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选择摆摊,卖超大里脊肉夹饼,一年就能存够80万元!”“孩子该交学费了,看我摆摊一天把一个月1000多元的学费挣出来。”“摆摊日常,两小时卖两三百斤卤菜,月入10万元!”……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宣称“摆个小摊就能衣食无忧”的博主,并在其账号主页和发布的视频中或明示或暗示:可以添加私人社交账号,交学费获取“摆摊秘籍”。在直播效果和短视频宣传的影响下,有不少人交了学费想靠摆摊发家致富。记者梳理发现,今年春节以来网络平台上较火的“摆摊爆品”包括但不限于黄河大鲤鱼、爆汁烤鸡、大锅卤菜、小饰品等,相关摆摊博主大多在收徒教学。那么,“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真的靠谱吗?交了学费后能像师傅那样赚到钱吗?交费学摆摊难回本今年3月初,河北衡水的闫柯(化名)夫妇看到网上大锅卤菜卖得火热——师傅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满满一大锅卤菜很快就见了底;于是便动了创业的心思,远赴安徽学艺,交了2980元学费,3天学成后又购置了三轮车、卤菜大锅、食材等设备和原料,在老家城区一路口支起了摊。结果摆了20多天,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卖出去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天也就卖出去了300多元,收回成本都遥遥无期。更让他们感到前景不乐观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不少路口都能看到大锅卤菜,甚至卤菜种类和摆放方式都几乎一模一样,仿佛一个师傅带出来的。而大家的生意似乎都不怎么样。”“一大锅卤菜,师傅说他一个半小时就能卖完,我几天都卖不完。当初交学费的时候看到师傅那有很多人排队,到自己出摊就空无一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于摆摊后面临的困境,闫柯夫妇不停吐槽。“不上班,一年存30万元,我是怎么通过摆摊做到的”“95后小伙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是什么体验”……记者调查发现,闫柯夫妇提到的“摆摊收徒”类视频和直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数不胜数。比如,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大锅卤菜”为关键词检索,可以发现上百个相关账号。记者点进多个账号主页看到,他们的卤菜成品种类和颜色、摆放方式、视频内容和直播方式、头像等几乎如出一辙,有不少账号名字后面挂有“收徒”后缀,或在主页写着“技术可教,+v(暗示加私人社交账号)……”。近日,记者在一名为“××摆摊”的直播间看到,有许多人正排队购买主播所卖的食品,并且限购一份。记者观察到,一名穿白衣服的老大爷在买完后半小时左右又排到了他,直播间有观众迅速指出这人是“老演员”,不管主播去哪摆摊都有他。该直播间可能还有专业场控,记者发现,一有质疑的声音,就会被迅速刷屏清除;并且有多个账号不停发送“××真好吃,想去学习”等评论。夸下海口大捞学费动辄上千元、数千元一份的“摆摊秘籍”包含哪些内容?广东一名交了5000多元学费学习牛杂煲的王先生直言:“师傅给我的配方,和网上随便搜到的免费配方没有太大区别,也不存在什么独家配料。只有线上引流引得好,线下才能卖得好。”就在记者以为王先生已经认识到“摆摊收徒”是个陷阱时,他话锋一转向记者卖起了课:“我现在也在收徒,你要想学的话,我2800元就能教你,教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还能帮你省不少学费。我可以教你如何拍视频、做直播,流量起来了生意自然就会好。”浙江的小何去年年底失业,找了一个多月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偶然间,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宣称摆摊10年卖手作饰品创业成功的女博主,其经历看起来十分励志,主页也表示收徒,“交费后无条件传授所有技术”。小何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表示,学习制作饰品的课程7天就能学完,收费1000多元,后面可以反复观看;如何选址、打造短视频等自媒体课程收费2000多元,之后可以一直提供指导。“我回复对方说要考虑一下。结果对方一下子发来很多消息,说自己有几万个学员,他们都成功了,让我不要浪费这次机会,而且学成了还能再教给其他人,快的话学费一两天就能回来。”小何说,感觉自己遇到的更像是一个“捞学费的骗子”,后来她追问了一些细节,对方见她迟迟不交费,直接把她拉黑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中火爆的摊位,商品质量并没有宣传得那么好。多名买过视频中大锅卤菜的受访者告诉记者,卤菜“味道一般,根本不值得排那么久的队买”“只能说不算难吃”“有的卤菜切开后发现甚至还没熟”。火爆流量多是假象在此类视频中,博主通常会宣称自己的摊位“爆火”“极其抢手”。那么,这些网络视频中排长队的摊位,线下真的都那么高人气吗?3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市的一家售卖黄河大鲤鱼的摊位前。在短视频平台,该摊主发了不少视频,表示自己所卖的东西下午3点基本就能售空,“想要的一定提前来买”。结果当天下午1点半到3点,摊主一直在玩手机,其间只有记者一个人买了一条鱼,此时餐车中还剩下三四十条鱼没有卖出去。当记者询问其所卖的是否真为“黄河大鲤鱼”时,摊主直接表示:“那怎么可能,都是养殖的,真的黄河大鲤鱼不会卖20多元一条。”而在其所发的视频中,他挂在嘴上的都是“正宗黄河大鲤鱼”。除了记者观察到的情况,相关视频的评论区也有人指出,一些摊主每天发视频表示有很多人排队,一两个小时就卖完,等真到了现场发现买的人很少;一些摊主花钱雇人排队,营造卖得火热的假象;还有些则是前一天还排队的“顾客”,第二天穿上了学徒衣服站在了师傅身旁。有一名交了学费后摆摊倒闭的学员向记者揭秘了其“导师”的“流量秘籍”——网上建群,号召排队送礼,排队买了货后付款截图发群里退钱,这样就把线下排队的流量问题解决了;之后安排人发短视频,视频内容和文案直接复制,花钱投流。这样操作一段时间,线上流量起来后,就开始收割学员,“赚的根本不是卖货钱,而是高额学费”。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一些摊主在视频中信誓旦旦表示“跟我学月入10万元”“这么摆摊稳赚不赔”,但当学徒摆摊赚不到钱提出疑问时,这些人马上就换了副嘴脸,有的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推诿责任说是学员“实践中自己出了问题”,总之坚决不予退费。“这几天,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卖剩的卤菜。之前我曾试探性问过师傅‘怎么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师傅让我们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明确拒绝退款,后来也就不了了之。”闫柯夫妇说,摆摊赚不到钱,学费也退不了,他们已经默默接受了自己投资失败的事实。湖北的李薇(化名)去年年末失业后,花了2000多元在网上和师傅学做小吃,结果效果不尽如人意。“我和师傅沟通,他说不能因为自己卖得不好就要求退学费,这本就是自担风险的商业行为,并且一直指责是我的问题,比如直播没做好、短视频拍得不够吸引人等。”后来,李薇去了正规的培训学校。“老师教的技术确实是网上搜不到的,很实用,都是真正摆摊好多年的人才能总结出的经验,网上教学的那些相比之下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目前,经过正规培训后,李薇的小吃摊开始有了人气,也逐渐回本。她深深体会到网上摆摊视频博主所说的“月入10万”“一夜暴富”有多不现实。“他们就是靠这些话术去坑外行人罢了。”像他们一样,发觉被坑结果默认学费自担的学员还有不少。对于很多学员来说,明知被坑,但只能继续做下去,“希望能把前期投入的成本赚回来”...
