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西省五台县一名女子去世三年却有四针冠病疫苗记录，当地政府通报称卫生院信息录入出错，当地乡党委书记被免职。据《新京报》报道，山西省忻州五台县的一名居民上星期五（1月6日）向媒体反映，其母亲已于2019年3月去世，但当地阳白乡卫生院的冠病疫苗预防接种凭证显示，母亲在2021年至2022年间有四针接种记录，最近一次为2022年5月接种。阳白乡卫生院工作人员7日回应说，可能是信息录错了。五台县县长贾文柱同日也说，马上开始调查，如果属实要严肃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不能弄虚作假。五台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星期天（1月8日）发布通报说，阳白乡卫生院疫苗接种存在信息录入问题，经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现已启动问责。通报指，五台县人民政府已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阳白乡党委书记和县医疗集团董事长给予免职处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阳白乡卫生院院长给予撤职处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近日，一则安盛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钮某亲笔的“本人声明PDF”文件在网上疯狂传播，内容主要描述了该董事长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进而损失千万余元的经历。“如果真如该人士所说的那样，那估计是碰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一名律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记者就内容真实性多次尝试以短信、电话等方式与钮某取得联系，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回复。该文件显示，钮某于2022年11月7日下午接到自称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湾仔防控中心职员方小姐的电话，称其名下的某内地手机号登记的香港安心出行软件显示其在11月6日下午有密接记录，要求钮某与卫生署联系。钮某表示11月6日其本人在上海（有人证物证）而非香港，而且没有拥有以上手机号。“方小姐”称以上手机号已关机，而且此号码于2022年10月5日在上海浦东某电话公司营业厅，通过钮某本人身份办理（钮某于2022年9月30日至10月6日从上海飞至武汉看望母亲）。时间地点吻合！于是钮某本人开始怀疑：是否发生身份信息外泄，被不法分子盗用，于是主动要求报案。而这位自称香港卫生署的方小姐，主动帮董事长联线了“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李国兴警官”，而这位李警官则迅速启动了线上办案程序，并向董事长出示了报案回执。在核实身份信息时，这名“李警官”则告知董事长，其身份可能与另一浦东分局正在承办的某一高度机密级重大案件相关联，李警官立即请示上级，并出示国家保密局保密协议条款同意书，并要求钮某在手机上电子签字同意。11月7日17：21分，该案件开始由所谓的“浦东分局刑侦队顾东队长”接手。顾队长首先指示董事长回到住所，声称警方已经对其网上监控，要求其不要将案件信息告知任何其他人。董事长表示，全力配合警方，并希望警方能尽快还自己清白。顾队长随即将案件汇报给了“专案检察长高明”，而这个所谓的检察长高明也是立即和董事长开展了远程面对面讯问。董事长在顾队长的建议下，以主动报案、不在场证据、态度配合作为诉求，向高检察长申请不列入嫌疑人名单、避免刑事拘捕和资金冻结。遭到拒绝后，钮某再次紧急请求高检察长予以取保候申，“争取在监外配合警方进行专案调查，争取在短时间内由嫌疑人变成受害者，同时争取不对公司业务和声誉产生任何影响，以免引起外界不必要关注。”“顾东队长在与我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情况下，主动提出愿意做担保人。高检察长在慎重考虑之后，要求提供取保候申保证书，案件佐证(由警队提供）和人民币237万元保证金。”钮某在“本人声明”文件中这样写道。很快，2022年11月7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厅张海平大法官”和钮某董事长通过远程视频庭询，审查其取保候审申请。并“在有案件被害人亲属前一天申告和考虑到案件的重大程度和潜在社会影响的前提下，张海平法官决定将保释金额提高到1000万人民币”。董事长又赶紧凑了1000万，打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指定账户。2022年12月24日下午4：20，由高明检察长通过WhatsApp社交媒体书面通知钮某的取保申请已经申请通过，同时告知经过警队的同时进行的专案调查已获结论，证明董事长与此案无关联，已脱离涉案嫌疑人身份，终于还钮某以身份清白。同时安排“检察院金融局梁浩军主任”开展保释金资金返还程序。12月26日下午3：30左右，梁浩军主任告知钮某其符合资金返还要求，但由于国家最新的反洗钱规定，这1237万元的保证金必须“6个月才能返还”。当然也有快速返还方法，董事长必须再打额外30%的抵押保证金，约300万港币，就可以2~48小时内完成程序、迅速退还之前的全部保证金。“（将这约300万港币）存入我本人在香港汇丰银行私人账户后，梁浩军主任保证在2~48小时之内通过银行验证和内部审核，将全数保释金原路归还及抵押保证金立即返还。这是在缴纳全部保释金以后的意外及额外要求，我目前已负债逾数百万港币，而且面临借款朋友在圣诞及年前的回款要求，我个人目前即使竭尽全力亦无能为力，目前正与高明检察长和梁浩军主任讨论尽快可能的合理安排和解决方案。”钮某在本人申请中写道。钮某表示，自己突然遭受无妄之灾，深信自己是无辜受害者的境况下，承受着巨大的个人精神压力，竭力保持正常的工作态度和专注投入，继续处理日常公司业务。但“在此期间，高明检察长，顾东队长和李国兴警官体现出的秉公执法的专业操守，为民求正义的敬业精神和勇于担当的道德勇气也令我深深敬佩，终身难忘。”在申请书最后，钮某恳请公司在无触及警方保密协议的情况下，予以其尽可能的法律支持，及取保财务背书（公司紧急短暂个人借款300万港币），尽快争取原路返还全部保释金及归还公司短暂个人借款，以尽快脱离困境。资料显示，钮某于2020年10月在香港加入法国安盛集团旗下的安盛投资管理AXA InvestmentManagers(Asia)Limited，自2022年10月移居上海，自2022年12月起任安盛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23年第一波可转债打新数据亮相。令人意外的是，打新户数均跌破1000万户，较去年平均打新户数竟然少了100万户！2022年，147只可转债启动了发行，打新族合计中签680亿元，成为可转债融资盛宴最大受益者。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可转债整体融资规模略低于2200亿元，单只可转债打新户数平均为1100万户。2023年开年，冠盛转债和福新转债启动发行。令人意外的是，两只新券打新户数均跌破1000万户。冠盛转债是上市公司冠盛股份发行的可转债，规模6亿元，1月3日网上申购。从公司披露的发行数据看，网上申购环节仅有971.5万户。4日发行的福新转债境遇类似。福新转债此次并未披露网上打新户数。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此次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9,768,788,050手。按照1户1000手的顶格打新估算，此次参与人数亦不足1000万户。多位市场人士表示，此次可转债打新户数跌破1000万户大关，与此前上市新券“破发”有一定关系，同时与打新参与群体年轻化也有一定关系。受到市场低迷以及溢价率偏高等因素影响，2022年12月19日上市的齐鲁转债开盘旋即破发。