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德留学”玄关处，各国国旗与国际名校徽标（陈诗雨/图）王珏已经厌倦了现在这份工作。她想出国留学，归国后考个铁饭碗：家中有亲戚在体制内工作，曾给她看过录取名单，“学历很好，都是英国硕士。”她今年27岁，越来越喜欢有保证的事，留学中介说的那种“保证录取”就很符合她的需求。留学机构藤德启迪向她承诺，内推通道一定能录取名校，失败就全额退款。申请费一共34万元，相当于王珏两年多的工资，她出一半，父母出一半。2024年9月，王珏成功入读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在多个大学排名中，曼彻斯特大学位列全球前50，也是英国“红砖大学”之首，诞生过25位诺贝尔奖得主。入学第三个月，王珏收到校方邮件，要求她允许第三方机构对她提交的学历背景进行审查。“你们提交的材料没有问题吧？”她在微信群里问藤德启迪。对方没有直接回应，转而安抚她，说别签字同意，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是同学举报你了，”中介说。王珏没有回复校方。但很快，她又收到两封同样的邮件，校方催促她尽快签署同意。中介的回复日渐缓慢，同王珏说，“你先不用管，我们尝试联系学校处理。”2025年2月18日，王珏收到了“欺诈学位资格听证会”的通知：她的“本科院校”声明没有她的注册记录。邮件附带了她的申请材料——标注为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和成绩单，但她从未在纽约大学就读过。“我想死了，”王珏同中介说，却无人应答。听证会后，王珏被退学。入局陆家嘴的上海国际大厦里迎出来一男一女，自称是一家留学保录取公司“藤桥”的工作人员，从他们39楼的会议室望出去，上海著名地标“三件套”近在咫尺。“我俩都是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戴黑框眼镜的男性工作人员说，自己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年入百万人民币。回国后在这家留学机构工作，是因为“我们服务的都是高潜质客户”。他说这里月租七八万元，“哈佛大学驻华招生办，就距离我们1000米......有需要的话，我们甚至拿材料直接去哈佛招生办沟通，骑个小黄车都能到。”女性工作人员自称Melody，她身材修长，有一张具有亲和力的娃娃脸，就像电视剧里温柔的长姐。她笑盈盈地介绍了三档“降分录取”项目：申请牛津、剑桥、哈佛大学等顶级国际名校需要15万美金，稍次一点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B档学校为9万美金，曼彻斯特、爱丁堡大学则是C档，7万美金。关键是，留学公司表示录取结果可以保证。“我们和这些学校的一些招生官、校董或者是教授都是长期合作的，他们每年会有一些差异化录取，或者是调配的名额给到我们。”Melody温柔地说。除了内推，这套价值不菲的服务还有“软背景提升”，给学生打造漂亮的留学申请简历。语言成绩可以“保分”，还能获得国外高校线上课程修读认证、知名企业实习经历，以及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参与证书，比如高空攀岩、沙漠徒步、跳伞——“我们本身有自己的跳伞公司。”不过，这些活动都仅以证书的形式出现。如果真想要去开具证明的企业实习，则是另外的价钱。最重要的一点，“用你自己的成绩单帮你进行申请”，Melody身后的墙上陈列了几十张标注着不同知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也是唯一可以做到整个申请过程都是公开的。”正是这点说服了李天书签约该机构。他咨询过多家留学中介，只有这一家承诺会把申请的账号和密码在申请过程中就向他公开，而其他机构都会以避免学生误操作、不能泄露推荐人身份信息和防止学生拿到录取通知后不付清尾款为由拒绝。这些理由原本不算无理，但从2024年5月起，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曝出多起硕士研究生以假冒本科学历获得入学资格的事件，掀起彻查的浪潮，学院要求所有在读硕士学生重新提交学历认证材料。到李天书开始筹备申请的7月，风波还在蔓延，三十余名学生被发现材料造假，两名涉事学生被捕。不久后，一名学生因提交虚假大学成绩单及毕业证书，在香港法院被判入狱17周，并遣返内地。港大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称，学校调查发现，尽管有学生及其家长知情并参与造假，但不排除部分学生的申请交由中介包办，学生受到蒙骗，对中介以虚假学历提交申请并不知情。王珏与“藤德留学”的合同明确若有争议协商不成，请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决（受访者提供/图）“保录不成功，费用全部退”李天书来自东北，高中就读于当地一所重点中学，高考时，全班都上了一本线，排名吊车尾的他也够上了一本，但他并不满意：“每年大学生都太多了，就业的话也紧张，只上一本的话将来没有任何竞争力。”在同学们如火如荼填报大学志愿的6月末，他开始在小红书上物色留学机构，大数据算法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保录取”推荐。在小红书上，香港的假学历调查似乎只是一阵风吹过，推广文案换个字眼，比如“低分高录”“内推”继续叫卖，“躺赢”“逆袭”挑动着刷帖的人们。他特地挑选了一些不那么有广告味的信息，比如一条看似普通的咨询留学机构的帖子，“××留学怎么样？”比如下方几条看似路人的评论，“了解过，需要的话可以分享。”李天书私信了他自以为的“路人”，添加微信后，对方告诉他，他们是测评机构，负责帮学生找留学中介和收集中介机构的评价。一位自称测评机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提供全国各地1570家中介的测评，其中，经营保录取业务的有几十家。测评人看上去很热心，他们提供咨询，对接不同机构，不仅不收费，还会提醒咨询者要进行多家比对、指导询问机构服务的要点。李天书很快就顺着对方提供的机构，展开了新一轮咨询。因为与“英藤”的Melody老师聊得不错，2024年7月初，李天书和父母一起专程到北京与机构面谈。同上海的英藤办公点相似，对方向他提供的地址也在北京市中心——231米的众秀大厦与“中国尊”并立，同中央电视台塔楼只隔了一条马路。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致谢机构或老师的酒红色锦旗，另一面墙排列着不同大学的徽标，下方是数字——表明已经帮助多少人申请到该学校。Melody向李天书承诺,若没有保录成功，机构将全额退款，还倒赔8万元人民币。一周后，李天书与英藤在线上签约。与承诺的不同，此后英藤一直拒绝向李天书提供他的申请账号密码。很快，李天书就发现了问题：他上的是国内普通高中，但中介却直接帮他申请英国本科，连预科班都打算跳过——这说明，中介要么伪造了他的高中学历，要么无中生有了一个类似“AP（Advanced Placement）”这样的国际课程体系成绩。他害怕资料造假会有严重后果，于是在中介联络用的微信群里提出抗议，要求终止合同并退还预付的五十几万元人民币。英藤的工作人员坚决向李天书否认AP考试造假，声称申请靠的是他们的内推关系。工作人员在公司里向李天书展示了“教授的推荐信”，但由于“机密”原因，遮去了落款。这并没有消除李天书的疑虑：“没署名这（推荐信）就是一篇英语短文，你能明白吗？”一位工作人员流露出威胁的意思：“我们作为英国大使馆官方认证的机构，我不明白和我们闹对以后拿签证有什么好处？”随后又指出，此前另一位抗议者的申诉被各个政府部门驳回，并轻蔑地说，“您也可以去英国大使馆，问问他这辈子还能不能去英国。”造假的造价打着保录取旗号的留学机构比市面常规申请的价格贵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但成本却可能更低。“我没想到他们手段竟然这么拙劣，”易恒骂了句脏话，“他们直接把我的成绩单给PS了。”2023年年初，易恒二战考研失败，决定转而出国读研。他跟中介签约，申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某经管类硕士，因为是全中文授课，项目很抢手。临近开学，机票都买好了，录取通知书却被撤回了。易恒向学校申请拿回自己的申请材料，才发现成绩单被篡改了。机构提交的成绩单上，平均分从78变成了87，折算绩点为3.74/4.00——尽管易恒的本科院校中央财经大学的绩点满分是4.5分。有着十几年留学申请从业经验的山路哥曾为几十个保录取受害者提供咨询，他分析，保录取机构的手段大致分为几种：最安全的是单纯的欺骗，将常规申请包装为高价的保录取申请，抓住优等生想花钱买保险的心理，实则进行常规申请。这种方法赌的是概率——即便申请失败，也不过是把钱部分退回。而一些机构所称的“换背景”则涉及不同形式的学历或成绩造假。部分机构与国外已经倒闭或濒临倒闭的学校串通，花钱购买其出具的成绩单。还有的机构则伪装海外高校寄出假材料，或以假造的高校邮箱名向所申请院校的邮箱发送假材料，直接P图则是最廉价的造假手段。在中介准备为易恒提交的材料中，甚至还有一份成绩公证书，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公证员名为谷云飞。在非学校也非家乡所在的地方凭空多出一份官方公证的假成绩单，让他百思不解。易恒报警后，民警顺着假公证书的线索追查到了成都的一家公司，对方承认造假事实，返还了他5万块钱，说这是中介向他们委托制作这份公证的营收。至于保录取机构宣传的“内推”，山路哥说，通过投资赞助获取入学资格可能存在，但价格至少在百万美金以上，更不可能随便让普通人在小红书上轻易找到渠道，扣除推广费用和薪酬，保录取机构余下给所谓校内推荐人的不过几十万而已。据山路哥观察，价格高昂的保录取业务是从新冠疫情后开始兴盛的，留学市场萎缩叠加“双减”政策，教培机构难逃凋敝的命运。就港大经管学院调查的合同来看，一份香港的保录取合同收费至少50万，如果学院查出80-100名造假学生，就涉及四五千万元中介费。做一单保录取，能抵得上普通机构好几单的业务，暴利的机会吸引了不少机构入场。如今，这些高额利润则被链条上的主体层层分包。李天书遇见的“热心”留学测评机构，也能从介绍机构那里抽成。山路哥根据经验估计，每签一单，介绍机构能够分成20%。而实际提供造假材料的“源头”，也能分走一部分中介费。“保录取”爆雷后，针对被审查学生量身定制的“保学籍”和“协助退学”业务也火了。开头提到的王珏在收到听证会的邮件后，就去找了个声称可以保住学籍的机构，交了25000元。对方让她两次将听证会延期，然后就没然后了，“什么也没帮我办，（我）就被开除了。”“所有申诉的，基本就是保录取中介的另外一个骗术。”山路哥断定，做保录取和申诉保学籍的是同一批人，因为知道学生的学籍会出现问题，病急乱投医，于是用小号“再骗一次”。哪怕仅仅是协助办理退学或撤销申请，也收费不菲。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向藤德启迪咨询留学业务时，他们承诺会向被机构做假成绩无法入学的学生提供帮助：“我们和学校沟通把他的材料换成真实的，我们再来申请；另一种是申请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校，再内推。”