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率达89.5%的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能投资集团”）显然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日前，宝能系旗下重要融资平台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钜盛华”）发布公告，确认了市场上流传的宝能投资集团作为融资人的一信托计划及理财产品部分逾期的消息。　　宝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姚振华于8月20日晚独家回应第一财经称，会坚决兑付每一分钱，下一步，将采取强有力的关键举措持续回笼资金，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这在不过，有内认识人担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宝能资金流动性的紧张。业内人士表示，其债务危机的帷幕或将由此拉开。　　旗下信托、理财产品逾期　　市场的担忧起始于7月26日民生信托发布的一则公告，称民生信托于2019年7月25日发起设立了“民生信托·至信651号宝能投资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融资人为宝能投资集团。该信托计划本金及利息合计约为21.16亿元，截至26日，民生信托未收到足额贷款本息，宝能投资集团出现违约。　　用益信托网显示，截至目前，上述信托计划一共发售了11只分期信托贷款产品，金额合计7.151亿元，均在执行期。同时，为支持这些信托贷款融资，宝能系还质押了旗下正大发展持有的深圳香蜜湖地块项目公司3.675%股权，以及钜盛华1.5%股权。　　除了上述信托计划外，另据媒体报道，宝能系旗下多个近期到期的理财产品也都出现了逾期情况。其中包括：宝能面向内部员工等认购的定向融资理财产品——天盈、天鑫、贵鑫等“员工赢”产品；深圳海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宝盈2号私募投资基金”；前海世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宝盈A-001号私募投资基金”、“纯债2号私募投资基金”等。　　这些信托计划、理财产品的逾期消息使宝能陷入舆论中心。对此，宝能投资集团子公司钜盛华于8月20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关注到有自媒体发布了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宝能集团的市场传闻，传闻中提及宝能系旗下多个近期到期的理财产品以及由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均出现了逾期的情况。　　钜盛华表示：“我公司针对上述报道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发现宝能投资集团作为融资人发行‘中国民生信托-至信651号宝能投资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部分宝能旗下金交所理财产品未能足额按期偿还，存在部分逾期现象。”　　至此，宝能旗下信托计划和理财产品逾期一事得到证明。不过，钜盛华还透露，截至公告日，宝能投资集团已就延期偿还方案与投资人及民生信托初步达成一致，后续将通过处置部分资产、战略聚焦减少开支等方案落实偿债资金，预计于2021年末前完成相关理财产品及信托计划的全部偿付。　　同时其还强调，该市场传闻目前未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尽管钜盛华发布了相关公告，但业内对宝能系债务的担忧仍在持续。据统计，“宝能系”旗下发债主体主要为钜盛华和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业物流”），分别存续14只和5只债券，存续规模分别为117.28亿和90亿。其中，深业物流第一大股东为钜盛华，持股比例为74.1%。　　钜盛华可以说是宝能投资集团的重要融资平台。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2002年1月的钜盛华，注册资本163亿元，主营业务包括综合金融、综合现代物流、调味食品、城市复合产业运营等，控股前海人寿和深业物流，是华侨城A等上市公司重要股东。　　宝能集团为钜盛华第一大股东，持股67.4%，其余三位股东分别是深圳市浙商宝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30%，深圳市宝能创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92%和深圳宝源物流有限公司持股0.68%。　　但从钜盛华的资产负债结构来看，其在短期内面临着较大的偿债压力。第一财经查询“20深钜05”披露的年报发现，截至2020年末，钜盛华总资产为5259.66亿元，净资产949.91亿元，总负债为4309.7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1.94%。　　其中，公司有息债务同比增加110.66亿元至894.63亿元，在公司总负债中的比例为20.76%。而在有息债务中，债务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和1～2年，截至2020年末，二者合计占全部有息债务的比重为60.59%，这意味着公司短期偿债压较大。　　另从债权人类型上来看，信托融资占比最大，达292.94亿元，全部为担保融资，且期限多集中在1年以内（含1年）；其次为银行贷款，达263.17亿元，中长期限居多；还有债券融资及其他融资等。　　同时，因前海人寿资产配置结构调整及债务偿还规模增加，钜盛华货币资金同比大幅减少229.26亿元至61.13亿元，降幅达78.95%。这意味着公司受限资产规模较大，将对资产流动性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记者查询钜盛华2020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发现，截至2020年年末，钜盛华从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小贷公司等渠道获得的综合授信额度达1034.57亿元，剩余额度为139.31亿元。　　其中，中航信托、上海银行、云南信托、平安银行、广州银行、平安信托授信额度位居前列，分别授信56亿元、53亿元、50亿元、43.35亿元、42.50亿元、39.46亿元。　　实际上，针对钜盛华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风险，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也曾有提及。今年6月30日，大公国际将钜盛华的主体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列入信用观察名单”。　　据大公国际的公告，此次钜盛华被“列入信用观察名单”的原因主要包括五大方面。比如，公司股权被质押比例高，子公司前海人寿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升，且仍面临一定资本补充压力；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关联方款项规模及占比仍处于较高水平，对资金形成占用，且货币资金大幅下降；　　另外，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类资产规模较大，易受资本市场及房地产市场价值波动影响；且关联担保规模仍较高，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公司本部债务压力仍较大，盈利能力亟待增强。　　如今来看，随着前述信托、理财产品的逾期，钜盛华主要关联方“宝能投资集团”的负债风险已然显露。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宝能投资集团合并口径资产总额为5653.03亿元，总负债5061.23亿元，净资产为591.80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9.5%。可以看到，宝能投资集团较钜盛华面临着更大的财务杠杆风险。　　宝能回应：坚决兑付每一分钱　　面对宝能投资集团目前出现的一些资金链紧张的问题，姚振华于8月20日晚间对第一财经作出独家回应。　　姚振华称，“会坚决兑付每一分钱”，将恪守市场底线和原则，维护公司29年积累的信誉基础。　　姚振华同时表示，疫情反复、经济波动，对不少企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宝能也遇到了阶段性困难，但属于发展中的困难，而且总量不大，在可控范围内。“我认为，暂时的困难，对于长期顺风顺水的我们（宝能）并非坏事。新的经济形势与竞争环境，对宝能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有信心、能力、举措快速解决当下问题。”　　“下一步，将采取强有力的关键举措持续回笼资金，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姚振华说。...

