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刚摇中就交付！杭州一楼盘业主齐刷刷挂牌卖，几个月赚百万？）“学区房西湖国际城，业主急售，现房!有意者私聊!”相关截图12月末，位于三墩北的摇号红盘中国铁建西湖国际城比预期提前一年交付，让业主们喜出望外。就在业主们纷纷感叹“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之际，也有不少投资客业主，尽管还没拿到房产证，却已经迫不及待跑到各大中介公司将房源挂牌出售。西湖国际城现状西湖国际城项目共有7幢高层和10幢洋房，2017年首开16、17号楼洋房。2018年4月杭州正式实施摇号政策后，西湖国际城去年又先后进行了三次摇号选房，分别为：6月1日推出150套房源，均价约2.8万元/㎡;8月4日推出793套房源，均价约2.4万元/㎡;9月10日推出447套房源，均价约2.3万元/㎡。目前，西湖国际城仅剩最后两幢楼未开盘，其余房源都已售罄。作为杭州主城区高性价比的楼盘(与当时周边二手房的差价巨大)，西湖国际城是去年摇号风潮中最耀眼的“万人摇”明星楼盘之一，其中有两次摇号登记人数皆过万。Q先生就是在去年9月份的那次摇号中签的，买到了一套89㎡的房子，这套房子，Q先生是打算留给儿子留学回来自住的。12月27日，他忽然接到开发商的电话，通知他12月29日去收房，“合同上写的交付时间是2019年12月底前，没想到提前1年就交房了。”Q先生还在犹豫要不要提前收房，“听业主群里说，现在虽然工程竣工达到交付标准，但是园林、地下车库这些配套都还要继续施工，万一提前收房了，后期这些配套差强人意，那我们上哪儿诉苦去。”西湖国际城现状相比自住的业主还在为日后的居住质量思前顾后，摇中了这个楼盘的投资客们，却行动迅速、毫不含糊，不但爽快地去收房，而且交付当天就将房源挂到中介了。位于西湖国际城附近的我爱我家一家门店，一位中介经纪人说，别看西湖国际城刚交付，房产证都还没拿出来，来挂牌的房源可真不少，“在我们这边有登记的大概有七八十套房源。”这些房源的挂牌价，也都是冲着“稳赚百万”的目标去的。记者看到，89㎡的主力户型挂出来的房源最多，其中挂牌价最低的一套是315万元(相当于单价3.54万元/㎡)，最高的一套带车位叫价400万元，主流的挂牌价格是320~340万;还有一套131㎡的房源，更是挂牌价格高达620万元。还有一位业主，摇中了两套西湖国际城的房子，两套房子都挂出来打算出售。中介经纪人说，因为小区旁边将引进求是教育集团杭州市星洲小学，在业主们看来，西湖国际城算得上是“学区房”，因此挂出来的价格普遍偏高。中介经纪人解释说，因为西湖国际城的房产证预计要年后开春才能办出来，现在这些挂牌房源都没有实际成交，挂牌价也没有真正的参考意义，“也有购房者来咨询的，但是一看到价格这么高，就没下文了。”西湖国际城现状Q先生作为自住业主，也对投资客们挂出来的价格表示咂舌，“小区边上就是高速和铁路，离地铁站的距离也挺远的，缺点还是挺明显的。”钱报记者在透明售房网上看到，西湖国际城周边的较新商品房小区中，目前学区较好的金地自在城的二手房，上个月签约均价在3.5~4万元/㎡之间;龙湖水晶郦城1月6日成交了两套房源，签约均价分别为2.47万元/㎡和2.68万元/㎡。除了西湖国际城，位于临平山北的中铁九逸也在12月26日迎来了交付，比起原定的2019年9月交付整整提前了10个月。中铁九逸同样也是毛坯交付。中铁九逸现状要知道，中铁九逸最后一批330套房源是在12月3日才刚刚结束摇号的(均价13200元/㎡)，相当于摇中的业主只等了3个星期就房子交付了。从时间上来看，中铁九逸算得上是杭州摇号交付第一盘。不过，相比西湖国际城交付后大量投资客挂牌抛售，中铁九逸的业主来中介挂牌的似乎不多。钱报记者在附近的一家二手房中介房友门店了解到，目前仅有1套位于一楼的中铁九逸新交付房源挂牌，89㎡，挂牌价155万元，折合单价约1.74万元/㎡。中铁九逸现状...

摘要：互联网、GPS、无人机、平板显示器、隐身飞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世界现在和未来的科技成果，都是DARPA曾经的作品。2018年，美国当地时间11月12日，“漫威之父”斯坦·李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这位美国漫画界泰斗级人物，生前创作了《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X战警》等经典漫画，构建起一个影响无数人、庞大恢弘的漫威宇宙。其超级英雄漫改电影在全球狂卷超200亿美元票房，成为世界上运营最成功的超级IP之一。漫威宇宙里，有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神盾局”（S.H.I.E.L.D.），作为正义世界的“科技大脑”，组建了由众多超级英雄组成的复仇者联盟。这些世界拯救者们身上，集成了地球上最先进的黑科技，他们与威胁人类的邪恶势力战斗，保卫着美国和世界的安全。漫威宇宙中的“复仇者联盟”这个带有强烈美国式“英雄梦”的组织，有一个现实中的版本——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承载的使命和创造的传奇，丝毫不逊色于漫画中的神盾局。互联网、GPS、无人机、平板显示器、隐身飞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世界现在和未来的科技成果，都是DARPA曾经的作品。一份60年代的DARPA内部报告中写道：“一系列人类行为研究均与国防相关。” DARPA研究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能让美国人赢得未来的世界军事冲突。这个神秘的组织，与漫威世界里那个将指挥部设在“天空母舰”上的“神盾局”一样，管理着美国科技的最高机密。而连DARPA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以“感知军方未来潜在需求”为创办目的的科研机构[1]，日后会成为人类科技创新最具重要的孵化器之一。01创建DARPA1957年10月8日，尼尔·H·麦克尔罗伊被任命为美国第六任国防部长。这位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前一份工作是宝洁公司的总裁。麦克尔罗伊起初并不太愿意出任这份公职，理由很现实：工资太低。在老朋友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盛情相邀下，麦克尔罗伊终于勉强答应接下这份差事，条件是：可以从宝洁公司请假，但是只干两年。在宝洁的时候，麦克尔罗伊从上门推销肥皂的销售员干起，一步一步做到宝洁公司的行销经理。彼时宝洁公司生产的肥皂，正面临销售低迷的危机，麦克尔罗伊想出了一个主意——在白天的电视节目中插播肥皂广告，这个时间段会有大量的美国家庭主妇收看。投放效果出奇的好，1957年，宝洁公司肥皂年销售额已达10亿美元。[2]麦克尔罗伊，也因此成为全球广告界大名鼎鼎的“肥皂剧之父”。除此之外，麦克尔罗伊还提出了著名的品牌经理制，他提倡的“一个人，一个品牌”制度，将公司雇员变成了全力以赴推广公司产品的经理人，这个制度使宝洁公司的产品遍布全球。这位广告界的传奇人物，骨子里也是一名执着于研发的狂人，巨额的研发投入奠定了日后宝洁产品全球扩张的基础——在他担任宝洁总裁的最后一年，整个公司有70%的利润来源于前12年投资研发的产品。日后的事实证明，麦克尔罗伊把卖肥皂的成功经验平移到国防科技管理上，同样可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跨界客串国防部长的企业家，和一位拥有二战指挥官背景的总统联手，将给日后的人类科技带来深刻的改变。而此时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来自苏联人在太空领域的巨大威胁。在麦克尔罗伊正式走马上任的四天前，苏联发射了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旅行者1号”，消息迅速传遍美国，让美国人陷入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最大恐慌。当时正值美苏核竞赛的焦灼时期，这颗由洲际弹道导弹技术送入太空的卫星，意味着苏联人很快就有能力携带核弹头，穿越半个地球打击美国境内的一切目标。赫鲁晓夫同时施放了另一颗“卫星”，通过媒体大肆宣传“世界的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向世界夸下海口：“苏联拥有所需的各类导弹，可以击中美国和欧洲的任一城市。制造导弹就像制造香肠一样，不断从车间里成批生产出来。”此时正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毛泽东主席，也不失时机的站出来调侃。他在一次会上开玩笑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把人造地球卫星抛上了天，美国人哪怕抛个山药蛋上去给我看看也行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迫使不明真相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最后任期内做出了“赶上苏联”的决定，从1958-1960短短三年间，美国的战略核武库几乎增加了两倍。直到1961年1月，新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总统才发现，美国陷入了一场骗局，“导弹差距”只不过是赫鲁晓夫精心导演的“战略忽悠”。就在艾森豪威尔决定扩张核武库的同时，麦克罗伊尔带来的一个大胆设想。他建议在五角大楼内部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名叫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RPA）。这个机构将负责包括太空领域在内的美国大多数军事高技术研发项目。艾森豪威尔这时正面临另外一个头疼的问题。刚从二战中走出来的美国，聚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但此时的美国军方科研机构山头林立，陆、海、空三军都想当老大，在未来武器研发中获得更多的主导权。作为二战中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深知各军种团结的重要性，他一直力主纠正军种之间重复上马项目造成的资源浪费。当麦克罗伊尔将这份收拢研发权力的计划摆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时，这位总统眼前一亮：知我者老友也。1958年1月9日，就在美国的第一颗“山药蛋”被抛上天的22天前，艾森豪威尔通过国情咨文，正式向全国宣布这个新机构的成立。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今天并不打算对危险的军备竞赛作出判断，然而，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不管他们（苏联）现在怎样，美国打算让他们停住。”[3]创办初期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关注重点都与对苏联人的防御有关，主要集中在航空、弹道导弹防御和核试验探测三大领域。1960年，高级研究计划局将民用航空项目交接给了新成立的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军用航空项目交接给了各个军种。从此以后，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集中精力专注于防御者计划（弹道导弹防御）、维拉计划（核试验探测）和敏捷计划（反叛乱研究与研发）等项目，并开始致力于计算机处理、行为科学和材料科学等工作。通用电气高管罗伊·约翰逊被任命为DARPA的第一任局长。36岁的赫伯特·约克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这位美国最优秀的青年核物理学家，6年前就已经担任利弗莫尔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主导了美国冷战早期一系列的氢弹试验。其麾下的主要干将，也几乎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支优秀企业家和年轻科学家们组成的团队，让DARPA从创建开始就远离官僚主义的缠绕，在秩序森严的国防体系内开辟了一片自由、灵活的创新“乐土”。其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将在日后几十年里，引领美国的军民融合，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史做出卓越的贡献。02DARPA的运行机制成立后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折腾过几次改名，从1958年最初创建时的ARPA，到1972年3月改名为DARPA（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再到1993年2月改名回ARPA，至1996年3月再次改名为DARPA。DARPA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因为他并不从事与具体的研究工作。他更像是一个国家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专门投资和管理一些“高风险、高收益、前瞻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这里，创新几乎没有门槛。年轻的科学家们，可能只需要凭借和局长简短的几句交流，就能拿到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美元计的项目资助经费。而对于人才的选用，DARPA则更是不拘一格。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原本是希腊的一位电梯修理工人，业余时间关注“粒子回旋加速器”一类的前沿科技。正在美国头疼如何防御苏联人导弹的时候，这位“民间科学家”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每年在大气层中引爆数千枚核弹，以在大气层上方造成由高能电子组成的能覆盖全美的“天穹”，可以将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这个听起来像是要毁灭地球的计划，却得到了赫伯特·约克等人的大力支持。