民生证券谭逸鸣表示，齐鲁转债“破发”，意味着无风险套利时代终结。齐鲁转债上市首日收报95.13元，盘中最高价98.87元，首日溢价率33.91%。究其原因，齐鲁转债的“破发”主要还是由于转股价值过低，上市当天转股价值收71.04元，市场很难给过高的定价；而银行转债较大的流通规模在上市之后产生的抛压、过低的票息率以及当下时点银行转债整体不受市场和资金的青睐，也成为了齐鲁转债“破发”的推动因素。“这对于很多打新族而言影响较大，很明显一些绝对收益参与者在退出网上打新环节。”广州嗣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东表示。一位资深市场人士向记者表示，此番不仅是新券“破发“导致，而是遭遇了“双向摩擦”。他表示，可转债打新市场中，一方面打新难度极高，单一账户中签概率极低。更多筹码被上市公司股东配售。冠盛转债股东优先配售占发行总量的81.90%；福新转债股东优先配售占发行总量89.27%。“但另外一方面，类似齐鲁转债这种相对中签率高的品种，又出现了‘破发’，如果是多账户的投资者体验感会很糟糕。”该市场人士表示。同时可转债市场门槛提升后，入场打新需要等待。去年6月，沪深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新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二是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这一规则客观限制了一些刚刚入门的投资者，可转债市场打新户数增加仍须待时日。从参与群体看，不少年轻投资者受到影响较大。“很多年轻投资者对可转债打新每年能薅近1000元羊毛很感兴趣，但随着无风险套利的失败，自然退出观望。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群体往往刚刚入门，并且市场占比并不小。”该市场人士表示。“即便100万投资者退出了打新市场，仍是一券难求。”一位投资者向记者抱怨。以2023年发行的两只新券看，即便有几十个账户都很难中签。数据显示，福新转债网上中签率为0.00047102%；冠盛转债网上中签率为0.00112556%。...
曾涉“阜兴系”案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李卫卫，又因为五年前的案子，被判市场操纵。证监会日前公布的一份处罚决定书显示，2017年3月初开始的34个交易日内，李卫卫控制“朱军建”等92个证券账户交易“汇金通”股票，实际盈利约2070.28万元，其交易行为构成市场操纵。证监会决定对其“没一罚一”，合计罚没4140余万。李卫卫及代理人在听证环节辩称，其交易行为不符合操纵市场交易模式，无证据证明主观操纵意图或动机，请求不予处罚。证监会复核认定，其行为构成市场操纵，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主观操纵意图。根据公开资料，李卫卫早年在期货公司营业部工作，对外号称“华北第一操盘手”。2018年其卷入“阜兴系”案，因联手上海阜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阜兴集团”）操纵大连电瓷股价，被证监会处以200万罚款，终身禁入证券市场。33个交易日获利逾两千万李卫卫操纵“汇金通”股票的行为，要追溯到六年前。据证监会披露，2017年3月6日至4月24日期间，李卫卫控制“朱军建”等92个证券账户交易汇金通。操纵期间共计34个交易日，账户组有33个交易日参与该股交易，累计买入4329余万股，买入成交金额21.34亿元，累计卖出4310.7万股，卖出成交金额21.53亿元。账户组最终实际盈利约2070.28万元。操纵手法主要为，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并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李卫卫操纵期间，汇金通股价急涨急跌形态，当年3月6日至3月27日，该股涨幅高达69.12%，与同期上证综指(上涨1.51%)相比偏离67.61个百分点。此后，3月28日至4月24日，汇金通股价快速下跌，阶段跌幅超四成。2022年8月，证监会针对该案举行听证会，李卫卫及其代理人提出五点陈述和申辩理由，包括无证据证明主观操纵意图或动机、股票价格波动并非完全因当事人的交易行为等。李卫卫方面称，对绝大多数账户不具有决策权，主要涉及的账户包括他人出借给配资中介后，再指认出借给李卫卫的账户、他人指认李卫卫提供交易指令的账户、资管计划或信托计划等机构户。证监会对上述申辩意见未予采纳，认定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李卫卫等人存在主观操纵意图，决定没收其违法所得2070.28万元，并处以同等数额罚款。曾涉“阜兴系”案这并非李卫卫首次因操纵市场领罚。2018年，因与阜兴集团合谋操纵大连电瓷股票，李卫卫被证监会施以200万的罚款和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当年7月，证监会对阜兴集团、朱一栋、李卫卫等5名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彼时，朱一栋系阜兴集团董事长，李卫卫系北京宝袋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经证监会查明，阜兴集团、李卫卫先后控制使用25个机构账户和436个个人账户交易大连电瓷股票，对阜兴集团处以100万元罚款，对李卫卫处以200万元罚款。同时，证监会对朱一栋采取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李卫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此后，李卫卫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提出认定申请人构成操纵市场定性错误、账户控制关系认定缺乏法律依据等。最终，证监会维持行政处罚。“阜兴集团、李卫卫合谋操纵大连电瓷股票案”被证监会列入2018年证监稽查20起典型违法案例。证监会曾表示，该案系一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滥用信息优势勾结市场机构合谋操纵市场案。阜兴集团在取得大连电瓷控股权后，与李卫卫合谋，通过控制公司重大信息披露的发布节奏和内容，利用资金优势操纵“大连电瓷”股价。...
以制造业工人和生活服务业员工为主体的蓝领劳动者群体，是我国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4亿蓝领劳动者的发展质量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下称“报告”）依托于快手平台上蓝领的实证数据与调研案例，分析了中国蓝领群体的就业现状。在我国7.47亿就业人口中，蓝领群体规模达4亿人，占比超过53%。报告称，蓝领劳动者群体是中国经济巨大成就最坚硬的基石，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一些蓝领就业中存在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比如，蓝领长期就业难与企业短期招工难存在矛盾，蓝领群体需求不断提升与就业质量改善缓慢存在矛盾，产业升级、产业链转移与岗位创造存在矛盾。4亿蓝领近半数40岁报告称，2021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者达到2.17亿，第三产业达到3.58亿，两产业就业者总数占据我国就业人口77%。其中，蓝领劳动者群体规模达4亿人以上，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69.4%，在我国7.47亿就业人口中占比超过53%。通过调研数据发现，蓝领群体主要聚集于第二产业。从二、三产业投递简历劳动者产业分布来看，制造业蓝领占比为76%，服务业为2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始终是蓝领就业人口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制造业蓝领投递简历的数量是服务业的3倍多。