今年8月19日，星星科技上市整十周年的纪念日。然而，原应该是里程碑的这一天，星星科技突然“陨落”，自曝惊天巨雷：公司业绩大幅“变脸”，资不抵债，*ST加身！而在这之前，星星科技的危机似乎已经露出先兆：股价诡异大跌、高管先后“跑路”、股东大幅减持等，留给5万股东的，只剩下一个伤“星”太平洋。惊雷8月19日，即公司上市十周年这一天，星星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一则议案。该议案的名称为《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一则更正使公司去年净利润“蒸发”25亿元。这则议案，将直接改写星星科技的未来命运。如此巨幅的会计差错，是公司在编制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时发现的。根据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包括：调减2020年营业收入31.67亿元，调减2020年营业成本14.60亿元，调减2020年存货4.33亿元，调减2020年应收账款20.44亿元，调减2020年应付账款3.90亿元，调减2020年应收票据1.81亿元，调减2020年应付票据4480万元；调增2020年其他应付款10.48亿元，其中调增关联方其他应付款2.20亿元；补提2020年商誉减值准备8.76亿元。此番调整之后，星星科技的基本面迎来彻底的改变：2020年，星星科技的营收由82.98亿元降至51.31亿元；净利润从原先的5203万元，直接调整为亏损近25亿元。8月20日，星星科技披露2021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亏损高达13.39亿元，较调整后的上年同期仍大幅下滑310.14%。仅在一夜之间，星星科技就突然亏损38亿元。当日星星科技收盘，公司总市值仅为33.63亿元。也就是说，公司一夜之间爆出的亏损，超出了公司的总市值。不仅如此，在此番业绩调整后，星星科技已变为资不抵债。公告披露，经过调整，星星科技2020年的归母股东权益合计由调整前的19.56亿元变更为-22.22亿元。眨眼之间，近42亿元的净资产，烟消云散。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8月23日，公司开市起停牌一天，次日起复牌，并将正式被“*ST”。先兆在“爆雷”之前，星星科技似乎已经流露出一定的征兆。过去5个交易日，星星科技接连大跌5天，累计跌幅达40%。而就在五连跌之前一日，星星科技股价一度还摸到近半年的新高——6.04元。8月19日，星星科技披露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声称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不过，星星科技在该公告中透露，公司前期披露的财务报表存在需要更正，公司目前自行测算流动负债已超过总资产，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这为次日的巨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埋下了伏笔。而在股价异常波动之际，公司的高管层已出现频繁波动。8月16日，星星科技监事会主席张绍怀以个人原因辞职；此前三天，公司董事赵亮同样以个人原因辞去所有职务；8月3日，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赖春连也以个人原因辞职。在此前的今年1月，星星科技时任董事长刘建勋辞去职务；短短4个月后，接任者刘琅问“闪电”辞职。此外，公司董事朱林、监事蔡婷婷也在几个月前相继离职。频频“跑路”的还有一些重要股东。6月2日，公司接到持股8%的股东萍乡中州信安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减持计划，后者拟在2021年6月25日至2021年9月23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873.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的股份，其余为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在此之前，持股3.44%的公司股东深圳市德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计划在2021年1月6日至2021年7月5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0.86%的股份。今年6月，该项减持计划得以完成，套现4600万元。警觉的债权人也坐不住了。日前，星星科技收到了萍乡中院送达的《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申请人汇丰投资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萍乡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如果重整计划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披露显示，2019年12月6日，汇丰投资与星星科技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汇丰投资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5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个月。合同显示，这笔借款的期限为2020年1月23日起，2020年3月22日止。然而，借款到期至今，星星科技并未向汇丰投资清偿借款及其利息。分歧针对此次会计差错调整，星星科技董事会内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根据披露，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监事会的意见也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而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则有所保留：鉴于公司此次会计差错更正未经专业审计机构审计，认为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数据应以专业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为准。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程序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行为。与此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半年报也给出了谨慎态度，对公司半年报及摘要的议案，投出了弃权票。值得关注的是，星星科技2020年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会计差错，但其2020年年报居然没有被年审会计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看出破绽，并给出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在该份年报中，公司董监高保证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而就在给出保证后不到1个半月，5月12日，公司董事长刘琅问便辞职而去。就在如此危机时刻，星星科技在8月22日仍在互动平台上与投资者互动，声称“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事实上，星星科技并非第一次出现业绩“大变脸”。2019年2月，此前频频收购的星星科技，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时“爆雷”，公司预计亏损8.46亿元，同比下滑1357.72%。两个月后，星星科技的“雷”急剧扩大。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公司实现营收38.18亿元，同比下降32.37%，净利润亏损为16.98亿元，远超此前预计规模。耐人寻味的是，在公司修正业绩公告前10天，萍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正式上位为公司的新实控人。十年之间，接连爆雷。而此番星星科技的雷更是惊倒众人，包括公司身后的近5万名股东。...

下定决心开设网店两个月后，面对日益下降的浏览量和转化率，店主小优（化名）无可奈何地打开社交软件。搜索“放单主持”，在第一条相关视频下留言“我是商家”。半天之内，她就收到了许多“主持”留言寻求合作。所谓“主持”，相当于刷单产业链里的中介，往往层级分明，对接商家刷单需求，并将任务派发给刷手。但整个刷单江湖，却往往暗流汹涌。近期，监管频繁出手，不少市民也接到了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短信提示，“兼职刷单就是诈骗”的提醒赫然在列，平台也早已开启围追堵截模式。在“刷单找死，不刷等死”的矛盾里，店家、刷单主持不断进化，升级套路，与平台和监管斗智斗勇。权重里的无奈：不刷起不来，刷了怕被抓“在你考虑刷不刷的时候，人家在考虑刷多少。”这是一个刷单主持《致商家》宣传词中的首句，鼓动的成分虚多，但也确实是许多电商卖家的无奈。无奈来自于“权重”，这个相对专业的词语，几乎相当于网店的生命。“权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店铺运营的多个因素相关，包括成交量、好评率、店铺级别等。做店铺需要权重，如果上传一个新品，相关关键词没有权重，买家可能搜十几二十页都找不到你的产品。”业内人士韩方（化名）坦言。提高权重是每个商家的必修课。一般而言，购买“直通车”是最便捷的方法，相当于“官方推广位”，“砸钱买第一的搜索”。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店家可以针对商品设置多个关键词、投放平台、每日预算等。每个关键词最低出价0.05元，最高出价99元，卖家对每个竞价关键词自由定价，最后按实际被点击次数付费。直通虽好，但烧钱不少。“直通车虽然能把你的搜索位往前提，但它其实很难保证转化率，而且太贵了，很多开直通车的店家都是赔钱的。”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相比起来，“物美价廉”的刷单就成了最优解。据了解，商家通常会找第三方团队帮助自己运营店铺的数据情况，例如提升某一关键词的客单转化率等。运营团队就要根据关键词进行补单，把数据做起来，因此便将刷单任务交给主持，主持再连同将关键词、单价、佣金等各种要求同大量刷单任务一并派发给自己的刷手。商品本金不同，每笔佣金价格也不同。根据一名主持发给北京商报记者的收费表，100元以下的商品每笔佣金9元，101-200元的佣金10元，依次提高。“不刷起不来，刷了怕被抓”是大多商家的心声。2014年初，阿里巴巴集团运用大数据手段发现“零距网商联盟”网站在网上存在刷单行为并报警。经过审理，余杭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90万元。此案系全国首例个人通过创建平台、组织会员刷单炒信并从中牟利而获罪的案件。不过海量需求和利益面前，仍有人愿意铤而走险。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整治，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3128件，罚没金额2.06亿元。对店家来说，刷还是不刷，的确是个问题。有困惑的商家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留言：“我经营着一个8年的资深店铺，今年是刷单最疯狂的一年。我今天的问题有三个：如何明确定义电商虚假交易？国家有关电商虚假交易的法律法规是否是摆设？国家是否有关注过虚假交易对电商经济总量的占比？”套路叠套路：“AB单”与“空包网”刷单不是个新鲜事。“电商平台火起来的时候，就有刷单了。”2014年，号称“刷单第一人”的葛峰在网络上公开宣称刷单是暴富行业，“双11”一天就刷出了一台法拉利。一直到今天，刷单的本质从未更改，区别在于“如何更真”。路子一个比一个野，套路也一个比一个深。“以前还有些黑科技叫黑搜、魔搜，那个都不用刷单，直接是软件截取用户流量，把你的商品往前放。不过也很快就被平台发现，补上漏洞了。”业内人士许邵（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据了解，魔搜是一款软件工具，本质上是冒用用户身份，修改或增加用户浏览特定商品的历史行为数据。软件开发者已在2020年初被判刑。“不要再相信魔搜、黑搜啦。”在网络论坛里，有经验丰富者耐心分享如何刷单不被降权的教程。“进入店铺产品的方式一定多样化并且是有效流量，符合情理的递增”“一定一单一单地放，时间分散”“单号一定要真实，可以找当地物流买”。“拍A发B”是目前常见的一种模式，以给老客户或者刷手寄送小额赠品代替下单商品为主，从表面上看接近正常购物行为，既躲避了监管，也完成了刷单。但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发空包”和“发单号”，则要危险许多。据了解，一些不法分子控制着多个兜售快递空包的网站，贩卖大量的快递单号，这些快递单号或通过快递物流平台空转，或通过线下物流渠道“寄空包”。此外，业内还有专门倒卖快递单号的网站，实际就是窃取其他人的快递信息。“相对来讲，空包是很节省成本的一个方式。但有些物流地址只能匹配到市，且物流信息异常地快，因此也很容易被查。去年下半年很多快递空包网站直接倒闭关门了。例如空包网，去年一度不能注册，不能购买，直到今年也才只能购买，但不能够注册新用户。”韩方透露。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去年，无锡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贩卖快递单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两年时间里，控制着“空包网”等兜售空包的网站2600余个，贩卖了约6亿条快递单号。