类呼吸机至少有14台。在疫情暴发的当下，这些有限的设备成了救命的希望。但对于爆满的病人来说，它们仍是杯水车薪。进入窄门，生死未卜从对面楼层看去，ICU外等候的家属躺满走廊一扇ICU的窄门，对很多家属来说，却是亲人如枯木回春的大门。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院取消病人家属探视。家属如果想了解情况，只能通过一扇门，经由医生传达，医生有时也会安慰病人家属，拍视频给家属看。因为ICU收治的多是新冠叠加基础病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医院要求家属24小时等候，必要时签署知情同意书等。从12月10日开始，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和回廊里，除了固定的几排座椅外，余下空地，几乎都是病人家属临时在医院买的简易行军床，或者地铺，被褥、暖水壶、盆具等生活必备品，杂乱地堆放在旁边。家属们以他们能做的最大极限，守候在病房外，期望与亲人共渡难关。保定市某县城医院ICU在ICU外踞守十来天的胡金秀见证了医院重症监护室最危急的时期。她记得很清楚，一个80多岁的糖尿病人，下午送来，夜里2点去世。最年轻的病人才34岁，傍黑送来时，肺都白了，意识模糊，凌晨2点多，人就没了。前一天夜里，还有家属为一位40多岁尿毒症患者签了放弃治疗同意书，患者以前常要做透析，病情刚有所好转，就在疫情中倒下，陷入持续昏迷。胡金秀感到惋惜：“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噩耗到来时，走廊里通常回荡着悲痛的哭声。等候区的家属们会立即明白，又一位病人离世了。凌晨两点，一位中年女子知悉80多岁的婆婆未能挺过来时放声大哭。一旁的胡金秀知道，这对婆媳感情深厚，女子结婚八年，生了两个孩子，全靠婆婆帮助照顾，婆婆待她更是视若己出。从12月11日开始，一直到17日前后，ICU监护室外每天不时都会爆发阵阵哭声。至少两位家属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这一阶段，每天都要听到3-4人的噩耗。监护室的门一开，医生喊着床位号，通知家属做紧急抢救，没几分钟就宣告了死亡，有些家属甚至来不及痛哭，就被拉走了。死亡以一种寻常的方式出现时，看似仓促而残酷的处理方式背后是效率为首——医院在努力和死亡赛跑。因为ICU床位太紧张，从宣告死亡到腾出床位，中间的速度越快，就越能为其他病人争取生的机会。不只医院ICU每日都要面临残酷的死亡，在农村地区，很多没条件的老人，甚至去不了医院。离该医院5公里的李家佐村，近日接连举行两场葬礼。25岁的林风告诉凤凰网《风暴眼》，逝者是他的远房亲戚，均患有基础疾病，如脑血栓、小脑萎缩，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感染新冠后，病情加重，都未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在保定的一些乡村，当缺失了官方统计数据后，因疫情死亡的数字更像是一种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村民们和出租车司机们，总是以一种不可怀疑的态度，说着骇人的数据，但若说起身边是否有真实发生的案例时，却都表示未曾听说过。不过他们都有个明显的感受：今年冬天，殡仪馆和火葬场的生意多了起来。凤凰网《风暴眼》走访位于满城区抱阳村的殡仪馆时，附近多位村民表示，半月前，来这家殡仪馆火葬的人员都排队。抖音上流传的一则视频也显示，平时冷清的殡仪馆，在12月18日，停车场里突然停满了车辆。评论区有人表示往年冬天也是老人死亡高峰，也有人称自己所在的村子十多天已有8人去世。（也有人表示村里最近一天就有数人去世）抖音截图不过，上述殡仪馆负责人对火化量增大有另一种解读。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近期，殡仪馆每天的火化量确实比以往多了一些，但这与疫情关系不大。“因为保定西边的殡仪馆拆迁，他们迁走以后显得我们的火化量多了。”当凤凰网《风暴眼》提到在医院了解到的死亡情况，询问这些死亡病例是否导致殡仪馆火化量增加，该负责人表示对此并不清楚，随即换了一副表情，不再做任何答复。保定市某县城殡葬服务中心很难说去世的人员变多有几成受疫情影响，但这个特殊时期，抱阳村村民明显感受到殡仪馆的忙碌。“殡仪馆就在几十米外，这条道较往年没这么堵车，最近总是水泄不通，路过时总有几辆车拥挤在殡仪馆门口，都是排队等火化的家属。”一位村民说到，“保定现在都买不到棺材，价格翻倍，平常一千的现在都卖三千了。”十余天里，已有三个病人转危为安这场来势凶猛的疫情风暴，似乎开始降低风力了。