“假如我们上交了一些补充材料，也都能提供背调。”藤德启迪说，“我们学生都不会有被退学风险的。”李天书与中介的合同中，包含申请失败全额退款、额外赔偿8万元的条款，发生争议则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受访者提供/图）“我们有绿色通道”同样可以造假的甚至还有托福、雅思等国际英语测试。《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咨询过的5家保录取机构都表示，他们可以提供“保分”服务，在考试前获取答案，学生只需背诵、填写就行。英藤的Melody说，满分340的GRE考试，他们也可以帮学生考到330分以上。“最开始他们只说帮你考，但具体没说怎么帮你考。”李天书与英藤签约后，被转交至另一机构。2024年9月，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香港参加“美国高考”ACT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考试前夜，李天书来到指定的酒店大堂，有人接应他到楼上的房间。通讯设备被管控，对方发给他一个pad，从pad上登录一个网址，里面是第二天的考试答案。他到得早，抢到一个沙发。很快，二三十人陆续挤进这个标间里，床上、地上都是人，大家彼此也不交谈。半夜12点，李天书背好了答案，心里没有紧张，只是“无聊，困”。凌晨三四点，工作人员才将大家放行。李天书觉得，熬到这么晚可能是为了防止大家向外泄漏答案。托福考试则是线上完成的，在电脑里安装监视屏幕的软件，答案会一点点实时显示在电脑上。口语的部分，李天书也是照着屏幕上的文字念。过程很顺畅，他也没想太多，“既然签了合同，之后就按照他们说的走嘛。”保录取机构成功地钻了空子，但成功入学的申请者们难免暴露问题。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在《香港高校：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一文中回顾，早年到香港的内地生，即便英语口语不够流利，过段时间，英文报告和信件的书写总归能过关。而近两年所接触的港校内地生“从来不用英文与我讨论问题”。明明用英文表述专业词汇更为准确，对方却坚持采用内地特色的表达，“他们在香港已经快毕业了，真是令我困惑。”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学者钟剑华也说，面试时，同一所海外大学毕业的学生水平也差异很大，部分学生明明有漂亮的英文成绩，在对答时却一句英文都讲不出，“当时我们就怀疑有人是用假文件报名。”香港特区政府曾在《2023年施政报告》中提出，将香港建成国际教育枢纽，而假学历风波无疑像横插在香港高等教育声誉上的一把刀。在给学院学生的邮件中，蔡洪滨指出，对造假学历“零容忍”，未来港大经管学院的录取流程中，将加强对学生的学历复核。蔡洪滨希望对保录取机构进行重点打击，并在法律上追究其责任。然而，由于香港警方查出的涉案中介都来自内地或海外，难以进行调查和制裁。一家在澳门科大“黑中介”榜单上被明确公示的机构，在2025年4月仍然声称可以做该校以及香港岭南学院、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保录取业务，“我们有绿色通道。”但审查收紧正在初步见效，李天书与中介原本确定的目标院校是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三所名校，签约一个月后，中介劝说他更换到英国高校，“说香港那边查得特别严。”几家保录取机构均建议申请者放弃香港、新加坡院校，“那边很严......现在还做香港的肯定是假的。”“藤桥留学”办公室墙上排列着国际名校徽标，下方数字示意已收到的录取通知数（陈诗雨/图）斩草难以除根2024年12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署理保安局局长卓孝业在立法会会议上透露，香港警务处已向内地执法部门转交了14家疑似内地“黑中介”或中介人的资料。次日，李天书签约的机构英商美桥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也就是英藤，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虚假宣传，罚款8万元。一天后，另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索沃留学”也因涉嫌伪造申请材料、欺骗消费者等问题被立案调查，它被指在未经学生及家长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美国高中毕业证书和IB（国际文凭组织考试）成绩，帮助学生申请香港大学，涉案学生在入学一年后遭到退学处理。尽管没有公开消息，不同受访者向我们确认，索沃的老板已被捕，这在保录取行业内部并非秘密。然而，多数申请者维权之路颇为艰难。2025年2月，李天书准备跟英藤打官司，却发现合同中存在一项条款——“如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所以李天书无法提起诉讼，只能申请仲裁。律师告诉李天书，仲裁递交后要排队，至少是半年之后的事情，诉讼失败了还能上诉，而仲裁只能裁决一次。合同签订“仲裁”不是个案，王珏与藤德的合同也要求由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定。“因为学生或者家长会比较介意自己的名字被暴露出来，”英藤的Melody这样解释，“要走法院的话，名字在裁判文书网上是一直挂着的，我们觉得对于学生的隐私也不是一种比较好的保障。”仲裁路径具有私密性，一般而言仅当事人可以获知情况，但反过来，机构与学生的纠纷也是无声无息。如今在企业查询页面上，不少涉及保录取诈骗案件的机构相关记录十分干净。多个受骗学生还表示，在小红书上发送控诉保录取机构造假的帖子，也会因遭到大量举报而被删帖。事实上，李天书母亲正是没有查到英藤的法律纠纷或风险提示，才放心签约。捉摸不定的还有保录取机构不断变换的名称。2024年7月李天书咨询Melody时，这家机构以“英藤”为名，2025年4月，Melody则表示品牌名称为“藤桥”。在工商信息中，2023年9月“英藤留学”名为“英商美藤国际留学咨询有限公司”，这是由“北京英商柏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更名而来。一年后，“英藤留学”又更名为“英商美桥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有受骗学生线下到保录取机构申讨退款，发现现场挂牌的完全是另一个留学中介品牌。”山路哥说。至于诈骗的认定，也各有阻碍。2025年4月，李天书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报警，警方告诉他，由于他未能提供切实的机构造假证据，所以只要对方完成了申请服务，便不算诈骗。有些保录取中介在造假暴露后直接跑路，办公点人去楼空。藤德公司则依然坚挺，有受害者尝试去其成都办公点“闹”，被门禁和安保拦在了楼下。在上海中心大厦，藤德的办公点也需要经过一道刷卡门禁，门禁旁边站着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张映则向来者说，网络上发的黑帖都是恶意商业竞争，公司已经寻求法务处理，“真的出问题了会在网上发帖子吗？出问题的直接就来机构堵我们了。”“技术上要造假并不难”海外学历是保录取机构的核心造假区域，一方面，伪造海外文件，人家也不可能跑来中国抓你；另一方面，海外学历还能为申请人“豁免”语言成绩。在香港假学历风波中，涉事学生的内地及香港学历全部真实，问题学历主要来自海外高校。在香港高校硕士录取流程中，对海外本科学历的核验仅仅是检查信封和邮戳——要求海外高校寄送原件。由于缺乏统一透明的全球认证系统，学校也不会逐个向对应的海外大学确认——“技术上要造假并不难，”香港某院校负责招生的行政主任对媒体说。同时，部分专业如经管学院的修课式研究生项目，申请人也无需参加面试。在香港严打学历造假后，保录取机构转向英美院校，利用背景审查政策的差异继续造假。王珏就读的曼彻斯特大学只对部分入学学生进行背景复核，剑桥大学的公开政策也表示，仅重新检查入学剑桥的部分学生。而2024年秋季的招生季中，伦敦大学学院则是在发放有条件录取通知后，要求学生提交前述委托第三方进行资质审查的同意书，只有学生签署同意，学校才会下发正式的学习录取确认函（CAS）。但英国的审查趋势也越来越严苛。王珏所在的专业人并不多，她了解到有十分之一被退学。2025年2月，学校连续召开多轮欺诈学位资格听证会，王珏估计，在留学生更多的专业，被退学的人数也许会更多。而给王珏介绍藤德这家中介的朋友，已经顺利毕业。“她已经走出这条路，没问题。”王珏羡慕地说。遭退学时，王珏已经交过第一学期学费，房子租了一年，花了20万元，房东告诉她不能提前退租，也不可以转租给他人。在陷入听证会困境后，学校依然邮件催缴第二学期学费。“藤德留学”会议室里，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向学生父母提供咨询（陈诗雨/图）完美骗局一场完整的保录取骗局由很多经典的诱饵构成，受害者往往在识破后才会明白过来。比如留学机构的工作人员会显得十分体贴，会问你天“气凉不凉”，叮嘱“北京干燥，多喝点水”，“风超级大，回去让你朋友送你”，口吻像是熟悉多年的好朋友，或者贴心的姐姐。此外，机构通常有一套炫耀式的专业性表演。在藤德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不经意地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提起自己是曼大数学系毕业，“这里普通行政人员也要卡留学背景，只要QS前五十的。”位于上海中心中层的办公室里的展柜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奖杯，还有，“楼下是摩根大通的办公室。”营造紧迫感也很重要。对方一面劝说越早申请越容易成功，或者再不签约就会涨价，一面在朋友圈宣布“××大学内推，最后2个名额”。保录机构不断放大名校的诱惑。帮王珏做申请的“老师”也自称毕业于曼大，微信头像也是摄于曼大校园。拿到录取后，对方说，“卷福（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也是曼大毕业的”，王珏为此很兴奋。而被退学后，她把老师的头像放进小红书的搜图，发现图的来源是另一位博主，工作人员的头像是盗用的。Melody常在朋友圈发他们帮学生拿到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总会在评论区写“同行禁止盗用”。在朋友圈里，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官共进晚餐，与藤校招生官谈下了更多内推的名额，还邀请保送哥伦比亚大学的VIP客户做经验分享。然而，出现在照片中的两位哥大“校友”根本没上过哥大，签署的中介也并非Melody所在的英藤留学。