随着我国劳动年龄群体不断老化，蓝领群体的平均年龄也在继续增加。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蓝领劳动者群体的平均年龄更高，40岁以上蓝领劳动者占比约50%。报告显示，蓝领劳动者年龄分布中，50岁以上年龄组占比最高，达到28%。31〜40岁、41〜49岁年龄组蓝领劳动者占比分别为22%和20%；30岁以下年龄组占比约为30%；同时，“90后”“00后”年轻群体进入蓝领工作岗位的意愿不断降低。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蓝领群体存在较为严重的技能短缺现象，不仅基础技能与通用技能存在短缺，在特殊技能与专业技能上的短缺更为严重。大部分企业以初中学历作为用工底线，只要蓝领劳动者认识26个英文字母即可上岗。即使如此，一些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仍然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丧失工作机会。月均收入集中于5000〜8000元从需求角度看，普工是蓝领需求规模最大的岗位。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1〜10月，需求岗位规模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普工、司机、保安、建筑装修、配送仓储、家政保洁、技工、客服、行政后勤、餐饮服务、销售、娱乐休闲、其他零售、IT/互联网、市场公关、机修汽修、超市/零售、美容美体美发、财务会计、教育培训、酒店/旅游。蓝领劳动者在寻找工作时会考虑多种因素，普遍最看重的仍是工作收入。蓝领劳动者肩负着养家的生活压力，因而有接近60%的蓝领劳动者在求职时会着重考虑收入因素。报告显示，蓝领劳动者整体平均月均工资收入为6078元，六成蓝领劳动者月平均工资收入集中于5000〜8000元。其中，5000元以下比例为9.1%，万元以上比例为15.2%。从细分职业看，司机、配送仓储、建筑装修从业者的平均日均工资收入较高，依次为8263元、7960元和7552元。第三产业中典型职业的蓝领劳动者月均工资收入水平相比于第二产业蓝领劳动者较高。建筑装修、机修汽修、制造业工人等传统蓝领职位的蓝领劳动者月均工资收入水平高于整体月均工资收入水平。张成刚认为，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就业工作的目标，蓝领群体是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目标群体。就业质量的维度主要包括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工作条件等。一般而言，收入是就业质量核心测度指标。目前，蓝领群体依然面临着部分公司工资发放不及时、待遇差、管理落后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90后”“00后”的新一代蓝领群体与之前的一代不同，对于就业质量有较高的要求，存在着蓝领群体需求与就业质量改善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短期内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蓝领群体存在长期就业难报告显示，流动就业方面，蓝领劳动者选择流动就业和同城就业的比例相当。流动方向主要为本省份和临近经济发达省，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内陆向沿海流动的特征。蓝领劳动者选择流动就业（跨省/省内跨市）和非流动就业（同城）的比例相当。五成蓝领劳动者选择同城就业，近五成蓝领劳动者选择流动就业，其中三成左右蓝领劳动者选择跨省份就业，两成蓝领劳动者选择省内跨市就业。蓝领群体跨省流动的活跃度下降与初代蓝领劳动者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及新生代蓝领群体外出就业意愿下降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5年跨省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2015〜2021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了615万，下降占比约8.6%。报告的调研数据还显示，蓝领求职群体主要来源于人口大省、用工集中省份和人口流出省份，蓝领群体规模较大的前十个省份依次为：山东、河北、广东、江苏、辽宁、甘肃、黑龙江、吉林、河南、浙江。意愿工作省份主要为东部地区和沿海用工大省份，如江苏、山东、广东、北京、浙江、天津等。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劳动者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趋势，但东部地区及沿海地区用工大省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依然是蓝领求职群体主要的意愿工作省份。张成刚表示，虽然整体上我国劳动力供给在下降，但蓝领劳动者仍然存在长期就业难问题。在用工淡季或市场受外部影响出现需求大幅度下降时，蓝领劳动者想要获得合适的岗位依然困难。对于蓝领劳动者能够找到的优质岗位，始终是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此外，由于蓝领整体上受教育程度不高，技能缺乏，企业中一些常规性的岗位逐步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所替代，企业的剩余岗位和新兴岗位大多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技能，而大部分蓝领劳动者未接受过系统的培训而不能胜任工作岗位。“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更多高素质的蓝领群体不断加入，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蓝领职业技能水平，促使普通蓝领向技能型蓝领升级，是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人才保障。”报告如此建议。...
随着地方中小银行尤其是村镇银行面临的经营压力不断加大，吸收合并成为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的重要举措之一。1月3日，银保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发布两则批复，鉴于哈尔滨银行收购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同意两家村镇银行因被合并而解散，其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哈尔滨银行承继。同日，银保监会黑龙江监管局同意哈尔滨银行延寿支行、延寿吉盛支行、巴彦支行、巴彦苏城支行、巴彦兴隆支行开业，核发金融许可证。核准机构业务范围为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机构授权经营的业务。此前，为进一步整合哈尔滨银行及子公司经营资源，优化机构网点布局，经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哈尔滨银行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哈尔滨银行拟以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全资子公司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合并巴彦村镇银行和延寿村镇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及其他相关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巴彦村镇银行、延寿村镇银行解散并注销，并于原址改建为支行。