这是一场有关职校实习生“买卖”的饭局。做东的是吴玉良,北方某市人力资源公司老板。公司里唯一的业务,就是有关职校实习生。在这行,吴玉良做了快六年。酒席上受邀的五个人,是圈子里颇有名望的中介。他五十来岁,腹部隆起,零星的几缕发丝倔强地坚守着最后的阵地。“干我们这行,就是买卖人头。”吴玉良侧过头对我说——他知道我的记者身份,但似乎并不忌讳。吴玉良组局,是想找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成立一所民办中职院校。“教学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往厂里输送实习生。这行业那点儿秘密,都是公开的。”所谓“秘密”,的确算不上秘密。它只是围绕职校实习生的一笔交易。按照教育部等8部门2022年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职校生管理规定”),“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岗位实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学生实习考核要纳入学业评价,考核成绩作为毕业的重要依据”。规定中的职校生“是指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中职学校、高职专科学校、高职本科学校学生”。也就是说,职校生要想顺利毕业,必须经过实习。依据规定,实习“对于建在校内或园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厂中校、校中厂、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都是可以的。由于类似基地成本很高,部分学校无法将其建在校园内,因此只能选择将学生输送到工厂。吴玉良解释,这样一来,学校可以挣人头费。而为了省事且不惹麻烦,一些学校会把向厂里输送学生的活儿,交给相熟的中介去办。双方对外的名头是“合作”——厂里支付足额薪水,但这些钱往往打给中介,由后者分为三份,学生、学校、中介各一份。被克扣的薪水,一般被称为“管理费”。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职业学校每年培养毕业生超过1000万名。这让吴玉良等中介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他不满足于只做中介,而试图直接成立学校,“做甲方,或者甲方乙方都做。”利益线条上的另一端,则是一些职校生无法逃脱的命运。“欢迎xxx学子”如果把学生看作商品,吴玉良最不担心的就是货源,“这行最绝妙之处在于,职校生必须实习才能毕业,不想干也得干”。因此他从不担心找不到用人单位,只要手里有人,总有企业主动找他。看到我有些怀疑,他当即让助理在社交平台发了条虚假信息:“中职院校,实习学生300人左右。”一小时后,收到40多条来自不同IP的评论,“急需,请看私信。”李翔是吴玉良的“商品”之一。2025年春节前,他结束了南方工厂的实习,回到老家。老家在河北省一个还算富裕的村子。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李翔按部就班在村里上完小学,镇上读完初中。2022年中考过后,他进了一所民办中专,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在此之前,他和计算机唯一打交道的方式是打游戏。整个教育体系中,职校生一度成为沉默且时常被忽视的群体。尽管2022年5月新《职业教育法》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但这似乎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人们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社会给他们贴上“学习不好”“打架混日子”的标签。HOPE学堂的发起人梁自存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在职校调研时,常听学生讲的口头禅是,“我就是个垃圾”。一些职校生认为,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你还指望这帮孩子干吗?咱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给家长看好孩子别出事就可以。”在北方某市私立中专做行政的冯妍不止一次听校长这么说。潜意识里,她也觉得这帮学生就是学渣,“上课睡觉、说话、顶撞老师;下课打架、玩游戏、谈恋爱,没一个让老师省心的。”李翔很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学渣”的现实。他发现,初中同学很快分成了两个阵营——高中生和中职生。上高中的同学看不起中职生。同学群里,高中生们正聊得起劲,只要有中职的同学一加入,高中生们就自觉闭麦。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问起李翔在哪儿上学,父母只说“在市里”,绝口不提学校的名字。“我上的中专,还是民办的。”李翔觉得,中职生和它附加的标签早已锁定了自己的人设。但他很快又释然了,“我们本身就在最底层了,再低还能低到哪儿?”职校里教的网页制作和JAVA编程基础,他根本听不进去,“就是换个地方睡觉”。刚入学时,老师就告诉他们,“职三(三年级)上学期,都要进厂实习,否则不发毕业证,这是上面的规定。”李翔期待实习,那意味着可以尽早毕业挣钱。他因此羡慕那些学长——他们如同候鸟迁徙一般,每年6月,被一辆辆大巴拉走实习,6个月后,再被大巴送回。他向一位学长问起过实习的经历,后者脸上透着疲惫,“累,和牛马差不多。那些岗位不用上学,直接去干就可以。”“那能不实习吗?”李翔问。学长说,不可以,“除非你不想要中专毕业证了。”中专证对李翔来说,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一次放假回家,他对父母说,不想读书了。父亲马上反对,“不上学,就得跟着村里的人去建筑工地;上个学,好歹能进厂,以后相亲,工人(的身份)也不丢人。”终于熬到了实习期。2023年5月,二年级快结束的一个上午,班主任说,大家准备一下,去南方实习六个月。有人问老师,可以自己安排实习吗?老师明确表示,不可以。末了,她劝大家,进厂实习好,既能挣钱,还能早点儿适应社会。李翔们有些兴奋。即将到来的体力劳动带有一种处于学校范畴外的、只属于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不用再守着书本上晦涩的文字和符号昏昏欲睡。出发前,学生们签署了一份《职业学校学生岗位实习三方协议》,协议内容的三方,包括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本人。李翔这份协议中的实习项目是在南方某印刷厂,实习岗位为“智能操控”,报酬每小时23元,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李翔点开手机上的计算器App,每月能挣5500多元。实习半年,就是3万多元——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金额。合同上更多内容,他没细看,只记得其中提到,实习单位免费提供食宿、工装,学校和企业给学生投了责任保险之类的。带着城里孩子“去春游”般的憧憬,李翔上了那辆白色大巴车。他们这届学生分为4个班,共200人。除李翔所在的班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其他三个班分别为金融服务、酒店管理、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30多个女生,全部集中在酒店管理专业。发车前,校长拿着话筒,说学校会派两名驻厂老师共同前往,全程陪同实习,学生有任何事情,都要通过驻厂老师解决。1800公里的路,车子足足开了33个小时。李翔发现,大巴车上除驻厂老师外,还有一张陌生的中年面孔——事后他才知道,那是吴玉良公司里的一个中介。厂里举办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有人专门等待他们;大门口挂着条幅“欢迎XXXX职业学校学子前来我厂实习”。“学子”二字让李翔意外,“社会上都叫我们中专生或者技校生,突然被叫学子,挺不习惯。”他偷偷拍了张条幅照片发到家庭群。亲戚们纷纷跟发点赞、鲜花,一个表弟发了个坏笑表情,附文说,“祝我哥实习快乐,早挣大钱,早日光宗耀祖。”成人的世界李翔所在那辆大巴车上的同学,全被分到了印刷厂。工作是打包和搬运图书,即在成品书出来后,用白色塑料捆绑绳将书捆成一摞,每摞20本,提到指定地方,再由搬运工推着手动叉车运输到仓储车间。用主管的话说,印刷厂里的绝大部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打包和搬运,则基本靠体力。这时李翔才反应过来,合同里写的“智能操作”只是个幌子,完全就是人工操作。“真实成人世界”的光环消退,生活无比枯燥——早上七点多起床,换上蓝色工作服;八点开工,将一本本装订好的书摞起、打包、搬走,像是无情的机器。这个工种,除职校实习生外,还有些附近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车间里布满摄像头,偷懒或说话,会被批评并扣薪水。按照主管的要求,工人们从早上8点干到12点,午饭过后,再从1点工作到5点。算下来是8个小时,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得至少加班两小时。加班每小时多付7块钱。这样的日子李翔不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住在白色双层集装箱搭建的移动房里,他总会做梦,第二天醒来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学校。他给家人打电话,说不想干了,父亲骂他不能吃苦;他给驻厂老师发微信吐槽,老师让他坚持下,不要影响毕业。李翔实习时,住的就是类似这种宿舍如果说体力上的疲惫尚能坚持,脑力上的劳动则更成了他的负担——每天加班两小时后,职校实习生们会被要求手写一篇不低于300字的实习日志,驻厂老师每周来收一次。老师叮嘱他们,不能写当包装工、搬运工,要上价值,写模糊的工作心得。于是每天加完班,李翔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马扎上写日志。他只想写“累”,但这过不了关。他开始编造那些假大空的话,偶尔还会从网上抄些自以为的金句,“我在实习岗位很开心……实习能让我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今天工作最大的感悟,就是细节很重要,细节是成功的基石”“我发现,工作要用大局观”。这些万能句子,放在什么地方都不违和。状态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写完7天的日志,“扎扎实实走形式,能毕业就可以。”“走形式”是李翔在成人世界学到的重要一课。他因此觉得自己该把这个形式完成得漂亮点儿,“老师满意,学校满意,工厂满意,这才是最好的结局。”被克扣薪水幻灭出现在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李翔算了下工作时长,判断自己可以拿到5000多元工资,可最终到手的只有3000多元,同工种的老员工,则拿到了六七千元月薪。按照“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单位发放的薪水“原则上应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工资标准的80%或最低档工资标准”。李翔一打听,发现所有同学的工资都被扣掉了一两千元。驻厂老师先是语焉不详,被问烦了,才说是“学校扣的管理费”。至于“管理费”去向,老师解释说,一部分给学校,一部分给人力资源公司,即中介。直到这时,职校实习生们才知道中介这个角色的存在。至于扣钱的理由,除了管理费,还有违纪。