这项名为“137号工程”的实验，DARPA不仅郑重其事地给予了充足的研究经费，还组织了一批当时科学界最严肃意义上的顶级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协助克里斯托菲洛斯完成计划。他们当中，有粒子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以及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核武器工程师。日后正是这些人提出了“6 夸克”、虫洞和量子泡沫等概念。其中两人，尤金·威格纳和瓦尔·菲奇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项研究，促使了人类首次电磁脉冲炸弹的试验。2014年，由赵又廷、黄渤等人主演的《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那颗瞬间让全香港断电断水，陷入一片死寂的EMP炸弹，正是这项技术的科幻版本。在DARPA内部，最常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改变世界”。DARPA的主要责任，是不断发现从事“未来”研究工作的人才和新思想，并加速向“现在”转移。其工作重心，不是现有技术的逐步改进，而是技术的革命性创新。DARPA不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所有的具体研发都外包给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高校，或者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防务承包商来完成。DARPA的核心人才，是一支精悍的项目经理团队。这批项目经理大多数由创新意识极强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他们作为整个项目的指挥中枢，在每个项目体系中拥有绝对权威。目前DARPA每年雇佣约120名项目经理，每人任期5年左右。实行任期制的目的，是为了源源不断的引入新鲜的思想和创新活力，杜绝机构的官僚化。这些项目经理，每年负责1000-5000万美元不等的经费，每人管理着一个或多个项目，在经费支配方面拥有非常高的自主支配权。除了统筹协调研发进度外，还负责与应用方对接，完成产品向军方的移交。这种短期任职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时刻提醒项目经理，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来完成手中的工作。信息创新办公室项目经理迈克·沃克说：“感到时间的流失才是核心。这是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动力，促使人们提出建议，构建原型及全部。”和所有的创新型组织一样，DARPA的组织管理极为扁平化。纵向分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和项目经理组成的三级垂直管理机构，横向分为6个技术办公室、3个专项计划及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及7个职能保障办公室。DARPA的创意来源十分多元化，除了鼓励从科幻大片中寻找灵感外，DARPA还会以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征集创意——包括面向社会举办的各类新技术大赛，以及工业日、开放日等活动。除此之外，DARPA还有一批专门合作的智库，如著名的JASON国防咨询小组[4]、兰德智库，以及各军种的科学委员会。研发和咨询统统外包，DARPA只从事最核心的项目管理和投资工作。这种小核心、大协作的运营模式，让DARPA得以成为一个高效运作的机构。军民融合，是DARPA的另外一大特色。DARPA认为，即便是最具有革命性和希望的新观念，只有被整个军队或全社会投入使用，才能“改变世界。”为此，DAPAR建立了基于军事需求引领的军民协同论证机制。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技术转移。作为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准独立机构，DARPA的汇报机制也十分简单。创办之初只需要直接向美国国防部长负责，现在则是向分管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报告，不受来自外部的其它任何部门或个人牵制。这种创新思维超前，高流动、扁平化、小机构的管理模式，也成为日后影响DARPA发展的一把双刃剑。既让DARPA得以成为最高效的前瞻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也常常因为创新理念过于超前，而导致与各军种的现实需求产生矛盾，项目受到军方的阻碍。过于激进的技术创新、人员流动过快，也给后续的持续发展和技术融合带来困难。以至于很多技术半途而废，缺乏后续的推进，日后很难融入现实的商业应用之中。但是我们无法否认，DARPA的模式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在冷战期间，成为引领美国科技创新最耀眼的一面旗帜。那些成功孵化出的作品，也一件件从军方走向民间，从美国走向世界，成为点燃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催化剂。在DARPA的工作动力里，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美国“赢得战争”。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都与战争密不可分。03网络战争如今我们使用的互联网，前身叫做“阿帕网”。“阿帕”，即为当时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缩写ARPA。这个改变世界的发明，源于五角大楼对军事指挥的需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距离全面核战争最近的一次事件。这一年，心理学家J·C·R·利克里德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加入DARPA。DARPA聘用利克里德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名为“C2”的核武器指挥系统。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爆发核战争，总统只能依靠办公室的一部红色座机电话指挥反击。而如果苏联人的核导弹已经来袭，光拨号码就需要浪费掉几秒钟的时间，显然是来不及的。跨界的科学家常常具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作为一名研究“人类听觉神经系统”的心理声学家，利克里德从模拟人类大脑的运行方式中找到了答案。要让指挥命令更快速地下达，首先就必须将控制武器的计算机联网，共同组成一张“超级大脑”。在那个计算机运算能力还不如今天一部计算器，体积却有一座房子大小的年代，这个想法无疑是破天荒的。但利克里德坚持相信，计算机终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的“电子助手”，具备“回答问题、仿真建模、图标演示、举一反三”的能力。协助人类完成更多的“机械性工作”。利克里德还构想了一幅“未来图书馆”的画面。“人们坐在家里的台式电脑前，就可以远程阅读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这个现在早已实现的场景，在60年代初期人们的眼中，就如同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一样，疯狂且大胆。在利克里德抵达DARPA六个月后，写下了一份备忘录，文中提出，建立一种“星型拓扑网络”，来解决计算机之间联网的问题。它让无数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庞大的多用户系统，可以跨平台收集信息并进行整合。这份备忘录，日后被称为“数字革命的第一颗种子”。DARPA对这种革命性的思考方式极为感兴趣。在利克里德担任DARPA信息处理技术处处长期间，整个美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的70%由DARPA赞助，结果DARPA不仅成为网络诞生地，同样也是电脑图形、平行过程、计算机模拟飞行等重要成果的诞生地。1965年，利克里德离开了DARPA，离开之前，他说服了自己的两位继任者——年仅26岁的伊凡·苏泽兰和33岁的鲍勃·泰勒，让他们同时相信“网络”概念的重要性。泰勒就任后，找到当时DARPA的主任查尔斯·赫兹菲尔德申请启动资金，用来尝试在四台不同的大学计算机之间建立连接。赫兹菲尔德当场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四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如果其中一台出问题，是否整个网络都会崩溃？”思维敏捷的泰勒立刻回答：“应该不会，可以在这个系统中植入网络冗余的概念，如果一个节点失灵，在网络中游走的信息就会另择通道。”这次仅20分钟的会谈，可能是互联网早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不止是谈妥了全球互联网技术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互联网最关键的底层技术逻辑——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政权能够完全占领或者控制互联网。最早联网的四台计算机1967年，在鲍勃·泰勒的力邀下，拉里·罗伯茨来到DARPA，着手筹建“分布式网络”。到1972年，阿帕网已经拥有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24个节点。连接这些节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名叫罗伯特・卡恩。日后他与另一位DARPA的程序管理员温特·瑟夫一起，发明了可以让新加入的节点也能同样与旧节点交流的通用语言——TCP/IP协议。罗伯特・卡恩、温特·瑟夫、拉里·罗伯茨、鲍勃·泰勒这一串星光熠熠的名字，后来被世人统称为“互联网之父”。与互联网研究几乎同时起步的，是关于人工智能（AI）的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初衷一样，人工智能研究课题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对不断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突破性创新。20世纪60年代初期，DARPA在MAC计划中尝试加入电脑分时操作技术，开启了最初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而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项目列入DARPA预算，则是到60年代末的事。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DARPA已经成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支持者，并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如自动语音识别和图像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人工智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在一些军事系统上得到应用。DARPA选择的资助对象，主要是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高校。这两所美国顶尖的理工科高校，日后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主要发源地。DARPA不仅支持知识表达、问题解决、自然语言结构等技术的基础研究，也支持专家系统、自动编程、机器人技术和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应用研究。[5]由于人工智能研究涉及科目诸多，且需要大量算法的积累和硬件的突破，发展远远不如互联网迅速。人工智能的研究，在DARPA信息处理技术处的优先级排位里也并不算高，发展至今也是一路坎坷。与DARPA人工智能的研究密不可分的，是机器人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很简单，同样是为了未来战争。日后我们常常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看到人类战士穿戴的各种高科技机甲，和那些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机器人，大多都有其现实的版本。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飞速发展，让美国人感觉到了从东半球而来的威胁。1983年，DARPA成立战略计算项目（SCI），以此提高所有计算和信息处理领域的优势。人工智能成为战略计算项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DARPA想建一张能在战争中自主决策的网。在DARPA的日志里，是这样描述这项计划的：“武器速度和攻击范围的增加加快了战争的节奏，具有固定计算逻辑的计算机愈发无法适应战场决策的需要。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和决策者将被迫依赖人的判断。因此我们需要能够应对这种多变的、不可预测的战争情况的计算技术。而能够在量子水平进行计算的计算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一年之后，施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在好莱坞上映，全世界的观众都从电影院里看到了那张差点毁灭地球的“天网”。1984年全球上映的《终结者》这张现实版本的“天网”并没有建成，1993年，这项耗资10亿美元的计划最终停止。