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官正义在砖厂圈子火了。各地砖厂老板、搬砖工头疯狂地刷他的视频、追踪他的IP动态，生怕下一秒，他就出现在自己眼前，坏了生意。从湖南、河南，到山西、广西、云南、湖北……自今年6月以来，不到四个月时间，上官正义跨越多省，举报27家黑砖厂（公司及个体户）强迫劳动的情况，解救了超过200名残障工人。凤凰网《风暴眼》注意到，近期他更是日夜兼程，几乎2天曝光一家黑砖厂。有工人像“水牛”一样被困在砖厂里，不干活就挨打，工资不见分文，多年来只剩一身伤疤与嶙峋瘦骨。而这只是“残障人员被强迫劳动”现象的冰山一角。在奔波的间隙，9月23日，上官正义接受了凤凰网《风暴眼》的专访，回想起每一起解救行动的细节，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历历在目。他发现，有专门家族式团伙长期盯梢、拐骗残障人士，再利用线上平台和熟人网络进行交易，形成非法用工的灰色链条。他们是如何躲过监管的？为何长期无人发现？他感到不解。尽管2007年山西黑砖窑案曾震惊全国，多名责任人被严惩，但这样的黑砖厂至今仍未绝迹。从曝光非法代孕到解救搬砖奴工，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揭开了隐蔽在现代社会的又一个阴暗角落，令人不禁惊呼：“这竟是2025年的事情？”越来越多的线索通过网络集中到他手里，寻亲者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身上，这驱动着上官正义无法停下脚步——“哪有什么侠义不侠义的，说白了就是良心上过不去。”他说。受访者供图一、解救200多名残障人员，只是冰山一角风暴眼：您最近一直在各地曝光黑砖厂，能介绍您的行程和发现吗？上官正义：是的，最近几天去了湖北，此前还有湖南、河南、山西、广西、云南等地。有时候一天跑几个省，昨天一整夜基本一直在路上。一些黑砖厂平时也在观察我的IP动态，所以有些时候在确认安全、把事办完之后，才会在当地发布动态。业内在密切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其实这样也好，至少能起到间接的震慑作用。从我解救的人员情况来看，他们失踪了10年、20年甚至30年，解救后都表示还有更多人在各地砖厂干活，这就印证了这种现象从未间断，一直存在。困在黑砖厂里的残障人员，很多还有一些行为能力，也期待着与家人团聚。我印象很深刻，有个从河北秦皇岛解救的人，1997年失踪，到现在已经28年了。失踪的时候，村里很多人还没出生，现在回去早已物是人非，他的户口都被注销了，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法律上已经“不在世”的人，还是被找到了。不止家人很激动，整个村子的人都轮流去看望他。今年6月以来，我已经解救了超过200名这样的残障人员，涉及27家公司和个体户。我在网络上曝光的，只是个别特别严重的。有些地方配合解决问题，我就没发出来——我的目的是解决，不是曝光。即便如此，这个数据仍是完全没想到的，而已经解救的人员也只是冰山一角。我最担忧的是那些仍被藏匿、被长期转移的人——他们去哪了？怎么找到他们？风暴眼：找到这些被困的残障人员时，您看到他们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上官正义：这些被解救者有个共同特点：体型都极其消瘦，手已经完全变形了。他们这些年超强度、几乎无休息地劳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连最基本的伙食都跟不上，这对他们身心伤害太大了。我记得有个地方，他们夏天煮一锅面条能吃好几天。高温下面条第二顿就坏了，别说放几天了。但他们是残障人员，没有任何自我保护意识。装砖的上车区域，头顶上是铁皮，虽说用来遮阳遮雨，但夏天接近40度高温下，在铁皮底下就相当于在蒸笼里。地表的温度、刚出炉的新鲜成品砖的温度，多重叠加，那个热浪真的很难形容，人站到砖面前，呼吸都困难。还有粉尘，肉眼能看到颗粒状的粉尘。砖烧出来之后，周围基本上是烟尘滚滚的状态。他们要通过手和钢夹把轨道上的成品砖抱到车上，这个过程就会产生粉尘。有时候阳光从钢棚的缝隙照进来，那些微小的粉尘就像小烟囱冒的烟一样，特别明显。这些地方还装了巨大的排气扇，让粉尘无法沉降。工人在旁边干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这大大增加了患职业病的风险。风暴眼：这些工人的工作时长、劳动强度，您能介绍一下您看到的情况吗？上官正义：正常的工人在工厂干活一般是两班倒，比如从中午12点干到晚上12点，更何况他们这些人。我得到的很多信息都说，他们只能没日没夜地干，砖厂生意好的时候，哪会让他们闲着？说白了，是在多重压力下被剥夺了正常休息的权利。我会特别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比如有没有挨打，有没有明显的伤痕。最近解救的一个人，他一伸手，我就愣住了——他的手已经完全变形了，手指上全是老茧，翻过来看着更严重，连肉都没了，就剩一点皮。受访者供图风暴眼：您与他们能够正常交流吗？有哪些回应或瞬间让您印象深刻？上官正义：他们没法正常交流，有的说话语无伦次，也有少数人能表达出一点自己的情况。比如问他们有没有钱，他们也能有一些反应。在湖南临湘，6月初我关注的第一起涉嫌强迫劳动的砖厂，当天有一个被解救的人在派出所说自己是广东人，我刚好会说粤语，就用广东话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刘付某某，是广东省茂名市某村人。当时旁边的人问我他说的是什么，我随口说：“他胡说八道的”。我心想，一个50多岁的人，哪会叫这种四字名字？结果他可能听懂了，就在桌子上给我写，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这时我仍觉得他只是脑子有问题，在胡说。后来核实身份，他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就是他写出来的信息。这让我特别后悔和内疚。他好不容易被发现，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认真说自己的情况，我却当着他的面说他胡说八道。我发了相关视频之后，他侄女是凌晨3点给我留的言，看得出来家里人特别着急。风暴眼：这说明他失联之前有一定文化水平是吧？解救以后，他的精神、身体状况可能和从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上官正义：我的理解是，在那种环境之下，好人都会被折磨出病来。很多人失踪了十几二十年，一直都没有休息。就说湖南临湘那些人，过年的时候工头要回家，你知道这些人怎么办吗？工头会把他们“寄存”到其他过年不放假的厂子里面继续做工，只需要跟对方说“你管他吃就行，我过完年过来把他接走”。在工头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人”这个概念，不然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人家，更不会有强迫劳动这种事。二、专门平台买卖交易“大傻二傻”风暴眼：您说到的这些工头，他们是什么来历？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上官正义：控制他们的工头大多是家族式、老乡式的。目前我们关注到，河南淅川、云南曲靖和昭通、贵州毕节和遵义这几个地区的人，在全国各地承包装砖工种的最多。结合已有的案例，每次解救时抓到的工头，也基本都是这几个地区的。他们之间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亲戚老表，比如湖南祁阳砖厂，看管残障人士的是工头的老婆，她老公就在广西砖厂，两地不远，他们都是互通消息的，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圈子。要是哪个厂子人少、效益不好、出砖少，他们就会把人调到其他厂子去，总之不会让这些人闲着，而工钱全进了工头的腰包。风暴眼：这样看来，很多当地人、砖厂老板应该都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吧？上官正义：基本上只要用了这些人的砖厂，不管是法人、老板还是股东，其实都知情。这些人在你的厂子里干活，你说不知道，这有点说不过去。我问过当地的工头和老板，他们说淡季时一个人一天能装出300块钱左右的砖，旺季能到500块。你想，工头手里养四五个人，一个月就能赚好几万。企业主之所以默许甚至认同这帮人，首先是因为这些人干活没有怨言，特别听话，不会惹是生非。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个工种招不到健康的人——这活实在太辛苦了，所以残障人员就成了他们压榨的目标。不过不光是砖厂，一些水泥生产商、经销商，还有养殖场这些劳动强度大、特别辛苦的行业，我也曾解救过这类残障人员。受访者供图风暴眼：这些残障人员，是如何进行交易买卖的？上官正义：有些平台打着“介绍所”的幌子做这件事。以前他们很嚣张，直接在平台上发帖介绍“大傻”“二傻”，就像企业招聘一样，明着来；现在可能收敛了，不像以前那么明目张胆。在湖南的案例里，被抓的工头就承认，这些人是从专门的网络平台上找的。而且他们内部圈子里也会交易买卖，比如山西临县鑫宇砖厂的工头，我们去时他正从外地往回赶，打电话问他这些人从哪来的，他说有的人是在河南安阳花钱买的。但这些工头被抓后，大多会说“我看他可怜，在火车站或者路边捡垃圾，就把他带回来了”。这种说辞太冠冕堂皇了，其实查起来不难，就看工头有没有给这些人发工资。三、举报之后，有人紧急转移逃窜风暴眼：大部分案例中，您举报后，官方后续处理情况如何？上官正义：其实我只是协助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辅助力量。我在多地报警后，得到当地的支持，个别省份开始搞排查。但比较遗憾的是，凡是我到现场报案的，都能找到残障人员、抓到工头；可我没去的地方，私下把线索转给当地，往往找不到残障人员。甚至有时候我到当地现场报警，警方还没赶到，工头就已经逃窜了。比如广西钦州贵祥砖厂，我先到现场接触了砖厂老板，也看到了那些残障人员。但在报警后，我在车里等着警察来，就看到工头从生活区冲到搬砖区域，让残障人员赶紧逃窜，现场最后只留下一个人。还有广西百色平果市的解救案例中，我私下把线索转给公安，结果时隔20天左右，属地才去了现场，说问了老板，老板表示没有残障人员。我随后又得到线索，在属地去之前，老板就已经让这些人藏匿到后山去了。后来我发了一条微博，把时间线列出来，质疑当地反应迟缓。之后当地又联系我，说成立了多个工作组，找到8名残障人员，抓到了工头。现在我最担忧的问题，是真心希望有关部门能解救残障人员、打击犯罪，而不是让排查流于形式。否则其实是在驱赶这些工人，驱赶之后反而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受访者供图风暴眼：有些家属也提出疑问，疫情期间全民核酸检测，为什么当时黑砖厂里的工人没有被查出来？上官正义：这确实是大家都想不通的问题。