他们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确认，是自己签的中介在朋友圈分享的图片被盗用了。在与中介一轮接一轮的造假质疑和申辩中，真与假彻底模糊了。在2021年10月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起保录取纠纷中，留学中介的律师称“（学生）没有去过（美国）并不代表不能申请本科毕业证。所有的一切资料，都是为了便于获得2021年秋季英国硕士的录取通知书做的修饰。”法官问道，没有就读过，毕业证怎么来的？中介方回答，是公司向学校申请的。山路哥说，找到他咨询保录取骗局的学生中，至少“一半以上是知情的”。利用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名校情结，尤其是渴望以较差的背景申请到顶级名校的执念，造假能够成为一种共谋。比如李天书和王珏，对于中介进行考试“保分”选择配合。底线测试尽管有的学生明确拒绝材料造假，却也会逐渐被卷入造假中。高考失利后，张小乔转向出国申请。妈妈生意上的熟人向他们介绍了保录取业务，他们签约了120万元的合同，先缴了50万定金。接着，中介告诉张小乔，他们可以买到托福成绩，只要进了考场坐在特定座位的电脑前，就有操作空间。“我说不行，我不接受这种，因为真的良心过不去，宁愿不走那么好的，也不能买假成绩。”张小乔坚持用真实成绩申请，中介却说：“你的成绩虽然不是你自己考的，但是你自己过去了，就是真实的。”中介也向张小乔提起过，要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中学毕业文凭（OSSD）帮她申请，她再次拒绝。但收到英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出于怀疑，她要回了自己的申请材料，里面赫然有一份OSSD证书。张小乔觉得，中介会有意给人制造一种选择困境。一开始会提供一条比较正规，但你肯定不符合要求的途径。于是中介会给你提供一个有点越界的选择，你可能会拒绝。然后中介会再给你提供一个更离谱的选择，让你觉得前一个似乎还能接受……如此反复，将申请者的底线意识消耗殆尽，进而将就同意——因为申请者都耗不起。因为对造假部分知情，许多学生和家长自知理亏，在退学后选择了不追究、不曝光。但由于张小乔坚决拒绝，警方认定她证据充分，传唤中介问话，而对方则答应将款项全数退回。张小乔说，如果真的走诉讼，可能要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好在对方见她态度坚决，“先怕了。”提到当下，她明显变得轻快起来，用自己的真实材料，她申请到了美国一所普通水平院校，准备到了大二申请转学。她说，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更加合理，多次考试中可以选择一次最好的计入成绩。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王珏瘦了十几斤，一米六六的身高只剩下不到八十斤的体重。刚收到听证会通知时，她三四天没合眼，医生诊断她低血压、低血糖，并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妈妈为她提前退了休，专心处理这件事。王珏曾以为自己通过出国读书就能跟周围相夫教子的朋友们不一样，就能活出更精彩的生活，活出自我。她说自己在英国极其刻苦，在各个讨论课上逼着自己发言，把其他同学出去玩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业，她的小组报告还拿过全班最高分。“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我好好结婚生孩子不行吗？好不容易出去读个书，还这个样子回来，谁能受得住？”她打算向中介维权到底，“他们自己本身就有问题……我必须坚持维权！”（应受访者要求，王珏、李天书、易恒、张小乔为化名。）...

提起“学阀”二字，中国人并不陌生。这些披着知识外衣的掌权人士，坐拥资源、卡脖认证、批钱批项目，活得那叫一个滋润，似乎有学历就能封侯拜相。但可别以为这只是学界独有的生态，放眼四周，一种更庞大、更隐秘的“阀族联盟”早已悄然成型：科阀、画阀，以及无处不在的资源垄断者。过去，“科学家”是多么神圣的称号。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谁不是倾尽一生，甘为祖国燃尽灵魂的楷模？但今时不同往日，院士评选早就成了“隐形选秀”，比选秀还精彩——不过不是比能力，而是比关系、圈子、门路。现在的院士评选资格，更多的是其背后的资源统筹能力，而远非只看科研本身的能力。“科阀”，早已不是那个在实验室熬夜到掉头发的科研工作者，而是穿西装、打领带、满嘴“战略新兴产业”“卡脖子技术”的“圈内精英”。一些重大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手握的是“国家战略”，心想的却是“我徒弟评上了”或者“我儿子也快毕业了”。据说有一些院士，手下带着几十个博士后，项目多得写PPT都要外包。论文？早就有枪手。技术？不懂没关系，会开发布会就行。什么是先进技术，得他们说了算；什么是创新成果，他们评估；项目资金怎么分配，他们签字盖章。想搞科研你就得进他们的小圈子，否则，别说评奖，连实验室的灯泡都可能批不下来。当一个科研体系的评价标准被少数人垄断，当技术成果变成“人情往来”的副产品，所谓“创新能力”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幌子，论文能飞上天，技术却落不了地。最终伤害的，是中国科技的发展水平。再来说说“画阀”。现在绘画圈子有种潜规则：会画不如会混，画院不是画室是会所。想办展？混圈子的能力因素远大于你画画的水平本身。“画阀”这个词，你大概第一次听。但你一旦进入当下的艺术圈，那叫一个醍醐灌顶——什么叫“以画养权、以权养画”？看他们就知道了。所谓“画阀”，就是掌握了书画评判标准、展览入口和艺术资源的那批人。他们往往头衔惊人：某协会或者某分会主席、理事，还有什么XX界杰出贡献人物...... 听着就像联合国秘书长都要敬他们三分。但你真让他提笔画一幅，可能连手都会抖。一些画阀的真本事，不在笔下，在酒桌上。画坛评奖，讲究的不是笔墨功底，而是“拜过哪位师父”“是不是谁的学生”“是哪年入的哪个画院”。搞艺术？不如先搞定人脉。拜错师门，十年功力白练；站错队伍，一幅作品进不了展厅。当然，基因还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爹是大画家，那你也能是大画家，即便你根本就不怎么会画画。因此， “画展”也成了权力展示场。有些“艺术展”里一幅画标价800万，画的是一条粗粗的红线配几个墨点，然后旁边一堆人点头说“极具东方哲思”。你以为他们真看懂了？其实，他们只是在赌那张纸背后的关系网。在画阀世界，这些展根本就不是给大众看的，也不是用来培养新的艺术家，而是用来给权力站台的。美不是目的，名与利才是主旋律。于是你会看到，一个不知所云的“名家”，带着一帮“高徒”，占尽展览资源、讲座席位、政府采购的通道，而真正能画、愿画的年轻人，只能在地摊、网络、或者永远无人问津的小角落里默默挣扎。文学界也一样，多少有才华的年轻人连出版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但“写阀”们凭着文字垃圾一年能出好几本书，还可以大张旗鼓搞“作品研讨会”。其实从“学阀”“科阀”到“画阀”，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知识的世袭化、资源的圈层化、权力的隐性垄断。就像古代的门阀望族，今天的“阀族联盟”们也拥有几大共性：论资排辈，尊卑有序：你再有本事，不如人家“某某的学生”；裙带成风，近亲繁殖：父子皆教授，师徒皆院士，开会像家宴，评奖像族谱；掌握资源，决定标准：不是你努力决定你能不能成功，而是你有没有打入他们的酒局。时间久了，这种现象会逐渐强化为一种文化基因，被下一代默默吸收。当每个人都笃信“拼实力不如拼关系，靠努力不如抱大腿”，那社会也将慢慢变质。很多人解释：“这是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嘛。”但如果连科研、艺术、教育这些应当是社会最清澈的地方都变成了利益的泥潭，那我们要用什么塑造民族的未来？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些“阀”，不仅是在浪费资源，更是在损害中国科技、学术、艺术的发展根基，是透支一代人的信念与热情。那么多年轻人躺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阀”们已经让人失望透顶了。面对这些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现实，年轻人至少可以坚持不拜、不捧、不跪、不盲从。...

此文（江西李宜雪事件进一步升级）在财经钻首次得知有个别人想删除后，财经钻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删除。本不想继续就此事件发言，但是有地方需要澄清一下，避免让人误解财经钻是转发的谣言。“江西李宜雪事件进一步升级”此文基本属实，不属于谣言。前段时间江西南昌李宜雪事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为了挽回这个事件对江西南昌的负面影响，为了挽回这个城市的公信力和信誉度，同时也是为了挽回这个事件对不知情的习近平主席的影响，财经钻工作人员转发了一篇建设性建议的文章，同时这篇文章也消除了此事件对习近平主席的影响，维护了习近平主席，同时也对这个事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以挽回此城市在国内外的公信力和信誉度。（因为国内外的精英人士和机构、媒体、全球各国等等，都知道财经钻支持习近平主席... )而个别人员要删除这篇文章，财经钻工作人员在首次得知后第一时间删除了这篇转发的文章。但是个别人（包括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派出所李然等），在财经钻工作人员删除了这篇文章后的第二天（2025年2月11日）还继续用不好的环境和手段威吓此工作人员承认这篇基本属实的文章为谣言，并对其行政处罚...（因为财经钻工作人员第一次遇到此类事情，想着尽快结束此事，其单独1人当时报着完全配合的心态，以良好的态度承认李然所指的任何事情——无论对错的任何事情，包括李然表示此文是谣言...；承认的原因之二是当时的环境不友好）本想此事告一段落，不再提起；但是冤假错案型的（2025年2月11日），被泄露出去，被人误解，同时还可能让人误解财经钻维护的最高层，这就需要做一下澄清，至少不被误解。个别人（或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你们设置和威吓维护习近平主席利益的人承认维护习近平主席利益的文章为谣言，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包括某些资本）打压维护习近平主席利益的人，你们打压十年时间持续支持习近平主席并取得成果的人，你们打压正在国内外维护习近平主席利益的人，你们意欲何为？...