在经过一波感染高潮的半个月后，重症监护室里的死亡人数降下来了，一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也从ICU床位上转到普通床位。“重症监护室外，深夜死亡的人数下降了，之前院里传来的救护车进进出出的声音也很少听见了。”胡金秀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前一天有个病人转入普通病房，这是她在医院十余天里，知道的第3个转危为安的患者。她的老伴可能会是第4个。白天她刚收到通知，老伴病情平稳，已经拔管了，再观察几天也将转入普通病房。另一位家属谢康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能感觉到疫情高峰期已经过了，现在这儿每天去世的人，比前几天少了不少。”更多病人转换病房，意味着病人脱离危险。等候区的家属很明显也平静了许多。12月24日夜里9点，监护室门外回廊里的灯已经熄灭，有些头发花白的老人，熬不过长夜，开始沉沉睡去。一些人低声攀谈，还有人因为饥饿出去买了面包，当作夜宵。即便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医院的ICU 床位和相关资源依然不足。9层的普通病房里，仍然躺着不少排队等待ICU床位的病人。目前，基层医疗体系正在随放开政策迅速作出调整。12月28日，河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保健康、防重症”，备足医疗救治资源，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元旦前要实现发热门诊全覆盖。此外，还要增加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加快亚定点医院改造建设，完善分级诊疗体系。1月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服务人口15%-20%的标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齐配足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的中成药、退热药等，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氧气袋、氧气瓶以及制氧机等设备。此外，针对感染风险最高的老年人，多地还要求科学制定养老院等场所的防控措施，并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凤凰网《风暴眼》在满城区走访的两家养老院，都采取着严格的封控管理措施。一家中高档养老院工作人员表示，这种封闭状态已经从9月持续到现在。“这也是为了老人的安全。如果老人生病，我们和医院对接，120直接送到医院。也会和药房对接，头疼脑热、降压药、血糖药，都是给药房打电话，一会儿就送过来了。”保定市某县城一家养老院另一家普通的养老院也已管控2个多月。工作人员称，院里的老人基本都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封控比较严格，哪怕是物资，都要严格消毒。为了应对风险，养老院里已经储备退烧药，院内还有护士站和医务室，8名医护人员随时看护。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上述两家养老院统共60多名老人，目前还无人感染。如今，走在满城区的街头、商场和乡间的道口，已多了些许“烟火气”。抱阳村里的集市口，能看到许多肉摊、烧饼铺、菜摊，有不少村民骑着电动车，在摊贩前挑拣东西。一位卖豆子的老人，看起来已经立在寒冬中许久，生意有些无人问津。当凤凰网《风暴眼》作者走近想与她聊聊疫情时，她似乎没什么兴致，只是用一双粗糙而干裂的手，从蛇皮袋里捧出一抔青黄的豆子，带着浓厚的方言说：“你看，这豆子多好，买点吗？”保定市一村庄已开始恢复生活气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胡金秀、丁家晖、谢康、林风为化名。）...