比如上班偷懒、去厕所时间过长、未经允许打电话等。而厂里那些经常聚在一起偷懒、抽烟、打牌的老员工们,倒是没被扣钱。“当时很不理解,活儿都是我们干的,钱却被分走了。”职校生们为此去找厂里主管。主管说,他不和学生直接对话,有事找驻厂老师。直到有人打了当地市长热线,厂里终于出面解释,说是“已经把足额的钱打到了人力公司,那些违纪罚款也和厂里无关,建议还是找学校协商。”也就是说,职校实习生们每月拿到的薪水,其实是通过中介打过来的。依据“职校生管理规定”,实习生的薪水要“足额、直接支付给学生”“不得经过第三方转发”。于是有人提出报警,但又担心影响毕业,最终忍了下来。“一个学生就算每月扣1000元,300个学生每月是30万,半年总共180万。”李翔算了笔账,“这笔钱如果学校和中介平分,意味着他们啥也不干,半年就能挣90万。”和老员工们慢慢熟悉起来后,有人私下向学生们透露,像他们这些职校实习生,送走一批,再来一批,都是被克扣过来的,“克扣薪水的事,厂里都知道。只是他们不想得罪中介和学校,怕招不到相对便宜的学生工,因此都装不知道。”上网检索后,李翔发现,在利益链条裹挟下,职校实习生早已成了中介和学校的摇钱树。一家中介的聊天记录此前有职业打假人在网络发帖说,“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的张老师和前妻颜某某都是学校职工,两人离婚后,张老师于2023年2月无意间发现颜某某有600万元的巨额存款。张老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涉及金额数千万元的账本,账本中记录了人力资源机构转账给学校多名领导的明细和分配比例,其中打到颜某某名下的金额就有600万元。”这些钱,就是职校实习生们被克扣的报酬。一个账本上写着,总结19.5元(时薪),学生15元/小时,学校4元/小时,本人0.5元/小时——实习薪水按照这个比例被分成了三份。此事最终经由官方处理,相关人员被惩处。而更多控诉的声音隐匿在社交平台上那些难以被发现的角落。有学生发帖说,“(企业)一小时的工价是22,我们学校呢,给到学生的是8元一小时……而你作为学生,你的身份证在人家手里,你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你唯一有话语权的时候就是进厂那一刻之前在大巴车上的时间”“我弟弟现在去实习了,一小时8块钱,能跑吗,说是跑了不发毕业证”。不敢反抗,又无处可逃,成了李翔们的共同处境。“累,无聊。”半年后,回到学校,面对学弟有关实习的问题,李翔给了个最简短的答案——真实的成人世界并不好玩,他需要重新思考人生。“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克扣薪水的事,总会被反馈到冯妍这里。她是北方某市一私立中专的驻厂老师。“我们听说,学校克扣我们的实习费,驻厂老师也参与了,你们给出解释,否则,曝光你们。”六个月的驻厂实习结束后,一个学生在微信群里公开说。冯妍回复了三个微笑表情,将群设置成免打扰模式。“动不动说要自杀,要跳楼,不想活了。”当了半年驻厂老师,这些威胁对冯妍来说司空见惯。学生们矿工、迟到、晚上跳墙出去玩都是小事,一个学生因为不想实习,在男厕所里写大字,说“老板是黑心资本家,和厂里XX有一腿”。按照校长当时的说法,驻厂工作很简单,三个老师,每人负责100人的管理,平时就是去厂里看看,查查寝室,以及解决学生的各种问题。驻厂的半年,月薪比平时多2000元。冯妍脑子一热,报了名。一个曾经当过驻厂老师的“前辈”告诉她,学生们“肯定不好管,放平心态,别出人身安全事故就可以。其他的事,尽力就好。”不同于李翔们住的活动板房,冯妍带的学生全部入住了企业自建的宿舍楼——她负责的100个学生,机械专业的去了电子厂,商务英语专业的去了一家银行的外包客服中心。南方气候湿热,几个宿舍有些霉味。于是分宿舍当晚,冯妍接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上来就是一顿炮轰,“你们学校咋这么没良心,拉着我家孩子去打工,还让我孩子住狗窝,良心被狗吃了吗?”冯妍想解释,家长听不进去,丢下一句“要投诉你们”,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半年,不管深夜还是凌晨,不断有学生找她吐槽,“不习惯厂里环境”“不喜欢这里的食物”“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主管”“不喜欢上班”“女朋友不喜欢我”……在所有“不喜欢”后面,学生们都会加一句“老师,怎么办?”——他们急切地想要从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这里得到答案。但冯妍通常找不到答案。她只能反复劝他们,不要想太多。做驻厂老师后,她的微信总会出现500条未读信息。有些信息5分钟内没来得及回复,学生就开始闹脾气,“老师都什么素质”“一切都是你的错”“你是我见过最垃圾的老师”。驻厂老师最怕的就是自己负责的学生出事。之前的驻厂老师告诉冯妍,他们有一届学生进厂实习时,在网络上认识了些朋友,被骗到国外搞电信诈骗去了。也是当驻厂老师后,冯妍才学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她的目的很简单——从案情中接受教训,自己尽量避免。她对两个案子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重庆一所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被安排到重庆渝北区某产业园实习一年,就在马上要结束实习的2024年2月10日凌晨,这名学生在宿舍内休息时死亡。公安机关认定其死亡原因为∶缢死。还有个案例是,2021年12月24日,河北邯郸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通过中介,被安排到上海工厂做包装工后,一名姓郗的学生于2022年1月5日下午从实习单位宿舍离开,却在2022年1月16日在厂外被发现溺死。冯妍因此对学生的安全问题格外敏感。一次,厂里主管打来电话,说有3个男同学早上没上班。冯妍立刻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无人接听。她骑着共享单车在工厂周边找了大半天,依然不见踪影。冯妍报了警,同时通知了校方和家长。找了一整天后,到了晚上,那几个学生开开心心回了厂,说是上班太累,出去玩了。“都说不实习或实习不合格会影响毕业,可人家不在乎啊。”实在气急了,冯妍会拿“不发毕业证”吓唬学生。“谁会在乎那个中专证呢”——她总会得到这样的回复。驻厂结束后不久,冯妍辞职了。她觉得在职校没前途,打算继续考公或考个教师编。两者相比,她更倾向后者,“我不想以后教出来的学生,都在工厂打工。”隐秘的交易“只要实习仍是毕业的必要条件,这行就是朝阳行业。”把职校当成生意的吴玉良确信自己选对了赛道。在这场隐秘的交易中,他似乎不担心招不到学生,“中职不行,还有高职呢,怕什么?”2025年春节前,吴玉良一直忙着到处送礼,礼物是标准套装——两盒茶叶、四条中华烟、一箱高档白酒,以及一盒高档护肤品。送礼的对象几乎都是职校校长。做职校实习生生意前,吴玉良做的是向工地输送农民工。他的原始积累也来源于此。渐渐的,建筑行业的钱不好赚了,有人建议他拿职校实习生当货源。“现在很多大型工厂最缺的就是人力。用学生工的话,企业负担的工资成本比正式职工至少低20%,还不用承担五险一金。”吴玉良告诉我,这行门槛不高,最关键的环节无非是打通职业院校的关系,“也不用多,校长和就业办主任就可以。”市面上专门做职校实习生的中介很多,学校和学生资源相对固定。校方和谁合作,取决于谁的公关手段更高。初入这行时,吴玉良看中了一个老牌职教中心。他通过一些社会关系找到校长,后者一直拒绝见面。之后在中间人的介绍下,他终于得以和校长坐到饭桌上。吴玉良记得,那次饭局,自己喝了两瓶茅台。那之后的半年,他像保姆一样服务校长,大到外出开会,小到陪校长的老婆买菜。最终,校长答应给吴玉良200人的资源,让他试一下——学校彼时另有600多名实习生。这些实习生,被校长分给了不同中介。有了生源,吴玉良很快联系到南方一家电子厂,将这些实习生全部送了进去。厂里给每个学生的时薪是24元,吴玉良从中扣掉了每人每小时10元管理费。以此计算,他每天克扣一个学生80元,一个月下来是2400元,200个学生就是48万元,半年下来,就是288万元。去除一些成本,这单生意,他和校方各赚了100多万。从学校层面说,这100多万仅仅是这200个学生带来的,剩下600多人的回扣还没算进去。这笔生意让吴玉良看到了商机。他愈发觉得,只要有生源,就会挣钱。他也认识了更多校长,结识了不少招生办主任,慢慢摸清了门道。吴玉良透露,业内利润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克扣学生时薪,另一种是“打包人头费”。所谓“打包人头费”,就是让企业以每个学生300元-500元提成,一次性给中介,中介再去和校长分配。由于企业先付了这笔人头费,后期给到学生的时薪自然会降低。至于中介给学校的分成,有的校长不敢私自使用,便把钱存到学校的“小金库”,用于日常一些不便进账的花销。招生办主任则一般不参与分成,“每次确定要往厂里送学生时,单独给招生办主任送钱。人数不同,送的也不同,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一些职业院校因此愿意找中介合作,“有我们在中间,学校就可以放心挣钱呀。”吴玉良说,其实学校不通过中介也可以,但这样一来,克扣学生实习费就比较难办,有中介这关,大家都相对安全。而中介与学校一般会打着“合作”的名义——中介给学校交几十万元保证金,由学校与其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其中,校方负责组织生源,将符合实习条件的学生输送给中介,中介去寻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甚至一些驻厂老师,也是由中介公司招募的人,或者中介承担驻厂老师的额外补助。实际上,“职校生管理规定”早有明确,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但在利益链条的裹挟下,违规行为层出不穷。很多中介在做中职实习生的生意吴玉良也担心出事,尤其担心校长出事,“他一出事,把我们一招,指定都得进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能搜到多个此类案件,学校相关人员涉及的罪名,多是受贿。比如四川省宜宾市南亚电子职业学校原校长、法定代表人刘某,自2016年以来,与东莞一家人力中介合作,由中介操作,派遣该校学生到东莞两家工厂实习,刘某则从中介那里收了90.4万元“管理费”,用于自己购房、个人消费等支出。河南周口某女子职专原法定代表人杨某灵,2014年至2020年,安排学校一个副主任与中介,和东莞一家电子厂签订学生实习合作协议,企业总共付了2131万元实习薪资等,但学校只支付给学生1383.3万元,剩余700多万被侵吞了。学生的安全问题也是潜在隐患。由于实习生进厂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无法购买各种社保,一旦发生伤亡事故,就很棘手。“比如去上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在厂里受伤了,压力太大自杀了。”吴玉良认识不少同行,每年都因此被起诉。每到这时,学校就把压力给到中介,让他们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把事情摆平。“你摆平过这类事情吗?”“有,但不能说。”吴玉良顿了顿,“没有涉及人命的,但受伤的处理了好几次。”虽说不担心“货源”,但吴玉良也承认,能够“进行买卖”的职校生只是一小部分,且主要集中在民办职校,“公立学校还是好很多。”所以,眼下他正忙着筹办一所民办职校——他知道公立学校不可能参与——要想把生源牢牢攥在手里,就得成立学校。“到时候,不管是中介还是工厂,都得听我的。”他端起100毫升的白酒分酒器,语气里带着几分志在必得,“办学校是件好事,总得给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条出路。”酒桌上的人点头附和:“对对对,咱们当校长、做校董,不当老板了。”一侧的餐边柜上,一箱53度的飞天茅台和4条硬盒中华烟见证着这场生意的谋划和布局。即将完成这次采访时,李翔告诉我,他原本想报对口高考(专门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行对口升学的一种考试形式,以“专业技能+文化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和普通高考一样,须参加高考报名),但错过了报名时间。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选项,“就算考过了,大概还是上个高职,最后还得进厂实习。但凡上的学和‘职业’俩字沾边,基本逃不过进厂的命运。”今年6月毕业后,他大概率还是会去找个南方的工厂打工。毕竟在温暖潮湿的南方,他第一次被称作“学子”。(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