危险的试探：监管追逃反复上演刷单无异于造假，往小了说欺骗消费者，往大了说，在不公平的竞争之下，亦影响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乃至劣币驱逐良币。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1年度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典型案例，便对“拍A发B”“发空包”等相关套路和典型案例都进行了曝光，并将此作为未来监管的重点。事实上，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修改时，就增加了“互联网专条”，其中便提及虚假交易相关内容。2018年9月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第17条也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武解读称，刷单炒信的行为属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据法律规定，商家将面临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从刑事责任角度来讲，商家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刷单炒信业务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商家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刷单炒信行为，骗取刷单平台或者他人财物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高同武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相比于法律监管主要指向刷单主持群体，商家最担心的还是平台的监管。据了解，某电商平台在2015年就上线了“虚假交易订单屏蔽系统”，平台将对虚假交易的卖家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包括删除虚假交易产生的商品销量、商品评论，情节严重的，还将下架店铺内所有商品，永久关闭店铺；拼多多2019年表示已建立“反作弊系统”，通过自发展示平台“总售数据”、打击虚假发货等措施，在动机和可能性上消除刷单作弊。“平台也在查，查到了就会给违规，评论和销量全部删除，狠一点的就是把链接降权30天，30天结束，这个链接基本也就死了。再重一点的就是扣分，扣分扣多了会自动退店。最狠的就是直接退店。”韩方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套路漫漫，商家主持和监管你追我逃的戏码反复上演。而刷单江湖里，位于“食物链底层”的刷手还在嗷嗷待哺，以刷单为名的骗局不断收割“兼职者”的血汗钱。北京市公安局反复提示，兼职刷单就是诈骗，不要参与！购物退款联系官方客服核实，不轻信来路不明的购物网站。防诈下载全民反诈App，如有疑问请打96110咨询。...

最高法与证监会建立新机制，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中国证监会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总对总”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实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与“中国投资者网在线调解平台”系统对接，为证券期货纠纷当事人提供多元调解、司法确认、登记立案等一站式、全流程在线解纷服务。截至目前，A股投资者数量已超过1.8亿。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无疑将依法及时高效化解证券期货纠纷。三原则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化解此次《通知》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决策部署，切实发挥证券监管部门在解决证券期货纠纷中的指导协调作用，以及人民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中的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建立健全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断满足证券期货投资者多元纠纷解决需求。有三方面基本原则：一是依法公正原则。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不得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二是高效便民原则。根据证券期货纠纷特点，灵活确定解纷方式，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解纷效率，降低投资者解纷成本。三是调解自愿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意愿，保障投资者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工作目标是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证券期货领域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依法及时高效化解大量证券期货纠纷。分工明确，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共同建立“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即“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下简称调解平台)与“中国投资者网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调解平台”(以下简称投资者网平台)，通过平台对接方式开展全流程在线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等诉调对接工作，全面提升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的统筹推进，宣传引导当事人运用调解平台化解证券期货纠纷，对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员开展技术系统培训指导，调解平台的研发运维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负责在线诉调对接工作具体业务流程指导，对证券期货纠纷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等。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负责统筹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制定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政策规范，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及相关管理制度，指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在线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等。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者服务中心)负责投资者网平台的日常运行、安全防护和升级优化等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积极与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会管单位开展诉调对接工作，将符合条件的证券期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纳入本院特邀调解名册，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方式化解证券期货纠纷，开展委派、委托调解工作，依法及时在线进行司法确认。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相关会管单位在“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负责与相关人民法院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指导对应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投资者网平台，组织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开展在线调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与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共同推动将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共同认定的特邀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纳入各级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名册。从流程上来看，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纠纷调解申请后，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平台向调解组织委派、委托调解案件；调解组织及调解员登录投资者网平台接受委派、委托，开展调解工作；调解完成后将调解结果录入投资者网平台，由投资者网平台将案件信息回传至调解平台，并告知相关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通过投资者网平台向相关调解组织提交调解申请。调解组织接受法院委派、委托调解或自行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线签订调解协议或上传调解协议。鼓励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确有必要的，可就达成的调解协议共同申请在线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人民法院将在线进行司法确认或者出具调解书；未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立案或者继续审理。经调解组织线下调解成功的案件，依法能够进行司法确认的，可通过调解平台进行在线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在委派、委托案件前，应当征求当事人同意，并考虑调解组织的专业领域、规模能力、办理范围等因素。调解组织在收到法院委派、委托调解通知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就是否接受委派、委托调解作出回复。另外，强化在线音视频调解。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应当积极使用投资者网平台的音视频调解功能开展在线调解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利用法院办案系统和调解平台内外连通的便利条件，落实在线委派、委托调解、调解协议在线司法确认、电子送达等工作，为在线音视频调解提供支持和保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提高调解员的技能《通知》指出，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投资者服务中心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推广应用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下一步工作举措。各地由人民法院立案庭牵头，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从具体工作层面部署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根据工作实际分别建立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绩效评估激励体系，从组织建设情况、矛盾纠纷化解数量、调解成功率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定期形成调解工作质效分析报告。对参与纠纷化解工作表现突出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引导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优质高效参与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各级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相关会管单位应当建立多层次联合培训机制，不断提高调解员的职业修养、法律素养、专业知识和调解技能。人民法院要大力支持证券监管部门培育并充实调解力量，广泛吸纳证券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为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提供保障。...

