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被民政部撤销登记，让71岁的协会负责人张会生成为众矢之的。近日，他找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喊冤”，认为造成今天的结果不是自己的原因。他还曝料说，协会银行账记上有近2000万元资金不知去向。因为连续三年未接受全国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违法行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最终被民政部判了“死刑”。而张会生被认为“私自持有”协会公章和印鉴，导致协会无法及时参加社团年检。但张会生表示，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2011年协会理事长换届过程存在问题，前任理事长宋玲卸任后并未做好事务和财务交接；并且他上任协会理事长后也并未掌握协会秘书处的印章，导致后来出现一家“影子协会”，利用该印章大量发展分支机构或开展涉企收费服务。此外，协会的银行账户上还曾有近2000万元的不明支出，没有明确的收款账户和开户名。记者尝试联系这一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第一、第二任理事长宋玲，但未获回应。不过，宋玲的下属、该协会副秘书长聂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协会本应于2008年换届，但换届大会需要理事长召集，而时任理事长宋玲2008年~2011年一直在治病，所以拖延到2011年才换届。此后，关于张会生的理事长身份，协会内部一直存在争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认为，该协会目前所暴露出来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运行规范、财务审计等多方面问题，在不少行业协会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值得各方反思。拖延3年才换届，祸根早已埋下张会生表示，“之前有好多人说我‘私自持有’协会的公章，才导致协会无法参加年检，但我作为合法的协会负责人，持有公章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28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诉工业和信息化部履行职责一案判决时，法院承认了张会生作为理事长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法律地位合法有效。法院认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系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经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核准的社会团体法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其社会团体法人亦未被有权机关予以注销，故该协会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此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报道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设立了众多分会、研究院、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许多机构功能相似、叠床架屋；内部派系斗争频发，前任理事长和后任理事长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协会未能及时参加社会组织年检。对此，张会生回应称，媒体报道的关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上述问题确实存在，但祸根在2011年底换届时便已埋下。据了解，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成立于2000年6月，第一、二任理事长由宋玲担任。按照民政部相关规定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章程》，该协会理事会每4年一届，理事长连任不得超过2届，最高任职年龄不得超过70岁。但2008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并未举行第三届理事长换届选举。一直拖延到2011年，协会才选举张会生担任下一届理事长，并同步选举产生了4位副理事长。之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将换届结果上报给业务主管单位工信部，并获登记管理单位民政部的备案核准。张会生表示，他上任第三届理事长后发现，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和财务人员并不配合相关工作，未能及时开展协会事务和财务的交接。而前任理事长宋玲之后也否认此次换届，并称2011年的换届结果不符合协会章程规定。“换届结果已经报给有关部门核准了，怎么可以后来又不认了呢？”对于上述情况，张会生不能理解。为何拖延了3年才换届？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陈震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2011年之前，协会早已做了换届准备工作，也对宋玲任职期间作了离任审计，只不过一直没有召开换届大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聂韵表示，拖延到2011年才换届是因为协会换届大会需要理事长召集，但从2008年到2011年，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一直身体不好，处于治疗阶段。而且在2011年换届前，宋玲还同时担任着协会秘书长的职务。“两个协会” 背后的两方印章上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长数年后，张会生逐渐发现，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着两个“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除了自己这家，还有一家“影子协会”。2018年11月1日，因自称“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李玉宝涉嫌诈骗一案，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向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发来《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资质授权等相关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中国数字货币研究所”宣称拿到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关于同意设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批复”和“关于同意成立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批复”的文件，上面确实加盖了“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秘书处”和“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的公章。但张会生接到警方通知后，深感震惊——他们也是在此时才得知上述“数字货币研究所”的存在，也从未盖章给予其相关授权，“上述两份文件均非出自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随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向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刑事报案，称李玉宝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招摇撞骗罪以及诈骗罪等。张会生怀疑，有人伪造了该协会的公章，而且协会秘书处印章使用、管理混乱。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官网上，公开成立的协会分支机构超过80家。张会生表示，官网上公告成立的这些分支机构均未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备案，也未经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盖章同意，其中有一些是利用协会秘书处的印章成立的。张会生表示，其上任后并未掌握协会秘书处的印章。陈震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据陈震介绍，2011年换届后，新任理事长张会生持有了协会的公章，而协会秘书处、教育培训部的印章都被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等人掌握。聂韵表示，协会秘书处的印章由他所在的秘书处掌握，并且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成立时也是盖的协会秘书处的印章。以协会秘书处印章为凭证成立的分支机构是否有效？徐家良研究社会组织领域多年，他表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对外开展活动、发展和管理分支机构时，一般只有盖上协会的公章才具有法律效力，秘书处作为协会办事机构，其公章只在协会内部有效，而且秘书处和其他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是同等的。徐家良分析，如果有一些分支机构是盖着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秘书处的印章成立，而不是盖着协会的公章诞生的，其法律地位存疑。此案中，张会生作为后续上任的协会理事长，在发现“影子协会”存在，或秘书处印章使用混乱等现象后，原本可以立即宣布秘书处的印章作废，由协会制作一个新的秘书处印章。但由于当时没有如此处理，导致后面出现一系列乱象。“电子商务的利益太大了”大多数企业机构和公众不能理解，为何会存在两个“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调查中获得的一些财务信息，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长换届。由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2011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该协会内部仅存在2个分支机构：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建设分会，且这两个分支机构都开设有银行账户并独立核算财务情况。其中，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登记日期为2011年3月1日，负责人为协会前任理事长宋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上述审计报告指出，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银行账户在2011年共支出89.8万元，其中日常费用支出约53万元，但并未提供支出详情；此外，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刚成立的2011年就资不抵债，负债97万元，净资产总额-49万元。张会生发现，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人在2011年换届后并未移交，因此他作为后任协会理事长，也不清楚该账户2011年之后的财务情况。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流水显示，从2001年7月24日至2011年12月1日，有1923余万元的支出没有明确的收款账户和开户名，也缺乏相关合同与协议作为凭证。关于上述不明支出的问题，陈震表示并不清楚。但他强调，该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是协会内部合法成立的分支机构，财务管理有出纳和会计参与，也有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没有设立“小金库”。徐家良表示，社会组织换届时应该对上一届负责人做离任审计，明确其财务问题与责任后，新一届负责人再正式到任。如果发现协会内部的分支机构有独立核算的财务账户，且未能移交给新任负责人，则应该尽早将该分支机构与协会“切割”，宣布其不属于本协会，以避免后续出现财务纠纷问题。徐家良分析，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后续将进入清算程序，到时协会的资产、财务账户等都会被拿来清算。因为该协会是社会公共团体，其财务资产属于公共资产，如果清算中发现有些资金或财产被某些负责人挪用或据为己有，这些人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在他看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案件所暴露的财务问题，也存在于其他一些行业协会中：内部设有好几个银行账户，有的为协会法人掌管，有的却不是。他认为，此案所暴露出来的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结构、内部运行规范、财务审计等多方面问题，都值得各方反思。陈震认为，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表面原因是协会两任理事长宋玲、张会生的个人恩怨，但本质还是背后的利益，“电子商务的利益太大了”。...