胡女士通过婚恋软件认识了心仪的男友,一段时间后两人线下见面并确定恋爱关系。胡女士称,自己本以为遇到了真爱,可在准备结婚时,有了一个意外发现——男友不仅是已婚状态,还有一个儿子。分手后,胡女士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强制带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我在精神病院被关了6天,还被认定为流浪人员。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个说法。”近日,天津的胡女士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王某因涉嫌重婚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4月7日,当地权威部门回应称,将胡女士送到精神病医院是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胡女士称,经检查她并没有精神疾病。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婚恋网交的“单身”男友已婚已育 女子报案天津的胡女士是一名生意人,平时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居住。她说,2022年9月,自己通过婚恋平台认识了自称单身未婚的安徽人王某,经过一段时间线上联系后,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2023年两人线下见面,后于同年6月来到了王某的老家安徽省无为市开始同居生活。“他一直和我说自己是单身,到了他家后,他父母和亲戚也一直说他是单身,这期间我们都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周围的人也都知道。”胡女士说,因王某自称有项目在山东青岛施工,自己也有生意要打理,所以那段时间一直是青岛、天津、无为三地跑。“他说他是做工程的,钱要年底才能回款,所以日常家里的开销、给他父母的钱和家具家电添置都是我出的钱。”胡女士提供的相关单据显示,王某在无为市房子的物业费都是胡女士支付的。她说同居期间,前后花费了40多万元,王某一直称年底回款就还给胡女士,但却从未给过。胡女士介绍,2024年6月,两人有了结婚的计划,而此时胡女士发现王某有些不对劲。“这期间,我发现他有一个儿子,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情况,并且还一直帮他照料孩子。”胡女士说,就在她满心欢喜准备婚礼时,有人私下告诉她,他们应该没办法登记结婚,因为王某是已婚状态。胡女士说,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多次质问,王某一直称是误会。其间,因打算和王某分手,胡女士被家人接回了天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胡女士多次提出分手,并表示要拿回自己购买的物品,但发现已被王某拉黑了联系方式。“其间,他家人还砸了我的一些东西,报案后,辖区派出所没有立案。后来,我还到青岛去找过他处理分手的事情,但他还是回避不处理,也不让我搬走东西。”胡女士说,因沟通无果,胡女士以诈骗和重婚罪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相关证据。2024年12月11日,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受理了胡女士控告王某涉嫌重婚罪一案。2025年2月10日,无为市公安局审查后,决定立案。同日,还受理了胡女士控告王某的诈骗案。胡女士称,她被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被强制从北京送到芜湖精神病医院“这期间派出所的人一直在劝我们和解,也没有对王某采取措施。直到今年4月初,派出所的人还一直在劝我和王某见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已经确定了重婚的事实,而且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要让我和他和解。”胡女士表示,报案后她一直在等待警方的处理结果,没想到,今年3月初,她在从安徽回北京家里的路上,突然被人拦截后送到了精神病院。胡女士说,事发前几天她去无为市收拾了一些私人物品后,就开车从安徽出发准备回北京的家。3月9日,她在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停车时,突然冲上来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抢了她的手机、证件和衣服,并强行将她带上了一辆安徽牌照的车。车上的人告诉她,要带她回安徽处理她的案子。但胡女士被带到了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我记得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3月10日下午,当时听医生说,送我来的人说我是流浪人员,没有亲人,而且患有精神病。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被喂下了大把大把的不知名药品,我多次反抗并要求出院,医生说要是我再闹就把我绑起来。现在我身上还有浮肿的现象。”上游新闻记者看到,胡女士的手臂和腿部都有明显水肿的情况,手按下去有凹陷,且回弹很慢。经南京市医院检查,胡女士并没有抑郁、幻想等精神类疾病。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6天后,胡女士的弟弟和生意合伙人经过多方打听后,才得知胡女士在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胡女士提供的一段其弟弟与医生的通话录音显示,该院医生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是精神病院,胡女士是被当地公职人员以流浪者身份送来的,其间她有多次撞门想要出去的行为,院方认为其精神有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治疗。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胡女士因“情绪不稳,行为冲动”入院。精神检查时,“接触被动欠合作,思维奔逸,存在关系妄想,情绪不稳定,易激惹,行为冲动鲁莽,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自知力缺乏。”住院期间,对其进行了药物治疗。“患者配合度差,好反驳,在病房内行为显活跃。”医生还建议家属尽快带胡女士到精神专科医院继续治疗。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出院医嘱中还特别标注,住院期间医生给胡女士服用的药品,如长期服用可能会出现猝死、肥胖、心肝肾损伤、血象异常、昏厥、过敏等毒副作用。出院时,胡女士还被要求缴纳了4000多元住院费用。“家人接我出院后,我们第一时间到南京的医院做了检查,检查证明,我没有精神疾病。”南京市脑科医院检查报告显示,经检查,胡女士并未出现焦虑、抑郁、情绪低落、悲观厌世及幻觉妄想等症状。当地回应:安全角度考虑 带她到医院治疗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在该事件处理中,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赵姓医生多次强调系无为市一派出所工作人员将胡女士送到的精神病院,其间多次联系家属,电话均无人接听。胡女士弟弟则表示,胡女士被关在精神病院的6天里,并未接到电话,且多次提出家在天津,为何要被强制带到芜湖市治疗的质疑,均未得到回应。赵姓医生回应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对于此事他不便透露太多。王某回应称,他和胡女士是通过交友平台认识的,两人只是朋友关系。她曾找过王某几次,但两人未发生关系。王某称,他曾配合警方进行过调查,都不是恋人关系就不存在重婚的说法,而对于警方对他涉嫌重婚罪立案的情况,王某称系胡女士伪造。目前,胡女士报警的重婚罪已被立案。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摄因胡女士怀疑将她带到精神病医院的不明人员与无为警方有关,4月7日,无为当地权威人士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接到胡女士报案后警方很重视,并进行了大量调查。经梳理,胡女士所说的40多万元的消费清单并不准确,其间她的花费大多是日常开销,有些是她自己的支出。因此,经审查,警方认为王某并不存在诈骗的情节。另外,因王某与胡女士交往时确实为已婚且育有一子的状态,但当时正在准备办理离婚手续。为慎重起见,警方受理后进行了立案,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构成重婚罪,近期会给胡女士一个准确回应。对于将胡女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的情况,该人士称,在案件办理期间,胡女士多次强调自己要自杀,并表示因为该事件造成她重度抑郁。2024年,她曾有过在芜湖市治疗抑郁症的就诊记录。今年3月9日事发当天,是因为胡女士不听劝阻,强行从安徽开车到北京。考虑到她精神状态不佳,从安全角度考虑,公安机关才将她从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带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经过治疗已经有所好转。“我们了解到,胡女士和王某的关系并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王某家里不同意,而且王某一直在外地打工,所以没有达到长期同居的程度。”该人士称,如果胡女士认为警方办案有问题,可以走法律途径到检察机关申请案件监督,但也希望胡女士能打开心结,相信公安机关会公平公正地办理案件。针对此案,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王艳涛律师认为,男子虽然事实上与该女子同居,但在同居过程中一直虚构单身事实,使得女子陷入了认识错误,支付大笔日常花费,致女方遭受财产损失。且男子及其家属明知男方已婚,却没有将真实情况告知女方,符合重婚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根据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另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该女子并没有伤害他人或者自身的危险性,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强制就医。...