做空日本国债以期望收益率飙升的投资策略，在过去20多年一直被业内称作“寡妇交易”，因这一高风险交易往往容易遭遇巨大损失。然而如今，随着日本央行去年12月出人意料地调整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寡妇交易”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回归”……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24日的一周内，外国投资者净卖出了价值4.86万亿日元(约合371.6亿美元)的日债。这是日本财务省自2005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最大的单周抛售规模，超过了去年6月所创下的4.81万亿日元的前高纪录。最新的抛售潮，凸显出海外投资者正大举押注。随着日本CPI持续攀升，日本央行未来料将需要进一步调整其超低利率的宽松政策。SMBC日兴证券策略师Ataru Okumura表示，投资者建立了大量空头头寸，因为他们预计(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调整。12月20日，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决定将基准10年期日债收益率的目标区间从0.25%扩大到0.5%，这加剧了外界对日本央行将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的猜测。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此后曾攀升至0.48%，为2015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时隔七年首度转为正值。据日本媒体上周报道，日本央行正在考虑在本月上调通胀预测，以显示2023财年和2024财年的物价涨幅将接近2%的央行目标，这给日债收益率带来了进一步的上行压力。日本央行连续第四日“死扛”在日本央行12月对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作出重大政策后，多家机构目前正押注日本央行在今年还将宣布更多紧缩措施，施罗德和BlueBay资产管理等基金公司就坚信日本央行将作出更多转变。而显然，做空日债豪赌收益率将进一步走高，无疑是这些机构人士最为直接的押注方式。这也给当前并不打算承认已作出重大政策转向的日本央行，再度出了一道严峻的难题。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周三就再度承诺，将继续放宽货币政策以实现物价目标。在宽松政策推动下，日本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切都令得日本央行不得不主动加大对日本债市的干预力度。周三，在结束了元旦小长假后，日本央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宣布将进行计划外的债券购买，以反击市场有关该行正迈向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猜测。日本央行上周针对10年及以下期限债券进行了无限量和固定数量购买操作，并宣布将向银行提供两年期无息贷款。根据统计，为捍卫最新的收益率目标上限，日本央行在12月按固定金额和固定收益率进行的购债总规模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逾17万亿日元（约合1280亿美元），超过了今年6月（16.2万亿）的前历史纪录。东京NLI研究所(NLI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级经济学家Tsuyoshi Ueno表示，市场上关于日本央行将减少货币宽松的猜测有可能进一步滋生。他指出，日本央行将不得不继续购买债券，以限制收益率的上升。最终，这一回究竟将会是市场上做空日债的“寡妇交易”落败，还是日本央行在不久的将来作出更多妥协，投资者在接下来不妨好好拭目以待……...

信托计划底层项目存在超融现象“我有权利不让你们说话，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不是我欠你们钱，是旭辉欠你们钱”……投资的信托产品兑付期限已过，资金没有收回来，讨要说法时还被“粗口”呵斥，这让兴业信托一款产品的投资者们，感到有些愤懑。近期，一则疑似兴业信托工作人员“怒怼”上门讨要说法的投资人视频，在网上传出后，一时引起舆论哗然。第一财经从投资人处了解到，上述涉及的兴业信托产品，名为“兴业信托•筑地 D015（旭辉杭州新塘）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筑地计划”），2021年4月发行，募集资金4.5亿元，2022年10月到期兑付。但时至今日，兑付金额只有2000万元，投资人和信托公司人员的争执也由此而起。除了兑付金额不足，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后发现，筑地计划的资金投向了杭州市萧山区滨旭府项目，该项目最终的拥有方是地产商旭辉集团。此前，该项目已由兴业银行提供18亿元开发贷款。