而且砖厂是个特殊行业，管它的部门其实很多：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监管取土、用地是否合法，人社部门负责规范用工，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安全生产等排查，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保合规，还有属地的镇、社区也会查。这些部门隔三差五就去检查，看到那些人的状态，难道没发现问题吗？特别是湖南岳阳艳飞砖厂，它前身是如斯砖厂，2020年就被查出强迫14名智障人员装卸砖块。再比如湖南冷水江明桓砖厂，2017年8月，里面有个残障人员死亡。后来查到死者是云南人，最后砖厂只赔了35000块钱。这么多年一直还在用残障人员，他们为什么这么胆大？可能觉得成本太低了——35000块钱，一个人两个月创造的收益就赚回来了。如果按正常的死亡赔偿标准，怎么可能才赔这些？有些地方找到人之后，压根不告诉家属他们被迫劳动的实情，只说“我们发现你家人在流浪，你来接走吧”，这种情况下，家属要是能拿到三万多，可能都觉得庆幸，哪还会追问其他？风暴眼：这些工人后续要拿到自己的工资和赔偿，会面临哪些困难？上官正义：我现在每去一个地方，都会给当地有关部门建议，先冻结工头和工厂的资金，防止被转移。有的地方就算厂子没钱，政府也愿意先行垫付，按照国家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标准的折中数额，家属来领人的时候先给一部分，后续还会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家属起诉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工资是应得的，先解决，精神损失赔偿再走法律途径，这就很好。很多残障人员的家庭条件本就不好，他们失踪这么久，家里可能兄弟已经结婚成家，日子也不好过，有的父母都去世了，谁来养他？要是能追回劳动报酬，他回家后至少有基本的安置保障。比如艳飞砖厂解救的河南商丘的一位工人，家里拿到了9万多，加上数千慰问金，对家属来说，会觉得有关部门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可要是没这笔钱，工人回家连房子都没有，买床被子、买个风扇都需要钱，根本没法安顿。四、“把拐卖成年男性纳入刑法”风暴眼：您每天收到诸多线索，是怎么梳理、跟进的？上官正义：我只是个辅助有关部门的老百姓，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好心人主动提供线索，而且线索都特别精准，一查一个准，这都是大家合力的结果。这些精准的线索，基本上都是砖厂内部人或身边人提供的——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虽然业内一直关注我的动态，但即使我到了现场，他们也不会发现。有的地方，工头当着我的面刷我的抖音，声音还挺大。他们也想不到手机里的人就在眼前，因为都抱着侥幸心理，所以也就大胆妄为。还有一些寻亲的家属一直和我站在一起。有位叫杜后琪的父亲，孩子被拐之后一直杳无音讯，现在差不多也该20岁了。有一次我们在砖厂发现过20来岁的年轻人，他就想跟我一起去看看，说不定里面有他的孩子。没办法，只能到处多试试。后来他常和我一起到一些砖厂，帮着开开车，搭把手。对那些残障工人，他特别能感同身受，会联想到自己的孩子，总是念叨“造孽了”。受访者供图风暴眼：在这些解救过程中，您遇到过阻挠或者威胁吗？上官正义：遇到过。那天在冷水江明桓砖厂，我一个人去的，解救了16个工人。当时砖厂的人还很嚣张，有人威胁要打我。找到人之后，老板赶紧让那些残障人员往后山跑，我冲进去把人拦下来，一边吼一边大声呵斥，“别跑！”这时候砖厂的人围上来我问：“你干什么的！”一直阻挠，直到警察制止了他们。这砖厂还有缅甸人长期在里面干活，这次在湖北也看到了缅甸人，这些属于“三非”人员。当下不管是外籍人员还是国内人口，砖厂有多少人，一统计就该清楚。缅甸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可还是有人把他们藏匿在里面。风暴眼：您评论区有很多人还在寻亲，您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上官正义：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是好事，只有关注了，这类问题才可能慢慢减少。凡是有亲属失踪，特别是残障人员失踪的，直系亲属一定要到有关部门报案并采血。这样才能精准、快速地找到家人。我评论区下面，好多人在找父亲、找舅舅、找叔叔、找邻居，大家一起努力，或许这些人还在某个角落等着我们去找他。此外，买卖男性、强迫劳动这些行为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但现在刑法第240条只将针对妇女儿童的特定情形认定为拐卖，成年男性没有被纳入。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把拐卖成年男性纳入刑法，和拐卖儿童犯罪同等对待，对拐卖残障人员的行为从重处罚。...

风靡半年的“外卖大战”悄悄降温了，外卖商家的烦恼还在继续。一个月前，沈阳的一位外卖商家李优在写字楼旁边新开了一家快餐店，以牛肉饭为主营产品，他很清楚，花钱促销、投流推广是必经之路。一家外卖平台的业务经理找到他，推荐他参与“赏金联盟”活动，活动一级页面显示了6%的赏金比例，意味着平台帮助商家“高效获取用户优质反馈”，同时收取6%抽成。然而，当他点击“新店爆单必选”的二级页面报名时，却未留意到，这项活动的赏金比例为70%—100%。店铺日均出10单，半个月后，他发现这项支出扣除了他1000多元，才意识到抽成比例之高。“最大的感受就是不透明。”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认为业务经理有诱导行为，他更想弄明白：烧钱换来的流量和订单，究竟哪些是真实的？这类问题，已经引起重视。9月24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有专家评价其为行业“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重点规范了平台和商户价格促销行为，以遏制“裹挟式”竞争、过度“价格战”等乱象。“算不清账”李优坦言，刚注册的外卖新店家，对于如何运营、推广、投流很陌生，也成为平台外卖业务经理和第三方外卖运营商眼中的“香饽饽”。若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一旦有几天销量情况不好，就有业务经理打来电话：“您的店铺权重下降了，订单量很低，如果不参加活动，可能店就废了。”李优表示，他感到恐慌，选择开通对方推荐的活动以求自救。参与上述抽成70%—100%的赏金联盟活动后，李优每一单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被抽走了。据他出示的截图，收入21.55元、24.64元的外卖订单，都被活动抽走了20元。此外，他还投了用户取消、食品安全理赔保险，每单固定扣除0.14元。他表示，买保险前，有时会发生2—3单没有骑手接单的情况，商家要自行承担损失，购买保险后，再没出现过类似情况。他明白，商家参与这些活动是“砸钱烧流量”。令他更为困惑的是，如何辨别这些项目的运营效果。“光从营业额看，商家无法详细拆分出哪些是自然流量带来的效益，哪些是运营推广带来的额外的效益。”他举例道，赏金联盟活动为店铺拉来了很多好评，但他无法确定是不是真实订单。“业务经理在介绍项目的时候，不会说得特别清楚，尤其是活动的副作用，自己实践了才能体会。”他说。另有外卖商家对《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甚至有外卖平台的业务经理会在未经商家同意的情况下，为商家账户开通各类促销活动。认为业务经理存在诱导行为后，李优打电话向平台反映，客服表示会调出通话记录。两天后，客服表示“业务量太大，找不到通话录音”，承诺会向上反映，帮他申请赔付，要求耐心等待。最后，对方回复“申请被驳回了，实在没办法”。“倒贴”推广开新店以前，李优还经营着一家加盟型鸭货店。附近一条街上共有6家兼做堂食和外卖的店铺，有3家在今年倒闭了。回忆起过去几个月的“外卖大战”，他心有余悸。他指出，消费者仅需几元点外卖的背后，是价值12—18元的大额膨胀券、优惠券，这些券的部分成本都由选择参与促销活动的商家承担。为了跟上流量，李优的鸭货店参与了促销活动。“通常情况下，一张18元的券，平台承担5元，店铺需承担13元。幸运的是，鸭货平均客单价高，大约四五十元，我还负担得起。”他感叹，折算下来，挣到的钱没太大变化，只是店员的工作量大幅增加了。“对比房租，来自平台的压力更大。”汪希在武汉经营着一家独立咖啡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月的租金为5000元，营业额约3万—4万元，扣除平台各项费用后，每月到手只有一万多元，“几乎拿走了一半”。汪希还有商家朋友经历过“负金额订单”的冲击。例如，一则7月的订单截图显示，初始订单金额为32.7元，扣除商家活动支出25.8元、佣金和配送服务费10元之后，商家最终到手只有-3.1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治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近年来，随着平台收费规则、计费方式、包括补贴要求等越来越复杂，常常导致商户出现看不懂、弄不明、算不清的情况，难以准确判断成本投入和收入预期，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局面。新的规范商家们的“烦恼”，已经引起了政策重视。9月24日起，《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文件规定了外卖平台的总体要求、价格行为管理要求、商户管理、配送员权益保障等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在第五章“价格行为管理要求”中，文件对收费管理、价格促销管理做出规定。李强治指出，文件明确限定了外卖平台向商户的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新设收费项目，并从公示方式、公示内容、结算明细、推广效果等方面对平台收费作了细化规定，通过提升各类费用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易理解性，防止不透明收费。以李优提到的“推广服务费效果评估”为例，文件指出：“平台应为商户免费提供评估推广服务效果的工具和真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推广点击量、推广点击率、推广引导成交订单数、推广点击转化率、推广引导成交用户数、推广引导成交金额、推广投资回报率等，引导商户科学合理开展流量推广和广告投放活动。”文件也明确要求，平台价格促销成本不应变相或者直接要求商户进行分摊，并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户开展价格促销或者干预商户促销力度。文件还要求平台按照合理匹配原则，科学设定技术服务费、配送服务费和推广服务费。推动平台建立技术服务费下调机制，逐步降低基础佣金；特别是对中小微商户给予费用减免等优惠扶持。（文中李优、汪希为化名）...