短短两天，42家企业IPO按下“暂停键”！8月18日，根据深交所官网信息，包括比亚迪半导体在内，34家创业板拟上市公司审核状态变更为“中止”，原因分别是“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或发行人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或发行人申报会计师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或发行人保荐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中，受天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影响的企业数量为17家；受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影响的企业数量为15家；受华龙证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影响的企业数量各为1家。无独有偶，8月19日和8月20日，科创板也有8家拟上市公司审核状态变更为“中止”。上交所官网披露的中止原因是“发行人聘请的相关证券服务机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而实际上，上交所提到的也是上述4家中介机构。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是IPO项目，上述4家中介机构涉及的8个再融资项目和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审核也处于“中止”状态。其中，再融资项目6个：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涉及4个（3个定增和1个可转债），华龙证券涉及1个定增，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涉及1个定增；重大资产重组项目2个。追溯资本市场此次大规模“中止”风波的起源，发现上述4家机构此前均为新三板企业蓝山科技的证券服务机构。因此，业内普遍认为，此次“中止”风波或与蓝山科技项目爆雷有关。公开资料显示，蓝山科技成立于2005年9月，主要从事光传输和接入网络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外协）和销售。2014年6月，蓝山科技在新三板挂牌，两年后进入创新层并一直持续至2020年4月申请挂牌精选层。在公布精选层挂牌计划后，蓝山科技股票在二级市场受到热捧，股价一度大涨至6元/股以上。但2020年10月，蓝山科技却突然密集发布公告，表示涉及公司及子公司的基本户被冻结，公司及子公司被列入被执行人，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被冻结，公司、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限制高消费，主要业务停顿等风险事项。至2020年11月，蓝山科技更是公告称，公司只剩下2名员工，包括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在内的其余员工均已离职。2020年12月2日，证监会公告，在全国股转公司自律审查及证监会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蓝山科技信息披露真实性存疑，涉嫌违反《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证监会按程序对蓝山科技启动立案调查。2021年8月11日，蓝山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进展公告》提示，公司因涉及重大诉讼，业务仍处于停顿状态，无必要人员编制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5月6日起停牌。那么，此次大规模“中止”究竟会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又将持续多久？据时代周报报道，虽然涉事上市企业均在公告中表示，项目中止审核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但多位受访的市场人士表示，不利影响还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会重点审查相关项目，原本不构成实质性障碍的事项，将会被仔细清查；其二，很多拟上市公司都有投资机构介入，如果一定时间无法上市，可能触发投资协议的违约条款；其三，很多拟上市公司都会在申报期内努力做多业绩，包括扩大原材料采购等，一旦无法上市，企业有可能无法消化之前采购的原材料。”研究资本市场的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英鸷律师说。他还表示，如果拟上市企业动用较大杠杆，项目被中止且迟迟无法推进，可能遭遇债权人集中起诉。不过，据上证报向监管层求证，“时间不会很久，此次中止不属于发行人本身的问题，只要中介机构签一份协议证明，换一个团队来执行即可，不一定要换证券服务机构。”科创板审核规则中明确规定，因前述原因中止审核的，发行人根据规定需要更换保荐人或者证券服务机构的，更换后的保荐人或者证券服务机构应当自中止审核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尽职调查，重新出具相关文件，并对原保荐人或者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文件进行复核，出具复核意见，对差异情况作出说明。发行人根据规定无需更换保荐人或者证券服务机构的，保荐人或者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向交易所做出具复核报告。保荐人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复核程序后，发行人也可以提交恢复申请。交易所或者中国证监会按照有关规定恢复发行上市审核程序或者发行注册程序。（钛媒体APP编辑综合自上海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时代周报）...

原标题：中国将限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发债针对规模达3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信用债市场，中国继续释放“强监管”的信号。高杠杆企业过度发债将受到限制，结构化发债更是被明确禁止。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央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局8月18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限制高杠杆企业过度发债，强化对债券募集资金的管理，禁止结构化发债行为。今年以来，负债累累的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陷入债务困境，一些中小地产发行人更是成为债市违约主力，凸显过度举债带来的恶果。指导意见还强调，构建以违约率为核心的评级质量验证方法体系，推动形成有区分度的评级标准体系，降低外部评级依赖；规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定价机制，严禁政府部门、发行人对发行定价的不当干预，严禁承销机构通过自承自买、募集资金返存等方式变相压低发行利率、扭曲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8月18日，国新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交通运输部直言，个别网约车平台设置了过高的抽成比例，侵害了网约车司机的权益，因此要求平台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令外界没想到，率先对监管做出反应的，竟然是已经极度边缘化的易到用车。8月19日，易到用车在《司机端资费调整特别公告》中表示，要取消传统的抽成模式，变为信息服务服务费模式，按照阶梯模式收取费用，最低1元，5元封顶。“新政”于9月6日起执行。易到称此举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旨在提高司机收入。沉寂已久的易到用车，用一纸公告取消传统抽成模式，突然杀回公众视野，是想借此“重回牌桌”，还是搅一搅浑水？易到“阳谋”自滴滴遭遇网络安全审查以来，网约车江湖再度硝烟弥漫，高德、哈啰出行、美团、T3出行等再度出手，纷纷试图在“空窗期”抢占份额。在网约车江湖中几乎销声匿迹的易到，本来早已没资格坐在“牌桌”上。但是从网约车痛点切入，取消传统的抽成模式，采取极低的信息服务费模式，易到用车或也想分一杯羹，拉拢司机入驻，硬生生给自己找回点存在感。根据易到《司机端资费调整特别公告》，对于1元起步、5元封顶的信息服务费模式，有网约车司机对《豹变》称，这种模式“对司机来说，比抽成20%多肯定更合适。”平台抽成问题已被外界诟病已久，易到此举无疑将压力抛给了其他平台。