而开发贷的审批意见通知书中明确显示，该项目不得新增其他融资及对外担保，项目公司股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得在其他机构融资或再设置其他抵押。也就是说，兴业信托通过筑地计划向该项目融资，本身就不符合兴业银行规定。兴业信托是兴业银行子公司。除此之外，信托计划还存在投后管理缺位、触发对赌却未执行等一系列问题。“信托计划到期后，旭辉集团通过退出信托计划交易对手方杭州旭辉股东名单的方式，将子公司变为孙公司，有对抗诉前查封保全嫌疑。”一位地产公司项目负责人说道。违反兴业银行规定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信托计划”合作协议，该信托计划募资总规模不超过4.55亿元，其中不超过4.5亿元用于对杭州昌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昌禾公司”）进行股权投资，SPV公司持有杭州昌安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昌安公司”）股权，进而通过昌安公司持有杭州兴塘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股权，并最终投资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与新如路交汇处的“滨旭府”项目。合作协议显示，至上述合作协议签订之时，筑地信托的交易对手方杭州旭辉（杭州旭辉置业有限公司）已向昌禾公司足额出资11.14亿元。股权投资完成后，兴业信托持有昌禾公司40.4%的股权，并间接持有项目公司20.6%的股权，杭州旭辉持有昌禾公司59.6%的股权。项目公司正常运作后，投资人取得收益的退出方式，为昌安公司取得项目公司的减资或分红后，通过昌禾公司向兴业信托及杭州旭辉进行分红或减资。“信托计划”投向图为了进一步增信，旭辉集团（杭州旭辉母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退出杭州旭辉股东行列）还为该信托计划出具了“代偿承诺函”，约定如杭州旭辉未按约定向兴业信托偿付（包括未足额偿付）任何应付款项，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旭辉集团代偿。与债权信托一样，通过股权信托融资，是房企融资的一种常见形式。一位地产公司投融资业务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通过股权信托，可以避开和已有开发贷间的冲突。“如果要做成债权信托的话，整个项目的土地要抵押给信托公司，但它实际上是已经做了开发贷了的，所以原有的资产已经抵押给银行了，没办法再抵押给信托，所以它就做了一个股权，业内叫做投资类信托。”然而，“滨旭府”项目通过驻地信托融资前，兴业银行已经为项目提供了18亿元开发贷。第一财经获取的信用项目审批意见通知书内容显示，兴业银行同意给予项目公司授信额度18亿元，有效期1年，用途为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3年，资金专项用于“滨旭府”对应的萧政储出【2020】3号地块项目开发建设。兴业银行放款前还为此设定了前提条件：除该行融资外，项目不得新增其他融资及对外担保，项目公司股权、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均不得在其他机构融资或再设置其他抵押。第一财经获取的项目公司开发贷审批意见通知书开发贷的融资借款合同约定，兴业银行提供的上述18亿元开发贷，始末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至2023年5月26日。而筑地信托的存续时间为2021年4月至2022年10月。开发贷的融资借款合同根据筑地信托合作协议约定，兴业信托发行该信托的前置条件之一，是“项目公司开发贷已还款金额不低于2.5亿元”。开发贷剩余的15.5亿元何时偿还，兴业信托和旭辉集团似乎并未做出解释。信托计划合作协议超额高息融资除了与兴业银行设置的前提不符，“滨旭府”的融资金额，可能超过项目开发的实际资金需要。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取的筑地信托推介材料，“滨旭府”项目的总成本为37.37亿元，减去土地成本22.02亿元，其余成本为15.35亿元。信托计划推介材料但中国土地市场网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3月，杭州旭辉名下的昌安公司，就以21.37亿元、附加3%的自持比例为代价，竞得萧政储出〔2020〕3号项目。素材来源：中国土地市场网根据公告，这笔交易尾款支付时间为2021年3月19日、约定交地时间为2021年3月30日。