DARPA的结论是：我们还远远没达到SCI计划的技术水平。不管电影是否放大了人类对计算机的恐慌，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用于未来战争，都是DARPA从来没有停止的探索。或许是《终结者》给DARPA研究人员带来了更多的灵感。电影上映一年后，DARPA人工智能的研究（包括杀手机器人）成为战术技术办公室（TTO）聪明武器项目（SWP）的一部分。1999年，DARPA在计算机和通信项目下，设置了智能系统和软件技术的研究科目，目的是为了研制一种能够主动、自主为战士提供各类辅助信息的人工智能系统。进入21世纪后，DARPA开始大力资助机器学习的项目。希望让机器不仅仅能简单模仿人的行为，还能够像人一样自主学习。2000年之后，DARPA开始研制通过对话进行人机交互（HCI）的系统，该系统能从与不同人的对话中学习经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现在天天陪伴我们生活的苹果Siri、微软小娜，还有国内的天猫精灵、百度小度们，都是这项技术的徒子徒孙。2010年，DARPA在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资助深度学习项目（DL），目标是构建一个通用的机器学习引擎。神经网络与传统计算机不同，传统计算机是使用预编程指令处理特定但范围有限的可预知事件，而神经网络的目的是，先从以前经历的例子中学习经验教训，然后再调整适应以前可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通俗地说，这是目前最接近人脑的智能学习方法。深度学习可以完成高度抽象的任务，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检索、自然语言理解等。深度学习技术的诞生，将人工智能带上了一条新的快车道。而这项技术的日益精进，也再一次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忧虑。“机器是否真的有一天会统治人类？”这个喋喋不休的问题，正式从科幻小说走入现实科学家会议的讨论之中。人们开始追问科学家：“我们是否真的已经打开了毁灭世界的潘多拉魔盒？”但是DARPA并没有丝毫停步不前的意思。2018年9月8日，DARPA宣布，计划投入20亿美元开发新的AI技术，这是 “AI Next（下一代人工智能）”计划的一部分。DARPA在一份声明中称，将致力于打造具有常识、能感知语境和更高能源效率的系统。可以预见的是，这项技术将再一次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而对于更远的未来，我们都身处未知之中。唯一确定的是，科技在向前发展，任何人也无法阻挡。正如《黑客帝国》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任何事情都始于当初的选择。”04那些未实现的“黑科技”和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一样，DARPA的项目并不是每个都能取得巨大成功。DARPA收到的所有项目计划书中，有的确实是才华卓越的创新突破，也有相当多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想法。与其说DARPA历史上的成功项目多得可怕，不如说DARPA对项目失败的承受度高得惊人。虽然鼓励冒险、鼓励新想法和容忍失败，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拿到DARPA的资助。DARPA在项目资助资金的审核上，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流程。其战术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帕梅拉·梅尔罗伊认为，“在特别危险的项目里需要考虑投资规模，思考‘疯狂线’究竟画在哪里”。虽然审查严格，但没有任何提案因为想法过于大胆而被忽略。如今再来看DARPA的一些疯狂想法，脑洞之大丝毫不亚于好莱坞的科幻导演。甚至很多漫威和好莱坞科幻电影里的黑科技，都能与那个时代的现实研究对应得上。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是斯坦·李们给了DARPA研究的灵感，还是DARPA给了斯坦·李们创作的灵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一场“人体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热潮。钱学森等人为首的顶尖科学家热衷于此，以解放军507研究所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从全国各地收拢了一班号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研究，期望能从这些奇人身上，找到能“用意念控制卫星”、甚至隔着大洋对敌方进行“致命攻击”的绝招。这场现在看起来颇显荒诞的“超能力”研究，并不是中国人的原创。美国和苏联人从更早时候就开始了这项研究。作为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不为人知的秘密竞赛，一度受到国家最高层的密切关注。这项秘密研究的始作俑者是苏联人。二十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工学博物馆聚集了一批具有“超能力”的“特异功能者”。[6]其中一位叫沃尔夫·梅兴的“特异人”最有名，梅兴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不仅是宣传海报贴满全国的“网红”，还是斯大林的座上宾。这些“特异功能者”经常被克格勃请去“执行任务”。比如，从电视画面中“判读”美国总统和其他要人的健康；以旅游者身份潜入美国，通过“超能力”和自己远在国内的“同事”联络，把搞到的情报发出去；克格勃还曾经试图让“特异功能者”“看”水下的美国潜艇，以及发现燃料加注基地等。EA公司于2001年发行的《红色警戒2：尤里的复仇》，以苏联的“特异功能者”作为故事蓝本20世纪70年代，DARPA委托兰德公司评估“美国与苏联在超自然现象方面科学与技术研究活动的实质性差异”。换句话说，DARPA开始插手“精神力研究”。[7]为此，DARPA煞有其事的花费了数百万美金，试图招募一批具备心灵感应能力的人来进行远程间谍活动。甚至秘密筹建一所类似《X战警》中的泽维尔天才学校。DARPA期望，这批特异功能者可以通过折弯汤勺，来折磨克里姆林宫里的苏联领导人。DARPA还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过一种“机械战象”，不知道研究者是否受到中国《三国演义》中“木牛流马”的启发。这种为了帮助越战中的美军穿越热带丛林，运输战争物资的机器人，可以穿越山区、沼泽、小溪甚至河流，沿着狭窄蜿蜒的丛林小径以及陡峭的山坡运送人员货物。后来这项发明被时任DARPA主任的埃贝哈特·莱克廷叫停，理由是“脑洞过大，会严重影响DARPA在国会的信誉”。1980年上映的《星球大战5：帝国反击战》中，有一款可以运输40名冲锋队员的AT-AT全地形装甲步行机，正是这款“机械战象”的科幻版本。星球大战中的AT-AT步行机这款全地形步行机器人，涉及到极为复杂的机械设计和控制技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DAPAR并没有停止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1992年，马克·莱伯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Leg Lab实验室里创办了波士顿动力公司。这家致力于仿生机器人研究的科技公司，日后将在世界机器人科学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著名的项目“猎豹机器人”，正是在DARPA的资助下得以开展。DARPA资助的猎豹机器人项目《钢铁侠》电影中，托尼·斯塔克在自己的胸前安装了一个“方舟反应堆”，这是一个迷你可控的核聚变反应堆，可以为自己的钢铁盔甲提供源源不断的充沛动力。而这个小到可以拿在手上的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也曾经在2009年，正式进入DARPA的研究目录，并获得300万美元的研究预算。钢铁侠的“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以上仅仅是DARPA各种惊世骇俗研究中的冰山一角。据非官方统计，DAPAR成立六十年的历程中，失败的项目占比高达98%。虽然很多项目因为现实条件不具备而胎死腹中，但是DARPA对美国科学进步的最大贡献在于——即使这些项目暂时失败，所积累的经验和沉淀的有价值的技术，也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DARPA国防科学办公室现任主任斯蒂芬妮•汤普金斯曾说：“如果失败是因为你愚笨懒惰，那不可原谅，好在这种情况在这里不太常发生”。DARPA鼓励“正确的失败”，并尽可能总结出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愿望总是美好的，但实际上，DARPA自己并没有做好这项工作。由于项目经理流动太快，很多项目都来不及写出详细的总结报告。这也成为近年来美国国会和军方对DARPA模式提出质疑的一大原因。但这些精英项目经理，即使离开DARPA，也能成为新的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DARPA的研究从来不立足于眼前，而是着眼于未来。与其说DARPA在资助天才的科学家们进行一项项疯狂的研究，不如说支持着他们探索未知的世界。这些向未来世界的探索，会将我们带向更加自由，还是更加禁锢？我们犹未可知。《变形金刚》电影里，擎天柱曾经说：他们是原始的种族...难道我们不是吗？他们还年轻，需要不断学习！但是他们有优秀的品质，自由是所有生命体拥有的权利。……05中国的“DARPA”中国类似DARPA职能的机构，有人认为是国防科工局，也有人认为是中央军委新成立的科技委。现在的国防科工局，组建于2008年3月。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这个“新国防科工委”，属于政府序列。而另外一个常常容易被大家混淆的“国防科工委”，则原属军队序列，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1982年由军队序列的国防科委、政府序列的国防工办和军委科装委合并而成。在1998年3月机构改革时，一部分职能划归军方，改组为解放军总装备部。另一部分职能则并入新组建的“国防科工委”。简单地说，1998年机构改革时，中央将原来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剥离，连同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一起打包合并，成立了新的国防科工委。2008年又在此基础上，改组成立为副部级的国防科工局。原来的五大军工总公司，1999年改组成为十大军工集团，自此轻装上阵，离全面市场化又更进一步。而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以及日后的国防科工局，则承担着管理、协调、统筹十大军工集团的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百科词条上写道：“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涵盖核、航天、航空、兵器、船舶、电子六大行业，肩负着强军和富国的双重使命。国防科工局具体负责组织管理国防科技工业计划、政策、标准及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监督。”从国防科工局的对外文件中可以看出，该局同时专注于先进工业技术的研究和国防基础研究的计划管理工作，并承担着推动军民融合的重大职责。目前国防科工局的科研支持专项计划中，包含基础科研、技术基础、配套科研、民用航天等若干专项。国防科工局基础科研专项“十三五”主要计划范围将国防科工局视作中国的DARPA，显然是低估了国防科工局的职权功能。与DARPA更多专注于未来前瞻性科技的孵化不同，中国国防科工局更专注现有工业技术基础能力和国防科研总体能力的提升。目前国防科工局共设有17个司、局，以及12个局属单位（中心），并在各省市设有地方工办，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设置。与DARPA定位轻、快，鼓励冒险、追求创新的扁平化运营模式不同，国防科工局的任务，是需要扎扎实实地提升中国的基础科研能力。这也直接反映出中美现阶段科研风格的巨大差异。DARPA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集中投资和孵化着最具前瞻性的科技，探索着世界科技创新的未知领域。而中国科研仍以补课为主。跟随研发的同时，补齐中国工业存在的短板。突破性的创新尝试，则暂时分散在各大院所和高校内部。相比国防科工局的重任在肩，另一种声音则认为，2016年，新一轮军改中成立的军委科技委，看起来似乎更有“中国DARPA”的气质。国防科工局和军委科技委，一个代表乙方，一个代表甲方。所处立场不同，工作方式自然也有差异。2018年，军委科技委成立一支快速响应小组。根据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公告显示，快响小组成员共6名，平均年龄36岁，最年轻的仅为29岁，全部为博士学位，分别拥有空间机器人、先进制造、智能控制、项目管理等各学科领域的专业背景。而公告中对快响小组的工作方式描述为：“快响小组每月组织一次为期5个工作日，针对1-2个商业技术领域的实地调研，主动发现或积极受理具有现在军事应用价值的先进技术，并视情邀请军兵种相关人员开展应用策划和需求对接。对合适项目，由组长和专家组形成现场评估意见，与有关单位草签合同，返京后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周期通常不超过12个月。”根据“快响小组”发布的首批7项需求来看，主要集中在配件、耗材和软件方面，大多是与现有武器装备配套直接相关的零部件。与DARPA充满科幻感的研究计划相比，“快响小组”发布的技术需求显然要接地气许多。