“烂尾车”，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沉重副产物。这些车辆的制造商，大多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新势力品牌。2024年初，高合汽车的停摆，只是这场深度洗牌的序幕。进入2025年，行业清算骤然加速：年销量曾一度超越“蔚小理”的哪吒汽车正式进入破产重组；由广汽与蔚来联合创立的合创汽车，也因业务停滞进入事实性倒闭。由此，数十万乃至百万辆已经售出的汽车，与其背后承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一同被搁浅。一场由主机厂倒闭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消费市场和产业链上悄然传导。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瘫痪对于车主而言，制造商的经营失败，意味着一系列核心权益的即时清零。这场清零，首先从构成车辆躯体的硬件开始，以最基础也最致命的售后维修瘫痪为表现形式。以威马汽车为例，其“整车终身质保”的承诺，自2023年起便因其服务网络的大面积坍塌而无法兑现。但这仅仅是困境的开端。到了2025年，随着哪吒、合创等更多品牌倒下，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多家经营遇困的新能源车企的车主讲述了他们车辆的售后窘境：有的等不到配件，有的售后维修店已经关闭。“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一位独立维修站的员工透露，“新势力车型的很多车身结构件、电子模块都是独家开模、协议加密的。主机厂一倒，配件供应链瞬间断裂，我们的诊断设备也无法写入数据。没有原厂支持，这些车一旦伤及筋骨，就约等于被判了死刑。”这种维修困境迅速传导至保险行业。多家保险公司已悄然将这些“烂尾车”品牌列入高风险名单。由于更换配件成本不可控、维修方案无法确定，续保时保费大幅上涨，甚至被直接拒保的情况屡见不鲜。车主们不仅失去了原厂的质保，也正在失去社会化商业保险的保障。如果说硬件瘫痪是让车辆的躯体受损，那么软件与服务的停机，则是对智能汽车灵魂的抽取。2025年6月，在哪吒汽车提交破产申请后的数周内，其官方App服务器便出现连接中断，随后彻底停止服务。远程解锁、启动空调、车辆定位……这些早已融入用户习惯的智能化体验，一夜归零。这揭示了智能汽车的一个本质：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一套硬件，更是一张持续性服务的票据。当发行这张票据的公司消失，车主手中剩下的，是一个无法成长、功能不断衰减的孤岛。其核心的智能化溢价，正随着后台服务器的关闭而迅速蒸发，最终只留下一个功能有限的交通工具。融资驱动下的脆弱增长为何这些一度被资本热捧的新势力，会如此集中地走向衰败？复盘倒下的这些企业，可以发现一种高度相似的资本催熟模式及其内生风险。据公开资料统计，威马汽车从A轮到D轮累计融资额超过350亿元人民币，拜腾汽车融资总额约84亿元，爱驰汽车也累计获得近百亿融资。这些资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被大量投入到品牌营销、发布会造势和销售渠道扩张中。拜腾汽车便是一个典型。其核心高管团队出身宝马、英菲尼迪，自带光环。公司成立四年，凭借标志性的48英寸车内大屏等设计，成为全球各大车展的焦点。但喧嚣背后，是84亿元融资耗尽，却未能实现核心产品的规模化量产交付。据媒体披露，其内部运营成本高昂，与生产制造环节的实际进展严重不匹配。哪吒汽车的失败，则是典型的战略摇摆之殇。它曾是新能源牌桌上最务实的黑马，凭借高性价比的小型车迅速抢占市场，2022年一度问鼎新势力年度销量冠军。然而，为撕掉“廉价”标签，哪吒在2023年后仓促进行品牌向上，接连推出轿跑哪吒S与哪吒GT。这次转型并未成功，高端市场消费者对其品牌认知不足，而原有大众市场用户又因其资源分散、车型更新缓慢而流失。当市场转冷、融资渠道收紧时，前期依靠融资和低价策略积累的销量泡沫迅速破裂。合创汽车的失败，则是组织内耗的必然结果。诞生之初，合创手握广汽制造和蔚来软件两张好牌。但复杂的股东结构，反而成了其发展的掣肘。行业分析普遍认为，合创自始至终未能解决与股东方广汽埃安的内部竞争和产品同质化问题。其车型在技术平台和市场定位上与埃安高度重叠，最终在市场竞争的夹缝中逐渐被消费者遗忘。无论是战略摇摆还是组织内耗，当自我“造血”能力不足时，企业的生命线便完全系于外部融资。而资本，永远是逐利且没有耐心的。主机厂“倒下”之后一台新能源汽车，由上万个零部件构成，背后连接着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供应链体系。当处于核心地位的主机厂出现问题，压力会立刻向上游传导。最直接的冲击，是巨额的应收账款坏账。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天奇股份因威马汽车拖欠其约5765万元款项，在2022年财报中计提了2882万元的坏账准备。另一家上市公司科大智能，也因威马拖欠其智能装备业务款项，计提了数千万元的信用减值损失。这些公开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在威马汽车的众多供应商中，还包括大量非上市的中小企业。对于它们而言，一笔关键货款的坏账，可能直接导致其陷入经营困境。这种动荡同样波及处于下游的经销商网络。经销商前期投入巨资建立符合品牌标准的门店，并承担了库存、资金、人员等成本。主机厂倒闭后，他们手中的库存车迅速贬值，同时还要面对消费者的维权压力和厂家返利的落空，往往最终只能以破产或关店收场。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更深层影响，在于对产业信心的侵蚀。多起新势力破产事件发生后，供应链企业和金融机构在与其余非头部新势力合作时，风险评估模型必然会发生改变。供应商可能会要求更严苛的付款条件，金融机构的授信门槛也会提高。这种全行业的避险情绪，客观上会增加其他腰部及尾部新势力的资金压力，可能加速行业的洗牌进程。从消费端的承诺失效，到生产端的模式困局，再到产业链的信任危机，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经历了一轮狂热的“造神”运动后，正被迫直面其背后的风险与代价。如何为数十万“烂尾车”的善后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健康的产业发展机制，已成为整个行业无法回避的课题。...