也就是说，杭州旭辉在信托计划立项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项目土地，如果去除22.02亿元土地成本后，仅兴业银行批复给项目公司18亿元的开发贷，就足以覆盖其余15.35亿元的项目成本。“为何旭辉集团还要大费周章，通过信托计划再向该地产项目融资4.5亿元，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上述地产公司高管说。从融资成本来看，旭辉集团通过信托计划募集资金的利率在10%上下，而开发贷利率为“一年期LPR+0.9%”，毫无疑问要比信托计划低不少。开发贷借款利率 素材来源：开发贷项目融资借款合同信托计划融资成本 资料来源：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放着利息成本更低的开发贷不用，要用利率更高的信托资金（即使该信托产品的利率在同类产品中较低），旭辉为什么这么做有点看不明白。”一位专注于信托的律师对第一财经说。不翼而飞的11.14亿元资本金更让人看不懂的，还有信托计划的资金监管和账目计入方式。根据信托资金管理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信托计划成立开始至2022年二月末为止，昌禾公司所有者权益由信托计划和杭州旭辉共持有15.64亿元（其中16.78万元为实收资本，其余为资本公积）。但到了2022年5月末，昌禾公司所有者权益突变为仅余信托计划持有的4.5亿，杭州旭辉所持有的11.14亿元则全部消失。信托计划各级企业资产负债表 记者根据兴业信托资管报告整理信托计划合作协议显示，杭州旭辉注资给昌禾公司的11.14亿元中，注册资本为10万元，其余11.139亿元被计入至资本公积。根据企查查信息，杭州旭辉在昌禾公司的10万元注册资本却一直未减少。也就是说，昌禾公司的工商登记并未变更，但杭州旭辉的出资，却已经“不翼而飞”。面对投资人的质疑，旭辉方面回复称：昌禾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及所有者权益减少11.14亿元，系因该司核算需求账务调整所致，无实际现金流，昌禾公司的兴业信托方股权价值来自于其通过入股 昌禾控股杭州昌安从而间接持股杭州兴塘，杭州兴塘股东权益无损害，不存在股权价值缩水。杭州旭辉给投资人的回复根据杭州旭辉回复则显示，截至2022年9月30日，滨旭府项目销售回款已达19.5亿元，而信托项目推介材料显示该项目预计销售收入为41.38亿元。但公开披露的信托资管报告显示，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昌禾公司和昌安公司的货币资金均为“0”。也就是说，截至2022年9月30日，在房地产项目销售即将过半（销售回款19.5亿）情况下，底层房产销售回款没有一分钱回流到昌禾、昌安公司账户中。子公司股权辗转腾挪销售回款迟迟未能回流昌禾、昌安公司账户，2022年10月份信托计划到期，4.5亿元的信托资金投入最终只兑付了2000万元。2022年12月12日，兴业信托在受益人大会中称，2022年10月20日这笔信托计划到期后，旭辉集团申请对信托计划予以展期，并与杭州旭辉一起签署债务确认及展期协议，核心内容如下:对旭辉集团、杭州旭辉2022年10月20日应支付的51519.99 万元债务款项予以展期。旭辉集团对上述展期后债务继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展期期限自2022年10月21日起至2024年10月20日止。“该展期计划并未和投资人做任何沟通。”一名信托计划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此外，第一财经记者还发现，上述展期协议中约定，兴业信托将杭州旭辉持有的60% 昌禾公司股权，转移到兴业信托名下，从而实现信托计划与旭辉集团的风险隔离。兴业信托投资人受益人大会议案旭辉集团一边申请展期及隔离风险，一边对名下子公司股权开始“辗转腾挪”。2022年10月20日信托计划到期后，10月21日，旭辉集团立即退出了信托计划对手方杭州旭辉的股东名单。此前，旭辉集团以495万元的认缴出资额，持有杭州旭辉99%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旭辉集团退出后，杭州丰惠和杭州丰麦分别认缴出资247.5万元，各自持有杭州旭辉49.50%的股份，代替旭辉集团成为杭州旭辉前两大股东。杭州丰惠和杭州丰麦均是旭辉集团旗下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也就是说，经过一番股权变换后，杭州旭辉由“旭辉集团子公司”变化为“旭辉集团孙公司”。