滴滴公关方告诉《豹变》，“我们之前已经公布过抽成上限，并且公布司机收入账单，其中抽成30%峰顶在部里发文之前就对外公布过了。”至于易到的“新政”，滴滴方面表示“不评价同行”。不过从目前网约车市场反应来看，易到此举并未引起太多波澜。一位网约车车主告诉《豹变》，易到现在还欠司机好多钱，现在司机们对易到根本不信任。作为最早使用互联网提供专车服务的平台，易到创立于2010年5月，全球网约车巨头Uber的登场比易到还晚了几个月，至于滴滴、快的更在两年后才上线。不过，易到几经波折，后期的新闻主要围绕着易主、资金链断裂、运营停滞等。据易到创始人周航称，从2012年到2013年，易到过了一段好日子，有稳定的获客来源，一直保持着80%的市场份额。这是易到的巅峰岁月。2014年，滴滴和快的在打车市场掀起补贴大战，各家平台频频融资。易到错失良机。据易观国际的数据，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专车服务订单量前三名分别是滴滴专车、Uber和易到用车，市场份额分别为78.3%、10.9%、8.4%。易到直接从天上跌到泥土里。补贴大战之后，易到的形势急转直下，乐视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易到面前。但随着乐视2016年爆发财务危机，易到也出现资金链断裂。此后接盘了易到的韬蕴资本，又想把这个烫手山芋甩给赫美集团，最后双方并未达成合作。直到现在，易到还砸在韬蕴资本手里。2018年初，新一轮网约车大战再起，易到试图“重出江湖”，宣布将在北京、上海等七个城市的平台佣金下调至5%，达到行业最低水平，而这七座城市与当时美团打车的目标完全一致。同年4月，易到又宣布将优选47万车主实行免佣金政策，并进行“阶梯返利”。易到时任CEO对外表示，市场上主流网约车平台收取车主佣金约在25%—30%之间。不过几次新政，易到激起的水花都不大。一方面，易到有较多的历史遗留问题，早已过度消耗司机端的信任。另一方面，易到目前在市场上几乎没什么份额。2018年8月，交通部首次公布网约车全国监管平台数据接入情况，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底，易到完成订单总数116.5万单，排在滴滴、曹操专车、首汽约车、美团打车之后，滴滴订单总数为易到的75倍之多。而到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有207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当月收到订单信息6.3亿单，另外有81家网约车平台已经累计180天未传输数据，其中就包括易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底，全国共有241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易到依然未上传数据。同时，降低佣金的新政均需要大笔资金投入，易到目前有没有实力做这件事也是个问号。易到也明白必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针对目前司机及用户的余额问题，易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待偿账户可在易到及所合作的商城进行消费，或在易到其他业务或合作商平台等用于消费抵扣，亦可在易到资本化时进行转股。针对希望提现的用户，易到亦会每年将50%的利润用于司机提现或用户退款。此外，易到表示公司正在进行战略转型，后续汽车租赁将成为公司业务的重要一环，相关业务调整后，易到甚至期望能够在两年内进入资本市场。微利挣扎易到的这个动作目前看来，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毕竟网约车平台的抽佣情况是目前监管重点。各家平台抽佣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们可以从相关公司招股书中略窥一二。从目前的行业格局来看，滴滴是网约车的绝对龙头。据 2018 年比达咨询报告显示，在用户最常使用的网约车平台中，滴滴出行的用户占比高达 91.9%。此外，据交通运输部披露全国各网约车平台订单量，截至2020 年 10 月，滴滴出行月订单量为 5.62 亿，市占率超九成。所以关注滴滴，就等于关注了整个网约车行业。根据《豹变》梳理，虽然滴滴网约车2018-2020年的平均抽佣比例逐年下滑，但依然在15%以上，分别为26%、19.8%、17.2%。相比之下，嘀嗒、哈啰的顺风车业务平均抽成比例不到7%。且顺风车下有底、上有顶。在招股书中，顺风车龙头嘀嗒表示，如果在城内提供服务，那么每笔行程交易收取的服务费最低费用及最高金额分别为1元及10元。城市间则最低和最高金额分别为1元及15元。为什么顺风车抽成比例相对较低？核心来自商业模式。和网约车不同，顺风车不属于运营类车辆，不需要像网约车模式一样负担车队管理成本，也没有经营许可证照的要求。此外，顺风车服务的本质，是私家车主途中顺路带乘客分摊路费，因此顺风车平台不需要给司机提供大量补贴，司机也有动力参与顺风车业务。而对于用户而言，顺风车的打车费往往比网约车、出租车低许多，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补贴。不过顺风车虽然便宜，但由于历史上发生过多起恶性安全事故，有不小的监管压力。相比之下，网约车服务和出租车更像，车辆和司机都需要相关证件，且主要由专业司机提供服务。由于仍处于市场培养阶段，网约车平台要做大量补贴吸引司机和乘客，成本较高，所以抽成比例也会更高。从滴滴招股书来看，按照当下的抽佣比率，作为核心业务的网约车，只能做到基本的盈亏平衡。滴滴的中国出行业务近三年收入分别为1332亿元、1479亿元和1336亿元，其中网约车业务占中国出行业务收入97%以上。千亿收入背后是千亿的成本。滴滴的成本主要是司机车费和司机激励费用。近三年分别为1278亿元、1397亿元和1258亿元。从反映盈利能力的毛利率来看，滴滴近三年毛利率有所上升，但依然微薄，分别为5.5%、9.77%、11.23%。2020年中国出行业务调整后EBITA（利息、税、折旧摊销前的利润）占总交易额的比例只有3.1%。可以说赚的是辛苦钱。按照易到出台的规则，打车费用100元以内，服务费比例相当于在3%-9.5%，而打车费101元以上，封顶在5元的信息服务费，与当下抽佣比例相比将大幅降低。如果滴滴采取这种定价方式，在刚性成本的约束下，将重回重度亏损。对于顺风车平台而言，如果安全度更好的网约车采取超低费率，也有可能虹吸顺风车乘客，这将抬升诸如嘀嗒等顺风车平台获客成本，压低其刚刚转正的利润。下调费率是趋势事实上，关于网约车平台的抽佣问题，一直受到监管层关注，相关企业甚至被约谈。3月5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则对滴滴进行了约谈。原因是进入3月，滴滴在成都等多个城市抬高乘客端价格、压低司机端价格，从中获取更大的差价。而这一价格调整，也引发了部分司机罢工，抬高了乘客打车难度。5月14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又对滴滴出行、美团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满帮、货拉拉等10家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约谈的结果相当严格，要求企业从抽成规则、保护从业者权益、坚守安全底线等方面对网约车和货运平台进行整改。「核心提示」关于网约车平台的抽佣问题，一直是监管重点。8月18日，交通部吹风，表示平台应“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设定抽成比例上限”。率先对监管做出反应的，是已极度边缘化的易到用车。易到新政，取消传统的抽成模式，变为信息服务服务费模式，按照阶梯模式收取费用，最低1元，5元封顶。此举是想“重回牌桌”，还是搅一搅浑水？而到了8月18日，交通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李华强表示，将进一步规范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要求网约车平台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设定抽成比例上限，督促平台规范用工、更多采用劳动合同制用工方式，合理确定驾驶员劳动报酬标准，并向社会公布。据李华强介绍，针对个别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诱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疲劳驾驶等问题，交通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指导意见》各项举措落地实施，保障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的劳动权益。目前，网约车成为公共交通之外的重要补充，平台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了数字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对于抽佣费率下调的讨论，一方面是监管基于保护司机群体权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抑制平台滥用支配地位造成垄断。此次易到“引战”，滴滴、嘀嗒、哈啰们即使没把易到此举放在眼里，恐怕也会看在心上。...