上学，对于小石头这家人来说，曾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小石头是一个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确诊时被医生告知有可能活不到两岁，并且当时国内无药可治。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小石头寻医问药的这五年间，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让小石头跨过了生死的门槛，也让小石头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今年9月，小石头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顺利地升入小学。面对新的生活，这个被疾病折磨了七年多但同时又被不幸和幸运同时眷顾的孩子和家庭怎样了？小石头出生于2018年3月，今年7岁半。刚出生时小石头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可爱健康。但8个月后，和同龄的孩子相比，小石头的发育出现了问题。在辗转了多家医院后，一个医生根据经验判断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罕见病SMA，也就是脊髓性肌萎缩症。石头爸爸说那一瞬间，他和妻子都感到了绝望。因为根据之前查到的资料，这个罕见病在当时的国内还没有特效药。一些医生和他讲以目前的医学条件，孩子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石头爸爸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一家人也无法放弃这个刚来到世界的小生命。但寻医问药的结果让他们更加绝望，所有的医生都说这个病在当时的国内无药可治。后来，石头爸爸听说国外有一种特效药，一针的价格在90万左右，一年要打六针，那就是五百多万的天价，而且在国内还没有渠道可以购买。2019年初，一种可以治疗SMA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获准进入中国，但是打一针要70万，一年六针就是四百多万。这对小石头一家来说真的就是天价。石头爸爸找到济南医保局询问相关的医保政策。那段时间，医保目录谈判刚刚开始不久，在电视台做记者的石头爸爸加入了一个病友群，群里的人都特别期待诺西那生钠能进入医保。带着大家的期待，石头爸爸到北京有关部门去反映问题，希望这个药能有机会进入到医保药品谈判目录。但2019年，中国的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刚刚起步两年，在和一些跨国药企谈判方面，经验还比较少，而很多罕见病的创新药也才刚刚进入到中国市场。那一年，生产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药企没有主动申报，这个药最终就没能进入到当年的医保目录谈判。一家人看不到一点用药的希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想放弃。在几乎无望治愈的无助中，一家人只能通过给孩子进行不间断的康复训练来延缓小石头肌肉的萎缩。2020年，SMA这种罕见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也有更多的患者知道了这个特效药。生产诺西那生钠的药企主动将药价从一针70万降到了55万，小石头一家还可通过买赠，以一针的价格换取一年六针的用量。小石头在康复训练和针剂的作用下，肌肉萎缩明显好转。但接下来的药费怎么办？这在这个家里是个大家都不愿触碰的话题。2021年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开始启动。诺西那生钠的药企主动申报，进入了医保谈判。罕见病药品用量很小但研发投入巨大，价格从55万降到3万，医保目录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被网友们称为“灵魂砍价”的医保目录谈判，就是希望通过国家的力量在患者，企业和医保基金中搭建平台，找到最佳平衡点。这轮医保药品目录谈判成功后，诺西那生钠的价格从55万变成了3万多，除去医保报销的部分，加上康复治疗，小石头每年的治疗药费用降到了10万左右。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次医保目录谈判，让小石头一家人的生活和小石头的身体情况彻底改变。而诺西那生钠这种特效药也在纳入医保药品谈判目录后，仅2022年在国内的销量就增长了2.6倍，当年就有2812名患者使用了14206针，分别是前一年的10.5倍和41.5倍。越来越多的SMA患者像小石头一样用上了这款救命药。2023年1月，在小石头打到第九针的时候，第二款用于治疗SMA救命药利司扑兰进入了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让小石头一家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从无药可用，到对天价医药费的绝望，再到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给他们带来的平价药的多重选择。五年间，小石头一家人见证了医学的发展和医保的政策红利。小石头一家成为医保药品目录谈判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今年，小石头上学了。让石头爸爸没想到的是一所学校因为看了他拍的孩子的康复训练视频，主动联系了他们。学校不仅热情地为小石头入学主动打开了大门，为了方便小石头在校学习，还在暑假做了厚厚的预案，济南高新区教育文体部也开了专门的会议商量小石头上学的事。学校在小石头班级的门前台阶铺了坡道，班主任也把小石头的座位安排在了进出门最方便的地方，在学校教职工停放电动车的地方还给小石头的电动轮椅预留了车位。最暖心的是给陪读的爷爷安排了专门的座位和休息室，小石头在学校也一天天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小石头上学开了个好头。但未来也还会面对很多新的难题。现在小石头每天下午还要去康复中心做训练，爷爷奶奶的年龄越来越大，今后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小石头一家还一定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对于罕见病儿童来说，真正地融入社会，和普通孩子一样学习和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石头是个幸运儿，在父母、爷爷奶奶、社会爱心、国家医保制度的托举下，他在努力地向前走。...

前不久，罗永浩与西贝的“预制菜大战”曾打得火热，谁也没想到，战火竟烧到了上海中小学生的餐盘里。一位家长在孩子学校的午餐中，发现了一只发臭的虾仁——而供应方，正是日配送50万份学生餐的“隐形巨头”：上海绿捷。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家长随后做出一个看似“跨界”却意味深长的举动：联名请愿，希望西贝也能参与上海学生餐的竞标。这背后，是长期以来对校园午餐“难吃、不健康、食材不新鲜”的积怨，终于找到了一个具体的爆发点。家长们反对的并非预制菜本身，而是有人用低质食材糊弄孩子。更令人意外的是，随着舆论发酵，这只“臭虾”竟牵出一张盘根错节的资本网络。表面普通的配餐企业，背后却闪现新希望刘永好家族、厚生投资、淡马锡等资本力量。他们通过复杂的离岸架构，将学生餐做成高利润生意——餐标18元，成本却仅有6到8元，中间的差距去了哪里？从曾经的“隐形冠军”，到因瞒报食品安全问题被立案调查，上海绿捷的跌落揭示出一个严峻现实：当学生的午餐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当股权架构成为责任逃避的屏障，食品安全又如何不被牺牲？01“隐形冠军”的翻车在这场风波前，上海绿捷早已是上海校园配餐市场的“隐形冠军”。资料显示，上海绿捷成立于2014年，2017年便已服务331所中小学、日供36万份餐食，到2024年更是扩张至覆盖500多所学校及幼儿园，日供餐量突破50万份，占据上海近三成校园配餐份额。2025年8月单月，上海绿捷更是一口气中标27个项目，将上海市第二中学、华东师大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等名校纳入服务清单，中标公告里清一色写着“方案详实、预案齐全”，看似无可挑剔。不过，这份“光鲜战绩”背后，藏着家长们常年积压的不满。“难吃”“不干净”“全是冻货”的吐槽从未断过，甚至有家长反映孩子餐盒里的素鸡发黏、豆腐发酸，多次反馈却石沉大海；有学生抱怨“饭菜天天一个味，油炸食品最多，根本不想吃”。有细心家长统计，孩子一周午餐里，预制炸物占比超六成，新鲜蔬菜寥寥无几。这些不满在前不久“罗永浩大战西贝”的预制菜论战中被彻底激活，家长们终于找到了集中发声的出口：“我们反对的不是预制菜，是用劣质预制食材糊弄孩子！”9月15日，上海静安区某小学的绿捷驻校经理孙某某在备餐时发现，3箱解冻焯水后的虾仁中，有一盆约18公斤的虾仁存在虫类异物。问题逐级上报至实际控制人张某某后，其指令对供应全市211所学校的相关菜品紧急下架销毁，但因通知延迟，已有50所学校完成供餐，多名学生食用后出现不适甚至呕吐。虾仁炒蛋被撤下，次日，学校给学生补发了面包和饼干，但面包的配料表堪比“小作文”长度，添加剂多达十几种。补发面包的配料表而令人愤怒的是，上海绿捷对于此事，选择了“瞒报”。张某某授意总经理对外统一宣称下架原因是“虾肠外溢，有泥沙”，试图用“泥沙"掩盖“虫虾”“臭虾”的核心问题。直到9月18日上海市教委深夜通报送检留样，9月23日公安、市监、教委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指出绿捷“涉嫌瞒报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并立案侦查、控制相关人员，这家企业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一则道歉声明。然而，上海绿捷这份道歉信再次令家长们吐槽纷纷，“一份道歉声明，仅仅48个字，没有整改方案，没有责任认领。”也有不少网友吐槽“比虾仁还敷衍”。02躲在离岸架构后的“大佬天团”上海绿捷能在上海学校配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或许靠的不是厨艺，而是背后的资本靠山。上海绿捷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2018年9月之前，二是2018年9月之后。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上海绿捷创始人张国华所掌控，张国华是上海海星集团的董事，这家公司是上海闵行供销社旗下的企业，成立于1993年。张国华还全资拥有上海饮料食品厂，上海市供销社曾和上海饮料食品厂合作过，一起卖过矿泉水，但后来关闭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绿捷成立的同一年，一家名为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品测检测）也在同年成立，此前该公司是由张国华妹妹张美华全资持有。一直到2022年以后，张美华持股比例降至20%。根据中标情况，不难发现品测检测主要经营校服、农产品、水产品等产品的检测。这也就意味着，张国华兄妹二人其实一直扮演着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角色。