2025年4月22日，小雨（化名）收到来自英国伦敦警方的消息，下一步，警方可能会就她被邹某豪性侵一案与中国警方联系。伦敦警方通报了邹某豪性侵案，并希望有更多受害者或幸存者能联系警方。图片来自伦敦警方通报。4月2日，伦敦警方公布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生邹某豪连环性侵案的新进展：邹案被公众知晓后，有23名居住在英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女性联系了警方，其中就包括小雨。在南方周末3月25日报道《“完美人设”下的连环性侵案：摄像头、“战利品”和名校留学生》中，她称自己于2022年10月被邹某豪性侵，案发地位于东莞市望牛墩镇的邹某豪家中。2025年4月，她就此事向东莞市公安局报案，目前案件已进入侦查阶段。邹某豪被称为“可能是英国最猖獗的性侵犯者之一”。2025年3月，伦敦法院认定邹某豪的罪行共28项，包括11项强奸罪，涉及10名不同女性，以及偷窥、非法拘禁、持有管制药物意图实施性犯罪等。这并不能涵盖所有，警方认为可能还存在多达五十余名受害者，邹某豪的电子设备中也储存了数百条性侵女性的视频。伦敦警方发现，一些新增报警人的情况与现有视频或已指控的案件“完全不相同”。警方正在建立一份证据文件，供检察官审议，在6月19日法院公布邹某豪的刑期后，不排除二次起诉的可能性。报道发布后，邹案的另一名证人李婷（化名）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这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她经历的更多细节。希望更多受害人站出来作证，成了邹案两名已经出庭的证人和另一名已经报案的受害人不约而同的心愿。“他们没有道歉”2025年3月，邹某豪连环性侵案开始被热议后，一些网友声称，在互联网上看过邹某豪侵犯受害人的视频。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对应网站，并未发现相关的视频。李婷也确认，在伦敦警方录口供时，警方明确告诉她，视频没有被上传至互联网。家人尚不知李婷当年被性侵一事，由于担心去伦敦会让父母不安，李婷最终以远程视频形式出庭。她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司法部门的协助，出庭作证环节由她独立完成。2025年2月，李婷作为证人，在法庭交叉问询的环节出庭。此时正值中国农历春节，她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通过摄像头面对伦敦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回答控辩双方律师的询问，邹某豪不被允许说话，李婷也不会见到邹某豪。那场性侵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李婷所处的位置也与伦敦相隔近万公里，但通过摄像头，她还是看见了邹一晃而过的身影：对方没有露脸，只有屏幕里露出的下巴和胸口。李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一瞬间，自己出现了强烈的反应：愤怒、惊慌、喘不上气。法庭上，李婷和邹某豪的聊天记录被逐条打印了出来，她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她要通过翻译，解释聊天记录的意思以及自己当时的动机。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另外两名受害女性不同，李婷称被邹某豪性侵前，曾与他发生过自愿性关系。事后，邹某豪没直接回应她“是否愿意恋爱”的询问，而是希望二人继续见面，李婷感觉被骗，决定不再回应对方，直到2021年10月前后，邹希望见面聊聊，二人便在一个朋友聚会中见面。性侵发生在邹某豪位于伦敦的住处。李婷说，那是自己第一次喝到断片，第一次睁眼，她趴在地上吐，下一个瞬间，邹就在她身上面无表情地性侵。李婷告诉伦敦警方，再次失去知觉前，她曾要求邹某豪停下来。在二人最后一次联系中，李婷在微信上对邹某豪说，自己处于无意识且生理期的状态，他却依然要与她发生关系。邹某豪回答，他认为李婷当时是有意识的，同意与他发生关系。“但我不同意。”她先后告诉了邹某豪、警方、陪审团和南方周末记者。李婷被性侵后没有报案。她对法庭和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几年前自己的法律意识没那么强，二人的过往和共同的朋友圈让她一开始就否定了自己的感受：“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给了错误信号，让他以为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就不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此外，她还担心在没有意识时被邹拍下照片或视频，也担心激怒对方而让自己“社死”。直到2024年，她被伦敦警方告知，自己不在邹某豪拍摄的影片中。警方还告诉她，就算她之前同意了99次，也可以在第100次的时候拒绝。“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邹某豪的辩护律师做了推翻所有指控的无罪辩护。4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就邹案询问该律师，但截至发稿，未获对方回应。庭审结束后，李婷和另一名出庭作证的受害者小兰（化名）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诉说自己被邹某豪性侵的遭遇，并呼吁更多潜在的受害者站出来。李婷说，从录口供到庭审结束后将近一年时间，邹某豪的家属没有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联系过她，也没有表示歉意。她觉得，她家人的行为根本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帮助邹某豪。“你幸存下来了”小兰、小雨和李婷不约而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遭遇性侵后，她们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首先是不停洗澡。性侵发生后的第二天，离开邹某豪位于东莞市的房屋前，小雨在那栋屋子里洗了一次很长的澡。回到家后，她又洗了几个小时。在提交给伦敦警方的信件中，小雨将这段遭遇形容为“洗不掉的污秽”：自己不愿面对，也不愿回想，立刻删掉了邹某豪的联系方式。接着是精神恍惚和难以应对的压力。“三天里我没吃饭、没睡觉，只喝汤。”小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伦敦被邹某豪性侵后，她回到住处，一个人消化情绪，随后报警。由于翻译沟通不畅，加上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困扰，她撤销了报警，但又在社交平台曝光邹某豪，希望警示他人。她说，当时的评论除了一些支持，还有不少质疑：为什么她晚上要去喝酒？为什么她要去邹某豪的住处？面对这些，小兰删除了帖子。被害人有时还不得不重新面对侵害方。性侵发生后，邹某豪先后三次重新加回李婷。第一次，李婷担心激怒对方，以喝完酒删错人为由向对方做了解释；第二次李婷又删了他，直到第三次，她忍无可忍，直接告诉邹，他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有数。李婷说，那次双方进行了语音通话，电话里她开始责骂邹，但没等骂完，邹某豪就拉黑了李婷，此后不再试图联系她。但李婷依然可以从不知情的朋友处听闻邹某豪的动向，“直接请我朋友介绍好看的女孩给他认识”，她还在酒吧里两次遇见对方，每一次都装没看见，但心里还是会发慌。遭遇性侵第二年，小雨发觉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头晕头疼，喘不过气。她去医院就诊，医生告诉她，这是精神问题，当时她并不觉得躯体化症状与被性侵的遭遇有关，直到2025年3月，小雨在互联网上看见邹案的讨论，那种发病时像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的熟悉感觉回来了。事发两年多，仅见过一面，小雨曾以为性侵者的样貌已经模糊了。一开始，她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只觉得网络上邹某豪的照片与当初那个人有很相似的轮廓，直到邹某豪被捕视频中，一张他俯看镜头的截图触发了回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他就是以这样的视角看着我。”一个人经历了难以置信、意料之外或是创伤性的事件后，她的情感或者身体也可能被冲击。一份由英国萨默塞特郡及原埃文郡性侵和性虐待支持系统制作的《性侵害幸存者自救手册》（以下简称自救手册）发现，受到侵害后，每个人的反应可能各有不同，这些反应不仅私密，还会与个人情况有关。身体上，它可以表现为肌肉紧张、疲惫、头痛、呼吸不畅、胸口发紧；情绪里，它可以表现为喜怒无常、惊恐发作、记忆不佳、抑郁感和负罪感；行为上，受害人也可能会出现抽动、多话、自残等。这份自救手册写道，在危险和创伤中，人们的求生本能会抑制理性思考，大脑直觉的那一面会做出一切努力，确保受害人以最小的代价活下来。如果受害者活了下来，大脑就学会了这种抑制，在以后遇到（可能的）危险时，沿用这种反应，导致受害人过度警觉，或者感到麻木。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提到邹案可能还存在更多受害者时，三名受访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和内疚。李婷失声痛哭，她不停地说自己感到内疚、后悔：“当时如果我站出来，就可能不会有五十多个受害者了。”“不要因为后见之明而苛待当时的自己。你幸存下来了，并且正在疗愈。”自救手册这样说。“没有办法在父母面前哭诉”“没有办法在父母面前哭诉这件事。”三名受访者遭遇性侵后，均没有寻求家人的帮助和安慰，只有小兰在邹某豪宣判有罪后，将此事告知家人。她回忆，被邹某豪性侵后，自己没向学校寻求帮助，回国后她曾找过国内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感觉意义并不大，“他没定罪，找任何机构都没用”。案件审判后，李婷同样没把这段经历告诉周围朋友。“有人抱着吃瓜态度给我转相关的帖子，我有时候不回，有时候装不知道。”2025年4月，小雨也向东莞警方报了案，目前警方已受理这起案件。她希望，如果邹某豪有一天回国，也能在国内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若干年后，他和他的罪行一起被周围人遗忘。“我有一种愤恨的心情，非常想要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记住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伦敦警方在公布邹某豪连环性侵案进展的同时，感谢了这批女性受害者愿意站出来报案的勇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20年，公安机关每年立案的强奸类刑事案件数量在2.7万-3.3万之间波动，2021年后数量有所上升，超过3.9万，并在2023年达4.2万，但与立案的刑事案件合计相比，其比例仍不到1%。2024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夏菲在论文《性侵犯罪警察侦查比较研究》中发现，中国性侵犯案件的发案率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强奸案发案率相比非常低。她认为，这一结果除了中国刑法划定的性侵犯罪犯罪圈较小、一些轻微性侵行为已通过治安处罚处理外，还受到犯罪黑数的影响。犯罪黑数，是指一些隐案或潜伏的犯罪虽然已经发生，却因各种原因没被计算在官方正式的犯罪统计中，这会让刑事司法数据反映的客观犯罪现状变得模糊。在性侵类犯罪中，犯罪黑数问题在各个国家都十分突出。夏菲在文中认为，目前中国性侵犯罪的实际发案数与警方立案数差异难有客观、清晰的判断。她引用了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关数据推测其概貌。美国的犯罪被害调查显示，2022年包括强奸在内的性侵犯罪的报案率为21.4％；英格兰和威尔士性犯罪报告显示，在截至2020年3月的年度周期内，16到59岁的受侵害女性和男性的报警比例分别只有不到16%和19%。夏菲分析，犯罪一旦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公开，被害人往往要经历自我污名、人际污名和结构性污名这三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污名化，其结果就是再次受害和反复受害，报案因此成为一个不那么容易的决定。“我国的性侵犯罪被害人在考虑是否报案时有更多顾虑：文化中对性问题的高度避讳；传统贞操观的强大影响；注重人际关系和谐而忽视个体性感受，刑事司法体系及整个社会缺乏对性侵犯罪被害人必要的制度支持。”...