人龟情未了。这场面太治愈了!偶然看到东京的月岛街头,一处特别的风景:一个光头老爷爷牵着一只巨型乌龟,一起在路上散步。乌龟走得很慢,老爷爷也慢悠悠的,步履如此相搭。有人说,看到老爷爷让人想到了《七龙珠》里龟仙人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老爷爷叫 Hisao Mitani 三谷久雄,今年 72 岁(也有说是 75 岁),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在他身旁的是一只叫 Bon-chan 的非洲盾臂龟,两人已经相伴 29 年。有人把这幅画面叫“老人与龟”。而它们已经成为了城市的重要风景之一。每次他们一起出行,都会有小孩、路人围观;小朋友和龟打招呼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龙猫》?有点日漫电影,还有点宫崎骏的奇幻画风。当然背后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01一场29年前的奇遇Bon-chan是 29 年前,三谷的妻子送他的礼物。当时 Hisao Mitani 和妻子在宠物店看到了这只小乌龟,那时候它小小一只,憨态可掬,Hisao Mitani 的妻子对小乌龟一见钟情。于是夫妇俩把它带回了家,并取名 Bon-chan。Bon-chan 这个名字,源于日本的“盂兰盆节”(Obon Festival),这是一个纪念已故亲人的节日,据说逝去的灵魂会在这段时间回到人间。收养小龟的那一天正好是这个节日,于是小龟便以此被命名了。老爷爷的妻子在几年前过世了,而一人一龟,继续彼此相伴。02从手掌大小到突破 100 公斤“我无法空手离开那间店,但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长得这么大。”老爷爷后来回忆说,带走 Bon-chan 的时候,它还只有手掌心大小,原本以为它会像爬虫类一样,一生缓慢成长,没想到从 10 岁开始,Bon-chan 快速长大。如今Bon-chan已经是一只“庞然大物”了:身长约 1 米,体重约 100 公斤,甚至能载重 20 公斤的孩童。也难怪,Bon-chan 所属的非洲盾臂龟,查了一下这是仅次于加拉巴哥象龟和亚达伯拉象龟的世界第三大陆龟,也是生活在大陆的陆龟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不过虽然体型庞大,Bon-chan 吃得不多,日常饮食是一颗苹果、一根香蕉以及八片高丽菜叶,天气炎热的时候,几片清凉的西瓜可以用来消暑。长寿的秘诀好像被发现了。0310岁那年开始的“散策”Bon-chan 在 10 岁那年飞速长大,也开启了和老爷爷的散步之旅。它非常喜欢散步,很识路,当然也走得很慢,普通人大约走上几分钟就能走完的路,“龟速”自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老爷爷形容自己的搭子:“这家伙个性非常固执,基本是我跟着它走,而不是它跟着我......我们在这一带很有名”。如今,这对“散步搭子“已经开发了三条路线,如果天气好的话,甚至会重复行走:“我们会在我家附近的购物街上走来走去两次,大约一公里。”同样有趣的是 Bon Chan 的“出街 look”,通常会有手工制作的龟壳罩布,和一些点缀的头饰。天气冷的时候,老爷爷会给它穿上御寒衣物。而出门老爷爷必带的当然还有一个布袋,里面放着龟伙计要吃的一些蔬菜。两人的衣物,每次看起来都很相称,老爷爷时而会精心搭配自己和好朋友的衣着。日系电影里的故事就这样跃出现实。04“如果......我走在你前面”如果我知道我会走在你前面呢?如今两人相伴散步,仍然是月岛街头一道风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华尔街日报》《镜报》都相继刊载。陆龟的寿命比人类长很多,非洲盾臂龟最长可活到 150 岁,而深知这一点的Hisao Mitani,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的好伙伴寻找下一位主人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位愿意照顾 Bon-chan 的人,我想我还能再陪它散步 10 年吧。”转眼间,这则采访已经过了几年,而时间好像想让它们再相伴更久。看到有网友评论说,有人就是因为看了几年前这对散步搭子的视频入坑,自己开始养龟;也有网友说觉得伤感,果然留在世界的那位,其实才要面对别离啊。但还是会被疗愈到,在我们每一次和自然亲近,并且平静地思考死亡的时刻。中国古诗词里有一个词象叫“散策”,后在日本流转,从古人的“city walk”到有意识流的随心漫步,一人一龟在四季中走着,也像极了这般“散策”情境。景随时转,万物流逝,此刻珍重。...
2022年7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他的其中一件“身后事”,是由中国人来包办的。据多家媒体报道,东京一共有9家火葬场,其中6家都属于同一个公司运营——东京博善株式会社。安倍的火化仪式,正是在东京博善株式会社旗下的“桐谷斋场”进行的。此前,因为经营不善,东京博善株式会社已经由中国资本控股。除了火葬场,还有墓碑、棺材、冥币、骨灰盒等,近年来,这些中国制造的殡葬用品在多国市场持续增长,甚至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中国人,正在承包全球的“身后事”。日本人离不开中国制造的棺材和墓碑山东菏泽曹县,一度以“宇宙中心”的梗而出圈,但在更早的时候,曹县是以“棺材之乡”而闻名的。2024年,曹县对日本棺木出口量突破120万套,牢牢占据其市场份额的90%。可以说,每10个日本人,就有9个,以后是要躺在曹县造的棺材里。当地的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司,90年代后期开始面向日本生产棺材等殡葬用品,如今已发展成曹县最大的出口日本棺材企业。仅这家公司生产的棺材,就占据了日本市场份额的30%-40%。曹县生产的棺材 图源: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网“我们的棺材用的是本地泡桐木,质地轻、耐腐蚀,符合日本火葬习俗。”另一家当地企业负责人介绍,日本传统棺材多为桧木制作,价格昂贵且依赖进口,而曹县有着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价格仅为日本本土产品的一半。除了棺材外,曹县人还生产日本人葬礼用的祭台,以及摆在家里的牌位。曹县生产的棺材 图源: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网近年来由于少子化和老龄化严重,日本家族式墓地逐渐式微,迷你墓碑、骨灰存家等殡葬方式兴起,曹县企业很快就把握住商机,推出的“家居式骨灰盒”,继续在日本热销。日本人,不仅需要中国制造的棺材,还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墓碑。福建惠安,这座以花岗岩闻名的县城, 每年向日本出口超20万套墓碑,占据其90%的市场,年产值近20亿元。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开始兴起了“修墓热”,而墓碑所需的花岗岩主要从中国进口。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本土墓碑的产能,已经跟不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日本人开始大量进口墓碑。惠安制造的墓碑在日本市场大受欢迎,一笔墓碑订单从日本到达惠安,只需3-4周,其单套价格仅为日本制造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间,惠安工厂曾停工三周,这一度导致日本墓碑断供,东京殡仪馆被迫用临时木牌替代。日本网友不得不感慨——“连死都逃不过中国制造”。欧美兴起烧冥币中国的殡葬用品也瞄准了欧美市场。河北保定米北庄以扎纸花闻名,该地区借助这一传统优势,转而发展冥币等殡葬用品产业。近年来,“烧冥币”这一习俗在欧美社交平台悄然火起来,外国人称之为祖先钱(Ancestor money)。一位博主曾发布了一条关于烧冥币的热门视频,按照他的讲解,“给祖先烧钱是为了回报祖先对我们的保佑,并祈祷在接下去的时间里能继续保佑我们”。米北庄嗅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制作美元、欧元、英镑等多国货币版本的冥币,同时纸扎品也从传统的房屋、衣物扩展到iPhone、LV包、私人飞机,甚至还有满足宠物祭祀需求的各种模型。如今的米北庄村,被誉为“地下华尔街”,每年向海外输送数以亿计的冥币。2024年数据显示,万圣节期间,“祖先钱”在海外市场搜索量暴涨1800%,订单量同比激增135%,国内的源头厂货平台1688上,价格3.9元的600张冥币在亚马逊售价高达110元。美国亚马逊上售卖的冥币 图源:亚马逊官网在众多殡葬市场中,美国市场十分庞大,仅2022年一年的收入就超过180亿美元,且还在稳步增长。然而,美国的棺材市场基本上被Batesville和Matthews International这两大制造商垄断,占据了82%的市场份额,墓碑市场则被Rock of Ages、Smith Granite等大型公司和一些区域性企业所占领,相当难以打入。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厂商见缝插针。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Sich Casket已成为美国殡仪馆的重要供应商之一。凭借与当地殡仪馆的密切联系,Sich Casket的经销商遍布美国。同时,Sich Casket在北美有63个分销商仓库,还投资了自动化仓储系统。著名的超市Costco则与澳大利亚的供应商Scientia Coffins and Caskets合作,在超市售卖价格便宜的棺材。Scientia Coffins and Caskets的材质,由廉价环保的材料制成。主要产地,恰恰就在中国。“就像有人买得起法拉利,但总有人想要丰田。我们只是提供更便宜的替代品,让大家有更多选择。” Scientia的创始人说。年轻的中国商家们还看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宠物殡葬。曹县的工厂已经开始做宠物棺材,并瞄准了美国这样消费力强的成熟市场。一套出厂价不到20元的宠物棺材,在美国亚马逊商家能卖25美元(约合人民币180元),这还是最便宜的一款产品。更加高端的宠物棺材,已经可以卖到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市场潜力巨大。即便是难以撼动的美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制造。...