但是凡事总有开头，能够跨越重重繁复的审批流程，搭建起“军品民采”的直通车，已经在推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做了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在快响小组首批需求发布的三个月内，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仅仅100天后，就在深圳与14家单位签订了首批项目合同，总金额达到1156万元。没有管理创新，就没有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从历史进程中寻觅踪迹，军工历来是集中体现人类管理智慧的领域，是一个集合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程等多学科知识的载体。现代项目管理起源于国防领域，经过几十年发展嬗变，又以全新面貌服务于国防。新中国的国防科研体系从创办初期，同时带有美苏模式的双重印记。一方面承袭了苏联的部分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以钱学森为首的一批留美科学家归国，为新中国科研体系的创建打下了第一根桩。1956年10月8日，由钱学森挂帅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个比DARPA还早两年成立的国防科研机构，日后开枝散叶，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和航空航天事业的最早发源地。目前中国的国防科研管理体系，正是以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为基础，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不断创新求变。历史经验显示，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后盾，科技创新则无从谈起。正如领导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所说：“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脊梁，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如今，中国的国防科技科研管理体系，正在历经新一轮的组织改革。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历经70年的卧薪尝胆，到了破茧成蝶，创新之花不断绽放的时候。中国是否需要一个像DARPA一样的组织来集中孵化创新，这只是一个形式上可以探讨的问题。而更深刻的思考在于：什么样的组织方式，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06未来在2014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DARPA局长阿拉蒂·普拉巴卡尔讲到：“我们仍然面临着空前机遇，那就是以特定的方式推动技术进步，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我们研读2018年DARPA的研究计划。从227个在研项目中[8]，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轮廓。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BTO）的工作重点，是利用工程和信息科学的进步，来推动生物技术的重塑。其研究项目中，不乏神经技术、兼具预防和治疗的自动诊断技术、生物控制、人机接口、人因绩效、生物工程材料、疾病预测、安全基因、传染病及合成生物学这一类革命性技术。国防科学办公室（DSO）则负责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一系列高新技术，转化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颠覆性技术。其中包括：高效科学仿真加速计算、原子级技术、化学武器的分解与销毁、机器深度学习、极端光学和成像、飞行机器人、光子探测、太赫兹、量子技术、Z战士、超级材料合成等等。信息创新办公室（I2O）开发改变游戏规则的信息科学和技术，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信息优势。其在研项目包括：主动网络防御、多尺度异常检测、大数据搜集和分析、自适应软件系统、计算机仿真在线社交行为、人机交流技术、安全软件、透明计算、高可靠度语言自动转录、利用智能手机对作战人员进行健康分析等等。微系统技术办公室（MTO）通过在微处理器、MEMS系统和光学器件领域的投资，为美军的战略突袭创造机会。近年来，这个办公室一直推动者半导体材料、高性能集成电路、相控阵雷达、高能激光器、红外成像等领域的创新，帮助美国建立和保持巨大的技术优势。战略技术办公室（STO）则致力于开发作为网络支撑作战的技术，以提高军事效能和适应性，并降低作战成本。其重点领域包括：作战管理、指挥与控制系统，通信和网络，情报、监视与侦察，电子战，定位、导航与授时，基本战略技术和系统。战术技术办公室（TTO）将负责陆、海、空、天领域的全新革命性作战平台，即战术武器装备。目前在研的项目包括：座舱内机组人员工作自动化系统、反潜战持续跟踪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空天飞机、小精灵无人机、地面X战车、无人机航母、高超声速武器、磁流体动力爆炸弹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机器人、太空监视望远镜、垂直起降飞机、进攻性蜂群战术等。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出现了“以军带民”到“以民带军”的新趋势。不仅有以硅谷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新思想、新概念、新创意大量来自中小企业，甚至个人。特朗普上台之后，更加重视以硅谷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成立了以他女婿库什纳为首的白宫创新办公室，推动美国新一轮的创新机制改革。新时代提出新要求，DARPA“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必须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联动起来。2017年，美国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了名为《重组国防部采办、技术与后勤组织和首席管理官组织》的改革计划，包括DARPA在内的国防部内三个准独立机构将被降格，划归分管科研和工程项目的国防部副部长领导。冷战时代的阴云已经散去，科技研究不再充满血腥味道。那些超级大国争霸留下来的科技财产，已沉淀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生产力。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的当下，DARPA和他的同僚们，已不再如往昔那样的神秘莫测。他们所探索的前沿科技，不再只是存在于好莱坞科幻大片里，而是一个又一个地走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许终有一天，DARPA会结束他的历史使命，他所创造的那些经典科技作品，将和好莱坞的传奇电影一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谈资。但是科学家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人类还存在，创新就没有终点，科技就没有结局。参考文献：[1] 安妮·雅各布森著，李文婕\郭颖译《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2017[2] 于川信\刘志伟《军民融合：DARPA创新之路》，2018[3] 刘作奎《冷战缔造互联网》，2002[4] 蔡文君《美国国防科技决策背后的神秘力量——JASON国防咨询小组情况分析》，2017[5] 朱鹏飞《DARPA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四个阶段和五大领域》,2017[6] 卢清龙《解密前苏联的“特异功能”研究》，2013[7] Mark Strauss著，Jerrusalem译《DARPA：真实版神盾局的10个疯狂科学计划》，2014[8] 张修社主编《2018年DARPA研究计划聚焦》，2018...

18年的圣诞节，往年都是广州恒大占据头版头条，然而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却将另一家中超俱乐部背后的投资集团顶上了风口浪尖。那时可能谁也想像不到，就在15天之后，也就是1月9日，天津权健的牌匾正式被拆除，中国足坛再无权健，同时新托管成立的俱乐部已经获得批准，只待1月12日后中国足协的准入公示。1月9日下午，坐落在天津河西区的权健足球俱乐部走进了几个工人，开始对俱乐部主体建筑的外围进行施工，天津权健字样被摘除。同日上午，坐落在天津市河东区的权健青少年培训中心也将权健字样以及队徽拆除。从12月25日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将权健顶上风口浪尖，到权健相关标志被拆，仅仅15天，传销帝国、足球巨鳄轰然倒塌，速度之快令人唏嘘。据了解，权健俱乐部托管至天津足球协会后更名的天海俱乐部已经获得中国足协的批准，1月12日后中国足协将对获得准入资格的俱乐部进行公示，天海俱乐部如无意外将会出现在名单之内。另外，此前曾有消息称权健内部欠薪，实际上为前任管理者留下的历史问题，欠下的则是几位老将的签字费。由于中国足协严令打击签字费，这几名老将也肯定很难拿到这份钱了，俱乐部其他欠款问题均不存在，因此天海俱乐部进入19赛季中超没有任何问题。...

摘要：高频交易战是一场信息与时间的战争，以最快的时间获得最早的信息是制胜的关键。高频交易是如何赚钱的？高频交易的前提是：股票交易由人转为由计算机完成，实现完全自动化。在金融二级市场中，一次传统的交易行为，会涉及三方：投资者（出钱的人）、经纪商（投资者和公开市场的中间人，即常说的broker/dealer）和交易所（有资质的股票交易平台）。投资者通常想大量买入/售出股票，比方说，给经纪商下达购买10万股微软股票的指令。这10万股股票往往会分散在多个交易所中，比方说，A交易所有1万股，B交易所有5000股……而经纪商要做的，就是在最低的价格下，将这10万股股票从各个交易所中全部买到。信息的传输需要时间。经纪商在下单的瞬间，下单信息的传递从A交易所到B交易会有时间差。此时，高频交易员套利的机会出现了。高频交易员事先会在每个交易所都放出小额的买卖订单（通常只有100股），通过这些小额订单，试探市场上的投资者的买卖意愿。比方说，一旦投资者购买了高频交易者在A交易所放出的的100股微软股票，从而被试探出是一个买家，高频交易者就会迅速买走市场上其他交易所剩下全部的9.99万股股票，然后抬高股价再卖给投资者。这笔套利行为，对高频交易员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可以确定市场上有买家。高频交易流程示意图如何确保高频交易员们放出的小额订单，在所有订单之中最先被交易（从而让他们最早获得交易信息）呢？这就涉及到交易所和高频交易员的灰色交易。通常情况下，交易所会对来此交易的经纪商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平台的使用费用。但是，一些特殊的交易所，不但不会收费，反而会对前来交易的经纪商给予补贴。由于经纪商的交易算法设计，会自动化寻找价格最优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交易所里的订单就可以保证会被优先交易。一个个交易所就好比是高频交易员们钓鱼的鱼池，如果其中某个鱼池的鱼饵特别肥美，订单自然会被优先吸引到那个鱼池。可想而知，高频交易公司会支付给这些特殊的“补贴交易所”一定的费用，但这些费用与他们从投资者处套利赚来的相比，九牛一毛。高频交易的核心技术1. 计算机算法高频交易战打的是时间差，以最快的时间获得最早的信息。高频交易员们无须获得全部信息——只要捕捉到买卖意愿即可。老练的高频交易员，可以通过订单从一个交易所向另一个交易所传递的时间差，来识别股票的经纪商。一旦定位到股票的经纪商，再根据这个经纪商历史的行为模式，只要有足够的数据输入，就可以计算推断出整体的订单量与对方可接受的最高/最低风险价格。2. 远程通信买卖信息在市场各方之间的传递速度是高频交易成功的命脉。带宽、信噪比、传输媒介、传输路线、接入点的位置、信号中继器等的设计，都决定了高频交易公司能否掌握第一手的最快信息从而套利。美国延展网络公司就靠着一条比其他通信公司更短、更直接的连接交易所之间的线路，从高频交易公司中赚取了大笔财富。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论问题。最初，并不是所有的高频交易公司都愿意以高价来购买昂贵的高速线路，然而，一旦有一个高频交易公司购买了，它便会拥有市场上最快的信息获取速度，而其它的交易公司就完全无法获利。由于担心被竞争对手占据优势，最终，所有的高频交易公司都会想方设法购买最快的线路、最近的设备地址，无论成本多高。高频交易对市场的影响高频交易是不是道德的？在知名作者Michael Lewis看来，显然不是。股票的套利买卖本质上不提供任何实际的价值增值，反而会造成市场上股价的异常波动，让投资者丧失信心——不管其背后的技术多精尖、速度多迅猛。正如那位年老的证交会官员所说：“如果他们不是真的想下单，那他们就不应该下虚假订单。”然而，高频交易时代，计算机算法带来的自动交易，确实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提高了流动性；同时，交易的买卖价差也大幅减少，由原先的1/6减少到1/100。专业名词解读金融二级市场：以交易为目的的市场，提供流动性（liquidity），同时也有价格发现（price discovery）的职责。暗池：dark pool，在交易所之外的可以进行交易的交易平台（场外交易），信息透明程度低。一般由获得资质的大投行开设。本书指明，暗池提供了经纪商（投行）也可以在高频交易中分一杯羹的可能性。买价与卖价：买ask，就是要买股票的价格；卖bid，就是要卖股票的价格。股票套利的基本思路就是：低买高卖。附：相关书目推荐CFA一级教材（Equity部分）Broad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第10章）高频交易员（Michael Lewis著）...