2023年开始，大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冒出了很多开在村子里的咖啡厅。除了远和偏僻以外，这些村咖最大的特点是够破够原始。孤零零立在一片稻田里，或者由山顶上快塌的土房子改造而成。一杯咖啡二三十元甚至四五十元的价格，源源不断吸引着年轻人打卡。这个五一，很多村咖似乎也成了新的景点，人流量爆满，有人开村咖时曾雷打不动五点半下班，这几天，一直到七八点钟还在做咖啡、卖面包。城里的咖啡用来续命，村里的咖啡用来放空，一杯咖啡的钱，就享受了半天田园生活。媒体报道中，顶流网红村咖一天能卖出几百到几千杯咖啡，让渴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眼红。可如今，第一批跟风开村咖的人已经“幻灭”了。要把快塌的土房子改造成能使用的咖啡馆，动辄投资40万元以上；要维持“在最土的地方干最洋气的事”的反差感，需要不断想点子，卷完咖啡卷窖炉披萨、面包；更难熬的是那种靠旺季游客维持生意的村咖，只能在淡季关店，做成季节性的兼职。开130公里喝杯咖啡北京人郑诗颖要和朋友们自驾130多公里，去喝杯咖啡。她从前一晚就在做准备：多带点水果，路上吃，毕竟130多公里；得提醒朋友休息好，开车累，要开130多公里。为了这口咖啡，郑诗颖甚至从小半年前就开始做准备了，主要是心理准备。郑诗颖喜欢喝咖啡，探店各种咖啡厅。在社交媒体上浏览新开的特色咖啡厅时，一家名叫“一块儿石头”的咖啡厅被推到了她面前。咖啡厅在北京郊区的十渡山里，石头房子看上去很原生态，周末人满为患，窖炉披萨都抢不到，郑诗颖看到后立刻就想动身，结果一查地址，“有130多公里，比去趟天津都远”。为了这口咖啡，郑诗颖挣扎了小半年，她时不时就会翻开收藏夹再看一遍帖子。终于，去年9月，在一个雨过天晴的周末，她和朋友一合计，“去吧，130多公里，开吧”。要想喝到这一杯咖啡，真像求取真经一般不易。郑诗颖顺着导航开，按理来说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开到，可地方太偏，很长一段路导航信号不好，多绕了一个多小时，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才到。郑诗颖和朋友8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上班都没这么早过”，一直到中午12点多才到。▲郑诗颖几经波折喝到的村咖“一块儿石头”。图 / 访谈者提供还有人经历了更多波折。程立在北京附近的古村开了家“最破咖啡厅”，咖啡厅在山顶，去咖啡厅会经过很长一段盘山路。刚开起来时，甚至还没有水泥路，要走一段土路。如今路修好了，但依然很窄，一辆车行驶都要小心，要是恰好碰见会车情况，两辆车都恨不得停下来琢磨琢磨再开，“越野都不会到这儿来”。刚开业时，“几乎每个人上来以后都骂骂咧咧的，太难走了”。还有人骑着小排量摩托车上山，山路又高又陡，“上去差点下不来”。大概是从2023年开始，城市周边、景区附近，涌现出很多开在村子里的咖啡厅。除了远和偏僻以外，这些村咖最大的特点是要够破够原始。一般而言，即便是简约风的咖啡厅，也会装修精致。但村咖走的是简陋风，老房子所有岁月的痕迹都原封不动，越破越好，便携桌椅一摆，一个村咖就算装完了。要是再刷个白墙，挂个招牌，或许都能算上精装修了。村咖的装修似乎很容易。程立的最破咖啡厅在京郊的一个荒村里，取名“鄉野”。整个村子都没人住了，村里的房子更是一间比一间老，“很多都是明清时建的”，换算下来，房子几乎是太爷爷辈的。几间低矮相连的老房子汇成了一间咖啡馆，墙是黄泥糊的，用手摸一把，“有的地方还能摸到一手土”。程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前后对比图，乍看上去，除了窗户补齐了，其他似乎没怎么动过。▲程立的最破咖啡厅在京郊的一个荒村里。图 / 访谈者提供赵倩在安徽省宣城泾县的苏红村也开了一家村咖，名叫“宇宙是个粮仓”。咖啡馆是一片稻田里的一栋白墙黑瓦的矮房，最初开业的筹备过程也很简单，“只要摆摆桌子、椅子就可以了，几乎没什么要准备的”。▲赵倩开的村咖，名叫“宇宙是个粮仓”。图 / 访谈者提供就算没房子都能开个村咖。王晓晓在安徽老家的村里直接找了一片空地，买了个废旧的铁皮集装箱，四面刷上粉色和蓝色的漆，铁皮爆改ins风，集装箱里再摆上几把露营的桌椅，旁边摆几束装饰花，基本就算装修完了。一个简易版的“村咖”就诞生了。翻开社交媒体，会发现村咖们各有各的破法。几根竹竿，再围上一圈稻草，支起一个小棚就算是咖啡馆了，“感觉一场暴雨就能干趴下”；农田里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砖房，不用挂招牌，直接在墙上写上“咖啡”二字，就算招牌了，“远远看着还以为是个茅坑”；还有人干脆把空置的猪圈刷上白墙，里面摆上几张农村吃席的桌椅，“猪圈咖啡直接到达next level”。村咖不光简陋，更重要的是，环境相当野生，客人还很接地气。程立自从在山上开村咖以后，接待的客人不光多，物种也丰富了。有时，山里的猴子会直接窜进村咖，在里面上蹿下跳。视线再抛远点，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山上有只野猪正朝村咖张望。要是从山下往村咖里走，没准还能在半路碰见拉货的驴，“哀怨地看着城里来的‘牛马’”。还有人在村口支起村咖摊，本想迎接过往的游客，结果游客没等来，村民倒是一直问。刚干完农活的大叔直接拿着砍刀光顾，点杯美式开始对着庄稼地放空，甚至还有村民成群结伴大晚上聚在一起喝咖啡，聊家常，“村咖好像变成了村里的CBD，对村里的八卦全都了如指掌”。露营平替这两年开起来的村咖，似乎是人们对闲适慢生活的向往和经济环境变化结合的产物。村咖像是露营的平替品。郑诗颖的游玩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本，她的活动一般局限在城区内，而且总是在室内，要么找间咖啡厅坐一下午，要么逛逛街。可疫情后，她发现自己一闲下来，就想往郊外跑，“市区人太多，只能跑远点”，身边的朋友这两年也开始迷上到郊外露营。可露营一次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又是巨大的，要准备食材、装备，还得在郊外过夜，回来后还要花上一段时间休息好才能面对周一的工作，算下来，短短一次露营，“一个周末全忙活这一件事了”。时间花得多不说，“露营坑”又是一个钱包杀手，“装备晋升都得烧钱”。相比之下，村咖似乎变成了平替，不用在外过夜，也不用准备露营装备，体验感又很相似：到郊外喝杯咖啡，吃点零食，放放风。从某种程度来说，村咖就像是露营的精缩凝练版。这也让人联想到这两年流行的“特种兵式”旅游，同样是说走就走，主打一个随意、快捷，高性价比，用最高效的方式体验远方，或者想象中的田园生活。▲露营一次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是巨大的。图 /视觉中国对于商家来说，相比于露营，村咖也是一种更轻的投资。赵倩原本在安徽的县级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前，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一眼就能看见职业的天花板，她变得焦虑、失眠。为了转换情绪，她和丈夫经常找风景好的地方露营，2023年，她路过一片稻田，稻田里端坐着一栋小房子，让人眼前一亮，她立刻决定把这里租下来做个露营生意。可露营其实是一种重投资，不光要提供设备，还要提供餐食等全套服务，更重要的是，需要大面积的用地。她最终想到开一家咖啡馆，“因为咖啡馆最简单，门槛最低，好上手”。还有人把开村咖当成挽回民宿亏损的自救方式。在北京工作的林新是一名设计师，以往经常给各种民宿做设计，她所在的公司也运营着民宿。生意最好的是疫情期间，很多人不能出省旅游，只能到郊外短途游，“（公司的）民宿一直都没怎么宣传，但人一直是满的”。可疫情放开后，出省旅游的人多了，民宿的生意开始下滑。领导也着急了，开始加大宣传力度，甚至让设计师都兼职做运营，林新不光要负责设计工作，还要同时管理社交媒体平台，每天更新内容，“想办法到处拉点人”。可即便加大了宣传力度，人流量依然在减少，在林新的印象里，今年的人流量，可能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50%，“快要少了一半”。