据悉，改建为发起行分支机构的模式是村镇银行合并重组的主要模式之一。2022年7月6日，河北银保监局连发两则公告，批复同意武强家银村镇银行和阜城家银村镇银行因合并而解散。两家村镇银行解散后，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收购方张家口银行承继。同时，监管已批复张家口银行分别设立武强支行和阜城支行。无独有偶，2022年12月16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楚雄监管分局批复同意，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禄丰龙城富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立富滇银行楚雄禄丰支行、富滇银行楚雄禄丰金山支行、富滇银行楚雄禄丰碧城支行。2022年12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党支部在银保监会公众号上发布题为《推动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文章，提出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进村镇银行重组，减少机构数量，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动能。事实上，早在2021年1月5日，银保监会网站就曾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称，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少数村镇银行逐渐劣变为高风险机构，严重影响和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服务能力。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通知》提出了4项举措：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以及协助处置不良贷款，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支持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帮助收购和增资，以及强化对主发起行的激励约束等。在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看来，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不宜“一并了之”。村镇银行是中国农村的社区银行，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应加快组建投资型村镇银行和“多县一行”村镇银行，特别是通过设立投资型村镇银行，以更好地增强其规模化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应进一步明确村镇银行的法律地位，对村镇银行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适当降低村镇银行合规成本，鼓励其发挥小法人机构扁平灵活、‘门当户对’等特点，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丰富农村金融市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董希淼称。...
自中国恒大（03333.HK）债务违约以来，外界始终密切关注该集团的一切进展。尤其谁将为数额巨大的债务窟窿负责，又是谁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随着中国恒大旗下之恒大地产原总裁柯某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不胫而走，业内关于“清算”时刻到来的猜疑尘嚣之上。第一财经从多个信源求证信息显示，柯某并非最早被带走调查的恒大系职业经理人，但却是截至目前职位较高者，他于2020年10月出任恒大地产集团总裁，于2022年年中辞任。记者于7日拨打柯某电话，已处于来电提醒状态。另有内部消息显示，柯某此前的几位亲信一同处于失联状态。2020年8月，柯某出任地产集团总裁之前，中国恒大的资金状况曾因为一封网传的“求救信”而受到外界关注。虽然这一年的恒大，完成了恒大物业的分拆上市、亦完成了恒大汽车的多轮战投融资，以恒大物业、恒大汽车、恒腾网络为代表的恒大系股价已曾经攀升至历史高位，但内部人已经隐约感受到“钱紧”。“有一阵子，集团内所有款项都拖欠，唯有两个部门可以动用现金，其中一个就是融资部门，只要能拿到一笔融资进来，奖励佣金现结，最高时融一个亿，奖励可达15万。”这时候上任的柯某，面临着稳定地产集团经营、降低财务杠杆的新使命。如果一切顺利，他本可成为守正之臣，何以成为最早被调查的恒大系高管？职场明星恒大集团董事局许家印用人重视忠诚度，他的亲信多数都是跟随他打拼过年的老人，但同时，亦愿意提拔年轻人，集团上下不乏三四十岁的青年高管，柯某便是其中之一。柯某于2008年底加入恒大，彼时正值中国恒大首次上市失利的困难时期，但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快速回暖，恒大亦在这一年开始迎来公司发展历程中最波澜壮阔的阶段：成功登陆香港股市、收购广州足球俱乐部并连夺中超亚冠冠军、房地产开发年销售规模夺取行业第一、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在这段时间内，恒大尝尽了楼市大发展的红利，亦出尽了独有的风头，许多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了恒大的名字，在内地一些四五线小城市，地方负责招商的官员一度将恒大视作房地产企业的绝对领头羊，知名度盖过万科和碧桂园。柯某便在恒大的高光时期快速崛起，先后出任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吉林公司总裁、深圳公司总裁、地产集团总裁等职务，其升迁速度不可谓不惊人。与柯熟识的多名人士向第一财经表示，柯某思维机敏，能力强，深受老板倚重。这一点，从他在2016年出任深圳公司总裁一职，便可堪佐证。2016年，恒大已将总部从广州迁移至深圳，彼时正值深圳楼市从2014、2015年的低迷中反转，成为新一轮房地产上涨周期的急先锋，而遍布深圳各大区域的城市旧改如火如荼。柯某率领恒大深圳公司准备在这片热土大展拳脚。这一年，恒大提出地产集团回归A股计划，并在年末时实现合同销售3733.7亿元，增长85.4%，位列行业第一。此时的恒大如日中天、烈火烹油，即便在深圳只有少数几个项目，但外人都能看出，深圳公司总裁的位置，在老板眼皮子底下，其分量有多重。此后，原本由许家印二儿子打理的恒大珠三角公司也纳入了柯某的管辖范畴。2020年10月，柯某取代甑立涛之职，出任恒大地产集团总裁，站上职场巅峰。彼时，他刚过不惑之年。深圳旧改多年来，恒大的主战场都不在一线城市，因此，该集团在深圳的项目储备不多。所以，当柯某出任深圳公司总裁之后，其首要任务是拿项目。如今，回看恒大在深圳的多年战绩，并没有在公开的招拍挂市场，而是城市更新上。恒大在披露2018年年度业绩时便透露，公司在深圳储备了45个旧改项目，规划建面为2903万平方米。到2021年年报时，该集团官宣的深圳旧改项目进一步提升至55个，其中推进到立项阶段的大约有21个。有熟知深圳旧改市场的人士向第一财经介绍，一个旧改项目的推进周期大致为：与业主谈判阶段——政府立项阶段——专项规划阶段——拆迁阶段——补缴地价阶段——正式开发建设阶段——销售阶段。其中立项是关键的一个环节，标志着项目获得了相关部门认可，基本确立了开发主体。一般旧改立项都有公示信息。在此之前的与业主谈判阶段，则属于早期协议，例如与村集体签订的前期服务协议等。对比这一旧改进度来看，恒大在深圳的签约的项目中，半数还处在前期。公开可查阅的信息统计显示，大约有7个旧改项目已完成规划，确立了实施主体和项目案名，处于建成或在建阶段，其中大半是柯某履职前已签下的项目。