截至2019年1月21日19时，纽约钯金期货主力合约报价徘徊在1332.15美元/盎司附近，逐步远离上周四创下的历史高点1397.4美元/盎司。多位海外对冲基金交易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这背后不排除是中国资本开始对钯金采取获利离场策略。“过去半年钯金价格飙涨60%，除了避险投资效应与供应短缺引发投机资本炒作外，中国资本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熟悉钯金市场动态的业内人士透露，从2017年起，大量中国资本开始涌入钯金市场囤积现货。究其原因，是中国在2017年实施了被称为“国六”的最新尾气排放标准（下称“国六标准”），要求2020年7月1日起，所有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车都需符合“国六标准”要求。“国六标准相当于欧洲2015年正式实施的、全球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市场普遍预期汽油车的尾气排放催化剂里，载钯量与载铑量将分别提高60%与80%。”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大量中国资本闻风而动，在俄罗斯、南非等钯金产地大量囤积现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中国资本囤积钯金的主要操作方式，是直接从钯金开采商采购现货为主。究其原因，一是这类场外交易相对隐蔽；二是全球钯金期货交易市场流动性不够高，贸然建立大量多头头寸容易被空头狙击。中国资本的大举囤货，导致过去一年以来钯金现货价格持续高于期货价格，呈现现货升水局面。截至1月21日，钯金现货徘徊在1388.55美元/盎司，较期货价格高出56.4美元/盎司。“部分参与钯金囤货的中国资本还嫌涨幅不够大，因为去年以来钯金价格涨幅仅60%，而铑价格涨幅则达到约150%。”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但随着钯金与铂金价差持续扩大，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正尝试采取铂金替代钯金作为汽油车尾气排放催化剂。Sprott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John Ciampaglia认为，汽车制造商需要至少18-24个月才能采用铂金替代钯金，整个替代使用需要相关制造、技术研发等环节的重新调整。在John Ciampaglia看来，一旦铂金最终成功替代钯金，无疑将对中国资本囤货算盘构成巨大的冲击。“在贵金属市场，这种囤货失败案例并不鲜见。”一位美国大型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2014年前美国多家对冲基金判断铂金存在供应缺口，在随后三年内大举囤积铂金现货，没料到期间欧洲爆出柴油车尾气排放丑闻引发铂金需求大跌，最终这些对冲基金被迫出售库存止损离场。中国资本的囤货魅影“2017年底以来，钯金期货曲线显示现货市场供应持续短缺，表明有资本正大举囤积现货。”一家国际贵金属贸易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过去一年间，不少中国资本在南非、俄罗斯等钯金矿区大量采购现货。“这些资本看中“国六标准”将令钯金需求大幅增加，奇货可居。”上述贸易商说，“甚至有中国资本扬言，囤货策略至少能换来4-5倍的收益。一方面他们采取了杠杆投资，；另一方面中国持续落实‘国六标准’，钯金需求量持续上涨将触发价格高点。”在他看来，由于中国资本很少在钯金期货市场大举建立多头头寸，因此他们的囤货举动并未被大量对冲基金关注。上述熟悉钯金市场动态的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按照全球两大钯金期货交易市场——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东京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量总和计算，钯金期货90天平均日交易量仅120万盎司左右，远低于黄金交易量，因此中国资本认为若在期货市场建立多头头寸，会被国际资本进行沽空狙击。“而且中国资本的大举囤货行为，也令钯金市场套利交易几乎无利可图。”上述业内人士分析，以往当钯金现货价格大幅高于期货价格时，海外对冲基金可以在现货市场建立钯金看跌头寸同时，在期货市场建立相应的看涨头寸，锁定价格套利收益，但由于中国资本大举囤货导致钯金现货租赁价格（对冲基金需租借钯金进行沽空）大幅上涨至年化10%以上，令对冲基金感到无利可图而不愿入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钯金现货日交易量仅30万盎司左右，同样没有显示中国资本大举入场囤货的迹象。上述业内人士对此解释称，钯金现货交易多是场外交易形式，因此交易双方无需向交易所汇报自己的交易状况，使中国资本的囤货行踪隐藏得更深。“过去半年，钯金现货价格从887.12美元/盎司大幅上涨至1388.55美元/盎司，带动钯金期货跟进大幅飙涨，足以显示有资本正在入场囤积现货。市场普遍认为是中国资本大举入场大幅抬高了现货价格。”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投资策略主管Maxwell Gold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据他了解，当前进入钯金市场囤货的中国资本至少有数十亿美元，拥有钯金隐性存库的40%-50%。国际资本的狙击在Maxwell Gold看来，随着中国资本的大举涌入，钯金市场的价格泡沫正在悄然形成。“一方面，过去半年以来钯金价格涨幅超过60%，正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资本沽空套利，因此短期内钯金出现10%以上的回落，并不会令市场意外；另一方面，钯金价格持续大幅高于铂金（高出400美元以上），正吸引越来越多汽车制造商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用铂金替代钯金。”Maxwell Gold指出。事实上，两者的替换使用并不少见。比如2011-2017年间，铂金价格明显高于钯金，因此很多汽车制造商就研发技术将钯金作为汽油车辆的尾气排放催化剂。这项技术也让国际资本倍加兴奋，因为一旦铂金成功替代钯金，他们的沽空狙击策略成功率与回报收益预期都将大幅增加。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当前国内不少矿业公司已经开始布局铂金，通过收购矿山或签订长期采购铂金协议，一方面押注铂金替代钯金的前景，另一方面也看好氢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不少国际资本认为参与囤货的中国资本高估了钯金在汽车尾气排放领域的使用需求。2017年期间，他们之所以大举囤积钯金现货，一个重要前提是看好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快速发展，但去年中美贸易摩擦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正导致国内汽车产业发展增速明显放缓，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能否支撑钯金的大量需求，正成为一个未知数。这也令国际资本相信，一旦钯金需求被高估导致中国资本不得不出售库存，即便未来钯金供应仍短缺，其价格也会持续下跌。“目前一些中国资本开始选择获利了结离场。”一家对冲基金交易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当前不少国际矿业公司与大宗商品投资基金都在私下讨论，中国资本可能重蹈此前囤积锂钴现货的覆辙，此前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政府扶持，不少中国资本一度出海四处囤积锂钴现货（锂钴可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原材料），但随着技术更新更多汽车制造商转而使用镍作为电池原料，他们囤货算盘遭遇极大的失败风险。“当前中国资本还在进入钯金市场，或许令钯金价格不至于出现较大回落。”上述交易员认为。...

　　资本寒冬下，流行抱团取暖。　　日前，ofo两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退出ofo系公司北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技术”）一事，将该公司从幕后推至台前。《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拜克技术似乎与玖富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证券日报》记者向ofo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询问ofo与玖富集团的关系与合作模式，但截至发稿时，ofo方面并未做出正面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与ofo相似，玖富集团的多位高管，诸如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兼CRO刘磊，玖富集团CFO、玖富国际CEO林彦军等人均出自北大。　　据ofo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谈到，相关创始人的退出行为是“子公司的正常调整”。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拜克技术并非主体公司，“主体公司是没变化的”。而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市场普遍将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视为ofo的主体公司，前者法人为戴威，后者法人为陈正江。　　公开信息显示，拜克技术注册于2017年8月29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人为戴威。据《证券日报》记者查阅天眼查工商信息了解到，拜克技术近期资本动作不断，且这些动作均指向与ofo有过合作的玖富集团。　　2018年12月19日，拜克技术参与设立了新公司—北京玖银未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玖银未来信息咨询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拜克技术之外，北京九狐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程程亦出现在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名单之列，3方认缴出资金额分别为3690万元、3600万元以及171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41%、40%以及19%。　　2018年12月28日，就在3方共同设立玖银未来信息咨询公司不久之后，拜克技术以及程程双双质押股权给北京九狐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7日左右，ofo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退出拜克技术股东名单。天眼查信息显示，北京九狐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曾用名为北京玖富白条科技有限公司，九狐时代智能科技公司的母公司玖富集团与ofo此前亦早已有所合作。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早在2017年8月，ofo联合玖富集团旗下品牌玖富万卡发布了联名月卡。2018年3月，有ofo用户称，在退押金后，发现捆绑了网贷平台玖富万卡，后者可以获取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定位等信息。另据记者了解，2018年11月底，玖富万卡的相关产品信息还出现在了ofo的App上。记者今年1月21日再度查看ofo的App时，已无法找到玖富万卡的相关信息。　　事实上，玖富集团旗下产品外，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ofo方面还与多家网贷平台有过合作。　　资本寒冬下，ofo以及金融公司的日子或许都不好过。　　对于ofo以及玖富集团的一系列相关资本动作，有评论人士称之为资本寒冬下的“抱团取暖”。　　至于设立新公司的原因，上述人士对记者分析，或许是担心原有公司的账户被冻结，新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资产更加清晰，也不涉及此前的业务，“不必为原来的事情负责任”。　　上海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易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或许难以判断双方抱团的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今年很多互金公司去海外上市，或许玖富集团也有想要海外IPO的打算，不排除拜克洛克技术服务公司后续有进一步的相关资本动作。”...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网约车巨头Uber正在招聘工程师开发能够无人驾驶的电动踏板车和自行车，它们可以在城市里自动行驶，以到达客户所在地和充电点。包括Uber旗下Jump业务，以及其竞争对手Bird和Lime等都提供共享电动踏板车和共享单车服务。这些企业会付钱给承包商，让他们在夜间收拢、维修并为这些电动车充电。这是一项成本高昂的物流操作，极大地降低了运营商的利润。Uber不久前宣布，它已开始雇佣“微型机器人”团队，开发能够自动行驶到充电站的电动踏板车和自行车，这可能会让该公司摆脱费用高昂的承包商。Uber尚未发布任何关于该项目的进一步信息，不过其在线招聘页面上显示，计划“通过传感和机器人技术，提高我们共享电动踏板车和自行车的安全性、骑行体验和运营效率”。在去年发生致命撞车事故后，Uber的无人驾驶汽车部门曾暂时关闭。亚利桑那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负责监控汽车的安全操作员分心，在手机上观看电视节目。去年12月，Uber获得重新测试无人驾驶汽车的许可。按照《Highway Act 1835》在内的过时交通法规规定，电动踏板车公司目前无法在英国的公共高速公路上运营。然而，Bird正在伦敦东部奥林匹克公园的私人土地上试点类似服务。如果交通法规改变，该公司希望将业务扩展到布里斯托尔、牛津和剑桥。Uber在电动踏板车方面投入巨资，4月份购车业务大幅增长。此后，Uber通过Jump服务推出了电动踏板车，该服务在美国的Uber应用中可以使用。...