不止于杭州旭辉。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信托产品违约前后，即2022年10月19日至11月18日期间，旭辉集团变更了旗下数十家子公司股权，有些甚至直接“将旗下子公司出表”。数据来源：企查查“这种做法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诉前保全和查封。”上述地产公司高管对记者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信托增信措施包括旭辉集团代偿承诺，也就是说旭辉集团要为整个信托计划兜底，股权调整并不能根本上逃避责任。”一名律师表示。但旭辉集团出具的“代偿承诺函”显示，在杭州旭辉未足额兑付款项的前提下，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旭辉集团代为偿付。换言之，旭辉集团兑付的前提是兴业信托履行监管职责，但从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的种种迹象来看，兴业信托履行监管的意愿似乎并不强烈。根据信托推介材料，在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6个月、9个月、12个月、15个月时间内，一旦发生“项目公司、平台公司不含融资累计回款低于3.3亿元、6.2亿元、12亿元及20亿元；及昌禾公司累计回款低于1.6亿元、3.1亿元、6亿元及10亿元”的现象，即触发A类对赌条件，此时兴业信托有权要求杭州旭辉无条件收购信托计划持有的SPV公司全部股权，杭州旭辉应无条件配合。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虽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昌禾公司、昌安公司账面上货币资金量一直为0，但似乎兴业信托并未要求杭州旭辉、或者旭辉集团，按计划回购信托计划所持有的股权。旭辉集团资金承压投资者无法如期收回本息，与旭辉集团现状不无关系。2022年11月1日，旭辉集团发布公告称，九月以来，市场进一步恶化，销售疲弱，行业融资愈趋困难，集团现金流恶化程度超出预期。同时集团部分融资因评级下调触发提前兑付条款，境外兑付压力在短期内剧增。“截至本公告之日，本集团的境外债务总额(包括银行贷款、优先票据和可换股债券)约68.5亿美元，暂停支付的款项(即到期未付的本金和利息总额(含因部份债权人按照相关融资的条款行使既有的求偿权产生的款项)达到约4.14亿美元。”公告称，经咨询法律意见，该公司暂停向所有境外债权人进行支付，以确保公平对待所有境外债权人。记者梳理发现，旭辉在2022年9月后被频繁下调各项评级。其中，惠誉在9月21日和10月12日分别下调旭辉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高级无抵押评级和未偿付票据评级，最终评级为“CC”，意味着违约可能性较大；穆迪则在2022年10月8日和10月17日，两度下调旭辉控股的公司家族评级和高级无抵押评级，最终评级分别为“Ca”和“C”；10月14日，汇丰研究报告称，旭辉未能如期支付2025年到期的可转换债券票息，构成违约，将其股票评级由“持有”下调至“减持”。随着11月28日晚间房企股权融资这“第三支箭”的正式落地，信贷、债券、股权三个融资渠道“三箭齐发”，合力推动房地产融资，旭辉集团能否走出困境，信托计划投资人能否及时得到兑付，文章中提到的种种“匪夷所思、不符合常理”的现象，旭辉集团和兴业信托能否做出合理解释，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

iPhone 是手机性能的扛把子，加上软硬兼修的技能，用个两三年不在话下，反倒是电池最先扛不住。新手机刚买回来用的时候，基本都能坚持一天一充，轻度使用两天一充都没问题。久而久之，手机就变成了一天两充、三充......本来，手机电池损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大不了换一块就是了。可是 iPhone 历来坚持一体化设计，没法自行更换电池，官方换电池的价格又高得离谱，让人很是难受。而且，日前的一则新闻，又让 iPhone 用户的处境雪上加霜。一、苹果电池，全线涨价最近，苹果在官方支持页面赫然宣布：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iPhone 14 之前的所有 iPhone 机型的保外电池服务费用将增加 RMB 169。要知道，iPhone 换电池的价格本来就不便宜。