面对SEC暂缓中概股赴美上市，越来越多美元基金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近期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烦恼——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似乎不大愿接受美元基金投资。”一家美元创投基金合伙人王强（化名）向记者感慨说。究其原因，这些高科技企业主要担心一旦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就需要搭建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并转向赴美上市，但近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Gray Gensler重申暂停中国内地企业通过空壳公司赴美IPO注册，且要求中概股必须加强财务审计、政策风险、运营架构等信息披露，令企业赴美上市可能变得格外艰难。“尤其是那些签订IPO上市对赌协议的中后期高科技企业，接受美元基金投资的意愿更低了。”他指出。记者多方了解到，遭遇类似窘境的美元基金为数不少。清科研究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国内地互联网初创企业完成了23笔人民币股权融资，没有一笔美元融资。一位国内大型创投机构负责人向记者直言，这无形间影响着不少创投机构的整体投资规划。目前不少签订股权投资意向的互联网高科技初创企业突然希望他们能用人民币基金替代美元基金投资，导致他们人民币基金投资节奏骤然加快，美元基金却“停滞不前”。面对越来越多中国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日益警惕美元融资，众多美元基金也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我们正建议部分美元基金投资的企业转道香港上市。”王强透露。此举既能规避中概股赴美上市日益艰难的冲击，也能确保美元基金到期前实现项目退出。不过，要说服部分LP（基金出资人）接受这项项目退出新建议，绝非易事。因为家族办公室等LP深知，互联网高科技、智能运营、人工智能等领域企业赴美上市所获得的估值高于香港资本市场，他们若同意美元基金项目均选择赴港上市，势必将牺牲不菲的潜在投资回报。“所幸的是，多数大学基金、养老基金与FOF机构等主要LP对此表示赞同——与其基金到期只能低价处置项目套现，转道港股上市或许能获得相对更高的回报。”他指出。目前不少美元PE基金更担心的是，若中概股赴美上市日益艰难导致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不愿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可能会触发美元基金募资难，因为很多家族办公室LP不愿看到资金被“闲置”。资料图。人民币基金更“吃香”一位国内互联网高科技领域初创企业创始人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也在“刻意”回避美元基金的投资邀约。“我们对此也挺无奈的。因为一旦接受美元基金的投资，公司就需要搭建VIE架构，甚至围绕美股上市开展一系列业务规划、公司架构搭建与财务安排，目前SEC对中概股赴美上市的监管趋严，很可能令这条企业上市通道渐行渐难。”他告诉记者。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部分互联网高科技领域企业在接受人民币基金投资时，正打算拆除VIE架构，转而筹划登陆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尤其是中后期项目对此的意愿相当强烈，毕竟，他们担心赴美上市不确定性将导致IPO对赌协议失败，令企业管理团队不得不承受较高的股权回购压力。“这导致我们可投资的项目变少。”王强向记者直言。目前除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半导体等领域中早期项目仍愿接受美元基金投资，多数2C端互联网高科技项目与中后期项目则更倾向接受人民币基金投资。他直言，未来这种跷跷板效应将更加凸显——人民币基金的可投资项目日益广泛且投资节奏骤然提速，美元基金投资范畴日益收窄且投资节奏停滞不前。多位美元基金人士向记者透露，部分美元LP正密切关注 SEC暂缓中概股赴美上市对美元基金项目投资节奏带来的冲击。具体而言，这些LP与基金管理团队的沟通明显增多，一方面了解通过VIE架构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可能面临的各类监管风险，另一方面也在评估中国互联网反垄断，数据安全监管、行业整顿等政策的最新动向，是否会将严监管扩展到互联网、教育培训之外的其他行业。“我们担心，这可能导致部分美元LP可能削减对美元基金的投资额度。”一位美元基金投资总监向记者直言。事实上，他们内部已决定加大人民币基金募资额度与加快路演进程同时，削减美元基金募资额。“试水”新退出渠道面对SEC暂缓中概股赴美上市，越来越多美元基金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上述美元基金投资总监向记者透露，不是所有的赴美上市路径都受阻，目前他们正联合投行、律所等中介机构，研究中国企业借道SPAC曲线赴美上市的可操作性。所谓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即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也被称为空白支票公司。具体而言，这家壳公司先上市融资，再寻找企业进行收购合并，由此令后者成功曲线上市。此举的好处，一是上市流程相对比较简单，能加快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进程；二是企业也能获得相应的上市融资，满足资金需求；三是各方通过资产注入实现股价上涨，也能实现共赢。“不过，中国企业借道SPAC赴美上市这条路径能否走得通，还面临两大挑战。”一位熟悉赴美上市流程的律师表示，一是鉴于中国相关部门的数据安全监管，中国企业可能需设立新的经营实体，以满足中国相关部门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要求；二是为了满足SEC对中概股信息披露、财务审计、政策风险、公司架构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SPAC公司在收购中国企业完成资产注入时，也需健全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在他看来，当前多家中国企业正在试水借道SPAC曲线赴美上市，它们能否最终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对美元基金能否重获中国企业青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王强认为，相比借道SPAC，他更愿支持投资项目赴港上市。“事实上，近期打算接受美元基金投资的多个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研发项目，也将赴港上市纳入未来企业发展规划。”他表示。因为这些企业发现，随着南向资金持续增加，企业赴港上市所获得的估值与募资额，未必会低于美股市场；此外，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对红筹股财务审计、政策风险、公司架构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要求也低于SEC，有助于企业更顺利地登陆资本市场。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中概股赴美上市难度加大，目前不少加仓中国股票资产的全球大型资管机构也将目光瞄准港股，尤其是生物医药、半导体、芯片研发、新能源汽车等国家政策长期支持的产业，正成为他们加大投资配置的方向。“或许，这也能给美元基金带来更高的项目回报，让我们更有把握说服LP同意将更多投资项目调整到港股上市。”王强指出。此外，他们也做好项目境内上市的准备——尽管对美元基金而言，项目境内上市意味着从项目退出、到资金换汇返还境外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与操作流程，但科创板/创业板的上市高估值与投资高回报，同样能令部分LP感到满意。“不过，为了最大限度打消LP对资金跨境流动管制的顾虑，运作项目境内上市或许是美元基金百般无奈下的应对策略。”他强调说。...