新京报快讯 据江苏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消息，陈某正吃着夜宵，突然被讨债人员围住，很纳闷：他们怎么找到的?因怀疑个人位置被定位，立刻报警。南京鼓楼分局网安大队经过侦查，将开发“APP神探”定位软件的吴某，以及用该软件非法定位的其他9人抓获。据悉，这是国内破获的首例非法侵入手机APP获取用户位置信息，为调查公司、讨债公司乃至涉黑涉恶团伙提供人员追踪、技术定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目前，吴某及其他犯罪嫌疑人已被公诉。【案发】欠债老板在吃饭时被发现一款软件定位了他的聊天位置2018年1月20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接到一起报警，一男子称有几个非法讨债人员利用一款手机APP定位系统——APP神探，实时定位了自己的聊天账号位置。他正被堵门讨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救助。报警人是在南京做生意的陈某，因到年底了欠了债，这晚在盐仓桥附近一家饭店夜宵时被讨债人员发现，当即将其围住。民警到场进行调查。陈某说，他愿意还钱，但他想搞清楚，讨债人是怎么找到他的。讨债人倒也很坦诚，说陈某平时爱用一款知名手机聊天工具，他们就从网上买了一款针对该聊天工具的定位软件，很快定位出他在盐仓桥一家饭店吃饭，便赶来将他堵住。果然，民警在其中一名讨债人手机里找到这款叫“APP神探”的定位软件，能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进行实时定位。这一情况引起南京警方网安部门的重视，立刻对其开发者、销售者、使用者等展开侦查。鼓楼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杨桂年说，从初步调查看，这款APP软件是针对手机即时通讯工具开发的，通过破解聊天应用程序的安全防护系统，侵入并从中非法获取了被定位对象的经纬度信息，从而非法获知某个人的具体位置，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经过侦查，2018年3月26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会同鼓楼分局网安大队派员赶往青海省海东市，在当地警方支持下，从一处工棚里抓获了“APP神探”开发销售者吴某，现场缴获电脑、银行卡等作案工具。此外，还有9人因频繁使用该软件非法定位他人位置，也被南京警方抓获。目前，吴某等人已被移送审查起诉。【揭秘】定位实时误差在20-50米范围内最低收费1元，有4000多人购买年满30岁的吴某是江西上饶人，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做起了技术员。他喜欢黑客技术，一个偶然机会看到网上有人卖手机聊天工具定位软件，但使用功能很一般，就想自己开发定位精度更高的。没多久，他破解了一款手机聊天程序的位置信息防护系统，捣鼓出一款新的定位软件，并命名为“APP神探”，通过QQ群、微信群、聊天室等网上渠道销售。“用户要先在该APP软件上注册成为会员，充值后才能使用定位功能。如果对方在线，定位一次只要1元;如果对方不在线，定位一次要10元。他后来还开发出针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的定位功能，定位一次100元。”杨桂年说。这款APP定位精度多高?南京鼓楼网安大队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民警在盐仓桥附近的家乐福超市打开聊天工具，与之相距数公里的同事用该软件进行定位，精确位置只相差20—50米。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在用这款APP呢?到案发时，这款定位软件在2年间吸引了4000多名注册用户，其中充值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有近200人，涉案金额40余万元。让人震惊的是，这款定位软件不光被个人非法使用，还成为国内80余家调查公司、讨债公司实施不法行为的帮凶，帮其对目标人物实时定位。更可怕的是，国内多个涉黑、涉恶团伙也在用这款定位软件，定位这些团伙要下手的目标人物位置信息，进而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鼓楼分局网安大队梳理4000多名注册使用者，成功串并到另一起在南京使用这款定位软件的案件。这是一家涉恶性质的讨债公司，就在鼓楼警方动手前半个月，该公司已被南京雨花台区警方捣毁。【警示】非法入侵手机APP获取提供用户定位信息首案为各种手机APP技术安全敲响警钟目前，各种手机APP在使用时，都要获取个人通讯、位置等信息的授权。这些个人信息是否得到各个平台安全保护，很多人心中是存在疑问的。记者在百度上搜索“手机APP定位软件”，得到428万个结果。可见，瞄上这块蛋糕的，大有人在。如果这些信息被大肆提供给涉黑涉恶团伙，那将会给公民人身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这款手机APP定位软件的出现，给当前众多手机APP软件服务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杨桂年指出，当前，手机上的APP应用软件大多数的开发原理是基于使用者的地理位置而提供的增值服务。吴某开发的这款定位软件使用的定位技术原理，可以使用在很多APP应用软件上，风险极大。目前，吴某因涉嫌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另有2人因频繁非法使用该软件定位他人位置信息，被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移送审查起诉。而在开头陈某案中，使用该软件非法定位并找到陈某的3名员工也被依法给予批评教育。江苏警方表示，作为一种新型犯罪案件，该案的出现对如何有效防范黑客攻击，如何有效保护每个APP用户合法权益，既敲响了警钟，又提出全新挑战，应该引起监管部门、APP服务商和手机用户的高度重视。...

　　招兵买马，发力财富管理业务，正成为信托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通过各大招聘网站发现，近10家信托公司在招聘财富管理业务部门的负责人、理财经理和销售人员等职位。与此同时，2018年信托公司发力财富管理业务迹象也颇为明显：近50家信托公司，成立了约350个财富中心，较2017年末增加了100多个。　　随着银行、第三方机构等代销渠道收紧，信托公司开始通过加码财富中心，搭建自身的直销系统。长安信托常务副总裁方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财富的募集能力成为信托发展的关键和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两年信托业内的财富‘军备竞赛’非常激烈，大家都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不过，业内人士认为，直销渠道建设前期投入较大，产品有限的部分中小信托公司，并不具备开展直销的能力。　　资管新规倒逼转型　　招兵买马，是信托公司2019年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的第一步。　　猎聘网信息显示，1月以来，中融信托一共挂出78个财富管理业务相关的岗位，包括财富中心的分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和高级理财经理等职位。其财富中心分部除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还包括南京、无锡、厦门、兰州、呼和浩特等地区。　　此外，1月14日，长安信托挂出信息，招聘18个地区的财富营销团队负责人。1月16日，国通信托开始招聘7个地区的财富管理中心团队长；安信信托则开始招聘6个地区的财富中心负责人、分部副总和资深财富规划师。　　“2018年有不少信托公司花大力气招聘理财经理和财富团队负责人，咨询和应聘的有银行私行理财经理、券商基金等机构的人。”一位猎头如是对记者说。　　尽管2018年近6成信托公司净利下滑，但信托公司在财富中心扩员方面并不吝啬。据了解，区域财富中心负责人的年薪多数20〜60万元之间，财富中心总经理的年薪约80〜200多万元不等。　　“大手笔”招兵买马的背后，是信托公司拟发力财富管理业务。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有近50家信托公司，成立了近350个财富中心，较2017年末增加了100多个。　　此外，截至2017年末，35家信托公司成立了财富中心，不同地区财富中心机构数量合计204家，2017年新成立的财富中心机构数量超过20个。彼时财富中心人员配置合计超过1000人，每个财富中心的人员配备约5人。　　2018年，中融信托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近50个财富中心。而近两年里，四川信托、中航信托、长安信托等公司设立财富中心数量均超过10个。　　信托公司在财富条线拓展中加快布局，意在增加资金端的竞争力，拓展自身的直销渠道，向财富管理转型。　　“资管新规下，行业监管环境趋紧，以同业资金为代表的机构资金规模快速萎缩，竞争日趋激烈，信托业直面转型压力，需要寻求新的盈利途径，并重新构建新的资金端模式。”普益标准信托研究员龙燕告诉记者。　　“以往大量机构资金可在不同程度解决募资难的问题，但资管新规后，银行理财面临整顿，配置长期信托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同时严监管下银行表内资金投资信托产品受到更多约束。”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国外资产管理资金中，80%左右为机构资金”不同的是，国内更多的存量财富仍集中个人客户手中。“未来一定时期内开发个人客户成为各个信托公司资金来源的重中之重。”袁吉伟认为，在老龄化趋势下，超高净值客户传承的需求上升，推动家族信托需求持续升高，目前一半以上信托公司开发和落地了家族信托产品。　　记者注意到，招聘信息便体现了信托公司对高净值客户资源的渴求。1月11日，某国有控股信托公司开始招聘财富中心总经理，给出了84万〜120万元的薪酬。其任职要求提出，需要有“大型商业银行私行或大型信托公司财富团队3~5年团队管理经验，5~8年金融机构营销经验，具备高净值客户资源”。　　信托发力财富管理　　其实，自2007年原银监会明确信托公司“作为财富管理机构”的功能定位后，外贸信托、长安信托、中诚信托等机构便开始筹建财富中心。　　2014年前后，信托公司财富中心的设立出现小高潮，纷纷加快建设直销系统。彼时，原银监会出台的“99号文”提出了“防止第三方非金融机构销售风险向信托公司传递”的说法，使得信托产品传统的销售渠道受阻，因而倒逼信托公司销售渠道转型。　　不过，尽管部分公司早就设立了财富中心，但直至2017年，仍有相当一部分信托产品是通过银行、券商、第三方财富管理乃至互金平台、金交所等渠道代销。　　“当时财富中心主要定位于自身产品的直销渠道，其销售功能与第三方理财机构类似。”龙燕还认为，前几年，通道业务、房地产业务、基建项目以及与金融机构合作等业务贡献了信托公司的主要收入，要求信托公司主动大力转型财富管理并不现实。　　2018年以来，通道、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等三项业务同时受到资管新规、宏观调控的限制，信托公司“躺赚”的时代不再。　　另一方面，随着信托业风险逐步显露，2018年以来信托产品违约增多，银行代销业务也随之收紧。“银行也会根据外部形势不断调整准入门槛，”记者从多位信托行业人士处了解到，2018年以来，银行代销的风控标准更高，同时部分银行上调了代销费用。　　相比于银行，券商代销更为积极，除了营业网点优势外，券商经纪业务也在向财富管理方向转型。此外，部分互联网金融公司、金交所平台等机构均曾为信托公司引流或者代销。袁吉伟表示，“这部分代销有打监管擦边球的嫌疑，去年监管部门已开始规范互联网销售。”　　总的来说，代销渠道收紧，同时叠加市场环境不景气等因素，信托产品募集难度不断增加。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2018年11月中旬，中国信托业协会组织的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发展主题沙龙活动中，有多位嘉宾均提到2018年产品销售不好做。尽管2018年信托产品平均收益率由6.75%上浮至7.93%，信托公司仍难以扭转募资困局。　　“信托业逐渐意识到面向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管理业务，对公司的重要性。”龙燕认为，“加大投资力度、倾斜公司资源，信托公司试图在未来客户分散化、资金分散化的趋势中脱颖而出。”　　“暂时还未设立财富中心的信托机构有20多家，主要是规模相对较小或战略还未转向的信托公司，”龙燕表示，还有平安信托，其财富管理业务承接到平安银行私人银行部，这是个例。　　袁吉伟则认为，部分中小信托公司产品有限，并不具备开展直销的能力。同时，信托公司需要明白直销渠道从建设到获益需要一个过程，前期投入较大，同时需不断提高销售人员的效能。...