有内部人士透露，柯某在深圳的近5年时间，主要是签了一堆合同，考虑到旧改项目周期长、手续繁琐，十年内操作改成一个项目都属正常，因此，在他手下真正改成并实现现金回流的项目极少。即便如此，资本市场也曾经为恒大在深圳的项目储备数量振奋。在恒大2017至2019期间可公开查询的业绩报告或新闻发布中，评估货值高达四五千亿的深圳项目储备，都曾是该集团主要宣传的亮点，亦是承载该公司股价估值的优质“资产”。在恒大内部的传统开发线人士看来，柯某在深圳期间的主要成绩是签订了一些早期旧改合同，给公司的贡献并不突出。若以销售金额作为区域贡献的衡量标准，深圳公司的贡献实在乏善可陈，但柯某在集团内部的地位却是只升不降，甚至2020年出任地产集团总裁之际，内部也不乏诧异之声，因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毕竟多年来占中国恒大业绩构成之90%以上，但柯某在开发和销售方面的实战经验，在恒大的一线区域或城市总裁中略显不足。融资干将是什么能力，让柯某备受老板青睐，职位屡屡提升直入中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最早被带走调查的恒大系高管？知情人士透露，无论此前备受重视，还是如今深陷困顿，或许都与融资有关。据透露，在柯某担任深圳公司总裁的期间，深圳公司“搞来的钱”几乎每年都排集团第一，数额平均在三四百亿规模。这意味着，柯某可能凭借着数十份旧改合约，每年从各金融机构获得了数百亿资金。这些资金中一部分以旧改名义获得，一些是以资产抵押的方式获得。据熟知深圳旧改流程的人士介绍，金融机构针对旧改项目是有前融服务的，但普遍较为谨慎，对于工改和商改项目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但对于旧村改造的兴趣是比较大的。熟位行业人士均称，旧改项目前融的资金用途，主要是向动迁村民支付拆迁补偿款和工程款，而要获得金融机构融资支持，有两个必要前置条件，首先是开发商要与被拆迁城中村的相关机构就项目初步达成一致，拆迁、补偿等方案村委会相关机构通过，且项目的立项和专项规划得到有关部门正式许可后，才能向金融机构寻求融资。通常情况下，旧改前融资金需要专款专用，比如只能进入零迁补偿账号。另一位操盘过旧改项目的人士也向第一财经表示，根据相关政策，金融机构是可以提供一些旧改的早期专项借款，主要是支付拆迁补偿费用。早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高的时候，一些银行对旧改项目融资的热情也比较高。据悉，旧改前融资金从数亿到十几亿不等，主要看项目体量。在上述熟知旧改流程的人士看来，早期与业主或村民谈判阶段就获得融资是不太现实的，但立项之后就有了可能性，有一些金融机构会在这个阶段提供前融资金，成本高，最高可达20%。“严格来说，金融机构在这个阶段提供融资是不合规的，游走在灰色地带，打擦边球，有很大风险。”恒大2021年公布的55个旧改项目中，可公开查询的已立项项目21个，这其中仅有几个处于在建阶段，其余多数未完成专项规划，亦未步入拆迁补偿阶段。那么，有限的项目如何获得几百亿融资，又是否需要几百亿资金运转，这些资金的流向何处？这或许是围绕在恒大深圳公司身上最大的谜团。一位曾经与柯某有着合作关系的金融机构人士向第一财经透露，恒大融资的方式很多，有涉及旧改的项目的前融，也有固定资产的质押，因为公司收购的旧改项目中包含了厂房、写字楼等资产，这些资产可用于质押贷款。恒大内部一位人士则透露，深圳公司在建项目不多，销售回款也不多，一年融资几百亿，每年都是借新还旧，如今这些钱很多都还不上，倒查回去就容易涉及到手续违规。钱去了哪里？根据中国恒大披露的2021年年报，上市公司下属注册于深圳的公司主要有五家：前海君临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君临实业”）、深圳市鸿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滔数码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万京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永恒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永恒置业”）。其中前四家都出现在恒大已立项的旧改项目实施主体名单中。毫无例外的是，企查查资料显示，五家公司都各自包含了数目不等的司法风险。以前海君临实业为例，公司涉及司法风险提示67条，内容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信托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而万京投资则包含风险提示62条，涉及票据纠纷、合同纠纷等。上述永恒置业的诉讼中，就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罗湖法院2021年7月的一份判决书显示，上诉人深圳银联宝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联宝”）因与被上诉人深圳艺华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艺华珠宝”）、永恒置业等三家企业的民间借贷纠纷，不服罗湖法院此前民事裁定而提出上诉。罗湖法院在上诉管辖裁定中的法院观点中称，经该院审查，此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不过，上述法院裁定书未载明涉诉民间借贷金额、资金用途、具体发生时间等信息。而在2020年4月，永恒置业股权曾被质押给北方某信托公司，目前质押仍然有效。但第一财经未能获悉永恒置业被质押股权数量及出质方。君临实业则发生了拆迁补偿诉讼。深圳南山法院2016年的一份判决显示，深圳市锦鸿新成投资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海君临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恒大地产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拆迁补偿及违约金约合3亿元。在恒大深圳公司每年数百亿资金往来中，这一案件涉及的3亿资金只是零头。问题在于，若旧改前融资金主要用于拆迁补偿，为何区区3亿补偿款都被拖欠？每年的数百亿融资资金都去了哪里？上述与柯某有过合作经验的金融人士透露：“钱进了他们公司账号，就无从追查了，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现在都还不上，只是手上拿着几个抵押项目，应该不至于全亏掉。”而恒大内部人士则分析称，资金通常由集团统一调配，多数用于还债。尤其2020年开始，集团决心改变过往高杠杆发展模式，很多资金都被抽调上去还债了。当时内部暂停大部分供应商的款项支付，除了支付新增融资的奖励佣金，以及营销口的开支，其他部门几乎都拿不到钱。可供佐证的数据显示，2020年底恒大有息负债从2019年末的8743亿元高位降低至6740亿元，到2021年中期再降至约5700亿。与此同时，应付账款及票据余额则从2019年底的约5400亿上升至2021年中期的近6700亿。高评高贷巨额融资曾经支撑了恒大的快速壮大，但巨额的融资成本亦成为拖垮公司的主要诱因。在恒大最风光的2016至2019年，该公司有息借款总额从五千多亿攀升至八千多亿，而该公司多年来平均借贷成本都在8%以上，这意味着公司一年的利息开支就高达数百亿。比如公司有息债务总额最高的2019年，年报披露的利息开支（含银行及其他借贷、优先票据、可换股债券、中国债券）合计高达约685亿。这一年，恒大合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超过6000亿，但归属股东的应占利润仅剩下172.8亿。一位恒大内部人士感叹，老板太看重融资了，给的奖励也高，此前专门负责海外融资的前集团总裁夏某钧，在深圳经营多年的柯某，都是擅长搞到钱的人。2022年7月22日，中国恒大集团和恒大物业公司联合发布公告，称根据“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恒大物业公司账户上134亿元存款被银行强制划拨之事（相关阅读：“恒大物业134亿存款被强制执行”调查结果出炉，涉事三名高管离职），有了初步的结果，中国恒大集团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夏某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潘某荣，恒大集团下属公司的执行总裁柯某三人，对这件事情负有直接责任。