“我坚决反对,我家人也反对,也没有经检察院法院同意,我却被当地公安机关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22天!”近日,安徽省淮南市市民张坡向大象新闻·大象帮反映,称自己在2024年6月,被当地公安机关单方面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检查治疗长达22天,期间被限制自由,禁止家属探望和接出院。事后,张坡要求当地公安给他一个说法,但至今无果。大象新闻记者赶赴安徽淮南市,见到了求助人张坡。张坡身上依然能看到多年前工伤的痕迹,而张坡所反映的情况,根源还要从这场工伤说起。1999年,张坡毕业分配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采煤工人,当年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的矿车撞伤,后被鉴定为五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受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多元。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2010年左右,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是260元左右每人每月,我的伤残津贴还够一家三口日常生活,而到了2020年以后,淮南市低保已经随物价提高到了680元左右每人每月,我的伤残津贴扣除各项保障后,到手只有1900多元,保障不了一家的日常生活。”前几年,张坡向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反映,要求提高伤残津贴标准,但单位与张坡就津贴标准应遵循的具体法规标准产生分歧,没有同意张坡增加津贴的要求,张坡不服,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把自己的情况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我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单位领导重视,认真考虑我的诉求。”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2024年6月2号这天,张坡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举着写有“实名举报”等内容的牌子,并拍摄视频,期间与前来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随后张坡拨打了110报警处理。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接到指令赶赴现场处理纠纷,并将张坡带回派出所进行讯问。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讯问结束后,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民警将他带上车,并告诉张坡要把他送到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检查鉴定。张坡说,自己表示强烈反对但办案民警依然把他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根据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入院记录显示:张坡入院日期为2024年6月2号,出院日期为6月24号,住院时间22天。同时入院记录上标示:“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大象新闻记者在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张坡住院22天的病区看到,出入病区的门是封闭的金属栅栏门。“我在里面忍受了二十多天的屈辱,电话不能有,皮带和鞋带都被抽走了。”张坡说:“让吃药的话必须吃,还要张开嘴巴、翘起舌头接受检查,如果不吃,就会给你绑起来。”张坡回忆说,没有医院和医生的允许出不了病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刚进医院时,他试图抵制反抗,但被医生捆在床上大概三四个小时,他无奈只能遵照医嘱,接受各项检查并按时吃药。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被关进精神病区那种恐惧和压抑的感觉,虽然过去快一年时间了,他至今难以忘记。22天后,张坡被派出所民警接出医院,并以寻衅滋事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对于拘留的行政处罚,张坡表示可以接受。张坡说,如果他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他愿意负任何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他接受不了的是,派出所民警在他没有暴力倾向和精神异常的情况下,在他本人和亲属坚决反对下,把他送进精神病科进行强制检查治疗,并且过程长达22天。“在这期间,我儿子要参加中招考试,我多次要求能不能暂时让我出去几天,等儿子考完试再回来,我妻子也去求情,但都没有得到允许,我觉得对不起儿子。”讲到这个细节,张坡的眼睛湿润了。张坡妻子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她接到派出所民警通知,要把张坡送到精神病科进行检查治疗时,她明确表示反对,两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丈夫平时的行为都很正常,亲朋好友和邻居都可以作证,张坡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精神疾病的迹象和倾向。在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大象新闻记者看到,在精神医学诊断分析中写有:“成人智力测验报告:IQ:117分。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可以排除脑外伤精神障碍。”“对自身违法行为辨认力及控制力完整。”等诊断分析结果。最终鉴定意见为:1、灾难性经历后的持久性人格改变;2、完全受处罚能力。大象新闻记者就鉴定结果的专业术语咨询了专业人士,被告知这结果意味着张坡不是精神疾病患者。随后,大象新闻记者咨询了北京中银(郑州)律师事务所的梁利波律师,梁利波律师表示:“公安机关直接送医首先需要确定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和精神状态是否异常,第二是否存在紧迫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出现实施或可能实施伤害自身的行为、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存在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危险时,公安机关才有权直接采取送医措施。”梁利波律师还向大象新闻记者介绍,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公安机关直接送医还需要通知当事人的亲属,征求监护人或亲属的同意,如果监护人或亲属反对,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亲属看管好当事人,如果产生各种后果由家属承担相关责任,但公安机关无权在亲属反对的情况下直接送医。但根据现场监控视频和派出所讯问笔录中张坡的语言描述显示,当时张坡并不存在精神异常迹象,也没有伤害或危害自身及他人的行为。梁利波律师还表示:“此外,若存在实施暴力伤害行为且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需通过司法程序申请强制医疗,检察院确认符合条件的,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法院审理后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审理期间,公安机关可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此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特别程序,需经法院裁决,检察院全程监督,公安机关无权直接决定。”梁利波律师告诉记者,国家制定此方面法律法规的初衷,除了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考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侵害。此外,张坡司法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将张坡接出医院的当天,直接又对张坡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拘留8天。对此梁利波律师也表示异议,既然已经在精神健康的情况下强制送医22天,已经剥夺了张坡的自由权,而在确定当事人没有精神疾病后,再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因为有病被关一次,因为没病再被关一次,这一行为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后,大象新闻记者联系淮南市公安局龙禹派出所的办案警官,咨询张坡反映的情况和办案民警掌握的情况是否有出入,具体办案警官拒绝接受采访,让记者有事可以拨打淮南市110联系相关部门。目前,张坡坚持要当地公安机关给他一个说法,并就此事向当地法院起诉。张坡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和我伤残津贴标准是不是合理的问题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我的公民权利是不是受到了侵犯,同时希望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发生在第二个人身上。”...
上市公司普邦股份10年前的一单并购,竟牵连一家民企遭遇离奇的飞来横“债”。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故事A面是:2015年,普邦股份收购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深蓝环保”)100%股权,后者在4年对赌期内均“踩线”完成业绩承诺,之后业绩“变脸”。2023年,普邦股份将深蓝环保“甩卖”。隐藏于水面之下的B面则是:脱离普邦股份后的深蓝环保引发离奇争端。民营企业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佳和建设”)向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在普邦股份控股深蓝环保期间,佳和建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在2015年至2016年间与深蓝环保签订了四地(边坝、江达、左贡、芒康)共六份工程合同,涉及工程款合计1.28亿元。“全是假的!我们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同纠纷。”近日,佳和建设副总经理吴志全对记者说,公司直到2024年12月下旬收到上述合同对应的四份调解书后,才知道已欠下深蓝环保6000万元债务(注:法院调解后金额),随后,深蓝环保于今年初申请强制执行,导致佳和建设相关账户被冻结。作为深蓝环保时任控股股东,普邦股份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当时不仅有工程合同,还有款项往来。相关方各执一词,解开谜团的关键指向深蓝环保。奇怪的是,按照法院调解书及公开资料披露的深蓝环保的住所地,记者3月下旬实地探访却并未找到该公司。深蓝环保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谢非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我已经离开深蓝环保3年了,有事情请找公司。”“根据我多年接触的案例经验,(深蓝环保)财务造假是大概率的。整个过程中有太多离奇的地方,我觉得哪一方的说法都不能全信,真相如何,还需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某券商并购部高管称。“假如确实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那普邦股份也是受害者。”普邦股份总裁杨国龙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要求广发证券和正中珠江(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底稿,一旦查出问题,我们也会报案。”离奇 6000万元债务“从天而降”从头梳理事件脉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佳和建设方面一直强调,公司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同纠纷,为何会出现在深蓝环保的合作方中?“我们跟普邦股份和深蓝环保之前真的没有沟通联系。”吴志全说,在对相关合同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公司“凭空”背上了6000万元的债务。记者调查发现,对佳和建设涉及的上述1.28亿元工程项目,普邦股份在对深蓝环保完成收购后,曾于2020年7月回复交易所有关2019年年报问询函时,披露过佳和建设的名字。当时公告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对佳和建设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0408.67万元,坏账计提比例为33.51%。此后,普邦股份在2022年相关公告中也披露过“债务人”佳和建设的相关信息。疑问随之而来:在过去四五年里,佳和建设为何一直没有发觉公司被列为债务人的信息,直至2024年底相关诉讼调解书送达时才发觉?