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上海绿捷所供应的食品由品测检测所检测的，但是两家公司的关系一直备受网友质疑。2018年9月以后，上海绿捷逐渐卖给了澳大利亚的KGF集团，KGF花1.7亿美元分三步拿下绿捷全部股权。而KGF的股权结构更耐人寻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家族通过Ananta信托持股45.44%，厚生投资持股38.95%，淡马锡、ADM等国际资本也在列。董事会里，刘畅（刘永好之女）、新希望前副董事长王航等核心人物赫然在列。上海绿捷与刘永好父女的这层关系，被塞进了层层嵌套的离岸架构中：从开曼的KGF Asia，到香港的GreenExpress，再到BVI的控股公司，三道“套娃”让股权穿透难上加难。因此，也很难被外界猜出，上海绿捷的背景。更有趣的是供应链的“家族联动”。上海绿捷监事葛均锋同时参股多家食品企业，其中威海味岛主营速冻炸物，而孩子们的午餐里恰恰充斥着炸鱼排、炸虾饼。这种“左手供料、右手配餐”的操作，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消化产能”。03刘永好家族试图打造的第七家上市公司不过，对于资本来说，主营校园配餐的上海绿捷是不折不扣的“现金奶牛”。根据KGF此前的招股书，不难发现，早在2017年上海绿捷营收就达5.6亿元，净利润率高达15.7%，比很多餐饮企业高出一倍多。更诱人的是，校园餐采取预付费模式，50万学生的餐费能常年沉淀2亿元资金，上海绿捷甚至用这笔钱买银行理财赚收益。收购上海绿捷为KGF带来了可观的收益。2017-2018年，KGF总收入从8.497亿美元增至10.715亿美元，净利润从0.52亿美元飙升至1.16亿美元。这一增长趋势在后续年份得以延续。到了2023-2024年，KGF的总收入从18.707亿美元增至21.95亿美元，净利润从3470万美元增加到6040万美元，增幅高达74.1%。上海绿捷的高管团队也透露出其新希望系的背景。公司现任董事长陶煦曾任正大集团财务主管，也是前新希望六和总裁。靠着这波增长，KGF从港股冲刺到美股，试图打造刘永好家族的第七家上市公司。更为惊人的是，天眼查信息显示，2025年1月以来，该公司有超过80条中标记录，超过过往年份总和，这种迅猛的扩张引发了对招投标过程的质疑。据南风窗报道，一位家长直言：“上海现在是AB餐选餐，一餐18元”，但菜品质量令人失望。不过18元的单餐定价显然也不是完全流向了绿捷公司。上海绿捷某项目合同显示，其每餐成本仅6-8元，却要覆盖冷链运输、人工等环节。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模式，倒逼企业压缩成本，最终牺牲的是餐食品质。而资本的逐利性也埋下了隐患。据前调查记者、微博大V邓飞爆料上海绿捷采买过期食材，然后给孩子们吃。其表示，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网页第三图显示：农家手工蛋饺，生产日期2024年12月2日，保质期7天，而进货日期2025年3月12日，然后制作出来送上海静安区某小学孩子吃。如今的上海绿捷一边被市属国企临时接管，一边面临立案侦查，也为KGF的上市之路也蒙上阴影。这场由“预制菜大战"意外引爆的“臭虾风暴”，揭开的是资本入侵民生领域的典型困境：当50万孩子的午餐成了资本的“业绩筹码”，当离岸架构成了责任规避的“挡箭牌”，当预制菜沦为降本工具而非品质选择，食品安全的防线难免失守。参考资料：《争议中的上海绿捷，“校园团餐背后的资本巨兽”》阿尔法工厂研究院《“学校饭菜有异味”，上海家长急了》南风窗...

近日洛杉矶法官裁定，陪审团有权听取多位专家证词，以了解社交媒体平台对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此次诉讼涵盖Meta Platforms Inc.（前Facebook）、Snap Inc.、Google LLC与TikTok Inc. 等科技巨头，涉及数百位个人及州检察长控诉社交媒体伤害。尽管科技企业试图排除专家证词，法官最终认可这些证词的科学根据，使陪审团能从心理学、社会学与媒体研究等角度全面了解问题。专家将就平台设计如何使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等证据提供意见，对案件结果有举足轻重影响。近年加州虽然废止某些社交媒体内容审核法案，保障言论自由议题还在辩论，但此案代表司法系统尝试以官司要求企业负起监管责任的重要一步。由于案情涉及科技公司产品设计与大众心理健康交缠的复杂议题，判决不仅影响此案，也可能成为将来社交媒体规范的重要前例。...

“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王琳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2024年7月的一天，在郑州柯贞素质拓展营（以下简称“柯贞拓展营”）里，有学员看见王琳在食堂里扯住心理老师，问道，“凭什么不让我回家？”那时她已在柯贞拓展营待了一个多月了。被人记住的方式是以“另类”的姿态抵抗着“规矩”。反抗被教官认为是“不服从命令”，她为此受到惩罚——倒立、在烈日下暴晒、不让吃饭，或者是三四个女生围上来的拳打脚踢。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位昔日学员里，没人理解王琳持久的反抗，在他们眼里，反抗不如忍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反抗——惩罚——继续反抗的模式在王琳身上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一切结束——2024年9月26日晚，在医院长时间昏迷近一个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校严苛的规则“杀死”了她，可又不止于此。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回溯，在特校外面的世界里，从她休学开始，或者更早以前，“成绩决定成败”的评价体系，紧紧地掐住了这个14岁休学女孩的脖子。在给父母的信里，她留下痛苦的话语，“我恨我自己不争气。”2025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没寄出的求救信在一段近一分钟的视频里，王琳鼻孔里插着管子，大张着嘴“啊啊啊”地哭喊着。妈妈轻拍她的肩，喊着她的小名，但她没有平静，转而急切、短促地重复着，“妈妈我不想死，妈妈我不想死……”被子下面，已结痂的紫色伤痕遍布她的胳膊、腿、背、臀和腰。母亲孙佳心痛极了。父亲王旭东拉住送女儿来医院的阴某利，不让她走。阴某利是王琳在柯贞的班主任兼心理老师。王旭东回忆，去年女儿厌学让他一度烦恼，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所封闭式管理的特校广告，宣传中号称专注家庭教育15年，能通过国学教育、心理咨询和体能训练，改掉孩子叛逆、厌学的习惯。交了两个月将近3万元学费后，他把女儿送进去了。后来他才知道，学校不允许孩子和家长联系，想孩子时只能让阴某利发照片和视频。在阴某利给王琳父母的电话录音里，她如此描述送医那天的情形：在看到王琳时，“那一刻很心疼”，孩子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屋里，说没有吃饭。她买了面包和营养快线，带孩子去宿舍吃。两人聊了会儿天，王琳突然倒下，躺了会儿喝了水也不见好。她解释，可能是天气突然变冷，孩子有点发烧，给领导反馈决定送医。然而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当天王琳出现晕厥，伴四肢无力、站立不稳等。约一周后，病情加重，狂躁咬舌、胡言乱语、双眼呆滞，进而意识水平下降、无自主呼吸。2024年9月11日深度昏迷、四肢瘫软，她被送进了神经重症监护室。9月26日，她停止了呼吸。一份当地公安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中记载，“王琳符合因长时间日晒及摄入不足、呕吐等多种因素引起电解质代谢紊乱……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王琳送医后躺在病床上。受访者供图出事后，涉事教官与学校一负责人被采取强制措施。阴某利也被当地检察院起诉。起诉书中指控，王琳因呕吐、心脏疼痛写信请求父母将自己接走治病。她把信交给了阴某利，希望帮忙转交。阴某利却擅自将信隐匿，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王旭东说，女儿在医院苏醒时曾问过他，有没有收到三封求助信。他只收到一封，那是女儿刚去没多久写的。今年9月11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开庭。在庭上王旭东得知了被隐匿的信件内容，有很多个“想回家”，有一串长长的清单：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看看宠物小狗，找朋友聊天，睡个好觉，把病看好……在信里，女儿近乎哀求父母，把这些事做完，再回柯贞拓展营也可以。阴某利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据此前红星新闻报道，阴某利承认了拦截信件，她说大约在7月中旬，王琳写过两封信说想家。但学校有规定，信中不允许出现诸如想家的内容，她没有把信寄出去，“这是我的错误。”王旭东回忆，庭上出示的证据清单中，还包括警方在阴某利家搜到的100多封学生信件。一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柯贞拓展营共写了6至8封信。其中写训练艰苦和渴望回家的信被拦截一次，退回三次。另一位学员写了挨打的事，他把信藏在裤兜，掉出来后被教官捡走。紧接着，他被惩罚趴在烈日的操场下暴晒两三个小时。“如果家长看见求救信件肯定会来接的。”一位学员说，心理老师对待求救信，不是驳回重写就是没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罪不可赦。”王旭东坚信拦截信件与女儿去世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她把信拦下来，孩子不会出现意外。”他曾当庭质问阴某利，为什么孩子身体如此糟糕还选择隐瞒？阴某利哭着说，因为恐惧。在多位学员的印象里，在柯贞拓展营，阴某利算是“好人”。“她找学员谈话的次数多，如果要点书，或者想吃拌饭酱会给买。”一位学员说。“很多事情无能为力，以前我管学生，（同事）说我管了个闲事。”一段阴某利打给孙佳的电话录音里，她声音哽咽地说，送医当晚只睡了五个小时，“我心里也很疼。”▲从中牟县开往柯贞拓展营旧址的路上，周围大片农田和废弃的房屋、厂房。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另类”的反抗时间回溯到2024年6月至8月，14岁的王琳，在柯贞拓展营的两个月里是如何度过的？从郑州中牟县出发，越过大片农田、参差不齐的树木和错落的废弃平房、厂房，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狼城岗镇南韦滩村。出租车司机说，这是最偏远的一个村。王琳没有尝试过逃跑，在那里，这并不现实。一位男学员说，刚来的第一个星期，他趁午休时间成功翻墙，一口气跑了三四公里。可那里太偏了，他没有遇到可以拦下来的车，最终被赶来的教官抓了回去。“铁丝网上都是翻墙的人划的血。”另一位学员把逃跑计划告诉了在里面最信任的朋友，但对方转头告诉了教官。逃跑一位学员，教官要被罚500元，而向教官举报，可以讨根烟抽。