对此，中国恒大集团董事会研究决定，辞去他们三人担任的有关职务。（第一财经记者张慧敏、郑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民营企业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近年在经济下行、疫情滞留的情况下，更为困难。其实，民企债规模一直不高。但2010年以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到2016年，民企债发行规模占信用债发行总额的13.3%，达到顶点，到2017年，民企债的存量到达高峰。此后不断下跌，跌至目前的不足3%。据新世纪评级和东方金诚的研究报告，2022年9月，从发行人类型来看，当月民企债发行数量为38支，占比为3.63%，发行量为2.9%，净融资-898亿元。此外，地方国企和央企的发行数量合计占比超过95%。民企负债率低，信用表现却不如国企？民企发债困难，首先是民企自身的问题。2017年底实行去杠杆政策以后，民企债开始出现违约，2018和2019年是民企债违约的高峰，各有30余家民企发行人违约。长期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处于刚性兑付状态，债券违约罕见。但去杠杆政策实施以后，违约率明显上升，而民企发行人是债券违约的主要类型。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7月7日，债券市场公开违约的主体数量累计超过210家，其中民营企业主体占比超过64%；国有企业（地方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占比超20%。2022年以来至7月7日，共有62只债券违约，涉及违约主体共14家，有11家为民营企业。这种相差悬殊的违约水平、信用表现，民企发行人自然无法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是民企债发行表现惨淡的直接原因。那为什么民企的信用表现不如国企？民企债的违约率为什么会高于国企？如果从企业负债率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企整体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要低于国企，下图展示了2000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中国企和民企的负债率变化。图 | 按所有制划分的非金融企业负债率 数据来源：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我们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以下事实：第一，2000年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在上升，到2013年达到顶点，此后保持在60%的水平，2017年以后，杠杆率略微下降，这表明2017年末开启的去杠杆政策发挥了作用。第二，2008年以来，虽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小幅逐年攀升，但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国资企业杠杆率的上升，非国资民企的杠杆基本保持稳定或小幅下降。事实上，中国非国资企业的负债率在所有的年份中都低于国企。也就是说，国资企业杠杆率一直高于非国资企业的负债率，但他们的融资能力反而强于民企，原因何在？这显示了金融体制的所有制差异。永煤案：兜底的“隐性”承诺融资能力的所有制差异，使得民企和国企的承压能力天差地别。从历史上看，在经济整体上行的环境下，整体违约率为0或者极低的时候，市场会相对淡化所有制的差异——国企的数量有限，要扩张业务，民企自然会搭上便车。但在经济面临压力的时候，利润表现不好，融资能力的所有制差异就体现出来了，最终可能并不是利润表现最差、负债率最高的那些企业违约，而是谁能多活一口气，谁就会赢得生机。我们以永煤为例，来分析实际偿债能力的差异。2020年11月10日，永煤集团的超短融债券违约。这是一支AAA评级的债券，永煤是河南省国资委独资的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绝对控股（持股96.01%）的工业企业。市场震动，永煤事件冲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国企刚兑的信仰开始摇摇欲坠，一些省份的国企信用债暴跌，利率债市场的资金也开始紧张。但随后在11月12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启动自律程序，13号永煤集团开始付息，并表示正在筹措本金，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定调，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维护债券市场稳定。24日，永煤集团兑付半数债券本金，这时市场情绪开始明显缓和。永煤事件是债券市场的典型案例，一方面以实际事件突显了国企刚兑制度的背景，一个省份的国企信用债券违约会波及到大多数中西部省区的国企，进而影响到利率债的估值。即使地方政府有心要打破刚兑，上级监管机构也无法坐视不管。所以在触发“违约”时不得不救，甚至在公司基本面已经无法避免违约，但上级机构仍想办法统筹资源为其偿付到期债券。在这个意味上，国企的信用，尤其是公开发行的债券，天然存在着“隐性”背书，各方都不敢贸然让一个稍具规模的国企信用债违约。这种兜底的“隐性”承诺，自然会受到投资人的追捧。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恒大风险事件。2020年时，恒大地产借壳深深房上市失败，恒大首次出现资金链风险，其后恒大控制住了风险蔓延，但财务状况并没有改善，并在当年年底开始出现商票逾期，这种状况持续到2021年6月，恒大正式承认，随后其财富公司及美元债兑付相继出现风险，最终在2021年12月3日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在2021年9月的时点，是否救助恒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救助恒大自然有诸多问题，但不救助恒大的后遗症也不小，恒大是中国头部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时在数百个楼盘在建、在售（包括预售），下游涉及数十万的家庭，上游涉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供应商的收入，以及上百家金融机构的债权。不救恒大同样会冲击市场。最终对恒大风险事件的处置采取“保交付”的策略，没有采用永煤事件由相关机构统筹资金兑付债务的处理方案。恒大之后，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更为困难，融创等开发商相继出现债务问题，并冲击了上下游市场，在2022年二季度一些恒大等开发商的楼盘还出现了停贷事件。大而不倒是刚性兑付的源头，对比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救助方式，及其形成的信心会影响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不同所有制的信用评估，继而反映到会有不同的利率及融资门槛。所以，民企融资能力的现状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是投资者和银行的理性选择。从投资者、金融机构来看，他们并不存在直接的歧视行为，毕竟没有人和钱过不去。隐形担保国企债务，与中央政策有违民企融资能力的改善需要从更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由于民企在经济形势承压时少了一口气，他们往往很难渡过周期。