米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米多财富”）官网发布三期产品净值可能归零事件引发市场关注。其背后，是曾受市场热捧的九鼎集团（430719.OC）定增项目。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上述基金是通过认购信托计划中间级份额参与的九鼎的定向增发，在九鼎股价大幅下跌后，已亏完劣后级份额，亏到中间级份额净值归零。受访人士猜测，投资人大概率会选择延期一年的方案，而不会选择净值清零方案。1月9日，九鼎集团的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九鼎集团或九鼎的任何公司在米多财富中没有任何股权和关联关系。”同时否认市场传闻九鼎集团可能参与处理定增后股价大跌，回购股份的传言。目前新三板基金产品价值严重缩水不只是个案。净值归零风波2018年12月29日，米多财富在官网发布的三则沟通函显示，米多财富分别于2015年6月2日、9日、15日成立了米多资产-九鼎投资定向增发投资基金1号、2号、3号，期限均为6+6个月。上述基金成立后，全部资金投资于“重庆信托-九鼎共赢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A类次级份额（中间级），该信托计划以20元/股的价格购买新三板上市公司九鼎集团定向增发的1亿股股票，共出资20亿元。公告称，投资人可选择延期一年或按目前价位退出。值得注意的是：若选择退出，扣除优先级本金和利息后，三款基金产品净值均归零。同期，共19只资管产品参与九鼎百亿定增，目前都浮亏严重。2015年九鼎以定增价20元/股，定增5亿股，募资100亿，这次定增将九鼎推向千亿市值。据当时的公告披露，共有22名投资方参与，包括19只资管产品和3名自然人。经过转增后，持股成本约7.33元/股。2018年3月27日，九鼎集团复牌，而复牌之后，股价一路下行至0.8元/股。多米财富公告指出，目前归属于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76元每股。1月9日，韬韫投资合伙人张润告诉记者：“该基金是通过认购信托计划中间级份额参与的九鼎的定向增发。”新鼎资本董事长张弛表示，“重庆信托-九鼎共赢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分级基金，分级基金在2015年、2016年A股定增时比较普遍，很多劣后资金在股市大跌后目前已清零，不过，由于新三板流动性不好，分级基金在2015年偶见，在新三板并不多见。如果是平层基金部分投资人不会亏得这么多。张弛介绍，遇到极端情况，这类分级基金一般的处理方式是，管理人把优先级资金买回来，自己成为优先级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让劣后级资金定期补一部分优先级资金的利息，让产品继续存续下去，不让产品结束，等待更好时机。九鼎回应无关那么，作为标的九鼎集团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张润表示，由于九鼎的股价大幅下跌，股东损失惨重，这对九鼎的品牌形象甚至业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至于九鼎是否会回购股份，或以什么价格来回购股份，一是要看当时在投资的时候是否与九鼎或其股东签署了相关的对赌协议，二是要看投资人和九鼎目前的博弈。”按照行业惯例，定增资金与上市公司实控人之间签署“抽屉协议”是行业惯例，但并不意味每一项定增都存在这一类协议。1月9日，一位九鼎集团的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米多财富的那些产品是市场化的产品，跟我们公司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公司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回购。”不过，公开的资料显示，九鼎集团与米多财富并非毫无关联。公开资料显示，前述3只基金管理人为米多（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米多资产”），米多财富持有米多资产99%的股份。米多资产旗下多只基金参与了九鼎及其关联公司的投资。根据米多财富的介绍，其于2014年9月成立，是国内领先的财富管理平台，是通过独立理财顾问（IFA）为中产阶级及以上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的创新型平台。有报道指，米多财富共进行过两轮融资，A轮融资1000万元，投资方为国科嘉和、九鼎投资；B轮融资1.47亿元，投资方为卫星石化。九鼎集团现任总经理黄晓捷以自然人股东身份持有米多财富7.45%股权，实缴出资额552万元。此外，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米多财富大股东、法定代表人王晰与九鼎集团现任总经理黄晓捷还以自然人股东身份共同投资北京资立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记者联系米多财富了解最新情况，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对于新三板基金净值可能归零一事，业内人士忧心如焚。1月9日，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表示：“虽然这是新三板基金产品价值严重缩水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可能不会只是个案，很多新三板的基金产品目前都面临严重亏损和无法退出的双重风险及压力，其中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新三板整体流动性太差，导致绝大多数公司估值低且无流动性；二是公司自身业绩不如预期甚至大幅下滑；三是基金产品在设立和投资时盲目乐观导致产品期限短及自身成本过高。如果新三板的流动性迟迟得不到有效提升，新三板基金产品的雷将会越爆越多。”...

“徘徊着的，不安着的；向前走，就这么走……”有人用《平凡之路》中的歌词形容消费金融行业在过去一年的境况。消费金融行业经历了怎样的一年？有消费金融行业从业者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自己从年初“笑”到了年末；亦有从业者直言站在了生与死的边缘。不同答案的背后，正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平台、银行、信托、保险等市场不同参与者的切身感受。群雄逐鹿，谁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谁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谁又能在选准路径后厚积薄发？回首：阵痛与“大跃进”“2018年是比较友好的一年。”一家规模中等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负责人王桦告诉记者，随着监管靴子的落地，他们终于摆脱了“非正规军”的冲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王桦口中的“监管靴子”，是指2017年12月1日，央行联合原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即“141号文”)，要求经营放贷业务的组织和个人，需取得经营放贷业务的资质。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控等核心业务外包。“助贷”业务应回归本源。在141号文下发前，现金贷被视为消费金融行业的“火车头”，不少第三方平台与持牌金融机构进行“联合放贷”，并承担着核心风控的角色。2018年，随着141号文逐渐落地并“发威”，这样的“和谐”局面开始不再。部分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平台陷入了困境——作为“金主”一方的持牌机构相继压缩资金输入，限制平台放贷能力。“行业经历了阵痛期，主要体现在之后监管对资金使用的限制增加了，如地域、年龄、性别限制等，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授信额度相较2017年并未减少太多，但额度使用率却有所下降，比如同样是1亿元的授信，2017年可以充分释放给商户，2018年可能就释放出1000万的消费金融贷款。最终牺牲了用户体验，覆盖度变得很窄。”即科金融COO黄琛对此感受颇深。即科金融旗下有“即分期”产品，主要提供各类线上/线下商户的分期付款服务，专注于医疗领域，目前合作的商户超过5000家。黄琛的感触是，2018年整体资金供给面在收缩，银行等机构在很多时候不敢放款；而第三方平台与持牌机构、商户之前打造好的一套模式，几乎被推翻重来。但总的来说，经过又一年的磨合，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都能够很好的适应，他们在监管加强后很快就找到新的平衡点，继续“跑起来”。王桦透露，141号文之后，包括即科金融在内的多家第三方平台开始谋求转型——金融科技成为合规下的一个准确定位，平台与持牌机构的合作以技术输出和导流为主要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持牌机构，在通过141号文获得更合规、发展空间更大的市场时，也借力金融科技平台的合作开放，开启了消费金融“大跃进”模式。其中，以云南信托、外贸信托为代表的多家信托公司持续发力消费金融；保险公司也以“履约险”的形式布局消费金融领域；银行作为消费金融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快速扩张的信用卡业务进一步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发展。“部分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则通过增资补血、开辟新的资金渠道等手段，降低杠杆率，确保达到监管要求。”王桦告诉记者，2018年持牌消金公司的一大发展亮点便是行业爆发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增资潮”，在实现合规发展的同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也在不遗余力地抢夺市场。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2月至今，已有10余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披露增资消息。目前增资后注册资本最高的是捷信消费金融，达80亿元人民币；增资幅度最大的是招银消费金融，今年4月，招银宣布将注册资本由8.59亿增至28.5932亿元人民币；马上消费金融则由17.9亿元增至40亿元；长银消费金融也拟将注册资本从3.6亿元增至10.5亿元。对于持牌机构来说，2018年的“友好”还表现在监管持续释放的一系列利好。“去年监管层发布的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明确了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也明确了监管对消费金融行业风险可控以及发展质效的关注。对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来说，是发展关键期的一场‘及时雨’。”长银消费金融董事长张玉萍告诉记者，政策导向对于消金行业发展是明确利好。与此同时，2018年10月成立的“中国银行业协会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也对行业健康、有序、规范、持续发展意义深远。在消费金融牌照的发放上，虽然监管依然比较谨慎，但牌照数量仍在增加。记者注意到，2018年已有两张消费金融牌照获批，分别是金美信消费金融和中信消费金融。光环褪去 风险潜藏“总体来看，在行业层面，经历了监管对P2P、现金贷的整顿，以及打击恶意逃废债的成效，消费金融市场整体逐渐回归有序，整个社会征信体系更加完善；金融从全面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到现在向稳杠杆过渡，从资金面上来说也回归更为有序。”马上消费金融CEO赵国庆在谈到过去一年发展时，强调回归有序。但在市场需求刺激下的“大跃进”式扩张中，消费金融参与者的短板和风险也被逐渐曝出。一方面，从营收及利润的角度，持牌消金机构之间依然差距较大。据融360统计，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最高的为招联消费金融6.04亿元，其次为马上消费金融的3.66亿元，而苏宁消费金融则由盈利转为亏损。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共有5家持牌消金公司收到7张罚单，被罚原因包括存在以贷收费行为；贷前调查、贷时审查不到位；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另一方面，第三方平台的金融科技实力尚未得到有效验证。“虽然很多平台都号称自己具备金融科技服务或输出能力，但是真正具备这些能力的平台数量极少，甚至阿里、京东的消费信贷产品都很难走出自己的生态圈，金融科技服务的难度可想而知。”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直言，目前大部分玩家的金融科技实力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而在王桦眼中，2018年还需重点关注的风险在于长租公寓领域的“爆仓”，渠道风险的爆发让场景消费褪去最初的光环。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宁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由于业主、租赁公司、及租客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本来合规的‘租房分期’容易被租赁公司利用，成为‘套路贷’，具体表现在，对业主隐瞒信息，保理融资；对租客，利用上下游账期差异，占用沉淀资金；部分‘放贷’机构的‘纵容’等等。”陈嘉宁认为，长租公寓事件的爆发，正是市场尚未成熟的表现。与风险并行的是值得期待的市场前景，2019年会有哪些新的发展亮点？包银消费金融产品及IT负责人郑晓斌认为，接下来消金行业会沿着规范化的道路稳步发展，不同参与主体由于资源禀赋、战略选择及执行力等方面的差异，会继续分化，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将进一步加强，客户场景入口的争夺加剧，场景化将成为消金发展的重要趋势。王桦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便现在从监管到机构层面都在强调场景化，但消金后续的发展应该是‘去场景化’。因为真正的风险其实在于C端用户的信用风险，给用户多少钱去买某个物品，只是一个载体，并不能真正体现用户的风险水平。”更为谨慎的态度，则是多名消金行业从业者在受访中的一致观点。“需对韩国、台湾之前爆发的卡债危机引以为戒，虽然现在我国人均持有信用卡数量不超过1张，但消费信贷发展水平却在前列。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下降，而短期消费贷款增速大幅上升。2017年1月，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9.9%，至2017年10月已增至40.9%。”一名华北地区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何防控多头借贷，并引导消费者合理负债，依然是整个行业亟需解决的难题。（应受访者要求，王桦为化名）...