佳和建设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四个诉讼的相关法院没有通知公司,调解书及案件也没有上网,公司无从发现相关案号涉及的诉讼。并且,公司与普邦股份在业务上也没有交集,没有理由会去关注一家没有交集公司的公告。”由于佳和建设迟迟未向深蓝环保支付相关工程款项,其间普邦股份将上述款项列为应收账款。普邦股份在2022年6月回复2021年年报问询函时披露,公司对资信状况存在问题的客户进行单项计提,其中对于佳和建设,截至2021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1.04亿元,公司按50.56%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按照佳和建设方面的说法,公告中所述的调解书,是深蓝环保在“自导自演”。根据佳和建设提供的四份调解书复印件,针对上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左贡、芒康、江达、边坝四地法院在2022年1月17日至1月21日期间先后立案并进行了审理或调解。最终,经过法院调解,深蓝环保通过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的伍姓律师,与佳和建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的曾姓律师签下了四份调解协议。“我们从未委托调解书中的律师代理公司参与这四份调解,也从没见过曾姓律师。”吴志全称,针对上述状况,佳和建设今年1月下旬向成都市金牛区司法局投诉举报调解书中所谓的被告代理律师。经金牛区司法局当场电话问询,曾某承认从未见过公司高管、员工等,是深蓝环保的代理律师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伍姓律师与其联系,向她提供伪造的佳和建设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并请她于2022年1月一同前往边坝等地进行立案、获取了四份调解书。佳和建设市场部经理黄凯茜向记者播放了当时在金牛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相关的问询视频,以作证明。佳和建设所述是否属实?记者3月31日前往四川中超律师事务所,律所人员称“曾律师不在”。记者随后拨打曾某电话,她在得知记者身份后,以“不接受媒体采访”为由挂断了电话。在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称“伍律师不坐班”,让记者留下联系电话和咨询事宜由律所转达,但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复。有意思的是,经过记者逐一比对,尽管每份调解书确定的应还债务金额不同,但最终四份调解书最终确定的佳和建设债务金额却是整整6000万元,与普邦股份公告数额一致。按照佳和建设的说法,公司不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莫名背上了逾亿元应付款项,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法院调解书“坐实”了6000万元债务。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受害者”的佳和建设,只要找到事件的当事人——普邦股份、深蓝环保及律师伍某,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部分真实细节。“该找的我们都找了,前期也曾到广州与普邦股份交涉,但对方却不解决、不面对问题;深蓝环保相关代理律师后来也采取不回信息、不接电话、不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黄凯茜说。“深蓝环保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也是遭受了无妄之灾。”据普邦股份相关人士介绍,公司2023年已将深蓝环保转让给广州德赛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德赛银链科技有限公司。杨国龙称:“佳和建设春节前确实找过我们,希望把被冻结账户解冻。我们帮忙对接德赛方面以后,后续就没有再跟进,佳和应该去找深蓝和德赛,不应该找我们。”悬疑 真假项目工程合同深蓝环保申请执行的法院调解书,大致勾勒了深蓝环保所称与佳和建设的合作情况。例如,西藏边坝县自来水处理工程合同的由来是,2015年7月18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饮用水水源地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合同总价款为1350万元,该项目于2015年12月30日完成竣工验收,佳和建设向深蓝环保支付了工程款239.64万元,尚有1110.36万元未支付。又如,2016年5月10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市给水工程合同》,金额未披露,工程款均未支付。2016年5月30日,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签订《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合同文件》,约定原告为芒康县污水工程项目提供设备材料并负责安装,合同总价为3970万元,工程款均未支付。但佳和建设提出,上述工程项目疑点颇多,甚至“并不存在”。佳和建设方面表示,公司只在江达县和边坝县有工程项目,且与深蓝环保无关,在左贡县、芒康县则均未开展过业务。据佳和建设介绍,公司在江达县获得的两个自来水项目,中标金额分别为746.83万元和999.19万元,远低于调解书上江达自来水项目的金额。黄凯茜说:“我怀疑深蓝环保根据我们在江达的项目编造了其他项目。”佳和建设还称,公司曾向相关部门核实,其中左贡县住建局、芒康县住建局以及芒康县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均未查询到调解书中涉及的项目及相关拨款记录。但佳和建设并未提供调解书中提到有回款记录的江达县与边坝县的相关核实记录。记者注意到,在上述合同项目中,有多个项目的合同名称仍使用“昌都地区”,而实际上,昌都地区早在2014年就已撤地设市。据工程招标业内人士介绍,金额较大的政府工程需要履行严格的招标程序,流程较为严谨,因此在“撤地设市”一两年后,合同中仍使用旧称“昌都地区”而非“昌都市”,不合常理。记者查询了2015年至2016年昌都市的一些招投标记录,发现当地政府工程在这一时期已普遍使用“昌都市”的表述,未发现使用“昌都地区”的情况。上述项目在普邦股份的公告中曾多次出现。2020年4月25日,普邦股份公告推迟发布2019年年报,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审计机构前往施工项目所在地考察受到限制,其中特别列出了深蓝环保涉及西藏的四个项目,包括西藏昌都市左贡县城市给水工程、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工程、西藏江达县自来水项目、西藏昌都地区芒康污水管网工程。不过,不知是否由于工作人员疏漏,其中“芒康污水管网工程”重复出现,却未出现边坝自来水处理工程项目。2022年6月17日,普邦股份在回复深交所对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时,披露了以上项目的签约时间。2022年8月6日,普邦股份在累计诉讼及仲裁的公告中,披露了这些项目的涉诉金额为10370.67万元。不过,在该份公告的表格中,法院调解书中合同额为3970万元的“芒康项目”,却被写在了“左贡项目”中。究竟是调解书将两个项目信息写反了,还是普邦股份在发布公告时出现了笔误,不得而知。针对佳和建设关于相关工程真实性的质疑,普邦股份予以强烈否认。杨国龙对记者表示:“佳和建设此前曾向深蓝环保打款一两千万元,没有业务往来,这些款项从何而来?假如存在造假,那就是佳和建设在配合深蓝环保一起造假。”普邦股份董秘刘昕霞补充称,普邦股份有合同、验收单和回款记录等证明资料,并已提供材料给广东证监局。若确实存在回款记录,佳和建设此前声称与普邦股份、深蓝环保无任何业务往来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面对这一质疑,佳和建设解释称,有可能是(相关方)通过营业执照复印件在当地银行开设了佳和建设的账户。然而,这种解释在业内人士看来略显牵强。普邦股份历年年报(及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公司从2017年开始就存在一笔1亿元左右的应收账款可以与佳和建设相对应,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则分别为10934.67万元、10934.67万元、10408.67万元和10370.67万元,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664.47万元、1564.40万元、3488.34万元和10370.67万元。显然,2020年年报时,公司已经将该笔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额计提。这笔应收账款为何迟迟未催收?普邦股份解释称,公司一直在督促深蓝环保收回款项,且会计师事务所每年都会发出询证函。然而,深蓝环保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表示收款困难。“我们也很无奈,项目已经验收,却还被提出质量问题。”杨国龙表示,普邦股份收购深蓝环保后,公司虽然派驻了董事和监事,但深蓝环保的运营仍保持独立,即由谢非继续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日常运营。2022年初,因前述调解协议,普邦股份对该笔款项进行了财务处理,将计提金额调整为5243.65万元。对于此前申请法院调解,杨国龙称是深蓝环保擅自进行的,普邦股份此前并不知情,直到2022年3月年报审计时才发现。“事情发生后,我们立即接管了深蓝环保的公章。”杨国龙称。蹊跷 深蓝环保不见踪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事件主角深蓝环保,却不见踪影。据相关法院调解书中披露,深蓝环保的住所地为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三路8号新希望国际大厦C座24楼,该地址与天眼查等软件显示的深蓝环保注册地址一致。3月24日下午,记者前往该地址发现,新希望国际大厦C座24楼目前有两家企业办公,一家是游戏公司,另一家是私募公司,并没有发现深蓝环保的“踪影”。记者随后向楼下保安、快递员以及同楼层游戏公司询问,对方均表示没有听说过深蓝环保这家公司。“事发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去这个地址找深蓝环保,但也是找不到,所以才去广州找普邦股份。”黄凯茜说。围绕前述工程合同的情况,记者进行了多方求证。谢非在接到记者电话时表示:“我已经离开深蓝环保3年了,有事情请找公司。”随后结束了通话。作为普邦股份收购深蓝环保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保荐人成燕说:“太不可思议了,据我对深蓝环保和谢非的了解,(项目造假)不太可能啊。”成燕表示,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在普邦股份收购之前,广发证券对深蓝环保的项目进行了详细核查。她也坦承,项目收购完成之后,督导工作比较依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就目前了解的信息,几个项目都是有据可查的,广发证券正在紧急查阅相关底稿。”同时,记者也向项目所在地的住建部门进行了求证。左贡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公司来了解过相关工程的情况,“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但这仅限于我了解的情况。”芒康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也表示,没有相关项目。江达县住建局工作人员查询资料后回复记者,确实有两个佳和建设中标的自来水项目,金额与佳和建设所述基本相符。边坝县相关工作人员则称因时间久远需查询后才能回复,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收到进一步信息。记者还联系了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和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均未获得回复。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任、高级合伙人李敏表示,假如这些项目确实不存在的话,那深蓝环保此前申请的诉讼调解可能是无效的,应该终止,且涉嫌构成虚假诉讼。作为接盘方,德赛环保的法定代表人樊文凯向记者表示,公司一直与当地法院保持沟通,了解到此前的执行程序确实可能被终止,这要看法院再审的情况。“佳和建设的案子比较复杂,我们也在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具体的情况不方便透露。”记者随后联系了当地法院。芒康县法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佳和建设与深蓝环保的案件已移交中院裁定是否再审,此前的强制执行程序是否终止需视再审结果而定。记者进一步联系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裁定芒康等地法院再审此案。回到事件的原点。2015年4月,普邦股份披露,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蓝环保100%股权。深蓝环保原管理层股东同时对应给出了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随后的2015年至2018年期间,深蓝环保均“踩线”完成了相关业绩承诺。2019年开始,深蓝环保业绩迅速下滑。“假如确实存在财务造假的情况,那普邦股份也是受害者。”杨国龙表示,“我们正在要求广发证券和正中珠江和中喜提供底稿,一旦查出问题,我们也会报案。”...