　　——“还有一元买入的在坚守吗？”　　——“抛了一半”、“在呢，就当没有它，反正亏那么多了”、“本金快亏完了，我就留着看他还能不能创新低”、“亏了9万多，坚持就是胜利”。　　这是发生在一家知名理财平台基金吧里的一段对话，这些网友共同把矛头指向了一只堪称巨无霸的基金——富国改革动力基金。在这只基金的讨论区里，每天都有基民在打卡，吐槽抱怨者甚众，也有少数巨亏者表示要补仓或坚持持有。　　富国改革动力基金成立于2015年5月，初期规模130亿元。成立三年半时间以来，该基金频频跑输基准，在所有股票类基金中，一直比较靠后。根据富国基金官网公布的数据，2018年年底，该基金资产规模仅剩21亿元，发行总份额也跌至51.49亿份。截至1月17日，该基金净值跌至0.42元，较成立时下跌58%。　　事实上，市场上还存在不少类似的巨亏基金。　　多位行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过去几轮行情较好的市场里，一些基金公司在管理费和规模效应的诱惑下，盲目扩张，却未能匹配足够的管理能力，最终自食其果，导致基金回报率为负，投资者利益受损。　　华南一家中型基金公司总经理直言，这些基金出现的背后，还与一些基金公司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包括投研考核标准、考核周期等。　　“尴尬而失真”的扩张　　在公募基金行业里，每一次百亿级产品出现，都会引起一阵欢呼和瞩目。对规模的追捧似乎已成为这个行业的思维惯式。但若不叠加严格的风控体系、出色的投研能力和稳定的投资收益，这些暂时的繁荣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泡影。　　中国央行在2018年解读货币市场基金新规时便提到，目前，行业部分基金盲目扩张，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　　前文提及的富国改革动力基金成立之初就是一只百亿级产品。该产品首募时每份1元，发行总份额为132.55亿份，超过14万户基民参与进来。成立三年半以来，该基金经历了3位基金经理，但这只基金没有一天赚过钱，仅有成立之日净值为1，此后一路震荡下跌至0.42，均属于“一亏到底”。　　同样亏损严重的还有易方达新常态基金、工银瑞信互联网加基金等。他们发行初期规模皆超百亿，但成立至今亏损也都超过了5成。两只基金的投资目标同样提及“通过精选个股和风险控制，力求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这几只基金都成立于牛市中，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下，有很多基金公司发行新产品，投资者也愿意买单。但其中有一部分基金在管理上没跟上来，再叠加如今不是很好的行情，导致产品最终亏损。”上述华南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　　他认为，基金公司在发行产品前要审慎考虑，不能只顾及管理费和产品规模，借风口盲目扩张规模只是短视行为，要把眼光放长远，注重长期稳定的业绩。　　他补充到，因为盲目扩张，有些公司的基金经理兼任多只产品的基金经理，给他们管理产品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很多情况下，他们负责的这些产品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主题、行业、规模同样差别很大，基金经理不是万能的，往往只擅长管理某一类产品，这个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而对于一部分中小型基金公司来说，公司扩张也有其无奈之处。这些公司为了填补产品线的空缺，需要根据既定规划发布新产品，但大公司基本上已经占据了他们所布局产品线的大半江山，中小型公司的业绩和规模都难以做到非常突出。“但如果放弃扩张，基金公司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业务和一块有可能取得胜仗的阵地，他们也不愿意。”深圳一家基金公司权益类产品投资总监指出，现在之所以有很多迷你基金大批量出现，清盘潮一浪高过一浪，也和基金公司盲目扩张基金产品数量有关。　　从整体数据上来看，截至2018年底，剔除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的债券基金后，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为4.86万亿元，比2017年同期增加了0.38万亿元。然而，股票类基金规模较去年却减少了0.52万亿元。这意味着，股票类产品在2018年的搏杀是在存量减少的残酷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正是因为基金产品的清盘已经显著影响了基金产品数量的增长，2018年新成立的基金数量也远远高于实际增长的基金数量，新基金发行所带来的增量成为一场虚幻的泡影。　　基金规模过小实际上时刻面临着清盘风险，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两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和报送解决方案”。　　克制与救赎　　基金公司盲目追求发行数量，追求管理费和规模，无视业绩的做法，无疑会损害投资者利益和基金公司的声誉，同样也会使基金行业的形象大为受损。　　招商基金一位产品部人士表示，唯有自我救赎，提升“内功”，增加投研宽度与深度，为投资者创造真实可持续的回报，才能赢得投资者的信赖和认同，从而吸引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在市场高点时，投资机构保持理性克制欲望很重要，盲目扩张的结果就是推着投资者高位站岗，得不偿失。”　　事实上，并非所有成立于牛市中的基金表现都不如人意。比如，在2008年市场大跌之前，公募基金业曾发行了一批基金产品，其中诺安配置、新华成长、大成回报等在成立后均依靠成立后骄人的业绩完成了“自我救赎”和U型反转，实现了规模增长。　　同时，在公募基金行业扩张步伐放缓，存量博弈格局明显的当前，找到自己的生存点并发力深耕，建立健全投研体系和考核标准，对基金公司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前博时基金股票投资部总经理邓晓峰曾指出，大资管时代，基金风格有明确的划分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进行选择。尽管投资风格细分后会各具特点，但投资的基础就是寻找好的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成长与价值创造投资回报，这是一个基本不变的逻辑。　　“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个规模的基金公司，上至价值观，下至估值体系，均要有明确清晰的标准。他们都要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特长来布局产品线，做好特色业务，而不是指哪打哪。过去拥有多个投资风格的基金经理，现在需根据自身个性、投资优势确立相对专一的细分领域，摒弃过去多元化的投资思维。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如果多从持有人角度考虑，提供可持续的业绩，规模自然慢慢起来了，管理费自然随之增加。”上述基金公司权益类产品投资总监表示。　　在投研体系方面，邓晓峰认为大可不必“全能”，有鲜明的投研风格已经足够，并由此进行风格化管理，不能只看重短期收益和短期考核。同时，投研团队要稳定，其研究要更加精准并且长期耕耘，亦要更加关注投研过程和配套的考核机制。　　邓晓峰表示“不过，无论是执行全产品线和多元化配置战略，抑或坚守独特风格创立明星产品途径，都取决于公司自身优劣势的分析和行业发展的判断，关键是管理好人。”...

A股上市公司有时候就像布袋游戏里的手偶，被各路资本玩家“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最终埋单的还是被玩家忽悠的二级市场投资者。1月14日，九有股份（600462.SH）主动申请戴帽“ST”，称系因重要子公司失控。自15日复牌以来，该股连续巨单封住跌停，投资者出逃无望。实际上，自收购以来，九有股份就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这家子公司，却反而不断通过溢价收购、无偿担保向这家子公司输血。苦命的九有股份，除“不靠谱的子公司”外，还有不靠谱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9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韩越被警方逮捕，控制权“虚置”，而早已尾大不掉的子公司浑水摸鱼，趁乱逃走，演出一场金蝉脱壳之戏。更不靠谱的是，九有股份的第一大法人股东，也趁着这黑夜，失联了。而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失血的上市公司、失控的子公司、失联的大股东，均与2016年一场未能成行的收购有关联。这些关联背后均指向昔日资本市场的风云舞者——涌金系。重要子公司失联1月14日，九有股份公告称，公司及占其营业收入81%的子公司——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润泰”）出现下列情形： 1、公司对润泰失去有效控制，无法获得其财务数据； 2、润泰生产经营业务停顿； 3、公司及润泰包括基本户在内的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因此公司主动向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次日，九有股份被“ST”。九有股份的特点是，生产经营活动全部下沉至控股子公司，母公司完全没有生产经营业务活动。2018年三季报显示，9月末九有股份母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只有一毛一分钱。所有营业活动由三家子公司——深圳九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100%控股）、博立信（控股70%）及控股51%的润泰来实现。2017年末，九有股份总资产45.48亿元，润泰总资产41.38亿元，后者占前者91%。可见，润泰在营收和总资产方面对于九有股份的重要性。九有股份此前发布的数份公告表明，润泰早已“尾大不掉”。九有股份称，润泰法定代表人高伟因个人原因前往国外至今未归，导致润泰业务被迫全面停止。2018年10月9日，高伟向上市公司回函，称其因病前往国外治疗。但随后三天，上市公司再度发函，高伟不再给予任何答复。最终，九有股份2018年的三季报，只能以润泰2018年1-7月份的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2018年10月27日，润泰召开董事会议，免除高伟董事、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聘请方登明担任公司总经理。方登明上任后，前往润泰办公场所交接，可此时，润泰办公场所已无人工作，大门已锁，无法进入。方登明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目前尚未予以立案。方登明报案后，高伟即发函给九有股份派出的董事韩越及其授权代表李艳，不承认润泰10月27日的董事会决议。由此，润泰人事、财务、事权均已脱离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更严重的是，润泰实际尚未归还的银行贷款共3.14亿元，且全部逾期。这部分银行贷款又全部由九有股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除此之外，润泰还欠九有供应链，也就是九有股份的子公司3900万，也已经逾期。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频繁更迭润泰失控，九有股份就仅剩下一个空壳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润泰失控的同时，韩越也被警方逮捕。第一财经记者从与韩越有过接触的券商了解到，韩越，1984年生，北京人，毕业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其本科学历也是在荷兰取得的。韩越曾在某券商负责新三板业务。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韩越离开证券公司，开始涉入P2P领域，其控制的北京春晓金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春晓金控”），参股君融贷、牛板金等多家P2P公司。2018年10月，春晓金控参股的P2P公司先后被警方立案。九有股份公告称，2018年9月26日，韩越被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逮捕，涉嫌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韩越被逮捕的事项与上市公司无关。其实，韩越坐上九有股份实际控制人的位置，不过只有短短一年时间。