生命仅值一张照片吗？今年3月，一对叫Vishnu和Meenakshi Moorthy的年轻夫妇在Instagram上贴出了这个问题。这对夫妇来自印度，但一直在硅谷生活工作。他们是软件工程师和旅行博客写手。该张图片中Meenakshi坐在大峡谷的一块岩石边，配文为：我们很多人，包括你的真爱，都是敢于尝试站在悬崖与摩天大楼边缘的粉丝......，我们的生命真的只值一张照片吗？10月他们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240多米的高处摔下身亡。那时他们正站在悬崖边缘，很大可能是在为发Instagram拍照片。Moorthy夫妇的童话生活以悲剧而告终，但他们的故事却成了全球抵抗社交媒体声誉日渐增长且危险的趋势的一部分。在过去8年里，在寻求与死亡对抗情景的人们中产生了一种亚文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粉丝的追捧、并吸引更多的粉丝关注他们。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2011年，一个名为Tom Ryaboi的加拿大人在多伦多的一幢高楼边缘悬晃着脚，并垂直向下拍了一张图片。他将该图片发布在Flickr、Reddit及500px等图片分享网站上，照片迅速走红了。Ryaboi给该图片取名为“我会让你出名”。但反而这张图片让Ryaboi名声大噪，更推动了“爬楼摄影（rooftopping—人们尽其所能爬到高楼或高塔等高处上拍照）”现象的传播。“爬楼摄影”作为侵入城市隐蔽的分支已存在数年。但社交网络将其从个人刺激感的追求转变为公共摄影与录像。肾上腺素激增是此转变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则包括获得点击率、点赞量、吸引关注者、甚至获得报酬等。随着“我会让你出名”图片的走红，社交媒体新星“超胆侠”诞生了。2014年，Vitaliy Raskalov和Vadim Makhorov爬上了上海中心大厦，并在GoPro上发布了视频，该视频现已有超过7300万的点击量。在那之后，新生代的Instagram、YouTube及其他社交平台的用户都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去拍摄那些令人惊心的危险绝技照片及视频。土耳其一项媒体分析报告显示：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冒险去拍图片及视频造成的死亡及受伤人数大约翻了三倍。危险绝技有很多种形式，如高楼上或悬崖边摆姿势；在火车、汽车或摩托车上下，里或边上做各种鲁莽的行为；与野生动物互动；各种危险的愚蠢行为；狂吃行为等等。很容易将这种趋势归为年轻人的鲁莽与愚蠢。但有些图片真的是美得惊人。比如俄罗斯模特Angela Nikolau在Instagram上发的照片与视频之所以令人惊叹其之美，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中的危险。如Nikolau一样，很多冒险者都经验丰富，技巧熟练。但他们的一些模仿者就不是了。死亡人数上升一项发表于《家庭医学与初级护理杂志》(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上的研究发现：2011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约有259人死于自拍。记者对该报告进行了深度报道，但该数字可能会产生误导。心理学家及作家Tracy P. Alloway表示：数字中的很多人并不是社交媒体的重度冒险者或有轻度倾向的冒险者，而是在自拍时意外死于事故中的普通人。事实上维基百科存有一份在自拍时死亡或差点死亡的人的名单，其中大多数死亡的人并不是社交媒体重度冒险者。举个例子，一个叫Prabhu Bhatara的印度人在参加完婚礼后回到奥里萨邦的家中发现了一只熊。他不顾朋友的建议就以那只熊为背景开始自拍。悲剧的是他被熊咬死了。这样的事例就被加进了“自拍致死”的数据中。但是Bhatara并不是社交媒体刺激的追求者，他只是一个做出了不幸选择的普通人。同样，很多常为社交媒体冒险的人也并不是在自拍，也许他们就是被他人拍照的模特。这类别的死亡也不应被归于自拍致死。自拍致死的数据都是基于媒体报道的，而有些自拍致死事例却并未被报道。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年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冒险的社交趋势，只知道死亡与受伤人数在不断上升。所以自拍致死的研究仍是这一趋势的合理代表，也是获取数据的最佳来源。自拍致死的主要原因是自拍时溺水，其次是运用交通工具（火车汽车等）自拍，以及高空自拍坠落。社交媒体冒险文化因国家而异。全球自拍致死一大半的案例都发生在印度。排名第二第三及第四的国家则分别是俄罗斯，美国及巴基斯坦。大多数自拍致死的印度人都是尝试在高处拍照时摔落死亡的。其他很多死亡案例是由于“火车漫游（train surfing）”，这是在印度非常火的一种现象，国家地理杂志都曾对其做过报道。如同预测的那样，美国这类死亡大多数则是由枪支造成的。一个近期发布在YouTube上的视频新闻报导显示一名男子在射击场安全员巧妙干预前，使用枪支指着他的一个朋友来自拍。自2014年以来，YouTube和其他社交网站见证了一波又一波危险的“挑战”，包括“挑战大火(让自己身上起火)”及“吃汰渍洗衣球挑战”等等。显然，这些“挑战”是由社交媒体上的模仿和竞争驱动的。社交媒体驱动的其他绝技包括：危险驾驶或骑自行车摩托车、攀爬或触碰电线、在铁轨上摆姿势、用枪、手榴弹及其他武器摆姿势、和在有巨浪的沙滩或岩石上拍照。有些因自拍而死的人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粉丝，如爬楼摄影者吴永宁和俄罗斯少年Andrey Retrovsky。他们都死于高空摄影中，但在社交平台上却粉丝颇多。YouTube红人Ryker Gamble、Alexey Lyakh及Megan Scraper也加入了YouTube旅游栏目，并开通了名为“生活嗨起来（High On Life）”的Instagram账号。YouTube的旅游栏目以异国安全休闲活动及冒险绝技如从屋顶跳入游泳池、划皮艇至下水道、与鳄鱼摔跤等为特色。在英国哥伦比亚，一位叫Scraper的女生从瀑布跳下跌至一危险的游泳池中，Gamble和Lyakh尝试救她，但不幸的是三人都死了。加拿大说唱歌手Jon James在其MV中也表演了一些冒险绝技。他的本意是为将社交媒体冒险的亚文化与表演相融合，但他本人却于10月份在飞机机翼上拍摄视频时摔死了。虽然社交媒体明星有时会死于这种冒险活动，但更大的问题是观众很可能会通过网络看到这些行为并进行模仿。极端天气爱好者及《愤怒的星球》节目主持人George Kourounis对冒着生命危险自拍深有体会。他的Twitter头像就是他在极其危险的火山前的自拍照。该自拍是在瓦努阿图安布里姆岛的马卢姆火山口拍摄的。该火山口温度极高，若不是穿有防护服，Kourounis可能几秒都活不下去。在此高温下他的摄像机有一部分都被融化了。粉丝们也试图效仿他去火山口自拍。尽管Kourounis阻止不了人们模仿他，但他希望大家可以像他一样严肃对待安全问题。显然，危及生命的绝技是鲁莽的，但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危险的工作一年前，一位名为Jay Swingler的英国YouTube用户表演了一项危险绝技。他在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与呼吸管，然后用膨胀的石膏将头粘在了微波炉里。因为石膏粘住了他的头与微波炉，导致他无法将头从微波炉中抽出，最后用了一组医护人员才帮助他把头从微波炉中抽出来。这很蠢，是不是？但Swingler却在视频发布三天后获得了7万的新粉丝。截至至今，该视频浏览量已超570万，Swingler的TGFbro栏目关注粉丝更有450万余人。现在他的栏目的部分收入来自商品买卖，如销售印有“幼稚”字样的帽子与帽衫。其他人则是利用冒险活动的社会影响来赚钱。一家名为Breach Apparel的服装公司声称该司的产品是为搬家工人、冒险家和探险家们设计的功能性服装。该公司的模特也常出现于各种爬楼及酷跑运动场景中。塔夫茨大学英语系讲师Ricky D. Crano表示：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危险图片是市场力量推动高风险自拍宣传的鲜明代表，更是数字时代个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创业者）的典型。冒险成了个人品牌的一部分。必须与他人竞争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发布的照片或视频。心理学家Alloway则表示发布置自身于危险中的照片的驱动原因很可能与其他社交行为（如发布照片上瘾及持续自拍等）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自恋与身份认同感。举个例子，自恋者觉得他们并不受自然法则的影响。发布危险图片会引起多巴胺分泌量增一倍，更会获得很多点赞、点击量，并吸引更多粉丝。《了解宇宙的猿类》一书作者Steve Stewart-Williams赞同该行为的动机很普通，就是因为人们喜欢炫耀，追随他人，以及人们渴望肾上腺素激增的原因。Stewart-Williams表示刻意冒险行为很可能来源于人类进化的过去。平均来说，男性尤其在成年初期，要比女性更爱炫耀更爱冒险。这种现象在雄性后代比雌性后代多得多的物种中十分常见。在史前人类社会中，后代较多的男性也都愿意冒很大风险去追求地位与名望，今日的危险图片追捧者们就好比这些男性。反对措施已开始实施有些地方的警方为公共安全已开始打击危险摄影。Ryaboi表示香港已开始实施严格措施。2015年，Ryaboi本人在多伦多的一场爬楼摄影中被捕。警方试图以他为典型告诫公众，但结果却让爬楼摄影在加拿大变得更受欢迎。最终警方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控告。印度果阿邦及其他地方正在建立“禁止自拍区”，但其有效性值得质疑。俄罗斯内务部甚至制作了传单、视频与网站来警告公众冒险为发社交状态而摄影摄像是危险的。传单及网站上写着一张酷酷的自拍很可能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还列举了很多尝试捕捉刺激的自拍时可能会死亡的简笔画。现在一些寻求刺激的社交图片或视频已被禁止发布，发布的用户也会被罚款。一位从15岁就开始玩火车漫游的俄罗斯Instagram及YouTube用户则通过使用化名，并戴面具来隐藏劝其身份。社交网络是罪魁祸首吗？Stewart-Williams表示社交媒体激大了普通的社会竞争，这会把人们推向极端。因为人们不仅仅是与周边的人竞争，更可能是在与全世界的人在竞争。更糟的是，走红的视频都很极端，所以人们更是在与地球上最极端冒险的人竞争。Crano则表示在社交平台上获胜的诱因并非偶然，而是经过设计的产物。这些诱因才刚浮现，但对企业的创收至关重要。他还提到，以企业责任为由虽然很充分，但用反对优先考虑股东责任的要求来驳斥这种说法很容易。谷歌里一位负责YouTube政策的发言人也表示YouTube主张反对在网站上发布有害内容。谷歌将从冒险者是否专业、是否经过训练并采取预防措施、行为是否轻易就能被未成年人模仿、视频在本质上是否具有教育性、纪实性、科学性或艺术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例如，YouTube很可能会删除用上膛的枪指着别人来自拍的照片或视频。但它会允许报道上述例子的新闻报导发布。谷歌将与心理学家、儿科医师、急诊室医师和其他人等商议该政策。同样，Twitter禁止自残及其他鼓励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如Twitter会将违反了其规则的“吃汰渍洗衣球挑战”等危险挑战相关的推文删除。在多次违规之后，Twitter账号就会被禁停。Twitter的发言人表示公司政策会随着用户行为及趋势的变化不断进行修订。Facebook并没有接受采访要求。美国一所大学和印度的两所大学共同研究了一项名为“从拍照到死亡：了解社交媒体上的危险自拍”的项目。参与该项目的研究员Hemank Lamba表示：最好的解决方式增加公众对该风险的认识。技术也可提供帮助。项目组正在研究一项科技干预措施。该科技将通过摄像头来识别用户是否处于危险中，比如在高空中或接近驶来的车辆时自拍。该科技还会利用深度学习来识别危及生命的图片。很容易想象，有一天社交网站如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很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技术来标记那些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但此刻为在社交媒体上出名的冒险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死亡人数似乎也在上升。随着公众逐渐开始意识到社交媒体上存在的上瘾、浪费时间和抑郁风险等潜在危害，希望公众也能慢慢认识到冒险行为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伤害。...