这并不是一家的变化，“整个行业都在变差”，为了增加营收方式，林新发现，很多原本做民宿的人这两年都开起了村咖。村咖就好像民宿的一种引流产品，人们趁着热度来喝咖啡，能赚点钱回血，要是坐舒服了，没准还能顺便在民宿里睡一晚，还能再赚一份钱。原本，林新经常趁休假体验北京周边的民宿，一边体验一边看别家的设计风格。这两年，随着行业的变化，她也从体验民宿变成了体验村咖，“多学习学习，估计（公司的民宿）以后也得开村咖”。▲林新探店去的村咖。图 / 访谈者提供更重要的是，“开家咖啡厅”寄托着很多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开在村里的咖啡厅，乡土气息又一下把人拉回了童年，两种元素的碰撞产生极强的反差感，即便是为了情怀，也有人纷纷入局。李如涵原本在互联网公司做营销，疫情期间回了老家哈尔滨。她在老家断断续续找了两年工作，可老家互联网行业发展较慢，对口的公司也很少，很难找到工作。李如涵开始琢磨起未来出路。在她的记忆里，从小时候起，妈妈就总跟她念叨，“以后退休了想开家咖啡厅”。刚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两年村咖又似乎很火，李如涵干脆把理想生活的蓝图提前提上日程。去年，李如涵在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附近的村里，找了一间小房，开始筹备村咖。▲李如涵在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场附近的村里开始筹备村咖。图 / 访谈者提供同样被情怀驱动的还有程立。他原本经营一家医疗器械相关的公司，可受疫情影响，营收出现问题，项目也全都停摆了，思来想去，干脆不干了。程立喜欢喝咖啡，他把咖啡机装进私家车，开始自驾旅游，每到一处歇脚地，就把车一停，就地拿出咖啡机做咖啡喝，路上有人看到总会围上几圈找他买咖啡，“敞篷车直接变成了咖啡车”。慢慢地，跟着程立的咖啡车一起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2023年，程立自驾到了北京郊外的一处荒村，看着眼前几间破败的黄泥房，瞬间心动了，“太有感觉了，老房子本身就有一种松弛感”。那时，开村咖的还没几家，但程立几乎立刻就决定要把老房子打造成一间咖啡厅，“哪怕不赚钱，和朋友在这儿聚会也挺好的”。季节性咖啡厅城里待腻了，景区又太挤，开在各处的村咖成了新的流量打卡点。矿洞咖啡、瀑布咖啡、稻田咖啡、荒村咖啡，一杯咖啡的钱，就享受了半天松弛生活。媒体报道中，顶流网红村咖一天能卖出几百到几千杯咖啡，让渴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眼红。但对很多跟风入局的人来说，村咖似乎都有幻灭的一面。幻灭的第一步是从装修开始的，村咖的装修看似简单，改造难度和投入却并不低。很多村咖是在农村快放塌的老房子基础上改造的，光是让老房子实现基本水电功能，就是个大工程。因为咖啡馆所在的村子已经荒废，程立专门沿着山体从隔壁村子把电线拉上山顶，水也要从山下调上来，他特意在老房子旁边建了个蓄水池，把水抽到蓄水池里再供平时使用。所以尽管看起来很“原生态”，“前期的投入就花了40多万元”。哪怕老房本身通水电，物流也会增加成本。李如涵在开村咖前，调研了很多周围的村咖，依托着亚布力滑雪场，附近的村子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旅游产业链，也开了很多家村咖。在原本的预想里，只要选好房子，再简单装修一下，差不多两个月就能开起来，“11月末开业，刚好赶上旺季”。可农村好像是交通运输毛细血管的末端，单是把建筑材料送进村里，时间和费用都比想象得多。装修的那段时间，李如涵和供应方以及镇上的快递点反复沟通，不断催促，还是拖到了今年1月才开业，晚了一个多月，“不算房租，装修费用也花了40多万元”。的确有人通过村咖赚到了钱。赵倩从村咖的筹备阶段开始，就在社交平台上录vlog分享，刚开业没多久，突然有几条视频爆了，粉丝量也增加了。她的村咖在皖南川藏线上，主要靠游客带动，在流量和游客的双重带动下，一到旺季，每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一万多元。可一般来说，等到10月份，稻子刚刚割完，“根本没什么风景”，来旅游的人很少，很难有营收。但在流量的加持下，有粉丝会在淡季人少时专程赶来，还会有考察团过来，“即便是工作日，也有五六千元的营业额”。政府也开始宣传她的村咖，甚至专门针对村咖设计了一条旅游线路，她这儿也成了一个打卡的景点。可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村咖很难当作一个全职的生意，更像是一门季节性的兼职。在赵倩的带动下，很多人开始在周边开村咖，到旺季时，最多开出了六七十家村咖，就连村民，也开始动起卖咖啡的心思。在赵倩的印象里，有对老夫妇，就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买来咖啡机，学着她的样，开起村咖。王晓晓也是去年在泾县临近的村子开始开村咖的，旺季时一路都是村咖，如果不出名，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每家都是一样的，游客都不够用了。经常有游客走到她家边看菜单，边打个嗝叹气，“一路喝了十几杯了，真喝不动了”。旺季时游客多，生意还能维持，一旦到了淡季，既没游客也没粉丝，“一天就只能卖出两三杯”。幸运的是，王晓晓没雇员工，集装箱几乎没有成本，就算不卖咖啡，也不会亏。可那些租房子请员工开村咖的人，只能在淡季选择关店，等到旺季再开，做季节性生意。▲集装箱村咖。图 / 访谈者提供职业餐饮网近期的文章里，也有当地的咖啡店经营者透露，在泾县可能只有10%的村咖能够盈利。事实上，与其说是赚情怀的钱，村咖更像是一门注意力经济，而最初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元素是乡村与咖啡结合的反差感，“在最土的地方干最洋气的事”，因此，要想持续赚钱，就得不断吸引注意力，持续营造反差感。程立从最开始就意识到，村咖卖的不是咖啡，而是体验感。从价格和品质来看，村咖的价格偏高，一杯三四十元不比市区便宜，而从味道上，也很难做到有多么独特的吸引力。重要的不是咖啡，而是山头的美景和老房的破败感。“现在再做普通村咖很难赚到钱了”，程立经常琢磨如何制造更多反差感，他日常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查看流行趋势。这两年里，他先是增加了烤肉，后来又增加了窑炉面包，“西式餐品和中式老房也是反差，如果是老房配中餐，反而没意思了”。从消费者的反馈上来看，这种反差经营似乎是奏效的。消费者的点单重点也发生着变化，从最开始主要点咖啡，变成点烤肉，到后来变成为了窑炉面包而来。在这套持续营造反差感的操作下，程立的最破咖啡馆总是爆满，“每日营业额都会过万元”。▲程立的最破咖啡馆总是爆满。图 / 访谈者提供大多数做季节性生意的村咖老板们，只能在淡季放平心态，忍受寂寞，苦等旺季到来。做季节性生意带来的后续问题是，很难有固定的团队，每次旺季来临，只能找兼职顶上。在亚布力滑雪场附近，村咖老板们几乎都在做季节性生意：只养着一个咖啡师，等到旺季来临，再临时招服务员和更多的咖啡师。因此，为了确保旺季不出差错，村咖老板们要提前一个月开始抢人，赶紧把临时团队搭建起来，“相当于多养一个月的员工”。李如涵比原计划延迟了一个月开业，就相当于多养了两个月的员工。而且刚开业，宣传没跟上，导致即便是旺季，也没怎么赚钱。这和预想中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李如涵也变得焦虑起来，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算“今天会亏多少钱，员工工资怎么办”。原本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时，李如涵经常脱发，“马尾就像猫尾巴一样细”，不工作以后头发渐渐养回来了，可这村咖一开业，又变回猫尾巴了。如今，已经到了淡季，生意更少了，李如涵索性趁着淡季装修整顿，等到冬天再战。不止村咖，李如涵还在筹备民宿，她已经意识到，“只靠村咖回本是不可能的，民宿才是重点”。（除程立、赵倩外，其余均为化名）参考资料：1.《在村里卖咖啡，68元/杯，一天狂卖8800杯！泡沫还是风口？》 职业餐饮网...