2017年8月，韩越通过其控股86.8%的春晓金控，向三名自然人——朱胜英、李东锋和孔汀筠，以7.5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天津盛鑫元通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盛鑫元通”）100%股权，后者是九有股份的大股东，韩越由此取得九有股份的实际控制权。而朱胜英等人握有九有股份的实际控制权，不过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就转手让给韩越了。转手就赚了1.1亿元。2015年11月，天津盛鑫元通与金诚实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6.4亿元的价格，从石岘纸业（九有股份更名之前的名称）大股东金诚实业收购当时还名为“石岘纸业”的控制权。金诚实业在转让股份之前的三个月，为天津盛鑫元通入主的“石岘纸业”的主业铺好了路——收购手机摄像头模组行业的企业博立信，石岘纸业主业变更。三个月后，新主入主，实际控制人和资产主业错开时间变更，从而避免了借壳审查。这是高手才会玩的“资本运作”。天津盛鑫元通背后的高人是谁？暂时按下不表，先说润泰。润泰财务数据“打架”2017年6月，九有股份开始筹划收购润泰。上市公司以现金购买润泰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58亿元，对相应100%股东权益的估值为3.10亿元。而2016年末，润泰的净资产为1.02亿元，溢价2亿元，溢价率高达204%。而上市公司当时的归属净资产不过只有2.9亿元。更让人疑惑的是，润泰2015年和2016年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达到了97.00%和 94.84%，几近资不抵债。润泰创始人高伟、蔡昌富、杨学强通过此次收购，合计套现1.58亿元，高伟不再是润泰的名义上的实际控制人，只是通过润泰的少数股东——寿宁润泰基业投资合伙企业，间接持有润泰26%的股权。但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的高伟，却仍然掌控着润泰的实际控制权。收购后，润泰2017年的净利润为4917万元。顺利完成了收购后2017、2018、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4500万、6500万元的第一年指标。但润泰的财务数据从来没有让人省心过，以致于九有股份的财务数据屡被交易所问询。2016 年底，上市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5.43亿元，到了2017 年底，剧增为18亿元。其中第一大交易对手方为BLUE SKY TELECOMMUNICATION LIMITED（下称“BLUE SKY”）,金额高达13亿元。九有股份称，BLUEE SKY是润泰第一大客户，其业务主要为出口销售代理业务，BLUESKY是为深圳市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天珑移动）全资子公司。第一财经记者查询，天珑移动是老三板公司创智5（400059）的全资子公司。创智5曾被市场认为是能够先于ST长油冲击“首单重新上市”的企业，早在2016年6月30日，就曾向深交所提交了公司股票重新上市的申请材料，并被深交所接收。目前重新上市申请仍在延期中。天珑移动也是资本市场常客。2014年，多次寻求IPO未果的天珑移动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创智5这一已经退市的“壳”资源。2014年底，创智5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以42亿元将天珑移动资产置入公司并实现并表。作为公众公司及其子公司，创智5和天珑移动的财务信息有据可查。九有股份表示，天珑移动和BLUE SKY是润泰的上下游客户，其业务背景和流程是这样的：天珑移动交付货物至润泰供应链，润泰在完成出口报关及物流运输后交付至BLUE SKY。由此润泰对BLUE SKY有其他应收款，而对天珑移动有应付账款。截至2017年末，润泰对天珑移动的应付账款余额为14.05亿元，对BLUE SKY的其他应收款为13亿元。九有股份解释称，由于天珑移动未在报表日前完成结汇工作，遂形成挂账。九有股份解释称，这部分应收应付并没有什么风险。因为根据与天珑移动的协议，润泰供应链可以在收到BLUE SKY结汇款后，再向天珑移动支付。天珑移动向自己的子公司交付货物，居然还要通过中间公司润泰，不知道是润泰帮天珑移动做业绩，还是天珑移动帮润泰做业绩。即便润泰作为中间环节确实必要，润泰与天珑移动的财务数据也对不上。上述两项应付账款数据和其他应付款数据，与创智5的公开披露数据相牴牾。润泰对天珑移动有应付账款14.05亿元，那么相对应地，天珑移动应对润泰有应收账款14.05亿元。然而，2017年末，创智5全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余额只有14.42亿元。虽然天珑移动是创智5的主要资产，但除天珑移动外，创智5还有15家并表的子公司。难道创智5其他15家子公司应收账款只有不到4000万？另外，润泰对天珑移动应付账款高达14.05亿元，那么在创智5的财务报表上，应该稳列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了。但2017年创智5应收账款的前五大客户，却不见润泰的踪影。与BLUE SKY的其他应收款数据也存在类似矛盾。2017年末，润泰对BLUE SKY有13亿元其他应收款，那么相对应地，BLUE SKY应对润泰有13亿其他应付款。作为创智5的全资孙子公司，BLUE SKY的这笔巨额其他应付款，应该合并计入创智5的报表。但创智5的2017年年报显示，其他应付款合计只有8.22亿元。润泰对天珑移动的应付，和对BLUE SKY的应收，两相一轧是应付天珑移动方面1.4亿元。但在创智5的财务报表中，润泰对天珑移动方面的欠款，达到了3.57亿元。为创智5其他应收款第一名客户。天珑移动和润泰的财务数据“打架”，到底哪一个真实？上市公司审计会计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业务，一般都会就重点应收应付款项向第三方（被征询者）函证，即从业务对手的角度求证账户余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创智5和九有股份的2017年年报，会计师事务所出示的均为标准审计意见，金额超过十亿元的应收应付，肯定列入函证的范围，且创智5正在冲击转板重新上市，审计程序更应从严执行。“两者数据差异这么大，可能表明有一方财务数据造假。”润泰的数据与第三方数据相矛盾并非第一次。2017年7月，九有股份收购润泰时，润泰的公开财务数据被媒体质疑多处“带伤”。比如，润泰向第一大供应商深圳市联合同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2016年采购的数额，与作为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后者公布的数据不一致。除此之外，润泰还有巨额应付账款来源不明、利息支出与借款余额明显不匹配的“财务数据异常”、毛利率高低起伏太大等异常现象。并购旧案牵出涌金系九有股份在收购景山创新的方案被证监会否掉之后，转身高溢价收购资产负债率高达95%的润泰，并任由润泰将九有股份拖入今天的困局，且天津盛鑫元通与润泰实际控制人高伟同时消失……步调如此一致，九有股份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引发外界的关注。将一家财务状况存疑、处于资不抵债边缘的公司高溢价收购进入上市公司，并马不停蹄为其提供巨额担保，现在子公司控制人又突然失联，并将上市公司拖入ST以及巨额担保诉讼的境地，润泰与九有股份及前大股东天津盛鑫元通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关系？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2015年底，天津盛鑫元通入主当时还叫石岘纸业的九有股份，刚入主不久两个月后，就祭出以17亿元代价收购北京景山创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景山创新”）的方案，其中现金对价8.55亿元，其余则为发行股份购买。而景山创新，系由涌金系创始人魏东的哥哥魏锋控制的公司。早年间涌金系如日中天时，魏东兄弟俩曾被报道弟弟魏东负责资本运作，哥哥魏锋负责实业运营。景山创新由注册在香港的永丰兴业有限公司持有50%股份而控股，而永丰兴业正是魏锋控制的公司。信息显示，魏锋彼时国籍为新加坡。景山创新的另一股东，北京广兴顺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广兴顺业”），是魏锋父母控制的公司，持有景山创新25%的股份。2013年4月，魏锋通过旗下英讯国际有限公司，收购永丰兴业，从而间接持有景山创新100%股权。2015年11月，北京广兴顺业成立。差不多的时间，天津盛鑫元通也宣布成立了。天津盛鑫元通刚成立20天，就与金诚实业签订了九有股份控制权转让的协议。天津盛鑫元通及其名不见经传的实际控制人朱胜英到底有何背景和实力收购上市公司，幕后是否还有高人运作？彼时市场人士颇多疑惑。一个月后，永丰兴业将25%的景山创新股权转让给北京广兴顺业；同时，将景山创新13.89%的股权转让给天津盛鑫元通。一家突然注册成立的公司有实力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且与魏锋父母控制的公司同时成立、又同时从魏锋手中受让景山创新的股份，这些事项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此外，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天眼查系统查询发现，一家与北京广兴顺业公司名称类似的公司——天津广兴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广兴顺业”），与北京广兴顺业一样，也是魏锋父母控制的公司。该公司仍处于存续状态，其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4997号。而天津盛鑫元通在2017年8月以前的公司地址，与这家天津广兴顺业十分接近，具体为——天津注册地区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8851号。2017年8月后，天津盛鑫元通被韩越的春晓金控收购后，注册地址才搬到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除此疑似关联之外，魏锋父母还拥有一家已经注销的公司，名称与天津盛鑫元通类似——天津顺鑫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然而，九有股份在回复彼时交易所的询问时，否认天津盛鑫元通与景山创新以及魏锋家族的关联关系。交易所随后也否决了九有股份收购景山创新的方案，魏家借此项收购套现8.55亿的计划随之幻灭。后备方案——收购润泰一年后，九有股份转而收购景山创新的重要业务伙伴——润泰。收购景山创新时的交易报告书显示，润泰是景山创新应收账款余额的第一大客户，至2015年9月30日，景山创新对润泰有3742万应收账款，占景山创新当期应收账款的比例为27.06%。同时，景山创新的全资子公司联代科技，又对润泰有2082万的应付账款，为联代科技应付账款第二大上游供应商。参照上文，润泰的上游和下游系母子公司的情况，在润泰与天珑移动的业务中也存在。从公布的交易报告书来看，润泰在景山创新的业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市公司对润泰的“倾斜态度”更是明确，除了彼时润泰濒临资不抵债，而上市公司还斥现金高溢价收购，且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仍让润泰已经套现的原始股东担任外，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以无偿的方式，为润泰提供巨额担保。2017年8月1日，润泰刚刚完成收购的工商变更手续。在这之前的半个月，上市公司就急不可耐地审议为其无偿担保2.6亿元的事项。2017年12月，上市公司又为润泰提供无偿融资担保13.2亿元。2017年7月，就在九有股份准备收购润泰的几乎同时，天津盛鑫元通被韩越实际控制的春晓金控全资收购。交易所曾发出问询函，询问收购润泰与天津盛鑫元通的股权变更的时间节点何以如此接近时，九有股份回复称，二者并无关联关系。但难以解释的是，2018年9月4日，天津盛鑫元通被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列入经营异常，异常原因为——通过登记的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这一时间，恰巧也是九有股份发现润泰实控人高伟滞留国外不归的时间。无论怎样，天津盛鑫元通已通过韩越套现，高伟已通过上市公司套现并把上市公司带入坑中。这其中，是被人作局“坑”了，还是参与作局向关联方输送利益，韩越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第一财经记者将继续保持关注。...