影视行业入冬，连带着内容平台们，一夜之间集体面临大考。自2018年下半年起，影视行业集体进入薪酬调整和税收整顿期。监管重压之下，逐利的资本闻风而逃；年末的“补缴三年”无异于雪上加霜，行业哀嚎一片。在这样一个极度分散的行业内，大量盈利能力低下的公司直接关门大吉。这直接影响了视频产业的上游生产能力。与此同时，长期挣扎尚未盈利的视频平台“优爱腾”们，因在内容生态投入过重，均面临大额亏损。资本退潮和二级市场波动，导致内容平台们手头的资金越来越紧缺，大幅压低内容采购成本是当务之急，压低版权采购价格成为他们首选的方式，虽然这无异于给制作公司再补了几刀。但在中国市场，优质内容的消费需求并未减少。如果将“寒冬”看作是一次产业周期性的调整，优爱腾们要“如何过冬？行业洗牌，抱团过冬表面上看，影视产业是受到了监管重压引发的阵痛，但在行业投资人士普遍认为，这正是过往几年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的泡沫期的终结。行业大洗牌，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影视产业是被“催熟”的，过涨投资的问题一直存在。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前不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业困境，“过去五年大量外部资本涌入中国影视产业，加上视频网站对内容有大量的需求，背靠BAT的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因此催生了一大批不该进入这个行业的玩家，导致中国影视行业的格局发生了非常畸形的变化。”仅2016年，就有4000多家影视公司诞生，全行业公司数量超过1.2万家。“即使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来说，这也是一个近乎荒诞的行业版图。”王冉说。极速扩张之下，热钱流入影视产业的繁荣之下，生产好作品的能力、盈利能力却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还引发了产能过剩、天价片酬、偷税漏税等一系列混乱的局面。以收入最为透明的电影票房为例，根据猫眼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显示，2018年，20亿以上的6部电影贡献了整个市场的30%的票房，1000万以下的电影331部，仅贡献0.9%的票房，票房收入加速两极化趋势，头部效应的趋势持续增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中小腰部内容以及它们背后的影视公司的生存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碾压。电影上映数量上涨的趋势下，头部电影斩获更大份额的票房趋势加强，意味着中小腰部内容的生存和盈利空间进一步被碾压在剧集部分，无数底部积压剧无人购买，无法播出，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无效库存。在2017年，电视剧发行许可部数仅313部，但是当年电视剧的立项总量达到了465部以上。在网络平台，头部爆款网络剧占据了大部分流量与关注度，排名前十的播放量占全年网络剧总播放量的42%。这是影视产业高风险高回报的根本特性的表现，也意味着，大量的中小腰部作品越来越面临着血本无归的境地，更不用说还有很多作品连触达观众的机会都没有。过度分散的市场，导致影视内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绝大多数公司在赔本和微利之间徘徊。上游市场，缺乏好的内容根基，长视频平台们也所拖累，因为亏损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在内容生态投资过大”。最新数据是，2018年第三季度，归属于爱奇艺的净亏损为31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11亿元人民币；优酷所属的阿里巴巴“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亏损48.0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多了近15亿元；腾讯视频虽然暂未公开具体的财务数据，但依旧面临盈利的压力。去年11月，爱奇艺创始人兼CEO龚宇在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演讲中公开表示，行业已经进入冬天，建议从业者抱团取暖，友善对待合作伙伴。“我们这个行业就没有夏天，但有过春天。前几年内容产业它疯了，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投资，也拿走了大部分利润，但是市场规律是波动的。”龚宇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解释。“不能短视。一方在短时间内得到爆发性的回报，一定会损害其他方面。我们要保持中长期的平衡性。”从监管方、从业者，事实上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非常不合理的状态。去年8月，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正午阳光、华策影视等数家视频网站和影视公司联手发布了《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提出了限制演员片酬的最高额度。企业间这一次的联合倡议，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2018年10月11日，在片场小憩的群演。流量艺人拿走了作品的绝大部分收益，整顿之下的“寒流”中的横店没有戏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龚宇告诉钛媒体，“据我所知，从8月到现在，只要是新开的戏，没有公开违反这项规定。行业的大方向一旦得到控制，即便有违规的个例，也成不了气候。”而同时一场面向整个影视行业的税收整治工作已经拉开序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的通知，要求到2019年7月底之前，按照自查自纠、督促纠正、重点检查、总结完善等步骤，逐步推进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分账模式的春天？除了在上游内容制作侧调整行业利益，内容分发平台与制作公司的在收益的分配上，也到了新的博弈阶段。当前付费视频用户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和支撑中国娱乐产业高速增长的引擎。艾瑞咨询发布的一组数据中提到，2012至2018年期间，中国在线视频行业广告收入增长基本持平，而内容付费占比逐年上升。爱奇艺的Q3财报显示，最新一季会员收入已经超越了广告收入，这国内视频平台中尚属首次。龚宇向钛媒体表示，会员收入的增长势头，是受到了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付费会员就是典型的“口红效应”。“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两人出去看次电影还得花一百多块钱。每月花十几块钱买个会员，在家多看看剧这件事还行，此消彼长才能持续的维持增长。”龚宇说。龚宇在 2018 年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演讲但这也暴露出了视频平台在广告收入上的隐忧。“现在品牌广告非常难”，龚宇告诉钛媒体，“品牌广告受经济周期波动非常大，只要宏观经济一不跑，品牌广告暴降。”收入结构的转变，带来的是商业模式的调整。基于会员付费而来的“分账模式”，今在行业内的讨论热度不断升高。优爱腾们，都在参照电影院线分账经营方式进行探索。在以往，影视作品由独立的制作公司投入完成，视频网站以版权采买为主，在数量上仍占绝大部分。与电视台对于剧集的采购价格较稳定不同，视频平台会对电视剧先进行评级，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采购价格，区间相差较大。他们更愿意把大量资金和流量投入给有爆款潜质的作品，对于一些中小和腰部内容则兴趣寥寥。但是在内容产业，高额投入并不等同于着高回报。爆款作品不可预测，“破圈”更是可遇不可求，2018年度爆款《延禧攻略》反而在一开始并不被看好。视频平台正受高价采购爆款的策略而持续拖累，爱奇艺的财报也显示出，亏损幅度进一步扩大是因在内容生态投入所致。寒冬之下，分账模式成为了影视公司与视频平台风险与利益共担的首选模式。分账模式一般采用“有效付费播放量”为分账的标准。付费用户超过试看时长的一次或多次付费观看次数，是制作方和平台分账的首要原则。一方面，它让持续亏损的视频平台不需要一次性为版权采购付出不可预期的收益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缺少议价权的中小成本制作方，长期积压的作品有了直接触达观众的可能，同时这相当于直接向C端的内容消费者收费，也可以使他们更加聚焦在打造优质的内容上。不约而同的，2018年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都先后升级了分账模式的计划，并且使之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优酷在2018年底推出了“内容开放平台”服务于分账模式。针对网络剧、网络电影、综艺和动漫少儿内容，提出了不同的分账计算公式，总体原则是“以会员的观看时长”为核心。腾讯视频，则对于网络电影的分账计划突破了原有的规则，推出了“标准付费播放量”作为平台存量会员观看影片的收益衡量标准，并标明每部影片都有会员拉新激励收益。爱奇艺最早在业内提出和公开分账计划，主要分为会员付费分账和广告分账，以会员的有效播放次数和贴片广告收入协定的比例分给影视公司。其中，有效次数指的是单集播放超过6分钟。去年11月，爱奇艺公布了付费网剧分账的最新成果，2018年期间，参与上线分账的网剧为116部，其中A级优质网剧数量同比增长超50%。刚刚结束跟播期的《等到烟暖雨收》的分账金额突破3000万，是今年播期内分账金额最高的网络剧。爱奇艺近三年网剧分账数量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今年分账的作品都比往年有了提高。据爱奇艺公布的数据，其出品的网络电影《灵魂摆渡·黄泉》，票房分账超过了4550万。龚宇告诉钛媒体，这部网络电影的投资大约为800万元，最后回报数目“在院线里也算是一个奇葩了”。《灵魂摆渡·黄泉》是网络大电影行业内分账模式2018年最经典的成功案例分账模式下的成功案例，一定程度上是某种激励：一方面推动用户对优质内容买单，另一方面，也为制作方找到了多元的商业变现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话语权的影视公司而言，分账模式并非他们的首选。