iPhone X 到 iPhone 13 这几代全面屏机型，目前的保外换电池的价格是 519 元，涨价后将来到 688 元；各代 iPhone SE 和 iPhone 8 等非全面屏机型，目前保外换电池价格是 359 元，涨价后将来到 528 元。涨价 169 元是什么概念？对于很多安卓品牌的非旗舰手机来说，单是这涨价的钱，已然够换一次手机电池。贵一点的如华为旗舰机型，加上人工费也不会超过 300 元。为什么 iPhone 14 这次没涨呢？很简单，iPhone 14 刚发布的时候，已经上调了保外换电池价格，需要花费 748 元。老 iPhone 换电池涨价之后，基本就和 iPhone 14 扯平了。更别说，华米 OV 还经常推出优惠活动，提供半价换电池优惠。例如，华为官方有 99 元起“一口价换电池”活动，时间跨度、机型覆盖范围都很广；小米服务周期间会推出 8 折换电池优惠，每月轮换支持的机型，去年米粉节期间更有 49 元换电池活动。当然，苹果此次的涨价并非针对国行，而是全球性的调价行为。比如美区 iPhone 换电池服务就涨价 20 美元，幅度与国行大致相当。除 iPhone 以外，Mac 和 iPad 的保外维修价格也有所上涨。至于涨价的原因，有说是成本和物料上涨，有说是通胀和汇率因素，比较合理的猜测是带动更多消费者选购 AppleCare+ 服务。毕竟购买了 AppleCare+ 的消费者不会受涨价影响，一旦他们的 iPhone 电池容量低于原规格 80%，就可以找官方售后免费更换电池。要是不幸碰上碎屏、碎后盖这样的大修，AppleCare+ 更是能为用户省下上千元的维修费用。听起来 AppleCare+ 很划算是不是？但是 AppleCare+ 可不便宜，比如 iPhone 14 系列官网两年期服务价超过 1000 元，其他渠道的优惠价一般也得小几百元，已经可以给新 iPhone 买高一挡配置，或者升一级型号。换做你，你会怎么选？迫于高额成本，不少 iPhone 用户在电池老化不耐用之后首先会想到换手机，而不是换电池再战——换电池太不划算了！往小了说是让消费者多花钱，往大了说可能加重电子垃圾问题。二、可拆换电池，文艺复兴？要是我们自己能拆 iPhone 后盖，自己能换电池，哪轮得到苹果赚这么多钱呢？正巧，面对手机电池问题，刚刚立法统一手机接口的欧盟又要动手了。不管是 iPhone 还是安卓手机，可能都要回归当年的可拆卸电池设计。欧盟议会和理事会于去年 12 月达成临时协议，将全面修订欧盟电池规则。新规要求电器采用便携式（portable）电池设计，让消费者能够轻松拆卸和更换电池。相关立法生效三年半后，包括手机在内的各大电器若要在欧盟销售，必须采用便携式电池设计。这也就意味着，将来 iPhone 和安卓手机要么电池盖支持拆卸，要么上面的螺丝能轻易拆下，就像十几年前我们用功能手机那样。从欧盟的设计来看，这则新规好处多多，一来方便消费者，二来能有效应对社会和环境风险，促进循环经济，减少电池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除了手机，欧盟新规还涵盖 SLI 电池、灯交通工具（LMT）电池、电动汽车（EV）电池和工业电池等。欧盟为此设立了宏伟的目标，便携式电池 2023 年收集率达 45%，2027 年达到 63%，2030 年达到 73%。新电池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回收材料，包括 16% 的钴、85% 的铅、6% 的锂和 6% 的镍。考虑到欧盟的强制力，相关规定若能成型，定然能为世界其它地区树起先例，我们同样也能用上能拆电池的手机。智能手机用户尤其是 iPhone 用户，有望从此免受天价电池之苦。不过话又说回来，欧盟的新规真能让可拆换电池手机复兴吗？我们不妨循序渐进，做个可行性分析。三、谁说可拆卸电池不防水？和取消耳机孔相似，手机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一大原因是为了防水。但不少网友认为，可拆卸电池设计和轻薄防水并不冲突。三星 XCover 系列三防机型就是支持可拆卸电池的，此外市场上也曾有过不少支持防水防尘，同时保持身材纤薄的机型。比如一代人的梦中情机——摩托罗拉“戴妃” Defy，采用的就是电池可拆卸设计。Defy 发布于 2010 年，支持 IP67 防水防尘，是摩托罗拉旗下首款三防手机。摩托罗拉 Defy彼时的手机市场上，三防手机大多身材厚重。但 Defy 成功把三防机做到了和普通智能手机一样的体积，3.7 英寸大屏、13.4mm 厚度、1540mAh 电池，在当时均是主流消费级安卓智能手机水平。图自iFixitDefy 还搭载了德仪 800MHz 处理器、512MB 大内存（当时许多入门机只有 256MB），性能不俗。加上“水货”经常能干到 1000 多元的白菜价，Defy 妥妥地成为了一代神机。不只是摩托罗拉，早年间主流手机大厂搞防水的不在少数。比如三星搞坚固型（rugged）三防手机就很勤快，代表机型是其 Xcover 系列。