相关: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还比不上财经钻的一部分。正文:4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关于撤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声明》。▲截图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网站声明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实体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规定,经研究决定,自2025年4月2日起,正式撤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现将相关事项声明如下:1.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无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实体研究中心,不涉及实体资产。撤销后,原中心负责的科研项目移交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统筹处理;2.中心官网、平台将于2025年4月6日关闭,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同步注销;3.所内兼职研究人员回归原部门,外聘人员依法解除聘用关系,外聘专家合作关系自动终止;4.该中心存续期间产生的数据、专利等知识产权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有,已发表成果署名不变;5.撤销后,原中心印章、电子签名等及时作废,任何以原研究中心名义开展的活动均属非法,法律责任由行为人自行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留追责权。...
大概是从我接触这个行业以来,我就发现,很多基金管理人、实控人,都办好了新加坡的手续,随时可以动身迁居新加坡。怎么讲呢,我也没有数据,所以我只能说我看到的现象。我看到的就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往美国跑,但绝大部分中小基金的管理人,都在往新加坡跑。就远程遥控,我当初的老板也不例外,他也是早早办好了新加坡的手续。我是一个绝不会移民的人,我连出北京都恐惧,所以我也不知道新加坡有什么好,就问了问周围的朋友。1、身份优势身份好拿,相比美国成本低,基本就没有门槛,有了EP就可以注册新加坡税务居民。2、资金优势众所周知新加坡也是金融中心啊,所以资金自由也是优势,有合法合规的渠道。3、社交优势中国人多,语言没障碍,但听说也是有歧视。4、距离优势远程遥控嘛,所以距离近是个优势。到上海深圳的也就是四五个小时。5、安全优势治安不错。6、税务优势税率低吧,也没有什么遗产税。7、教育优势教育资源在亚洲算是比较可以的,适合举家搬迁。8、信托优势新加坡的信托更灵活完善,能质押借贷,居家搬迁的在国内都算高净值,对信托多少都有些需求。9、娱乐优势听说就是玩得花吧,我也不懂,能理解。当然肯定是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哈,我也没深聊。1978年,邓爷爷访问新加坡,对“花园城市”赞赏有加。李光耀对他说,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邓公没有回答。1992年,邓爷爷南下广东,敦促继续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比他们更好。今天,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与新加坡不相上下。他们为啥选择新加坡,我确实不懂,但是他们为什么走我倒是知道。就私募基金这个行业来说,实际上10年前,就进入了第一波清算期了。大家都感受得到危机,我这个系列之前写过很多,表达了无数次,一级市场全是虚假的,互相骗。做这个行业的,没有傻子,大家都能遇见得了未来的爆雷潮。如果是国资LP,其实问题更严重,那些年大家都缺钱啊,收益可以不要,给点银行利息,本金要拿回来啊。GP实控人得给个说法啊。所以其实大家能预见,也害怕,也就都提前给自己留了后路,能走不能走看自己本事,也看LP本事。以前我就说过,有些LP没那么好糊弄,会死人的。你知道往新加坡跑,LP也知道你能往新加坡跑。所以斗智斗勇呗,我反正见过扣护照的,我要是风控,我就会提出得控制,得盯他行踪。当然,本质是减少信息差,信息的滞后性,预判他的预判,说了你们也不懂...基于这种环境,很多人直接就是选择常居海外,远程遥控,现在这电话会议,视频会议这么方便,管理效率很高的。你们要是有人闲的没事可以统计统计,现在有多少基金管理人的实控人是常居海外,远程遥控的,我感觉不在少数。其实这波清算爆雷潮,算是顶住了,没出现什么大面积的挤兑,而且,柳暗花明了。一级市场又要热回来了,之前写过了不重复说了。但是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国资LP是明确要求,管理人实控人必须在国内的,不接受海外远程遥控哦。所以,你们会回来么?...
3月21日上午,广州正式启动首批配售型保障房申购意向预登记工作,成为国内第一个推出此类住房措施的一线城市。首批推出的萝岗和苑、嘉翠苑两个项目共计1336套现楼房源,销售基准价分别为15800元/平方米、17300元/平方米。据了解,配售型保障房是面向广州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和各类引进人才等工薪收入群体销售的保障性住房,实施封闭管理,禁止变更为商品房流入市场,出售(对象为合资格申购者)价格不得高于原购房价格,回购(对象为建设运营机构)价格按照原购房价格每年扣减1%计算。3月21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这是广州推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制度以来,首批面市的产品。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价格低。一方面,在广州次中心区,首次出现价格“1字头”的商品房,这个价格只有同区域、同品质二手商品房价格的一半左右,新房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考虑到首批配售房主要分配给在广州工作的人才群体和新市民年轻人,按照该类人群的收入、以这个价格计算的房价收入比在5~6倍,也是这类人群可支付的。价格“1字头”3月21日,广州安居集团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开展广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购意向预登记的通告》(下称《通告》)。《通告》指出,根据《广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广州市市本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建设运营机构在项目开工建设前或销售前建立项目意向登记库,公布项目地址、户型、预估价格、物业管理费用等信息并开展项目申购意向预登记。据了解,本次开放申购意向预登记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有2个,分别为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萝岗和苑项目以及白云区的嘉翠苑项目。其中,萝岗和苑项目房屋单套销售价格采用一房一价,以销售基准价15800元/平方米为基础上下浮动比例不超过20%。嘉翠苑项目房屋单套销售价格采用一房一价,以销售基准价17300元/平方米为基础上下浮动比例不超过20%。根据《通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家庭成员包括主申请人、主申请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申购家庭应当确定1名主申请人,主申请人配偶为共同申请人。未婚、离异、丧偶等单身人士符合户籍家庭申请条件的,主申请人应当年满30周岁;符合人才家庭申请条件的,主申请人不受户籍和年龄限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广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面向广州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和各类引进人才等工薪收入群体销售的保障性住房,并实行3年期的封闭管理,禁止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其变更为商品房流入市场。中指研究院华南分院研究主管陈雪强还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广州配售型保障房有两种模式退出:一是回购模式,回购价格为建设运营机构按照原购房价格每年扣减1%计算;二是内部流转模式,出售(对象为合资格申购者)价格不得高于原购房价格。对于此次开放申购意向预登记的两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李宇嘉表示,这两个项目一个位于黄埔区,一个位于白云区,分别是广州新兴产业集聚的区域,年轻人新市民集聚的区域,而且距离中心区比较近,也是年轻人,新市民和人才群体愿意买房置业的区域,项目供应对需求的匹配度比较高。对商品房市场冲击比较小2024年7月,广州举行2024年保障房集中开工活动。广州安居集团表示,正加快推进13个配售型保障房项目的建设,包括5个存量转换的项目,5个新开工项目,3个“按需定建”的项目,筹集房源超过1万套,总建筑面积达到175万平方米。“根据广州配售房供应计划,未来一段时间合计供应1万套的配售房,结合广州既有的租赁型的保障性住房,这也意味着广州在保障房体系建立起来有租有买、先租后买的低成本的保障住房供应模式。”李宇嘉说。李宇嘉认为,广州此次推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源对商品房市场冲击比较小。原因就在于,从现有的商品住房购买群体来看,即便这些人群不去购买配售房,也不会去买商品房。同时配售房的户型面积比较小,大部分都低于90平。购买了配售房以后可以降低他们的住房消费成本,以低成本体面的方式在广州扎根,也为后续购买商品住房,实现住房消费升级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对配售房特性及对购房者影响的分析,深入到当前住房市场的整体态势中,李宇嘉进一步指出,当前住房的资产和金融属性已经完全退去,基本上成为一个大宗消费品,其价格、区位、配套、户型、品质、服务成为决定是否受到购房者欢迎的主要因素。从深圳共有产权住房、配售房受到欢迎的现状来看,当住房价格开始企稳,价格低区位好配套完善的配售房就成为新市民年轻人的重要选择。2024年12月6日发布的《广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单套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90平方米,户型以实用紧凑型的两居室、三居室成套住房为主。户型面积比例依具体项目区位、价格、需求设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加快推进轮候库建设,加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充分发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对惠民生、促转型、稳经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