从营收层面考虑，分账自然没有版权采买具备吸引力，尤其是大投入大制作（类似《延禧攻略》3个亿的投入），如果早期通过定价卖版权，至少在收益上的有可控的保障，如若剧集不受市场欢迎，以分账计算显然会血本无归。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大部分资金永远是流入头部内容以及越来越倾向于自制内容。在未来，部分资金则会聚焦在腰部内容和长尾内容，它们在数量上最多，构成了整个产业金字塔的主要部分。这部分内容最可行的是分账模式，因而，至少在量的规模上，分账模式将来一定会占据长视频的主导地位，也让各方在寒冬之下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新三板的寒冷弥漫在市场各个角落，这其中扎根新三板市场的各类中介和掮客自然也难独善其身。近两年新三板市场随着分层制度的推出悄然兴起了一门生意，这便是帮助想要冲击或者维持创新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补充股东人数，尤其是在2017年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修改规则之后，股东人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类生意也热闹非凡。如今又到年报披露，分层筛选的前夕，然而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却不似往常那般火热，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在这背后也正是创新层的吸引力在逐步消褪。中介生意清淡2017年12月22日，全国股转系统发布重磅存量改革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分层制度迎来较大幅度的修订，原有三套分层标准均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全国股转系统对“合格股东人数50人”这一考量挂牌公司股权分散度指标调整。在这一次修订中，监管层继续提高了这项指标重要性的权重，由此前标准三和挂牌企业维持创新层的一项共同标准变成了创新层准入以及维持的共同标准。以新三板企业股权分散度的实际情况而言，“合格股东人数50人”将会是企业冲击或者维持创新层的实质性门槛。“分层之后就有了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但17年底规则变化之后，这种需求更大了。合格投资者人数成为了各家创新层公司的刚需，无论采用哪一项指标维持创新层都迈不过这项考核。”9日北京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因此也出现了2018年初，众多企业寻找股东，中介和掮客组织投资者买股票的情形。“去年我这边主导以及参与其他人组织的补充股东人数涉及企业的数量超过了20家。”一位上海地区的新三板个人投资者8日向记者透露。但2019年伊始，补充股东人数的生意明显转冷。“去年这会儿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咨询我是否有渠道补充企业人数，但今年到现在都没有一家企业有联系。”日前一位北京地区的新三板中介人士日前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前述上海地区投资者以及其他多位新三板中介都表示，今年要么没有企业主动联系或是相比以往数量有大幅下滑。“市场非常不好，企业的需求有明显的下滑，不过还得再等等看，春节后可能还会有一批企业会突击补充股东，但总量来说今年不及往年了。”另有一位北京地区参与过补充股东人数的投资者8日告诉记者。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在近几年补充股东人数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和中介也存在着一定的纠纷，如付款、股票回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补充股东人数这一生意。事实上，不仅是补充股东人数的中介生意难做，老股转让、FA业务、培训业务等诸多围绕新三板市场的中介服务都在2018年伊始至今越发低迷，很多中介机构和人员早已转型。创新层吸引力减弱见微知著，补充股东人数生意转冷的背后正是新三板企业冲击和保持创新层动力的缺失。“不知道未来精选层和创新层是否会有挂钩，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进入创新层几年以来并没有享受到之前预期的政策红利，相反在披露定期报告，会计准则以及日常监管都比基础层企业更加严格，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是否要维持在创新层也没有特殊的想法，如果合格就继续留在创新层，但如果不符合也不会刻意去冲击。”北京地区一家创新层企业的董秘1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透露。正如该位董秘所言，新三板创新层自推出以来，市场期待的重磅红利始终未能落地，这一过程中叠加市场持续低迷，企业对于创新层的热情渐渐消褪。与此同时，优质企业的持续流失也是目前创新层吸引力下降的重要体现。从分层的标准来看，创新层聚集了新三板上绝大部分优质的头部企业，但随着IPO常态化，港股热潮等外部市场的吸引力日渐提升，加上A股上市公司并购凶猛，创新层头部优质企业流失严重。“预计今年创新层企业数量会减少，一方面冲击创新层的企业数量就已经变少了，另外随着摘牌等因素，存量创新层企业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变化。但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创新层乃至整个新三板吸引力的下降。”北京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研究人士9日对记者表示。不能否认的是在运行数年时间后，制度红利推出迟缓，头部企业持续流失，市场对于创新层最初的希冀已经难以实现，分层最核心的功能未能有充分体现。因此，市场也担心未来可能推出的精选层或陷入创新层的发展路径之中，即设立之初企业和市场充满想象，但随后配套制度跟进缓慢，市场预期管理混乱，最终未能达到激活市场的效果。“市场对于创新层更多是麻木了，从监管层的口径来看，其实也不专门去讲针对创新层的制度红利了，而是将重点放在精选层上。如果精选层能够尽快推出同时配套制度，那么创新层再激活也不是不可能。但一切都要看政策配套，光有分层没有配套，精选层无异于再设立一个创新层。”前述北京地区中型券商人士认为。...

近日，运营将近5年，待收金额超40亿元的P2P平台宜贷网宣布清盘。宜贷网宣布清盘的原因包括大环境恶化、遭遇供链贷逾期、银行存管解除和受到法律诉讼波及等原因。在连续数月亏损的情况下，宜贷网宣布“决定良性退出”。无独有偶，2018年春晓资本投资的5家P2P平台先后爆雷，资金链出现问题。2018年12月底，由于质权人联储证券申请前财产保全，春晓资本及其创始人韩越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冻结1.63亿元资产。2018年12月，以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三家险资企业卷入P2P爆雷事件中。经历了7月200多家p2p平台爆雷事件后，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新的爆雷潮又引发了众多关注。根据零壹财经的统计，截止2018年12月31日检测到的P2P网贷平台6063家中，正常运营的平台数仅为1185家，异常平台（不含转型、争议和良性退出的平台）数量为4672家。节前或有仍有爆雷P2P平台频频在2018年爆雷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去杠杆及监管政策收紧影响，流动性趋紧。由于年关来临，金融行为频繁，资金链和流动性再度受到影响，同样的问题可能在春节前再现。“预计（P2P平台）春节前还会出现一小波爆雷潮。”P2P平台花生米富创始人和CEO崔毅龙告诉36氪。事实上，2018年春节之前即出现过一次P2P爆雷潮。网贷之家发布的《P2P网贷行业2018年年报》称，2018年1月爆雷平台达到了249家。由于监管趋严和行业竞争关系，一些平台也会选择主动退出。第一网贷数据显示，2018年12月网贷平台良性退出率达到62.21%，高于2018年全年的35.88%。还有一批银行退出网贷存管业务。融360大数据研究院认为，银行选择退出存管业务的原因包括系统不合要求，无法通过监管部门的白名单测评，以及随着网贷平台的出清，银行能对接的平台也相应减少，只能选择退出。现存半数平台可能被淘汰P2P平台可能在2019年年中还会出现一轮变动。这跟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展开的合规检查和推动实施备案制度有关。2018年8月17日，全国网贷整治办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简称全国108条），随后中国互金协会启动P2P网络借贷会员机构自律检查工作，要求会员机构接入协会互联网金融监测平台的相关系统。网贷平台合规检查就此展开，包括机构自查、自律检查和行政核查。只有通过合规检查的网贷平台才能进入到备案下一个阶段。无法备案的网贷平台将会被清退。按照监管要求，所有核查工作应该在2018年12月底结束。但由于各地行政核查进度不一致，整个合规检查不断延后。“北京的行政核查可能到（今年）六月底结束。”崔毅龙说。最终，网贷平台通过备案方式，实现总量上的控制，可能“全国范围内保留300-500家”，崔毅龙认为。这意味现有的正常运营的平台还会缩水至少一半。事实可能更不乐观。融360网贷评级组曾预测全行业能获得备案的平台为200余家。零售消费信贷是方向逐渐加强的监管正在带来网贷平台业务上的收缩。2016年8月颁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同一企业法人在同一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在不同网贷平台的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在个人借款业务上，《暂行办法》也规定了同一自然人在同一网贷平台上借款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在不同网贷平台上借款总额不超过100万元。金额上的限制使网贷平台逐渐从资金借贷量较大的企业贷和房抵贷等业务上后退。崔毅龙认为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的风控和运营能力上“比大银行更贴近市场和用户的需求”，这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和基于流量的业务。零售信贷消费可能是网贷平台下一步重点发展的方向。北京的一家网贷平台媒体负责人对36氪称，未来网贷平台的业务更加集中于小额的、to C的消费金融。这一业务涉及的单笔借贷通常不超过一万元。网贷之家调查显示，基于2000-8000元之间的借款占消费金融借款的80%。它的风险远远小于企业贷，符合相关政策的“P2P平台也要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的合规条件。就放款速度和客服等客户体验上来说，消费金融也要强于大型金融机构。虽然从毛利率较高的企业贷和房抵贷上收缩，但网贷平台在消费金融信贷仍有较大的市场。艾瑞咨询曾预计，2018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余额达到9773亿元。崔毅龙认为这一市场将会有1亿-2亿左右的用户规模。这还不包括在消金机构和大银行自身开展的消费金融信贷业务。...