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互联网企业正在经历由利用用户隐私驱动的盈利向真正的模式创新转型的过渡期。“《个人信息保护法》从法律上严格限制企业过去隐私驱动盈利的疯狂做法，企业自己会通过合规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这也并不意味着企业离开滥用个人信息就做不了业务了。”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出行服务”的用户基础均超过上亿规模，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范围广、体量庞大；而依托5G、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也加速普及，其服务必须要收集的有关生理健康等个人信息敏感程度高且流转环节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回应了个人信息安全及合法权益的诉求，未来也将对电子商务、出行服务以及健康医疗等领域的互联网巨头的盈利模式带来挑战。刘春泉认为，企业在较大的法律责任面前肯定要加强合规。“野蛮生长会受到限制，一些创新企业在资本扶持下，不惜以违法作为成本快速增长的做法以后会减少。”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事实上，在该法案推出之前，互联网巨头企业已经感到了不安。上个月，中国网络空间最高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将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公司涉嫌侵犯用户隐私展开调查。上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又通过了一套旨在改善公平竞争、禁止虚假在线评论等行为的规则；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对43个应用程序非法传输用户数据提出指控，并要求其在8月24日前进行整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文华认为，对超大平台的数据处理者的权、责、利的分配与平衡，是此次《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具体企业来说，超大平台又应该有新的投入方向了，未来超大平台如何治理，如何建立合规体系以及平台规则的公平合理，也需要进一步地细化。”王文华表示。根据中国信通院的一份分析报告，电子商务涉及的具体商品与服务种类丰富，收集使用的个人信息类型繁杂，且敏感度普遍较高。以“淘宝”为例，会收集用户的会员信息、设备信息、服务日志信息、订单信息、支付信息、物流信息、客服信息等等；订票平台“飞猪”更是需要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信息、家庭住址、出生年月等个人敏感度更高的信息。上周五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要求其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以及个人信息的种类、对个人权益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包括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管理流程、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等在内的措施。不过在处理“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时，相关法律专家指出，具体的规则仍需探索。中国网安协会网络治理与国际合作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谢永江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提到’去标识化’的表述。那么去标识化之后的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去标识化以后，如果对个人隐私安全形成保护，是否应该需要赋予企业对信息的商业化利用权利？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信通院曾对医疗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后的使用规则提出建议，认为“去标识化”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个人信息主体的过程，属于“受限制数据集”。在一份《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疗信息安全指南》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经过“去标识化”处理的个人健康医疗信息可在未经个人健康医疗信息主题授权的情形下用于研究获公共卫生等目的。信通院还指出，匿名化、差分隐私、同态加密、区块链等技术等创新应用，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在大数据开发应用与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两者间达到平衡，匿名化等脱敏技术已经在各类信息服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应该更加关注隐私保护技术，比如企业可以在客户端采集数据时进行差分隐私和同态加密等处理后，再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对数字广告商影响较大刘春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使用个人信息并不一定能够直接产生收益，但是可以提升营销的精准性。“这对于利用个人信息精准推荐的数字广告商而言影响较大，而对于平台类企业不一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他说道，“不能做的大家都不能做，市场还是一样的，增加的成本和付款对巨头不足以伤筋动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严格规定，对互联网企业们的商业模式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合规应该尽早做。所谓的合规就是对照法律，把自己主要的业务流程全都梳理一遍，制定相应的制度应对法律的实施。”游云庭表示，此次立法冲击比较大的有几类企业，第一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公司，以及帮助互联网公司处理用户信息的企业；另一类是面向消费者的其他企业，比如商超类企业以及大型的日用消费品公司。“这些公司一方面自己会收集数据，另一方面投放广告也会使用到数据，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游云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还表示，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基础服务免费，依靠广告这样的增值服务盈利，但服务又比较单一的企业；此外一些较小的应用软件，如果过去主要盈利模式是靠兜售用户信息，那么以后可能也难以生存。事实上，全球的监管机构都在加大对于利用消费者隐私进行数字广告营销的行为，平台型的企业也在跟进。苹果公司今年4月以来正式启用广告追踪透明度框架（ATT），这项关于隐私政策的重要变化引发了科技行业的巨震。不过苹果收紧对广告商的隐私规定，并没有让硅谷的互联网企业的业绩表现太难堪，美国的科技公司在最新一季度的财报中反而创下了收入新高，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优势依然明显。这也反映了监管者与大型科技平台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企业可以利用技术的发展快速创新，而监管机构则难以跟上技术创新的节奏。“科技公司比监管机构拥有更多的行业资源和知识技能。”研究公司Futurum Research分析师丹尼尔·纽曼（Daniel Newman）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美国企业面对监管，已经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发展核心生产力来赚取利润的路径，而不仅仅是挖掘隐私来赚钱。比如亚马逊它的AWS云服务，以及Facebook正在组建创新团队探索’元宇宙’的发展。”游云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星展银行中国投资策略师邓志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科技巨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不断创新的理念和能力，这将使得企业能够快速地实现商业模式的转变，始终能够找到盈利的增长点。”...

软件企业税收新政一旦落地，对互联网巨头影响最大。8月11日，财新网报道称，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收紧“关键软件企业”的资格标准，对互联网公司享受的减税优惠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目前尚未有正式消息出台，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已经在最新的财报业绩发布会上相继预警。政策落地将对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产生影响，也为阿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的盈利前景带来阴影。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对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数据安全等一系列监管措施，引发外界和资本的高度关注。有互联网分析人士表示，一旦上述针对软件公司的税收新政落地，那么，这无疑将是继阿里巴巴反垄断、滴滴滥用信息被调查以及整顿在线教培机构之后，互联网监管领域的又一重磅事件。而且，通过税收来调整，对于互联网企业有路标性意义。腾讯、阿里预警税收优惠减少8月18日晚，腾讯2021年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腾讯方面回应了“税收优惠减少”这一敏感话题。腾讯CFO罗硕瀚在财报会上透露，公司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的有效税率都是11%。随着重点软件企业的税率细化越来越完善，总体退税水平将会一直下降，腾讯此前拥有四到五家符合重点软件企业资质的公司，去年数量已经减少了。另据《电商报》报道，阿里巴巴在公布2021年Q2业绩后的电话会议上，向投资者“预警”：公司部分业务将不再被视为重点软件企业，从而在未来不再享受10%的税收优惠政策。外界普遍认为，阿里电商等业务很难继续享受10%的优惠税率，但阿里云等高科技业务板块还是符合税收优惠标准的。根据现有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被认定为软件企业就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即首个获利之年起，两年免征所得税，之后的连续三年减半征收；如果获得国家重点软件企业资格的企业，之后每年还能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腾讯、阿里、百度、小米等互联网巨头企业均在享受税收优惠之列。