这本不是问题，经济有周期，企业逃的过周期才是更有生命力的企业。但企业靠别人的力量逃过周期，并不是因为企业本身有生命力。这种优势自然会对市场化企业形成挤压性的优势，后者往往是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率提升的发动机，这种挤压抑制了民企的活力，在中长期会损害经济增长，进而阻碍经济发展。我们要看到，国企偿债能力比民企多一口气，也并非政策鼓励的方向。自新《预算法》修订以来，开前门、关后门成为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的政策导向，2015年中央政府就开始严厉整肃财政纪律，打击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现行政策要求除了少数融资平台性质的地方国有企业可以享受政府信用担保对外融资以外，其余的地方国企，政府不能采用任何方式进行隐性的信用担保，比如抽屉协议等。从公开信息可以看到，财政部多次发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的典型案例，包括地方政府通过国有企业举债融资新增隐性债务，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支出新增隐性债务等现象。在这种被查处的典型案例中，上级政府和纪律部门对违规的地方官员进行了问责和行政处分。这些信息都显示，现行中央政策不支持地方政府为国企融资进行信用背书，国企偿付债务多的这一口气恰是政策极力避免的。地方政府不得挪用国企融资资金，不能为国企进行信用担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国企的债务出现违约，地方政府也没有兜底偿付的义务，让市场行为交由市场化解决。从地方实践上，也可以看到这一倾向。近日苏州将苏州水务集团等公司进行了市场化转型，文件明文要求这些企业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以后举借的债务，苏州市政府不承担任何偿债责任。尽管如此，知易行难。如何在国企债违约时，各级政府部门能秉牢不救助的底线，还需要不断摸索，这需要下一次“永煤事件”来检验政策定力。...
1月4日，有老人在邮储银行门口播放音频，称“银行还我钱呐”，还在身旁的纸板上写道，自己到银行存16万，被工作人员“忽悠”买成了基金。随后，邮储网点回应：不是我们。根据视频线索在百度进行搜索，老人呼喊的“冉家坝邮政银行”，第一个结果显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渝北区冉家坝营业所)”。对此，不少网友评论称：对对，临时工干的。...
你以为你是股东，其实你是“人矿”。跨年之际，又有头部券商打算开采“人矿”。2022年的最后，华泰证券公布配股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280亿元，创下国内券商史上配股融资金融之最，市场一片哗然。随后，2023年首个交易日，华泰证券一度跌超过8%，最终收跌6.67%。本次配股的资金用途中，投入最大的是“不超过100亿”发展资本中介业务，所谓资本中介业务，主要指两融和股票质押业务。今年中报显示，华泰证券两融和股票质押业务余额分别为1158.7亿和451.68亿，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这两项数据只有671.25亿和378.14亿。华泰证券资本中介业务情况2020年疫情爆发后，融资环境开始宽松，上市券商纷纷开启再融资活动。2020-2022年，券商再融资规模合计超2800亿，这些再融资活动中，“发展资本中介业务”被一再提及，成为关键融资理由。在券商大力发展下，资本中介业务的确迎来了高速增长。以其中的两融业务为例，两融余额在2020年起重新抬头，并在2021年9月一度突破1.9万亿，即使随后有所回落，最新规模依然在1.5万亿以上。在上一轮2015年股灾之后，两融余额多数时间在1万亿以下运行。不过，在资本中介业务高歌猛进之际，一些隐患也开始浮现出来，股票质押踩雷、两融违约频现，券商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也大幅增加。2019-2021年，“券商一哥”中信证券的资产减值准备由68.9亿暴增至162.34亿，增幅135.6%；本次巨额配股的华泰证券，资产减值准备也由22.3亿增加至40.8亿，增幅高达83%。此外，华泰证券在今年中报披露了一系列涉及股票质押违约的诉讼。值得担忧的是，这些诉讼涉及的违约本金超过11亿，但目前执行到位的资金却不足3000万。除了信用风险，资本中介业务的未来发展也值得关注。经过近10年发展，融资业务的规模基本稳定在A股市值的1.5%-2%范围内，券商能主动拓展的空间已不大，基本上靠股市行情和新股上市驱动，属“看天吃饭”；而在2018年后差点酿成“全市场流动性危机”的股票质押业务，规模也较之前明显缩水，市场普遍认为该业务未来增长空间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券商不断重金投入的资本中介业务，未来增长点只能寄望于融券业务。在一些利好推动下，融券业务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占两融的比重确实有所提高，但与融资业务规模相比依然悬殊，能否成为资本中介业务的下一个增长点，还需时间证明。在信用风险问题不断浮现、未来增长力度存疑的情况下，华泰证券依然不顾开采“人矿”的巨大争议声，通过配股募集大量资金继续投入到资本中介业务，“切实维护各类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喊得震天响，现实却是令人如此愤怒且无力抗争。巨额配股争议2022年12月30日晚，华泰证券公告称，拟采用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及H股股东配售股份。以今年三季度末的总股本测算，本次配售股份数量为27.23亿股。其中，A股配股股数为22.07亿股，H股配股股数为5.16亿股。华泰证券配股方案公告显示，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80亿元，除了前述“不超过100亿元”发展资本中介业务外，还包括“不超过80亿元”用于扩大场外衍生品、FICC投资交易业务规模，以及“不超过50亿元”用于增加子公司投入等。华泰证券配股资金用途多数情况下，配股都伴随着争议性。虽然配股能使上市公司在操作更灵活的情况下收获一笔长期资金，但募集资金到位后，资金的使用到为公司产生收益，会有一段时间的“爬坡期”，如果资金使用效率低，甚至资金使用不当导致巨额亏损，ROE会被摊薄甚至大幅下滑。可供参考的是，2021年财报显示，A股上市券商的ROE中位数仅8.09%，49家上市券商中仅12家ROE在10%以上。在上市券商ROE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因为配股又再使ROE面临被摊薄和拖累的压力，就不难理解为何券商一推配股，股价多数下跌。当然，除了盈利指标，市场对券商推配股后的“先跌为敬”的态度，还有情绪因素。对大多数股东来说，配股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如不选择配股，股东权益将面临稀释、持股比例降低、所持资产被动贬值，因此配股行为有时被称“伸手向股东要钱”。华泰证券本次配股方案一出，同样在网络引发大量争议，反对声一浪接一浪，甚至有中小股东在股吧和微信公号发布写给证监会的公开信，请求否决华泰证券配股方案，并列出多条理由，包括对华泰证券扩张股本的速度过快、分红远低于股权融资等方面的质疑。中小股东在网上发表的公开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小股东不满，证监会也出面“阴阳”了一下华泰证券。1月3日下午，证监会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关注到有关上市证券公司再融资行为，证监会一直倡导证券公司自身必须聚焦主责主业，树牢合规风控意识，坚持稳健经营，走资本节约型、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有金融人士表示，对中小股东来说，上市公司需要融资，最好的方式是低利率发债，不会摊薄股东权益；其次是发行可转债，大小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再次是定增，由市场化机构参与；最次的则是配股。