《啥是佩奇》火了，这部不到六分钟的短片，为春节档电影《小猪佩奇》造足了声势。看似是“普通”的刷屏事件，实则是一次略显鬼才的电影营销，只不过，这个“偶然”的刷屏，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容易。一方面，观众“G点”越来越高，这样刷屏的电影营销事件实属罕见；另一方面，将这种高关注转化成票房并非易事。而对于营销方而言，即使成功做到了这两点，电影营销可能也是一门并不赚钱的生意。从业务本身来看，一部票房能达数十亿的电影，最主要在于于影片质量上乘，背后也离不开电影营销的助力。即便如此，营销带来的票房数字无法量化、他们也很难拍着胸脯说，自己真的“放大了票房”；从商业模式来看，即使是业内最好的、破票房数十亿的电影营销项目，营销方能得到的或许也仅有百万的服务费，很容易就看到行业天花板；更常见的情况下，尽管营销方花费了时间精力，也很难精准、有效地触达至核心用户。在毒眸此前的文章中，曾对营销的错配问题有过解释。但在业务之外，营销公司更大的焦虑，或许来自于无法改变的商业模式。“早在五六年前，我们几十个人的团队忙碌了一年，做的电影项目总票房达几十亿，但总利润只有不到两百万。”一位曾从事电影营销的业内人士A对毒眸说道。相比于卖出的票房数字，营销实际的利润几乎是“九牛一毛”。不过，在票房的光环之下，依然有人前赴后继、试图进入电影营销这个自带光环的行业、创造更多个“佩奇”事件；有人试图挖掘存量市场之外的更大蛋糕；也有从业多年的电影营销老炮，对商业模式到焦虑，选择向上游延展，试图用投资+营销的方式，撬动更大利润；更有人看到天花板，主动离开、投身更大的蓝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电影市场化完善、观众喜好快速变化的当下，电影营销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不过，这个看似光鲜的的行业，真的是门好生意吗？“精准”“有效”难实现，营销动作难创新好的营销，能放大票房。“一部已经能拿到30亿票房的影片，如果营销做得更好更准确，是有可能将票房放大到50亿的。”某营销公司的负责人曾对毒眸说道。近期最有名的营销事件中，《小猪佩奇》短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吻跨年”，前者一晚刷屏后新增了224万的预售票房，后者预售破亿，上日首日带来了高达2.63亿的中国影史最高的文艺片票房记录；一年前，《前任3》逆袭背后，有抖音营销带动的舆论现象；而《战狼2》的票房神话背后，也有点燃全民爱国情怀的营销打法助力……《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吻跨年”然而，成功案例只是少数，他们为票房带来了多大增量也很难计算。很多情况下，电影营销也很难真正有效地服务到项目，也难以为片方带来预期的收益。相反，营销打法还屡屡错配——去年，《爱情公寓》让一批带着情怀的观众走进了电影院，却发现影片挂着公寓IP卖“盗墓”，于是，上映第二日便出现票房的断崖式下滑；而《捉妖记2》在解锁了央视春晚、下乡刷墙“占领”农村等著名营销案件后，为电影带来了高达5.47亿的首日票房，但仅在上映第3日就被超越，甚至带来了“无法补救”的口碑崩盘……《捉妖记2》下乡刷墙“占领”农村这些案例背后，尽管有着不错的预售和首日成绩，但抛开影片质量的因素，营销打法也带来了后期口碑管理的危机。对此，许多从业者将原因总结为没有将核心卖点精准传递给目标用户。而这一点，实则是当下电影营销业务的痛点。当一部电影摆在营销公司面前，如何利用有限的映前数据准确判断受众类型、并找到核心卖点？这个问题或许连最资深的营销老炮都很难总结出结论。有时，就算找准了卖点，营销公司的方案也可能无法得到片方认可，可能会全部推翻重来。而一旦营销策略将非目标观众吸引至电影院产生“错配”，便可能在上映后释放巨大的负面口碑，从而影响影片票房。“如果吸引进电影院的第一批观众并不是电影的核心受众，不是喜欢这个内容并会为它说好话的那批人，就很容易导致负面口碑出现。”凡影创始合伙人王义之曾在Sir电影和毒眸举办的首届文娱大会论坛上说道。在凡影的数据中，过去两年，由于“错配”而损失掉的市场总票房高达30%。“怎么样去找对人，我觉得这是营销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位资深电影营销人士B对毒眸说道。想真正有效地解决“找不准对的人”的问题，首先要找到观众在哪里。于是，在影片上映前进行观众调研测试，并根据结果明确影目标受众，是目前可行的方法之一。只不过，即使有过成功案例的试映会，在市场和多变的观众们面前，也并不总是万能的。多轮试映会案例“电影营销者要找到与电影特质相吻合的营销手段，根据不同的受众群进行精准营销，更准确地切入受众市场。”无限自在传媒董事长朱玮杰告诉毒眸，“分众的战略在未来电影市场上会越来越明显地发挥作用。”找到了目标观众之后，要把“电影的卖点核心信息投放到最精准的渠道，给对这个电影感兴趣的人看，而不是给所有人看”。如《芳华》将目标定位在四十岁以上、对年代有共鸣的观众群，对他们释放通过电影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的信息，用“最适合带爸妈看的电影”发动年轻人带父母走进影院，最终带来了14.23亿的票房。但随着媒体渠道的分散、观众的不集中，国内电影观众审美的提升，营销打法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前阵子还行之有效的营销方法，或许也会因为渠道的变化而失灵。在各种社交软件层出不穷地分散着用户注意力的今天，观众打开手机也许会有数十个APP分别为他们推送不同的信息，电影营销从原本只需要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剧等传播渠道投放信息的时代，变成了需要在传统渠道之外的多个新渠道广撒网。“难是难在仅仅完成观众触达信息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B说道，“在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接触的各种互联网工具都在为他们投递信息，如何让观众对影片的信息停留并产生印象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如何让电影信息在较短的时间内触达观众，是营销的巨大挑战。“为了保险起见，基本上都会把规定动作全渠道铺一遍。”一位多年从事电影营销工作的业内人士C对毒眸说道。于是，随处可见地铁站公交站牌的电影海报，APP的开屏广告等营销的“标准动作”。甚至出现无关电影气质是否符合，跑到农村刷墙“过年不去看xx，考试双百没人夸”；短视频APP中，主演举起“导演说这样拍可以票房大卖”的牌子；还有的干脆“卖惨”、“扮丑”，不惜自毁形象在路演现场跳起“逗比”舞......而这些繁杂的信息能否被观众能接收并产生记忆力、随后转化为贡献票房？恐怕结果很难保证。“在各种粗放式的媒体渠道上进行信息投放的方法，除非内容本身有极强的传播调性，可以打通所有渠道的壁垒，否则相对弱一点的调性的信息都是传不出去的。”华谊电影公司副总经理柳庆庆曾在“Sir电影”首届文娱大会论坛上说道。然而，传播调性需要创新，在已有的渠道展开、捕捉热点，进行颠覆性地创新是很难的。于是，效仿前人成了一种“正确”——当《前任3》抖音营销刷屏后，大量从业者蜂拥“复制”。抖音成为了新的营销阵地，而这种复制带来的同质化，让用户慢慢失去新鲜感。春节档电影纷纷开起了抖音号同时，随着用户消费习惯的转变，在线上购票率已经接近90%，从线下购票转为线上，用户的注意力也转到线上。互联网宣发迅速崛起，凭借着大数据的支持、用精准高效的算法，将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而当互联网营销越来越强势地抢食着“蛋糕”，对于传统营销公司而言，随时都有被取代的危险。即使如此，在每一个重要的档期内，电影营销仍然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一吻跨年”刚过去还没多久，2019年春节档的营销已经疯狂开幕：韩寒和阿信合作《飞驰人生》主题曲、黄渤出现在全国各城市的《疯狂外星人》路演中、《廉政风云》下沉至农村刷墙……尽管他们并不确定这些营销的结果如何，但尝试的脚步也不会因此而停。收入天花板低、难赚大钱不仅业务本身遇到瓶颈，营销这个生意的利润相比动辄十亿、数十亿的电影票房，可以算是“少得可怜”，即使卖出了高票房，其收益也与票房相差甚远。“曾经我们做了一个票房十几亿的电影项目，拿到的服务费只有五十万。”A对毒眸透露。按照现有的票房分成比例，不同于出品方、发行方可参与票房分账，营销公司往往不参与票房分账，只能在电影项目中拿到服务费。而服务费的多少，因不同营销方的实力和议价能力而已，没有固定的数额。这种只拿服务费的“一锤子买卖”对于片方而言存在一定风险——固定的服务费可能无法调动营销公司竭尽全力地为宣传影片卖命。为扩大自身利益，片方往往会要求作为营销公司先行垫资一部分费用。“现在大多数项目基本都会按照这种商业模式（垫付）来合作。”一位艺术片营销人士对毒眸透露。而这种合作模式有利有弊，既考验营销公司的资金储备，也为他们平添了很多风险。最极端的情况下，押错了一个项目，很有可能导致一个背水一战的小公司“血本无归”。曾有一家动用“老本儿”为电影垫资宣传的营销公司，在花费上百万营销费之后、仅取得了一百多万票房。项目结束后，该片营销工作人员面对毒眸“泣不成声”：“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我房租都快交不起了。”小营销公司步履维艰，头部营销公司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除了押错项目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他们早早就意识到，单纯依靠服务费获得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但尝试的种种新可能也令他们更加焦虑。联合发行公司为项目“保底”的方式曾十分常见——即打破固定的收入分配模式，制定阶梯式的发行分成比例和服务费金额。这种方式最普遍的时候，《西游伏妖篇》《封神传奇》《我不是潘金莲》《盗墓笔记》扎堆保底，最终这批项目接连“扑街”，营销公司意识到，这种方式或许风险更大，对收入而言也是“杯水车薪”。《西游伏妖篇》保底新闻为了继续扩大收入，一批营销公司开始探索“参投+营销“的模式，意在绑定电影项目，寻求获得票房分账的可能。