等级身份体系继续分裂社会——在要求废除该体系的呼声出现近 100 年后。印度将通过近 100 年来的首次人口普查，让 14 亿人确定自己的种姓。种姓制度是印度拥抱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它将印度教徒划分成严格的等级，统治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一次成功记录这种古老的等级社会身份的调查是由英国殖民统治者于1931年进行的，当时只收到了4000多个答案。（2011年曾进行过一次调查，但效果不佳；一个开放式问题收到了460万份回复。政府认为种姓数据毫无价值。）为了让人们摒弃这种令人厌恶的标记，政府必须准确衡量它。这样才能加倍努力，改善历史上弱势群体的命运。随着机会平等，一个人的出身优越于另一个人的观念将逐渐消失；对跨族群就餐和跨族群通婚的限制也将逐渐消失。然而，如果没有新的数据，就很难说服上层人士，他们的特权阻碍了下层人士的进步。我曾在1990年目睹过一轮怨恨和暴力。当时，政府刚刚将联邦职位中基于种姓的配额范围从之前的22.5%扩大到49.5%——基本上是按照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这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一名19岁的学生在德里大学（我当时就读二年级）的校园里自焚。1991年经济开放后，印度创建了私营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过教育的高种姓青年的焦虑。与此同时，印度教寺庙运动的兴起，用针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宗教沙文主义掩盖了残余的裂痕。玻璃天花板高种姓在印度联邦政府高层占据主导地位资料来源：落后阶层委员会报告，1980 年注：*SC/ST 指的是印度宪法中列出的表列种姓和部落，或达利特人。**OBC 指的是印度种姓等级制度中的其他落后阶层，或首陀罗。三十年后，寺庙项目落幕，青年失业问题再次成为政客们的头疼问题。印度劳动力却难以向上流动。达利特人更有可能从事零工，而不是赚取固定工资。高种姓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宗教文献将印度教徒划分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这些所谓的“重生”种姓，其后是首陀罗工匠和劳工。在制度界限之外的是达利特人，社会赋予他们最卑劣、最危险的职业，例如焚烧尸体、屠宰动物和清理下水道。许多游牧部落曾被视为犯罪部落，甚至连小偷也享有世袭的头衔。这是否是某种前现代的劳动分工？并非如此。正如后来起草印度独立后宪法的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那样，这相当于把劳动者关进了一个牢笼，他们无论多么聪明才智或进取，都无法逃脱。安贝德卡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本人就是达利特人，或者用他那个时代更常见的说法来说，就是“贱民”。 1936年，安贝德卡尔在一次反种姓大会上因未能发表演讲而被迫发表《种姓的灭绝》。在演讲中，安贝德卡尔排除了任何经济或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除非印度教徒打破其经典中允许这种倒退的社会习俗的教条。任何告诉你种姓制度与当代无关的人都是无知的——或者在撒谎。印度侨民甚至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多数知道自己在复杂等级制度中地位的人都能猜出别人的排名。这是这个社会最难保守的秘密；像我这样的姓氏可以免费彰显我的高贵地位。这种特权曾经可能与财产控制有关。如今，它们更多地与人脉有关。给远房叔叔打个电话，让他帮人找份工作或创业，这种奢侈的待遇在高层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是无法享受的。像我这样的人，已经习惯于把这些社交网络——以及像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一样，是我们的“优势”。如今社交媒体上一个更激进的说法是“婆罗门基因”——仿佛人为的差异就被编码在染色体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接受种姓普查一事引发外界质疑。此前，这位来自石油开采社区、社会地位较低的印度教右翼领导人坚决反对普查要求。他声称，他所相信的“种姓”只有四个：妇女、青年、农民和穷人。然而，花言巧语无法改变现实。比哈尔邦即将举行选举，这个贫困、人口过剩的东部邦历来以种姓划分权力。这使得此次普查显得尤为尖锐。主要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拒绝接受这种玩世不恭的解读。他想利用数据说服法院，弱势群体占多数，并要求他们放宽平权行动50%的司法上限。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尚未做出任何承诺。即使人民党做出努力，也无法让其核心的高种姓支持者改变他们的观点：更激进的社会正义只会减少有功之人的机会。如果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amsevak Sangh）能够采纳其议程，并带领印度教右翼势力前进，改革将有更好的机会。基于婚姻和饮食而歧视他人，或许正契合国民志愿服务团1925年提出的愿景，即建立一个由婆罗门统治的印度教民族国家。然而，在一个世俗共和国，这不过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幻想。达利特人仍在因清洁下水道产生的有毒气体而死亡，而素食主义精英坚持要求学校午餐不提供鸡蛋，这加剧了弱势群体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存在一个更好的模式。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在教育机构和地方公共服务岗位上为所谓的“落后阶层”设定了69%的配额，但由于该比例早于50%的司法上限，该邦得以挺过法律挑战。该邦拥有近10%的经济增长率，印度一半的工厂岗位由女性提供，儿童死亡率也在迅速下降。尽管并非平等的天堂，但这个南部邦也拥有百年成功的反种姓运动历史。种姓统计很容易，但废除种姓？我们离那还远吗？...

从印度到墨西哥，海外务工人员的现金汇款对当地经济至关重要。莫卡桑村与印度乡村的普通村庄截然不同。这里有新建的市政厅、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庙和铺好的路面。这所小学最近收到了9万美元的捐款。然而，尽管拥有这些现代化的设施，街道却一片寂静。大多数房屋都上了锁，院子里凌乱不堪。在印度最富裕的西部古吉拉特邦，邻近的村庄也成了鬼城，居民已迁往美国等国，如今却空无一人。“每个人都去美国赚钱，而这些钱大部分都回到了印度，”全家都离开了印度的杰耶什·帕特尔（Jayesh Patel）说道。帕特尔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经营着一家瓶装水厂，他经常回家乡看管家里的土地。“这里的一切——道路、寺庙、学校——都靠美元支撑。”印度莫卡桑。摄影师：Anindito Mukherjee for Bloomberg Markets多年来，全球侨民的资金为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动力，那里许多村庄几乎完全依赖海外汇款。这个南亚国家是此类资金的最大接受国，上财年汇款近12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政府一年的基础设施支出。但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富裕国家领导人严厉打击移民，这条至关重要的资金渠道如今面临着萎缩的风险。全球汇款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汇款是发展中国家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无论是来自迪拜的南亚建筑工人、美国的墨西哥农场工人，还是香港的菲律宾保姆。汇款占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十分之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汇款来源国。据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注于海外侨民研究的政治学教授德维什·卡普尔估计，印度移民通常会将大约五分之一的收入汇回国内，具体取决于他们的家庭状况。失去汇款渠道会带来严重后果。巴基斯坦的年度汇款总额从2021年到2023年下降了15%——部分原因是汇率不利——经济陷入了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救助，巴基斯坦几乎违约，同时发生的政治危机使其问题雪上加霜。尽管汇款流入量此后有所反弹，但人们仍然担心会出现更多中断。特朗普政府最近将巴基斯坦列入可能面临更严格签证限制的国家名单。我彻夜难眠。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对许多印度人来说，加强对H-1B等技术签证的审查也可能产生影响。卡普尔表示，无证工人汇出的工资占比更高，但流入印度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合法且通常收入丰厚的移民。在美国永久工作的途径已经很狭窄。由于需求增加，印度人获得绿卡（授予特定国家有限数量申请人的无限期工作许可）变得更加困难。在特朗普的上一届任期内，更严格的安全检查延长了美国签证的等待时间，也延长了绿卡的积压。从2016年到2019年，合法移民数量下降了13%。“美国梦正在变成一场美国噩梦，”达拉斯印度裔美国人友好委员会主席普拉萨德·托塔库拉 (Prasad Thotakura) 表示，该委员会致力于让国会议员了解侨民问题。印度古吉拉特邦贾萨尔普尔一户人家的门上挂着挂锁。摄影：彭博市场 Anindito Mukherjee美国各地移民社区的焦虑情绪高涨。最近一个下午，在纽约杰克逊高地社区，一个距离曼哈顿约5英里（9公里）的小印度区，移民们在众多汇款亭之一外排队等候。库马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拒绝透露自己的全名和移民身份。他担心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影响他在美国的生活。“我夜不能寐，”他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在古吉拉特邦，桑杰·沙阿也感到紧张。自2023年以来，沙阿19岁的儿子每月都会寄回印度大约3000美元，用于赡养亲戚。“美国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我们则获得了额外的收入，”沙阿说。莫卡桑的一排房屋。摄影：彭博市场 Anindito Mukherjee对于两国官员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两国关系中一个压力点，否则两国关系还处于萌芽阶段。近年来，美国和印度拉近了距离。过去几年，美国跨国公司扩大了在印度的业务，无论是在印度次大陆生产iPhone还是外包日益复杂的运营支持。美国最聪明的人才中不乏印度移民，微软公司、Alphabet 公司和Adobe 公司都是由印度移民管理的。即便如此，印度人仍是美国无证移民的第三大来源。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经济快速增长，但仍然无法为 14 亿人口提供足够的高薪就业机会。因此，公开信息传递变得复杂。今年早些时候，当美国驱逐一批无证移民并在飞机上给他们戴上手铐时，印度政府对他们的遭遇只字未提。当地新闻媒体注意到了印度政府的沉默，并将其与哥伦比亚和巴西在美国遣返其公民时发表的更强硬声明进行了对比。据智库美洲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的数据，在世界其他地区，2024年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家庭汇款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700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汇款流向了墨西哥，而墨西哥正是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最严厉言论的焦点。东蒙特社区中心（Eastmont Community Center）为东洛杉矶地区提供社会服务，该地区居民年人均收入徘徊在2.3万美元左右，主要服务对象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那些使用东蒙特社区中心服务的人（其中许多人是非法移民）也往往宁愿减少在美国的支出，也不愿停止向墨西哥汇款。该组织执行董事伊萨亚斯·埃尔南德斯 (Isaias Hernandez) 表示：“如果他们确实做出修改，那也是针对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而不是针对他们寄给亲人或亲戚的钱。”然而，过去几个月里，这一策略开始转变。据服务于纽约市及周边地区的移民权利组织UnLocal的执行董事塔尼亚·马托斯（Tania Mattos）称，一些家庭现在不愿汇款，以免留下书面记录。今年1月特朗普就职典礼后的几天内，官员们批准了大规模驱逐航班，并发布了一项试图终止所谓“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该问题目前已提交最高法院审理）。美国官员表示，自1月底以来，他们已经逮捕了约6.6万名违反移民法的人。据主要服务拉丁美洲家庭的马托斯称，UnLocal 合作的近一半人选择不通过大额汇款服务等官方渠道汇款。“他们选择尽可能保持匿名，回到幕后，”她说。“他们说我现在这样做很危险，我要等到找到其他方法再汇款。”回到印度，65岁的马欣德拉·维塔尔·达斯（Mahindra Vithal Das）居住在古吉拉特邦马赫萨纳区，他几乎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照顾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两个儿子历经艰辛和昂贵的旅程才来到美国，在美国的便利店打工，把钱寄回家养活达斯夫妇。达斯说，如果儿子们被迫返回印度，他本人也会前往，以确保钱源源不断地送到家里。用美元赚取工资的好处实在太诱人了，不容错过。“如果他们回来，”达斯说，“他们的收入将无法维持舒适的生活。”...