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里，三星也早早地加入了三防机能。三星 2014 年的旗舰 Galaxy S5，既采用可拆卸电池设计，也支持 IP67 防水防尘。三星为该机推出过一支广告短片，专门展示防水功能的各种用途。等等，你拿手机上泳池干什么？什么？你觉得 IP67 的防水不够看？那就看看这款九年前的华为神机——华为 Ascend G350，号称“三防核潜艇”，防护等级达到 IP68，还支持水下拍照功能。它搭载 4 英寸显示屏、1730mAh 可拆卸电池，机身 12mm 的厚度，放在 2013 年也不算臃肿。华为Asend G350（图自FrAndroid）既然可拆卸电池设计和防水并不冲突，那是什么导致厂商们不再生产它们了呢？四、可拆卸电池手机因何衰落关于不可拆卸电池设计，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生意，一如此番苹果服务涨价那样。手机换电池门槛提高了，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更趋向于换掉整个手机。不仅拉高了手机销量，还能抬一手换电池服务的收益。但平心而论，当所有厂商都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原因更多应该是出自供应链层面，比如设计、生产、组装等。我们猜测，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设计工艺的变化。手机自从以“大哥大”之姿降临世间开始，其内置电池就是可拆卸的。2007 年发布的第一代 iPhone，率先采用不可拆卸后盖和电池，以一体式机身设计之美打动了万千用户。此举令广大厂商趋之若鹜。厂商们认为，为了一体式机身的美感放弃可拆换电池的便利，是利大于弊。再者，早年间的智能手机，机身多是塑料材质，可以方便地通过卡扣开合后盖。如今的智能手机，广泛采用玻璃工艺、陶瓷工艺机身，此类材质并无弹性，难以设置卡扣。如果这时候要换回可拆卸后盖和可拆卸电池设计，恐怕市面上的手机就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塑料。金属后盖也不是不行，但你总得找个位置开一块口子。其二是电池稳定性的需要。电池的连接方式从触点换成卡扣排线之后，连接更为牢靠。同时，内置电池也不需要再做厚实的铝壳安全封装，可以用更小的体积换更大的容量。要是为了随时可拆换，电池容量怕是得砍掉一半，就算能随时换电池，体验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比如三星最新的 XCover 6 Pro 三防机，配备的可拆卸电池容量仅有 4050mAh，整机重量却达到 235g——比内置 6000mAh 不可拆卸电池加散热风扇的红魔游戏手机 8 Pro 还重。其三是手机的部件精密度变高。为了更好地利用内部空间，主板的堆叠、排线的布局，都比十年前的手机复杂不少。拆后盖，后盖上有排线；拆电池，电池上方横跨着排线。这种背景下，拆机作业时都得做十足的预习，要不绷断个排线，完犊子。三星初代 Galaxy S 对比 Galaxy S22 Ultra到这一份上，很难想象要如何倒逼厂商重新考虑用户需求，搞可拆卸后盖、可拆卸电池了。五、干掉天价电池，欧盟这次能不能成？回到主题，既然欧盟有了 USB-C 接口改革的成功先例，那么让可拆换后盖和电池“文艺复兴”、干掉天价电池，是不是也会水到渠成呢？就现阶段来说，还为时尚早。统一 USB-C 口只需驳倒苹果及其 Lightning 相关供应链厂商，手机重返可拆卸电池是针对所有智能手机，需要整个供应链做出改变，放弃业已成熟的方案，集体“返古”，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再者，欧盟态度经常反复横跳，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因为计划难度太大，而宣告作罢，或者转移目标。拿统一接口来说吧。最早在 2009 年，欧盟就提出使用 Micro USB 作为手机统一充电接口，解决接口杂乱的问题。起初是自愿性原则，所以苹果虽然签了谅解备忘录，但依然我行我素，反手就推出了新的 Lightning 接口，并表示欧盟消费者可以另买转换器解决。在立法推进的过程中，更先进的 USB-C 接口出现了，于是欧盟又折腾了几年，改用 USB-C 为统一接口。直到去年 12 月，USB-C 统一接口法案落地施行，距离首次提出统一手机充电接口，已经过去了 13 年。那么这一次迎战不可拆卸电池，欧盟又要花上多少年呢？不妨坐和放宽，静观这场巨头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