他说，那是他被打得最狠的一次。被踹倒在地，拽起来，再次踹地上，在教官的指示下，五个学员加一个助教参与了这次殴打。他依稀记得被扇了十几巴掌，挨了四五十脚，被打得不再动弹了。屈辱，沉默。他屈服了，不再逃跑，也不想反抗。在给父母的信里，他写道，“儿子知道错了，我想你们了，我想回家。”“其实都是骗人的，一点改变也没有。”他满脑子只想着父母赶快把他接回家，“在那里面只有无尽的恨。”反抗，挨打，之后学乖。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其他学员身上，“反抗只会挨更狠的惩罚，只能服从命令。”一位学员说。但适应似乎没有发生在王琳身上，一份录音里，阴某利告诉孙佳，王琳因为体型胖，一跑步就呼呼气喘，似乎很难受。她常常“犟得很”，不想跑。在一位女学员的记忆里，一次，不想跑的王琳被生活老师叫了三个女学员拉着，在水泥地上拖着跑。这一幕还有另三位学员作证。在操场上，很多人都见过被男教官体罚的王琳。据目击者称，一次，“打手”们抓着她的腿，让她倒立，然后再一松手把她摔地上。还有一次，她拒绝跑步，被踹倒在地打了一顿后，被罚在地上暴晒。一份医院报告单显示，王琳近两个月体重下降20公斤。但阴某利在家长对接群里说，“王琳瘦了好多，越来越漂亮了。”她没提及，变瘦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不服从的惩罚——不让吃饭。▲当地公安局出具的对王琳死因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受访者供图王琳送医后的一份电话录音里，阴某利对孙佳解释，有一次不知道王琳做错了什么，生活老师向所有老师宣布，不允许给她东西吃，“这个孩子本身吃饭也断断续续的。”阴某利说，她常因看不下去，私下买面包和酸奶给王琳，“每一次都是哄着她吃。”另一份录音里，孙佳也提起过，女儿在入校前存在进食障碍，有时暴饮暴食，有时不吃。“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多位男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肉几乎没有，作为配菜的炒鸡蛋还没小拇指指甲盖大，馒头上一股馊味，常有霉斑，甚至飞出过苍蝇。可是训练容易饿，这样的饭菜孩子们也抢着吃。一些学员分析王琳不吃饭的原因，一方面是真的吃不下，另一方面她在用这种方式抵抗着一切。“在那地方，我们都抱着能活下去的心态忍受着，但是她的心态就像‘我都不搁这儿待’。”一位学员说。“有值得信任、可以求助的大人吗？”“没有。”五位接受采访的学员们都这么回答。尽管柯贞拓展营里有那么几个还算“温柔”的心理老师，但和家长对接的也是他们。一位学员说，他的家长早就想来接，却一直被心理老师劝阻，理由是孩子的表现还有待提高，建议再延期一段时间，“他们就跟你说，让你表现好点，好好改造。不会真的来救你。”王琳却似乎渴望过心理老师阴某利能救救她。“这孩子黏我。”阴某利曾对孙佳这么说过。王旭东注意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显示，有一次王琳追到阴某利办公室，说要打电话给家长，未果。还有一次，在食堂里，她扯住来打饭的阴某利问，“凭什么不让我回家。”在食堂目睹这一幕的学员记得，阴某利的回答“很官方”，不是不让回，而是要看她表现。王旭东记得，女儿在医院时睡梦中说过一句脏话，紧接着是愤怒的呐喊，“凭什么打我？”▲在柯贞拓展营，王琳唯一“寄出”的信。 受访者供图“我恨我自己不争气”“（我）是一个悲观但是又爱世界的人。”在唯一发给父母的信里，王琳写道。她的生活似乎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闪闪发光的。她喜欢古筝和中国舞，也喜欢读书。她的涉猎很广，有罗翔的《圆圈正义》和《法治的细节》，也有一大堆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还有被塑料袋小心封起来的网络小说和追星手册。纸箱里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东西，荧光色的画笔、彩色卡片、很可爱的手办……▲王琳喜欢的网络小说。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另一半的她是心事重重的。朋友小月说，初一时王琳一个星期大概有一天会请假，用来调整心情。那时，她的烦恼是“上学没意思”。初一时，她的成绩年级排名20左右，小月说可以稳上当地重点高中。可到了初二，她请假的次数多了起来，成绩也开始滑落，后来干脆办理了休学。学校对于王琳来说，似乎不总是快乐的。一次，她和老师起了争执，因为一位成绩差的同学被罚站，王琳为此打抱不平。还有一次争执是因为同学说她坏话，最后闹到老师把双方家长叫来了。“她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去。”王旭东说，女儿打小聪慧，比同学早上两年学，在女儿身上他寄托了很多期望。这种期望似乎是他过往经历的延续。王旭东出生在河南南阳一个农村，家里有七个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复读了两年没有考上高中，他认为是缺乏父母指点，“他们靠体力挣钱，见识少。”1997年王旭东去广东一家制衣工厂打工，他说那时有冲劲，学技术快。2000年，他回到河南搞服装批发，利用信息差赚了第一桶金。再后来他转去北京做工程，钱越滚越多。这个“努力改变命运”的实践者不能接受女儿躺平。小月回忆，一次王琳约她出来，两人走到学校附近时，王琳说起被父亲在校门口打的经历。她记得王琳边哭边说，挨打是因为她不上学，她觉得自尊没了，门卫都看见了。“她爸爸太看重成绩了。”孙佳说，“孩子不上学，急都急死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休学这件事本身，也让王琳感到挫败。“我恨我自己不争气。”在柯贞拓展营时她给父母的信里充满自责，“爸妈，这两个字偶尔对你们来说也很沉重……谢谢你们爱我，接受我的一切，只是接受了太多夸奖，如果没有做到，我很焦虑，很痛苦。”在信里，她告诉父母，“可能你们不知道吧，我在自己刷题，看线上的一些课程，我也想上课想学习。”“那时候我才知道误解她了。”王旭东看到信，自责涌了上来。出事后，一些王琳在网上的朋友告诉他，女儿的梦想是靠写小说赚钱，“如果知道她想走文学这条路，我会支持她的。”他说。孙佳曾带女儿去看过精神科，量表结果显示轻度焦虑。休学期间，王琳在吃抗焦虑的药，开始发胖，暴饮暴食。药停了以后，又厌食，情绪反反复复，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了。最严重的一次，王琳割腕了，父母以为她是因为不想上学才闹的脾气。“她很伤心，觉得父母不理解她。”小月说。王旭东承认，他们的确不理解孩子。王琳为什么厌学，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还是家庭矛盾，这些都是事后的猜测。女儿去世后，他们才知道她在网上写小说，“迷上小说不想念（书）了。”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但在当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女儿不上学的问题。在王琳休学将近一年时，他们把她托付给了柯贞拓展营。▲阴某利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案第二次一审庭审结束后，王琳父母走出法庭。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幸存者”在柯贞拓展营，不少孩子和王琳有着相似的困境。新京报记者访问的五名学员，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背景也各异，但他们被送进去的原因都一样，不想上学了。王浩然15岁，身高1米7，走起路来瘦弱的身子在T恤衫里晃来晃去。这天出门，他给烫着小卷的头发打了一层发蜡，戴上了一颗银色小蛇的耳钉，这些打扮让他觉得自己不普通。但是被父亲接回家的大半年里，他都戴着一顶帽子。在柯贞拓展营的第一个礼拜，“比命还重要的”发型被一下子推成了两三厘米长的寸头。教官说他们是“社会的蛀虫”“父母不要的败类”，“那些肮脏的词汇都不能表达对我们的恶心。”更可怕的是，这些话他听进去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很好的人。”脱轨是从初一开始的。小学时，他说成绩还可以，各科没有低于90分，还顺利考进了县里最好的初中。但自从迷上了手机游戏，他无心写作业，成绩一落千丈。渐渐地，他不想去学校了。另一个男孩王丛还没过13岁生日，刚和学校请假一周，焦虑的父母就给他报名了柯贞拓展营。也是从初一开始，王丛总是完不成作业，上课也不想听了，趴课桌上睡觉。一天24小时，他能睡20个小时，剩下4个小时吃饭、上厕所、玩手机。后来老师跟家长说，上课睡觉会影响其他同学，让他请一段时间假。他松了一口气，不去学校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了。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被打，“莫名其妙的原因。”或者是他“性格太软”。他从不反抗，“笑笑就过去了。”他说，在学校，一次没写作业，一次睡过头迟到，老师让他罚站，用棍子打。在家，父亲也打他，“因为学习。”他的父亲和王旭东有着相似的信念，出生农村、考上了大学，在单位身兼数职，也发展了副业，通过从未停止的努力，过上了比父辈更好的生活。但他骗王丛说家里很穷，想逼他自己努力。他常给孩子讲历史名人、革命先烈的故事，盼望着王丛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事与愿违。“他想看到的是我一直在奋斗，一直往好的方向走，但我走不动了。”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丛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家里“躺平”，打游戏、抽烟、看闲书，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玩。王丛是唯一一个新京报记者访问的学员里，认为在柯贞拓展营比外面还快乐的孩子。“在里面，我只需要想中午吃什么饭就行了。”而现在，没有人要求他该怎么过一天，他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恐惧，他称之为“虚无主义”。他本来可以有一个被安排好的人生，念完中学，然后考大学，顺利就业。但现在，他脱轨了，和王琳类似，不上学让他严重焦虑。“我迟早要去医院看看。”他认定自己脑子有点问题，有时候玩着玩着思绪飘远，开始胡思乱想，想未来怎么办。想离父母远远的，但是能去哪儿呢？当下的空虚和未来的迷茫，折磨得他受不了。无数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快把他杀死了，他想过一了百了。这些念头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不想说。和家庭的撕裂，在王丛身上表现出一种“无所谓”。在营地里，他“被逼着”给父母写过一封半页纸不到的信，内容忘了。父亲回的那封，他也忘了，“没有任何感觉，跟废话没区别。”在那封父亲写的信里，有鼓励，“要相信自己”，也有祝福，“祝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开心、快乐、健康。”“爱字咋写？爱字下面是友，我和他们是朋友吗？”王丛认为他从未有过自己的选择，每次意见和父亲相左，总要被无止境的打骂和唠叨淹没，久而久之，他不再做选择，“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王浩然也不是个习惯于反抗的人。