“本来说好从宝鸡送病人到西安是3000元，结果半路多加了400元，等再从西安转院回宝鸡的时候，说好1300元，后来又多加了100元！我不明白，这种收费乱象，怎么就没人管管？”日前，说起最近一月内两次转运重病家人而遭遇“救护车”中途加价一事，宝鸡的周先生很是费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市内120就很方便，要找个正规救护车从本市转送病人去外市就这么难”！患者反映：通过医生联系救护车谈好的价钱又要加钱今年4月中旬，周先生因为要送病重的老母亲到西安南郊某大型三甲医院看病，便通过西安的一位医生联系了一辆救护车到宝鸡接人。当时，双方说好全程是3000元，可车到中途对方又多要了400元。由于当时一心想着能尽快送母亲去西安急诊，他和家人也就没有在意。可等到月底再从西安转病人回宝鸡时，他又一次遭遇救护车半路加价，周先生因此非常气愤。“来西安经过十多天的急诊治疗，母亲病情已有所稳定，便准备回宝鸡继续治疗。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家人就决定找救护车再把她送回去，结果头一天找的是辆陕U牌照的救护车，第二天竟然来了一辆挂浙江牌照的救护车。”周先生称，4月30日的前一天，他先找到院方，希望能用医院的救护车送人回宝鸡，可院方说没有办法安排。后经辗转打听，他联系到了能出西安送病人的救护车，并讲好了价钱，到了次日中午，来的竟是一辆浙江牌照的车，“本来说好上午十点半用车，可对方到11时20分才到，车是浙江的，外观与正规救护车极其相似，但车上三个医护人员却操着东北口音，连制服也没有穿，来的时候带的东西也不齐全，下去又去取东西，感觉很‘山寨’的样子……”。周先生介绍，虽然从“护士”说话上怀疑其并非专业人士，但对方的态度一直不错。只是要发车时，本来价钱已谈妥是1300元，可对方又以多等了时间和需要加医疗设备为由，要求加钱，不然不走。无奈，自己又加了100元，对方才发车。把老母亲送到宝鸡后，周先生很是不平。家人劝他反正人已经送到了，钱也没涨多少，就不要举报了。可他却觉得：如果此事不整治，还会有更多的患者及其家庭要受害。于是，他先后拨打了西安12345、12320热线进行反映，但客服回复称，由于周先生举报的是外地救护车辆，不归西安管，因此查不了、也管不了。随后，他又拨打浙江的12345、122、120等热线电话投诉，也都没有结果，当地交警还建议，此事还应找陕西有关部门来查。记者称“要将病人转送陕北”有医院人员称谈好价钱车随时能来根据周先生提供的涉事“救护车”车牌号“浙J5AXXX”，记者查询发现，为浙江台州车辆。5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其所说的这家大型三甲医院，除了院内正门及急诊科附近停放有多辆陕U、陕A牌照等车身印有该院名称和监督电话的救护车，在医院北部和东部的停车场，均未发现有该车牌号“救护车”，也未发现挂外省牌照的救护车。不过，当记者以“要将外院病人转送陕北”求助院内工作人员时，很快就联系上了一位愿意帮忙的中间人。对方表示，只要谈好价钱，车随时都能来接人，而且“车内可以配呼吸机，医护人员都是专业的”，但当记者询问该车辆现在停放于何处时，对方却并未透露。最终，记者以其提出的1500元运费太高，结束了对话。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内多家大型医院，均未发现院内有挂外省牌照的救护车，但在一处偏僻街道，还是见到了一辆外观与正规救护车酷似、铭牌写着“省内外接送长短途护送”的外省牌照救护车。外省车牌的救护车此前就曾引发过社会关注。如数年前出现在西安兵马俑景区的一辆长沙牌照救护车，就曾遭网友曝光，后来经查，发现其并非长沙卫生系统内的急救车辆，而是来自一个已经注销的当地急救分站的非法运营车辆。为了能顺利上牌，该急救车甚至还涉嫌伪造行业公章和部门意见。实际上，中途加价并非挂外地牌照救护车专有情况。很多非法运营车辆在改装后，不仅外观与真救护车毫无二致，里面还配有氧气筒，小型心电监护仪、便携式呼吸机等仪器，甚至担架车、呼吸机也跟真救护车上一样。从媒体报道来看，近年来保定、武汉、西安以及哈尔滨等地，均出现过乱收费问题。2020年，西安警方甚至打掉了一个长期非法运营改装救护车、独占西安市内某知名三甲医院周围“黑救护车”团伙。西安急救中心：主要承担院前急救遇到黑救护车建议向公安机关报警“对非正规营运车辆发生的乱收费问题，可以选择报警处理”，西安急救中心督查科科长杜阿风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主要承担院前急救任务，其中除了中心车辆，还有各网络医院的，这些车辆无论在运送时间、人员着装以及收费等方面，均非常正规，患者有投诉，可向当地卫生部门反映、处理；而院际转送、省市转运，由于属非院前急救范畴，不属于急救中心业务，故无管理之责，也没有执法权。杜阿风建议，若患者遇到“黑救护车”，可以其“非法营运”向公安机关报警。西安急救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每月该中心都会接到患者打来的、希望长途转送病人的电话。但由于没有这方面业务，中心只能让患者找医院解决。杜阿风称，针对需求，为了服务群众，目前中心车辆也仅能帮助市内城六区之间的院际患者转送，而这“还得是在有车的情况下”。据了解，除了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一些私营医院与民营的医疗机构也拥有在当地卫生行政机关备案过的救护车，患者通过“家庭呼叫医生”，也可以承担长短途的外送转运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市场影响并不大。业内人士指出，要满足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省、市间长途转运巨大需求，彻底铲除黑救护车乱象，推出非急救转运的一整套管理办法，得解决较多问题，如收费，就需要物价局介入；解决特种车辆的管理问题，就得交管部门协调；至于救护人员的资质，得卫生行政部门参与；而最终措施出台，除了人大听证，还要市长办公会拍板，因此并非易事。记者手记十年前，记者曾就西安黑救护车存在的乱象，推出过整版报道；而十年后，黑救护车仍未禁绝，收费乱象仍在，众多患者及其家属的非急救长途转运需求，仍未得到合法而有力的满足。虽然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需要有流程要走，有程序要办，也需要研讨、调研和沟通，但十年的时间已不算短了，这期间西安市在城市面貌、科技发展及市民生活服务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倘若还在此类问题上停滞不前，那可真是让人着急。记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也必须为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按下“加速键”的时候了，如果说是“十年磨一剑”，那么，此时也到了“亮剑”的时刻了，希望百姓放心安心异地转院的需求能够彻底得到解决。...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称朋友在工行买金条，熔出来的物质疑似并非纯金。5月8日，该行网点工作人员回应称：“相关事件正在调查中，没有相关讯息可以同步。”当问及此金条是否为该行发售的官方金条？上述银行人士称：不太清楚。若有进展会及时与消费者、媒体沟通。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网点金条没有存货了。图源：网络据网友爆料称，该金条是在金店当场操作熔的，在此之前去银行提货，打算熔掉换首饰。“好在没有开封，也问金店要了录像”，该网友表示，金条的编号、logo俱全，编号和银行单子是对得上。此前，工行在2012年时也发生过一次疑似案例，当时工行回应表示原料、生产加工、售前、售中各环节都严控产品质量，不会掺假，每根金条都有质量证书，并承诺工行会回购自家售出的金条。据工行方面介绍：在原料环节，工行的黄金原料符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仓标准，并从上海黄金交易所统一出库；在生产加工环节，工行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指定的可提供标准金条的生产企业中选择信誉度高、质量控制良好的大型精炼加工企业进行生产，加工企业均获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可提供标准金锭企业”合格证书，具有良好的信用标准。工行也责成加工企业对整个生产环节执行最为严格的质量控制；在售前、售中环节，工行对每个批次的生产金条进行随机抽检，抽样产品全部送经国家计量认证、国家审查认可、国家实验室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历年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

2015年10月8日，北京， 国家卫计委等部门举行“祝贺屠呦呦研究员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屠呦呦出席了座谈会。（视觉中国）今年95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该院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二（4月29日）公布了这一消息。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也是该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她因发现可有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长期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没有医学博士学位，也不曾出国留学，更不是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一度被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获得诺奖前，她在中国科学界几乎籍籍无名。国际上对她的认可也先于中国国内。例如，获得诺奖后，中国媒体和公众才意识到，屠呦呦早在2011年就获得了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是首个得到这一奖项的中国科学家。此次她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人们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屠呦呦至今仍不是两院院士？这一争议从她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以来就从未停歇。2015年诺奖揭晓后，屠呦呦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多次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未能成功。“卫生部长曾亲自推荐我当院士。但是，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情况很复杂”。1969年，屠呦呦参加国家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并被任命为中医研究院中药抗疟研究组组长。（视频截图）今天看来，屠呦呦所说的复杂情况，有历史争议，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在于，屠呦呦的研究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项目中完成的。1969年，为帮助正在跟美军作战的北越找到抗击疟疾的药物，中国成立了“523”项目。1971年，屠呦呦团队从青蒿中分离出一种可能有效的活性成分，次年，团队提取出该活性成分并命名为“青蒿素”，并对外公布研究成果。在强调集体的年代，屠呦呦只是一个小团队的负责人，青蒿素的发现也是集体成果。《环球人物》报道，获得诺奖前，屠呦呦四次申报院士都没成功，因为青蒿素的发现多年来被强调是集体成果，与青蒿素有关的科研人员都没有评上院士。获得诺奖后，屠呦呦的个人贡献才逐步获得相关部门官方层面的肯定——2017年获颁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又被授予中国“共和国勋章”。但在这一时期，屠呦呦仍然不是两院院士，则与中国现实的院士评选制度相关。首先是年龄，两院院士一般需要在65周岁以下，屠呦呦在2015年获诺奖时已年满84岁，在多数评审眼中已属“超龄”。学术自媒体“知识分子”说，这一规定并不是严格限制，但也为高龄候选人增选院士制造了障碍。其次是，中国院士评选，不仅在提名阶段需至少两名在籍院士推荐，还涉及到在籍院士的投票表决。这个过程一直被诟病涉及人情世故、圈子文化，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屠呦呦一直不善交际，性格直率，也不会拍马屁。或许，这也是她没能当选院士的复杂情况之一。当然时至今日，屠呦呦有没有院士头衔，都不影响她的地位和贡献。但当她以95岁高龄当选美国的外籍院士，还是发人深省：学术荣誉不该吝于对真正有意义的科学贡献作出肯定和表彰。这样比较起来，中国的院士头衔严格来说不是学术头衔，反而像个综合的行政身份。有网民调侃，院士落马的新闻屡见不鲜，印象中院士不仅要搞学问，更要“会当官”，屠呦呦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屠呦呦落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