成为出品方，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有利于更早了解影片、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也有利于增加他们在制定营销方案上的话语权。淘票票专业版显示，在《西游伏妖篇》《唐人街探案》和《动物世界》等高票房影片的出品或联合出品名单中，麦特文化、影行天下和无限自在等营销公司的名字赫然在列。“有选择性地对参与宣发的优质电影项目进行跟投，将项目宣发利润与投资收益绑定，控制风险。”某公司负责人告诉毒眸。然而，这样做的弊端也很快显现。不同于其他出品方于项目早期、中期投资，营销公司投资的阶段往往在项目后期。这时，他们要面临的不仅是后期的“高溢价“，更是在合作模式上的更大风险——极端情况要用服务费垫资参投的方式计入出品，而一旦投错了的片子，很可能会变成“赔钱吆喝”的亏本生意。“参与影片投资，投对了赚更多的钱，投错了连服务费都赚不回来。”C告诉毒眸。况且，电影本身就是一项高风险投资，特别是在近年来市场大环境波动、观众口味变化无常的情况下，押什么片子、能否押对了都充满变数。“能够让投资方赚钱的电影只有10%”的定律之下，如何保证每次都投到爆款？这个连最资深的电影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对营销公司而言，更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不过，这种并不保险的尝试，也只有头部营销公司们拥有入局资格。对于一些初创营销公司而言，能接到项目都不容易，为了维护资源、在行业中站稳脚本，即使知道是“赔本赚吆喝”，也不得不做，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赔本买卖，也有一票同行“虎视眈眈”。为了维持公司周转，一些公司将目光投向营销费用相对较高的网大、网综。一位初创型营销公司负责人曾告诉毒眸，网综营销的预算是电影的好几倍，接网综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服务电影。但这对于创业公司而言，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意味着巨大的人力消耗，长此以往，服务电影营销便会成为“奢望”。公司利润稀薄的同时，从业者更是在收入上得不到满足。一位参与过多个头部项目营销的从业者告诉毒眸，自己在做了一个著名营销事件后，只拿到了两千元的奖金。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人选择离开；一些头部玩家选择将公司股权卖给上游公司、以寻求资本市场“救赎”的机会；也有人坚信，正确的营销价值应该和价格匹配、并未放弃探索……尽管如此，面对这个能“撬动大蛋糕”的业务，尽管收入低、利润空间有限，可探索的增量业务都有巨大风险，但依然充满诱惑，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入局。毕竟，面对市场上永远无法预测的下一个爆款，营销公司们除了开足马力投入到新的“战役”中去，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钱没拿回来就回不了家。”年过半百的王月霞（化名）因投资歌斐创世优选一号基金“失利”，被丈夫赶出家门。至今流落在外的王月霞，在近日与《国际金融报》记者的电话沟通中谈及此事，数度哽咽。　　初见王月霞，是在诺亚财富“照片门”事件主角——韩庆国于2018年12月21日主持召开的歌斐辉山基金投资人维权事件说明会上。　　说明会上的王月霞，形容枯槁，红色毛衣印衬下脸色阴郁，自称把夫妻俩80万元养老钱和向弟妹借的20万元都投进了“踩雷”辉山乳业的基金产品，被提问时显得有些答非所问，眼泪总在干瘪的眼眶中打转。　　依据公开资料，与王月霞同样“不幸”的投资人有225名，其中约有40名投资人向诺亚财富维权，认为诺亚财富“踩雷”辉山乳业之后一直试图“用一个谎言在掩盖另一个谎言”，并质疑其风控缺失、销售违规、合同欺诈，要求撤销合同、返本付息。　　对此，诺亚财富方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公司始终坚持“不刚兑不代表不负责”，未来公司将继续履行职责、尽全力为投资人创造价值。对于任何遭遇金融市场变动，出现风险事件的产品，公司均依法全力推进。　　诺亚财富方面还指出，对于任何恶意发布关于本司及辉山项目不实信息者，公司将采取法律行动，并保留追求法律责任的权利。　　1　　风控形同虚设？　　事件起因是辉山乳业被做空机构浑水狙击，导致诺亚财富全资子公司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歌斐资产”）两只对应基金——“歌斐创世优选一号、二号基金”兑付逾期。　　资料显示，歌斐创世优选一号、二号基金是歌斐资产就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沈阳）有限公司（下称“辉山集团”）和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下称“辉山中国”）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而形成的基金，金额5亿元，投资人为225名，辉山集团实际控制人杨凯对基金的全部义务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韩庆国所在的江苏佳禾食品有限公司（下称“佳禾食品”）出资1000万元。　　据天眼查信息，辉山集团与辉山中国是关联公司，杨凯即是辉山集团的法人、董事长，同时还是辉山中国的法人、执行董事。另据江苏证监局第[2018]43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两只基金基础资产系辉山集团对辉山中国的借款债权。　　因此，投资人质疑歌斐资产在事前尽调“走过场”、风控措施缺失。依据佳禾食品2017年9月15日向江苏证监局提供的一份关于诺亚财富（歌斐资产）汪静波、赵义录音的说明文件，赵义在2017年7月24日上午的讲话中谈到“这个产品（辉山乳业项目），我们拿到的利润只有500万元，如果做尽职调查、风险控制，所需的成本就有400多万元，所以只能引用第三方的数据及报告……”。　　天眼查信息显示，汪静波为诺亚财富实际控制人，赵义为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下称“诺亚正行”）董事，诺亚正行原名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2018年5月16日更名。2018年4月12日，诺亚正行董事备案变更，赵乐峯退出，赵义新增进入。诺亚正行是上海诺亚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佳禾食品代理人韩庆国从证监会摘抄到的，关于江苏证监局对歌斐资产负责歌斐创世优选一号、二号基金尽调的蒋某的询问笔录显示：　　2016年1月，歌斐资产创新业务部投资总监吴某引入该项目，并安排团队的同事开展尽调，收集相关资料（基础证照、基本工商信息、审计报告等），于1月中旬首次现场尽调，与辉山乳业葛坤进行访谈，考察企业，走访当地的供应商。2016年2月下旬，歌斐资产高层彭某与辉山乳业杨凯、葛坤会谈。当年2月底形成完整的项目尽调报告以及PPT版本，包括项目概况、行业分析、初步结论等，供投资决策委员会参考。项目通过后就启动产品法律文本准备及募集流程，2016年3月31日产品成立。　　询问笔录显示，当被问及在现场尽调时，有无看过辉山集团的账务处理，蒋某回答说，“没有，我们查看了《借款协议》和划款凭证。”当被问及公司关于尽调有无相关制度时，蒋某回答说，没有强制的尽调制度。我司会根据私募产品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聘请外部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尽调（FDD）或法律尽调。考虑到辉山乳业是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信息是公开信息，且审计师是四大所，常规认为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所以该项目未聘请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尽调。　　为什么不聘请第三方尽调？韩庆国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第三方尽调可能会基于真实情况写一个真实报告，一旦真实报告出来以后，这个产品就做不了了”。　　记者了解到，私募产品要出尽调报告，但没有明确规定需要第三方尽调报告。国内某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牧云（化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国内整个财富管理乱象丛生，前期尽调也流于形式。如果是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纯粹资金往来而形成的借款债权风险是很大的，很容易出现造假、舞弊等虚假成分。　　刘牧云指出，企业用借款债权融资说明企业很需要钱，投资这类债权将来回收率是很低的，企业的担保能力也是非常弱的，投资人一般是不会购买的。　　此外，江苏证监局对歌斐资产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也明确指出，歌斐资产未对尽职调查中收集的辉山中国合并会计报表相关数据进行仔细审阅，未发现报表中部分数据勾稽关系的明显错误；未对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相关公司股权结构图进行仔细审阅，未发现图中辉山集团的股权结构与实际不符。　　2　　销售涉嫌违规　　同时，投资人还直指诺亚正行销售歌斐创世优选一号、二号基金过程中涉嫌违规：诱导销售、先打款后签合同、向风险不匹配投资人销售，部分理财师向投资人口头表示，“杨凯个人资产足以覆盖这5个亿，你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先给钱再签合同，我的钱打完以后过了两天才到的当地诺亚公司，理财师让我在格式合同多处签了字，签完后我就把合同拿回来了。”投资人陈芸（化名）在2018年12月21日举行的歌斐辉山基金投资人维权事件说明会上表示。　　