父亲是干工程的，常因四处要债未果喝闷酒，喝醉了就打他和妈妈，掐脖子、拧胳膊、扇耳光。他太害怕了，不敢反抗，“把我搞懦弱了”。从柯贞拓展营回来后，王浩然对家里的“讨厌”变成“恨死了”。去年他想去河北打工干物流，父亲说送他一程，结果目的地是柯贞拓展营。拓展营是母亲在网上找的，对儿子却说不知情、没参与。“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信任了。”现在他每天睡觉都会反锁房门，害怕半夜被父母拖走。因辍学、休学被家长“骗”进柯贞拓展营的孩子不少。一位学员是被家长骗去旅游，深夜开车进的柯贞拓展营。也有被强行拖走的，一位学员因不想参加父亲报的夏令营离家出走，被带回来的第二天就被架走了。王丛也是被架走的。那天柯贞拓展营来了两个壮汉到家里，把他“拎起来”就带走了。王丛说他当时一路拼命反抗，心如死灰。这是他第二次去柯贞拓展营了。第一次待了两个月，回来他和家人说过那里打人，没人相信。包括王丛、王浩然在内，至少6位男孩（或家属）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他们在柯贞拓展营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猥亵。2024年8月，一位马姓学员被父亲接出来后报警。警方的受案回执单显示，当地公安已受理该教官涉嫌强制猥亵一案。一段孩子家长拍摄的视频里，柯贞拓展营当时的校长接受了两家本地媒体的采访，他确认了上述案情的真实性。据澎湃新闻报道，公司负责人马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出事以后，王丛母亲突然想开了，孩子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自责淹没了她，她曾抱着孩子痛哭，说着“妈妈对不起你”，但她没把握孩子能原谅她。“你让他多听爸妈的话，做一个好少年，好孩子。”王浩然的父亲对新京报记者说。送孩子进柯贞拓展营那天是父亲节，他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最悲伤的父亲节”，画面里眼泪流个不停。出事这一年来，他也被自责和屈辱感缠绕，三天两头为了案子奔走，“我简直是走投无路，一辈子也忘不了。”2024年9月4日，“中牟发布”的情况通报称，涉事的河南柯贞拓展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关停。当地村民中还有不少人对在这个常年封闭的营地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孩子在家里管不住，送到这里就对了。”一位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说。（王琳、孙佳、王旭东、王浩然、王丛、小月均为化名）...

（原标题：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果，被官方科研机构拿来申请千万项目）2025年2月10日，安杰利（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杰利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开庭。此前的一审判决中，安杰利公司的高管们被指涉嫌侵犯原东家林州中农颖泰生物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颖泰公司”）多项商业秘密，并因此而获罪，目前该案二审暂未宣判。这起案件不止牵扯安杰利公司，其“合作方”——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也被指此前已利用相关成果申请数千万元科研经费，面临质疑。近日，记者向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主管单位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发去采访函，一位关联部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已“我们已展开调查，现在也在等二审结果，所以暂时不便接受采访”。此外，记者也联系了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一位人士称“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会找专人与记者对接”，截至发稿前，未有相关人士与记者联系。重庆安杰利工厂被公安查封原高管携技术团队“创业”：当年完成从研发到生产早在上世纪50年代，饲用抗生素就被广泛应用于畜牧业，但长期使用抗生素会导致畜产品的药物残留和细菌耐药，为此我国自2020年7月1日起，在商品饲料中禁止添加促长类抗生素。199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人类肠道细菌中分离出一种分子量小于2.5KD（千道尔顿）Microcin J25（中文名称为肠杆菌肽），其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志贺氏菌具有很强的杀灭和抑制作用，引起了全球抗生素替代品研发界的关注。基于此背景，中农颖泰公司的母公司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科园公司”）自2008年起，投入资金专注抗菌肽研发及产业化。一审判决书提到，2008年开始，郭文江出资200万元与北京龙科方舟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平台，以下简称龙科方舟公司）进行抗菌肽研发，合作期15年，龙科方舟公司对此承诺不向除中农颖泰公司以外的个人及法人提供与抗菌肽有关的技术服务与研发等，不泄露商业秘密。2011年，郭文江控股的中农颖泰公司出资控股了龙科方舟公司。中农颖泰公司一位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从合作模式来看，龙科方舟相当于科研平台，生物科园公司为生产平台。”2018年前后，中农颖泰公司因长期研发资金投入暂时陷入经营困境。彼时，中泰颖泰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管销售的孟凡杰与原中农颖泰公司技术总监张某、原龙科方舟技术人员靳某某等离职创业。有关材料显示，几方决定在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所在的重庆市荣昌区建厂生产抗菌肽产品。2019年5月，安杰利公司成立，孟凡杰入职任公司总经理，张某任技术总监。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系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下属科学研究机构。据官网介绍，机构系公益一类畜牧科研事业单位，是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牵头建设单位，是国家现代畜牧业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合作中心和高级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在安杰利公司成立前，2019年4月，投资方铁骑力士公司还成立了北京中农创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创研公司”，铁骑力士公司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为安杰利公司第二大股东），原龙科方舟科研人员靳某某等人入职中农创研公司。2025年7月，有接近案件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安杰利所形成的合作模式实际上就是原来生物科园公司与龙科方舟的合作模式，安杰利作为生产平台，中农创研是研发平台，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明面上为中农创研提供学术支持。”上述中农颖泰人士指出，中农颖泰从2008年开始投入研发到2019年产业化用了12年时间，安杰利公司2019年5月才成立，当年就完成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部流程，当年销售额达到千万级别，“按照正常逻辑，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完成的。”菌种来自老东家？核心检测方法操作规程一致？中农颖泰方面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涉及中农颖泰公司核心技术有十类，主要包括，一是高产抗菌肽的菌种，二是生产工艺，三是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法）检测抗菌肽含量的方法，四是公司客户资料。上述材料中，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动物营养研究所杨某称，“我们院与安杰利公司的技术合作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安杰利公司提供了产业化生产所用的2～3个菌株，二是为安杰利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指导”。不过，杨某的说辞与安杰利公司多位员工相矛盾，无论是孟凡杰，还是张某等人，都称菌种是从北京邮寄过来。安阳市中院认为，中农颖泰公司通过其控股的龙科方舟公司，受托的第三方，优化肠杆菌肽发酵工艺、检测方法，形成了唯一的产业化生产工艺、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法）检测抗菌肽含量方法及包含销售渠道的经营信息，为了保护中农颖泰公司的商业秘密，中农颖泰公司与单位职工或控股的子公司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等，因此，安杰利公司明知未合法取得被害单位商业秘密，仍大量使用该秘密，也是侵权行为直接受益人，其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孟凡杰、张某、靳某某是商业秘密罪直接责任人。最终，安阳市中院一审宣判：安杰利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2830万元；孟凡杰判处有期徒刑6年，处罚金150万元；靳某某判处有期徒刑5年，处罚金40万元；张某判处有期徒刑4年，处罚金40万元。记者拨打了安杰利公司代理律师电话，其拒绝对此作出评论。涉案成果被拿来申请千万项目？2022年的11月3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还在官网上公布了一个喜讯，称“农业农村部批准了5个新饲料添加剂品种，重庆市畜科院与安杰利（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请的新饲料添加剂‘腺苷七肽’获批，这是我院第一个获农业农村部批准的新产品。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官网喜报农业农村部批准的新产品证书一审期间，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向法院提供了150万元研发试剂耗材发票以及多项工程施工合同以证明其投入了研发，但这些证据均被法院认定不具关联性。