它们旗下的公司或者某些业务板块，或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或被认证为重点软件企业，进而享受10%的优惠税率。十几年前，国家为了大力扶持互联网行业，企业只要推出自己的软件产品，很容易就能获得高新技术认证。通过认证后，企业不仅享受税收优惠，甚至还能拿到各种补贴，以至于深圳富士康的一个研究院，每年都可以从相关部门申请到1亿多元的研发经费。然而，该税收扶持政策执行多年，固然带来了互联网行业大繁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巨大争议。焦点之一是，获得认证的企业鱼龙混杂，很多打着高科技名号的企业，其技术实力并不强，在中美博弈中出现的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现象就是一个迹象。而民间声音早已进入了监管视野。4月，工信部与其他三个部门一起公布了软件企业的指导方针。据财新网报道，这些指导方针旨在甄别哪些企业才可以被列为新的“重点软件企业”，有几条“硬杠杠”：拥有“核心关键技术”、自主专利或知识产权，研发人员至少占总人数的25%，研发支出占总收入的7%（此前是6%）以上，与软件产品开发有关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5%以上（此前是50%）。只有符合标准的软件企业才可以继续获得10%的优惠税率。很明显，一旦新的认定政策得到严格的执行，目前很多享受10%税收优惠的互联网企业，都将和优惠税率说“拜拜”了。互联网加税，巨头们会伤筋动骨吗？那么，10%的优惠税率终结之后，对互联网巨头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比如阿里巴巴。根据阿里巴巴财报，阿里旗下四个境内全资子公司中，阿里中国（从事批发业务）、淘宝、天猫，均在2017—2019年被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阿里北京（从事技术、软件开发及相关服务业务），在2019年被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四家目前都是10%的所得税率。2021财年（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的12个月），阿里巴巴营收7172.89亿元，同比增长约40%；净利润达到1432.84亿元，同比微增2%；纳税292.78亿元，同比增长42%。阿里子公司享受的免税期及税务优惠金额为206.75亿元。如果新政落地，这将近207亿元的税收优惠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税率从现有的10%恢复至25%的企业所得税率，阿里将增加百亿规模的纳税支出。即便是按照20%计算，如果保持2021财年的盈利水平，阿里巴巴每年也要多交100多亿元的税。据8月3日发布的阿里财报（即2021年第二季度），二季度营收2057.4亿元，经营利润为308.47亿元。将上述收入拆分为四个部分：电商和批发业务4736.83亿元、云计算601.2亿元、数字媒体及娱乐311.86亿元、创新业务及其他48.37亿元，收入占比分别为87%、8%、4%及1%。可见，对于电商和批发业务收入占比87%的阿里来说，新政的影响难怪要进行预警。尽管阿里目前还保持在季度盈利300多亿元的水平线上，依然很赚钱，但是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永清看来，阿里“没有近忧但是却有远虑”。他说，阿里严重依赖电商业务，其全球年度活跃用户数已达到11.8亿的高点，未来增长乏力，反映在财报上，阿里的收入增长已从2019年的50%+，进入了3和4打头的增长率区间，未来几年大概率会进入2和3打头的增长率区间。在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再叠加增税以及日渐趋严的互联网监管，巨人阿里巴巴前景堪忧。再比如腾讯。8月18日，腾讯召开了财报电话会。腾讯第二季度营收1382.59亿元，同比增长20%；净利润426亿元，同比增长29%。腾讯CFO罗硕瀚在会上透露，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腾讯的有效税率约11%。腾讯目前享受的税收优惠包括：高新技术企业附属公司适用15%的优惠所得税率，具备国家重点软件资格的附属公司适用10%的优惠税率。此外，若干公司享有“两年免税及三年减半”等税收优惠，若干符合地方政府要求的公司适用15%的优惠税率。这些税率大幅低于25%的所得税法定税率。因为享受众多优惠税收政策，二季度，腾讯的所得税开支为37亿元，享有的补贴及退税额为22亿元。一个季度的税收优惠就达到22亿元，全年近百亿元。如果未来重新认定重点软件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税率从目前的11%上浮，腾讯每年需要多交的税款也在几十亿元之巨。如果达到20%，也是百亿元左右的支出。区别于阿里，腾讯面临强监管的业务还有游戏板块。此次财报会上，腾讯还公布了游戏业务营收为430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游戏营收占比为2.6%，占比看似不高，但是这一收入的绝对值却在10亿元以上。业界已经有要对腾讯游戏业务加税的建议出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预测，如果腾讯的企业所得税率从10%上升到15%，腾讯每股收益将下降6%。花旗则预测，腾讯游戏业务税率有可能会飙升至25%，那么公司未来两年的盈利将分别下降8.9%及9.1%。再如小米。税收政策调整后，对小米的影响要小于腾讯，更小于阿里。小米集团于3月24日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报告显示，2020年，公司收入达人民币245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人民币130亿元，适用于附属公司的优惠所得税率金额为69.01亿元。小米还有一个和阿里、腾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小米手机还是未来的小米汽车，都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科技制造业。因而，在逐步“取消对软件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转而支持硬件科技的研发”的预期政策背景下，小米受到的影响会比阿里、腾讯小很多。税的事儿，也是共同富裕的事儿当然，即便互联网企业的税收优惠被取消，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加税金额，对一年净赚1000多亿元的巨头们来说，仍在可承受范围内。而且市场预期，这一政策会细化，给予中小微互联网企业优待。也就是说政策的主要影响还在大而不能倒的互联网巨头们身上。问题的重点不在取消税收优惠本身。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天价反垄断罚单、信息安全整改、在线培训教育行业整肃，政策的出台，有着中长期的考虑，代表监管态度，反映出监管的思路、理念以及底层逻辑。互联网监管变革视角之一：纳税公平问题河南水灾发生后，很多人都盯着大企业和明星的捐款动态，有些人看到华为还没有捐款，就异口同声地在网上“催捐”。其实华为很早就捐了，只是没有晒出捐款截图。华为还是在水灾发生后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抢救和维护通讯设备的少数企业之一。这一事件经过网络发酵，带出公平与否的争论。华为捐款3000万元，不是最多的。但是有些人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华为2019年利润是627亿元，纳税却达到1010亿元，2020年华为营收、利润略高于2019年，因而纳税仍是超千亿元。而有些互联网巨头企业，年利润1000多亿元，缴税还不到300亿元。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享受重点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而硬件制造企业的代表——华为享受不到这样的税收优惠，那么这就存在一个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难道能这样简单地说，阿里是有核心技术的，华为没有？毕竟互联网企业有很多，硬件制造企业也有很多，涉及的企业成千上万，这已经不是三两个企业的问题了。互联网监管变革视角之二：收入分配。年轻人热衷于去互联网大厂，有些激励灵活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底薪、奖金、加班费加在一起年薪达到三五百万元，这还不算股票期权。还记得蚂蚁集团准备上市时，众多中高层在蚂蚁总部杭州之江预订千万房产，创下了热销楼盘2天狂卖1.5亿元，二手房暴涨100万的纪录，随着蚂蚁上市被暂缓，一切又被打回原形。互联网新贵字节跳动，其员工手中持有公司股票期权的不在少数，今年春季字节跳动被传出即将上市的消息，很多人弹冠相庆。因为以字节跳动当时三四千亿美金的市场估值，上市将造就很大一批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而另一方面，去年以来，“我国有接近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这一话题持续引发关注和热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互联网监管变革视角之三：扶持中小企业。为低收入群体增收靠什么？靠就业。就业靠什么？靠广大中小企业。7月27日上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明确了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保住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才是我国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保障。这几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叠加疫情影响，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都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这和互联网大厂的财大气粗，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上述三个视角，归为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去平衡效率与公平。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共同富裕。在重视效率的同时，公平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企业一直被监管所爱护，这带来了经济效率，也带来行业的繁荣。但是互联网企业也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了最大受益者，赚得盆满钵满。而未来，该回归到公平了。最近，腾讯宣布继续投入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结合自身的数字和科技能力，在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为“三次分配”持续助力。短短4个月，腾讯已投入1000亿元资金。外界评价，腾讯觉悟太高了，为互联网企业带了一个好头。腾讯已经看到了未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的互联网监管也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经过过去二十年的茁壮成长和狂飙突进发展，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迎来属于他们的成人礼。而“成人不自在”，互联网大厂们需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