《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说明会现场了解到，二十多位投资人（包括代理人，统称为投资人）中，有一半举手示意是先打款后签的合同。有部分投资人表示，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陈芸表示，“2017年以前是这样的，我们打完款以后，到当地的诺亚公司，然后理财师把格式合同给我们签，2018年不清楚。”　　那么，投资人为何在没看合同的情况下就先将款项打给基金销售方呢？　　当记者将这一问题抛出时，现场投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表示，“原来是信任诺亚财富的”，“之前也买过诺亚财富的产品”。　　一位女投资人表示，先打款后签合同，一方面是听信了理财师的话，另一方面是通过诺亚“高大上”的宣传对其有一些了解，并逐步信任诺亚。　　韩庆国表示，当时理财师上门推荐时用了“饥饿营销法”，说分给他的额度非常少，要在一两天的时间内把钱款打过去。“我们公司之前买过诺亚的理财产品，当时对诺亚是比较认可的，再加上理财师的饥饿营销，于是就签了。”韩庆国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上述说明会现场，还有两位是第一次购买基金产品的投资人，他们也是先打款后签的合同，王月霞就是其中之一。　　据王月霞介绍，投资歌斐创世优选一号基金是因为同村好友介绍。该产品起投金额为100万元，但王月霞夫妻俩只有80万元，后来向她弟妹借了20万元，凑足了100万元。　　2019年1月10日，记者致电王月霞和其丈夫邱国强（化名）再次求证。王月霞在电话中多次哽咽，她说，“确实是先打款，有个汇款条放在合同上，我再签的字。我把100万元凑到以后，就和朋友一起到了诺亚南通公司，我把卡给理财师，理财师帮我操作把钱转到诺亚账户上，再给我签字，理财师没有读风险事项，我对这个也一无所知。”　　在记者的追问下，王月霞坦言，当初是看中100万元一年到期后有7万元利息，理财师又称“很安全”。　　“出事后，朋友让我找当初对接的姓马的理财师，但这个理财师在基金逾期后就辞职了。后来我就加入了维权群。”王月霞称，“希望100万元本金能拿回来，利息不要了。”　　此外，记者掌握到的诺亚正行出具的基金销售申请受理单显示，诺亚正行向多位稳健性投资人销售中高风险产品，其中风险匹配栏目中明确标注为“不匹配”，涉及歌斐创世优选一二号、歌斐华夏幸福一期二号、海坤二号五期A2、隆鑫武隆一号一期B2等多只基金产品。　　对此，私募基金管理人毕研广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直接证据，可以追究基金销售方的责任，基金销售方涉嫌违规，把风险不匹配产品销售给投资人。　　至于基金销售公司为何向稳健型客户销售高风险产品，毕研广认为，有可能基金销售公司扩大销售了，也有可能投资者没当一回事，如果风险不匹配，投资者完全可以拒绝购买，这是投资者的权利。一般来说，做私募投资要签风险揭示书、调查问卷和基金主合同，理论上说投资人应该是知晓风险的，但是不排除基金销售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出现错配型违规、“暗自兜底”等违规行为。　　诺亚财富在给《国际金融报》记者的回复函中则表示，产品投资风险在基金合同中均有提示，所有投资人也均遵照相关法规确认为合格投资人。　　3　　未决的争议　　除了质疑事前风控缺失、销售过程中涉嫌违规，以佳禾食品为代表的投资人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合同欺诈”。　　佳禾食品代理人韩庆国认为，歌斐资产将“借款债权”包装成“应收款债权”涉嫌合同欺诈，主要依据是江苏证监局对歌斐资产作出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江苏证监局在决定书中明确表示，歌斐资产明知基金受让的基础资产系辉山集团对辉山中国的借款债权，却在基金合同中披露为应收账款债权，未履行诚实信用义务。　　韩庆国表示，“明知”是首要条件，“我认为他们是故意包装成应收款债权的。因为歌斐是专业的第三方理财公司，他们明知道这一块是不能作为应收账款处理的，但是只有应收账款才能打动投资人”。　　“我们通过合法途径调取了一份2016年辉山中国的税务年报，应付款栏目显示是0 ，所以诺亚方面所说的借款就是应收账款是不成立的。”韩庆国称。　　此外，韩庆国还指出，基金合同上由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借款”二字，都是应收账款，“如果合同出现借款两个字，我们自己没看清楚，那是我们的事情”。陈芸也表示，直到江苏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布才知道是借款债权，此前一直以为是应收款债权，签完合同给到投资人的投资指南中也没有提及是借款。　　对此，诺亚财富方面表示，与投资人签署的基金合同释义条款第35条，明确说明 “标的应收账款，是辉山相关主体的资金往来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该条款已经说明应收账款债权为存在于辉山中国与其子公司间资金往来包括借款形成的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4号，下称“《办法》”）显示，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他产生的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同时，该《办法》也列明了应收账款包括的五项权利，其中第五项为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　　因此，诺亚财富方面认为，“借款或提供贷款产生的债权属于应收账款的范畴，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诺亚财富方面称，鉴于本基金最终实际受让应收账款相对应的就是“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活动产生的债权”，底层资产是辉山集团与辉山中国的借款形成的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本基金的投资标的应收账款债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此，韩国庆并不认同，他指出，第五项对应的是金融机构，辉山集团和辉山中国是经营性公司，主要业务不是借贷。不是金融机构，不能适用此条。此外，韩国庆还认为，诺亚财富在玩文字游戏，把前提“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抹掉，单独拿出“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产生的债权”来误导大众。　　刘牧云表示，财务上，国内法规对于应收款债权没有严肃定义，应收款默认的可以说是应收款项，应收款项包含其他应收款项和应收账款。如果合同上签的是应收款项，有可能当时投资人就知道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专业人士给大家挖了个坑。从江苏证监局的行政措施来看，监管层认为是“挖坑”的情况。　　毕研广认为，不能以此认定为合同欺诈。查阅两只基金的备案情况后发现，当时备案的是其他类私募基金，毕研广认为其他类私募基金投资债权或投资应收款都可以的。　　不过，毕研广同时指出，可以说涉嫌违约，确实是玩了文字游戏，至于怎么界定就要看司法怎么判罚了。毕研广坦言，这个事对投资人来说不占优势，因为辉山已走破产程序，投资者就算胜诉，辉山真正能还多少钱、什么时候还都是未知数。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苏证监局作出行政措施之前，歌斐资产曾向江苏证监局出具了一份关于歌斐创世优选一二号基金“应收账款债权”的说明，向江苏证监局详细解释了披露为“应收账款债权”的原由，但江苏证监局依然在监管文件中判定歌斐资产明知借款债权却披露为应收款债权，未履行诚实信用义务。　　江苏证监局监管文件发布后，歌斐资产向证监会提起行政复议，不过此后申请撤销了行政复议。对此，诺亚财富方面表示，监管措施并非行政处罚，其主要是对操作瑕疵进行警示批评。相关材料的笔误，并没有影响内部对于项目的决策判断，也没有影响投资人对风险等级的判断。对此操作瑕疵，公司已经进行监管汇报与内部整改。　　对于撤销行政复议，诺亚财富方面回复称，基金目前仍在处置阶段，任何未决的争议事项可能会影响敏感债权人的资金兑付进程，出于积极推动重整进程，争取对基金投资人有利的偿债安排的考虑，最终决定撤回行政复议。　　事件时间轴：　　2016年3月，歌斐资产成立歌斐创世优选一号、二号投资基金，200多名投资人共投入5亿元。　　2017年4月，两只基金逾期未兑付，投资人向歌斐资产发函，要求就逾期作出解释。　　2017年5月10日，投资人上门约见歌斐资产高层并召开会议，要求歌斐资产披露两只基金尽调报告及投资决策报告。　　2017年8月，以佳禾食品为代表的投资人提起信息公开的仲裁，并向江苏证监局投诉获受理。　　2017年12月，江苏证监局对歌斐资产进行调查，约谈基金尽调人蒋某并形成谈话笔录。　　2018年1月，投资人第二次向江苏证监局投诉歌斐资产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歌斐资产向江苏证监局提交关于两只基金“应收账款债权”的说明。　　2018年7月31日，江苏证监局对歌斐资产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18 年9月4日，歌斐资产向证监会提起行政复议。　　2018 年9月底至10月，投资人向证监会申请作为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并获批准。佳禾食品代理人韩庆国经证监会批准摘抄行政复议相关材料，佳禾食品也在10月提起了撤销基金合同、返本付息的仲裁。　　2018年11月7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投资人申请对歌斐资产相关银行账户进行财产保全。　　2018年11月23日，诺亚财富钻石年会上发生“照片门”事件，随后“照片门”事件主角韩庆国对诺亚财富及相关责任人提起名誉权诉讼。　　2018年11月29日，因歌斐资产申请撤回行政复议，证监会做出行政复议终止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