不过，“成果”却出现在了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的一些项目申报中。比如，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向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报了“畜禽用抗菌肽研究中心建设项目”。澎湃新闻记者在重庆市发改委官网上未查到该项目，但多家招标公司在2022年6月发布的信息显示，“重庆市畜禽用抗菌肽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已由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渝发改农经 〔20 21〕1556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项目总投资额4146万元。不止于此。一位接近案件人士还提及，部分人士还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况。近日，记者向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主管单位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发去采访函，一位关联部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我们已展开调查，现在也在等二审结果，所以暂时不便接受采访”，同时记者也联系了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一位人士称“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会找专人与记者对接”，截至发稿前，未有相关人士与记者联系。...

被称为中国“象棋反腐第一案”的特级大师“买卖棋”案，星期三（9月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六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被判刑，“象棋第一人”王天一当庭认罪认罚。据封面新闻报道，此案被起诉的对象，包括了王天一、赵鑫鑫、洪智、徐超、谢靖、王跃飞等6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两项罪由分别是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两宗罪状。王天一的量刑建议为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罪并罚，共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并处罚金。对赵鑫鑫两罪并罚，共处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报道并未说明其他被告人的具体判决结果。中国象棋界2023年4月爆出“录音门”事件，两名象棋大师多段通话录音在网上传播。录音中，两人大谈在象棋比赛中买棋、卖棋、软件作弊、操纵等内容。买棋即通过金钱或其他方式让对方故意让步输棋，卖棋则是在接受好处的情况下，自己故意让步输棋，让对方获胜。录音中还多次提到曾连续11年位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全国第一名的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录音门事件爆发后，中国象棋协会宣布给予王天一、王跃飞终身禁赛、撤销包括特级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止二人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和活动。今年该案进入司法程序，5月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近日，一份关于王某某受贿案的刑事裁定书正式公开，揭露了其通过低价获取股权、借助代持隐匿身份的受贿细节，也将曾冲刺IPO的“光刻小巨人”——江苏影速集成电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速集成”）重新推至公众视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对王某某受贿案作出终审裁定，王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百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上缴国库。该案核心事实之一，是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其同学陈某某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受让C公司股权，以此变相收受贿赂达694.92万元。根据公开信息及司法文书，王某某为江苏警官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其于2019年12月至2022年9月期间担任徐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22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王某某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刑事裁定书中提及的C公司，多方信息指向位于徐州市、曾冲刺IPO的影速集成。不过该公司目前尚未上市，后于今年3月被公告拟收购其40%股权，该交易已于6月被交易方单方面终止。手握多项实权，成为企业“上市推手”王某某的履职经历横跨政法系统多个要职。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他任A省某某厅法制总队（直属某某局）政委；2015年6月至2016年5月任A省某某厅法制总队（直属某某局、行政审批服务处）总队长；2016年5月至2019年12月，他担任C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某某局党委书记、局长；2019年12月至2022年9月，调任D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某某局党委书记、局长。在项目审批、职务提拔、企业经营协调等方面拥有较大话语权。凭借这一职权背景，2020年上半年，C公司实际控制人傅某某向王某某请托，希望推动公司上市进程。刑事裁定书提到，王某某随即联系某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邀请其赴D市调研，为该公司提供上市指导。不过，C公司因净利润达不到上市要求，未能成功上市。低价受让原始股，变相受贿超694万元在为傅某某提供一系列“便利”的过程中，王某某获取“利益回报”，而股权成为受贿的隐蔽载体。刑事裁定书显示，2020年4月的一次饭局上，傅某某提及C公司计划冲刺IPO，随后王某某向傅某某提出“让陈某某买些原始股”，并提到“价格能便宜就便宜点”。陈某某为王某某的同乡兼同学，也是其多年“利益伙伴”。此前王某某已多次为陈某某在拓展律师业务、客户债权清收、亲友承接工程等方面提供帮助。此次股权交易，王某某再次将陈某某推至台前，自己则隐身幕后。2020年6月，王某某召集傅某某、陈某某三方碰面，确定交易细节。傅某某告知，C公司当时估值约17亿元—18亿元，最终其同意以1000万元的价格，将1%股权转让给陈某某。为规避直接关联，傅某某安排代持人程某出面，陈某某则让妻子杨某甲作为受让方，于2020年8月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陈某某于2020年8月、9月，分两笔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计1000万元。经评估，该部分股份的股东权益市场价值为1694.92万元，王某某以此种方式收受傅某某所送的694.92万元。2023年2月，C公司以1694.92万元价格回购了杨某甲所代持的C公司股权。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认定受贿罪成立一审判决中，法院将该694.92万元认定为王某某的受贿款，王某某不服并提出上诉。王某某辩护人提出，C公司股权的受让主体为陈某某，股权价格评估错误，陈某某系正常价格购买，王某某在该交易中没有收受任何贿赂。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不予采纳。法院认为，陈某某出面与傅某某商谈股权转让事宜，杨某甲出面与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事项的实现，均取决于王某某与傅某某达成的合意和具体授意，这是利用王某某职务便利为傅某某及其公司谋利期间形成的股权交易，该笔交易具有明显的权力因素介入，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公平、等价的民事交易行为。就该笔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情形而言，实际支付价格明显低于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的差额系受贿数额。最终，结合王某某累计受贿超3000万元等事实，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百万元”的判决，扣押的赃款赃物全部上缴国库。此裁定为终审裁定。上市之路坎坷，IPO与并购双双失利本以为搭上了“上市快车”的影速集成，证券化之路也颇为波折。公开资料显示，影速集成成立于2014年8月，主要生产激光直写的光刻机设备，应用在PCB、FPC、HDI和集成电路掩膜板，有“光刻小巨人”之称。公司所在地为江苏省徐州市邳州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傅志伟同时担任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9月，影速集成在江苏证监局进行上市辅导备案，由担任辅导机构，但此后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3月，宝馨科技发布公告，拟通过子公司以3.2亿元收购影速集成40%股权，借此切入半导体设备领域。6月，宝馨科技透露交易进展称，公司收到交易对手方江苏影速的单方面终止交易的告知函，要求终止本次交易。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手方积极沟通，待双方就收购事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后， 公司将及时召开会议审议并公告。此外，影速集成在公开账号发布其控股股东江苏影速终止相关交易的公告函，江苏影速提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一些事项一直协商未果，且江苏影速一直未收到任何交易款项，因此认为本次交易的目的已不具备实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