不过，从券商角度看，配股虽然会引发争议和短期股价波动，但相比其他股权融资来说，配股募资难度低、更为简便、时效也相对更快。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对配股真正有约束力的规定就只有一条，“拟配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配售股份前股本总额的30%”。关于配股的规定相比之下，定增和发可转债的规定则严格得多。定增的规定包括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等。可转债的规定则更加严格，包括最近三个会计年度ROE（加权）平均不低于6%；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40%；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转股价应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正如文章开头提及，2020年后，随着融资环境的改善，券商开始“补血”在重资本的资本中介业务上展开竞赛，规定更宽松、操作更灵活的配股融资，在需要不断“补血”的券商面前，自然更受欢迎。券商的资本中介业务在近年迎来了高速增长，不断吸引券商投入更多资本。2020年，疫情爆发后，A股遇上“疫情牛”，融资环境改善，上市券商均看准时机加大融资力度。当年，有19家券商通过IPO、定增、配股等方式，合计募资超过1500亿元，其中16家募资用途都提到资本中介业务。“资本中介相对传统的股票经纪和投资银行等通道中介业务而言，严重依赖资本金为客户服务的业务”，有业内人士表示，资本中介业务是资本消耗型业务，规模与券商净资本直接挂钩，需占用大量的流动性，离不开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在华泰证券之前，“券商一哥”中信证券也曾推过280亿的配股预案。当时，中信证券财务负责人表示，中信证券在2020年资产得以突破万亿元，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中介业务规模增加，但随着该业务规模继续增长，流动性指标将承压。公开信息显示，中信证券流动性覆盖率由2018年末的247.92%大幅下降至今年年中的139.71%，同期净稳定资金率从156.16%下降至129.14%,两项数据均十分接近监管的预警标准（120%）。资本中介业务规模的增加，导致风控指标的承压，这是中信证券彼时推出巨额配股的核心原因。在中信证券最初的280亿配股计划中，资金用途里就有190亿元计划用于发展资本中介业务，“以满足各项风控指标的要求，保障业务规模的合理增长”。最终，在巨大的争议声下，中信证券配股募资缩水至223.96亿元。本次巨额配股的华泰证券，情况也类似。2020年至2022年中，在华泰证券资本中介业务高速发展同时，风控指标也开始承压。今年中报显示，华泰证券流动性覆盖率为142.18%，净稳定资金率为131.44%，两项指标离120%的预警标准都是一步之遥。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华泰证券甘愿冒如此巨大的争议声，也要推出本次的280亿配股计划。华泰证券风控指标不过，券商通过不断“补血”来发展资本中介业务时，相关风险也同步增加。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股票质押踩雷、两融违约情况也明显增加，直接导致了上市券商的资产减值准备大幅提升。2019年，上市券商资产减值准备合计546.3亿；2020-2021年，这项数据提升至840.25亿和905.16亿。2019-2021年，头部券商中，中信证券资产减值准备由68.91亿增加至162.34亿，增幅135.58%；华泰证券由22.29亿增加至40.77亿，增幅82.92%；中信建投、申万宏源、广发证券同期的增幅也高达76%、60%、78%。此外，随着违约情况增加，一系列相关诉讼也陆续展开，但执行效果存疑。华泰证券在今年中报披露了一系列涉及股票质押违约的相关诉讼，都是在2020年就向法院提起诉讼，涉及本金合计超过11亿。不过，历经多时，截至2022年年中，这些诉讼能执行到位的金额不足3000万。华泰证券诉讼披露相比头部券商，信用风险若爆在中小券商身上，对业绩的拖累会更加严重。2021年，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利润比例超过10%的上市券商有11家，超过一半净利润在10亿以下。其中，太平洋证券营业利润1.92亿，归母净利润1.21亿，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2.73亿；中原证券营业利润7.11亿，归母净利润5.13亿，而信用减值损失高达3.74亿。从这两家中小券商情况看，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利润的比例高达142.16%和52.62%，可见信用风险管理不善对中小券商利润影响之大。前景不明随着一系列问题慢慢浮现出来，资本中介业务的未来也值得关注。首先可以预料的是，经过近10年发展，融资余额相对A股市值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5%-2%的范围内，未来的增长主要受股市行情以及新股上市情况驱动，“看天吃饭”为主，券商主动拓展空间并不大。另一个曾与两融业务相提并论的股票质押业务，增长空间同样存疑。2018年，随着股市下跌、严厉的减持新规出台等多重因素叠加，股票质押风险大面积暴露，甚至差点酿成“全市场流动性危机”。后来，股票质押业务进入“拆弹”阶段，面临不断被压缩规模的尴尬境地。以华泰证券为例，股票质押业务规模在2017年高达908.75亿，随后几年规模不断缩水，即使2021年后略有回升，仍不足2017年规模的一半。华泰证券股票质押业务情况股票质押业务推出时，是一个交易类业务，券商对客户融入资金不作约束，只需盯住账户的履约担保比，有问题强平即可；不过，这样一个流动性很强、标准化的场内产品，在减持新规推出后，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标的变成了限售股，导致出现违约时券商没法及时处置，变成了类似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此外，监管还要求券商要给客户做授信时，做贷前分析贷后分析，引来业内人士吐槽，“变味了，这是行业完全没有预料的”。对于股票质押业务的增长空间，不少声音认为，减持新规后大量的流通股变成了限售股，监管的态度也较为谨慎，业务整体规模增长空间有限。相比融资和股票质押业务，融券业务被寄予厚望能成为资本中介业务的下一个蓝海。2019年初，融券业务余额只有80亿元，占两融余额的比重不到1%。后来，随着科创板灵活的转融券机制推出和券源的扩容，2020年下半年开始，融券业务占两融业务的比重确实开始提高。截至2023年1月4日，融券业务余额为941.95亿，同日融资余额为1.45万亿，融券业务占两融比例提高至6.09%。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融券业务相比融资业务，规模还是十分小，能否真的成为资本中介业务的下一个增长点，尚需时间证明。事实上，融券业务发展最大的限制在于券源不足和成本过高。券商要想拿到券源，需要动用不少资源，要么是自己出钱买股票，要么跟公募基金保持良好关系去拿券，还有就是自己去找上市公司非金融机构法人股东。此外，融券业务标的池的流动性管理也是业务难点，如果股票连续涨停，客户就没有办法买回股票按期还给券商，券商也没法继续向上游归还，触发违约风险。这些因素都意味着，相比融资和股票质押业务，融券业务更复杂，也进一步制约了其规模的增长。在信用风险开始暴露、业务增长隐现瓶颈的情况下，华泰证券还是不顾争议声开采“人矿”继续投入到资本中介业务，不难理解为何市场选择“先跌为敬”了。股价暴跌的背后，除了市场对华泰证券压榨股民这种行为的唾弃，更多的可能是对未来前景的不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